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数字经济政策十篇

各地数字经济政策篇1

关键词：数字经济;OECD;国家战略;ICT

一、 引言

我国拥有13亿人口，网民规模达7.1亿，是名副其实的数字经济大国。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陆续部署了《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等一系列战略举措来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重要发展中国家也都在积极制定相应的数字经济战略，力图抢占数字时代的制高点。特别是以经合组织（OECD）为代表的相关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跟踪数字经济发展，在政策制定上积累了丰富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OECD各国数字经济战略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政策范围到底有多大，有哪些主要聚焦方面？显然，以上问题对把握全球数字经济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合理制定我国相关政策具有重大意义。

二、 OECD数字经济战略的根本目标和政策范围

经合组织（OECD）是由35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巨大影响力日益显现，OECD各国政府愈加认识到数字经济的重要意义，大部分成员国陆续把数字经济政策上升到国家战略，希望通过战略性举措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截至2015年，34个OECD成员国中有27个制定了国家战略。部分国家虽然没有总体战略，但分门别类制定了若干针对特定领域和部门的政策，这些部门政策组合在一起便构成了数字经济国家战略的框架。

1. 根本目标。数字经济战略的根本目标是提升国家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例如日本宣布到2020年要成为全球最l达的IT国家。澳大利亚目标到2020年成为世界领先的数字经济国家。英国则聚焦优势领域，希望通过数字经济重构英国的全球竞争力。德国强调发挥数字经济的创新潜力来实现国家长期增长和充分就业。意大利强调在全社会传播数字理念，提高居民信息化技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丹麦在支持信息产业发展的同时，着力构建信息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基于信息产业下的增长。

2. 政策范围。数字经济战略通常建立在信息产业政策基础之上，与现有宽带网络、数字政府、网络安全等信息产业政策存在交集。例如《奥地利数字议程》就是基于奥地利宽带计划、数字健康、数字教育等若干信息产业政策建立的。《瑞典数字议程》同样是基于国家宽带计划、数字政府、数字健康等信息产业政策而建立。然而数字经济的跨部门融合特征，使数字经济战略的政策视角相比传统信息产业政策要更为宽广。政策范围从关注信息产业自身发展进一步拓展到商业创造、生产率提高、公共治理、居民就业、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各领域。

三、 OECD数字经济战略的主要聚焦方面

OECD数字经济战略主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同时发力。在供给侧，包括大力完善通信基础设施、提高ICT产业国际竞争力。在需求侧，则包括加强电子政务、鼓励中小企业部门购买信息产品和服务，扩大信息技术普及率，提高老年人、残疾人网络使用率。总体来看，OECD数字国家战略主要聚焦于提高宽带基础设施水平、推动ICT部门发展、建设数字政府、推动ICT部门与教育医疗融合、构建网络安全五大方面。

1. 提高宽带基础设施水平。宽带网络是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构建快速、高效、便捷、低价的宽带网络对于加快发展新产业、促进形成新业态、不断构建新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支撑作用。OECD宽带战略主要聚焦于三大方面：一是提高宽带网络连接速度;二是扩大宽带网络覆盖范围;三是改善现有宽带基础设施弹性。

在提高宽带网络连接速度方面。英国提出到2015年底使全国2Mbps宽带覆盖率达到100%，到2017年底使全国24Mbps超高速宽带覆盖率达到95%。美国提出到2020年为至少1亿个家庭提供最低100Mbps的实际下载速度和最低50Mbps的实际上传速度。瑞典提出到2020年实现世界级的宽带基础网络，保证全国90%的家庭和企业能够享受至少100 Mbps速度的宽带服务。捷克计划使所有捷克居民的网速达到30Mbps，并使至少一半家庭的网速达到100Mbps。

在扩大宽带网络覆盖范围方面。加拿大提出“连接每一个加拿大人”――保证农村地区的居民能接入高速宽带网络，充分享受廉价的无线服务，参与并受益于数字经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加政府计划在五年内投资3.05亿加元来完善宽带网络设施，让28万家庭享受到至少5Mbps的宽带服务。澳大利亚计划在2020年以前，缩小首都和其他地区网速鸿沟。葡萄牙旨在通过促进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民网络访问情况，为此葡萄牙政府启动了五个农村地区高速网络公开招标，项目覆盖超过100万人，投资价值高达1.56亿欧元，力争到2020年前使宽带速度超过30 Mbps。

在改善现有宽带基础设施弹性方面。卢森堡尤其关注超高带宽领域，希望保证冗余光纤的使用。挪威通过强化交通运输部、通讯部、供应商、邮电管理局在网络安全上的协作，提高电信网络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日本提出在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时，ICT部门可以借助冗余的ICT基础设施而正常运转。为此日本做出了三方面部署：一是提高国际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如海底光缆）的冗余;二是调整数据中心布局，将目前集中在东京地区的数据中心分散至其他区域;三是推动区域合作，鼓励建设分布式网络。

2. 推动ICT部门发展。ICT部门是数字经济的基础，OECD各国数字经济战略普遍提及推动ICT部门的发展，重点在鼓励研究和实验开发、标准制定和推广、吸引和扩大民间投资三方面给予政策引导和支持。

在鼓励研究和实验开发上。各国非常关注新兴技术，特别是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法国计划投资1.5亿欧元支持物联网、超级计算机、云计算、大数据、网络安全方面的研发。德国提出在柏林和德累斯顿建立两个大数据中心，推动大数据创新在“工业4.0”、生命科学、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并促进ICT、信息安全、微电子、数字服务等领域的投资。日本强调支持超高速网络传输技术、数据处理和模式识别技术、传感器和机器人技术、软件开发和无损检测、多语种语音翻译系统。加拿大则计划向“加拿大研究基金”注资15亿加元来增强高校科研能力，特别是ICT领域的研究能力。

在ICT标准制定和推广上。欧洲数字议程提出“信息技术标准和兼容性”的概念，以确保新的信息技术设备、应用程序、数据存储库和服务之间无缝交互。英国也强调了标准和兼容性的重要性，提出英国政府需要联合标准制定领域的相关机构、一系列利益相关者来共同推进“英国标准”，抢占国际标准的制高点，提高英国未来的全球影响力。同时，英国还呼吁为“云计算”、“5G移动”、“移动物联网”等现阶段常用概念制定更为准确地定义，使这些概念更容易被纳入标准和服务中。另一方面，在一些国家数字战略中，提高标准只涉及一些特定领域。例如，德国主要在“工业4.0”框架下，重点关注ICT产品和服务提供商与“传统”制造业在相关标准上的协同与优化。

在吸引和扩大民间投资上。法国计划投资2亿欧元在巴黎市13区建设世界级的数字企业孵化器“弗雷西奈敞厅”，规划面积达到2.5万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超过1 000家初创企业。并拨款1 500万欧元用于国际推广，来吸引潜在投资者。卢森堡旨在为现有ICT公司保持积极的营商环境，吸引新的数字业务。埃及数字国家战略旨在吸引投资，来扩大现有ICT公司规模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3. 建设数字政府。数字政府是数字经济的“催化剂”，开放公共数据、建立子档案是建设数字政府的两大重点任务。诸多OECD国家数字经济战略里都提出要公开政府数据，例如爱沙尼亚提出开放公共部门数据推动业务创新，促进技术和数据的联合使用。日本提出“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先进IT国家”，其中一项重要目标就是让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通过一站式电子政务门户访问公共部门数据，享受公共服务。许多国家数字经济策略都提出，要以政府牵头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通过建立所有公民的数字身份和电子文档验证系统（包括电子账单系统），提高各方面对数字经济的信任，来促进电子健康、电子商务应用平台等新产品、新业态的发展。

4. 推动ICT部门与教育、医疗融合。人口老龄化是OECD国家面对的共同难题。近年来，ICT部门的快速发展为相关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机遇。OECD数字国家战略提出将ICT创新成果与教育、医疗领域深度融合，推动行业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最终提升人口素质、改善人口质量。

推动ICT与教育领域的融合需要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同时展开。在硬件方面，政策重点在于提高宽带基础设施水平、增加学校计算机硬件设施数量。美国每年专项拨款39亿美元用于建设和改造宽带网络，以保证各地区学校和图书馆都能享受高速稳定的宽带连接。加拿大计划在四年内投资3 600万加元支持学校更新计算机硬件，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数字设备和技能培训终端，以支持个性化学习。在软件方面，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在于增加在线授课内容。英国旨在促进大规模网络公开课（MOOCs），来支持ICT学习、劳动力再培训。澳大利亚数字经济战略提出加快开发新课程，通过促进产业间合作来推动数字化学习，并将网络学习资源扩展到家庭和工作场所，提供在线虚拟学习机会。

数字健康是数字经济战略关注的另一个目标领域。将ICT应用于医疗行业，能够提高诊疗的质量和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并构建全新的医疗模式。电子健康档案就是一个成功案例，它能够在整个医疗系统内实现医疗信息实时共享，使患者得到更加及时有效的护理。意大利计划投资7.5亿欧元来减少过度医疗和低效医疗，提高与健康有关服务的预防成本比率。具体措施包括为所有公民建立电子健康记录、电子医药处方、发展远程医疗、推动在线预约以优化卫生资源和减少等待时间。奥地利建立全民电子健康系统，旨在协调电子健康财务、互操作性、卫生机构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简化医疗费用结算手续和流程。澳大利亚数字经济战略同样聚焦电子档案和远程医疗。计划到2020年之前把老年人、母亲、婴儿、和那些慢性疾病患者能够访问的共享的个人电子健康记录比率提高90%。逐步推广远程医疗保险计划、全科医生视频会诊热线、孕妇婴儿帮助热线等远程医疗服务。

5. 构建网络安全。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与网络安全相关的措施也频繁出现在OECD数字经济策略中。欧洲网络与信息安全局的《国家网络安全评估指南》提出了构建网络安全的几条关键举措：发展网络防御能力、增加网络弹性、降低网络犯罪率、加强网络安全方面的资源投入和研发支出、确保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英国反复承诺保障国家网络安全，重点在研发和人才方面加大投入。牵头11所高校开展网络安全研究、资助78名博士、为2个研究机构提供资金，加强网络安全人才在各研究机构、行业、政府通讯总部之间流动。德国计划推广使用安全的通信基础设施，促进信息技术安全产业发展，强化在线服务的安全性。澳大利亚的数字战略旨在通过一些专项行动，如“国家打击网络犯罪计划”、“数字公民最佳实践原则”，来解决数字安全问题。匈牙利拨款1 700万欧元用于信息技术安全，以最大限度保护网络、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公共管理电子服务和传播信息过程中的数字风险管理。

四、 主要启示

本文总结回顾了OECD主要国家数字经济战略的根本目标、政策范围、主要聚焦方面。OECD国家数字经济战略的一些先进理念、成功经验、成熟做法，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启示和积极的借鉴意义。

第一，必须将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数字经济是当今世界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技术创新领域，是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高地。世界主要国家都把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的重点，把数字经济作为谋求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方向。必须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的全方位辐射带动作用，顺应趋势、把握历史机遇，将数字经济上升到国家发展的全局高度，科学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抢占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制高点。

第二，高标准建设宽带基础设施。宽带网络是发展数字经济的硬件基础，要提高网络速率，降低网络资费，扩大网络覆盖范围，降低人均网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破除数字经济发展的硬件瓶颈。要抢占宽带网络发展先机，加快下一代互联网部署和商用，加强互联网协议第6版（IPv6）地址管理、标识管理与解析，构建未来网络创新试验平台。推动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融合发展。开展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术的研发、标准和产业化布局。

第三，发展数字经济，需要政府先行。要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深入推进政务公开政府。目前，我国80%的数据掌握在政府手中，稻荨吧畈毓胫小笔羌大浪费，要推动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互联共享，消除信息孤岛，加快整合各类政府信息平台，避免重复建设和数据“打架”，增强政府公信力，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优先推动交通、医疗、就业、社保等民生领域政府数据向社会开放，在城市建设、社会救助、质量安全、社区服务等方面开展大数据应用示范，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第四，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引导互联网向经济社会各领域加速渗透，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以融合促创新，最大程度汇聚各类市场要素的创新力量，推动融合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和新支柱。重点推动“互联网+”协同制造、现代农业、普惠金融、高效物流、益民服务、电子商务、便捷交通、智慧能源、绿色生态、人工智能、创业创新等十一大领域，在跨界融合中，逐步建立产业组织服务体系，改变产业发展规则和路径。

参考文献：

[1] OECD.OECD Digital Economy Outlook2015[J]，2015.

[2] OECD.OECD Internet Economy Outlook2012[J]，2012.

[3] 蔡跃洲，张钧南.信息通信技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替代效应与渗透效应[J].经济研究，2015，（12）：100-114.

[4] 李海舰，田跃新，李文杰.互联网思维与传统企业再造[J].中国工业经济，2014，（10）：135-146.

