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文化交融十篇

多民族文化交融篇1

【关键词】 兵地;文化交流;交往;交融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的本质特征，是中华民族自我完善发展的强大推力。[1]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是向前推进，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责任越是重大，越需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重要地位、特殊区情和地缘政治决定了在新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极端重要性。

一、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新疆是多民族地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关系民族团结和人心凝聚，是确保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本质要求。视察新疆时指出：新疆的问题，最难最长远的还是民族团结问题。民族团结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发展进步的基石。民族团结离不开和谐的民族关系，而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离不开融洽的民族交往氛围。因为和谐民族关系的深层基础在于全社会之间拥有一种普遍的认同，人与人之间有一种相互信任的纽带。[2]而要实现各民族间平等互信、团结和睦、互助合作的良性互动必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只有通过加强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 增进了解，增加信任，并此基础上互相学习， 取长补短， 才能既有利于文化的交融， 又能够更好的促进民族间的沟通和团结。

新疆是我国斗争的前沿阵地和主要战场，是民族分裂、极端宗教思想渗透的重点地区。当前，新疆民族关系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特点，新疆正处于暴力恐怖活动活跃期、斗争激烈期、干预治疗阵痛期“三期”叠加的时期，新疆的、反渗透、反斗争形势仍然尖锐复杂，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异常激烈，稳定形势依然严峻。面对敌对势力及其分裂思想的渗透破坏，只有不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才能增强新疆各族人民自觉抵制敌对思想渗透的文化根基和思想堡垒，才能从根本上维护新疆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

因此，在认真领会视察新疆和兵团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如何进一步促进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加速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必然选择，也是促进新疆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目标实现的使命要求。

二、兵团在促进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使命和优势

在新疆组建担负屯垦戍边使命的生产建设兵团，是党中央治国安邦的战略布局，是强化边疆治理的重要方略。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特殊重要性决定了兵团在新疆存在的必要性，决定了生产建设兵团使命职责的重要性。

生产建设兵团（注：以下简称“兵团”）成立60年来，始终坚持与地方“边疆同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繁荣”，与地方共同担负着保卫祖国边防安全、维护边境地区安宁的使命，共同担负着繁荣一方经济、致富一方群众的历史重任。兵团屯垦戍边的使命要求兵团人开发新疆、建设新疆、保卫新疆，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 密切了各民族间的相互交往和文化交流。自组建之日起，兵团就是中央支援地方，内地支援边疆，汉族支援少数民族，兄弟民族相互支援的有效组织形式，就以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营造新疆和谐的文化环境为己任，大力宣传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文化，广泛开展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增强各族群众对祖国、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促进内地文化同新疆当地文化的交流、借鉴和融合。

促进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兵团具有自己特殊的优势。第一，兵团人发挥来自五湖四海的优势，积极推动内地各民族文化与新疆各民族文化融合发展。兵团人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形成一个独特的整体，具有地域民族来源上的多样性，由于地处多民族、多宗教的边疆地区，又是以一个整体同新疆各地各族群众进行交往，同时兵团人又有着不同的省籍、地域情结，是边疆地区同各省区市相互联结交往的天然纽带，从而进一步加速了文化交流的进程。[3]第二，兵团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体制，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功能于一身，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办成事的优势，能够在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复杂的社会人文环境中有效地整体嵌入，并发挥生产建设、社会治理、文化交融和社会稳定等功能，从而形成各族群众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共同学习、共同维稳、共同致富的良好格局，有利地促进新疆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团场医院、学校为地处偏远的地方群众就近提供医疗服务、解决就学问题，进一步增强了情感融合。第三，兵团有特殊的人口结构、战略布局、集约化管理、城镇化建设、新型工业化发展和大规模农业生产条件，有利于吸收地方不同民族共同创业生活。每年拾花时节，团场周边地方上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到兵团团场拾棉花，既解决了兵团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也增加了地方农牧民的收入，而且在共同的劳动生产中各民族还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团结。通过兵地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互相了解，互相支持，取长补短，加强兵地联系，建立共建关系，使团场和周边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使兵地友好合作关系源远流长。

要求兵团成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区”，就是要充分发挥兵团文化以博大的包容性，把来自全国各地和新疆各民族群众团结在一起， 形成无比强大的凝聚力的优势，在新疆多元一体的社会主义文化中承担引领作用，推动文化交流，成为各民族凝心聚力的大熔炉，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打牢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思想基础。

三、兵团促进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路径探析

日益深化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新疆民族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新疆兵团与地方唇齿相依，相互依存。双方只有最大限度地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才能真正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交往是形式、交流是内容、交融是本质。[4]应以推动兵地文化交流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兵地各民族主动交往、深入交流、自觉交融。

1、大力推动兵地文化交流

人类各个社会群体在不同的地域空间和经济生存环境中成长发育，形成了各自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新有的兵团文化与地方文化在文化特质上既有共性又有区别。它们都是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自古是多民族荟萃之地，多种文化在此碰撞、融合、回授。因此，新疆地方文化是一种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汇处的，多种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辉映的复合型地域文化，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兵团文化是特定环境下产生的特殊文化，以兵团精神为内涵，具有鲜明的屯垦特色，具有多元性、开放性和包容性。作为新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兵团文化体现出自身的先进性和旗帜鲜明性，是兵团与地方之间、各民族之间牢不可破的坚实纽带。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说过：“文化的交流是最根本的交流，是我们民族团结的基因。文化交流越真诚，越充分，隔阂就越少，偏见就越少，误解就越少，彼此的心就会越来越近，彼此的情感就会越来越亲，民族团结自然就会越来越紧密。”[5]在兵地大团结大交流大融合中，文化交流是根本。

60年来，兵地文化交流广泛深刻地体现于新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迸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尤其体现在精神文化和科技文化两个方面。以民族团结共建、双拥共建和文艺“三下乡”等活动为载体，兵地联合组织的文艺演出和联谊活动经久不衰;兵团充分发挥自身特殊组织形式、集约化管理、规模化经营、现代化生产、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生产力优势，辐射带动周边科技文化发展，无私向各族群众传授农业先进技术，大面积推广新机械、新品种、新模式，促进地方农业、工业和城镇化发展，创造积累了兵地文化交流的多样化实现形式。同时地方在特色种植和发展温室大棚等方面也有一定优势。因此兵地双方本着“优势互补”的原则，要更广泛更经常地开展技术交流活动。

文化是一个有广泛内涵的概念，它包括物质、制度和思想三个层面。物质层面最容易交流和吸收，制度层面也常常因为政治变革而改变，惟独思想层面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和凝固性，不容易吸收异质文化并互相交融。因此，在未来的工作中，兵团与地方要以“三化”建设特别是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兵地各民族思想交流和沟通，引导各族人民崇尚先进、学习先进，追求科学、健康的现代文明生活方式。不断增多兵地各民族间交往，不断增强民族间的共性和包容性，不断缩短兵地各民族的心理距离，使兵地各民族在新疆多元一体大格局中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2、兵团与地方要加大各领域交往交流

（1）努力创造兵地交往的人文环境。

交往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是人与人之间在心理与行为上的互动，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在内心、情感方面的交往体验与感受，同时也反映着人们据此而采取的交往行为。[6]兵地交往是指兵团广大职工与新疆地方各民族之间的接触、交流和往来以及兵地关系的协调，即指兵地联系中的互动和兵地关系的整合过程。要加强兵地各族群众的日常交往，平时多走动，聊聊天，帮帮忙，过年过节相互串串门，拜拜年，促进各民族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促进兵团与地方形成“相互往来，邻里守望”的友好关系。互相交往交流交融，在新疆很多地方，成为各族群众一种发自内心的朴素情感，成为一种自然产生的亲密行为，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兵团要着眼于发挥好凝聚各族群众大熔炉作用，把加强民族团结、兵地团结作为战略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自觉坚持、正确践行、有力维护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建立各民族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创造各族群众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维稳、共同致富的社会条件和法治环境，形成各民族愿意交往、乐意交往、不断扩大交往交流交融的人文环境，更好地发挥兵团调节社会结构、推动文化交流、促进区域发展、优化人口资源的特殊作用。

（2）以兵地融合发展促进人员交流。

兵地融合是兵团作为新疆组成部分的重要体现，也是发挥兵团特殊作用的重要途径。兵团要主动融入新疆大局，坚持国家利益就是兵团利益，新疆大局就是兵团大局，各级党政要进一步用战略眼光认识和处理兵地关系，同地方县市相互支持、携手共进，不断提高融合发展能力。广泛深入地开展互学互助活动，地区与师、县（市）与团场、乡镇与连队之间，通过座谈、走访、现场观摩等多种方式，深入开展学习交流活动，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互帮互助、共同发展。通过兵地各族群众间日益增强的经济联系，加深了解，增进团结，以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共同繁荣发展。

（3）以“三化”建设为载体，带动深化各方面的交流。

文化的交融是源于每个人融入社会的基本需要。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人才和人员的流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人员的流动进一步增进了兵地间思想交流、社会互动，也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融通，更促进了社会心理的和谐。以城镇化为载体，加快构建兵地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深化各族群众人际交流;以新型工业化为载体，统筹规划布局，推动建立兵地工业优势互补发展格局;以农业现代化为载体，充分发挥兵团现代农业和科学技术优势，推动农业科技广泛普及，促进各族农民增收致富;通过推进“三化”建设，协调各民族居住格局，劳动力转移和多元就业，实现兵地各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共同学习、共同维稳、共同致富。

（4）继续以干部交流挂职为载体，推进人才流动，深化治理理念交流交融。

（5）以兵地共建精神家园为载体，广泛开展各种交流活动。

开展结对子、做伙伴、处亲戚、交朋友活动，普及现代文明生活方式，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引导新疆各族人民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倡导文明、共建和谐，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共同的价值追求，把共同精神家园建立在各族群众心间。

3、用先进文化凝聚民心

同志在考察新疆和兵团工作时指出：“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既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又要用先进文化凝聚民心”。兵团人来自五湖四海，兵团文化融军旅文化、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中原文化和新疆当地文化于一身，是以服务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为己任的先进文化，在新疆文化中独树一帜。兵团文化的先进品质决定了其在新疆的文化中应起到引领作用。

