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十篇

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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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必须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不断增进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这一共有身份的认同，多谋长远之策、多行固本之举，把强化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作为一项根本性、战略性任务抓紧抓好。湖北少数民族常住人口有247万，占全省总人口的4.5%，是民族工作任务较重的省份之一。湖北统战系统强化使命担当，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推动中央关于民族工作各项决策部署全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

在坚持党的领导中增进政治认同。强调：“民族工作能不能做好，最根本的一条是党的领导是不是坚强有力。”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大团结的根本保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要的就是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做好民族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到加强民族团结的各方面，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中流砥柱，确保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向前推进。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着力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切实增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增进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强大精神力量。指出：“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维系着华夏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作为重要内容。不断挖掘和大力弘扬各民族爱国主义传统和精神，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引导各族人民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持续深化正确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教育，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干部教育、青少年教育、社会教育，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人们的心灵深处。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自觉以民族大义为念、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重，把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自觉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祖国发展繁荣。

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篇2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四个认同”;内在联系

一、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在传承中普及的现状考察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日渐加快，世界各国都在这一潮流中纷纷发展自身国力，中国自然而然也在这一进程中受益并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性所彰显的巨大魅力被更多人所熟知，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也渴望成为这一浪潮中的滴滴水珠，渐渐在现代化进程中崭露锋芒。在很多车水马龙、八街九陌的大都市里，少数民族已成为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线。可以说，现代化已为民族之间流动、加强各民族之间交融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少数民族从城镇、乡村融入大都市，接受现代化洗礼，其必然要为城市的经济、文化、社会注入新的气象。从民族自身的特点出发，文化展现出来的差异性、多样性自然无可厚非的成为社会新气象中最显耀的部分。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少数民族特定环境载体中的产物，其在固有的环境中早已司空见惯，当步入崭新的环境里，面对这个环境载体中的新社会群体，必然呈现出一副新奇的面貌。民族文化以这种新奇的面貌呈现给社会，从最初的吸引走向文化普及。以兰州牛肉拉面为例，兰州牛肉拉面最早是由回族人马保子始创的，当时马保子家境贫寒，为生活所迫，他在家里制成了热锅牛肉面，肩挑着在城里沿街叫卖，后来因其口感鲜美、营养丰富，迅速在兰州城及其周边地区发展起来，最终走向全国市场。如果说兰州牛肉拉面早期流传在西北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穆斯林民族仅仅是同根文化造就的小区域传承，那么发展至今已风靡全中国各大民族就不可谓不是建立在文化兼容并包基础上民族饮食文化向大众饮食文化普及的结果。再以藏族锅庄舞为例，近年来随着大都市圈效应的影响，在西宁市、成都市等省会城市可以看到，藏族锅庄舞正被各族市民所喜爱并发展成为大众广场舞的一部分。笔者针对藏族锅庄舞进行了问卷调研，在参与锅庄舞的除藏族外其他民族人中（汉族居多），高达90%认为优秀的民族文化对于繁荣大都市圈社区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而在对30名45-65岁之间的人群访谈之后，近70%认为藏族舞的风格特征与广场舞结合将有向社区大众文化普及的趋势。另外，65%藏族受访者认为，不介意将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共享，80%认为藏族锅庄舞对都市其他民族中老年的吸引力正逐渐增大，将有利于民族交融、促进民族之间和谐。

二、民族文化向大众文化演进的意义

我国著名民族学家王希恩将现代族体形态文化分为两种：一种是民族文化，一种是普同文化。他认为，现代社会打破民族之间的相互隔绝，交往将使得单一民族文化走向更广大人群。这种因交往而产生的被其他民族所接纳，进而达到文化共享的民族文化即为普同文化。因此，这里所说的民族文化向大众文化过渡并非是任何民族文化发展都必须经历的过程，而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些民族文化在潜移默化中被其他广大民族人群所接纳，进而上升为大众文化。这种文化过渡或者文化转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该民族对其民族文化保持文化共享;第二，其他民族能够接纳并融入其中。从前面所列举的两个事例来看，现代化将使民族交流和融合空前加强，进而给民族文化向大众文化发展奠定良好态势。

1、将有利于中华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

无论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少数民族文化，还是广义的中华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越来越发展，在推崇文化多样性的今天，其本身显现的价值与功能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从文化的属性来看，文化本身作为连接社会关系的纽带，对于凝聚民族人口起着积极的作用。而随着民族交流的加强，促进各民族融合的口号不再遥不可及。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下，在科学惠民的民族政策中，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的光辉背景上，更多少数民族渐而走向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与广大民族人群一样，他们参与社会分工，参与城市秩序构建。正是在不断地互动中，民族文化的发展有向大众文化发展的趋势。由于他们认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提倡民族大团结、大繁荣，通过将民族文化展现给各民族，可以在文化交流中促进民族和谐，增强整个中华民族凝聚力。

2、将有利于民族文化自我创新和发展

由于现代社会打破了民族之间的相互隔绝，因此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必然不是孤立的。从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看，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的继续存在必须以适应社会发展趋势为根本前提，放眼当前乃至长远，这个根本前提便是现代化带来的民族之间交流和融合的不断加强。民族文化在交流与融合中走向大众文化，这不是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的中断，或者说保持民族特性的象征符号的消失，相反，通过各民族交流，吸收各民族的精髓和优点，对已成为大众文化的民族文化进行创新和发展，能够进而产生新的乃至变异的民族文化。这也是人类学中交叉文化的适应现象。由于人类基本需求的共同文化在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必将显得愈发有限，因此文化的发展必然经历民族文化-大众文化-新的民族文化-新的大众文化这样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

三、民族文化向大众文化的演进与增强“四个认同”之间的内在联系

“四个认同”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根据社会发展形势提出的一项旨在加强对少数民族进行爱国教育的政治任务。它的主要内涵是强调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四个认同”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现阶段的升华和发展，它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和谐，增强民族凝聚力起着巨大的作用。这和民族文化向大众文化演进所发挥的功能有一致之处。

如果从“维护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为出发点把“四个认同”作为一项指导方针，那么民族文化向大众文化演进就是具体的实践过程。从根本性讲，一项实践的开始必然要以某项规定、方针为基准，这也进而为我们探讨如何在“四个认同”下发展大众文化，如何挖掘两者内在联系提供了理论支撑。

首先，加强对祖国的认同是民族文化向大众文化演进的根本政治保证。

加强少数民族对祖国的认同，就是要让少数民族认识到，我们不论是哪一个民族的成员，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各民族在法律上的地位是平等的，都享有宪法中规定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各少数民族有责任有义务通过民族文化交流繁荣我国的大众文化。

其次，加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更有利于民族之间打破隔阂，畅通往来。

经济往来高度紧密、社会发展更加融合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容质疑的必然趋势，保持健康、和谐、密切的民族关系也符合各民族之间的根本利益。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今天，要让更多的少数民族认识到，三十多年的改革成果属于全体中华民族，改革过程离不开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体中华民族的辛劳与付出。只有加强对少数民族“中华民族一体”的认同，才能拓宽各民族之间交往渠道，扩大各民族之间的合作，进而为民族文化向大众文化演进扫清心理障碍。

再次，加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更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

强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就是要让更多少数民族认识到，中华文化创造的文明离不开少数民族的智慧，少数民族文化为中华文化多样性添加了浓重色彩。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要提倡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资源共享，加强优秀文化的传播，同时吸收其他中华文化的精髓，为文化走向大众，或者走向中华大文化提供便利。

最后，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为民族文化向大众文化演进提供机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不照搬别国发展经验，所选择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六十五年的发展历程已经向世人展示，这条道路是成功的，我们所取得的一切辉煌，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各方面的繁荣都是这条道路的结晶。因此，加强对少数民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就是要让其认识到，没有这条道路，难以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场域空间，没有这条道路，难以为文化交流提供便利环境，没有这条道路，难以为文化接轨现代化提供良好契机。只有让更多少数民族同胞认识到民族文化交流与发展得益于这条道路的成功，民族文化通向大众文化的道路才会更加顺畅。

民族文化在传承和传播中走向大众文化，其实质是现代化发展中民族融合产生的结果。从长远来看，促进各民族融合，就是要加强对少数民族“四个认同”的教育，以中华文化繁荣为发展导向，以中华民族团结为根本目标，最终走向“文化一体”、“民族一体”的大中华格局。

基金项目：本项目得到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资助（项目编号：CX2014SP260）

参考文献：

[1]王希恩.论国家社会的族体形态过程.[J].世界民族.1998（01）

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篇3

【关键词】民族交流，民族交往，民族交融

一、新形势下推动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新态势

1.1新形势下各民族交流的新态势

民族交往的内容涉及到民族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各领域、各方面的交流，涉及物质资料的生产、精神产品的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即民族生命群体的延续），或者说涉及到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民族交往交流是民族发展重要的一环，也是民族发展的一种动因和形式。民族只有在纵向质的演进和横向量的扩展过程中，实现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民族发展无论属于常态的，还是属于异态的、跳跃式的发展，都是在实现民族交往交流活动中实现的。具体来说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交流。民族交流是民族交往的实在内容，是民族关系涉及的领域和内容。

