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税法要素十篇

简述税法要素篇1

“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离开了税收,没有任何国家的政府能够正常运转。近年来,我国税收一直呈现高速增长态势。1994年我国税收收入为0.51万亿。而2010年,中国政府的税收收入为7.32万亿元,其占同年GDP的比重为18.4%。与此同时,应该注意到税收在资源配置中打进了一个“税收契子”,改变了对工作、消费及投资等的激励,从而可能造成效率损失,进而可能会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如何高效率、高公平、低成本地筹集税收收入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其中一个引入深思的问题是不同特征的税制是否会对纳税人的遵从行为产生显着的影响。早期的税收遵从文献主要基于威慑理论、经济学及财政心理学展开,这些研究的基本结论是税收不遵从行为被制裁所威慑。然而,近年的研究显示经典的税收遵从理论并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税收遵从行为,于是一些研究者将纳税意愿引入税收遵从的研究中。但鲜有文献对税制因素与纳税意愿、税收遵从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阐明税制因素与纳税意愿之间的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相关政策的制定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检验不同的税制因素是否对纳税遵从产生了显着的影响。本文的结构是这样安排的,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税制因素与纳税意愿的关系的理论假设,在这里主要对不同税制因素可能对税收遵从所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理论推演。第三部分是数据与实证检验。在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对第二部分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是对本文主要内容的一个简要小结。

二、税制因素与税收遵从的关系的理论假设

(一) 几个概念的基本含义

1.税制的透明度(transparency)

税制的透明度衡量的是税制是否容易为纳税人所理解,一般而言,税制的透明程度可以用以下两个指标进行衡量(Holtzman,2007)[1]。一个指标是税法本身是否容易被纳税人理解。另一个指标是纳税人能否清楚地知道税法在多大程度上正在被实施。税法本身是否易于理解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纳税人是否能比较容易计算出自己的应纳税款。二是纳税人是否能比较容易地理解税法的立法思想。如2009年5月1日起,国家调整了香烟的消费税,甲类香烟的消费税从价税率由原来的45%调整至56%,乙类香烟由30%调整至36%,雪茄烟由25%调整至36%。国家希望通过提高消费税税率从而达到控烟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通过税率表,纳税人能够通过税率表清楚地理解税法的立法意图。

2.税制的简化度(simplicity)

税制的简化度是与遵从成本的高低联系在一起的。它衡量的是纳税人在对自己负有纳税义务的课税对象依法计算、交纳税款过程中发生的费用 (Sandford,1981;刘军 等,2001)[2-3]。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在纳税的便利程度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一些国家或地区纳税极为复杂,在白俄罗斯,企业要缴纳11种税,其中10种是每月缴纳,1种是按季缴纳,企业平均每年要纳税124次,这无疑会给纳税人带来沉重的遵从成本。而另一些国家纳税则相对比较便利。如在瑞典企业甚至可以在一个纳税申报表上同时申报所得税、增值税、财产税和社会保障税等不同税种[4]。Burke(2005)[5]的研究认为在美国每年的税收遵从成本约为1000-2000亿美元,另一些研究甚至认为遵从成本呈现出远远高于管理成本的趋势。尽管这些估计的结果不十分精确,但是这些研究至少能够说明遵从成本已经给纳税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它提示我们在设计税法、改进征收方法时应该将遵从成本作为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来进行考虑。

3.税制的易管理性(Administrability)

税务机关执行税法产生的成本,一般将其称之为管理成本。它主要是税务机关为保证税法的顺利实施而付出的各种费用。如税官的薪酬、津贴、办公经费、差旅费等。任何税制的执行都需耗费成本,但易管理的税法体系能够使税务机关以较低的管理成本执行税法,从而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我国税收的管理成本一直处在一个较高水平。根据《中国税务报》2007年公布的一份数据,我国税收管理成本已从1993年的3.12%上升到目前的5%-6%。而同期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以及英国的征税成本分别为0.58%、0.95%、1.07%、1.13%和1.76%。税制的简化与透明度与税制的易管理性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一般而言,简化与透明度较高的税制往往是便于实施的税制,因而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降低税收的管理成本。造成我国税收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的一个因素就是我国税制过于复杂。原因在于复杂、模糊的税制在实施过程中需要不断地颁布各种解释、实施细则,从而在会相当程度上增加税收的管理成本。

(二)税制特征与税收遵从之间的关系

1.税制的简化、透明度与税收遵从

透明的税制给纳税人决策带来的不确定性较小,因而对纳税人决策行为造成的扭曲程度也较小,从而使纳税人能更好地计划自己的工作、消费及投资,因而其造成的税收超额负担较小。而不透明的税制对纳税人而言,会给其遵从税法带来极大的困难。对税务机关而言,也会给其管理带来极大的困难。其主要原因在于,税务机关难以对处于相似条件的纳税人一以贯之地实施税法。一般而言,简化的税制也往往是一个透明的税制。简化、透明是两个存在一定区别,但是也存在相当程度重叠的概念[1]。简单的税制不一定必然是一个透明的税制,例如,一个在形式上简单的税法如果包含一些非常模糊条款,它就不容易为纳税人所理解。换言之,它就不是一个透明的税制。许多研究者认为随着税法中纷繁复杂的税收抵免、纳税扣除等税收优惠条款的增加,税法的简化度、透明度正在不断下降。而复杂、模糊的税制一方面增加了纳税人遵从税法的成本,另一方面也赋予税官在计算应纳税款等问题上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增加了税官利用手中权力进行寻租的机会,这极有可能降低纳税人对税法的信任程度,从而降低其纳税意愿,进而降低税收遵从度。因而本文有如下假设。假设1:一国或地区的税制简化与透明度越高,其税收遵从度越高。

2.估税制度与税收遵从

在所得税的管理体系中,有两种估税制度,一是行政估税制度,二是自我估税制度。 前者是指税务局接到纳税人的申报表后,将申报表与纳税人前期和当期的信息资料一起转给评估人员。评估人员计算、检查每位纳税人的纳税情况,主要是审查纳税人填报的收入、扣除、减免等项目是否正确。而后者则是指纳税人如实填报收入,自核自缴,实行自我管理,税务局只对其进行简单的监督和检查。随着税法的日渐复杂,纳税人数量的日益增加,税务评估人员根本不可能逐一对每一份纳税申报表进行细致的评估,传统的行政估税往往不能对纳税人起到应有的监管作用,于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引入自我估税体系,在OECD国家中约有50%的国家在所得税的管理中业已建立了自我估税制度[6]。实施自我估税制度后,税务机关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纳税辅导和税务稽查上。自我估税使征收成本显着下降,效率得以提升。不仅如此,自我估税还有效地减少了纳税人与税务人员的日常联系,这有可能减少税官贪腐的机会[7]。一些研究者认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税务人员腐败而流失的税收收入在50%左右[8]。从建国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实行的是一种“一员进厂,各税统管,征管查合一”的税收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极容易引起纳税人和税收管理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诱发种种腐败行为。而纳税人觉察到的税官的种种腐败行为,将严重削弱纳税人对税法的信任,进而导致其纳税意愿下降。假设2:自我估税对税收遵从能起到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

三、数据来源与实证检验

(一) 数据来源

1.税收遵从度

由于实际的逃税数量是不可能被准确地知道的,因而在税收遵从的研究中往往只能使用一些变量来代替税收遵从程度。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常使用两类变量来估计逃税规模。一是使用地下经济规模占逃税GDP的比重来表示税收遵从度的高低。二是进行大样本调查,用纳税人感觉到的逃税规模来表示税收遵从度的高低。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将分别采用这两类变量来表示一个国家的税收遵从度,分别估计税收遵从度与相关税制因素的关系。这样做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检验我们建立模型的稳定性。其中,不同国家地下经济规模占GDP的百分比的数据源于Schneider(2005)[9]的研究。该值越大,意味着该国或地区的税收遵从度越低。从表1中可以看出,地下经济规模比重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差异极大,该比重较小的国家和地区有:瑞士、奥地利、日本,该比重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有:土耳其、墨西哥、希腊。纳税人对逃税程度的主观感觉源于《IMD世界竞争力年鉴2002》,它对49个国家2002年的逃税情况进行了评价,它所评价的问题是逃税在贵国是否普遍?评价值介于0-10之间,值越小,代表逃税越普遍。本文使用此变量作为税收遵从度的变量,值越大,意味着该国的税收遵从度越高(表1)。

2.税制的简洁与透明度

《2002-2003全球竞争力报告》对一个国家税收体制的效率进行了评估,备选答案为1-7,其中1表示税收体制特别复杂并带来商业决策的扭曲,7表示税收体制简单而透明,2-7表示介于两者之间。值越大,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税收体制愈简单而透明。本研究使用此变量作为一国或地区税制的简洁与透明度的变量。从表1中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税制的简洁与透明度上存在着较大差别,简单与透明度较低的有土耳其、德国,简单与透明度较高的有瑞士、爱尔兰。

3.自我估税制度

在本文中将此变量作为一个哑变量,如果在该国或地区的所得税管理中实行自我估税制度,该量取1;若实施行政估税制度,该变量取0。在我们作为研究样本的28个国家中,有15个国家实行行政估税制度,13个国家实行自我估税制度。

4.控制变量:经济发展程度

研究显示逃税与经济发展程度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一般而言,逃税在发展中国家往往更为普遍[9-10]。为了更好地描述税收遵从与相关变量的关系,本研究将一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中。本文采用与大多数研究相一致的方法,本文使用一国或地区2002人均国民收入的自然对数作为经济发展程度的变量。

(二)实证检验

1.描述性统计

在进行正式分析之前,先对上述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表2报告了描述性统计结果。地下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在9.5%至32.1%之间,均值为19.01%。而《IMD世界竞争力年鉴2002》所评价的不同国家或地区逃税的普遍性在1.82至7.38之间,均值为4.635。税制的简单与透明度在1.9至4.7之间。人均收入的自然对数则在6.88至10.57之间变动(表2)。

2.回归分析

为了估计税收遵从与相关变量的关系,本文将对以下回归方程进行检验:TEVt=c+b1X1t+b2X2t+b3X3t+μt(1)其中, TEV 表示一国或地区的税收遵从程度,分别用地下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和纳税人感觉到的逃税程度来表示税收遵从度。 X1 代表该国或地区税制的简洁与透明度,X2 表示该国或地区的个人所得税制中是实施自我估税制度,还是行政估税制度。如实施自我估税制度, X2 取1,否则, X2 取0, X3 表示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其值为人均国民收入的自然对数。根据表1的数据,利用Eviews 5.0进行回归分析。先使用地下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来表示税收遵从度,其结果如表3所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利用横截面数据建立模型时,由于不同样本点上除解释变量之外的其他影响因素较大,所以利用横截面数据时更容易产生异方差性。异方差性存在违背了古典模型中的同方差性假设,在此情况下,不能使用普通最小地乘法来估计模型参数。在此利用White检验法对回归模型进行异方差性检验,结果报告在表4中。从中可以看出, nR2的相伴概率为0.648,远远大于显着性水平0.01,因而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问题(表4)。此外,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如果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将对参数估计、统计检验及模型估计值的可靠性、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应该对其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11]。在此采用Eviews 5.0进行辅助回归模型检验,首先检验 X1 与其余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结果报告在表5中。可以看到 R2非常之小,因此 X1与其余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采用同样的方法,可以证明 X2,X3 与其余变量之间亦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表5)。由表3可以看出, R2=0.450,虽然 R2越大,拟合优度越好,但在横截面数据的情况下, R2的值在0.4也不能算低,因而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较好。F统计量的概率小于0.02,表明模型在显着性水平为0.02的情况下,回归方程从总体上来讲是显着的。从单个因素的影响来看, X1,X3 的 t 统计量的概率均小于0.01。因而在显着性水平α=0.01时,X1,X3的系数是显着不为零的。这表明税制的简洁度、透明度与经济发展程度对税收遵从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X2的系数虽小于0,这表明自我估税制度虽可促进税收遵从,但并不显着。我们的实证分析支持了假设1,但并没有支持假设2,这表明自我估税制度的主要作用在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对提高税收遵从度并无明显作用。为进一步验证我得出的主要结论的稳健性,接下来,以《IMD世界竞争力年鉴2002》中对逃税的普遍性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税收遵从程度的变量。采用和上述方法同样的方法分析逃税程度与税制因素之间的关系,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和White检验的结果报告在表6和表7中。从表7中可以看出, nR2的相伴概率为0.420,远远大于显着性水平0.01,可见,该回归方程不存在严重的异方差问题。从表6中可以看出,由表6可以看出, R2=0.666,回归方程从总体上是显着的。从单个因素的影响来看, X1,X3的 t 统计量的概率均小于0.01,这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税制的简洁度、透明度与经济 发展程度与其税收遵从度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 X2 的 t 统计量的概率均远大于0.1,这表明估税制度与税收遵从度之间并不存在显着的关系。这与我们前面分析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

四、对税制简化的>！

(一) 税制简化、透明、易管理与公平、效率之间的矛盾

由于简化、透明、易管理的税制对纳税人的决策行为影响较小,因而产生的超额负担较小,因通常能促进效率的提升。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在现代社会,税收不仅是财政收入最重要、最直接来源,而且它还是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比如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从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11月,我国连续8次调高了部分行业和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当今世界各国税制日益复杂的一个重要成因是税法中的税式支出条款日益增加,这些条款一方面是为了促进公平的实现,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这些条款鼓励或限制某些行为,从而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减少这类条款将损害税制的公平度,削弱税收的宏观调控能力。也就是说,税制的简化、透明、易管理与公平、效率之间存在着矛盾,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存在使得任何一个国家在设计税制时,必须在这些标准间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作出取舍。

(二) 简化我国税制的政策建议

1.税制简化的着力点更多地应是简化征管程序

税制的复杂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税法本身的复杂程度所致。其二是纳税程序本身过于复杂所致。前已述及,由于税制的简化可能会与公平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因而,要想从税法本身使税制显着简化,存在着较大困难。这可能也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诸多国家在进行税制改革时,都将税制简化作为一个指导原则,而耐人寻味的是,迄今为止,税制本身日渐复杂的趋势并没有停止。因而,税制简化的着力点更多地应放在征管程序的简化上。纳税流程越复杂,会导致纳税难度越大,纳税人的遵从成本越高,使纳税程序更简单、更人性化可以使纳税人的遵从成本显着降低。事实上,这种趋势已经在全球开始呈现。目前,世界上有1/4的国家推行了电子申报,这意味着纳税人无须纸质文件,也无须直接与税务官员打交道。有1/3的国家采用银行转账的电子方式缴纳税款,其中又有一半左右国家的纳税人用支票缴纳税款。仅2006-2007财年,就有阿塞拜疆、保加利亚、哥伦比亚、莱索托、马来西亚、荷兰、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采用或扩大电子申报,并减少企业纳税的次数,简化了纳税程序(王逸,2008)。在我国,近年来,为简化纳税程序,税务机关已经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如近年推出的财税库银横向联网极大地方便了纳税人缴税。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许多环节上,我国的纳税程序仍然较为复杂。这点在我国增值税的纳税程序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进行纳税申报时,首先将填制完成的正确的申报表信息通过网络传输至税务机关,然后还要在征期内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大厅上门进行税控IC卡的报税。可见,优化、简化办税流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提供良好的纳税服务,使纳税人更容易遵从税法

