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集体经济的态度十篇
时间：2023-06-14 17:36:54
对集体经济的态度篇1
关键词：政府经济伦理；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环境负效应；义利观；释义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4）03-0018-04
一、相关概念及研究综述
经济伦理是指产生于经济活动中的、可以调控各主体经济行为及其各种关系的价值观、伦理观以及道德认识、判断、评价的总和。政府经济伦理是指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可以调控其自身经济行为及其各种关系的价值观、伦理观以及道德认识、判断、评价的总和。经济伦理学可分为广义与狭义的概念。广义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宏观伦理，即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伦理学”；狭义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中观及微观伦理，可称为“企业伦理学”或“公司伦理学”。涉农中小企业是指从事农业领域生产经营活动的中小型企业。涉农企业集群是指在农产品生产所辐射的范围内，直接从事农业领域或与其相关的企业及与之有紧密联系的科研机构、各级政府、金融机构等，通过开展合理且专业的分工，使区域经济形成强大且有竞争优势的统一体。由于多数涉农企业集群是劳动密集型集群，所以，它具有一些自身独特的特征：如，涉农企业集群发展地域性和季节性更强、对质量安全性要求更高，等。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是指涉农中小企业根据产业生态学和循环经济理论，利用经济生态规律及集群内部各要素间物质流动和能量梯度关系，保证资源及能量的合理高效使用，降低
涉农中小企业集群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从而促进生态环境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的最大化，其根本目的在于化解涉农中小企业集群发展与资源可持续利用之间的矛盾。本文从政府经济伦理学出发，深入解析我国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的资源环境负效应，提出符合经济伦理要义的解决方法，为相关决策机关破解生态难题提供全新视角。
近年来，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趋势是如何将其理论与当前经济社会热点问题紧密结合进行研究。具体而言，首先，学界强化了对传统问题的认识，增强了其研究的历史感与现实性；其次，学界研究出现新的热门问题，即经济伦理体系建设和社会热点问题研究；最后，经济伦理学更多地采用了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如价值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数学建模法等。在本课题研究综述方面，近年来也取得了诸多成果，如，刘丹丹强调产业集群发展的根本保障在于政策工具的有效性，集群地政府应根据集群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和颁布一系列扶持性财政政策和保障政策，同时也要通过一系列限制性政策来约束“高碳”行为，发挥好激励与约束的共同作用[1]；吴荻认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建立并完善基础设施以降低集群中各行为主体间的交易成本，运用政策指导来推广环保知识与技
术，提高人力资本的环境保护素质[2]；王晓霞通过研究我国地方政府集群升级政策问题，指出为增强集群升级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必须建立有利于集群升级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长效机制，增强集群政策的稳定性和动态性。[3]张洪潮认为，要完善集群生态化政策，政府应充分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通过颁布政策法规来激励和引导煤基型产业集群中各种群间的生态合作。[4]季建兵强调政府在制定具体政策时应注重培养专业人才和培育产业核心竞争力，进而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市场、人才和技术等问题并促进集群生态化的发展。[5]Philippe Martin等指出，政府在产业集群的成长阶段应着重采取技术创新、人才和公共政策。强调通过建立政府与集群企业间合作平台、有效结合产业需求与公共研究，促进生态产业发展，最终转化成创新成果。[6]Lilian Bechara等强调政府应积极做好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战略规划，同时政府应协同公共机构发挥行政手段，帮助集群改善环境状况，实现生态化发展等。[7]
二、我国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的资源环境负效应
传统意义上的涉农中小企业集群几乎都不注重生态环境保护而导致其遭到严重破坏。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总体来说，我国现阶段大量产业集群既存在资源严重浪费现象也面临着资源短缺的问题，这成为制约产业集群尤其是对资源依赖性更强的涉农中小企业集群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有数据显示，我国当前的资源使用率不及日本的七分之一，大约相当于印度的一半。这说明，支撑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是对以水、电、煤、油为代表的基础性资源的掠夺性利用，最终导致了资源危机。
其次，具体来讲，涉农中小企业集群中有许多产业都是对环境影响较大的产业。以造纸业例，全国各省纸品及区域布局的集中化程度越来越高，使得我国造纸业集群迅速发展起来。在造纸产业集群规模化、现代化的同时，也形成了我国资源日益短缺的格局。“如山东省造纸工业用水约占全省的47%，2003年耗水为4.3亿立方米。山东省人占有水资源344立方米，仅占全国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山东省造纸业要持续发展，制约的最主要因素就是水资源短缺。”[8]缺水也导致了各地超负荷开采地下水，导致次生灾害。“如到2003年底，宁波市的沉降区域总面积达175平方千米，宁波整个市区已成为一个巨大的碟形洼地。据宁波市有关部门估算，持续几十年的地面下沉，已累计造成40亿元的经济损失。”[8]原因在于，传统涉农中小企业集群产业组织核心是产品配套协作体系，没有形成以能量循环为核心的结构体系，导致其与生态环境矛盾突出，缺乏集群可持续发展能力。
总之，我国涉农中小企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生态环境负效应问题不仅不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且也阻碍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整体推进。究其原因，虽然这与我国生态文明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矛盾的政府经济伦理观却是其存在和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三、政府经济伦理学视角下的我国涉农中小
企业集群生态负效应及其生态化制度释义
义利关系是经济伦理领域中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一切经济活动都体现着二者的矛盾运动，而利益则处于核心位置。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而实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将效率与公平、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统一起来。事实上，效率与公平要求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就是经济伦理之“利”，即道德与利益是相互统一的关系，道德是实现利益的前提和基础，“义”所约束和反对的是不当得利、一已私利和损人之利，二者的不断协调促进了正当利益的发展。在现实中，义利关系的矛盾表现为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冲突，而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互利的背离是造成矛盾的原因所在。经济行为的道德价值在于结果，而动机则不具有道德价值。这就是说，利已的动机并不能保证结果永远是利他的，损人利己仍然存在；而道德行为则统一了结果与动机，实现了结果利他与动机利他的统一。从理论看政府责任，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应当承担依法合理使用公共权力对社会进行管理，高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建立和维护公共秩序的责任，并以普遍伦理规则来控制政治权力边界，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因此，公共利益视角下的矛盾协调平衡就是政府责任的实质所在。
课题中，政府义利观的矛盾是造成产量集群尤其是涉农中小企业集群发展非生态化的重要推手。政府产业集群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政策来过度且过快地发展会对生态环境形成潜在威胁的产业，如造纸业与皮革业，这不仅会加剧我国现有以水、电、煤、油为代表的资源浪费与紧张局面，而且会使以氮氧化物、悬浮颗粒物为代表的一系列污染物指标持续上升，并引发次生灾害，给各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政府之“义”就是在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科学评估各地资源现状并严格评估存在生态环境负效应的产业集群，尤其是涉农中小企业集群，以保证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其“利”在于符合生态环境利益诉求的产业集群发展政策给整个经济社会带来的福利。然而，许多产业集群政策制定部门却更多地从本地区和部门的短期经济利益出发，忽略了某些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的生态负效应，甚至试图通过污染产业在短期内提高当地的财政收入，这种政策的“不作为“甚至是失职行为必然会损害公共利益。可以说，我国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实质就是相关政策制定部门所持道德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矛盾，即部门短期经济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了冲突，结果利他与动机利他不一致，加之我国当前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构建仍处于起步时期，制度建设有待完善，这些都会导致公共利益受损情况的发生。
具有道德因素的经济行为通常可以实现个体道德与制度文化的有机融合，即道德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库柏指出：“符合道德的行为是不可能在孤立的情况下形成并得以有效维持的。”[10]因此，加强政府经济伦理建设是解决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问题的关键。
首先，不断强化政府经济伦理理念建设。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政府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所秉承的一般伦理准则受到市场经济价值观的严重冲击，这就要求政府不断更新与之相匹配的经济伦理意识，以满足其更好地调控经济活动、提高经济效率的需要。在构建生态化涉农中小企业集群方面，政策制定部门的职责就是明确市场经济中的自身位置，以“服务型政府”理念作为自身的行为准则，不仅要从区域发展的大局考虑经济利益，而且要通过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方式来认识到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的生态负效应，增强其构建生态化农业集群的动力，为最终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发展模式创造条件。
其次，不断加强政府服务职能的经济伦理机制建设。一方面，政府应渐近地转变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方式。这是因为，这种政绩考核方式与地区发展的长远利益相矛盾。而政府经济伦理内在地政绩考核方式应体现社会公众的长期综合效应而非仅仅是短期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政府要为涉农中小企业集群形成生态化模式创造良性竞争的环境。这就是说，涉农中小企业集群非生态化发展的现状说明了相应的市场环境也是非公正的，这势必会影响各类经济主体参与农业生态化建设的积极性。所以，政府应通过具体的政策来保障公平市场环境的建立，践行服务型政府的价值理念。
最后，不断加强蕴含现代经济伦理价值的制度建设。经济伦理意识的培育与完善是制度建设的前提，而制度建设则是经济伦理实现的保障。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的发展需要在正确经济伦理指导下构建起一整套完整的生态制度体系，主要包括法律制度和经济措施两个方面。第一，法律制度。作为各种制度中约束力最强的制度，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的法律制度体系要制定清洁生产审核办法及相关的生产指南和技术手册，制定可以促进资源综合利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要修改过时的法律法规，强化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的法律责任，将可持续发展战略写入宪法，构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及产品责任制度；要加大执法力度，建立适应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发展的领导责任制度，将其决策过程纳入行政程序，对破坏环境及盲目利用资源的产业项目，实施一票否决并追究相关责任主体，保障涉农产业生态化的有效落实。第二，经济措施。在财政政策方面，对环保涉农中小企业实施税收减免、退税等优惠政策，并对其生产的新产品进行财政补贴以及优先列入政府采购计划；在投资政策方面，政府主要投资于集群区域内与生态建设有关的公共物品，其他领域应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并注重生态导向功能，实现生态环境的保值和增殖；在金融政策方面，政府要对涉农中小企业申请的贷款实行政策担保、贴息、延期还款等优惠政策，鼓励其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并积极吸引外资，促进集群的生态化发展；在资源价格改革方面，政府要通过资源产权改革、重构资源税费、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等方式反映资源开采和利用的全部社会成本，遏制资源过度利用和低效率配置的现象。
总之，构建我国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发展模式的关键在于纠正政府“惯性”经济伦理意识，形成满足各方利益诉求的经济伦理制度，并不断借鉴各地在这方面取得的经验，为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做出贡献。
四、结语
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发展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乃至整个中国的发展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我国对生态农业的发展给予了许多支持，但是，农业的生态集群化发展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思想以及体制难题，并不断地困扰着决策者。可以说，随着政府对市场经济伦理认识的不断加深，涉农中小企业集群生态化发展必将突破传统价值观及体制的束缚，构建起中国特色的农业生态化发展之路，这最终会有利于包括涉农企业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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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Government Economic Ethics from the Angle of Ecologization of China’s Agriculture-related SME Cluster
NIU Wen-hao1， WANG Lin2
（College of Law and Politics，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ianjin 300222， China； 2. Tianjin Raffles Design Institute，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300134， China）
对集体经济的态度篇2
关键词：中俄会计；制度；趋势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一）国内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和研究动态
国内学者在研究中俄财会发展中主要分以下几种观点。
1.中俄会计存在一定的差异
周晓苏《中俄会计制度比较及其启示》（2001）认为中俄在会计法的立法主体和责任上以及谁承担会计信息造假责任的认定上存在一定的不同。其他学者如卜海涛（2001）《中俄会计制度比较》、梁金龙（2010）《中俄会计准则之比较研究》、刘沃夫（2012）《中俄会计制度比较研究》等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两国之间会计发展的不同，有的学者研究的比较具体，从具体报表项目分析两国会计处理的差异。有的学者研究的比较宏观，从准则制定程序上介绍两国财会制度发展的不同。
2.中俄会计的发展受国家内部环境影响
付磊（2012）《企业制度演变与会计发展》认为企业的发展水平对财会制度的演进起到推动作用，李艳萍（2007）《计环境对我国会计发展的影响》认为中国会计的发展水平随社会经济发展而发展，其他作者如赵静（2012）《浅析会计环境对会计发展的影响》、保红珊（2003）《俄罗斯会计国际化进程及其剖析》、杨晓玲（2007）《俄罗斯会计研究――兼论对我国会计国际协调的启示与策略选择》、王遂昆（2013）《古老贵族气息与现代激变中的俄罗斯会计一二十世纪俄罗斯会计研究述评》、耿海利（2014）《俄罗斯社会文化对会计影响研究》等分别从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社会文化对中俄会计发展背后的原因进行研究。
3.中国和俄罗斯的会计发展受到国际化潮流影响
很多学者将国际化作为中俄两国会计发展的动因进行分析，诸如李芬（2006）《我国会计国际化策略研究》、刘长青（2008）《会计国际化之国家利益研究》、刘锦霞（2012）《中国会计国际化三维结构研究》、张海君（2014）《俄罗斯会计国际化改革适应性思考》、朱娜（2014）《国际会计准则与我国会计准则差异分析》这些学者认为国际化发展促使财会制度改革，他们分别对俄罗斯和中国的财会制度的国际化适应性进行了研究。