兵团文化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生产方式的先进性，生活方式的文明性，热爱祖国的坚定性，生态保护的实践性等方面。长期以来，兵团充分发挥自身特殊组织形式、集约化管理、规模化经营、现代化生产、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生产力优势，辐射带动周边科技文化发展，无私地向各族群众传授农业先进技术，大面积推广新机械、新品种、新模式，促进地方农业、工业和城镇化发展，创造积累了兵地文化交流的多样化实现形式。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王恩茂同志就充分肯定了兵团“好条田、好渠道、好林带、好道路、 好居民点”的经验。后来新疆推广的“十多”“一强”等生产方式，就是学习借鉴了兵团的做法。今天兵团仍然需要大力培育先进生产方式、现代文明生活方式，以自己的先进实践，增强对周边地方群众的带动力、影响力、吸引力。

促进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需要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先进文化和中华文化，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推动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大力发展一体多元、包容多样、相互欣赏、融合开放、科学文明、具有兵团特色的先进文化。要在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环境中，对内凝心聚力，促进文化交融和民族团结，对外守望相助，广泛开展文化交流，牢牢掌握话语权。

4、不断扩大兵团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思考如何发挥兵团文化的引领作用，发挥统一思想、传播文明、凝聚力量、激励斗志、促进和谐的积极作用非常有现实意义。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新疆、兵团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各种文化思潮交流交融交锋的复杂局面，特别是新疆作为斗争的前沿阵地，已成为民族分裂、极端宗教思想渗透的重点地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异常激烈。在这种形势下，文化的地位更加重要，作用更加突出。

兵团具有丰富独特的文化资源，拥有培育发展先进文化的肥沃土壤和特色优势。兵团文化建设对于巩固新疆民族团结，构建新疆和谐社会，发挥文化生产力起着带动作用。通过发展兵团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中提升兵团文化的新高度。同时，还要尽快构建兵团文化现代传播体系，丰富传播手段、拓展传播渠道、创新传播方式，努力把兵团打造成中华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传播高地。

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是先进文化精髓的传播载体和渠道。没有载体，任何精神文化的传播都没有依据。因此，兵团发展文化产业必须高度重视社会效益下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这些载体，传播先进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与兵团精神，提高职工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始终把打造具有兵团风格、兵团气派的精品力作，作为兵团文化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满足兵团职工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不断提升兵团文化软实力，增强兵团在新疆引领先进文化的能力，增强在新疆促进中华文化认同的能力，切实为屯垦戍边事业的发展壮大、促进新疆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精神动力。

综上，随着兵地融合发展不断深入，经济生活日趋活跃，兵地各民族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共同性不断增强，各族群众通过相互交往、交流并逐步交融，已经成为新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流，成为新疆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和自觉行动。兵地各民族应继续秉着“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原则，在交往中加深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和谐共赢，不断巩固和发展边疆同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繁荣的良好局面。

【注 释】

[1] 韦民、米广弘.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现实[N].中国民族报，2012.07.20.

[2] 和跃宁，罗琼芳.论构建云南地区和谐民族关系[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6）.

[3] 王小平.新疆兵团55年屯垦戍边的作用[J].兵团党校学报，2009（4）.

[4] 金炳镐等.论民族交流交往交融[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5] 张国祚.用文化传承民族团结的基因[J].当代兵团，2014（23）.

[6] 闪兰靖，韦玉成.民族文化边界对民族交往心理的影响 ――基于青海省民和县南庄子村的人类学考察[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

【参考文献】

[1] .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 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J].民族研究，2010（2）.

[3] 王正伟.做好新时期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献――深入学习贯彻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J].民族论坛，2014（10）.

[4] 陈永亮.关于“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的思考――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体会[J].民族论坛，2014（12）.

多民族文化交融篇2

关键词：少数民族；城市；融合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4-0061-01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城市，与此同时他们的社会融合困境也开始凸现出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族问题是指民族之间基于民族差别而产生的矛盾问题。因此，城市民族问题也就指城市各民族在交往的过程中，由于民族之间的差别而产生的民族矛盾。如果城市少数民族人口的融合问题解决不好，民族差异过大，就有可能演变为民族问题。积极促进少数民族人口融入城市生活不仅事关社会安定，更事关国家统一。

一、少数民族人口现状分析

社会融合，也称社会融入，是国际移民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国际移民理论认为，由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文化差异，移民往往会表现出一种“非整合”现象。社会融合具体包括经济融入、社会适应、文化接纳、心理归属以及身份认可。社会融入既是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结果。[10]少数民族人口的民族特征伴随在社会融合的整个过程中，显著地影响着社会融合的有效开展。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对少数民族人口的城市融合现状进行分析。

首先，少数民族人口经济融入程度低，融合能力有限。少数民族人口的城市就业带有浓重的复制性，往往扎堆重复本民族已经开拓的行业，就业领域少，收入类型单一。主要从事民族餐饮业、出售民族土特产和工艺品及建筑、加工等行业。其次，社会交往规模小，社会适应能力差。少数民族人口在人际交往上过度依赖同族人群，与其他民族交往少。再次，文化差异的存在，文化接纳困难。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由于语言、、生活习惯等的存在，使得他们在文化上与汉族居民存在差异，这直接影响到少数民族人口对城市的文化接纳程度。最后，心理归属程度低，身份认可存在障碍。

二、少数民族人口在城市中融合困难的原因

对于少数民族人口在城市中融入困难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宗教氛围的缺乏，增加了少数民族人口的融入困难。在方面，中东部地区与民族地区有较大差异，中东部地区的汉族基本不信仰宗教，而许多少数民族都是全民信仰宗教，少数民族人口进入中东部城市后，常常因为没有足够的宗教活动场所、无法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而苦恼。[11]在城市生活得少数民族人口在方面常常受到诸多限制，如伊斯兰教在饮食方面需要清真食品，而城市的清真饮食非常有限；在日常活动方面他们需要到清真寺去做礼拜，但是城市清真寺的建设和保护相对滞后，难以满足日益增多的少数民族人口宗教活动的需要。而这些使他们在生活方式、文化和心理认同上存在困难，限制了少数民族人口融入城市的程度。

（二）自身的文化素质以及专业技能不足，制约了少数民族人口的融入水平。部分少数民族人口自身携带的人力资本禀赋较低,不仅文化素质低下,语言能力较差,而且专业技术缺乏,缺少竞争能力。[12]少数民族人口由于受环境和条件的制约，他们之前许多人没有参加过职业技术培训，更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和专业技术水平十分有限，就业竞争力低，就业范围小，就业重复性高，如伊斯兰教的人员大多从事餐饮和服务行业，收入水平普遍不高。而受到自身经济状况的限制，他们的城市融入也较困难。

(三)城市居民的偏见与歧视，限制了少数民族人口的城市融入。由于对我国少数民族政策学习宣传不够，少数城市居民由于对少数民族缺乏了解，在传统的民族歧视的残余观念的影响下，对少数民族人口采取了一种排斥的态度。一些城市居民总认为他们落后、不讲卫生、缺少教养等，不愿意不喜欢主动与他们打交道。城市某些用人单位也会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少数民族人口，害怕麻烦而不愿意雇佣他们。这种偏见和隔离，使得少数民族人口的社会交往受到限制，还停留在族群之间的交往，交往范围小、层次低，制约着少数民族人口的城市融入。

三、对策及建议

（一）提供公共服务，营造民族氛围。政府应增加少数民族公共服务，加强清真寺等宗教活动场所的保护和建设,提供必要的民族日常生活必需品，方便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同时还要加强民族文化娱乐活动的宣传和组织，丰富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应该充分运用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节庆活动，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

（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素质。技能素质高的人口,在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上均有明显的优势,也更加具有现代意识和市民观念,更加容易融入城市社会。因此,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培训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必须不断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其职业技能和文化素质，吸纳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大力开展民族社会工作服务,提高其心理调适能力和发挥自身潜能。

（三）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增加少数民族人口就业。现在文化消费的趋势日益盛行起来，而利用文化资源能极大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而少数民族尤其丰富的文化底蕴，发掘、开发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产业，不仅能够解决一定少数民族人口的就业问题，而且弘扬了民族文化，增强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同时还能带动城市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城市经济的提高，提升城市形象。

（四）扩大社会交往，建立新型城市民族关系。以社区为依托，通过不断加强社会交往教育，开展社区互助活动，使少数民族不断扩大社会交往的范围，增强少数民族人口的城市归属感，增进少数民族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交流与整合，使少数民族和城市居民之间建立起一种互相尊重、理解、合作与支持的新型城市民族关系。

参考文献：

[1]汤夺先．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论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

[2]胡书芝,吴新慧.生存在边缘——对青年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的社会学分析[J].青年探索,2004,(2).

[4]汤夺先.西北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若干特点论析——以甘肃省兰州市为例[J].民族研究,2006(1).

[5]隋青．在城市化进程中促进少数民族加快发展［J］．中国民族，2004，（04）．

[6]张鸿雁,陈俊峰.中国民族地区城市化发展战略与对策创新[J].社会科学,2004,(6).

[7]田敏.试论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5,(10).

[8]胡联合,胡鞍钢.民族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的机理分析[J].人文杂志, 2008, (4).

[9]陈纪,高永久.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研究方案[J].广西民族研究, 2008,(4).

[10] 胡书芝,吴新慧.生存在边缘——对青年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的社会学分析[J].青年探索，2004，（2）.

[11] 徐合平.论城市流动少数民族的权益保障[J].兰州学刊，2008，(6)：82-83.

[12] 汤夺先.西北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若干特点论析——以甘肃省兰州市为例[J].民族研究,2006(1).

