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技术论文十篇

克隆技术论文篇1

关键词：反克隆人运动；道德；治疗性克隆

Abstract：At the time of the voice of human cloning on the upsurge，scientific groups launched the movement of anti-human cloning．Through analyzing the reason and choice of this movement，we had some new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scientific profession moral，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attitude of scientific research．We must develop therapeutic cloning energetically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useful and discard the useless of the value of clone technology indeed．

Key words：the movement of anti-human cloning；moral；therapeutic cloning

一、反克隆人运动的源起与反对对象的确立

尽管克隆人这个可能的技术目标，早已被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一些国际组织基于大同小异的理由视为科学研究的“禁区”，这仍然无法阻挡住一些人的好奇心或别有用心。从1997年12月以来，一直有人宣称试图进行这种“危险”的、“违背人性”的克隆人实验。在世界各类媒体曾经大量报道过声称要进行克隆人实验的“科学人物”，依次有美国物理学博士理查德希德（Richard Seed）、意大利生育专家塞韦里诺安蒂诺里（Severino Antinori）、美国男性生育学专家帕诺斯扎沃斯（Panos Zavos）和法国生物化学专家布里吉特布瓦瑟利耶（Brigitte Boisselier）等人。这些“科学人物”在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激进的“克隆人运动”，从而震憾了整个世界，引起了上至政府首脑、国际组织下至普通百姓的共同关注。为此，希德等人一度成为世界级“风云人物”，他们持续多年的克隆人言行总会引起媒体、社会公众、政府和科学界的广泛争论，并对克隆技术以及其它类别生物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有待辩证分析的影响。由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制约因素，特别是生命本身所具有的高度复杂性以及技术难题的存在，“克隆人”至今并没有真正出世。当我们事后观察这场历经六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克隆人运动”时，明显给人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不真实感觉。可以说，所谓的“克隆人运动”实质上则是“克隆人舆论运动”。

有人不断地宣称要进行有关实验来实现克隆人目标，就有人不断地进行反对。在强烈的反对声中有不少来自科学界。于是，科学界反对的声音汇集成一场同样声势浩大的“反克隆人运动”。在科学界中，这两个运动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一些科学组织开始对克隆人运动的发起者进行排斥，视他们为科学界的“越轨者”。例如，英国皇家爱丁堡学会作出决定，禁止安蒂诺里和扎沃斯参加该学会于2001年11月举行的一次以克隆技术为主题的科学辩论会。意大利医师协会在2001年8月公开警告安蒂诺里，若其一意孤行地进行他的克隆人实验，就将吊销他的行医执照。〔1〕在2001年8月7日，支持与反对克隆人的科学家在美国科学院进行有史以来科学界第一次就克隆问题的正面交锋。在会场上，双方争执的气氛如此浓烈，以至于这些平时非常理智的科学家在摄像机镜头前相互高声叫嚷，差一点就动起手来。〔2〕这充分反映出，科学界对如何设置克隆技术研究与发展目标，以及在应用此项技术的方向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反克隆人”究竟反对的是什么？人们通常所说的反对克隆人，实际上并不是去反对那个虚拟的、名词意义的“克隆人”本身，而是在动词意义上反对以人为实验对象的技术操作，继而反对从事这种实验的研究者。虽然我们无法确认所有与克隆人相关的新闻报道是否完全属实，但我们应该相信，与克隆人相关的技术实践一直都在不同程度地进行着。

二、科学界的反对理由

纵观科学界对克隆人所持的反对理由，概括而论就是：克隆人研究存在着“技术不成熟”和“有悖人类伦理道德”。这两个理由中的任何一个就可以对克隆人行为坚决地说“不”！科学界为了寻求社会舆论和政府对生物技术、特别是克隆技术研究的支持，他们在这场反克隆人运动中扮演了积极而又重要的角色。其实，科学家们有一种担忧：一再喧哗的克隆人运动会严重扰乱社会公众和政府对克隆技术的支持态度，从而影响其正常发展。

1．克隆人研究的风险性

目前的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存在着难以预测和消除的技术风险，这已经成为人们在伦理学层面反对克隆人的一个重要科学依据。

（1）存在着克隆人技术吗

尽管“克隆人”概念早已在文学、科幻类影视作品中存在了。但现代克隆人运动的发起者显然是受到1997年2月克隆羊“多莉”出生消息的直接启发，才产生了克隆人的想法。同时，他们从哺乳动物克隆的成功个案中看到了实现克隆人的希望。在克隆人运动的发起者看来，人是动物，动物克隆技术也可能就是克隆人技术。然而，这两者之间有必然性吗？这种简单类比的合理性如何？

动物克隆技术无疑是一种现实存在。但是，存在着现实的克隆人技术吗？我们知道，技术是以其效用性为重要分类特征的。如果通过实施某种动物克隆技术能够达到产生“克隆人”的技术目标，这种技术应该是“克隆人技术”。否则，如果不能够成功地产生出“克隆人”来，即使存在着某类克隆技术，这类技术也决不应是什么“克隆人技术”。可是，以“克隆人”为目标的技术实践又为国际社会所禁止。这使得“克隆人技术”的存在与否就成为一个难以公开检验的问题。因此，人们目前的许多论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推测性的，“虚”的成份很多。

（2）克隆人将存在着较多的风险性

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普通公众，始终都是从动物克隆技术发展的现况来类比克隆人研究的发展前景，并作为进一步推论的逻辑基础。也即是，目前的动物克隆实验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克隆技术还很不成熟。在动物克隆实验中出现的高失败率、高风险、使用了大量的重组卵细胞、大量畸形后代以及发生排斥现象等问题，将会出现在克隆人研究中。如果仅仅通过某项动物克隆的成功个案来判断克隆技术的普遍可行性是错误的，至少是不严谨的。科学家认为，要将动物（如绵羊）克隆实验得出的技术经验，应用到人类个体身上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这种不成熟的技术“硬要”作用于人体时，克隆人的过程将充满各式各样的危险。例如，英国胚胎学家威尔莫特认为，有很多理由可以考虑到，由扎沃斯和安蒂诺里等人宣布的克隆人实验将会有同样高的失败率，正如试图进行动物克隆时那样。并且，现在或者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没有可行的技术方法去检查动物胚胎所有基因组的发育状态。〔3〕因而，人们无法保证最后植入子宫内的胚胎是否能够发育正常，而不至于生下畸形儿或使代孕母体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另外，在上海召开的2002年国际人类基因组大会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指出，最早站出来反对克隆人的正是培育出克隆羊的英国科学家，因为专家们最清楚，目前的技术离克隆人还远得很。……克隆羊“多莉”的成功，经历了277头克隆羊实验失败的波折，怪胎、畸形层出不穷，这一幕如果在克隆人时重演，谁来为277条生命的夭折负责？还有，克隆动物被发现存在早衰现象，尚无法解释。不顾这一切而匆忙进行克隆人，很可能酿成大错。〔4〕从陈竺院士的言论来看，他也是以动物克隆的情况来类比未来克隆人的情况。中外科学家反复以“多莉”羊的情况来观照克隆技术的发展，这说明在此领域中没有更多的经验证据来说明问题的实质和技术风险的大小。

2．克隆人行为违背了社会伦理

对于来自社会的对克隆人行为在伦理层面的指责，科学界不可能无动于衷。受此影响的科学家就发表了类似观点，如世界医学协会主席恩里克阿科尔西在2001年8月8日发表声明指出，把克隆技术用于人类自己“有悖于人类价值、伦理和道德原则”。他代表世界医学协会坚决反对克隆人实验计划。〔5〕从另外一个角度，威尔莫特对媒体说：“试想我的妻子与我和一个复制的‘我’三人生活在一起，那就会产生一个极不寻常的关系，对我们三个人中的每个人，尤其那个复制的‘我’都将十分尴尬。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克隆人。”〔6〕

当然，科学家不是伦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他们不可能从伦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层面对克隆人问题展开系统的、溯根求源式的学理分析。但是，他们作为现实的社会成员，他们在“克隆人”问题上就必然有着与其他社会成员相似的感觉。这样，科学界从社会伦理层面来反对克隆人研究就很正常了。

3．克隆人行为违背了科学道德

（1）科学道德与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职责

道德属于一种社会意识，它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调整人们之间行为的规范和准则的总和。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个阶段，甚至每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7〕我们知道，古老的“希波克拉底誓言”（the Hippocratic Oath）作为医师团体的职业誓约书就要求从业者：应尽自己的知识与能力医治病人，不得有越分的医疗行为，并坚守品性与道德规范。那么，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过程中，同样要求人们遵守一定的道德原则。

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强大，对社会的渗透越来越广泛，也就越有可能引起更多的社会、伦理和法律等问题。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比以前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为科学而科学”、“科学不考虑效用或利益” 等说法已经不合时宜，科技工作者必须对“应该追求何种知识”、“所追求的知识应置于何种地位”以及“如何应用这些知识”等一系列问题做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这些问题早就引起科学界的重视了。在1955年7月15日，包括玻恩、海森堡和居里夫人在内的5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迈瑙宣言》中，针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反思说：“我们愉快地贡献我们的一切为科学服务。我们相信科学是通向人类幸福之路。但是，我们怀着惊恐的心情看到：也正是这个科学向人类提供了自杀的手段。”〔8〕

科技工作者有创新的自由和权利。但是，科学研究的自由永远不意味着为所欲为、肆意行事，科技工作者应对这种创新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科技工作者不能只关心自己的研究兴趣，更要关心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这既是现代社会对科技工作者的一种强烈要求，也是科技工作者应该担负的一项历史使命。其实，在1997年“多莉”羊出生之后，两大著名学术期刊Nature和Science除了报道与克隆技术研究有关的科学论文外，还连续发表大量出自科学家之手的评论文章，如“克隆：人将成为下一个”、“不要克隆人”、“风险与不确定性”、“‘多莉’的考证”以及“什么是克隆？并非你所想的那样”等。这充分表现出科学界对克隆技术发展所引起的社会风险问题的关注。今天，关心人类前途的科学家应该关注与克隆有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保证克隆知识和技术服务于社会，而不是伤害人类社会。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分子生物学家J. D. 沃森所说：“可以期待，许多生物学家，特别是那些从事无性繁殖研究的科学家，将会严肃地考虑它的含意，并展开科学讨论，用以教育世界人民。”〔9〕

在科学界已经形成如下一个规范：当一项技术在社会上有争议时，科技工作者要把社会利益放在首位来评价这项技术。还要求科技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要更多地考虑选题的社会价值，而不能仅仅在某种好奇心或兴趣的作用下随心所欲地从事研究，更不能从事旨在“哗众取宠”或“怪异”的研究目标，如为了“复活”死人而去克隆人或进行“人畜细胞融合”等。在2002年，威尔莫特强调指出，自从进行动物克隆试验之后，他从未考虑过进行克隆人试验，克隆人试验不仅会使被试验者冒着很大的风险，而且这种实验结果没有什么科学意义，不管从伦理道德上还是从医学上讲，都没有理由这样做。〔10〕

（2）盲目进行生物学实验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人们经常谈及的一个与科技工作者社会责任相关的生物技术研究案例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伯格教授人工构成了第一个重组DNA杂交分子。不久，他的科学同行提醒他要注意重组DNA分子可能具有致癌性，带有重组分子的细菌大量增殖也有可能成为传播人类肿瘤的媒介，会在社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伯格教授就接受了同行建议，停止了自己的基因重组研究。他还在Nature上向全世界的科学家发出呼吁：在重组DNA分子潜在危害尚未弄清或在找到适当的防护措施之前，应自动停止有可能致癌的基因扩增实验。这些讨论导致美国政府在1976年颁布了“关于重组DNA分子研究的准则”，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应用进行严格管制。后续的科学实践证明，伯格等人对转基因技术的危险性估计过高。只要人们在研究和实验过程中严加控制，妥善管理，认真对待，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这些潜在危害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此，美国政府在1979年就恢复了基因重组研究。〔11〕这种涉及生物技术社会利益与风险的科学争论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这既是科技工作者社会责任感的自觉体现，也开创了一种应对新技术未知风险的合理程序。为避免新技术可能引起的祸害，应该制定出必要的管理计划与伦理规范，以暂时阻止那些后果尚未得到确切了解的实验。这种从人类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选择科研课题的主张，既是一种科学选择，更是一种道德选择。

不少科学家认为，为了某种正当目的而进行生物学实验是没有过错的，但安蒂诺里等人的克隆人行为是不负责任的。只要体细胞核移植技术的安全性还不确定，只要人们还未充分探讨与克隆人体相关的道德问题以及不育夫妇是否还能够找到其它妊娠的方法，在明知会对当事人造成某种“伤害”和“风险”的情况下，而执意去从事这类技术活动，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是一种犯罪行为。

（3）与严谨的科学精神不符

人们应该如何看待克隆人研究以及有关报道呢？很多科学家批评说，安蒂诺里等人的研究，不仅无视目前动物克隆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风险，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也没有解释其所用的具体技术是什么，以供科学界评议。安蒂诺里等人的克隆人言行只是通过大众传媒来宣布，这与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是不相符的，却给人以“作秀”的感觉。美国《医学伦理通报》的编辑理查德尼科尔森说：“我认为安蒂诺里从来没有考虑过后代的利益，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赢得个人的声望，是为了出名才一意孤行要进行这项极有争议的实验的。”〔12〕一些科学家强烈要求安蒂诺里等人对有关消息是否属实给予切实的澄清。