重点项目：国家统计局2012投入产出研究课题“从投入产出表来看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项目号：IO12-ZD06）。

各地数字经济政策篇2

新年伊始，经济疲软像瘟疫一样在很多国家传播，但印度经济一枝独秀地在春天绽放。在这一耀眼增长的背后，外界注意到其财政政策刺激力度加大、财政赤字率走高的新动向。

过去数月，伴随印度经济走强，是外界的各种将信将疑。3月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印度经济“公证”，IMF指出，印度2016/2017财年经济增长率应会提高至7.5%，作为亚洲第三大经济体的印度，在3月31日结束的2015/2016财年，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7.3%。IMF驻印度代表托马斯・理查森（Thomas Richardson）表示，总体而言，以国际标准来看，印度经济增长轨迹相当强劲，更不用说与发达经济体相比。

印度高层官员一度为该国需求下降而烦恼，于是想通过提高财政赤字率救驾。曾有提议希望将印度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3.5%提升至3.7%或3.9%;也有建议希望推迟一年实施“到2017/2018财年将财政赤字控制在3%的目标”。不过在2月29日，印度政府公布2016/2017财年的预算方案，财政预算赤字占GDP比重从2015财年的3.9%下降至3.5%。

在印度已经考虑用3.5%的赤字率支撑7.6%的经济增长之际，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经济体，则祭出更有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拯救低迷的经济。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近期中国财政部和央行有关人士，亦对提高中国的财政赤字率齐齐发声。

看起来，在全球经济困窘之际，以财政政策来刺激增长又回到决策者视野中，提高赤字率成为一个主要选项。

美国咨询公司蓝水资本顾问（Blue Water Capital Advisors）创始人及CEO 凯文・威尔逊认为，很多经济体的负债率都上涨了很多，而且处在一种不可持续的水平，新兴经济体情况更糟糕，它们的负债率增加了一倍多。威尔逊对《财经》记者说，负债率过高的问题是，债务要从经济增长中做减法;同时，很高的负债率似乎总会与不当投资相关联。目前全球存在的大问题是由不当投资造成的产能过剩，这又要归结到廉价信贷上。

货币政策失灵了吗

2016年一季度全球市场发出的信号混乱而令人不安，经济增长更明显的放缓，已经不再是不切实际的悲观论调。

投资者发现，收益率曲线变平。今年初，全球各大资本市场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糟表现。原油库存过剩的阴云笼罩市场，1月份原油收盘价一度跌破30美元，下探12年以来最低点。虽然近来原油市场不断地忽略不利消息和数据，但基本面预示着油价降至30美元/桶左右也不令人意外。

在经济动荡之际，避险投资品种黄金则迎来30年来最好的开年。COMEX 4月黄金期货涨幅在盘后交易中扩大涨幅至超2%，刷新2015年2月以来高位至1269.30美元/盎司。3月的第一周黄金有望累计上涨3%。美元走软以及疲软的经济数据推动金价创一年多来最高收盘价。

距2007年-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有七八年之久，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仍然冲在刺激需求的最前沿。但全球经济复苏依然疲软，通胀率依然低迷。全球经济可能卷入新一轮衰退。各经济体避免衰退的对策似乎黔驴技穷。

在通货紧缩的泥潭中苦苦挣扎多年的日本，其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广泛质疑。在2008年一季度至2015年三季度的连续31个季度里，有14个季度日本实际GDP季环比增长年率为负，其中有四次出现了连续两个或以上季度负增长的情况。

情急之下，日本央行寄希望于负利率政策。但在负利率政策实施一个多月以来，通胀迟迟没有起色，日本1月份家庭支出同比下降3.1%，企业利润自2011年四季度以来首次下滑。日本央行进一步实施宽松政策的空间也不大，通胀目标似乎也遥不可及。

欧元区需求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欧元区2月通货膨胀五个月来首次降至负值，欧元区已重返通缩状态。2015年12月，欧央行将关键利率下调至-0.3%的历史低点，并承诺在2017年3月之前继续其每月600亿欧元的债券购买计划，显然，欧央行通过延长空前的货币宽松来重振欧元区经济的最新努力，并未大力提振欧元区经济。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下降，IMF的数据显示，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在2015年仅勉强取得1.92%的产值增长，比发达世界1.98%的增长率还低。过去，新兴市场强劲的增长支撑油价，油价通过石油美元循环支撑资金流动，相应地，大量的资金流入又支撑了经济增长，如今这一循环已经由良性变成恶性循环。有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由于贬值引发输入型通胀，使其国内货币政策陷入两难。

以中国为例，2016年开局中国就显出实体经济乏力的症候。分析人士预计前两个月工业生产可能有所放缓，虽然通缩压力开始有所缓解，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余永定对《财经》记者说，在通货收缩时期，货币政策的效力有所下降。

即便是在全球经济少有的亮点之一的美国，美联储褐皮书报告对美国经济状况的描述相对黯淡。

2月份最后一周，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增加，有报告显示2月份美国服务业增长速度放缓，且1月份工厂订单的增幅不及经济学家们的预期。指向经济衰退的指示灯开始闪烁。

一个重要而常被忽略的指标是劳动生产率指标。2015年四季度，美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下降2.2%。美国政府上个月报告称，2015年最后三个月内美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化数字下降3%。但修正后的数据表明，这些企业生产和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实际上更多。即便如此，这些生产率的增长最多也只能说是温和的。

过去一年劳动生产率比上年同期仅有0.5%的增长，2015年全年仅微涨了0.7%，2014年的数据是0.8%;自2007年-2008年以来，平均每年劳动生产率大约增长1.2%。

摩根大通一位不愿具名经济学家对《财经》记者说，如果劳动生产率增长只是温和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强劲。同时，尽管就业机会在增长，但就业增长并未进入到制造业领域，而制造业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核心。如果劳动就业的增长进入非制造业领域，资本性支出将保持较低水平，这会使生产率增长缓慢的情况得以强化。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可取代;而面对劳动生产率增长淤滞的问题，货币政策束手无策。

争议3%的赤字法则

在威尔逊看来，由于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一系列的股市泡沫孕育成形，膨胀之后破裂。而近年来，主要经济体的财政部门也把权力让渡给了中央银行，这使得各国债务大量叠加，在全球范围内，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债务增加了57万亿美元。而靠债务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正变得越来越差。 2016年一季度全球市场发出的信号混乱而令人不安，经济增长更明显的放缓，已经不再是不切实际的悲观论调。

如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运行必须同轨的声音正在汇聚。IMF和经合组织都对全球增长停滞发出警告，并敦促各国利用财政支出提振需求。威尔逊指出，很多经济体采取紧缩政策，恰恰积极地抵消了货币刺激的负作用。这些方面的范例国家是冰岛、爱尔兰和印度，这些经济发展得可圈可点的国家的经验表明，非凯恩斯主义的方式似乎在起作用。

在巩固财政后，爱尔兰经济持续复苏的势头非常强劲。虽然同欧元区经济体其他成员一样，受到英国脱欧和欧洲难民危机的影响，但爱尔兰的失业率和赤字都在明显下降，银行情况在好转。冰岛在控制通胀、削减公共债务、降低失业率以及解除资本管制方面都让人侧目。

冰岛统计局曾有一份经济报告显示，预计冰岛2015年经济增长率为4.3%，2016年经济增长3.5%。报告说，由于民众工资提高以及政府推出的减税政策，预计冰岛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将大幅增加和提高。

冰岛、爱尔兰和印度的复苏策略有其不可复制性。在可选的财政工具中，很多国家选择了提高赤字率。环顾全球主要经济体，目前美国赤字率达7%、日本6.2%，俄罗斯2016年财政赤字将会高达4%。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美国年度赤字率已从2009年至2010年的高点10%以上逐年递降。2016年，美国国会预算局发表报告，预计该国2016财年赤字率或升至2.9%，是六年以来首次增加。

报告亦提出，美国政府在2015年8月决定长期执行一系列减税措施，是赤字增加的主要原因。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同一时期的英国也录得9%至10%的高赤字率。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对《财经》记者说，从全球角度来看，赤字率在提升，但赤字扩大可能会有债务风险，提高赤字率的捷径对经济体是否适用、是否有债务风险，还要看具体的宏观经济条件以及债务可持续性指标。

以新兴经济体为例，在经济复苏的路径选择上，多数新兴经济体大幅增加了杠杆。

穆迪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Mark Zandi）对《财经》记者说，在过去十年间，许多新兴经济体杠杆的增加，对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前景施加了很大压力，因为大部分新增债务用于支持制造业和大宗商品生产部门的投资，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等影响，已经陷入泥淖。另外，相当大的债务是以美元计价，随着美元升值这也变成了更大的麻烦。新兴国家的企业和政府应着手减缓杠杆的增加，在某些情况下，去杠杆是重要的。

财政稳健的新兴经济体会有更大弹性空间，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瑟夫・加侬（Joseph Gagnon）给《财经》记者举例说，巴西负债率很高，利率也比较高，而且巴西有通胀水平过高的历史趋势。巴西的利率水平已比中国高出很多，利率水平越高，意味着财政赤字的成本也就更高。目前尚不清楚多少经济体的负债率不可持续，也许有少数几个国家是这样。负债率不可能无止境地增加，但是如果这些经济体的利率较低，它们可以适度地增加负债率。

欧元区因整体政策导向，1999年欧元区建立以后未见有年度赤字，直至2009年才开始出现，但都维持在3%左右的安全水平。有观点指出，欧盟各国现在的实际赤字率水平高于3%的标准。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雅各布・柯克加德说，欧盟3%的赤字红线及60%的国债警戒红线被写入欧盟的法律中，所以成员国在法律上有义务尽其最大努力守住这一红线。实际上，一些欧盟成员负债率已不限于60%，有的达到100%甚至还要高，对这些国家来说，运行更大的赤字难度很大。尽管经合组织等一再敦促欧元区展开更多的刺激措施，但欧盟成员国内部的压力使得欧盟成员国遵守3%的赤字率标准。

各地数字经济政策篇3

    作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当局干预宏观经济备选工具箱中的最重要选项，财政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物价稳定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基于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财政货币政策的实践意义，在众多力求规范刻画政府政策当局财政货币政策行为、科学合理评价财政货币政策操作经济绩效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中，货币政策泰勒规则颇为引人注目。泰勒规则研究的常见结论是：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边际反应大于1的“积极”货币政策有助于实现经济稳定（Taylor）。遵循泰勒原则，包含汇率反应、前瞻和滞后等惯性的模型仍然能获得良好的经济绩效（Woodford；Ball；Svensson，1998；Rotemberg和Woodford；Schmitt-Grohe和Uribe，2003）；相反，违背泰勒规则会使价格水平不确定并受约束于自我实现预期（Self-fulfillment Expectation），从而使通货膨胀率处于较高水平并不断波动（Clarida等，2000）。

    但应注意到，因为基于强有力的限制性前置条件，泰勒规则研究存在两个重要缺陷：其一，出于便利，泰勒规则坚持货币当局仅应关心通货膨胀稳定性的理论范式，完全集中于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作用考虑不充分。其理由则在于，货币当局越独立就越可信，并因此就更能成功地实现降低并稳定通货膨胀的主要目标①。但其忽略了适当刻画货币政策规则需要匹配以财政政策规则的适当刻画。Leeper（1991）、Woodford（1996）和Benhabib等（2001）强调必须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决定理性预期均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其二，假定财政政策体制的潜在稳定性，并被表示为Leeper（1991）意义上的消极的，也即财政赤字（和/或税收）充分有力地对真实债务变化反应，或更苛刻地假定政府预算总是平衡②。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假定，暗含着行为人总是预期当前财政货币政策体制持久不变，即使发生变化也完全是意外。长期以来，该假设屡受质疑。继卢卡斯批判（Lucas，1976）最早论证应根据体制转换考虑政策变化后，Cooley等（1984）也认为把政策行为和决策视为政策当局一劳永逸选择的结果存在逻辑不一致性：若政策当局预期到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则体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体制变动的历史，则私人行为人将为这些体制分配概率分布，并反映在行为人预期及其决策规则中。因此，Sala（2003）、Favero等（2003）认为必须构建明确为体制变化建模理论。马尔可夫体制转换（Markov Regime Switching）模型方法（Hamilton，1989）则解决了为经济体制结构性变化建模的技术难题。

    与货币政策规则获得广泛深入研究不同，财政政策规则研究相对滞后，不仅因为财政政策规则研究难以获得令人满意的实证结论，而且，广泛认同的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也存在巨大困难③。其一，难以获取财政政策指标数据，只有少数国家能获得可靠的财政变量季度度量（Perotti，2004）；其二，财政政策中存在自动稳定器，使财政规则识别中刻画财政政策对产出的相机抉择反应变得复杂④；其三，宏观经济数据难以识别未预期的财政政策（或称财政政策意外），因为财政政策预期的变化通常要早于财政政策实施⑨（Mountford和Uhlig，2004）。

    尽管如此，作为泰勒规则研究缺陷的回应，遵循决定财政和货币政策选择的规则是经济环境的函数且这些规则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这两个主题，考虑到财政政策相对于货币政策对政治偏好多样性随时间推移的摇摆更敏感，财政政策规则及其体制稳定性研究成果日渐增多。体制转换模型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政策规则分析，至少从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对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研究的传统范式提出挑战。首先，财政货币政策存在持续的体制转换，应在财政货币政策规则设计及其宏观经济绩效评价中重视体制转换因素，并因此谨慎地使用经济计量方法度量和解释财政货币政策规则及其经济绩效；其次，政策体制转换背景下，积极和消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范围扩大，不仅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以及消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能够得到解释，而且，宏观经济政策实践中的双积极和双消极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也可以得到合理解释。Woodford（1998）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可能比较合适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而消极财政政策更适合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Davig等（2004）研究发现，美国战后财政体制在被描述为符合预算平衡逻辑的财政政策规则和仅以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稳定为目标而忽视政府债务变化的财政政策规则之间交替。允许财政体制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为基本赤字（Primary Deficit）对产出缺口（Output Gap）和债务稳定赤字（Debt-stabilizing Deficit）反应，Favero和Monacelli（2005）使用马尔可夫转换回归方法识别财政体制变化，根据1960-2002年美国财政政策反馈规则，得出不同于美国战后财政政策体制一直都是消极的结论，并发现，与基于不变参数识别的规则相比，体制转换财政规则能更好地追踪美国基本赤字的时间序列行为。

    在我国，政策规则研究明显呈现出货币规则比财政规则获得更深入研究的不对称性趋势。我国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主要集中于运用中国数据实证估计泰勒规则参数并进行泰勒规则原式及修正形式中国适用性的经验验证和探索（谢平和罗雄，2002；陆军和钟丹，2003；赵进文和高辉，2004；王胜和邹恒甫，2006；卞志村，2006；张小宇和刘金全，2010）。作为在我国货币政策泰勒规则中考察体制转换因素研究的代表，郑挺国和刘金全（2010）的实证研究认为我国货币政策规则存在明显的体制转换特征，并结合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特点划分出“惰性”和“活性”两个区域。相对地，我国财政政策问题研究主要集中于积极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国债效应（刘溶沧和马拴友，1995；史永东，1999；夏杰长，1999；周波，2009；龙成学，2008）、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范炜和娄依兴，2005；郭庆旺，2004；闫坤和孟艳，2008；张建平等，2005），而关于财政政策规则问题研究仍相对较少。

