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俗文化研究十篇

婚俗文化研究篇1

【关键词】中西文化 婚俗礼仪 差异 原因

【中图分类号】K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9-0015-02

文化是人们生活积累的产物和社会现象，它包括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范畴。由于中西方历史背景和不同，导致在社会生活各方面有差异。这就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它会影响学习者的交流。语言能力是交际能力的基础，然而具备了语言能力并不意味着具备了交际能力。交际能力当中不可忽视的还有社会能力，即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合适交际的能力。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可以帮助学生培养爱国主义精神，为他们的终生学习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本文通过对中西方婚俗礼仪的分析，以此帮助学生了解世界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以便有利于教学。

礼仪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中发展和沿传下来的文明规范。婚俗礼仪是文化风俗的一部分。对中西婚俗文化的独特性进行比较研究，是研究中西方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更是实现跨文化交际的需要。

一、中西方婚俗礼仪差异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中西方形成了各自的嫁娶观和相应的婚俗礼仪，中西方在订婚习俗、婚礼仪式及婚后习俗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一）中西方订婚习俗不同。

说到中国传统订婚习俗，从迎亲到归宁（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回娘家”）有二三十种礼节。其中尤其要提到的是“六礼”， 它最早见于《礼记・昏义》。每一项礼仪都有严格的标准，是中式传统婚礼中必须遵循的准则，否则就会被称为不懂礼数。 纳采即六礼之首，就是现在说的“提亲”，男方托媒人带着礼品到女方提亲，女方答应提亲后男方请媒人问女子名字、生辰等，并卜于祖庙以定凶吉;纳吉是指男方问名、合八字后，将卜婚的吉兆通知女方，并送礼表示要订婚的礼仪;纳征，亦称纳成、纳币。要纳聘财成婚礼。下聘礼大聘叫作下大茶，在古代婚姻中茶礼是不可免的。订婚所下的茶叫订茶，男方要行茶下茶，女方吃茶受茶，所送礼金称茶金，女方受聘前叫待茶。纳征后婚姻关系便确立了;请期即男方通知女方成亲迎娶的日期;亲迎即正式的迎亲、举行婚礼。

而西方的整个结婚过程由男方的求婚开始。传统婚俗习惯中，女方会举办一个订婚宴会，由新娘的父亲主办，旨在告诉亲朋好友新人要结婚了这个喜讯，这是促成婚姻必不可少的步骤。订婚典礼与结婚典礼比起来气氛要轻松许多，会有重要的人物（比如家长，认识男女双方的朋友等）进行演讲和敬祝酒词。

（二）中西方婚礼仪式不同。

中西方婚俗礼仪突出不同之处，体现在婚礼上。在现代中国，占主要地位的还是传统的礼仪方式。中式传统婚礼是人前的婚礼，热闹、隆重而喜庆。而西式婚礼是神前的婚礼，神圣、安静而唯美。

1.婚礼服饰不同。

在举办婚礼时在穿着方面很讲究。 中式传统婚礼具有典型的中国风色彩。中西方审美观与习俗的差异决定了婚礼服饰的不同。西方的婚礼服饰华丽、颜色大胆;中国的婚礼服饰，则体现了传统、朴素、保守、含蓄的特征。在中国文化中，红色是中国传统的代表喜气的颜色，它是中式婚礼的主色调，象征着吉祥如意，预示在婚后的日子红红火火。西式婚礼则以纯洁的白色为主，白色婚纱始于19世纪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婚礼，是纯洁欢庆富贵的象征。

为了有一个好彩头，新人白头到老，在中国新娘出嫁时，从内到外要穿新衣新鞋，预示新生活的开始。而在西方，婚礼时有“旧、新、借、蓝”等习俗。“旧” 代表着新娘结婚之后还会和娘家保持联系，有的新娘穿上母亲甚至祖母的婚纱，预示着可以从长辈那里传承好运;“新”是指朋友送的礼物，象征新生活; “借”指从一个婚姻幸福的朋友那里借来，预示着朋友的幸福婚姻也会带给新人好运。“蓝”指则新娘的一些小饰物或花束用蓝色，意味着新娘的纯洁及贞洁。

2.婚礼举行地点不同。

在中式传统婚礼中，婚礼通常和婚宴一起举行，举行婚礼的地点大都是在男方家。中国婚姻所建立的夫妻关系，是为使女性归属于丈夫所在的家庭。婚后女方要住在男方家以尽为人妻为人媳的职责，比如照顾公婆，相夫教子。中式婚礼主角可以说是两个家族，而西方大都信仰基督教，人们希望自己在婚礼上得到上帝的见证及祝福，所以西方的婚礼是在教堂中举行，主婚人是神父。西式婚礼主角是一对新人。随着神圣的《婚礼进行曲》步入鲜红的地毯，新娘挽父亲手臂进入教堂;父亲把女儿的手交到新郎手里，象征着把女儿交给了他。牧师致词、新人宣誓、交换戒指、祈祷、咏唱诗歌等，而并没有新娘寻求其他亲友接纳的过程。

3.婚礼程序不同。

中西方婚礼当中的行礼仪式因为各自不同的而存在着差异。中国传统婚礼是谨慎而严格的，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婚礼是随意而轻松的。中国传统婚礼邀请家族中德高望重的人的担任司仪。中式婚礼是三拜九叩的拜堂大礼，婚礼中最重要环节就是拜天地，主要的程序是行三大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新人以这三拜表示礼成，表示说他们已经传承了天地的旨意，得到祖先及父母的认可正式结婚。而西方信仰基督教的居多，他们由神父或牧师来主持婚礼，宣布他们婚姻的合法性。礼仪上更是尊重信仰，在上帝的面前许下誓言：“从今天开始，相互拥有，相互扶持，无论是好还是坏，是富裕还是贫穷，是健康还是疾病都彼此相爱、珍视，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表示忠于彼此的爱情与婚姻，相互交换戒指并亲吻对方后表示礼成。

从婚宴上来看，婚宴是婚礼当天答谢宾客举办的隆重筵席。传统婚礼后新郎会由家族长辈带领，一一向前来参加宴会的宾客敬酒答谢，而新娘回洞房休息。西方婚宴比较自由，多采用自助餐的形式，有的还会举行舞会。

（三）中西方婚后习俗不同。

中式传统婚礼过后，新人三朝回门，它是指婚后的第三天，有女儿不忘父母养育之恩赐，女婿感谢岳父母及新婚夫妇恩爱和美等意义。女方会设宴款待，新女婿入席上座，由女方家长陪饮。女方家广设华宴，款待新婿，这就是回门宴。

与中国传统婚礼相反，西方的新婚夫妇们在婚礼过后离开家人朋友乘车出发度蜜月。这种习俗起源于英国，在古代条顿族盛兴“抢婚”这一习俗，为了防止新娘被抢回去，新郎婚后立即带着新娘到外地去过一段旅行生活。在这段旅行生活中，新人会喝一种用蜂蜜制成的饮料，连续不断地喝满一个月，因而叫作“蜜月”。

二、中西方婚俗礼仪差异产生的原因

（一）婚姻制度起源的历史背景不同。

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中式传统婚嫁礼仪带有很强的封建文化色彩，它的缔结是以宗法秩序为准则，以儒家“阴阳尊卑”学说，尤其是董仲舒之后的儒家思想为依据，并贯穿于一整套婚姻仪式中。在中国传统婚礼中，男女结合讲究“天作之合”、“门当户对”、“合八字”，起主导作用的几乎都是男方或家长。古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说法。

在婚礼行礼过程中，新人站立位置遵循“男左女右”的原则，这也是男尊女卑社会观念的体现。而西方婚礼与传统的中国婚礼恰恰相反，这来源于古代的一个传说，盎格鲁萨克逊的新郎常常必须挺身而出，以保护新娘免得被别人抢走。

在中式传统婚礼仪式上，新人“一拜天地，二拜高堂”，“高堂”就体现了在婚姻关系中父母意见的重要性，这也是儒家思想的体现。儒家非常强调家庭，儒家观念中的的家庭是社会的微缩版，其中父母对子女的关系，就是社会中统治阶层对下层的关系的映射。

而西方国家，例如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各国的婚俗仅形成于千年甚至百年前，这种时间上的跨度决定了中西方婚俗礼仪之间存在差异。西方国家中，亚当和夏娃的婚姻故事是西方婚姻的起源，它让婚姻披上了宗教神学的神秘面纱，宗教的产生把西方婚俗礼仪推向了文明化进程。在以《圣经》为绝对权威的基督神学影响下，西方人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以及人权神圣不可侵犯。西方婚姻重视个人自由意志，强调人的理性选择。他们认为婚姻是上帝赐予每个人的福利，履行婚姻就是遵循上帝的旨意，他们借婚姻体验神的爱和生命的奥秘，体现神与人所立的盟约，女性享有独立人权，男女交往是自由的。

（二）中西方信仰的宗教观念不同。

各大宗教对中西方婚俗礼仪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不同的的影响下，婚礼过程中逐渐形成不同的风俗习惯。中国的传统婚礼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拜天地，这是因为大部分中国人信仰佛教，“拜天地”体现了人们向往“天地人和谐”的宗教哲学，表明新人将自己的终身大事告于天地，希望得到天地的祝福。又如“六礼”当中的第二礼――问名――双方交换八字，依照“八字命相说”，寻求与自己八字符合的配偶。这就是道教“五行八字”对婚俗礼仪的影响。

西方信仰基督教者居多，基督教认为，婚姻是上帝赐予的，所以应该在神的见证下举行婚礼。婚礼必须在教堂举行，婚姻才得以成立。西方的婚礼由神父在教堂里主持，婚礼上的每一个程序如祷告，经文诵读，婚约问答，誓约，交换戒指等都有着特定的神学意义。

三、总结

通过以上中西婚礼习俗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神圣的，源远流长的社会制度对中西婚礼习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然，婚俗礼仪仅仅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小方面，并不能代表和揭示所有中西方文化差异，但它们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对我们学习中西方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了解中西方婚俗礼仪差异对于跨文化交际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应该引起语言学习者的足够重视。

参考文献：

[1]潘文晋.从中西婚礼文化看中西方文化差异[J].今日南国（理论创新版）.2008年03期

[2]曹明逸.体验西方礼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3]杜学增.中英文化习俗比较[M].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4

婚俗文化研究篇2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   婚丧   礼俗

礼俗是中国古代社会调节与制约人们行为的规范。长期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礼制被视为封建残余，学术界对其研究十分薄弱。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历来被视作是“礼崩乐坏”的黑暗时代，因而此现象尤为突出。民初以来，学者们尽管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史、经济史乃至思想文化史方面的研究皆有深入发展，而对于礼制之研究，尤其是对婚丧礼俗的研究鲜有涉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大有改观，这主要表现为大量有学术研究、参考价值的著作、论文的涌现。仅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涉及此课题的学术专著多达20余部，此外尚有大约80余篇学术论文刊载于国内各种学术刊物上。[1]现据笔者对这一时期研究状况的初步了解扼要综述如下。

一   婚姻礼俗

（一）身份内婚制研究

身份内婚制，又称门第婚，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紧密相关的一种婚姻制度，它与仕宦是支撑门阀世族社会地位的两大支柱。因而，随着对这一时期世家大族研究的深入，对身份内婚制的研究从横纵两个方面皆取得显著成果。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着身份内婚制婚姻发生的原因、发展历程、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等问题来进行论述。

身份内婚制发生的原因。目前国内学术界的普遍共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并不断强化的门阀政治制度是身份内婚制之所以产生并赖以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在门阀制度下，高门大族借助于彼此之间的婚媾来维持血统的纯洁，保持其社会特权地位不受庶族寒门的侵犯，巩固彼此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它带有一股浓厚的政治互利色彩，并且被视为是一种约定俗成、“天经地义”的社会习俗风尚为社会各阶层默认、遵循。[2]