事实上，在科学界有不少人对克隆人运动提出严重质疑。例如，从逻辑上讲，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阿瑟卡普兰教授说：“那些科学家们声称有200多对夫妻排着队，等候被带到某个偏僻的地方用克隆细胞进行人工受孕，然后他们会照料每一个成功怀孕的妇女，这一切听起来根本就不可信。”从技术上讲，纽约一家医疗中心生殖内分泌学主任马克索尔曾针对希德要克隆人一事说道：“很难想象在门诊所那样的条件下做这件事，除了引起轰动效应还能有什么别的。”〔13〕对于最近的“克隆人”新闻而言，身为“克隆援助”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布瓦瑟利耶却没有医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学术背景，也从来没有发表过与克隆技术相关的研究论文。此种情况下，她又该如何开展克隆人研究呢？试问，他们的“克隆人”出生消息的可信度又在哪里呢？〔14〕在此，我们赞同我国知名学者周国平先生说过的一席话：“我对一切太喧嚣的事业和一切太张扬的感情都心存怀疑，它们总是使我想起莎士比亚对生命的嘲讽：‘充满了声音和狂热，里面空无一物’”。〔15〕科学研究不应只是一种外表非常热闹的事业，它更需要的是寂寞、孤独和宁静。

（4）反对以克隆人牟利

克隆人运动的一个重要动力，也就是一些人想象的有关克隆人的商业化企图和潜在的巨额利润空间。目前，我们不排除那些从事克隆人实验者试图从中谋利的可能。正如世界医学协会主席阿科尔西针对安蒂诺里宣称的克隆人计划所指，现在世界上准备实验的克隆人计划涉及到许多“经济利益”，这些计划企图将克隆技术变成“大笔交易”，通过实验追求“简单的商品成果”。因此，对于打算以违背科学道德的克隆人行为作为牟利的手段，则应该予以坚决反对。

三、克隆技术研究目标的理性选择

对克隆技术和“克隆人”的论争一直在提醒着科学界，有必要对克隆技术研究目标进行理性的选择。

1．克隆技术的研究禁区

（1）人为设定克隆技术“禁区”的软弱性

近几年，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禁区”问题谈论得比较多。在不少人（包括科学家）看来，克隆人研究应该在科学技术的研究禁区内。例如，出席2002年上海国际人类基因组大会的国际生命科学巨子们呼吁，要尽快为克隆研究立法，让克隆怪胎“胎死腹中”，还认为科学无禁区，但对“克隆人”实验行为应有禁区。〔16〕其实，在科学研究中，所谓的“禁区”往往是针对某项技术目标及其应用而设定的，并且“禁区”的设定往往要由道德和法律来配合。

但是，正如在道德、法律层面上有许多被禁止的事情，而现实社会中“伤风败俗”、违规、犯罪的情况却不断发生。从长远来看，克隆人技术目标是道德、法律所绝对禁止不了的。一方面，世界各国对待克隆人的态度并不尽相同，想实现克隆人技术目标者，完全可以找到规避法律的地点。禁止克隆人的法律会驱使那些执意克隆人的人士将实验室搬到现在远离这场争论的国家去。另一方面，只禁止“克隆人”实验，而没办法停止克隆技术的一切研究，这就使设定的克隆人“禁区”呈现出很大的软弱性和易突破性。如果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发展到十分成熟的地步，“克隆人”可能就会出现，人类社会迟早要面对这个挑战。即使视克隆人研究为严厉的刑事犯罪，最终也挡不住“克隆人”的出生。

（2）克隆技术自身发展的限制是克隆人强大的“禁区”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思想观念无疑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将来，人们也许对克隆人的主意显得泰然处之，也许会对“克隆人”的出生表现出一种宽容态度。从表面上看，克隆人技术过程并不十分复杂，只是用成年人的细胞核替换卵细胞核，再把培育好的融合细胞移植入人体子宫，慢慢地发育而成。但是，实际的技术操作过程相当复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正如许多专家所言，即使社会允许克隆人，但目前仍有许多重大的技术问题尚待克服和解决。因此，对于“克隆人”问题的现状，更确切地说是技术上“能不能做”的问题，而不是“应不应做”的问题。克隆技术自身发展的局限性是克隆人研究强大的“禁区”。

2．极力发展治疗性克隆的技术目标

任何一项技术都可用于不同的目标或领域，这是人们争议技术价值和技术伦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克隆技术在其技术效用范围内，也可以用于不同的方向，有着不同的技术目标。但是，“克隆人”的设想并不是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研究与开发者的原初目的。对于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的动物克隆研究人员来讲，他们从事“克隆羊”研究并不在于去促成“克隆人”的出生。正如这项实验的参与者坎贝尔所说，这项研究成果的最大价值在于使改善动物品种成为可能，克隆人则违背了他们的本意。

为了减少克隆技术的社会伦理纷争，科学界早就主张把以人体为研究对象的动物克隆技术按照最终的应用目标进行分类，区分应持的态度。科学界希望政府的有关禁令只适用于禁止旨在以产生“克隆人”为技术目标的实验，而不包括有重要价值和发展前景的“治疗性克隆”。治疗性克隆是以人体为实验对象的克隆技术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它是以治疗人类疾病和有效进行器官移植为目标，与以克隆出一个完整的人为目标的生殖性克隆有严格的不同。目前，许多科学家、科学组织以及一些国家的政府都发表声明，支持治疗性克隆的研究与开发。例如，威尔莫特等人指出，该研究正在导向编程胚胎干细胞变成特化的组织类型。这样能够用来再生神经细胞和心肌细胞，使患帕金森氏症、阿尔茨海默氏症和心脏病等疾病的病人受益。治疗性细胞克隆的潜在益处是巨大的，这种研究不应该同克隆人研究联系在一起。但是，社会公众对克隆人的过激反应可能会妨碍用胚胎干细胞来修补器官和组织的研究。〔17〕

另外，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曾发表郑重声明，支持包括治疗性克隆在内的干细胞研究。还指出这些益处可能要在多年后才能显现出来，要真正实现它们，必须通过谨慎的研究，并且这种研究应该接受同行评议。目前，由于社会对于治疗性或研究性克隆，仍有很多宗教、伦理等方面的担忧。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部门开展的相关研究，都应该在严密的审查下才可以进行。在美国，反对治疗性克隆的声音比较强烈，因而大多数美国科学家对此现象深感忧虑。如果禁止治疗性克隆研究，美国的科学事业将遭遇寒流，国家利益会严重受损。在2001年4月10日，在布什总统发表讲话催促参议院批准全面禁止人类克隆法案后，美国40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联名上书政府，要求立法支持治疗性克隆。正如Nature杂志在2001年5月发表的文章所指，美国一些反对治疗性克隆的人正在利用公众对生物技术的恐慌，但对待治疗性克隆研究的态度应该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18〕

3．克隆技术的理性研究态度

（1）去除克隆技术研究中的浮躁情结

通过对近六年来“克隆热”的思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世界范围内的生命科学界，特别是在动物克隆技术研究领域中，表现出一种普遍的浮躁情结。接连不断地有新的“克隆成果”通过媒体向社会宣布，并引起人们进一步地争论。在这种喧哗现象的背后，其实是一些研究者科学精神缺失、急功近利思想的一种表现。这种研究态度不利于克隆技术的健康发展与完善。例如，早在1998年年初，美国人希德就对媒体宣称他要准备克隆人。2001年，安蒂诺里和扎沃斯宣布要去克隆人，他们都没有做成。在2002年12月27日，归属“雷尔教”的布瓦瑟利耶在美国宣布世界首位克隆婴儿“夏娃”诞生，但她没有提供任何科学证据，还拒绝通过DNA测试来证实“夏娃”身份的真实性。正如《时代》周刊发文指出的那样，雷尔教派认为人类是外星人克隆的，与这样一个组织辩论科学、伦理、道德问题，简直是太荒谬了。在科学界无人为他们喝彩没有关系，他们要的只是“轰动效应”，从而募集到更多的金钱和追随者。但在针对克隆技术的严肃政策讨论中，他们却产生了“搅浑水”的效果。〔19〕时间推移到2004年1月17日，扎沃斯在新闻会上再次宣布：他所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两个星期前已经把一个克隆人类胚胎成功地植入一名35岁的妇女体内，如果进展顺利，世界上第一个“克隆人”母亲有望在数周内正式怀孕。由于扎沃斯此前曾多次过类似的“克隆狂言”，世界各地权威生育专家对他的“重大突破”是众口一词地质疑。扎沃斯却自诩自己的“惊人成就”堪与“人类登月”相媲美。当记者问扎沃斯为何不出示任何科学证据就急着宣布克隆成果时，他显得有些恼火。〔20〕不知他们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但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浮躁心态的表现。

对此现象，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再生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向中教授指出：“学术成果应该以论文形式，经过严格审稿，在同行评审的杂志上发表，特别是国际认可的一流杂志（并不只限于《科学》、《自然》、《细胞》等）。此后，才应该考虑必要的新闻媒体报道。我们看到，由于胚胎生物技术，尤其是克隆技术的巨大社会影响力，一些科学家热衷于媒体的报道，甚至本末倒置以媒体报道代替了学术论文的发表。”〔21〕这就是说，科学家不能仅仅满足于通过大众传媒来宣布所谓的重大“科学成果”。例如，克隆绵羊“多莉”、克隆鼠等都是通过科学期刊宣布的，这也是媒体报道科技成果所应掌握的标准。

（2）去除克隆技术研究中的过分功利性

当科学研究工作不是在默默无闻地艰难探索着，而是整日暴露在媒体的镜头下时，科学研究就决不成其为科学研究了。这不过是少数研究人员科研动机不纯正、过分追名逐利的思想表现。对此，北京大学的潘文石先生曾经指出，他感到科学的观念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是不一样的。一些人不知道科学是为人类创造、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为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一项事业。在今天，科学在很多地方、很多人眼里已经降低到一种谋生手段，只要拿到钱，发表更多的论文，去换取更多的名利地位就行。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拿到更多的钱。于是，有人要组织更多的研究，而那种研究说实在的只是以作为目标，而不是以解决科学的一个实质问题或是对人类有真正造福为目标。最后，潘先生总结说：“这种科学，我觉得并不是真正的科学。”〔22〕可见，过分的功利性无疑会阻碍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而作为一名严肃、严谨的科技工作者，应该切实地树立起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踏踏实实地做好各项研究工作，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3）重视生命科学基础研究

尽管人们期望着克隆技术能很快得到实际应用，为人们创造出奇迹。但是，在许多基本问题没有弄清之前，科学家们还必须继续探讨克隆技术的可行性。克隆技术的进步无疑要取决于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深入发展。没有对生命的本质及其运动机理进行长期的探索性研究而获得的更多知识，是不可能对生命个体进行正确操纵或改变的。例如，曾溢滔院士指出，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例克隆羊“多莉”的研究人员，关键在于他们的基础研究很扎实，搞清了一些理论问题，掌握了不少规律。这些虽然只是技术上的突破，却离不开基础理论研究的支撑。现在大家都很看重科研成果，特别是那些出产品的应用性研究成果。但是，如果忽视基础研究，不掌握其中的规律，是很难成功的。基础研究带出许多技术上的革命，而技术上的革命又提出很多新的研究课题，使得基础研究再深入一步。〔23〕在科学研究中，我们不能指望“跳跃式”的一下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至2003年，DNA双螺旋结构已经发现了50周年。这50年间，生命的很多秘密已经被破译，但剩下的秘密更多，一切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因此，著名分子生物学家沃森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曾表示，今天比我们起步的时候有更多的新疆域，未来几百年中，还会有足够多的问题需要人们去应对。〔24〕只有在对生命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才可能使生物技术（包括克隆技术）的许多益人性目标成为现实。我们必须以一种“持重而平静的心情”，一项“热切而有秩序的工作”来迎接现代生物技术辉煌发展的明天。这正是科学界中的反克隆人运动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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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黄艾禾．我为什么反对克隆大熊猫——对潘文石教授的访谈[J]．三思评论，1999（5）：93-102．

克隆技术论文篇2

内容提要: 克隆人是现代生命科技发展带给人类社会的一个挑战。从技术应用的目的上看，克隆可以被划分为治疗性克隆与生殖性克隆。在有关克隆人是否具有犯罪性以及刑法应否禁止克隆人的问题上，存在着“肯定论”与“否定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站在刑法的视域下，生殖性克隆人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治疗性克隆人的行为，它无法摆脱伦理上的非难性，已经超出了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其本质是一种反社会的犯罪行为，对于这种行为，刑法应当将其入罪化，并配设适宜的刑事责任。当前我国现行立法中已经对生殖性克隆人作出了明令禁止，但却未就从事生殖性克隆人研究的刑事责任作出任何规定，也未出台有关克隆技术规范的专门立法。为此，需要制定一部《克隆技术管理法》，并修改现行刑法的规定，增设“非法从事生殖性人体克隆研究罪”。

 如何

 

生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当代社会发展的最显著特征之一。伴随着以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一系列伦理与法律问题相继而生。克隆人的法律规范问题便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有可能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的重大伦理及法律问题，克隆人问题的提出给当代立法带来了严峻挑战。从学理上探讨如何正确应对这一挑战，已成为当代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难题。本文拟从克隆及其技术分类入手，立足于刑法的视域对克隆人的法律规制问题浅陈拙见，以求为我国相关的立法完善提供一些参考建议！