    基于此，遵循宏观经济背景和政策作用时间差异引发财政政策参数潜在地取决于马尔可夫状态变量，从而存在经济系统未知结构性变化的理论假设，本文允许财政体制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并使用马尔可夫转换回归方法内在识别这些体 制变化；提出内生捕捉我国财政政策体制变化的财政政策规则识别，其中，作为财政政策工具的财政赤字逐渐收敛到某个特定目标值，并对产出缺口稳定动机（理论上也可以捕捉自动稳定器机制）和债务稳定动机反应，其本质类似近期用于货币政策泰勒规则估计和分析（Clarida等，2000），并使用马尔可夫体制转换方法对我国财政政策反馈规则进行实证估计。

    在展开本文研究之前，有必要明确界定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以及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简单说，积极、消极财政货币政策主要指财政和货币政策当局扩张或紧缩各自政策工具，而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则从财政货币政策当局相互影响制约的政策行为角度予以确定界定。遵循Leeper（1991），当财政和货币两个政策当局中的一个可以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被另一个政策当局政策行为约束时，其行为是积极的，而被约束政策当局行为则是消极的。在财政货币政策规则语境中，货币政策是积极（消极）的，当货币政策工具（通常为名义利率）对真实通货膨胀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或称泰勒相关系数）大于（小于）l，也即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多于（小于）一对一时；类似地，财政政策是消极（积极）的，当财政政策工具（通常为总付税率）对实际真实政府债务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大于（小于）稳态真实利率时⑥。

    一、我国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构建和实证估计

    总体而言，无论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还是财政政策规则研究，都不曾关于财政当局的政策工具达成广泛认同的一致意见。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研究通常选取的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支出和税收（Alesina和Perotti，1995、1997；Perotti，2002；Blanchard和Perotti，2002），McDermott和Wescott（1996）、Alesina和Ardagna（1998）进一步集中于公共工资和转移支出，Arcangelis和Lamartina（2003）将财政支出细化分解为工资和转移支出、剩余支出⑦。就财政政策规则研究而言，常见的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债务（Bohn，1998；Gali和Perotti，2003；Ballabriga和Martinez-Mongay，2003）或同时考虑政府债务和税收（Davig和Leeper，2005；Davig等，2004）。本文采用的政府财政政策工具，与Favero和Monacelli（2005）一致，即政府财政赤字，并使其与产出缺口和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目标联系起来。实质上，作为实施政府活动对应的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所产生的客观结果，政府财政赤字度量实际上不仅是政府财政政策取向的更全面刻画，而且规避了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公共财政体制日渐完善进程中税制不断改革完善、税收以外的其他财政收入形式占全部财政收入较高比例等问题导致的财政收入指标选取和具有可比性的数据搜集难题。

    因此，给出本文构建的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之前，有必要简要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工具的历史表现，由此给出本文构建财政政策规则的直观合理性。

    1.中国经济动态效率分析

    首先考虑我国政府债务、国债利率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等行为的历史时间序列证据。如图1，我国政府债务/GDP比率行为揭示出，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2季度，除2003年第3季度的简短反转外，政府债务/GDP比率存在一个政府债务积累的持续长期向上趋势，经历2004年第2季度～2007年第2季度渐进下降后，在2007年第2季度～2008年第1季度急剧上升，后在2008年第2季度～2009年第1季度下降，并在2009年第2季度后发生温和反转。

    

    如图2所示，GDP增长率和作为中国国债名义利息成本的国债利率比较表明，1999年第1季度～2003年第3季度和2009年第4季度～2010年第3季度，国债利率高于GDP增长率，两变量缺口为正，由此，上述期间我国经济动态有效。而在2003年第4季度～2009年第3季度以及2010年第4季度以后时期，国债利率低于GDP增长率，两变量缺口为负，看起来，在此期间，我国经济是动态非无效的。国债利率和GDP增长率两变量缺口的显著变动性表明，我国财政政策规则实证识别中必须充分考虑该因素。

    

    2.识别和估计

    刻画财政政策执行滞后，并充分考虑财政政策预期（内生）组成因素的重要性，本部分给出财政政策反应规则识别。假定财政当局的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财政赤字。财政当局的反应规则识别刻画实际政府赤字逐渐收敛到某个特定目标水平，并对产出缺口稳定动机（理论上，也可被视为捕捉经济自动稳定器机制）和政府债务稳定动机反应。

    政府财政赤字目标水平识别是本变的核心变量。假定财政赤字目标刻画对两个主要变量的反应：捕捉财政政策周期因素的产出缺口和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关于财政赤字目标的弹性能反应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规则的差别。因而，本文构建的财政政策规则考虑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而非政府债务本身，具有能够控制利率和GDP增长率关于政府财政赤字的债务偿付压力随时间变化效应的优势。这也是考虑如图2所示的我国动态效率转换到动态非效率这段被观测历史转换的主要动机。

    为刻画政府债务稳定动机，将定义为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真实政府赤字，亦即与政府债务稳定一致的政府财政赤字。名义流量政府债务方程如下：

    

    

    

    之所以在财政赤字均衡水平的决定因素中包括产出缺口，是为了控制财政政策的周期因素。注意到与Gali和Perotti（2003）对欧洲国家的研究中使用经周期调整的赤字（或盈余）度量（Cyclically Adjusted Measure）不同，本文财政政策工具度量是政府真实财政赤字。试图分解财政政策的真正相机抉择部分并藉此控制财政当局直接控制之外的原因导致财政政策变化的因素时，该区别尤其重要⑧。本文暗含假定，产出缺口是捕捉财政政策周期因素的指标，并因而可很好地包括来自自动稳定器作用的反应⑨。

    

    3.数据

    模型包括政府赤字、政府债务、产出缺口、政府债务净平均名义成本和GDP增长率等经济变量。模型经济变量季度数据来源及处理如下。

    （1）GDP增长率和产出缺口。GDP数据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期《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季度GDP为当季发生额，以本季的当年累计额减去上季的当年累计额。为消除通货膨胀影响，将名义季度GDP转化为真实季度GDP（记为RGDP）：RGDP=名义季度GDP/当季CPI。为估计产出缺口，采取如下策略潜在产出水平估计：以HP滤波得到季度真实产出长期趋势值（记为HPRGDP），根据真实产 出对数关于HPRGDP和三个季度虚拟变量（11）的回归方程计算潜在产出季度估计值（记为UGDP）。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1季度期间，季度潜在GDP增长率可计算为g=，时间序列行为如图2。对应地，我国季度产出缺口数据计算为，时间序列行为如图4。

    

    （2）政府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为计算真实政府债务/GDP比率，使用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债期末余额”月度数据，每季度所属三个月月度数据算术平均得到国债余额季度度量。为消除通货膨胀影响，以名义季度国债余额除以当季CPI转化为真实季度国债余额。在此基础上，真实季度国债余额除以RGDP并进行季节调整得到真实国债余额/GDP比率。值得强调的是，作为本文实证识别的核心经济变量之一，我国国债期末余额数据统计可以获得的最早来源是1999年第1季度，这也是本文研究局限于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1季度期间的主要原因。

    政府财政赤字数据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家财政收支差额”月度数据，每季度所属三个月月度数据算术平均得到政府财政赤字季度度量。采取与计算类似地剔除通货膨胀影响、除以真实GDP并进行季节调整得到真实财政赤字／GDP比率。依据式(3)并结合计算完成的序列，可计算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政府财政赤字目标水平，对应的时间序列行为如图3。

    （3）政府债务净平均名义成本和CPI。理论上，政府债务融资成本应该是政府债务利息支付额与政府债务偿付额比率。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和《中国财政统计年鉴》都不存在政府债务融资成本数据统计，本文依据财政部公布的历次国债发行公告进行计算，作为政府债务净平均名义成本的变量。具体计算方法如下：统计自1999年1月起每月到期国债需支付的国债利率水平，因为国债动态连续滚动发行，同一月份到期的国债包括多个批次。比如，1999年1月份到期的国债包括1996年5月15日～1996年6月30日发行的5年期凭证式国债，1997年发行的2年、3年、5年期凭证式国债，1998年发行的3年、5年期凭证式国债，1998年第一次增发的5年期国债，第二次增发的3年、5年期国债，第三次增发的3年、5年期凭证式国债共11个批次。考虑到每批次国债都可能发生持有者提前兑付的可能性，按照财政部规定的国债计息规定进行统计。比如，1996年5月15日～1996年6月30日发行的5年期凭证式国债，在1999年1月～1999年4月期间满3年而不足4年，故该时期国债利率统计为10.26%，而1999年5月～2000年6月、2000年7月～2011年4月、2011年5月～2011年6月3个期间，国债利率分别统计为11.34%、11.88%和13.06%。自1999年1月始，分别计算每批次国债发行在每个月份偿付国债的利率，然后计算每个月份所有到期国债利率的算术平均数就是该月份到期国债利率月度数据；计算每季度3个月份国债利率平均值得到国债利率季度平均值，如图2所示。

    就用于各真实变量转换的通货膨胀率变量而言，本文选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指标，原因在于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相比，CPI不仅将服务价格计算在内，能更全面地反映物价变化程度，而且具有与GDP关系更密切、反映商品经过流通环节形成最终价格的优势。更重要的是，CPI倒数衡量货币购买力指数，能反映价格上涨后国债持有主体可能面临的资产收益损失，直接形成对财政当局调整财政政策的公众压力。具体而言，通货膨胀率的计算公式为通货膨胀率=（季度CPI-1）×100%。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来源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月度数据，每季度3个月度数据简单算术平均可得到季度数据。

    4.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估计结果

    使用RATS 7软件估计马尔可夫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式（4）。本文尝试允许任意数量的财政政策体制，但总体上，被刻画为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的两个体制情形稳定地实现收敛，并给出最好的统计刻画，估计结果见表1。

    

    

    同时，注意到作为财政当局工具的政府赤字变量对产出缺口的反应也随着财政体制转变发生变化。消极财政体制下，政府赤字变量关于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估计为0.5953，并不显著异于0。而积极财政体制下的反应系数估计为-0.591，统计显著。

    二、财政体制转换模型评价：基于与不变财政体制估计的比较

    1.不变财政体制估计

    为评价财政体制转换因素对于刻画我国财政政策行为随时间变化特征的重要性，本部分将基于财政体制转换模型的财政政策规则估计与不变财政体制条件下的财政规则估计进行比较。实际上，在式（4）和式（5）组成的财政政策规则系统中，不变财政体制假设意味着，对所有t有=s。由此，式（4）和式（5）组成的财政政策规则系统中，由具有取决于特定时刻t体制的时变参数非线性模型系统转变为固定参数线性模型系统。对应地，用于估计的方程系统如下：

    

    

    

    

    然而，基于马尔可夫体制转换识别的结论与经由式（6）估计得到的结论显著不同。若财政政策规则式（4）正确，则财政政策始终处于消极财政体制状态的刻画与历史数据严重不符。如图6积极财政体制概率估计表明，1999年第1季度～2000年第l季度、2001年第4季度～2002年第2季度、2008年第3季度～2008年第4季度和2010年第2季度～2010年度3季度四个样本区间被识别为积极财政体制状态。

    2.体制转换与体制不变模型的财政赤字拟合比较

    基于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估计和固定财政体制财政政策规则估计结果，可以进一步比较两者关于政府财政赤字行为拟合效果。

    

    

    

    为更好地衡量体制转换特征相较于固定体制因素关于财政政策规则估计拟合的显著改进程度，引入政府财政赤字“缺口”概念。

    

    政府财政赤字缺口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固定体制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估计下的实际政府财政赤字对其均衡值的偏离显然比马尔可夫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估计具有更大的持续性。两种体制情形下政府财政赤字持续性的差异，可以解释固定体制财政政策规则估计下的政府财政赤字估计贴近真实政府财政赤字平均趋势路径、存在较多异常值的原因，而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估计能揭示真实政府财政赤字的动态趋势。

    三、政策意涵：结合我国财政政策操作历史的分析

    

    根据新凯恩斯主义“取景假说”（Framing Hypothesis），政策当局总是为最为逼近的损失风险设置更大的权重。Kozicki（1999）认为，泰勒规则中通货膨胀缺口调整因素和产出缺口调整因素的权重，可以体现中 央银行在短期内面对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两难局面时的权衡结果，反映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偏好，即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孰重的决策尺度。若真实财政赤字与GDP的比率关于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政府财政赤字目标水平和产出缺口的边际反应规模的比较，能揭示出财政当局关于政府债务稳定和产出缺口稳定的相对权重，则我国财政当局将在相对更重视保持产出缺口稳定和政府债务稳定之间相互交替：积极财政体制下，财政当局更注重追求产出稳定，而消极财政体制下更看重政府债务稳定。

    20世纪90年代初，为治理通货膨胀，在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我国决定，自1994年起不再允许通过向银行系统透支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为消除市场疲软和通货紧缩、刺激经济增长，基于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相对货币政策更直接的判断，我国在1998年之后采取注重货币政策的同时以财政政策调节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12）。因此，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匹配，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尝试适时适度地扩大财政举债和财政支出规模，推出增发国债，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刺激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1997年，我国财政赤字约580亿元左右，按当时的财政预算，1998年的赤字应为460亿元，比1997年减少100多亿元。但鉴于当时形势，中央决定于1998年8月首次面向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并要求国有商业银行配合增加1000亿元的贷款，用于农林水利建设、交通通讯建设、城乡电网改造、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经济用房建设等六个建设重点。1999年财政部增发600亿元国债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而且对企业生产经营提出各种减免税政策，出口退税力度进一步加大。2000-2003年，我国依靠增发国债扩大投资规模，刺激经济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继续保持不变。截至2002年，我国已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并在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财政政策正式由积极转型为稳健。

    2007年，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非常突出，物价上涨压力较大，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从3月份的3.3%上扬到10月份的6.5%。为实现“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任务，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08年要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而考虑到改善民生、重点建设、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等各项工作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财政支出会比较大，财政政策继续保持稳健。但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在2008年下半年果断实施“四万亿”政府投资计划，对应地，2009年和2010年预算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9500亿元和10500亿元水平，财政赤字率一度逼近3%的国际警戒线。根据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我国拟安排中央财政赤字7000亿元，继续代地方发行2000亿元地方债并纳入地方预算，赤字规模9000亿元，比上年预算减少1500亿元，财政赤字率回落至2%左右的安全地带。但与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之前2003年的历史最大规模赤字3198亿元相比，在绝对量上依然很大，意味着积极财政扩张力度依然强劲。可以预见，我国将在未来某一时点重复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财政政策的演变轨迹，正式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