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特殊的民族发展特点，决定了民族地区政治体制、运行机制以及法律制度的构建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显得异常的艰难和曲折。重人情轻制度、重宗法轻法律、重私约轻公法等情况时有发生。他们往往靠传统的政治、法律手段和道德观念的约束，并同时用来调整本民族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少运用现行法律来处理内部发生的矛盾和问题。诸如此类问题如果不加以引导或合理解决就极易引发民族矛盾。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中、东部地区城市长期工作与生活，通过交往交流，有利于消除民族偏见和刻板印象，增进民族之间的了解。因此，就民族关系而言，来自西部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往城市，对促进民族交融，建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发挥了重要的功能。我国每年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约1000万人，大部分以进城务工经商为主，特别是一些沿海开放、经济发达地区，是少数民族群众大量、快速流入的区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在城市的增多，改变了民族人口比例，使少数民族得以进入全国各个地区的就业市场，进入各地的经济结构，这样他们得以更加广泛地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接触，加强彼此的文化交流，拓展了交往交流领域，强化了民族之间的了解与认知，有利于民族交融与发展进步。

民族交往是社会交往的一部分，民族交往是民族生存和发展中必然发生和经历的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民族交往是指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接触、交流和往来以及族际关系的协调，即指民族联系中的互动和民族关系的整合。马克思所说的交往含义很广，包括个人之间、社会团体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民族交往的形式包括民族群体之间的交往；民族成员个体之间的交往；民族之间直接交往和间接交往，民族群体之间的交往是民族交往的基本形式。

由于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既有全国的普遍性特点，又有特殊的民族性特征，在许多具体权益方面，尤其是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距，民族之间仍会发生一些矛盾和磨擦。当这种矛盾涉及民族因素时，受到部分人的煽动就容易转化为民族问题的诱因，容易使经济问题转化为复杂的民族问题。伤害民族感情，损害民族团结的事件时有发生。

虽然当前国际上，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西化和分化的政治图谋一刻也没有停止和放松。特别是2008年和2009年由国内外敌对势力组织策划的拉萨“3・14”和乌鲁木齐“7・5”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给各族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给各族人民的感情造成极大伤害，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事实反复证明，境内外敌对势力从来不会放弃对中国进行颠覆和分裂的图谋，反分裂反渗透的斗争是长期的。民族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对民族政策、民族团结宣传提出了新的挑战。

1.3新形势下各民族交融的新态势

当前，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好的，民族团结的基础是扎实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日益巩固和加强的基本趋势没有变。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民族工作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各民族之间的跨区域交往交流交融正在以空前的规模和密度进行，民族关系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影响民族团结的因素更加复杂，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易发高发。近年来西藏、新疆、昆明等地接连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更是用残酷的事实警醒我们，我们与“三股势力”的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决不能掉以轻心。

此外，还存在着一定的民族偏见。在我国中、东部地区主要表现为大汉族主义。在少数民族最初进入城市时，许多人在观念中认为少数民族成员素质低，不是城市发展所需要的人才；而且认为少数民族各有特点，来自贫穷落后的民族地区，难以融合到现代城市生活中，来到城市只会增加城市的负担。因此，有的地方在招工、招干、坐车、住宿中存在地域和民族歧视。同时，以偏概全，把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极小部分人存在的违法乱纪，引发的矛盾和冲突，看作是所有民族成员的行为，认为城市民族问题主要是少数民族成员流动人口的问题，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污名化”。

二、新形势下推动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对策研究

新形势下，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处理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坚持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基本政策、基本法律、基本制度以及体制机制。要根据新的实际，最大限度团结依靠各族群众，使每个民族、每个公民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力量，共享祖国繁荣发展成果。

2.1新形势下推动各民族交流的对策研究

加快推进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深化改革、加大向西开放的历史机遇。要落实好中央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优化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的体制机制，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要以推动经济结构战略调整为契机，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积极探索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增强民族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要把基础设施建设摆在优先位置，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发展教育、医疗事业，切实解决就业问题，不断改善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要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突出抓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牧区、边境地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发展。总体来说，就是要发挥好国家支持、发达地区支援与民族地区自力更生三个方面的积极性，增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优化媒介环境，加强舆论引导。各种健康的不健康的、正确的不正确的信息混杂在一起，很容易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进而误导他们的行为选择。应充分发挥国际互联网内容丰富、信息量大、传播迅速，时效性强的优势，利用QQ、微博、社交网站等群众喜闻乐见的网上交互方式。让不同层次、不同样式的载体竞相发挥武装人、鼓舞人的重要作用。还应加强媒介的审查和监管机制，多宣传正面的人物和事件，多报道积极的信息，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正确认识民族矛盾和冲突，在流动人口与汉族交往交流中难免会有冲突，但必须对冲突有正确的认识。冲突是人与人或群体之间为了某种目标或价值观念而互相斗争的方式与过程。冲突往往导致一些不良后果，应尽量避免冲突。但在现实中难以做到，完全消除冲突不仅不可能，而且没有必要。冲突可以反映出民族间存在的问题，有时民族间的冲突还可以加深了解和理解。民族关系中的冲突都有明确的“现实取向”，如果对这些问题能够找到获得同样目标的合法解决的手段，就可以避免发生大规模的民族冲突。民族之间的冲突可以起到“安全阀”的作用，为民族成员提供某些正当的渠道，将平时蓄积的敌对、不满情绪及个人间的怨恨予以宣泄和消除，从而避免更大的激烈对抗。青壮年尤其是青年，是少数民族经商人员的主体，他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比较强，经过三五年经商磨练，城市生活知识、生活能力、文明素养迅速提高，因风俗习惯不同而与当地居民产生的误会、摩擦明显减少。

2.2新形势下推动各民族交往的对策研究

加强民族团结，事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事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也是一项现实的紧迫任务。要从根本上推动民族政策宣传工作，就必须突破传统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建立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切实增强民族政策宣传的效果。

进一步完善政治法律制度，改善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洽生态，为多民族交往的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政治法律条件。，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加强立法，严格公正执法，整治贪污腐败、违法犯罪，整顿社会秩序，强化社会治安，加强环境管理，推进政务公开，保障民族地区公民对社会管理事务的知情权.保障民族地区公民能够自由地行使权利。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逐步形成引导与约束、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长效机制，以树立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和权利意识，促进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不断的民族交往、互助有助于减少偏见和歧视。“如果主导群体成员与少数民族成员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如果他们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彼此合作，相互依赖，如果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着平等的地位，而且他们的接触是由大家接受的法律或习俗所认可的，那么偏见性态度一般会减少。”

2.3新形势下推动各民族交融的对策研究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错杂居、共生互补的多元一体格局。近代以来，在抵御外来侵略和长期革命斗争中，各民族人民的血流在一起，情融在一起，形成了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中华民族成为各民族共同的认同和归属。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民族缔结了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这种新型民族关系，新就新在其社会主义性质，新就新在其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本质特征。在这种新型民族关系中，平等是基石，团结是主线，互助是保障，和谐是本质，四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篇4

党的十八大以来，着眼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发展，创造性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工作重大命题，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多谋长远之策、多行固本之举、多做务实之事。要继续用好发展这把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按照谆谆教诲和殷殷嘱托，坚定不移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族人民群众。要增强各族人民文化认同，扎实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深入开展守望相助理念和“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思想教育，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奋力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文化建设，极大增强了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所有这些都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取得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国情和各民族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共同愿望，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满足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追求，又保障了中国各民族在统一的国家中共同享有政治平等、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各项权利。进入新时代，为确保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上千万的扶贫干部深入农村牧区落实党中央扶贫任务，确保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真正关心各民族发展，把实现各民族平等和谐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

作为一名党员，旗帜鲜明“讲政治”，就要牢牢站稳政治立场，始终加强自身党性锤炼，始终将思想建党摆在首要位置，始终对党和人民、法律法规保持敬畏之心，始终站稳自己的政治立场。要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人民、一切以人民为中心、一切向人民负责。要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发扬勇于负责、敢于担当的精神和作风，以“舍我其谁”的气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一生。

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守卫祖国边疆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是各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共同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面貌、中华民族整体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局面。

增强文化认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篇5

【摘 要】 本文认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中面临着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困境。文章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主动融入和城市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主动吸纳的双向适应视角探讨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从政策和法律方面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 双向适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保障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少数民族人口出于务工、经商、求学、婚姻等方面的原因逐渐向城市渗透，成为流动人口群体。目前我国实践中仍存在着诸如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资源较低、城乡二元制度改革滞后、城市社会融入困难等现实困境，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提供制度保障，是更好地促进民族团结和城市发展的重要路径。

一、双向适应视角对促进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重要意义

有的学者认为，城市适应是指社会人群进入城市后，不断地在工作、生活、社会交往和心理上做出调适，从而顺应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的过程。有的学者则认为，城市适应是少数民族从各方面寻求与城市文明最大程度的整合，以求得较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的过程。这些定义更多地侧重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动适应城市，而忽略了城市也要采取有利的措施去吸纳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解决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一系列问题中，城市往往扮演着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群体更为重要的角色。比如，在解决收入问题、就业问题、居住问题、社保问题等方面，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处在弱势的地位上，更多地应依靠社区、地方政府、国家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过程中协调发挥作用。

