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心态为话题的作文十篇

以心态为话题的作文篇1

关键词：新常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6）01-0104-05

党的十以来，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也进入了以建构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为主要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新常态。面对新常态阶段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情况新特点，党的十指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1]（P25），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2]（P153），“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探讨新常态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基本经验和一般规律，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探讨新常态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应对的战略和策略，对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凝聚力和引导力，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一、新常态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挑战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当下，我国意识形态工作总体上是良性发展的，社会宣传舆论导向是正确的、科学的，文化建设是“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1]（P26）的，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开展，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文化创作生产更加繁荣，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1]（P3）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当前我国社会思想领域并不太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还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意识形态话语权本质上是意识形态话语资源的分配问题，主要表现为该意识形态所主导的价值观在社会意识领域的影响力、支配力和威慑力，以及支配话语资源的权威和能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我国社会主义具有明显的话语优势和权威，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党、国家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指导地位决定，它是随着中国共产党逐步掌握政权成为执政党而取得主导话语权的。但随着国际形势和我国社会状况的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也伴随着其他各种话语音量的放大而耗散的问题，应引起足够重视。第一，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喧嚣尘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人民在实践中经过充分比较之后作出的抉择，它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并且实实在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的从胜利走向胜利。当然，马克思主义就其来源来说，它是来自于欧洲，而且是产生于19世纪中叶，也正是基于此，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大肆渲染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适于中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中国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实质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马克思主义过不过时的标准是什么呢？在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看来，以前产生的理论运用于现在，必然是过时的。其逻辑的含混和思想的狭隘与短视是可想而知的。照此逻辑，牛顿力学三大定律、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应该是过时的了，因为它们都不是现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及建设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一系列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正在指引着中国这个曾经经历过苦难和沧桑的文明国度走向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频遭诋毁。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执政党，中华民族是具有优秀文化传统的优秀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党逐渐培育出了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优良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赢得最后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党能够赢得人民支持的最基本保障。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历史长河中，也逐步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优秀的传统美德，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承并继续发扬光大的。以上这些精神和品格集中到一点，就是当代我们应该培育和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其根本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盖国家、社会和社会成员个人三个层面，融合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具有强大的向心力，是团结全国各民族的强大思想武器。但是，近年来在我国社会思想领域，“普世价值”“民主思潮”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借“普世”之名大兴西方殖民思想之实，借“历史虚无”之名用尽诋毁之能事，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第三，社会文化领域的思想混乱问题。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础问题是文化建设问题，同志曾经指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3]（P265）近年来我国文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思想混乱的状况，而且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大量问题，归根结底来源于社会文化层面的思想混乱问题。1989年之后，邓小平曾经指出：“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是教育。”[4]（P306）邓小平在这里所指的教育，是大概念的教育，是指社会文化层面的思想状况问题。这些思想混乱，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糟粕沉渣泛起，也有文化复古主义的死灰复燃；既有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大量涌入兴风作浪，也有公共文化娱乐领域黄、赌、毒屡禁不绝危害社会。拜金主义冲击着人们传统的优良价值观，享乐主义毁掉的是年轻一代感官刺激之后的空虚灵魂。何以找到人们灵魂的安放之所，何以使人们的精神得到抚慰，无不无时无刻拷打的社会良知。魂归何处，哪里才是我们的精神家园？面对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何以消解心中的郁闷和迷惑，皈依宗教的有之，误入的有之。

二、新常态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影响因素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和进步，文化建设也快速发展，对外思想交流增多，各个领域的理论研究不断的向广度和深度推进。人们的思想活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社会思想领域的发展变化既为思想文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其复杂性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许多问题。当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市场经济趋利性的负面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它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但改革的总体设计是106要走社会主义市场化道路的。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5]（P13）市场经济打破传统计划经济的桎梏，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使我国经济发展获得了极大动力，中国经济从此走向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但是，市场经济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分析了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深刻地指出了其消极后果。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如果失去了政府监管这只“有形之手”，抑或这只“有形之手”监管不力，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必然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危害。市场经济的趋利性深刻地影响着参与其中的每个社会成员，深刻地影响着其思想和行为，以及其行为的后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党的干部把手中的权力当成获取利益的工具，大搞钱权交易，其腐化堕落的行为最终要影响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以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中的认同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受到冲击就在所难免了。