    对照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1季度期间我国财政政策操作历史，并根据图5和图6我国同期消极和积极财政体制两类区间划分可以发现，我国财政政策行为主要考虑政府债务稳定目标。这实际上引发应对经济衰退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本和收益权衡问题，因为以扩大政府赤字的方式进行财政扩张固然能阻止经济颓势、实现产出稳定，但财政扩张之后政府往往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期履行政府债务偿付义务。有关研究本文不再赘述。

    四、结论

    鉴于体制转换特征在宏观经济现象和数据解释中的极端重要性及其在我国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研究中应用的非对称性，本文给出了将财政政策体制随机变化的思想融入财政政策规则研究的实证框架。分析结论表明，本文构建的财政政策规则较好地揭示了我国财政体制变化，财政政策操作呈现显著的体制不稳定性。作为解释变量，财政政策规则中的债务和产出缺口稳定动机都是显著的。与不变参数财政政策规则规则识别相比，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能更好地解释我国政府财政赤字的时间序列行为。这支持Schmitt-Grohe和Uribe（2003）、Sala（2003）、Dayig（2004）、Davig等（2004）将财政体制不稳定性考虑在内来识别宏观经济最优模型的贡献。

    财政体制随机变化的显著特征意味着，在我国从事货币政策规则和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VAR实证研究都应慎重。因为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文献的典型做法是假定积极货币政策规则（泰勒原则）与不变消极财政政策规则（典型的平衡预算规则形式）匹配，而VAR实证研究试图在不变财政体制框架度量财政政策冲击的高频率效应（13），并通常忽略财政政策体制稳定性以及财政政策中的债务稳定动机问题。当然，就体制转换模型识别和估计而言，国外相关研究通常使用比本文规模更大的样本数据，而本文可用数据相对较少，由此可能影响识别、估计和结论的稳健性问题有待进一步挖掘或随时间推移增加数据予以验证。

    注释：

    ①该观点是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文献的核心，集中于泰勒原则。见广泛引证的Woodford（2003）和Clarida等（1999，2000）。

    ②贯穿全文都坚持Leeper的消极和积极概念。因此，消极财政政策是税收（或盈余）“消极地”针对政府债务变化而调整，而积极财政政策是政府试图“积极地”引导宏观经济稳定效应。

    ③早期财政政策规则识别包括，Taylor（1996，2000a，2000b）将财政立场（Fiscal Stance）度量与产出缺口联系起来（未考虑对政府债务变化反应）识别美国财政规则，Bohn（1998）基于美国百年数据揭示出政府盈余/GDP比率与政府债务/GDP比率存在正相关关系。Gali和Perotti（2003）、Ballabriga和Martinez-Mongay（2003）采用不变参数法估计包括债务和产出缺口稳定动机的欧洲国家财政政策规则。

    ④采用固定结构VAR事件研究法，Blanchard和Perotti（2002）使用税收和转移体制的制度信息以及税收征缴时机来识别财政政策行为的自动税收和支出反应，其基本逻辑是，政策制定者收集经济状态信息、考虑财政政策反应并最终 实施财政政策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财政政策决策和执行滞后意味着，财政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用于估计模型的周期内，比如一个季度）不可能有对未预期经济活动的相机抉择反应。Fatas和Mihov（2001）假定政府支出不对一个季度内的宏观经济条件反应，将相机抉择财政政策与自动稳定器区分开来。

    ⑤幸运的是，若分析重点是政策冲击，则财政政策意外识别就至关重要，但就本文关注的财政政策体制稳定性而言，该问题并非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⑥易言之，税收对债务的反应超过真实利率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的，税收不充分地对债务反应用以确保真实利率支付时，财政政策是积极的。因此，消极财政政策是税收（或盈余）“消极地”针对政府债务变化而调整，而积极财政政策是政府试图“积极地”引导宏观经济稳定效应。当然，由于本文的财政政策工具（财政赤字）与既有研究不同，“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界定稍有不同，下文将结合本文构建的财政政策规则详细说明。

    ⑦主要是公共债务利息支付，因其在某些债务水平较高的欧洲国家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较大，因此成为重要的预算项目。

    ⑧例如源于周期性条件和/或失业率的税基变化触发失业利益规模的摇摆。

    ⑨参见Fatas和Mihov（2003）的类似做法。

    ⑩理论上，该相关的符号是模糊的。实际上，政府支出外生增长影响真实产出（很可能经由就业的财富效应）和自然产出水平。冲击符号将典型地取决于劳动供给弹性和冲击的持续性程度（Baxter和King，1993）。

各地数字经济政策篇4

关键词：数字经济；跨境电商；生态系统

随着数字化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和普及，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逐渐加快，成为推动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跨境电商是我国数字经济的重要体现，数字经济在此背景下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为跨境贸易提供了新的窗口，扩大了国际市场份额，在发展跨境电商的前提下改变外贸发展方式和国际贸易规则。它兼具结构调整和整合世界资源的优势，即形成有效的跨国合作新渠道，提供发展空间，优化产业结构，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经过不断的发展和探索，中国跨境电商正在进入跨境电商生态系统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阶段。随着数字化技术发展的不断成熟，跨境电商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因此，构建跨境电商生态系统对于促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数字经济及其对跨境电商的影响

1.1基本概念

数字经济是一个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石的全新经济形式，以大数据技术为发展导向，实现社会经济的高效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资源再生。数字经济将促进经济社会在各领域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推动各领域与国际贸易合作的进程，推动社会经济成长，提升劳动生产率，培养新市场、新增长点。跨境电商，是指在全球商务活动中与世界各个国家的交易主体开展跨境交易，并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结算和跨境物流配送完成交易。在国家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和“一带一路”政策倡议下，我国跨境电商交易量持续稳定增长。

1.2数字经济对跨境电商的影响

在中国数字经济的带动下，跨境电商的发展越来越快，这也带动着中国外贸企业跨界融合的快速发展。自2016年数字经济成为我国创新发展战略提出以来，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庞大的市场需求和新型信息的广泛运用，都推动了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随着数字科技的日益发达，无形商品和服务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流行。数字化服务主要通过电子商务等网络平台进行跨境服务，将原来有形的产品和服务，逐步地向无形的产品和服务转化。无形产品和服务的输出，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以往的线下贸易流程，实现了线上即时交付，并由此大大提高了贸易效率。但如今，由于交易内容和贸易模式的改变，导致了中国现行的跨境电子商务规则体系已经无法支撑中国现实发展的市场需求，因此跨境电子商务规则体系迫切需要弥补中国数字商品市场与服务领域的空缺。

2数字经济中跨境电商生态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

2.1跨境电商服务平台存在缺陷

跨境电商平台的综合业务能力定位，由于缺少对行业和企业发展的深度认识，仅在经营策略上重视企业利益，而忽略了客户的现实业务需要，最后造成了资源投放走向偏离，企业服务质量无法提高，使基本业务功能难以实现，也难以实现整个企业综合业务能力的改善与提升。同时，因为没有跨境电商平台服务体系的策划与构建，在交易过程中就会存在着环境风险、流程风险与结果风险。目前，国内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仍然着眼于基本业务，而不是从企业需求的视角来思考问题，系统平台需要从结构、业务、系统、标准化、便利化等方面进行重新规划和重建。

2.2跨境电商物流系统有待完善

现有的物流运输模式已经不能适应跨境电商的发展。海铁联运作为跨境物流的主要运输方式，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存在着联运不畅、松散等问题，这增加了运输成本，使使用环节更加复杂，也浪费了时间。根据跨境电商的业务运作，物流模式可分为商流和物流。构建跨境电商生态系统，最重要的是建立跨境物流体系。由于交通枢纽和物流设施建设时间长、周期长，物流运输对跨境电商的帮助有限。同时，不同的物流模式有着不同的物流标准，往往无法顺利对接，影响跨境电商的有效开展。物流设施的不同标准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跨境电商的工作效率。这些成本最终会由跨境电商企业承担，不利于跨境电商企业的发展。

2.3海关流程仍旧处于模糊监管

由于货物种类繁多，不同的部门需要协同工作来协调和监督。由于中国各地海关的监管职责分工边界并不清楚，各监管部门任务目标的不同，工作重心也有所不同，监管流程和监管成本增加，从而造成了跨境电子商务的经营成本和商品价格增加,这也最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销售额的减少。同时，跨境电商是一个服务性的营销活动，需要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要。但国外顾客的需要无法精确预估，企业无法根据不确定的需求制定相应准确的运输计划。当货物到达顾客手中时，顾客经常会因为对货物不满意而退换货，因此他们不得不支付退货或换货所需的关税。虽然我国的保税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但其实施过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复杂性，会增加跨境电子商务的时间和成本。

2.4跨境电商经营理念陈旧

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是生态系统中的核心点，其自身陈旧的经营理念，阻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首先，供应链的风险很大。跨境电商作为一个长产业链，其经营风险不易控制，上游商品供应出现虚假宣传的行为，下游服务出现退货流程繁琐、时效延长的现象。其次，资本流转风险较大。在资本流转中，最主要的条件是安全性和便捷性，但是目前的跨境支付方式面临着不少风险，比如由于现在的外汇管制制度，使人民币无法自主地兑换和在全球流动，使跨境出口的公司主要在境外采用第三方付款方式。这样，就可能会面临着帐号被盗、资金冻结乃至洗钱和套现的经营风险，不仅对消费者的资金安全构成了威胁，也给跨境支付安全带来了挑战。最后，缺乏数字思维。在实际运行中，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通常较为简单，其管理主要集中在库存和供应链管理等方面。使库存的预测与实际销售产生一定的差异，因此库存成本控制不科学。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的发展是基于信息技术，而缺乏数字管理思想导致的静态库存管理和落后供应链管理能力问题，使其发展无法赶上数字经济发展速度。

2.5跨境电商生态系统不平衡

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带动着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参与到全球数字商务中来。由于跨国电子商务公司的初始数字化管理水平相对较低，没有数字化人才和数字化管理理念，其数字化发展水平也和公司增长速度不相适应，从而造成了其抗经营风险能力相对薄弱，无法对抗因国际数字商业而产生的各类经营风险。跨国电子商务公司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交易，能够更好地实现全球贸易，但是经营风险也会增加，比如中美贸易摩擦、数字贸易壁垒等。跨境电商企业数字化水平落后，缺乏竞争优势，无法应对各种风险。数字经营中的跨国运营，对数字水平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同时跨国电子商务企业也必须向数字化经营转变，才能更好地处理各种风险。

3数字经济下跨境电商生态系统的发展策略

3.1专注于平台服务

跨境电商平台是跨境电商生态系统的核心，应加强对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的建设，特别是适合本土企业需求的综合服务平台的建设。政府部门应加强与企业的合作，积极推动贸易便利化；大力支持本土跨境电商平台的发展，推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境电商平台建设；在发达国家和重要节点国家适时布局，沿着“一带一路”路径，加快跨境电商平台全球化覆盖的进程；通过完善基础设施网络，促进综合服务平台、公共服务平台、通关服务平台的融合发展，提升各平台的协调服务能力，从而加快信息、资金、货物自由流通。同时跨境电商企业应通过国际合作或并购等方式扩大销售网络、物流网络和支付网络，并通过本地化经营提高对海外市场的认识和服务能力。

3.2完善物流体系

跨境电商应逐步按照核心和的方式适应数字经济环境。除了打造更完善的跨境电商平台外，也要重视跨境物流体系的完善。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技术已经进入每个家庭，这种信息和网络环境被应用到各个领域，这就为跨境物流运输业务流程的改进提供了保障。跨境电商存在着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如对消费者市场的认识不准确、消费者心理不一致等，提升了供应链管理的难度和退换货的风险。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更为完善，更加灵活的物流体系的支撑。外贸企业可以比较国内港口到世界各地的运价，降低物流成本，实现利润，帮助客户获得最高的性价比。“海外直销、本地配送”的新模式和仓储物流的进一步转型升级，为跨境电商卖家提供了新的机遇，通过投入资金和资源，创造更高效的国际贸易市场，建立更为高效的物流体系势在必行。商流与物流深度融合，并协调发展，共同促进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

3.3完善海关作业设备和流程

为了支持跨境电商业务的发展，海关监管部门和相关业务流程部门应共同完善通关流程，解决如海关监管严格、流程复杂、等待时间长、用户需求大等问题。因此，海关监管部门应在不降低监管效果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电子技术和设备，在推进电子口岸建设的前提下，提高工作效率。对于不同信用的跨境电商企业，海关监管部门应采取不同的监管政策。例如，对跨境电商进行分类监管，将不同诚信、信誉等级的跨境电商企业进行分类监管。同时，还需要对海关管理系统方案进行修改设计，完善部门的业务操作流程。要明确职责，减少空白处和监管重叠，各部门要在监管管理范围内恪尽职守，做好本职工作，使通关手续更加灵活，海关审批手续更加便利。此外，要加强各业务监管部门的监管合作，提高进出口货物的质量，共同建立一个严格维护、协调、高效的通关环境。

3.4采用先进的经营理念

在发展过程中,跨境电商企业必须注意对数字技术的投资,确保数字技术发展有稳定的资金来源。跨境电子商务公司要从模块经营转变为数字化管理,并高度重视经营中的数字化发展,把数字化发展融入到公司发展的整体规划中,如编制相关的数字化发展计划,制定相关预算,并设立年度技术研发专项资金等。在数字技术的开发过程中,公司应重视科技研究成果的转化,对取得的研究成果加以检测与评价,使得新的数字科技可以促进跨国电子商务公司的数字化发展。对跨国物流来说,打通环节不仅是宏观政策层面的，也是技术层面的。新一代信息系统的引入,显著提高了跨境电子商务的产业竞争力、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其中,区块链技术手段大大改善了传统底层的支付技术,显著提升了支付效率。另外,由于大数据分析、新一代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现代信息系统的运用,使以往许多非标准化问题转变为标准化问题,大大促进了企业管理过程规范化的进展。虚拟现实技术和增强现实产品与服务,极大地提升了使用体验。因此必须大力支持和引导创新，运用区块链技术手段,强化企业合作关系,保障跨境支付的安全性。要更加重视企业内外部数据建设,进一步丰富信息应用手段，建立和健全信息管理网络平台,增强供应链管理的有效性,运用信息推动跨国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

3.5优化生态环境

首先，从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环境的视角，加强信用风险管理工作,特别是政府监管。政府部门要抓好政策保障工作,形成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总体布局,通过采取税费优惠政策或政府财政补贴等相关政策措施，促进国家生态战略的落实,以宏观策略的视角引导中小企业规范运营；同相关国家开展政治沟通和文化交流，积极降低贸易壁垒与摩擦；推动各级、各地方政府、各监管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和协作；全面开通国际监管协作平台,建立全球信用风险监测系统。其次,从技术环境的视角,关注数字人才的培育,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在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数字人才培养已成为从根本上促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跨境电子商务公司也应该更加重视对数字人才的培育。一方面,跨国电子商务公司应该主动吸纳优秀的数字人才,并利用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培养优秀的数字人才。此外,跨国电子商务企业还应该定期地对现有人才开展数字技术培训,并构建好数字人才发展评价系统,建立自己的数字人才团队。唯有如此，数字化管理思想才能代替传统的管理思想，而数字化人才的优势，也才能充分体现到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的经营管理工作中。

4总结

生态系统建设是跨境电商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路径，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时代下，研究和发展跨境电商的生态系统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相关人员需要结合现有条件进行探索和实践，依靠数字化信息技术为跨境电商开发新的商业模式和物流模式，以改进和加强跨境电商的生态系统建设。本文通过研究，指出数字经济时代下，跨境电商的生态系统建设应明确遵循核心原则，构建适应数字经济时展的生态系统。同时，跨境电商应该以主营业务为方向，以相关产业为支柱，构建具有优势资源的核心业务生态集群。此外，跨境物流业务具有的独特复杂性和货物流通高风险的特点，决定了跨境物流是跨境电商快速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跨境物流应通过优化物流业务流程，提高跨境物流与跨境电商的融合程度，这有助于跨境电商生态系统建设中物流资源的高效利用。数字经济时代下的跨境电商生态系统建设是一项综合性工程，通过对综合性人才的引进和管理，可以实现跨境电商生态系统的高质量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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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熊励,叶凯雯.跨境电子商务生态发展与政策组合维度的关联性研究[J].软科学,2020,(2).

