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十篇

后汉书篇1

古人云《汉书》可以下酒，确实，整个西汉王朝，英雄辈出，从陈胜吴广、西楚霸王，到齐王韩信、留侯张良，从文景之治到汉武大帝，从卫青霍去病到麒麟阁十一功臣，不禁想起乱世出英雄这句话，英雄开创时势，时势造就英雄，那是中国汉文化发展的奠基阶段，也是一个顶峰，读起来引人入胜。

从思想感情上来说，《汉书》比《史记》正统，没有《史记》那么活泼，但是，也正因为这一点，《汉书》被后世许多史学家认为比《史记》更好。如果说《史记》反映中国人在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韵下的开放的、生动的、极富现实功利性的、充满创造力的思想状况，那么《汉书》就反映了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人大气滂薄的、使命感极强的、恢宏的思想状况。

 纵观全书，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楚汉相争，而在这段风起云涌的历史中，又对留侯张良感触最深。

张良，字子房，秦末汉初杰出的谋士、大臣，与韩信、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后世敬其谋略出众，尊称其为“谋圣”。

有人说，刘邦的江山有一半是韩信打下来的，那么在战场的后方，为刘邦出谋划策，在计谋这一方面出了很大功劳的就是张良了，张良就像是刘邦的“大脑”一样，所以张良是毫不愧当“谋圣”这一称谓的。其实，张良的智慧不仅为刘邦建造了大汉朝，也为自己谋得了一个好的人生。张良可以说是汉初三杰中，唯一一个得到善终的人。

至于张良能有不同于韩信、萧何的结局，还在于其实他已经很清楚地掌握了刘邦的心态，算得上是一个心理专家。刘邦能听得进他人的意见，虚心接受，也能任用有才之人为他带兵打仗，但当他真正坐上汉朝皇帝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就不再能忍受下面有不安分的人。张良精通黄老之道，也不留恋权位，张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所以在刘邦要封他三万户的时候，他以“此天以臣授陛下”，选择了“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

读完《张良传》后，其实我觉得张良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一个有极高智慧和先见，且能冷静分析问题的人，这一点从他年轻时的经历就可以发现。

国恨家仇，这个理由的确足够张良去刺杀嬴政，但战乱纷争的年代，谁不会有那么些愤恨呢，但张良就是有那个胆量去计划并实施这个刺杀行动，更何况对方还是那个统一六国的皇帝，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张良不同于常人的杰出之处。他与嬴政的实力悬殊是必然会让他失败，这也不是不可以理解，但这也说明当时的张良还不够成熟，他太心急了，没能做到最好的部署和准备。

不过张良年轻时虽然有点心急，但是他还是能够忍得住，懂得及时收回，“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在下邳“亡匿”的日子虽然看起来有点窝囊，但却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时期。面对无礼老人的傲慢行动，张良虽然年轻气盛，有点“愕然，欲殴之”，但他良好的品德让他忍过了这一时的冲动，以礼回对老人，并能够一次次地达到老人的时间点。所以能学习到《太公兵法》，不是因为张良运气好，而是因为他的品性好。

后汉书篇2

涉猎：广泛阅读。

《后汉书》是一部由我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共195年的史事。

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南朝宋史学家、文学家。范晔出身士族家庭，元熙二年，刘裕代晋称帝，范晔应招出仕，任彭城王刘义康门下冠军将军、秘书丞；元嘉九年，因得罪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于任内著写《后汉书》。元嘉十七年，范晔投靠始兴王刘浚，历任后军长史、南下邳太守、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因参与刘义康谋反，事发被诛，时年四十八岁。

（来源：文章屋网 ）

后汉书篇3

24岁那年，王叁寿对自己许下了这样的誓言，尽管他当时“从来没想过”这一个亿怎么来。

金融街富凯大厦的小办公室里，坐在我们对面的王叁寿并不掩饰他对财富的渴望。恭喜他，现在他24岁时的梦想已经实现。对了，他今年应该30岁了。

王叁寿先生是中国IPO咨询行业的开创者，也是创业板开闸以来最大的获益者之一， 首批108家创业板候选企业中有42家选择汉鼎做IPO咨询；如果书写中国的IPO产业链，王先生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环。

招股书生意的诞生

接过王叁寿的名片，我的惊讶无以言表。

在这张名片上，汉鼎咨询办公室所在的北京金融街富凯大厦被称为“中国证监会大厦”，这是我第一次见人将这个称呼印进名片。富凯大厦A座是中国证监会的办公所在地，而汉鼎所在的B座为商务写字楼。

“我们尽可能跟官方机构在一起，名片上写证监会大楼，人家就会误以为跟证监会关系很熟。”汉鼎前高管朱伟(化名)的解释让我恍然大悟。

王叁寿将办公室搬到这里是在创业板开板那一年。那一年的9月，他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最耀眼的明星之一一10月23日创业板开闸那一天，大家突然发现首批108家创业板候选企业中有42家选择了一家名为汉鼎咨询的公司做IPO咨询。彼时，甚至很多投行从业者都不知IPO咨询为何物。

为这一天，王已经坚守了3年。2006年，汉鼎完成了其IPO咨询“第一单”――为教育培训公司新东方上市提供数据服务。这一单的收费标准只在5万元左右，王叁寿当时或许还没意识到这是一个金矿。在这之前，王一直从事咨询行业。

初期的市场开拓是极为艰难的。“2006、2007年，我们去拜访证券公司总裁，管投行的副总裁，他们说这个没市场，我们自己写写就完事了，不需要你。2009年、2010年我们去拜访证券公司总裁，他们非常愿意和我们交流，觉得我们公司在资本市场中是个奇迹，是硬生生地搞出来的一个第四类证券辅导机构。”王很自豪，他很乐意被看做IPO咨询行业的开创者，尽管他并不愿意过多阐述这家公司进入IPO市场的由来。

2007年，汉鼎接了一些类似GE这样大客户的单，一个单就是100多万元，王叁寿一度想将主营业务重新调整为传统的咨询业务。在接下来的2008年，也就是次贷危机的高潮中，王抓住了机会。那一年的9月16日，IPO再次暂停，当时有人觉得汉鼎要完蛋了。

但王叁寿看到的是机会。“金融危机，人才贬值，一个月薪2万元的审计经理当时7000元即可招到。我认为用低成本塑造汉鼎品牌的机会来了。”王叁寿说，“汉鼎这一年时间里吸纳了一百人，在新股恢复发行、创业板开闸之后，这些人全部被投入到了IPO咨询领域，迅速抢占了市场。”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这显然是一场豪赌，王叁寿相信，如果创业板再推迟两年，先死的也肯定不是汉鼎。或许，这是对中国资本市场最好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2009年7月，IPO重启。当年10月23日，创业板开板。这让汉鼎一夜成名，创业板第一批108家候选企业，汉鼎做了42家。

2010年，汉鼎完成140家公司细分市场底稿的写作。王叁寿透露，公司当年营收近亿元。而这样一家致力于提供上市咨询服务的公司也有意开启它的上市征途。

争议潜规则

汉鼎网站上，是这样介绍自己的：“用3年的时间建立了涵盖50个行业板块、3000多个细分市场的研究数据库，并且通过持续的更新跟踪行业动态。”

接受采访时，王叁寿补充说，汉鼎已经建成涵盖60多个大行业4000多个细分行业、4万家公司的数据库，“向证监会报送材料的公司，十之八九都在这一库中。这个数据库在三五年之内是不太可能被复制的。”

在IPO咨询生意中，拟上市公司是甲方，投行是乙方，IPO咨询公司是乙方的乙方。大部分IPO咨询公司都是从投行处获得业务。“很多小公司都是通过给投行的人20%返点来拿业务，我们从来不做这事。”王叁寿说。

据业内人士介绍，一个细分市场的报告通常是这样诞生的：设计一个推算方法，然后对行业协会、行业专家、上下游企业及同行等进行实地访谈。但实际操作中，其拜会的专家、上下游企业通常都由公司提供，专家很可能是创始人的导师、朋友、公司顾问等。完成这样一个项目时间约为1-2个月，收费30万-50万元不等。

“早期，汉鼎的行业研究是比较细致的，比如四川的某水泥项目，王叁寿要求项目人员做了很多实地调研。但项目的快速增加以及人员的流失，导致项目人手经常更换。在人员调度紧张的时刻，一个项目组中只有1个人真正做过项目，其他都没经验。2010年年底，汉鼎一度同期进行40个项目，人根本不够用，项目质量无法保证。”朱伟说。

颇让人诧异的是，汉鼎正是潜规则的揭露者。

2010年3月，一家名为“正方软件”的教育软件公司上会被否，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根据赛迪顾问的报告，正方软件在教学管理类软件领域市场占有率超过25%，而公司2009年度营收仅为5300万元。外界普遍认为赛迪涉嫌数据造假，证监会为此专门点名批评了赛迪。

这本是在圈子内流传的故事，后来被媒体曝光。“赛迪被曝光的背后，汉鼎充当了推手。汉鼎不应该落井下石!”另一家IPO咨询公司的创始人杨生说，在其看来，汉鼎早期曾外包过赛迪业务，这种做法就有点“儿子打老子”了。

转型上市路

面对招股书写作生意的窘境，王叁寿开始考虑转型。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做招股书的，那个只占40%。”王叁寿正忙于进军IPO一体化咨询业务，“我们打造的是以IPO产业链为核心的新型金融服务集团”。按照王的理解，IPO产业链可以分成四部分：第一段是上市筹备；第二段叫上市冲刺，做上市申报；第三段是上市过程，从材料报到证监会到企业获批成功挂牌发行；第四段是上市后。在现有的招股书写作外，汉鼎要打通整个IPO产业链，除了涉及保荐通道的项目外，其他都可以尝试。

在朱伟看来，促成这一转型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汉鼎的招股书写作业务可能会衰落，二是汉鼎为了上市。

关于上市的想法，可以追溯到诺亚财富的上市庆祝酒会。诺亚财富同样属于金融服务业，酒会归来，王叁寿萌生了上市的想法，并很快完善了公司的社保体系。但公司只靠招股书写作生意显然很难上市，以一年500家公司上市，平均每家收费40万元计，整个市场也就2亿元，何况这个业务受市场周期性影响太大。汉鼎要上市，就需要大项目。

在王叁寿的设计里，“IPO一体化咨询”业务收费将在400万元到700万元之间，服务内容涉及中介机构协调、IPO诊断、投融资等多方面。简单来说，就是从企业有上市想法到最后上市这一过程中，汉鼎扮演大管家角色。

这一概念，吸引了投资人的关注。深创投北京公司副总经理周军表示，目前市面上虽然有财务顾问、投资银行等相关角色，但相对独立，没有这样一家综合型的机构，这样的机构企业确实有需要。

汉鼎今年的营收目标是2.5亿元。但截至今年5月底，汉鼎只启动3个IPO一体化咨询项目，单个项目金额低于400万元。

另一家IPO咨询公司创始人杨生（化名）对汉鼎能否实现今年的营收目标表示怀疑，“王叁寿在这块业务上缺乏经验，需要依靠好的团队。此前经验表明，汉鼎人员流失一直是大问题。2010年夏天及今年6月，汉鼎发生两次严重的高管集体离职事件。”

钱志同样不看好王，在他看来，IPO咨询一体化需要有人才、团队的积累，而不是看过一两个案例，就可以自己做。钱志所在的公司也想进入这一领域，但他认为还要等几年。

实际上，自从确定上市之路后，王叁寿曾尝试通过股权激励稳住团队。他给出的框架是：2010年公司估值2.5亿元，管理层可以打4折认购，即公司作价1亿元，开放其中的10%也就是1000万股给高管们认购。朱伟估算了一下，需要自掏腰包300万才能认购3%的股份，他认为这个价钱不值。

让朱伟感觉不快的是，2.5亿元的估值是王叁寿说出来的，并没有一份经过审计的财务报告作佐证，公司真实的财务状况他并不知晓。朱伟希望用每股净资产的价格来认购，这遭到了王叁寿的拒绝。朱选择了离职。

但扩张的步伐不会因此停歇。“今年公司要新增200人，今年年底团队要达到380人。如果有200个月薪两万块钱的人做事，汉鼎不可能做不起来。”王叁寿说。但朱伟告诉我们说，汉鼎的100多个员工中，2010年年终奖超过2万元的只有5个人。

王坚信自己能够获得成功。他自认“轻松”实现了在30岁前积累1亿元财富的理想，并坚信将在未来打造一家基于“IPO产业链”的上市金融服务集团。

后汉书篇4

从“即自诣狱”，可见范滂的临危不惧；从“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可见范滂的忠义；从范滂别母中可见范滂对母亲的孝爱之心。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从小就磨砺出高洁的节操，被州里人饮佩，因品行孝顺、正直而被提拔。

（来源：文章屋网 ）

后汉书篇5

【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学；板书设计：有效性：案例分析

板书是课堂教学的重要手段。除了帮助学生理解记录外，还可以使课堂教学纲目清楚，更有条理性，也可突出重点引起学生的注意。对外汉语教学的板书，还可将听说技能训练与读写技能训练相联系，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认读汉字和学习汉字机会。如果一节课教师难得在黑板上写几个字，放弃了板书这一有效工具，对学生的学习是很不利的。工整、清楚、经过精心设计的板书能反映教师认真的教学态度和严谨的作风。反之，字迹潦草、随想随写、杂乱无章甚至出现错别字的板书，反映出教师缺乏认真的教学态度。板书的好坏不仅影响到教学的效果，也会给学生带来长期的、无形的影响。所以板书应当注意：书写一定要正确、规范；要很好地设计；要鲜明、醒目，适当运用彩色粉笔突出重点。