不少研究者指出：身份内婚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将其视为凝固不变的观点不符合当时实际状况。日本学者中村圭尔先生亦认为：南朝社会各阶层互为封闭性婚姻圈，但在两个相互接近的婚姻圈边缘时会发生“交叉”现象。南朝社会身份内婚制婚姻经历了一个由封闭到开放的发展过程：三国西晋时期可视为其萌芽时期，其特征是士庶不婚的界限尚不十分严格，世家大族仍以德行、风标、玄谈等作为取舍的主要标准；东晋时期严格流品，门阀政治的完全确立，门第观念在婚媾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目前学术界在对世族身份内婚制开始衰落的时间界定问题上尚存在分歧。吴成国认为，南朝刘宋时期，由于门阀制度的衰微，世族身份内婚制模式开始被突破，其标志是这一时期门阀世族与出身寒微的皇室之间“国婚”数量激增，这一特殊现象与东晋时期的国婚鲜见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反映出由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向南朝时期的皇权政治过渡的历史轨迹。王铿则认为，南朝宋齐时期出现的士庶通婚虽不是普遍现象，但毕竟是对“士庶不婚”婚制的突破，标志着士庶间界限开始趋向模糊、淡化。也有研究者认为，南朝初期，由于传统观念的惯性延续及世家大族根深蒂固的社会地位，身份内婚制基本得到了维持，国婚数量的增多虽与东晋时期国婚罕见形成鲜明对比，也确实反映了世族当时社会地位开始低落，但其仍能与皇室联姻这一现象本身就可反映出，当时其政治势力仍不容忽视。梁陈之际，由于南方土豪的兴起，侨姓世族社会地位的进一步低落，国婚数量开始剧减，侨、吴身份内婚制才逐渐解体。易图强根据数量统计分析的结果指出，南朝时期士庶通婚现象仍属罕见的特例，它并未改变身份内婚制婚姻的主流地位，门第依然是门阀世族间相互婚媾的首要或唯一标准。[3]

以往对十六国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中汉族世族这一特殊群体的婚姻状况缺乏详细的研究，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关注到这一问题，刘幼生、刘驰撰文指出：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汉族世族与南方的世族一致，同样实行严格的身份内婚制。以北魏孝文帝改革为界限，这之前汉族世族婚媾重视门第族望，拒绝与寒门及少数族统治集团联姻。之后，汉化的少数族统治集团加入汉族世族的婚姻圈，并以婚媾为纽带，形成一个稳定的胡汉统治集团，这是北方汉族世族势力鼎盛时期。北魏分裂后，出身寒微的胡汉统治阶层凭借权势进入汉族世族婚姻圈，士庶不婚的界限被突破，身份内婚制开始解体。[4]

对于影响身份内婚制婚姻的因素，目前学术界的共识是：政治、经济因素是决定性的因素。世族婚姻的每一个环节都以获取政治、经济最大利益为主要出发点，地域观念、个人德行、宗教等因素亦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吴成国、宋晓梅分别通过对东晋南朝侨吴世族之间、麴氏高昌张氏婚媾的研究，探究了地域观念的影响，提出以地域观念为出发点，以婚姻为纽带形成的地域集团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是用来巩固彼此之间权力利益的重要手段。不过，这种地域观念的影响是随时间的不断推移而逐渐减弱的。[5]叶妙娜通过对以陈郡谢氏为代表的侨姓实足婚姻的考察，认为宗教对谢氏与其他世族之间婚媾亦具有影响，王连儒则认为世家大族之间即使宗教信仰不同也有联姻的情况，两个家庭能否联姻，主要还是取决于彼此之间婚姻伦常、政治地位及政见的异同。[6]在士庶不婚尚不严格时，个人德行容止在婚媾标准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永嘉乱后，随着门阀政治制度的完全确立，个人因素被逐渐排斥。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完全消歇，在特殊的情况下仍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对于身份内婚制的影响，目前史学界大多围绕维持世族政治经济特权、保持血统纯粹；激化世族庶族矛盾；婚姻重叠造成亚血缘婚姻、逆缘婚现象普遍，从而造成世族素质的降低等方面展开论述。另外，其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方面的贡献亦不容抹杀，如谱牒学的盛行，就是其显著体现之一。

对于魏晋时期的非身份内婚制婚姻，薛瑞泽等指出：三国时期虽出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门阀身份内婚制婚姻的萌芽，但两汉时期的政治性婚姻仍延续不衰，其表现为各统治集团内部借助婚姻来强化集团内部凝聚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种婚姻形式可衍变成军事婚姻，具有不平等、多变的特点，带有浓厚的政治、地域色彩。[7]

（二）民族间婚姻的研究

民族的迁徙与融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因而对当时民族间婚姻关系的研究就成为研究当时民族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停留在对统治阶层，即对少数族统治集团之间及其与汉族世族之间的婚姻关系进行探讨的阶段，对于其他社会阶层则由于史料的缺乏而较少涉及。就目前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对北魏皇室，特别是对宗室女性的婚姻研究比较深入。施光明、谢宝富通过对北魏宗室女性婚姻前后两个阶段特征的分析，认为：北魏前期与柔然、吐谷浑等邻近的强大部族政权联姻较多，可视其为历史上和亲政策的延续，也是黄河流域各民族融合的反映。后期则主要与本部族及汉族世族联姻，多遵循“十姓不婚”的婚俗，以家族门资为主要标准。北魏分裂后，东、西魏，北齐、北周宗室女性则多与北方少数族政权及本国的军功集团联姻，与汉族世族则较少，具有浓厚的政治功利色彩，是拓拔氏政权及北齐北周政治利益的变化在婚姻关系上的反映。[8]

和亲是历史上备受关注的话题，然而从目前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和亲研究状况来看仍显不足。崔明德、李新论等对这一时期有关和亲的特点、作用进行了建设性的分析、研究。崔明德通过对史料的分析认为，三国两晋时期汉族与少数族政权之间和亲事例极为罕见；北朝时期和亲则多属于结交军事同盟性质，北魏分裂后尤为明显。[9]

（三）婚姻礼制与习俗

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是古礼中婚姻成立所必需的基本程序，称为“六礼”。由于以往将魏晋南北朝视为“礼崩乐坏”时期，故对其缺乏研究。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婚姻“六礼”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官方颁行的婚礼正统模式，即使是仍处于由原始游牧阶段向农耕定居阶段过渡的一些北方少数族政权也积极提倡这一模式。东晋成帝、穆帝时期制定的婚姻“六礼”版文就明确反映出当时统治阶层力图维护传统婚姻礼制的意图。这一时期婚姻礼制的特点是：由国家规定，具有严格的等级性；以传统“六礼”为依据，不离礼经轨道；婚礼的演变反映了当时我国民族婚姻文化融合的趋势。吴成国从横、纵两方面对东晋南朝时期由于经济社会等因素造成的婚姻礼俗地区不平衡现象进行了研究。将东晋南朝统治区域按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划分为四个区域：吴会、荆襄地区由于经济发达，在承继东汉婚姻礼制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之；京口、建康、豫章地区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婚姻礼制走在时代前列，门阀世族婚姻逐渐解体，由封闭趋向于开放；淮南地区由于受南北民族战争及随之流传而来的少数族婚俗影响，婚姻礼制拓展较为缓慢；岭南、闽中地区，开发较晚，只是由于国家的倡导，婚姻礼制还处于萌芽状态，尚遗留有大量原始婚姻习俗。[10]

对这一时期的婚姻习俗的研究主要分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总体上对汉族及少数民族婚姻习俗及其交互影响进行研究。北方少数民族虽逐渐仿效汉民族的婚姻模式，但仍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及大量原始婚姻习俗残留，如血缘婚、逆缘婚等婚姻形式大量存在；南方汉族婚媾则大多重视门第。指腹婚、冥婚等陋俗在相对开发的环境中仍顽强存在，早婚、再婚现象普遍，婚嫁相对自由，婚姻观念对社会各阶层的束缚较其他时期相对松弛。[11]一是对少数民族进行个案研究。王晓卫对鲜卑族（这里指广义上的概念，即包括鲜卑化的其他部族、人民）婚姻习俗进行研究，认为，鲜卑族在进入中原前后时期尚保留有大量原始婚姻习俗，如群婚、血缘异辈婚等。婚姻观念相对开放、自由，是原始氏族游牧经济生活在婚姻文化观念上的反映，带有粗豪的游牧民族气息。东西魏分裂之际，由于北方尚未受汉化影响的鲜卑族的大量涌入，原始婚姻习俗在某种程度上又有所回复，但这是昙花一现，不久便随着各民族融合的加快而趋向式威。朱大渭等高度评价了鲜卑历史上两次婚姻制度改革的积极进步意义，认为：北魏初期，汉族士人，特别是高门世族与拓拔鲜卑贵族通婚记载寥寥，恐与其同姓相婚的陋俗有关。孝文帝改革取消这种陋俗后始有改观。西魏北周继承并深化了有关婚姻制度的改革，以法令形式对存在争议的“内外之婚”作出明确的禁绝。这两次改革对于泯灭鲜卑、汉民族之间界限、促进民族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我国婚姻史上一大进步。此外，杨铭、虞明英还分别探讨了氐族及新疆塔里木盆地少数民族的婚姻习俗等有关问题。[12]

（四）早婚再婚及贞节观念的研究

早婚、再婚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普遍的现象。目前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早婚婚龄的考证、早婚再婚盛行的原因两方面，兹一一列举说明。

薛瑞泽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男女婚龄呈下降趋势。三国时期男子婚龄大致在15—17岁，女子婚龄平均约在17岁左右，早婚婚龄约在13岁，与汉末无多大差异；西晋时期男子婚龄平均为15岁，比女子约小2—3岁，女子婚龄约为13—16岁，童婚现象增加；南朝女子婚龄约为12—13岁，相比较而言，男子约小3—4岁；北朝女子婚龄与南朝基本一致，约为13岁，男子较南朝高，与女子婚龄基本接近。谢宝富认为，薛文仅依据十余例婚姻而得出的结论值得商榷。谢文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早婚、晚婚现象皆有，但据计量分析，北朝男子婚龄一般在15岁，女子婚龄约为13—14岁，而实际生活中低于或高于这个年龄成婚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梁满仓则提出婚龄中轴线的观点，即男子婚龄平均约为15—16岁，女子约为13—14岁，其它婚龄则依此中轴线而上下波动。[13]

对于早婚、再婚这一相对普遍现象的研究大多结合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特征的探讨来展开。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战乱动荡频繁的时代，自两汉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儒家传统礼教受到猛烈冲击，社会思想的自由、宽泛前所未有，贞节观念相对淡薄；两汉以来高度集权的皇权卑落；由于战争造成的人口锐减，为保证军役赋役的来源，政府对早婚、再婚采取鼓励甚至强制手段来加以推行；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少数族淳朴、奔放的婚姻习俗对汉族特别是女性的婚姻观念带来巨大冲击；动乱带来的寿命无常观念的影响等因素导致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早婚再婚现象相对普遍。也有研究者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贞节观念并非如想象中那样宽泛，越是在社会动荡、世风日下时，贞节观念越是受到重视，通过褒扬包括贞节在内的伦理教化来规范舆论。针对以往研究中只是片面强调少数族婚俗对汉族影响的偏颇，于云瀚研究了儒家礼教思想对少数民族婚姻观念的影响。未进入中原之前，少数族女性婚姻观念本来颇为开放，而进入中原后由于受汉族伦理道德、特别是贞节观念的影响，其往昔率性自然的婚恋观已基本消失，婚嫁大多遵循儒家古礼而行。[14]

二   丧葬礼俗

（一）厚葬薄葬问题的研究

“慎终追远”是儒家在丧葬问题上的基本主张。秦汉以来依此为据而兴起厚葬之风，虽有有识之士如西汉杨王孙等力矫世俗亦无济于事。魏晋时期厚葬之风大为减弱，薄葬之风的兴起给人面目一新的感觉。近年来研究结果表明：魏晋之际，曹魏统治区域盛行薄葬，而吴、蜀则承继汉制实行厚葬。西晋统一以后及整个东晋统治时期，出现了皇室薄葬而门阀世族厚葬的现象，但总而言之，薄葬习尚在魏晋时期始终占据主流地位。魏晋时期厚葬之风虽不盛行，但并未歇绝，且与薄葬习俗互为消长。而且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某些历史文献的记载与真实情况往往有很大出入。三国时期曹魏统治区域实行薄葬，这种习俗影响延续至东晋初期，至东晋后期仍让位于厚葬习尚，自曹魏时期厉行的碑禁的松弛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厚葬习俗的盛行。十六国政权实行薄葬者罕见，厚葬之风盛行。综观魏晋时期，薄葬趋势是由强至弱，厚葬则呈由弱至强的趋势。