从国内学者对中俄会计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一部分学者仅仅对比了两国之间的财会制度的差异，却很少对引起财会制度不同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也没有对差异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更没有对差异未来的走势进行探讨。
（二）国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和研究动态
国外学者中对于中俄财会制度发展方面研究不多，很多学者对于俄罗斯财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形成的观点如下。
1.财会系统外在环境的变化会引起会计本身的变化
Alan Combs Martin Samy，Anastasia Myachina2013《Cultural impact on the hannonisation of Russian Accounting Standard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A practitioner's perspective》谈到集权主义有助于俄罗斯会计的良性发展。Anatoli L.Bourmistrov，Frode MeUemvikl999《Russian local governmental reforms：autonomy for accounting development？》以列宁格勒州为例，描述当俄罗斯权力下放地方后，当中央会计制度发生变化后，地方会计准则不能快速反应。
2.当前财会制度演化的趋势是国际化
R・B・索科洛夫（1990）《会计发展史》认为俄罗斯会计发展的趋势某些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平。（美）麦基、（俄）普雷布拉金斯卡亚（2011）《东欧和亚洲的会计和财务体系改革》研究了俄罗斯会计改革的动力和前进的方向，认为国际化是主流。Oksana Kim 2013《Russian Accounting System：Value Relevance of Reported Information and the IFRS Adoption Perspective》以俄罗斯一家公司为例，当其在伦敦上市后，作者对比公司采用国际准则后提供的会计信息与原来俄罗斯报表提供的财务信息，指出俄罗斯应该进行会计改革实现更多的信息披露。
从对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在研究俄罗斯财会制度发展方向上基本都认可国际化趋势，但没有深入分析背后因素，个别学者从集权，经济等方面做了一些分析，但对于这些因素对会计发展影响的强弱的研究并没有涉猎，也没有从因果关系中对将来俄罗斯会计走向进行探讨。
二、对影响中国近代财会制度发展的因素分析
本部分主要对中国经济形态、经济政策、政治形态、财会制度的发展历史进行综合分析。
第一阶段1949-1952年，经济形态上表现为经济基础薄弱，农民迫切需求土地私有，工商业初步发展。经济政策表现为建国初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国家保护工商业的多种经济并存经济体制，计划与市场并存的经济制度。政治形态表现为适度集权的形式。财会制度建设表现为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中央金库条例》和《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的决定》。
第二阶段1953-1956年，经济形态上农业初步发展，农民积极性较高，整体经济表现较好，经济的发展内在需要国家适度宏观调控。经济政策表现为向苏联学习，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经济体制迅速变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治形态上表现为高度集权，个体经济自由度几乎没有。财会制度向苏联学习，补充了很多财会制度。
第三阶段1957-1976年，经济形态表现为经济水平下滑，农民希望有自己的土地耕种，迫切需求多样化市场交易。经济政策摆脱苏联模式，，制定的经济目标不符合实际。政治形态表现为较高集权，个人崇拜风行。财会制度建设由于失去管理和控制而停滞不前。
第四阶段1977-1991年，经济形态表现为经济实体需求自由发展。经济政策由原来的集权转变为适度的放权。政治上表现为由原来的高度集权转变为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财会制度建设得到发展，出台了《会计法》《中外合营企业会计制度》。
第五阶段1992-2005年，经济形态表现为涌现了很多的企业，股份公司，他们迫切需要有效的会计信息披露。2001中国加入WTO，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经济政策表现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形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改革开放，适度宏观调控。财会制度方面，在1993年实施“两则两制”。
第六阶段2006年以来，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外相互投资越来越深入，迫切需求更加开放有序的市场。经济政策逐步放宽。政治形态表现为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审批权减少。财会制度适应市场需求，于2006年公布新准则，与国际会计进一步趋同。2014年对部分准则修订适应经济发展内在需求，同时向国际会计准则更进一步。
三、对影响俄罗斯近代财会发展的因素分析
本部分主要对俄罗斯经济形态、经济政策、政治形态、财会制度的发展历史进行综合分析。
第一阶段斯大林时期（1922-1953年），经济形态由于二战过后百废待兴，尤其农业经济期待复苏。经济政策农业经济让位于工业经济，工业经济最后变成军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政治形态上表现为高度集权。
第二阶段赫鲁晓夫时期（1953-1964年）经济形态依然是农业的迫切发展，工业产品数量少。经济政策表现为对农村经济进行改革，对工业由原来中央集权逐步放权，后期出现赶超英美等过激政策。
第三阶段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1985-1999年），经济形态表现为经济持续低下，人民渴望富裕。经济政策推行自由经济，向西方学习，将利润上缴改为征收税款对企业进行管理，过度放权导致金融寡头出现。政治形态由于政府过度放权以致苏联解体，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名义推行自由实质是集权政治、寡头政治。财会制度建设开始与西方观念交流接触，开始出现会计报表，功能由原来的简单维护国有资产功能向维护国家税收转变。
第四阶段普京时期，经济形态从一开始低迷、人民经济生活困苦逐渐复苏，经济支柱产业比较单一。经济政策表现为有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开放市场，市场经济秩序逐渐稳定。政治形态表现为集权为主、适度放权。财务制度发展速度较快，从2001年起放弃本国专家制定财务制度方式，聘请欧洲专家制定15条会计准则，这些准则与国际基本趋同，但俄罗斯会计完全与国际化趋同的时间尚早。
四、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
对图示解释如下：从两国历史看三个因素的发展脉络可以得出。
一是政治形B的集权程度决定经济政策与财务制度的紧密程度，政治越是集权财务制度的变化与经济政策的变化节奏越是一致。
二是政治形态对财务制度的关注程度决定了财务制度是否会发生变更。如果关注程度不够，即使有新的经济政策，财务制度的也不会有相应变更。
三是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的好坏取决于能否适应当前的经济形态，过于激进或者过于保守，都不利于经济形态发展，最终都会被逐步扭转。
五、影响财会制度发展的关键因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影响财务制度的最终决定因素是经济形态。财务制度建设与经济形态变化的步调不会完全一致，至于是偏左还是偏右既取决于政治形态的集权程度和关注程度，也取决于经济政策的制定。
六、对中俄财会制度建设发展进度及方向进行分析
由第三点可以看出，由于俄罗斯当前政治形态同中国相比集权更重，所以只要俄罗斯政府在经济政策改革中注重财会制度的改革，其财会制度的变革应该比中国要快，但由于其经济形态尚不如中国现在市场经济环境这样成熟，所以其财会制度不会和中国一致。
由于俄罗斯经济形态也将向市场化，国际化发展，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最终会导致财会制度与中国趋同。从历史发展看当两国政治互动时，往往伴随着财会制度相互趋同程度高，当两国关系冷淡时，财会制度的趋同性就不强。两国政治紧密与否取决于各国自身经济形态发展需求，可以看出，由于最近俄罗斯关注中东发展和中国政府开展“一带一路”建设，两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会更加紧密。
七、对中国财会制度建设的建议
一是推动财会制度改革需要掌握好节奏，与经济形态适应，既要改革又不能操之过急。
对集体经济的态度篇3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循环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集群模式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崛起,成为各国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助推器。产业集群能够将区域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是一种产出高效、竞争力强的先进产业发展模式。然而,这一模式也存在严重的弊端,近年来我国东部长三角、珠三角原本发展势头良好的产业集群(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很多已经陷入了资源难以为继、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困境。欠发达地区多为生态脆弱地,如果继续照搬这一模式,只会导致资源耗竭和生态恶化,人们可能面临生产生活不可持续的境地。
但同时,欠发达地区又面临着经济发展的艰巨任务。西部有的地区(如贵州省)尚未完全摆脱贫困,人民生活水平仍徘徊在低水平,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人民群众都有发展经济的强大动力和要求。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总目标下,不断缩小西部欠发达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差距,使欠发达地区在不破坏生态和不过度消耗资源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增长是目前严峻而迫切的任务。[1]产业集群模式产业经济效益高,但生态效益不明显;循环经济生态效益好,但需要强大的技术、经济力量做支撑,这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西部地区是巨大的挑战。在循环经济基础之上发展产业集群,构建循环产业集群,则能够有效地发扬各自的长处,避免不利影响,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可持续和谐发展的理想载体[2]。
在欠发达地区构建和发展循环产业集群,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循环产业集群,其生存的环境怎样。循环产业集群是在特定区域内以产业链、生态链和价值链以及共性和互补性相联系的众多企业及相关机构所组成的具有物质、能量和信息循环功能的空间聚集体(蔡绍洪, 2008)。集群内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支撑机构之间形成循环网络,而每一个这样的网络又包含在更大的网络之中。即循环产业集群是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复杂网络系统,企业之间由于正式的产业联系在一起,企业与企业、辅助机构之间也因为长期接触、交往而产生的非正式信息、情感联系,以及由于规范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的法律联系。由于这一系统涉及到经济、社会、法律、技术、金融、政府等多重主体,因此,在实际构建过程中,如何加强各主体建设,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西部欠发达地区循环产业集群的构建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是本文重点解决的问题。
一、西部欠发达地区已有的产业基础
西部地区一方面自然资源丰富,能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生态环境却极为脆弱,大规模过度开发容易给当地带来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在西部大开发的推动下,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有了较大的提高,产业规模和效益都有了较大的改善,产业集群发展有了一定的效果,循环经济的引入也使得生态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
(一)西部产业资源条件及生态环境基础
丰富的自然资源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天然基础。西部地区农作物和畜牧产品种类多,产量大,具有发展农业产业集群化的条件;西部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尤其是水能、矿产、石油、煤炭、天然气等能源、化工资源十分丰富,主要矿产资源总值占全国的一半,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为其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资源条件;此外,西部地区低成本劳动力资源丰富,相对东部而言,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方面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
然而,也正是由于其富饶的自然资源,使得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长期依赖于对资源的简单开采,其资源利用率、资源产出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以及再生资源利用率都较低。而且,西部工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和传统产业占很大比重;大多数企业技术落后、设备陈旧,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工业布局分散,企业规模偏小,科学技术力量薄弱,资源利用效率不高。此外,西部嵌入式企业过多,产品深度开发不够,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不能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总的来说,目前西部经济还没有摆脱“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产出”的粗放型增长方式。
这种粗放的生产方式使得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土地干旱化和沙漠化扩大,草场退化,植被锐减,水土流失严重。粗放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导致资源利用低效率和废弃污染的大量产生,加上工艺技术水平落后,导致污染治理能力差,污染强度高。西部地区万元产值排放的污染物要比东部地区高1-5倍。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西部位于我国水系的上游和大气环流的上风,其生态环境遭受破坏,不仅对西部是灾难性和难以逆转的,直接妨碍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也对东部和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消极影响。随着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西部已成为国内及世界高耗能产业转移的重点地区,若继续采取传统的线型经济模式搞西部开发,势必进一步加剧对生态的破坏,经济发展也必然受到生态环境恶化的约束。
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行集群化和生态化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集约化利用效率,才能使生态不至于被破坏甚至得到修复,也才能使西部经济发展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正确轨道。
(二)西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层次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企业规模小,生产分散,企业之间关联度低,分工协作不够;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要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促使企业集中,将部分企业做大做强,加强大中小企业的产业联系,逐步形成专业化分工的产业集群。
虽然学界广泛认为,我国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中尚未形成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推进,目前我国西部地区已经出现了一批集聚度较高、影响力较大的产业集群和企业群落:“成都—重庆—贵阳制药业走廊”,四川泸州、贵州仁怀等地的小酒厂聚集;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区旅游线路上的旅游产业积聚;云南昆明及周边的花卉产业集群;四川德阳的重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关中地区的煤化工产业集群、成都地区的制鞋产业集群、广西的蔗糖加工产业集群、云南的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贵州云南的烟草产业集群、重庆的摩托车产业集群、四川的集成电路产业集群、陕西西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内蒙古农畜产品加工集群和能源化工产业集群等。[3, 4, 5]西部各省区以资源优势为基础,以产业集群(集聚)为契机,采取招商引资、政策扶持等形式,积累和发展了一批具有一定实力的优势产业集群,这对于西部地区产业集群的繁衍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对于西部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但这些产业集群尤其是传统产业集群的发展却是建立在资源的巨大消耗之上的。其根本原因是经济运行方式的粗放和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其直接后果是自然资源的短缺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产业生态化问题日益成为西部产业集群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从集群的外部环境来看,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蜕变等问题日益严重,成为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从集群的内部状况来看,西部已有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是建立在低生产·34·要素成本之上的,如果继续采用外延型的增长模式,就会加剧对生产要素的争夺,抬升生产要素的价格,增加集群的生产成本,削弱其低要素成本优势,很有可能造成内生型产业集群的衰落和外生型产业集群的空洞化;此外,众多企业聚集在一起,本身就已给当地的资源环境带来了极大压力,如果再采用传统的经济运行模式或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就很容易造成各种环境问题。反过来,被破坏的环境会降低产业集群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吸引力和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三)西部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现状