汉字是用来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汉字教学的任务是以汉字形、音、义的构成特点和规律为教学内容，帮助学习者获得认读和书写汉字的技能。汉字教学是汉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掌握好汉字就学不好汉语。汉字又被公认为汉语学习最大的难点，这是由于由笔画组成的方块汉字是语素文字，是与世界上大多数民族使用的拼音文字根本不同的文字系统。汉字的认知过程包括音与形、形与义以及音与义的结合，比拼音文字的认知过程要复杂得多。汉字形、音、义各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历史演变，导致汉字学习的困难。汉字教学问题如不能很好地解决，会成为汉语学习的瓶颈，甚至成为整个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瓶颈。对外汉字的教学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北京语言学院来华部在汉字教学问题上，经过试验，曾两次否定了“先语后文”的办法，把“语文并进”作为一项教学原则确定下来。

基于以上论述，板书和汉字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板书能提高汉语教学的效率。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应当从开始就让学生接触和学习汉字，不能用拼音代替汉字，这对学生以后的汉语学习是有很大的影响和导向作用的。所以，从初级阶段开始，汉语教师在课堂上就要用汉字来书写板书，而不要用拼音来书写板书。正因为汉字和板书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汉字板书是教师在备课的时候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为了能更有效的进行汉语教学，本教学案例主要从汉语初级阶段开始汉字板书的重要性来分析和探讨板书的有效性，希望能给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板书设计有所帮助。该案例中的课文选自《新实用汉语课本·泰语版》中第六课《我们去游泳好吗》的课文一。

一、案例描述

这是一堂示范课，授课者是云南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教育学院2010级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张勇，听课者是云南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教育学院2010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全班同学和老师，授课内容为《我们去游泳好吗》，时间是30分钟。

首先是师生互问“你好吗”。然后老师在黑板上写出“你好吗？”zuìjìn　zěnmeyáng？，再问学生“zěnmeyáng”是什么意思？（用泰语加以解释）。接着讲解生词：学生先读老师领读学生齐读问学生哪几个不懂，再进行讲解。接下来给学生听一段京剧，再给出例句：“还想听，京剧有意思。”、“不想听，京剧没意思。”；看电影“想看：有意思”、“不想看：没意思。”……而后是课文的讲解：叫学生起来读课文老师带读学生齐读。读的过程中老师不断地夸奖学生读得很好、太好了。然后讲解“怎么样”，老师问学生“今天天气怎么样？”，学生有的回答“热”，有的回答“冷”，老师把“热”和“冷”的拼音写在黑板上，并带读。然后给学生用例句把“怎么样”换成“好吗？”／“可以吗？”，告诉学生这三个意思差不多。讲完后问学生生词和课文中还有没有不懂的地方，再让学生自己读课文。读完后用画图的方式讲了“今天”、“明天”、“昨天”：昨天〇今天明天。最后是让学生分角色朗读课文，并用所学的词语造句和问答。老师在黑板上把这些句子用汉语拼音写出来，如：“Taí　guótiān　qí　zěnmeyáng？”、“Yóuyǒng　t　ái　hǎo1e。”等。课程结束了，老师用所学的句型“什么时候”巧妙地提问“我们什么时候下课？”，学生都回答“现在”。（注：板书没有课文标题，也没有汉字，只有汉语拼音。）

二、案例分析

1.优点

第一，良好的教态给学生以亲和力。教师的言语关系到能否成功地执行教学计划，同时也是学生获得可理解输入的主要来源，直接影响到其目的语的习得。这堂对初级学生的课，老师语速得当，能够让学习者听得清，容易接受并理解。

老师举止大方端庄，态度亲和。老师的态度、行为举止、衣着等的都是学生的榜样，对课堂教学效果有着一定的影响。积极的态度、大方端庄的举止行为、得当的衣着都会从身心上给学生一种安逸、舒适的感觉，在这样舒适的课堂上，他们大都会自然而然地积极学习。这堂课使学生充分感受到学习的乐趣，进而调动其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兴趣和效率。

第二，内容紧扣主题，讲解从易到难，并注意知识的复现。这堂课规范的运用了紧扣教材这一原则。在一开始，老师就向同学们提问有关“怎么样”的相关话题，把课文中要学习的“好吗？”和“怎么样”引入话题中，然后又在课文里反复练习这类句型，整教学过程紧扣教材，很自然地过渡到课文的学习，很好的链接了教学环节，同时以简单的、以前学过的“你好吗？”开始引出“可以吗？”、“怎么样？”，这样降低了学生学习的难度，提高学习兴趣。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老师要时常注意引导学生复习已经学过的知识，并尽量用到日常交际中来，注意知识的复现，循环反复，就能让学生有效地习得某个知识点了。在这次课中，老师很注意知识点的复现，前面讲过的难的、新的例句或语言点，在后面的讲解中老师会重复讲解或者提到。如：老师反复讲解“……怎么样？”／“……可以吗？”；老师在生词和课文中讲到了“什么时候”这个知识点，在下课时，老师也使用这个知识点来引出下课时间。

第三，板书能抓住重点。前面已经提到，鲜明、醒目、突出重点是板书时要注意的问题之一。板书能否突出重难点是该板书好坏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板书设计要突出简洁、醒目并有重难点等特性。在这堂课中，老师把重要的语言点、新出现的语言点和难的知识点都写在黑板上，使本课的重难点一目了然。

二、缺点

第一，违背了板书中汉字一定要正确、规范的原则。对外汉语教学中，板书能给学生提供更多认读和学习汉字的机会，工整、清楚的板书能反映教师认真的教学态度和严谨的作风。板书时，笔顺应该正确，字形要美观端正，能给学生示范的作用。

在这堂课中，没有汉字出现在黑板上，板书都是用拼音书写的，这就不能给学生认读和学习汉字的示范。汉字教学是汉语教学的重点和瓶颈，教师应该从开始就培养学生的汉字意识，这样的板书严重影响了汉字教学的效果。所以，老师在板书时一定要用汉字书写，初级阶段或者遇到很难的字时可以在汉字上面加注拼音。而且汉字书写的笔顺一定要正确的、规范，这样会有意或无意影响和带动学生正确地学习汉字。

第二，违背了板书要很好设计的原则。黑板的五分之三用于书写新课内容，两边的各五分之一，一边用于教学中临时性的板书，另一边专门用于记录学生的病错句（地方固定，不致产生误导）。当中部分在备课时应精心设计，要考虑前后环节的联系。很重要的一点是，板书时要先把课文标题写在黑板的中间。

这堂课中，老师没有写出课文的标题，也没有很好地计划黑板的使用，都是随性在中间简单地把重要的、难的句子写出来的。所以在备课时，应该精心设计板书，使板书看上去工整、清楚、简洁。

第三，忽视了汉字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重要作用。汉字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应当从开始就让学生接触和学习汉字，不能用拼音代替汉字，这对学生以后的汉语学习会有很大的影响和导向作用。“先语后文”的方法是受到我国小学识字法的启发，中国的小学生在学习汉字前就已经具备了正常的汉语听说能力，所以学习汉字比较容易，但这样的方法并不适用于外国学生。外国学生在学习汉语前对汉语听说读写都一无所知，所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从开始就要注意培养学生学习书写和认读方块字的意识，要让学生有汉字意识，而不能用拼音来代替汉字。在这堂课中，老师都是用拼音在黑板上写，这样会误导学生，让他们产生用拼音代替汉字等不好的思想和习惯。所以，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老师要用正确、规范的汉字板书，这样的板书才是正确和有效的。

三、教学建议

1.用方块汉字而不是用拼音板书

建议老师以后在板书时尽量用汉字，学生不会或者很难的汉字可以在汉字上面标出拼音，但千万不能用拼音代替汉字。否则就不能给学生汉字书写和认读的训练，忽视了汉字的重要作用，板书失去了其效用，也不能有效的进行汉语教学。

2.合理设计板书

板书是课堂教学的重要教学手段。除了帮助学生理解并记笔记外，还可以使课堂教学纲目清楚，更具有条理性，也可以突出重点引起学生的注意。对外汉语教学的板书能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认读汉字和学习汉字机会的作用。如果一节课教师难得在黑板上写几个字，放弃了板书这一教学手段，对学生的学习是非常不利的。板书的好坏不仅影响到这一节课的教学，也会给学生带来长期的、无形的影响。根据本文案例的描述，在这次课中，老师没有设计好板书，没有对黑板进行规划，而是随便想写到哪就写到哪。所以，建议老师在备课时要精心设计一下板书，使板书工整、清晰又简明。

后汉书篇6

关键词：史记;汉书;校勘

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05-0001-01

《史记》、《汉书》作为中国甚为有名的两部正史，其间更是在体例、年代、叙事等多方面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而《汉书》一直被认为是沿袭、参考了《史记》大量内容所作，其中或摘抄，或创新，然年代久远，世世相传，其中必有一些讹误和值得讨论的地方。现就《史记・张丞相列传》、《汉书・张周赵任申屠传》两相比对，加以讨论，提出自己粗浅的观点。其中原文皆引自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为1959年9月第一版第2版、1985年10月北京第9次印刷;《汉书》为1962年6月第1版、2002年11月北京第11次印刷。

一、为柱下御史

《汉书・张周赵任申屠传》 ：是时萧何为相国，而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御史・・・・・・领主郡国上计者。（册7页/2094/行2）

《史记・张丞相列传》 ：是时萧何为相国，而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史・・・・・・领主郡国上计者。（册8/页2676/行4～5）

按：两本所差仅在于“柱下史”“柱下御史”。《汉语大词典》释柱下史义项有三：（1）周 秦 官名，即 汉 以后的御史。因其常侍立殿柱之下，故名。《史记・张丞相列传》：“而 n 乃自 秦 r柱下史，明天下D籍。” 司马贞 索隐：“ 周 秦 皆有柱下史，^御史也。所掌及侍立a在殿柱之下。”（2）为御史的代称。 唐 李白 《赠宣城赵太守悦》诗：“公柱下史，脱Cw田@。”（3）指老子。参见“ 柱下 ”。（4）星名。《晋书・天文志上》：“O|一星，曰柱下史，主^，左右史，此之象也。”此处《汉书》言说“御史”，恐其受汉代官制称名影响而将同一事物的两种称呼混同，“而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御史”张苍自秦时，即应为秦时官名，至少秦时称“柱下史”，此其一;义项2中称“为御史之代称”，两者应为同义词，岂有同时出现于一句之道理？纵使同时并举，秦代是亦仅指“柱下史”这一官职，此其二。后文称“十四年，迁为御史大夫”，前边的“上柱御史”与“御史大夫”迥然不同，不应相混同，此其三。故而，应从《史记》较为合理，《汉书》所言虽有解释说明之意，亦有画蛇添足之嫌。

二、黥布反

《汉书・张周赵任申屠传》 ：黥布反，汉立皇子长为淮南王，而张苍相之。（册7/页2094/行2～3）

《史记・张丞相列传》 ：黥布反亡，汉立皇子长为淮南王，而张苍相之。（册8/页2676/行5～6）

按：《汉书》与《史记》仅差“亡”一字，《<史记>笺注》：“黥布反亡，事在高祖十一年（前196）七月。《史记索隐》云：十一年，高后诛淮阴侯，布因心恐。夏，汉诛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赐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猎，见醢，因大恐，阴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史记・黥布列传》后又言“上怒骂之，遂大战。布军败走，渡淮，数止战，不利，与百余人走江南。布故与番君婚，以故长沙哀王使人绐布，伪与亡，诱走越，故信而随之番阳。・・・・・・立皇子长为淮南王，封贲赫为期思侯，诸将率多以功封者。”可知黥布造反败亡之后，复立刘长为淮南王，若从《汉书》省去“亡”字似乎太过简略，未能言明事实，亦有可能造成黥布一反即立刘长的误解。

三、汉三年，楚围汉王荥阳急

《汉书・张周赵任申屠传》 ：汉 三年，楚围汉王荥阳急，汉王出去，而使苛守荥阳城。（册7/页2094/行13）

《史记・张丞相列传》 ：汉王四年，楚围汉王荥阳急，汉王出去，而使苛守荥阳城。（册8/页2676/行15）

按：《史记集解》：徐广曰：“四年三月也。”梁玉绳曰：“当作‘三年’。《史记笺证》认为：梁说是，下述诸事应在汉三年（前204）秋，《秦楚之际月表》书于“四年三月”，同误。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汉三年秋，项羽击汉，拔荥阳，汉兵遁保巩、洛。楚人闻淮阴侯破赵，彭越数反梁地，则分兵救之。淮阴方东击齐，汉王数困荥阳、成皋，计欲捐成皋以东，屯巩、洛以拒楚。”《史记・留侯世家》：“ 汉三年，项羽急围汉王荥阳，汉王恐忧，与郦食其谋桡楚权。” 从很多文献中可知，楚围汉王于荥阳是于汉三年秋发生的，因《史记》其他自有篇章皆支持此说法，不可能自相矛盾，故《张丞相列传》中大约是讹误，《汉书》改之，从《汉书》说。

四、上以留侯策止;陛下欲废太子

《汉书・张周赵任申屠传》 ：上以留侯策止・・・・・・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册7页2095行7～8）

《史记・张丞相列传》 ：上以留侯策即止・・・・・・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册8页2677行9～10）

按：此两例异曲同工。《汉书》省去2字，是在感彩程度上的偏好，《史记》较之《汉书》更易代入自身的喜恶，“上以留侯策即止”似过分夸大了留侯策的作用;“陛下虽欲废太子”却侧面体现出周昌与刘邦关系之亲厚，与前文相应和，仅一“虽”字，便将周昌刚直不阿、敢违圣谕的情态描摹出来，《汉书》客观叙事虽可取，但如第二例，失去“虽”字则兴味索然，不够生动，更难帮助读者诠释周昌为人。

