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名句十篇

楚辞名句篇1

1、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出自先秦·屈原《楚辞·九歌·湘夫人》。袅袅，微风吹拂的样子。兮，句中语气助词，相当于“啊”。波，此作动词用，波浪涌起。木叶，树叶。诗句描写秋风阵阵，秋叶飘零，洞庭湖水波荡漾的秋日之景。

2、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出自先秦·屈原《楚辞·离骚》。落英，落花。木兰坠露滴滴香，早上饮了当早餐；秋菊之花落纷纷，拾掇花瓣为晚饭。这是屈原以饮露餐菊暗喻自己清高不同流俗的人格人品。一个孤芳自赏、独立不羁的清流者形象顿时跃然纸上，让人觉得又高洁、又孤寂。

3、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出自先秦·屈原《楚辞·渔父》。沧浪的水清，可以洗我的帽缨；沧浪的水浊，可以洗我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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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名句篇2

    在林云铭的心中,屈原的文章是没有人敢续,也是没有人能续的,其原因主要是没有人能有屈原一样的志向,这样,在人格上就把屈原提升到了一个极高的位置,后世没有人能够与之相提并论。屈原是千古第一忠臣,然而生不逢时。“以王者之佐,生于乱国宗族,志无所申,义无所逃,不得已以一身肩万世之纲常,寄之于文以自见”②。楚辞正是屈原的情感的寄托,是其志向的表现,是“千古奇忠所为日月争光奇文”。③这样,自然没有任何拟骚续骚作品能够与屈原的作品相提并论了。林氏把屈原与许由、伯夷放在了同一个层面上。这样的取舍实际上也表明了林氏对屈原人格精神的绝对认同,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将他认为不是出于屈原之手的作品全部删去了。

    黄文焕说:“千古忠臣,当推屈子为第一。”林云铭认为屈原是“千古奇忠”之人,从情感上来说,似乎比黄文焕的评价来得更加深入。他认为屈原对楚国存亡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他这样解释司马迁之所以将楚国被秦国吞并的结局附于本传之后的原因:

    以宗国而为世卿,义无可去,缘被放之后,不能行其志,念念都是忧国忧民。故太史公将楚见灭於秦系在本传之末,以其身之死生关系於国之存亡也。④

    基于屈原对楚国的巨大贡献和屈原忠贞高洁的人格,林云铭不允许有任何微词加在屈原头上。他对前代对屈原人格精神的否定表现出巨大的愤懑,用“巨恨”来形容。“后人动解作失位怨愤,去把一部忠君爱国文字,坐其有患得患失肝肠,以致露才扬己,怨刺其上之讥,千古蒙冤。愿与海内巨恨者共洗之”⑤。对杨雄、班固等人开其端的对屈原的批判,表现得极为不满。前人对屈原的至死不渝表现出了些许的不理解,认为他可以去国他适,别求贤君,语含规劝之意,林云铭继承了洪兴祖“宗国不可去”的观点,《楚辞灯·序》中说:“屈子以王者之佐,生于乱国宗族,志无所申,义无所逃。”《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一句下,林氏曰:“颛顼后,与楚同姓,为世官。便有宗国不可去之意。”这里的不可去的“义”,是身为宗族世卿,对于国家,对于百姓的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和担当。《离骚·总论》中说得更加明白:“即无论能辨不能辨,有变有不变,但吾以楚族世卿,大义攸关,一言及他国已无自存矣。”林氏认为,面对这种艰难的境况,不能选择逃避,而应该迎难而上,有所作为。在《大司命·总论》中,林氏曰:

    原以忠而见疏,不得复用,老已至矣,人寿几何,何安能留为有待,此二司命所由作也,细玩篇中寿夭二字,是后面眼目,层层说来,见得司命承帝命以操阴阳之柄。人自禀气以生,其寿夭离合,皆有一定不可易者,唯自尽其所能为而听命於其所不能为,此行法俟命,穷且益坚之大本领也。

    林云铭对朱熹以来理学家对屈原的批评进行了反驳。《离骚》最后两句“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下,林氏曰:“已上把与国存亡之义,结出本旨。晦翁谓屈原忠而过,呜呼,忠岂有虑其过之理乎?”林氏对历来批判和否定屈原的观点逐一进行了批驳。

    林氏强调屈原的忠君爱国,但这里的忠君并不是建立在对君王个人的愚忠上,而是建立在一种包容天下的大担当上,即所谓的“以一肩担万世之纲常”,“与国存亡”之义,在这个基础上,林氏又概括屈原的精神为“忧国忧民”。这种概括与林云铭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林云铭出身寒微,幼时家境贫穷,生活艰难,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百姓的生活深有体会。林云铭自幼受到了良好的家庭熏陶,他的父亲为人刚直不阿,好打抱不平,轻视名利。林云铭的母亲贤淑大方,知书达理,颇有远见,好周济穷人。这些经历形成了林氏性格中同情百姓,关心人民疾苦的一面。在徽州推官任上,林氏就写过奏议,申请为百姓减免赋税,与民休息。他的多首诗歌中就详细描写了百姓所遭受的巨大痛苦和艰难生活。《悯旱》诗云:“居民十万皆啼哭,骄阳不化土生烟。苦欲射鸟无羿附,柳帻村儿仰首呼。”对旱情对百姓造成的深重灾难寄予深切的同情,其关切而又无奈的感情表现得明明白白。《老女行》一诗,长达二百零八字,类似歌行体的诗句,详细地描绘了被卖到别人家为奴为婢的穷家女子的不幸遭遇。诗前面的引子说:“及时匹偶,人情也。徽俗多贾於外妇持家政,以男仆入室为嫌,畜婢无配,甚至终身不字,此风休宁为最。古诗云:老女不嫁,蹋地唤天,怨而至于怒,宜矣。聊述所见,以长歌当哭,亦不自知其言之悲也。”林氏对下层社会中各种人物的生活都有所了解,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和巨大的同情。他的这种情感体验对他的楚辞注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一句下,林氏注曰:“可怜这些百姓,征战则夺其身,赋敛则夺其财,谋生多少艰难,如何再当得满朝求索。”对生活在苦难中,饱尝艰辛的老百姓的关切之意可见一斑。《九章·抽思》后面的分论说:“篇中先提出己之忧思,全是为国为民起见,因屈於君之多怒,难以面陈,遂趁笔带出民尤两字,则民不堪之状约略可见。”《哀郢》“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二句下,林氏注曰:“既忧自己,又忧国与民,未有断时。”这与其说是林云铭对屈原和楚辞的注解,还不如说是对自己的注解。“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一段下,林氏说:“已上叙被放九年中,无日不以忧国忧民为心。”屈原被放逐后,仍然无时无刻不在牵挂国家的安危和百姓的幸福。这也是林云铭真实的内心写照。

    林云铭把对先贤屈原的情感倾注到了对其作品的注解中,化为实际行动,前后近四十年,完成了《楚辞灯》。林云铭开始注释楚辞应当是他在徽州推官任上时,当时作者仅三十多岁。最终完成应该是在1697年,作者已经69岁了,书成后不久,作者就辞世了。

    林云铭秉性刚直,不同于流俗,为官之后,尽心尽力地为百姓谋福祉。对于上级官吏他从来不逢迎巴结,也不结党营私,这种性格使得他在仕途上举步维艰。平日素心难改,多年的夙愿又难以实现,面对庸俗的现实官场,作者显得厌恶而又无可奈何,以至于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林云铭开始了对楚辞的关注。《楚辞灯·序》中说:“余少痴妄,不达时宜。私谓用世可以得行其志,及筮仕后,所见所闻,皆非素习,故动罹谴诃。每当读《骚》,辄废书痛哭,失声仆地,因取蒙庄齐,得丧忘是非之旨以抑哀愤。”可见正是在现实政治中找不到实现理想的道路,才转而在老庄的虚拟世界中寻找内心世界的平衡,以自我安慰。在读书的过程中,加以评释,是注释楚辞的开始。林云铭于顺治十五年授官出仕,九年后(1667)罢官,退居建溪,作者初注楚辞应当就是在理徽的九年里。

    康熙十三年,福建兵变,作者遭遇不测之祸,身陷囹圄,其多年所着书稿也尽毁于战火之中,楚辞的注释暂告中断。次年,清兵南下,闽变平息,林云铭出狱,出狱后举家迁至武林。受到四方书商的请托,开始了第二次注释楚辞,然而再遭不测,“再注未就,又毁于回禄”。书稿又一次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这次火灾发生在康熙三十三年,这一年作者已经66岁了。