（二）西方“西化”“分化”的图谋

西方各国从来都没有放弃对中国进行“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图谋，这在美苏冷战时期影响不大，因为当时我们的开放程度还没那么大，或者说还没有真正融入全球化进程，我国社会思想领域还不很复杂，西方社会思潮对我国的侵蚀还不够严重。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改革开放30多年了，经济、社会、思想等领域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再加上冷战时代的结束，美国主要竞争对手苏联的解体，美国越来越趋向于把中国视作潜在对手，不正视这个不行，躲是躲不过去的。趁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东风，凭借其工业文明的优势，西方各国利用先进的工业品、雄厚的资金和发达的技术，持续不断地把西方价值观和各种社会思潮输入我国，进而持续不断地影响和改变我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生产方式。思想领域的混乱是一个民族衰败的前兆，是一个国家分裂的前提。看看当今世界的一些热点地区战乱不断，我们就能感受到西方强势话语霸权侵蚀下的埃及、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现状了。西方列强就是要使用其强势意识形态话语权干扰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削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管理权、搞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进而达到对中国“不战而胜”“和平演变”之邪恶目的。

（三）国内各种社会思潮交锋不断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思想领域的变化之大在情理之中，思想的多元化甚至堪比西方发达国家。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自由和发展进步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遭遇诸多挑战。近年来，国内各种社会思潮交锋不断，主要是各种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交锋。马克思主义在与各种社会思潮的交锋中不断展示其理论魅力，也是在与各种非马和反马思潮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得到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得到巩固与拓展。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各种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冲击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前阶段，我国社会存在并活跃着主要社会思潮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这些社会思潮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产生极大的影响，严重制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的拓展，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严重冲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对社会和谐稳定带来重大伤害。

（四）网络时代信息掌控难度加大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互联网成为人们日常交往不可或缺的载体，它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使信息的传播和交流更加便利。但是，互联网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为社会主流声音的传播普及创造有利条件，在弘扬社会正能量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互联网也成为有害信息传播的温床。在互联网的虚拟社会里，每个网络终端都是一个信息平台，其信息量之大超乎人们的想象。在互联网的虚拟社会里，各种暴力、色情、虚假信息蜂拥而至，网络欺诈时有发生，网络媒体事件随时爆发，给网络法制化管理提出严峻挑战。我国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对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网络事件的性质把握还不是很到位，对于一些网络信息的真伪还缺乏及时准确的甄别和把握，对于运用博客、微博、微信、网络论坛、帖吧等新媒体场域的舆论引导和宣传力度还显不够。对于一些网络发帖的真实性不甚了解带来了回应乏力和解释不到位的情况，不能满足网民对真相的渴求，容易使网民主观想象而使事态向不可控方向发展，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人们把不满都发泄到主流意识形态方面，造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的流失。

（五）宣传舆论体制机制不够完善

舆论宣传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面临问题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理念和体制不畅导致工作效率低下，影响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思想领域引导力的发挥，让人们更加注意到由于管理工作失误所造成的社会不公，进而使人们对这种管理和领导体制机制本身产生厌烦和抵触情绪，致使其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造成不应有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流失。宣传舆论体制机制不完善还直接带来舆论宣传阵地的失守，造成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萎缩、管理权的不完整和话语权的部分丧失，进而威胁到党的执政地位的稳固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宣传舆论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还表现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不能适应新形势新变化，使意识形态工作缺乏应有的动力与活力，最典型的就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不稳定与人才缺乏。高校大学生思想阵地的占领主要靠思想理论教育工作者，由于当下高校转型发展的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专业课相比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再加上高校领导部门对其重视不够，致使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理论教育重要性认识不够，关系很难理顺，定位不准，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影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的巩固。