五、即罢

《汉书・张周赵任申屠传》 ：上欣然而笑，即罢。吕后侧耳于东箱听，见周昌，为跪谢曰：“微君，太子几废。”（册7页2095行8）

《史记・张丞相列传》 ：上欣然而笑。既罢，吕后侧耳于东箱听，见周昌，为跪谢曰：“微君，太子几废。”（册8页2677行10）

按：两句仅所差一字，一句读，意思却千差万别。《汉书》所表之意为刘邦听了周昌的不满后随即将改立太子的事作罢，后吕后闻于东厢拜谢周昌，后边用句号，正是此意;《史记》之意乃为刘邦听了周昌的话，仅是客气地欣然笑之而未表态。“既罢”，废太子事因多种原因（如商山四皓）已作罢，但后用逗号，似又与后文连接很不紧密，文意恐有不同。

笔者更为支持《汉书》，其一，文中前极言刘邦与周昌关系之亲厚，后又言吕后对周昌的感激之深，若不是周昌在谏止废太子事中起了关键作用，吕后安能在诛杀如意受阻之时尤保全周昌？其二，此篇系为周昌作传，岂会不着重突出其才能和功用，于文章主旨不和？其三，联系后文吕后在东箱偷听，一见周昌就拜谢，与劝阻高祖必是连贯发生的，若用“既罢”，不合逻辑。

六、东击项羽

《汉书・张周赵任申屠传》：高祖立为汉王，东击项羽，敖迁为上党守。（册7页2098行2）

《史记・张丞相列传》：高祖立为汉王，东击项籍，敖迁为上党守。（册8页2689行5）

按：两者之间差异在于项羽项籍。《史记》全书并无“东击项羽”四字，但“东击项籍”则是在六篇中都与“高祖立为汉王”“初为汉王”有篇章上的前后关联。

而《汉书》中涉及此四字的除该篇外，仅有《樊郦滕灌傅靳周传》“至霸上，西入蜀汉，还定三秦，常为参乘，赐食邑池阳。从东击项羽荥阳，绝甬道”。而涉及“东击项籍”的则有《韩彭英卢吴传》、《荆燕吴传》、《万石卫直周张传》三篇，而其中《韩彭英卢吴传》：“及高祖初起沛，绾以客从，入汉为将军，常侍中。从东击项籍，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衣被食饮赏赐，群臣莫敢望。”《荆燕吴传》“汉元年，还定三秦，贾为将军，定塞地，从东击项籍。”皆以不同方式提到是刘邦初立汉王时发生的事，故而根据其他篇章，似乎《史记》更为合理。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汉班固.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陈垣.校勘学释例[M].北京：中华书局，2005.

后汉书篇7

草书部分来源于隶书，但其作为隶书的变体，与隶书可以说是同步演进的，即隶书本身是篆书的变体和俗体，由篆隶结合体到古隶再到八分，在其到了足够简单易写的时候，草体也完成了由所谓隶草到半草化到完全草化的变化，这种变化进程和变化关系笔者称之为“草变”。

认识“草变”，对草书的创作、研究和审美来说具有全局性的作用。这一变化开启了有关动态书体艺术性发展的序幕，可以说书圣、草圣的形成甚至书法成为一门专业的艺术都与这一变化息息相关。“草变”促使草书和书法成为一门专业艺术的同时，作为书法艺术中正草两体中的草体，为魏晋二次草书变革改造提供了源泉并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只有汉代草书的形成过程可以称得上“草变”，而魏晋及以后的草书发展只能称之为“草书的变革、变法”或“二次草变”，即在汉代草书基础上融入更多艺术元素和个人、社会群体的审美理想。书法更确切指草书在世界上能称为一项不死不老而高深莫测的艺术，我想就跟汉字构形的艺术性变化―“草变”有关。

二、发展阶段和意义

大量汉代草书简牍的发现，填补了古草演变及其艺术研究的缺失。从出土的资料中可以看到今天所谓的章草字形并由此推想和对比当时书写的真实状况。笔者从分析西汉马圈湾简牍得出完全草化的简牍数量占到草书简牍的百分之九十，其中完全草化的简牍中又包含了百分之十的半草化字；半草化的简牍占草书简牍的百分之十，其中半草化的简牍中包含了百分之三十的完全草化字，通过计算可以得出完全草化的字占到百分之八十四左右。草化的程度与时代有关，完全草化的字多出自同时期的简牍，时代为元始至地皇时期。宣元时期为半草化的字，此时草书发展不太成熟，但已经形成草书的特点，与隶书简牍有很大区别。通过草化分析可以得出章草的出现远远早于王莽时期，最晚也在宣元成哀这几十年之内，这也恰恰符合张怀提到的从元帝史游开始就已经有章草这一说法了。我们目前见到的有限的带有个人书写风格的早期草书简牍并不能反映汉代草书全貌，更不能代表汉代草书艺术的最高水平，保守说来以上按时间推断的草化分析还有可能被刷新，依据突然成熟的马圈湾草书作品就说足以明我们已经低估了古人在草书上的创造能力。

在发展过程上，“草变”分为两个阶段：一为草书体自身的极化发展。草化基于实用需求而形成、发展，草书的极化发展规律是草书形体演变的根本原因，形成了一套基本完整的草法系统。二为艺术自觉阶段，书法家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使草书上升为书法艺术，并一直嬗变发展至今。古人在实用功能的基础上不断为其赋予了艺术内涵。汉武帝以来“善史书”风气的形成，对汉代草书的发展和规范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西汉元帝“善史书”及史游作《急就章》的典故证实了其在草书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东汉早期的光武帝喜好书法，之后的数位东汉帝王也对草书有浓厚的兴趣。东汉宗室刘睦擅长草书，明帝“驿马令作草书牍十首”，可见他对刘睦草书之欣赏。东汉末年的灵帝于光和元年（178年）置鸿都门学，专门培养文学、艺术人才。帝王的喜爱和引导，往往也会对字体、书法的发展造成重要影响。西汉中后期以来，文人草书家就开始出现。西汉末陈遵所书尺牍，时人皆藏弄以为荣，确实记载了作为草书家的历史遗迹。

对汉代草书进行艺术研究的学术意义至少也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通过“草变”揭示草书体的极化发展规律。汉代草书从产生到成熟再到成为专门艺术化表明了草体的深入化发展，即越来越不易辨识读懂，越来越具有艺术性，呈现极化发展特征。极化发展是草书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是草书走向专业化艺术化的原因。（正体呈现出朝着实用性的极化发展―从散漫的大篆到修长的小篆，从端正的隶书到方正的楷书，正体变得越来越具有识别性。可以看出草体和正体都呈现出极化发展，一个朝着艺术性一个朝着实用性。换句话说，正体越来越一看便识，而草体越来越需要学识能力。正草两体具有两极性。）第二，对“草变”这一概念的阐释具有了强有力的材料支撑，奠定了扎实的研究基础。今天看来，“草变”不仅指文字学意义上的草书符号化、系统化、字体化发展进程，也指草书在书法学中所体现的即兴性、趣味性、矛盾性、艺术性发展特征，也为之后书家展现不同风格面貌的草书作品奠定了总的基础。

从实际应用上来说，如果不弄清楚“草变”并有效吸收汉代草书精髓而想在草书这个单项上（动态书体）取得大成就是很难的。就像要在静态书体上取得大成就，而仅在某些楷书或篆书名家作品中打转而没能深入古文篆隶、通晓篆隶发展规律一样，可以说都是很难的。

三、特征

汉代简牍草书作为新书体具有创造性和先进性。“草变”发展有如下特征：

其一为“草变”源头是大小篆和古隶，静动书体是一脉相承的，草体源于正体。赵平安在《隶变研究》一文中认为：草书是从隶变中繁衍出来的新字体，草书的方法是隶变方法的延续和发展。到了隶变后期，高度发展的草书方法反过来又作用于隶变过程。①

其二为“草变”的渐进性。唐兰很早就提出汉字“流变”和“演”的观念。他认为“其实每一种变易的开始时，总是很微细的，不易辨觉的小差别，时间一久了，经过若干人的摹仿和改易，这种差别就明显起来，就变成一种新体了”。②启功也指出“古代有些字体风格，从甲一大类型变到乙一大类型，也常是从一些细微的风格变起的。例如，篆和隶现在看来是两种大类型，但在秦代，从篆初变隶时的形状，只是艺术风格比较潦草一些、方硬一些而己。这足见字体的演变常是由细微而至显著的。” ③可以说潜在的、细微的演化和外在的、显著的变革是互相促进的。

崔瑗《草书势》中提到“爰暨末叶，典籍弥繁。时之多僻，政之多权。官事荒芜，剿其墨翰；惟多佐隶，旧字是删。”说明草书产生的源流及当时的社会生态。秦末世事纷争，原有的体制不能维持既有的统治，政治和社会动荡多乱，文字的演变也应运而生，便捷实用的隶书字体开始通用。从篆到隶，再到隶书俗体这一切为更简便的草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旨，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说明草书在隶书俗体的基础上又进行“简略”，于是出现了草书的书写，此时的草书应为不成熟的半草化草书。因为本来没有“草书之法”，草书出现之初也是受各种法度所约束的，但是草书的产生是顺应潮流无须阻止的。可以看出正草通用不但顺应了文字发展的需要，而且说明了草书具有新兴性、流行性，为之后的艺术性、观赏性提供了前提。草书的发展是不断突破已有体式和法度的过程，从汉代草书可以看出，无论在正式文书还是书信中草书使用已经十分普遍，发展到王莽时代已经没有多少限制了。

其他的论述如下：

东汉赵壹在《非草书》提到：“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

东汉许慎《说文・序》和晋卫恒《四体书势》中都提到：“汉兴有草书”。

怀素在《自叙帖》中提道：“夫草稿之作，起于汉代。杜度、崔瑗始以妙闻，迨乎伯英，尤善其美。”

宋朱长文《续书断》提到：“自秦变六体，汉兴而有草书。”

明赵宦光在《金石林绪论》中提到：“草书起于列国，天下有事，急就为之。”

从有关草书产生的文献来看，确实在产生时间和用语上有所不同，“隶草”、“草稿”、“草书”、“章草”、“古草”等不一而足，可见人们对草书产生的认识也有区别，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草变”的渐进性。

四、总结

通过一系列相关专门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隶变”和“草变”相比，可以说“隶变”更多的是文字学意义上的字体变化及实用推广，而“草变”更多的是书法学、艺术学的源头，试想能够浸淫在流动的书写中且与其他书写者拥有共同的审美，这本身是一件更加高级的书写方式，据此我们这也可以理解《非草书》一文的立意。“草变”与后期古今草的变革的不同点在于“草变”具有原创性。草化形成了草法，准确的草法是草书艺术性的前提基础，但草书书写上升为艺术还需要结合草书的创作技法和书家的情感修养，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草化、草法、草书艺术性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草化方面。草化分为半草化和完全草化。草化的过程是草书形成的前提，草书的完全成熟建立在文人艺术家对草法的规范化整理上，从而确立了草书成为一个专门的书体。草化是草书自身的演变过程，通过日常书写并整理定型后成为了草法，草书和隶书、楷书一样成为一种可供交流的专门书体，能够熟练运用草法并融入一定的艺术元素，便形成了一件草书作品，恰恰因为草书艺术的多样性表现才使汉字书写成为一门艺术。

草法方面。《急就章》、《千字文》、《标准草书》是一种草法的代表，也可以说是辨识学习草书的基础，即知道草书的写法。通过学习后知道草书与楷书行书隶书相比有哪些简化，知道草法还需要结合技法和艺术性进行创作，才能称之为有意义的草书作品。即使用钢笔把草法写出来也可以进行识别使用，但跟中国草书书法的高级境界还差很多。可以说草法是用来记忆的。

草书艺术性方面。建立在草法之上，在正确的草法基础上进行艺术性的表现加工。艺术性分析，是指分析草书的艺术变化，艺术风格特点，是对融入了笔法、线条、结构、章法、墨法安排后的具有个人面貌的草书，个人面貌可以说是练习草书最后的阶段，跟个人的训练和才情密切相关。张芝正是在汉代草书完全草化之后，章草草法形成时通过其个人的艺术加工造就了其草圣的地位。王羲之草书的背景是章草古法逐渐被时人遗忘，今草草法逐渐形成之时，他通过融合章今草法并结合个人审美创作出了“古质今妍”的草书，被誉为书圣。

因此能够准确而深入地进入到汉代古草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草书创作和草书史研究都具有开创意义。

第二、汉代简牍草书书写者也存在书写水平高低的差别，各个简牍草书的艺术水准也有区别。

草书发展到东汉，草书书法越来越受人们赏识，草书书家也越来越受人尊敬，善书者的地位有所提高。西汉时期总人数比今天来说应该很少，能够通过文化教育并从事于与书写相关的人其实不多，而能在草书方面能识别并进行专业的书写并推动普及的人几乎少之又少，今天我们所见的现存汉代能写草书的知识分子并不多，即使是中医药病例或药方简、档案简、战报或官府文书简、日常练习简等也算是草书书写的专家了。