    《挹奎楼选稿·序》中说:“吾生平精力,尽在诗文。”这些倾注着他最大心血的诗文却屡历劫难,难以保存,作者的境况,可谓“迫之以患难坎坷,炼之以穷愁抑郁”。对于注释楚辞,他说:“余虽乏骚才,然老惫异域,贫寠不能自存,且四海之大,无一人能知余之为人者,而毕生不踰跬步之志,九死不悔,在屈子未必不引以为类。”身陷困境,志无所申,遂引屈子为千古知己,借注屈来宣泄自己的愤郁之情。在现实中,林云铭是无奈的,他把自己的穷困窘迫和无奈归之于天命,他说:“余尝谓文之可存与不可存,在作者得而主之,至于能存不能存,则别有主之,非作者所得与也。”楚辞手稿两次毁于火灾,他认为是冥冥中注定的,“前次未就稿本,重罹意外灰劫,安知非阴有督迫,使余为全骚计耶?”作者的无奈与天命观可见一斑。遂与康熙三十四年(1696年)再次着手注释楚辞,“因于丙子良月,杜门追记,并补未注诸篇。万驳千翻,止求其大旨吻合,脉络分明,使读者洞若观火,还他一部有首有尾,有端有绪之文”。该书于次年完成,《楚辞灯·序》于“康熙丁丑岁孟春望日”最后写定,康熙丁丑即康熙三十七年(1697),时年作者已经69岁了。书稿完成当年,林云铭就辞世了。

    《楚辞灯》的成书可谓历尽艰辛,始注时在作者三十多岁,完成书稿时已年近七十,其间历三十余年,这在楚辞诸注本中是鲜见的,作者在着述过程中的艰辛感悟可以想见。《楚辞灯》刊行后,所产生的巨大反响是一种独特现象。《楚辞灯》于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刊行之后,很受欢迎,盛极一时,覆刻、翻刻本不少,到了乾嘉以后,书坊将不少楚辞注本更名,以“楚辞灯”为名推出,如将刘梦鹏的《屈子章句》更名为《楚辞灯章句》,称屈复的《楚辞新注》为《楚辞灯新注》,这些注本均被书坊冠以“楚辞灯”之名刊行,可见林云铭《楚辞灯》行世后的畅销程度了,这种借名刊行的现象在楚辞研究领域是很独特的。四库馆臣的评价“词旨浅近”,“盖乡塾课蒙之本”,恰好概括了《楚辞灯》的特色,即易读、易懂、易接受。民国六年北京石印本《楚辞灯》直接更名为《楚辞易读》,就是最有力的证据。这本书对于初学者和只做普及性阅读的人来说,是有很大意义的。此书还被译介到了日本,几次翻刻,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因此,《楚辞灯》对楚辞的普及和研究所作的巨大贡献绝对不能被抹杀。

    注释:

    ①林云铭.南沙文集序.见《挹奎楼选稿》卷三.清康熙三十五年陈一夔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

    ②③林云铭.楚辞灯·序.清康熙三十六年挹奎楼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楚辞类》).

    ④⑤林云铭.楚辞灯·凡例.清康熙三十六年挹奎楼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楚辞类》).

    参考文献:

    [1][清]林云铭着.楚辞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

    [2][清]林云铭着.挹奎楼选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

    [3][汉]司马迁着.史记.中华书局,1975.

楚辞名句篇3

摘 要：新时期的骚体赋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是对骚体赋概念的界定进行了辨析；二是对骚体赋流变及各时期主要作家、作品作了梳理；三是对骚体赋的题材内容及艺术品质进行了归纳总结；四是对骚体赋研究的前景作了展望。以上研究对辞赋研究的整体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骚体赋；概念界定；流变；题材内容；艺术品质；展望

骚体赋是承继楚骚抒情传统，以“兮”字句为作品主体形态的一种文学样式。骚体赋的创作先驱是汉初的贾谊，其《吊屈原赋》是骚体赋开篇之作。新时期骚体赋研究不断深入。无论是概念的辨析，还是题材内容及艺术品质总结，都取得可喜成果。现对新时期骚体赋研究综述如下，敬请专家学者教正。

一、骚体赋概念的界定

什么是骚体赋？一种观点认为，骚体赋是用骚体“兮”字句写成的作品，战国屈原、宋玉的辞作，以及汉代人的拟作，如东方朔的《七谏》、严忌的《哀时命》等，都应属于骚体赋。如曲德来认为：“所谓骚体赋，是指那些在形式上极力模仿屈原的汉赋 。……此外还应包括虽不以赋名篇却是纯粹模仿屈原赋的作品。”①袁济喜、赵敏俐及孙晶在论及骚体赋时也将这些拟骚之作归属其列。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汉以后乘楚辞而来的赋作品（《吊屈原赋》、《长门赋》、《悲士不遇赋》等汉以后的骚体赋）都共同体现了直抒胸臆的主体性原则，惯用比兴手法，篇章结构上重点突出，故完全称得上是“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即诗歌。同楚辞一样，理应属于诗的范畴。笔者认为，骚体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采用楚骚的文体形式，也就是以“兮”字句作为其基本的句型；其二是明确地用“赋”作为作品的称名。褚斌杰亦指出：“骚体赋是指在体制上极力模仿‘楚辞’并且以赋名篇的作品。”

二、骚体赋的流变及各时期代表作家、作品

（一）汉代骚体赋继承了原始骚体（屈、宋之作）的抒情功能，主要是抒发苦闷、幽愤

等压抑之情。同时，汉代骚体赋受散文式思维方式影响，表现出与说理散文、描写散文或叙事散文相类似的某些功能。②康金声认为，汉代骚体赋在风格情调上流注着悲与怨的感情，在形式上用带“兮”字的骚句加强咏叹色彩，增强抒情效果；句子自由长短错落。孙晶、梁葆莉等亦持相同看法。此外，赵敏俐、苏萍、宁宇、吴贤哲、王双等对此也有独到见解。汉代骚体赋有贾谊《吊屈原赋》，司马相如《大人赋》、《长门赋》，董仲舒《士不遇赋》，汉武帝《李夫人赋》，王褒《洞箫赋》，扬雄《甘泉赋》等26篇，在整个汉赋中占有很大比例，多为学者研究重点。

（二）建安魏晋时期，随着汉代大赋向抒情小赋的转变，骚体赋大批涌现。建安时期骚体赋受到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即兴性、抒情性影响，显示出个性化与抒情化的倾向。③郭建勋《论建安骚体文学转向个性化的内因外缘》统计显示，此期骚体赋多达80 余篇。如王粲的27篇赋中，骚体赋有6篇。魏晋时期骚体赋一方面逐渐与楚辞分开，独立性特征凸现，“兮”字渐为“而”、“以”、“乎”等虚词代替，楚辞的地域性特征大为减弱；另一方面与骈文、诗歌之间的渗透交叉有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发展，呈现出骈偶化和诗化的痕迹。王双、孙宝、曹胜高等对这一时期骚体赋的发展都有深入探讨。

建安时期重要骚体赋作品有王粲的《槐树赋》、《登楼赋》，曹丕的《感物赋》、《登城赋》，曹植的《幽思赋》、《归思赋》等。晋代作品有傅玄《正都赋》、《潜通赋》，陆云《登台赋》、《南征赋》、潘岳《闲居赋》、《怀旧赋》等，大多篇制完整，文辞清丽，具有突出的艺术价值与文献价值。

（三）南朝是骚体与赋体真正水融的时期。骚体以“乱曰”、“歌曰”、“系曰”、“辞曰”等形式融入赋体变得更为普遍灵活，且骚体与赋体互相渗透，艺术上产生新变。郭建勋认为，南朝骚体赋是当时唯美主义文学革新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新兴的诗歌影响撞击的结果。此期骚体赋变革主要侧重于形式体制和表现艺术，摹仿与出奇求新并行。南朝骚体赋作中有代表性的是江淹《去故乡赋》，鲍照《芜城赋》，颜延之《赭白马赋》，谢庄《月赋》，谢惠连《雪赋》等。北朝骚体赋数量较少，只有李显《大乘赋》，王通《东征赋》等。

（四）唐代以律赋著称，但出现一个骚体赋创作小高潮。如李白共作8篇赋，有5篇为骚体赋。柳宗元12篇赋作中骚体赋有5篇。韩愈写过《复志赋》、《闵己赋》等。唐代骚体赋研究成果较少。

（五）宋明清时期的骚体赋。宋代骚体赋日益散文化。有些骚体赋还保持唐代以来盎然的生气。如晏殊《雪赋》采用《九歌》句式，风格清丽活泼。苏轼《滟堆赋》、《屈原庙赋》尤惹人注目。明清时期骚体赋创作更多，刘基、方孝孺、李梦阳、王守仁、黄道周、尤侗等作家，都创作过骚体赋。

三、骚体赋的题材内容及艺术品质

新时期对骚体赋题材内容及艺术品质的研究，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强调其抒情品质；二是在研究思路上多与楚骚相对照。