多民族文化交融篇3

陕北的饮食可谓是丰富多彩，包罗万象。既有汉族饮食的传统特色，也有少数民族饮食的风味传承。在整个陕北饮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民族交融对其影响甚巨。无论是食物的制作材料，还是烹饪手法，都能找出少数民族影响的痕迹。

关键词：

陕北地区；民族交融；饮食文化；影响

吃对于中国人而言不仅仅是温饱的满足，更是情感的寄托。饮食不仅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还是人类从事其他活动的基础和前提。推动人类饮食文化发展变化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要数民族交融。在人际交往中，民族交融的方式无非就是迁徙、战争、贸易交往等等。而饮食则是通过这些方式发生改变，体现不同民族的风俗特征。陕北自古以来就是民族融合的“绳结区域”，因此陕北的传统饮食不可避免地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

一、陕北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融

（1）陕北地区的独特性

陕北，现在指的是隶属于陕西省的延安和榆林两个地区。相对于陕西的陕南和关中而言这两个地区地处陕西北部，故称陕北。该地区东隔黄河与晋西相望，西以子午岭为界与甘肃宁夏相邻，北与内蒙古相接，南与关中相连。[2]陕北地区因其地理位置的独特性，是个典型的半农半牧区，既适合少数民族畜牧业的发展，也符合农业种植的要求，是民族融合、杂居的地方。陕北是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争夺的要塞，是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的咽喉之地。于是陕北有各个民族杂居，居民成分复杂，有不少源于北方游牧民族。

（2）陕北历史上的民族交融

中国历史上有过很多次民族融合，其影响程度不一。而陕北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民族融合更为明显。在秦朝之前，陕北地区已经有少数民族例如鬼方、猃狁、犬戎等在活动，双方最直接的交往就是战争。秦汉时期为抵御外族入侵在陕北地区也修筑长城、直道，其中央向塞上边防驻军运送粮草和军队。汉武帝时派众多名将在陕北等地屡次大败匈奴，迫使部分匈奴归降于汉朝结成秦晋之好。“和亲”成了民族交融的重要手段，直道是汉室公主和亲匈奴的必经之路，因而被看作汉族与少数民族经济文化联系的纽带[3]。除此之外，多年战争伴随着大量的民间百姓包括战争俘虏的迁徙，他们将双方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交换学习，让陕北的民族交融更加频繁化。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导致许多少数民族多次迁徙混合融为一体。陕北地区四百余年胡汉杂居生活，加速了民族融合。以统治政权为主导的饮食文化必然会使下层民众的饮食结构发生变化，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后，少数民族的饮食习俗影响更为明显。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以及赫连勃勃在陕北建立大夏国，都从不同程度上影响汉族人民。隋唐时期对待陕北少数民族主要是突厥一族，当朝者巧妙打击分化了突厥内部，让汉人、部分突厥人、土著在陕北共同耕作、放牧，促进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并且在李世民当政时，陕北北部成为了唐朝对突厥施行政策的重要地区。由此在经历了五胡乱华、少数民族政权割据再到隋唐的建立，胡汉杂居过程中，通婚成为了融合最直接最密切的手段，中央统治者及世家大族、平民都有少数民族血统，无法辨别。因此少数民族的习俗也影响了汉人。陕北一直是金、夏、蒙人争夺追逐的战场。元朝建立后，陕北就属于元朝陕西行省延安路辖治，处于元帝国的心腹内地。元代的等级划分将北方汉人与党项、契丹、女真一律统称为“汉人”。这直接促进了本来已经汉化的上述各民族和汉族的迅速融合[4]。蒙元民族的习俗，也被陕北人民欣然接受。明代，在陕北设立了九边，用政治、军事手段继续经略着陕北以及陕北附近的少数民族。陕北从上古三展到明朝，一直与少数民族进行交往，民族融合程度很深。在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中同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汉人的饮食文化，使陕北的传统饮食发生着变化。

二、民族交融对陕北饮食文化的影响

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民族关系上讲陕北都是民族融合的重要区域，各民族融合较为明显。因此，陕北的饮食文化在中原汉族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不管是潜移默化还是直接的战争对垒，人们生活所必需的饮食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都冲击。我们研究今天陕北饮食文化，就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所以陕北的部分带有异族风味的饮食，是各民族融合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陕北食物：

1、从材料上看，

（1）由羊肉做成的食物：

在秦汉时期平民大多以粮食为主食，肉类只有富贵者、年老者方可食用。经过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往，陕北农耕区的饮食习惯受到影响，改变了原有的饮食观念，食牛羊肉者不断增多。由于牛是汉族的主要农耕劳力，食用牛肉者少而羊肉较多。尤其到了唐朝，人们普遍爱吃羊肉。陕北地区处于农业与牧业的交界地带，再加上与少数民族混合杂居。不仅许多县城养羊放牧并且喜食羊肉，能用羊肉做出各种美食。榆林地区的羊肉是人们餐桌上的最爱，可谓是“无羊肉不成席”。榆林人还把羊肉唱进了信天游里，融进了饮食文化中。除了效仿少数民族食用羊肉方法外，陕北人将羊肉与汉族的饮食相结合，做出更多的美味，如羊杂碎、羊肉跺荞面、羊肉饸饹、羊肉圪饦等。在毗邻内蒙古的府谷县，烤羊腿颇为出名，还有清蒸炖羊肉等等，其食用手法与蒙古族相似。

（2）由面粉制作的食物：

在传统观念上，我们一直认为少数民族是以肉食为主，然而少数民族因其不同的生活环境和饮食习惯导致了他们的食物不同。因此除了食用肉类，少数民族还食用米、面等粮食。例如新疆维吾尔族喜食囊，西北回族喜食面条、面片等，蒙古族也食面食等等。陕北的很多由面粉做成的食物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少数民族的影响。“胡食”自汉魏以来，即在中国风行，到唐代最盛。胡饼亦是如此，胡饼在东汉时期就流传于中原地区。据《续汉书》记载“灵帝（155—189）好胡饼，京师皆胡饼。”胡饼本是少数民族之地的面食，因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往，胡饼便流传到中原汉族地区。胡是中国古代中原对北方和西方各族的泛称，亦用来指这些民族的事物，如胡椒、胡桃、胡琴等。胡饼的形态与味道并无严格的限制，其实是大范围的称呼。中原传统也有饼类面食，如面条类的“汤饼”；用铛或者蒸屉来制的饼与馒头。胡饼因民族交融进入汉族生活当中，汉人的饼类出现了繁荣景象。借鉴了少数民族的制作工艺后，不论是外形还是味道大有改变。制作胡饼需要特别的烹饪工具——胡饼炉。这种类似工具在今天的两个地方仍有使用：一是新疆等广大西北地区使用的“馕坑”；二是内地等许多省份多在用的烤饼炉。后者是前者的演变，而两者都是古代“胡饼炉”变化而来。在陕北地区烤饼炉很常见，它是以大铁皮桶内套泥制成的。陕北人用它制作干炉、糖棋子、油旋等面饼。这些食物制作手法与胡饼的制作大体相似，都是将面剂揉成不同形状，放置烤饼炉上烤制五成或者七成熟，然后放置炉的内壁烤熟。事实上除了制作手法，干炉，也叫炉饼，可以说是胡饼的一种，也可认为是胡饼与汉族饼的结合。它的形状和新疆的馕很相似，据说当年唐僧取经穿越沙漠时身边带的东西就是囊。另一说榆林糖棋子是从内蒙厚糖饼子演变过来的。原因是榆林人走边由来已久，与蒙古族人进行贸易。在此过程中，蒙商有可能也用厚糖饼子与汉商交易其他物品，榆林人继而改造成糖棋子。这是商品交易互惠最原始，也是最快捷延伸和发展的途径。榆林糖棋子和内蒙古厚糖饼子非常相像。从外表看，只是大小、薄厚与表皮的差异。内蒙古的糖饼子厚而大，表皮没有棋盘线，并且加入了少量酥油，烤制的时间加长，更加酥散、清香，可以长时间携带不坏，尤其凸显地方特点和民族习性。陕北的饼类面食，干炉、油旋还是糖棋子等，不管是从制作手法上还是形状，都可追溯到少数民族的食物上，可以得出古代陕北是少数民族与汉族频繁交往的区域。正因为这种交融，所以影响了陕北饮食的发展。

2、从烹饪手法上看，

（1）烩制类的食物：如拼三鲜、大烩菜、猪肉烩粉条、粉汤。

陕北人喜欢拼三鲜、烩菜、粉汤等烩制类食物，这些菜品都体现了榆林作为边塞名城的包容性，各民族在此杂居融合，都在陕北留下了不可抹去的印记。这种一锅烩的烹调习惯是受草原饮食文化影响形成的。陕北曾是汉民族和少数游牧民族杂居地，游牧民族因迁徙频繁，生活不稳定，制作炊具和食用餐具携带不便，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简单的饮食习惯。每迁徙到了一个地方只要用石头搭起简易灶台，放上锅就可制作大烩菜供一家人食用。烩菜，此菜源于内蒙古，传到汉族后成为当地百姓为解决人多菜少或冬季吃菜难而制作的一种类似于“大锅饭”的食物。几乎所有蔬菜都可以入烩，口味却千差万别，常见的有白菜烩菜、萝卜烩菜、洋芋烩菜等。其中最典型的是榆林大烩菜。拼三鲜是经过改良后的类似于大烩菜的饭食，它制作的材料有肉类、蔬菜，是集各种烹饪方法为一身的精美菜肴。除此之外，榆林迎亲嫁女招待宾客的老十二件也和少数民族的饮食有些关系。粉汤是回族人喜爱的吃食，每逢古尔邦节和肉孜节，家家户户都要熬制粉汤，恭敬贵客和亲友们的到来。受少数民族饮食影响，在陕北人们也会熬制粉汤，陕北人的做法与回族人略有不同。但整体的外形与味道差不多。在调料使用方面陕北人喜欢用生葱，蒜、韭菜等来调味，这与契丹、女真及其后裔满族的饮食习惯的传入有关。

（2）干炒类：如炒面，炒米等

陕北人到现在依旧保留着吃炒米、炒面的习惯。这里所说的炒米和炒面不是平常大家所见到的米饭与面条。而是将生米或者干面粉倒入铁锅中炒熟食用的。这种吃法实际上是古代游牧民族流传下来的饮食习惯。例如在蒙古族炒米是最普遍、历史最悠久的食品之一。炒米含水量低，耐贮存，不易发霉而且便于携带，营养丰富吃起来可口，适合外出放牧时食用，所以深受蒙古族的喜爱。羌族人也喜欢把青稞和小麦磨成面粉后，倒入锅中炒成炒面，劳作回来食用。因蒙古族与党项族曾在陕北地区居住生活，他们的饮食习惯影响到了当地陕北人。直到今天陕北的佳县、横山等县仍在食用炒米和炒面，只不过陕北人的炒面是由豆类、玉米、糜子等各种杂粮炒熟磨制而成，食用时用开水搅拌即可。综上所述，陕北因地理位置及历史渊源等因素，其饮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在陕北饮食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管是主动地融合，还是被动的交往，都不能否认这一事实。今天陕北的饮食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与少数民族的饮食清楚的区分开来，然而仔细观察之下，隐约能看有些饮食当中依然有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这种影响与交流一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传承，成为陕北乃至中国饮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者：吕亚丽 单位：延安大学

参考文献：

[1]赵荣光.中国饮食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5.