三、新常态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

指出：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把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2]（P155）。面对新形势下我国社会思想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坚持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是宣传思想部门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至关重要，意义重大。对国内思想意识领域而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起着正本清源、“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2]（P155）的作用；对国际社会思潮的冲击而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起着参与全球治理、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的巨大作用。当前我国社会意识领域的新问题新挑战，给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带来了不小的难题，巩固和扩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任重道远。第一，设置科学的话语议题。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首先表现在其话语的前置性和预设性，人云亦云是没有话语权可言的，拾人牙慧更无所谓拥有话语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之所以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巨大变革和进步，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深刻影响19世纪中叶之后的欧洲走向和全球发展趋势，原因就在于其理论话题设置的超前性和科学性，马克思本人被西方媒体评为“千年伟人”“千年思想家”就不难理解了。当前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面对国内外各种思潮所遭遇的无语、失语情况，根本原因在于话语议题设置滞后、陈旧和僵化，科学设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议题是当务之急。为此，必须坚持发展的理念，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用发展的眼光审视当今社会的急速变化，紧跟时代潮流而又能引领社会潮流，用科学的、鲜活的话语议题解读社会变革和时代变化。要做到这一点，抢占话语先机需要有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和引领潮流的敏锐眼光，而这正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认知和对现实世界发展规律和本质的科学把握。第二，坚持正确的话语导向。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其自身话语的科学性与正确性，拥有话语权的话语未必都是正确的，但具有鲜明话语导向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是科学、正确的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从产生那天起，就是在同各种非科学的和敌对理论的斗争中不断发展的。真理是不怕辩论的，真理越辩越明，真理就是在与谬误的斗争中彰显其伟大光芒的。当前时代，面对多元化的话语语境，我们必须秉承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用真理的语言真诚告白，用无可争辩的事实阐述道理，做到以理服人，以德感人。当前中国，坚持正确的话语导向，就是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就是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贡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2]（P154）就是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2]（P154）。第三，传播中国最美的声音。在对外宣传报道过程中，我们要积极主动争取话语权，积极传播中国声音，要有“世界因我而变得更加美丽”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参与到全球化的大潮之中，要有“舍我其谁”的巨大勇气，在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理论的魅力。这不仅是关系到中国国际形象的“面子”问题，而且还关系到全球规制制定影响和维护中国利益的“里子”问题。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中国始终是引领世界潮流和走向的，中国始终是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我们应该充满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近代以来我们落后了，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丧失殆尽。“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没有话语优势，妄论权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由封闭发展到主动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全球治理是大势所趋。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在对外双边和多边合作中，我们拥有了更多话语权，但也不断遭遇西方“话语霸权”。一直以来，我们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用实际行动传递着中国话语。指出“：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P156）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想，并指出中国梦是世界梦、人类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通过中国话语传播到世界各地，掷地有声，震耳发聩。

参考文献：

[1]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2].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3].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以心态为话题的作文篇2

一

学科的科学化要求学科话语独立，显而易见，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就不可能有话语的权力。因此，必须对学科定位，划准边界。

文学是意识形态，文学理论作为文本同样也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概念是宽泛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之间是有区别的，意识形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概念的含混不清，必然会产生相当程度的失语现象。把形形的意识形态都理解为主流意识形态，就断送了不同意识形态应有的话语权力，所谓的话语只能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诠释与注解，话语的独立性完全湮没了。不可否认，主流意识形态对其他意识形态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那是具有特殊性和阶段性的。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言，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面对民族危亡的时刻，要求文艺从属于主流意识形态是合情合理的，国难当头，不知亡国恨的吟唱风花雪月，无疑是极不和谐的音调。此时，文学的宣传功能被转借和扩张，其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就此而论，《讲话》的历史地位也是无法否定的，即使在西方也同样存在着这种现象。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现代主义在西方崛起且声势浩大，然而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现代主义的声浪仿佛在一夜之间无影无踪了，这种相似显然不是偶然的。

当然，《讲话》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文本，在深层的意义上政治的范式在起着作用，准确地说，《讲话》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对文艺提出的政治要求。因此，它并不是文论话语，而是政治话语，或者说是特殊条件下政治话语对文论话语的合理要求。本来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理应归还的文论话语，竟找不到了话语的权力。最后只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呜唱的合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首先不排除政治话语的强制性，其次，学科本身不成形，再者学科不成形就不可能有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又何来话语的权力呢?所以，中国文学理论在实现学科化的今天就必须强调科学化，严格区分各种文本的话语性质，自觉地建立起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使各种不同的语码回归自己的母体，以有效地防止不应有的话语掠夺。

许明在《作为科学的文艺学是否可能》一文中说：“以政治替代学术的倾向虽然早已开始纠正，但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纠正以后眼前是一片空白。许多人在不以政治为惟一标准的原则确立以后，却不会回到学术本身。直至90年代后期，我们仍摆脱不了这种发生在深层次的失语现象。”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学人们长期养成的对主流意识形态那集体无意识的诉求，又不适当地把文学和文论摆在同主流意识形态并驾齐驱的位置上，怎能不出现这种深层次的失语现象呢?文学理论话语应远离中心找准自己的位置，学人们不应有走向边缘的失落，文学也好，文学理论也好，不可能成为中心话语，文学理论虽是意识形态，无可否认，它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惟有找回自我，才能消除失语。话语掠夺是不正常的，配角充主角，躲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衣襟下，从深层次上说是失语，从表面上审视恐也否定不了其话语变态的事实。