因此,生态脆弱的西部地区迫切需要发展循环经济。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将“资源消耗—产品生产—废物排放”这一传统的物质线性流动模式改造为“资源利用—绿色生产—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流动模式,提高再生产效率,以最小的资源投入换取最大的经济产出和最低的污染排放,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近年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督促和支持下,西部欠发达地区各省市、地区纷纷加大循环经济、生态工业园及节能减排建设力度,。如陕西省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在企业中开展清洁生产;广西贵港市“九五”期间就在贵糖集团的基础上开始了生态工业园的建立, 2002年第一个被国家环保总局确认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云南省以昆明、玉溪、曲靖、红河、大理、楚雄等6个州市和化工、冶金、电力等8个行业为循环经济重点项目,在全省52个企业内大力推进循环经济试点工作。[5]贵州省贵阳市2002年5月被国家环保总局确立为全国循环经济生态城市首家试点单位和联合国规划署全球唯一的循环经济试点城市。内蒙古加大循环经济建设力度, 2008年列入国家和自治区循环经济试点的示范企业、园区已增至27个,涉及钢铁、有色金属、建筑材料、化工、电力、煤炭、医药、农畜产品加工等重点行业[6]。新疆成立了石河子国家生态工业(造纸)示范园区,形成集种植业、养殖业、畜牧加工业、造纸业和生态旅游业为一体的循环型产业集群。广西于2007年出台了《生态广西建设规划纲要》,拟投资2390. 8亿元,对包括70个项目的8大生态工程组织进行建设。
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西部省区市都有自己的循环经济和产业生态化试点项目,并形成了全省发动、地区带动、城市驱动、园区拉动、企业推动等多种发展模式。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的不少企业还构建了规模大小和长短不同的产业生态链。有关统计研究表明[7],西部地区在农林、建材、矿业、能源、造纸、化工等生产领域的企业大多都构建了长短不等的产业生态链,其平均比例高达67·12%;医药、饮料食品、制造业、房地产等消费品生产领域的企业也开展了构建生态产业链的实践,其平均比例为12·94%。
除了产业集群和循环经济发展势头良好,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十五’期间,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以上,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政府在政策支持、投资环境、技术创新及科研人才引进等方面均有相当的优惠条件,从外部环境上为西部发展循环产业集群提供了良好的的机遇。
二、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循环产业集群的问题与障碍
从西部地区发展循环经济和产业集群的现状来看,西部具备了发展循环产业集群的一些基础性条件。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诸如产业规模化水平不高,循环经济实施力度不够,制度、法律不规范等等。这些问题制约着西部循环产业集群的发展和区域经济的进一步提高。
(一)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基础设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基础设施完备与否有助于决定一国的成功和另一国的失败”。
阿斯乔(1991)发现基础设施的增长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反则会造成劳动生产率的降低[8](as-chauer, 1989)。谬仕国等人(2006)发现[9]基础设施对社会其他部门投资具有明显的挤入效应,其中西部地区大于中部和东部地区。随着西部经济的发展和产业集群的不断扩张,对公共设施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旦公共资源紧缺,特别是当交通、交易等费用超过产业集群所带来的收益时,集群的规模经济将变为规模不经济,直接影响集群的可持续发展。由于西部多数省区地方财政状况差,加上政府对基础设施领域的限制比较多,不利于融资畅通,导致资金困难而影响基础设施建设。目前,西部产业集群内的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普遍滞后,道路、通讯、物流、信息、生活设施不配套,排水、排污等环保设施和废物回收的设施不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健全,难以实现现代物流对产业集群内产品流通的作用。
(二)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
西部目前产业集群组织结构不合理,呈现出“散,小,乱”的特征。[10]“散”即分散,使企业之间的联系不是很大,“小”即产业的规模很小,“乱”即管理和发展中的混乱。目前的工业园区大多只解决了企业聚集的问题,企业间缺乏专业化分工协作和密切的经济联系,只是企业的简单“堆砌”,没有形成一个建立在合作竞争基础上的互动机制和完善的社会化市场组织网络,离产业集群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大部分集群的发展直接依赖于自然·35·向秋兰,蔡绍洪:欠发达地区循环产业集群发展对策研究资源,使得集群内单一的产业结构仅存在简单的物流供应形式,限制了与其他产业部门和服务机构间进一步合作关系的扩展,产业链无法延伸。产业集群内成员间交流较少,不能形成知识流和信息流,整个系统趋向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集群经济优势无法体现。同时,大部分企业聚集为自发聚集,没有总体的目标和实施方案,没有统一的管理手段,企业由于自身短期的利益而做出不顾大局的决定,这些都导致了产业集群的混乱形势。另外,集群区内龙头企业少,缺乏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大企业带动中小企业的共同发展。
(三)融资困难
资金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命脉,也是目前严重制约西部中小企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由于国有经济比重大,经济发展的重点一直放在国有大型企业上,很多扶持政策都偏向于这些企业。相比之下,中小企业资产规模和经营规模较小,获利能力欠佳,造成自身信誉等级较低。致使银行贷款大多倾向于那些相对而言成本较低,风险较小的大企业,而对于贷款需求急、频率高、数量少、风险大的中小企业贷款,银行现有的服务方式,服务种类和服务效率都还不能与之相适应。加上针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担保机构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缺乏,中小企业无论从内部积累还是在外部融资方面都较为困难。
此外,各级政府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偏弱,进一步加剧了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
(四)循环经济观念淡薄,相关主体积极性不高从政府的角度看,由于饱受贫困的困扰,西部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持有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的观念,在引进外资和新建项目上,对是否存在严重污染和资源环境问题考虑较少,而对是否增加财政税收和经济增长考虑较多,从而抑制了其发挥在循环经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从企业的角度看,由于企业对循环经济认识的局限,认为清洁生产带来的生态环境效益是由社会所得,自身难以从中获取经济效益,因而没有主动开展循环经济的积极性。从公众的角度看,公众普遍认为环保是政府的责任,加上收入水平普遍偏低,对环境质量需求不足,普遍缺乏参与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很多农村公众乱砍滥伐,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利用。城市公众尚未树立可持续消费的观念。
(五)相关管理、政策不到位
产业集群发展的各个阶段都需要制定详细的发展规划。现有的循环经济园区和产业集群缺乏科学的规划,发展目标、发展方向不够明确,政府的监督、引导、规划等职能发挥不充分,对重污染企业、重化工项目监管力度不严,第三方力量(如行业协会,中介组织)等发展滞后。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加上产品同质化,导致“以劣驱优”及“柠檬风险”恶性竞争愈演愈烈。[11]此外,政府对于集群企业在市场准入、财政、税收、融资方面的扶持政策还不到位。如循环产业集群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大量的建设土地,而国家对于建设用地采取的是“严把关”的政策,许多新项目因无法争取到土地使用审批而搁浅。
(六)制度建设不规范
一是绿色gdp核算和利益平衡机制尚未形成。绿色gdp核算包含对环境影响的核算,在利益平衡机制还未形成前,企业出于理性,往往会选择不承担治理污染的责任,并继续维持生产的负外部性。二是循环经济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行业性和地方性的有关法规、企业产品及废弃物回收规范、循环经济刺激机制的系统化、工艺标准及技术性规范、循环经济信息公开以及高污染、高消耗和资源再生行业等分别需要进一步立法完善。三是相关主体权责不明。循环经济需要公平高效的体制保障,而西部乃至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主管机构以及相关主体的权责并不明晰。环保、农业、建设、国土各个行业都积极主张本部门在循环经济管理中的权力,但谁才是真正的主管机关,立法没有具体规定。
(七)技术落后,经济效益差
西部各省区大部分中小企业生产技术低下,由于规模偏小,难以发挥规模经济效益。[12]低下的生产技术导致产品结构单一,附加值低,致使企业效益低下,没有能力负担高技术和设备的引进和购置。这就形成了低下技术和低经济效益的恶性循环。而且,发展循环经济也需要强大的科技支撑,西部循环经济技术总体落后,尚未形成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科技创新能力与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存在很大的差距。许多企业在循环清洁生产、废弃物资源化、排弃物无害化等方面的技术还不够成熟,运行成本较高,使总体的经济效益不够理想。
三、西部欠发达地区构建循环产业集群的具体措施西部欠发达地区由于产业组织结构不健全,政策扶持及服务体系不完善,人才、资金、技术、制度、文化欠缺,因此发展和构建循环产业集群面临巨大的挑战。亟须整合有关要素,为构建循环产业集群和促进其发展打好基础。
(一)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加大投入。循环产业集群的基础包括经济性基础设施、生态型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三个方面。政府应该提高财政支出,增加对集群区的专项拨款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二是促进基础设施领域改革。应加快对内对外开放步伐,取消基础设施投资的所有制和投资者限制,努力形成投资·36·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6月主体多元化和融资渠道多样化的体制和机制。比如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开发由于收益稳定,资产增殖前景大,适合采取市场化运作的产业投资基金。三是改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通过制定财政、税收、金融、土地、投融资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来改善西部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的软环境,在清理各项乱收费、提高政府经济管理水平和办事效率、完善法制方面下工夫,增强基础设施建设在投资软环境方面的吸引力。
(二)建立相应的企业行为规制与市场结构
治理西部现有集群的组织结构不合理,政府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对其进行引导和调整。一是完善企业行为规制。要在企业内部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管理规章,建立集群内部基于企业运行的企业行为规范,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的行为,避免不正当竞争行为。二是调整企业规模结构。建立和完善企业破产和兼并机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产权转让市场,推进国有资产转化重组;发挥政府在存量资产调整中的作用,通过企业规模内部性增长,调整优化企业规模结构。三是强化市场结构治理。
通过收购、兼并、重组,实现大企业的迅速扩张。围绕主导产品,沿着产品链整合上下游企业。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巩固和提高优势产业,淘汰和转移低层次劣势产业,整合加强“龙头”产业,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对低效率和高污染的传统能源加工型产业进行取缔或是生产技术改革,加大环保产业的发展力度。此外,还要通过建立互信、培育声誉、及共同制裁来完善集群社会机制。
(三)积极拓宽融资渠道
西部地区发展可以在以下方面拓宽融资渠道:一是加大政府投入。可采取物价补贴、企业亏损补贴、财政贴息、税前还贷、优惠贷款和国债资金等方式对循环集群企业提供支持;通过直接投资、资金补助或贷款贴息,对循环产业集群的支柱产业和核心项目加大资金支持。二是加大信贷扶持。建立信贷投向比例制度,实行结构性的差别利率政策,设立调整结构和发展落后地区经济的“专项贷款”,增大科技、环保、循环经济等方面的专项贷款。对于那些高耗能,高污染,结构不合理的企业和产业进行限制贷款审批。三是建立多元化的融资体系。建立循环产业集群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政府资金启动民间投资。调整社会投资结构,面向国内外招商引资,扩大社会资本和民营资本的投融资渠道。改善民间资本投资环境,保护民间资本的投资权益,拓宽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破除市场融资的所有制歧视、允许外资进入、与东部发达地区的横向合作。四是培育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在西部地区大城市建立全国性产权交易市场,制定规范的产权交易规则并使企业挂牌上市。在西部大城市批准成立柜台交易市场,鼓励西部一些规范的、效益好的非上市公司的股票在场外交易。对申请设立基金、发行企业债券和可转换债券在额度上给予倾斜;放宽西部循环产业集群及其企业对外融资的条件。
(四)营造良好的生态文化氛围
要从政府、企业到公众,营造良好的生态文化氛围,提高相关主体发展产业生态化和循环经济的积极性。对于政府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环境效益的行为,一方面要加大环境保护监测的力度,坚决取缔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另一方面也要从中央的角度对那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帮助它们渡过难关。对于企业的污染行为,既可以通过行政手段给予惩罚,也可以通过信息披露的方式公布于众,引导企业把生态融入企业文化中,迫使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对于公众,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互联网等各种宣传工具,开展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对发展循环产业集群、建设资源环境友好型社会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全社会的“资源意识”、“节约意识”和“环保意识”。
(五)创新管理及相关体制
一要科学规划。应该把循环产业集群发展与区域经济社会总体规划、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联系起来考虑和布局,针对不同产业类型和产业发展阶段,制定出发展战略。要有目标地吸引那些具备产业带动优势和有产业关联效应或配套协作功能的项目进入,要积极推进综合效益好的大型主导产业项目建设。二是培育专业中介服务机构。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在集群区培育和建立起相应的专业化中介服务机构(如为群内企业提供广告、设计、培训、咨询、金融、保险、法律、商业、投资、循环经济技术、循环经济信息等方面服务的机构)、组织管理机构(如行业协会)、信用关系网络;为集群企业提供信息咨询、贷款融资、信用保证、法律支持、行业规范等方面的服务和支持。三是完善市场机制。既可以由政府强力主导,也可以通过引进外资,来促使市场机制不断传入。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打破地区封锁与条块分割,促使生产要素在地区间、产业间自由流动,建立统一的、开放的、多层次的、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
(六)建立与完善相关的政策扶持体系循环产业集群不管是自发生成,还是人为拟合的,其良性运行都需要政府政策的扶持、引导和推动。从产业发展上看,循环产业集群成立初期,应建立反不正当竞争政策,抑制恶性竞争;当循环产业集群发展成熟后,制定反垄断政策,促进良性竞争;在对企业进行聚集与整合时,应制定兼并与合并政策和中小企业政策,从而促进产业组织优化。
从财税金融上看,鼓励向集群环境投资项目、清洁生产中心的建设提供贷款、经费和补贴;建立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的机构,建立信用担保的风险控制和防范体系,完善中小企业贷款抵押制度;提供加速折旧、减免税、投资减免、税率优惠及税收优惠政策;由政府部门、公共部门及私人部门共同成立投资项目,为整个集群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从资源生态上看,制定副产品回收利用的政策,促进公众监督、污染处罚和鼓励治理;[13]制定排污费、污染税、消费税、燃料税政策;优先采购具有生态标签的产品,优先考虑在循环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或具有良好环境绩效的企业进行采购。
(七)大力加强制度建设