从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讲，双向适应是少数民族发展的要求，有利于少数民族更好地实现现代化。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良好的社会融入可以加快少数民族地区与城市文化的互联。因此在研究我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制度保障时，应当同时考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主动融入及城市的主动吸纳两方面因素。

二、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困境及成因

1、困境

第一，经济困境。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最初来到城市可能只有“多钱”这样单纯而直接的想法，没有更多地了解认识城市，也欠缺充分融入的各方面准备。当经济收入无法达到其理想的标准时，来自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压力被放大，成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的障碍。

第二，文化困境。少数民族人口在民族地区长期生活，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他们抱着对城市生活的无限向往而来，面对着不熟悉的城市文化，难免出现不适应、甚至恐慌的心理状态。比如，一些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因工作时间等问题简化宗教仪式，这不得不说是其融入城市生活的障碍。

第三，制度困境。生活在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同样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些需求的满足都有赖于社会制度保障。当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领域单一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社交群体局限问题等没有制度引导和支持时，难免成为其融入城市生活的障碍。

2、成因

上述困境只是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障碍的概说，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不一而足。其成因也是复杂的。总地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程度差异。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这是因为经济落后、居住分散、师资缺乏等，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普遍滞后。此外，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对待教育的观念也相对滞后，认为求学不如种地做工来得实在，这些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人口相较而言，文化程度低，职业竞争力弱，必然影响其经济收入、个人发展等。

第二，文化传统差异。首先是语言问题。少数民族人口多数有着自己的语言习惯，与城市人口沟通上的障碍，容易导致城市生活中的本民族小群体形成，直接影响到文化的融入。其次是问题。少数民族人口的是否能被周围的人所了解并得到尊重，城市是否能接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独特的民族习惯，并且支持少数民族宗教文化（如宗教场所的兴建、饮食供应）及其风俗，这直接影响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的文化接纳程度。

第三，生活环境差异。受历史原因、自然环境等影响，少数民族人口原来生活的地区边远或自然条件差，经济不很发达，与城市生活环境差异较大。一些人靠祖辈传下的手艺或务农为生，很早参加劳动，这与城市人口的生活条件和规律非常不一致，来到城市后，他们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适应城市生活的新需求，甚至交通、气候等方面的因素都可能导致其难以融入城市生活。

三、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制度保障

前文阐述了双向适应视角对促进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重要意义。因此，我们要从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主动融入及城市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主动吸纳两方面考虑相关制度的构建及完善。

1、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主动融入――主观保障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应打破观念壁垒，勇于走出本民族人际交往的小圈子，提升自己的市民化意愿，增强城市归属感。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第一，建立亲情、友情。一些少数民族人口较早来到城市务工或经商，如果能够在城市寻找到生活伴侣，组建家庭，亲情的支持将使其与城市形成较为稳定的融合基础。另外，鼓励少数民族人口扩大人际交往范围，努力尝试构建新的朋友圈。扩大的人际关系网也将为其融入城市提供坚实的支撑。

第二，发展城市事业。充分利用城市提供的物质、文化、政策、法律等条件，提升自己的文化程度，确立自己的事业理想，勇于克服困难，发展城市事业。稳固发展的事业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重要途径。

第三，树立民族文化传播使命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应当树立民族文化传播的使命感，改变自身的观念，积极向城市宣传本民族传统文化，并将城市先进的文化带回少数民族地区，为推动文化交流做出贡献。文化纽带将成为其社会融入的重要工具。

2、城市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主动吸纳――客观保障

城市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客观保障主要体现在制度构建及完善方面。这里的制度主要指政策及法律。

第一，政策保障。首先，应完善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两头对接。目前我国在少数民族人口流出地尚未建立完善而统一的劳务输出网络信息系统，在流入地也没有完善的流动人口管理体制。这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题。建议在流动人口流出地各级政府与流入地政府间进行有效的互助合作。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根据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一系列文件精神和《关于印发的通知》要求，为进一步加强流出流入地协作管理，出台了便民联系卡实施规程。其中加强流出地源头服务管理、提高流入地服务管理效能、强化流出流入地协作配合等一些做法做出了很好的探索和尝试。

其次，应推进城乡二元制度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城市与乡村居民进行了区隔，并以此为基础，构筑了城乡有别的社会管理制度。农民工在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劳动就业、子女教育等国家社会政策提供的福利权利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不一致的待遇。

再次，应充分发挥基本社会单元的作用。比如，建立城市少得褡辶鞫人口社区支持网络。引导各民族自由流动，构建多民族嵌入式混合社区。通过居民日常交流，加深对不同民族、风俗习惯、文化特色等方面的理解，通过举办社区活动、传统文化交流等促进各民族融合新型社区的建成。

第二，法律保障。首先，完善城市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相关立法。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工作相关立法存在着规定笼统、政策性强、具体操作性差等特点，在保护城市散居少数民族合法权益方面缺乏相关法律法规。建议各地方积极出台城市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方面的地方法律、法规和规章，更好地保护城市散居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促进其社会融入。

其次，提升执法理念、严格执法。因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涉及多个领域的社会融入，各地很难建立统一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部门，因此应提升民政、工商、税务、计生、文卫等部门工作人员的民族工作理念，充分认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特点，了解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在严格执法的同时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民族特点，提升执法效果。

再次，加强执法监督。完善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执法情况的监督机制。例如，2008年11月26日在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公布了《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散居少数民族法规实施情况的报告》，对散居少数民族法规实施情况做了总结，发现了相关法规执行不到位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这对于更好地解决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 高翔，鱼腾飞，宋相奎等.结构变迁理论视角下的流动穆斯林城市适应单位障碍性因素分析―――以兰州市回族、东乡族为例[J].西北人口，2011（4）93-99.

[2] 高艳华.在沪新疆少数民族的城市适应问题及其社会支持路径选择――普陀寺若干个案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专业，2008.

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篇6

关键词:交际民族文化；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162-02

跨文化交际研究近三十年的发展突飞猛进，成绩卓越。许多学者多角度地提出了系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有关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涵盖了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跨文化交际与对外汉语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跨文化交际与翻译、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非语言交际、词汇的文化内涵、跨文化交际与修辞、经贸领域的跨文化交际等。[1]不难看出这方面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外语教学界，研究的成果不仅数量颇丰，而且已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和普及。然而当今的世界发展需要具有跨文化能力的人才，要培养这样的新型人才不言而喻首先从文化入手。如何使这样的新型人才具有文化意识和跨文化能力自然也就是跨文化研究的任务和宗旨。

仔细分析跨文化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大都以中西方文化作为比较的对象，却很少涉及一个国家范围内民族、种族及区域文化的差异。众所周知，许多西方国家跨文化交际除了探讨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们的交际活动外,还涉及到了同一国度内部主体民族文化与其它亚文化族群之间的交际问题。

一、跨文化交流的先决条件

所谓“文化”，是指借助于语言文字的运用，以内隐或外显的方式传出的意义，它构成了处于一定历史传统和地理环境下共同生活的群体的“特殊成就”―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特殊经验、智慧，它体现在可观察到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上，其核心要素是价值观念（包括与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2]从宏观上理解，文化是各民族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在长期生产和社会活动中积淀下来的成就与经验，各民族文化共同建构了人类文明。因此，民族文化作为人类智慧的共同产物具有一定的共性。这种普遍性和共同性为各民族国家跨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另外，从微观的角度上审视，由于各文化群体、社会群体在各自不同的境域和时代背景下千差万别，因此各民族、种族所积淀的文化成就也就深深地刻上了民族的烙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也就必然存在了。这种各文化群体的差异和民族性决定了跨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必要性。总的来说，民族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决定了各文化群体的互补性，这正是跨文化交流的根源所在。

文化交流就其内在实质而言，一种文化不论历史多么悠久，多么灿烂，如果只限于在同一宗族内流传，其社会价值也不可能源远流长。跨文化交流能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其本质的原因在于，各民族主流文化之间彼此竞争、排斥，具有一定的排它性。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是相对独立、自我演变、充实和完善的。正如法国作家丹纳所说：“一个民族永远保留着他乡土的痕迹……”。但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各种民族文化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在彼此渗透、交融、互补中，觉察到了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所必须克服的弊病，和相对于其它民族文化的优势和劣势。于是文化与文化之间开始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文化在这种优胜劣汰中，一方面不断地捍卫和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同时又不断地吸纳其它民族文化的精髓。可以说，不同文化的相互竞争构成了跨文化交流的必然性。

二、文化的民族性对跨文化传播的促进作用

保持各民族、种族的优秀文化和历史传统拓宽了多元文化的并存空间。民族文化涉及到一个民族的伦理、社会制度、民俗、宗教、哲学、艺术等精神领域和物质生活领域。所以，一个民族文化的实质就是该文化群体的生产、生活方式的经验积累，是人们在各自的地理环境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智慧结晶。不同的民族、种族由于他们的生存空间受到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制约，其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方式也千差万别，因此其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态势。民族文化的进步与落后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相对的动态过程。可见，民族文化不可能永远闭关自守，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继承和创新为民族文化创造了生命力。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提升传统文化的意识，也就会逐渐失去了活力。但必须警惕的是西方少数国家试图利用霸权文化强调文化的同一性，这种征服和统治“异族”文化的做法违背了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势必遭到其它民族文化抵制。