关于骚体赋的题材内容，郭建勋将汉代骚体赋分为四类，即纪行类、玄思类、悲士不遇类、悼骚类。冯小禄《不遇·玄思·宫怨·述行——简论屈骚影响下的汉代独创骚体赋》，高芳《两汉拟骚作品研究》等亦持此见。曲德来按照时代进程，展现了西汉至曹魏时期骚体赋题材内容的变化趋势：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生活复杂化，促使骚体赋表现题材有所扩大，由全部抒情转向说理、叙志、咏物。

在骚体赋的句式、用韵、语言节律等艺术品质的研究中，也呈现出与楚骚的联系。曲德来认为：“就句式上说，骚体赋所用的主要是六言二节拍句型，显然这是学习《离骚》句式的结果，也是所以叫做骚体赋的原因。”郭建勋《辞赋文体研究》总结了骚体赋对楚辞体“兮”，“”等代表性句型的承袭情况，并剖析了广泛采纳第一种句型的原因。曹明纲则归纳出“兮”等十二种骚体赋句式，使人能清晰地了解骚体赋的句式特点。此外，曹胜高《骚体新变与汉魏问题演进》，孙晶《汉代骚体赋的发展演变》，郭建勋《先唐辞赋研究》等亦有相应研究。

四、骚体赋研究的展望

可见，骚体赋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随着地下文献的出土发表，以及西方文艺理论的引介与不断本土化，对骚体赋研究也提出一些新课题。如：（1）地下文献能否改变人们对骚体赋概念的界定？如黄灵庚《楚辞与简帛文献》已对出土文献与楚辞的关系进行详密论证。但出土文献与骚体赋关系的相关研究尚未见到。（2）在西方文艺理论指导下，如何认识骚体赋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地位与价值评判？如萧兵有《楚辞的文化破译》问世，但尚未见以西方人类学、文化学等理论研究骚体赋的论著。（3）骚体赋与楚辞作品、大赋及抒情小赋等形式赋作的渊源关系究竟如何？学界已有相关成果，但多停留在浅层次的界定或概述上，似未深入加以探讨辨析。以上诸多问题都需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释：

①曲德来.汉赋综论[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②康金声.论汉代的骚体赋[J].山西大学学报，1988，（2）：18～27.

③郭建勋.骚体赋的界定及其在赋体文学中的地位[J].求索，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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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王双.生命的欢娱与悲忧—曹植骚体赋简论[J].名作欣赏，2010.

[24]王双.论两汉时期骚体赋的特征[J].名作欣赏，20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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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林庚.林庚楚辞研究两种[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楚辞名句篇4

林文月在其译著的《源氏物语》的洪范新版序中表达了自己未能参考丰译的遗憾，同时也庆幸通过独立完成译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于今思之，反倒庆幸蒙昧中摸索前行，至少建立了属于自我的译风。”[2]（紫式部，3）林译本与其他诸译本译风的不同从对原文中和歌的翻译上就可见一斑。

一、《源氏物语》中的和歌概况

“和歌”即日本的古典诗歌，是日本韵文学最古老的形式之一。《源氏物语》中共有795首和歌，均为5，7，5，7，7的三十一音节组成的和歌中的短歌。795首和歌数量不可谓不庞大，因此和歌是这部巨著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江户时代著名国文学家本居宣长曾在他的《紫文要领》中对《源氏物语》中的和歌做过这样的评价：“欲知歌道之本意，宜精读此物语，领悟其情味；且欲知歌道之风采，宜细观此物语之风采以领悟之。此物语之外则无歌道；歌道之外则无物语。歌道与此物语其趣全同。盖夫论辩此物语之事之前，即当先知歌道之论。咏歌者之情趣，当全为此物语之情趣也。”[3]本居宣长的评价说明了《源氏物语》中的和歌质量之高堪称日本和歌的典范；想要领悟《源氏物语》的内涵则必须理解其中的和歌。由此可见和歌与《源氏物语》密不可分的关系。五十四帖《源氏物语》，每一帖均有数量不等的和歌。这种散文叙事夹杂和歌的形式恰如中国唐代的传奇，宋代的话本以及元明清古典小说中散文与韵文相结合的形式。

既然和歌在整部《源氏物语》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译者在翻译时自然是绞尽脑汁以期体现出和歌的原意和风韵。林文月在其修订版序言中说道：“我译《源氏物语》，虽然采用白话文体，但是在字句的斟酌方面，也努力避免陷于过度现代化，尤忌外来语法的羼入，依次试图把握比较典雅的效果。也就因为这个缘故，全书共出现的795首和歌，避免采用白话诗的译法，而自创三行、首尾句押韵的类似楚歌体形式。如此，在白话的散文叙事之中时时出现比较古趣的诗歌，或者可以使人在听觉和视觉上，有接近原著的典丽感受。”[4]（紫式部，24）

二、楚辞体与《源氏物语》中的和歌在形式上的相似

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粘着语”日语与属于汉藏语系的“孤立语”汉语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所以和歌的音数律不像中国的诗词格律规定的那么严苛，但音节的数量也仍需遵守一定的限制，如和歌中的短歌就需遵守5，7，5，7，7三十一音节的规定。林译本中将和歌译为三行楚辞体，楚辞采取三言至八言参差不齐的句式，篇幅和容量可以根据需要任意扩充。比起有严格格律要求的五言绝句或是要求诗句字数整齐划一的七言律诗，楚辞灵活的形式更加贴近和歌，从而达到林文月所说的在视觉上产生接近和歌的效果。

如第一帖《桐壶》中的第一首和歌，原文如下：

限りとて別けるる道の悲しきにいかまほしきは命なりけり林译本译文为：生有涯兮离别多，誓言在耳妾心苦，

命不可恃兮将奈何！

三、楚辞体译文符合和歌具有音乐性的特点

“和歌”一词中，“和”即意为“大和民族的”，而“歌”则意味着这种文学形式本身抑扬顿挫，可以吟唱，这说明“和歌”原本是由音声语言形成的文学表现。[5]（姚继中，86）“若将日本和歌与中国古典诗歌相比较，仅就音律而论，和歌的发声与腔调与其说是‘吟’，毋宁说更接近‘唱’。”[6]这是由于汉语和日语的语言特点不同而造成的。汉语中每一个汉字都有其固定的发音与含义，而日语往往多个假名才对应一个日语汉字。因此和歌在节奏方面与节奏整齐划一的五言绝句，七言律诗不同。和歌的律拍为双音，按照叠加原理节奏应成偶数音拍。和歌遵循“5，7，5，7，7”三十一音节的格式，五音是律拍的一次性相加，为最原始的节奏；七音是律拍的二次性相加，为后起的节奏。节奏首先必须能够独立表达一个以上的独立意群，其次必须是一个独立的韵律单位。换言之，节奏内部不能有明显的停顿，节奏之间必得有一定的休止。因此比起中国的五言律诗和七言绝句，和歌更多的接近为“歌曲”的形式。楚辞的直接渊源是以屈原的《九歌》为代表楚地民歌，因此用同样具有音乐性的楚辞体来翻译和歌是在合适不过的了。

在语音层面上，楚辞体中的叠词和语气助词“兮”就带来了明显的音乐效果。[7]如林译本第四帖《夕颜》中光源氏唱和夕颜的第一首和歌：

夕颜华兮芳馥馥，薄暮暗昏总朦胧，

如何窥得兮真面目。

首句“夕颜华兮芳馥馥”中“馥馥”这一双声叠韵词的使用就形成了一定的音乐效果。其次，“兮”古音为a-，“这一长元音反复而有规律的出现，使得整个语音过程处于相对统一的音高、音节系统之中，从而完成了文本由辞向音的转化。”[8]

从诗句结构层面上来看，王次炤在《音乐美学》一书中说到：“完整对称的结构是呆板的，在音乐中完全的对称也有类似的效果，因此在音乐中的再现往往是变化的再现，我们经常用A-B-A来表示。”[9]林译本中的和歌翻译首句均译为“OOO兮OOO”的“九歌”体，末句又译为“OOOO兮OOO”的形式。楚辞体中的“兮”字就相当于音乐旋律结构中的B的作用，通过连接两个对偶或近似对偶的句子成分，或是连接内在情绪与自然现象，通过并不完全对称的 结构，形成了自然灵动的音乐性。如林译本《夕颜》中最后一首和歌：逝者逝兮去者去，

生离死别两成空，

萧条暮秋兮独思虑。

首句“逝者逝兮去者去”中的“兮”字连接的“逝者逝”与“去者去”就为对偶的两个句子成份。而末句的“兮”字连接的“萧条暮秋”和“独思虑”则一为自然环境，一为心理活动。对称与不对称相结合，整体上形成了音乐中变化的再现。