第三、草书在秦代统一以后的西汉中后期开始逐步形成有其内在的原因。

草体如草篆、古隶俗体、篆草、隶草都称不上完全意义上的草书，但是这一系列变化过程是草变的重要环节。这跟文字的发展规律、政权更迭和文化政策有关。秦统一前是周的天下，各地的文字正体写法本身风格就不同，如果又出现潦草的草书，自然不能各地通用，不利于文化的传播以及语言文字的应用和地域的统一，这跟文化和历史的惯性有关。秦统一后的“书同文”政策在全国定下了正体基础，并为正体的草化奠定了识别和交流的前提。秦帝国十五年短暂而亡后，汉代的文化政策相对之前比较稳定和宽松，草书半草化和草化开始逐渐发展。另外汉族和匈奴在语言文字上彼时还没有完全融合，西汉时期的简牍草书普通汉人尚不能读懂，少数民族更是看不懂，一些潦草的军事文书一方面为了趋急就速之外也可能具有传递情报的作用，比如秦末战乱羽檄纷飞，出现了“隶草”，而后西汉中后期草书简牍大量出现在西域汉匈战乱地区，也是草书开始大量使用的时期。

第四、汉代草法是各时代中最古的，其中西汉的草法是原创型的。西汉草书的成熟奠定了东汉草书流行的基础，书者对草书的艺术性追求造就了书法史上第一位草圣张芝，今草在章草和汉末楷书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取法乎上”的“上”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艺术性最高；另一方面就是指时代早，西汉是草书的根源，是远远早于二王的。西汉草书是杜度、崔瑗、张芝草书的来源；东汉杜度、崔瑗、张芝章草是皇象、索靖、王羲之章草的来源；由于西汉草书和东汉杜度等名家作品的失缺，后代习章草者则直接取法皇象、索靖、王羲之的作品，如赵孟康里子山、宋克。这样以来我们便可清晰地得出草变而出的西汉草书在草书渊源流变关系中的地位。

在汉代简牍草书大量出土以前，二王草书是时代最早的草书，存在着“草书从楷书、行书发展而来”的看法。晚于西汉几百年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用行书写就，王羲之凭借自身的临池之功和硬黄纸、狼勾笔这些材料完成，但在新中国建国初期也不免出现了关于魏晋时代能不能出现《兰亭序》的论辩。假使坡先学正书后学草书的观点可以为初学者借鉴，其学生黄庭坚却在书论中直接把学草书的前提局限在了楷书：“欲学草书，须精真书，知下笔向背，则识草书法，不难工矣”，以楷书打基础固然可以，如不取法篆隶和章草，写出来的草书必然停留在楷书、行书快一些的阶段，如此创作草法就不古了，无论“工”与不“工”，都不能称得上完善。南宋的姜夔看到了这一点，他在《续书谱》中用的最多的是“古”字，强调草书应先取法汉魏，师法张芝、皇象、索靖，这样才能下笔有源，指出不学汉魏的话，草书就会出现很多怪相，“自大令以来，已如此矣，况今世哉！”，随后提到“然后仿王右军，申之以变化，鼓之以奇崛。”即学完汉代草书后再研究王羲之的变法过程，在变化和体势上努力。

章草早于楷书。“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不能理解为“从楷入手再到行书，熟练了或老了自然会草书”或“先把字写的平正，然后把字写的奇险，老了再回归到平正的写法”。应该是不断的追本溯源、涉古出新，是对一碑一贴或一种书写风格不断加深理解的过程，不是把人分为三个年龄段然后规定每个年龄段应该学习一种书体或坚持一种风格。在创作上取得自己的艺术成就才是“初学”、“既知”、“复归”这一过程的目的。另外在书写风格上王羲之、张旭、王铎、傅山、张瑞图、沈曾植的草书不是越老越平正，在创作年龄上“三大行书”也不是书家在快去世的时候写的，因此“正“和“老”不是必要条件。简牍、金陶、甲骨、砖瓦、刻石这些更值得研究的作品连书者的名字和年龄都无从知晓，自然无从可谈“正”和“老”。

第五、汉代草书是对章草的正确解读。

字字区别和笔画波磔只是章草发展的阶段特征，是章草的两个特点，把它们当成章草的定义和区分章草的依据直接限制了章草的发展和创作的质量。章今二草实质上是古草与今草的区别，张怀也指出魏晋的名流君子看一幅草书作品时分不出古今草书的区别，唯有知音者能通晓古今的演变、看出其中的古法。马圈湾等简牍草书的出土扩大了章草作品数量的同时也提供了正确理解章草的依据，还原了早期草书风貌的同时也使我们从同期草书实物上看到了史游创始章草的可能性。汉以后草书开始进入到今草的发展时代，章草的学习也只有借助前人遗留的程式化的作品，久而久之，便出现了章草名实的错位，历代书家复兴章草也只能追溯到三国的皇象，而在章草创作中更是难以脱离初级识字课本《急就章》和以两个特点区别章草的狭隘境地，直到近几十年来大量汉代草书原物出土才渐渐改变。

第六、我们经常谈书法创作要继承传统，但是以前的都叫传统，谁都要继承传统，草书传统的核心在哪？汉代草书应是草书传统的核心所在。

首先，上文从时代上提出汉代草书的“古”。其次，从草书素材上看，“草书魏晋最高”的提出也跟以前汉代草书的缺失有关，在汉代简牍没出土之前崔瑗、张芝的草书翻刻本代表了汉代草书的全貌，这就导致了一方面没有大量可供临创的汉代草书素材，而崔瑗、张芝草书的翻刻本又不能展现汉代草书的风貌。再次，从草书艺术本身看，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是不足以说明魏晋是草书艺术的最高峰。唐宋就是反例，唐时从太宗到大臣再到文人无不热爱二王书法，宋时上到宋徽宗、下到苏黄米蔡无不权倾朝野、文传四方，唐宋却不被称为草书艺术的最高峰时期。从时代内涵看我认为中华民族文明的最重要的代表应该在汉代，比如长城、汉简。汉字、汉族、汉语也皆从此来，汉代草书与隶书、汉印一道奠定了汉代书艺朴厚的精神，舍弃气势恢宏、朴素古雅的汉代而把魏晋定为草书和艺术的最高峰是舍本逐末。

通过“书法根源、草书素材、书法本体、时代内涵”的总结可以看出随着对汉代草书的还原研究及以后更高艺术性草书简牍的出土会更好的解释汉代草书的至高地位。汉代草书应为草书传统的核心。因此，没弄清草书传统的核心和优劣而笼统地说继承传统或说某家草书最传统应该是不对的。

后汉书篇8

[关键词] 《汉书•地理志》;西汉;疆域政区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2-0055-02

我国地理学在战国时代形成的基础上,于秦两汉时期、汉国家政治空前统一,经济、文化日趋繁荣的条件下,又有了全新的发展。地理之作,内容丰富,体例多样,其中《汉书•地理志》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全国性地理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

一、《汉书•地理志》的新内涵及其写作背景

“地理”一词在我国最早出现大约是春秋战国时期。《周易•系辞上》有“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之句。①据唐代学者孔颖达解释:“天有悬象而成文章,故称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②《汉书•郊祀志》载:“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③从上述史籍的记述可以看出当时“地理”一词的含义是指地表的形态而言。班固在《汉书•郊祀志》中说:“山川,地理也。”也沿用了当时已形成的一种说法。而《汉书•地理志》用“地理”作篇名时,显然又赋予其一种全新的意义,即改变了过去地理著作中以自然山川地形为纲的体制,而以疆域政区为纲。这一写法使该志成为我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不仅开创了我国历代记述疆域政区的先例,而且使其成为研究我国疆域政区的必读文献。

两汉基本上继承秦制,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进一步巩固了封建统治秩序。在经济上,两汉政府在初期都实行了奖励农桑、减轻赋税、徭役等政策,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开阔了各族人民的地理视野、民族间的融合、国家之间的交往,产生了新的需要,封建统治者也迫切需要掌握一定的地理知识,《汉书•地理志》的写作适应了大一统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需要,深受封建统治者的欢迎。封建社会初期,我国古代传统的农学、医学、天文学和数学四大学科的体系已经大体形成,地理知识已作为一门学科出现。④《汉书•地理志》为班固所作。班固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当时环境的熏陶之下,“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⑤16岁时,入洛阳太学,在太学读书近八年,这些都为他写作《汉书•地理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汉书•地理志》的作者、内容及体例

司马迁作通史体的《史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此后,褚少孙、刘歆等多人补撰史事,积累了不少两汉史材料。东汉初班彪作《史记后传》,有纪、传,共数十篇。班固继承父业专心精研,前后凡20余年,修成《汉书》,纪、表、志、传100篇。范文澜先生认为,“班固用力之处在于博采群书之长,加以精确考核,首尾恰通,创立断代的新体”,“《汉书》的精华在十志”。⑥《汉书•地理志》为班固生前所作,全志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从“昔在黄帝”至“下及战国、秦、汉焉”)为全志的引子,主要是转录《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的全文,班固是把它作为政区发展的沿革看待的,显示了《汉书•地理志》和以前地理著作的连续性。他还简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至西汉的历代疆域沿革。第二部分(从“京兆尹”至“汉极盛矣”)为全志的主体,即以郡为纲,以县为目,逐一记述了汉平帝元始二年(2)西汉版图内103个郡(国)的政区建置,并在郡(国)县(道、邑、侯国)条下记载了户口、山川水泽、水利设施、聚落、灾害、名胜、古迹、地方特产、石矿及其管理机构等,此部分约占全志的2/3。其中有些记载是非常宝贵的,如记“高奴县(今陕西延长)有洧水(即石油)可燃”,这是我国最早有关石油产地的记载。另外,此部分记载了汉平帝元始二年的全国户口统计数为5950多万,这为我们考察整个西汉时期人口的发展,提供了确切的参照根据。第三部分,卷末(从“凡民函五常之性”至卷终)辑录以《史记•货殖列传》为基础的刘向《域分》和朱赣《风俗》,⑦分论秦、魏、周、韩、赵等12个区域的兴衰与经济地理。最后为有关域外的记述,是秦汉以来向南方开拓疆土和通使域外的反映。

从《汉书•地理志》的内容可以看出,其体裁应属于政治地理志(沿革地理),它在写法上运用了两种方式,篇首和篇末为叙述,中间正文为簿录。

三、《汉书•地理志》的特点及其价值

《汉书》十志是对《史记》八书的创新。《史记》有书一体,《汉书》改为“志”。《汉书》易“书”为“志”,实因“孟坚既以‘汉’为书,不可更标书号”。⑧关于“书”、“志”之用,刘知几曾说:“‘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⑨“书”或“志”实可谓分门别类的文化制度。《史记》有八书,即《礼书第一》、《礼乐第二》、《平准书第八》等。《汉书》有十志,即《律历志第一》、《礼乐志第二》、《地理志第八》、《沟洫志第九》、《艺文志第十》等,皆兼记古今会通之旨。《汉书》的“志”实为对《史记》八“书”的继承和发展,就《史记》的作书之法,阮芝生先生曾指出其要义有三点:“书体贵详;述制作本意与沿革大端;仪文度数,略而不论。”⑩此三点基本上适用于《汉书》“志”的写作方法,但比《史记》八书更详,可谓“文赡而事详”。《汉书》十志在《汉书》各体中古今融会之旨最强,皆不以西汉为断,补续汉武帝以后之事相当多,当然这无疑能弥补《史记》“书”之不足。

《汉书•地理志》开创了正史地理志以某一朝代疆域为范围,以政区建制为纲分条附系山川、物产、风俗等项的体例为两千年来封建社会时期正史所沿用,后来得到很大的发展。可以说《汉书•地理志》是正史地理志的始祖,对后世地理撰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二十四史来说,继《汉书》后,有15种正史著有地理志(郡国志、地形志、州郡志、职方考),它们除了写进各自时代独有的疆域政区特点外,其基本内容和体例无不以《汉书•地理志》为本,可谓大同小异。

同时,《汉书•地理志》是正史地理志中最早的一部,也是最好的一部。顾祖禹曾说:“《地理志》始于班固,最为雅驯。”它有自己独特的优点:其一,在各郡县下有简明扼要的附注,著录户口数字、山泽方位、水道源流、水利设施、名城要塞、特产工矿,内容甚为丰富;其二,在志末辑录了“域分”、“风俗”,成为最早的全国区域地理撰述,此后历代正史地理志或根本无此项内容,或远不及它精核详备。因此,它一方面是一个保存着许多古代地理资料的宝库,另一方面又是我国地理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撰述。

《汉书•地理志》是以我国历史上西汉王朝的全部疆域政区为记述范围的,包括的区域辽阔,对边疆地区的记载详备,为后来历代正史地理志所不及。此外,《汉书•地理志》所记“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不局限于西汉当代地理,它不仅仅是一部地理著作,而且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西汉以前古籍中的大量地名,由于《汉书•地理志》用汉地注释,使我们能够得知其确切位置,因此成为研究汉前古代史地之必备书。

综上所述,《汉书•地理志》作为我国第一部正史地理志,体现我国早期地理学研究的成果,为后来的历史地理研究开辟了道路。当然,我们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其固有的不足。如其所记水道源流,详细记述流经哪几个郡,长多少里,表明汉代资料较前代大有进步,但其错误在所难免。还有,此书虽对矿产等资源有所涉及,但例证较少。因此,我们在利用此志时,一定要结合《汉书补注》、《汉书地理志校本》、《汉书地理志校注》等书细加考辨,扬长避短。

[注释]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6页。

汉•班固:《汉书•郊祀志》卷25,中华书局1962年版。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1页。

宋•范晔《后汉书•班固传》卷70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245页。

蓝勇:《中国历史地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0～291页。

唐•刘知几:《史通•题目篇》卷4,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7页。

唐•刘知几:《史通•二体篇》卷2,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林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0～291页。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凡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后汉书篇9