各地数字经济政策篇5

关键词：金融稳定；财政赤字；货币供应；向量自回归模型(VAR)

中图分类号：F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2―0013―05

本文以已有的理论和实证文献为基础，探讨1978～2007年中国财政赤字影响金融稳定的传导路径，并运用时间序列计量技术进行实证分析，为有关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一、中国财政赤字影响金融稳定的机理分析

为拉动经济的发展，刺激国内需求，国家的财政支出日益扩大，在财政收入不足以应对支出的情况下，必然导致财政赤字的出现。财政采用扩张性的赤字、债务政策，固然拉动了经济的增长，但这种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可能长期使用，否则将直接形成财政风险，从而造成通胀压力，并传导至宏观金融稳定层面，加大了潜在的金融风险。根据已有的文献，财政危机影响金融稳定机制的传导路径可以简单描述为：“财政赤字－货币供应量－物价－金融不稳定”。具体到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其主要理论依据在于：

(一)中国财政与金融制度安排的交错关系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金融稳定

资金作为社会经济中的一种特殊的资源同样面临着有效率的配置问题，不同的资金配置方式对社会经济发展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财政和金融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手段，它们主导着全社会资金的流动和资源的配置，决定着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发展走向。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财政机制与金融机制的具体定位是：财政机制事实上提供了一个无偿向社会成员征收税收和无偿配置资金的机制，金融则是为经济主体提供有偿配置资金的机制；金融机制是市场层面的资金配置机制，财政机制则是非市场层面或者说是市场失灵时的资金配置机制。简单地讲，银行资金主要以市场经济中的微观经济主体―企业、个人为作用范围，而财政资金则更注重在宏观领域发挥作用。

虽然从理论上讲财政资金和银行资金在社会经济生活当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各自有着不同的运行机制。两者资金之间也确实存在着一个科学合理的分工，在社会总资金中保持合理的比例，在经济调控中各司其职。然而由于我国长期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历史上和体制上的种种原因使得我国现阶段财政资金和银行资金运行中存在着种种不合理的现象，资金运用的不规范导致了两种资金运行的矛盾、摩擦不断。由于金融机构高度国有化和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缓慢，长期的金融压制造成偏低的资金使用效率，金融体系只能在政府的控制下，以“配给”方式提供信贷，这种资金集聚困难和使用浪费的状态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限制了资金的积累和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制约着金融业的扩展，形成金融与经济发展相互掣肘的恶性循环。长期的金融压制加剧了金融风险，阻滞了社会金融深化，实际上强化了政府与银行之间的非规范关系，导致财政金融风险内生化。

虽然我国经济运行格局已经由财政主导型转为金融主导型，金融的作用日益增强，但很多基础项目仍由财政负担，由于财政财力不足，而不得不用信贷资金弥补。信贷资金财政化增加了银行不良资产，而且财政软约束导致金融软约束，最终使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矛盾集金融于一身，加剧了金融风险。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财政和金融的体制环境、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具有复杂的资金渗透性和高度的政策关联性，存在着转嫁风险的机制和微观基础。

(二)中国财政赤字的融资方式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金融稳定

在一个社会里，赤字财政由于创造了新货币，导致货币需求总量的增加，而现存的产品和劳务的供给却没有以相同比例增加，这必然要使经济产生一种通货膨胀缺口，引起价格水平提高。Sargent和Wallace(1981)等人提出了“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从理论上说明了政府的财政政策在决定价格水平和通货膨胀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财政当局和货币当局的博弈中，若财政当局先动，货币当局被迫面临平衡跨期预算约束的困难选择，央行的货币供给是财政政策的函数(Bassetto，2002)。在财政占优的经济体制中，央行被迫货币化财政赤字而引发通货膨胀，因此存在从财政赤字到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央行的非独立性和征税机制的不完善，政府更倾向于用货币创造来为其财政赤字融资，财政赤字引发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更大。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货币金融体系的支配地位，在财政出现赤字时，可通过财政直接向中央银行透支。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这成为1994前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之一。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政府赤字必须从社会融资渠道弥补，央行不得向中央和地方政府透支和借款，且央行不得直接购买和包销政府债券，从而切断了央行与财政之间的直接融资渠道。

从财政赤字的融资方式来看，中国财政赤字增加货币供给的机理在于：如认债主体为商业银行，在商业银行动用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认购政府债券的情况下，不会增加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相反，若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无超额准备金，采用减少在中央银行准备金来认购政府债券，那么商业银行就必须相应地压缩其贷款规模，一旦贷款规模无法压缩，商业银行将债券出售给中央银行或者向中央银行抵押贷款，那么其效应等同于中央银行认购政府债券，也将增加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导致通货膨胀的出现。在认债主体为居民个人的情况下，从静态的角度看，这种认债方式的实质是购买力的转移，没有相应地扩大社会总需求，不会引发通货膨胀；但从动态的视角看，政府通过发债的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加大了国家财政的债务负担。财政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利息支出的不断增加，将进一步使财政的风险加大，陷入“债务一赤字”的陷阱，同时财政投资也会产生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相应减少财政收入，使削减财政赤字的难度增加，一旦政府出现债务危机，则势必通过债务货币化的办法来解决债务问题，造成通货膨胀，使财政风险转嫁为金融风险。

(三)中国体制转轨的经济现实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金融稳定

我国改革以来，一直实行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积极发展经济，就有较多的税收，同时地方政府官员也就有更多提升的机会。由此导致政府总是想方设法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去实现政府的经济职能。例如，政府经常指示银行对其优先发展的行业或“形象工程”大力投资，而这些行业往往是规模大、回收期长、回报率

低、风险高，很少符合贷款条件，在没有实质性担保和抵押的情况下，这些投资风险都由银行承担了。另外，政府也可能为维护社会稳定而强迫银行发放本应由财政弥补的国有企业亏损和安定团结贷款，导致银行的大量信贷资金“财政化”，产生巨额的不良贷款，出现支付危机。

财政支出缺口形成的隐性负债大多会由商业银行以不良资产名义承担，如粮食企业(政策性)亏损补贴，财政的应补未补，导致这些企业的日常经营资金几乎全部靠银行贷款，而由于一些政策性原因，其亏损又几乎是铁定的。一些本应由财政投资的公共工程项目，如教育系统投资、卫生机构投资等，财政又因为资金紧张，将大量的出资责任转嫁给了商业银行，而这些项目法定的非盈利性，使银行所放资金具有极大的风险性。乡镇财政大部分因预算不足而形成的隐性债务，大多转化为银行贷款，这些缺口性的支出多年积累下来就成为银行账上的风险资产。如此恶性循环，势必造成大批银行贷款逾期、呆滞或坏账。

二、实证分析

(一)样本及其说明

为有效检验中国财政赤字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考虑到衡量我国金融脆弱性的技术处理难度及数据采集途径，本文采用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率、财政赤字、货币供应量、GDP和通货膨胀率5个变量来构建系统计量模型。分别用NPLt表示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率，DEFt表示财政收支变量，为实际财政支出的自然对数减去实际财政收入的自然对数，RMt表示实际货币供应量(M1)的自然对数，Pt表示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率，GDPt表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样本区间为1978-2007年，除部分NPL取自有关研究文献外。其余数据均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用定基CPI指数(1978=100)对其进行价格平减，将有关变量的名义值换算为实际值。

令z=[NPLt，DEFt，Rit，Pt，GDPt]，z包含了具有不同单整阶数(最高为d)的变量，这些变量之间或存在或不存在协整关系。若zt服从于VAR(L)，则可以运用基于扩展VAR模型的因臬关系检验方法进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本文所有的计量分析均使用EViews5.，0软件进行。

(二)单位根检验

ADE单位根检验最佳滞后阶数根据SIC准则确定，SIC值越小，则滞后阶数越佳。检验形式(C，T，L)中，C、T、L分别代表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由表1可见，均为I(1)过程。

(三)协整检验

1、根据无约束(unrestricted)水平VAR模型确定协整阶数L。确定水平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的方法是从一般到特殊，从较大的滞后阶数开始，通过对应的LR值、FPE值、AIC值、SC值、HQ值等确定。考虑到样本区间的限制，我们从最大滞后阶数L=2开始，利用EViews软件进行Log Length Criteria检验，选择最佳滞后阶数为1。

2、协整向量个数r的检验。使用Johansen的特征根协整检验，检验时假设含截距项，不含时间趋势项。根协整关系检验结果，检验的5个变量之间在1％显著性水平上存在1个协整关系，即r=1。

3、协整方程。标准化协整向量为(1.－138.3448，96.1412，0.7277,-111.1953，C)，对应的协整方程(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差)为：NIL=-138.3448DEF+96.1412RM+0.7277P-111.1953GDP+C(26.7571)(15，5137)(0.2169)(23.4429)

协整方程的估计系数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1978～2007年，中国的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率、财政赤字、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率和GDP等5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

(四)误差修正模型(VECM)及其诊断检验

本文主要检验财政赤字和不良贷款比率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仅给出了关于ANPLt和ADEFt的误差修正模型。

在误差修正模型得出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及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之前，需要进行必要的诊断检验。根据稳定性检验，有4个根为1(因为VECM的模型设定包含4个单位根)，落在单位圆上，其他均在单位圆以内，因此VECM的稳定性条件得以满足；LM自相关检验显示，LMl=20.0389，P值=0.7448，LM2=32.9787，P值=0.1316，故不存在自相关；White异方差(无交叉项)检验显示，x2值=185.5556，P值=0.3726，故不存在异方差；联合正态性检验结果显示，Jaroue-Bera值=13.5958，P值=0.1922，符合正态分布。

因此，VECM模型稳定且不存在设定偏差，根据VECM得出的因果关系和脉冲响应是稳健、可靠的。表明，ANPh误差修正模型的误差修正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0.3670)，调整方向符合误差修正机制。

(五)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以VECM模型为基础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在5％显著性水平上，财政赤字对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率具有单向Granger影响，其余变量无Granger影响。

(六)脉冲响应函数

由于VECM模型的估计系数难以解释，我们根据脉冲响应函数得出结论。Pesaran和Shin(1998)提出的广义(generalized)脉冲响应函数，可以不考虑变量的排序问题而得出唯一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最近的经验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代表滞后阶数，纵轴代表不良贷款比例变量受各变量冲击的响应程度，上部曲线表示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率受财政赤字变量冲击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下部曲线表示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率受GDP冲击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可见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曲线都收敛于某一个固定值。

根据图1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滞后1―10期内，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率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财政赤字水平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财政赤字的增加导致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率上升；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率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财政赤字水平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负，GDP的增加导致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率下降。

三、结论与政策含义

1、除货币政策变量影响金融稳定以外，财政赤字与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率具有单向因果关系。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率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财政赤字水平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财政赤字的增加导致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率上升。因此可以说中国的金融稳定不仅受货币政策影响，也要受到财政政策影响。

各地数字经济政策篇6

关键词 西方 数字信息产业 政策 发展 启示 战略

数字信息产业的发展历程

数字信息产业包括数字信息技术设备制造产业以及数字内容产业。“数字”两个字强调了在对信息的的生产、加工、存储、传递过程中数字技术的应用。数字内容是内容产业与信息技术结合产生的词汇，其广泛含义是指一切采用多媒体技术，将图像、文字、音频、视频数字化之后的产品或服务。刘卓军，周城雄.中国数字内容产业的创新模式分析.中国软科学，2007（6）

数字信息产业的兴起依托于数字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y），是一项与电子计算机相伴相生的科学技术，它是指借助一定的设备将各种信息，包括：图、文、声、像等，转化为电子计算机能识别的二进制数字“0”和“1”后进行运算、加工、存储、传送、传播、还原的技术。

信息技术的发展迄今已经经历了五次重大革命，数字技术就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由集成电路组建数字计算机并最终实现网络通讯功能。第一次信息技术革命是语言的使用。第二次信息技术革命是文字的创造。第三次信息技术的革命是印刷的发明。第四次信息革命是电报、电话、广播和电视的发明和普及应用。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的标志是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应用及计算机与现代通信技术的有机结合。

1946年，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制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1946—1958年 第一代电子计算机 ，1958—1964年第二代晶体管电子计算机 ，1964—1970年第三代集成电路计算机 ）。早期的数字艺术不是诞生于艺术家的工作室而是研究实验室，早期的数字艺术家也大多出自工程师。