由于在语音层面与诗句结构层面上的特点，楚辞体具有显著的音乐性，因此用来翻译同样具有音乐性的和歌是十分恰当的。

四、楚辞体中的“兮”与和歌中感叹词的语义相似

和歌中常有表达咏叹之意的助词，这些表达咏叹之意的助词往往语感十分微妙，只能通过阅读原作“意会”而很难通过翻译“言传”。如上文中引用的《桐壶》帖中的第一首和歌原文中，なり是表示断定的助动词なる的连用形，けり是表示咏叹的助动词。而“中国古典诗歌除早期的骚体用‘兮’字外，很少在句中插入感叹词。”[10]若译为五言绝句或两首七言律诗就很难直接表现出感叹之意，只能通过字里行间来揣摩出作者的情感。在这一点上，楚辞体中的一个“兮”字就承担起了咏叹的作用。闻一多在《怎样读九歌》一书中总结了《九歌》中“兮”字的用法，闻一多认为“《九歌》中的“兮”字，“竟可以说是一切虚字的总替身”。[11]因此九歌体中的“兮”字除了作为泛声符号充当语气词表示语音持续，增强所表达的悲伤，愤慨等情感外，“本身自然地兼有许多虚词的文法作用。”[12]楚辞体中的一个“兮”字，便可巧妙地承担起日语中含有微妙感情因素的助动词或终助词在和歌中的作用。因此林译本的楚辞体的翻译，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如何翻译和歌中表示咏叹之意的助词的问题。

五、楚辞体的美学特征与日本“物哀”文学思想的一致性

“物哀”（物のあはれ）是日本传统文学的重要概念，是由本居宣长正式提出，其最初是针对和歌的本质。作为日本审美特征源头的和歌，“物哀”便是其中心思想，代表了日本民族的审美情趣。他认为“从神话时代至今，乃至无穷之后世，所咏和歌，皆可以‘物哀’一次归纳之。”[13]（姚继中，52）所谓“物哀”，“物”指的是外在的客观事物，“哀”则表示人的主观感受。简而言之，“物哀”即是指人触景生情，心有所动而自然流露出的情感。林文月在其译本的修订版序言中说道：“当人的主观情感受到外在客观事物的刺激而产生反应，进入客观融合的状态，即呈现出一种调和的情趣世界。”[14]（紫式部，23）“物哀”的“哀”依附于“物”，“物”赋予“哀”一种具体的存在性。[15]“物哀”表达的是对四季风物的感受：“春有花开夏鸟鸣，秋日明月冬雪冷”。纤细典雅的自然景观往往牵动着对日本人的内心情感。

“物哀”论随后被本居宣长运用于理解整部《源氏物语》。他在《<源氏物语>玉の小栉》一书中提出了《源氏物语》的主题思想是“物哀”这一观点。[16]（姚继中52）和歌具有抒情性的特性，自然大大渲染了小说中的“物哀”情绪。“夫和歌者，托其根于心地，发其华于词林者也。人之在世，不能无为，思虑易迁，哀乐相变，感生于志，咏形于言；是以逸者其声乐，怨者其吟悲，可以述怀，可以发愤；动天地，感鬼神，化人伦，和夫妇，莫宜于歌。[17]《源氏物语》中的和歌绝不是作者为了作和歌而作，而是小说人物抒发情感，从听觉上交流思想的一种重要媒介。林文月用楚辞体作为和歌翻译的形式，我认为除了两者在形式，感叹词的使用与音乐性方面的相似之外，楚辞体绝佳的抒情性与浪漫主义的美学特征与和歌的“物哀”的不谋而合是最重要的因素。对于和歌的翻译，仅仅做到形式的相似，语义的准确传达是不够的，如何在翻译中尽可能地展现出和歌中的“物哀”的审美思想才是关键所在，因为“物哀”是日本传统文学的精髓，不能传达出“物哀”精神的话，读者也就无从理解日本文学的民族特色。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对楚辞的美学特征做了简明扼要的概述：“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其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拘矩度。”[18]“其言甚长”是说楚辞体的作品行文较长，这一点并不适用《源氏物语》中短歌的翻译。林文月为此独创了三行楚辞体来作为和歌翻译的媒介，但仍保留了楚辞体其余的美学特征。

“其思甚幻”指的是楚辞体作品具有丰富奇特的想象。楚辞与楚地的原始神话、祝祭巫术等宗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源氏物语》中涉及神鬼宗教的情节也并不少见。如林译本第九帖《葵》中光源氏正妻葵姬被忧思过度以致灵魂出窍的六条妃子的魂魄附体时所作和歌：

叹妾魂兮空飘荡，

云游西东无定时，

盻结裾端兮息魑魉。

此处诡谲的楚辞体的译文传神地表现出六条妃子对光源氏薄情的怨慕悲伤，恰如，《九歌·湘夫人》中湘夫人思君不至时心无所依的怅然。楚辞体译文还原了原文中凄艳神秘的氛围。

“其言甚丽”说明楚辞体作品词藻典雅优美。楚辞的意象极为高洁优雅，如《九歌·湘夫人》中就有大量的关于香花香草的描绘。1968年因此用同样大量描写优美自然风物的楚辞体来翻译表现热爱自然的审美情趣和文学观的和歌显然是非常适宜的。如林译本第四帖《夕颜》中夕颜写于扇面的一 首和歌：

白露濡兮夕颜丽，花因水光添幽香，疑是若人兮含情睇。

“其旨甚明”意为楚辞体作品的意旨十分明确。楚辞中的客观景物都被诗人寄托了自己的情感，运用“比”的手法，将自然景物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典型的楚辞的代表作《离骚》之中，“香草”便喻为忠贞，“美人”便喻为明君，香草美人的意象寄托了屈原忠君爱国的思想。和歌之中诸如“雪月花”之类的优美的四季风物也往往被日本人用来寄托“物哀”的情绪。《源氏物语》的和歌中，“花”与“月”这两个意象大量出现，“花”多是用以比喻风华绝代的光源氏或是文本中与光源氏有情爱纠葛的女子。如上文所引用的林译和歌中，被白露濡湿，幽香脉脉的夕颜花便是用来比喻容貌秀丽的光源氏，借夕颜花来表达了夕颜对光源氏的倾慕。“月”这一意象由于其高悬于夜空，可望而不可及的特点，常被光源氏用来寄托思美人而不可得的情感。如林译本第八帖《花宴》中光源氏试探坐在帘后的胧月夜时所做和歌：

月朦胧兮途茫茫，光隐山后失清影，何时重现兮常彷徉。

这首和歌中光源氏就是以朦胧月光比喻之前夜晚偶遇而之后遍寻不着的胧月夜，以朦胧月光寄托了自己由此引发的徘徊相寻的哀苦之情。

综上可知，楚辞体的美学特征与和歌之中“物哀”思想的吻合使得楚辞体成为了和歌的最佳译文形式。

六、结束语

林文月出生于上海的日租界，幼时接受的便是日语教育，直到13岁返回台湾居住时才开始接受中文教育。双语的教育背景加上学贯古今的文化底蕴也使其成为了台湾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佼佼者。《源氏物语》的中译本是林先生五年半的心血之作，她用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清丽的笔触用中文再现了千年之前日本平安时代的风雅。尽管林先生为书中的和歌翻译而首创的三行楚辞体在格式，语义，音乐性和思想上很大程度上贴近了原诗，然而翻译本身就是一门不完美的艺术，她在其译本的注释中也时常遗憾由于中日语言文化的差异未能精准传神地翻译出原作和歌中的一些精妙之处。但正由于翻译的不完美，才给广大的学者和读者留下了继续雕琢的空间，也使得这部译著保持的长盛不衰的魅力。

参考文献：

[1][2][4][14][日]紫式部，林文月译.源氏物语.译林出版社，2013.

[3]曹顺庆等.东方文论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782）.

[5][13][16]姚继中.《源氏物语》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6]武继平.日本和歌的节奏.外国文学，2011，1，（45）.

[7][8]沈亚丹.楚辞文本的音乐结构及其呈现形式.艺术百家，2012，6：175.

[9]王次炤.音乐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56）.

[10]金中.论和歌和俳句的翻译形式.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3：78.

[11][12]郭建勋.再论楚辞体与七言诗之关系.中国楚辞学-2009年深圳屈原与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7：73.

[15]郑民钦.和歌美学-人文日本新书樱之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51）

[17]彭恩华.日本和歌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51）.

[18]鲁迅.汉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70）.