高效、及时、周到的纳税服务可以使纳税人更容易、更经济地遵从税法,从而有效地节省纳税人的遵从成本,从而间接地达到简化税制的目的。世界各国普遍高度重视纳税服务,这一方面是出于对纳税人权利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降低征收成本,促进征管质量与效率的提高。长期以来,我国税务机关普遍存在重征管、轻服务的倾向,把完成税收任务作为主要的工作目标。近年来,这种趋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各级税务机关普遍重视纳税服务,并业已取得一些可喜的成绩。我国在2002年在国家税务总局成立了纳税服务处,2008年税务总局组建了纳税服务司。2005年为了规范纳税服务工作,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纳税服务工作规范(试行)》。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税务局均已建立了较为规范的办税服务厅,开通了全国统一的12366纳税服务热线、实现了税务网站的政策法规公开。但我们也应看到与一些纳税服务做得较为成功的国家相比,我们还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尤其是在纳税服务的个性化、专业化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我国大多数税务机关提供的纳税服务大都是纳税人需要的共,服务的个性化、专业化不强。在纳税服务中树立分类服务的理念,针对纳税人的不同需求,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增强纳税服务的个性化、专业化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的努力方向。

简述税法要素篇2

近日，海关在后期核查中发现，某知名食品公司先后申报进口两种用于婴儿配方奶粉的生产原料存在归类差错，根据企业的具体违规事实，海关决定对这两种商品分别予以补征一年和三年的税款，并对该企业进行了相应的行政处罚。这两种生产原料分别是“低聚半乳糖”和“鱼油”（企业申报品名），导致企业犯错的原因何在呢？

申报不完整致归类差错

商品一：低聚半乳糖

低聚半乳糖是一种具有天然属性的功能性低聚糖，其分子结构一般是在半乳糖或葡萄糖分子上连接1～7个半乳糖基。卫生部2008年批准低聚半乳糖为新资源食品，主要应用于婴幼儿食品、乳制品、饮料、焙烤食品、糖果的生产。

该商品进口时，品名申报为“低聚半乳糖”，成分申报为无水乳糖

从企业申报情况看，申报要素完整，似乎符合申报规范的要求。但认真分析申报内容，只申报出23%的成分，其余的是什么呢？

按照要求，企业在后续的《归类补充申报单》中，补充申报成分含量为“低聚半乳糖（半乳低聚二糖到半乳低聚八糖）（以干基计）≥57.0%、无水乳糖含量（以干基计）≤23.0%、无水葡萄糖含量（以干基计）≤22.0%。”

查阅《进出口税则商品及品目注释》，税号17021项下乳糖所指的商品明确表述如下，“乳糖（c12H22011），存在于乳中，商品乳糖从乳清制得。本品目包括商品乳糖和化学纯乳糖。这类产品必须按重量计干燥无水乳糖含量超过95%。”因此，根据补充申报的成分含量，“低聚半乳糖”并非17021900描述的乳糖，根据归类总规则一，应归入税则号列17029000（税则描述如表一所示）。

企业已按照申报税号的申报要素完整如实申报，因此补征一年关税。

商品二：“鱼油”

深海鱼油是深海鱼类体内不饱和脂肪的简称，是富含EPA（二十碳五烯酸）、DHA（二十二碳六烯酸）的鱼体内的油脂。

该商品进口时，品名申报为“鱼油”，申报要素不完整，仅申报成分为鱼油，未经化学改性以及DHA+EPA的浓度，归入税号15042000项下（税则描述如表二所示）。

海关后续核查中要求企业进行补充申报，企业的《归类补充申报单》显示，该“鱼油”的主要成份为棕榈油64-70%、鱼油15-23%、微生物油脂9-13%。因此，该商品明显为各种动、植物油脂混合制成的制品，根据归类总规则一，应归入1517909090项下（税则描述如表二所示）。

企业因未按照申报要素完整如实申报，且申报品名不准确，因此补征三年关税，并收缴滞纳金。

差错启示

避免归类差错是提高通关速度，降低违规风险的基础和重点，从以上的例子可知，在日常通关中以下四点需要格外注意：

G填制申报要素时，要避免按照要素种类机械填制。比如，在上述“低聚半乳糖”案例中，企业表面上已按照所归税号的规范申报要求，如实填写了各申报要素的内容，但仔细分析，企业申报的无水乳糖含量

确定商品归类时，要避免根据商品名称盲目归类。有些名称是企业内部习惯叫法，以偏概全，有些是由外文直接音译，无法理解。如在上述案例中，

“鱼油”是企业内部的习惯称法，而实际上仅占该种生产原料的一小部分，盲目按照鱼油归类显然是错误的；而“低聚半乳糖”虽然品名正确，但由于申报时未对该商品深入研究，想当然认为既然品名为“Xx乳糖”，按乳糖归类一定没错，结果归入错误税号。

进行商品归类时，用好税则注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商品归类管理规定》（海关总署令第158号）第二条明确规定，商品归类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为基础，按照《进出口税则商品及品目注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本国子目注释》以及海关总署的关于商品归类的行政裁定、商品归类决定的要求，确定进出口货物商品编码的活动。

简述税法要素篇3

述职报告是指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或单位负责人,根据制度规定或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向选举或任命机构、上级领导机关、主管部门以及本单位的干部职工,陈述本人或单位在一定时间内履行岗位职责情况的书面报告。述职报告,按时间可分为年度述职报告、阶段述职报告和任期述职报告;按内容可分为个人述职报告、集体述职报告。

一般由首部、正文和落款三个部分组成。

1.首部。主要包括标题、主送机关或称谓等内容。

(1)标题。述职报告的标题有单标题和双标题之分。单标题一般为”述职报告”,也可以在”述职报告”前面加上任职时间和所任职务;双标题由正标题和副标题组成,副标题的前面加破折号。正标题是对述职内容的高度概括,副标题与单标题的构成大体相似。

(2)主送机关或称谓。标题之下第一行顶格写主送机关或称谓。向上级机关呈送的述职报告,应写明收文机关;向领导和本单位干部职工作述职报告,则应写明称谓。

2.正文。由导言、主体和结尾三个部分组成。

(1)导言。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任职介绍,说明自己的任职时间、担任职务和主要职责,简要交代述职的内容和范围;二是任职评价,扼要介绍任职以来的工作情况。这一部分力求简洁明了。

(2)主体。这是述职报告的核心,主要陈述履行职务的情况,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任职期间的任务完成情况,取得的主要工作成绩;二是存在的问题及经验教训;三是今后工作的努力方向、目标或打算。

(3)结尾。一般要求用格式化的习惯语来结束全文,采用谦逊式结尾、总结归纳式结尾或表决心式结尾等形式。

3.落款。包括署名、成文或述职时间两种。也可以将署名放在标题之下。

例文1：

XX年度王作述职报告

各位领导,同志们:

XX年是”十五”计划的第一年,也是我受组织的委派,到××县国税局担任局长的第年。按照组织原则,我应对××县国税工作负全面责任。一年来,我依靠市局和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依靠县局”一班人”的密切配合,依靠全局干部的大力支持,在税收工作中努力实践”xxxx”,夺取了全县国税系统两个文明建设的双丰收。下面,我从五个方面向领导和同志们述职,请予评议。

一、坚定不移推进”三位一体”改革

我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全县国税机构改革。推心置腹地讲,面对改革,我个人可以作出多种选择:迟搞、小摘、不伤筋骨地摘,可求得轻松做官;早摘、大搞、积极主动地摘,国税事业就能抢抓机遇,求得新的发展,但这样做,个人的命运则面临较大的风险。经过慎重抉择,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为了从总体上把握改革大方向,我抓了三件事:一是摸清实情。我带领人事股、办公室有关同志,深入调查研究,准确把握了县情、局情、人情。二是制定方案。经过周密筹划,我亲自参与制定了统揽全局改革的10个配套方案,上报市局,得到了认可。这些方案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对全系统的”三位一体”改革起到了指导作用。三是组织实施。在方案实施过程中,我顶住了方方面面的压力,抓住精简分流、竞争上岗等关键环节,坚定不移地抓落实,推进了改革的整体进程。在改革过程中,自己虽然历经安危、荣辱、成败的考验,但抓住了机遇,赢得了主动,为进一步深化国税改革奠定了基础。

二、坚持不懈抓好各级班子建设

从上任的第一天起,我就注重各级班子建设,在县局班子自身建设上,通过落实《党组议事规则以《关于强化县局领导班子成员工作责任的决定》和《县局党组关于加强一把手监督管理的意见》等制度,对县局班子的思想、作风、纪律进行全方位约束。同时,在改进领导方法上,引导大家不断加强学习,努力提高领导艺术,进一步增强了县局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中层干部和分局班子建设上,以改革为契机,通过竞争上岗,调整干部80余人次,使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专业结构得到明显优化,大大提高了中层干部的整体素质。在一般干部的调配上,实行双向选择,共调整岗位300余人次,促进了人员合理流动,实现了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特别是县局机关及一些重要岗位人员的整体素质明显改善。通过坚持不懈地加强各级班子建设,为全县国税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三、精心组织税收业务工作

我努力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和方法论,提出了以打好”四大战役”为主线、精心组织实施税收工作大合唱的构想。一是科技兴税战役。6月初,召开全县税收信息化建设工作会议,对科技兴税战役的目标、任务和步骤作出了系统部署,并把推广应用ctais作为突破口,拉开了税收信息化建设的序幕。二是依法治税战役。9月初在所属的东宝分局召开了全县依法治税工作会议,并把该分局作为试点,以实行个体税收分类管理为重点,探索依法治税与税收征管的有机结合,经过本年试点,总结了一套操作性较强的运作模式,并在全县进行了推广。三是促产增税战役。10月中旬,召开了全县税收工作会议,以此为契机,在全县开展了服务经济的”十个一”工程,以外向型经济为重点推动税收结构不断优化,全县外向型经济实现税收比上年增长38%,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四是文明办税战役。以召开全县国税系统精神文明建设交流会为标志,提出以优化服务、文明办税、勤政廉政、提高工作效率为主要内容的工作要求,使全系统干部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有了明显的改善。”四大战役”的相继实施,构成了税收业务工作的完整体系,同时,使全局工作保持了思路清晰、主次分明、整体联动、协调推进、一以贯之的鲜明特点,体现了中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的有机结合。

四、不断创新备项税务管理

在年初全县机构改革动员大会上,我旗帜鲜明地提出:税收工作要不断创新,这是推动国税事业进步的根本动力。这个观点既是我长期思考和实践的深切体会,也是指导我开展工作的一条重要准则。一年来,重点进行了四项创新。一是按照推进现代化税收管理的进程,依托ctais(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对税收征管方式进行了改革创新。二是按照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要求,

重组岗责体系,规范工作流程,进行了机关工作运行机制的创新。三是按照理顺秩序、规范管理的要求,新建制度75项,修订制度36项,进行了工作制度的创新。四是按照提高工作效率、改善办公环境的要求,对县局机关和城区三个直属分局办公楼按现代化标准进行改建,增添设施、完善功能,进行了机关工作环境的创新。这一系列举措,都体现了求实效、求发展、与时俱进的时代特点,使我县国税工作较好地保持了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

五、互融共进抓好勤政廉政建设

在加强勤政廉政建设工作中,我始终坚持了三个观点:一是坚持党风廉政建设与税收中心工作的高度统一性,从本质上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对税收中心工作的促进作用,从而增强党风廉政建设的自觉性;二是坚持党风廉政建设与履行职责的互融共进性,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履行职责的基本保证和重要基础,要求各级领导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自觉严于律己,维护党风、行风的纯洁;三是坚持党风廉政建设与工作实绩的关联性,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规范”两权”运行。基于上述三点认识,在整体部署上,我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当作国税工作的一个环节、一道程序,一同部署,一样督办检查。在具体操作上,我力求做到带头守纪、以身作则,办事公道、不循私惰,作风正派、勤政廉政,较好地发挥了示范作用,促进了全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不断加强。年底,县局机关被评为全县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单位。

回顾一年来的履职经历,我感到既充实,又欣慰。我和同志们一起并肩战斗,不仅增进了了解,沟通了感情,建立了友谊,也获得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工作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概括起来,有三点启示:一是靠信念成就事业。我刚到任时,面对陌生的工作环境,确实感到担子重、压力大,但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相信组织上的正确领导,相信班子成员间的团结合作,相信绝大多数干部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凭着这种信念,我克服了工作上一个又一个困难,可以说,信念和毅力使我成就了一些事情,而?在事业推进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坚定了信念、磨炼了意志。二是靠工作统一思想。我深切感到,工作是统一思想的助推器,是协调关系的润滑油,是形成合力的凝结剂。回想我局一年来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从机构人事改革中有关政策的制定解释,到事务管理上一些正常的工作分歧,每次大的决策前,方方面面总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我们并没有把精力消耗在无谓的争论上,而是在工作实践中逐步加深认识,增进了解,很快就达成了共识,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凝聚到了一起。三是靠个性谋求共识。在工作实践中,我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科学处理共性与个性的关泵,在充分尊重个性的基础上,让一些与共性无碍的个性健康发展,同时采取注重正确引导、提倡相互兼容等方式,使个性与共性协调发展,最终将消极因素逐步转化为积极因素,形成推动国税事业健康发展的合力。

总结一年来的工作,我觉得有所得也有所失,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这也是本人今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一是要提高认识水平。特别是对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困难,要注重从总体上把握,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同时要注意防止头脑发热,处理事情简单化,时刻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二是要防止急于求成。对工作的部署和要求,要充分尊重现实,体现层次性,区别对待,循序渐进,避免一刀切、一律化。三是要避免苛求于人。对工作总体上高标准、严要求是无可厚非的,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能事事都要求完美,因人、因事、因时要体现区别,以避免无意中伤害同志们的积极性,要注重把大家的积极性发挥好、保护好,营造-出一种生气勃勃的良好局面。

以上报告,请领导和同志们评议,欢迎对我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并借此机会,向一贯关心、支持和帮助我的各位领导、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县国税局局长××

二o o二年一月五日

标题直接采用文种法,年代用阿拉伯数字。

称谓顶格写

开头简要介绍任职情况和主要职责,概括评价一年来的主要工作

承上启下,述职分五个方面展开,过渡自然,程序周到。

坦诚地自我剖析,真实地表明了述职者的内心斗争。

文中数字用阿拉伯数字。

很好地把握”各级”这个坷,采取了由县局领导到中层领导到一般干部的顺序进行阐述,层层推进。

逐次论述”四大战役”,层次清楚,条理分明。

紧扣”创新”二字,层层展开,阐述创新的具体内容和措施。

用”互融共进”,把勤政与廉政融为一体,着力阐明抓廉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谈收获和启示,使述职报告层次得到提升,立意更加高远。

三点启示有感而发,极富哲理,展示了报告人的理论素养。

没有单独讲学习,但把学习贯穿于工作实践之中,给人以学以致用的印象。

分析不足之处,具体而又实在,同时又有改造的措施,也表明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采用谦逊式结尾,同时表达了谢意。

署名及日期。日期用中文数字。

例文2：

尽职尽责尽心尽力

－－我的述职报告

各位领导:

上午好!