为什么秦汉时期盛行的厚葬习俗至魏晋时期为薄葬习俗所代替？这可能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密切联系。魏晋时期，由于各种矛盾的激化而使社会长期动荡不安，尽管有司马氏西晋短暂的统一，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由于战争而导致的社会经济残破的局面，这就使实行厚葬缺乏必要的经济力量支持。皇权的衰落，门阀世族权力的膨胀对中央集权制度的抑制，使秦汉时期皇室大兴厚葬的方式无法继续。盗掘坟墓之风的盛行，使厚葬的弊端暴露无遗，从而使统治阶层不愿意实行厚葬。佛教、道教等宗教思想的流行，其达观的生死观及丧葬模式对儒家传统的久丧厚葬有力的冲击。春秋战国秦汉以来薄葬思想的影响及延续。统治集团身体力行，使之制度化。门阀世族标新立异的心态作用。等等。[15]

由于薄葬习俗的盛行，从而使魏晋时期的陵寝制度较秦汉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魏晋之前的秦汉时期或而后的隋唐时期，统治阶层，特别是皇族皆耗费巨额财富营建陵寝。而魏晋时代历代帝王的陵寝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数量上而言，皆远远逊于秦汉、隋唐时期，处于相对衰落时期。这固然由当时的社会条件所决定，但与统治者的倡导亦不无关系。如魏武帝、文帝皆于终令中反复申明：“居贫瘠之地，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珠宝。”“封树之制，吾无取焉。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无藏金银铜铁。”[16]

十六国少数民族统治者沿循其具有民族特色的“潜埋虚葬”葬俗，陵寝基本已无可考。北魏时期坟丘墓始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研究者认为：所谓“潜埋虚葬”是十六国北朝时期在北方统治集团中流行的一种丧葬模式，是石赵、南燕慕容氏、东魏高氏及拓拔氏早期的主要葬法，除沿袭其传统的葬俗外，与其由于处于发展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民族之中而产生的民族自卑心理、防范心理皆有关联。由于拓拔鲜卑国力强盛，加之自北魏孝文帝时期就积极实行汉化政策，故不存在“虚葬”现象。[17]

（二）     丧葬礼仪习俗

“慎终追远”是儒家传统的生死观，自先秦时期就有了比较规范严密的治丧程序，这些名目繁多的复杂礼仪概括说来大致可分为三部分：殡殓、治丧、居丧。根据对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中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丧葬程序的考察，韩国河认为，魏晋时期的丧葬礼制多承汉制，一些古礼基本得到延续，如五服之制、三年守丧、会葬等等。秦汉以来兴起的厚葬之风在蜀、吴二国继续延续，至西晋时期重新占据主导地位。东晋时期在继承汉魏以来的丧葬礼仪的基础上又有所变易，特别是东晋时期在承袭西晋制度的同时，还糅合了江南吴地的大量习俗，如“招魂葬”的出现及盛行。魏晋时期丧葬礼制区别于古礼的创新之处在于：三国时期曹魏统治区域盛行薄葬；曹魏时帝王开始实行的“不封不树”之制是其显著表现；明器的种类、数量较以往大为简约；“凶门柏历”盛行；由于门阀制度的兴盛而大臣陪葬现象少见。不过，这一时期丧葬礼仪所体现的严明的等级性比两汉时期更突出。[18]

目前对魏晋时期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如葬法、棺椁制度、封树及随葬品的研究范围尚主要集中于鲜卑、突厥等民族。有研究者认为，丧葬习俗虽不是区别少数民族族属的唯一依据，但仍然不失为较科学、准确的标准。基于此，孙进己、干志耿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我国北方的主要少数民族葬俗的分析，对其族源、族际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林干则详细阐述了突厥族的丧葬有关习俗。[19]

（三）对考古资料的研究与应用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丧葬礼俗的研究除应用传世文献资料外，近年来的考古成果也受到研究界的广泛重视。通过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相结合，将这一课题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通过对出土墓志、买地券及墓葬具体形制，对这一时期墓地选择、排葬方式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结合考古研究有关内容条缕综述如下。

墓志除具有较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外，其记载的有关内容也是对当时社会历史进行研究的重要文献。通过对出土梁代墓志的分析，可以看出，与传统的墓志成型于隋唐时期观点恰恰相反，其时间可提前至南朝梁时；梁皇室与当时世家大族都是实行聚族而葬的葬式。与传统观点相反，尽管南朝中期以后寒人典掌机要，但通过墓志记载，非高门出身的齐梁皇室，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与世族联姻，形成新的门阀。这表明世家大族当时仍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其势力不容忽视，可补文献记载之不足。魏晋南朝世家大族聚族而葬，通过归葬祖茔与家族祔葬等方式形成大型家族墓区，墓向及墓葬排列长幼有序，反映出由东汉时期萌芽，至西晋时期得到发展的豁达生死观观念及家族情感的明确确认和宗教思想对丧葬观念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当时侨置郡县与北方流亡士人所寄托的乡土之情与希望归葬故里的葬俗。[20]

买地券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死者购买阴宅冢地的契约性文券，是这一时期急剧发展的商品经济观念在丧葬习俗中的真实体现。通过对迄今所发现的三十余件六朝时期（南朝陈除外）买地券的质地、形制及行文体例的研究，王志高认为：买地券主要在当时庶族地主，即地主中下阶层流行，它与当时流行于世家大族为标榜门第的砖石墓志有本质区别。其早期行文仿照现实环境中土地买卖契约的模式，为研究当时土地有关制度提供了真实的资料。由于受地域、宗教、特别是道教等因素的影响而具有明显的地域不平衡性、地域性特点。[21]

通过考古发现对墓地形制进行研究也是探索魏晋南北朝时期丧葬习俗的有效途径。这主要包括对墓地地形的选择、排列方式、墓葬的类型、结构、装饰、随葬品及其分布地区、特点及由此而反映出其所处大致年代、墓主等级身份、民族间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宗教影响等问题的研究。李蔚然通过对南京六朝时期墓制有关问题的研究，指出：这一时期世家大族的墓地主要位于山丘半麓，墓向并无明确严格的规定，主要依葬地形势而定，以东向为主，墓室多为砖砌，这可能与南京地区阴冷潮湿的气候状况及当时盛行的风水堪舆之说有密切的关系。谢宝富对北朝两百余年墓葬形制的区域特色及其上承魏晋、下启隋唐的历史地位进行了研究，并对黄河舟、方殿春提出的北朝圆形墓的出现与北方少数民族毡帐居住方式及与佛教建筑风格有关的观点提出质疑，谢文认为：北朝时期圆形墓的出现是在承继中原地区弧方型墓式基础上自然演进的必然结果，与宗教及少数民族居住方式关系不大。[22]

综上所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婚丧礼俗的研究成果是有目共瞩的，特别是对以往已经反复讨论、似成定论的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研究角度不断拓宽，文献资料及考古发现进一步结合，新的观点及成果纷纷涌现。但同时存在的问题亦不容忽视，如研究过多集中于社会上层，集中于汉民族，而其他社会阶层、民族则相对较少的不平衡现象依然突出；新问题的发现、研究依然薄弱，课题选择尚有大量的空白点；重复等现象依然不容漠视等。相信上述问题在研究中可以避免、克服，将魏晋南北朝时期婚丧礼俗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1]仅列举有代表性的几部著作。陈戍国《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朱大渭、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习俗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徐吉军、贺云翱《中国丧葬礼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2]易图强《试析两晋南朝世族门第婚姻形成的原因》，《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3。

[3]吴成国《从婚姻论东晋南朝门阀制度的盛衰》，《江汉论坛》1997-9；王铿《论南朝宋齐时期的“士庶天隔”》，《北京大学学报》1993-2；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3；卜宪群《琅琊王氏政治地位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8-1；高诗敏《琅琊王氏婚宦与地位嬗变》，《江海学刊》1993-4。

[4]刘幼生《论十六国胡族政权中的汉族士族》，《晋阳学刊》1990-3；刘驰《从崔卢二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方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2。

[5]吴文指出：东晋南朝初期吴姓士族之间通过严密的身份内婚制形成的集团，与侨姓士族之间联姻甚少，体现出侨吴两大集团之间的矛盾及权力的争夺。南朝后期由于矛盾的消弭，其间联姻始出现增加是趋势。宋晓梅《麴氏高昌国张氏之婚姻》，《中国史研究》1994-2。

[6]王连儒《东晋陈郡谢氏婚姻考略》，《中国史研究》1995-4。

[7]薛瑞泽《试论三国婚姻的政治性》，《许昌师专学报》1999-1；高诗敏《孙吴的婚姻关系及影响》，《江海学刊》1996-2。

[8]施光明《〈魏书〉所见北魏公主婚姻关系研究》，《民族研究》1989-5；《〈魏书〉所见鲜卑拓拔部妇女婚姻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3；谢宝富《北朝魏齐周宗室女性的通婚关系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1。

[9]崔明德《魏晋时期和亲论述》，《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2；李新论在《和亲简议》（《北方论丛》1980-4）一文中论述了十六国时期和亲的主要特点：主要发生在少数族政权之间；分裂时期较多，统一稳定时期相应减少；主动者居多，不得已而为之事例较少；部分具有交换的性质；只图近利，缺乏远谋，易生变故。此外，尚可参考崔明德《近40余年来海峡两岸和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3

[10]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第六章；王玉波《中国婚礼的产生与演变》，《历史研究》1990-4；吴成国《论东晋南朝婚姻礼制的地域差异》。《湖北大学学报》1996-3。

[11]张承宗、孙立《魏晋南北朝婚俗初探》，《浙江学报》1995-6。

[12]王晓卫《北朝鲜卑婚俗考述》，《中国史研究》1988-3；朱大渭、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习俗史》；杨铭《氐族的姓氏与婚姻》，《西北民族研究》1992-1；虞明英《汉晋时期塔里木盆地东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家庭与婚姻概貌》，《新疆大学学报》1987-4

[13]薛瑞泽《魏晋南北朝婚龄考》，《许昌师专学报》1993-2；谢宝富《北朝婚龄考》，《中国史研究》1998-1；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的早婚》，《历史教学问题》1990-2。

[14]庄华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再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1-3；《魏晋南北朝妇女个性的解放》，《中国史研究》1993-1；于云瀚《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风俗探论》，《社会科学辑刊》1998-5；章义和、陈春雷《贞节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15]徐吉军、贺云翱《中国丧葬礼俗》；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1986-4；刘选、辛向军《魏晋薄葬成因的考察》，《甘肃社会科学》1994-1；山人《道教兴起与葬俗理性化变迁》，《中山大学学报》，1997-6；王波《魏晋南北朝薄葬习俗及其原因分析》，《江海学刊》1998-5。

[16]《三国志》卷1《武帝纪》、卷2《文帝纪》；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复旦学报》1981-5

[17]曹永年《说“潜埋虚葬”》，《文史》第3辑，中华书局1988年；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魏晋南北朝北方少数民族社会风俗及其对隋唐的影响》，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

[18]韩国河《魏晋之际丧葬礼制的承传与创新》，《文史哲》1999-1；方亚光《论东晋初年的“招魂葬”俗》，《学海》1992-2；“招魂葬”是对传统丧葬立意程序中“复（招魂）”的发展，是灵魂不死观念在当时社会的特殊表现形式，同时也是对于西晋末年由于战乱而造成的离散现实的折射反映与对死亡亲人的追念，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旦从社会发展的长远角度考虑则有害而无利，故为南朝历代政府严令禁绝而销声匿迹。

[19]孙进己、干志耿《我国古代北方各族葬俗试析》，《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3；林干《突厥人的习俗与宗教》，《民族研究》1981-6；突厥族的葬俗包括：将死者停尸于帐，亲属则屠杀牛马于帐前祭祀之，骑马绕帐七匝并嫠面痛哭；将死者生前所乘马匹及其服饰一并焚烧，拾骨待时而葬。葬时之礼仪一如停尸时；葬毕于墓前立石、数标。立石数目依死者生前杀人之数来确定，在数标上刻画死者之容貌及生平所经之战争图形。