一、克隆人的技术分类

克隆是英文Clone的音译，意指生物通过细胞分裂进行无性繁殖，形成基因型完全一致的后代种群，因此更为科学的术语称为“无性繁殖”。在科学界，根据克隆技术所应用目的之不同，通常将克隆分为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所谓治疗性克隆，是指从需要治疗的病人身上提取一些细胞，然后将该细胞的遗传物质置入一个去除了细胞核的卵细胞之中，重组的卵细胞通过化学或物理方法刺激之后，开始自行分裂增殖，直至形成一个早期胚胎。从这个早期胚胎中可以提取到对生命成长发育起主要作用的细胞—干细胞。胚胎干细胞经过相应的定向诱导发育的处理，便可以发育成病人需要的各种组织，由于再造的细胞及组织的基因与病人的基因相同，因而以往在器官移植中经常出现的排异反应的难题便得到了彻底的解决。由于从早期人类胚胎中提取的干细胞拥有形成所有270多种人体细胞类型的能力，因而它有可能成为21世纪最重要和最理想的人体器官替代或修复的原料，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将是再生医学上划时代的进步。所谓生殖性克隆，起始的步骤完全相同于治疗性克隆，即从某一供体身上提取少许细胞，然后将该细胞的遗传物质置入一个去除了细胞核的卵细胞之中，经过刺激后，重组的卵细胞开始自行分裂，直至形成一个早期胚胎。如果将早期胚胎植入受体的子宫内，完成受孕、发育和产子过程，就达到了生殖性克隆的目的{1}。以克隆技术的以上分类为基点，克隆人也可以被划分为两类，即治疗性克隆人与生殖性克隆人，前者是指以治疗为目的而进行的人体克隆，而后者则是以“造人”本身为目的的人体克隆。

二、有关克隆人的犯罪性及其刑事责任的学理争论

如何

“克隆”一词最早于20世纪初被引入园艺学，以后又逐步应用于植物学、动物学和医学等方面{1}105 。 1997年世界上首例克隆羊“多莉”的诞生，震撼了整个世界，因为它的问世标志着又一项重大科技成果—人体的克隆（即克隆人）将极有可能很快问世。于是，针对人类可否克隆自身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项大讨论，其影响深远，迄今余波犹在。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中，法学家也参与了其中，并就克隆人的犯罪性以及法律（尤其是刑法）应否禁止克隆人等进行了激烈争辩，形成了“肯定论”与“否定论”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肯定论”认为，克隆人是一种典型的犯罪，因为克隆不仅使得克隆者与被克隆者有着相同的基因构成，而且使克隆者总是生活在被克隆者的阴影之下，而这种阴影使他对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我的感觉受到了限制{2}。不仅如此，克隆人也严重冲击了人类的伦理道德，威胁着现存的社会秩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我们为了保持人类社会特有的秩序，就应该防止有害因素的侵袭，原子弹只消灭物质，而克隆人毁灭伦理规范、精神和道德”{3}，“生殖性克隆人行为已经对人类的公共利益和群体利益造成了损害和威胁，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4}。以此为基点，对于复制人类自身的做法，法律应当坚决禁止，并应当在刑法中增设“克隆人罪”{5}，或者应当订立一部禁止克隆人的单行刑事法{6}。从犯罪控制论的立场来看，“只禁止人类生殖克隆技术是不够的，……只有确保违禁行为将受到双重制裁，禁令才具有意义：一方面是由已有国际人权法院（如欧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法院或未来的非洲人权法院）或有待创建的国际人权法院在其他地区或联合国内部针对国家的违禁行为宣判的制裁措施；另一方面是由本国或国际司法机制根据反人类罪宣判的刑事制裁。”{7}

与“肯定论”针锋相对的是“否定论”。这一学说认为，发现和发明是科学发展的动力，人类最终将会承认创设人的生命的方式不止有性繁殖一种，应该允许无性繁殖作为一种补充方式。两种方式所创造出来的都是人的生命，同样是神圣的{8}。所以，克隆人的犯罪性尚待商榷，立法对待克隆人这一新生事物不能简单地一禁了事。“对克隆技术的禁止是违背人文主义的精神追求的，法律应宽容地看待克隆技术。……对任何新技术采取拒绝的态度和回避的立场不是人文主义者对待新技术的方法。我们在对新技术作反思性审视的同时，应对人的理性和经验抱以充分的信任。……技术本身引发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科技本身的发展来解决，这是我们对待克隆技术应采取的态度。”{9}“现代法律是以理性与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它应具有更多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一方面，对现行占主导地位的人类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生命观加以保护但不僵化与绝对化；另一方面，对于伴随新科学新技术而出现的新的生命现象伦理变化及价值观的变化，应该持一种宽容的、理性的、通达的态度，适当规范可能的不良后果，方可使法律始终适应生产力及生产关系发展的需要，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盲目地、绝对地禁止克隆人，是不可取的，也是禁止不了的，只能导致人类社会僵化、保守和偏狭心理的炽燃，或者促使人们公然违法肆无忌惮地克隆人，扰乱社会。理性的办法应该是制定严密的法律，疏通、引导、规范克隆人的技术活动，使克隆人技术为人类谋福利，而不是把克隆人视为洪水猛兽，围追堵截。”{10}以此为立足点，对于克隆人，“我国法律应对此进行积极干预，而不是消极回避或绝对禁止”{10}12。

三、对克隆人犯罪加以刑法规制的必要性分析

如何

笔者以为，由于克隆人在生命科学上可以被划分为治疗性克隆人与生殖性克隆人两种，而这两种克隆人的社会危害性又存在着明显差别，因此，对于克隆人犯罪性的评价应当分别加以讨论，并分别采取不同的立法对策。换言之，“制订任何反对克隆人类可能性的法规必须谨慎从事，以保证好的研究不至于被粗心大意地弃之不顾”{11}。具体来说：

首先，对于治疗性克隆人来说，由于其终极目的并不在于“造人”，而是要通过“造人”来获取医学治疗所必须的干细胞，因此，其本质实际上是以牺牲一个个体来拯救另外一个或一群个体，在这一点上，它与器官移植有着类似的伦理基础。在生命科学发展尚无其他更优方案可以替代的情况下，治疗性克隆人作为一种次优方案在伦理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治疗性克隆人获得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认可。站在犯罪学的立场上看，犯罪是其社会危害性已经超出了社会的承受度从而需要由刑法来加以防范和惩治的行为，而治疗性克隆人则是一种尽管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其社会危害性尚在社会承受范围之内的行为。以此为基点，笔者认为，治疗性克隆人并不具有犯罪性，对于治疗性克隆人，刑法不宜将之作为犯罪处理。[1]

其次，对于生殖性克隆人来说，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应当被刑法入罪化。这是因为人的生命复制或无性生殖问题不同于克隆技术在医学、农业等领域的运用，它将使人类面临巨大的伦理和法律危机。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1)从法律上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如果允许用克隆的方法在实验室内去复制人或大批复制同一个人，实际上是在认同人类可以被作为产品而在实验室里加以生产，这势必会贬损人的尊严与整体性社会价值。(2）从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的角度来看，人的诞生都会在其家庭关系乃至社会关系中具有明确的法律身份和地位，但克隆人则完全改变了这一点，一旦其降生，则不论是社会还是其本人都无法界定其在伦理及法律上的身份和地位，这势必会造成其社会异类的身份，使其本人陷入被歧视甚至无法为社会认同和接受的窘境，并导致无法定位自我以致处于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状态之中。不仅如此，人的复制完全违背了人类生育和人类亲亲关系的基本准则。它不仅完全改变了人类自然的、通过男女有性结合才能完成的生育方式，也使作为传统社会关系的亲亲关系发生了动摇。[2](3)从克隆人自身的立场上来说，一个生理性状被控制的人，如果为某种目的而再生产，就会有自身被沦为“社会工具”的悲观心理和宿命感，势必会激发其对科学与未来社会的报复感或对抗情绪。而一旦这种技术被用来控制人的性别、人种或生产人体器官，则其后果更难想象。(4）人的死亡是一个法律事实。人一旦死亡，其生命便不复存在。但克隆人却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死人是可以被复制的，而死人的复制则会使正常的或法律上的生死概念发生颠覆性的动摇与混乱。(5)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说，克隆技术相对粗糙，克隆人的质量难以保障。克隆人是单性生殖，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它是一个粗糙的过程。克隆羊“多利”的成功率是1/227，而克隆人的成功率即使乐观估计也只有2－3%，而且克隆生物个体易产生畸形、死胎、流产、胎儿过大、早衰等情况{12}。综上所述，生殖性克隆人技术给在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弊是远大于利的，“如果复制技术被某些不负责任的人滥用，世界将因人类科技进步而陷入噩梦般的境地”{13}。以此为基点，笔者认为，生殖性克隆人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治疗性克隆人的行为，它无法摆脱伦理上的非难性，已经超出了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其本质是一种反社会的犯罪行为。对于这种行为，刑法应当将其入罪化，并配设适宜的刑事责任。

至于“否定论”所主张的“应对人的理性和经验抱以充分的信任”和“技术本身引发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科技本身的发展来解决”，笔者认为，这些论证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就前者而言，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科技的产生、发展和应用给人类带来的福与祸，从来都不是以人的善良意志为转移的。“科学提高了人类控制大自然的能力，因此很可能会增加人类的快乐和富足。这种情形只能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但事实上，人类总是被激情和本能所束缚。”{14}因此，我们切不可对人类的理性和经验抱以过高期望，而应当更多地寄希望于法律，因为法律才是人类高度理性的产物，其“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基于对该行为的全面评价”{15}。其次，就后者而言，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 “科技发展是不问人的生存意义与尊严的，它隐含着无法预料的后果，而且科技不能体现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它无法消除人类与科技的对立和冲突”{16}。为此，科技的意义深化应该被带入伦理、道德乃至法律的揭示中，“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确实需要不时地停一停脚步，确保所发展的技术的确安全，然后重新上路”{16}10。而这也正是科技伦理学、科技法学以及生命伦理学、生命法学等一批新学科诞生的最主要原因。易言之，科技本身所引发的问题是不可能完全依靠科技本身的发展来解决的，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为了保障科技的健康发展，法律的介入甚至是刑法的介入在多数情况下是必不可少的。

如何

此外，“否定论”所主张的刑法宽容并不意味着刑法对生殖性克隆人的纵容。刑法宽容作为刑法谦抑品性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外在素质，是指刑法应当对负面影响尚在人类社会控制和承受范围之内的一般反社会行为网开一面，不将之作为犯罪来追究刑事责任；而不是指刑法应当对那些社会危害已经超出了社会承受度的犯罪置若罔闻。现代基因科技发展过程中引发了大量的法律问题，这些问题中的绝大多数都还在社会的承受范围之内，依靠一般法律手段甚至是伦理道德手段就可以解决，但有些问题则由于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社会的承受范围且也超出了一般法律手段与伦理道德手段的调整领域而必须要由刑法来加以控制。笔者以为，人体的生殖性克隆便在其中。人体生殖性克隆所带来的克隆人之社会地位的无法认定，使得这一行为具有不可抹杀的伦理非难性，假如刑法放任这一行为自流，则势必会严重冲击维系人类社会存续的现行伦理秩序，从而危及人类社会存续的基础。不仅如此，从刑法哲学的立场上来看，为了防控基因技术发展所引发的各种负面效应，在基因研究与基因技术的应用方面，刑法应当设置某些“禁区”，而设置禁区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利益而采取的手段，而不是目的”{17}。正如我国某些学者所指出的：“……设置禁区并不是永远不许涉足该领域，而是指在条件不成熟或后果暂时无法控制的情况下，通过评价其潜在的风险而采取的一种特殊措施；当各种条件允许时，原先的禁区也将不再是禁区，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富矿’。”{18}良好的刑法防控制度，不仅是基因研究健康开展与基因技术理性应用的保障，而且也是基因科技最终造福于人类的根本保障。而生殖性克隆人作为一种严重危及当代社会伦理秩序乃至社会秩序的反社会行为，就是刑法应当在基因研究方面设置的一个必要禁区。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刑法应当禁止生殖性克隆人，并应当为擅自从事生殖性克隆人研究的行为配设一定的刑事责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明确：克隆人的出现是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必然会出现的结果之一，法律对克隆人的禁止并不能够阻止克隆人的最终出现，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克隆人出现的时间。而法律尤其是刑法之所以要禁止克隆人，并不在于立法者看不到克隆技术发展的这一最终趋势，而更多地在于通过在一定时期内禁止克隆人，给人类生命伦理提供一个必要的缓冲期，以便尽可能地减少克隆人给社会带来的根本性冲击，维护社会的稳定，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实际上，刑法中很多犯罪的设置都是为了给人类社会更好地承受各种反社会行为的冲击赢得缓冲期。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各国刑法中的很多犯罪之变迁上得到很好的诠释。以各国刑法对堕胎罪的规制为例，自1821年美国康涅格州制定了美国国内第一个《堕胎罪法》之后，一直到1950年代末，各国的法律一直都将堕胎行为视为犯罪而给予重罚。但随着工业发展所导致的大量畸形胎儿的涌现、堕胎术的逐渐成熟以及公众对堕胎的日益宽容，自1960年代起，美国很多州（如加利福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等）先后通过了允许堕胎的法律，而在其他很多国家，堕胎罪也逐渐由刑法明文规定的一种犯罪转化为一种合法的行为。时至今日，尽管堕胎罪在很多国家都已如历史的尘埃而被尘封在了各国的刑法教科书中，但其为确保人类在胎儿生命处理问题上实现社会观念和意识的平稳过渡以维护当时人类生命伦理秩序的稳定进而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发挥了不可抹杀的重要作用。而我国1979年《刑法》将流氓罪、寻衅滋事罪、投机倒把罪等诸多犯罪明文规定为犯罪来予以惩治，并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依然在刑法中保留这些犯罪，实际上也是为了给我国社会最终认同、接受和适应市场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社会现象赢得缓冲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律对克隆人的禁止与其说是对克隆人的彻底否定，不如说是为人类社会乃至法律自身应对克隆人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并最终认可和接受克隆人赢得缓冲时间。”{1}14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所必然带来的克隆人的最终出现以及人们对克隆人的认同和接受都将会成为一种事实，但当前刑法禁止克隆人对社会稳健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以及该罪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时代价值是不容抹杀的。