我是××市国税局信息中心的××,1999年12月,组织上安排我担任信息中心主任。下面,.我将一年来的工作情况作个汇报。过去的一年,为落实省国税局提出的,以信息化建设为突破口,大力推进征管改革,建立现代税收征管运行机制这个总体目标,在市局党组的重视和支持下,我和中心的全体同志一起下分局、进企业,摸清基层的情况;到省局信息中心请示汇报,吃透上级的精神;走访相关业务公司,掌握技术保障的要领。在

此基础上,我们拿出了全年工作思路和主攻重点,报经局领导审定,下发了《××市国税局关于做好XX年计算机工作的意见》。从年初开始,我们逐个阶段摘督导,逐项工作抓落实,始终突出”四抓”:

一抓硬件建设。这是计算机推广应用的基础。我们挤出有限的资金,争取省局的支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给基层单位陆续配齐了微机,但随着微机在税收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几乎所有的涉税活动都纳入进来,单机操作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大多数分局工作的需要,全系统联网运行势在必行。为此,我们立即动手进行调查,本着节约、实用的原则,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得到了市局领导的充分肯定:对13个分局的办税厅及办公室进行简易布线和对等网的安装;又投资10多万元,将7个分局由拨号上网改为ddn专线联网;配发各种设备40多台套。这样一来,形成了以市局标准机房为中心,8台高档服务器为数据处理核心、xxx广域网和局域网为骨架的税收管理系统。全局连接成为一个稳定、高效的微机网络系统;分局的各个岗位运用单台微机各司其职,资讯共享;分局与市局、市局与省局的远程通信效率成倍提高。

二抓软件应用。我们与有关公司联手建成了全省国税部门第一个电子报税系统,紧接着逐步推广省局统一开发的imb软件。截止到去年底,已基本涵盖了整个税收业务流程,应用效果日渐显露出来。去年,我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办公自动化的应用、网页的制作、”金税工程”及ctais的前期准备上。这是当时乃至今后一定时期税收信息化建设的重中之重。我们提前进入准备,连续举办了3期办公自动化的培训,把所有相关人员都轮训一遍,还会同办公室一起制定了《公文处理规程》。从硬件、软件、人员到规程都一一准备到位。按省局统一要求,XX年1月,全局办公自动化系统顺利开通,实现了ftp文件传输、电子邮件的收发、网上信息的和下载,全市税收工作的各种资讯,都能在网页上随时查询。去年9月,市政府领导及部分市人大代表视察我局工作时,对我们的计算机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为保证”金税工程”及口ais在XX年开通,从去年开始,我们一方面狠抓国税干部的网络技术培训、操作规程建设;另一方面提前加快设备更新、网络改造的步伐,实现了软件、硬件建设的相互推进,率先在全省第一个开通了”金税工程”的四级网络,受到省局领导的多次肯定。

三抓人才培养。我们中心人手少、事情多,工作的技术含量高,特别是”金税工程”启动后,这根弦一直绷得很紧很紧。我们采取了”三管齐下”的方法,在人员的素质和数量上做文章:一是派出学习.去年9月,我们克服事多人少的困难,派出一名副主任到中国人民大学参加了为期四个月的信息管理专业学习.二是岗位练兵。我们制定了中心及大厅系统管理员的例会学习制度,每月采取实地开会和网上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大家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营造边学、边干、边提高的良好氛围.三是引进人才。在市局党组的重视关心下,通过反复考察,引进了两名计算机本科毕业生。初步形成了计算机人才的梯队结构,为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在税收上的普遍应用及提档升级奠定了基础.经过不懈努力,在全省国税系统立则年度计算机竞赛中,我局的排名位次进一步靠前。

四抓规范管理。总局确定去年为”信息管理质量年”。我们抓住这一契机,拿出过硬措施,使全局计算机规范管理迈上了新的台阶。第一,制定了规范管理办法,科学设置岗位,明确操作流程,建立质量考核方案,对各单位人员的跟踪管理和职责配置、设备的保管与维护、运行的规程与要求、信息的有效使用及网络安全等,统一作出了严格的规定。第二,每月对各个基层单位进行网上考核,逐项评估,综合计分。第三,以考促学,以考促用,以考促改,年终汇总评估,并采取适当形式通报和奖励。为促进信息管理质量年活动的深入开展,我们中心内部着重抓好每月的科务会议,检查每个人员上月工作情况,布置当月工作,筹划下月工作,做到有部署、有检查、有落实、有回音。一年来,我们没有出现一起重大设备、软件系统、网络安全事故,保证了全局工作的正常运行。

总之,过去一年的信息工作,我们做了新的探索,也取得了新的成效。这里面包含着市局领导的关怀和支持,凝聚着全中心同志们的心血和汗水,也得益于相关科室和基层单位的理解与配合。我作为主任,尽了心,努了力,仅仅做了一些应当做、也是力所能及的工作。回想起来,我走上信息中心主任的岗位之日,正值税收管理信息化高潮到来之时。这是难得的工作机遇,也是巨大的工作压力,即使加班加点,即使东奔西走,即使有得有失,我也无怨无悔,有四个值得欣慰的地方:第一个欣慰是市局领导坚强有力的支持。信息管理是一项基础工作,被摆在了优先发展的位置,要钱给钱,要人给人。第二个欣慰是相关单位始终不渝的配合。信息管理是一项服务工作,没有各个单位的充分理解和配合,全市网络就不可能连接起来。第三个欣慰是全中心同志们精诚有效的合作。信息管理是一项技术工作,我不是计算机专家,但中心的同志都是专家型人才,我的重要职责就是爱护好、使用好、发挥好他们的专长,努力营造一个既有分工、又有协作,既有纪律、又有情趣的生动活泼的工作局面。第四个欣慰的是自己一直保持着强烈的敬业精神。对我来讲,信息管理是一项十分陌生的工作,我老老实实地学习,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既勤奋干事,又努力协调好上下、左右、内外,还有”人””机”之间的关系。

面对当前的改革,我要用平常之心对待不平常之事。从事税收工作以来,我从基层到机关,从一般员工到”兵头将尾”,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我都要求自己先做人,再做事,从来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今后,不管改革的大潮把自己推上什么岗位,我都会努力做到:岗位变了,工作的要求不能变;职责变了,敬业的精神不能变;为大家服务的内容变了,服务的质量不能变。我要从政治思想、业务知识上加倍努力学习,勤政不已,进取不怠,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为蒸蒸日上的全市国税事业尽心尽力,添砖加瓦。

谢谢大家。

述职人：

二0XX年十二月三十日

标题采用双标题法。

导语部分采用”直叙法”和”铺垫法”,简明扼要,直奔主题,略作铺垫,巧妙连接,让听众感到贴切自然,顺理成章。

主体

部分采用”归纳法”和”排列法”,把零碎的、分散的、复杂的事实材料进行科学分类,归纳概括,使其条理和层次清晰,便于记忆。作者将每一部分内容的第一句话提炼为论题句或论点句,用以表示出每一部分述职的内容范围或主旨o

本文的材料具备三个特点:新、实、活。就是情况新、成果新、经验新,讲出了”新迢迢”,让人感到耳目一新。就是具体、实在,使听众听得进、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而不单纯是空洞抽象的说教。就是叙述灵活,铺垫巧妙,过渡自然。

突出计算机工作中人才的极端重要性。讲述因地制宜加强人才建设的”土”办法,实在、管用 ”网上考核”是信息中心的优势,也是信息中心工作的特色。

结尾部分采用”剥笋法”,简洁真诚,开诚布公地介绍了经验、体会和打算,使听众听后感觉作者态度诚恳,平易近人,能产生强烈的共鸣

与正文部分”四抓”相呼应,娓娓道出四个”值得欣慰的地方”,对领导的支持,相关部门的配合和同事的帮助,致以诚挚的谢意,既说出了实情,又能赢得评议人员的好感。

借此机会,表明自己在国税系统”三位一体”改革中”三变三不变”的态度,进一步拓展了述职报告的功能。 例文3：

职务转正考核述职报告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

去年5月,我通过竞争上岗走上办公室副主任岗位,主要负责文秘方面的工作。在当时的竞职演讲中,我曾经说过:不管竞职能否成功,作为在办公室岗位工作的一名公务员,我都要努力到”五勤”、诚心当好”四员”。”五勤”就是眼勤、耳勤、脑勤、手勤、腿勤,”四员”就是为各级领导和地税事业当好参谋员、信息员、宣传员和服务员。一年来,我主要从四个方面实践着自己的诺言,力争做到更高、更强、更优。下面,我就这一年的工作情况向各位领导作个简要汇报,以接受大家评议。

一、努力学习,全面提高自身素质

办公室工作是一个特殊的岗位,它要求永无止境地更新知识和提高素质。为达到这一要求,我十分注重学习提高o一是向书本学。工作之余,我总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向书本学习,除了认真阅读《中国税务报》、《中国税务》、《税务研究》等报刊杂志外,我还经常自费购买一些工作需要的参考书。如去年省局在我们这里召开精神文明研讨会时,为了高质量地完成会议材料,我自费到书店买了一百多元钱的书。通过博采众长,我撰写的会议材料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二是向领导学。在办公室工作,与领导接触的机会比较多。一年来,我亲身感受了市局各位领导的人格魅力、领导风范和工作艺术,使我受益匪浅,收获甚丰。三是向同事学。古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我觉得,市局机关的每位同事都是我的老师,他们中有业务专家,有科技尖兵,有文字高手。正是不断地虚心向他们求教,我自身的素质和能力才得以不断提高,工作才能基本胜任。在市局机关工作一年多,我个人无论是在敬业精神、思想境界,还是在业务素质、工作能力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工作业绩也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年底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和先进工作者。

二、加强修养,时刻注意自我约束

在办公室工作,与上下左右及社会各界联系非常广泛,我始终牢记自己是地税局的一员,是领导身边的一兵,言行举止都注重约束自己.对上级机关和各级领导,做到谦虚谨慎,尊重服从;对基层对同事,做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社会对外界,做到坦荡处事,自重自爱。一句话,努力做到对上不轻漫,对下不.张狂,对外不卑不充,注意用自已的一言一行,维护市局机关和各级领导的威信,维护地税部门的整体形象。

三、勤奋工作,回报领导和同事的关爱

我从基层调入市局工作以来,市局领导和机关的同志们给了我许多政治上的关心、工作上的帮助和生活上的关怀。我能有今天,永远也不会忘记领导和同志们的关爱。我惟一的回报方式就是拼命地工作。我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珍惜这良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被市局领导和机关全体同志的敬业精神深深感动。一年来,对领导安排的所有工作,我从不讲任何客观理由和条件,总是默默无闻地努力完成。多少个节假日,多少个不眠夜,我都是在拼命工作中度过的。据自已粗略统计,全年撰写各类文字材料近200篇计90余万字,平均每天近3000字,地市级以上各类媒体采用32篇。虽然常常感到身心疲惫,头发也白了许多,但我的心情始终是舒畅的。每当我的工作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每当看到自己的努力为我市地税事业发展起了一些作用时,那种成就感,那种自豪感是任何语言也无法表达的。古人说:四十而不惑。年近四十的我对人生、对事业也有了自己的感悟。对金钱、对名誉、对权力,我都没有什么奢求,努力工作是我最大的追求。说句实在话,工作不仅是我谋生的手段,更是我回报领导和同志们的最好方式,也是一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惟一选择.

四、尽心履职,全心全意当好配角

作为办公室领导的副手,我的理解,没有什么谋求利益和享受待遇的权力,只有承担责任、带头工作的义务。在平时的工作中,对领导交办的工作,从不讨价还价,保质保量完成;对自己分内的工作也能积极对待,努力完成,做到既不越位,又要到位,更不失职。在同办公室其他几位同志的工作协调上,a做到真诚相待,互帮互学。一年来,办公室的工作得到了省局、市局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这是我们团结奋斗、共同努力的结果,从本人所处的角色看,可以说总体上是称职的。

总而言之,总结一年来的工作,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自己尽了心,努了力,流了汗。不管这次述职能否通过,我将一如既往地做事,一如既往地为人,也希望领导和同志们一如既往地待我!