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也是造成这种失语现象的重要原因。话语不独立，就使文论话语缺少起码的稳定性，于是就增加了转借的随机性和随意性，诚如钱中文在《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一文中所言：“五六十年代，前苏联的文学理论成了我们的文学理论，八十年代，美国人的文学理论中的种种概念，又成了我们文学理论中的常用语。这并不是说外国的不能用，因为它们确实具有使对象获得科学说明的能力，但我们自己在哪里?我们是否能在文学研究中形成自己的话语?”②形不成自己的话语，我们就时时面临着使我们不得不正视的文论殖民化问题，以及文论的复古问题，更避免不了其他意识形态的掠夺问题。所以，必须要建立文学基础理论话语系统，没有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就丧失了中国文论科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了根的浮萍，又何谈中国文论的自主性。二

建立中国文学理论独立的话语系统，不仅要防止话语掠夺，还要防止话语扩张。自我膨胀也会招至话语变态，当文学理论的建构没有了边界，即会出现出卖话语的尴尬，这就要求学人们首先要对概念和范畴进行科学的学理化界定，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科学游戏规则。例如对“典型”概念的界定就是文学理论明显的话语扩张，它超越了自身的游戏规则，已不是文学理论话语而是哲学话语。即“典型”就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黑格尔的游戏规则，使我们陷入了哲学的范式而不能自拔，而且竟让我们痛苦地研究了一百年终不得要领。由于哲学范式的作祟，什么“类型说”、“阶级说”、“必然与偶然说”、“中介说”、“特殊说”等等，都是他说，不是我说。文学理论所操持的已不是自己的话语，都是他者的话语。哲学是宏观的，包罗万象的，它的抽象与空洞掩盖不了对具体问题界定的空泛。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而文学典型是什么呢?哲学什么都说了，也什么都没有说。不进行哲学的还原，我们必然要走入数学化的哲学公式，失语就成了必然，起码也会造成语境混乱。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我们把文学最终界定在了“反映”上，反映——能动反映——审美反映。在“反映”这个语码前面无论加多少定语，还是哲学的话码，如此语境混乱，怎能使话语独立呢?难道文学就找不到自己的话语方式吗?宗白华先生在他的论著《意境》中有一句众人皆知的名言，“没有想像就没有艺术创造”。即艺术所以谓艺术，是一种想像性的创造。文学是语言艺术，同样也是一种想像性的创造。这是对文学恰如其分的定位。无庸讳言，文学是用语言塑造艺术形象，表达思想感情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科学地说，它不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合目的的想像性创造。诚然，理论是抽象的，但理论间的层次是不同的，因此，要建立中国文论独立的话语系统位置非常重要，尤其在各种学科交叉多元探索的今天，方位感的错离，话语的无度扩张，必然要带来话语系统的变态。

童庆炳先生在他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就文学理论的形态问题进行了基本的概括。他说：“文学作为一种极为复杂的、广延性极强的事物，决定了文学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样性。视角和方法的多样性使文学理论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文学哲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文学符号学、文学价值学、文学信息学和文学文化学等是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③从广义上说，这种概括是合理的，多元的探索对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也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多形态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狭义的文学基础理论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广义的形态应称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形态，对各种研究形态的把握，稍有不慎就会导致话语扩张，我们不能使文学基础理论话语成为各种话语杂糅的大拼盘。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概念和范畴要进行学理性的定位。哲学的、美学的、政治的、道德的等等不属于文学理论的概念，不能进入文学理论的话语系统。

防止话语扩张，要注意命题的科学性。就文学的起源问题而论，由一尊的劳动说到上世纪80年代的巫术说、摹仿说、心灵表现说、游戏说各有道理的肯定，以及围绕着劳动所展开的各种说，使劳动说本身发生了动摇，事实亦正是如此，把文学的起源归之为劳动不无牵强，劳动说和围绕着劳动见仁见智的各种说法，都脱离不了“劳动创造了人”的先验假设。劳动——人——文学所组成的派生式因果链条，使这一命题总给人一种立论的虚假性，假使文学起源的根本原因是劳动，那么导致文学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从科学的意义上来讲，这一命题忽视了主体在文学创造活动中的支配地位。鲁迅在假设基础上的推论，普列汉诺夫对原始部落精心的现象描述，无一例外地忽视了主体的内在活动。外在的研究的确需要，但最终应回到主体本身，否则，我们无法走近文艺本体。尤其对于具体的创作活动，现有的发生命题似乎是一个毫不相干的命题。我们必须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直接原因的探索上。文学是人创造的，只有回归到人，才能搞清文学发生的直接原因。