楚辞名句篇5

关键词：《诗经》 《楚辞》 有 考释及训诂研究

对古籍中字词的重点解释和研究，是帮助现代人理解经典文学的重要途径，也是将古代经典传承下去的良好方式。《诗经》和《楚辞》并成为“”，便足以看出这两部经典在文化长河中的至高地位。

1、“有”的主要用法及考释与训诂的概述

1.1 “有”字在古文中的主要用法

从字形上讲，“有”字的金文字形是从手持肉，即就是手中有物，具有的意思。在文言文中，“有”字可做动词，包括具有（“有备无患”《左传》）、存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取得，获得，占有（“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资治通鉴》）等意；用作副词，相当于“或”（“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孟子》）；作为词缀，附着在动词、形容词、名词前，无实际意义（“舜伐有苗，汤代有夏。”《荀子》）；还可以做形容词，表示有人、有时候或者不定指和过去的某段时间。另外，古文中还常见“有”字通“又”，再一次意。

1.2 考释和训诂

清代阮元的《小沧浪笔谈》中记载到：“篆文奇古，予为考释之。”顾名思义，考释就是考证并解释古字的意义。由于现代人在阅读和理解古文上有一定的困难，所以考释文字的工作便应运而生了。并而考释工作的研究早在汉代就已经产生了，《汉书・艺文志》中讲到：“《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

简单地讲，训诂就是用通用的话语对古代文言字句或者地方方言加以解释。训诂一般分为形训、音训、义训，其中形训就是通过自行构造来解释其意义，音训是通过音同或者音进的字来加以解释，义训就是直接解释其意义。而对古字作训诂研究，是为了解释词义和文意、注音和校勘。

2、“有”字的考释及训诂研究

2.1 “有”字的考释研究

考释的方法可以分为偏旁法、历史考证法、比较法和归纳法四种，古字“有”可用偏旁法分析，即就是用比较法来解释其意义，“有”字从手（又），就可与“拿”字（从手奴声）作以归类，“拿”是持握的意思，“有”便也与之相贴合为“持、握”即具有、持有的意思。

在《诗经》中经常出现“有”字，多可以运用归纳法作以考释。比如说“彤管有炜，说怿女美。”、“淇则有岸，隰则有泮。”等等，此处的归纳法是指在文章的句例中通过整体意思推出“有”字的意思。“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氓》）译为淇水虽宽有河岸， 漯河再阔也有边。此处的解释可以看出便是“有”的本义“存在，有”的意思。“彤管有炜，说怿女美。”（《静女》）译为红管草红光灿灿，更喜爱姑娘的美丽。这句中“有”字不是“具有”的意思，与“炜”搭配为词组，表示红光灿灿，可以理解为此处的“有”字即就是“炜”意思，为“炜炜”，此用法称为重文。

在《楚辞》中的《离骚》也有“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这样的包含“有”字的语句。首先，“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译为我既有许多内在的美质啊，同时又有优秀的才能，此处的“有”译为存在义。其次，“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译为人们都各有自己的爱好啊，我独爱好修饰习以为常，此处“有”字译为拥有义。

2.2 “有”字的训诂研究

训诂的研究分为形训、音训和义训，而义训又分为转训、直训和陈说。转训指的是两个字意思不同，辗转相通；直训是用同义词解释意义；描述其事因而意义明晰的称为陈说。“有”字在《说文》中的解释为：不宜有也。《春秋传》曰：“日月有食之。”从月又声。凡有之属皆从有。云九切。其中“从月又声”即就是形，“云九切”即就是音，“不宜有也”即为义。

在《诗经・邶风》“终风且，不日有”中，《注》有，又也。意思是“有”和“又”在古时为通假字，此处的“有”音与“又”同，义也互训，即“有”读曰“又”，再一次义。而《楚辞》中“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有”字从形训上讲，从手从月，月即肉，手中握有肉，就是占有、存有、握有的意思。在《诗经・商颂》“奄有九有。”中，《传》“九有，九州也。”此处对于“有”的解释为义训中的直训。《楚辞》的《离骚》中“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节！”，其中的“有”用陈说的训诂方式解释为“保有，保留”。

本文列举的文章语句较少，此外，在《诗经》和《楚辞》中所出现的“有”字，还有又、相亲、常有、富裕和识有的意思。本文运用训诂和考释的方式对于《诗经》、《楚辞》中的“有”字加以解释，是为了让现代人在阅读古籍中注意同一个字的不同意思，并且了解考释和训诂的方法，能够使其自己在阅读的过程中理解字句的意思。

参考文献：

[1] 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 武振玉编注.诗经[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

[3] 马茂元选注.楚辞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4][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9.03.

楚辞名句篇6

关键词：卜居 大人 权贵 宠姬 天子

《楚辞·卜居》中有“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对于其中“大人”一词，释义上古今诸家多有不同，尚有可商榷之处，因此，本文将针对“大人”之词义做一二分析，以求对明确文义有所帮助。

一.“大人”三义

关于《卜居》“大人”之释义，“权贵说”从王逸在《楚辞章句》中释为“事贵戚也”，到《文选》五臣注云“大人，谓君之贵幸者”，再至朱熹《楚辞集注》曰“大人，犹贵人也”，皆承此说。后有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云：“游大人，所以干进。大人。势要之人。”今人蒋天枢在其著作《楚辞校释》中亦做此解：“大人，谓公卿权贵。将退身以自隐乎，抑奔走权门以求成己之功名乎。”“权贵”占据了主流位置。

雷庆翼《楚辞正解》释“大人”一词为“指最高统治阶级如诸侯王一类的人物，游大人，即像战国时游说家那样到处游说以博取功名”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一说，在前人处亦不乏根据。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对此句所做说明：“不用则退耕于野，异于当时之游士旦秦暮楚，以取卿相。”，亦可作为此说支撑。王言“游大人”之人当指彼时不鲜见的游士们，大抵是苏秦一类的人。游士旦秦暮楚，向各诸侯王游说，是当时士人中的潮流。故王夫之言可看作“天子说”的一种。

亦有学者推陈出新，认为“大人”当有具体所指。此种说法以龚维英先生为代表，他先后在《卜居“大人”解》等三篇文章中专门对“大人”一词做出解释，结论落在“大人”当指女人，并分别进一步坐实指当时怀王之南后和宠姬郑袖。

三种释义在今天都不同程度被人们所接受，然而结合《卜居》上下文语境及其他早期文献进行旁证，此处“大人”之解还当从王夫之、雷庆翼等人之说，释为“天子”为宜。

二.“大人”用法溯源

从“大人”二字出发，观其在早期文献中的释义，可借以论证。

据《说文》训释：

“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

“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

许慎认为“大”涵盖了天地人三宝，人，与天地并存，而性最尊贵。由此可见，“大人”二字的最初含义指人之高贵，抑或是高贵之人。

楚辞之前的先秦文献，譬如《周易》，就已频繁使用。据统计，在《周易》中，“大人”一词共出现了29次。举下例：

《乾·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王弼注：“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

孔颖达正义“：利见大人，以人事托之，言龙见在田之时，犹似圣人久潜稍出，虽非君位而有君德，故天下众庶利见九二之大人。故先儒云：若夫子教于洙泗，利益天下，有人君之德，故称‘大人’。”

《周易》中“大人”的含义大体上指居于高位且重在有德之人，“虽非君位，有君之德”，“有人君之德”，即无论身份地位和道德素质都具备方可称之为“大人”，与“圣人”之意类似。

《论语》中亦有两次“大人”的出现：

《季氏十六》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何晏集解“：大人，即圣人，与天地合其德者也。”

刘宝楠《论语正义》引郑注：

“‘大人，谓天子诸侯为政教者。’言天子诸侯能为政教，是为贤德之君。”

又引程氏廷祚说：

“大人，为当时之天子诸侯也。”

杨伯峻《论语译注》：

“大人，在高位之人。”

何晏之义是指有德之人，但作“圣人”解，显然与后之“圣人之言”重合了。杨伯峻则认为当指高位之人，而最高位即刘宝楠所谓之“天子诸侯为政教者”。故当以刘杨二人之说为宜。在《论语》中，“大人”已经开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代名词来使用了。

不仅在屈原之前有迹可循，后来的文献中，亦不乏类似用处。

如汉孔安国《尚书正义》：

“若然，圣人皆能同天，故曰‘大人’。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即三王亦大人。不得称帝者，以三王虽实圣人，内德同天，而外随时运，不得尽其圣，用逐迹为名，故谓之为王。”

这里的“大人”指圣人，与《诗》、《易》等早期基本用法相类似。

司马迁著《史记》，离屈原不过数百年，亦可反观“大人”一词的变化。

郦食其(谓)[为]监门，曰：“诸将过此者多，吾视沛公大人长者。”

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毋所见，见大人迹。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

长男曰：“家有长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遗少弟，是吾不肖。”