[20]罗宗真《南京新出土梁代墓志述评》，《文物》1981-12；王去非、赵超《南京新出土六朝墓志综考》，《考古》1990-10；（日）福原启郎《西晋墓志的意义》，《文史哲》1993-3。

婚俗文化研究篇3

【关键词】非遗；客家婚俗；创意服装设计

0引言

服饰是反映时代文化和地域环境影响下形成的文化标志。不同时期的服装总会演绎出各异的服饰情怀。周朝，齐桓公成为第一位运用紫色服饰的君王，以及后来的“雪中退朝者，朱紫尽诸侯”。不同朝代的君王对于服饰的规定彰显了其在中国历代王朝中的地位。在服装的发展中，中国的政治时代的转变以及后期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的服饰有着重要的影响。如今，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继承也将服饰的研究受到更多地重视。

1客家婚俗研究的意义

1．1客家婚俗

客家婚俗，是指在客家地区形成、流行、传承和发展的民间习俗。东莞的客家传统习俗，主要分布在东莞市山区片及部分丘陵片客家人居住的地方。

1．2客家婚俗的历史

客家婚俗从中原古礼发展而来，最早可追溯到周朝。据《仪礼》记载：“婚有六礼，纳采、问名、娜吉、纳征、请期、亲迎”。在《宋史•礼志》中，将六礼合为“纳采、纳吉、纳征、亲迎”四礼，但习俗内容和文化内涵几乎没变动。元末明初，随着客家民系在闽粤赣交界处形成，以中原文化为主体，融合吴、楚和百越土著文化的客家文化在岭南逐渐占据主流地位，风格独特的客家传统婚俗也在客家大本营里得以产生和广为流传。

1．3客家婚俗的主要特征及文化价值客家婚俗的主要特征有如下几方面。

1．3．1传承发展的脉络清晰

客家人不论是在古中原，还是在其大本营，甚至沿海边陲地区，对于客家文化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保留与折射。

1．3．2地域特色浓厚

客家在迁徙的过程中，客家文化也随着环境的改变发生了“和而不同”的文化风貌。

1．3．3文化蕴含丰富深广

在婚礼的活动中，每一个环节，每一组动作都有一定的寓意，以及表达的价值取向。例如，新娘跨火盆，代表驱除路途中遭遇的瘟邪。在传统客家婚俗中，随着时代的变迁其融入了众多的文化信息，对于文化、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在继承中，不但反映了客家人社会的礼仪秩序，而且体现出了他们的伦理价值观念。

2客家婚俗服装的创意设计

2．1服装制作前的准备

在做此项目中，东莞文化馆组织对客家婚俗有记载的凤岗镇进行了调研。根据文字、图片以及口述的方式对客家婚俗有了较全面的理解，并且参观了具有代表性的龙凤山庄。此次调研对今后服装设计带来一定的参考价值。

2．2服装的设计理念

在设计中，首先确定的是面料的色彩和图案。面料的用色中，主要采用喜庆的红色以及代表富贵的金、银双色。面料的质感更加讲究光泽度。图案选用升凤，寓意家庭事业腾飞，宏图万里。在廓形方面，采用平面裁剪的方法，将马褂进行创意设计。面料的使用上，马褂和袍红色面料进行软硬质感的对比。图案的制作采用剪纸的方式进行设计。将金色作为底色，银色作为廓形的勾勒，金银双色展示中双凤效果。下装为裙。

3客家婚俗服装的展示

在服装的展示中，为展现出现代特色，将凤凰盘绕至服装的左侧。加入中国元素的配饰，彰显独特的魅力。大面积的红色、金色中，选用中国蓝的项圈以及耳饰，在整个的表现中具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4结语

服装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发展。在服装创意设计中，不但对东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对于文化的传播与继承也萌生了一种责任。此次活动，特别致谢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广东省服装设计协会、东莞市文化馆以及我的师兄黄益群。文化的传承需要高度重视，同时也是需要特定的方式。在了解了东莞非物质文化中，对于其进行创意服装设计是非常科学的学习实践模式。

参考文献

［1］何环珠．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上下）［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

［2］吴山．中国纹样全集［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

［3］熊兆飞，陶辉．服饰新饰界［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1．

婚俗文化研究篇4

【关键词】回族居民；汉化程度；民族服饰；婚姻习俗；饮食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得到快速发展，我国的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国家的强大和富裕是56 个民族共同努力奋斗的成果。我国的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大杂居小聚居接触中，汉化的程度不断的加深。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分布最为广泛的要数回族。以下就从回族居民在四川城镇婚姻习俗、饮食文化和衣着服饰几个方面入手，浅谈汉化的程度以及如何传承和发展。

一、四川城镇回族居民的婚姻习俗汉化及传承

四川城镇回族居民的婚姻习俗。四川回族的婚俗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很大，婚姻形式基本上是回族内婚，表亲婚也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也存在招女婿这种婚姻形式，回族与汉族通婚也占一定的地位。新中国建立之前，四川回汉通婚的人数很少。建国后，民族政策和《婚姻法》的宣传不断深入，婚姻习俗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四川回族的婚俗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不同，“一切婚嫁丧葬仪节，恪守教堂规矩”。可见，四川回族居民的婚俗一律以教规来办。四川回族居民的婚俗程序大致有一下几个环节：说亲，就是请媒人到女方家提亲；取同意，就是请求双方父母的同意；订婚，就是男方到女方家送上礼物；迎亲，就是正是举行婚礼日；念依查补，就是请阿匍征婚；闹洞房，就是晚宴后亲友在男方家闹洞房；回门，就是婚礼后的第二天，新郎陪新娘回娘家。

四川城镇回族居民婚姻习俗的汉化变化。四川回族城市居民使用的语言是汉语，这就为与汉族的交往提供了便利之处。他们可以在居住地、学校、单位以及宗教组织等各个地方同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交往，进行交流和沟通。随着广泛参与社会和国家生活的各种领域，使四川城市回族居民摆脱了过去职业单一、生活方式划一的局面。以上这些变化，必然导致四川城市回族居民婚姻习俗的改变。他们一方面仍然恪守伊斯兰教教法对婚姻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城市里，因为长期与其他民族居民接触，民族关系之间融洽，彼此互相尊重友好，逐渐的就淡化了婚姻礼俗上的宗教意识，不再完全按照传统习俗举行婚礼，甚至于有的婚礼上都没有念依查补。

四川城镇回族居民婚姻习俗的传承。四川城市回族居民婚姻习俗具有一定的宗教性，是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婚礼上的念依查补和撒喜果，虽是宗教仪式，但显示出民族独特的宗教特色。四川城市回族居民的婚姻习俗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婚姻上提倡节俭，反对不良的习俗，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值得其他民族学习和借鉴。

二、四川城镇回族居民饮食汉化及传承

四川城镇回族居民的饮食。四川城市回族居民的饮食体系包括以下几种，筵席、小吃、传统风味食品和饮料。筵席形式多种多样，主要的有一般席桌和大菜席桌。一般席桌包括牛八碗和三出头两类。牛八碗就是四样牛肉菜，每样两碗。三出头指先上一碗烩杂碎，再上八宝饭、蒸肉，随后再上酥肉或凉菜，最后再上六碗菜。大菜席桌包括海参席和鱼翅席两种。大菜席的菜肴主要有鸡汤烩鱼翅、鸡汤烩海参、奶汤鲍鱼、脆皮仔鸭、脆皮鱼、糖醋鱼、红烧鲢鱼以及四冷盘等。四川的小吃驰名中外，如，糯米头、马蹄糕、黄糕、酥饼、焦粑、牛肉烧麦、王胖鸭、烧腊牛肉以及油香等等。四川城镇回族居民的饮食习俗另一方面就是饮料的选择上，茶是回民家庭必不可少的饮品。茶的样式有糖茶、盖碗茶和炕罐茶等。

四川城镇回族居民饮食的汉化变化。四川城镇回族居民长期与汉族、羌族、藏族、苗族等民族和谐相处，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在饮食方面吸取兄弟民族的烹调经验，引进多种饮食花样，逐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比如，把藏族风干牛肉制作方法引入自己的食俗，研制成五香牛肉干，把羌族玉米面制作方法引入自己的饮食，增添新的食品种类，向汉族等民族学习炒、烧、蒸以及炖等技艺。

四川城镇回族居民饮食的传承。四川城镇回族居民的饮食严格遵守伊斯兰教关于饮食的规定，禁戒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之名而宰杀的动物”。即使是宗教意识淡薄的回族居民，在饮食方面也很注意清真，显示出伊斯兰文化的特点，也体现了讲究饮食干净卫生，这点值得我们其他民族学习。但，四川城镇回族居民饮食发展还需要得到大家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四川回族小吃、菜肴品种繁多，可制作方法都是师傅言传手教，即使你有食谱和菜谱，你也不会做。尤其是老字号的独特制作技巧，有较强的家传性，这很容易使一些传统菜肴失传。比如，大菜席就已经不存在了。还好，四川的回民开设的伊斯兰清真餐馆，不断地推陈出新，丰富四川城镇回民的饮食文化。

三、四川城镇回族居民服饰汉化及传承

四川城镇回族居民服饰的汉化变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四川城镇回族居民服饰与以前比较，有很大的变化，绝大多数回族居民的衣着款式和当地的汉族居民的穿着没有什么两样，特别是城镇里的男子衣服变化明显，由以前的白衬衫向夹克衫、体恤衫和西服方向发展。妇女的服饰基本跟上了时代的潮流，色调鲜艳、款式时尚。我们已经很难从服饰上辨别是属于哪个民族。

四川城镇回族居民服饰的传承。四川城镇回族居民在节庆、祭典以及礼拜的时候，还是要穿上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如包白帕、戴白帽、带盖头。特别是四川城镇回族居民的老者，还喜欢蓄连鬓胡子、全脸胡或山羊胡。那些上殿进行主持礼拜的阿匍都是要穿长衫、包白帕的。

参考文献：

[1]杨琴；四川民俗文化与民俗旅游开发研究[D]；重庆大学；2007年

[2]冀崇；从回汉通婚现象看城市回族适应的差异性[D]；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

[3]王晓娜；回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研究[D]；喀什师范学院；2012年

[4]李健彪；近代西北回族社会变迁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

婚俗文化研究篇5

重拾“棚行”生意

1982年，一个外国男人要迎娶一个中国媳妇，这个男人非常崇尚中国传统文化，希望能够以一场中式传统婚礼迎娶自己的中国新娘。然而，一场正宗的中式婚礼该如何操办呢？

几经辗转，新娘家人找到了臧鸿。臧鸿是个地道的“老北京”，出身于“婚庆”世家，祖上一直居住在京城四九城里，七代都是经营专门操办红白喜事的帐棚房。从小，臧鸿就跟着长辈去新人家操办婚事。婚礼喜宴中的规矩讲究，臧鸿耳闻目睹，烂熟于心。

臧鸿应下请求，开始为这对新人筹备一场地道的中式传统婚礼。大红花轿，开道锣、开道旗、喜牌、羽扇、牛角灯、凤冠霞帔、红盖头、手牵红绸、龙凤帐、供桌、太师椅、香炉、天地神牌位……臧鸿开出一张长长的清单，找人四处置备齐全。

那日清早，八抬大轿、旗锣伞扇，一一亮开。吉时一到，臧鸿用洪钟般的声音喊出“吉―时―发―轿――”。八个轿夫抬起轿子、十二个锣鼓手开始奏响锣鼓，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式婚礼就拉开了序幕。

花轿娶亲、拜天地、入洞房、三朝回门……一系列繁琐但充满庄重仪式感和喜庆氛围的婚礼流程，让新郎官大开眼界，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婚俗文化的博大精深。