[2]高长天、张小兵.陕北历史文化述略[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3.

多民族文化交融篇4

本文作者：孙德朝工作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少数民族的保留，促成少数民族传统休闲娱乐方式的保留。以1990年《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统计为例，西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项目多元性和项目多样性颇具有代表性，凸显出民族传统体育地域文化集聚特征，并具有文化交融性的典型性特征。如藏族传统体育收集了赛牦牛、赛马、马术、跑马打枪、骑马点火枪、射箭、射击、藏棋(一)、尼格尔、吉布吉曾、藏棋(二)、和尚棋、甲波得雪、“略之把”棋、加哲、拔腰(互背)、大象拔河、“朵加”、举皮袋、赶喽喽、吉韧、娃郎得、击球、俄尔多、打牛角、套圈、跳高、跳绳、游泳、蹬棍、风筝、射碧秀等31个项目;彝族收集了赛马、斗牛、摔跤、斗牛勇士、顶“牛”、甩套石、拔“树根”、扳手劲、扳木棒、倒立、翻背、打秋千、爬杆、荡绳、劈圆根、射箭、赛枪法、投石打靶、竹枪、水枪、跑山赛、跛子赛跑、跳高竹、跳人、跳远、跳沟、弹石球、弹鸡毛球、打松球、蹲斗、跳火绳、打陀螺、抢羊、抢羊仔游行、斗鸡、打火把仗等43项传统体育;收集了白族的赛马、赛龙船、霸王鞭、秋千、仗鼓、登山、耍火龙、打陀螺、跳伟登、跳火把、人拉人拔河、“老虎跳”、跳花棚、洱海龙舟赛等14个项目;收集了傈僳族的弩弓射击、泥弹弓、尼昂急、傈德德、德细来火、爬树爬竹竿、逮来火、拉肚夺、扭扁担、划爬子比赛、拉绳、爬绳比赛、四方拔河、皮球得来火、皮球丢、赖地、“背什”、滑板子、跳牛、砍竹竿、投掷等21个项目;收集了纳西族的东巴跳、秋千、赛马、占占夺、飞石锁、丽江球、跑罐子、偷孤儿、拨拨拉、内窝扑等10个项目;收集了羌族的推杆、摔跤、骑射、关音秋、扭根子、跳盔甲等6个项目;收集门巴族的狩猎项目;收集了珞巴族的射箭、碧秀(响箭)2个项目［19］。这种民族传统体育的地域集聚特征，表现出浓郁的地域差异性，其项目如赛马、荡秋千等在多民族间出现文化交融的现象。1．2辐射机理分析辐射效应是经济学上的通用名词，指从经济发展水平与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的经济主体向相对较低的经济主体进行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的流动与思想观念、行为模式的传播。辐射效应是多维的，民族传统体育辐射与经济学辐射具有质性的区别。民族传统体育的辐射是民族传统体育在特殊地域环境中集聚后，依托特殊传播路径在民族之间的共享和播化，兼容并蓄，彰显其民族文化个性及共性特色。借用辐射效应探讨分析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弘扬，文化特色展示。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具有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礼记•王制》所讲的“中国五方之民各有性也，达其志”和“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这是中国各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内涵和真谛，但“分”是短暂的，“和”是永恒的，“分”是过程，“和”是结果，是归宿。这一文化交融和民族和谐的终极理念，是民族文化辐射的最终结果。按照人类理性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来看，人类奔于“在劳动与休闲之间作出权衡取舍”的矛盾与斗争之中，但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促进自我身心健康，促进自我休闲意识的培育和建构是共性，是少数民族交融碰撞的结果。中国古代的北方地区，自战国以来，“华夏”与“戎狄”以长城为界。塞内为“华夏”，塞外为“戎狄”。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明末清初。“华夏”与“戎狄”的差异往往以战争的方式进行，而以文化的交融而结束。生产方式的差异导致战争，战争的结果必然导致民族大迁徙。北方民族入住中原后，受汉民族精细的农耕文化的潜移默化，在文化的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与汉族文化交融迅速和彻底。文化交融后，人们休闲娱乐方式，生产生活方式进行深度的交融，民族传统体育的载体功能价值凸显。如，清入关后，将冰嬉带进北京。据乾隆年间《冰嬉图》记载:每年的冬月，在今天北京的北海和中南海表演冰嬉，从各地挑选的“善走冰”能手1600多人分别代表八旗，场面十分壮观，表演者做着各种动作，有花样滑冰、杂技、武术，还有溜冰射箭等，表演精彩纷呈。李延超，虞重干等认为同一体育项目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具有较强交融性的研究成果，如射箭(射弩)横跨15个民族，赛马横跨8个民族，摔跤横跨6个少数民族，秋千横跨9个少数民族，赛龙舟(龙船)横跨5个少数民族，斗牛横跨5个少数民族。是民族传统体育辐射的效应所致。此外，同一体育项目在不同地域、同一民族中的开展;不同体育项目在同一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开展。同一体育项目在同一地域、不同民族的开展［20］。这种交融性、同一性、差异性其本质上是文化与文化碰撞与冲突的结果，是民族传统体育辐射效应所致，是战争和民族迁徙的结果。在畜牧文化对农耕文化的交融碰撞中，在很大程度上农耕文化起到了独特的载体作用。齐美尔(GeorgeSimmel)认为:社会中冲突是普遍存在和不可避免的。冲突不仅是利益冲突的反映，而且是敌对本能的反映。这样的本能被利益冲突刺激而发展，也能受到和谐关系和爱的本能的缓和而得到控制［21］。民族传统体育在交融与涵摄发展过程中，是农耕文化对畜牧文化的浸润和畜牧文化对农耕文化的冲击的结果，本质上是民族战争和迁徙的结果。

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多元集聚和辐射的第一驱动论节日是民族文化历时性和共时性的产物和象征符号，它以其独特的民众文化事象“情结”融会成民族之魂和民族精神，并化成集体意识渗入到人类的血液之中，从而潜移默化地规范着人类的心理和行为。在少数民族节日里，按其起源和内容来分，有宗教祭祀节日、生产活动节日、集贸节日、纪念庆贺性节日和社交娱乐节日。节日的这种符号意义，对人性产生了一种积极的补偿属性，同时驱动着人们心智的健康向前发展。民族传统体育这一特殊民众文化事象在浓郁人文内涵的各少数民族民间节日盛会期间，在时空上搭建了民族传统体育集聚与辐射的平台。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回族的“开斋节”、藏族的“望果节”、彝族的“火把节”、壮族的“三月三”、“牛王节”、侗族的“花炮节”、“舞牛节”、苗族的“花山节”、白族的“三月街”、哈尼族的“苦扎扎节”、傣族的“泼水节”、维吾尔族的“古尔邦节”、东乡族的“花儿会”、哈萨克族的“阿肯谈唱”、撒拉族的“努鲁孜节”、景颇族的“目脑纵歌”等，这些节日庆典活动，是以单一民族为载体，多民族多元交融互惠的平台。如清末大理留日学生、白族音乐家李燮羲，曾写了这样一首《三月街竹枝词》:昔时繁盛几春秋，百万金钱似水流。川广苏杭精巧货，买卖商场冠亚洲。这就是对白族“三月街”节日庆典的综合写真。少数民族节日庆典活动，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教育功能，健身功能，娱乐功能，审美功能，悦神、祭神与健身补偿功能，民族凝聚与交往功能、发展民族经济功能，竞技功能等融为一体，展示出一幅民族文化衍生、发展、延续的动态画卷。民族传统体育在节日庆典集聚和辐射的诸多功能的融合效应，是在无经济理性刺激下的人们集体意识的浓缩，提炼和升华，是人们对健康本我意识的完美皈依。深入彝族聚居区和在彝汉交融区田野考察，无论是老人还是孩提，无论是经商者，还很公务员，若是在彝族火把期间，没去参加(与)斗牛、赛马、摔跤等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他们在这一年里就会产生心灵上的缺失。而《西南彝志》记载宋初水西地区火把节一次盛大的跑马活动:“骑士到来，如天上流星。戴斗笠的汉，着披毡的彝，云集看跑马，大家都夸奖，彝给汉增荣，汉与彝助威。”这是一种和谐的节日庆典活动，她粘合彝族个体间和彝族与汉族集团间的友谊和情节，“这一特殊竞赛活动”是传统体育项目借助节日载体集聚与辐射功能的结果。在本质上，借助节日庆典参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是人类的一种人性补偿。它使人们超越心理的混乱，平稳而充满信心地掌握自我的命运;它一次次地强化着人类的美好愿望与理想，激励人类的奋进;它斩断平庸，释放被压抑的生命冲动;它弘扬人类社会生活中一切正义、博爱的崇高精神。从文化变迁来看，任何风俗习惯都有它相对稳定的一面，也有变应性的一面。民族传统体育在千年的发展中，一直在不断演化，从最先图腾崇拜的典型仪典，嬗变为人们休闲娱乐的玩具，并最终成为民族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和民族文化交融的时空载体，但在文化的精神内涵上，各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这种展示民族传统体育符号的载体是传统节日的补偿功能，传统节日是民族传统体育多元集聚与辐射的驱动轮，这种集聚与辐射的动力是永恒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成功举办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集聚和辐射第二大驱动轮自1953年11月8日至2011年9月18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国家体育总局共成功举办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运会秉承“平等、团结、拼搏、奋进”的宗旨和理念，在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丰富民族文化生活，充分展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特色和运动水平，锻炼和培养优秀民族体育人才，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民族团结，建立和谐社会，进一步推动我国少数民族体育事业的发展方面体现出浓郁的民族传统体育集聚特色。民运会竞赛项目在逐届增加(以第九届为例，设花炮、珍珠球、木球、蹴球、毽球、龙舟、独竹漂、秋千、射弩、陀螺、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搏克、且里西、格、北嘎、绊跤、希日木)、马术(速度赛马、走马、跑马射击、跑马射箭、跑马拾哈达);表演项目越丰富和多元(分竞技类、技巧类和综合类三类)。凸显出国家对少数民族健康的关注，各少数民族对竞技健康意识的诉求，对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的迫切。民运会在世界体育形态符号化的“举世无双”，折射出中国民族和谐关系的世界范式，整合着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的“和而不同”，人类需要民族传统体育，时代需求民族传统体育。从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考察的情况来看，目前民运会上竞赛和表演的项目在基层开展情况较好，出现项目在节日庆典、婚葬嫁娶、休闲娱乐期间的项目开展“叠加效应”，而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统计数目而言，诸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出现遗失消亡的“遮蔽效应”。到羌族地区考察时，关心羌族传统体育的人们更苦于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自己还没有一个竞赛项目。竞赛的现代社会价值无可厚非:激励人类的自我奋斗精神;满足社会生活的观赏需要;促进社会大众的体育参与;显示国家和社会团体的综合实力;促进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排解社会成员的不良心绪［22］。我国民运会的运动竞赛集聚效应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对促进民族传统体育交融传播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对改善民生，促进民族文化多元化，促进中国传统体育与世界体育的交融碰撞，淡出民族传统体育的多样性具有重要的辐射效应。