述职人:××

二o o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标题采用单标题式,问一目了然。

这个”开头语”很精彩,一开始就用高度凝炼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比喻,把述职的主题和观点亮出来,具有鲜明的个性,让听众明白,接着进入这职主体部分。此种形式是开门见山,揭示题旨。

主体部分,作者用四个标题、四个段落、四个方面对这职内容进行精心筛选,巧妙归结,理性概括。思路上紧扣主题、开宗明义,叙述上内容翔实、深入浅出,条理上序码排列、分门别类,是述职报告经常使用的一种写法。

把自己的工作与领导和同事关爱紧密联系,具有很强的鼓动性,极易调动听众感情。

谈内心感受,进一步以情动人。

结尾部分运用“总结式”和”呼吁式”的写法,对本文所讲的内容进行简洁的归纳和总结,鼓动听众贴近、支持述职者。这种形式干净利索,极富人情味和鼓动性

写作要求与技巧：

1.标准要清楚。要围绕岗位职责和工作目标来讲述自己的工作,尤其要体现出个人的作用,不能写成工作总结。

2.内容要客观。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实在、全面准确。既要讲成绩,又要讲失误;既要讲优点,又要讲不足;既不能夸大成绩,也不能回避问题。只有客观陈述履行职务的情况,才能有助于上级机关和所属单位群众对自身工作作出全面、准确、客观的评价。

3.重点要突出。抓住带有影响性、全局性的主要工作,对有创造性、开拓性的特色工作重点着笔,力求详尽具体,对日常性、一般性、事务性工作表述要尽量简洁,略作介绍即可。

简述税法要素篇4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概念

目前，学术界对税务行政处罚研究不多，税务行政处罚的概念尚无通论，倒是对行政处罚的概念可谓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学者在综合了十余种行政处罚定义后基于行政处罚与税务行政处罚外延上的属种关系给税务行政处罚下了一个定义：

所谓税务行政处罚，是指税务行政主体依照《行政处罚法》以及涉税法律、法规与规章的规定，对纳税主体违反税收征管法律规范、尚未构成犯罪的税务行政违法行为所实施的行政制裁。①笔者认为，上述定义基本上反映了税务行政处罚的内涵，但有几点值得商榷：（1）处罚对象界定为纳税主体欠缜密，非纳税主体也可能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纳税主体是否仅指纳税人？是否包括扣缴义务人？给人以模凌感觉。根据2001年5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征管法》）规定，扣缴义务人不是纳税人，只是因为法律的规定，使其负有代扣代缴税款义务而已，而根据《征管法》规定，扣缴义务人也可以成为税务行政处罚对象。退一步讲，即使纳税主体包括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除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以外的非纳税主体也可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例如，某自然人不是纳税人，也不负有代扣代缴税款义务，但因其出售伪造发票而被税务机关处以罚款，成为了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又如，《征管法实施细则》第66条规定，“税务人超越权限、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造成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除由纳税人缴纳或者补缴应纳税款外，对税务人处以二千元以下的罚款”。可见，对于税务人这样的中介机构也可以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此外，由于共同违法的原因，非纳税主体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的例子时有发生。综上所述，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并不仅限于纳税主体，它包括按照涉税法律、法规与规章的规定成为税务行政管理的所有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政法学上一般称之为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2）违反税收征管法律规范的提法欠严谨。理由如下：一提到税收征管法律规范，容易使人联想到《征管法》，实际上，税务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并不限于《征管法》，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发票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部门规章以及其他涉税法律规范等。此外，征管法律规范主要是程序性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实体性规章当然也可设定税务行政处罚。（3）对免于刑事处罚的某些涉税犯罪人，税务机关可依法实施行政处罚。例如，根据新刑法附则第452条第3款附件二第5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第7条：“对犯本规定之罪的，由税务机关追缴不缴、少缴、欠缴、拒缴或者骗取的税款。对依法免于刑事处罚的,除由税务机关追缴不缴、少缴、拒缴或者骗取的税款外，处不缴、少缴、拒缴或者骗取的税款5倍以下的罚款”。可见，并不是所有犯罪行为，都不能实施税务行政处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较为科学的税务行政处罚定义应是：税务行政处罚是指税务行政主体依照《行政处罚法》以及涉税法律、法规与规章的规定，对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尚未构成犯罪的税务行政违法行为和虽构成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的某些涉税犯罪行为依法实施的行政制裁。

二、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

任何行政处罚，都有其基本构成要素。离开了构成要素，行政处罚将会“皮之不存，毛将附焉”。“税务行政处罚作为行政处罚体系中的一种形式，同样也有其基本构成要素”。②怎样理解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众所周知，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已十分成熟，“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的有机整体”。③笔者认为，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不应当简单照搬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否则就成为“税务行政违法的构成”了。构成要件强调的是具备了一定的事实条件后，将会发生一定的法律效果。而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强调的是若干部分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虽然二者有很大区别，但犯罪构成的理论对于研究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就是构成要件的有机统一性，笔者认为，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也应当具备有机统一性，类似于数学上集合与元素的关系，例如，小于3的自然数的集合，那么“1”、“2”则是这个集合的基本元素，在这个集合中，元素具有互异性、确定性和无序性的特征，它们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小于3的自然数这个集合。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税务行政处罚构成要素是指税务行政处罚中那些最基本的构成元素，这些基本的构成元素是税务行政处罚这个“集合”的充分必要条件，它们有机结合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便是税务行政处罚，没有这些最基本的构成元素，将不能构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目前，学术界对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研究不多，普遍认为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主要由税务行政处罚主体、税务行政处罚对象和税务行政处罚的适用范围三个要素构成④为了论述简便，笔者暂且将其称之为“三要素说”。笔者认为，“三要素说”不能全面准确反映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税务行政处罚应当由税务行政处罚主体、税务行政处罚客体、税务行政违法行为和税务行政处罚种类“四要素”构成。例如，我们经常见到税务机关在报道税务违章案件时称：“某税务机关对某公司的偷税行为处以罚款××元”。在这则报道中，某税务机关是税务行政处罚主体，某公司是税务行政处罚对象，即税务行政处罚客体，偷税行为是税务行政违法行为，罚款是税务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的种类。由此可见，税务行政处罚应当由税务行政处罚主体、税务行政处罚客体、税务行政违法行为和税务行政处罚种类“四要素”构成。

（一）税务行政处罚主体

什么是税务行政主体？什么是税务行政处罚主体？主要包括哪些范围？要弄清以上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行政主体。“对于行政主体的界定，学者们在表述上大同小异，基本一致。”⑤笔者认为，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定义是：“行政主体，是指能以自己名义行使国家行政职权，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行为，并能由其本身对外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在行政诉讼中能作为被告应诉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⑥由此可见，税务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税务行政管理权的组织是税务行政主体，而税务行政处罚主体属于行政主体的范围，加之其受到《行政处罚法》的一般规制和《征管法》的特殊规制，所以，税务行政处罚主体就是根据《行政处罚法》和《征管法》规定的享有行政处罚权的税务行政主体。但在具体税务实践中，存在以下几种特殊情况值得研究和注意：

其一，税务机关的直属执法单位是否属于税务行政处罚主体？笔者所在单位南充市国家税务局下面就设有征收局（现已更名为征收处）、管理局（名称变化频繁，有时又叫直属分局）和稽查局这样的直属机构。另外在区县一级国税机关下面同样设有类似机构。据笔者了解，这种机构设置法在四川省的国税系统、地税系统带有一定普遍性。这些直属单位的人事关系不独立，均隶属于上级机关市国税局，经费有时独立，有时不独立。在实际税务工作中，上述这些直属单位均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独立从事税款征收、税务管理和税务检查活动，有时还以自己的名义对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税务行政处罚。那么，这些税务直属单位是否具有独立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资格？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笔者认为，结合税法相关规定，对上述规定正确理解至少应把握以下二点：一是税务行政处罚主体一般应该是县级以上税务机关，诸如县及其以上国税局、地税局。二是按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学理论，涉税法律法规有特殊规定的，从其特殊规定。根据《征管法》第74条之规定，“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罚款额在二千元以下的，可以由税务所决定”。该特殊规定使得税务所也可成为限定条件下的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至此，具有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资格的应为：县级以上税务机关和征管法特别授权的税务所。但要明晰直属单位的处罚主体资格尚需作进一步分析。因此衍生的第二个层次问题是：何谓税务机关？《征管法》第14条对税务机关的界定为：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按国务院规定设立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征管法实施细则》第9条第1款将“按国务院规定设立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进一步明确界定为省以下的稽查局。根据以上二个层次的逻辑推理，税务机关的直属执法单位中稽查局属于税务机关，毫无疑问，地市级税务局以上的稽查局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都依法独立享有行政处罚权。但是，现在要思考的问题却是：县税务局的稽查局究竟属于县级以上税务机关？还是属于税务所范围？抑或都不是？有人认为，县税务局稽查局只具有象税务所那样的行政处罚权。笔者认为，只从稽查局的级别来看税务行政处罚权的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对于稽查局与税务所的级别联结点征管法只字未提，问题的关键在于县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如何理解？具体到税务部门，是否意味着县税务局是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而县税务局稽查局就不是县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下面笔者结合《行政处罚法》第20条和《征管法实施细则》第9条第1款谈谈自己的看法，县税务局稽查局是税务机关无疑，且具有行政处罚权，加之一个县只对应一个税务稽查局，故笔者认为，县税务稽查局属于行政处罚法第20条规定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因此，县税务局稽查局不属于税务所的范畴，属于依法享有独立的行政处罚权的税务机关范围，与县税务局享有同样的税务行政处罚权。但需要注意的是，《征管法实施细则》第9条第1款规定“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所以稽查局的处罚范围应当限于上述四类案件，除此范围外，稽查局无权实施税务行政处罚。笔者曾见到稽查局对纳税人违反日常税收征管行为进行罚款的案例，例如对纳税人违反发票管理、帐簿、凭证管理行为实施了税务行政处罚，这显然违反了行政处罚主体法定原则，应当引起税务稽查部门的高度重视。在税务实践中，如果稽查部门发现了不属于自己处理范围内的一般税务行政违法行为时，其正确的处理方式是移交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主管税务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分析至此，只解决了稽查局的税务主体资格问题，所以，第三个层次的问题是：直属单位中的征收局、管理局是否包括于“税务局”和“税务分局”的范围内？对此问题，实践中操作不一，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尤其是司法部门）理解认识不一，争论很大。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按称谓原则，只有明确称为“税务局”、“税务分局”的，才具有相应的税务处罚主体资格。也有法院判决直属单位败诉的例子，其理由是国税局直属局、征收局没有“税务局”和“税务分局”的字样。第二，按行政区域设立原则，除税务所外，只有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对应的税务局才有主体资格。第三，按级别原则，各级税务局和税务所及科级以上税务分局有主体资格。这三种观点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谈税务行政处罚主体问题的，各有其道理。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这更符合《行政处罚法》规定。但要从根本上解决税务直属单位的行政处罚主体资格这样的重大问题，还得必须通过完善税收立法来解决。所以，在目前尚无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根据行政处罚主体法定原则，目前各级税务机关设立的管理局、征收局均不属于税务机关，只能作为税务机关的一种内设机构来看待，内设机构显然不具有独立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资格，其对外执法行为只能是基于委托关系，以设立该机构的税务机关名义行使,这一点还可以从司法解释得到印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规定：“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应当视为委托”。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上述不具有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资格的管理局、 征收局这样的直属单位以自己名义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行为有违法之嫌，合法的处理方式应当是上述税务直属单位以其所属机关的名义对外实施税务行政处罚。

其二，海关、财政部门也可成为税务行政处罚主体。《征管法》规定，“关税及海关税收的征收管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执行”。“耕地占用税、契税、农业税征收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农业“四税”由财政部门征收。可见，海关、财政部门基于法律、法规的特殊规定也可成为特定的税务行政处罚主体。

其三，依法成立的某些综合执法机关也可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主体。根据《行政处罚法》第16条的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所以，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还有可能是依此规定成立的综合执法部门。如过去我们经常听到的“三查办”（指为财政、物价和税收三大检查而成立的专用办公室，该部门享有税务行政处罚权）。但有二点值得注意：一是设立综合执法部门的权限只在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地市州一级政府无权设立；二是由于国税局属于垂直管理部门，地方政府无权将国税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交由其他行政机关行使。除依法成立的某些综合执法机关外，目前还没有法律、法规明确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可以通过授权的方式或委托方式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主体。

（二）税务行政处罚客体

笔者将税务行政处罚主体所指向的对象，称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客体。前文已论知，税务行政处罚的客体（对象）是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但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对于不满14周岁的人、精神病人、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不正常时有税务违法行为的，依法不予税务行政处罚。二是税务行政处罚还应当遵循“一事不二罚款”原则，如果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被其他部门处以罚款的，则其不能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客体。三是当法人违反涉税法律规范时，一般只对法人实施行政处罚，不对直接责任人员、主管负责人员、法人代表实施处罚。即对法人的税务行政违法行为，采取“单罚制”，这和刑法对法人经济犯罪一般采取“双罚制”的做法是不同的。

（三）税务行政违法行为

一般说来，税务行政处罚所制裁的是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的构成行政违法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但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如果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构成了危害税收征管罪，根据税收征管法规定，应由税务机关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不能给予税务行政处罚。但有一种特殊情况是，纳税人构成了偷税、抗税、逃避追缴欠税、骗取出口退税犯罪的，但依法免于刑事制裁，根据刑法有关规定，可以由税务机关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根据《征管法》的立法技术和体例，笔者将税务行政违法行为分为违反税务管理的行为、违反税款征收的行为、违反税务检查的行为和特殊税务违法的行为。

1．违反税务管理的行为

主要包括：未按照规定办理、变更、注销税务登记的行为；未按规定使用税务登记证件的行为；未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验证、换证的行为；未按照规定设置、保管帐簿或者保管记帐凭证和有关资料的行为；未按照规定将全部银行帐号向税务机关报告的行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未依照规定在从事生产、经常的纳税人的帐户中登录税务登记证件号码，或者未按规定在税务登记证件中登录从事生产、经常的纳税人的帐户帐号的行为；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的行为；非法印制、转借、倒卖、变造或者伪造完税凭证的行为，未按规定进行纳税申报的行为；虚假申报或不申报行为；违反发票管理规定的行为等。

2．违反税款征收的行为

主要包括：偷税行为；逃避追缴欠税行为；骗取出口退税行为；抗税行为；逾期未缴、少缴税款的行为；扣缴义务人不履行扣缴义务的行为；纳税人拒绝代扣、代收税款的行为；税务人违法导致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行为等。

3．违反税务检查的行为

主要包括：不配合税务机关依法检查的行为；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违反协助检查义务的行为等。

4．特殊税务违法的行为

除上述三大类税务行政违法行为外，为了保障税务机关行政处罚权的权威性，《征管法》第72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法规定的税收违法行为，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税务机关可以收缴其发票或者停止向其发售发票。这里的“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行为”是一种特殊的税务行政违法行为。此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第7条规定纳税人因不缴、少缴、拒缴和骗取税款而免于刑事处罚的，可以由税务机关实施行政处罚，这是一种免于刑事处罚而应受到税务行政处罚的特殊税务违法行为。

（四）税务行政处罚种类

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种类为：（一）警告；（二）罚款；（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四）责令停产停业；（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六）行政拘留；（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由于税务行政处罚是行政处罚的一部分，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也只能在上述种类中予以明确。但因为税务行政行为的特殊性，其种类不可能将行政处罚规定的种类全部囊括，例如，税务机关不能对税务管理相对人作出行政拘留、责令停产停业的处罚决定。那么，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究竟有哪些呢？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4年1月17日新修订的《税务行政复议规则（暂行）》（以下简称《复议规则》）第八条第（五）项，税务行政处罚行为有罚款、没收财物和违法所得、停止出口退税权三种。但税务行政处罚是否仅限于这三种？下面笔者作进一步探讨。

1．“停止出口退税权”这种行政处罚最早出现在国家税务总局1994年制定的部门规章《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第33条里，但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是2001年新修订后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6条。根据《行政处罚法》行政处罚种类设定权限规定，国家税务总局规章设定行政处罚权只限于警告和一定数量的罚款。行政处罚法生效后，为了贯彻落实《行政处罚法》，国家税务总局曾发出《关于税务行政处罚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8]20号），该通知对总局制定的有关规章中不合法的行政处罚设定进行了修改，但未见对停止出口退税权的行政处罚设定作出修改。所以从税务行政处罚权设定的合法性来说，自1996年10月1日《行政处罚法》施行以来至2001年5月1日新税收征管法实施这段期间，税务机关作出的停止出口退税行政处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违法的。