这场婚礼之后，臧鸿把家族传了七代的“棚行”生意给拾了回来，来找他操办中式婚礼的人也络绎不绝。20年间，臧鸿操办的大小婚礼已有几百场，其中大半都是中式婚礼。这些具有中国情调和喜庆氛围的婚礼为臧鸿赢得了“中国民俗婚礼一代宗师”、“婚俗泰斗”等称号。

“中式传统婚礼，非常气派，为的就是讨个彩，讲的就是个面。体面可是老北京特讲究的事儿，从婚宴举办的排场就可以看出一个家族的兴衰，从婚宴的现场就可以得知双方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轿子有八抬、十六抬、二十四抬，无论是多少抬大轿，在新郎出发前都要顺成一排，停在门前，用行话讲，这叫‘亮轿’，为的是显示气派，也为告知街坊邻居。”

聊起婚俗来，已80高龄的臧鸿精神头儿特足，像一本传统婚俗的活字典，讲得头头是道。“婚礼上的作揖，一定是要右手握拳，左手搭在右手之上。如果是右手搭在左手之上，则是说明家中有老人过世，在向别人报丧。在起轿娶亲前，在轿子左右射出三箭，边射箭主婚人边喊，‘一箭新娘子喜临婆家门，二箭祝新郎新娘百年好合，金玉良缘，三箭定乾坤，乾坤福寿镜，祝新郎新娘五福临门。’这就叫‘三箭定乾坤’。”

臧鸿常说，一场中式婚礼就像一堂生动的传统文化课，可以让新人学到很多。

中国婚俗文化传播者

汤永青是臧鸿的大徒弟，其嗓音高昂嘹亮，主持婚礼现场气氛喜庆热烈，有“京城金嗓”之称，在婚庆界与臧老同样享有盛誉。

出生梨园世家的汤永青从小学评剧和京剧，嗓子好、台风好。参加工作后，他就成了单位里各种活动主持的不二人选。后来，一个同事结婚，请他做婚礼主持人。他就此与婚礼主持结下了不解之缘。

因为从小学戏剧，汤永青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很深，踏上婚礼主持之路后，他迷上了传统婚礼习俗的研究。他翻阅大量典籍，将描写婚礼的文字整理成册，然后进行分析梳理，还原了汉代婚礼、唐代婚礼、清代皇帝大婚等一系列婚礼仪式的流程和习俗。

很多影视剧在演绎古代婚礼的剧集时，都会聘请汤永青去做文化顾问，喜欢表演的汤永青常常在剧中客串一个角色，过一把戏瘾。但比起演戏来说，汤永青更迷恋做婚礼策划和主持。

这些年来，他不仅为数不清的中国新人主持了喜庆的花轿婚礼，还为很多外国人操办了凤冠霞帔、点红烛、拜天地的中式婚礼。2009年，他还应北京天人配婚庆公司的邀请，策划了一场名为“梦回大清”的主题婚礼秀，一系列经过考证的仪式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了清代皇帝大婚的高贵和隆重。

“解放初，人们生活水平不高，那时候不讲究穿红戴绿的大操大办，结时都穿蓝制服、列宁装。期间，很多年轻人崇拜，结婚时特流行装军装，表达对革命的一腔热情。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文化渗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新娘改穿婚纱了。不过有的新人一直在说自己办的是西式婚礼，可你一敬茶，这就是中式的了。”汤永青对中国婚礼的发展进行了总结。他还说中国人的婚礼近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最近几年，有很多婚庆公司都推出了中式传统婚礼方案，其实，在费用上，中式婚礼与西式婚礼相差并不大。然而，大红花轿、凤冠霞帔、拜天地……体现的是中国的礼仪文化和民俗风格，更符合中国人的心理和文化传统。

2006年8月，在汤永青和宗少山等人的积极努力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婚庆文化专业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了。“通过一个平台把全国从事民间婚庆工作的同仁都聚集起来，一起搜集、研究中国婚俗艺术，加强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与研讨，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国婚俗文化。”该组织的宗旨也正是汤永青的心愿。

而在中国婚庆界，像臧鸿和汤永青这样的传统婚俗文化传播者，有很多。

对话

《中华手工》：传统婚俗文化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汤永青：大红喜字、大红花轿、红蜡烛、红盖头……营造的是吉祥的喜庆氛围和中国式独有的浪漫情调。无论是婚礼上的新人，还是参加婚礼的来宾都会被这火热吉祥的红色点燃喜悦的情绪。感谢父母、答谢亲朋好友，也是中式婚礼上的一个重点，拜天地、合卺酒、敬茶等情节，常让到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动至深。

《中华手工》：在你眼里，传统婚俗最大的特色和价值是什么？

汤永青：在西方，婚礼重视的是“承诺”；而中国人的婚礼围绕着“敬”和“祈”，敬天、敬地、敬长辈、敬来宾以及新人间彼此互敬，这些都体现着中国传统的儒家风尚以及人们祈福迎祥的心理。

在我看来，婚礼的目的就是通过庄重的仪式让新人在步入婚姻生活之前明确并肩负起自己在婚姻中的责任，而传统婚礼形式其实能够让新人领悟得更深。

《中华手工》：你认为我们现代人该如何汲取传统婚俗的养分？

汤永青：为了适应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很多传统婚礼中的规矩不得不简化和改良。比如：按传统，结婚的轿子不能落地，一路上无论多远都靠人力抬着，然而现在婚礼只有一天的时间，所以轿子就可以简化为只抬迎亲、娶亲的场面，中间的路程可放在汽车上，这样才能保证婚礼仪式赶在午时开始。

婚俗也要与时俱进，跟不上时代终要被淘汰。求变，改良是不得不为之的事情。我把改良后的中式婚礼叫“老式新办”。

婚俗文化研究篇6

【关键词】 婚礼习俗 历史背景 文化交融

1 课题背景

婚礼是人们一生中重要的时刻，标志着新生活的开始。从古到今不论哪个国家，在什么地区，即使人们语言不同，但不无例外的都对婚礼非常重视，一场正规的成功的婚礼仪式对即将开展新生活的一家人有很重要的影响。婚礼习俗又是一种非语言文化，它对当今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步伐的日益加强，西方社会的人和事物也越来越多地走进我们的视野。

中西方婚姻文化差异大致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如婚礼的程序、嘉宾的邀请、喜服的颜色及样式和婚礼上播放的音乐等。然而究其原因，以宗教原因为主。很多中国人所知道的关于西方的礼仪知识是很少的一部分，因此本人选择此课题来开展对中西方国家婚礼文化差异方面的研究。

2 中西不同的婚礼礼仪形式

2.1 中国婚礼形式

传统婚礼习俗有“三书六礼”，“三跪九拜”的礼节。所谓的六礼：（1）纳采：提亲后求亲。（2）向名：求婚后准备仪式。（3）纳吉：通知女方。古代的风俗要用大雁作为订婚的信物。后来就发展成首饰，绸缎，甚至是羊猪。（4）纳征：纳吉后，送聘礼，俗称完聘或大聘，过大礼。聘礼数目取双忌单。（5）请期：选择结婚日期。（6）亲迎。在婚礼进行时也有一定的顺序，按一般的情况，在整个婚礼过程中有：祭祖、出发、燃炮、等待新郎、讨喜、拜别、出门、礼车、掷扇（象征繁荣）、燃炮、摸橘子、牵新娘、喜宴、送客、闹洞房、三朝回门。在传统婚礼上，唢呐喇叭所演奏的婚礼调子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一对新人所穿必须以红色为主，宾客所穿也尽量鲜艳，对宾客的招待也要以丰盛为主，样式要多，菜式要好。

现代的婚礼形式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一般是在教堂或酒店里，男女双方在结婚公证处领取结婚证后就是喜宴，在喜宴上新娘要轮流向客人进酒，每位客人都要喝一口新娘进的酒。喜宴结束后，大多数情侣会去度蜜月。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体现了中国婚礼的特点：隆重，热闹，喜庆。

2.2 西方的婚礼形式

西方的婚礼是属于浪漫型的，一般有以下步骤：（1）来宾入席。（2）奏结婚进行曲。亲友点蜡烛，牧师领唱诗班进场，婚礼开始。伴郎伴娘新郎陆续进场，女方家长陪新娘进场全体起立。（3）女方家长入席。全体来宾起立，父亲把女儿交给新郎，女方家长、全体来宾就坐。（4）牧师证婚，新人宣誓。（5）互戴婚戒，宣誓。（6）献诗。来宾唱祝福歌。（7）礼成。奏乐后退场。（8）茶会或晚宴。

婚礼时有旧（Something Old）、新（Something New）、借（Something Borrowed）、蓝（Something Blue）等习俗。旧是指母亲传下来之婚纱，头饰或首饰，代表承受美好的一切；新是指朋友送的礼物如裙子，饰物，象征新的生活；借是指可向任何人借东西回来，据说从富裕亲友借来金或银放在鞋内，象征带来财运；蓝是指新娘的一些小饰物或花束用蓝色，意味着新娘的纯洁及贞洁。在结婚时新娘总要带着一方手帕，象征好运。而在婚礼典礼时，新娘总是站在新郎的左边，据说，盎格鲁撒克逊的新郎必须保护新娘子免得被别人抢走，在结婚典礼时，新郎让新娘站在自己左边，一旦情敌出现，就可以立即挥出配带于右边的剑，吓退敌人。在进行结婚晚宴时，要特别定制结婚蛋糕，根据历史记载，自罗马时代开始，婚礼上就出现结婚蛋糕了。由此可见，西方的婚俗并不比中方简洁。

3 中西方婚礼的差距产生的原因

3.1 宗教原因

中国大部分人信仰的是佛教。而西方大多数人信仰的是基督教，所以西方的婚礼是在教堂中而主婚人是神父。中国的传统婚礼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拜天地，拜完天地就算是礼成了。

3.2 历史及文化原因

在中国长久的历史中，传统文化已占领极重要的位置。儒学深深的影响着古代中国人的生活，而按部就班的婚礼正是宗法家族系统的一部分。而西方国家历史相对较短，他们的婚姻习俗则被宗教深深影响。它强调，不论男人女人都是上帝的儿子和女儿。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使美国豁达和独立，而中国保守老式。中国人喜欢喧闹的和兴奋感，这点充分体现在中国的婚礼习俗，西方人的婚礼则比较简单。

3.3 价值取向

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特有的价值观，每一种文化的判断标准不同。在中国文化中，集体取向占据主导地位，追求个人发展被视为是一种严重的个人主义，所以中国婚姻习俗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普遍都很热闹。而西方文化则非常崇尚个人主义，"随遇而安"被看成是缺乏进取精神的表现，为社会和个人所不取，所以西方婚姻习俗都趋于简单化。

4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和美国之间有不同的婚礼习俗。显然，婚礼习俗的多样性主要是指婚礼仪式，婚礼基调和婚宴。所有这些差异都归因于两国的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爱情和婚姻观念，价值观和。在信息和通信时代，婚礼习俗的多样性的碰撞与融合，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中国和西方的婚礼习俗的差异与融合，正是人类的发展趋势。

当今世界正在向全球化的趋势发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步伐日益加强，西方社会的人和事物也越来越多地走进我们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跨国交际日益增多，这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与外国人交流和接触。因为我们所面临的西方人无论是在价值观，思维方式或者是在行为规范模式方面和我们中国人是迥然不同的，所以我们应该了解这些文化背景差异下掩盖的利益差别，以免出现在交流过程产生不必要的文化冲突。

参考文献：

[1]华厚坤.试论跨文化语境下的大学英语，黑龙江高教研究，2003年第6期.