西部各省区应加强制度建设,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为循环产业集群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环境。一要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从核算指标、核算技术(范围、时间)、核算人才上,建立健全包括绿色统计体系、绿色技术体系及绿色核算人才体系在内的绿色gdp核算体系。二要健全法律法规。要不断完善支持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体系,利用经济手段促进产业聚集和龙头企业的做大做强。不断完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积极促进《循环经济法》的颁布、实施,为循环产业集群的成长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三要加大体制创新力度。要改革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避免政出多头,管理混乱的局面。
(八)加强技术的引进与开发
循环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的强力支撑。西部构建循环产业集群,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整合技术要素。从外部层面,加强科研扶持和技术投入力度,加大循环技术的引入力度。加大教育投资,培育技术人才。加大科研投入,研发循环技术。
加大政府补贴,鼓励企业研发。加大市场运作,引入科学技术。从现实层面,促进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建立以企业为主体、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广泛参与的风险共担的“产学研”合作体制,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14]从制度层面,改革相关制度,提高科技供给和科技产出的质量和效率。建立非正式技术交流机制(如行业技术协会、技术中介机构等);推进循环集群技术的市场化;形成科研合作关系的合同化;实现科技研发管理的制度化。
四、结束语
循环产业集群作为一个多主体的复杂系统,其内在机制的良性运行需要政府、非政府机构、企业以及整个集群区域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需要充分调动组织机制才能完成[15]。集群内企业及主体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根据奥尔森的经验研究表明,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体往往非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即集体效益的低下。因此,如何使循环产业集群这一具有公共属性的集团,既能实现集体利益,又不至于损害个体利益,是本研究之后需要继续研究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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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集体经济的态度篇4
近年来,上述11个行政村大力发展生态种植、生态养殖、休闲旅游和劳务输出为主的四大支柱产业,农民收入明显增加,农民生活明显改善,村集体经济收入也一直保持持续增长势态,但总体而言,除个别村庄外,多数村庄的集体经济收入水平仍然很低。总体来看,2009年至2012年是这些村集体经济收入快速增长的时期,年均增收幅度高达53.45%。2012年11个行政村的村集体经济收入达87.75万元,同比2009年增长了2.5倍多。就各村来看,村与村之间的集体经济收入差异显著。2012年,村集体收入最高的9村,年收入达32.5万元,而5村仅收入0.93万元。另外,各村集体经济年度间收入变动差异也较大。有些村集体收入持续增长,如8村、9村和10村,成为街道的明星村;有些村集体经济收入几年来的增长都不明显,如2村集体年收入稳定在2万元左右,7村年收入一直在1～2万元之间;有些村集体收入甚至出现萎缩,如5村在2010年之后集体收入逐年减少;还有一些村集体的收入年度间波动明显,如4村在2010年时收入增至7.262万元,但次年就下降至1.5万元,2012年又增长到4.1万元。就村集体经济收入结构来看,发包及上交收入、补助收入和其他收入是村集体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经营收入和投资收益逐年消失。其中,发包收入和补助收入较稳定,近三年的集体土地、林地发包收入约为6万元左右,而补助收入在15万元左右;其他收入项持续增长,是村集体经济收入来源。
2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2.1村干部的领导作用有限
村干部对于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壮大起着关键作用,但当前很多村干部自身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种情况:(1)缺乏责任感。对村集体事务漠不关心,发展村集体经济的积极性不高;(2)管理能力有限。在竞选村干部时怀有雄心壮志,但真正上任后存在畏难情绪,工作没有实质性成效;(3)创新力不足。在当前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很多村干部眼界不够开阔,局限于传统管理模式,缺乏发展村经济的新思路,致使村集体经济显著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4)缺乏威信。有些村干部在村务管理时,更多的是考虑自身是否能从集体中获益,群众对其意见较大,缺乏威信而致使领导力不强。
2.2村集体经济收入渠道狭窄
村集体经济收入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在于收入渠道狭窄。各村集体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发包收入,但这部分收入有限,且周期较长,尤其是处于深山区的自然村,原本耕地资源极少,而林地又转为生态林,基本没有发包收入项。村集体经济收入的另一来源是财政补贴收入,多数村庄的年均补贴在0.9～1.1万元左右,亦成为多数村庄重要的集体经济收入来源。这些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所有行政村均没有稳定的经营收入和投资收益。
2.3村集体经济管理漏洞较多
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没有实效,监督机制不完善,经常会出现村干部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的现象,如村干部随意支配处置集体资产,村集体利益分配中存在裙带关系等。村集体经济管理中的另一个明显漏洞在于账务混乱,民主理财形同虚设,很多集体经济支出去向不明,造成集体资产流失和浪费。
2.4村干部考评奖励机制不完善
当前还缺乏对村干部的考评和奖惩激励机制,对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的村干部没有奖励机制,对管理混乱造成集体经济损失的村干部也没有惩罚机制。另外,村干部工资待遇和政治待遇都偏低,受村民尊重程度也逐年下降,导致工作积极性不高。在原本就缺乏人才的农村,村干部岗位对一些能人的吸引力不大。
3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3.1完善村干部竞选机制,选好村领导班子
一是要提高村干部的待遇和社会地位,把事业心强、懂经营、会管理、具有发展集体经济的强烈意识、开拓精神和不怕吃苦、秉公办事的人选进班子。二是促进竞选与考核相结合,量化村干部的工作量和工作成效,发挥群众监督功能,加大力度奖励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先进个人,并严格处理一些村干部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三是进一步强化村干部的培养教育,把村干部培训纳入政府计划,通过开展外出考察学习以及科学文化知识和市场知识培训,扩展村干部的经济视野,提高其带动农村致富的能力。四是要激励富有开拓创新力的年轻人和致富能力强的能人成为乡村发展致富的领头人,通过能人领办或创办更多的农村致富项目,争取让一个或几个能人带动一村经济。
3.2因地制宜,开辟集体经济新财路
各乡村应根据自身的实际,充分利用既有的耕地资源、林地资源、地理位置、经济基础等条件,确定各自不同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引导各村把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通过各自途径夯实集体经济基础。对于耕地资源相对较多的村庄,可以大力发展生态种植、生态养殖业,为市区提供生态农产品从而获得农业收益;林地资源较多的村庄,除了支持生态林建设工程外,支持劳动力外出务工;位于城镇近郊的乡村,可以开发乡村旅游餐饮业、房屋租赁、农副产品加工等二三产业;具备一定集体经济积累的乡村,可引入人才、资金、技术等外来资源,采取联合、股份制等形式,进行农业项目开发和生产经营,大力发展村办企业与第三产业;生态环境优美以及文物古迹丰富的村落,可开发休闲旅游业,兴办“农家乐”、乡村游等旅游产业,发展观光经济、田园经济,吸引着城市和外地游客前来休闲度假,增加村集体的资源开发收入和服务经营收入。
3.3强化村务管理,盘活集体资产
严格管好集体经济收入,集体收入主要用于公共物品支出和为村民办事实,杜绝吃喝浪费;管理用活集体资产,对闲置的办公用房、老校舍、厂房设施、仓库等各类集体房产进行整合,以参股经营、租赁承包和联合开发等方式,提高闲置存量资产的利用率和收益率;对耕地、林地等生产资源进行优化整合,统一发包或出售,盘活每一块地、每一片林、每一间房,增加村集体的经济收入;建立资金积累机制,每年提存一定比例的集体经济收入,用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加大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力度,在村级成立专门的村务监督委员会,保障村民的发言权和参与权,对村级党务、村务、财务进行实时监督。
3.4吸引能人回村,鼓励创办村级合作组织
吸引外出务工或经商人员回村创业,鼓励村集体或回村的能人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或专业生产协会等合作组织,通过协会+农户、公司+农户、龙头企业+农户等多种合作发展模式,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的协调和农业生产服务作用,提供生产资料供应、实用技术指导、农产品销售、市场信息等系列化服务,实现集体、合作组织和农民的三赢。
3.5制定倾斜政策,扶持集体经济发展
对集体经济的态度篇5
1．传统产业集群发展的不可持续
在我国重化工业的现阶段，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有效的产业组织形式，可以造就产业竞争优势，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然而，集群内企业仅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致使短期内产业集群的规模和数量无限膨胀，一时可能出现繁荣发展的景象，但长期来看，传统产业集群的可持续性问题有所显现，其主要表现为环境和资源的约束。以资本密集型为特征的传统产业集群依靠偏高的投资率拉动经济增长，如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化学工业、建材工业等原材料产业和一些加工制造业，这些高密度的集聚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增势强劲，导致能源的全面短缺，土地资源强约束、水质性缺水和民工荒等环境资源问题。不难想象，传统产业集群这种“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线性增长方式的长期存在必将产生不可逆的恶性循环：创造的财富越多，消耗的资源越多，产生的废弃物就越多，对环境资源的负面影响就越大，由此严重影响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及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2．深层次原因—基于产业生态学分析
从产业生态学角度来看，产业集群是一个开放的经济系统，靠不断的与外界环境系统交换物质、能量、信息、资金等来维持其非平衡有序态。产业集群的运行过程是一个从自然生态系统中摄入高能量的低熵物质，又把退化的高熵废物排放到环境中的过程，产业集群系统的有序是以环境中的熵增无序为代价换取的。当生态环境的混乱无序达到一定程度后，则无法再向产业集群系统提供其服务功能，产业集群系统因得不到持续的负熵流输入而不可持续。
我国产业集群系统不可持续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它是一个以化石燃料和矿物为主要能量来源及原料的物质开放流动系统。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封闭系统，它只于太阳交换能量，与宇宙不能交换物质。地球上的化石燃料和矿物是稀缺的低熵物质，尽管人们不断地用新的技术手段更好的筛选此低熵物质，对其利用也越来越经济，但是低熵物质存量毕竟有限。依据经济学家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的观点，能量以两种状态存在，在利用过程中从自由能量变成了被束缚的能量，亦即变为无序分散的能量，它可以用熵来度量，遵循熵增定律。自然生态系统以完全的物质循环流动方式运行，碳、氧、水、氮、硫等营养元素的自然循环是封闭的，进入系统的唯一能量是太阳能，这种自由能流持续不断地供给保证了封闭系统的持续性。而产业集群系统是一个物质开放流动的系统，它不再循环它的营养物，输入该系统的是稀缺的低熵物质和能量，该系统的输出是低熵的产品和高熵的废物，它完全不同于地球生物化学的封闭物质循环，因而，产业集群这种开放系统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产业集群系统作为局地自然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由于前者施加给后者的高熵废物过多，超过了自然生态系统承载力，环境无法吸纳或同化这些物质和被束缚的能量，必然打破局地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可能使二者进入机能递减的恶性循环。
二、产业集群的效应分析
产业集群是现代经济构成的单元结构，能产生巨大的集群效应。集群效应主要体现为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两个方面。
1．产业集群的经济效应分析
一般认为产业集群的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外部经济效应，包括外部规模和外部范围经济。产业集群的外部规模经济表现在集群内企业实行高度专业化的分工协作，每个企业承担产业链中某一环节的活动，生产效率极高，使无法获得内部规模经济的单个中小企业通过外部合作获得规模经济，所以企业既能享有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又不必过分扩大企业规模，使企业实现了“柔性”与规模的统一。产业集群的外部范围经济是指企业集聚特别是相关产业的企业集聚时，可通过垂直联系及时获得与供应商、客户之间的业务联系，通过水平联系可以借助分包商的生产能力、控制分包商的产品质量，也就是说企业可以调动更大范围内的资源，实现资源的更优配置。总之，在集群内企业可以在不牺牲“柔性”的条件下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比单个企业有更高的经济效率。第二是交易成本的节约，集群内企业大部分交易在群内进行，集群内企业交往频繁，协作关系较稳定，容易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这有利于减少谈判环节，提高谈判效率，增进协作关系从而降低谈判成本，提高合同执行的效率。第三是群体效应。集群内企业通过联合可以形成实力强大的集合体，其集合效应远远超过单个企业的简单叠加，具有“1+1＞2”的效应，具体表现为：同行业的企业利用地理接近性，通过合资、合作或建立联盟等方式共同进行生产、销售等价值活动，可以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益；集群内企业便于采用和推广相同技术标准，提高该标准的认可程度，并且集群对新标准的制定有较大的影响力，有时甚至可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集群的知名度能吸引更多供应商和销售商，扩大企业的交易范围，争取更有利的交易条件，提高企业的获利水平。第四是学习与创新效应，产业的空间集聚可以促进知识、制度和技术的创新和扩散，促进产业和产品的更新换代，以及新产业组织的形成。产业的空间集聚，使集群企业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市场交易逐步形成网络化组织结构，平等合作下的网络协同模式使企业能够集中资源专攻价值链中的某些环节，提高专业化水平，促进产业和产品的不断创新和新产业组织的形成。同时，地理位置接近和频繁交流，使集群内企业的创新成果扩散更快，更容易为其他企业所学习和吸收，从而促进整个群体创新能力的提高。
2．产业集群的社会效应分析
集群的社会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有利于形成地区核心竞争力。产业集群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有利于形成地区产业优势，并进一步形成区域的核心竞争力，表现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就是大量相关企业空间集聚所形成的本地化的产业氛围和产业综合竞争力，这是其他区域最难模仿的，这些产业集群往往成为地区经济强劲持续增长的源泉。第二是对经济的贡献具有乘数效应。产业集群具有的竞争优势能够吸引更多企业加入，为区域带来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促进集群的良性发展，不仅可以把某些产业做大，而且这些产业的兴旺带动其上游产业的发展，促进其下游销售、运输业的发达，并且从横向上带动相关产业以及文化、教育、金融、信息、服务等行业的发展，这会使地区经济成倍增长。事实也证明了产业集群密集的地区，其工业、商业、文化教育、运输、金融、服务等行业都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所以一个地区可以通过对产业集群的培育实现地区经济的腾飞。
三、循环经济与产业集群生态化
传统产业集群的不可持续性问题，使得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思路、新理念、新方式去触发产业集群系统的建设性发展，推动现存的产业集群系统向生态系统转型，促进其持续发展。循环经济被推到实践的前面。
1．循环经济：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动力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经济活动。循环经济在资源利用方面表现为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在环境方面表现为污染低排放甚至零排放。循环经济应该且能够为我国产业集群系统的生态化跃升和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
循环经济的“减量化”为产业集群提供持续发展动力。产业集群系统生产一定量的产品和服务，原材料、资本、劳动和能量等投入要素的减量化，其实质是为再生产过程中“储备更多的负熵流物质，以保证后续的产业集群系统有充足的负熵流输入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减量化又减少了直接排放到环境中的废弃物，使得其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有较长的时间来充分消解，保持生态系统的正常功能。
循环经济的“再利用”和“再循环”为产业集群提供持续发展动力。产业集群系统是多样化种群组成的经济群落，每一种群都独立进行生产活动，种群之间结成产业链条或产业网络。整个产业集群系统的许多关系是通过自组织过程来维系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控制。运用循环经济理念和原则，产业集群系统吸引“补链”企业或“分解者”进入，种群的丰富避免了系统的脆弱性、增加了系统的弹性。在副产品或废气、废热、废水、废渣还没有排向环境之前，在能量还没有完全被束缚之前，利用管道等其他设施对其进行集中回收处理，使之变成可利用的物质和能量，作为下一个生态链的投入，如此持续构建再下一个新的物质流循环，增加整个产业集群系统的负熵流供给和子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流动，推动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
