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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税收的经济职能十篇

时间：2023-06-16 17:39:09

简述税收的经济职能

简述税收的经济职能篇1

关键词：税收执行效率确定简化便利

税收过程应该有效率，这不仅仅要求税收的超额负担或者净负损失最小化，而且还要求税收管理部门不应浪费，同时纳税人的遵从成本也不应过大。评价一个具体的税收制度是否良好，很关键的一点是税收制度最终执行的成效。关于具体税收制度管理成本和遵从成本的研究，往往被专家学者们所忽视，但应该承认，对此进行研究是具有相当意义的。

一、关于税收执行效率的思考

我们将税收执行效率的内涵定为政府设计的税收制度能在筹集充分收入的前提下使管理成本和遵从成本最小化。通过对税收执行效率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本人注意到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影响税收执行效率的因素有很多，税务部门行政经费、工作人员的直接投入固然会对税收执行效率产生明显的影响，但包含税收征管要求在内的广义的税收制度安排对税收执行效率的影响才是根本性的，税收制度本身的设计就应该要考虑到征纳双方执行的确定性、便捷性，脱离开具体税收制度去研究税收执行效率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

其次，在具体行业税收制度的考量上，即便可以对行业内企业的遵从成本进行精确的计量分析，但在税务机关管理成本方面，现有的税收征管模式下要想对单个行业的管理成本进行特别分析，可能会存在数据获得上的诸多困难；

第三，对税收效率进行定量分析，大部分是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基本逻辑，投入量的选择上可以选择税务机关直接投入，也可以选择影响税源的其它因素，产出量基本都选择了税收收入，这种分析方法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将税收活动视为一种普通的经营活动，而这一点本身是有待商榷的。

正是出于这3点考虑，本人尝试以定性分析为主，从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相容性的角度提出对税收制度设计的执行要求。

二、关于税收执行效率的思想根源

这种要求的提出还需要我们从经典文献中寻找思想根源。17世纪的英国学者威廉・配第在财政学专著《赋税论》中对人民不甘心负担税赋的原因进行归结，其中的第7条“征税权模糊不清模棱两可”，指向的就是具体税收制度的确定性。18世纪中后期德国官房学派代表人物约翰・冯・尤斯蒂对税收原则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在其提出的六原则中有两个原则是从有利于税收制度执行的角度对税收制度本身提出的，“要记在心上的关于组织税务制度的第五个基本原则是，一切捐税必须建立在明确的和光明正大的基础上，数额必须确切规定，使大家都有个清楚的了解”，“第六个，即最后一个基本原则是，捐税应当用最简便的方式进行征收，对国家和人民双方来说，所涉及的费用应减至最低度”。与尤斯蒂差不多处于同时期的经济学古典学派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提出的著名的“关于一般赋税的四种原则”中，后三种都是从税收执行角度对税收制度提出的原则性要求：“每个国民应当完纳的赋税必须是确定的，且不得随意变更”；“各种赋税征收的日期和方式必须给予纳税者最大的便利”；“一切赋税的征收要有所安排，设法从人民那里征收的尽可能等于最终国家得到的收入”，后来的学者把这归纳为“确定（确实）、便利、省费”，要特别说明的是，从其论述中判断中，其中的最后一项“省费”原则虽然蕴含税收经济效率的意思，但更多指向的应是征纳费用的节约。19世纪后期的德国财政学者阿道夫・瓦格纳在提出的税收四端九项原则中，税务管理原则位列第四端，细分为三项：确实原则，即税收法令必须简明确实，不使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任行其事；便利原则，即纳税时间、纳税地点、纳税方式等，要尽量给纳税人以便利；省费原则，指税收的征收管理费用应力求节省，同时也应减少纳税人因纳税而发生的各项费用。而美国当代著名财政学家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在归纳关于“一个合适的税收结构”的要求时，也涉及明确和省费两项：“对税收制度的管理应有效而不是专断，税制应为纳税人所理解”，“与其他目标相适应，管理及征纳费用应该尽可能地减少”。

通过对上述在财政学发展过程中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者税收思想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简单结论：

一是无论是早期的经济学者还是当代的经济学者，都关注到了税收执行效率对税收制度的要求问题，而且他们对此的认识是基本统一的。这些经济学者受所处历史时代的影响，对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税收原则的认识是有着明显差别的，但身处税收单纯财政职能时期的尤斯蒂、亚当・斯密和倡导税收社会政策职能的瓦格纳以及重视税收经济调控职能的马斯格雷夫，在税收执行效率的认识上却形成了共识。他们都从税收制度的确定性、便利性和节省征纳双方的费用这3方面提出了目标性的要求。

二是税收执行效率对税收制度的要求是由税收的概念和本质决定的。税收是依据国家的社会公共事务职能进行普遍征收的，是国家从事社会职能活动的经常性收入形式，与此相应的，必然要求税收应该具有事先确定好的项目和统一的标准，缺乏确定性的税收会形成对税收的自我否定，所以说，税收制度应该是连续的、确定的；税收是国家向人民获取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虽然是具有整体有偿性的，但是需要将税收收入的过程和财政支出用于实行国家社会职能的过程联系在一起，才能理解这种整体有偿性，纳税人却往往会对社会产品占有由多变少的税收过程更有感受，如果税收制度在征税环节、征税时间等方面的安排使纳税人感到不便利，会大大加剧纳税人不甘心负担税赋的心理，因此，便利性不是某个历史阶段对具体税收制度的要求，而是由税收本质决定的；三是税收过程是一部分社会产品由人民向国家转移的过程，但这种转移的过程必然要发生一定的成本费用，正如亚当・斯密述及的那样，“征收赋税可能使用了大批官吏，这些官吏消耗了大部分税收作为薪俸，而且还要向人民征收更多的赋税”，站在纳税人的立场上，税收除了直接减少了其所拥有的财富之外，“税吏频繁的造访及令人讨厌的稽查常使纳税者面临不必要的麻烦、困扰和压迫”，而现代的纳税人为达到税收机关的监管要求，需要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税务事项日常处理甚至就特别事项咨询税务顾问获取纳税建议。对整个社会而言，这些都是减少了纳税人的财富同时并没有增加国家税收收入的成本费用，这样的费用一定是越少越好。确定、便利和省费是由税收本质决定的，只要存在税收，这就是对税收制度的逻辑性要求。这也是诸多学者在此问题上获得高度统一的原因所在。