[2]曹明逸.体验西方礼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婚俗文化研究篇7

关键词：土家族；婚俗仪式；音乐特色

土家族的婚俗仪式一直沿用至今，这种极具典型的婚俗仪式音乐文化蕴含了土家族的文化内涵，同时，在一些形式上也与其他民族有着不同，土家族婚俗仪式音乐早已成为土家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文化。在土家族婚俗仪式音乐中，最主要的是有哭嫁歌和土家族打溜子（仪式伴奏乐）。以这两种音乐为例，对土家族婚俗仪式音乐的内容、音乐特色及意义进行深入研究。

1 土家族婚俗音乐的内容

哭嫁歌是土家族的婚俗民歌，一般在姑娘出嫁前一个月都要以唱哭嫁歌来表示对于亲人的眷恋、思念之情，同时，还包含自己对于命运的复杂情感，依照风俗习惯，姑娘要哭唱七天到半个月，甚至是哭唱一个月。哭嫁歌的歌词较短，内容精炼且充满生活气息、简单明了。哭嫁歌的哭唱对象因地域情况的不同而不一样，哭唱内容也十分具有特色，如女哭娘、娘哭女、妹哭姐、姐哭妹等。土家族哭嫁歌一般是即兴哭唱，见谁哭谁，哭词也有不同之处，哭的有曲有调、抑扬顿挫，是一门哭唱结合的艺术。由此，可以看出哭嫁歌是土家族妇女集体所创，是土家族一种文化形式。由于哭嫁歌广泛的内容，使得姑娘们在哭嫁时不受拘束，勇敢的表达自己的个性、情感。将新嫁娘所有的喜怒哀乐各种情感都表达出来，看到出嫁女儿的内心世界。

土家族打溜子既可以用在婚俗仪式上，也可以用在喜庆的节日，通常是表达贺喜作乐，送报平安、祝寿迎嫁的。它是一种土家人喜爱的民族打击乐的形式，是土家族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打溜子是土家族婚嫁、寿宴的主要表现形式，尤其是在传统节日上更加离不开土家族的打溜子。通常情况是三、四个人合作演奏，吹打结合，为这重要的日子再添上一分喜庆。土家族打溜子还有一些别称，如打响器、家伙哈以及打挤拍，这也是土家族广为流传民间器乐合奏，它的历史悠久，其内容主要表现自然生活。每当有喜庆节日、迎娶及庆丰收时，土家族都会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喜悦之情。土家族打溜子已经成为我国著名的民族打击乐之一，并且走出国门受到多个国家的欢迎，也到美国、俄罗斯等国进行表演。

2 土家族婚俗仪式音乐特色

哭嫁歌的内容丰富、结构完整、演唱方式多变，具有其自己的音乐特色，在形式上说，它是声乐套曲，演唱时有序曲、有高潮还有尾声，其风格主要是哭、唱、语，唱者逢唱必哭，哭到悲伤之处，用带着语言声调的歌声哭唱自身苦恼，表达哭唱歌独有的音乐特色。

首先，喜当悲歌。哭嫁歌里主要突出一个哭字，哭父母、哭姐妹，“骂”媒婆、哭出门、哭上轿等新娘哭嫁的过程，通过哭唱塑造土家族姑娘的典型形象。一般哭唱的人都用真嗓子哭唱，以哭代歌，在唱哭嫁歌时，要注意掌握哭唱中的抖音、叹句等，这早已成为哭嫁歌的主要音乐特色。哭嫁歌一般是边诉边唱，在哭嫁过程中也会出现单唱、对唱或合唱等，通常是坐着唱哭嫁歌，其与别的民歌区别就是在对唱时，除少部分时候是一人先唱，唱毕再由另外人接唱之外，大部分的对唱部是轮唱方式。

其次，独特的节拍韵律。哭嫁歌是边哭边唱。将喜悦伤感集合一体通过哭唱表达出来。它不是单一的诉说、哭泣，将其配上美丽的节拍旋律。在哭嫁歌演唱时，都是规律的歌节与唱词结构。通常都是旋律跟着唱词的内容不断重复。

最后，哭嫁歌有传统的唱词，但是也可以随性创作，具有演唱的灵活性。开始时，一般都在用土家语唱哭嫁歌，其音调较浓，后来逐渐加入了汉语，将二者结合，使得哭嫁歌句式更加自由多变、长短不一、注重文采、语言明快、语调多样繁琐。哭嫁歌有其独特的结构，在唱之前要先称呼对方，然后才唱词内容，一般都是以待嫁者、送嫁者的心情感怀为内容，以感叹作为结束，土家族的哭嫁歌的内容结构和婚礼仪式是同步的，以哭开声点名出嫁主题，这也标志土家族特有的婚礼开始了。哭嫁歌就好像一部叙事诗，从以哭开声表示婚礼开始，到“骂”媒人，再到哭父母、哭哥嫂、哭姐妹，最后哭穿露水衣、哭上轿等，至新娘出门哭嫁结束，也标志整个婚礼即将结束。

打溜子是土家族逢年过节、祝寿、嫁娶等喜庆节日经常演奏的民间器乐，打溜子在走法伤句句相溜，形成规律，故而得名。其中的著名的有《画眉跳枝》、《燕子拍翅》等都很有特色。首先打溜子最显著的就是其节奏灵活多变。主要有一拍一击、一拍二击等等。其次，土家族曲牌主要有头子、桥子、溜子、尾子几部分构成，其结构严谨完整。最后，打溜子具有独特的演奏方法，在传统的枪击、闷击的打法上创新闭钹、擦钹、柔钹等新的演奏手法，通过其多重打击手法，将感情淋漓禁止的表现出来。

总的说来，土家族婚俗仪式音乐重要就是哭嫁歌和打溜子，他们尤其自己的独特音乐特色，哭嫁歌主要是喜当悲歌、旋律独特的特点打溜子则是节奏多变、结构严谨、演奏独特的特点。

3 土家族婚俗仪式音乐特色研究的意义

（1）对于世人正确的了解土家族十分有利。土家族是一支历史悠远的少数民族，它位于湖南、湖北、重庆、贵州毗邻的地带。土家族姑娘在出嫁前几天都要唱哭嫁歌，成为哭嫁。用哭唱的方式迎接这一喜庆的日子。哭嫁一直贯穿于整个婚礼，哭的同时用乐器打溜子伴奏，充分表现土家族土特的婚嫁习俗以及其音乐特色。土家族的婚嫁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至今仍保持这一鲜明特点。像是哭嫁、背新娘上花轿、拜堂等等都显示出土家族婚姻的抒情诗。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以及艺术魅力。打溜子作为民间艺术极具民族特色是土家族特有的文化。

（2）对开发民族民间音乐的旅游项目十分有利。民族旅游作为少数名族最具卖点的旅游形式在旅游业的发展下越来越火爆。土家族婚俗仪式又是民族旅游发展的一个核心，它的哭嫁歌和打溜子展示了土家族的独特音乐特色。用适当的形式将土家族婚俗引入进来，吸引了大量的旅游者使得民族旅游得到了开发，也为土家族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

（3）对于土家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十分有利。土家族婚俗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目前情况来看，土家族婚俗音乐只是老辈人们的音乐，在新形势下，年轻人已经把土家族这一传统文化给丢弃了，这使得土家族宝贵的遗产已逐渐消失，所以，为了保证这些传统文化，我们也要注重对土家族这种婚俗音乐的保护。因为，如果随意的丢弃这一文化，它的形式。内容就会被人遗忘，使得整个文化消失。从某一程度来说，这不是个人就能做到保护这一文化遗产的，它是社会工程，我们想要加强对于这种文化的保护，就必须加强当地居民的自身权益和民主意识，从保护婚俗文化的发源地开始，注意土家族婚俗旅游文化的保护开发保护，使得土家族婚俗文化大放异彩。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关于土家族婚俗仪式音乐特色的研究还没与结束，这里只是以其中的两种方式做了简单的阐述，使得土家族这一文化特质得到更好的文化传承。

参考文献：

婚俗文化研究篇8

[关键词]丝绸之路；普鲁人；婚俗习惯

丝绸之路是公元前2世纪开始至公元16世纪，在古代亚洲大陆上连接商贸与文明的交通大动脉，也是东西文明接触与交流的要道。它以中国的长安和洛阳为起点，穿过中亚向西至地中海区域，向南部延伸至南亚第二大陆，在欧亚大陆东西长约1万公里，南北长约3000公里的广阔区域里成为人类历史上面积最为广泛的文明之路。

丝绸之路是以古代中国为起点，遍及欧亚大陆及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路线的总称。它还被称为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这个称法是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费南德.冯.李希霍芬最早提出的，现在已成为习惯性称呼。古代亚洲与欧洲之间的陆地交通运输有着很长的历史。根据我国的历史文献资料，从世界的东部向西部的国际陆运路线分为南路和北路。在古代，从作为东亚最大的国家中国的首都长安向西至罗马，经过河西走廊至敦煌。从敦煌向西走分为两支，一支从敦煌经楼兰、于阗、莎车，穿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安息，往西到达条支、大秦，另一支从敦煌到交河、龟兹、疏勒，穿越葱岭到大宛，往西经安息到达大秦。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维吾尔族是这个大家庭中的历史悠久的民族之一。几千年来，各民族人民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勇敢创造了悠久而灿烂的文明。维吾尔族同样也为祖国的伟大事业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研究维吾尔人的历史文化显得尤为必要。婚俗风情可以这样定义，受习俗或者法律承认的一个男人或者几个男人与另一个女人或几个女人的结合，在生活过程中对彼此乃至对孩子的义务与责任。虽然各民族有共同的地方，但是这个责任与义务在民族与民族之间又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完全归结为一种定义。婚礼是维吾尔族人生活中的最隆重的仪式，维吾尔人采取一夫一妻的制度，接受伊斯兰教后，对婚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不允许与异教徒人通婚，特别是针对女人。婚姻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很重要，所以维吾尔人对婚姻尤其是对择偶很重视。普鲁人的婚俗习惯也一样，在普鲁人的婚俗中，既有伊斯兰的宗教文明，也有普鲁人自己独有的特殊风俗。

普鲁村坐落在离于田县中心向北90公里的地方（昆仑山北麓）。于田县位于塔里木盆地北部，昆仑山南麓，东邻民丰（尼雅县），西邻策勒县，南部与相接，北部与沙雅县接壤。从南至北约471、1公里，东到西宽122公里，总面积3.95万平方公里。县里有两个巴扎13个村，168个居委会。普鲁村是从于田县到的重要关口，位于克里雅河渠首，库拉普河与喀西塔西河交汇处，村里有250户，1000多人口。普鲁人从古至今延续的各种生活习俗：住在小石屋里，逐水草而居，最喜欢的是手工艺作坊，像毛纺织品如普鲁毛毯等。他们有这样一句话：普鲁人有三宝：小绵羊、鞭子、不倒石ΑT谛陆，普鲁人是维吾尔族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有关普鲁人社会习俗的研究在科研领域至今还是空白，从人类学与历史学角度开展民族民俗文化的挖掘和研究普鲁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坐落在昆仑山北麓的农村都是一些比较大的自然村庄。地理位置处在海拔3000米以下的山脉中，气候温和，环境适合各种植物生长，所以普鲁村里的人的生产结构交融了高原与平原绿洲，一代一代是以半农耕半畜牧的生产方式生存，这里的人被其他地方的人称为“普鲁人”。普鲁人靠勤劳勇敢与智慧创造了绿洲文明。于田县是以维吾尔族为主的民族区域，他们的风俗习惯一代接一代遗留至今，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变成今天这样的丰富多彩的状态。而在普鲁人的风俗文化中有具有自己的特色的文明保留至今，研究普鲁人多彩的文明，对了解处在塔里木河边及盆地在各个不同时代的不同的历史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婚礼是维吾尔人生活中的最隆重的仪式。伊斯兰教对维吾尔人的婚俗有很大的影响。一般不允许与异教徒通婚，尤其是女性。对于普鲁人来说，婚礼也是很重要的。普鲁人现在的婚俗习惯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普鲁人在结婚之前男女根本不认识，按照旧的传统，年轻人的婚礼完全是按照父母的意愿，年轻人没有自由恋爱的权利，所有的事由父母包办。以前普鲁村很小，人口也很少，为了增强家族关系，允许表亲之间结婚。他们的婚礼顺序是先由男方家两三个人在晚上去女方家简单谈论婚事男方的长辈会对女方的家长说：“我们的儿子长大成人了，你们的女儿也大家闺秀了，我们觉得他们很般配，所以想把你们的女儿当作自己的女儿，你们认为呢？你们愿意吗？”女方会对男方说：“我们没有其他意见，如果两人命中注定了，你们的儿子也是我们的儿子。”就这样，简单的订婚就结束了。那时候的订婚时比较简单，聘礼也只是一条毛巾或者两米布而已。南方回去之后会马上准备婚礼，在婚礼前一天早晨，女方会在家里进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当地人称为“小婚”。就是由男方家四五个人带一头羊和两三斗米，为女方打馕，或者将做饭用的木柴驮在两头驴上，一头驴上是库如克，一头驴上是皮尔马，这都是当地盛产的植被，这里的人用它们做柴火。这些都要准备好，送到女方家后，男方才开始为第二天的婚礼开始做准备。在“小婚”晚上，在女方家进行麦西来甫，男方的年轻人会去女方家与她们一起弹奏都塔尔、热瓦普、手鼓，唱歌跳舞，麦西来甫会持续到天亮，然后才会回各自的家准备婚礼。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所以靠的是马或者驴来接亲，接亲的其他人会跟在新郎的马后面，兴高采烈地去接亲，一路上仍然会奏琴唱歌跳舞。