2．“责令限期改正”是否属于行政处罚？纵观税收征管法，有很多关于“责令限期改正”法律条文。很多人认为，责令限期改正和警告一样，属于行政处罚的申诫罚。⑦通说认为，申诫罚是行政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为提出警戒或者谴责，申明其有违法行为，通过对其名誉、荣誉、信誉等施加影响，引起精神上的警惕，使其不再违法的行政处罚形式。由此看来，似乎将责令限其改正归于申诫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笔者认为，“责令期限改正”不是行政处罚。理由如下：第一，《行政处罚法》在列举处罚种类时没有将“责令限期改正”这种处罚种类单列，如果将其归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的话，由于“责令限期改正”大量存在于各类行政法律法规中，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目的就是对行政机关处罚行为的规范，如果“责令限期改正”属于行政处罚，则《行政处罚法》完全应该将这种经常性的高频率行政处罚单列为处罚种类之一。第二，《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这表明，对任何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在实施处罚时，均应当责令改正，可见，“责令限期改正”只是行政机关发现违法行为后进行处罚前必经的一种行政前置处理程序。第三，税收征管法通常规定对于纳税人的违法行为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元罚款”。如果责令限期改正是一种行政处罚，就可能导致纳税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会受到税务机关二种轻重不同的行政处罚：责令限期改正和罚款，其结果就会导致有悖于行政处罚的“过罚相当”和“一事不二罚”（非我国的“一事不二罚款”）原则。综上所述，“责令限期改正”不应是一种税务行政处罚，而是税务机关纠正违法行为所必须的前置行政处理程序。

3．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停止使用、不予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停止抵扣进项税额权是否属于行政处罚？笔者认为，上述具体行政行为属于税务行政处罚中的行为罚。所谓行为罚，是指限制或剥夺税务行政违法者某些特定行为能力和资格的处罚。行为罚的基础是行政管理相对人拥有某种法定的资格或能力，该资格或者能力是行为人活动的依据或保障，受到法律的保护。⑧如果行为人违反法定条件或违反行使该权利的规则，行政机关就有权依法取消或者限制该行为能力（资格）。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停止使用、不予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停止抵扣进项税额就是剥夺了纳税人某一方面的资格和能力，根据行为罚的内涵，上述具体行政行为应该属于税务行政处罚范畴。但国家税务总局《税务行政复议规则》未将上述几种情形规定为税务行政处罚，而是将其单列为与行政处罚并列的其他几种具体税务行政行为。为何该规则将停止出口退税权列为税务行政处罚，不将与其性质完全相同的停止抵扣进项税额、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列为行政处罚呢？这着实令人费解。笔者认为，《复议规则》的这种做法严格说来是欠妥的。正确做法应该将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等限制纳税人资格行为列入《复议规则》第八条第（五）项中，与罚款、没收财物和违法所得、停止出口退税权并列为税务行政处罚种类。

4．提请吊销营业执照、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是否属于行政处罚？关于这个问题有二种看法，一说属于行政处罚，认为是税务行政处罚中的行为罚，一说不属于税务行政处罚。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第一，税务行政处罚主体应是税务机关，这两种行政行为都是由税务机关提请有关部门作出处理，是否处理的最终权限在工商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退一步讲，就算工商部门接受了税务机关的提请，作出了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决定，那也只能算是工商部门作出的工商行政处罚决定，而不是税务行政处罚决定。第二，行政处罚决定一经作出就会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产生终局性的不利影响，而提出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只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临时限制，当纳税人将欠税清缴后，这种阻止出境措施便会失去存在理由。所以，与其说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是一种行政处罚，倒不如说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更恰当。

5．没收“非法所得”是否是行政处罚？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对违反发票管理行为的法律责任是“没收非法所得”，没收非法所得是否属于税务行政处罚？有人认为，“没收非法所得”与“没收违法所得”是同一概念，只是用语不规范而已⑨。笔者认为，没收非法所得不能等同于没收违法所得，理由是：“非法”与“违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违法”范围广泛，除了违反法定义务外，当法律规定了法律主体可以享有某种权利和实施某种措施，但在实施过程中违反了法律的规定的也可叫违法，而“非法”是指法律没有规定主体可以享有某种权利某种措施，而享有了该权利和实施了该措施。⑩例如，税务机关对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进行行政拘留是非法的，而税务机关对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进行超限额罚款则是违法的。可见，“没收非法所得”是法律将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非法行为恢复到“非法行为”前的一种手段，使非法行为人由于非法行为获得的利益归于零。而行政处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具有惩罚性，如纳税人偷税除了由税务机关追缴所偷税款外，还要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这个罚款便带有明显的惩罚性。没收非法所得显然不具有惩罚性，故不应当将其纳入行政处罚的范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就目前税收立法和税务实践而论，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应当有罚款、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停止出口退税权、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停止使用、不予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停止抵扣进项税额权六种。 注释：

①刘剑文总主编、宋功德编著：《税务行政处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5页。

②参见胡金木主编：《税务执法全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99页。

③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中心编审：《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第二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④参见胡金木主编：《税务执法全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99页；刘剑文总主编、宋功德编著：《税务行政处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5页。

⑤应松年、薛刚凌著：《行政组织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115页。

⑥张树义主编：《国家司法考试要点难点考点精粹》，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58页。

⑦参见胡金木主编：《税务执法全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403页和刘剑文总主编、宋功德编著：《税务行政处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54页。

⑧刘剑文总主编、宋功德编著：《税务行政处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61页。

简述税法要素篇5

[论文摘要]在我国的税收实践中，虽然纳税人是导致税收流失最主要的方面，但由于征税人方面的原因而导致的税收流失也不客忽视。运用预期效用理论，对税务人员的违规行为进行建模分析的结果表明，应加强对税务人员的管理，以防止和减少因税务人员的违规所导致的税收流失。

税收流失是指各类税收行为主体，以违反现行税法或违背现行税法的立法精神的手段，导致实际征收入库的税收收入少于按照税法规定的标准 计算 的应征税收额的各种现象和行为。在我国的税收实践中，虽然纳税人是导致税收流失最主要的原因，但由于征税人方面的原因而导致的税收流失也不容忽视。征税人是相对于纳税人而言的，它是指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的各级税务机关以及税务人员，本文所关注的是税务人员的行为。

一、对一个简单的税务人员违规行为模型的简要述评

在分析税务人员违规行为对税收流失的影响方面，我国已有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税务人员违规的模型。该模型为(s+b)(1一p)+(s—m)p>s，其中：s表示税务人员的薪金收入；b表示违规收益，即税务人员由于违规行为所获得的收益；m表示税务人员违规行为被查获后受到的处罚，包括罚金、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等形式；p表示税务人员违规被查获的概率。该模型简单给出了税务人员违规的前提条件为b(1／p一1)>m，而制止税务人员违规行为发生的前提条件则为b(1／p—1)<m。同时得出，税务人员是否实施违规行为取决于违规收益、对违规行为的查获概率和对违规行为的处罚程度。梁朋在《税收流失 经济 分析》的专著中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更为详细地探讨，并对税务人员违规如何导致税收流失的机制在a-s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析。

上述关于税务人员违规行为的简单化的模型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前提下：(1)税务人员是风险中性的，其效用与收入之间是线性关系；(2)税务人员的效用只取决于收入的多少；(3)税务人员是不作道德判断的完全理性人，只是追求其效用的最大化；(4)税务人员是独立作出行为决策的，只关心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其行为不受周围环境(其他税务人员的行为)的影响；(5)税务人员违规所受处罚与违规收益的大小无关；(6)税务人员的决策只涉及一个时期。

二、利用预期效用理论建立基本模型

本文拟对上述简单化的模型作一些改进：(1)以“预期效用理论”作为模型的理论基础；(2)借鉴国外学者对纳税人逃税行为进行分析的a—s模型，将其建模方法应用于税务人员的违规行为分析；(3)基本承接上述简单模型的假设前提，但作一些必要的改进。以期更接近现实。这里首先将上述假设前提(1)和(5)分别修改为：税务人员为风险规避者；税务人员违规所受处罚与违规收益的大小成比例，其他假设暂时不变。根据这一思路，建立基本模型如下：

假定税务人员的薪金收入为s，税务人员实施违规行为所得到的违规收益为b，违规行为被查获的概率为p，违规行为被查获后税务人员所受到的处罚(包括罚金、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等形式，将各种形式的处罚一律转化为可计量的货币单位)与违规收益b成比例，即所受处罚为kb。则如果税务人员的违规行为未被查获，其净收人为w=s+b；如果其违规行为被查获，其净收人为z=s—kb。u(x)为税务人员的效用函数，x表示收入，由于假设税务人员为风险规避的，则有u>0，u”<0。税务人员的预期效用是在可能发生的两种状态(即违规行为被查获与否)下其效用的加权平均值，其权数分别是p和1一p，

即：eu=(1一p)u(w)+p(u)(z)(2—1)

如果税务人员不实施违规行为，即b=o，此时其预期效用为u(s)。显然，税务人员选择实施违规行为的前提条件为：eu=(1一p)u(w)+pu(z)>u(s)(2—2)

ep：p<[u(w)一u(s)]／[u(w)一u(z)](2—3)

[论文关键词]预期效用理论 税收行为 税收流失 税收管理

[论文摘要]在我国的税收实践中，虽然纳税人是导致税收流失最主要的方面，但由于征税人方面的原因而导致的税收流失也不客忽视。运用预期效用理论，对税务人员的违规行为进行建模分析的结果表明，应加强对税务人员的管理，以防止和减少因税务人员的违规所导致的税收流失。

税收流失是指各类税收行为主体，以违反现行税法或违背现行税法的立法精神的手段，导致实际征收入库的税收收入少于按照税法规定的标准计算的应征税收额的各种现象和行为。在我国的税收实践中，虽然纳税人是导致税收流失最主要的原因，但由于征税人方面的原因而导致的税收流失也不容忽视。征税人是相对于纳税人而言的，它是指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的各级税务机关以及税务人员，本文所关注的是税务人员的行为。

一、对一个简单的税务人员违规行为模型的简要述评

在分析税务人员违规行为对税收流失的影响方面，我国已有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税务人员违规的模型。该模型为(s+b)(1一p)+(s—m)p>s，其中：s表示税务人员的薪金收入；b表示违规收益，即税务人员由于违规行为所获得的收益；m表示税务人员违规行为被查获后受到的处罚，包括罚金、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等形式；p表示税务人员违规被查获的概率。该模型简单给出了税务人员违规的前提条件为b(1／p一1)>m，而制止税务人员违规行为发生的前提条件则为b(1／p—1)<m。同时得出，税务人员是否实施违规行为取决于违规收益、对违规行为的查获概率和对违规行为的处罚程度。梁朋在《税收流失经济分析》的专著中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更为详细地探讨，并对税务人员违规如何导致税收流失的机制在a-s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析。

上述关于税务人员违规行为的简单化的模型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前提下：(1)税务人员是风险中性的，其效用与收入之间是线性关系；(2)税务人员的效用只取决于收入的多少；(3)税务人员是不作道德判断的完全理性人，只是追求其效用的最大化；(4)税务人员是独立作出行为决策的，只关心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其行为不受周围环境(其他税务人员的行为)的影响；(5)税务人员违规所受处罚与违规收益的大小无关；(6)税务人员的决策只涉及一个时期。

二、利用预期效用理论建立基本模型

本文拟对上述简单化的模型作一些改进：(1)以“预期效用理论”作为模型的理论基础；(2)借鉴国外学者对纳税人逃税行为进行分析的a—s模型，将其建模方法应用于税务人员的违规行为分析；(3)基本承接上述简单模型的假设前提，但作一些必要的改进。以期更接近现实。这里首先将上述假设前提(1)和(5)分别修改为：税务人员为风险规避者；税务人员违规所受处罚与违规收益的大小成比例，其他假设暂时不变。根据这一思路，建立基本模型如下：

假定税务人员的薪金收入为s，税务人员实施违规行为所得到的违规收益为b，违规行为被查获的概率为p，违规行为被查获后税务人员所受到的处罚(包括罚金、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等形式，将各种形式的处罚一律转化为可计量的货币单位)与违规收益b成比例，即所受处罚为kb。则如果税务人员的违规行为未被查获，其净收人为w=s+b；如果其违规行为被查获，其净收人为z=s—kb。u(x)为税务人员的效用函数，x表示收入，由于假设税务人员为风险规避的，则有u>0，u”<0。税务人员的预期效用是在可能发生的两种状态(即违规行为被查获与否)下其效用的加权平均值，其权数分别是p和1一p，

即：eu=(1一p)u(w)+p(u)(z)(2—1)

如果税务人员不实施违规行为，即b=o，此时其预期效用为u(s)。显然，税务人员选择实施违规行为的前提条件为：eu=(1一p)u(w)+pu(z)>u(s)(2—2)

ep：p<[u(w)一u(s)]／[u(w)一u(z)](2—3)

在实际生活中，税务人员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在作决策的时候，会受到来自周围环境的影响。更为合理的假设是，税务人员在决定是否实施违规行为时，会观察周围的税务人员。如果他发现周围的税务人员在实施违规行为，他就很有可能选择实施违规行为。将税务人员之间的相互影响考虑进模型，就是将其与心理成本联系起来。由于发现周围的税务人员在实施违规行为，他的心理成本会降低，因此可以在考虑税务人员心理成本的模型中将税务人员之间的相互影响也考虑进去。用m(n)表示当税务人员发现周围的税务人员在实施违规行为时自己心理成本减少的比例，0<m(n)<1，其中，n为周围税务人员实施违规行为的人数。假设m<o，m”>o。则税务人员的预期效用函数变为：

eu=(1一p)u(w)+pu(z)一m(n)v(b)(4—1)

税务人员实施违规行为的前提条件变为：

eu=(1一p)u(w)+pu(z)一m(n)v(b)>u(s)(4—2)

即：p<[u(w)一u(s)一m(n)v(b)]／[u(w)一u(z)](4—3)

令p=[u(w)一u(s)一m(n)v(b)]／[u(w)一u(z)]

表示主观临界概率值，将式4—3与式2—3、式3—3进行比较可以得出p<<p。即在模型中将税务人员之间的相互影响考虑进去，主观临界概率值处于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一之间。对求关于s、b、k、n和v的微分。 计算 结果为：dp"／ds?，dp"／dk<0，dp"／db?，dp"／dn>0，dp"／dv<o。如果对式4—1的预期效用最大化问题，假设存在内部最优解，则满足最优解的一阶条件：deu／db=(1一p)u(w)+pu(z)(一k)一m(n)v(b)=0(4-4)

简述税法要素篇6

关键词：企业；税收筹划；内部控制制度；设计框架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7-0-02