2．产业集群内发展循环经济的优势分析
从产业集群自身来说，它的组织结构特点是发展循环经济的良好基础。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能够提高外部资源环境效益，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削弱产业的内部经济效益，而产业集群自身的优势能够很好的弥补这种内部经济效益不足的情况。以产业集群为空间组织形式发展循环经济的优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循环经济可有效利用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同类企业（或相近企业）一般在排放的污染物种类、性质上具有同质性或相近性，为污染集中治理提供便利。从循环经济角度看，在集群内部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把另一家企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作为本企业的原料，建立工业共生和代谢生态链关系，这不仅可降低治理污染的费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而且企业也可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第二，产业集群的学习机制有利于推进循环经济技术传播。大量企业聚集在一起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信息交流，特别是面对面地交流。这些信息也包括促进废料再生利用的信息、清洁生产的技术信息、循环经济发展的信息等。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在生产源头上控制污染的产生；另一方面，可以使企业或潜在的创业者及时了解到相关的技术创新和市场信息。因此可以认为，产业集群本身就是循环经济良好的技术支撑体系。
第三，产业集群有利于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方面取得共识。由于集群内企业间相互信任、相互依靠、相互协作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有利于集群内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本地相关主体在推进循环经济方面达成基本共识，这种共识与责任心是集群的优势所在。另外，如果集群内企业在产品设计、生产方面取得共识,生产同种规格、可以相互替代的产品组件，可极大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因此，在集群可持续发展中，可以进一步促进、培育本地集群协作与合作的生态文化，为本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确立更持久的心理凝聚力。
3．产业集群生态化的指导原则
产业生态学的应用包括三个层次，即：企业层次、区域层次和国家层次。企业只是集群中的单一个体，本位主义太强，无法自发成为集群生态化的推动力。而国家层面无法考虑区域的特定情况，不能做到量体裁衣，只能成为集群生态化的辅助因素。所以，产业集群生态化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区域经济的优化，下文对于产业集群生态化的操作层面设计也是以区域层次为主，企业和国家层次为辅。
循环经济是按照生态规律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产业集群的生态化转向。以循环经济作为理论前导，产业集群生态化抛弃了传统集群模式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和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粗放型生产经营方式，它将生态学的基本原则推广并运用于产业集群配置中。这些原则主要包括：
战略规划原则。它要求在建立产业集群时，遵循“战略导向，规划先行”。环境问题与经济中各产业的发展关联度很高，一些为发展经济、促进产业发展的传统产业政策在客观上却会给环境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因此，在设计产业集群时要有战略的眼光，考虑到其执行可能带来的环境成本，对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进行综合考虑，将环境生态问题作为集群建设的组成部分。坚持以“预防为主”的环境保护方针，实现从源头上控制生态破坏，协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促使集群内生产要素的布局和生产力的配置更趋合理。
阀限约束原则。产业集群是在特定的有限区域内人、财、物的强势集聚，它迅速强化着物流、能流、人流的密度以及流量和频率。集群规模的过度扩张将会造成相同资源需求在一定区域内过度集中，超过集群环境的负载容量，导致市场资源、客户资源、资金资源、人才资源、政策资源、服务资源等的短缺。阀限约束原则指导在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必须依据集群环境的负载容量和最适宜密度进行引导和配置，破除集群的瓶颈，从长远眼光人手，保护集群生态环境，绝不可超越生态环境的负载定额，盲目地追求集群规模经济效益。
普遍联系原则。在产业集群中，各企业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通过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互相关联的。该原则要求在组织和规划产业集群的过程中，按照物能转化的过程设置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等相关要素，同时识别和预见有限空间内各种组成要素之间的利害关系。从大局出发，实现集群内个体的协同共进，进而增强整个集群的竞争力。
动态平衡原则。由众多不同性质的产业主体所构成的产业集群，它们相互之间，与集群环境均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共生关系及关联结构。这就要求根据集群环境的变动，对产业集群系统进行动态调整，不断使之与生态环境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关系。针对不同区域资源状况特点和集群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构架相应的集群方式与组织形态，因时因地制宜地调节和控制集群形态和结构以恢复或重建新的平衡。
物能循环原则。该原则是以循环经济为指导的产业集群生态化的应有之义。它揭示了各种物质、能量系统之间在进行物能交换过程中所形成的网链循环和相互转化规律。科技是集群生态化的重要支撑，如果没有科技，集群生态化将是空中楼阁。按照“能流物复”的循环原则，要提高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益，必须发展绿色技术和生态科技，把技术创新的指向重点优先放在资源消耗与废弃物排放减量化的基础上。依靠工艺技术进步，不断促进生产中废弃物的重新资源化和再生利用，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率，尽可能避免过多或过早成为垃圾。
四、生态产业化——辽宁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1．辽宁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生态问题
辽宁工业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资源开采和加工业、装备制造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三个领域。在重点产业集群中，装备制造业（包括航空制造、汽车零部件加工、船舶产业、电子信息产品等）最多，达到18个，占产业集群总量的36.7％。其他产业的集群数量分别为：石化行业5个，冶金行业4个，建材行业4个，农产品加工业3个，纺织行业6个，海洋产业5个，能源产业4个。这些产业集群大都秉承比较优势原则，主要围绕地区主导优势产业的孕育和发展而成长起来的。
辽宁的产业集群已经初步完成了产业集中，即宏观层面的或者广义的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但是，更加地域化的、专业化的产业集群还在发展过程中。辽宁各地产业集群发展状况很不均衡，有的正处于集群的初始阶段，刚刚完成了产业的初步集中；有的已经完成了产业集群的第一阶段，正处于机制创新的转折阶段，如营口大石桥的镁质材料产业集群；还有的产业集群，已经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如海城的纺织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规模普遍较小。目前，辽宁产业集群的规模主要集中在10亿元－100亿元区间，占集群总数的63％。规模在100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主要有：沿渤海船舶及配套产业集群、沈阳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沈大机床产业集群、大连石油化工产业集群、抚顺石油化工产业集群、辽南镁质材料产业集群、鞍本辽钢材深加工产业集群、大连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产业集群。辽宁产业集群虽取得一定的发展，但产业集群对能源和资源需求的强劲需求给辽宁经济发展带来的“成长中的烦恼”，随之而来的是辽宁近几年来频繁出现能源短缺，水质性缺水，工业能耗较高，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必将成为辽宁产业集群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例如，一些资源型产业集群和重化工业产业集群，常常伴随着环境问题，有的工业园区开而不发、闲置土地的情况依然存在，有的地区产业集群存在着高能耗、高污染的问题。许多产业集群生态环境脆弱，严重制约着工业经济发展，部分产业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和占用量较高，土地、淡水、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相对不足，环境容量有限，部分地区生态环境脆弱，严重制约着工业经济发展。
辽宁依靠高耗能高污染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式已不适应新的发展需要。要彻底摆脱现实窘况，迫切需要一种新思路，新理念，新方式去触发产业集群系统的建设性力量，推动现存的产业集群系统向生态系统跃升，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被推到实践的前台。
2．辽宁产业集群生态化的发展路径——生态工业园区
生态工业园区是依据循环经济理念和工业生态学原理而设计建立的一种新型工业组织形态,通过模拟自然系统建立产业系统中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循环途径，实现物质闭环循环和能量多级利用。这种工业园区着眼点在环境效益上，目的是废物产生最小化，手段是物质闭路循环，能量的多级利用，其核心是产业共生。
由于产业集群的区位条件、企业构成、发展阶段等各具特色，生态产业园建设模式也有所差异。按照产业集群发展阶段和产业类别的不同特点，现有产业集群包括同构型、异生型、共生型和产业链主导型四种产业集群。正是由于各类产业集群都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在建设生态工业园，实现产业集群生态化的过程中，须结合其自身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引导其发展。
同构型产业集群——发展静脉产业以及区际间废弃物和副产品交易网络的建设。生产工艺相同的企业，要纵向延长产业链和横向拓展废弃物循环链；空间发展有限的地区要突出“网化”建设，建立区际间废弃物或副产品交易关系，构筑虚拟产业共生网络；建设与主要行业特征密切相关的配套设施，建立相同基础技术、公共技术或共有技术的研发平台。深圳市的万山-水贝黄金珠宝加工集聚基地，属于典型的同构型产业群，这类企业对配套设施和技术资源需求相同，所以在集聚地建设中，政府将原来分散的电镀生产集中起来，配套建设废气处理设施，解决废气污染问题，并对生产中的废弃物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集中回收其中的贵金属，以这种方式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异构型产业集群——加强资源集成共享和引入“补链”企业。异构型产业集群是产业集群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组织形式。对于这种类型的产业集群，需要引进生态工业和循环经济理念，对现存企业进行能流、水流、物质流、废物流以及信息流等方面的重新集成，建立物质流动和循环利用的渠道和机制；采用绿色设计理念，合理构建和完善产品链，加强新进项目的规划管理，突出“产业共生”、“资源再生”的功能；对企业加强清洁生产或绿色制造的审计，建立和完善副产品交易市场，在企业间推进产业共生链的构建。
共生型产业集群——产业链的“网化”建设。完善已有的产业共生链，加强链与链之间的相互联系，通过增加共生链上各个节点企业的数量和规模，来强化企业的专业性和企业间的依赖性，从而形成更加稳定的产业共生网络；加强副产品交易的市场建设，推动产业共生网络向集成化方向发展；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建立产业群整体的IS014001环境管理体系，加强配套设施的生态化建设和共享。例如，在深圳市龙岗区的家具产业集聚基地内，由于木材加工和木制家具生产是典型的共生型产业，因此在集聚地建设中，有限制地发展本已淘汰的木材加工业，利用家具生产中的木屑生产合成木板，为家具生产提供板材，节约原生木材资源。
产业链主导型产业集群——产业链的“延伸建设”。通过物质替代、源头削减、工艺改进、废弃物循环利用等措施,推动核心主导产业在资源利用、生产工艺、流程设计、产品设计等方面形成明显优势，纵向延伸主导产业链；围绕核心企业建立起废弃物或副产品的交换关系和能量、废水的梯级利用，横向拓展共生企业的废弃物利用链；对群内生产项目、公用辅助、物流传输、环境保护和管理服务进行一体化整合，建设具有专业集成、效益集约特征的循环经济产业群。例如，天津开发区在手机生产方面，形成以摩托罗拉公司为核心，上游手机零件企业为配套的产业链主导型产业群。在开发区的循环经济发展规划中,围绕摩托罗拉手机生产横向拓展废弃物利用链，有效促进了手机产业群中资源的回收和循环利用。
五、辽宁产业集群生态化转型的政策研究
辽宁产业集群要想突破发展的瓶颈,只有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下,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下,结合各地区所具有的产业优势和特点,立足于改善产业发展的整体环境,“多中心发展”、多方位辐射,以点带面,走引进与培育相结合的生态集聚之路。为此主要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应在企业层面推行面向环保的清洁生产和减量化投入；另一方面要在集群内通过空间结构分析,研究产业的上下游关系和网络循环性、产业多样性、产业价值链、产业密集度(绿洲效应)、产业关联度等产业生态内涵，建立企业之间的网络循环，并在一定区域层面通过区际间产业生态系统的互动性依存，形成类似生态圈的产业循环系统。其操作路径如下：
1．注重招商质量，以点带面发展产业集群。
可以选择这些核心位置作为点，高标准高要求，重点发展生态型的产业集群或产业集群工业园，形成一个个增长极，逐步从人才、资源、技术、管理以及信息等向周边城市辐射，不断增加产业类别，尤其是相配套的生态型产业项目,逐步壮大产业集群规模。注重优势产业和相关配套产业协调发展，有效聚集和丰富相关产业链，即实现工业系统中的一个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成为另一个成产过程的原材料，从而将整个系统形成各种资源（能源、水和原材料）循环流动的闭环系统。大力发展园区内主导产业，以主导产业为核心吸钠同类产业或上下游企业的进入，引入竞争机制，拉长和延伸产业链，产业链各个环节都应具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企业，使其形成企业与企业之间高度的共生耦合关系以及稳定性；实施补链项目，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开发区招商引资时，要按功能定位和生态链框架，有选择地进行补链招商，促进产业链群形成，积极推动企业自发配套，促进补链工程的实施。以符合生态产业链群的企业引进为重点，将不符合产业导向、易造成环境污染、能耗消耗大、技术水平低的企业拒之门外。使整个园区形成结构协调、同步运行、规模匹配、刚柔相济、互利共生、整体优化的生态产业共生体系。
2．加大资金投入
加大资金投入，改善投资生态环境，大力引进高技术专业人才和高新技术生态项目，鼓励体制和技术创新，提升产业集群层次。按照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当东部深海地区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转向时，东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会转移到东北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但现实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在基础设施条件、社会和人文环境等方面，东北地区明显不如东部地区。这就要求辽宁地区政府必须加大资金投入，改善投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辽宁产业集群所缺乏的核心竞争力是区域技术，特定区域的技术基础决定了企业的集聚动力，也影响到该区域的产业形态，最终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所以辽宁要充分利用集群内外资源和市场,加速引进资金、人才、技术，重点引进无污染、环保型、生态型的工业项目，鼓励集群内现有优势企业“产学研”相结合，培育高技术人才，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发挥政府在产业集群生态园区建设中的导向和补充作用
在借鉴国外成功的生态工业园发展经验的同时，因地制宜的根据园区的资源和区位特点建设具有本土特色的生态工业园。我国的生态工业园建设起步较晚，园区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机制不完善。这就需要起到一定的导向和补充的作用。首先，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快制度创新，加大对生态建设和环保方面的激励和惩罚力度，建立生态恢复和环境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引导企业自愿参与共生关系，在加大环评标准的同时，简化企业各项审批程序，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其次，大力发展静脉产业。一个完善的产业共生机制，需要动脉产业的发展，同样也需要静脉产业的发展，两者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这就要求建立固体废弃物回收体系，规范固体废弃物回收市场，为园区的静脉产业类项目提供投资补助，减负税付，提供研发经费。最后，加大对循环经济的宣传力度，通过增建循环经济科普教育基地，建设绿色学校，开展生态文化活动等来达到生态工业“全民参与”的目的。
4．利用信息网络，生态整合辽宁区域资源，形成辽宁区域品牌，增强产品竞争力。
对集体经济的态度篇6
一、集体林权承包经营的意义