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最早的个人计算机——施乐公司“Alto”，于1973年研制成功。1977年，苹果公司推出第一个带有彩色图像的个人计算机AppleⅡ，售价为1300美元，其一系列改进机型也相继推出。微机以其小巧、使用方便、价格低廉等特性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此外，70年代也已经出现了电脑绘图软件，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专业艺术家使用计算机进行创作。

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迅猛发展，产量销量剧增，数字媒体艺术也逐渐兴盛。1982年这一年，IBM公司就共生产了25万台PC机。1984年，苹果公司推出第一台具备大众性的图形用户平台和多媒体功能的计算机。该计算机的出现标志桌面出版和计算机图形设计时代的来临。1989年，福克斯公司推出的由詹姆斯·卡梅隆导演的电影《深渊》，它出现标志着以计算机图形特技为代表的数字电影时代的开始。李四达.数字媒体艺术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20世纪90年代，多媒体技术逐渐成熟，互联网的普及为数字信息带来更加广阔的传播与交互平台。数字媒体技术开始全面介入设计、绘图、展示、广告、包装印刷等服务行业。数字信息技术的影响逐渐深入到各个领域。

21世纪，苹果公司平板电脑ipad系列、iphone智能手机的成功推出，物联网等技术研究兴起，数字信息技术全面入侵各个领域。

数字信息产业生机蓬勃，全球经济在数字信息产业发展的带动下呈现出迅猛快速的发展，对世界变化趋势的波动也越发敏感。随着各国对数字信息产业的投入和重视越来越大，如何能够把握数字产业发展的脉搏，使得自己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成为各国战略制定的重中之重。通过对西方数字信息产业发展历程及政策的研究，我国可以更好的把握数字信息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积极准确的数字信息产业战略的制定也能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添砖加瓦。全球数字信息产业的发展必将成为撬动世界经济不断向前的有力杠杆，也将为人类社会继续创造惊喜。

西方数字信息产业政策

1美国数字信息产业引导政策

美国似乎痴迷于各种新的信息开发和应用。拥有着悠久的创新历史和丰富的创新经验的美国最先认识到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重要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将近半个世纪内，美国研发费用差不多85%来自美国国库。20世纪50年代，大量资金投入到军用计算机的开发之中，使得计算设备方面的设计能力得以巨大增长。20世纪60和70年代，美国政府对网络技术给予巨大支持，对互联网的的出现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美]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詹姆斯·W.科塔达.信息改变了美国.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

美国是崇尚自由的国度，自由女神像是美国自由崇拜的象征，自由经济也一直为美国所推崇。美国政府力求尽量少干预经济，以防止被支持的行业和部门形成对政府的依赖，从而妨碍市场竞争的公平性，鼓励人们敢想敢干。这样的自由经济政策，给予了现当代数字信息产业足够的发展空间。少了政府的主动扶持，为了生存发展和经济利益，数字信息产业内部也会积极主动寻求创新的途径。与此同时，自由经济带来的经济泡沫使得全球经济剧烈动荡，2007底起从美国最先爆发的金融危机持续至今愈演愈烈，并且将全球经济拖入泥潭。不稳定的经济环境势必也会影响数字信息产业的发展。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崇尚自由的国度所实行的开放战略。尤其是人才开放战略，在发展教育、培养人才的同时，美国也从其他国家引进大量人才。近些年来，美国每年留出29万个名额专门用于从国外引进各个领域的高科技人才。著名学者、高级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优先入境，不受国籍、资历和年龄的限制。刘红梅.美国人才开放战略及其启示.发展研究，2011（4）这种做法，为数字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基础，把世界各国培养的人才当作美国人才队伍的储备力量。

其次，文化开放战略。美国不单是不设文化管理部门，甚至不制定文化政策。政府只是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和严格的法律保障。在这种自由和安全氛围的促进下，美国对文化产业采取的是多方投资和多种经营的方式，鼓励非文化部门和外来资金的投入，美国文化产业十分依赖于境外的投资，这充分体现了美国文化产业经营的开放性和跨国性。例如在好莱坞，最具实力的电影制片厂之中，哥伦比亚三星电影集团公司的老板是日本的索尼公司，福克斯的老板则是澳大利亚的新闻集团。刘悦笛.美国文化产业何以雄霸全球.经济生活文摘，2012（2）事实证明，近些年来美国好莱坞影片的制作成本越来越高，大制作影片的投资达到了天文数字。利用强有力的金融市场来支撑美国电影产业，大投资的持续使得文化产业在美国经济总产值中的地位遥遥领先。

2日本数字信息产业引导政策

二战后的日本发展外向型经济，确立了“技术立国”战略，通过大量引进、消化、吸收欧美的科学技术成果，国内新兴产业逐渐形成，推动战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日本的外向型经济，也让日本很快的吸纳新的技术，使数字信息产业能很快在日本兴起。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日本制造业不断追求品质精良的产品，特别追求对产品生产所需要的技术的精炼研究，以稳定的企业间的交易与合作关系为保障，形成了一种纵向系列化的封闭式创新。日本的经济飞跃，为数字信息产业在日本的发展打下经济基础。

同时，日本是世界上最早致力于产业制定与产业结构设计的国家。日本政府对产业结构的干预程度很强，明确产业政策是其主要的干预手段李丹，崔日明.日本与美国服务贸易结构优化比较研究.亚太经济，2011（3）。然而20世纪90年代却是日本经济“停滞的十年”，或者说是“失去的十年”。1994年，日本提出“新技术立国的方针”。1995年，日本提出了“面向21世纪的日本经济结构改革思路”。1999年又提出了“产业技术产业创新基本战略”。李远.美国、日本产业政策比较分析与启示.经济经纬，2006（1）；晓雅，晓瑗.数字经济将带领欧洲走出危机.人民邮电报，2009（10）日本虽然看到了计算机技术变革的机遇，但是在技术发展趋势的预测上却出现了失误。

经过日本政府对数字信息产业发展方向的调整，日本的数字信息产业迅猛发展。从2001年起日本政府开始新方向的产业调整，公布“信息技术基本法”，实施“信息技术立国战略”，成立“信息技术战略本部”，制定“eJapan战略”等一系列战略方针，最终获得了很好的收效。

3欧洲数字信息产业引导政策

自从上世纪90年代起，欧洲就已经开始大力发展数字产业，在2005年7月正式实施“i2010”战略，为欧洲到2010年发展数字经济确定了以下重点领域：首先，消除内部的市场障碍，从而创造一个统一的欧洲信息网；其次，加大信息技术产业的科研投资力度，并广泛应用信息技术以更好地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水平。目前，数字产业已占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8%，接近1万亿欧元，全部从业人员的人数相当于欧盟劳动力的6%，对生产力增长的贡献值更是超过1/4。

从2005年开始，欧盟的数字技术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欧洲的“数字一代”正在成长，年轻人正在成为市场发展和创新的主要驱动力，为经济的复苏发挥着关键作用。今天，欧盟五成的家庭和八成以上的企业都拥有了宽带网络。最活跃的网民大多是16岁到24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中有73%经常使用最尖端的网络服务来进行创新活动并分享在线内容。在24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大约有66%的人每天都使用互联网，比欧洲平均水平高一倍。此外，年轻人的网络技能普遍较高。虽然年轻的“数字一代”表示，一般不太愿意为下载或浏览视频、音乐等在线内容付费，但是他们付费的几率比欧洲平均水平还是要高出一倍。有10%的年轻人经常在网络上付费下载最新的歌曲和视频文件。“数字一代”创造的这些新的发展势头将重塑市场，并主导未来的趋势。欧盟委员会表示，当传统的商业模式遇到困难时，企业将不得不为下一代用户提供有吸引力的服务。新的法律应当为接入在线内容提供便利，同时要确保内容生产者能够获得回报。

但是，欧盟委员会担心欧洲宽带互联网会在由日常使用转向商业应用时失去优势，因为欧盟现有的法律法规阻碍了在线商务扩展的可能性。欧盟的报告同时指出，要想在数字产业领域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欧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尽管现在网络已经非常普及，但还是有1/3的欧盟居民几乎从未使用过互联网，也只有7%的消费者进行过欧盟范围内的跨国网上购物。同美国和日本相比，欧盟在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内的投资和研究水平还远远落后，例如高速宽带通信、在线广告等。欧盟提出，最终要在欧盟内建设一个网上统一的市场，让欧盟公民可以轻松地享受跨境网络服务所带来的便利。

西方数字信息产业发展的特点，优势及趋势

1西方数字信息产业发展的特点

在全球信息化的今天，文化、科技、经济一体化是各国现代数字信息产业发展的共同趋势。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主要指文化进入市场。文化产品的商品化、市场化运作，促成了文化产品的更新换代，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经济发展又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与之相同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体现在：科技的提升一方面推动制造业的发展带来经济效益，一方面经济的稳定发展又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科技与文化的一体化指科技为文化的传播和创新提供技术手段的同时，科技创新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为文化的创新提供源泉。三者之间互相联系，相互影响。

美国文化霸权地位的取得，在经济和政治因素促成的基础上，科技含量仍占据很大的比重。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它直接构成了美国文化产业的输出机。以美国的3D电影为例，2010年，美国的数字银幕增幅惊人，由2009年的7736块增长至16522块，占美国的总银幕数39500块的40%多，其中3D银幕增长了4500多块，现在3D银幕已经占据了美国数字银幕的半壁江山。同时，在2010年10部票房最高的电影中，有7部电影推出了3D版本，而在历史票房排行榜上，共有7部电影的全球票房超过了10亿美元，其中3部就是去年上映的：《阿凡达》（28亿美元），《玩具总动员3》（10.6亿美元），《爱丽丝梦游仙境》（10.2亿）。美国电影业趋势观察.中国广播影视，2011又如，苹果公司的ipad和iphone系列产品的成功推出，不仅仅在同类产品中是技术的先锋，而且在大多数消费者的眼中已经不再是电子产品的简单意义，而是代表着一种潮流，时尚文化的标志。

日本文化、科技、经济一体化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动漫产业链的形成。近十年来，日本动漫产业平均每年的销售收入达到2000亿日元，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实际上，加上动漫衍生品的销售收入，广义的动漫产业在日本 GDP中的比例平均在 6%以上。2005年整个动漫产业占日本 GDP的比例甚至超过了16%，超过了汽车工业。郑国标.日本动漫业发展的四大因素.学习时报

日本的动漫产业发展规模如此壮大，与其文化、科技、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方式有十分重要的关系。

日本是个漫画大国，目前漫画杂志及单行本的发行量已占杂志和图书发行总量的45%，漫画的读者层从幼儿直到四五十岁的成年人，漫画作品所涉及的范围有科学幻想、探险、政治、经济、奇闻逸事、恋爱、体育、历史、科学、宗教、幽默玩笑以及文艺小说、纪实报告文学等等，无所不包。在日本漫画提供了肥沃的创意土壤供动画产业汲取吸收。透过漫画作品的发行进行市场分析，在这些漫画作品中，把大受读者好评的作品制作成动画。与此同时电子游戏也因为与动漫的相互渗透而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接着，就是动漫周边产品的制作和销售。动漫周边包括包括以动漫为主概念的玩具、食品、饰品等实物，同时也包括音乐、图象、书籍等文化产品。就这样一部成功的漫画能通过长长的产业链与科技结合，经过再创作，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

欧洲由于其悠久的历史和地域上的联系，文化、科技、经济一体化从未在这片土地上停滞过。早在13世纪末在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活动，从意大利各城市开始，逐渐扩展到西欧各国，于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当时就有欧洲人设想欧洲仿效美利坚合众国，建立欧洲合众国。1993年欧盟正式成立，从政治经济上进一步加强欧洲各国的联系。这种文化、科技、经济一体化更加快了数字信息在欧洲的高速发展。为了对抗美国的信息强势，欧洲建立了自己的数字图书馆，借助数字信息科技，将大量宝贵的文化作品数字化，便于保存与管理，同时也方便交流。这种由文化做基础，借助科技手段最终达到促进经济目的的发展，正是文化、科技、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

2西方数字信息产业发展的优势

经历了长期的市场经济的磨练，西方数字信息产业在资金、鼓励创新制度、市场运营模式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的优势。

首先，西方数字信息产业发展有着雄厚的资金力量支持。前两次技术革命为欧洲工业的发展带来契机，使得西方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变革。巨大的原始资本积累为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保障。例如欧盟1995年3月召开了“西方七国集团信息社会部长级会议”，提出建立“全球信息社会”。欧盟计划在今后10年内投资2000亿欧元，用于发展欧洲信息高速公路，旨在“创造欧洲信息社会，迎接21世纪挑战”。欧盟还制订了第五个《科研和技术发展框架规划》（1999—2002），其主体之一就是大力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总预算为163亿欧元（约合180亿美元）。“我国发展知识经济的对策研究”课题组.信息产业发展态势及其战略对策.宏观经济研究，1999（7）

此外，成熟规范的市场运营机制也是西方数字信息产业发展的基础。经过长期的市场历练，西方发达国家不论是产品本身服务，还是销售的后续服务都积累了长期的经验，建立了完善的制度，很好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

再者，各国之间的密切交流与合作是西方数字信息产业发展的保证。二战以后欧洲逐渐形成一体化，欧洲一体化从一开始就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于1968年7月1日实现了关税同盟，于1993年基本建成欧洲统一大市场，1994年1月1日欧盟颁布了新的海关法，简化了海关程序和手续，统一了海关规则，于1999年1月1日欧元顺利启动，首先在11个成员国实现了货币联盟，目前正在建设和完善经济货币联盟的阶段，并在为实现政治联盟积极创造条件，也为各国其他领域的密切合作打下了基础。欧洲委员会于2005年6月1日提出i2010Initiative欧洲信息战略计划，其中就提出了要创建单一的欧洲信息空间、加大数字通信技术领域的科研投资、通过应用数字通信技术提高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水平。计划还提出要要建立一个数字一体化的欧洲社会，确定数字一体化政策涉及到人们年龄结构、无障碍数字鸿沟、电子政务、数字内容和文化等领域。罗秀妹，陈涛.欧盟信息通讯产业发展与信息社会战略.欧洲一体化研究，2007（3）