四、域外克隆人犯罪的刑法规范如何

在现代生物技术的整个体系中，“克隆人是目前争议最大、波及范围最广的一项生物技术”{19}。由于克隆人的出现将极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自然的生存繁衍方式，并会对人类传统的生命伦理观念带来毁灭性冲击，因此，动用刑法的力量对生殖性克隆人加以规范，便成为各个国家或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在发展生命科学技术过程中均须仔细权衡和认真考量的一个基本问题。在此背景下，一大批旨在禁止人类自我克隆技术研究与应用的立法开始出现，它们在保障基因技术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抹杀的重要作用。而从比较法学的角度来看，分析这些立法，对于探究我国刑法应对人体克隆技术所带来的挑战，完善我国克隆技术的刑法防范策略，无疑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意义。

首先，就国际层面来看，尽管人们对克隆人的法律后果在理论上还存在诸多争议，但在实践中，有关国际组织及各国在生殖性克隆人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却是非常明确的，即对生殖性克隆人基本上都持否定态度，反对甚至明文禁止生殖性克隆人。1997年11月1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的指导基因研究的道德准则性文件《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中，就要求禁止克隆人等“损害人类权利和尊严的科研行为”。而在日内瓦举行的第55届世界卫生大会也通过决议指出，运用无性繁殖技术复制人类“违背人的尊严和道德，因而必须严格禁止”。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利用克隆技术复制人在伦理上是不能接受的，这种试验违背医学要保护人类尊严和从遗传角度保证人类安全的基本准则。1998年 1月12日，法国、丹麦、芬兰等19个欧洲国家在巴黎签署了《禁止克隆人协议》，规定禁止用任何技术创造与任何生者或死者基因相同的人{8}345。

其次，就各国国内立法层面来看，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禁止或限制生殖性克隆人技术的专门立法，有些国家甚至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生殖性克隆人犯罪。作为世界上首个成功培育出克隆羊的国家，英国国会于2001年通过了一项应急法案—《人类生殖性克隆法案》，将生殖性克隆人作为一种新的犯罪，并可判处最高达 10年的监禁，以弥补其1990年《人类授精与胚胎移植法案》未明确规定禁止生殖性克隆人的缺陷{20}。澳大利亚2002年就专门出台了《禁止克隆人法案》，将故意克隆人类胚胎、进口或出口克隆的人类胚胎的行为明确列为犯罪行为，并规定这类犯罪的最高量刑可达到15年有期徒刑。不仅如此，该法案还将通过受精以外的方式生产或培养人类胚胎、非以妇女受孕为目的创造人类胚胎以及创造或培养包含有多于两人提供的基因内容的人类胚胎等明文规定为犯罪，并规定这类犯罪的最高量刑为有期徒刑10年{21}。日本2001年4月开始实施的《克隆技术限制法》全面禁止制造有损于人类尊严的克隆人，违者将被处10年以下劳役或1000万日元以下罚款{22} 。 2004年9月新加坡国会通过的一项法律也明文规定禁止在本国克隆人，违反这一法律者最高将被处以10万新元的罚款和10年监禁{23}。而美国国会也于 2001年7月31日通过了全面禁止克隆人的法律，规定对违反法律规定者最高可处以10年监禁和100万美元罚款{22}。我国台湾地区2007年颁布的《人工生殖法》中也对从事生殖性克隆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依据该法，以无性生殖方式为人工生殖的，处其行为人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50万元以下罚金。[3]除以上国家和地区之外，法国、德国等也都制定了本国有关禁止克隆人的立法，并对非法从事生殖性克隆人的行为追究一定的刑罚。例如，法国对违反禁止克隆人法的行为处以20年以下徒刑，德国处以5年以下徒刑，英国则根据克隆手段的不同分别处以2-10年劳役和监禁{9}63。西班牙则将生殖性克隆人这一犯罪明文规定在其刑法典中，《西班牙刑法典》第161条第2款规定：“用克隆的方法进行人类繁殖和进行其他人种选择的活动的，处1年以上5年以下徒刑，并剥夺其担任公职、从事职业及担当任务6至10年的权利。”{24}国际社会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对克隆人技术的刑法规范不仅表明了人类在对待克隆人技术问题上的谨慎态度，而且通过刑法的力量阻止或至少是延缓了克隆人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类社会应对生殖性克隆人所带来的冲击赢得了缓冲期。

如何

五、我国应对克隆人技术的刑法对策思考

从法哲学的角度来说，克隆技术与法律的关系，就好似剑与剑鞘的关系。一把锋利无比的剑可以帮助人们披荆斩棘，但同时也可能会伤害用剑者自身，而剑鞘则可以帮助人们在不用剑的时候有效遮蔽剑的锋锐，防止造成不应有的伤害，克隆技术与法律的关系也是如此。克隆技术具有明显的双刃性，其健康发展与正当应用会极大地增进人类社会的福祉，而其滥用则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为此，需要立法者采取适宜的对策，以便利用好法律尤其是刑法这一剑鞘，将克隆技术所引发的负面问题限制在最小限度内。对于克隆技术发展所潜藏的各种负面效应，理论上存在3种应对策略，即事前防范、事时制止以及事后惩戒。古人云：“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而“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申鉴·杂言》）；换言之，事先防范是避免风险发生并避免或减少损害的最有效策略。以此为立足点，尽管从理论上来说，“社会和个体一样，无法在所有风险问题上都保持高度警惕”{25}，但每一个社会与个人却都必须选择特定的风险加以关注以便实现其生存与发展，使克隆技术发展过程中所潜藏的巨大风险成为社会与个人通过法律来加以防范的基本风险之一。在此背景下，制定专门规范克隆技术的立法并在刑法中增加有关人体克隆方面的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无疑应当成为我国在防范克隆人技术所引发的社会风险方面所应肩负的一项基本使命。

（一）我国目前有关克隆技术规范的立法现状

在克隆技术的控制方面，我国目前尚未制定专门立法。但在已经出台的个别行政规章中却已经明文涉及了克隆人的问题。2003年12月由科技部与卫生部联合的《人胚胎干细胞伦理指导原则》第4条明文规定：“禁止进行生殖性克隆人的任何研究。”不仅如此，该《指导原则》还就从事治疗性克隆人研究（亦即人体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条件与程序等作了明文规定。此外，在卫生部2003年8月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也对实施辅助生殖技术人员之行为准则作了规定，其中第15项明文规定：“禁止克隆人”。就此来看，我国在人体克隆技术方面的立场是明确的，即绝对不允许从事生殖性克隆人方面的研究，但对于治疗性克隆人技术的研发则给予支持。[4]然而，另一方面，我国有关人体克隆技术规范的现行立法还存在明显缺憾，无论是《人胚胎干细胞伦理指导原则》，还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都还存在着立法效力层次过低且刚性不足的严重弊端，而且在以上两部规章中都没有关于从事生殖性克隆人研究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尤其是刑事责任的任何规定。这就使得我国现行立法对生殖性克隆人的禁止显得苍白无力，一旦实践中有人从事生殖性克隆人方面的研究，以上两部规章根本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规制作用。在克隆技术，尤其是以治疗为目的的干细胞技术飞速发展，而滥用该技术从事生殖性克隆人研究的威胁又随时可能成为现实的背景下，这显然已经成为我国现行立法的一个不足。

（二）我国应对人体克隆的刑法对策建议

以上文对国外有关人体克隆技术刑法规制的分析为视角，并结合我国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庄严承诺，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立法尤其是刑法在规制人体克隆技术方面还存在明显的缺陷，具体而言，现行法律尤其是刑法尚未针对非法人体实验配设相应的刑事责任制度。针对这一立法缺位以及我国克隆技术发展所必然带来的相关立法需求的日益强烈，我国应当制定一部专门引导和规范克隆技术研究与应用的《克隆技术管理法》，将我国在克隆技术发展方面的基本政策转化为法律予以推行，以保障克隆技术在我国的健康发展。在这样一部立法中，应当明确规定指导我国克隆技术发展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并明确规定相关不规范操作的一般法律责任以及刑事法律责任。[5]同时，为了使该法与刑法保持衔接以更好地防范生殖性克隆人犯罪的发生，应当及时修改现行刑法的规定，增加“非法从事生殖性人体克隆研究罪”这样一项罪名。在法治已经成为我国当代社会主旋律而罪刑法定的理念亦已深入人心的情势下，这显然已成为我国应对克隆技术发展所带来之挑战并弥补现行立法缺憾的内在需要。

 

【注释】如何

[1]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刑法将完全放任治疗性克隆人，而仅仅表明，刑法不应将治疗性克隆人做人罪化处理。假如治疗性克隆违背了法定的操作规程，造成了严重危害社会的后果，刑法依旧要将相关的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理，并依法追究相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2]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构件、人类关系的基本单元，并不是某个或某些人随随便便发明创造所产生的，而是人类历史在漫长的自我探索与选择的进程中结出的文明成果。历史上曾有过取代家庭的实验，但未真正取得成功。而双亲家庭又是最有益于儿童身心发育、形成健全的人格和成熟的自主性及完美的爱的情感体验，从而避免罹患认知与情绪上的心理障碍的环境。相反，在丧失父母一方的家庭中的儿童，由于无法体验完整的父母之爱，其人格发展也难以达到健全的水平，心理失常、行为不轨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双亲家庭中的同龄人。现实社会中，由于父母离异所造成的对子女的伤害已经是一种很大的不幸，但这些子女至少还是拥有他们的父母，至少还曾经拥有过完整的双亲家庭。而通过克隆技术使单身男女生殖后代的行为，则不仅使作为后代的当事人应当享有的惟一性、独特性的权利天然丧失，而且使得他应当享有的如其基因供体（即单身贵族）一般曾经享有过的拥有父母双亲的权利先天地被剥夺了，他从存在之时起便被先天地打入无父或无母的单亲家庭之列，这对于克隆人来讲，显然是不公平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伤害。而这种不公平和种种显而易见的对克隆人的身心伤害足以构成对法律禁止生殖性克隆人的强有力的理由。（参见：谭家宝，张绪治．论生殖性克隆人犯罪—对生殖性克隆人的犯罪学评价[J]．英才高职论坛，2006,（1):10）

[3]参见我国台湾地区《人工生殖法》第16条及第30条。

[4]当然，这种支持是建立在相关研究须严格遵守《人胚胎干细胞伦理指导原则》所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之基础上。

[5]在《克隆技术管理法》中明确规定克隆技术不规范操作的刑事法律责任，并不是要求该法对克隆技术操作方面的罪名和罪状作出规定，而是要求该法设置一些涉及克隆技术操作的刑事指引条款，以便为刑法介入对这类操作的规范提供立法支持。

克隆技术论文篇3

关键词：克隆人； 技术； 华而不实

abstract: in modern society, “human cloning” is a popular term. there is deeply flashy and without substance behind human cloning. how to treat the technology of human cloning? we ought to create what social environment for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biotechnology. we only need calmness, solidness and order.

key words: human cloning；technology； flashy and without substance.