(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集体林权承包经营能够有效解决生态问题，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发展。集体林权承包经营能够有效焕发我国林业的生机与活力，改变传统的林业生产关系，变革集体林权，打破单一僵化的林业体制，改变生产发展水平低下的状况，进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集体林权承包经营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二)调动农民积极性。集体林权承包经营能够充分体现林业经营的主体，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同时，集体林权承包经营不仅能够激发农民的积极性，而且能够实现资源保护，增加农林面积，提高山林价值，促进林业发展。另外，集体林权承包经营也带动了木材的升值，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农民进行林业生产的积极性。
(三)促进林业发展。集体林承包经营能够加强农民对山林的重视，农民能够积极管好自家的农业，并积极保护农林的生态环境，禁止破坏山林。由此可见，集体林承包经营能够使农民自觉爱护山林，提高山林的质量，促进林业的发展，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二、集体林权承包经营存在的问题
(一)生态问题。虽然我国实施了集体林权承包经营的，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但是，集体林权承包经营的过程中仍存在着很多生态问题。一是集体林的管理建设难度较大。集体林的面积较大，而且管理任务较重，而农民对我国集体林权承包经营制度不够了解，缺乏对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视，导致集体林经济开发过程中缺乏生态维护，因而造成一系列生态问题;二是很多地方的集体林虽然采取了生态补偿制度，但是补偿过低，严重影响了生态环境的保护，导致集体林生态问题严重。
(二)政策不完善。一是我国集体林权承包经营缺乏社会化服务，导致集体林承包经营缺乏服务组织，承包经营环节无法统一，严重影响林业生产。同时，集体林承包经营服务缺乏针对性，缺乏对林业复杂问题的讲解，农民只懂得对山林进行基本的维护，无法满足林业不同层次的发展需求。另外，我国集体林权承包经营过程中林业合作组织太少，农民之间缺乏合作导致林业发展效率不高;二是我国集体林权承包经营的法律政策也不够完善，集体林权承包经营缺乏完善的法律保障，导致集体林承包经营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违法违规的现象。
(三)承包经营不公平。集体林权承包经营的目的是将山林承包给农民，进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但是，在承包的过程中，很多地区都出现了集体林权归大户的问题，承包经营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例如，一些地方的富豪在集体林承包经营的过程中存在着不规范交易，采取一包了之的方式，牺牲集体利益以获得自身的经济利益，严重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另外，部分地方的集体林承包经营的过程中还出现了村干部暗箱操作，导致村干部与农民矛盾激化，出现较多的经济纠纷。
三、产生集体林权承包经营问题的原因
(一)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我国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是集体林权承包经营过程中存在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在林业发展的过程中，很少有农民会重视山林的生态问题。因此，生态补偿机制不能够真正落实。同时，政府也缺乏对农村地区林业经济发展中生态补偿机制的监督，导致农村地区林业发展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严重影响了集体林权承包经营，林业发展生态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二)制度不够健全。集体林权承包经营制度不够健全是当前集体林承包经营问题的主要原因。而当前的集体林权承包经营制度远远落后于林业发展的需求，集体林承包经营出现很多不平衡的现象。但是，由于对原有林业发展制度的依赖，人们习惯于传统的林业发展制度，对集体林承包经营缺乏了解，甚至存在着误解现象，加之集体林承包的过程中存在着村干部“一手遮天”的现象，部分农民对集体林承包经营存在着抵抗心理，导致集体林承包经营不够完善，严重影响农村林业发展。
(三)资金投入不足。虽然，我国为促进林业的发展制定了林业发展的政策并为林业发展提供了相关的资金。但是，我国林业发展的资金投入仍然不够充足，严重影响了林业的发展。这是因为，林业发展的投资主要依靠国家，而林业的发展收益是长期性的，在短期内无法取得经济收益，而在林业发展的初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是，国家的资金支付能力有限，无法满足林业发展的资金需求，而社会资金也没有流入我国林业发展的过程中，因此林业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资金形势。
四、解决集体林承包经营问题的对策
(一)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一是提高生态保护意识。我国应积极提高农民的生态保护意识，注重林业的生态功能，积极保护农林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保护农林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加快发展林业经济。为此，我国应加强宣传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加强农民对山林生态的重视，增强农民的生态保护意识;二是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我国应积极完善生态补偿制度，认真落实生态补偿制度，并加强对集体林承包经营过程中生态补偿制度的监督，保证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三是建立限伐政策。为保护集体林的生态环境，我国应积极建立限伐政策，严格控制伐木的数量，保持山林地区平衡的生态环境。
(二)建立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一是完善基础设施。我国应积极完善集体林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并合理规划林业发展的财政预算，加强林业发展成本控制。同时，我国应加强重视森林病虫害的防治，采用信息化的手段，建立病虫害防治网络，提高病虫害防治成效。另外，我国应严厉打击滥砍滥伐的行为，积极保护森林资源，促进林业经济的发展;二是我国应积极建立激励制度，制定相关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鼓励农民积极发展林业经济;三是提高服务水平。我国应不断扩大林业服务范围，创新服务理念和服务方式，提高林业服务水平，为集体林权承包经营提供完善的服务;四是促进合作发展。我国应积极鼓励集体林承包经营者合作发展，建立合作机制，扩大合作领域，进而提高农民的收益，促进林业经济发展。
(三)完善政策法规。一是建立森林保险制度。我国应积极建立森林保险制度，适应林业发展的需求，积极防范森林风险看，为森林资源的保护提供保障。同时，我国应积极制定森林保险政策，加强对森林保险的扶持，促进森林保险的发展。另外，我国应完善森林保险组织体系，将森林保险与商业保险分开，加强对森林保险的重视;二是我国应积极改革税收政策，为林业的发展提供税收优惠，调整林业税费，调节林业发展的不平衡现象;三是我国应积极完善林业法律法规，对现有的林业法律法规中关于林业发展的标准和林业发展的评估方法进行调整，为林业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作者:石慧 单位:呼和浩特市林业局
参考文献:
［1］何得桂，贺东航．社会排斥视角下的非正常集体林权集中现象———闽中溪乡实证研究［J］．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1
［2］张红霄．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背景及动因分析———基于福建省村级案例研究［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
［3］毛善华．浅谈林权抵押贷款发展现状及法律制度的完善———关于丽水农村金融改革试点的思考［J］．浙江金融，2014，3
对集体经济的态度篇7
关键词：耦合作用；时空结构；ERE复合系统；武汉城市圈
中图分类号 F291.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5-0145-08
经济-资源-环境（EconomyResourceEnvironment System， 简称ERE）发展是当今世界人地关系的焦点问题，其耦合程度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相应耦合协调机理研究受到学术界（地理学、生态学、系统科学、经济学等）和决策界的广泛关注[1]。
国外学者对于ERE系统耦合研究起源于19世纪末，从英国学者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构想[2]，到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领域不断深化、成果不断涌现，形成理论与实证、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范式：①研究方法上，大量计量模型涌现，如基于生态经济学角度的通用平衡模型、环境经济决策与多目标规划模型、区域计划多方案模拟模型[3-5]，基于资源经济学角度的环境-资源-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SEEEA）[6-7]。②研究内容上，从全球-区域的宏观领域到城市内部的微观领域，集中于不同区域类型、经济发展水平的生态环境效应辨识，以城市-区域尺度研究为主。从经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角度，美国环境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提出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设[8]。从经济-资源相互作用角度，美国生态学家 Brown M.T.和意大利生态学家 Ulgiati S.提出了能值可持续指标（ESI）[9]。从经济-资源-环境相互作用角度，Slesser M.系统研究了区域资源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关系[10]。
国内学者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ERE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区域PRED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集中在协调发展的理论阐述和定量实证两方面。理论研究上，方创琳等揭示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动态耦合关系，运用耗散结构与生态需要理论，建立二者耦合协调的基本定律[11]。马世俊构建了城市-生态系统论，揭示社会、经济、自然三个亚系统的相互作用机制[12]。实证研究上，主要包括国家或省区等大尺度[13]，集中于资源环境脆弱的西部地区[14]和社会经济发展迅猛的东部沿海地区[15]，以及单个城市等小尺度[16]，主要关注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升级与续接，对于城镇群体中尺度空间的研究力度相对薄弱[17-18]。
当前，国内外研究空间尺度多集中于“广域”（国家或省区）和“城域”（城市内部）范围，对于都市圈（群）的实证研究有待加强，研究对象多探讨社会经济与资源、社会经济与环境相互耦合作用关系，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三系统耦合作用研究不多见。基于此，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建立ERE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耦合-协调相互作用模型，定量分析都市圈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相互耦合作用的时空结构，以期为中国“两型”都市圈空间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
1 研究方法
1.1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2.1.1 耦合度发展曲线表现为S型，呈动态螺旋上升态势
整个耦合度时序曲线先上升，再下降，后上升，总体划分为缓慢上升（1978-1989年）、缓慢下降（1990-1999年）、快速上升（2000-2012年）三个阶段（图1）。耦合度整体呈上升趋势，由拮抗型逐渐发展到磨合型阶段，社会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日益重视资源节约、生态修复、环保投入等，资源环境系统不断优化，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不断由无序向有序演化，系统在渐变中不断跃迁至良性发展态。
2.1.2 缓慢上升阶段（1978-1989年）
武汉城市圈ERE系统耦合度的时序变化呈缓慢上升状态，其变化幅度由0.35持续上升至0.54，耦合特征从拮抗型发展到磨合型。期间，经济体制不断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社会经济发展逐步开放搞活，进而为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提供支持，整个圈域ERE系统耦合发展表现出社会经济引导性特征，即系统的耦合优化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2.1.3 缓慢下降阶段（1990-1999年）
武汉城市圈ERE系统耦合度的时序变化呈缓慢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0.53，逐渐下降到1999年的0.37，整个圈域ERE系统从磨合型下滑到拮抗型。十年里，社会经济整体上呈高速发展，甚至呈现“泡沫状”，不断突破资源环境的承载力，资源浪费、生态衰退和环境污染日益突出，促使这一时期的ERE系统耦合度的时序变化呈缓慢下降趋势。
2.2 ERE系统协调度的时序变化
2.2.1 协调度整体呈剧烈波动变化态势
1978-2012年30多年里，ERE系统协调状态不断优化，整体上呈上升趋势，社会经济-资源-环境逐渐呈良性发展趋势，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快速上升阶段（1978-1983年）、停滞不前阶段（1984-1995年）、剧烈振荡阶段（1996-2003年）、波动上升阶段（2003-2012年）（图1）。
2.2.2 快速上升阶段（1978-1983年）
六年内整个ERE系统协调状态除1982年外，整体呈快速上升态势，协调度由最初0.54迅猛增长到期末的0.89，由勉强协调迅速上升到良好协调态，表明了改革开放对ERE系统协调态的优化驱动作用。这一时期整个城市圈ERE系统仍处于和谐上升态势，但存在像1982年剧烈冲突引致的协调态“突变”现象。
2.2.3 停滞不前阶段（1984-1995年）
武汉城市圈ERE系统协调度的时序变化大体呈缓慢下降态势，协调度由1982年的0.89缓慢下降到1995年的0.78。但这种缓慢渐变下降累积的结果便是整个圈域协调态发生质变，由起初的良好协调态跌至中级协调态。一定程度反映出，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资源环境承载力不断下降，资源约束和环境掣肘日益突现，整个圈域ERE系统不断呈退化态势。
2.2.4 剧烈震荡阶段（1996-2003年）
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武汉城市圈ERE系统协调度时序变化出现剧烈振荡，系统协调态在优质-良好-中级-初级-勉强-濒临协调态间等级跳跃，整个圈域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相互作用强烈，协调关系变化剧烈，系统极不稳定和平衡，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作用在波动中急剧下降，1999年跌入波谷（0.42），尽管政策调控力度不断加大，使得若干年份圈域ERE系统协调至优质协调态（1998年的0.91），但仍然无法有效阻止整个圈域ERE系统不断退化。
2.2.5 快速上升阶段（2003-2012年）
2002年末，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武汉城市圈”发展战略，城市圈域城际分工和合作日益紧密，社会经济发展日益科学和可持续；2007年末，武汉城市圈获批“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发展步伐不断加快，自主创新和体制改革日益深入，资源利用水平不断提高，环境保护力度持续加大，生态文明意识日渐增强，整个圈域ERE系统协调发展度逐渐走向良好、优质协调状态。
3 ERE系统耦合作用的空间分异规律
3.1 ERE系统耦合度的空间分异
3.1.1 空间差异不明显，整体耦合水平不高
2012年，县域（其中地级市鄂州市和县直管市仙桃、天门和潜江视作县域看待）ERE耦合度空间差异较小，圈域ERE系统耦合作用强度保持低水平态势。县域绝大部分耦合度数值集中在0.37-0.50之间，极差不足0.2，空间分异系数仅0.122，耦合度区域分布呈类正态分布（耦合度较大和较小的空间单元比例很小），整体耦合作用水平不高，耦合等级集中在磨合型和拮抗型发展阶段，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相互作用强度不大。
3.1.2 等级规模呈“串形”，形成相对连片的空间板块
耦合度等级较集中，全部为磨合型（10个）和拮抗型（32个）两种，其他耦合等级缺失，呈现“串形”结构，表明武汉城市圈总体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以外延型增长为主，产业结构和布局多雷同重复，在资源耗用、环境影响、经济增长方面具有很大相似性；两大类型空间分布相对集中，以拮抗型为主。其中，拮抗型县域广泛分布连片，形成拮抗型基底空间，而磨合型县域分布较零散，呈跳跃式展布于孝感、黄冈、黄石和武汉四市局部地区（图2）。
（3）拮抗型优质协调型：咸安区、江夏区、蔡甸区、武穴市、东西湖区、赤壁市等6个县域。六个县域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发展水平普遍偏低，三者协调程度处于优质
状态。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资源环境赋存丰富，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耦合作用不够强烈，处于良好协调水平，但这种协调共振状态建立在较低的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系统发展水平基础上（表2）；
（4）拮抗型良好协调型：浠水县、大悟县、嘉鱼县、黄梅县、新洲区、通城县、汉南区、红安县、蕲春县、安陆县、罗田县、江岸区、崇阳县等13个县域。以上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资源环境赋存丰富，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耦合作用不够强烈，处于良好协调水平，但这种协调共振状态建立在较低的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系统发展水平基础上（表2）；
（5）拮抗型中级协调型：通山县、口区、江汉区、武昌区。四个县域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三个系统耦合度较低，协调度位于中等水平，表现为拮抗型中级协调（表2）；
（6）拮抗型初级协调型：阳新县、汉阳区、黄陂县、洪山区和麻城市。五个县域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三个系统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于圈域其它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处于弱关联作用和初级协调态（表2）；