所谓税收筹划，是独立纳税人在具体参与的生产经营活动、资金要素投资收益活动，以及多种多样的理财实践活动过程中，针对自身实际面对的纳税业务实践活动负担展开的前期性策划控制活动。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条文体系背景之下，我国企业可以在充分遵守我国税收事业领域现存法律法规条文体系的基础条件下，参照企业自身在现有生产经营发展实践活动组织开展背景下实际具备的专有业务特点，针对企业现有的纳税实践行为计划展开的适当类型的优化处置行为，并在现有税收领域法律条文和税收领域基础制度规制的实践背景之下，有效降低企业在单位性生产经营实践活动周期之内发生的税金支出数额，降低企业实际承担的税负强度。从具体化的实践效能获取状态角度展开分析，企业在科学有效组织开展基础性税收业务筹划的前提条件之下完成企业内部控制工作的建设规划工作，能够保障和促进企业内部现有的基础性生产经营活动综合发展水平不断改善优化，为我国企业经济事业的稳定有序发展，创造和提供稳定且坚实的实践支持条件。有鉴于此，本文将会围绕企业税收筹划的内控制度设计框架展开简要的分析论述。

一、税收筹划问题的基础概述

（一）税收筹划概念界定

所谓税收筹划，有时也被称作税务筹划或者是纳税筹划，是独立存在的纳税人（通常包含自然人和法人两种基础性的存在形态），在我国现行的税收法律法规条文，以及薄重税法基础条文的前在性业务约束条件之下，充分利用纳税人自身目前具备和控制的基础性法律地位和法律权利，充分择取和运用我国现行税收法律条文体系中存在的“允许”项目内容要素与“不允许”项目内容要素、“应该”项目内容要素与“不应该”项目内容要素，以及“非不允许”项目内容要素与“非不应该”项目要素，借由对企业现有的基础性生产经营活动实际发展状态展开全面系统分析，针对性规划建构我国企业在具体参与生产经营、资金要素投资，以及经营性应用资金要素项目筹集实践活动过程中需要支出的税务资金项目，并借此有效减轻我国企业在现有的生产经营发展实践过程中实际承担的税负支出强度。

我国企业在具体组织实施税收筹划工作的实践过程中，与企业其他类型财务决策的形成过程相类似，往往也会同时遭致多种多样的主观性影响因素，以及客观性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导致企业实际制定形成的财务管理工作决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无法顺利获取到最佳预期经济利益获取效果，甚至会因企业在基础业务环节实施过程中的操作行为失当，或者是存在一定表现的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而引致企业在某些特定化的业务实践方面发生明显违背基础税收精神的具体事件，导致企业在后续的经营实践活动开展过程中不得不遭受一定表现程度的，来自国家税收职能部门的政策性惩罚，给我国企业实际获取的生产经营实践活动经济收益状态造成了极其显著的不良影响。

（二）企业税收筹划风险的主要引致原因

第一，国家基础税收政策制度环境的变化。现有的时代历史背景之下，企业税收筹划工作的综合性组织开展效能，与我国财政税收事业领域各类基础政策制度的存在形态，以及发生发展演化趋势之间具备密切的直接相关性，因而切实做好针对我国财政税收事业领域现有政策制度的系统化分析，是确保我国企业在实际组织实施的税收筹划工作过程中顺利获取到最佳效能，最大限度避免税收筹划活动风险事件发生和蔓延的重要前提条件，我国企业必须适当结合财政税收事业实践领域基础政策制度的综合性发展演化特征，针对企业内部现有的税收筹划工作实践指导方案展开及时动态该调整，确保企业实际组织开展的税收筹划实践工作能够顺利获取到最优化的预期效能。

第二，企业税收筹划实践方案在具体形成和实施过程中，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在基础性税务认知活动的实践过程中存在较为显著的基础认知差异，从基础性业务实践活动的组织开展路径角度展开分析，税收筹划活动，是我国企业在严格遵循我国财政税收事业领域基础性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的实践背景之下，为切实减轻企业自身在基础性生产经营过程中承受的税务负担而具体实施的合法合理性财务规划决策实践活动，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存在基础法律和制度规范意义层面之上的正当性。但是在现有的财政税收业务活动的综合实践背景下，我国政府税收职能工作部分，与独立存在的企业组织实体之间，在企业应当承担的税负认知方面却存在着表现程度极其显著的相互差异特征，给我国企业实际组织开展税收筹划实践活动，在具体化的组织开展过程中，带来了一定表现程度的实践性风险隐患。

二、基于税收筹划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工作的基本思路

在基于企业内部税收筹划的实践背景之下展开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工作，其基本性的实践指导目标，就是要借由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科学合理的制定实施，确保我国现代企业内部各项基础性生产经营活动业务控制目标均能够平稳顺利组织实施。

要切实加强基于企业税收筹划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扎实而且是充分地保障企业内部各项基础性财产要素项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确保企业内部各项基础性会计信息数据资料能够长期保持真实完整的业务存在状态，确保我国各项基础性财政税收事业领域法律法规条文，以及企业内部管理控制领域具体政策制度规范均能获取到稳定充分的贯彻实施，借由合理合法减轻我国现代企业实际承担的税收负担，扎实提升和优化我国现代企业在实际组织开展的基础性经营实践活动过程中获取的经济收益水平。

现代企业内部的基础性组织机构，是企业内部在特定实践发展阶段背景之下拥有的全体员工，为了扎实稳定地实现企业内部的各项基础性生产经营活动实践目标而具体组织实施的业务性分工合作行为，并在此基础上逐步规划建设形成基于工作职务范围，工作责任归属，以及工作权力应用等基础性实践层面的企业内部管理与控制工作实践体系。我国企业基于税收筹划的实践工作视角组织开展企业内部基础性组织结构的设计建设工作，应当重点全面地关注企业内部全体在职员工，在具体化的生产经营业务实践过程中所面对的职能结构、层次结构、部门结构，以及职权结构，并借由对上述基础性结构关系格局项目的完整准确认识，确保企业内部不同工作人员之间，能够借由在基础性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实践过程中的相互分工配合，确保企业基础性分工管理工作能够顺利获取到最优化的预期效果。

三、结语

针对企业税收筹划的内控制度设计框架问题，本文具体择取税收筹划问题的基础概述，以及基于税收筹划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工作的基本思路，两个方面展开了简要的论述分析，旨意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杨琼.基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设计的税收筹划思路探讨[J].甘肃科技纵横，2009，2：93-94.

[2]马贤勇.基于企业税收筹划的内部控制制度设计浅析[J].经营管理者，2009，17：49-50.

[3]黄董良.企业税收筹划的目标定位与风险问题探讨[J].税务研究，2004，3：66-68.

[4]刘静.试论企业税收筹划的基本思路和方法[J].当代经济研究，2000，9：56-58.

简述税法要素篇7

一、对原“免、抵、退”税方法的回顾解析

按照财税[2002]7号文，实行免抵退税方式时，有一系列计算公式，但是文件中的这些公式是经过优化或者说是将这种制度按照理论进行实践可操作性转化的，使用起来固然比较方便，但是理解起来却存在一定难度。下面先对该办法简要介绍。

（一）“免、抵、退”税方法的回顾

实行“免、抵、退”税办法，按照出口货物的离岸价（FOB）和现行的退税率计算“免、抵、退”税额，对一般贸易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当期应纳税额的计算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出口货物征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

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出口货物征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

（2）当期免抵退税额的计算

免、抵、退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人民币外汇牌价×出口货物退税率免、抵、退税额抵减额

免、抵、退税额抵减额=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出口货物退税率

（3）当期应退税额和免抵税额的计算

①若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则：当期应退税额=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当期免抵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当期应退税额

②若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则：当期应退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

当期免抵税额=0，当期期末留抵税额根据当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中“期末留抵税额”确定。

（二）对以上方法的原理简析

“免、抵、退”管理办法的原理主要是以出口应免退税额抵顶内销产品应纳税额，抵顶的过程称为“免抵”，免抵的金额称为“免抵额”，以免抵的过程将内销应纳税和出口免退税两项业务连接起来，简化了征纳过程。

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免抵退”过程：如果企业当期既有出口又有内销，则首先以出口应退税额抵顶内销货物应纳税额。但是抵顶过程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不需抵扣，当计算的内销部分应纳税额小于零，这时实际上不需要抵顶，所以当期应退还全部出口应退税额，企业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为正；二、计算出的内销部分应纳税额为大于等于零，这时就先以出口应纳税额抵顶，抵顶的结果也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抵顶之后当期不需要再纳税，即抵顶有余，但是还有未抵顶完的应退税额，这时就将未抵顶完的应退税额退还企业，这部分应退税款在金额上等于计算的企业当期应纳税额，这种情况下抵顶金额等于名义应退税额（即免抵退税额）与实际退税额之间的差额，这种情况下期末无留抵税额；另一种情况是抵顶之后，还应该缴纳一定数额的增值税，即不足抵顶，这意味着当期应退税额已经全部抵顶应纳税额，而且还有未抵顶完的税额。

二、对原“免、抵、退”税办法的改进及新方法解析

基于前述对“免、抵、退”管理办法的原理的理解与详细解析，可以对原来的方法进行改进，使其更加理解直观化与计算便捷化。下面先进新方法的解析思路及具体方法步骤做一详细说明：

（一）解析思路的介绍

1 首先判断有无免税购进材料（这是两个“抵减额”的前提）。

2 退税率与征税率有无差异，判断需不需要计算剔税额。

3 计算应纳税额：如大于零，不退，需要纳税；如小于零。要与“免抵退税限额”比较，较小者为应退税额；如果应纳税额大于免抵退税限额，差额为下期的留抵税额。

（二）具体方法及步骤

先计算：免抵退税限额①=免抵退税额=（外销价-免税原料价）×退税率

再计算：当期应纳税额②=内销销项税+（外销价-免税原料价）×征收率-当期进项税上期留抵税

通过计算会出现三种情况，分述如下：

如果②>①>0，不退，且应纳税：应纳税额=②-①，免抵税额为0；

如果①>②>0，应退税，应退税额=①②，免抵为②；

如果②

（三）对上述方法的解析

公式①“免抵退税限额”实际上指的是“名义上的退税额”，只不过可以用退税额来抵顶应纳税额，所以其数量上指的是应纳税额可以抵免的税额的“上限”，如果应纳税额是正数，大于它的差额来交税；如果小于它，差额来退税。如果应纳税额是负数，说明下期留抵税额为应纳税额的绝对值，而“免抵退税限额”全部退税。

公式②“应纳税额”指的是销项税额进项税额上期留抵税额，与境内企业缴纳增值税公式一致，所不同的是销项税额中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另一方面是外销货物的销项税额，至于两公式中的免税原材料被减去，原因是原料购进时免税，当然由其生产的货物的销项税就应该剔除掉，同样道理计算退税额时也应将此因素剔除掉。

此方法只有两个公式，而且在公式表述上更接近于“免、抵、退”税办法的原理，理解上也更直观简便，为教学工作者、学生及实践中的报税人员在学习及工作中带来通俗化理解与便捷化计算。相对于原办法省去了计算“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及“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的计算，变得简便快捷。

综合例题详细讲解一下出口实行增值税“免、抵、退”的新的计算方法：

某生产企业生产的产品既有出口又有内销，出口实行“免、抵、退”办法，产品销售适用17%的税率，出口退税率为13%，当期出口600万美元，汇率1：8，当期可抵扣的进项税为600万元，另外当期免税进口价值200万美元的料件（含关税等），用于生产出口产品。没有上期留抵税额。

例一，假设当期的内销货物3000万元。

免抵退税限额①=免抵退税额=（外销价-免税原料价）×退税率

=（600x8-200x8）x13%=416（万元）

再计算：当期应纳税额②=内销销项税+（外销价免税原料价）×征收率-当期进项税-上期留抵税

=3000×17%+（600×8-200×8）×17%600-0=454（万元）

最终应纳税额=454-416=38（万元）

因为应纳税额大于免抵退税额，所以说明应退税未抵顶完应纳税，所以最终应纳税额为：454-416=38（万元）。

例二：假设当期的内销货物2000万元。

免抵退税限额①=免抵退税额=（外销价-免税原料价）×退税率

=（600x8-200×8）x13%=416（万元）

再计算：当期应纳税额②=内销销项税+（外销价-免税原料价）×征收率-当期进项税-上期留抵税

=2000×17%+（600×8-200×8）x17%600-0=284（万元）

最终当期不纳税，还应退税=416-284=132（万元）

因为，当期应退税额大于当期应纳税，应纳税额被全部抵顶，所以当期不应纳税，且应予以退税。

例三：假设当期的内销货物100万元。

免抵退税限额①=免抵退税额=（外销价-免税原料价）×退税率

=（600x8-200x8）x13%=416（万元）

再计算：当期应纳税额②=内销销项税+（外销价-免税原料价）×征收率-当期进项税上期留抵税

=100x17%+（600x8-200x8）x17%-600-0=-39（万元）

简述税法要素篇8

对于普适性，就像对现代性一样，人们的认识存在许多差异，既有一般的偏于否定的看法，也有具体的侧重于肯定的观点。这些认识差异，主要缘于人们对于“普适性”的理解的不同。根据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本文将着重探讨，税法普适性的法理基础及其现实体现，从而说明是否要区分“局部普适”和“一般普适”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说明税法的普适性存在哪些局限，并对这些局限作出分析和评判。

一、对税法普适性的认识

一般认为，法律的普适性其实就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尽管绝对的普适性不存在，但一项有效的制度必须具备相对的普适性，这种普适性应具备三个方面的特征，即普遍性、确定性和开放性。其中，普遍性或称一般性，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就是指制度应“适用于未知的、数目无法确定的个人和情境”；（注： F.A.Hayek，Law，Legislation andLiberty，vol.1，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 p.50.）而确定性，则强调制度必须是可 以被认识的，是一般人容易清晰地认知和辨识的，因此各种秘而不宣的“内部文件”或含糊、多变的规定都不符合确定性的要求；此外，开放性是指制度应当具有较大的包容性，以使主体可以通过创新行动来对新环境作出反应和调适。（注：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页148.）普适性的上述三个方面的特征，实际 上也是在保障制度的有效性方面应当遵循的准则。

在普适性的上述三个特征中，普遍性是最为基本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适性也可看作“普遍适用性”的简称，其核心要求是制度适用上的普遍性。而确定性和开放性更主要地是从制度的形成上而言的，或者说是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对立法提出的要求。它们对于立法如何做到简明扼要、疏而不漏更重要，是对制度适用的普遍性的保障。因为制度只有在内容上是确定的，才能真正实现在实质上的普遍适用；制度只有是开放的，才能顺应时势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适，才能更广泛、更持久、更稳定地得到普遍适用。

普适性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制度适用的公正性，关系到对相关主体的普 遍和平等适用。如果违背普适性原理确立各项准则，就会削弱人们对制度的遵从，从而会提高奉行费用，降低社会的整体福利，影响社会公共利益。也正因如此，才需要强调税法的普 适性，及其重要价值。