当今社会由于人类科技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各民族、种族在生产、贸易、信息等环境之内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全球作为一个经济、文化共同体而存在的趋势越来越显著。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日渐削弱，各民族都以空前的开放度和包容度与其它民族展开交流、沟通与融合，不断从独立、封闭、排斥的状态转为相互吸纳文化精髓以谋求共同发展的境界。

文化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的社会意识形态是经济全球化在文化领域的深层反映和体现。交际民族文化的发展无疑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交际民族文化主要是指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种族之间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借鉴、文化渗透以及文化互补，最终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境域及传统模式的束缚而走向世界，实现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的过程。

各种民族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各自的文化渊源。因此，大多数民族几世纪甚至更长时间的文化都是劳动人民从实践当中积累出来的经验，是隐含在一个文化群体内部的思维方式、价值体系、民族精神、、审美情趣等要素的结合。所有这些都是由其多年的经济发展状况，传统习俗，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

同时，民族文化的发展需要注入新的生命活力，需要与其它文化相互交融，而不是文化间的相互排斥。

民族文化应具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

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一书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正是由于文化交流，才形成了今天世界丰富多彩的文化繁荣景象。

众所周知，美国社会具有包容性。美国文化的包容性在于，美国容纳了各国文化之精华。美国文化兼容了德意志文化。到美国生活的德国移民带去了德意志文化，美国的德裔人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中把许多德国文化特征融入到的了美国的文化习俗中。犹如许多像汉堡包、啤酒等具有种族特色的食物一样，热狗也是德裔人在美国的即兴之作。美国文化也包容了亚洲文化，美国华人通过各种方式传承中华文明。美国文化还包容了拉美文化，印第安文化等等。而今由于美国文化的开放性，美国文化又被输出到世界各地。在这种情况下，各民族、种族在保持各自的历史传统和优秀文化的同时，又将本民族文化输出到世界各地，吸纳、融合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髓，进而呈现出当前绚丽多彩的文化面貌。因此民族文化发展需要一种宽松的交际环境，要求多元文化共同发展与繁荣。

三、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意义

今天，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文化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跨文化交际变得越来越频繁，提高跨文化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彼此交流与兼容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重新构建使得接触甚少或是毫无接触的民族之间创建一种新的联系―“智力联系和精神联系”。民族文化的封闭态势将逐渐消退，多元文化的并存，世界文化的共享，民族文化的独特性都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相互影响、相互依存。跨文化交际责无旁贷地需要肩负起了这一历史重任。

（一）跨文化交际可以提升民族意识，抵制霸权文化的冲击

现在，不少国家已经意识到，如果不加分析的接受外来文化，盲目地使文化看似多样化，最终将忽视本民族文化的内在价值，阻碍民族文化传承的进程。身处如此波澜壮阔的全球化进程中，捍卫民族文化成为每个社会成员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方面，人类文明的进程各不相同，必然会导致文化交流的不平等，甚至出现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主义现象。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的落后，思想愚钝不开化，以排斥的态度面对异族文化，也会阻碍民族文化发展的进程。但捍卫民族文化绝不意味着要导向“民族主义化”的自我孤立。借助跨文化交际思想所提出的“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为”方案，使全球化与本土化和谐统一、谋求共同发展。

（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有助于弘扬民族文化。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认知、情感、行为诸方面的能力,交际者在跨文化交际中根据实际情况,去学习和顺应与之不同的文化习惯,并能创造性地处理交际双方之间的文化差异。[4]学习和借鉴异质文化的先进成分，坚决抵制异质文化的腐朽内容，把民族意识融入到全球意识当中，不断地创造出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只有“会同中外，融贯古今”，以宽广的胸襟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才能很好地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丰富和完善自己。

随着人类共同利益的日渐增加，共识领域的日益扩大，民族文化发展的综合性趋势越来越明显。跨文化交流有助于自己民族文化的存在和繁荣，同时也吸收外来文化精髓，以文化交流促进科技、经贸、军事等其它领域的交流，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这正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根本所在。

作者单位：哈尔滨学院外语系

作者简介：邴(1972-)，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学院外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和中西文化对比。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论跨文化交际的实证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5:323.

[2]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王小凤.中西文化与英汉熟语比较研究[M].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4]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8.

[5]高宝虹.外语教学和跨文化交际[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2.

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篇7

【关键词】体育原理体育哲学竞技体育政治功能

1搭建公共外交平台

在当今“全球化”的国际社会中，没有孤立的国家个体。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全球化并不是我们今天生活的附属物，它是我们生活环境的转变，它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1]在全球化语境中，经济纠纷与共赢、文化冲突与交流、政治摩擦与合作，这些导致国与国之间产生必然的联系。同时，外交也成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在现代国家关系中，竞技体育外交遵循国家既定的外交总方针，在对外交往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与传统外交形式（如外交谈判、首脑会晤）相比，竞技体育外交具备政治色彩隐性化的特点，这使它成为一门灵活、机动的外交语言。总理曾富有洞见地把竞技体育誉为“外交的先行官”。

竞技体育作为一种独辟蹊径的外交手段，可以成为攻破外交壁垒、缓解外交摩擦的利器。在竞技体育所创造的特殊外交语境中，国家外交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现在，国际奥委会共拥205个成员国，而联合国成员国的数量仅为192个。这一数量比较足以突显奥林匹克运动影响国际社会的能力。2008年北京奥运会吸引了全球205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加，共有80多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了此次盛会。这是一次竞技体育盛会，也是一次国际外交的大戏。各国政要得以利用奥运契机商讨外交事宜，而运动员之间的交往可以看作是国家交往的微缩版。“奥运外交”表明，竞技体育已成为大家共同分享的仪式符号，它能够以和平手段促进国家间利益实现，通过奥林匹克神圣休战发出和平的呼唤。争取和平稳定、使人民免于罹难战火正是国家外交所追求的目标之一。竞技体育作为国家间交往方式，旨在促成全人类的和平与美好。

2模糊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界限

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对于一国的外交政策具有重大影响，甚至决定了一个国家对外交往的对象和方法。社会制度之间的对抗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藩篱带给国际社会的是不断的龃龉、纷争和对立。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既有国界之分，又有阶级性差异。而竞技体育超然于国界、阶级之外，以和平手段促进国家间互动。“冷战造成了一场全球范围的、史无前例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竞争”[2]。而竞技体育曾是两个超级大国竞争的焦点之一。然而，这并不能泯灭竞技体育在消弭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偏见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竞技体育领域中，不同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龃龉得以缓和，人类的集体信任得以增强。从70年代“小球转动打球”的中美乒乓外交破冰，到朝韩运动员一同组建方队参加悉尼奥运会入场仪式，这些都表明竞技体育能够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全人类共通的形式消弭差异，增进团结。竞技体育是人类社会的公器，它以“全人类意识”的形态出现，可以增进并激励对全人类自由和福利的尊重，增强国际凝聚力，并不生来便具有“意识形态性”。它以其巨大的整合功能使各个民族国家求同存异，促进世界的和谐与共荣，谋取人类共有之福利。

3促成政治文化的沟通与趋同

“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由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于1956年第一次提出，是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形成的一种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是政治关系在人们精神领域内的投射形式。虽然人类各民族的文化存在一定的一致性和共通性。但几乎任何一种政治文化都有具有“是己非人”的倾向，所以在政治文化交流融合的同时，偏见、排外与冲突不可避免。世界政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沟通、交融的动态过程。在历史上，几乎所有民族和国家都在寻求拓展政治文化交流的空间。竞技体育是不同文明进行交流的重要场域，更是各类“非同种”政治文化的粘合剂。在竞技体育中，比赛双方的对抗与较量其实也是一种沟通与合作的形式。如奥运会把世界上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的人们凝聚在一起，同时也为不同政治文明的互动、了解和交融提供了舞台。运动员播撒本民族政治文明之光的同时，也汲取着他国政治文化的营养。在竞技体育的框架下，人类可以构建一种同质文化，各种政治文化体能够通过竞技体育找到一种软性的、平和的外向表达。作为一种跨文化的话语，竞技体育可以在全球化的语境内以宽容之态度海纳百川，尊重多元文化间的差异，减少不同政治文明之间的摩擦和争议，促进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

4推动人类价值观的融合与重铸

当今世界正处于价值多元分立和交杂融合的状态。人类分属于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客观事实导致人们对物质和精神世界价值判断的不同。在人类产生接触的过程中，价值观的分离甚至对立导致了沟通的障碍，因此共建与分享一种可使人类社会大受裨益的普世价值体系已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体育是人类交流的通用“语言”，是人类整体价值观的合成剂。它能将普世价值观内化入多个民族的文化之中，使大家对“人类”的认同超越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同时增强人们对“公平”、“正义”以及“民主”概念的认同。超越国家和民族利益，去寻找一种包含全人类的原则正是现代体育的使命之一。在世界价值多元的背景下，体育提供了一种有利于人类精神统一的价值取向。

5争取政治正义的武器

正义是人类一种近乎本能的价值追求。政治正义是这一本能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原则是平等和自由的问题[3]。政治正义可能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分别为提供平等的机会、保证过程的公正、实现公平的结果[4]。竞技体育向来象征着自由与平等，旨在为人类带来正义与和平。这些宗旨都与种族主义所推崇的病态价值观水火不容，却与政治正义的要领暗暗契合。竞技体育从遭受种族主义践踏的时刻起，也成为突破种族陈规、谋求政治正义的武器。在竞技体育领域中，运动员竖起了一面又一面反抗种族主义的鲜明旗帜，以体育的名义传播了公正、自由、民主以及平等的价值观。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奥运会，乔治・伯格成为踏上奥运会赛场的第一名黑人运动员。这既是有色人种的历史性突破，也是竞技体育反种族主义、争取政治正义辛酸历程的开始。自乔治・伯格之后，众多优秀的黑人运动员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吹响了向种族主义宣战的号角。可以说，种族主义的受压迫者正是通过竞技体育，悲愤地表达了对政治正义的渴求。

参考文献

[1]乌尔里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全球主义的曲解：应对全球化[M].常和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1.