在现实的存在中，人与动物最显著的区别是：人做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存在，既是现实的，也是精神的，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显著标志。精神的张力场拥有无限的张力度，这种张力就与现实形成了一个悖论。简言之，现实是有限的，人类的精神需求是无限的，现实的有限性，常常使人类无限的精神需求陷入困境，于是人类那不满足的精神世界，就会对现实困境行使超越。联想、想像、幻想等都是为超越现实所采取的心理自救的途径。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对现实无奈的超越，儿童从安徒生的童话里所寻求的也是对现实无知的超越，金庸的武侠小说所以受到人们的青睐，也是满足了人们超越现实的愿望。当然，人类心理世界那强烈的超越现实困境的愿望是分层次的，有知与无知的，成熟与不成熟的。这里面也包蕴着一个背反，即对现实愈无知愈不成熟，他的超越愿望愈强烈显著。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神话只能产生在原始的不发达阶段，这是因为：“神话不过是通过人们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改造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④面对原始生产力低下的状况，神话便成了原始人类超越现实困境的形式。从逻辑上去认识“劳动创造了人”，只意味着劳动创造了创造文学艺术的主体，并没有创造文艺，换言之，文学艺术不是劳动创造的，而是人创造的。如果把文艺的起源归之为劳动，就等于取消了创造文艺的主体，不着边际的追溯扩张，只能导致科学意义上的痛苦。三

学科的科学化要求学人们增强学科话语独立的自觉意识，话语独立意识的自觉与否，将直接影响文论话语的科学化进程。学科话语系统的建构，要从该学科的特殊性入手，不能简单照搬，诚如“艺术概论”对“文学概论”的诉求，“文学概论”对“美学”的诉求等，都缺少基本的话语独立意识。于是就造成了“美学”对“文学概论”的掠夺，“文学概论”对“艺术概论”的掠夺，尤其“艺术概论”几乎成了“文学概论”翻版。造成这种学科话语的变态，有主流话语的强制问题，治学心态问题，学风问题，学科年轻不成熟问题等等，更有缺少学科独立意识的问题。我们狂热地诉求各种话语，却很难忍住寂寞，在科学化的轨道上通过学理性的研究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

建国以来，学人们对政治话语那带有集体无意识的心理诉求，常常使我们抛开自身应有的话语，围绕着政治话语，甚至操持着政治话语去研究文论问题，致使各种文学观念的论争都伴随着浓烈的火药味而游离出文学本身。这的确是缺少话语独立意识的悲哀。诚如上面所举：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现代主义突然湮没，而当大战结束，现代主义的声浪再发而不可收。这种自觉意识和我们伴随《讲话》走了半个世纪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我们不能脱离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去认识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能回避我们在学科意识自觉上的差距。

学科话语的独立，不能只在自发的盲目状态中进行，必须要有话语独立的自觉意识去制导。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对故有命题的求证，却很少怀疑故有命题，在虚拟的正确前提驱使下，采用同化的心理机制去牵强地求证，谬误自然百出。再就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关系而言，我们用对立统一法则去套化，得出的结论仍是一个哲学公式的再书写，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形式有相对的独立性，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将内容与形式推至审美的统一，以减轻正常思维情况下的痛苦，斯大林的某些看法，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在马、恩的思维框架里不是对立统一，而是“同一”，“同一”的不可分割被人为地撕裂为二元对立，致使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痛苦不堪。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绕开这个二元对立的怪圈，从“同一”的角度去认真地思考一些问题呢?就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要素的划分而言，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内容与形式的归属区分，如果将诸要素统称为构成文学作品的因素，操作起来岂不更接近创作实际?要增强学科独立的自觉意识，就必须要修炼出科学的怀疑精神，世界上本没有绝对永恒的真理，更不需要人为地制造出非科学的“理念”，不断地求异和否定是科学历史的真谛，所以恩格斯指出：“科学的历史，就是把这种荒缪思想逐渐消除的历史，就是以新的然而较少荒谬的荒谬思想来代替它的历史。”⑤无庸讳言，学科自觉的独立意识，离不开开拓创新否定原有“真理”的过程。

自觉的独立意识还体现为自觉地吸纳和转化。实现真正的吸纳和转化，首先要保持良好的学术心态，克服由急功近利所带来的浮躁心理。积极拓荒且精心耕耘，我们既需要治小学的严谨，也需要治今文经学的奔放，无论严谨和奔放，只有用学理性的丝线，才能放飞出科学的风筝。