普适性对于各类制度的形成和适用都有重要意义，这在税法上体现得更为突出。但由于相关的探讨微乎其微，因而有必要先对税法普适性产生的法理基础问题予以简要分析，并考察普适性原理在现实的税法制度上的具体体现，这样，才能对税法的普适性问题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以便进一步分析我国税法在普适性方面存在的问题或局限。

（一）税法普适性的法理基础

普适性对于各类制度都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对税法更重要？这是研究税法的普适性问题时 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对此，有必要从税法上的基本权利保护，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类基本原则的 角度，来探寻税法普适性存续的法理基础。  税法关乎国民的财产权、工作权等基本权利，（注：税款的征收主要通过税法的适用来实现，而征税本身则是对国民财产权的一种侵犯。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征税还会侵害国民的工作权，或者认为税款的征收关系到人民的生存权。这些观点都强调现代税法对私法主体的适用效应，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经济运行和社会运行的影响。）影响市场主体的理性选择和自由竞争，从而会在总体上影响经济和社会运行，以及公共利益和基本人权的保障等问题，故税收立法必须谨慎从事，力求周全，而不能随意和轻率。为此，许多国家都确立和坚持税收法定原则，并在具体的立法领域实行“法律保留”和“议会保留”原则，（注：法律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作为税收法定原则的体现和保障，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但是，随着现代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和加强，是否仍然要固守议会保留原则，又成了需要探讨的新问题。）以力求确保税法的安定性、妥当性和可预测性，确保国民的信赖利益和基本人权，同时，也确保基本的税收法制的统一 .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制的统一至为重要，因为它与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密切相关，直接关系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注：在经济层面存在的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等多种二元结构，在客观上可能会带来法律适用的不统一，从而可能会影响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为此，必须通过法律（包括税法）的调整，来使其具备基本的公平竞争的外部条件（这是应由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物品）。其实，国际层面的GATT及WTO等已经为此作出了很多努力，一国政府更应为此而尽力。）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当某个国家是一个政治上、社会 上、尤其是经济上的整体时，它必定要求最低限度的法制统一。在一个法制支离破碎的国家，不可能形成现代经济。在美国，没有最低限度的法制统一，就不可能形成全国性的工商业。（注：参见马克斯？莱因斯坦在韦伯的《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所写的导论，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页32.）而在这其中，统一的税收法制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从法制统一的要求来看，对于财政、税收、金融等重大事项，不仅在立法上要保持其统一性，或者说要保持立法权力行使的“一元化”，而且，在强调“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这一 “庞德命题”的情况下，法制的统一性本身就包含着执法的统一。而执法的统一，不仅包括有权适用法律的主体的统一，而且更是指对法定范围内的主体在适用法律方面的统一。这些对法制统一的要求，与前述对法律的普遍适用性和确定性的要求也是一致的，因而与普适性的 要求也是一致的。

其实，从通常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税法对主体的统一适用问题来看，其核心仍然是强调税法的普适性，即对具备法律规范所假定条件的各类主体，原则上都应一体适用，一视同仁，而不应厚此薄彼，或分亲疏远近。为此，在税法适用上就必须既要考虑形式公平和 实质公平，又要考虑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  按照税收公平原则的要求，要实现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J.M.Buchanan）曾经指出，（税收）纵向公平是横向公平的一个重要推论，而横向公平原则的根源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且，税收问题在本质上是法律问题。参见布坎南等著：《公共财政》，赵锡军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页57-59.由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就是要求法律具有普适性，因而税收公平原则与普适性原理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就必须真正做到普遍征税和平等征税，以真正实现“量能课税”，这与税法普适性的内在价值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法的普适性，不仅是前述的税收法定原则和法制统一原则的要求，而且也是税收公平原则的要求。这些基本的原则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构成了税法普适性的法理基础。

税法普适性的法理基础，体现了一种应然状态。从这一法理基础出发，应当更多地强调税法的普适性，以更好地实现税法在保障基本人权、调控经济和社会运行、保障稳定等多个方面的价值和目标。（注：随着国家职能的日益扩大，现代税法的价值和目标也是多元的，这不仅直接影响到税法制度的形成，而且对税收优惠制度等会产生较大影响，同时也会对税法的适用范围产生影响。其实，这也是税法上许多问题较为特殊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实现依法治税，建立“法治的税收国家”所需要的。仅是在这个意义上，税法的普适性问题也应当引起税法研究者的特别注意。

对于确立税法普适性的上述基础，虽然以往缺少探讨，但一般不会有太多的争议，因为它是可以从上述基本原则中推演出来的。但是，税法普适性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之间究竟有多大差距？税法的普适性可否度量？它会受到哪些限制？要回答这些问题，则还需对税法普适 性的现实体现作进一步的考察。

（二）税法普适性的现实体现

从一般法理来说，税法的普适性主要可以通过税法的制定和适用体现出来。由于在普适性中，普遍性是更为基本的，因此，下面有必要先着重探讨税法适用的普遍性，然后再对确定 性和开放性略做分析。

税法适用的普遍性，具体体现在时、空、人三个维度上，或者说可以用时间、空间和主体三个标准来度量。从时间维度上说，税法在其有效实施的期间内，应是普遍适用的；从空间维度上说，税法在其有效实施的地域范围内，也应是普遍适用的。但是，由于时间是“均质”的，而地域则是存在千差万别的，因此，税法在空间上的普遍性往往更易引发问题。

从税法适用的空间维度来看，在国内法层面，税法的立法级次的差别，以及诸多原因导致的一些特殊“税收管辖区”，或者其他意义上的“特殊区域”的存在，使得各类不同渊源的税法规范在适用地域的普遍性上也多有不同。也就是说，税法适用的普遍性会在实际上存在“量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是由于税法渊源的差别造成的。（注：例如，由于法律渊源的不同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具体法律制度上的差异，在我国存在着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等不同的税收管辖区，因而在我国并无统一适用于整个国土的税法存在。此外，在存在一些特区的情况下，由于在经济特区或实际上的“民族特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税收优惠区）也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税收制度，使得某些方面的税法规范也不同于特区以外的其他地区，因而在地域上这些税法规范并不具有普适性。）随着地方获得税收立法权的可能性的增大，以及事实上地方握有的税收立法权的增加，在国内法层面的普适性被肢解的问题还将凸显，这是一个需要深度关注的现实问题。

此外，在国际法层面，由于涉及到相关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税法协调，以及相关规范的“国内化”问题，因此，国际层面的税法规范所适用的空间范围一般都会更广，从而使“税境”超越一国领域。从一国的立场上看，这样的税法规范的适用范围更为广阔，因而其在地域上也具有更大的普适性。（注：如WTO所确立的相关税法规范，实际上适用的范围是非常大的，有时不仅存在着缔约方的守约性遵从，而且还存在着一些非缔约方的默契性遵从。此外，区域性国际组织所确立的税收方面的规范，也大大超过一国税境，而在多国生效。）另外，因特定主体及其行为而导致的“域外适用”问题，还形成了税法适用普遍性方面的特殊问题。

除了上述的时空维度以外，主体的维度也很重要。税法究竟具体对哪些主体适用，是一个 关系到实际征税范围的重要问题。由于许多国家都并施属人原则与属地原则，同时行使不同类型的税收管辖权，因而税法在主体上的适用更应具有普遍性。这不仅与所谓的主权等问题有关，而且还与国家利益的保护、政府的税收收益以及“国际税收竞争”等有关。当然，尽管上述相关因素会使国家存在扩大纳税主体的刚性和驱动力，但不同类型税法由于存在诸多不 同，其对主体的普适性也不尽相同。

例如，如果把税法规范按照立法的级次，或法律渊源来划分，则立法级次较高的税法规范，对主体的适用一般也较为普遍，反之，立法级次不高的税法规范，在主体的适用范围上则 较为狭隘。

又如，在把税法规范分为税收实体法规范和税收程序法规范的情况下，由于在税法程序上有统一性的要求，因而相对来说，税收程序法对各类主体更具有普适性；而税收实体法的适用范围，则因对各个税种的征税范围不同，特别是因对于各类主体具体规定的不同，而会有所不同。通常，税收实体法规范的普适性会相对受限。当然，如果把整个税收实体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则其适用便会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可能会把具有可税性的领域都纳入其适用范围（注：关于可税性的条件或称影响因素，可参见张守文“论税法上的可税性”，《法学家》2000年第5期。）。

此外，即使是在税收实体法领域，由于在实行“分税立法”模式的情况下，各个税种所对应的税法各不相同，因此，各类实体税法规范适用的普遍性也不尽相同。例如，由于商品税和所得税课征广泛而普遍，并往往易被各国选为主体税种，因而相应的商品税法和所得税法的适用，自然也会有更突出的普遍性。另外，即使是在商品税或所得税内部，各个具体税种的适用范围也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商品税中，增值税为多环节课征，因而对主体和地域的适用范围都更广；而关税则仅在单一的进出口环节课征，因而适用领域较窄。与此相对应的各类税法的适用情况也是如此。又如，在所得税中，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都有其自身的适用范围，但企业所得税一般更主要适用于公司制企业；而个人所得税则一般不仅适用于自然人，而且也适用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

上述列举的几类情形表明，税法适用的普遍性是相对的，切不可一概而论。由于税法的渊源是多元的，具体的适用范围不尽相同，因而不可能具有共同的普遍性；同时，由于税法规范的性质也各异其趣，具体调整的领域都未尽一致，因此，现实的税法普适性与理论上的要 求肯定会存在距离。

其实，不仅在税法适用的普遍性方面存在上述问题，在普适性所要求的确定性和开放性方面也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例如，一般认为，税收具有固定性或明确性的特征，而税法上更是要求课税要素法定和课税要素明确，并以此作为税收法定原则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短视和立法技术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的税法存在着不够简明、不易掌握、不易为普通公众认知等诸多问题，甚至如业内“行话”所说-“内行说不清，外行搞不懂”，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税法的确定性。特别是过多的“通知”、“批复”的存在，更是严重地侵蚀着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注：大量的“通知”、“批复”的存在，不仅可能存在违反税收法定原则的情况，而且也进一步增加了税法的模糊性，导致税法主体待遇的不平等，从而对于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都会带来影响，同时，它们也会对可税性带来侵蚀。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以及“论税法上的可税性”，《法学家》2000年第5期。）影响着税法内容的确定性或称明确性，从而影响着税法的普适性。

又如，在开放性方面，税法因其自身的特点，特别是突出的公法和强行法性质，一般更强调税收法定原则，从而留给法律主体具体调整的余地相对较小，因而它不会体现出像私法制度那样的开放性。但是，税法定得再严密，也会因其特点而产生“密而有漏”（而不是“疏而不漏”）的问题，从而导致实际上存在的诸多罅隙。其实，税法所调整的领域广阔，税法主体复杂，客观情况变化万千，税法主体在遵循基本的税法宗旨和原则的前提下，必须或必然对制度作出适当的调适，从而使税法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尽管这种开放性并非一定符合 立法者之愿望。

以上简略列举了税法的普适性在不同维度和不同层面上的现实体现，从中不难发现：实际上并不存在整个税法规范统一的、无差别的普适性，亦即并不存在理想状态的普适性。由于税法规范的形成和适用范围往往受制于多种因素，从而使税法的普适性受到影响，因此，普 适性只能是相对的，需要对其做具体的考察。

上述探讨表明，从不同维度和不同层面的税法适用的实践来看，现实的税法普适性，主要是要求在符合该税法规定的时间、地域、主体范围内普遍适用，而并不是要求它一定是永恒的、对全国乃至更大地域范围内的一切主体都适用。因此，对各种不同类型的税法的普适性，应当有不同的要求。这样理解也许更全面一些，也才能把普适性的一般问题概括进去；同时，还体现了考察具体的现实问题对于检讨一般理论的重要性。

在上面的探讨中，还可以看到，从税法的普适性的法理基础，特别是从税收公平原则和法制统一的要求出发，强调全面的、整体上的普适性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普适性可称为“一般普适”，它解决的是“整体上”的主体利益的“一般均衡”问题；但是，从税法适用的时空维度和主体维度的现实来看，由于税法自身的特点，特别是税收立法体制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现实税法的普适性同理想状态的普适性尚有很大距离。即现实中的税法不仅有“一般普 适”的情况，而且也有仅对税法所规定的相对较小范围的特定时空、主体普遍适用的“局部普适”的情况，并且，后者解决的是利益分配的“局部均衡”问题。（注：我认为，均衡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都要研究的核心问题甚或是理想状态，只不过在各个学科上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例如，法学上所追求的公平正义，无论是刑法上的罪刑相应，还是民法上的等价有偿、损害赔偿或恢复原状；无论是行政法上的“平衡论”，还是经济法上的“协调论”，都是在追求一种均衡。税法调整的重要目标，就是各类主体的税收利益的平衡。张守文：《税法的困境与挑战》，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页339-340.因此，这里提出的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并不是经济学概念的简单套用，而是在更广泛意义上的使用。）因此，如果提出“一般普适”和“局部普适”的概念，也许更有助于解释和说明税法普适性的现实状况，并更有 助于对普适性问题作出具体分析。

一般普适的存在，表明税法在现实中有符合其基本原则和法制统一原则的一面，也有在整个税法适用领域确保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本身就是税法的基本原则）的一面；而局部普适的存在，表明税法虽然在总体上遵从普适性的一般原理和原则，但实则还是对一般普适作出了变易和限制。为此，有必要研究对一般普适的交易和限制是否合理，特别是税法的普适性究竟有哪些局限性，其中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等等。这样，才能对税法的普适性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才不至于片面地强调理论上的普适性，而忽视现实中的局限性，才能更好地解决应当如何看待和强调普适性的问题。

二、税法普遍适用的多重局限

如前所述，从一般原理和原则的要求来看，应当强调税法的普适性；但从税法普适性的现实体现来看，普适性只是相对的，与其法理基础的要求是有一定差距的，这体现了税法普适性的现实局限。税法普适性的现实局限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法律在其应有的效力范围内不能普遍、有效适用；税法的不确定性突出、模糊和不易把握之处太多，人们无所适从；开放性不够，不能随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而作出相应的调整，等等。税法普适性的局限，从法制的角度说，较为重要的是立法上的局限和执法上的局限。但限于篇幅和研究的需要，下面将着重从税收立法的角度，探讨其现行立法对税法适用的普遍性的局限，以及税收立法 的不确定性对于普适性的局限。

（一）税收立法对税法适用的普遍性的局限

税法的普适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税收立法。但在现实中，可能恰恰是税收立法本身，为税法的普适设置了障碍，并成为其限制性的因素。其中，立法体制和立法内容对普适性的局 限是最大的。