[2]Caute， D. The Dancer Defects： Thestruggle for cultural supremacy during the Cold War[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1.

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篇8

关键词：第二代民族政策；民族融合；民族发展

中图分类号：D0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3-0066-02

近来，国内一些专家和学者相继在一些报刊上公开发表了一些倡导推行淡化族群意识和56个民族的观念，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和国家认同的民族政策即“第二代民族政策”。对于这一提法的合理与否，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论。笔者认为，鉴于当前我国民族问题出现的一些情况，应以“第二代民族政策”引起的学界广泛争议为契机，坚持一些基本准则，展开对“第二代民族政策”的研究和讨论，重新审视我国当前民族理论与政策的不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与民族问题之路。

一、讨论“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已逾六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驱动下，我国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世情、国情、民情也发生了急剧变化，我国面临社会转型的机遇和挑战。同时有关民族政策的法律、法规、规章、具体措施等还不够健全，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所反映的问题：“一是绝大多数的国务院相关部门至今没有制定配套规章、措施和办法；二是五个自治区的自治条例一直没有出台》。”因此在法制制度的领域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来适应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复杂权益格局[1]。其次，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世界范围内民族问题层出不穷令各国政府头疼。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抬头，并呈现出与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合流的趋势[2]，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该问题领域内不断探索，不断调整政策以适应形势。所以我国应该顺应国际形势和应对社会转型的需要，开展积极向上的有关民族发展、民族关系等问题的理论研究，创新民族政策来适应新形势。

二、民族理论与政策讨论及创新应坚持的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根本上废除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剥削压迫政策，确立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赋予了少数民族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社会权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颁布和实施为我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提供了制度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又植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自由、平等的宪法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益；是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法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保证。所以，关于民族理论与政策的讨论研究，首先要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新型民族关系分别提供的法律保证和制度保障，尊重宪法的权威性和拥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国家，因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社会历史、文化特征等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回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主要是建立在对国外民族理论与文化学说的译介、选择、反论和消化的学术实践中，学者们倾向于把那些林林总总的外来理论成为自己学术财富的一部分。”[3]“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中西交融，为我所用”是我们一贯提倡的。但是，中国的民族关系及民族政策与理论应该符合本土化，不能将西方的一些理论生搬硬套。所以，在讨论时，需尊重和理解我国基本国情，对我国的少数民族和复杂民族关系基本现状做深刻的认识；要基于理性分析现状及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反思不足，反复论证，毕竟事关民族问题无小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与民族问题之路。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学术讨论会上，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演讲，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此后学术界也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大局观是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的高度概括，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和“中华”的集中代表。在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过程中，汉族在其中发挥了核心的、主导的作用；汉族是共创中华的主体，其他民族同样也是共创中华的主体。

综上，中国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讨论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核心，尊重宪法权威性及我国历史和国情，承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现行民族政策，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大局观；充分认识“各民族共创中华”过程中，各民族都是共创中华的主体；坚持当代民族关系的主旋律是：各民族自由平等，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休戚与共、互助合作的紧密关系。

三、“第二代民族政策”讨论中的几点反思

民族融合、民族平等、民族发展等有关问题是“第二代民族政策”争论的焦点。对这几个概念的正确认识对于理解我国当前民族理论与政策至关重要。

第一点，“第二代民族政策”提法中，有“与时俱进地推动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促进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不断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和56个民族的观念，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的表述。有部分学者指出“促进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实质是少数民族汉化，违背民族平等的核心原则，违背了宪法、国情。“各民族交融一体”是否指少数民族汉化有待商榷，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民族融合。首先，“民族融合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民族融合是自然过程，不能运用暴力或行政手段强制实行民族融合，“任何急于实行民族融合，促进民族消亡的做法，只能适得其反。”“如果同化是一个民族用暴力摧残另一个民族，那是反动的。其次，民族融合应考虑一些少数民族对融合所持的心态问题及各民族在融合中所处的地位。我们应该提倡在尊重各民族的差异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以自觉、自愿、主动为基础，各民族共享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优势，使民族融合成为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现实需要上讲，……都是一种正面的概念和积极的因素。”

第二点，费孝通先生晚年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一文中指出民族地区存在着人文生态失衡现象，少数民族由于受教育水平、职业技能及文化隔阂等影响，从事传统的生计方式或者低端的工商业及一些处于社会分工下游的底层行业。而当地的汉族大部分从事相对高端的现代工业社会的相关领域的职业。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与少数民族的发展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协调。“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是（少数）民族本身的发展，不能离开（少数）民族的发展来讲民族地区的经济。”在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民族政策的核心原则是各民族平等。真正的民族平等“即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享有无差别的社会平等权利”，但是，“就是因为存在着基于社会历史、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文化特征等原因所造成的民族之间、地区之间显著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使各民族人民在共同享有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项社会公益权利方面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国家出台对民族地区的扶贫和对口支援等相关优惠政策，下大力气，调动各种资源，如财政、金融、物资、人才、技术等来推动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但是，“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者认为“把以对族群成分为优惠照顾帮扶对象的政策调整为对处于贫困弱势处境的公民为优惠照顾帮扶对象的政策，以不断淡化各族群（民族）意识，强化公民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相继施行一些涉及种族、民族、族群、移民等少数群体的优惠政策，“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者的上述建议只会使中国的民族政策变得相对落后。民族优惠政策很重要，现在要求取消有些不合时宜，但是也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的政策调整：“对那些通过发展在整体上已经和汉族没有差距、甚至已超过汉族的少数民族，可以适时地停止优惠政策；对某些地区虽然落后，但当地民族之间在受教育水平、生活水平等方面并没有多少差距，也可以以地区性的优惠政策取代民族性的优惠政策了。”

第三点，关于少数民族的发展，许多学者指出少数民族经济和民生发展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当前少数民族工作的重点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开发旅游、缩小差距和稳定维稳。但是“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始终是‘文化’。少数民族争取这些公平，目的是为了显示人的尊严的文化的公平传承”。所以少数民族的发展应将经济民生发展和“文化”发展并重。在经济发展中摒弃那种GOP+维稳+民生的模式，在国家大力援助和帮扶下，更多地依赖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即尊重各民族自我发展的主体性，让各民族成员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去。此外，“文化”发展不能过分强调经济利益，不注重保护的前提下，将民族文化过度经济化和商业化，使与民族文化有关的一切实体和象征成为旅游资源、开发项目和“商品”，最终丢失其本民族文化传承中的特性。文化发展应更多地关注“文化及与文化相关的民权即政治承认、民德即社会公平和民族文化公平传承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郝时远.评“第二代民族政策”说的理论与实践误区[J].新疆社会科学，2012，（2）.