广泛吸纳古今中外合理的东西，有意识的充实和完善我国文论的话语体系，必须要作到学习深入、消化得当。20世纪的后20年，西方大量的文论引进中国，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回顾来路，我们究竟消化掉多少呢?生吞活剥，浅尝辄止，非驴非马令人啼笑皆非者多。就“意识流”而言，无论中国文论界，批评界，电影理论界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消化不良问题。例如把意识流手法等同于意识流牵强附会，于是王蒙的作品被称为“意识流”作品。“意识流”的创作原则，不等于“意识流”具体的创造手法，借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和技巧，并不意味着照拓了“意识流”的原则。王蒙在20世纪80年代的无奈，说明了王蒙的清醒和理性上的自觉。电影理论界亦然，笼统地把“时空交错”界定为“意识流电影”的标志，只触其表，未得其核。于是《小花》、《天云山传奇》被誉为“意识流电影”的代表作。相对于《广岛之恋》等真正的“意识流电影”，我们实在有指鹿为马的悲哀。在电影的表述话语中，“意识流”必然会产生时空交错，但时空交错并不等于“意识流”。传统的叙述话语如“倒叙”、“插叙”等同样会产生时空交错，但它不是“意识流”，即使在电影里偶尔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只要没有跳出理性的规范，怎么可以称之为“意识流电影”呢?所以《小花》、《天云山传奇》根本不是“意识流电影”。

以心态为话题的作文篇3

    “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的多重对话,是思想碰撞和心灵交流的动态过程。”《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提出的基于解释学和建构主义的阅读“对话理论”,准确揭示了阅读活动中人与人之间、人与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通过多重对话的开展,形成心灵交流,产生个性感悟,最终促进言语和精神的同构共生。

    阅读者(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是阅读对话得以顺利开展的根本保证。围绕学生这一主体,一般情境下的阅读对话呈现三类状态:生本对话、师生对话和生生对话。

    考场情境下的阅读活动,具有阅读对话的一般形态。生本对话,仍是阅读活动的中心环节。生本对话的有效建构,是决定考场阅读对话质量的主要因素。

    文本的作者有自主表达自己思想、观点、态度和感情的权利,他对于自己的作品是有主体性的。对学生来说,在与作者文本对话的过程中,首先要把自己放在“倾听者”,而不是“评判者”的位置上,充分尊重文本作者的创作主体性,努力感受和理解作者所表之情、所达之意,进而扩大自己的情感视野,拓深自我的体验程度。

    另一方面,作品的意义并非在文本诞生于作者手下时就已凝固,而是由读者逐步发掘出来的。阅读文本的过程,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即一个对话的过程。学生与文本对话的内容有很多,其中至少应包括搜集处理信息,把握基本语义,接受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等。

    在平素的阅读教学中,学生应在教师引导下,“好读深思,心知其义”,面对文本能做到“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荀子·劝学篇》),进而将文本内涵、生活经验乃至人生意义等融为一体,产生独特而富有创造的感悟。

    而在考场阅读文本时,只是一个人在战斗的考生,要最大限度地调动自身日积月累的知识积累、经验储备,灵活地、多角度地体悟文本中动态的、有灵性的东西,与作者、与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心灵交汇、情感交流,体察他们的境遇,感受他们的思想。惟有如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本对话。

    二

    有异于平素的课堂教学,呈现为特殊形态的考场阅读对话更具有受制性的特点。它不仅不容许生生对话的存在,而且其师生对话也呈现特殊形态:参与对话的“师”,是测试中的命题者及测试后的阅卷者。

    考场阅读对话模式得以有效开展的基础,是相关的教师参与者在充分尊重考生、尊重文本的基础上,人本地和科学地履行命题、阅卷等系列检测任务。

    考场情境下的师生之间的阅读对话,对于考生而言,是单向的、非互动性的,因而注定是不平等、不自由的。命题者、阅卷者把握了对话的话语权,他们决定了对话的范畴,掌控着对话的方向。命题者所命制的试题及预设的试题答案,制约了考生的阅读取向与阅读策略。其后,阅卷者对试题的理解,尤其对试题答案的判读,如果稍一刻板机械,即制约着文本最大化价值的呈现。考生与文本之间的对话是否真实、顺利、有质量,除了自身与文本对话水准高低与策略当否的因素外,也取决于命题者、阅卷者与考生、与文本对话时能否具有尊重的态度。

    作为命题者的教师应该明白,无论是在平素的课堂中,还是在应试的考场里,教师和学生都应当是一种互为主体的平等关系。从知的角度而言,教师与学生其实只有先知与后知的区别,并不存在施与受的关系;从情的角度而言,学生与教师一样,都拥有独立的人格,拥有丰富敏感的内心世界。真正的对话,是在民主与平等的前提下,师生双方精神敞开后的互动交流。对话双方只有在一种平等、和谐的氛围中,才能触发智慧的碰撞,激起思想的火花。