例如，由于立法权限的不统一而带来的法律渊源的多元化，就是使普适性受到局限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如果税收立法权的分配实行共享模式，则会使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都享有税收立法权；另一方面，在强调分税制，以及由此确立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情况下，法律渊源的复杂性就更为突出。尤其在一国国内存在多个税收管辖区的情况下，税制和税法的适用，便更显复杂，由此不仅会严重影响税法的“一般普适”，而且还会带来税法适用的“区际冲突”。因此，在一国内部存在不同的税收管辖区，或实行各级政权分享税收立法权的“财政联邦制”的情况下，对税法的适用必须进行有效协调，否则会严重影响税法整体的普遍适用。

上述立法体制因素，一般会通过具体的立法内容-即有关税法的构成要素的规定-来影响税法的普适性，这主要体现为税法主体、征税对象、税率、税收优惠等主要课税要素对普适性的限制。由于税法主体中的纳税主体与征税对象直接相关，同时与其他相关课税要素也都有一定关联，因而下面主要以税法主体为例，来探讨税法普适性的局限，以及局部普 适的问题。

从征税主体的角度看，国际上较为通行的体制，是由税务机关和海关具体代表国家担当征税主体，分别行使税收征管权和入库权。这种国际通例，也是我国相关体制改革和税权分配的一个方向。但它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两类机关分别适用不同的实体税法和程序税法，因而即使仅从这个意义上说，就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税法程序上的普适。（注：《税收征收管理法》一般被认为是我国最重要的税收程序法，但它仅适用于税务机关对各类税收的征管，而不适用于海关税收的征管。通常，程序法往往更具有共通性和普适性，但在税法领域，程序法也并不是统一适用的。由此可见税法普适性的相对性和局限性。）

在上述的征税主体之外，是纳税人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主体，如扣缴义务人、税收担保人 、税务人等，这些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等都不尽相同。因此，税法不可能对他们都一样适用，而是要区分对待。这同在私法上对于各类私法主体适用一致的基本规则是不同的。

从纳税主体的角度来看，税法的普适性通常强调的普遍征税，实际上只是对符合法定课税要素的纳税主体才是适用的。而事实上，由于税法是与具体税种相联系的，而各个税种不可能对各类主体都适用。尽管就税法的总体而言，对主体有着较为广泛的适用性，但从具体的实体税法来看，往往在主体的适用上会受到许多局限。此外，税法主体可以是各类主体，但纳税主体在理论上却不能包括国家或政府。因为后者应当是受税者，而非纳税者，不具有可税性。（注：关于可税性的条件或称影响因素，可参见张守文“论税法上的可税性”，《法学家》2000年第5期。）即使是排除了国家机关甚至是第三部门的主体范围，也还会因诸如税收优惠或腐败等问题，而使实际上适用的主体范围受到进一步的局限。

简述税法要素篇9

我非常有幸地走上这三尺演讲台，与这么多年青上进的税务干部一起展示才华，证明能力，阐述观点。

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个人经历，我是*年税务机构分设时，分到*市地税局工作，时任市局管理科科长，*年担任纪检员一职，分管业务科和稽查局工作，*年八月调任州局征管科科长，负责征管科工作，*年任州局业务科科长，负责业务科工作至今。几年来，无论是税政管理、征收管理、税务稽查，还是纪检纠风，无论是在市局，还是在州局，本人都能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履行职责，加强自身政治思想及业务知识的学习，秉公执法，严格律己，热情服务于纳税人。

地税分设以来，本人多次被为市地税局先进工作者，*市优秀党员，年被市政府评为十佳执法员，在州局征管科和业务科任职期间，所主持的各项工作均名列全疆前列，多次受区局通报嘉奖。

本人这次参加竞聘的第一志愿是税政法规科科长，让本人填报这个岗位的直接原因是本人有能力、有信心在现有的基础上将税政法规科的工作做的更好。

在谈本人竞聘税政法规科科长职务的优势和工作思路之前，本人想先谈谈竞聘这一职务的劣势。

年龄相对较大是本人参加此次竞聘的主要劣势，年龄的问题在本人参聘之初可以说是最大的心理障碍。在看到区局机构改革和人员分流的文件时，本人也想过不参加竞聘或者享受区局的优惠条件告老还乡。

接下来我将从五个方面谈谈本人参加此次竞聘的优势和今后的工作思路。

一、老马识途，轻车熟路。

本人参加工作以来，从事财会工作年，从事税收工作年，在税务工作期间，主要从事税政法规管理和税收征收管理，可以说对这方面的工作非常熟悉，本人在市局工作时主要负责集体财务管理、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地方各税的税政管理，主持制定了《*市地税局非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办法》、《*市地税局关于加强客货运输市场税收征管办法》等规定，使市局的税收征管更趋完善，到州局后主持修订了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考核管理办法。从年企业所得税实行自汇自缴以来，本人亲自主讲每年的企业所得税培训，年本人主讲了对党政机关的个人所得税培训，年主讲了对水利系统的财务人员业务培训等。因此，本人尽管年龄相对较大，但经验丰富，能熟练掌握现行税收法规，业务水平较高，对税政法规科各项职能设置，非常熟悉并且熟练，主持税政法规科工作可以说是老马识途，轻车熟路。

二、德能双过硬，一颗赤诚心。

税收工作是一项执法行为，税收*工作直接面对的是纳税人，随着经济的发展，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税收工作越来越贴近人们的生活，税务人员的执法形象、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直接反映了税务部门的形象，越来越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因此仅有过硬的业务素质和业务能力是不够的，必须要做到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双过硬。本人从参加税务工作以来始终不忘加强自身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建设，自觉地将自己的形象作为税务部门一个窗口，自己要对自己所承担的那份形象负责。在执法工作中严格遵守税务人员十五不准的各项规定，廉洁奉公，秉公执法。对待纳税人热情细致、耐心周到，始终坚持善待纳税人就是善待自已的观点。如果此次本人竞聘税政法规科科长成功，本人将一如既往地追求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双过硬这一目标，并且会严格要求本科室人员加强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的提高，使整个科室成员都成为德能双过硬，适应形势，符合时展的新时期税务人。

本人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那一刻起，就将这颗滚烫的赤诚之心献给党的事业，无论在任何时刻，任何工作岗位上，也无论此次竞聘的结果如何，本人一颗赤诚之心都将献给我所热爱的税收事业。

三、融合征管查，协调上下级。

税政法规科的工作在区局的文件中归纳为八项，这些都是税政法规科所必须做的本职内的工作，但在实际工作，税政法规科的工作则远远不止这些。除此之外，税政法规科的工作还必须体现融合征管查，协调上下级的特性，这是征管法和现行征管体制所要求的。税政法规科负责地方各税的政策业务管理，不只是简单说明对什么征税，按多少征的问题，还要搞清如何征、怎么查。

随着新征管软件的启用，网络运行的深入，信息工作将成为各项工作的先行军，税政法规科应当将最新的税收法规通过信息科公布，将税政法规管理与信息管理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发挥更大作用。按照税政法规科的职能要求，就必须将税政法规科放在一个洞察全局、高屋建瓴的位置上去展开工作，因此，税政法规科的工作将不再是过去的一种简单配合，而是将各业务性科室融合起来。同时，税政法规科还负责对区局税政法规工作的上传下达，报表总结报送，接受上级检查，对下级局的税政法规工作进行检查督导等工作，因此协调上下级也是税政法规科的一项重要工作。这种上下级关系协调处理的好坏将影响全州整体的税收工作。

四、传教帮学带，点拨后进人。

全州税收工作的进步关键体现在县市局工作的进步上。而县市局工作的进步则最终要落实到一大批热爱税收事业，道德素质高、业务水平强的中、青年干部肩上，做为税政法规科的科长更有责任和义务，将自己的工作经验传授给他们，同时要擅于学习、总结、汲取他人的工作经验，其他地州的先进经验和工作做法，并将这些经验及时的传教给基层干部，如果本人此次竞聘成功，本人将亲自定期到县市局蹲点督促检查指导工作，开展调查研究，与县市局的干部共同工作，互相学习，共同使博州地税系统的税收业务工作迈向一个新台阶。一个人在一个岗位上不可能干一辈子，工作经验是一点一滴积累总结出来的，经验是自己的，也是大家的，在位时，应当毫无保留地传给别人，承上启下，承前启后，这样才能使我州的税收工作持续稳步的发展，才能使我州税收工作不落后于其他地州。今天，我在竞聘演讲中提出传教帮学带，点拨后进人，是对我今后工作的一个要求，同时也把这句话送给所有经验丰富的税务干部，让我们共同关心、支持、帮助身边的同事，让不强的变强，让强的更强，在整个博州地税系统营造一种传教帮学带，后进赶先进的积极向上、团结一致、好学实干的工作、学习氛围。

五、老骥伏枥忘天命，无须扬鞭自奋蹄。

简述税法要素篇10

我非常有幸地走上这三尺演讲台，与这么多年青上进的税务干部一起展示才华，证明能力，阐述观点。

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个人经历，我是一九九四年税务机构分设时，分到博乐市地税局工作，时任市局管理科科长，一九九六年担任纪检员一职，分管业务科和稽查局工作，一九九九年八月调任州局征管科科长，负责征管科工作，二OO一年任州局业务科科长，负责业务科工作至今。几年来，无论是税政管理、征收管理、税务稽查，还是纪检纠风，无论是在市局，还是在州局，本人都能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履行职责，加强自身政治思想及业务知识的学习，秉公执法，严格律己，热情服务于纳税人。

地税分设以来，本人多次被为市地税局先进工作者，博乐市优秀党员，97年被市政府评为"十佳执法员"，在州局征管科和业务科任职期间，所主持的各项工作均名列全疆前列，多次受区局通报嘉奖。

本人这次参加竞聘的第一志愿是税政法规科科长，让本人填报这个岗位的直接原因是本人有能力、有信心在现有的基础上将税政法规科的工作做的更好。

在谈本人竞聘税政法规科科长职务的优势和工作思路之前，本人想先谈谈竞聘这一职务的劣势。

年龄相对较大是本人参加此次竞聘的主要劣势，年龄的问题在本人参聘之初可以说是最大的心理障碍。在看到区局机构改革和人员分流的文件时，本人也想过不参加竞聘或者享受区局的优惠条件告老还乡。

接下来我将从五个方面谈谈本人参加此次竞聘的优势和今后的工作思路。

一、老马识途，轻车熟路。

本人参加工作以来，从事财会工作19年，从事税收工作13年，在税务工作期间，主要从事税政法规管理和税收征收管理，可以说对这方面的工作非常熟悉，本人在市局工作时主要负责集体财务管理、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地方各税的税政管理，主持制定了《博乐市地税局非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办法》、《博乐市地税局关于加强客货运输市场税收征管办法》等规定，使市局的税收征管更趋完善，到州局后主持修订了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考核管理办法。从97年企业所得税实行自汇自缴以来，本人亲自主讲每年的企业所得税培训，1995年本人主讲了对党政机关的个人所得税培训，2001年主讲了对水利系统的财务人员业务培训等。因此，本人尽管年龄相对较大，但经验丰富，能熟练掌握现行税收法规，业务水平较高，对税政法规科各项职能设置，非常熟悉并且熟练，主持税政法规科工作可以说是"老马识途，轻车熟路"。

二、德能双过硬，一颗赤诚心。

税收工作是一项执法行为，税收工作直接面对的是纳税人，随着经济的发展，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税收工作越来越贴近人们的生活，税务人员的执法形象、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直接反映了税务部门的形象，越来越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因此仅有过硬的业务素质和业务能力是不够的，必须要做到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双过硬。本人从参加税务工作以来始终不忘加强自身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建设，自觉地将自己的形象作为税务部门一个窗口，自己要对自己所承担的那份形象负责。在执法工作中严格遵守税务人员十五不准的各项规定，廉洁奉公，秉公执法。对待纳税人热情细致、耐心周到，始终坚持善待纳税人就是善待自已的观点。如果此次本人竞聘税政法规科科长成功，本人将一如既往地追求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双过硬这一目标，并且会严格要求本科室人员加强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的提高，使整个科室成员都成为德能双过硬，适应形势，符合时展的新时期税务人。

本人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那一刻起，就将这颗滚烫的赤诚之心献给党的事业，无论在任何时刻，任何工作岗位上，也无论此次竞聘的结果如何，本人一颗赤诚之心都将献给我所热爱的税收事业。

三、融合征管查，协调上下级。

税政法规科的工作在区局的文件中归纳为八项，这些都是税政法规科所必须做的本职内的工作，但在实际工作，税政法规科的工作则远远不止这些。除此之外，税政法规科的工作还必须体现"融合征管查，协调上下级"的特性，这是征管法和现行征管体制所要求的。税政法规科负责地方各税的政策业务管理，不只是简单说明对什么征税，按多少征的问题，还要搞清如何征、怎么查。

随着新征管软件的启用，网络运行的深入，信息工作将成为各项工作的先行军，税政法规科应当将最新的税收法规通过信息科公布，将税政法规管理与信息管理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发挥更大作用。按照税政法规科的职能要求，就必须将税政法规科放在一个洞察全局、高屋建瓴的位置上去展开工作，因此，税政法规科的工作将不再是过去的一种简单配合，而是将各业务性科室融合起来。同时，税政法规科还负责对区局税政法规工作的上传下达，报表总结报送，接受上级检查，对下级局的税政法规工作进行检查督导等工作，因此协调上下级也是税政法规科的一项重要工作。这种上下级关系协调处理的好坏将影响全州整体的税收工作。

四、传教帮学带，点拨后进人。

全州税收工作的进步关键体现在县市局工作的进步上。而县市局工作的进步则最终要落实到一大批热爱税收事业，道德素质高、业务水平强的中、青年干部肩上，做为税政法规科的科长更有责任和义务，将自己的工作经验传授给他们，同时要擅于学习、总结、汲取他人的工作经验，其他地州的先进经验和工作做法，并将这些经验及时的传教给基层干部，如果本人此次竞聘成功，本人将亲自定期到县市局蹲点督促检查指导工作，开展调查研究，与县市局的干部共同工作，互相学习，共同使博州地税系统的税收业务工作迈向一个新台阶。一个人在一个岗位上不可能干一辈子，工作经验是一点一滴积累总结出来的，经验是自己的，也是大家的，在位时，应当毫无保留地传给别人，承上启下，承前启后，这样才能使我州的税收工作持续稳步的发展，才能使我州税收工作不落后于其他地州。今天，我在竞聘演讲中提出"传教帮学带，点拨后进人"，是对我今后工作的一个要求，同时也把这句话送给所有经验丰富的税务干部，让我们共同关心、支持、帮助身边的同事，让不强的变强，让强的更强，在整个博州地税系统营造一种"传教帮学带，后进赶先进"的积极向上、团结一致、好学实干的工作、学习氛围。

五、老骥伏枥忘天命，无须扬鞭自奋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