三是税收执行效率对税收制度的要求与税收其他原则之间的关系问题。尤斯蒂将确定原则和简便省费原则列为税收六原则中的第五第六两项，亚当・斯密的税收四原则中“确定、便利、省费”分别以独立的形式位于公平原则之后，瓦格纳将关于 “确实、便利、省费”三项原则归为税务管理的原则，列在财政政策原则、国民经济原则和社会正义原则之后，马斯格雷夫述及的明确和省费两项也位列“一个合适的税收结构”要求的最后两点。这些学者在税收原则的论述中都不约而同地将税收执行效率的要求置于最后几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些学者是如何定位税收执行效率的相关要求的。税收执行效率的要求是需要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予以考虑的原则，一旦与其他税收原则发生冲突，它是可放弃的。这一点并不与之前所说的税收执行效率的要求是由税收的概念和本质决定的相矛盾。

三、税收执行效率对税收制度的要求

那么，出于税收执行效率的考虑对税收制度提出的要求应该是：

首先，税收制度应该是确定的。确定性是税收执行效率对税收制度提出的首要要求，没有确定性保障的税收制度是谈不上简化的，也是不可能具有便利性的，更是不可能节省征纳双方费用的。具体而言，税收制度的确定性需要体现在：1）税收种类是确定的；2）各税种的征税范围是确定的；3）各税种的纳税人是确定的；4）纳税人的纳税义务是确定的；5）各税种的纳税地点和纳税时间是确定的。6）税务机关的管理权限是确定的。

其次，税收制度应该是简化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税务学者，都很强调税收制度的简化，曾经担任美国众议院税收方法委员会主席的比尔・阿彻将“简化征税程序和纳税程序”列为税制改革的5条标准中的首条，克罗地亚财政部在论述税制改革的标准时也提及“税种设置应当考虑到税务管理的技能，尽可能地简单，以便降低征税成本；同时，一个简化的税制也应当使纳税成本保持在最低限度”。税收制度的繁简会大大影响征纳双方为完成税收事项而发生的物质投入和精神投入。在获得同样的税收收入，而且对税收产生的收入分配效果和税收的经济效率没有本质影响的情况下，税收制度安排应尽可能简化，一方面，要在税收实体法规定中减少不必要的调整事项，而选择采用相对直接的方式计算出应缴纳的税款，另一方面，在税收程序性的规定中也要适当简化，在保证税收管理实效的前提下，避免税务机关和纳税人陷于繁琐的工作流程中。

第三，税收制度应该是便利的。税收制度在保证明确性和适当简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便利。在进入商品经济的近现代，税收收入摆脱了对来源于农作物税收的严重依赖，而且一般采用货币形式来获取，因而在早期经济学者眼中对税收制度的便利程度有重要影响的税收的收入形式问题以及税收收入缴纳与纳税人获取收入时间相匹配的问题，变得不再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税收制度的便利性。税收制度的便利主要体现在征税方式的安排上。征税方式的安排往往不会影响税收款项的总量，但税款征收的时间间隔、地点以及负责税务管理机关的部门的层级，不仅仅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的入库时间、入库地点、入库级次和税收管理的成效，而且会对纳税人税款缴纳的便利程度发生重要的影响。因此，从中国税务管理的基本情况出发，便利的要求应该体现在：1）税款征收的时间间隔是便利的；2）税款的入库地点是与税款的管理权限相一致的。

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没有将省费列入到税收执行效率对税收制度的要求中，是因为省费是一种结果性的体现，税收制度的确定、简化和便利，都会对征纳双方管理成本和遵从成本的节约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在此问题的讨论中，税收制度的确定、简化和便利是因，税收执行的省费是果。因此，我们基于税收执行效率的考虑而对税收制度提出的要求未纳入省费一项。

参考文献：

[1] A・E・门罗. 早期经济思想[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亚当・斯密. 国富论[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3]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佩吉・B・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第五版）[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简述税收的经济职能篇2

税务信息具有真实性、时效性、概括性、共享性等主要特征。其写作格式也比较简单，一般由标题、正文两部分组成。

税务信息的标题一般只有一行，且多为陈述句，要求画龙点睛地传达出信息的主要内容。如：《吉林省国税系统涉外税收一季度增加2.1亿元》、《深圳市地税局进一步深化征管改革》、《贵州省政府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切实抓好税收入库工作》。税务信息的正文可以有精练的开头(导语)，说明信息的范围，或概述主要内容。但多数税务信息没有开头，而是直接切人主体部分，通过典型事例、图表、数据等，简洁明了地把主要事实交代清楚。结尾可以用一两句话提出建议或对策，但多数信息没有结尾，仅仅客观地直述其事后就自然收束全文，让税务信息的接受者自己思考情况、思考对策。

本文按结构方式介绍几种税务信息正文部分的写作。

1.因果式。这是一种前因后果或前果后因式的结构，层次排列顺序为由果到因或由果溯因。如：[江苏省地税系统精神文明建设有成效]江苏省地税系统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以争创文明单位和“建文明窗口，树地税形象”活动为契机，深入开展思想教育、廉政建设和业务培训，出现了精神文明建设与税收工作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好势头。截止目前为止，全系统有574个单位受到各级党政部门的表彰；有2025个单位受到各级税务部门的表彰；有115个单位在当地行风测评中荣获前三名。

2.并列式。就是在安排层次时，将性质相同的材料归在一起，材料与材料之间构成并列关系。如：[福州市国税局采取措施加强出口税收管理]一是明确职责，进一步规范“免抵退”税管理。要求各基层局从分管领导到经办人，层层建立工作责任制，确保“免抵退”税管理工作规范有序，数字准确无误。二是加强领导，要求各基层局按照市局规定落实电脑开票制度及中心分局、县局、市局三环节的对帐制度。三是搞好出口供货不开票(即“不征不退”税业务)检查扫尾工作，加强日常性管理，堵塞管征漏洞。

3.引述式。这种税务信息主要用来传达领导的重要指示精神。如：[四川省副省长指出国税部门要做出口创汇的坚强后盾]在近日召开的四川省税贸协调会上，副省长说，去年出口退税工作在支持外贸、服务开放、维护稳定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四川省退税指标增长40.4%，超过全国平均增长水平，解决了出口退税遗留问题，提高了企业申报意识，退税管理也得到加强。指出，外贸出口是今年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国税部门要牢固树立税收为改革和发展的大局服务的意识，为促进四川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服务，做出口创汇的坚强后盾。

简述税收的经济职能篇3

一、科学发展观下完善税收理念的目标选择

与科学发展观的多层次目标取向相适应,国家税收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实现发展的重要财力保障手段与调节经济运行、协调国家和微观市场主体利益关系的重要杠杆,要创新思路,更新观念,超越单纯就经济论税收,就税收论经济的“税收经济观”,充分重视国家税收这一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分配关系的经济范畴在政治性与社会性方面具有的积极作用,以便在为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取向提供必要财力支持的同时,凭借其内在的杠杆调节作用为“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并最终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对此,在税收理念方面的直接反映是,在继续坚持我国长期遵循的“税收经济观”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总体指导原则,树立指导新时期税收实践的“科学税收观”。具体说,“科学税收观”至少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基本内容:

首先,适应与服务于经济发展。本质上讲,税收作为国家为满足履行职能的需要而对社会资源的强制性汲取手段,其源泉是人们再生产活动中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税收首先表现为一个经济范畴。它来源于经济,受经济的最终制约,并以此为基础反作用于经济,对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由此决定了经济既是治税的出发点,也是治税的归宿点,税收必须以服务经济发展为根本目的。在科学发展观下,经济发展仍然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并客观决定着社会和人发展的实现程度。因此,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新的历史时期,税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非但不应弱化,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切实加强,这种加强必须是在进一步认识与尊重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并以有利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前提。

其次,满足政治与社会需要。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与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基本建立,社会上有的观点出于对我国特殊社会历史因素的考虑以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目的,片面理解西方财税理论,把促进经济总量增长视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惟一职能,忽视甚至有意弱化、丑化税收其他内在功能,认为强调税收的政治与社会属性就必然会导致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无限制地汲取社会资源,从而损害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不利于市场机制基础性资源配置作用的完整发挥。事实上,无论从我国传统的“国家分配论”强调国家在税收分配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出发,还是从以瓦格纳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政策学派强调利用税收手段实施社会政策以及公共选择理论强调政治程序对税收政策确定的巨大影响角度考虑,税收的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客观存在的,而且在具体税收实践过程中,其对税收政策的确定与税收征管实践都起着某种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如我国近期出台的降低农业税率直至完全取消农业税政策,就可被视为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表现。而在税收征纳过程中,税务机关作为政府行政机构,自然以确保履行政府职能而存在,因而必然体现出一定的政治属性。以服务社会为终极目的的社会管理职能是国家(或政府)自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天然具有的基本属性,因此,税收又是一个政治范畴。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税务机关在履行其内在的政治职能的过程中必然要以社会需要为出发点,从而使税收征纳行为同时具有了服务社会、适应社会的基本属性。忽视税收的这些基本属性,不但很难正确回答税收实践运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在事实上成为导致目前税收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的主要根源,因而也很难为税收工作从根本上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供正确的理论导向。

第三,实现“以人为本”基础上的职能协调。在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等多层次目标取向的共同要求下,如何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以确保税收内在职能作用的完整发挥就成为了—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事实上,我国以前税收工作之所以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其中一个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正确处理好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如过去长期单纯强调税收的政治属性,以及近年过于强调税收在促进经济总量增长方面的能动作用等,客观上成为了税务人员权力意识膨胀、执法随意性过大、以促进经济总量增长为名无视社会承受能力,随意安排税收收入计划等问题的深层次思想根源。因此,实现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成为了“科学税收观”的必然选择。而“以人为本”这一人文主义的治国、执政理念则要求税收各项工作必须从“人的根本需要”出发,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认真贯彻到税收工作的方方面面,实现“以人为本”基础上的职能协调。

二、科学税收观下对税收理论与实践的几点具体要求

综上所述,可以尝试性地把科学税收观具体表述为:以“以人为本”为基本思想导向,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税收本质的基本要求,在协调兼顾税收内在的经济属性、社会属性与政治属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好内在的聚财与调节职能作用,从而最终为“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财力与政策支持。具体而言,这一税收理念对我国今后的税收改革至少提出了以下几方面的基本要求:

首先,在税制设计方面,科学税收观下的税制安排要全面落实“公平效率观”,在突出效率优先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既要适应市场经济基本规律与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内在要求,不损害微观市场主体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能动作用,又要充分考虑国家履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职能所必需的收入规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支持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在两者协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满足社会福利,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国家权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这就要求我国今后的税制改革应在进一步完善“双主体税制模式”,协调流转税在组织收入与所得税在宏观调控方面的各自积极作用的大背景下,进一步简化税制以降低社会税收遵从负担、提高税务机关执法水平;拓宽税基以确保税收规模持续稳定增长的财源基础;降低税率以增强微观市场主体运用市场机制力度;加强税收征管以实现既定税制横向公平与纵向公正。通过推进税收体制改革,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调整扩大消费税税基,开征社会保障税、环保税,调整和完善资源税,实施燃油税,稳步推行物业税,赋予地方政府必要的税政管理权限等各项改革措施,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供必要制度支持。

在改革的步骤选择方面,考虑到税制对社会整体经济运行的巨大影响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税制建设的理想模式与现实可支持的改革举措之间仍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因此,我国在今后的税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在充分理解社会、政治、经济需要的轻重缓急程度与正确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基础上,本着精心设计、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稳步实施的思想,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结合起来,成熟一项实施一项,实施一项确保一项。

简述税收的经济职能篇4

一、科学发展观下完善税收理念的目标选择

与科学发展观的多层次目标取向相适应，国家税收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实现发展的重要财力保障手段与调节经济运行、协调国家和微观市场主体利益关系的重要杠杆，要创新思路，更新观念，超越单纯就经济论税收，就税收论经济的“税收经济观”，充分重视国家税收这一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分配关系的经济范畴在政治性与社会性方面具有的积极作用，以便在为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取向提供必要财力支持的同时，凭借其内在的杠杆调节作用为“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并最终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对此，在税收理念方面的直接反映是，在继续坚持我国长期遵循的“税收经济观”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总体指导原则，树立指导新时期税收实践的“科学税收观”。具体说，“科学税收观”至少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基本内容：

首先，适应与服务于经济发展。本质上讲，税收作为国家为满足履行职能的需要而对社会资源的强制性汲取手段，其源泉是人们再生产活动中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税收首先表现为一个经济范畴。它来源于经济，受经济的最终制约，并以此为基础反作用于经济，对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由此决定了经济既是治税的出发点，也是治税的归宿点，税收必须以服务经济发展为根本目的。在科学发展观下，经济发展仍然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并客观决定着社会和人发展的实现程度。因此，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新的历史时期，税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非但不应弱化，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切实加强，这种加强必须是在进一步认识与尊重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并以有利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前提。