    命题教师要在尊重考生的前提下,巧妙设问,以期激活学生与文本相关的生活经验。要深刻体察学生的心灵历程和精神状态,准确估计文本的哪一点、哪一线、哪一面最有可能介入学生的生命体验、精神活动,从而找到对话的最佳切入点,激发学生与之对话的热切愿望。

    作为阅卷者的教师,也应充分尊重考生的独特体验。文本作为言语作品,它是“言”和“意”的统一体。阅读教学的本体价值就是促使学生言与意的积极感悟、内化、转换,进而运用个性的言语表达读者“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在文本阅读后,每个学生都有可能产生不同于他人的感悟和发现。阅卷教师应善于发现和接纳学生的这些个性化感悟,理解、认可、接纳他们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与文本实现有机的融合,从而提出的合乎情理的、具有独创性的对话结果(答案),使考场对话也能像课堂对话一样,成为点亮智慧火炬的愉快过程。

    谈及命题者对文本的尊重之前,首先要强调,命题者命题(设计)的主体性也应该得到考生的善意接受与充分尊重。对阅读文本的选择和编辑,对话的设计者拥有以自己真实的、独立的感受和体验加以分析、理解和表达的权利。但是,他们对文本的加工、运用,是为阅读者(学生)了解文本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服务的。在与文本进行前期对话,进而命题时,他们的主体性是有很大限度的。

    命题者必须尊重文本,正视作者在自己的语境中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权利。必须避免超越文本许可范围进行纯属于自己的天马行空般的自由发挥;必须杜绝脱离对文本作者的基本理解进行不着边际的思想批判和艺术挑剔;必须认可文本的文本空间与意义空间的存在,对于部分文本需要从基本理解、创新理解等层面解读出文本的不同层级的意义。然后,以作为先于表达和接受而存在的经验信息的“预设”为基础,围绕“角色”(诗歌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和叙述人)分析,紧扣那些“省略”、“隐蔽”(生成“象外之象”)、“中断”、“冗余”的话语,关注凸显“陌生化”的语言形式及“隐喻化”的修辞手段,寻找对话的话题,设计对话的情境,并将这种对话的成果转化为试题的命制。

    此一考量下命制完成的试题,应该具备这样的特征:既有助于文本基本意义的生成,又比较契合考生与文本对话的原始期待;既隐射了重要的文本空间、涵盖了文本的主要内容,又关照了考生与文本对话的对话策略;呈现适度、适时地开放文本的召唤结构,以利生成基于积极、正确前提的文本意义的多元建构。

    三

    考场情境下有效开展生本、师生等阅读对话的切入口,主要如下:

    形成“期待视野”。“期待视野”,是德国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尧斯提出的重要美学概念。指的是接受主体在以往鉴赏中获得并积淀下来的对作品艺术特色和审美价值的认识理解,即阅读一个新的文本之前,已经具有的知识框架和理解结构。而能否形成期待视野,是阅读对话正常展开的前提。考生应立足各种形成因素,通过多种形成路径——回顾掌握的文体知识和写作规律,建立与熟悉作品之间的推及类比,打通作品的虚拟世界与生活的现实情境的内在联系,等等——努力形成考场阅读对话中的期待视野。

    还原语境。语境和言语一道生成。作品一旦生成,语境因素也就自然消失。读者与文本对话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言语表达,恢复言语与语境的关系。这就要以一种与语境生成相逆的心理程序,实现一个由言语到语境的过程。这一“还原语境”的过程,包括:充分利用上下文微观语境;探查写作的时间、场合、心态等中观语境;追寻作者所处的历史、社会、文化状况等宏观语境。由此可知,还原语境,就是还原生活;理解语境,就是知人论世。

    补充空白。文本的空白,是作者按照事物运动及思维的规律,经过周密的构思,给读者留下的想象空间——隐蔽、残缺、中断、休止、无言、无声、无形的部分,即“笔所未到,意有所忽”之处。而补足阅读文本中有形和无形省略的意义,填充文学作品中的艺术空框,可以生成“象外之象”和“言外之意”。真正意义上的阅读活动,并不是读者盲目地崇拜文本,机械地接纳文本,小心翼翼地解读、猜读作者的本原意义,而是读者对文本意义的空白,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去加以填补。在考场实践中,可以按照“发现空白——填补空白——评价空白”的程序,与文本“对话”(答题)。可从精彩突出部分入手,如文章的重点词语、关键句子、标题、文眼、警句、过渡段,所记述事件发展的高潮、人物言行的闪光点等,提出问题,带动整篇,通过“有形”部分而进入想象的艺术空间。