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篇9

    地方文献是祖国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较全面地反映了某一地区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地方文献的典型特征表现为文种多样,文献内容复杂不同,各民族间文献交流融合特征显著等。

 内蒙古地方文献是指有关内蒙古地区的具有参考价值的各种文献,文种上主要包括蒙文文献和汉文文献两部分。内蒙古地方文献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地域性特征,蒙文文献更是独树一帜。内蒙古地区地处北边,历来民族活动频繁,语言文字复杂,这使得其地方文献发展与内地汉文化长期单一影响下的地方文献相比较,显得更加纷繁复杂,多姿多彩,因而也具有与内地地方文献迥然不同的特点。

 1         内蒙古地方文献更多地体现出民族意义 

从文化交流角度来看,内蒙古地方文献并非只具有单纯的地域概念,而是更多体现出民族意义。可以说,自从内蒙古地区有文字记载以来,该地区民族间的交流也便自始至终地被记述下来。在这种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地方文献,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民族融合的印记,这从内蒙古地方文献的文种上能得到充分表明。内蒙古地方文献的文种从北魏时期起便一直纷纭多样,有汉文文献、蒙文文献、满蒙合璧、藏蒙合璧,甚至还有梵文文献。具有明显多文种并存的文献现象是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地方文献的主要差异,而象内蒙古地方文献这样涵括了中国数个主要文种,则表现出该地区多民族互为影响、融合的激烈程度。单看汉文文献,它集中反映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内蒙古地区的交流史。最早在战国时,汉族人民即在该地垦务戍边,到清朝统一蒙古部落,大批汉人来到塞外,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解放后,汉族与蒙、达斡尔等少数民族平等相处,共同为内蒙古的经济文化繁荣而努力,汉族的活动使汉文文献从古至今都是内蒙古地方文献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汉文文献不仅是历史过程的反映、记录,同时也担负了传播汉族先进文化科学知识的重任。没有汉文文献的介入,蒙文文献不会有今天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再从蒙文文献来看,它不仅仅是为满足内蒙一地蒙古一族的自身需要,它也担负着内蒙古地方文化向外辐射的功能,如保持邻近八省区蒙古族聚居的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又如国际研究蒙古学的需求。蒙古族文学艺术、医药等方面的文明贡献也正是通过蒙文文献的传播得以在整个中华文明中占据一席之地。内蒙古地方文献中的语言工具书,也是出于民族文化交流的需要而产生出诸如蒙汉会话、满蒙会话、蒙文文法等书籍,它们可以说是内蒙古地方民族文化传播交融的见证。对于内蒙古地区来说,它的历史发展总是伴随着多民族交融的过程,因为它的文献也总是超越了地区意义。从这个角度,笔者在理清该地区地方文献发展脉络时,尽力更多地从民族交往、文化融合上把握。事实上,这种划分也正反映了内蒙古地方文献“更多表现出民族交融的文化意义”这个重要特征。

 2         内蒙古地方文献发展更多是中华文明整体带动的结果

从内蒙古地方文献自身来看,由于经济文化长期较为落后,内蒙古地方文献的发展自动力不足,其发展更多的是中华文明整体带动的结果。从脉络上看,内蒙古地方文献史有着较清晰的发端(清以前)、初兴(清末、民国)、发展(建国以来)的阶段性特征。由于文化底蕴不足,其发展并非随蒙古族武力全盛而带来文治大兴,元朝时蒙古族虽拥有四海,内蒙古地方文献也有一定数量的增加,但与同时期的内地相比,只不过是涓涓细流。真正的兴起集中于近代,尤其是建国之后,在经济发展、与内地交流频繁的基础上,党和政府积极发展内蒙古文化事业,出版了大量文献,带来了当地文献事业的繁荣。这充分表明,纳入国家整体文化发展、协作的轨道,内蒙古地方文献得到了巨大的推动力。

 3         内蒙古地方文化的发展起始于地方文献的繁荣 

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篇10

【关 键 词】世界/跨文化教育/理论/流派

【 正 文】

跨文化教育（intercultural education）， 一般是指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的一种教育。　在英语当中，与之相近的词汇还有“cross- cultural　education ”（多种文化的教育）和“trans-　culturaleducation”（异文化的教育）等。 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的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建立在某种特定文化基础之上的，教育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换言之，每一个人都具有一定的民族所属，而每一种教育也都与特定的民族文化密不可分。按照教育的民族属性，它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单一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两大类。前者是指受教育者所受教育基本上仅局限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具有单一的民族属性，如早期的美洲印第安民族教育等。而后者，则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如移民教育、殖民地教育、留学生教育、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等，均属于跨文化教育的范畴。也就是说，在单一层民族教育的背景上实施异文化教育的现象，都可以视为跨文化教育。

跨文化教育的实践，在人类历史上久而有之。但人类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则始于本世纪。特别是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里，各界学者自20世纪上半叶起对跨文化教育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并从不同的立场、目的和学科角度提出各自的观点和主张，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派流。时至今日，跨文化教育研究已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扩展到加拿大、前苏联、澳大利亚、日本、东南亚及中国等诸多国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择选一些影响较大的跨文化教育及相关理论流派作一简略介绍，供我国有关教育研究人员借鉴和参考。

一、文化变迁论

1、文化人类学派的观点　本世纪初期， 伴随西方殖民地的扩大和传教士的布教等活动，西方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世界各地。许多非西方国家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后，其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迅速瓦解崩溃。以此为背景，有关文化变迁的研究进一步引起世界各国人类学界的强烈关心。在早期的进化论学派、传播学派、功能学派、历史学派等研究的基础之上，美国人类学会于1935年在其下属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当中， 指派罗伯特·莱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赖福·林顿（Ralf Linton）、米尔维勒·赫斯克维兹（Melville Herskovits）3名人类学者负责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文化变迁”（或称“涵化”）研究的委员会，对有关文化变迁的概念、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等进行研究整理。经过1 年左右的细致深入研究，于1936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文化变迁研究备忘录》的研究报告。虽然该报告仅有4页， 但却给文化变迁下了一个非常精辟的定义，并将到当时为止的有关研究课题和涉及领域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对后来的文化变迁研究产生很大影响。

该报告书主要由五个方面的内容构成。 首先， 他们将文化变迁（acculturation）定义为：“不同文化集团持续而直接接触的结果， 使其中的一方或双方的原有文化发生变化的现象。”（注：江渊一公著：《异文化间教育学序说》，第68页，日本九州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2版。）其次是研究的路线，包括有参考价值的论文索引、资料的分类、分析的方法。第三是对文化变迁问题的分析，包括民族间接触的类型划分、文化变迁的状况、文化变迁的过程。第四是在文化变迁过程当中文化选择和融合的心理结构，包括个人的作用、对相异文化采取接受或拒绝态度，人们的人格类型特征、因性别及社会地位、信仰、职业等不同所导致的态度差异、在文化变迁过程的初级阶段时的反抗与妥协心理、伴随抛弃固有行为方式所引起的精神上的忧虑。第五是文化变迁的结果，包括接受、调整和拒绝。

这一研究虽然还不能构成一个严密而完整的理论，但却在相当程度上为以后的文化变迁学说及跨文化教育研究提供了一种基础的理论框架。例如，指出不同文化集团持续而直接接触所导致的文化变迁，并不一定局限于一个文化集团，可能会导致双方都发生某种变化。也就是说，文化接触的作用和影响往往具有双向性。而且，接触的结果除同化、拒绝同化外，其中所说的“调整”实际上指出了文化融合及创造一种新文化的可能性。另外，正确地指出了对待异文化的态度还会因个人的人格特征和具体情况而产生差异。而在研究报告中出现的许多术语，如传播（diffusion）、选择（selection）、 适应（adaptation ）、变迁（acceptance）、调整（adjustment）、融合（integration）等， 至今仍被学术界所广泛使用。

但文化变迁学说的真正形成，是距此约20年后由文化变迁研究专门委员会的一些新成员，在过去的基础上通过进行大量新的调查研究来完成的。他们于1954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报告。它与1936年的研究报告相比，除强调系统的理论体系构成外，还具有如下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与前者以西方以外的不发达民族和国家为研究对象不同，新研究报告侧重于研究美国国内的移民和少数民族集团的文化变迁；其二，与前者强调文化变迁的消极变化过程不同，后者更侧重它创造新文化的积极的一面。

首先，　新研究报告认为文化是一个具有“自律性的体系”（autonomous cultural systems）；继而， 提出文化变迁是“通过两个以上的自律性的文化体系的结合”而产生的文化变迁。将文化看作为一种体系，对于把握文化变迁的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认识和判断处于变迁过程中各个文化体系所具有的个性特征。如对外部的“开放性”或“封闭性”；在内部结构上的“僵硬性”或“柔软性”；以及在文化环境变化情况下的体系恢复能力等。他们认为，在文化的接触和变迁过程当中，传统文化的“放弃”和“丧失”，决不是通向一种“虚无”的过程，它必然要被新的文化所“补偿”。因此，对传统文化的主动放弃，实际上意味着对新文化的选择。而在多数情况下，当把某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因素引入到另一种自律性的文化体系中并与之结合成为一体，便会导致一种新文化的创造。另外，该研究报告中出现了一个叫做“反向适应”（reactive adaptation）的概念。 即当来自另外文化集团的排斥威胁过大时，

有时会产生与同化恰恰相反的“撤退”（withdrawal）过程，从而对自身集团的诸种文化形态产生更强烈的认同感并予以强化。他们认为，这种反向适应是一种“后向”的适应；而“融合”和“同化”是一种“前向”的适应。融合（fusion）是指两种文化处于大致对等的关系，　是一种双向过程（bilateral ）。　同化（assimilation），则处于与融合完全相反的一极，即一个集团接受另一个集团的文化的单向过程（unilateral）。融合与同化，分别处于一个连续体的两极。但无论是融合还是同化，其结果都是使一方或双方的原有文化丧失。而既不完全融合和同化，又在相当程度上使各文化体系保持相对的自律性，