引言

作为科技哲学的学习与工作者，我们一直关注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我们总感觉到生物技术的发展与人类的社会生活状况及健康关怀密切相关。由于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还不能给我们更多的经验事实来显示它对社会的巨大作用，人们对它的认识只能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理论推测和美好展望阶段。作为生物技术领域之一的克隆技术，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可能是很深远的，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多半停留在观念与假想阶段。

关于“克隆人”问题，自1997年以来，不仅是一个科技热点，而且作为一个社会热点为人们所广泛关注。“克隆人”真的要呼之欲出了吗？“克隆人”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有没有意义？对此，人们已经发表了很多并非毫无道理的言论。早在1997年第6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上就发表了邱仁宗先生（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伦理委员会委员）的“克隆技术及其伦理学含义”的文章和一组九篇关于“克隆人”问题的笔谈，后来又陆续发表多篇与之相关的论文。这充分反映了我们科技哲学界对此问题的密切关注。

如今五年多过去了，我们本来不想再去凑那个热闹而对这个似乎老生常谈的话题再议论一番。但是事至今日，只要你打开网络、电视和广播，翻开报纸和杂志，总会有关于“克隆人”的新闻、言论不断涌现。现在非常明确的是，“克隆人”的问题并没有终结，它也许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从1998年的锡德(richard seed)到2001年的扎沃斯（panos zavos）、安蒂诺里（severino antinori）、布瓦瑟利耶（brigitte bossilier）等被媒体称为“科学狂人”的人物，一直要试图完成“克隆人”的“伟业”来显示人类智慧的伟大和对自然界限的克服，就必然有人去评议“克隆人”。对此，我们有疑义和困惑，也有自以为是的一些新认识。我们带着并非反科学与反技术的态度，通过对“克隆人”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问题的描述与思考，我们不得不说“克隆人”热是华而不实的学风与社会盲从的产物，是在当今技术时代人们对技术高度崇拜、技术狂热幻想与对技术现象思维高度敏感性相结合的产物。在此，我们同时初步分析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应持的心态和适宜的社会环境。

1 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的不完善性

在此，我们有必要重述一下事情的来源。在1997年2月27日出版的《自然》第385卷上，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的威尔莫特（i•wilmut）博士及其同事发表了题为“从胚胎和成年哺乳动物细胞繁衍的后代”(viable offspring derived from fetal andmammalian cells)的研究论文，宣布了一例采用成年母绵羊乳腺上皮细胞作为细胞核供体，另一只母羊的去核卵母细胞为受体，经过细胞核移植后，植入第三只母羊的子宫发育成为一只与核供体母羊遗传性状完全一样的小羔羊，名为“多莉”（dolly）。其实，威尔莫特的论文包括两项实验结果：一是用绵羊胚胎细胞核移植获得了七只小羔羊；二是用绵羊的乳腺上皮细胞核移植获得了一只羔羊，而实验所用的重组卵子数量是277个。利用胚胎核移植克隆出羔羊七个，具有一定的重复性，是可信的。在此之前已经有别的生物学工作者在小鼠、猪、牛、羊等哺乳动物身上，已有不同批次的成功试验来证明。所以说用胚胎核移植克隆哺乳动物的技术是可行的。〔1〕 但是，用成年动物的体细胞核移植的成功率是如此之低！我们试想，如果没有“多莉”的出生，有“成功率”这个概念吗？这只能说明体细胞克隆技术远远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甚至其可行性也有让人怀疑的地方。

不但我们这样想，而且有思维能力的人都会这样去想，如果能用体细胞克隆出第一个“多莉”，则应该能克隆出第二个以至于更多的“多莉”来。必须强调的是，科学事实应该是可复核和可以重现的，能重复实验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实验性科学成果，只有在取得多次或大量的重复后，才能被科学界认可。在科学史上，物理学家韦伯曾宣称发现了引力波，但是由于没有被别的科学工作者重新发现而始终没有被承认。让我们吃惊的是，这个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自然科学成果被学术界、新闻界、政界、一般公众如此迅速地接受了。我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自然》杂志世界学术权威性的深远影响呢？还是人们“正因为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才相信”的潜意识心理在作怪？我们不禁还要问：只有一例“多莉”羊的诞生能充分证明已经高度分化的哺乳动物的体细胞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去分化、重新获得遗传的全能性吗？这是一例判决性试验吗？我们能在没有更多的科学事实面前、不假思索地就认为这是生物学史上划时代的一场革命吗？我们所有断言的理由充分吗?

对这些疑问的答案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自然界中有些界限是不容易或不能突破的；我们只知道科学与技术不完全是一回事；我们只知道成熟的技术是达至目的的有效手段；我们只知道没有切实可行的克隆技术是不能实现“克隆人”的梦想；我们还知道如今五年多过去了，“克隆人”没有诞生，一切一切的喧哗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烟消云散了，留下的只是一片片虚无!

2 “克隆人”部分社会层面问题的不实性

（1） “克隆人”的风险性

被媒体誉为“克隆羊之父”的威尔莫特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也指出了克隆技术的不完善性，例如克隆动物的大多数在胚胎阶段就失败了，成功率很低，并且产下的动物胎儿不是死胎就是有畸形。这样极不成熟的技术，如果随意应用于人身上不是失败就是极不安全的，使当事人或“克隆人”冒着巨大的生命风险或健康风险。“我们相信在细胞核克隆上的科学争论仍不能澄清时，试图去克隆人类是危险的和不负责的。”〔2〕并且在移植操作过程中，一旦细胞核受到任何机械性损伤，就有可能发育出有缺陷的后代。与其这样，又何必去克隆人呢？对人类的繁育来讲，克隆技术是不是有些画蛇添足呢？

（2） “克隆人”的不必要性

现代人类社会是人丁兴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还在为控制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而努力，根本没有必要去复制人。尽管有人说这项技术可以帮助不育或失去孩子的家庭解除痛苦，提供一种新的生育行为选择权。但是这样的家庭在数量上又有多少呢？有必要花费大量的社会资金、资源和智力为极少数人的特殊需要服务吗？这样的研究目的充分而正当吗？况且现在不是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试管婴儿”等辅助生育技术来解决不育问题吗？为什么要寄希望予一项尚不成熟甚或不可能的技术呢？

（3） 尊重女权的社会心理的抵制

依照动物克隆的技术操作程序，培养“克隆人”，既需要妇女提供卵细胞，以便为了获得去核的空卵，还必须借助于妇女的子宫来孕育克隆胚胎。因为人们也许永远无法去制造或合成生命原点之一的卵子，同时人们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模拟出人体子宫那样的适合生命孕育的精致环境。不但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就是我们一般人看来，在整个将要施行的“克隆人”技术操作过程中，妇女始终处于一种“工具”的地位。如果充分考虑到妇女的心理因素并尊重女权而不能随意增加其非正常排卵、怀孕和分娩的风险与痛苦，则“克隆人”是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基础的。“克隆人”要比正常的生育复杂得多，也并不充满诗情画意。人们似乎在做着一项背着石头上山这样的事情。

（4） 社会属性的不可复制性

众人皆知，人是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人之所以为人，更主要的是由于其具有的社会属性，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在我们大都明白了已不可能克隆出诸如“希特勒”、“爱因斯坦”那样的人物了。每个人都有其所处的特定的生活环境，其人生际遇与所处的家庭环境、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是紧密相联的。“克隆人”的神话迎合了部分人渴望与众不同并成为天才人物的某种期待心理。但是理智的人们，一定不要被卷入遗传决定论的漩涡。那不过是个不切合实际的梦幻！

总之，基于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的理由与现实来看，“克隆人”真的是华而不实的！

3 两点启示

在“克隆人”研究与争论热后进行一番冷静地思考，将有利于人们正确地理解现代生物技术及其价值，同时也会有益于生物学、生物技术的健康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

（1）重树科学精神，调整研究心态

通过对这几年“克隆人”热的思考，可以看出：世界范围内的生命科学（医学）界，似乎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浮躁情结。例如，昨天你宣布克隆出个绵羊，今天我就声称克隆出个猴，明天他又计划去克隆出人来，并且和大众媒体紧密配合。这其实是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精神缺失、功利心切和“争第一”思想的一种表现。这不能仅仅责怪生物学（医学）工作者，这也是社会环境使然。我们的市场经济社会是重结果、重实效而不重过程的。但是作为生物科学工作者，还是要树立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勇于实践和创新。不去做一些华而不实的研究工作，而是要踏踏实实地做好基础性研究工作，在知识储备充分的情况下再去及时地实现技术上的转化，从而造福于人类。记得我国生物学家、中科院院士邹承鲁先生曾说过：“要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需要奉献出他的全部时间和全部精力，他没有‘第二职业’，他也没有过多的兼职，过多的抛头露面。”这对于那些频频上媒体和约见记者以及被记者约见的科学工作者来说终归是一种善意的劝告吧！

我们以为，动物体细胞克隆的低成功率本身就是一项很重要的基础性研究课题，关键之处也许还是我们对生命的本质和运动的机理了解得太少、太少了。如果弄不清这些最基本的生命机理而总是在做“克隆”，仍不可避免失败的结局。还有，动物界的“克隆”和植物界的“克隆”的内涵是一样的吗？现在所有的动物（人）克隆技术均需要借助去核的卵细胞，并要移植到子宫中去孕育，离不开雌性动物，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无性繁殖吗？这里面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生物学家们弄清楚了吗？

我们深信，生物技术（包括克隆技术）的进步肯定还是要取决于基础研究的深入发展。没有对生命的本质及其运动机理进行长期的研究而获得的更多知识，是不可能对生命个体进行正确操纵或改变的，有的只是对生命个体的伤害。在这里，智慧与耐心缺一不可。必须进一步强调没有深厚的基础则不会有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这些道理也需要政府科技决策与管理部门和社会公众明知。

（2）正确认识生物技术，创造良好社会发展环境

新闻媒体以少有的阵势介绍或炒作了克隆技术，并且以克隆人的技术幻想，让莫明其妙的惊喜、忧虑和恐慌充满我们的社会，造成了许多人对克隆技术的误解。这是不利于克隆技术和其它生物技术的健康发展。其实，对科学技术的评价应该建立在对科学技术的正确理解基础之上。

新闻媒体对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技术、塑造公众的科学态度的作用是广泛和深远的。媒体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宣传科技成果、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对一些还不成熟的科学概念不要夸大、炒作。同时，我们也殷切地希望生命科学工作者在面对公众对生物技术的误解时，绝对不应该保持沉默，而是要担负起普及生命科学知识的重任，把提高与普及结合起来，为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给生物技术的发展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我们以为，认识生命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善待生命，而不是伤害生命，善待生命也就是善待我们人类自己。生命是充满神秘的，这种神秘在给生物学家们提出难题的同时，也使生物学领域成为最能激起人类去竭尽智力的重要领域之一。但是，“科学不是可以不劳而获的——诚然；在科学上除了汗流满面是没有其他获致的方法的；热情也罢，幻想也罢，以整个身心去渴求也罢，都不能代替劳动。”〔3〕

在生命科学领域，我们也许更需要的只是平静的心情，热情、扎实而有秩序的工作。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踏实、勤奋和充满智慧的人们来完成，也需要我们这些普通人实事求是地为之呐喊助威！

参考文献：

〔1〕钱凯先. 克隆风云[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 1，121.

克隆技术论文篇4

克隆坎坷路

在苏格兰高地诞生的多利是克隆成果的集大成者。回溯克隆的历史，苏格兰无疑是最适合多利降生的地方，这里有欧洲最早的医学院，也是青霉素的发现地，现在又将成为克隆技术的圣地。

早在2 000多年以前，克隆就已经融入人们生活。果农们用嫁接等无性繁殖技术克隆亲代的优良属性，但直到1958年，现代意义的实验室克隆技术才得以确立。这一年，英国人斯特沃把一块成熟的胡萝卜组织成功分化克隆为一棵完整植株，从而证明植物的成熟细胞仍然保有功能的完整性。

动物细胞也具有全能性吗？1964年，英国科学家戈登把蝌蚪肠壁细胞的细胞核转移到已经去核的蛙卵细胞中，成功培育出正常的成年蛙。这个由英国人确立的核转移克隆技术，第一次证明了动物的体细胞核具有全能性，奠定了该领域的实验标准，以后的实验只是供核细胞有所不同。

虽然已经没有理论障碍，但是技术难度却一直难以逾越；诞生多利的种子已经播下，唯独土壤尚未准备就绪。在克隆曙光惊现20多年后，鱼、鼠、牛等克隆动物才依次登场，供体细胞都取自胚胎期。商业公司从中看到了商机，荷兰生物科技公司率先进行基因改造实验，让转基因动物在牛奶中产生特殊蛋白质。在延续生物反应器的生产能力方面，克隆技术大有用武之地。

多利诞生记

成立于1989年的苏格兰PPL公司有着同样的野心，他们与罗斯林研究所合作，尝试克隆动物。为了规避利用胚胎细胞克隆动物所可能带来的伦理学困境，他们希望从成年动物的体细胞取得细胞核。诞生多利的土壤现在开始被翻松了。

1991年，坎贝尔加入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负责克隆羊的技术探索；当时他的顶头上司威尔穆特是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负责协调指挥。5年后，坎贝尔等利用前辈戈登创立的核转移克隆技术，成功克隆世界上首批克隆羊：梅根和莫拉格。论文于当年发表于《自然》杂志，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因为他们使用的是胚胎期细胞核。十年后回首这段历史，坎贝尔认为该文的重要性超过多利――可能因为该文奠定了克隆多利的技术基础，也可能因为他是第一作者。

克隆专家们不免有些失望，他们决心从乳腺上皮细胞中获取细胞核――这是无可争议的体细胞，虽然仍是和胚胎成纤维细胞最接近的体细胞，仍然使用卵细胞作为核受体，因为他们认为卵细胞内含有促进基因分化的必不可少的物质。

首先提取怀孕多赛特母羊（白脸）乳腺细胞中的细胞核，这些核内包含有多利的几乎所有遗传信息，再将细胞核转移到苏格兰绵羊（黑脸）的去核卵细胞中，在微电流的刺激下，核与卵细胞融合为重建细胞。277个重建细胞先暂时植入母羊的输卵管中，只有29个成功发育为胚胎。将这些胚胎植入13只代孕母羊子宫内，历经148天的艰难孕期，编号为6LL3的小绵羊呱呱坠地，体重6.6千克，白脸――和它的基因母亲一样。

这一天是1996年7月5日，世界上首只体细胞克隆哺乳动物诞生；威尔穆特可能不在现场，但他拥有和多利最著名的合影。虽然多利的世界第一头衔拥有众多的限定词，但威尔穆特明白其轰动性。技术和社会的互动史表明，当繁殖方式离人类越远，克隆对象离人类越近时，公众的兴趣越高，更何况羊只拥有比人类更大的大脑比例。论文中他成了第一作者，这意味着他将是“多利之父”――直到十年之后承认大部分功劳应该归于坎贝尔。