多民族文化交融篇5

一、帮助学生了解融合扩大了汉民族的人口规模

距今四五千年前，炎黄部落联盟发展而成华夏族，华夏族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在不断融合周边少数民族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发展，至秦汉以后逐渐形成了汉族。因此，汉族的形成离不开民族融合，民族融合又进一步扩大了汉族的人口规模。如在东汉末年的少数民族内迁中，内迁的主要民族“五胡”经三国到西晋，人数已达几百万。他们同汉族长期杂居、互相影响，逐渐地融入汉族，扩大了汉民族的人口数量、规模；北朝是我国北方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迁都洛阳后，孝文帝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学汉语、穿汉服、尊汉俗以及与汉族联姻等，促进了鲜卑族融合到汉族之中；隋唐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一。”[1]为此，他实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赢得了各族的拥戴，北方各族和西域的首领来到长安，尊奉他为各族的“天可汗”。回纥、粟末、南诏等首领接受唐朝的册封，经济上与唐往来密切，文化上互相交流，扩大了汉民族人口规模；元朝时期，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大量迁入中原和江南，与汉族等杂居共处，契丹、女真等民族融合到汉族之中，各民族的往来交流日益频繁。此后，一次又一次的民族冲突、迁徙、融合，使周边少数民族人口不断融入汉民族。这些人口犹如新鲜血液，不仅对汉民族人口质量和规模有着重要影响，更由于相当多的少数民族贵族和精英分子的融入，推动了汉民族文化与制度的发展。总之，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汉民族的人口规模扩大了，汉族逐渐成为一个人数最多的民族，正如所说：“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2]

二、引导学生感受融合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生活

祖国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其他少数民族参与其中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由于历史的原因，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相对比较发达。在发展中，汉族曾给予各少数民族不少影响，丰富与提高了各少数民族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同时，少数民族也创造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文化成果，并通过种种渠道传入中原，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一起丰富了中国各族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例如，《中国历史》（人教版，以下同）七上的“汉通西域与丝绸之路”一课在讲到张骞通西域后写道：西域的天马、汗血马等良种马，葡萄、石榴、核桃、苜蓿等植物，乐器和歌舞开始传入中原。汉朝的铸铁、开渠、凿井等技术和丝绸、漆器、金属工具等，也传到了西域。所以说民族交往融合丰富了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教材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在“北方民族大融合”一课中引入了两幅插图：①穿裤褶服的南朝乐队；②穿汉族服装的少数民族贵族。其目的就是让学生通过观察认识到：这种服装上的变化体现了北方游牧民族和汉族在生活习俗上的相互影响。在讲隋唐艺术家将中原乐舞与各族乐舞融为一体时，课文形象地叙述道：“西域传来的《胡旋舞》，舞者的身体转得像旋风一样快。著名的舞蹈家公孙大娘善剑器舞，诗人杜甫儿时看过她的表演，几十年后都难以忘怀。”此外，我们还可以让学生到图书馆或上网搜集史料，了解古代各民族在艺术、建筑、科技、节日、民间工艺、生活习俗等方面的相互借鉴与吸收的事例，引导学生感受民族融合是如何极大地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

三、指导学生全面分析融合中的战争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既有友好相处、和平发展的时期，也有互相对立、彼此争战的时段。在教学中，对于各民族之间由于利益冲突所引发的战争，我们应引导学生把它与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战争加以区别。正如人教版七下教师用书所言：“对于国家内部的民族战争，对战争性质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用异族、侵略的说法，只能从正义和非正义的角度来分析，要让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即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任何民族都属于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从而正确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3]即国内民族间发生的战争，交战双方没有内外之别，不宜用“侵略”和“反侵略”以及“亡国”等词汇。如辽宋之间、 宋金之间、宋元之间进行的战争，都不属于中华民族抗击外国侵略的战争。因为契丹、女真、蒙古等族建立的国家，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国。但要强调的是，战争应有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反动的区别。一般而言，为了反抗民族压迫、奴役和掠夺，符合百姓利益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战争，是正义、进步的。相反，凡是进行民族压迫，对其他民族进行奴役与掠夺，违背百姓利益，阻碍社会发展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反动的。如南宋初年，金纵兵南下，烧杀掳掠，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极大破坏，是非正义的；而岳飞领导的抗金斗争则符合了人民的利益，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是正义的。当然，有时很难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某一方是正义的，某一方是非正义的。就像余桂元老师所说：“匈奴与中原王朝的和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谁是谁非，谁好谁坏。双方之间发生的许多事件，其实大都是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发生的碰撞，是难以避免的。”[4]对此，我们在教学时要指导学生加以全面分析、正确判断。

四、教育学生认识到融合促进了国家的统一

在我国历史发展的漫长岁月中，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一直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国家的统一有利于民族融合，而民族融合又反过来促进国家的统一，二者相辅相存、相互作用。从历史上看，中国自古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大家庭，虽然有过坎坷、冲突甚至战争，但友好交往、和睦相处一直是主流，要让学生认识到民族融合对国家统一具有的促进作用。正如《中国历史》七上在第83页写道：“张骞通西域后，汉朝和西域的交往日趋频繁，西域各国纷纷归附汉朝。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立西域都护，总管西域事务。从此，今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于中央政府的管辖，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外，民族融合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各族人民的联合斗争、民族迁徙、婚姻关系、少数民族的封建化改革、国家统一的有关政策等，均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发展。如唐太宗对边疆少数民族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赢得了各民族的拥戴，他们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唐通过“和亲政策”，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远嫁吐蕃， 使得吐蕃与唐朝已经“和同为一家”；宋真宗时期，北宋与辽达成澶渊之盟，双方展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得辽宋边境长期处于和平稳定的状态，从长远看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统一；清政府册封达赖、班禅的制度并设置驻藏大臣、伊犁将军，妥善安置回归的土尔扈特部等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民族之间的团结，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中的进步现象，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也正是民族融合的推动， 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有力地促进与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在教学中，我们一方面应以丰满的史实、激越的情感和生动的语言充分地反映这一现象，另一方面还应以精辟的论述和深邃的分析去揭示这一规律。

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民族融合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因素。这方面内容在新编的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因此，我们对初中历史民族融合内容的教学探讨，就是关注在新课改的背景下，如何更有效地让学生通过历史知识的学习，了解一定的民族常识，增进民族情感，树立民族意识，把民族知识的学习与自己的生活实际相联系，塑造正确的民族观，增强民族自豪感，进而形成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

参考文献：

[1] 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22.

[2] 刘先照.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121.

多民族文化交融篇6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发展；认识

民族传统体育是从民族共同体文化中剥离与凸显出来的一种民族体育文化形式，是人类社会文化的补充与完善，除了具备一般文化的特征之外，还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民族文化特征。为此，全面、系统、科学地认识民族传统体育，是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团结、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

在人类民族文化的原始积淀期，由于生存区域与生存环境、生产劳动与生活方式、文化积累与传播的不同，民族文化共同体中许多具有教育、娱乐、健身功能的社会活动凸显出来，共同构成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和方法体系[1]。它寓竞争、娱乐、广适、地域及艺术观赏性、趣味性为一体的综合运动形式，涵盖了“性命双修、心身并育”的生命整体优化理论，把人与环境视为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统一体，并把人体功能的强化和优化看作是一个精神同物质紧密联系的统一体活动[2]。它既是自贯一身、稳定的精神物质文化，又在历史环境的变迁中不断改变其具体的结构式样，呈现出多姿疯狂学习的差别。这种在相承相续中渐进发展的趋向，使得我们民族文化的形成在历史演进中开放出灿烂的花朵，孕育出丰硕的果实，突出地再现民族特色、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

第一，劳动过程中的各种思想物化品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中最高层次的部分。生产劳动是人类区别于猿类的特征，又是文化创造的开始。当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环境生命类开始文化创造活动的时候，即使是最粗糙的简单文化，也无不是从自然存在物直接加工开始的。而文化成果又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物质劳动过程中，其技术、社会和价值方式都作为相当复杂的文化体系而存在[3]。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区域、特定的社会人群，伴随着一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中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物质体育文化现象。

第二，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人类社会一项特殊的文化活动方式，孤立的个体活动是不存在的。尽管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常常通过个人的行为方式来体现和进行，但永远脱离不开社会的联系而受制于社会，永远是物质文化的产物。同时，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又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制约和影响，并为一定社会关系所包围，这种社会关系不论是以物为对象，还是以人为对象，其参与活动的行为包含着社会以人为中心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所形成的血

缘、地缘、行业的组织关系；所形成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表现出规定性、固定性、制约性的链接方式。从而使社会的人按照一定社会所提供的规定条件和可能，依据一定社会所特有的体育方式进行活动。