其次，满足政治与社会需要。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与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基本建立，社会上有的观点出于对我国特殊社会历史因素的考虑以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目的，片面理解西方财税理论，把促进经济总量增长视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惟一职能，忽视甚至有意弱化、丑化税收其他内在功能，认为强调税收的政治与社会属性就必然会导致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无限制地汲取社会资源，从而损害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不利于市场机制基础性资源配置作用的完整发挥。事实上，无论从我国传统的“国家分配论”强调国家在税收分配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出发，还是从以瓦格纳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政策学派强调利用税收手段实施社会政策以及公共选择理论强调政治程序对税收政策确定的巨大影响角度考虑，税收的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客观存在的，而且在具体税收实践过程中，其对税收政策的确定与税收征管实践都起着某种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如我国近期出台的降低农业税率直至完全取消农业税政策，就可被视为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表现。而在税收征纳过程中，税务机关作为政府行政机构，自然以确保履行政府职能而存在，因而必然体现出一定的政治属性。以服务社会为终极目的的社会管理职能是国家（或政府）自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天然具有的基本属性，因此，税收又是一个政治范畴。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税务机关在履行其内在的政治职能的过程中必然要以社会需要为出发点，从而使税收征纳行为同时具有了服务社会、适应社会的基本属性。忽视税收的这些基本属性，不但很难正确回答税收实践运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在事实上成为导致目前税收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的主要根源，因而也很难为税收工作从根本上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供正确的理论导向。

第三，实现“以人为本”基础上的职能协调。在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等多层次目标取向的共同要求下，如何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以确保税收内在职能作用的完整发挥就成为了—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事实上，我国以前税收工作之所以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其中一个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正确处理好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如过去长期单纯强调税收的政治属性，以及近年过于强调税收在促进经济总量增长方面的能动作用等，客观上成为了税务人员权力意识膨胀、执法随意性过大、以促进经济总量增长为名无视社会承受能力，随意安排税收收入计划等问题的深层次思想根源。因此，实现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成为了“科学税收观”的必然选择。而“以人为本”这一人文主义的治国、执政理念则要求税收各项工作必须从“人的根本需要”出发，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认真贯彻到税收工作的方方面面，实现“以人为本”基础上的职能协调。

二、科学税收观下对税收理论与实践的几点具体要求

综上所述，可以尝试性地把科学税收观具体表述为：以“以人为本”为基本思想导向，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税收本质的基本要求，在协调兼顾税收内在的经济属性、社会属性与政治属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好内在的聚财与调节职能作用，从而最终为“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财力与政策支持。具体而言，这一税收理念对我国今后的税收改革至少提出了以下几方面的基本要求：

首先，在税制设计方面，科学税收观下的税制安排要全面落实“公平效率观”，在突出效率优先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既要适应市场经济基本规律与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内在要求，不损害微观市场主体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能动作用，又要充分考虑国家履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职能所必需的收入规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支持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在两者协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满足社会福利，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国家权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这就要求我国今后的税制改革应在进一步完善“双主体税制模式”，协调流转税在组织收入与所得税在宏观调控方面的各自积极作用的大背景下，进一步简化税制以降低社会税收遵从负担、提高税务机关执法水平；拓宽税基以确保税收规模持续稳定增长的财源基础；降低税率以增强微观市场主体运用市场机制力度；加强税收征管以实现既定税制横向公平与纵向公正。通过推进税收体制改革，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调整扩大消费税税基，开征社会保障税、环保税，调整和完善资源税，实施燃油税，稳步推行物业税，赋予地方政府必要的税政管理权限等各项改革措施，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供必要制度支持。

在改革的步骤选择方面，考虑到税制对社会整体经济运行的巨大影响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税制建设的理想模式与现实可支持的改革举措之间仍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因此，我国在今后的税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在充分理解社会、政治、经济需要的轻重缓急程度与正确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基础上，本着精心设计、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稳步实施的思想，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结合起来，成熟一项实施一项，实施一项确保一项。

简述税收的经济职能篇5

关键词：事业单位税收管理税收筹划

一、事业单位概述

在我国，事业单位是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而设置的一种社会服务组织，主要包括科教文卫等四个方面。改革开放前，上述事业单位经费来源主要是财政经费补助，因此，事业单位没有纳税义务产生的社会大环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改革目标是“对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将其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将其转为企业；对从事公益服务的，继续将其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强化其公益属性。”因此，事业单位可据补助方式的不同，分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差额拨款事业单位以及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三种类型。

国家对事业单位经费来源方式的改革，允许部分事业单位参与市场活动，从市场活动中自筹部分经费。然而参与了市场活动，从市场活动中取得了一定的收益，与企业具有部分相同的功能，因而纳税义务也就随着市场经营而产生了。

随着改革和创新两大发展方向的提出，各行各业的发展战略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重大调整，部分事业单位积极参与市场活动，取得较快发展，有些事业单位成为当地纳税大户。然而，事业单位普遍对依法纳税感到不适应，存在消极待税现象，税收筹划能力较弱。

二、事业单位税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管理的含义

税收管理是指事业单位依据自身的经营行为和税收法律条文的相关规定，进行自身的监督与控制的管理活动。其中应包括与纳税相关的政策管理，程序管理，成本管理，风险与争诉管理等几大方面，贯穿于税收管理过程的始终。

（二）税收管理存在的问题

1、从认识和制度层面看，事业单位税收管理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重视不够，纳税筹划意识弱化

事业单位本身不以营利为目的，只要完成了国家赋予的某方面事业即可，只因存在经费紧张，资金有缺口的情况，才部分参与了市场活动，筹集部分经费，以便更好完成事业任务和改善员工待遇。但因为事业单位的性质和传统计划体制，造成不少事业单位对纳税行为管理内在动力不足，大部分人观念陈旧，认识模糊，认为 “吃皇粮”的，税多税少都是国家的，与自身关系不大，用不着进行事先税收筹划。对国家“普遍征税、公平税负”的原则理解不充分，对依法纳税感到不适应，纳税意识淡薄，消极待税思想严重，税收筹划能力较弱。

（2）高级会计人才缺乏，税收筹划能力相对较弱

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事业单位负责人和财务会计人员一般对财政预算管理、预算会计核算较为熟悉，对税收法律法规的了解、对涉税业务如何处理却知之甚少。众所周知，事业单位与企业相比，由于体制不同，竞争激烈程度不同，薪酬待遇的差距，使得事业单位部分会计人员缺乏理论背景和业务实际操作背景，税收知识相对匮乏，税收筹划能力相对较弱，中高级人才尤其缺乏，而纳税筹划需要会计人员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

（3）内控意识淡薄，税收管理难以到位

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意识普遍相对较为薄弱，特别是单位负责人内控意识淡薄，缺乏对内控制度的了解，没有充分发挥财务部门在内控中的控制监督职能。税收管理要想有效地发挥作用，离不开健全完善的内部控制。目前，在内部监督方面，很多工作的开展还未制度化、规范化，因此，税收管理还不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2、从具体业务操作层面看，事业单位税收管理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具体问题：

（1）个人所得税方面

事业单位作为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人，会根据其经济效益和对职工工作业绩的综合考核情况，向职工发放月奖和年终奖。而年终奖金不仅是科研单位激励职工的主要分配方式，还在吸引人才、稳定人才、用好人才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这样就决定了事业单位更多关注的是年终奖金的发放，而忽略了其中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筹划问题，导致相当一部分人年终一次性奖金的税率远高于月工资薪金的税率，税负过重的现象存在。