     一

关于汉字之美，在传统文化中是以有关书法的思考和论述来体现的。书法主要探讨汉宇书写的内在规律,即创作的手法、技巧、情感和心灵如何融人乃至指引汉字书写的临场实践;而汉字之美,则旨在探讨历代已经生成的汉字形式和具体感性形象，是如何在其外在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和审美观念的影响下,促成历代汉字书写艺术家和制作者偏向于何种美学观念、艺术手法和技法,而实际地感性显现为各个时代的汉字形式和形象的。换句话说，所谓书法，所强调的核心要素是书写，即如何有功力、有个性而又“玄妙”(艺术性）地书写。但汉字之美则主要考察汉字造型之美是如何形成的，包括社会、技术、文化环境和审美意识等要素的配置和如何发生影响的情形。书法主要探讨的是艺术创作的规律及书法作品的具体审美特点；而汉字形体美学则研究各个时代的汉字形式和形象,是如何在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技术和媒介特点、文化环境和价值观的基础上，由不同时代的不同特点的汉字书写艺术家和各种实际运用汉字的人创造出来，制作出来，从而实际地具体地呈现出来的。

对汉字之美的衡量标准同时也应该综合各时代、各社会阶层的理想而陈述之,而不应局限于传统的文人趣味作狭隘的理解。因为在传统社会生活中，虽然运用汉字的事业主要由士大夫文人承担,但用到汉字的却不仅仅限于士大夫文人阶层。社会上层用汉字竖立权威、颁布法令、记功颂德,社会中层运用汉字表意抒情、修身养性、格物致知、传播文化艺术知识，下层社会则在民间文化的层次上，既接受上述两个社会层次以汉字文化所宣教的各种知识、道德和文化艺术的信息，也凭借自己的生活、愿望及自然的禀赋而创造一种民间自身的特定文化，由此汉字经由在不同社会层次的应用和体验而将社会各阶层凝聚成一个整体。

这其中，历代让我们直接感受到的，具体感性显现为各种物质媒介形式的直观汉字形象是至关重要的，这既表现为汉字的各种不同字体，如篆隶草楷行等等，同时也表现为在各种物质媒介上、以各种工具和技法所呈现的具体存在状态，如甲骨上刻写的汉字峻拔挺劲,青铜器上的铭文典雅流丽，汉代墓碑或经文石碑上的碑文端庄厚重以及它们同时作为后世风格化汉字书写之前的古典字体的“金石味”等等。晋唐宋明时期，又有楷草行字体“书法”的创造和辉煌成就，或刻碑，或刻帖，或呈现为手札、团扇、条幅等的原本状态，它们是以士大夫文人汉字书写的复制或手迹的“书法”形式，广泛流传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而给人以书卷风流的文雅印象。此外，从隋唐发轫而成熟于宋明的印刷术，则发展了从汉代封泥以来的复制汉字的技术。宋体字作为一种典型的印刷字体和一种汉字传播文化的经典字体，则以其特有的明快而清晰的感性形式，成为中国文化走向现代性的一种征兆。清代的汉字应用及其汉字之美的呈现，展现的是一种汉字文化集大成的总结，不光有帖学书法的延续发展，还有作为传统金石书法之再生的碑学爆发，应用于书籍印刷的复制性汉字也向更深广多样的形式发展，汉字之美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样态转换的前夜。

如此，我们谈论汉字之美，便不能仅仅着眼于已进人艺术范畴的书法，以及由书法概念而确认的相关作品遗存及其相关理论话语，而应该将我们的视野展开，从汉字的应用领域和审美表现的艺术领域，全面地检视汉字之美在其形体呈现方面的状况，而这正是传统的书法理论话语和书法思维所较忽视的。

在传统社会，汉字本来是应用性极强的文化表意工具，有着广泛的应用领域和应用形式，而文人的审美性改造则将其提升到艺术的高度，并在自己日益丰富的历代书法理论中逐渐使之脱离了应用领域，而成为士大夫文人个人情感表达的象征形式。于是我们看到许多谈论笔法功力、线条韵律、字体结构和章法筹谋等书法艺术的文章，但对于汉字之美，尤其是以毛笔、纸张来做经典传统式书写之外的，其他物质媒介性的汉字应用性呈现方式之美，则较少予以关注。因为书法是传统文化的主导者士大夫文人们亲身实践着的主流表意和表情方式，而汉字的各种媒介性制作形式，则主要在公共性事功和工艺制作领域，是士大夫文人的情感表达艺术所较少涉及的。但在今天，当我们已经处在相当不同的文化时空之中，当我们的汉字应用方式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毛笔纸张手写的状态占主导地位，且文化人的情感表达也不再局限于笔墨的形式时,我们确乎应该重新审视一下汉字之美本应具有的含义了。

     二

汉字之美是怎样的美？回顾一下历史，应该可以让我们找到一些线索。

商周之前的时代，汉字还没有确定的踪迹，只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一些陶器、玉器刻符，它们是汉字的萌芽,其表意的确切内容现在还未能确定，但其实用性是显而易见的。

商周时代,人们有卜问、记录夭意和记述战争、会盟事件、记录和感恩赏赐心情等公共表意的需要，于是甲骨文和金文应运而生。其材料是甲骨和青铜这样的坚固材料,工具则是青铜刻刀和铸造模范，技法是刻和铸。在甲骨文和金文的制作之外，也有以竹木为材料，以毛笔书写的文字记录活动的，这不仅有出土的带有墨迹的甲骨、玉、石文物为证，有甲骨文中的象形字“笔”字为证，也有文献记载的旁证，所谓“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尚书多士》）。可见有大量的文献是用竹木的简牍以毛笔书写的，可惜竹木年寿有限，殷商时代的简牍墨迹已经难以见到，而在甲骨上确实有留存的墨迹，也确是毛笔书写的形象。但是，与绝大部分制作而成的甲骨文和金文比较起来，这些毛笔墨迹大都显得草率、粗陋，是写在甲骨的反面及边缘上，所表达的也不是占卜活动所涉及的祭祀与军事等重要事项，而是日常活动的一些记事。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制作的甲骨文具有瘦劲、峻挺的刀味；金文由于可以从容加工模范，或因为加工困难也增加了修饰的需要（铭文多数是阴文，可以采用较高效的刻模而后翻制阳文陶范再铸出阴文的工艺,也可以采用较费工的直接在陶范上堆塑或刻制出阳文，再铸出阴文的工艺，实际上后一种工艺反而占绝大多数。容庚在其《商周彝器通考》中指出：“余所见古器及铭文无一同范者。”或者作为贵族做器者，一般皆以鼻器为礼仪重器，不能容忍以模作手段来复制器型及其上的文字？），从而带来工艺性的装饰意味（方的圆的点或团块以及笔画轮廓的几何形状），也由于工艺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圆润的笔画特征(青铜器铸后刻铭的情况除外）。这两种制作的汉字的美是毋庸置疑的，它们更多的是汉字作为表意符号的功能和形式构成的美，纯粹的个人风格还无从谈起。

从春秋战国到秦代，汉字的书写和制作在继续发展。书写的形式是在简牍材料上以毛笔进行的，而制作则继续在青铜材料上延续，同时随着统治阶层生活中理性因素的扩大，其汉字公共表意的呈现载体也从青铜礼器而逐渐扩展至建筑和石碑，从而使碑刻成为汉字呈现的又一重要媒介形式。这一时代的书写有出土的战国、秦代简牍可以见证，当时的书写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它们是实用、快速的书写,其字体是从篆体向隶书发展的古隶,而非表情的艺术（像赵壹批评的汉代的草书）。这是一种实用的、功能性的美(那种笔画的摆动和向一个方向的倾侧的趣味），而非艺术的美。在制作方面，青铜上的金文呈现出地方化、装饰化的特点’而石碑上的汉字制作如《琅琊台刻石》和《峄山刻石》,则呈现出典雅端庄的美。

秦代一统天下,将各国不同的制度和典章加以统一，并传播其权威性以稳固统治是其重要任务，于是车同轨，书同文,刻石碑，铸权量，颁布政令,记功宣威,改变象形为主且形无确定的大篆字体为小篆。小篆字体具有严谨华丽的美，但与战国、秦代隶变后的书写比较起来，它还是更类似西周大篆和六国古文的象形文而颇具描绘意味的制作。许慎《说文解字叙》说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其中有四体是制作性的，即刻符、摹印、署书和受书，其材料是竹、木、玉、铜、牙、角、石、砖等，多数都不是适于书写的材料,其工具仍是刻刀和铸造模范等，技法则主要还是刻和铸。其目标是公共表意，其美仍由国家、群体理念和形式之和谐、典雅来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的鸟虫篆，则是一种强调世俗趣味的创意性工艺，是我们今天美术字的祖先,可是历来不为书法研究话语所重，以其较少书写性而多手艺性，无法体现士人所看重的内在品格特性故也。

从汉代到魏晋，汉字之美更广泛、深人地在公共表意和个人表情、工艺制作和笔墨手写、现实应用和艺术创造两个方面展开。同时，从汉代开始的有关汉字书写艺术(书法）的理论，除了赵壹所提出的“非草书”涉及社会公共事务以外，所讨论的则大多是如何书写及欣赏书法作品的话题，有关公共表意的汉字制作事宜则少有涉及。汉字呈现正在向着个人艺术风格的建立这样的方向发展。

汉代，国家久乱而后治安，行政管理的信息传播需要和记事、教化等统一思想的需要，使得秦代的汉字隶变趋向得以充分实现,汉字告别了象形的形貌，而趋于抽象化、笔画结构化和书写快捷化。典型书体是隶书,材料是简牍，书写者多是低层官吏。儒家思想的统治,使得汉代厚葬风气盛行，刻碑立传需求旺盛，而儒家思想的传播需要，则使石经刻制成为公共表意传播的一种典型例证。汉碑开阔宏大,尤其是摩崖石刻，无名书家奇肆的想象和辽阔天地之壮伟给刻制的助力令人印象深刻。“《部君开通褒斜道摩崖》的书写者，带着这种‘天汉雄风’的时代精神的体悟而运笔挥毫:字与字之间不讲间距，不讲大小，只要能表达出这雄浑气势就行;字的间架结构不注意勻称和对称,笔画不加修饰与雕琢，只要表达出不拘一格的豪情就行。”④社会公共表意的需要使汉字的工艺性制作在中国文化的前期发展中一直处于旺盛的状态，并留下了丰富的物质媒介性文化遗产（大多以拓本形式留存），让我们今天能够直观地感受汉字着重于和谐、端庄、群体性理想之表达的风韵。

另一方面，文人在实用性笔墨运作经验的基础上，产生了书写节奏性多变线条之汉字以求审美快感的需要，而汉代纸张和毛笔、丸墨开始完善的客观现实，则为这种艺术冲动提供了物质条件。因此,在汉代,汉字呈现的材料和工具有两类，一类是传统的金石材料和刻、铸工具，一类是竹帛（帛当然极少）和纸张（纸张还没有普及应用）、毛笔及丸墨。前者延续汉字的制作性鲜明的传统，有墓碑和石经、摩崖，后者则开始了书写性张扬的汉字呈现的新方式，有草书经典的流畅书写性作品（张芝）以及楷书、行书的结构和线条追求。这是汉字艺术化、个性化的开始。传统汉字实用的理念受到时代审美追求的冲击，赵壹的《非草书》反映了这样一种汉字运用理念的变迁过程的关键时段。

在汉代,隶、草、楷、行书体已基本形成。但这只是强调书写性的一个开始，其总体的汉字之美印象,仍然是公共表意的制作性的汉字呈现方式提供的。因为汉代的书写及其相应媒介物质形式，强调的是庄重典雅内容的宣示和传播，而非汉字形式的书写艺术性,其审美价值是汉字呈现实践的自然结果,而非刻意进行艺术追求的目标，因此显得本真而质朴。赵壹辨析了汉字书写的传播信息功能为其首要任务,蔡邕则强调了主体之心的随意所适与字的形势自然而立的重要性。汉字之美此时大致是其自然之形所展现的功能之美，汉字的艺术性书写尚未来到自觉的时代。

魏晋时期天下大乱,人们需要从玄学和佛教中寻求安慰。士人们抛弃了儒家的名教传统,转而信奉老庄的自然无为思想,开启了中国文艺的审美自觉时代，诗、书、画都逐渐从实用领域进人审美世界。汉字的应用，此时完成了由实用所主导的字体演变过程，进人到个性和情感之表现所主导的风格演变时代。汉字呈现的材料工具也主要以完善的纸笔为主了。

由于中国南北地域的不同政治和文化态势,其汉字美学的进程也不尽相同。南方是士族文人所主导的笔墨流畅的书写性汉字的发展,而北方则保留了汉代以来的刻碑传统，其汉字呈现也较多地与刻凿制作的过程相协同,而表现出与南方书写性极大不同的工艺性，所谓“魏碑”的名称下展现着强烈的民间书家和工匠手艺的乡野趣味,是难得的民间书写制作汉字的典范之一。华人德说康熙十八年（1629)北魏《崔敬邕墓志》在河北安平出土,其书即为士人所重。当时学者何焯曾评论曰：‘人目初似丑拙，然不衫不履，意象开阔，唐人终莫能及。未可概以北体少之也。六朝长处在落落自得，不为法度所局。”但魏晋以后的时代毕竟是文人的、个人性情多于国家共性而被欣赏的时代，因此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汉字书写的审美价值得到极大的推广，而汉字制作性工艺呈现则作为无文的标志而退居边缘。