上举《史记》中四例，归纳起来有三重含义：表尊敬之义，亦有德高望重之义；身形高大之义；长辈之义。

由此可见，在屈原的前后时期，文献中凡是用到“大人”一词，大致有两重含义：一位身居高位的尊贵之人，包括天子在内；一为有德之人，基本可与“圣人”、“君子”互译。而细究下来，即使这两种用法也有互通之处，古人尚德重礼，尊荣高位者，比如天子，也是唯有德者居之，天子诸侯王，也必须是德性兼美之人所能胜任。

三.“大人”三义之权衡

龚维英先生在论证“宠姬说”时也曾以《史记》中用法为例，其引《刺客列传·荆轲传》为据：

“严仲子辟人，因为聂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诸侯众矣；然至齐，窃闻足下义甚高，故进百金者，将用为大人粗粝之费。”

《索隐》引韦昭云:

“古者名男子为丈夫，尊妇妪为大人。汉书宣元六王传‘王遇大人益解，为大人乞骸去’。按大人，宪王外祖母。古诗云‘三日断五匹，大人故言迟’是也。”

此处韦昭所云虽一定程度上可证“大人”用法之一涉及女性，但孤证难立，龚文中进一步引用《诗经》中“硕人”指代美女来加以辅证，认为“硕人”与“大人”可互通，则未免牵强了些。毕竟，从最早使用“大人”的《易》来看，其频繁出现，与《诗》之“硕人”并无瓜葛。同时，《诗》之“硕人”并不单指女性。身形高大的美人，其中也包括男性。此类用法如《国风·邶风·简兮》：“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国风·卫风·考磐》：“考磐在涧，硕人之宽。”据解皆指男性，乃彼时之“美称”中的一种，并非“美女”专属。

再者，在“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一句后，接下来有“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哫訾栗斯，喔咿嚅唲以事妇人乎？”即谈到了“妇人”，如若“大人”释为“妇人”，则不免有赘述之嫌，故“宠姬说”难以成立。

“权贵说”尽管历来占据主流位置，但其漏洞也是显见的。从“大人”的释义源流演变来看，其用法基本上都在“有德之人”的范围内。《楚辞》中另有一处使用“大人”是《怀沙》之“大人所盛”：

“内厚质正兮，大人所盛。”王逸曰：“言人质性敦厚，心志正直，行无过失，则大人君子所盛美也。”

结合上下文语境来看：

“刓方以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画职墨兮，前度未改；内直质重兮，大人所盛。”

两句为宽对，“大人”与“君子”相对，实际上是同义。故王逸将其与“君子”并称，同指“德行高尚之人”。可见，不仅仅是楚辞，“大人”一词在早期文献中都是作为褒义词来使用的。《卜居》篇是否为屈原所做姑且存疑，从感彩角度来看，用有德之“大人”来指代其最为鄙弃谗言媚上的“群小”之辈，还是难平众议的。

蒋天枢在《楚辞校释》中释《卜居》借用了《惜诵》之“迷不知宠之门”恰好“与此意互相发”，借《惜诵》来理解《卜居》。

“竭忠诚而事君兮，反离群而赘疣。忘儇媚以背众兮，待明君其知之。”

汪瑗《楚辞集解》云：“此篇极陈己事君不贰之忠。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真可对越神明，宜见知于君，见容于众。然反丛罪谤，使侧身而无所，欲去而不能，其情亦可悲矣。”《惜诵》表达的是“尽忠而不变”的“屈子事君之本心”，所言皆明确指向为屈原与君之关系。“弥不知宠之门“，即不懂得向君王邀宠的窍门，其对象是君，而非权贵。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加之《离骚》、《招魂》篇之款款自述，可知屈原出身高贵，深受楚王宠信，欲显达于朝野，亦不需向当时之权贵去邀宠，游于其间。而即使后期馋人交构，楚王造怒，屈原见疏，是否与上官、子兰之辈同流，从来都不是屈原犹豫不决的心结所在，其本心在于君王。屈原悲剧，始于小人进谗，但归结为与君、国的关系。即《史记》所谓“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因此才有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说：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谗谄”、“邪曲”之流，正是“游大人”之辈的权贵们，以谗言蒙蔽君王之群小，而非“大人”之本身。

释“大人”为天子，在后来的文献中愈见频繁。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史记索隐》引张辑注曰“喻天子”；龚克昌《全汉赋评注》中对《大人赋》注即引《易·乾》“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句并注云：“大人：指汉武帝。”更有陆机《演连珠》之三：“大人基命，不擢才于后土”。

确定“大人”释“天子”为宜，主要是基于《卜居》全文语境考量而成。

蒋骥释“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一段云：

“力耕，所以隐退”。“高举，亦隐退之意”。

“诛除草茅”、“高举”传递的是屈原的“崇隐”心态，退守荒野以洁身自好，与之相反，“游大人”则是回到庙堂，在天子面前处事进言，是“出仕”的选择。与王夫之的“不用则退耕于野，异于当时之游士旦秦暮楚，以取卿相”异曲同工，点明屈原此刻的选择面临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境地。

一隐一仕，一退一进，与《卜居》其他七组十四问结合，恰好反映了屈原同样在《离骚》与《招魂》中反复宣泄的“去留”的心态。《卜居》篇描述的是抛“送往劳来”的官场生活，弃“从俗富贵”的财富；不谄媚献言巴结王之宠姬，不自甘堕落与驽马般的同僚为伍，更不屑与鸡鸭等浊物争食。在屈原决定舍弃的生活中，过去生活方方面面都描述殆尽，只有君王一处未曾言及，而这一处恰恰是其徘徊于去留中的心结所在。理想中的建“修名”，施“美政”，与现实中放逐于荒野形成反差，是坚持理想去国离乡以自好，还是于荒野中与国共存亡，困境皆出于此两难的选择。显然，屈原不能从时人游说君王赢取高位之俗，而是选择了退耕于野。即便如此，屈原所言“大人”，仍是其心目中德行兼美、出身高贵的国之象征。

因此，剔除谬议，《卜居》篇中，将“大人”释为天子，更符合语境与文义，可为我们所参考。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

[3][宋]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8.

[4][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清]王夫之.楚辞通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6]见蒋骥《山带阁注楚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7]蒋天枢主编.楚辞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8]雷庆翼.楚辞正解[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楚辞名句篇7

§ 不获公司重用或尊重

§ 因某些塬因被迫辞职

§ 因健康、家庭或个人理由

§ 找到另一份更适合自己的工作

那么，一封辞职信是不可缺少的。辞职信的作用，一方面可让对方留下好印象，另一方面也可视为一份离职证明。

辞职信四大要素

书写优秀辞职信，须具备以下四大要素：

a) 填写适当受文者名称及需要知会的上司。

b) 清楚写出辞职的理由。

c) 感谢公司给予你工作机会，并在工作上获得宝贵的技能及经验。

d) .最后，祝愿公司将来发展顺利及作亲笔签署。

常用语句

以下一些句式可以帮助你撰写辞职信：

as required by my contract…

一般用于信的开端，表示你清楚了解公司的要求，辞职的申请是根据合约上列明的程序。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有礼貌地表达感谢，并感激公司曾给予机会。

i wish all of you a prosperous future…

这是一个好的结语，显示你仍然关心公司未来的发展，并祝愿公司生意成功。

楚辞名句篇8

一、历史上的叶公，德才兼备，德高望重，是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

成语中说的叶公，历史上确有其人。

叶公本名沈诸梁，字子高，春秋末任楚国大夫、楚令尹，是楚庄王玄孙、楚国左司马沈尹戌之子，因封地在叶（今河南叶县），故称叶公。

叶公长期任楚国方域外重镇叶邑（今河南叶县南）县尹，知识渊博，曾问政于孔子（见孔子《论语》）。

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吴军破楚，将其母及其弟后臧俘至吴国（都城在今江苏苏州市）。后臧竟丢弃其母，只身逃归楚国。为此，子高鄙视其弟，终生不用正眼看他。

楚惠王二年（公元前487年），令尹子西打算召回流落在吴国的楚平王之孙王孙胜。子高认为王孙胜私心太重，为人狡诈，不宜召回任用，为此极力劝阻子西。遗憾的是令尹子西固执己见，不听劝告，仍将王孙胜召回重用，任命为巢大夫，号称白公。

白公王孙胜野心勃勃，志存取代王位，注意收揽人心，于楚惠王十年（公元前479年）谋反，杀令尹子西、司马子期于朝，劫走楚惠王，发兵攻占郢都（今湖北江陵纪南城）。

威镇北藩的叶公子高，在王室白公王孙胜叛乱时，义不容辞，力挽狂澜，率领域外楚军勤王攻入郢都，首先攻占府库，将财货和兵器分发给国人，在郢都城吏军民的大力支持下，击败了白公王孙胜的叛乱，白公王孙胜被打败后自缢而死。