（2）增值税方面

2012 年1月1日起，我国在上海市开始推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改革（以下简称“营改增”），并逐步向全国推广。“营改增”目的在于推进税制结构的优化，打通增值税链条，避免下游纳税人重复纳税，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营改增”将增值税“扩围”延伸到现代服务行业，对事业单位影响最大的是将其原缴纳营业税的业务，如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纳入到增值税范围内进行税收管理。而与营业税相比较，增值税管理要求的程序更加复杂，对会计人员要求更高，会计科目设置级次多，明细科目多，核算要求细化。这对于较少涉及增值税的事业单位会计人员来讲，无疑对其业务能力是一项极大的挑战。

（3）企业所得税方面

根据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单位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应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而事业单位会计核算一般采用收付实现制。目前的情况是事业单位对财政拨款资金的管理较为规范，但对经营性收支的管理不到位，经营支出存在较大的随意性。一是事业收入没有按照规定将应税收入和非应税收入分开核算，导致应税收入不明确。二是经营性支出未执行会计配比原则，没有将经营支出与经营收入配比，没有正确划分事业支出与经营支出的界限。对确实无法划分成本费用的经营支出，也没有合理的成本、费用分摊标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其财务、会计处理办法同税收规定不一致，从而导致事业单位无法正确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加强事业单位税收管理应从以下方面做起：

（一）事业单位要转变纳税观念，提高依法纳税意识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税收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也日益强化对事业单位的税收征管，完善事业单位的税收政策。同时随着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事业单位在经费上出现缺口。因此，作为事业单位应当主动加强对税收政策的学习和研究，转变“事业单位不需纳税筹划”的观念，提高依法纳税意识和税收筹划能力。

（二）事业单位应建立科学的育才、用才机制

税收筹划是一项专业性和实用性很强，涉及多领域的系统工作。纳税筹划需要纳税人对税收、财务、会计、法律等相关政策及对业务的了解和掌握。一个单位税收筹划意识和能力的提高主要依靠中高级会计人才。为此事业单位应加强高级会计人才的培养，建立激励机制，各尽其用，使其自身和单位都得以更好的发展。

（三）加强事业单位部门间的沟通协调，形成“三位一体”的纳税筹划理念

加强内控的组织领导，有效实施内控，为税收管理营造良好的内部发展空间。一个单位的税收筹划涉及管理者、会计人员及业务人员。只有形成税收筹划管理部门、业务部门、财务部门“三位一体”的理念，加强财务人员参与管理的意识，促进财务部门与管理部门、业务部门的沟通、配合与协调，才能从源头、事前做好税收筹划工作，从全局出发，强化纳税理念，提高纳税管理水平。

从事业单位的具体税收来看，笔者根据实际工作情况举例说明如何进行税收筹划。

首先个人所得税方面。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对工资薪金采用七级超额累进税率，月扣除费用为3500元，最低税率3%，最高税率45%，超额部分按高一级税率纳税。而按照我国年终奖金个人所得税计算方法，可以将年终奖分为12个月，寻找适用税率计算个人所得税。笔者认为职工的工资性收入可以采用更为优化的发放方式进行纳税，尽量设法保证年终一次性奖金的税率不高于月工资薪金的税率。科研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应在全年工资性支出发放时合理调节年终奖与月工资的分配比例，在不违背国家税收政策前提下，为职工降低个人所得税支出，制定有效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方案，从而利于实现职工收入最大化和公平化，有利于提高科研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为科研单位吸引人才、稳定人才、用好人才，促进科研事业单位的健康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其次增值税方面。笔者所在单位是医药卫生行业中的事业单位，承担部分国家药品检验用标准品的供应任务，同时承担科研、市场开发服务工作，以及两份医药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成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适用增值税率包括：非生物类检验用标准品收入实行17%税率，杂志出版收入为13%税率， “四技合同”收入为6%税率，杂志广告收入为6%税率，实验动物的供应免征增值税。经科技管理部门认定的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收入免征增值税。适用增值税简易征收率的生物类检用标准品在2014年7月1日前为6%税率，2014年7月1日以后国家统一简并增值税征收率为3%税率。

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的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应当分别核算不同税率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销售额的，从高适用税率。因此，针对同一纳税人增值税收入品类繁多，同时适用多种税率的，必须分类核算清楚，否则的话，可能对纳税人产生不利影响，税务机关有权从高适用税率对纳税人所有收入征收增值税，加大纳税人税收负担。

我单位的会计科目设置就比较详细，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下设明细科目，分别为：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标准品收入税金、13%杂志收入税金、6%服务收入税金、6%广告收入税金、3%简易征收税金、动物免税收入、技术转让免税收入。简易征收部分设置科目有：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3%简易征收税金和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一般计税转入增值税。这样的设置为我单位合理缴纳增值税奠定了基础。

进项税额抵扣政策复杂。一是所有抵扣发票必须在开票日起180天内通过税务机关认证方可抵扣，并且必须在认证通过当月抵扣才有效，过期限则不得抵扣；二是发票所载的业务事项必须与增值税业务相关才可抵扣，与增值税业务无关的即使认证通过也不能抵扣；三是发票所载业务事项如为增值税和营业税收入共用的（其中包含简易征收、免征增值税、出口的货物或劳务收入），则不得在增值税应税收入形成的销项税中全额抵扣，必须按一定方法计算比例抵扣。

同样以我单位的进项税额抵扣为例，在进项税票报销时由各业务科室相关负责人签字证明业务的真实性；财务部门报销后要及时进行发票认证，同时按税法规定审核是否属于不得抵扣的事项并在认证联上标明会计处理凭证号，以便日后查询；发票认证前并不能直接进行增值税税前抵扣。因我单位应税业务收入来源复杂，除增值税前段所述适用不同税率和免税外，同时还有部分营业税业务的发生。这就需要按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的公式计算进项税，并进行进项税转出工作。由此可见，增值税计算过程，对理解和掌握政策的要求相当高。

最后企业所得税方面。企业所得税是终端税种，也是政策最复杂，核算要求最高的一个税种。作为纳税人，在进行企业所得税计算时，要充分考虑税法规定与会计规定不一致可能给企业带来的纳税风险。税法规定，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收付，均不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而事业单位收入确认的基本原则是收付实现制，只有部分经营性收入按权责发生制原则核算。