隋唐时期,在汉字书写方面仍呈现为两种方向，其一是极其风格化的草书艺术，如张旭和怀素的作品，将书法艺术的审美向度发挥到极致;其二是极具法度的楷书艺术，如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等。应该说后一种路向保留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中和审美原则，将国事和个性、审美与实用、汉字与笔墨等因素处理得协调而均衡，书家的个性在法度中体现出来，这是唐楷的审美观，也是作为中国历史的鼎盛时代之一的唐代的主流汉字审美理想。然而承载这些公共表意汉字的唐碑，虽然制作精良，碑体巨大，但其汉字呈现方式的制作性趣味已经被模仿墨迹的精湛刻制技法所消解。

与此同时，从隋唐开始，汉字感性具体呈现的另一种影响深远的方式登上中国文化历史的舞台，这就是印刷术的发明。从此汉字应用开启了为广大公众而非仅仅是文化精英服务的法门，其产品有佛经、历书、农书、类书等等。这对汉字之美的发展是划时代的，它改变了汉字之美只是手工书写的历史，或者更狭隘地只是书法艺术家天才之产物的历史。它使得汉字的呈现手段不再非书写而不能，不再非个人乃至名家而不能（在唐宋时代，印刷所用的字体主要还是模仿唐代楷书大家欧、颜、柳的书体,元代则赵孟頫的书法也成为印刷字体取法的对象,至明代横平竖直，不模仿任何书家风格,专用于印刷的宋体字才得到了完善和定型©)。它使得汉字的呈现可以成为一种工艺,一种常规的技术，而使信息传播的任务得以利用工具和机械而大规模地实现。由此它可能是令人悲哀地排除了汉字书写名家、艺术家的天才和性情的灵韵，但它也使以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工匠的手艺感觉和由民间生活赋予的灵感成为有审美价值的东西（实用艺术的美），这一点越在接近现代的时代越得到公众的承认。这种美的确是一种具有现代感的美，它打破了单一的汉字手工呈现方式，是一种可以在工艺、技术的支持下发展的汉字呈现方式。它可以支持更广大公众更多样的文化需求，并且也可以更广泛更快捷地从受众需求中得到更多创意灵感。这是从战国时代即已出现的汉字之美——美术字设计和汉字设计的世俗趣味之美，它的发展几经波折而在当代正方兴未艾。但在整个传统时代，它们并未得到适当的关注，有少数的评论也是负面贬抑性的，这是历史和文化的时代局限性使然，也正是当代的汉字创造可以有所作为之处。

宋代的书风尚意，注重主体情怀的抒发。随着宋代文人的文化权力达到高峰,汉字书写也更多地偏向于个性表达的路向，从而与唐代尚法的书风形成鲜明对照。一些著名的文人书法家，如苏轼和米芾的书写个性颇为鲜明，以自我情意之抒发为主，而又颇能综合前代大家之优长，从而成为其时代引领汉字书写个性之美的先驱。

此时藉由宋代皇帝的文化雅好和纸墨材料、拓印技术的完善，历代名家的书迹开始被广泛收集而加以精心拓刻,像《淳化阁帖》这样的经典刻帖盛行，所取的都是书写名家的作品，其标准是书写艺术表现的美丑，而非其文字内容的高下优劣。加之其时刻工们技艺精湛，书家墨迹的精微之处无不纤毫毕现，由此而使晋代以来以“二王”为代表的精致文雅的书写性汉字之美的趣味大播于天下，而晋代以前汉魏碑版的制作性的汉字之美，则被视为趣味粗拙而难登法帖大雅之堂。金石学在宋轫，但当时的学术兴趣主要在以金石材料“证经补史”，对金石文字审美特点的真正兴趣要到清代才被较多提起。如此，在宋代文人文化极度繁盛的氛围之下，汉字之美几乎等同于书法之美，而书法历来强调主体内在德性之高下对作品格调高下的决定作用，于是汉字的内在人格象征的书写之美益发高扬起来了。

元代的汉字应用，在技术上没有特别的突破,只有一些延续上代的工艺改进。在书写艺术方面，则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综合、回归和复古的态势，其代表人物是赵盂頫,他在书艺的各个方面皆有不凡的造诣,但本质上是一种继承、梳理、回归和综合,似乎是在宋代文化高峰之后和元代异族侵略之痛的时代环境之下的一种喘息、潜沉和积蓄。

明代的汉字运用实践，在公共表意应用方面的成果是宋体字的成熟。经过长期的刻写实践，明代刻工们将宋代印刷字体发展为今天所见的字形方正、笔画横平竖直、横细竖粗、棱角分明、结构严谨、整齐均匀、阅读舒适醒目的经典样式。这种工匠创造的字体后来传人日本，成为其现代日文字设计的基础。今天，也成为中国汉字现代设计和应用的基础。可见,工匠的创意，也可以有巨大的实用艺术的审美价值，而它们也无疑是汉字之美的一部分，也是当代汉字形体美学研究有待挖掘和阐发的一部分。

在书写艺术方面’书法继续着宋代的文人书风,既有文徵明的娴雅谨严和董其昌的清淡简远，也有祝允明的激情和徐渭的狂放,后者更有猛烈发展的趋向，一直延续到清代。这应该是汉字书写在明代日益被承认和归为艺术活动乃至富有文化气息的经济手段的原因©。因为艺术作品的重要特征就是个性，而在前辈书家林立的情况下要建立自己的独特风格似乎非走极端不可。于是汉字本体的字形、结构之美，在此时代一些书家那里往往不是主要应考虑的事情，其所注重的是自己的个性如何才能更显著地表现出来。汉字之美的追求，往往就是以汉字传统的中和之美规范的破坏来实现的。如果不是从汉字之美的角度,而是从书法艺术创作和适应文化市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汉字形体创意实践也是无可厚非的。

清代的汉字应用和书法艺术两方面乃是前代汉字实践的集大成。为巩固统治,满人在清初销毁大量不利于统治的书籍，稍后开始编纂和印刷各种关乎国计民生的丛书、类书、套书，而在清统治者的文字狱高压下，民间研究各种古代学问的“汉学”以及有关各种日用知识的书籍也开始繁荣。这些出版总体上分为官刻、私刻和坊刻三类。官刻出版皇帝著作，各地官方文件、大型文化丛书、字典等等;私刻出版文人自己的著述或前贤的诗文集,或前代的各种文化、艺术和学术名著;坊刻则喜好搜集、校勘和重新出版历代的各种书籍,从经史子集到民间日用,应有尽有。

就汉字的应用来说,清代的印刷不拘一格，使用各种字体，从宋体字到各种名家楷书和行书皆有运用,一些大型丛书则使用活字技术以提高效率。但是可以看到，各种精致的官方出版机构和私人书坊的精致刻本,还是喜欢采用著名书家的手写汉字（所谓“软体字”或“写体”）作为印刷字型来印书。“清代的写刻精本，起始于康熙，盛于乾隆……当时的殿本,包括扬州诗局所刻的书，大部分是手写上版。在其影响下，私刻也兴起了精写上版的风气。”⑧宋体字因为缺少精妙的笔墨韵味而被称为“匠体”，显然是文人的雅趣和怀古情绪使然。这一方面说明中国书法艺术对印刷字体发展的强大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当中国社会还未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前，传统文化的古典趣味氛围是极其浓厚的，现代的机械复制的文化趣味还很少可以进人文化人的法眼。汉字之美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书法所带来的汉字艺术地书写而产生的美。

清代汉字的书法实践中，最重要的现象是对圆熟的“二王”书写传统的不满，希望以“金石学”学术研究所带来的古代汉字资源来改变这种状态，从而创新书法艺术的面貌。这种以“碑学”为表现形式，以“金石学”为艺术支撑的书法变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汉字字体创立时期的各种实用汉字形式的重新发掘和利用,初期汉字字体的很多呈现方式或多或少受到了公共表意应用的目的及其制作方式的影响和制约，从而产生了较大的不同于书斋手写汉字的面貌和趣味。

清初的书家通过学习碑版金石的汉字呈现方式，而变革习以为常的帖学面貌,如傅山,初学钟繇、“二王”，其后精研金文和碑刻中的古代文字,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草书创作中，从而产生纵逸流畅的风格。在尊碑抑帖氛围曰渐浓郁时扬州八怪”这些非正统的文化人对传统书法规范发起了剧烈的反叛行动,其中典型的是金农的书法实践。他与名士交游，博学多才,尤喜汉碑，而“耻向书家作奴仆”，在参悟汉碑的基础上自创“倒薤”写法等非传统笔法的汉字书写方式,从而创造出独特的散发浓烈金石气的“漆书”风格。清末碑学兴盛,帖学式微，吴昌硕的书写风格表现出强烈的金石学功底的影响。他大器晚成，早年就对古砖器物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其后辗转师学于诸金石学大家,遍观其所收藏的金石书画，眼界大开，由参悟古碑刻金石而来的汉字造型思维使其书法创作面貌奇异而高古，这尤其在其篆书创作和篆刻的艺术实践中体现出来。

.清代的书家倡导宁丑勿媚的汉字审美观，而碑学的理论家从阮元、包世臣到康有为,则大力地鼓吹碑刻尤其是北碑的审美优长，并最终在清代颠覆了“二王”的书法传统，使尊碑的审美倾向发展到极致。这在表面反映了人们对刻帖辗转失真的不信任和对帖学传统萎靡的失望，其实内里应该说是人们对书法艺术长期禁锢于文人程式化书写格式的不满而力求突破。人们在惶恐和迷惘中借由清代的“金石学”成果，而发现了往古金石文字的美，于是不由自主开始尝试回到汉字之初,从其造字、字体形成的原初状态来探求汉字之美的根源，同时当然也是以这种资源来为自己的个性化书写寻求灵感（其“丑学”书法,大多是利用对各种碑刻书法特点的参悟而融汇综合成自成一体的个性书风，往往呈现为非和谐理性的、非中和的、相当质朴、稚拙乃至丑怪的汉字书写形象）。清代的碑派书家们从原初的汉字形体呈现方式中得到了启发，但或许少有人意识到，其所得恩惠并不全部来自书写者，其制作者也是有很大贡献的。限于篇幅,有关民间汉字的应用情况从略。

三

通过上述对中国历史上汉字应用状况的概览，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汉字之美并不局限于传统书法话语所涉及的范围，因为书法讨论的主要是与艺术有关的话题,如线条的节奏和章法的安排等等,而汉字应用的范围则不仅包括艺术性书写的汉字（书法作品），也包括那些主要出于实用目的而写就或制作的汉字。如此我们关于汉字之美的考察范围就应该扩大,它包括那些历史悠久的书法话语所论及的历代名家墨迹和魏晋以前的公共表意书写和制作，诸如金石碑版等的汉字书写兼制作品，也应该包括那些不被认为是书法作品的汉字应用形式，比如印刷字体和美术字,等等。如此我们才能从汉字应用和呈现方式的视角，全面、完整地来审视汉字呈现为各式各样具体的物质媒介形象的美，如武丁时期的某片甲骨文的美,某块汉碑所呈现的符合其功能应用的形式的美，以及它们作为具有共同制作因素的汉字所体现的某种类型的共性美,等等。

其次，从汉字物质生成和具体呈现的方式及其美感的特点来看，汉字之美也不局限于毛笔书写的方式，尤其并不局限于名家以毛笔在纸张等软性材料上书写汉字的方式。历史上谈论书法艺术的话语是在汉代文人热情地投人毛笔书写快感的审美活动之后，此前汉字以各种媒介方式存在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并且在我们今天看来，它们仍然闪耀着独特的美，如甲骨文的爽利挺劲，金文的雍容华丽，而实际上它们并不是以审美目的创造出来的,也主要不是以书写的面目呈现的，虽然其中有书写的因素，但最后的汉字形象却是甲骨刻辞或青铜铭文的制作品形象，后世对这些“甲骨文”或“金文”的印象（所谓“金石味”）主要都是由这些汉字制作品的形象所建构的，而对于制作因素在汉字之美形成中的作用，我们的研究还比较欠缺。制作性对汉字之美的贡献，还往往体现在非文人的制作者的本能想象力的发挥上，这也是我们以往的汉字书写艺术研究所常常忽略的。

第三，从汉字出现的场合和书写或制作的目的来看，在唐代及其前代，汉字许多时候是为了国家的大事或共同精神规范的宣示和传播而书写和制作的，其呈现出来的材料是能够保持久远的金石材料，其保存或呈示的地点往往是国家或群体生活的公共场所，其书写者和制作者往往是不知名的巫官或史官以及无名工匠，所有这些因素都体现为公共表意的特点，而其汉字书写和制作的形象呈现，也往往具有中和、典雅、端庄的审美趣味。宋代以后，汉字的具体书写形象往往是士大夫文人个人性的情感交往和文化学术交流的产物，它们没有庄重的社会公共事务的拘束，而其呈现方式往往是以具有广阔表现空间的纸张、笔墨为手段，以长于表现个性、天赋的手札或尺幅为媒介形式，于是其汉字书写形象往往呈现为个性十足而又极富书卷气的笔墨性线条构形模样，即如唐宋明清的一些大书家的作品风貌。可见汉字之美往往由于其应用场合及目的以及其书写或制作者的不同身份及趣味，呈现不同的美，这也是汉字之美的研究视野应较为关注的方面。

第四，唐代兴起的印刷术和印刷字体创制的实践及其中国书籍、版本文化的巨大遗产，使我们对汉字的技术性呈现形式的审美问题不能视而不见。如宋体字的审美特性问题，在传统时代对它的研究就比较罕见，即使有之也是较为负面的评价，与传统文化对工艺的态度较为类似。但在现代的文化现实中，如果仍然延续传统的对工艺性汉字的忽视和负面评价的倾向，则不仅与现代学术对现代性文化审美特性的判断不甚相符（如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成果），也与当代人的现实审美观感颇有距离。就宋体字的阅读感觉和在文化、商业领域的精神、品牌特性的标示应用来看，它的简洁明快的现代性美感是毋庸置疑的，而在与西方拉丁文字作比较时，它又颇具有东方的神秘和难以言传的韵味。这样的汉字之美，我们怎么能局限于传统的书法论述话语而轻易地错过呢。此外还有美术字问题，限于篇幅从略。