（7）拮抗型勉强协调型：汉川区、鄂州市、潜江市、天门市和仙桃市，这五个区域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发展水平较低，其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资源发展处于较低发展状态，环境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整个ERE复合系统整体不够协调（表2）。
4 结 论
对集体经济的态度篇8
[关键词]企业集群； 负外部性； 循环经济； 规避；
一、引言
企业集群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源于各种因素的集中和彼此相互作用带来的经济收益、成本节约动机下的企业（或产业）集中。在集群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各种正面的和负面的效应，称之为集群的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集群发展的源动力。负外部性实在中小企业空间集聚过程中逐渐积累的，如不有效的进行控制和规避，会使企业集群无法维持可持续发展，甚至造成整个集群衰退。负外部性一般具有隐性特征。但在其中，环境负外部性是最具显性特征的一种负外部性，也是最容易显现的一种负外部性。我国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到当期我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约束强化，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发展的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要求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节约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发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运用循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是有效规避企业集群环境负外部性的方法。
二、关于循环经济与企业集群研究评述
循环经济，它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的过程中，建立起一种新形态的经济，循环经济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经济，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按照清洁生产的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
环境负外部性理论是在英国经济学家庇古为解决环境负外部性而提出的环境污染税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庇古早在1932年的《幅利经济学》中提出“外部成本内在化”的经济外部理论。他认为：工厂的私人生产成本并不包括生产时污染造成的外部成本，私人成本和外部成本之和则构成了社会成本。从社会的角度看，要实现社会净收益最大化，最优产出量必须在私人边际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的点上。而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会按照边际收益和不包含边际社会成本的边际私人生产成本的交点来决定产量。这样的产量必然大于考虑了社会成本时的产量，这样就导致了社会效率的损失，并产生了环境负外部效应。
对于从循环经济角度研究企业集群的文献在国内目前还不多见，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以下一些。慈福义从循环经济的视角对企业集群的边界、形成机制、公司空间扩张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公司“废物”循环利用是公司空间扩张的因素之一的观点。景思江，尹研究了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对企业集群发展的影响，提出以生态工业园区为载体，推动集群的产业转型，实现企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郝世绵的研究涉及到了从循环经济角度，如何解决企业集群环境负外部性的问题，并从政府、企业和社会三个方面探求了消除减少环境负外部性的措施，但只是简单提及，没有深入研究。何立胜，杨志强从政府规制侧面探讨了规避集群环境负外部性的途径。严北战则提出从政府治理、行业整合和市场治理三方面研究了规避服外部性的对策。
上述的这些研究多数是环境经济政策层面的研究，其焦点集中于政府规制方面。这些研究整体性强，从较宏观的视角探讨了集群外部性的规避措施。但针对集群负外部性的某一方面的具体规避对策研究的较少，本文从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入手，探寻集群环境外部性的规避对策。
三、企业环境负外部性的成因及影响
企业集群环境负外部性是指集群内某一经济行为人的活动对其他经济行为人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环境方面的不利影响，但未通过市场交易或价格体系反映出来的负效应。
1.成因
在企业集群内部，企业作为经济人，在利己注意的驱使下回追逐最大化的个人利益，它不会考虑品德上的高尚而放弃物质利益的追求。而在这一过程中，这种利己行为会对其群内部其他经济人造成损失，如在集群内部不惜牺牲环境而追求个人的短期利益，排放大量污染物，造成集群环境恶化。这一后果是由整个集群内的所有企业共同承担的。多数企业共同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过程中，必然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产生集群的环境负外部性问题。
我国的企业集群通常以大量的私营企业聚集而成，其内部产业多以传统的加工制造业为主。大多数民营企业生产设备陈旧落后，生产方式处于较低水平缺乏自身产业的核心技术，且较多的采取粗放型的经营模式，资源消耗率高。加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识薄弱，不可避免的回存在着高资源消耗、环境污染问题。
此外，企业集聚中多数中小企业资金不足，生产技术低下，多采取粗放型的经营模式，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急功近利，在原始积累的初期只知道追求短期目标，不重视生态环境的建设，必然会产生高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环境负外部性也就产生了。
2.影响
企业集群环境外部性问题在现实生活中集中体现在环境污染、环境破坏、过度浪费资源等方面，这将对企业集群产生诸多的负面影响。
（1）引发集群整体形象危机
集群形象指人们通过企业集群的各种标志（包括产品特点、行销策略等）建立起来的对这一集群的总体印象。它是集群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主要的品牌价值。一个集群一旦受到环境负外部性的影响，污染加剧，环境恶化，不可避免的的会影响到集群的整体形象，使得人们对该集群的印象的好评度降低。这将严重削弱集群的软实力，从而引发集群的形象危机。
（2）导致集群对外吸引力降低
一个企业集群之所以能够形成，企业间的相互吸引的向心力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环境负外部性的产生，不仅减弱集群的对外吸引力，而且还会产生排斥力。这将降低集群吸引外资和企业入驻的实力，并且使得原集群内的投资者、厂商及工作员工在生活环境适宜性的主观感觉变差，将会引发类似于逆城市化的现象。在企业集群中体现为企业外迁和资本外流。这种非自然的外迁，尤其是集群内核心企业的外迁，很可能带动当地整个产业的转移，最终造成集群空洞。
（3）削弱集群可持续竞争能力，导致集群衰退
外部性是企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竞争力的内在源泉。企业集群的外部性对其可持续竞争力既有正面效应，也具有负面效应。对于企业集群的环境负外部性则普遍表现为资源过度使用，环境污染较为严重，这是诱发集群走向衰退的因素之一。这将影响到集群的可持续发展，导致其衰退。
四、基于循环经济的集群环境负外部性的规避对策
所谓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就是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融为一体的经济。它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遵循“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原则，摒弃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线型发展模式，强调清洁生产，是一个“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
环境保护是循环经济学理论产生的最直接原因。国外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初衷也是固体废弃物的快速增长对新型管理战略的需求加强。所以说，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环境污染的有效手段，是规避集群环境负外部性的有效措施。
1.减少集群对原材料的使用和消耗，对资源进行深度利用
传统经济是“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单向直线过程，创造的财富越多，消耗的资源和产生的废弃物就越多，对环境资源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循环经济则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从而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相互和谐，促进资源永续利用。 因此，循环经济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经济模式的根本变革。减少对原材料的使用和消耗主要体现在生产过程中资源消耗和废弃物产生环节。在资源消耗环节，要大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2.加强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建立新的产业价值链
产业集聚把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价值链。循环经济的生产方式进一步拉长了产业链条,深化了资源价值的开发。产业集群中企业在过程生产和末端消费中产生的废弃物,不仅可以利用集群的规模效应,形成相关的再生资源产业,而且原本废弃的产品由于进行回收处理、加工,价值链得到延伸,同样的资源通过实现资源的“再循环”,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如:对于一些汽车配件、机床配件等耐用性强的非磨损型元件,完全可以作为资源回收;许多产业和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都可以转化为热能为企业再利用。
3.以生态工业园为载体，促进从企业集群可持续发展
按照Ernest Lowe的定义，生态工业园是一个由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组成的群落，它通过在管理包括能源、水和材料这些基本要素在内的环境与资源方面的合作来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双重优化和协调发展。简言之，生态工业园区的目标就是要改善参与公司的经济表现，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其环境影响。当前,我国在生态工业园的建设方面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数量非常少,涉及面很窄。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应该在重点行业和产业园区试点,逐步全面铺开。运用这种新思路来改造发达地区原来的特色工业园区和高新技术园区,引导新的产业集聚,实现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欠发达地区具备资源优势,但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靠大量消耗资源来发展的老路。在资源依赖型产业推行循环经济,既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又能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因而具有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
生态工业园是运用生态学的原理,寻求企业间的关联度,进行产业链接,建立起相关产业企业之间的生态平衡关系,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工业园是发展基于循环经济的产业集群的重要载体,它是实现循环经济发展有效形式,是促进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从目前产业集群发展的现状来看,产业集群的形成主要依托各种形式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培育和构建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产业集群,必须根据原有的各种形式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产集群的特点进行生态化重构,通过加强信息网络和基础设的建设,构建起企业之间资源高效利用的公共平台,形成废物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产业链和网络,推行清洁化生产,实现园区的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慈福义.基于循环经济的产业集群和企业发展若干问题探讨[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2]景思江,尹.循环经济发展与产业集群转型[J].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08(12)
[3]郝世绵.产业集群的负外部性及其治理[J].华东经济管理,2007(11)
[4]何立胜,杨志强.内部性・外部性・政府规制[J].经济评论,2006(1)
[5]严北战.基于外部性的中小企业集群可持续竞争力内在机制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2)
[6]金蓓.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发展[J].中国工业经济,2005(4)
对集体经济的态度篇9
【关键词】经济外交系统分析系统评价目标排序
经济外交是指一个国家通过大力发展本国经济与对外经济贸易关系，运用经济、贸易手段来实现其对外战略的外交活动。经济外交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表示经济是某一国家外交特别强调的侧重面，另一种则表示经济是某一国家外交所使用的特殊手段。其实质性内容包括:由一国政府或代表本国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以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同时，经济外交决不仅仅局限于外交活动，还包括指导经济外交活动的政策，如一个国家通过外交活动促进进出口的政策也属于经济外交。在当今国际交往中，经济利益成为国家利益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经济上的联系和交往，已经越来越成为各国之间最主要的交往和联系，经济外交愈来愈受到各国的重视。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使各国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区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协调与发展，而经济外交正是各国追求上述目标的重要手段。
经济外交是经济与外交的辩证统一，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已从“以经济促外交”进入“以外交促经济”的时代。目前中国政府和中国外交部门、地方的经贸部门、大型集团型企业、民间部门都在全力促进对外经济合作，大力加强经济外交工作。经济外交的主体不同，其活动的目标也就不同。经济外交不但要突出重点，还要兼顾其他，这就需要对其目标进行排序。
一、系统目标的设定
利用专家决策系统，采用系统因素分析法，对所研究问题构成系统的目标进行设定。为防止偏差过大，覆盖不全面，可首先取定一个在系统中上下层关系较多的，或与其他元素联系较多的元素Si，找出相应的关系集合:A(Si)没有回路的上位集，指Si与A(Si)中的要素有关，而A(Si)中的要素与Si无关;B(Si)有回路的上位集，指Si与B(Si)中的要素相互有关系;C(Si)无关集，指Si与C(Si)中的要素完全无关;D(Si)下位集，指D(Si)中的要素与Si无关，反之不成立。
由于目标集合的取定必须涉及决策人的效用函数，不便进行具体的分析，但现实中对外经济工作紧紧围绕下述宏观目标展开。
一是推进周边外交，切实做好中国与周边地区及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外交。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其国际利益主要集中于周边地区。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超过50%集中于周边地区，应加大周边外交的力度。
二是参与多边外交，大力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为国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三是更好地发挥对外援助的政治效应和经济效应，重点是择优援建与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标志性项目，提供紧急救灾援助，派遣医疗队，扩大人才培训规模。
四是加强“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结合，根据我国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和优势，与不同国家进行了科技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工农业生产等形式多样的多、双边合作，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为我国和平发展赢得充足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供给，赢得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
五是处理好同东盟的关系，这将有利于减少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避免与美国的直接对抗，并有利于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在东北亚加强合作，共同开发，可以实现中、俄、日、朝等各方利益的均衡，并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
六是要巩固和发展同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建立和启动救济机制，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贸易纠纷，积极组织应对国外的反倾销案件，切实保护好我国企业的利益。