事业单位收入上的特点就是财政资金来源较多，其中的财政拨款、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作为不征税收入。除了基本运营经费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财政直接拨付外，更多是的专项资金，可能来源于不同的政府部门。如我单位，专项资金来源有：国家药监总局、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科技部、省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税收上规定对来源于各部门的财政资金，只要不是政府购买服务的市场竞争性收入，符合税法规定的，可以在五年内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作为不征税收入进行纳税申报。而不征税收入不是免税收入，根据配比原则精神，单独核算的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上述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也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会计制度仅要求对经营支出与经营收入配比，而税法并非仅对经营收入征税，事业单位除财政拨款外的各项收入，包括事业收入、上级补助收入、接受捐赠收入等都要征税，而税法规定收入和支出的配比性、相关性以及权责发生制核算原则等，对事业单位的税前可扣除成本费用可能与会计核算的支出大不相同。

事业单位特有的会计核算与税收规定不一致：事业单位固定资产一般规定是不计提折旧，这一点是会计与税收的永久性差异。税法对购置的固定资产是不允许一次性税前扣除的，但允许以折旧方式税前扣除，前提是折旧年限不短于税法规定的最低年限。因而上述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不管是否允许计提折旧，其通过事业支出科目核算的购置行为都形成与税法的暂时性差异，要按税法规定进行纳税调整。购置当年调增应税所得，以后年度按当期折旧额调减当期应税所得，直至以折旧的方式将购置支出全额在税前扣除。如果是财政拨款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按前述不征税收入对应原则，此部分折旧与税法规定的折旧扣除是永久性的，不允许折旧扣除。如果该项固定资产既用于应税收入，又用于免税收入或财政拨付资金的科研项目，且无法计量各使用消耗的，则应采用税法规定方法进行划分，从每年折旧支出中再调增一部分与非应税收入配比的支出。所以作为纳税人不能简单的认为依据财务会计规定核算出的数据就是纳税的数据。在计算所得税时应积极关注会计与税法的差异性规定，以避免因未执行税法对单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四、结束语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及税收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事业单位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一份子，而作为检验检测机构已然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税收管理、提高税收筹划能力，适时、合理地规避纳税风险，用好国家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实现纳税筹划的目的，对其依法、规范、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鄢敏.浅议事业单位的税收筹划现状及对策[J].时代金融. 2011.9

简述税收的经济职能篇6

二、事业单位税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管理的含义

（二）税收管理存在的问题

1、从认识和制度层面看，事业单位税收管理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重视不够，纳税筹划意识弱化

（2）高级会计人才缺乏，税收筹划能力相对较弱

（3）内控意识淡薄，税收管理难以到位

2、从具体业务操作层面看，事业单位税收管理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具体问题：

（1）个人所得税方面

（2）增值税方面

（3）企业所得税方面

三、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加强事业单位税收管理应从以下方面做起：

（一）事业单位要转变纳税观念，提高依法纳税意识

（二）事业单位应建立科学的育才、用才机制

（三）加强事业单位部门间的沟通协调，形成“三位一体”的纳税筹划理念

从事业单位的具体税收来看，笔者根据实际工作情况举例说明如何进行税收筹划。

简述税收的经济职能篇7

日本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其遗产税自上世纪初实施以来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调整与运行机制，在日本社会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将对日本近现代遗产税的起源与发展进行回溯，并就其对我国遗产税发展的借鉴意义进行浅析。

【关键词】

日本；遗产税；分税制；继承；赠予

0 概述

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联合国统计署三大国际组织公布的2012年全球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统计数据显示，日本自1967年起长期位列全球GDP总量三甲，直到2009年起才输给中国屈居季军；在人均GDP方面，日本和新加坡更是长年占据亚洲国家前两名。

虽然日本从上世纪末饱受滞胀和经济衰退的滋扰，但纵观全球，其仍是离我们最近的发达市场经济实体，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不成熟的中国来说，从上层制度设计到一线生产研发，都有众多诸多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地方。

本文研究的客体“遗产税”，并非一个新鲜的课题。根据文献记载，早在4000多年前的古埃及，法老胡夫为了筹措军备，就已开征遗产税。发展至今，遗产税已被众多国家所采用，成为各国税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截止上世纪末，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OECD）重要成员之一的日本，其遗产和赠与税占年度税收总额的比重为14.1%，比排名第二的美国尚高出0.6个百分点。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地区间及个体间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充分发挥政府财政职能，特别是收入再分配职能，日本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在遗产税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篇幅所限，本文仅作简述与浅析。

1 起源

19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的背景下，进行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现代化改革运动，史称“明治维新”。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这个迅速崛起的新兴国家与邻近的传统大国俄罗斯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1904年2月8日，以争夺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为目的的“日俄战争”在两国间全面爆发。

军费的陡增，给日本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一年后即1905年4月，日本开始征收遗产税，这是有据可查的近现代日本遗产税之滥觞。

以明治天皇去世为分界线的后明治时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1945年，是日本乃至世界经济、政治与文化遭遇重创的一个时期——无论是作为一战中的协约国成员，还是二战法西斯联盟中的轴心国成员，日本国内的军事活动全面绑架了正常的社会活动，而日本此阶段的遗产税，基本延续了其在日俄战争时期的主要功能。

因此可以说，日本近现代遗产税的起源是军需导向的，以缓解财政赤字和扩充军备为主要目的，基本不具备收入再分配职能，拥有鲜明的军国主义色彩和较强的历史局限性，与日本当代的遗产税制度大相径庭。

2 成型

以1945年为界限的昭和后期与平成时期及至今日，一般被称为“日本战后”或“现当代日本”，日本遗产税真正成型便是在这个时期。战争阻碍了日本遗产税发展的脚步，使它的成型与成熟相比英、美等传统资本主义强国要晚得多。

为了完善并改善税收制度，日本政府曾积极向美国寻求制度建设方面的帮助，根据美国税制考察团1949年给予日方的建议，昭和政府随后推行全面的税制改革，并于1950年制定了全新的《继承税法》。

该法相比之前的遗产税制度做出了两项重要的修订。

第一项修订是将之前的总遗产税制改为分遗产税制，即遗产税以遗产继承人取得的财产份额为征税对象，先分配遗产再根据各继承人取得的遗产份额分别课税，其间充分考虑亲疏关系及纳税人的实际承受能力，在不损失效率的同时更好的兼顾了公平。

第二项重要修订是，将之前一直被日本民众用来避税的生前赠与行为归入到法律规范的范畴，将“赠与税”正式确立为遗产税的补充税种。

此后20年间，日本经济以飞速发展，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其无论在GDP还是在技术实力上，都已超越欧洲传统列强，仅次于美国，“日本旋风”席卷全球，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也为西方国家对日本金融和贸易实施狙击埋下了伏笔。

在这一阶段，日本遗产税逐渐摆脱了军国主义色彩，开始更多承担起财政调节职能，日渐成为日本政府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有效工具与手段。