第三，反映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当中的民族意识、文化心理、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规范、审美心理，是人类精神生活领域的文化，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核心部分。它是围绕民族体育活动方式，通过抽象事物的艺术表现，来改造人的精神世界的物质内涵、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最终依托体育活动来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作为验证人的物化世界能力的象征，最根本的是促进了民族心理素质的升华。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一个民族“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个民族的标志”[3]。因此，民族心理素质是社会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条件综合作用于民族传统体育精神文化面貌的表现与结果，是民族传统体育生存、发展之灵魂。

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特性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4]

（一）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本属性。任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体育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积淀与特定地域文明的特点，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时代性则体现体育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发展由低向高的发展方向和文化之间传播、交融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表现为体育文化发展阶段的标识和特定的文化类型所展示的时代风貌与精神。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存在于时代性之中，时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绝然独立的文化属性。正由于二者的统一，衍生出体育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自主性与互赖性、兼容性与选择性等等的有机共生。这些特性又表现为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民族意识是民族体育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全球意识则从世界和人类体育文化发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视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则代表体育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与风貌。  

（二）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与传承延续、传播吸收等特性；主导性则是指文化的多元复合结构中，必然呈现该文化的主导倾向，包含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并存，反映着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文化是一个涵延广博的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诸文化因素多元交汇，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文化发展的时代新质共集于一定的社会空间。文化创新是以一定的优秀文化传统之弘扬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独创出来；并且，文化演进还是文化发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过程。正是在继往开来与传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

从文化的涵延性来看，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非常典型地证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观存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无论从悠久的历史传承还是从广博的丰富内涵以及辽阔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从文化的主导性而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历经数千年不衰，其交融会通的强大生命力之中，展现出立于主导地位的、与时展相适应的文化特质，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导性特性。

（三）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

兼容性不仅包括了涵延性所规范的文化多元复合与传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发展中精华与糟粕、进步与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区分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又有许多无法绝然判定的交汇复合内容，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具体的状况情形下，精华与糟粕的判定受到时代的局限，也受到评判主体的制约。

选择性指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选择、吸收所需养分以补充、壮大本体文化、排斥不适应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选择、排斥功能，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特点；又由于文化选择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进行的，从而也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意义。选择性同样不能独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响。文化的选择、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规范下实现的，选择的结果不是使文化成为单一因素，而是丰富和发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样受到选择性的制约，选择的结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种文化因素根据民族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则失去生命力，这就是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也代表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过程。

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动力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即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适应本体文化需要的选择和汲取、以及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会通创新，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过程。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为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5]

历史证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强盛发达国泰民安的时期，往往就是政策开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时期。固步自封意味着保守落后,开放创新才是民族兴盛文化繁荣的契机。中国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荣是各民族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结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立个性和存在价值，促进各民族间体育文化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完善。       

（二）交流互感是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史就是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异，在数千年中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体育文化的荟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间及民族外两种类型。各民族的认同、亲和与交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无论表现为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民族体育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影响，有利于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育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养分与动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

（三）兼融会通是民族体育文化绵延的内驱力   

任何民族的体育文化都有其空气和土壤，有自己的载体和灵性；任何民族体育文化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尊重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义务；都有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发展创新的责任；也有共同繁荣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却同处并存相互联系，都是其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静止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都是其内在的新旧更替、进步发展的矛盾运动和外部的文化触击冲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兼融会通特质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绵延的内在驱动力。     

（四）整合创新是民族体育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基本特性集中体现为文化的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通过涵延传播、汲取更新来实现新文化建设。开放与交融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衰的动因，整合创新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长存的   (下转第82页）

（上接第74页）生命力。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间的交融会通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吸收、整合创新是其强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五）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繁荣是民族复兴的最终表征

民族传统体育是由中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由各个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等文化创造汇集而成。历来年举行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规模一届比一届盛大，项目一届比一届丰富疯狂学习，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与文化艺术融为一体，将民族体育按照固定的节奏一浪接一浪推向高潮，展示了民族体育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由民族文化创造汇集而成，具有共同的基本属性，融会于民族文化的特性之中，这种基本的属性，既可以反映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又表现出兼容性和选择性的一致。从而使全民族对民族文化发展特性认识的同时，充分参与、占有和分享属于全民财富的社会主义民族体育文化。

“只有民族才是世界的”。现今世界上任何一项流行的体育项目，都源自于各国的民族体育项目，它们同样是在一定的地域受一定文化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后来随着经济发展、文化渗透、使团表演、广泛普及而逐渐成为世界性的体育运动[7]。实践证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优点和长处。所以才能在世界上和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占据应有的位置，每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外来文化的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文化，这就是文化的创造性。同时，我们的创新还必须树立全球意识，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上把握中国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脉络，只有立足于全球性的意识，才能深入理解和吸收外来文化进步的文明，并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有效的结合和创新。

四、结语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的先哲们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氛围中创造、选择、发明和发展起来的民族传统体育，历尽沧桑，经久不衰，推动了我国数千年体育文化的发展。尽管时生了变化，但蕴藏在其深层的民族文化精神，仍然影响着人们今天的思想和观念，其体育方式仍为各民族人民采用，运用人类学来加以研究，在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下开发这个蕴藏量极大的资源，可以为中华民族体育全面走向世界，促进国际体育文化的大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白晋湘.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丰富世界现代体育宝库[j].体育（人大复印资料），2002,(4).

[2]曾于久，刘星亮.民族传统体育概论[j].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张文勋，施惟达，张胜冰，等.民族文化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赵光远主编．民族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诸形态[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5]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载朱家桢、厉以平、叶坦主编．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m]．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

多民族文化交融篇7

关键词 少数民族大学生 社会融入 小组工作 社会支持网络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07.089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mainland into the situation， this study thre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Jiangsu Province in the Xinjiang Uygur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explore them in social psychology and culture in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status quo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Uygur College students is not optimistic. This article will use the group work from social psychology and culture into two aspects to help university students in Xinjiang Uygur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make them in social psychology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into the interior life learning.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integration； group work； social support network

0 前言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为促进少数民族的发展，国家开始逐步重视对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为鼓励少数民族学生继续深造，对少数民族学生实行高考优惠政策，如录取降分、区域性加分等，吸引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生来内地就读，为内地的高校教育增加了新的元素。据2011年国家统计数据显示，内地高校的少数民族学生已经超过7万人，分布在全国300多所高校中。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内地的心理和文化融入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次调查对江苏省的三所高校――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和徐州矿业大学的50名维吾尔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对象涉及各个年级，其中大一6人，大二21人，大三11人，大四12人。共发放调查问卷 50份，收回47份，有效问卷47份，南大、苏大和矿大分别是11份、16份、20份。样本构成情况为男生26人占样本总体的55.3%，女生21人占总体的44.7%。

1.2 研究方法

本次调查主要使用的是问卷法。问卷包括个人信息和所在学校所遇事情的难易程度两部分方面，这些题目主要针对社会心理以及文化两个维度展开。为确保调查的信度和效度，此次问卷调查采用无记名方式答卷。首先通过对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观察，初步发现维吾尔族大学生在社会融入方面存在问题，又经过对大量文献的总结，决定从心理以及文化两个维度进行研究，继而通过滚雪球的方法把问卷发给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和徐州矿业大学的维吾尔族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最后通过论文的总结分析把维吾尔族大学生的社会融入状况呈现出来，以小组工作为工具解决他们在融入中存在的问题，为其构建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少数民族学生尽快适应内地环境，融入新的生活。

2 分析结果

为了了解到这三所高校内的维吾尔族大学生在心理以及文化方面的融入情况，问卷设计了让被调查者描述了Ta所在城市、学校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事情，按难易程度从“非常容易”至“非常困难”，选择一个符合Ta感受的答案。

2.1 心理融入

针对心理融入方面（见表1）， 分析数据发现，关于“和令人不愉快的人相处”的问题，34.0%的被调查者认为有些难度，甚至10.6%的被调查者表示非常困难。在与内地同学或者相关机构打交道时，他们说“初期的接触过程会很谨慎，熟悉起来的时间也会很长，更是很难达到亲密的程度”。但是，相对于人际交往，表达能力方面的难度显然小了一些。在回答“与内地学生交朋友”和“本民族同学交朋友”这两个问题时，会发现他们更偏向选择与本民族的同学交往， 在心理上，他们对民族身份和民族价值观的意识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

表1显示，被调查学生的心理融入状况是不容乐观的。他们在心理融入方面存在很大障碍。不少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不适，这种不适在人际交往、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我表达能力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而且不同个体在心理融入程度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来自于语言的交流障碍，来自于他们对内地学生的认识不足和文化上的偏见。

2.2 文化融入

文化融入是涉及意识、感情和行为三者的融合状态，它往往通过影响一个人的心理，从而对其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在他民族文化的氛围中，个体一开始会表现出茫然、迷惑或者不知所措，心里会感到孤独无助，对本民族文化有着深深的眷恋。①分析数据发现，维吾尔族大学生似乎也经历着这问题。问卷通过对维吾尔族大学生价值观念、语言以及对当地文化的参与程度等方面的考察（见表2），如很大一部分维吾尔族大学生对当地人价值观念的理解很困难，也有一部分被调查者不确定自己是否理解当地人的价值观念；分别有49%和30%被调查者认为参加内地学生举行的聚会有些困难和非常困难。而且，有16名被调查者不确定自己看待事物的方法是否符合当地人的方式，容易和困难的人数比例上一致等，这些数据可以显示出被调查者在主观意识中认为自己不属于内地人的群体中，在文化观念中偏向本族民文化，不愿意甚至是排斥内地文化对他们的影响。

不难总结出，内地高校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实施管理教育的过程，其实就是少数民族大学生接受内地文化熏陶的过程。到内地以后，他们远离了民族文化适应的地域范围，来到汉文化盛行的区域，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将面临不同于自己本民族文化的文化氛围，这就使得他们表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应，在文化融入方面面临很多问题。一部分维吾尔族大学生想一味地维持母体文化，他们会尽量避免同内地主流文化互动，活在对母体文化的幻想中，在文化适应上选择“消极固守”的文化分离模式。②认识到这一特点，我们就应当对内地高校的教育中对这一特殊群体进行专门的研究，找出符合他们特点的规律，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身特色采取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使这一特殊群体能尽快适应大学生活，促进校园和谐与民族和谐。