叶公收复了郢都，迎接楚惠王复位，这在历史上被誉称为叶公“一战而定王室”。

叶公战功显赫，深得民心，因而楚惠王委任叶公兼领令尹、司马双重要职。

次年，叶公与楚惠王商定，决定攻灭长期与楚为敌的陈国（今河南淮阳）。后鉴于楚国内部已经安定，遂以年老为由辞去令尹、司马兼职。

楚惠王十三年（公元前476年）春，越（都城在浙江绍兴）侵楚。同年秋，叶公不顾自己年迈，率领楚军远征从属于越国的东夷，并与三夷（今浙江宁波、台州、温州三地区间）人结成联盟，使楚国势力达于东海之滨。

叶公在任期间，选贤任能，整饰朝政，修文经武，致楚中兴，使楚国500多年的国脉又延续了280年左右。

如上所述，历史上的叶公――沈诸梁，是一位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能文能武，具有敏锐政治洞察力、卓识远见的杰出政治家与军事家，是春秋末期楚国德高望重的名臣名将。

楚国大学者、兰陵令荀况曾以十分尊敬、钦佩的笔触赞颂：“叶公子高入据楚，诛白公，定楚国，如反手尔，仁义功名著于后世。”

被楚国史家称为：“叶公……定白公之祸，宁楚国之事，天下莫敢以兵南向”。

史书、古籍，诸如《国语》、《论语》、《左传》、《东周列国志》、《水经》、《汉书》、《史记》、《叶县志》、《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历代名人大辞典》、《湖北名人大辞典》等等巨著中，对春秋末楚国大臣叶公子高都有记载和很高的评价。

二、子张为讽谏鲁哀公，编造了一个“叶公好龙”的寓言故事

既然叶公子高在历史上是楚国中兴的名臣名将，怎么在西汉著名文学家、官居中垒校尉刘向的笔下，被丑化成既好龙又畏惧龙的“懦夫”了呢？

原来刘向的《新序杂事五》中的“叶公好龙”的寓言故事，是凭着人云亦云、道听途说搜集撰写而成的――“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说的未必有根据或有价值，听的也不必那么认真相信。

其实，“叶公好龙”这一典故的始作俑者是孔子的门人子张。

事见唐代著名史学家、官居左散骑常侍的刘知几在自己的著作《史通・模拟》中说道：“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张所以致讥于鲁侯，有叶公好龙之喻也。”所以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岣嵝碑歌》中写下了：“盲翁扪但取似，叶公好龙固为名”之句。

子张何许人也？据史籍记载：子张是春秋末陈国人（注：陈国于公元前478年被叶公子高率领的楚军所攻灭，归属楚国版图）。本名颛孙师，字子张。颛孙是复姓。子张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之一，比孔子小48岁，“为人有容貌，资质宽冲，博接从容”，但“不务立于仁义之行”，所以“孔子门人友之而弗敬”。

子张曾跟随孔子应邀到楚国叶公子高叶邑领地访问，亲耳听过叶公问政于孔子。

叶公喜爱画龙，子张观看过叶公画龙，了解叶公常常将龙形之于笔端，以抒发自己的胸怀与抱负。

叶公的家里，凡是可以用钩凿雕刻的地方都刻有形形、神态各异的龙。

孔子与子张当时对叶公子高“好龙”的绘画、雕刻艺术十分赞赏，这是叶公子高既受荆楚文化影响、又受中原文化教养的结果，给访问者孔子与子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增进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不料，这个热衷于追逐名利的子张回到鲁国，在求见鲁哀公时，竟受到了冷遇，迟迟不被接见。七天后，鲁哀公约见子张，子张正窝着一肚子火，但又不便于直截了当地向鲁哀公提出“抗议”，于是就采用含沙射影的手法，编造了一个“叶公好龙”的寓言故事，先是说春秋楚国人叶公子高酷爱画龙，对龙情有独钟，家具和室内装饰都刻有龙的形象，连钩子也做成龙的样子，门窗、梁柱上都雕刻着龙，简直是个“龙的世界”。子张接着说，当天上的龙真正下凡来他家访问时，叶公却吓得失魂落魄，六神无主，慌忙逃走了。子张在故事的结尾处对“叶公好龙”下了一个评语：“叶公不是好龙呀，他喜欢的是像龙而不是龙的东西啊！”

这则寓言故事虽然讲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但有谁见过真龙下凡到人间来呢？显然这是子张胡编乱造的子虚乌有的事。

三、笔者无意千百年来习已成俗的“叶公好龙”成语典故，但不妨让“叶公好龙”的成语典故与历史上的叶公子高――沈诸梁其人，各存其真

子张因为自己受到鲁哀公的冷落，就编了这样一个寓言故事，来对鲁哀公进行“讽谏”，而不顾导师孔子与叶公相识的真挚友谊，不择手段，不讲仁义，不惜以丑化叶公的形象来达到个人“讽谏”的目的。

子张讲完“叶公好龙”的寓言故事后，对哀公道出自己真正要讲的话：“现在臣子我闻听君王您喜爱贤士，故不远千里来见君王，您七日不见我，君王不是好士，是好似士而非士者也。”

子张虽以诽谤叶公的声誉作为代价，但鲁哀公并没有接受他的“讽谏”。时乖运蹇的子张一生与仕途无缘，枉费心机。

楚辞名句篇9

每年的高考文言文选段的确选自古代典籍，但是我国古籍浩如烟海，选人我们语文课本的毕竟还是很少，即使增加选量，也还是有限的。不懂得文言文的规律，就不可能顺利地读懂文言文和准确译文。因此，在文言文教学中必须注意知识的归类，让学生掌握文言文的文法和修辞。

在文言文翻译过程中，一些句子不能单靠词法、句法知识进行直译，或者有时偶尔碰到个别字词一时难以确定其意义，因而难以翻译，这就要从文言文修辞的角度去确定其词义和句义，对考场考生来说是有难度的，因此，笔者把文言文中常见的修辞作如下归类。

字有互义 所谓字有互义就是指文言文用词中同义互文的现象。在结构相同或相近的两个并列词组、语句中，相应位置上的词语互相补充、互相呼应。两个大类：当句互文与对句互文。例如白居易《琵琶行》中的“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主人”和“客”、“下马”和“在船”，互文见义，是说主人和客人一同下马后，又一同到了船上。又如王昌龄《出塞》中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即秦汉时的明月，秦汉时的边关。再如杜牧《泊秦淮》中的“烟笼寒水月笼沙”，意思是雾气和月光笼罩着河水，也笼罩着沙地。这三句属于当句互文。

对句互文与当句互文略有不同，上句隐含有下句中的词语，下句隐含有上句中的词语，两相映衬，参互见义。例如《孔雀东南飞》中的“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应理解为东、西、左、右都种植了松柏和梧桐，而不能误解为只在东方和西方种植了松树和柏树，只在左边和右边种上了梧桐树。《阿房宫》中有个排比句：“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也应该合并起来理解，即“燕、赵、韩、魏、齐、楚各国所经营的财富，收藏的精英（金银珠宝）……

词有偏义 所谓词有偏义就是指一些复义词在具体的语言环境里，只体现其中一个词素的意义，而另外一个词素的含义只作陪衬。例如《鸿门宴》中的“孰与君少长”，“少长”只取“长”义。《孔雀东南飞》中的“昼夜勤作息”，“作息”只取“作”义。《出师表》中的“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其中“异同”只取“异”义。译文时，具体取何意，必须联系上下文作具体分析、取舍。如果完全“直译”，只会出错。《孔雀东南飞》一文有多处，此处不再赘述。

物有代称 所谓物有代称指的是不直接说出人或事物固有的名称，而临时借用与其相关的名称去替代，也叫借代。几种常见的有：

1.用事物的特征、性状、或标记代称该事物。

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触龙说赵太后》）

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齐桓晋文之事》）

明眸皓齿今何在？（杜甫《哀江头》）

例一“黑衣”代称战国时赵国宫廷卫士，因赵国卫士身穿黑衣。例二“二毛”头发斑白（黑白间杂）的老人，这里具体指老兵。例三“肥甘”代美味的食物，“轻暖”代高贵的衣服。例四“明眸皓齿”代美女。

2.特称与泛称互代

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王勃《滕王阁序》）

在于王所者，长幼尊卑，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孟子滕文公下》）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李白《古风》）

例一“杨意”，即杨得意，汉朝人，曾推荐司马相如做官，文中用以泛指推荐者。“钟期”即钟子期，春秋时楚人，善解音律，因用以泛指知音人。例二“薛居州”本为宋国贤士，用以泛指像薛居州一样的贤士。例三“大雅”是《诗经》的组成部分之一，这里泛指有优秀传统的古诗。以上三例都是用特称代泛称。