3 发展

如前所述，进入上世纪80年代之后，欧美开始对日本金融和贸易实施定向打击，导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一度陷入到停滞状态，而日本国内当局控制不力，导致股票和房地产价格飞涨，及至80年代末，日本已深陷于滞胀的泥沼。

从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起直至近日，日本经济始终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于逆境中的日本，可谓雪上加霜。

遗产税方面，在日本泡沫经济最为严重的时期，超过免税额度的人数激增，以至于许多人继承到大量房产，却因为无力缴税而被迫放弃祖产。为了抵消经济波动带给民众的负面影响，激励人们积极投入到社会财富创造中，日本在最近20年中多次对《继承税法》进行修订，数度调高免税额度和最高税率适用额度，调低最高纳税比率。

具体措施方面，例如1992年调高免税额度并将最高税率的适用额提高到了10亿日元，两年后又将该数额翻倍；楼市崩盘之后，为了巩固减免税负的政策成果，日本政府并没有对遗产税进行大幅度回调，使遗产税的纳税人口比例缩减并稳定在总纳税人口的4%上下；再如2003年实行的新一轮税制改革，调高免税额度和最高税率适用额度，调低最高纳税比率，这套标准一直沿用至今。

日本现行的遗产税免税额度为“5000万日元+法定继承人数×1000万日元”，扣减掉免税额度后应纳税额采用六档累进税率，其中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0万的部分纳税比率为10%，超过1000万至3000万的部分纳税比率为15%，超过3000万至5000万的部分纳税比率为20%，超过5000万至1亿的部分纳税比率为30%，超过1亿至3亿的部分纳税比率为40%，超过3亿的部分纳税比率为50%。03年改革后的最高纳税比率较1950年《继承税法》列示的75%下调了25%。

例如一个标准的三口之家，如果丈夫留给妻儿共计7500万日元的遗产，其中的7000万日元是无需缴纳遗产税的，剩余的500万日元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第一档税率10%，所以这家人需要缴纳的遗产税为50万日元。

已过百岁高龄的日本的遗产税，其发展仍然没有走向尽头，日本国内围绕着遗产税改革，仍然有着各种不同的声音。例如，2012年9月新近成立的政党“日本维新会”提出“征收100%遗产税”的主张，以刺激富人消费提振国内经济，而某些代表既得利益群体的政党则主张削减甚至废除遗产税。最近的一次变更发生在2013年1月14日，日本自民党和公明党就调低遗产税起征点，提高遗产税最高纳税比率——对超过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170万元）部分征税55%达成了一致，如果一切顺利，新税率将于2015年1月起开始实施。

综上所述，日本现行的遗产税在经过大起大落后已经逐渐发展成熟，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调整与运行机制。其税率普遍高于欧洲各国，略低于美国，其主要目的是遏制大量财富集中于少量个人，调节社会财富比例，尽可能缩小贫富差距。

4 对我国遗产税发展的借鉴意义

如前所述，遗产税是当代日本乃至众多国家不可或缺的税收组成部分，能够有效遏制财富过度集中，缩小贫富差距。

我国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曾推行过遗产税，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废止。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颁布，2010年做过一次修订，但至今仍未付诸实施。

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先后三次在公开场合谈到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句话甚至可以说是随后3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助推器。然而，人们往往忽略邓公的后半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逐渐步入深水区，贫富差距日益拉大，人民内部矛盾日益加剧，中国已经走到不得不开始慎重考虑调整改革开放以来“重效率轻公平”的发展策略，在关注效率的同时更多考虑兼顾公平。

我国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充分行使好“收入分配”职能，扮演称职的全民财富中介，帮助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而遗产税无疑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理想工具。

当然，我们同样需要辩证的看待和应对遗产税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由于其具有“劫富济贫”的属性，势必会带来至少两方面的负面影响——首先是打消财富创造者们的积极性，甚至会加剧社会财富的“逃亡式外流”；其次是助长懒惰者不劳而获的风气，使“搭便车”行为获得更多合法甚至合乎道德标准的出口。

要抵消这些副作用，需要从制度设计层面和道德教化层面双管齐下，营造出一个适合遗产税落地并健康发展的良性生态，这既需要既得利益者的自觉，也这需要自上而下的共同努力，任何急功近利或能拖则拖的想法都是不可取的。

只有本着“三个有利于”的指导方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勇于实践，才能在通往“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上，走得更远。

【参考文献】

[1]刘佐.OECD成员国征收遗产和赠与税简况[J].涉外税务，2003-9

简述税收的经济职能篇8

关键词：税务稽查；执法；体制；特点

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税收秩序是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税务稽查部门作为打击涉税违法犯罪、维护税收秩序的生力军，必须通过严格规范的税务稽查执法，切实维护税法的严肃性和税收的公平正义，以促进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一、税务稽查概述

税务稽查是税务机关依法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履行纳税义务、扣缴税款义务和其他税法义务情况进行检查和处理的全部活动。它是国家税收职能得以实现的一种手段。税务稽查分为日常稽查、专项稽查、专案稽查等。其基本任务就是依照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查处税收违法行为，保障税收收入，维护税收秩序，保证依法纳税的实施。税务稽查体制是税收征管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我国于1994年进行了税制改革。这次改革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关系。为适应税收制度的改革，明确提出建立申报、、稽查三位一体的税收征管新体制，突出了税务稽查的地位和作用。税务机关的主要力量向税务稽查转移，从此以后，我国省及省以下税务机关一分为二，分为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两大系统，相应的税务稽查机构也一分为二，分为国税稽查和地税稽查。按照 1994年税制改革确定的目标，加快了税收法律法规的建设，逐步形成了税收立法、司法、执法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新机制，并形成法规、征收、稽查、复议、诉讼相互协调制约的新格局。

二、税务稽查法规体系

税务稽查的法规体系是税务稽查执法的基本法律依据，它由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构成。按其职能划分，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实体法是指确定税种的法律，主要规定各税种的征收对象、征收范围、税目、税率、纳税地点等；目前我国税法规定了5 大类19种税。程序法是指税务管理方面的法规，主要包括税收管理法、纳税程序法、发票管理法、税务机关组织法、税务争议处理法、税务稽查程序法等。在程序法中，税务稽查程序法占重要的地位，它既为税务稽查执法提供标准和规范，又为纳税人提供自身权益的保障。

（一）税务稽查执法依据

1．税务稽查行政执法的一般性规定

税务稽查是行政执法，因此应当遵守行政执法的普遍性的法律规定，如《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

2．税务稽查行政执法的行业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是税务稽查法规体系的最高层次，是税务稽查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是税务稽查法规体系的第二层次，是税务稽查的主要执法依据。另外与税务稽查有关的法规还有《控制对企业进行经济检查的规定》、《机关档案工作业务建设规范》等。