“多利”号克隆飓风

研究人员知道它必将成为大明星，给它起名多利，同名女歌手不仅名声显赫，而且有着脯，这是研究人员对多利的另一个期望。和多利同期出生的还有另外7个兄弟，可是从来没有人听说过它们的名字――如果它们还有名字的话――谁让它们的基因都来自胚胎细胞核呢。只有从编号6LL*中可以依稀看出它们与多利的若干关系。

次年2月，在《自然》杂志刊登论文的同时，多利被介绍给公众。多利掀起的克隆旋风，甚至比威尔穆特的预估更强大更持久，即使是《自然》杂志的最大对手，美国的《科学》杂志也不得不将多利的诞生评为年度科技进展。医药大厂、野生动物保护者和疑难杂症患者也从中看到了希望，虽然多利的成功率低到让人起疑。

核转移克隆技术仿佛空降人间，犹如重磅炸弹，激起了人们对生殖前景的担忧。既然羊只可以无性克隆，人类岂非也可以孤雌生子？伦理学的担忧固然有着前景考虑，但人们似乎忘记了一些基本事实：多利既不是首只克隆羊，也不是首只克隆哺乳动物，更不是首只克隆动物。只不过以前的克隆技术都从胚胎细胞中获取细胞核，而如今改为取之不尽的体细胞，公众不免有了孙悟空拔毛化身的紧张。这种紧张开始蔓延，以致于在1997年底，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禁止人类克隆。这是一个糟糕草率的科学决议，但在政治上完全顺理成章。

当科学家忙于验证，公众们热衷激辩之时，多利则在苏格兰的室内羊圈中接受膜拜。女王般的（事实上，多利的确曾当选苏格兰反君主主义者心中最受欢迎的女王）生活固然尊贵，却没有自由。所幸的是，两岁时，它与一只威尔士山羊喜结连理，新郎名叫戴维，不多久爱情结晶邦尼出世，次年再产三子。多利终于不负期望，以行动证明了名字的正确性。

这两年是多利最幸福的年份，它以常规的婚配回应人们对克隆动物的忧心。科学家们也有了大进展，小鼠、山羊、猪相继克隆成功，甚至连克隆小鼠的克隆也出世了。核转移克隆技术沿着乐观主义所设定的路线高歌猛进。2001年成功克隆了濒危的印度野牛，可惜在产后感染中死去；对其他野牛的克隆尝试也有所收获；甚至有人以死亡肉类样本的细胞核成功克隆出欧洲盘羊。

接下来的两年，克隆技术持续成为科技记者的追逐热点。疯狂科学家和组织相继宣布克隆人计划，引起国际政治界的激烈反弹，法国和德国甚至建议联合国签署禁止繁殖性克隆的条约（后被放弃）。5年多过去了，不知克隆宝宝是否已经上幼儿园了？

政治的吸引力显然不如多利，2001年度最让人牵肠挂肚的是多利的关节炎，对于正处于青年期的多利来说，患上典型的老年疾病，这可不是好迹象。人们对多利早衰的担心终于在分子生物学上有了明证，多利的染色体端粒比正常绵羊短20%，而端粒和细胞寿命密切相关。后来，另一项老年性疾病“进行性肺炎”开始袭击多利，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痛苦，研究所决定对多利实施安乐死。这是2003年，多利享年6岁，是正常绵羊寿命的一半。同年，PPL公司也陷入困境。

反思与重生

“沉舟侧畔千帆过”，多利和PPL的衰退，是对克隆技术的沉重打击，但好消息仍然不断。同年，克隆马、鹿和骡出生，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也表示，克隆动物的肉、奶是安全的。在汹涌澎湃的克隆浪潮中，人们似乎有些迷失了方向，成体动物的克隆仍然是最吸引眼球的领域，太多的精力被花费在此。

无形中，科学家们自己圈就了核转移克隆技术的伦理困境。体细胞克隆虽然规避了胚胎供核的伦理问题，但科学家们却误入歧途，将过多精力花费在繁殖动物成体（很遗憾，这里面有不少的功利因素)。多利所掀起的轩然大波清楚地说明，成体动物克隆正是人们最大的忧心所在。

缅怀多利的低落情绪，很快被对克隆技术的反思所取代。再三克隆动物成体所形成的伦理学困境；早衰、非完美复制、低成功率的技术短板；以及大量花费之后显现的黯淡前景……让很多人丧失了对核转移克隆技术的耐心，转而关注干细胞技术。

干细胞技术吸取教训，从一开始就避免制造动物成体，这不仅减少了早衰和成功率的问题，而且免除了人造生命的困惑。但这个免除又带来了另外的悖论，人为地阻断胚胎发育成为生命的机会，把可能发展为人的胚胎硬生生拆成若干份显然也不够人道。

干细胞技术规避了上述难题，2007年，科学家成功地将皮肤细胞转化为干细胞――不需要卵细胞、不需要核转移、不需要胚胎、不制造成体。虽然仍不断有克隆成果问世，但干细胞技术似乎更有前途，甚至连威尔穆特也改弦易辙，他宣布放弃核转移克隆技术，转向成体干细胞领域。不考虑其中的感情因素，很可能他是对的。最起码，两种技术的互相融合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克隆技术论文篇5

什么是克隆

“克隆”(英语CLONE的译音)，广义上是表示“无性繁殖”。“克隆”既可作为动词，亦可作为名词。大家知道，有性繁殖是靠和卵细胞的结合开始发育的。而。“克隆”绵羊产生的过程是：科学家们从一个成年母绵羊的里取出一个细胞，然后从中取出这个细胞的基因，再把这个细胞基因注入到另一个绵羊去掉细胞核的未受精卵中。接着再用人工的方法，将它分裂成许多细胞。继而再分化成幼小的胚胎，这就是“克隆”技术。将幼小的胚胎再殖入另外一只绵羊的子宫完成发育而娩出。由于细胞基因里藏有“母”绵羊的全部遗传基因“密码”，所以培育出的幼羊继承了“母”绵羊的全部特征。从理论上讲，在实验室中利用“克隆”技术可使上述细胞不断增殖，可翳育许许多多小胚胎，形成众多一模一样的绵羊。

如何评价“克隆”技术

“克隆”绵羊的出世的确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一生物工程学的重大成果预示着良好的应用前景。应用这种技术既能“克隆”出绵羊，当然也就能“克隆”出其他动物，它可帮助人类培育出众多的优良作物和家畜品种，从而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在拯救濒危珍稀动物方面显然也有极大的作用；未来用于培育医疗用的皮肤、软骨、骨髓等的潜在价值也不可估量。但是，从来没有哪一种技术的突破能像生物技术那样，在带给人类实惠和好处的同时又令人类忧虑不已。“克隆”绵羊的诞生就给人类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伦理道德问题。因为这一无性繁殖技术具有被用于复制人类自身的可能性。有些科学家说，这在理论上已没有什么困难，在不久的将来人类便可利用无性繁殖技术从一个死人那里取到必需的活的遗传物质，再造出与他的基因性状完全一致的人。因此，人们一方面对这一技术的神奇前景感到惊讶，另一方面对它可能引起的社会混乱和伦理危机感到忧虑和恐慌。人们不能不想到：如果这种技术被一些“科学狂人”或是仇视社会的集团滥用。“复制”出一批批不再具有父、母、子、女关系的个体，岂不乱了伦理纲常，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特别是“克隆”出类似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的危险人物来，世界岂能安宁?

克隆技术论文篇6

关键词：科学本质观视角；初中科学教学；策略研究

一、科学本质观视角下的初中科学教学策略研究

科学已经不再是停留在理论上了，科学技术是科学发展道路上的关键点，在初中的科学教材书上，有许多技术与科学的例子，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经历过3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对微生物进行克隆，这种克隆技术让一个单独的细菌快速的繁衍出了一个和它体细胞结构完全相同的细菌群，第二个发展阶段时生物克隆技术，这个技术是利用复制遗传基因DNA对生物进行克隆技术，第三个阶段是克隆动物，利用第一个阶段细菌克隆的实验来对动物进行克隆技术，由动物的一个细胞克隆出相同的一个动物。通过这三组的举例、实验，科学家开始证实克隆技术的真实存在，在1996年，科学家利用克隆技术克隆了一只羊，这只羊叫多利，多利的诞生最特别的是它不是由和卵子结合而生产出来的，而是将绵阳的卵细胞中所有遗传物质提取出来，使卵细胞变成了一个空壳，然后再从另一只羊身上取出乳腺细胞，将乳腺细胞输入空壳中，这个过程造就了一个没受过精还有新物质的卵细胞，经过卵细胞的分裂逐渐形成胚胎，然后再把胚胎放入母羊的体内，母羊经过分娩后多利就诞生了。克隆技术的诞生使科学技术在世界得到了重大的突破。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科学实验和技术两者缺一不可，但是，学生在课堂上离这些技术都很遥远，教材上的内容普遍都是通过文字的叙述来得到实验答案，教师也不会去一一的解说实验过程，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因此，教师在课堂上应挑选重要的科学内容对学生进行讲解，对科学教材的专业术语进行口语化的解释，使科学教材知识更容易被学生所接纳。

教师讲解完磁悬浮列车的原理和结构后，以提问的方式和学生进行交流，例如，教师可根据磁悬浮列车的原理提问这种新列车与传统的列车相比较有哪些优点，为什么列车可以悬浮在轨道上方，这种轨道在行驶过程中有哪些优点等等，传统的教学方式是教师把教学内容写在黑板上讲解，是学生在座位上一言不发的听课和写习题，是以全盘接受的方式去接受知识，但是，这种教学方式只会让学生的思想戴上枷锁，无法让学生自由的创造、大胆的创新，随着新的教学方式，教师在课堂上提出相关的问题，学生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通过寻找答案的方式去探究目标，这种新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课堂上不再是死记硬背，也不再是枯燥的只听教师的讲解，这种教学方式使学生找回了科学热情，通过自己的研究领悟到更多的知识，这种知识是传统的教学方式无法达到的。

在科学的不断发展中，科学知识在课堂上仅仅靠观察、实验、证据这三个方法去进行科学实验，导致教学内容变的抽象化，许多专业名词无法通俗易懂，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初中教学可以采用多媒体的教学方式去讲解课程，多媒体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很多方面是传统教学方式达不到的，例如：第一，多媒体教学的运用中，可使许多科学内容不再抽象化，使科学内容更加直观，加快学习的进度，使科学技术更通俗易懂。第二，教学方式从繁复的文字变成了简单的图片形式，教师在这个过程中不用反复的去解释科学现象。第三，传统的教学中通常以粉笔和黑板为表达形式，而多媒体形式的教学让课堂更生动，增加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使课堂更有趣。第四，科学中的许多技术都是课堂上无法研究的，因为环境的限制，许多科学研究过程都需要用到大型器材和空旷的环境，但是，有了多媒体的教学方式后，科学的技术过程可以通过多媒体播放技术来进行演绎，使学校的教学方式不再只停留在对课本知识的讲解上，使科学以生动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也不仅提高了学生对知识的兴趣，也让学生对科学的技术过程更了解。

二、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科学改变的不仅仅是生活，也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科学正在影响着人们的未来，在初中科学教学中，让学生认识科学的本质这是一个长期的培养目标，在科学的教学方式上，教师要通过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和探究科学的本质观，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良好的科学素养。

参考文献：

[1]徐蓉.初中生科学本质观调查及提升策略[J].课程与教学论，2011，（3）：53

克隆技术论文篇7

再看克隆技术

不久前，电影《生化危机》最后一部在国内上映，女主角爱丽丝最后被证明是克隆人，如果不是电影里设置这一情节，观众很难相信这件事，因为爱丽丝看起来跟常人并无二致。电影里的这一剧情设置跟现实中理论上的克隆技术非常接近。

简单来说，克隆就是利用某个生物的部分遗传基因，然后在其他地方重现。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研究所的劳伦斯・布罗迪曾表示：“当多莉面世时，媒体报道了克隆技术诞生的事实，并辅以科幻式场景。但在生物学上，这依然令人感到震惊。苏格兰人实际上找到重新编辑基因的方式，甚至能够创造整个有机生物。”

多莉被克隆的过程被称为体细胞核移植，即取一个体细胞，比如皮肤细胞，将其DNA转移到卵细胞中，并去掉细胞核。在这个过程中，DNA可通过注射或利用电流的过程转移。

自“多利”诞生之后，科学家已经成功克隆出许多哺乳类动物如牛、猴等。但实际上，即使是已经研究数十年的动物克隆技术，在目前仍然存在许多未解难题，克隆的失败率极高。在以往进行过的克隆实验中，大多数的尝试均以胚胎死亡、发育出有缺陷的胎盘和植入失败告终，仅有低于10%的哺乳动物克隆胚胎最终可以存活下来。多莉在出生之前，同样是经历了277次失败。

克隆带来的“曙光”

目前克隆技术本身并没有完全成成熟，因此大多数时候它只是出现在实验室中，但仍有不少人正尝试着将它用在商业领域，因为它确实能解决不少问}。举例来说，美国犹他州立大学可克隆奶牛。这个学术机构表示：“克隆是一种极好的技术，可以帮助濒危物种、促进疾病抵抗，甚至还可增加牛奶产量。”此外，这种技术还可用于帮助克隆你的宠物，只要你愿意花钱。英国一对夫妇近来花费6.7万英镑，委托韩国公司克隆了他们死去的爱犬。此后，克隆狗被送回英国。