用泛称代特称的，例如：

晋国，天下莫强焉。

（《孟子梁惠王上》）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而今有谁堪摘？（李清照《声声慢》）

似逢我公，车边病是也。（《后汉书华佗传》）

“晋国”原本包括战国时的韩、赵、魏三国，但在战国时候，“晋国”成为特称，专称魏国。“黄花”不是指一般的黄色的花，而是代指菊花。“病”原是一切疾病的泛称，例中的“病”特指一种寄生虫。

3.以部分代整体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诗经王风采葛》）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温庭筠《梦江南》）

例一“秋”代“年”，“三秋”即“三年”。例二“樯橹”代“战船”。“樯”是船上的桅杆，“橹”是大桨，它们都是船的一部分。例三“帆”是船的一部分，这里代称整个船。

语有对举 所谓语有对举就是指文言文在用词过程中往往是异义相对。据此，则可以比较快捷准确地确定一些难字难词的意义。例如《捕蛇者说》中的“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恂恂”和“弛然”明显地是视缶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神态，是对举的两个词语，因此，由“弛然”是安心地、心安理得的意思，可以知道“恂恂”是提心吊胆地、小心谨慎的意思。又如《谋攻》中的“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强弱”对举，“周隙”也必然是对举。由“周”是周全的意思，可以知道“隙”是不周全、有缺陷的意思。

话有委婉 所谓话有委婉指的是不直接说出本意，而是用委曲婉转的话来表达。行文中“避粗俗”、“避忌讳”、“表敬称”、“外交辞令”等语境中往往采用“委婉”。

即阳为病狂，卧便利。（《汉书玄成传》）

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触龙谁赵太后》）

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李密《陈情表》）

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何如？”（《齐桓公伐楚》）

例一“便利”是大小便的委婉说法。例二“山陵崩”是对君王“死”的委婉说法。例三的“亡国贱俘”不是说李密真的作了俘虏，只不过说自己是蜀汉的遗民罢了。“至微至陋”也是谦词，说自己出身微贱，才学疏陋，实际上是不愿意应征出仕的遁词。例四是齐桓公在攻伐楚国的过程中，跟楚国使者的对话。齐桓公伐楚分明是想称霸诸侯，却说为了继承先君的友好，明明是想要楚国臣服，却说“与不谷同好”。

文有并提 所谓文有并提是指文言文经常出现的结构两两相对而意思依次相承的现象，也称“合叙”。对这种并提，翻译时则以分开叙述为宜。

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糜鹿……（苏轼《前赤壁赋》）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否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韩愈《师说》）

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水经注巫山巫峡》）

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楚辞名句篇10

【关键词】马氏文通 训诂 词的分类 句读 助字

语言是一个系统，词汇、语音、语法是密切相关的。在中国，语法学的发展却比较晚。长期以来，语法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它一直隶属于传统的训诂学。训诂学研究的中心是词汇，训诂学家对音义关系很重视，但对语法却关注得比较少。虽然历代的传注中也涉及到一些语法问题，虚词的研究从元代也开始出现专著，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读经，因此对语法的研究相当零碎，更无系统可言。直到1898年，马建忠发表《马氏文通》，系统语法研究才真正开始。从此，语法从传统的训诂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语法这门学科的独立，并不意味着语法与训诂学关系的中断。实际上，语法和训诂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马氏文通》虽然借鉴西洋语法体系，但同时也批判的吸收了我国训诂研究的成果。

一、词的分类

我国的语法学家对词类的区分，虽然有两种不同的主张，可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词类是由词义的不同而分的。马建忠在《马氏文通》里曾明白的说：“故词类者，亦类其义焉耳。”《马氏文通》参照西洋语法并且吸收了我国训诂研究的成果，将汉语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早在宋代，实词和虚词的名称已经普遍应用，如张炎《词源》：“词之句语有二字、三字、四字至六字、七八字者，若堆叠实字，读而不通，况付之雪儿乎?合用虚字呼唤，单字如正、但、甚、任之类，两字如莫是、还又、那堪之类，此类虚字要用之得其所。”元周伯琦《六书证讹》：“大抵古人制字，多自事物始，后之修辞者每借实字为虚字，用以达其意。”不过，这里的实字、虚字含义并不明确。《马氏文通》以有解者为实字，无解者为虚字。其实，在唐代已有类似的提法。唐代训诂学家已认识到“语词”类“不为义”，“非语词”类“为义”。“不为义”即没有实义，相当于后世的虚词类。如《周南・关雎・正义》：“之、兮、矣、也之类，本取以为辞。虽在句中，不一为义。“为义”即有实义，相当于实词类。“为义”类之下又可分为“名称”“声貌”两个群，前者以“名”“称”表示，后者以“貌”“状”“意”“声”表示。如《诗・小雅・何草不黄》：“有栈之车。”《正义》：“有栈是车状，非士所乘之栈名也。”

《马氏文通》吸收前人的训诂研究成果，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经过改造，使之融化于自己的语法体系之中。例如动字、静字的名称，我国学者早就创立了。元刘鉴《经史动静字音》中说：“凡字之动者，在诸经史当以朱笔圈之，静者不当圈也。”所谓动字，与动词的范围相当，但静字则包括名词和形容词在内。《马氏文通》继承动字的名称，但静字只包括形容词(象静)和数词(滋静)，这就有了新的含义。

二、句读

传统句读也是属于训诂学的范畴。《马氏文通》宣告是“专论句读”的，说明马建忠将《文通》跟传统句读之学(即传统训诂学)直接挂上了钩。在有关句读的一些具体问题上，《文通》也直接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就我们所见到的史料，第一次提出“句读”之学的当推胡三省。他说：“每见为句读之学者，于一句之间，截而分属上下句，求发先儒之所未发者，以见圣贤深意。若文意自来通顺，而于一字、两字或四三字之间划分句读，以为新奇，似不必尔。”

我们再来看看《文通》中关于句读的定义：

(1)凡字相配而辞义已全者，曰句；

(2)要之，起词、语词两者备而辞义已全者，曰句；

(3)凡有起、语两词而辞义未全者，曰读；

(4)凡有起词、语词而辞气未全者，曰读。

作为界说的定义(1)，跟唐代湛然的“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宋代《韵会》的“凡经书成文语绝处，谓之句”‘没有实质性差别，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句是“语绝处”，“辞气已全者”，即指语意和语气相对完整的一段文字。说到读，《文通》的两个定义看来，马氏并不注意“辞意”跟“辞气”有什么不同，只是强调“未全”。这跟湛然的“语未绝而点分之，以便颂咏”，是一脉相承的。

定义(2)(3)(4)都突出“起词、语词”，这是马氏照搬西方语法subject(主语)、predicate(谓语)的结果。近些年来，汉语研究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起词、语词并不符合汉语本身的实际，马氏在对句、读作具体分析时，也常常矛盾重重。

三、助字

《文通》是仿西文法而作，但作者并不囿于西文法，而是根据汉语实际，立了助字一类，这不能不说是马氏大大高于古人之处，也是汉语史上一大飞跃。《文通》云：“凡虚字用以结煞实字与句读者曰助字。”并清楚地认识到：“助字者，华文所独，所以济夫动字不变之穷。”这一点一直受到人们称赞的。可也正式这一点吸收传统训诂研究的成果最多。

《文通》说：“助字所传语气有二：曰信，曰疑……传信助字，为‘也’‘矣’‘耳’‘已’等字，决辞也。传疑助字，为‘乎’‘哉’‘耶’‘欤’等字，诘辞也。”决辞、疑辞的区分，一千年前柳宗元在《复杜温夫书》中就说得十分明确了。他说：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接着，《文通》助字章也分别讨论了“也”“矣”“已”“耳”“尔”“焉”“者”，传疑助字“乎”“哉”“耶”“欤”“诸”“夫”等。具体论述多采前人精髓及用例，间以马氏心得及例句。

《文通》说：“传信助字惟‘也’‘矣’两字最习用，而为用各别。‘也’字所以助论断之辞气，‘矣’字惟以助叙说之辞气。”六百七十余年前，卢以纬的《语助》开篇第一条就是：“‘也’‘矣’‘焉’是句意结绝处。‘也’意平，‘矣’意直，‘焉’意扬。发声不同，意亦自别。”

其实，《文通》吸收前人成果是十分正常而马氏也引以为荣的，如讨论“焉”字时，一开头有引述，有节略，也有增益，马氏却注明“以上见《助字辨略》。”就是“助字”之名的提出，人们也会很自然地想到它跟《助字辨略》的联系。

训诂学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重要部分，源远流长，至今对很多学科都有深刻的影响。《马氏文通》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的代表，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是无可厚非的，而他继承却不盲从，这种态度对我们进行训诂或语法的研究，都是值得借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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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章锡琛.马氏文通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4.

[3]金兆梓.国文法之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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