3西方数字信息产业发展的趋势

在西方发达国家数字信息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都有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文化渗透。在工业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 印刷技术不断翻新， 广播、电影、电视、电脑网络空间等电子媒介相继诞生并不断更新换代， 这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了革命性作用，这种文化的渗透为文化产业链的发展开垦了土地。传播媒介的商品化已经成为文化产业运作的有效载体，构成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

文化的渗透从某种角度来看是一个对文化商品消费群体的积累过程。要积累消费群体，首先要吸引潜在消费群体的注意力。而现代传播媒介无疑是一种快捷、迅速的方式。手机、电视、网络这些成为现代人们生活密的生活组成部分，新闻、广告的植入变成了刺激消费者视线的重要方式。数字媒体对现代人生活的全面融入使得数字信息产品拥有传播便捷、影响范围广的优势。通过广告的植入达到吸引消费者之后，用户数字内容产品的体验效果则决定了是否能留住用户。其中，一方面取决于数字信息产品的服务质量、便捷程度。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文化、价值的传输，它们是否能吸引消费者，引起共鸣、得到消费者的认同。数字信息产品在推广产品本身的同时，也将其反应出的产品理念留在了用户的印象之中，同时，为其衍生品积累了消费群体基础。

数字信息产业在我国的发展

1良好政策体制平台的搭建

数字信息产业在中国还处于概念普及和初步发育的阶段，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它都持比较积极的政策态度。

1986年，为了迎接全球新技术革命和高技术竞争的挑战，加快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根据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老科学家的建议，亲自批准启动了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

2002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与信息产业部联合颁布了《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对互联网出版活动的审批、出版内容的审查做出了比较严格的规定。同时，鉴于网络环境下的版权对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国家版权局正在计划构建网络反盗版技术平台，网络版权保护的法律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之中。

“十五”期间，国家863计划率先支持了网络游戏引擎、协同式动画制作、三维运动捕捉、人机交互等关键技术研发以及动漫网游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并分别在北京、上海、湖南长沙和四川成都建设了四个部级数字媒体技术产业化基地。 2006年人大表决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涉及信息服务业的环节明确提出，积极发展信息服务业应“鼓励教育、文化、出版、广播影视等领域的数字内容产业发展，丰富中文数字内容资源，发展动漫产业”。

在《信息产业部科学技术司2006年工作要点》中，重点工作要点的第三点提到了要“推动下一代网络、宽带无线移动通信、家庭网络、智能终端、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技术应用与数字内容等领域技术实现突破”。

自从我国开始着力于发展数字信息产业，产业政策的制定从未停止，产业管理政策、产业安全政策、产业机构政策等政策的调整一直持续，不断细化。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目前产业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产业结构不断提升，关系传统产业改造的重要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都有了很大的突破。

2核心研发技术标准的建立

对于数字信息产业的发展，我国十分注重相关重核心技术研发标准的建立。

首先，是研发机构的管理标准的建立。例如，2009年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颁布《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和配套文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

其次，我国关注产业基地的建立，产业基地的建立为产业研发技术标准的建立提供了物质基础。例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中明确提出，中关村要秉承面向世界、辐射全国、创新示范、引领未来的宗旨，坚持“深化改革先行区、开放创新引领区、高端要素聚合区、创新创业集聚地、战略产业策源地”的战略定位，服务于首都世界城市的建设，力争用10年时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技术产业基地。

我国对于研发技术标准的建立仍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除了向西方发达国家借鉴、学习之外，还需要不断的从实践中摸索、总结。

3高端数字信息人才的培养

当代国家之间的竞争，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人才的竞争。所以，数字信息产业人才的培养更是中国数字信息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人才培养，是数字信息产业发展的关键。

随着电子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完善，3G、4G新技术的推出和应用，软件、集成电路等基础产业的发展，我国对于数字信息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一方面我们缺乏高学历、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和数字管理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又缺乏掌握数字艺术特有的表现手法和特殊语汇的数字艺术创新人才。我国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仍处于脱节状态。

以数字出版产业为例，产在近年出版社转企改制以及数字出版迅猛发展，出版业的人才需求也在发生着变化，不仅对传统编辑等人才的要求更高，懂出版、懂市场又熟悉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备受青睐，却难以寻觅。

人才的培养环节中，我国正在逐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形成的产学研合作互动创新模式，建立我国的创意产业园。国家“十一五”国民经济与发展规划和国家科学与技术纲要提出了建立以产业为主体和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产学研合作是指企业、高校及科研院这技术创新主体要素按照“盈利共享、风险共担、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共同开创创新技术活动，逐步实现科研—产品—市场—科研的良性循环。温兴琦.国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及对武汉市的启示.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10（12）

4数字信息产业与传统工业的整合

传统工业与新兴工业的对称，具体指第一次产业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以蒸汽和电力为动力的大机器工业，包括钢铁、汽车、纺织、橡胶、造船、冶炼工业等，这些部门都是利用传统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信息资源产业的价值并不在于是否实现了数字化，而是在于凝结了创意和智力的结晶。数字信息产业给传统工业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数字信息技术给传统工业的发展带来直接的改变。新型敏感元器件和微系统传感器的研究发明，有效地拓展了工业智能化的范围，提高了工业控制的精度；传统大规模集成电路向系统芯片（SoC）发展，为其在微机电系统和工业机器人中的应用提供了基础；高性能计算和网格技术的发展对于企业进一步挖掘和共享潜在信息资源，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将起到革命性作用；面向网络和嵌入式的软件新技术的新发展，表明软件产业已经在逐步实现由单纯产品为中心向以应用为中心的转化；宽带无线接入技术在世纪之交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无论是无线局域网技术（WLAN）、蓝牙技术还是固定宽带无线接入技术，都对提高工业产品的智能化水平、促进工业生产的灵活化等方面发挥积极的带动作用。“十一五”专项规划.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中国发展门户网，20080723数字信息产业与传统工业的整合，为传统产业的改造提供了更加可靠和实用的技术支持。

数字内容产业中的文化形象、标志成为传统产业制造中引入的符号。如近几年在国内很火的《喜羊羊与灰太狼》，有些服装行业就把其动漫形象引入其中。

数字信息产业的发展为传统工业带来了新的用户体验模式。例如，在虚拟的多维空间里，查看不同情景下所选品牌瓷砖的装饰效果；在虚拟网络“试衣间”里，将不同品牌服饰穿在身上的比较。在2012年03月29日开园的佛山新媒体产业园里，“陶瓷云”、“时尚云”可以解决佛山众多陶瓷企业、针织企业与普通消费者间互动体验的问题，这些新兴的云端技术，正在颠覆佛山传统产业商业模式。黄琪晨.佛山新媒体产业园应运而生.数字出版与传统产业“亲密接触”.南方日报，20120330

同时，网上购物的出现为产品的销售增添了新的销售模式。目前国内购物比较多的B2B（Business to Business）网站有阿里巴巴，中国巨蛋网、卓购商城、ID格调家居家饰网等，B2C（Business to Customer）平台有：京东商城、天猫网、当当网、苏宁易购等，N2C（Networking to Consumer）平台有Mai126安全网购导航、Hao123购物导航等，M2C（Manufacturers to Consumers）团购网站有58同城、拉手网、美团网、24券等，垂直类商城有凡客诚品、玛莎玛索。S2C（Shop to Customer in city））网站有95百货商城、同城购物。随着网上购物安全机制的建立，和销售服务的逐渐完善，网上购物已经越来越受到消费者和商家、厂家青睐。

5我国数字信息产业发展战略

这十几年来，我国信息产业发展迅猛，但就目前的状况来看，我国数字信息产业的发展总体仍然滞后，在技术领域仍处于低层次的仿制，市场规范制度仍不完善。通过对西方数字信息产业发展的了解再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应该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

各地数字经济政策篇7

[关键词]数字出版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 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3） 02-0081-04

作为数字出版产业的创新发展模式，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建设已成为我国新闻出版业做大做强的重要平台。继2008年上海张江数字出版基地挂牌成立并取得成功后，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发展迅速。目前，新闻出版总署批复的主要有上海张江、重庆北部新区、浙江杭州、湖南中南、湖北华中、陕西灞、广东广州、天津空港、南京雨花等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建设与发展初显成效，作为领头羊的上海张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连续3年每年以30%的产值递增，2010年年底产值达到上百亿元[1]。但我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尚处于初创期，在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困境。为此，本文就我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建设中的困境与解决措施进行分析，以期为今后的基地建设提供参考。

1 数字出版基地建设的困局

国家的高度重视与支持以及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本身如火如荼的发展和骄人的成绩表明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在短短几年内已迅速成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及新闻出版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然而，在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迅猛崛起的同时，仍有诸多问题困扰着基地建设，成为其健康发展的瓶颈。

1.1 产业板块重叠及定位模糊

当前我国鲜有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明确自己的发展核心，打造自己的特色品牌，大部分基地产业板块重叠、发展方向趋同，导致各基地间产业、产品、服务的同质化竞争。例如，天津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成立了全国最大的云计算中心，而重庆北部新区国家数字出版基地也在打造亚洲最大的云计算基地。又如重庆北部新区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提出重点培育和打造数字图书、数字报刊、互联网出版、手机出版、数据库出版、按需出版和数字印刷、网络游戏和动漫、数字音乐、数字教育、跨媒体复合出版十大产业门类，这种“求大求全”毫无重点的发展方式表明该基地尚未认清自身的资源特色及发展重心，定位模糊。与之相似的是，数字图书、数字报刊、手机出版、数据库出版、网络游戏和动漫、数字音乐等也是天津、广东、陕西、华中等地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极力打造的产业门类，如此重复性的产业板块构建，不仅将造成各基地间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且是对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浪费。

1.2 传统出版社与出版基地疏离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建设的目的是打通数字出版产业链，共享资源，实现产业的“集群效应”。目前我国数字出版基地建设的现实情况却是由于盲目招商、缺乏对入驻企业严格的整体规划，使得入驻基地的企业结构不尽合理，从而影响基地资源的整合、上下游产业链的协作，产业聚合度降低，“集群效应”减弱。入驻企业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基地内的同类型企业偏多，传统出版企业比例严重偏低。如目前入驻上海张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企业中，包括上海方正数字出版技术有限公司、百度、世纪创荣、中文在线、盛大、点击书、易狄欧等技术提供商、网络和渠道运营商以及终端设备商，还包括IBM、英特尔等国外知名企业，但处于数字出版产业链上游、拥有丰富内容资源的传统出版社却少见。这一方面与传统出版企业消极对待数字出版的态度有关，另一方面更与各基地在选择企业时十分看重企业的经济回报而忽略企业的功能性有关。这无疑也造成基地内同类型企业偏多的局面，进而导致严重的同质化竞争。

1.3 扶持政策规制体系滞后

我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还处于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基地自身和市场的力量相对薄弱，所以基地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培育、引导和扶持。我国各地政府和新闻出版局高度重视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建设，在用地、资金保障、人才引进、政策配套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但由于政府政策体系、制度还不够成熟，使得这些支持政策在基地建设过程中不是很适用。一是政府用项目资金支持、免租、税收返还等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入驻，但有些投机取巧的企业趁机钻政策空子，哪个基地给的优惠多上哪，此基地优惠政策的跟进弱化后又流动到彼基地，在各基地间来回跑，导致典型的“候鸟式”迁徙现象。二是由于数字出版牵涉的行业广泛，包括文化产业、新闻出版产业、软件产业、通信产业等，这些行业都有各自的主管部门，因此出台的扶持政策也是各自为政，缺乏系统性，企业很难全面、清晰地了解相关政策。三是数字出版政策规章、法律法规制定滞后，阻碍了基地的管理及数字版权相关平台的建设。例如，天津数字出版基地正在建设数字出版版权认证中心和交易中心，但是根据其相关规定要求著作权人向版权局提交认证材料，显然这将导致海量数字内容的版权认证问题。

因此，数字出版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政府资金、人才等的支持，还需要政府尽快出台相关管理政策、制定数字出版相关法律法规，为其提供良好的管理运行环境。

1.4 运营管理的功能性与经营性冲突

在基地的运营管理模式上，若完全由事业单位负责基地的日常运作，单纯强调管理机构的功能性，则基地的很多服务将不到位，因而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基地建设的探索中，上海张江数字出版基地首创了公司制运营模式，即由张江集团组建，由上海张江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负责基地的日常运营服务。这一模式被其他基地纷纷效仿，如江苏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成立江苏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对基地进行市场化管理，重庆北部新区国家数字出版基地、中南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等也在谋划设立相应的基地公司负责基地的建设管理。

但这种模式也存在一定问题。以上海张江数字出版基地为例，其运营主体是基地公司，是一个企业实体。“企业必然以追求利润为目标，而基地公司在这些年里，绝大部分的基地服务业务都是以推进基地建设、产业发展等公共服务为首要目标的，所以造成了基地发展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好，但是基地公司的发展没有基地本身发展得快的局面”[2]。

1.5 复合型专业人才供求矛盾突出

在数字出版领域，产业发展对人才专业素质有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而目前我国出版人才结构多是单一型的。数字出版复合型专业人才缺乏是我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建设面临的又一大困境。由于数字出版迅猛发展，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在全国陆续崛起，社会和高校对数字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缺乏足够的反应时间。高校数字出版相应师资力量匮乏、又缺乏与出版企业的交流、合作，教育教学与数字出版产业脱节，产学研断链，使得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所需的既懂出版、又会技术、还善经营的复合型数字出版人才供不应求。同时由于有些基地的生活环境、基本配套设施等还不够完善，很难吸引、留住人才。这就导致许多基地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难以引进、留住企业所需人才。

1.6 出版基地布局偏重地产运作

2011年9月，《数字出版“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建设布局合理、类型多样的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建设8至10家功能各异、重点突出的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带动和辐射周边地区共同发展。在华东、华南、华中、华北、东北、西北、西南等具备条件的地区分别建设1至2家部级数字出版基地。目前，有代表性的9家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已在全国基本完成布局，但与“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并不吻合，华东地区最多，华南、华北、西北、西南相对较少。位于华东地区的基地相对密集，很容易导致上海、南京、杭州三个基地对人才、资源、市场等的抢夺与竞争，形成新的区域壁垒。同时各基地用地动辄几十亩、上百亩，如陕西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占地面积约800亩。有研究者认为，出版实现了编、印、发的数字化，“与传统出版业态需要出版大楼、印刷大楼、发行大楼、物流库房、零售网点相比，数字出版不需要这么多的地盘”[3]。有的地区想通过数字出版土地审批等方面的便利条件进行地产运作，最终导致基地建设 “变味”，造成资源浪费。