则成为所谓的“共生的多元主义”（stabilizedpluralism）。

2、心理人类学派的观点　 与上述文化人类学派注重文化变迁中文化集团的质的变化不同，二战后兴起的心理人类学派的文化变迁研究更侧重于不同文化接触过程中个人的认知、适应途径、行为方式及人际关系等的定量分析。如作为其代表人物的哈勒威尔（Hallowell）， 于50年代开始将文化变迁的过程划分成若干个阶段，并采用心理测定法对文化变迁的程度进行测定。几乎与此同时，另一名学者沃盖特（Voget ）认为，将文化的变化作为同质的单位来处理是不正确的。作为一个“变化着的连续体”中的变异形态，他将之划分为土著型（native）、土著改良型（native-modified）和白人型（American-marginal）。与此相似，布鲁那（Bruner）提出了非文化变迁型（unacculturated）、境界型（marginal）、文化变迁型（acculturated）。紧接着，著名学者斯宾德勒（Spindler）又使用心理人类学的方法，对向异文化（白人文化）适应过程后的不同结果，即不同人的行为的变化进行了整理。他认为这种“变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划分为保守的传统倾向派、部分传统信仰保持派、过渡中间派、被白人文化同化了的文化变迁上层派及其下层派五种变异。进入60年代后，斯普拉德利（Spradley）在参考斯宾德勒的类型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将不同人们划分为五种行为类型：①固守传统文化，对西洋文化持完全拒绝态度类型；②对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均采取拒绝态度创造出全新的信仰和价值体系的类型；③拒绝传统文化而被西洋文化的价值体系同化了的类型；④立于两种文化中间摇摆不定的类型；⑤能创造性地并有效地适应复数文化环境的类型，即所谓的“双文化人”。

二、文化同化论

其最具代表性的是本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在思想基础上，它与19世纪以来美国盛行的同化主义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占据社会支配地位的所谓美国白人“开拓者”，强制要求新移民和少数民族等采用与自身集团相同的语言和文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盎哥鲁文化同步主义”（Anglo-Conformity）或所谓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其核心理论，可以列举20 年代由帕克（Park）和巴杰斯（Burgess）提出的“民族同化周期说”， 也称做“接触理论”。他们认为，民族的同化必须要经历一个互相接触和较量的过程，也就是说有一个周期。一般这个周期由接触（contact ）—竞争（competition ）—冲突（conflict ）—调整（adjustment ）—同化（assimilation）几个阶段所构成，最终被支配集团的文化所同化。用美国社会学者纽曼（Newman）的评价，同化理论的公式可以用A＋B＋ C＝A来形容。

到了60年代，美国学者对同化理论的研究开始转向少数民族和移民的民族同化意识以及如何被同化等方面。如1964年高顿（Gordon）的“同化七阶段说”：①移民和少数民族集团表现出向主流民族（移民和少数民族所处社会的支配民族）的靠拢倾向；②与主流民族的成员建立密切关系（工作、学习、娱乐等伙伴关系）；③增加通婚；④民族属性的改变（产生对主流民族的归属意识）；⑤减少对主流民族的偏见；⑥消除差别意识；⑦放弃与主流民族之间的权力斗争。

70年代，美国移民社会学者葛瑞利（Greeley ）从分析移民的内心世界入手，提出“同化六阶段说”：①主流文化对移民的冲击；②因异文化冲击所引起的对本民族的感情强化；③随着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恢复，开始正视和吸收主流民族的文化；④一部分趋向同化并获得一定权力的领袖人物从移民集团中脱颖而出，他们在设法消除本集团的偏见和差别意识的同时，为提高本集团的社会地位也必须与其民族集团进行抗争。然而这些人所采取的对抗态度往往受到主流民族的警惕和压制，从而常常驱使他们的偏见和差别意识重新得到强化；⑤挫折与反省使他们对两个民族都加深了认识，开始思索能使双方共同生存的第三条道路；⑥最终形成可以在两个世界自由转换的概念体系。也就是说，他认为同化的结果并非肯定是沿着一条直线进行的。

三、文化融合论

也被称做“熔炉”论（Melting-Pot Theory）。其代表人物为美国历史学者亨利·塔纳（Henry　J.

Turner ）等。　这一融合主义（Amalgamationism）的核心思想， 是主张不要完全排除各少数民族固有的宗教及文化等背景，在互相吸收其他民族包括主流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同时，部分地放弃或修正本民族的文化，将各民族的文化融合起来，从而共同创造一种综合的、新的第三种文化。用纽曼（Newman）的公式来形容的话，则应是A＋B＋C＝D。

“熔炉”论的提出，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美国建国后，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等所谓的早期西欧白人“开拓者”占据着支配地位。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从南欧的意大利、东欧的波兰，以及亚洲的中国和日本等移民大量移入。在严酷的环境当中，各民族集团共同努力使美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908年在华盛顿公演的由英国籍犹太人作家詹克威尔创作的舞台剧《熔炉》（The Melting Pot）， 当时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美国历史发展的生动写照。剧中唱到：“美国是上帝赐予的熔炉。来自欧洲的所有人种熔化在一起……这片土地上的有着五十种不同语言和不同历史的集团，反目为仇。然而并非永远如此，因为有上帝的火焰。争斗与复仇正被焚烧。德国人、法国人、爱尔兰人、英格兰人、犹太人、俄罗斯人，都将被投入熔炉。美国人将由上帝来创造。这里还没有真正的美国人，他们还在炉中。即将诞生的是融合了所有人种的超人！”（注：平治安政著：《アメニカの多文化教育に学が》，第25页，明治出版社，1994年。）

但是，这种融合主义的理想并未能如愿以偿。正如美国籍犹太人哲学家喀兰（Kallen）指出的：“人或多或少可以改变自己的服装、政治观点、配偶者、宗教、哲学，但是却无法改变自己的祖父。”（注：平治安政著：《アメニカの多文化教育に学が》，第27页，明治出版社，1994年。）他认为“熔炉理论”不仅在现实上难能实现，就是在理想上也有失妥当。他以管弦乐队为例， 倡导“统一体中的多样性”。 并于1915年发表题为《民主主义与熔炉》的论文，首次提出“文化的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的概念。但须指出的是，与倡导融合主义的主要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白人少数民族集团同样，喀兰当时所讲的“文化的多元主义”，实际上是限定在欧洲白人集团的范围内，并不包括黑人和土著的印第安人。即使是“熔炉理论”，实际上也同样是将欧洲白人集团以外的有色人种排除在外的。

四、跨文化适应论

从个体的角度研究在对异文化适应中的心理反应和变化过程。其中包括个人的文化态度、思维方式、信念、动机、民族归属意识、文化摩擦、人际关系、文化调整、文化交流能力等诸多因素。心理学家博瑞（Berry）根据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和对主流民族的态度， 在跨文化适应方面将人们划分为四种类型：①文化迁移型（acculturation）。 否定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　 与主流民族保持积极的关系；　②拒绝型 （rejection）。具有强烈的本民族归属意识， 对主流民族集团采取消极态度；③平衡型（integration）。在持有本民族归属意识的同时， 与主流民族也保持积极的关系；④文化放弃型（deculturation）。 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和与主流民族的交往上均采取拒绝态度。另一位心理学家阿德勒（Adler）则根据对异文化适应的心理过程， 提出了五阶段说：①接触。接触异文化后，对该文化中的某些新的特征产生好奇和兴奋；②崩溃。新鲜感消失，并出现隔阂、迷惑、混乱、乏力感；③摸索。开始尝试建立新的文化观；④自律。对两种文化的异同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并从迷惑中逐渐走出来；⑤确立。对两种文化的理解赋予新意，使自己更加丰满和成熟。而阿特津森（Atkinson）则侧重研究在主流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和歧视的环境下少数民族的异文化适应心理。他的跨文化适应五阶段说是：①对异文化采取积极适应的态度；②因两种文化在价值观、信仰等方面的差异，陷入混乱、动摇和苦恼当中；③在民族自尊心的驱使下，对异文化产生抵抗并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之点；④在民族自尊、民族忠诚与理性之间寻找平衡点；⑤协调两种文化，能恰当地处理情感与理智的关系，对问题采取更灵活的态度。

另外，噶勒浩恩夫妇（Gullahorn ）根据对留学生的异文化适应过程，总结并提出了跨文化适应曲线，简称w.曲线。这种跨文化适应曲线反映了多数人在接触异文化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基本样式。以青少年到国外留学的文化体验为例，该曲线共分为7 个阶段：密月期——所见所闻都感到十分新鲜，觉得周围的人也很亲切；斗争期——面对日常生活及工作上的种种困难出现无力感，常常在斗争与脱逃两者之间徘徊；纠葛期——困难和问题无法顺利解决，而使情况更加恶化；适应期——逐渐适应当地社会和日常生活；再纠葛期——自以为对异文化已经了解，但对复杂的问题仍不能明澈地把握；归国前期——喜悦地期待着归国，精神振奋，有恋恋不舍之情；归国后的冲击——与所期待相反，在生活及与人接触当中，有疏远之感，必须进行文化的再适应。