在举行传统的普鲁人婚礼时，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就是叫“撒糖果”。由一个小伙子手里拿着各种水果或者干果，插在大枣或者沙枣树枝上，主要是苹果、各种糖果、红枣、葡萄干等，总之是当地能产的水果。他们会插在树枝上，举着插满各种水果或干果的树枝的小伙子，跟在接亲人群后。男方的人一路唱歌跳舞走向女方家。女方会端着大盘等在大门口，大盘上有馕，有分块的熟肉、糖果、葡萄干，还有放了盐的茶水。女方会站在大门口向男方喊着：“再往前走一些啊，再往前走一些，难道你们不想进来吗？”男方的人会回应道：“我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你们到前面些来吧。”就这样过了一会儿后，女方所有的女人会出来与男方的人跳舞。这个时候，举着插满零食的树枝的小伙子会走到大门口或者墙边，将树枝打在门上或者墙上，来参加婚礼的人都会纷纷去捡撒落在地上的食物。普鲁人认为，如果能抢到在婚礼上撒落的糖果吃，会不牙疼，所以他们会去争抢撒落的糖果、大枣、葡萄干、核桃等。

接下来，男方会进入女方家里，新郎和伴郎会进入专门布置好的房子里，男方和女方的年轻男女会被请入另一个房子。客人们进来之前，都会先洗手，会给客人们倒水洗手，然后进房子里就坐。一般男女客人分别坐在不同的房子里，然后为他们端上热腾腾的抓饭和茶（一般是筛鋈艘慌套シ梗。吃完后，女方会将男方送来的聘礼在所有的女客人面前摆放出来，然后与男方的女客人拥抱着庆祝结为亲家。请来的阿訇会在所有的客人与亲戚面前为男女念尼卡，在念之前还会验看有没有结婚证。念完尼卡，先问新郎是否愿意娶这个姑娘，新郎回答愿意后，问新娘。新娘虽然回答了愿意，但是阿訇也会反复问三遍，然后才会宣布男女成为夫妻。这个时候让他们吃下沾了盐水的馕，这是祝福他们的婚姻能白头偕老。

以当地人的习俗来说，新娘的脚是不能挨到地上的，挨到地上会不吉利。所以念完尼卡，由新娘的爸爸或者兄弟，把新娘抱到新郎骑来的马背上，由伴郎牵着新郎和新娘骑着的马走。来到男方的家后，在马前面铺好毛毯，新娘下马坐在毛毯上，由新郎的四个好朋友抓起四个角，抬起新娘进入男方的院子里。男方的院子的大树下放着他们准备好的火堆，他们将坐在毛毯上的姑娘从火堆上绕过三圈然后抬进房子里，然后会有一个人将很大一块石头扔进火堆里。他们认为如果石头能扔进火堆的正中间，表明新郎新娘今后的婚姻会幸福，如果没扔进中间，会预示着他们的婚姻会有坎坷。新娘被抬进房子里后，在铺好的褥子下面会放着一块大石头，新娘要坐在那块石头上。这也是祝福他们的婚姻能像石头一样坚不可摧。

普鲁人传统婚礼还有一个习俗是男女结婚三天之内不能喝凉水，不能用凉水洗脸，如果用到凉水，也会预示着他们今后的生活会不顺，会影响他们幸福的生活。此外，在婚礼当天还会有热闹的抢羊皮的比赛。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一些传统的风俗习惯也会随之变化。随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普鲁人的婚俗习惯也发生了变化，一些丰富有趣的特色婚俗风情也慢慢消失了，这是比较让人遗憾的。普鲁人的婚俗以及其他的很多风俗习惯包含了很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深入挖掘、探索。

[参考文献]

1于维诚.新疆地名与建制沿革[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2[芬兰]E・A・韦斯特马克著，李彬、李毅夫译.人类婚姻史（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尚昌平.沿河而居[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4柳先修著.抚摸于田》[M]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5魏永龙主编：《于田县志[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6方明编著.丝绸之路[M].合肥：黄山书社，2014.

婚俗文化研究篇9

关键词：女性民俗；禁锢；超越

中图分类号：K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3-0164-02

民俗是经千百年历史凝聚、传承下来的，代代相传的社会生活经历和经验的产物。而在传统文化中，从性别文化的角度来说，相较于强势而显著的男性民俗文化，女性民俗和女性民俗文化则显得弱势与隐秘，关注度较小。同时，在学术界来说，女性民俗文化的研究处在起步阶段，这种研究趋势是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和女性地位上升而变得愈演愈烈。因此，本文从女性民俗文化的角度入手，从女性民俗中对女性起禁锢作用的种种禁忌和女性民俗中女性自我超越的种种表现两个大方面，浅谈一下中国传统女性民俗文化中女性的禁锢和超越。

一、女性民俗文化的禁锢

关于女性民俗文化的定义，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见解。笔者在这里采用邱国珍、李文、吴翔之三位学者的说法：“中国女性民俗文化是中国各民族女性，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反复出现、代代相袭的生活文化事务，它包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妇女的衣食住行习俗、生产工艺习俗、婚姻礼仪习俗、生育习俗以及民间信仰、岁时节日及游戏竞技等诸多方面。”{1}作为一种民俗事象，禁忌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般的民俗认知心态。而根据英国人类学家J.费雷泽的分类，女性禁忌应属于人的禁忌这一大类从产生的伊始就带有强烈的不平等意味。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男性因其体力与管理方面的优势逐渐成为了成为文化强势方。相比之下，女性则日趋处于弱势，造成了在种种方面对男性的依附，这种不平等关系在民俗文化中也愈见鲜明。因此，传统民俗文化中的女性禁忌，带有特殊的定义，它是对女性的各种约定俗成，又压制禁锢的种种避讳和禁制。这些禁忌，根据学者刑莉的著作《中国女性民俗文化》的理论，可以分成四大类：岁时生产禁忌、婚姻禁忌、生活禁忌和孕产育婴禁忌。这其中除最后一种是属于特殊时段的禁忌外其他方面都属于日常生活禁忌。

（一）特殊时段禁忌

纵观中国古代各民族文化传统，对女性的月事极为忌讳。少数民族关于这方面的机会就更是屡见不鲜。他们认为经期中的女性是不洁的，靠近会给的人和村寨带来祸事。如蒙古族女性在行经期间禁止到井前，赫哲族和鄂伦春族禁止经期女性坐卧尊贵的主位。同时，在满族、哈尼族、彝族等民族中，经期妇女忌讳参加宗教祭祀活动等等。

除了月事禁忌外，传统民俗文化中，女性怀孕产子也被视为不洁，有着种种禁忌和避讳。如傣族孕妇不能接近佛寺、不能供佛、不能祭灶、不能陪客。土家族孕妇不能串门，不能参加婚礼。侗族孕妇忌入他人洞房，忌酿酒采药。妇女分娩产子也是污秽不详的事件，处理不当会给母子，家人带来祸事，使祖宗神灵蒙羞，因此产生了各种禁忌。

对于处在月事和孕期等特定生理时段的女性的禁忌，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两个层次：其一，上古先民认为血液与生死是紧紧联系着的，流血被视为是不祥之事，因此，女性的周期性流血和分娩时的大量流血被认为是污秽招祸之事，并加以规避和忌讳。其二，在封建伦理和宗教文化对女性的轻视和诋毁的作用下，这种禁忌进一步加强。

（二）日常时段禁忌

在民俗观念里，衣食住行，待人接物，都有着一套约定俗成的礼仪和禁忌，这些方面也形成了一系列对女性的特殊禁忌。其突出表现在女性的日常生产生活和婚姻活动中。

古人认为，做什么事都应当按照节气岁时来进行生产生活，以求去忌避祸，顺心如意。这方面对女性的禁忌颇多。例如古代新年自初一到初五，妇女是不能出去串门的。这种禁忌在布依族、苗族、彝族、白族等许多民族中存在着。又如十二月初八（即腊八）禁止妇女回娘家，十二月二十九土家族还有禁止妇女动针线、忌洗衣服等等。

除了上述岁时禁忌，在生产活动中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禁忌。例如云南边陲的白族妇女不准耕田，不准背粪施肥；高山族规定女性不能接触男性用过的猎具，在狩猎和捕鱼期间夫妇不能同房；赫哲族禁止女性坐船头和挎猎枪，认为这样会不洁等等。

此外，古代男女地位座次和戒律很严格。《曲理》中对此有所记载：男女不杂坐……不亲授。嫂叔不通问……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这足见古代封建伦理对女性的压抑之重。

女性的婚姻习俗禁忌更为繁多。普米族姑娘在结婚途中不得回头张望，不能骑骡子和穿白衣。满族姑娘在婚后三天不准下床。保安族姑娘新婚三天内不准吃婆家的东西，要娘家天天送饭。苗族新娘在新婚回门时，如遇大雨淋湿衣服，男方家可以休妻离婚等等。

总的来看，传统封建伦理道德和民俗习俗中的女性禁忌，其实质是占生产和社会生活主导的男性对女性这一“异类”，特别是有别于男性生理特点的女性生理特征的恐惧与不安心理的表现，进而产生歧视和禁锢心理。用禁忌的方式来约束，压迫女性的言行。这些女性禁忌相当不平等，有消极荒诞的意味。

二、女性民俗中的超越

尽管女性民俗中有许多女性禁忌，但是女性民俗中同样存在着体现女性自身诉求和渴望的民俗习俗，它们是对传统女性民俗禁忌和束缚的超越。这些超越的表现同样可以分为特殊时段和日常时段，下面就分类别叙述。

（一）特殊时段的禁忌超越

传统文化中，女性是依附于男性的弱势角色。但是节日打断了这种现象。特定节日使女性得以释放自我诉求和压力，实现短暂的自由。例如正月十五元宵节，女性在这一天可以上街出游，嬉闹观灯，抛头露面；壮族、侗族等民族的“三月三”则允许男女在这一天谈情说爱，互订终身。五月端午女儿节，羌族妇女这一天可以外出游玩；七月初七的乞巧节，妇女可以对月乞巧，祈求爱情圆满。不仅如此，在少数民族的节日中，还有一些是以女性为主角的节日。如彝族的姑娘节，白族的姑娘节，瑶族的阿妹节、斗牛节，土家族的女儿会等等。

此外，女性在婚恋中的一些特有民俗事象，也同样打断了传统禁忌的束缚。例如对歌。对歌的特点之一，就是参与的女性成为了主导者。她们高歌示爱，结伴嬉闹，用山歌向心爱男子表白。学者刘永红和学者闫国芳都谈到了西北特有的民俗事项“花儿”，它也是证据之一。在“花儿会”上，同样是女性首先发起演唱，内容多以情爱为主。这些无疑是打破了男性的话语权垄断，突破超越了女性的话语禁忌。

而同样是宣泄，土家族的“哭嫁”习俗则同样是女性自我释放的方式之一。这一习俗是土家族女性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2}这种习俗表达了女子对婚后生活的态度和对自己内心的诉说，进而完成自身的成人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

（二）日常时段的超越

传统文化中，对一个传统中国女性而言，更多的禁忌和规范贯穿于她们的生活。因此，这一点决定了女性的自我价值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得以实现。因此，以刺绣、挑花、剪纸等妇女手工制作出的传统技艺―女红，被赋予了女性的自我情感渲泻和诉求的任务。