3 干预建议

小组工作开辟了新的工作领域，开始为遭遇不幸的人进行团体性的治疗。随着社会工作的发展，小组工作被运用得越来越广泛。将小组工作运用于内地高校的少数民族的大学生群体，是基于这一群体相似的特质，动用小组的力量为其在生活、心理和文化方面提出有效、便捷的融入路径，解决在融入中出现的问题，为其扩展现有的支持来源，构建符合他们融入需求的社会支持网络。

针对上述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心理和文化上存在的问题，文章将分别就这些问题设计几种不同类型的小组。

3.1 心理健康小组

从问卷统计数据上看被调查学生的心理融入状况不容乐观的，他们在心理融入方面存在很大障碍，不少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不适。为解决问题，首先将存在这些问题的被调查者组成一个互助小组，使得他们相互交流、相互分享经验、相互支持，引导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建立起能够理解的组员关系，鼓励彼此间通过相互的力量解决问题，排遣压力。通过小组的活动，帮助成员了解自己的问题和背后的原因，利用小组的经验交流和分享，发挥辅导员和心理辅导机构的作用， 多进行沟通和交流、 异文化介绍和展示、 心理疏导等， 安抚学生的焦虑、 紧张和抑郁情绪， 建立良好的自我意向， 从而树立积极健康的自我定位和跨文化交流意识。其次，促使小组成员建立新的观念、树立新的视角，构建与自身实际水平相符的发展目标，从而减少目标未实现带来的失落感和自卑感，最终改变自己的适应能力。

因此，在解决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方面的融入问题时，可以建立学校、心理辅导机构、辅导老师、内地学生、少数民族同学以及社工之间的支持网络，在疏导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问题时，这些资源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能够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

3.2 文化交流小组

少数民族大学生从小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一时之间脱离熟悉的文化环境，进入以汉族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内地生活，行为方式、思维模式会表现得力不从心。为了加强少数民族学生对汉族文化的的了解，可以开展特色小组。所谓的特色小组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之间的差异，通过小组活动的设计使两地的学生都能够逐渐接受这种差异带来的影响，彼此间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例如，可以通过介绍各自民族特有的节日及其庆祝方式，让其他民族的学生通过节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在小组活动的开展中，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空间，使少数民族大学生感觉到自己是被尊重的。如在活动布置中添加一些少数民族元素，体现小组活动的人文性。

综上所述，小组工作圈定了学校为地域界限，通过各种形式的小组的建立，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构建了校园内的社会支持网络。这种支持网络主要目的是解决少数民族学生在社会融入中存在的问题，成员间的互动内容很明确，涉及心理支持和文化支持；此种小组工作形成的支持网络的互动持续时间长、关系紧密，成员间双向往来。不同于之前任何学者的研究设计，本研究从微观层面，也就是单纯的学校角度出发，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构建针对他们在融入内地生活所需要的、便捷有效的支持系统，从而能够应付和解决个人心理―文化方面存在的问题，促进个人发生转变并得到成长。

小组工作中学校领导或老师充当小组领导人的角色，内地学生作为协调者或者志愿者，一起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消除融入过程中出现的阻碍，促成他们适应内地的新环境。而且小组成员间发挥“助人自助”的精神，积极分享经验、参与讨论，实现提升自我，可以达到促进发展的目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小组活动中与小组成员彼此间达到心理共鸣和文化认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们远离家乡、资源匮乏和家庭情感支持缺失的不足，使社会支持网络系统中有了一个稳固的基础。

4 总结

少数民族大学生进入内地高校生活、学习，他们远离母体文化，在以汉族为主体的主流校园文化中接受高等教育，对他们来说这是很大的挑战。生活环境的陌生，文化的差异与潜在冲突以及不同程度的心理排斥现象，进而会在心理以及文化上出现很难融入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文章运用小组工作的方法从社会心理和文化融入两方面帮助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构建社会支持网络，使他们在社会心理及文化环境等方面尽快的融入内地学习生活中，在陌生的地域找到归属感。

注释

多民族文化交融篇8

关键词：民族融合表现；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6）01-0380-01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满族在经历着数千年的沧桑变化的同时，形成了她独特的文化魅力。但是随着清王朝的建立，她固有的文化也与另一种具有数千年历史文明的，强大而先进的，并截然不同的文化发生了强烈的碰撞，那就是汉族文化。历史的实践证明，满族最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汉族文化的改造，融合了汉文化的精华，在以民族融合为重要特征的中华文化中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1.民族意识的融合

在满汉文化的交融过程中，满族的民族意识对满文化在汉文化中留下本民族的文化印记起了重要的作用。"满族不仅是一个锐意进取、开放的、智慧的满族，还是一个善于吸收其他民族优长的民族，更是一个顽强维护本民族个性的民族。"入土中原面对浩瀚如海的汉文化，他们不是被迫同化，而是积极主动地接受和学习汉文化，体现了满族较高的民族素质和良好的精神风貌。满族通过特有的八旗制度来维持民族意识。入关之后，面对大海的中原汉族与汉文化，八旗整体意识争强，其内部的民族意识在共同的处境中逐渐淡化。在面临共同的压力危机和利益之下，无论是汉族还是八旗子弟，都能够并肩作战、携手共创、长期以来同呼吸共命运，显然已经产生了认同意识，这时的八旗已经不是满族的专有名词，所以有了"不分满汉，但闻民旗"的谚语。满汉一家亲已经逐步开始和形成和发展，满族民族意识与刚入关之时有所变化，对汉族和汉文化的认同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中原汉族对满族的排斥也随之减弱，这是满汉文化的进一步融合的具体体现。满族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还自觉的、清醒的抵制汉文化的侵蚀，极力维持本民族的特色；利用政治优势，把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渗透到汉文化中，在汉文化中融入本民族的特色；将满汉文化完美结合并上升到新的层面，赋予新的内涵，使之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

2.民族文化的交融

民族服饰是指各民族本身文化中独有特色的服饰，清代服饰具有其鲜明的满汉服饰文化相融合的特征，但是这种融合在其两百多年的统治中却也体现着其正反两方面的特性。由于清代服制的变化，采取的是强制的方式和手段，因此对汉民族的民族情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对汉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一方面。"644年满清入关，强令汉人效法满族的法式并改变衣着风俗，把剃发作为归降的标志。使汉族传统的服饰制度被迫中止。为保护文物衣冠，汉族各阶层人士以各种方式反抗清朝政府的政策，各地人民屡次起义反对剃发易服政策，但都被清政府镇压了下去，酿成了扬州十日的惨案。"但另一方面，通过融合，满族服饰被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轨道，而用料节省穿着方便的满族服饰在融合了汉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服饰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促使汉族人民生活习俗方面逐步与女真人接近并融合为一体。

清入关以后，仍保持着满族自己的丧葬礼俗，如火葬。还有殉葬的习俗，殉葬在满族的先祖人真人中就已经存在，他们的烧饭习俗中有"生焚所宠奴婢"的记载。到清代前期，努尔哈赤死时有三人殉，皇太极有二人殉，入关后顺治帝死时有两人殉，摄政王多尔衮有一人殉。当时满族民间妻妾殉夫，奴婢殉主的事情也时有发生，知道康熙年间才有所变化，从宫庭到民间殉葬之习才有所收敛。《清稗类钞》上说八旗丧葬："其旧俗多以仆妾殉葬，朱小晋侍郎裴官御史时，始建议禁止，得旨允行。"再就是在丧事中奏乐，与汉民族的"闹丧"有些类似，但入关后逐渐学汉人，"凡王公府第，虽备乐，皆设而不作。"清入关后的，其特点"是将其先世旧俗与汉族丧葬礼俗及佛教思想揉合在一起，形成一套繁复细密的新的丧葬礼俗。"

3.饮食文化的融合

满汉融合不仅体现了在思想意识和心理认同上，就连饮食习俗上也交融碰撞出一朵奇葩--"满汉全席"。它带有十分浓郁的满族与汉族饮食文化二元化性特征。在选料上，不仅有各地汉族特产，也吸收了大量满族特有或喜食的土特产，在烹调方法，也有满族传的烧、煮、蒸等方法，也有各地满族和汉族的名菜，还有许多满汉的小吃和粥等，可说满汉全席是满点与汉菜的完美结合。随着时代的发展，清后，满汉全席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作为一种文化观点，由于满族传统饮食文化的抗阻作用，满足固有的饮食文化基因并没有彻底丧失，而是通过与当地饮食文化的整合与调适，形成了一种新的饮食文化。

民族融合在现实中借鉴意义是巨大的。

满汉融合，只是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的两个好兄弟，他们的融合只是中华民族亲如一家的例证，团结合作互帮互助，共同繁荣与发展的表现之一。

合理解决民族问题，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在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主流下，更加重视当代中国民族关系问题，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发展作出新的举措有着现实意义。

重视民族政策的制定，方能促进民族团结。民族团结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因此民族政策就是民族团结的生命线。民族政策的制定要立足于国情，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制定和实施什么样的民族政策，对于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来讲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历史经验证明，我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只有在全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前提下，才能得以真正搞好和切实加强；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也只有在搞好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的基础上，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凡是民族政策执行得好的时候，民族关系就健康发展，民族团结就不断巩固；凡是民族政策执行得不好的时候，民族关系就遭遇波折，民族团结就受到破坏。

参考文献：

[1]陈育宁.《民族史学概论》.[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4

[2]杨学琛.《中国历代民族史》（清代民族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

[3]赵志忠.《满族文化概论》.[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12

多民族文化交融篇9

[关键词] 历史 民族 中国 和谐 发展

一、古代民族关系与当今和谐中国的概况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可追溯到远古。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经历了十分漫长的时期。有相互间的战争掠夺,更多的是民族融合,在历史上逐渐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共同体。在中华民族形成史上,有三次较大的民族融合,从而缔造了如今如此牢固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至此提出和谐中国这一理念。

单从字面上说,和谐是指“配合得适当和匀称”,社会是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也叫社会形态”。因此,所谓和谐社会,就是指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所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有效的协调、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稳定有序的社会。具体说,就是一种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中国是我们党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与我们党治国理政追求的完美结合。