五、跨文化交流论

文化与交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人与其他动物一个本质的区别是人类持有文化。而文化又是通过交流得以成立和发展的。因此，交流是文化的一个特有功能。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文化即交流，交流即文化。所谓交流，一般是指人们通过言语与非言语媒体以传达知、情、意的相互作用的总称。但不同学科对文化交流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如日本的辞书和百科事典有关交流的定义就达到100多条。其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可以列举：（1 ）相互作用过程说：主要是把人际之间的交流看作是构成人际关系及社会关系的基础。通过这种交流，可以使人相互发生作用。认为“交流是一个理解对方，并被对方理解的过程。它是根据情况的总体的运动而经常发生变化的一种动态过程”（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24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2）刺激—反映说：主要是从学习理论的观点加以考虑的。 通过刺激—反映的实验方法以达到预期的说服效果。该类型主要是把交流作为社会调节和管理与说服的一种手段。认为“交流即对刺激的一种生物体的特定反映。”“人类的交流是通过言语象征以引起反应的一种过程。”（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24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3）附加意义说：是在上两种学说的基础上， 将作为媒体的记号附加上一定的意义，然后把这种意义传达给对方的一个过程。认为“交流即将某种意义从一个人移到另一个人的过程。”“是通过选择、创造和传达记号将传达者心中的意图让对方能够知觉的一种过程。”（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25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4）修辞（逻辑）说：是根据古希腊、 罗马时代的古代修辞的观点来加以定义的。认为口头交流是由讲话人、特定语言、目的、听众及讲话的特定时空这五个要素所构成。而现代则进一步将之概括为：行为、情景、行为者、手段、目的等五种因素。

由上可见，跨文化交流（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是在某种文化的信息输出者和不同文化的信息接收者之间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跨文化交流是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当中通过信息传达所进行相互作用的一种象征性的过程。此外，与跨文化相近似的概念还有“国家间交流”、“国际交流”、“异人种间交流”、“异民族间交流”等。正如文字所述，国家间交流是指在国家间和政府之间直行的交流，主要是以外交和政治宣传为目的：“国际交流”是指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国家的多国间的文化交流。而异人种间的交流是指在人种上具有不同体质特征的人们之间的交流；异民族间的交流通常是指在同一国家内属于不同民族者之间的交流。概括起来，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不发达民族向发达民族学习，期望将外民族的先进文化等引入到自己的民族中来，通常带有“文明开化”的性格特征。如日本在古代向中华民族学习文字、宗教、政治制度等。第二种是对自身民族的文化持有一种优越感，企图将自己的文化移植和普及到其他民族当中，常常与“文化输出”或“文化侵略”等字眼相伴。如历史上大英帝国等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和文化拓展。第三种是对自民族文化与他民族文化的异同，能够较为平等和客观地加以看待并互相理解，即所谓的“文化相对主义”。目前世界一般所倡导的是这种以互相尊重为前提的多文化共存的文化交流。

六、跨文化理解教育

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对方文化差异的理解和尊重，而是作为一种完整和可操作的教育过程，包括知、情、意各个方面。首先，须了解文化与他文化的异同，通过各种各样的学习来增加有关的知识和信息，即所谓的认知过程；其次，是情感的转变及正确价值观的树立，应学会心胸宽广和平等对待不同文化；最后，是将这些知识和情感等付诸实践。

应该说，平等的跨文化交流的前提条件是跨文化理解，而文化上的偏见则是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交流中的最大障碍。社会心理学家波利斯林（Brislin ）在所著《跨文化交流中的偏见》（《Prejudice

in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一书中曾将偏见分为六种类型：①“基于极端人种差别主义基础上的偏见”（red-neck racism）。 根据某种主观上的标准，将特定的人种判定为低劣人种，是一极具主观色彩的偏见；②当感觉到其他文化成员对自己的文化有所威胁时，对其所持有的一种“基于象征的民族差别主义上的偏见”（symbolic racism ）；③对其他文化集团虽然下意识地怀有非善意的感情，但自己并不自觉的“名目主义的偏见”（tokenism）；④根据其他文化成员的情况采取不定的态度，

这种偏见被称之为“保持一定距离的偏见”（arms-length prejudice ）； ⑤“基于好恶基础上的偏见”（real　likesand dislikes）；⑥六种偏见中最轻的一种，称做“基于熟悉与否基础上的偏见”（the familiar and unfamiliar）。 （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118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 ）这些偏见尽管程度不同，但对跨文化交流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波利斯林认为，对这些应从跨文化教育的角度加以克服和改进。为此，他充分地对教材指导人员、参加者、时间、场所等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六种教育方法：①以情报及事实为中心，首先必须就有关当地的文化等通过授课、讨论、照片、录像带、文献等，使当事人获得必要的知识；②从当地文化的观点对这些文化现象的原因加以阐明，并指出因为行为方式不同而易带来误解，尤其要摆脱自文化中心的评价和判断；③树立正确文化观，要对当事者指出自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特征；之后，阐述当地文化的这些特征，从而使其了解在进行文化交流时所产生的文化上的差异；④修正认识上的偏差，将心理学的原理应用到跨文化的研究中。如利用赏与罚的心理学原理，使当事者更容易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做出适当的修正；⑤经验学习的方法。其特点是在指导人员的帮助下让参加者进行跨文化体验，或通过模拟体验使当事人理解跨文化的特征；⑥相互作用的方法。与经验学习相似，但要求与当地文化的出身者或者具有这方面丰富经验的人一起行动，使其能够在直接的相互作用中克服不安与不快感。这种学习和训练的方法，一般至少需要2、3天至1周。

七、多元文化论与多元文化教育

1 、 多元文化论

如上所述， “文化的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的概念，是早在1915年由美国学者喀兰提出的。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谓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没有社会制度上的保障，这种理想只能停留在议论上。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多元文化论”，一般是指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产物。这场席卷美国的“黑色旋风”，既是一场反对种族歧视和差别、要求平等和民权的政治运动，也是一场反对同化主义和融合主义的文化运动。这一反过去的白人文化同化思潮，认为黑人文化有着与白人文化不同的和独自的价值标准，旗帜鲜明地喊出“黑色也是一种美”的口号。作为当时黑人民权运动著名领袖之一的杰西·杰克逊，把用白、黑、黄、棕（墨西哥人）、红（印第安人）等颜色共同组成彩虹，来作为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教育的象征。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1964年美国颁布了公民权法；1965年颁布了初等中等教育法、投票权法；1969年颁布公正居民法；1972年颁布雇佣机会均等法等。与此同时，在美国开始出现了一个由“白人化”转向“黑人化”的文化倾向。黑人歌曲、爵士音乐、黑人舞蹈和美术等的独有价值被重新发现；“黑人研究”、“黑人民族史”、“黑人文化史”等课程和研究机构在大学中出现。这一风潮很快波及到其他少数民族。要求重新认识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尊重各民族的独自特征和民族感情，实现社会的多样一体，成为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教育的基本理念。用纽曼的公式来形容的话，便是A＋B＋C＝A'＋B'＋C'。

2、多元文化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一般是指在多民族国家当中，为保障持有多种多样民族文化背景者特别是少数民族和移民等的子女，能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并使他们独有的民族文化及其特点受到应有的尊重而实施的教育。其代表论者为美国的班克斯（James A.Banks）。 他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使属于不同文化、人种、宗教、社会阶层的集团，学会保持和平与协调互相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共生”。　 （注：James

A.　 Banks:　 《AnIntroduction to Multicultural Education》，日文版第2页， SIMUL出版社，1996年。）但多元文化教育并非只是一种理念或口号。要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教育活动，必须进行切实的教育改革。这一改革至少涉及三个方面：首先是教育课程的改革，要在所有学校和大学的课程内容当中，真实反映各少数民族集团、文化集团和被歧视集团的呼声、成就和斗争历程；其次是充分保障所有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特别为使那些低收入阶层的子女、非白人儿童、女学生和残疾青少年能接受教育并完成学业，要采取种种有效措施；再次是树立正确的教育观，要对属于不同人种、文化和集团的成员持积极和肯定态度。也就是说，它是一场从教育内容、制度体系到思想观念的全面的教育改革运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多文化教育学校应具备的8 个基本特征：①教职员要对所有学生寄以厚望并持肯定的态度，关怀学生；②学校的正式教科书当中，要正确反映男女性别以及多种多样的文化和民族集团的贡献、文化和观念；③教师的教学要与学生的学习、文化和动机相一致；④教职员要尊重学生的母语和方言；⑤学校所用教材要立足于多种多样的文化、阶层和人种集团，在记述上必须公正和客观；⑥学校的学生评价及考试活动，要注意文化上的区别和标准掌握的适当；⑦学校文化及其活动要反映文化和阶层的多样性；⑧学校的培育方针，要指向不同的人种、社会阶层和语言集团的全体学生，要制定积极的进取目标并尽力帮助他们得以实现。他强调多元文化教育的教育对象并不仅是少数民族和移民等，也包括主流社会的白人青少年，是对所有学生的教育。另外，多元文化教育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教学科目，必须浸透到所有有关科目当中。与此同时，他又进一步将文化的概念分为宏观文化和微观文化两种。而所谓的多元文化教育并不是要削弱或者取消平等、人道主义、自由竞争等代表全民意志的宏观文化，其主旨在于强调对弱小民族和文化集团的尊重，使所有民族的儿童都能真正受到平等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