美国公司Viagen自称是“美国最受信赖的动物克隆公司”，能够克隆各种家畜，包括马、奶牛、猪、绵羊以及山羊等，当然还有宠物。该公司表示，它们还可克隆出优质赛马，让育种者可以更好地利用基因优秀的动物。ViaGen公司称，他们的克隆业务已经运营15年，利用SCNT技术克隆了数以千计的动物。所有被克隆的宠物都是正常健康的小狗和小猫。该公司发表声明说：“克隆宠物的过程大约需要8～12个月，因为需要时间创造晶胚，猫狗需要60～62天正常怀孕，在被送给客户前，这些克隆宠物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悉心照料。”

克隆是否存在长期的健康影响还不清楚。2003年，多莉因患上肺病死亡。但诺丁汉大学生物学教授凯文・辛克莱研究发现，克隆动物能够健康地生活下去，直到衰老而死。他对4只7岁大的芬兰多赛特克隆羊研究发现，这些动物都可以健康地衰老下去，且寿命都比多莉长。辛克莱还称，未来几个月中，这些绵羊将被安乐死，大型克隆动物的更详细研究也将展开。

克隆项技术的吸引力还是巨大的，最直接的是我们至少可以看到那些珍爱自己宠物的主人可以通过克隆来“延续”宠物的生命，因为大多数狗或猫的寿命都是比人短的。

逃不开的道德话题

即便多莉是科学的一个巨大成功，但生活中很多人对这一技术仍持反对的态度，尤其是人类自身的克隆。原因很简单，因为克隆人涉及严重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

一个直接的理由是，“克隆人”会扰乱社会的正常伦理关系。我们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现代核心家庭中爸爸妈妈和子女伦理定位明晰。如果出现克隆人在一个家庭中，他（她）既不像子女，也不像兄弟，因为克隆人的基因型与体细胞供者一致，代际关系将严重错位。克隆人自身也会出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等“自我认同”的心理问题。如果克隆人多了，出现“千人一面”，那将对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产生巨大的冲击。

克隆技术论文篇8

克隆是英文"clone"或"cloning"的音译，而英文"clone"则起源于希腊文"Klone"，原意是指幼苗或嫩枝，以无性繁殖或营养繁殖的方式培育植物，如扦插和嫁接。在大陆译为“无性繁殖”在台湾与港澳一般意译为复制或转殖或群殖。 中文也有更加确切的词表达克隆，“无性繁殖”、“无性系化”以及“纯系化”。

克隆是指生物体通过体细胞进行的无性繁殖，以及由无性繁殖形成的基因型完全相同的后代个体组成的种群。通常是利用生物技术由无性生殖产生与原个体有完全相同基因组之后代的过程。科学家把人工遗传操作动物繁殖的过程叫克隆，这门生物技术叫克隆技术，其本身的含义是无性繁殖，即由同一个祖先细胞分裂繁殖而形成的纯细胞系，该细胞系中每个细胞的基因彼此相同。

克隆也可以理解为复制、拷贝，就是从原型中产生出同样的复制品，它的外表及遗传基因与原型完全相同。 时至今日，“克隆”的含义已不仅仅是“无性繁殖”，凡是来自同一个祖先，无性繁殖出的一群个体，也叫“克隆”。这种来自同一个祖先的无性繁殖的后代群体也叫“无性繁殖系”，简称无性系。简单讲就是一种人工诱导的无性繁殖方式。但克隆与无性繁殖是不同的。无性繁殖是指不经过雌雄两性生殖细胞的结合、只由一个生物体产生后代的生殖方式，常见的有孢子生殖、出芽生殖和分裂生殖。由植物的根、茎、叶等经过压条或嫁接等方式产生新个体也叫无性繁殖。绵羊、猴子和牛等动物没有人工操作是不能进行无性繁殖的。克隆羊多利也是克隆的产物。关于克隆的设想，我国明代的大作家吴承恩已有精彩的描述——孙悟空经常在紧要关头拔一把猴毛变出一大群猴子，这当然是神话，但用今天的科学名词来讲就是孙悟空能迅速的克隆自己。从理论上讲，猴子毛含全部脱氧核糖核酸序列，也就是可以克隆，但是事实上，我们的技术没有先进到这样的地步。

另外一种克隆方法是提取两个或多个人的基因细胞进行组合形成胚胎,出生后的克隆人将有提供基因的几个人的特征.就像游戏(终极刺客代号47)里面的克隆人4717号一样,主角杀手47是一个克隆人.他的基因来源于五个人的组合在一起.

神奇的克隆正向人类展示它诱人的前景！

克隆技术论文篇9

[关键词]人体克隆 法理 研究

生命科学克隆人在人类社会带来一定影响力,在世界各国的生命科学界对于克隆人类也有着深刻的思考。生命科学有利也有弊。生命科学就像潘多拉一样不仅给人类带来诸多好奇,也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灾难。下面本人要以人体克隆为主题,浅谈人体克隆的利与弊,探讨其法律上的若干问题。

一、人体克隆的定义及人体胚胎研究的必要性

1.人体克隆的定义。一般来说,卵子在受精后的2周内称孕卵或受精卵,受精后的第8周称为胚胎。从一个受精卵发育成为一个新个体,要经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变化。卵细胞受精以后即开始分裂、发育,形成为胚胎。先形成的胚胎为桑椹胚(胚胎的形状像桑椹),然后形成囊胚(胚胎呈囊状),并且植入在子宫内膜中,吸取母体的营养,继续发育。囊胚壁为滋养层,囊中有内细胞群。胚胎继续发育,内细胞群的一部分发育成外胚层、内胚层和中胚层这三个胚层,再由这三个胚层分化发育成人体的所有组织和器官。在受精后2周-8周胚胎已初具人形,40周后胎儿便带着父母的遗传基因出生。人体克隆狭义的定义指携带与人类相同DNA的个体复制。广义的定义指以人类为对象进行人体细胞核移植的克隆实验。

2.人体胚胎研究的必要性。人体胚胎复制的的核心在于胚胎干细胞。在干细胞经受精6-7周后从中提取内细胞组织予以培养。人们之所以对胚胎干细胞感兴趣是因为它可以从克隆胚胎中提取人体干细胞来防治或治愈不治之症或疑难疾病。在美国国立保健院的一则报告书中指出就算没有政府的支持在民间机构及外国进行的研究也会积极地进行,所以在道德伦理允许的范围内在科学的受用领域进行人类克隆实验,使其危险性减为最小化。第一,利用患疾病的动物作为实验对象有着一定的界限,而动物的试验结果往往不适用于人类。第二,人体胚胎的研究会给不孕不育夫妇的辅助生殖术带来一定的进步。第三,进行人体胚胎研究时可进行胚胎稳定植入的研究。第四,通过人体胚胎的研究可得到关于胚胎研究的一些新的知识和情报。第五,人体胚胎的研究对产前DNA诊断(PDG)技术的发展做出贡献。

二、人体克隆的利与弊

1.赞成论。对于人体胚胎的复制诸多的生命科学家、医学家们为之表示赞成。那是因为科学家们强调学问的自由和科学发展的必然性,认为即使违背法律或伦理,科学还是会持续发展。在人体胚胎复制赞成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的生命伦理学教授DanW.Brock的理论。第一,个体具有繁殖的权利或不繁殖的权利,则称之为繁殖的自由权。在哲学家穆勒(J.S.Mill)的理论中指出自由是赋予个人的权利,只要不对他人产生严重的伤害,那个人则可以自由的使用人体克隆。第二, 人体克隆会给不孕患者带来福音。第三,在夫妇当中有一人患有严重的遗传疾病时,可通过人体克隆实现不把疾病遗传给下一代。第四,人体克隆可以生成任意形式的体细胞,这就为器官移植提供了可能性。拥有相同基因的器官被移植的时候不会出现排异反应。第五,可以复制出像已失去的孩子或亲人一样对自己有特殊意义的人。第六,可以复制出像莫扎特、爱因斯坦等天才或伟人一样的人物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第七,人体克隆对人类的发展过程带来长足的进步。

2.反对论。第一,会侵害被克隆人的人格权。被克隆的人是另外一个个体,这个个体是与克隆的原体完全独立的另外一个行为主体,但它通过携带与自己相同基因的原体预知自己的未来。第二,通过克隆技术实现人的自我复制和自我再现之后,可能导致人的身心关系的紊乱。第三,人体克隆行为有可能给被克隆的双胞胎带来不可预知的危险性。第四,人体克隆的过程有可能对遗传学产生不可预知的负面影响。构成克隆人类的细胞组织曾经在克隆原体身上存在过,所以有可能基因突变使被克隆人出现癌症、老化等疾病。第五,人体克隆将会降低个人的价值,毁坏人格的尊严。人的生命,不应为另一个人的利益,被创造或毁灭。第六,有可能被恶意利用在商业目的上。在不同人群里复制优秀的胚芽,通过市场将成为买卖的商品。第七,人体克隆在某种意义上是克隆原体的替代品,所以当实现被复制后有可能侵害被克隆人的尊严。

三、英、美等国的立法概况

1.英国。英国是第一个在试管婴儿试验领域成功的一个国家,1978年第一个试管婴儿出生,1982年“生命伦理委员会”颁布了“关于人工受精的相关法律(Human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logy Act)”,该法的制定是为了规定人体胚胎的成长、禁止胚胎和生殖器的实验、管辖机关的设立和运营以及在特定环境下具有法定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此法不仅适用于体外胚胎组织,而且还要符合不孕治疗的发展以及胚胎植入前有可能发生的畸形等因子的发现。2001年1月22日,在HFEA(Human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logy Authority)的法律改正草案中通过了人体胚胎复制的允许法案且并通过了在人体胚胎复制的研究初期,相关委员会对其可调查、监督的修正法案。因此英国在世界上成为了第一个可公开进行人体胚胎复制实验的国家。

2.美国。1995年10月,国家生命伦理咨询委员会作出决定,对于以体细胞核克隆术克隆的行为在伦理上是不被允许的。

美国保健部从1996年开始禁止了对人体胚胎研究的财政支援,直到2001年8月,原布什总统才允许了对现有干细胞研究的财政支援。在美国各个州都有关于禁止人体克隆研究及对其禁止财政支援的法案。其中加利福尼亚州根据保健安全法有了禁止人体克隆研究的规定,但唯独通过了对干细胞的研究予以支持的法案。在美国议会中,一方一直坚持禁止人体胚胎复制的立场,另一方则坚持允许胚胎复制的研究,但不允许其植入人体的子宫内,使之成为克隆人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四、法理上的考察

1.宪法上的考察。宪法是以人类的尊严和价值作为基本的核心内容,亦为人权。人类的尊严是指以人为本质的人格内容,只是在论述人格尊严的时候不襟让我们产生疑问,究竟什么是人格尊严?人体克隆完全改变了人类自然的、基于的生育方式。对于人工提取干细胞,通过实验室的组合而产生的受精卵或以治疗为目的,利用人体胚胎培养的状态,是否被认知为人类的一事,宗教界、法律界和科学界各持不同的态度。在宪法的意义上,关于胚胎克隆的争论基于是否赋予其人格权和生命权及其是否具备正当性的核心内容。

就像肯定被克隆者的生命权和人格权一样,在宪法中人类的尊严与价值并不体现在他是如何出生的,而是仅仅在于他是一个纯粹的人,所以应将其赋予生命权和人格权。但是将从实验室出生的克隆人视为普通人,目前来讲大多数人会无法接受。根据“生命伦理和安全的法律”,生命被复制后不影响其基本权时;生命科学的克隆技术保证其健康和生命安全时;经过克隆原体同意后进行人体克隆时才可考虑人体胚胎复制的正当性。

2.民法上的考察。关于权利的客观性,民法规定为所有权和物权的实体及前期可管理的自然力,应有可管理、利用性和可支配性才能称之为物体,物体性质必须是非人性的。但人体或其一部分不能成为物体,如从人体分离出来就可视为带有物体性。所以就人的身体不适合物体的规定也不容许排外支配。胚芽不属于物体也就不能成为所有权个体。

人体胚芽在民法上的主要争议点是人体胚芽的管理主体是人还是作为管理个体的物体,或是中性概念上的存在。

、卵子、受精卵、胚芽处于人和物体的中间状态,在民法上有受保护的说法。根据这一说法虽然可认定不法行为上的损害赔偿申请权,上诉等权利,但因人和物体的中间状态,视为潜在的人的见解最终不是主体而是客体的观点间接出现,对于这一情况存在忧虑的意见。但把胚芽考虑为生命的潜在性,象征性的生命体等时认为视作法律上得到尊重的物体阶段比较妥当。但世界上各民法上对胎儿只是例外地认定一部分的权利而不认定胎儿的权利。