后汉书篇10

「摘 要］汉兵有四种信物：虎符、节、羽檄、诏书。王朝设有符节台管理符、节、玺印。虎符要与诏书同时使用。节的使用没有地域限制。羽檄曾一度独立作为发兵信物，表示情况紧迫，请求援助的信物。西汉中央对地方控制力强，调兵权掌握在皇帝手中，东汉地方统兵权与调兵权逐渐合一，虎符发兵之制很大程度上被破坏，节不断流行起来。

汉代的“发兵”，就是指汉王朝或地方郡、国对于军队的调动，主要是指中央对地方军队的调动。这是军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然而，却没有得到学者足够的重视，多数与军制研究有关的论著对它根本不提，少数学者对它所作的论述也极其简略，而且互不相同。如宋代陈傅良说汉高祖刘邦时“材官骑士散在郡国，虎符与檄召而后来”1。宋人钱文子说西汉“村官、骑士，非虎符不得辄发”。其门人陈元粹说：“（西汉）兵皆散于郡国，有事，则以虎符、檄召而用之。”2现代学者程树德说：“汉时发兵须有虎符。”3《中国军事史》说：“（汉代）发兵时，必须有皇帝的虎符和竹使符。”4《中国军事史辞典》说：“虎符，中国古代调发军队的一种信物”，“羽檄，汉代调发兵士的一种凭证。例同虎符。”5以上记述的互相歧异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迄今还从未有人将汉代“发兵”作为一个制度加以研究。

为弥补这一缺陷，我准备对汉代的发兵制度作一初步的探讨，希望得到专家们的指正。

一　汉兵的几种信物

汉兵的第一种信物是虎符。《汉书》卷4《文帝纪》：“二年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长五寸，携刻篆书，第一至第五。”师古曰：“与郡守为符者，谓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同样的记载又见《史记》卷10《孝文本纪》之《集解》及《后汉书》卷31《杜诗传》之李贤注。又《资治通鉴》卷13，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七月，胡三省注引“应劭曰”也基本相同。

可见，说汉代以虎符发兵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从史书中能找到大量以虎符发兵的例子。应劭还说到了竹使符，是用竹制成，其形似箭，发给有关地方长官五枚，每一枚长五寸，上面用篆书写有“一、二、三、四、五”等字样。《史记》卷10《孝文本纪》司马贞《索隐》引卫宏《汉旧仪》：“铜虎符发兵，长六寸；竹使符出入征发。”《后汉书》卷31《杜诗传》：“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卫宏与杜诗都将“发兵”与“征调”（可能系“出入征发”的另一说法）区别开来。“发兵”是指军队调动，这是没有问题的。“征调”是不是指军队调动呢？很可能不是，因为我们遍检两汉的史籍，没有发现一个以竹使符调兵的例子。《隋书》卷11《礼仪志六》云：“皇帝信玺，下铜兽符，发诸州镇兵；下竹使符，拜召刺史，则用之。”这虽然是说魏晋南北朝的情况，但应与汉制有继承关系，说得很明白，竹使符是中央为征召刺史等地方大臣而用的，与发兵无关。

所以，我认为，竹使符不是发兵信物，《中国军事史》将竹使符也看作发兵的信物，恐怕是不正确的。

汉兵的另一信物是节。汉节是竹制，长七、八尺，约合现在的五尺至五尺六寸；节上装饰是旄牛尾，共有三重，颜色时有变化，最初为赤色，武帝时因戾太子矫节发兵，乃加黄旄于第一重之上，以示区别；王莽时似乎节旄皆黄，光武又恢复汉旧，直至中平二年，因为袁绍弃节，董卓又改节上黄旄为赤6。汉代以节发兵的事例很多，如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派严助持节去会稽发兵以救东瓯7。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十二月，济南太守公孙遂督两将征朝鲜，因楼船将军行动不及时，即以节召楼船将军入左将军营计事，并命左将军麾下执楼船将军，兼并其军队8。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东方盗贼猖撅，使光禄大夫范昆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击贼9。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闰四月，戾太子以节发长乐宫卫士，又使长安囚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皆以装会，因侍郎莽通告胡人“节有诈”而不果；太子又以节令护北军使者任安发兵，任安知节有诈，受节而不发兵10。到东汉时，以节发兵越来越普遍。如光武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八月，命太中大夫伏隆持节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国11。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冬，以皇甫规为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讨零吾12。类似例子不胜枚举。但以上著作在说汉兵信物时，没有一部提到节的。

汉代初期，还曾以羽檄作为征发军队的信物。《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十年九月，代相国陈豨反，帝谓左右说：“非汝所知也，陈豨反，赵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计唯独邯郸兵耳。”颜师古注：“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这条材料又见《西汉会要》卷57《兵二》。所以陈傅良说汉高祖时，“材官骑士散在郡国，虎符与檄召而后来”。以后，因羽檄而发兵的记载还屡见不鲜。但我认为，羽檄本身并不是一种发兵的信物。因为，羽檄不具有强制发兵的效力，见到檄的地方不一定非发兵不可。如，汉高祖说：“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又如，淮阳王更始二年（公元24年）二月，刘秀与王郎都以羽檄向渔阳征兵，渔阳长官了解清楚刘秀是帝室之胄以后才以兵应之，而王郎的羽檄未被理睬13。而且，羽檄是很容易造伪的，如，淮南王刘安为了达到发兵造反的目的，就使人诈作羽檄，说“南越兵入”14。又如荆州刺史王叡与武陵太守曹寅矛盾，曹寅“诈作按行使者光禄大夫温毅檄移（孙）坚，说叡罪过，令收，行刑讫，以状上。坚即承檄勒兵袭叡”15。

史书上还有很多矫檄的记录。由于檄容易被伪造，王朝也就不可能强行规定见檄必发兵。

羽檄应是一种表示紧急情况的信物，统领军队的长官可以不经中央批准即调动军队，参与所需的军事行动，这一点后面还将进一步论述。

玺书或诏令也是汉代调发军队的信物。

卫宏《汉旧仪》：“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皇帝信玺，发兵，征大臣。”16又《隋书》卷11《礼仪志六》云：“皇帝信玺，下铜兽符，发诸州镇兵；下竹使符，拜召诸州刺史，则用之。”

《隋书》所说是魏晋南北朝的情况，但应是与汉制相仿佛。按，汉代玺书，又名制书，又称制诏，王国维《屯成丛残考释》简一、二，释汉宣帝神爵元年所赐酒泉太守制书，引蔡邕《独断》云：“制书，其文曰制诏三公、刺史、太守、相。”又云：“凡制书，有印使符，下远近，皆玺封，尚书令重封。”王：“故汉人亦谓之‘玺书’。”17又《汉书》卷63《武五子传》，卷69《赵充国传》，书皇帝的玺书为“制诏”18。可见，以玺书发兵应该就是《汉旧仪》所说的“皇帝信玺”发兵，而以诏书发兵很可能即是玺书发兵的另一说法。所以《后汉书·杜诗列传》说：“间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学者们都没有论及玺书或诏书为发兵信物这一点。转贴于

二　汉兵信物的使用方式及管理

《汉书》卷4《文帝纪》：“二年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19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顺古曰：“与郡守为符者，谓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

汉代虎符是铜制，分成两半，右半部分留京师，左半部分发给有关地方长官，上面用篆书刻写了“一、二、三、四、五”等字样。王国维《屯戍丛残考释·杂事类》说：“汉晋兵符，每字中分，以为合符时之验。”当中央王朝或地方需要调动军队时，就派使者去合符，两半符的文字能够完全合起来时，就可发兵。汉代对于虎符的使用有很严格的规定。虎符一般要与玺书或诏书同时使用，《汉书》卷35《吴王濞传》：“七国败，弓高侯告胶西王卬曰：‘未有诏、虎符，擅发兵去义国……王其自图。’卬遂自杀。”诏书与虎符同时使用，虎符是发兵信物，诏书则是为了明确统兵长官的职权和任务，以免造成统兵者滥用权力，危害治安的后果。《续汉书·百官志三》：“尚符玺郎中四人。

本注曰：旧二人在中，主玺及虎符，竹符之半者。”李贤注：“《周礼》：掌节有虎节、龙节，皆金也。干宝注曰：‘汉之铜虎符，则其制也。’《周礼》又曰：以英荡辅之。干宝曰：‘英，刻书也。荡，竹箭也。刻而书其所使之事，以助三节之信，则汉之竹使符者，亦取则于故事也。”’可见，汉代竹使符上必刻要求地方官办理的事情，铜虎符上是不能补刻文字的，所以必须用诏书加以说明。汉代中央设有符节台保管玺和符节，《汉书》卷68《霍光传》孟康注：“汉初有三玺，天子之玺自佩，行玺、信玺在符节台。”我们已证，皇帝信玺是发兵玺。符节台有符节令、尚符玺郎等官，《北堂书钞》卷68《设官部》：“符节令，领尚符玺郎四人。”《职官分记》卷22引环济《要略》：“符节令掌天子符玺及节麾幢，有铜虎、竹使符，中分之，留其半，付受为信。”类似记载又见《文献通考》卷115及《续汉书·百官志三》。尚符节郎最主要的素质是明晓法律，清代孙星衍辑录的《汉官》曰：“符节，当得明法律郎。”20这大概是因为符节玺印的出入事关重大，掌之者非有充分的法律知识不可。地方官赴任之前，由符节郎秉承皇帝的意旨，授给相应的符节，《太平御览》卷274：“挚虞《新礼》：‘汉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钺于朝堂。’《新礼》：‘遣将，御临轩，尚书授节钺，古兵书跪而推毂之义也。”’按：《御览》此处引文有不恰当的删节，《晋书》卷21《礼志下》：“汉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节钺于朝堂。其后荀顗等所定新礼，遣将，御临轩，尚书授节钺，古兵书跪而推毂之义也。”可见，尚书郎授节钺是西晋荀顗等人改定礼仪之后的事，汉魏时期是由符节郎授节钺，不由尚书郎。汉代中央与地方之间有使者，迅速地往来于两地之间，以传达信息，清代纪昀辑录汉卫宏的《汉宫旧仪》记载：“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千里为程。”21有了虎符、玺书后，还得有当地主要的长官在场，发兵才算合法。具体说，郡须有太守、都尉，县须有令长、丞尉，国须有王、相、内史、中尉——这些官同时在场，才能合法地完成发兵之举。如淳说：“太守、都尉，令长、丞尉会都试，课殿最。”22《汉书》卷44《淮南王安传》：安欲发王国兵反，“恐相、二千石不听，王乃与伍被谋，为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杀之。”又“与太子谋召相、二千石，欲杀而发兵。召相，相至；内史以出为解。中尉曰：‘臣受诏使，不得见王。’王念独杀相而内史、中尉不来，无益也，即罢相。”这是没有虎符与诏书授权情况下的发兵之举，虽未成，但从反面说明王国发兵必须有相、内史、中尉同时参与。这一点，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15已言之，可参看。在情况并不很紧急的情况下，无虎符而动用军队是算作“乏军兴罪”的，《汉书》卷99下《王莽传下》：“未赐虎符而擅发兵，此弄兵也，厥罪乏兴。”颜师古注：“擅发之罪，与乏军兴同科也。”而乏军兴通常是处死罪，严重的还要收妻子、于女为官奴婢或刑徒。但汉代还是有不少擅自发兵的事例，如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齐王发本国兵及琅邪国兵，以图诛诸吕23；景帝时吴楚七国擅发兵造反24；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冯奉世以节擅发西域诸国兵击莎车25。这些“擅发”的成功，说明汉王朝虽有严刑峻法惩治擅发之举，却没有有力措施防范擅发之举于未然。

相形之下，以节发兵就没有这么严格的规定。虽然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材料，如《汉书》卷66《刘屈氂传》：“（戾）太子召监北军使者任安发北军兵，安受节已，闭军门，不肯应太子……（任）安坐受太子节，怀二心，腰斩。”

这说明汉朝对于以节发兵也有比较严格的规定，相关的人不得不慎。但我认为，比起虎符来说，以节发兵是比较随便的。首先，虎符是要与玺书或诏令相伴而行的，节却很可能不需要。《汉书》卷64《严助传》：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严助被派遣持节发会稽兵救东瓯，“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旨，遂发兵浮海救东瓯。”如果严助持有武帝的诏书，他以节发兵是不会遇到这么大的阻力的；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闰四月，戾太子派人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如果节与诏书要同时使用才能发兵，他的骗局不待侍郎莽通告胡人“节有诈”就将被识破，因为戾太子有节却并无诏书。其次，虎符是一地一符，甲地的符不能用来调乙地的兵，反之亦然，而节却并无地区限制，如，戾太子持一根节，先发了长乐宫卫士，接着又发长水与宣曲胡骑，“皆以装会”，只是因为侍郎莽通告胡人说“节有诈”才最终未果。又如，更始二年（公元24年），萧王刘秀准备讨铜马、大彤等地贼，以吴汉为大将军，“持节北发（幽州）十郡突骑。”26可见，一节能发动十郡甚至更多郡的军队。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东汉后期边境和地方动荡加剧之后，节会不断流行开来，又不难理解为什么兵戈扰攘的魏晋南北朝，地方官大都带将军号，持节出镇。