由于我国的经济外交范围比较广泛，包括金融外交、能源外交、发展援助外交、对外投资合作、区域合作、服务贸易等多个方面，经济外交的主体不同，其活动的目标也就不同。当经济外交的主体是具体的实体集团或部门时，其活动的目标就应更为细化和实际，如在如何利用境外资源、引进外国技术与资金、提升出口产品的档次、开展服务贸易、扩大工程承包、扩大进出口贸易规模等目标集中进行排序和选择。但所有目标的大前提是为国家利益服务，并且如何通过这种“经济外交”使中国真正成为国际社会的“参与建设者”和“负责任的大国”。
国家的经济外交的基本国策可以几十年不改变，指导经济外交活动的大宏观政策可以不变，但具体实施经济外交活动的目标的设定应该是不断调整、不断完善的过程，即目标的设定是动态过程。并且应该保证目标设定的动态一致性，即目标不仅在行动的初期选择期是最优的，在行动的执行过程中也是最优的。正是因为如此，经济外交活动目标的设定和排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二、影响目标的因素分析
对每一个目标，应对影响目标的因素进行分析。在当今经济社会，面对信息爆炸的局面，用传统的层次分析法、模糊评价等方法进行系统分析已不可能，可尝试直接从数据中学习并生成贝叶斯网络的方法进行系统分析，这里的系统可以是经济研究的大系统，也可以是处理模型的小系统。即需对上面提到的每一个目标的A(Si)、B(Si)、C(Si)、D(Si)集合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经济系统是个动态随机系统，应采用动态贝叶斯网络进行分析。动态贝叶斯网络是复杂随机过程的图形表示形式，是动态系统建模和状态估计的方便工具，也是进行预测、原因推理等的重要工具。它是为了解决动态的不确定性问题而将贝叶斯网络扩展成带有时间参数的网络而形成的，可用于解决动态的不确定性问题。具有非线性、可解释性、可扩充性强等优点，可通过进行因子分解来提高在统计和计算上的效率以及精确和易理解的概率语义等。和传统的贝叶斯网络一样，动态贝叶斯网络的联合概率分布由变量的条件独立性假设来确定。
从数据中学习动态贝叶斯网实际是寻找和训练序列集匹配度最高的动态贝叶斯网。一个动态贝叶斯网可以展开成一个长的贝叶斯网，扩展贝叶斯网的学习算法处理动态贝叶斯网学习的做法是从训练序列中学习到两个贝叶斯网结构:初始网B1和转换网B2。给定先验和转移网络，可表示出一个任意长度的动态贝叶斯网络。通过引入一个评分函数，评价初始网B1和转换网B2定义的动态贝叶斯网反映训练序列的准确度，然后由搜索算法寻找最好的动态贝叶斯网，即寻找最好的初始网B1和转换网B2的组合。
另外，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必须涉及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评价指标体系必须具备完善的评价功能、监测功能、预测功能。问题不同，背景环境不同，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也应不同。要根据国别情况有的放矢。一方面，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而许多国际上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不一定适用;另一方面，不同的国家及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社会人文条件、自然资源禀赋及环境状况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有必要针对不同区域的不同特点，建立不同的经济发展指标体系，从而更好地为经济外交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服务。
三、隶属函数的确定
人脑作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主体，对于自然现象的反映往往都是模糊的。这种模糊有来自于客体自身的模糊性，也有认识角度的模糊性，关于隶属函数确定的研究不但需在模糊信息的处理上做工作，也需要涉及主体对隶属度确定的影响方面的研究。目前大多数系统隶属函数的确定确定方法还停留在经验和实验的基础上。几种常用的方法有模糊统计法、例证法、指派方法、二元对比排序法等，但各种方法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最简单的方法是借助于指派方法的思想来确定隶属度函数。将目标落实到数量分析时，目标按不同的类型可分为效益型目标、成本型目标、固定型目标、偏离型目标、区间型目标。效益型目标是指目标值越大越好的目标，成本型目标是指目标值越小越好的目标，固定型目标是指目标值越接近某个固定值?琢越好的目标，偏离型目标是目标值越偏离某个固定值?茁越好的目标，区间型目标是指目标值越接近某个固定区间(a，b)越好的目标，如果只按照线性隶属转化显然不合实际。可根据问题的性质套用现成的某些形式的模糊分布，然后根据测量数据并借助于其他的数学方法，比如最小二乘法、集值统计与随机集落影等方法确定分布中所含的参数。思想仍是采用初步确定粗略的隶属函数，然后再通过学习和实践检验逐步修改和完善，通过实际效果来检验和调整隶属函数。常用的模糊分布有矩型、梯形、k次抛物线型、Г型、正态、柯西、岭形等;每一种分布又分为戒上型、中间型、戒下型三种形式。
由于对于同一模糊概念，不同的人会建立不完全相同的隶属度函数。如何寻找与之最为接近的隶属函数，或者说更逼近地反映评价指标所表达的客观实际内含，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其所呈现的状态特征，值得重点探讨。
四、目标评价
在完成目标的设定、影响目标的因素分析、隶属函数的确定等工作完成后，目标评价及排序可采用量化的方法来进行。根据问题的不同，可选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主成分分析法、模糊评价法、灰色理论、层次分析法、最大可能—满意度法等系统评价的不同方法建立评价模型。
协调的总体相关程度，一般由模型所具有的耗散结构、耦合体系和概率分布的特征来加以确定;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综合水平，建立系统协调性评价的非线性多目标模型;将数据包络分析理论应用于区域资源、环境、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评价中，采用多个宏观经济指标进行关联分析，建立了基于目标规划的系统多目标综合集成评价模型等。
由于量化方法存在共同的缺陷:以单目标为优化前提，精度低、可解决问题的维数少(即所容纳的问题复杂度低)，动态性分析程度差等。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目标集合中各个目标要基于其重要性划分优先级;在动态模型中引入正负偏差量使方程具有一定弹性，以增加求可行解的机会;建模过程中可以先做必要的简化处理，忽略次要因素，但当被忽略的因素对决策有重要影响时，会危及研究结论的正确性，应做有效性分析;当模型的解出现多个最优时，预先对变量定界，或在得出最优解后对某些变量赋予上下界进行数量分析。
在我国，虽然政府和中国外交部门、地方的经贸部门等都在大力加强经济外交工作，但学术界相关于经济外交的体系理论研究尚属于发展阶段，尤其是关于经济外交活动的目标排序问题探讨更少。本文初步探讨在对经济外交活动的目标排序这个复杂系统进行系统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整体框架。进一步的研究应该是深入到具体的背景，如结合具体的地方经贸部门，对其涉及经济外交活动目标进行实时排序，进一步完善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1] 何中顺: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理论与实践[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
[2] 杨福昌:经济外交[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对集体经济的态度篇10
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两个层次，一是城市外部地域空间结构，把城市作为区域中的点，从城市体系的角度进行研究：二是城市内部地域空间结构，把城市作为一个面，从城市形态和功能分区的角度进行研究。本文立足于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原因，以及城市在城市体系和区域中承担职能的调整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研究，侧重于对空间结构演进的动力系统进行分析。
二、城市空间地域结构演变的动力系统
城市空间结构在自组织力作用下经历集聚―拥挤―分散―新的集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结构及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化，交通及通讯技术的发展，重大投资项目的推动，自然生态因素等具有最为显著的影响。另一方面。城市建设中一直存在有意识的人为干预，即政府加以规划调控及政策引导。通过法律、经济、技术、规划决策及实施等方面的作用，使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尽可能符合人类发展愿望和要求，这就是空间的被组织机制。城市空间结构的成型和演变正是通过城市空间内部组织过程和空间被组织过程相互交替逐步朝着理性的方向发展。这种组织与被组织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不仅受城市自身要素规模和组织结构的影响，而且受所处城市体系内部各城市之间相互作用机制和强度的影响，是经济、社会、公共政策和自然生态基础等内外力产生合力的大小和方向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城市按照复杂巨系统运动规律发展在一定时期内呈现出的结构图形。
(一)自组织机制申的经济动力
1 自组织力是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源动力
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中存在着自组织过程，其根本的原因就是空间中存在着类似于自然界的不同生态位势差。这种生态位势差在城市发展的早期可能是由于具体的地理环境、区位条件的差异而造成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各种社会经济要素在不同场所以不同的方式集聚、扩散，这种聚集和扩散产生磁场和场强，导致生态位势的改变。城市空间结构增长的自组织机制实质是对系统平衡与恒定的否定，并能在一个新的层次上达到相对稳定有序的结构，以实现空间的发展进化，即“涨落有序”过程。
2 经济发展是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最主要动力
经济发展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一是城市经济发展所必然带来的经济规模的扩张、人口的集中和生产要素的聚集。由此城市经历土地利用规模的扩大、城市空间的外向扩张以及土地利用集约化，极大地改变了城市景观。二是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将引起生产要素流向新的战略支撑产业和先到产业，这些产业的聚集区就成为新的要素聚集地，要素聚集地的位移，特别是人口的集中地和资金的投向区位的改变。将对城市要素空间整体布局造成影响，进而导致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同时，城市要素空间布局的优化还能相应地提高城市空间的利用效率。三是城市经济发展中呈现出的周期性特征。城市经济和国民经济增长周期相似。都是一个不稳定的波动性过程，其经济增长速度在不同时期会起伏变化。一般说来，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城市空间结构表现出“分散―集中―再分散―再集中的螺旋式循环上升”和“高速―低速―再高速―再低速的外向型用地扩展”的运动特点。
3 技术进步是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基础条件
城市空间结构的发展演变是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进行的。技术创新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不仅影响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垂直扩展和水平扩展，改造了城市景观：而且使得城市体系中各城市之间的作用通道更加通畅，作用强度逐渐增强。其中，建筑技术创新推动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垂直扩展，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推动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水平扩展。聚集效应较高的地区，土地的供给有限，只能依靠现代的建筑技术，拔高其立体空间，也就逐渐形成了目前CBD高楼林立的局面。交通通讯技术的扩展改变着城市扩展的方向，也改变着城市的空间形态。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网上办公、网上购物将成为现实，人们面对面的接触将大大减少，有利于人们向郊区迁移，城市空间形态更加分散化。
4 大型项目建设是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偶然性动力
大型工程的建设不仅占据大量的空间，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大型项目建设的完成，引起处于同一产业链条的企业和生产要素的集聚，从而产生众多的经济地域综合体，使得城市空间结构根据专业化部门与综合发展部门的关系，以专业化部门的企业布局为中心，结合区域的资源分布、人口分布、城镇分布等情况，合力布局综合发展部门而形成的圈层空间结构模式，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也相应地呈现出若干的人口和产业集聚核心区域。此外，大型项目建设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超过城市本身的承载力时，也会改变原有的城市空间结构或者城市的整体搬迁。
(二)行政因素所引致的催化效用
1 城市规划的引导和预测作用
第一，城市规划应体现城市的整体利益，是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做出合理安排的一种法规调控手段或措施，也是城市发展战略在空间上的展开。其本质是基于当地自然和人文资源、对一定时期内人类追求财富和生活质量改善的过程进行空间部署的过程，城市规划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扩展具有重要的导向功能。政府部门担负的公共职能，正是通过城市规划，对城市空间和土地的分配和使用进行引导、产业活动空间在不同区位的配置，引导着城市空间结构的发展方向。第二，城市规划也是一种科学的预测，是按照城市的性质、规模和条件，确定各个功能区的布局和城市各要素的布置，为城市建设的各个方面制定措施服务。从这种意义上讲，公共政策是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预测，城市规划不仅和国民经济总体发展规划相衔接，而且要体现政府部门发展和管理城市的意图，这就是城市规划在导向过程中出现了偶然性和非连贯性。不同阶段不同政府部门发展的思路不同，使得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会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背离诸多因子作用下的城市发展规律，空间结构的演变偏离人们的预测，人口集中和要素集聚没有完全依据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趋势进行。其次，发展思路的不同，通过调整大项目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经济结构、交通网络结构、社会空间结构、生活空间结构等产生影响，从而使得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出现不规则的断点和断面，呈现出明显的非连贯性特征。
2 城市新区功能定位的影响
经济是城市的命脉，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也是城市新区开发与建设的首要问题。城市新区是城市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也是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的体现者，其空间格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将来的产业布局，可以说，新区的产业一方面要实现城市整体的产业发展目标，另一方面要实现城市的空间发展目标，城市新区成为了二者的共同归结点。城市新区的产业功能定位要求城市
空间发展战略与之相呼应。产业的发展意味着产业布局的演变，它将导致土地利用方式的转换；由此影响城市的空间形态。
(三)社会因素长期稳定的侵蚀作用
1 居民居住综合体产生的聚集作用
在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过程中，居民居住综合体的出现极大地改变着城市景观，以往简单功能分区导致的树形城市结构，其根源在于对城市事实上应当存在的复杂结构难以处理和理解，从而不自觉地通过简单化加以逃避。亚历山大指出：半网络形结构城市比树形结构更合理之处在于更多地考虑了人作为社会人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因为人不同于机械，不可能总是按部就班，城市生活中无时无刻没有偶然性、随机性的存在。受现代城市功能分区规划思想的影响和我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所限，我国各大系统、单位对城市用地的条块分割、封闭管理所造成的城市空间的不连续、不流动，城市空间无法形成有机的整体。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较大的则是如今如火如荼的小区建设。小区建设过程中，注重于微观的调整，以消除严格功能分区带来的弊病，形成“大尺度分区、小尺度综合”的居民居住综合体，从而改变着城市空间微观结构。
2 经济社会空间分异产生的社会影响
此外，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运行对城市社会结构的影响日益加强，经济一社会系统“中间状态或阶层(相对)缩减削弱、而强弱富贫等性质对立的两极状态或阶层(相对)扩大增强”的结构演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城市地理学所关注的是经济一社会极化在不同空间层面的映射一“空间极化”主要体现为经济社会资源在空间不平衡分配、流动组合所带来的不同区域之间差异强烈化、差距扩大化，在资源辐合汇流中心往往伴有经济一社会系统极核的形成或强化，这种变革的社会结构正在重建城市的空间结构。一方面，制造业向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区位转移，尤其是城市边缘地带；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服务业在中心集中导致内城区城市更新速度加快。
(四)自然基础通过城市生态系统产生的传导动力
1 自然基础的制约性影响
城市空间结构所依托的城市地质构造条件的差异，导致城市在开发时要充分考虑地质条件对大规模建设的承载能力。结合主体功能区划，适宜规划为重点开发的可以进行大规模开发，适宜优化开发的则需要控制人口和产业集聚规模，不合适开发的则需要避免人口和产业的进一步集中。地质构造不仅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布局，而且一旦地质构造剧烈变化，还将导致城市的衰退或毁灭，从而引起城市空间结构的重构或变迁。同时，由于城市大规模开发和建设超过城市地质构造的承载能力，或者过度使用地下水导致地下漏斗的出现以及矿产资源开采引起的地表塌陷，都会诱导地质构造被动地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作用。
2 生态城市建设目标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