二、民族政治往来对和谐中国的贡献

为促进各民族政治往来,各朝各代均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和亲,派遣使者等。闻名古今的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张骞通西域等。这些措施打开了各民族蔽塞之门,给各少数民族带去了先进文明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为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更长远地说,促进当今和谐中国的发展。如鲜卑、匈奴、蒙古等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在汉族政治的影响下,都发展了由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度。494年,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一是禁胡服,改鲜卑服装为汉服;二是改胡语,规定30岁以下的鲜卑官吏,在朝廷上要说汉语;三是把鲜卑姓改成音义相近的汉姓,如六步孤式改为陆式;四是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五是改革管制等。这些措施的实行,充分显示汉族政治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同时,这些措施推动了民族大融合的迅速发展。后来,明清时期,在册封达赖、班禅、驻藏大臣等,在西南地区进行改土归流……这一系列的措施,进一步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当今中国,各族人民和谐共处,贯彻“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原则。中央在各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少数民族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在了解自身条件的基础上,实行自治,因地制宜,加强了中央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交流,一片和谐景象。

三、民族经济交流――和谐中国大市场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是农耕自然经济,可划分为两大经济区,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为界,东南部为农耕区,西北部为游牧区。农耕区以种植业为主,同时也有家禽,家畜的圈养业和家庭手工艺,构成自给自足的经济类型。畜牧区的游牧民族以畜牧,狩猎为主,“逐水草而居,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有冲突,战争,也有经济文化的互补和民族的融合。上文提到的文成公主入藏,张骞通西域等,都极大促进了各族经济的交流,给少数民族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经济制度、生产工具,少数民族先进生产技术也不断传入汉族。棉花的种植与棉纺织技术的创造都是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开始的。它从南北两路传入中原,北部自新疆传入关中地区,南路则由南海,闽广向长江流域推广。元朝,忽必烈在浙东等地设置木棉提举司,说明我国长江流域早已种植棉花,纺纱织布。但是,由于工具简陋,效率不大,成品叫粗糙。元成宗时期,劳动妇女黄道婆把海南黎族的纺织技术带去松江府的乌泥泾,才改进了纺织工具和技术,各族纺织业进一步推广。这些都提高了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利于各族经济发展,巩固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甚至通过丝绸之路开放了外国市场,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经济地位与水平。而今我国各族的经济交流因交通、政策的便利,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民族文化交融――当今中华文化集大成

人类文化史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成果。无论是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还是思想文化,都是在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与发展的。

中国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本民族独具特色和风格各异的文化。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受到尊重和保护,各民族都着重保持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而中国文化几千年巍然立于世界东方,不仅有一定的物质条件,更有思想基础。这是源于历史上各族人民文化的交融。汉族文字不断传入各个民族,各族首领大多要求会说汉语,写汉字。以元朝为例,最高恶疾所属为蒙古族,在过去局限在大漠南北,同中原地区关系不太密切。而后,通过驻防,屯田,从政等关系,打了散居内地,吸收汉族文化。以前的契丹人,女真人,又要和汉人接触较早,在风俗习惯与文化上大量与汉族融合,在元朝把他们称为汉人。在另方面,中亚一直欧洲的外国人又称中国北部的汉人为契丹人,甚至把整个中国称为契丹。维吾尔族以前住在河西至新疆一带,后也散步各地,如今其舞蹈,音乐,语言等广泛传播。维吾尔族的文化对蒙古族也有很多影响,蒙古字母就是从维吾尔字母衍化来的。在元代,不少维吾尔族又接受了汉族文化,出了不少学者和诗人。归属元政府统治后,和内地关系更密切了。式的寺院佛塔在内地也出现了,第一个国师巴并在公园1269年为元朝制订了蒙古新字――所谓八思巴字。足以见得,民族文化的交融程度。而今,国家更是重视保护民族文化财产,对传统民族文化进行发扬与传播。重视民族节日,如傣族的泼水节等。保护文化遗产,如布达拉宫。尊重文化多样性是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内在要求。各民族只有人口多少和发展程度上的区别,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精粹,每个民族的文化精粹都是这个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和人民智慧的结晶。民族文化起着维系社会生活、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是这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根基。

五、把握民族关系――促进当代和谐社会发展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的共同奋斗创造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和璀璨文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情,民族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的稳定事关祖国边防巩固,社会长治久安,国家兴旺发达。虽然民族关系问题至今没有处理得尽善尽美,但各族人民团结互助这一大趋势不会改变,和谐中国的构建必定因此而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 张家鹏,王祥.中国文化概论.2006,1.

[2]张传玺.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7.

[3]刘泽华等.中国古代史.人民出版社,1979,9.

[4]司马迁.史记.

[5]罗贯中.三国演义.

多民族文化交融篇10

关键词：佛教；文化；民族；圆融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佛教自古印度传入中国的二千多年以来，以其深邃的哲理和弘法利生的理念，与中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伦理互相交融、互相适应，逐步演变成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佛教文化。在今天建设当代先进文化的伟大实践中，佛教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佛教文化的民族特征

由于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途径的不同，以及各地区的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差异，形成了中国佛教的三大系，即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这三大系佛教由于信仰民族的不同，各自具有独特的民族特征，而民族特征的不同，往往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重要标志，正所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汉传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与以儒、道为代表的原有文化融合，形成了具有浓厚中华汉民族文化特征的佛教文化，而中国文化也被打上深深的佛教文化的烙印，以至在汉地中国人中形成的“儒可以治国、佛可以治心、道可以治身”的文化共识。如今遍布汉地的寺、塔、窟、石刻、壁画等诸多形式；信奉释迦佛、阿弥陀、观世音等诸多内容，可以说是大乘佛法天然的博物馆、艺术宫，如乐山大佛的大雄大悲、敦煌壁画的博大精深、梵呗音乐的清净韵律，这些都具有不朽的科学价值、人文价值与美学价值，为世界佛教的珍贵遗产。

藏传佛教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的宗教，已有一千多年的传统。在地区，宗教情感与艺术活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藏传佛教建筑物都装饰着雕塑、壁画和唐卡，这些造型艺术既保存着原始宗教古朴稚拙的遗风，又呈现出系统宗教的成熟、发达和精致。藏传佛教的各种造像和供奉物，可以激发佛教徒的禅恩，从中可窥探到藏族祖先的精神寄托和对文化艺术的审美追求，探寻到藏民族的历史以及各种文化交融发展的轨迹。

南传佛教最显著的特点是信教民族的普遍性，在云南地区的数十个少数民族中，信仰佛教的占绝大多数，所谓“村村有佛寺、人人当和尚”之说。南传佛教使用傣文贝叶经，仍旧保持如法如律、精进修学的早期佛教的优良传统。景洪的大菩提寺、猛海的八角亭、瑞丽的遮勒熊金塔等建筑非常优美，是研究我国巴利语系佛教艺术和少数民族建筑风格的珍贵实物。

中国三大系佛教文化，民族特征鲜明，法乳一脉，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艺术资源，蕴含了深厚而宝贵的济世理念，共同推动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发展与弘传。

二、佛教文化的民族凝聚力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中国文化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最根本的一点在于民族精神的培养和思想道德的建构。这种民族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

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这种思想道德，就是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民族精神和思想道德，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内核。

佛教文化“如梦如幻的生命本质，一切皆苦的人生真谛，亦僧亦俗的人生态度，圆活无滞的思维方法，平等自救的自主意识，忍辱负重的宽广胸怀，与人为善的处世方式”，对增强中国当代文化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报恩度苦、忘我利他”的佛教理想可以引导人们热爱祖国和人民，积极投身于扶危济困、建设国家的实践中；“法无我”、“人无我”的生命本质，可以明示人们既不因沧海桑田、物是人非的空幻本质而放弃现世追求，也不把现世追求看得太重；一切皆苦的人生真谛，教导人们以充分的心理准备应付生活中的艰难困苦；亦僧亦俗的人生态度，启发人们既不放纵物欲，也不压制物欲；圆活无滞的思维方法，教育人们用灵活的方式对待多变的社会；平等自救的自主意识，提醒人们凡事既取决于外在机缘，更取决于自身奋斗；忍辱负重的宽广胸怀，砥砺人们重视困难挫折，培养坚强意志；与人为善的处世方式，培养人们戒恶扬善、舍己为人的人道主义精神。

另外，佛教文化在祛病健身、心理调适、消除烦恼、临终关怀、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都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财富，融入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思想道德，同样有助于增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凝聚力。

三、当代佛教的圆融

佛教在与中华各民族固有文化互相对话、交流中，形成的中国佛教特有的和合圆融精神，这种精神源自佛教的缘起，佛教以“众缘和合”为世界万事万物形成的理论依据。因此佛教不仅随顺诸缘，而且广结善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圆融”成为佛教入世的重要原则。佛教认识到，只有“圆融”才能“无碍”。佛教之所以在中国能流传二千多年，亦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社会中传播，既得益于中华传统文化本来具有的包容性，又得益于佛教和平智信的特征，更得益于中国佛教圆融含摄的历史智慧。圆融已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优良传统，深深影响着当代的弘法者，他们继承传统的圆融精神，以响应时代及多元文化的挑战。太虚大师主张佛教革命时，曾大声呼吁吸收各种外来文化，将它们的精髓圆融于佛教。新晨

在当代，赵朴老曾经精辟地把中国佛教定位为“三个圆融”，即要把佛教的事业圆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捍卫国家领土和的完整，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促进中国佛教界与世界各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的伟大事业之中。花落还开，水流不断，哲人其萎，言犹在耳。“三个圆融”是中国佛教感召四众弟子、凝聚佛子之心的新境界，是中国佛教与时俱进、利乐有情的新阶段，是中国佛教大智慧、大光明的新前景。让我们尽佛教之力凝聚力量，扬佛教之长凝聚人心，使人不分信仰，地不分南北，才不分高低，力不分强弱，功不分先后，利不分大小，都一起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

参考文献：

《扬佛教之长，聚民族精神》

叶小文中国宗教2003年第10期

《加强对藏传佛教文化艺术遗产的保护》

刘志群《艺术研究》2004年第二期

《中国佛教圆融观及其现代意义》

韩焕忠中国民族宗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