我们前面论证过，玺书或诏书是与虎符同时使用的。但，玺书或诏书也可独立作为发兵的信物，《后汉书》卷31《杜诗传》：“初，禁纲尚简，但以玺书发兵，未有虎符之信。诗上疏曰：‘臣闻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惧。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符第合会，取为大信，所以明著国命，敛持威重也。间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愚以为军旅尚兴，贼虏未敛，征兵郡国，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书奏，从之。”此书上于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之后，可见，在东汉初期曾一度仅以玺书或诏书而不用虎符向郡国征兵。西汉偶尔也用诏书发兵，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曾“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已校尉屯田吏士”以击康居27。“矫制”可能是伪造皇帝制书以发兵。我认为，王朝对中央兵的调遣可能主要以诏书或玺书为凭证，武帝时丞相刘屈氂发京师军队讨戾太子之前，先由武帝授予玺书，见《汉书》卷66《刘屈氂传》。当然，这是推测，尚无确证，因为史书对于中央军的调发方式极少记载。

羽檄在汉高祖刘邦时也独立地作为向郡国征兵的信物，我们在第一部分曾引用过《汉书·高帝纪下》的材料，颜师古注：“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示速疾也。”可见，檄本来是一种用以征召的文书，羽檄就是在这种文书上插了鸟羽，表示情况紧急。在收到羽檄情况下，是可以不经中央授权就发兵的。淮南王刘安为了达到没有虎符和诏书情况下发兵造反的目的，曾令人持羽檄从南方来，呼曰：“南越兵入界！”《后汉书》卷31《廉范列传》：明帝永平年中为云中太守，匈奴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虏入过五千人，移书旁郡。吏欲传檄求救，范不听。自率士卒拒之。”可见，檄是一种请求附近地区加以援助的文书，收到这种文书的地方，可以不待中央指示就发兵援助，但，我们已说，羽檄不具有发兵的强制效力，发不发兵当然由当地自行决定。转贴于

三　汉兵制度的实施情况

西汉实行郡、国统兵制度，中央有南北军，地方有轻车、材官、楼船、骑士。但有学者指出，中央的南北军也是从地方郡、国选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50《兵考二》引山斋易氏《南北军始末序》曰：“汉之兵制，莫详于京师南北军之屯，虽东西两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驭轻而内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盖是时，兵农未分，南北两军实调诸民，犹古者井田之遗意。窃疑南军以卫宫城而乃调之于郡国，北军以护京城而乃调之于三辅。”又曰：“北军番上与南军等，南军卫士调之郡国而北军兵卒调之左右京辅。”又引章氏曰：“汉初，南北军亦自郡国更番调发来，何以言之？黄霸为京兆尹，坐发骑士诣北军，马不适士，劾乏军兴，则知自郡国调上卫士，一岁一更，更代番上，初无定兵。自武帝置八校，则募兵始此，置羽林、期门，则长从始此。”这些意见，马端临是赞同的。西汉成年男丁的正规兵役一般是一年在地方当材官、楼船或骑士，另一年到京师去充任卫士，所以，西汉一朝，从地方郡、国调发军队的制度是很受重视的。西汉兵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将统兵权与调兵权分开，统兵权属于地方，但调兵权始终握在人主手里，而且，西汉大部分时期是以虎符调兵，汉景帝时，弓高侯劾胶西王的主要罪状就是“未有诏、虎符，擅发兵击义国”，胶西王被迫自杀。淮南王刘安要用国兵造反，也必须取得相、内史、中尉的一致同意才能发兵，这些，前面已说，此不赘述。汉武帝时较多地以节发兵，但，以节发兵其实是君主派遣使节向郡国调兵，并执行君主指定的任务，并不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权；而且，郡国要动用军队自卫或维持治安时，事先须向中央请示，《资治通鉴》卷17：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八月，“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边邑，南越王守天子约，不敢擅兴兵，使人上书告天子”。可见，连边区民族也没有擅自动用兵力的权利。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十一月：“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驿骑上书，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将军王凤及百僚议，数日不决。”28说明西域地区遇到紧急情况，未经中央批准，也不敢擅自发兵。就是到了西汉末期的王莽时候，虎符发兵之制还严格地实行着。《汉书》卷99上《王莽传上》：“哀帝崩……（太皇太后）诏尚书，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资治通鉴》卷38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正月记：“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州郡又不得擅发兵，贼由是遂不制。”翼平连率田况发民年十八以上四万人，予以库兵，王莽下书让之曰：“未赐虎符而擅发兵，此弄兵也，其罪乏兴。”次年，莽派纳言大将军严尤，秩宗大将军陈茂击绿林、下江、新市兵，严尤谓陈茂曰：“遣将而不与兵符，必先请而后动，是犹绁韩卢而责之获也。”从严尤的话中，不难看出，西汉一朝，即使是战争时期，没有兵符也不能擅自发兵。

东汉初期，曾一度罢废地方常备兵，《历代兵制》卷2《东汉兵制》：“建武六年，始罢郡国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法，惟京师肄兵如故，明年，罢天下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及军候吏，尽还民伍，唯更践如故。”这种情况下，与西汉调兵郡国不同，东汉发展起中央军出外作战和留屯地方的制度，《文献通考》卷150《兵考二》：“自光武罢都试而外兵不练，虽疆场之间广屯增戍，列营置坞而国有征伐，终藉京师之兵以出，盖自建武迄于汉衰，匈奴之寇，鲜卑之寇，岁岁有之，或遣将出击，或移兵留屯。”由于地方动荡加剧，地方常备兵以后又逐渐恢复，但却出现了州郡长官势力膨胀的趋势，西汉作为监察官的刺史此时逐渐发展为地方最高长官，握有统兵权与调兵权；由于都尉官时设时废，太守兵权加重，与刺史一样，不仅统兵一方，而且逐渐有了发兵权。总之，统兵权与发兵权逐渐合一是东汉兵制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与上述形势相应，东汉发兵也出现了若干变化，主要表现在：

（一）发兵对象多为中央兵、地方的营兵及缘边州郡兵

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8年）冬十月，以窦宪为车骑将军，北伐匈奴，“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出塞”29。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八月，代郡鲜卑人寇，杀长吏，“发缘边甲卒，黎阳营兵屯上谷以备之”。冬十月，鲜卑寇上谷，攻居庸关，“复发缘边诸郡黎阳营兵，积射士步骑二万人，屯列冲要”30。类似的发兵记录举不胜举。

（二）刺史有向郡太守调兵的权利

《资治通鉴》卷52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五月，象林蛮区怜等攻县寺，杀长吏，“交趾刺史樊演发交趾、九真兵万余人救之”。

还有材料证明刺史有了统兵打仗的权利。如《资治通鉴》卷57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十月，巴郡板楯蛮反，“遣御史中丞萧瑗督益州刺史讨之”；卷59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三月：“初，荆州刺史王叡与长沙太守孙坚共击零、桂贼，以坚武官，言颇轻之。”

刺史统兵打仗，一般都是持节出征，我们已考，节本身就是发兵的信物，而且比虎符使用更灵活、更随意。东汉后期，尤其是黄巾起义爆发之后，州刺史拥节统兵的现象日益普遍，以后魏晋南北朝，刺史不带节，带将军号者，谓之无权的“单车刺史”，为时人所不乐为，与东汉以来的发展趋势是一脉相承的。

（三）郡太守仍带虎符，但很难看到以虎符发兵的记录

随着边境少数民族的入侵、内地变乱的日益频繁，尤其由于都尉一官的置废不常，东汉郡太守的兵权加大。郡太守统兵，但西汉那种虎符发兵的制度却很大程度上被破坏了。

前面已说，光武建武八年（公元32年）以前，王朝向郡国调兵只用诏书或玺书，不用虎符；杜诗上疏请求恢复虎符发兵制度，史书说“从之”，但虎符制度是否真能恢复，殊可置疑。显示郡太守拥虎符而出镇的材料是很多的，据《资治通鉴》卷51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六月，太史令张衡对策，有“且郡国守相，剖符宁境”之语，《太平御览》卷598引《东观汉纪》：“延熹五年（公元162年），长沙贼起，攻没苍梧，取铜虎符，太守甘定，刺史侯辅各奔出城。”《后汉书》卷58《傅燮列传》：汉灵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二月，狄道人王国使故酒泉太守黄衍说燮曰：“天下已非复汉有，府君宁有意为吾属帅乎？”燮按剑叱衍说：“若剖符之臣，反为贼说邪！”要找到证明太守带虎符的材料是不难的，但要找到王朝以虎符发郡国兵的材料却极其困难。《后汉书》卷45《袁安列传》：“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执金吾窦景擅使驿施檄缘边诸郡，发突骑及善骑射有才力者，渔阳、雁门、上谷三郡各遣吏将送诣景第。有司畏惮，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发边兵，警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辄承景檄，当伏显诛。”《通鉴》卷47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九月条，胡三省注：“符信，谓虎符以为信也。”这似乎说明东汉向郡国调兵仍是需要虎符以为信物。但既然二千石敢于不待虎符而只凭窦景的檄书即发兵，说明虎符发兵之制已远不如西汉那么严格。我们知道，西汉发兵不仅要虎符，还须诏书，那时是不会出现东汉这种情况的。

郡太守如遇猝然的变乱或入侵，需要动用兵力时，是怎样发兵的呢？史书很少记载。

《后汉书》卷77《李章列传》：为琅邪太守，北海安丘大姓夏长思反，囚太守处兴，章听到消息，即发兵千人驰往击贼，其掾史劝阻说“二千石行不得越界，兵不得擅发”。但章不听，进兵，破贼，然后将情况上报中央，结果，不但没受惩罚，中央还下诏“悉以所得班劳吏士”。前面还引到《廉范传》有“故事，虏入过五千人，移书旁郡”之语。据此推测，随着地方动乱的日益频繁，西汉那样严格的待王朝授权之后而动兵的制度是无法实行了，大多数情况下将如李章那样，随宜而动。而且，郡之间互移羽檄的现象会不断增多，也使严格的发兵制度成为具文。

行文至此，似可结束我们对于汉兵制度的论述了，但有一问题仍须加以讨论。宋人钱文子和陈元粹对西汉调发郡国兵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论述，钱文子说：“其兴发，量地远近。”陈元粹说：“近地调发，无远征之劳。”31今人黄今言赞同此论，并举了调发关中、西北诸郡兵讨伐匈奴，调发江、淮以南兵讨伐南越，调发巴蜀、三河以西兵对西南夷及西羌作战的例子来加以证明32。按：以上三人所论有一定道理，汉兵也许有时遵循“近地调发”的原则，黄今言所举的例子是可以为证的。但是，我们应当指出，这一原则并无明文规定，可能是由于军情紧迫，必须随地调兵以应付不测事件的客观需要以及节约费用等主观考虑而实际地形成的不成文原则。而且，这一原则并未严格执行，西汉调兵远征的事例还是屡见不鲜，举几个很显著的例子为证：

《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十一年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上乃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为皇太子卫，军霸上”。

《汉书》卷6《武帝纪》：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十月，发陇西、天水、安定骑士及中尉，河南、河内卒十万人，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平之。

《汉书》卷8《宣帝纪》：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三月，“西羌反，发三辅、中都官官徒驰刑，及应募佽飞射士、羽林孤儿，胡、越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诣金城”。

从以上发兵地区分布的广泛性就不难看出这些发兵并未真正贯彻“近地调发”的原则，连钱文子《补汉兵制》也说：“其兴发，量地远近，若宣帝以沛郡、淮阳、汝南征西羌，盖疲民也。”所以，“近地调发”的原则恐怕不能被视作西汉发兵的制度。 1.陈傅良：《历代兵制》卷2《西汉兵制》，见《丛书集成新编》第32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29页。

2.钱文子：《补汉兵制》；陈元粹：《补汉兵制序》，分别见《二十五史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55年2月版，第420、407页。

3.程树德：《九朝律考》“汉律考卷五”，中华书局1963年版。

4.《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写，第三卷第二章。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5.陈章华、荣肇隆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

6.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236—237页。

7.《汉书》卷64《严助传》。

8.《资治通鉴》卷21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十二月条。

9.《汉书》卷6《武帝纪》，《资治通鉴》卷21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五月条。

10.《汉书》卷63《戾太子传》，卷66《刘屈氂传》。

11.《后汉书》卷26《伏湛附子隆列传》。

12.《后汉书》卷65《皇甫规列传》。

13.《资治通鉴》卷31淮阳王更始二年（公元24年）二月。

14.《汉书》卷44《淮南厉王长附子安传》。

15.《三国志》卷46《吴书·孙坚传》注引《吴录》。

16.《续汉书·舆服志下》注引。

17.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年9月版。

18.见《汉书》，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764、2767、2984页。

19.《史记》卷10《孝文本纪》：“二年（公元前178年）九月，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与《汉书》只说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有别。疑《汉书》更准确，因为《史记》卷8《高祖本纪》记：六年（公元前201年）十二月“乃论功，与诸列侯剖符行封。”《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于同年同月记：“始剖符封功臣曹参等为通候。”可见，与郡国为符比与郡守为符更早。

20.21.孙星衍等辑：《汉宫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9月版。

22.《汉书》卷84《翟方进附子义传》注引。

23.《汉书》卷3《高后纪》。

24.《汉书》卷35《吴王濞传》。

25.《汉书》卷79《冯奉世传》。

26.《后汉书》卷1上《光武帝纪上》、卷18《吴汉列传》。

27.《汉书》卷70《陈汤传》。

28.《汉书》卷70《陈汤传》。

29.《后汉书》卷23《窦融附窦宪列传》。

30.《资治通鉴》卷50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八月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