3.刑法上的考察。在刑法学中,经过阵痛、分娩结束后出生的胎儿称做人。这之前的阶段叫做胎儿。刑法上的人是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胎儿未出世,没有脱离母体的一部分,不能称作人。在妇产科中指的胎儿是经过受精后植入母体的子宫,经过7-8周后形成的产物。刑法上堕胎罪中的“胎儿”指经过正常的受精,过了7-8周以后母体开始出现阵痛之前的阶段。所以刑法上的堕胎的犯罪,是指在自然的分娩期之前人为地使胎儿从母体分离、排出的犯罪。在生命科学中的胚胎与胎儿是有区别的,所以在刑法上堕胎不能构成犯罪。如果未来的有一天,国家批准开发研究人体克隆时,杀人罪、伤害罪、暴行罪的区别处于不用区分的状态。之所以发生其现象,是因为克隆的技术能复制被杀的同样的人、受伤的同样的身体器官。理所当然,复制同样的人和身体器官的赔偿方式最适合安慰被害人的情绪,但是,还存在被害的人和复制的克隆能否看待同样的人、拥有同样的灵魂等等的问题。有人说,人体克隆只不过是电影里边的故事而已不实际。但是,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人类面临克隆人带来的社会问题,法学界需要探讨克隆问题。

五、结论

比尔盖茨说,二十一世纪是推开生命科学序幕的时代,天上有情报通信、地下有生命科学。生命科学一词在1990年初期的年代还是个陌生的词汇,但随着人类DNA指导的完善,DNA治疗、DNA变形、人体胚胎复制等技术越来越发展的今天,我们也享受着生命科学领域所带来的文化以及科学上的恩惠。只是至今为止,不断发展的生命科学就如奔驰的列车似乎可称为人类的救世主,但无法控制的生命科学也有可能将人类带到灭亡的边际。

总之,生命科学可以解决人类的疑难疾病,可以改善人的基因,甚至可以延长人类的生命。本人就此,以人类社会和世界各国对人体克隆的赞成与反对意见及各国的立法进行了探讨与论述。虽然人体胚胎因没有经过胎儿的阶段而没有形成其人格权,但基于人类发展的潜在性,应考虑赋予其人格权及基本权。希望有一天我们的社会在生命科学与生命伦理的完美协调下,可以更加健康和美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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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韩]朴正一.规律生命工学的有关法律的比较法研究.南大学,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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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技术论文篇10

【关键词】 基因；克隆细胞；基因，病毒

value of in-fusion cloning techhique on routine vector construction　lin chao?gui　fan lin　chen liang?longdepartment of cardiology，union hospital，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fuzhou，fujian，350001，

abstract：objective:to introduce a simple method for the cloning of pcr products.methods:the in-fusion cloning technique was described by constructing a recombinant lentivirus vector (pgcfu) with surviving ＆ egfp fusion gene as a sample.the survivin cdna was amplified with survivin gene?specific primers with 15 bp extensions homologous to the pgcfu ends.by the action of the in-fusion enzyme at room temperature for 30 minutes，the single-stranded pcr fragment and vector ends were fused due to the 15 bp homology.finally，clones derived from transformation were chosen randomly and identified.results:about 103 positive clones for inserts were obtained after transformation with 2 μl of exchanging products，and the ratio of the positive colonies was more than 90%.after 24 h the p-gcfu-survivin was transfected into 293t eukaryotic cells，the expression of the survivin ＆ egfp fusion gene can be confirmed with fluorescence microscope.conclusion:the ligation?independent property makes the in-fusion pcr cloning technique rapid，reliable and higher cost-effective，avoiding the need for multiple sub?cloning steps.

key words：genes;clone cells;genes,viral

传统的聚合酶链式反应（pcr）产物克隆技术包括补平末端克隆、ta克隆以及连接酶依赖性克隆等。这些方法的共同特点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需要用多种不同的酶（如t4连接酶、磷酸酶等）对pcr产物和/或载体进行处理 [1～3]。虽然大多数情况下使用这些方法能够成功构建目的基因重组载体，但酶切连接过程本身费时费力，并且常常出现克隆失败现象。同时这些方法自身局限性使之难以满足某些特定条件下的基因克隆：（1）酶切位点的选择受到载体和目的基因的双重限制；（2） pcr引物设计时在两端引入酶切位点，由于部分限制性内切酶在酶切过程中需要在识别位点两端留有一定长度的碱基序列，而这些序列可能会显著影响酶切效率，同时由于pcr产物两端的酶切只是减少了几个碱基，酶切成功和完全与否很难用常规电泳检测出来。因此，寻求一种快速、高效、简便的克隆技术对后续基因功能研究极为必要。本研究通过运用in-fusion克隆技术构建存活素-增强型绿色荧光蛋白（survivin ＆ egfp）融合基因慢病毒表达载体，观察其在真核细胞中的表达情况，对in-fusion克隆技术在常规载体构建中的应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1 资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菌株、细胞、质粒：菌株为大肠杆菌dh5a，由福建医科大学感染与肿瘤重点实验室林旭教授惠赠；293t/17细胞购于atcc公司；puc18-survivin质粒（含人survivin全长cdna序列）由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医学中心杨静博士惠赠，并经测序鉴定；p-gcfu（慢病毒表达载体）购于上海吉凯基因化学技术有限公司。

1.1.2 主要分子生物学试剂：胰蛋白胨、酵母提取物购于英国oxoid公司；高保真taq酶和脂质体 2000购于invitrogen公司；dntp购于promega公司；质粒大量抽提试剂盒购于qiagene公司；in-fusion pcr克隆试剂盒购于takara公司；胶回收试剂盒购于stratagene公司；质粒小量抽提试剂盒购于上海中科开瑞公司；胎牛血清、dmem（高糖/低糖）细胞培养基、0.25%胰酶以及左旋谷胺酰氨购于gibco公司；hepes游离酸（高超纯）购于amersco公司。

1.2 方法

1.2.1 引物设计、合成与基因测序：根据in-fusion技术原理，克隆引物设计时，在针对survivin基因序列的上下游引物的外侧分别引入经age i线性化的p-gcfu两端各15个碱基，使克隆引物外侧的15个碱基与线性化载体两端的15个碱基序列同源，其中下游引物去除终止密码的三个碱基，使其与egfp基因形成融合基因。pcr鉴定引物根据survivin和载体设计，其中上游引物位于survivin，下游引物位于载体，且下游引物也用于后续阳性克隆的测序鉴定。引物合成和基因测序均由上海英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完成，具体引物序列与产物片段长度见表1。表1 引物名称及序列（略）

1.2.2 survivin基因cdna的获取：以puc18-survivin质粒为模版，使用高保真taq酶进行survivin基因全长cdna的扩增，上游引物为age i-f，下游引物为age i-r。扩增采用热启动方式，即反应先经预变性5min，待温度上升至80℃后加入聚合酶，随后进入循环，循环条件为94℃ 30s、60℃ 30s、72℃ 45s，共30个循环。

1.2.3 pcr产物回收和p-gcfu慢病毒表达载体的酶切：取10μl pcr扩增产物于1.5%琼脂糖凝胶电泳，紫外灯下将pcr产物的琼脂糖凝胶切下，以胶回收试剂盒回收获得人survivin cdna 溶液，具体步骤按质粒小量抽提试剂盒说明进行。同时，将一定量的p-gcfu以age i限制性内切酶进行酶切，反应条件为37℃ 1 h。酶切产物经过0.75%琼脂糖凝胶电泳后回收，方法同前，并溶于50μl灭菌双蒸水中。

1.2.4 survivin ＆ egfp融合基因重组慢病毒载体（p-gcfu-survivin）的构建：将上述处理过的pcr产物与载体用in-fusion pcr克隆试剂盒将pcr产物与酶切后质粒dna溶液进行交换反应，反应条件为室温30min，制备克隆交换液。

1.2.5 感受态细胞制备及转化：采用cacl2法[4]制备大肠杆菌dh5a感受态细胞。用冷却的无菌吸头取200 μl感受态细胞悬液转移到无菌的微量离心管中，加2 μl 交换液，轻轻旋转以混匀内容物，在冰中放置30min；将管放到预加温到42℃热激90秒后快速将管转移到冰浴l～2 min，每管加入800 μl lb培养基；然后将管转移到37℃摇床上振荡培养（250rpm）45min使细菌复苏；将100 μl已转化的感受态细胞均匀涂布于含100μg/ml氨苄青霉素的 lb固体培养基表面；倒置平皿，于37℃培养16 h；随机挑取若干单菌落置于含100μg/ml氨苄青霉素的lb培养基中，37℃振荡培养过夜（16h）以备后续pcr、酶切和测序鉴定。主要流程见图1。

1.2.6 重组克隆筛选：采用碱裂解法制备质粒dna，具体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以获取的质粒dna为模版，进行pcr扩增反应，同时设立两个阴性对照，模板分别为等体积的高压灭菌双蒸水和p-gcfu空载体。上游引物为seq-f，下游引物为seq-r，循环条件为94℃ 30s、60℃ 30s、72℃ 45s，共30个循环。取经pcr初步鉴定正确质粒dna 5μl，以age i限制性内切酶于37℃进行酶切反应1 h后，将酶切产物进行0.75%琼脂糖凝胶电泳。再将经酶切鉴定的阳性克隆10μl冻存的菌液，加入3ml含氨苄抗性的lb培养基的试管中剧烈振摇过夜，取1.5ml菌液送上海英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基因测序以确保所筛选克隆碱基序列完全正确。

1.2.7 survivin＆egfp融合基因重组慢病毒载体转染293t细胞：细胞于转染前一天以2×105/孔的细胞数接种于24孔培养板，使转染时细胞融合率达到70%～80%；将1μg survivin＆egfp融合基因慢病毒表达质粒与50 μl 无血清培养基混合。取2.5 μl 脂质体2000试剂在另一管中与50 μl 无血清培养基混合后室温孵育5min。把稀释后的融合蛋白质粒与稀释后的脂质体2000轻轻混匀后室温孵育20 min；将此混合液加入培养细胞，将培养板置于37℃ co2培养箱中培养6 h后，换为新鲜培养基（含10%胎牛血清)继续培养。24 h后在相差荧光显微镜下观察survivin＆egfp融合蛋白的表达情况。同时以空载体作为阳性对照、以未转染细胞作为阴性对照。

2 结 果

2.1 survivin基因的亚克隆

通过pcr反应成功获得survivin基因全长cdna（见图2）以及利用age i酶切使p-fugw慢病毒表达载体线性化（见图3）。用2μl交换液转化后获得阳性克隆数约为103个，随机挑取7个克隆进行pcr鉴定，仅一个克隆为假阳性，其余克隆的扩增片段大小与预期大小一致为541bp，而阴性对照经1.5%琼脂糖电泳检测未见扩增条带（见图4）。重复上述实验，克隆数稳定于103的数量级，pcr鉴定阳性率大于90%。随机挑取任一pcr初步鉴定的阳性克隆经age i酶切后，清晰地见到两条条带，大片段约10kb与线性化载体条带位置一致，小片段约为430bp（见图3）。该克隆测序结果与人survivin基因序列完全相符（基因号refnm_001168.2）。

2.2 survivin ＆ egfp融合基因重组慢病毒表达载体直接转染荧光检测

用重组p-gcfu-survivin和对照质粒p-gcfu分别转染293t细胞，24h后相差荧光显微镜检测样品和阳性对照均产生绿色荧光，但前者蛋白定位于细胞浆，而未转染的细胞未观察到绿色荧光（图5，见封三）。

3 讨 论

in-fusion技术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克隆技术，已逐渐应用于基因突变、长片段克隆及多基因融合等研究[5]。berrow等[6]利用这一技术进行高通量载体构建时发现克隆效率超过90%，明显高于gateway重组技术（79%）[7]和经典的限制性酶切连接技术（87%）[8]。运用该技术进行基因克隆时不需要借助连接酶或者磷酸化和补平末端等手段，其技术核心是根据线性化载体两端序列，在pcr引物设计中分别引入15个碱基的载体末端序列，使pcr引物外侧带有的15个碱基序列分别与线性化载体两端相同，然后在反应体系中加入in-fusion交换酶，室温反应30 min，pcr产物即可与线性化载体两端的序列进行定向交换从而使目的基因精确的克隆至目的载体。

本研究应用该技术所构建的survivin＆egfp融合基因重组慢病毒表达载体经过pcr、酶切和测序鉴定证实survivin基因被成功插入到载体启动子之后并与egfp形成survivin＆egfp融合基因，进一步地瞬时转染实验证实了该融合基因能够在293t细胞中正确表达。经重复实验发现使用该方法时2μl交换液转化大肠杆菌感受态细胞可稳定产生约103个克隆、重组效率达90%以上。与传统基因克隆技术相比，in-fusion技术具有独特地优势：（1）无须对pcr产物进行酶切处理，克隆过程中也不需要使用连接酶和磷酸化酶等，简化了实验步骤并节约了实验时间和经费；（2）不受基因序列及载体酶切位点的限制，在质粒载体无合适酶切位点的情况下，将传统克隆技术不可能或难以实现的基因克隆变为可能；（3）在引物设计时无须引入保护性碱基，避免了这些碱基对酶切效率的影响，从而降低了克隆失败的几率。

尽管in-fusion克隆技术具有诸多优点，但目前基因克隆实验中仍多采用传统的基因克隆技术。本研究以构建survivin＆egfp融合基因慢病毒表达载体为例，对in-fusion克隆技术在常规载体构建中应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结果证实这一技术高效、稳定、便捷，并且可以用于任何载体的基因克隆。更为重要的是，该技术是一种非连接酶依赖性克隆技术，因此如果应用于多基因融合克隆和复杂载体构建，可能为心血管疾病的治疗和机制研究提供有力手段。致谢：感谢福建医科大学感染与肿瘤重点实验室林旭教授悉心的技术指导，感谢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医学中心杨静博士惠赠含全长survivin cdna的puc-18质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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