女红饱含了女性对生活、对自由的憧憬和向往，成为了寄托女性超越自我的载体之一。如瑶族青年男女喜欢互丢有女性缝制的花包。苗族姑娘常送给心上人用红、白、黑等线组成的花带，寓意“千里姻缘一线牵”。同时，女红也是表达亲情和关爱的载体。陇东地区的姑娘在出嫁时，会收到鱼形饰品当礼物。此外，挑花技术也是女性表达心声的一种手段。鲜活的花草、飞舞的禽鸟、成熟的瓜果以及山川湖泊等各种生活物象都可以是题材。贵阳花溪苗族挑花丰富多变，以色彩绚丽，多姿多彩见长。侗族的挑花手帕、挑花腰带落落大方，质朴醇厚等。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中国女性难以直接从男权禁锢中表达自我，只有用刺绣、剪纸等女红活动来委婉含蓄的表达情感，释放压抑。学者就指出：“女红，无论是被作为一种文化意象由其他精神文化的艺术体裁来表达现，还是女红本身也成为一种具有表现性的艺术形式。（它）归根到底都出于表现人的心灵和情感的动机”{3}。

此外，在众多民间文学中，女性的自我超越和价值诉求，也用文学的方式进行表达。最早有《诗经》中的《氓》这首有名的弃妇诗。同时，在少数民族文化里，也有大量记载女性命运的叙事诗。其中傣族的《娥并与桑洛》、苗族的《仰阿莎》、彝族的《阿诗玛》、白族的《青姑娘》、东乡族的《米拉尕黑》、裕固族的《黄黛琛》等都反映各个民族女性在特定时代的爱与恨、悲与苦、理想与追求。

女性的主题欲望和自我价值，在传统社会中长期处在压制和禁锢之下，但女性的自我超越现象以潜在曲折的方式时刻表现出来。女性民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它既保障了女性的自我需求，又不会是女性因违背禁忌而受到惩罚。首先，女性在节日中摆脱禁忌和原有规范的束缚，大胆表达女性诉求，张扬自身欲望，这无疑是对禁锢的一种超越，这具体在歌会、婚嫁等民俗中有所体现，屡见不鲜。其次，女性通过女工这个情感载体来表达她们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人的挚爱以及对自由的追求。同时，众多反映女恨悲苦的文学作品和民间故事对于女性自我超越起到了支撑作用，使得女性能够通过诗意的方式，去实现精神上的突围。通过民俗，女性的愿望和欲望，才能获得叙述和存在的合法性与审美角度。研究女性民俗中的禁忌和反禁忌，禁锢与超越，我们才能更好的研究女性民俗和女性民俗文化，才能更深切地感受到它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民俗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

注释：

{1}邱国珍、李文、吴翔之.女性民俗与社会和谐[J].民俗研究,2008.

{2}杨智.土家族哭嫁习俗中的女性成人教育研究[J].四川师范大学，2010.

{3}.遮蔽的美丽―中国女红文化[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1]邢莉.中国女性民俗文化[M].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

[2]邱国珍、李文、吴翔之.女性民俗与社会和谐[J].民俗研究,2008（1）.

[3]杨智.土家族哭嫁习俗中的女性成人教育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0.

[4].遮蔽的美丽―中国女红文化[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才旦曲珍.对女性禁忌民俗的探讨[J].大学学报,2010（12）.

[6]张佳.女性禁忌的文化人类学解读[J].科技信息,2009（13）.

[7]徐海翔.浅谈博大的中国女性民俗文化[J].社科纵横,2006（1）.

婚俗文化研究篇10

婚礼是人生中的重要礼仪，婚礼习俗是民俗文化中一种比较典型的民俗文化传承事项。它作为一种涉及人类社会各方面的社会文化现象，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蒙古族婚礼文化独具特色，传统蒙古族婚礼具有浓郁的草原气息，折射出游牧社会对蒙古族婚礼文化的影响。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现代化元素的植入，新疆的城市和农牧区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新疆13个世居民族之一，蒙古族的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也在同步推进，而渐进的城市化深刻影响了蒙古族民俗文化和礼仪。本文结合文献回顾与田野调查，比较牧区与城市婚礼的差异，探究社会转型对蒙古族婚礼的影像及表现的特点，揭示在社会转型时期蒙古族婚礼文化适应与转变。

近年来对传统蒙古族婚礼文化的研究较为丰富，涉及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成果颇丰。根据有限的汉文资料记载以及蒙古文的书籍，关于介绍蒙古族婚俗的内容数不胜数。在《蒙古族婚礼的游牧文化特征》一文中详细介绍了蒙古族的传统婚礼习俗，并将婚礼与蒙古族的游牧经济联系起来在一起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在《简论蒙古族婚礼习俗》一文中，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了传统蒙古族婚礼上表现的习俗。在《论蒙古族的传统宗法性婚制及其演变》一文中，分析阐述了传统蒙古族宗法制婚礼的演变，提出了宗法制婚礼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关于介绍蒙古族传统婚礼研究的成果这里不一一赘述。对现代城市婚礼的研究，前人也有较丰硕的成果。在《新疆都市民族民俗文化述略》一文中，简单介绍了现代都市中蒙古族婚礼文化。在《现代都市婚礼标志设计的程式化困境及成因探析》一文中，分析了现代婚礼中体现出的新困扰，作者也提出了建设性的解决方案。纵观前人研究文献中对于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蒙古族婚礼的发展以及现代蒙古族婚礼表现出的特点的分析研究着墨较少。

一、比较现代牧区与城市蒙古族婚礼仪式差异

（一）择偶习俗

每一段婚姻都是从择偶开始，择偶观是指人们在婚姻中按照什么标准选择配偶。蒙古族传统的择偶是由父母决定，父母会以男女双方家庭的财产多寡和门第高低为标准，青年男女没有择偶自由权。现在，婚姻法家喻户晓，弘扬了青年男女的自我意识，政策上和法律上都保障了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自由恋爱、自主婚姻成为主流。

在牧区由于父母的年龄偏大且受教育水平较低，传统思想固化，不易接受新思想，而子女则相对接受了新思想，接触了新事物，在择偶方面易与父母发生矛盾。相比之下，城市的蒙古族择偶更体现出途径的多样化、择偶观的人性化的特点。随着城市现代化发展、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善，人才的流动，文化生活的多样化。尤其是新媒体更广泛地进入城市人们生活当中，网络社交的普及，给城市蒙古族年轻人的择偶创造了多种途径。

（二）提亲习俗

现代蒙古族婚礼中的传统提亲仪式已经有所简化，只保留着主干仪式。牧区与城市的提亲仪式有所差异，主要体现在对传统仪式的保留方面。提亲仪式更为简化，更多具有象征意义。由于城市中生活节奏快，许多蒙古族提亲极为简单，通常由男方带上礼物去女方家。

（三）订婚仪式

订婚就是下定婚约，是仅次于结婚的大型礼仪活动，是双方家庭对儿女婚事操持到一定阶段的总结。因此，在传统的婚姻中订婚仪式比较隆重，订婚仪式持续的时间、操办的过程也较为复杂。随着现代婚姻仪式的复兴，订婚仪式与过去有着很大的不同。现在蒙古族订婚仪式相比较传统的订婚仪式根本性的变化，在具体的仪式执行上有了变化。

婚仪式有所淡化。自主婚姻与传统婚姻的本质区别体现在订婚仪式办不办已不起决定性作用。现代城市蒙古族订婚中越来越多地受到双方工作条件、经济条件的影响。订婚仪式较为灵活，越来越多的现代蒙古族在饭店举行订婚宴，订婚仪式的目的也多样化，有的是增进双方的感情，有的是增强两家的来往，有的是让父母放心、快乐。简化了传统的订婚仪式，取而代之的是更具物质色彩与现代化气息的订婚仪式。

（四）婚礼议程

结婚典礼是最热闹、最隆重的仪式活动，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在仪式中，群体成员得到了交流、互动，增进了群体的凝聚力，是两位新人身份的转变。

城市中的婚礼准备更为系统化、商业化的特点。城市中有专门的婚庆公司，负责婚礼的一系列策划等。在婚礼上也更多地借鉴了汉族的婚礼模式，但仍保留了蒙古族文化的精髓。现代的蒙古族婚礼少了传统婚礼中的复杂礼节，更加简单更符合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的节奏。

二、婚礼文化从传统牧区到现代城市的变革特点

（一）现代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内容和思想也逐渐渗透到蒙古族婚礼当中，蒙古族婚礼表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性特点。具体体现在择偶标准、举办婚礼的地点、接亲用车、新人衣着等方面。

1.择偶观从宗族（家族）本位向个人本位转变。传统蒙古族婚姻礼仪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衰落，体现了婚姻的选择从大家族的族群选择剥离出来，婚姻越来越成为个人的选择。在这方面，城市的变化要比农村牧区显著，因为《婚姻法》的颁布和实施城市比农村要成功。蒙古族旧时的“门当户对”在城市已基本绝迹。

现代蒙古族择偶更多地考虑对方经济方面的条件，甚至对外貌也更为重视。择偶更多地考虑自身的喜好，城市中父母会较多地尊重子女的选择。同时，在择偶的渠道上也体现出多样化。农牧区蒙古族经父母家人介绍的现象依然存在，有部分青年是通过网络、婚姻中介介绍的。而在城市中，由于信息化冲击影响大，婚姻介绍公司也较多，大多数青年通过网络社交、婚姻中介、电视媒体等介绍认识。

2.婚礼举办地点的固定化以及娱乐活动的室内化。作为典型的游牧民族，受其传统生活方式影响，婚礼都是在草原上举办的。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牧区的蒙古族逐渐由游牧过渡到定居半定居的生活，婚礼在90年代大多是在自家里举办，直到2000年才有人在附近城镇饭店、餐馆举办婚礼。婚礼的场所在城市开始有人在集体食堂举办婚礼，后来人们完全在酒店举办婚礼，这样更为简便。

3.接亲仪式中交通工具的时代化。传统蒙古族骑马接新娘，从20世纪80年代的自行车、卡车到现在的豪华轿车。接亲的车在数量和质量上呈一种上升的趋势，农牧区与城市的接亲规模有所差异。

4，新人着装的变化。过去蒙古族婚礼双方穿传统的蒙古袍，在上世纪70年代这一现象断裂，农牧区多穿自己平常的衣服而城市中多穿工作装；在80年代蒙古袍在农牧区复兴流行，也有一些地方由于西式婚纱的流行而租穿婚纱，而城市中由于受西式婚礼的影响穿婚纱较多。现在大多数蒙古族选择穿蒙古袍，对于伴娘、伴郎农牧区则穿着较为随意，城市多穿礼服等。

（二）多元性

由于城市与农牧区的蒙古族与其他民族交错居住的居住格局，使得蒙古族婚礼文化与其他民族交流、融合明显。城市中蒙古族与其他民族交错居住明显，与其他民族交流频繁，加之城市信息媒体发达，更易接受新信息与观念。农牧区的蒙古族由于聚居地民族成分比较单一以及较多受媒体的限制，多元性不及城市明显。

婚宴中请的来宾中的民族成分多元化，这与蒙古族与其他民族嵌入式的居住格局有很大关系。在娱乐活动上也体现多元的特点，婚宴上既有蒙古族传统的马头琴表演，电子琴弹唱，会跳蒙古族传统舞蹈“萨吾尔登”还有现代舞、交际舞等娱乐活动。

（三）民族性

虽然在蒙古族婚礼中融入了许多现代化的因素，但也保留了一些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元素。现代蒙古族婚礼中，订婚时的“姑娘宴”，婚礼中新人身穿蒙古袍是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依恋，表现了现代蒙古族婚礼中自身的民族特点。现代牧区中蒙古族婚礼提亲中，还有送牛羊肉、送羊皮、羊背等最珍贵的礼物，很好地体现了牧区中对传统婚礼礼物的保留，这不仅与蒙古族的经济方式有关，更多地折射出现代蒙古族婚礼中的传统因素。有的婚宴中还会请专门的马头琴艺术家演奏蒙古族传统歌曲，体现着蒙古族婚礼中保留着本民族传统婚礼文化中合理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