根据《税收征管法》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关于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实施办法》，就税收征管层面的主要原则做出了规定。按照《实施办法》，制定和完善了 30多项具体的规章，形成了完善的税务稽查法规体系。这些规章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税务稽查管理制度，另一类是税务稽查执法制度。

税务稽查管理制度包括：税务稽查计划制度、税务稽查考核制度、税务稽查工作报告制度、税收执法责任制度、税务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税务案件监控管理办法、税务稽查经费管理办法、稽查人员等级制度、执法人员资格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

税务稽查执法制度包括：违法案件举报工作制度、违法案件查处制度、违法案件协查制度、税务稽查复查制度、税务稽查监督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四分离制度等。

三、税务稽查执法程序与职责

（一）税务稽查执法程序

我国税务稽查执法模式是行政执法，税务稽查程序分为一般程序和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简易程序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立案，凡是达到立案标准的案件适用一般程序，其他案件适用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包括稽查选案、稽查实施、稽查审理、稽查执行4个部分的内容。并按照“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原则有效运行。

简述税收的经济职能篇9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写作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林毅夫.现代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简述税收的经济职能篇10

在有关会计准则与税法关系的讨论中,大体有两种看法:

(1)统一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应将税基完全建立在会计准则的基础上,或者将会计准则与税法统一起来。

(2)分离论。持此种观点的人则认为,会计与税收的目标不同,会计准则与税法存在着现实差异,需要单独建立所得税会计。甚至有人认为,鉴于上述情况,再考虑到企业与税收有关的会计业务需要集中研究与处理,倡导建立一门独立的税收会计学。

实际上,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关系与一个国家所采用会计模工相关。根据诺布斯(Nobes)分类法,世界各国会计可以分为两大模式:(1)以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建立的会计模式。这种模式的会计,其职能的发挥主要表现在为决策者服务。在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资本为投资者所拥有,财务报表是企业经营者向企业投资者进行报告的一种书面文件。财务报表的编制,主要是为企业投资者服务。会计准则一般由公认的、独立的会计职业团体来制定,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可以完全不受税收规定的限制。(2)以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建立的会计模式。这种模式的会计,其职能的发挥主要表现在为政府管理部门的管理和控制服务。以法国、荷兰为首的政府计划在经济中占有一定位置的国家,财务报表的编制主要是为了满足政府管理部门的需要,而为投资者、债权人提供会计信息则是次要的。其会计的特点表现为:一是有利于国家税收的实现。在这些国家,企业编制的财务报表一般都符合税务机关征税的有关要求,即会计利润与税收利润是一致的,一般直接将会计核算成果作为税款计算的主要依据。二是有利于政府管理企业。这些国家的会计准则通常由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并强制执行,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应满足有关税款计算的需要。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大多是公有的,且政企不分,国家、企业、社会之间的利益高度一致,用来规范会计核算的会计制度实际上是执行税法的工具,会计制度与税法是完全统一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的提出,企业理财自主权问题被重新摆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颁布实施了企业会计准则,改变了传统的会计模式,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自身的需要,站在一定的会计立场①上,在会计准则所允许的范围内,自行选择某种具体的会计方法。会计不再仅仅是执行税法的工具,会计准则也不再是税法的“翻版”。

问题是我们在克服了会计制度与税法完全统一的弊端、承认会计准则与税法应该分离后,会不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盲目追求两者的差异,甚至人为地夸大两者的差异。上述建立独立的所得税会计或税收会计的主张就带有这种倾向。正如某些会计学者所说,我们不能夸大纳税扣除政策的作用。实际上某些税收政策的奖励或抑制作用是有限的,特别是在我国目前的经营环境和企业经营机制下,更是这样。对于会计准则与税法在某些项目确认标准上的差异的处理,完全可以采用我国现行会计制度中有关所得税核算的规定,至于要在跨期分配所得税的同时,确认增值税的时间性差异并进行跨期分配,进而建立起税收会计学,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既反对要求会计准则与税法完全一致的主张,也反对会计准则与税法绝对分离的观点。我们主张会计准则与税法保持协调,即适当分离,需要统一的尽量保持一致。

二、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协调

(一)会计准则与税法协调必须遵循的原则

1.全面性原则。既要对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进行审视,又要对现行的税法体系进行审视,找出相互不适应的方面,并加以研究,以便协调,而不能一味地满足某一方的需要。

2.效益大于成本原则。要掌握好分离或统一的“度”,既不能因统一会简化会计核算工作、便于税收征管,而不考虑其负面影响;也不能因分离而导致企业会计核算更加灵活,税款计算及征管难度加大,企业在短期内应缴税款减少,进而影响税务机关完成税收任务,而忽视由此带来企业资金运转压力减轻,有利于企业稳定发展,从而有利于税源培植,有利于形成经济和税收同步增长的良性循环的事实。

3.现实性原则。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当前正值企业改革的关键时期,在会计准则中(通过修改基本会计准则和制定具体会计准则)必须给予企业相当大的理财自主权;同时,也应考虑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偏低的问题,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增强税法的“刚性”。

4.灵活性原则。会计准则是根据会计理论和会计惯例的要求来制定的,应更多地满足投资者和经营管理者的需要,满足加强财务会计核算的要求。在会计事项的处理上,可能有多种方法供选择。税法也应根据经济环境变化的情况,适时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

5.严肃性原则。无论是会计准则还是税法,在协调过程中,需要作出修改时,都必须十分慎重,要经过周密规划、调查和论证,待时机成熟时才能进行,以保证会计准则和税法的稳定性、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前提下,可以采取一些具体的方法来进行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协调

1.税法应积极主动地与会计准则协调。当前亟待协调的内容包括:

(1)《具体会计准则――所得税会计》(征求意见稿)对由于时间性差异而产生的递延所得税的确认、计量、记录与报告进行了规范,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对此却未作明确规定,应作出相应调整。

(2)会计准则对某些会计事项的处理规定了可供选择的多种方法,为防止企业利用会计政策实施操纵行为,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作出补充规定,要求企业在发生重大会计政策变更时,必须报请主管税务机关同意或备案,否则予以惩罚。

(3)现实经济生活中不确定因素日益突出,会计估计的不确定性和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所需的确定性之间存在较大的矛盾,需要作出税收规定加以协调。

2.会计准则也应积极主动地与税法协调。具体包括:

(1)修改基本会计准则中与税法强求一致的有关内容。

(2)尽量缩小会计方法的选择范围,规范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差异的调整方法,简化税款的计算。

(3)消除由可能形成期末资产价值的支出因会计准则与税法上确认标准不同而产生的复杂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