2 数字出版基地的发展路径

我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建设存在的困境已成为基地又好又快发展的阻碍，对此，我国政府、基地等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改善目前的困境，以促进基地健康、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我国数字出版做大做强的目标。

2.1 差异化发展和错位竞争

目前我国9大国家数字出版基地遍布全国东西南北，各基地所拥有的地域优势、产业优势、政策优势、市场优势等各不相同，因此各基地在建设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自身的比较优势，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特点明确自己的产业定位、品牌定位，寻找产业发展的“蓝海”，将资源集中配置于具有独特优势的产业板块、企业及产品，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重点板块和主业，建立差异化数字出版基地，避免同质化竞争和发展方向趋同。“是否拥有一定的异质性资源，即独特的、难以模仿的且不可替代的战略性内容资产，是媒体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4]。基地建设绝不能搞规格化建设，你采取“一基地、多园区”模式，我也采取“一中心、多园区”模式；你建云计算中心我也建，盲目跟风。例如，杭州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可充分利用其动漫产业优势及手机阅读基地资源，重点培育动漫和手机出版产业板块，打造自己的特色。实施差异化发展、错位竞争，让基地向差异性、多元化方向发展，最终建成类型多样、功能各异、重点突出的数字出版产业基地是基地建设的当务之急。由于我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布局已基本完成，再做大的调整已不太可能，针对华东地区基地过于密集的现状，希望其在今后的发展中更能做到相互扶持、共享资源、错位竞争。

2.2 合理选择入驻企业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在审批、选择入驻企业时首先要根据基地自身状况优先引进有助于形成完整数字出版产业链的企业。不能只看企业的经济实力，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来接收企业，以贯通数字出版内容提供商、技术提供商、网络运营商、渠道运营商、终端设备商等环节，增强基地企业的聚合度，发挥基地的产业“集群效应”。其次要重视引进有一定实力的传统出版企业。数字出版的主体还应是书报刊出版机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建设必须集中传统出版的力量，必要时可给予传统出版企业更多优惠、扶持，提升出版主业的产业规模，以促进传统出版的转型、升级，推动数字出版实质性发展。再次，基地对入驻企业应当进行严格审批，防止某些“候鸟型”企业混入基地，造成基地土地、资金等的浪费。

2.3 构建数字出版政策扶持机制

政府始终是我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和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和主要推动力，基地的快速、健康发展与政府的引导规划及大力扶持密不可分。首先，政府要作为基地企业与市场间的桥梁，对基地及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方向、发展内容和发展规模等做出科学的整体规划，引导企业遵循市场规律发展成为市场运营的主体，前瞻性地适应市场。其次，政府应尽快完善扶持政策，为基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第一，严格审查、审批基地的建设用地面积，最大程度地提升基地用地的利用价值，避免“圈地运动”。第二，认真梳理各层面已有的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规范性文件，弥补某些政策漏洞，同时明确各政府管理部门的职责，各司其职，并尽量以文件形式向社会公开，增强政策的透明度，也便于基地管理机构按照政策要求进行监督、管理。第三，加快数字出版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及政策文件的出台。这是引领数字出版产业快速迈上发展新台阶的根本。

2.4 兼顾功能性与经营性

对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管理主体的定位应该兼顾功能性和经营性，力争做到两者的协调、平衡，如此才能更加有效地管理基地运作。兼顾功能性与经营性应在基地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成立市场化的管理主体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大多数基地已成立了相关公司，但如何协调、平衡管理过程中功能性和经营性这对矛盾，却是各基地遇到的难题。为此，首先管理公司应切实做好基地的服务性工作，如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物理空间开发、招商引资等。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其次，政府应跟进相关政策，对基地管理公司的功能进行相关补贴、补助和扶持等，保证其经济效益，促进管理公司健康、强壮地发展。这也就为更好地管理、服务基地提供了保障。再次，管理公司作为企业实体不能光靠政府“输血”，而应加强自身“造血”功能，如通过为入驻企业提供增值收取相关费用等，从而发展壮大管理公司。

2.5 建立出版基地人才培养引进机制

解决目前我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专业人才匮乏的困境，一方面要靠培养，另一方面要靠引进。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一是政府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数字出版教育培训大纲，材，为数字出版教育夯实基础。二是基地应切实担起人才培养责任，制定数字出版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方案，打造数字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平台。积极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交流，适时将基地人才送往高校“充电”，同时也邀请高校学生来基地参观、实践学习等，从而将基地建设成集生产实践、教育培训和研究创造为一体，产学研相结合的人才培养基地，建立符合基地需求的数字出版专业人才库。在专业人才引进方面，基地一是要制定政府人才引进的配套政策，加强基地的生活配套设施建设，优化基地生活环境，为吸引、留住人才创造良好的政策、生活环境。二是要拓宽人才引进渠道，通过社会公开招聘、内部推荐、委托职业中介机构等方式广泛引进人才，为基地企业的发展提供智力保障。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建设与发展有助于整合各类资源、打通数字出版产业链，推动数字出版产业的规模化经营、集约化发展，凸显“集群效应”，同时还有助于我国传统出版向数字化出版转型和升级，是我国推进数字出版产业实质性发展的重要抓手。国家相关主管部门需意识到并及时解决出版基地建设中的困局，为基地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和有力保障。

注 释

[1]任晓宁.首次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发展圆桌会议召开[N].中国新闻出版报，2011-07-08

[2]崔立. 上海张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 借先行优势创示范园区[N]. 出版商务周报，2012-03-05

[3]李南. 一周观点：撒豆成兵的数字出版基地[N]. 出版商务周报，2011-07-04

各地数字经济政策篇8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正在我国深入地进行,作为反映客观实际的统计工作必将随之发生一系列变化。这种变化的发生原因,一是在统计信息的需求方面,由于经济管理方式不同,社会对统计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二是在统计信息采集上,由于企业性质发生变化,传统的方法不再适应,必须寻求新的方法。我们认为,比较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统计工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给统计带来的变化,将显著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统计信息的社会需求量急剧增加

市场经济体制是利用市场来配置各种资源,让市场来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以及为谁生产的问题。从宏观层次看,国家以及各级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方式,将由计划经济时代的直接管理,转变为采用货币、财政等手段调控市场进而引导企业的间接管理。其操作的难度更大,科学性要求更高,稍有差错,问题便会显现。譬如,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保持了几十年物价稳定,并引为自豪,其实那时各种产品一直供给不足,旺盛的社会需求量在靠行政手段发票证的方法限制着,隐性的通货膨胀一直存在,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价是由市场决定的,一种商品供给不足价格就会立即上升,大量商品供给不足,便会发生通货膨胀,马上就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就促使各级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密切关注统计数字,不断分析市场供求关系,随时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宏观调控决策,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再从微观层次看,过去的企业,生产的产品种类、数量、及其价格全由政府决定,它们基本上就不需要了解市场;现在就不行了,市场决定着企业的命运,它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价格多少等等的决策,必须建立在对市场状况准确把握的基础上;这就决定了企业对市场总体情况以及相关产品的供求状况的信息需求量大幅度增加。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各项决策的科学性要求提高,必须严格按照实际情况作出,作为反映客观实际的统计信息的需求量,必将大幅度增长。

二、社会对统计信息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

由于决策科学性要求提高,社会对统计信息的质量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质量首先体现在准确性上。人们自然不能容忍虚假的统计信息,虚假的信息比没有信息更坏,它引导人们“误入歧途”。人们对统计信息准确性要求还不能停留在“趋势不错”上,而要精确到每个百分点。这好比医生看病,不仅要说明病人体温偏高,还要知道高到何种程度,是38°还是40°。只有这样,才会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当然,不同的指标,准确性会有所不同,象各种农作物的播种面积,质量要求会低一些;但象国内生产总值、粮食产量等,必须有较高的准确性。质量要求还体现在及时性上。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宏观决策还是微观决策,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作出,才能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抓住机遇,赢得主动权,保证企业取得竞争优势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如统计信息不及时,时过境迂才提供信息,那就等于没有信息了。

三、统计指标体系趋于科学化

过去计划经济搞的是产品实物平衡,因此统计大量搞的是物量统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重要产品如粮食产量等当然仍要十分注意,但更多注意的是价值上的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为满足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统计指标将集中在国民生产总值、价格指数、就业状况以及进出口统计上。如搞好就业统计,分析就业状况,不仅关系到能否保证充分就业,保持社会稳定,也关系到社会资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一部分人失业,这说明是人力资源浪费,经济未达到潜在生产力的边际,社会就应作出相应的宏观政策调整。同时,为了满足国家宏观调控及时性的需要,反映国民经济运行态势的景气统计指标会得到逐步加强和完善。这些反映经济运行波动的超前、一致、滞后指标的统计,能够及时地反映国民经济景气状况,进而形成国民经济预测预报系统,这将有效地提高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水平。

四、抽样调查方洁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计划经济下的企业,是各级政府直接管理的,是各级政府的附属物,一方面政府需要对其进行全面调查,以便评价企业经营状况,安排各类产品产、供、销,另一方面企业也将上报数字作为向上报告情况,参与企业之间的供销循环,保证本企业原料供给和产品销售的重要工作,一般能够积极地进行统计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全面调查是适当的方法。而市场经济下的企业,是产权明晰、自主经营的法人经济实体。这些企业是以赢利为目的,在市场竞争中发展的。在这种状况下,全面统计一是没有必要,它不要政府安排产供销,政府也不需要逐个企业进行统计考核,企业出资人自然会对企业负责;二是企业对统计工作配合程度下降,全面统计难以实施,企业往往认为上报数字对本企业不产生效益,故作为额外负担来对待。因此,抽样调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今后,除了几年一次的普查仍实行全面调查外,其他年定报均将实行抽样调查。不仅在农业、城乡人民生活、物价等方面,其他各专业如商业、工业、建筑业等均会采取抽样调查方法。

五、统计管理体制趋于垂直管理

管理体制的本质是物质利益关系。统计管理体制是人们为了做好统计工作对其组织机构所作的制度安排。统计的基本任务是取得准确及时的宏观数据。它首先满足高层决策的需要,而且越到高层越显得重要。企业需要统计数字,它往往注重的也是宏观数据,以此分析本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政策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几乎全部是由国家作出的。因此,为了排除干扰,保证数据准确,国家有必要对统计机构实行垂直管理,以便实行统一的指标,采取统一的方法,按照统一的时间,取得较为准确的资料。目前主要归地方管理的统计体制,是适应计划经济的需求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已显出越来越大的弊端。由于统计数字作为评价各级领导工作和分配某种资源的依据,各地区之间便形成了攀比之风,人为拔高或压低统计数字。这不单纯是某个领导者思想认识的问题,因为在数字普遍不实的情况下,某一地区数字准确,就会导致这一地区及其领导人丧失某种利益。而统计管理体制主要归地方管理,正好使各级行政干预得以实现。由于统计部门的人、财、物主要归地方管理,使得统计机构对来自各级政府的干扰无法排除,由此形成了不实数字,而且越是重要数字,不实的程度会越大。目前的统计管理体制亟待改变。实行抽样调查,较全面统计人力、物力的节约,也使国家有可能实行统计管理体制的垂直管理。垂直管理的内容应包括机构的设置、人员编制的确定、经费的供给及统计人员及其负责人的录用考核等。这样做会从根本上改变统计部门“任人摆布”的局面。#p#分页标题#e#

六、统计法制逐步得到强化

这种必要性首先来自统计填报单位的配合上。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行政手段支持统计的效果会越来越差。而统计工作虽然实行了抽样调查,但仍需要一部分单位积极配合,如实上报各种资料,同时国家还将进行几年一次的全面普查。这就必须采取法律手段,规范基层统计行为,强制填报单位履行统计义务,承担统计责任。

各地数字经济政策篇9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　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　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各地数字经济政策篇10

当然,各国提出政策意见,都强调是为了“确保全球经济的持续复苏”。但大多数国家对于本国经济复苏和全球经济复苏的优先顺序还是一目了然的。没有国家愿意削足适履,都希望在保持对自己有利政策的同时,其他国家甚至应该配合自己实行相应的政策。所以G20多伦多峰会一定程度上成了各国下阶段经济复苏举措的通报会,而非协调会。这样的结果,对于确立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后召开的首次峰会,多少会让国际社会失望。但是,承认各国经济、政治环境的差异性,从而推出有更多自主空间的政策选项,也许是形成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良好开端。

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使得美欧在G20多伦多峰会前的政策差异愈发明显。在次贷危机中未起到预警作用而备受指责的美欧评级机构,在经济复苏阶段显得过度活跃,屡屡拉警报,也许它们认为拉错了警报比没拉警报要强。脆弱的市场显然放大了希腊等国债务评级下降的影响,导致的金融市场动荡迫使欧洲国家必须提前采取财政收缩举措。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加拿大总理哈珀,都站在财政保守主义者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一边,共同强调,如果不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市场将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就没有未来的增长。此举对于还指望通过扩大外需来使美国外贸翻番的奥巴马,无疑是沉重的一击,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即将来临、国内失业率依旧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奥巴马告诫欧洲国家,未来政府的财政健康状况要依赖于我们当前创造工作机会和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人保罗・克鲁格曼不无夸张地警告,欧洲国家过早实施财政紧缩政策,此种决策失误可能触发经济史上的第三次大萧条。

但最终,美国和欧盟国家都没有说服对方。在峰会声明中采取了折衷的方式,指出一些国家减少赤字的努力可能招致经济复苏缓慢的“风险”,呼吁以“有益于经济增长”的方式实行财政紧缩。同时规定发达经济体在2013年前将财政赤字至少降低一半,在2016年前“稳定或减少”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这个时间表显然顾及了奥巴马在大选时的承诺,当时他声称要在第一个任期结束前把预算赤字削减一半。奥巴马实现它的承诺有较大的难度,最近美国政府还在推动一项总额达550亿美元的就业法案,作为总额862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的补充。削减赤字时间表这一似乎最具强制色彩的规定,实际上也并不具有太多的约束力。峰会声明中指出,减赤目标和落实将应各国国情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