    联想触发。指的是在阅读中读者调动自己的经验库存,由一件事感悟到其他的事。联想触发,是读者与作者沟通的桥梁,是新旧知识联系的纽带,是理论与实际的相互印证。

    颠覆重建。就是读者以颠覆表达意义的方式,重建自己对于文本意义的理解。

    追本溯源。指探讨作者创作文本时的原初用意和基本母题,藉以理解和把握文本的深层意义,或使所读文本的意义得到新的开掘和升华。

    汇聚比照。任何一个文本都不是一种孤立的、真空的存在。汇聚文本,形成文本之间的关联,并加以比照,是读者介入文本,与文本对话,生成和创新意义的一个十分重要且饶有兴味的通道。

    动态积储。指在考场阅读活动中,透过题目或注释等,自觉地与命题者联系,接受其阅读见解和经验。也包括读者自己与旧我之间的联系,因为与某一文本的对话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往往有一个不断调节、不断补充的过程。

    四

以心态为话题的作文篇4

关键词：阅读教学；策略；分析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33-204-01

阅读者（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是阅读对话得以顺利开展的根本保证。围绕学生这一主体，一般情境下的阅读对话呈现三类状态：生本对话、师生对话和生生对话。

考场情境下的阅读活动，具有阅读对话的一般形态。生本对话，仍是阅读活动的中心环节。生本对话的有效建构，是决定考场阅读对话质量的主要因素。

在平素的阅读教学中，学生应在教师引导下，“好读深思，心知其义”，面对文本能做到“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荀子・劝学篇》），进而将文本内涵、生活经验乃至人生意义等融为一体，产生独特而富有创造的感悟。

而在考场阅读文本时，只是一个人在战斗的考生，要最大限度地调动自身日积月累的知识积累、经验储备，灵活地、多角度地体悟文本中动态的、有灵性的东西，与作者、与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心灵交汇、情感交流，体察他们的境遇，感受他们的思想。惟有如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本对话。

考场阅读对话模式得以有效开展的基础，是相关的教师参与者在充分尊重考生、尊重文本的基础上，人本地和科学地履行命题、阅卷等系列检测任务。

考场情境下的师生之间的阅读对话，对于考生而言，是单向的、非互动性的，因而注定是不平等、不自由的。命题者、阅卷者把握了对话的话语权，他们决定了对话的范畴，掌控着对话的方向。命题者所命制的试题及预设的试题答案，制约了考生的阅读取向与阅读策略。其后，阅卷者对试题的理解，尤其对试题答案的判读，如果稍一刻板机械，即制约着文本最大化价值的呈现。考生与文本之间的对话是否真实、顺利、有质量，除了自身与文本对话水准高低与策略当否的因素外，也取决于命题者、阅卷者与考生、与文本对话时能否具有尊重的态度。

作为命题者的教师应该明白，无论是在平素的课堂中，还是在应试的考场里，教师和学生都应当是一种互为主体的平等关系。从知的角度而言，教师与学生其实只有先知与后知的区别，并不存在施与受的关系；从情的角度而言，学生与教师一样，都拥有独立的人格，拥有丰富敏感的内心世界。真正的对话，是在民主与平等的前提下，师生双方精神敞开后的互动交流。对话双方只有在一种平等、和谐的氛围中，才能触发智慧的碰撞，激起思想的火花。

命题教师要在尊重考生的前提下，巧妙设问，以期激活学生与文本相关的生活经验。要深刻体察学生的心灵历程和精神状态，准确估计文本的哪一点、哪一线、哪一面最有可能介入学生的生命体验、精神活动，从而找到对话的最佳切入点，激发学生与之对话的热切愿望。

作为阅卷者的教师，也应充分尊重考生的独特体验。文本作为言语作品，它是“言”和“意”的统一体。阅读教学的本体价值就是促使学生言与意的积极感悟、内化、转换，进而运用个性的言语表达读者“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在文本阅读后，每个学生都有可能产生不同于他人的感悟和发现。阅卷教师应善于发现和接纳学生的这些个性化感悟，理解、认可、接纳他们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与文本实现有机的融合，从而提出的合乎情理的、具有独创性的对话结果（答案），使考场对话也能像课堂对话一样，成为点亮智慧火炬的愉快过程。

谈及命题者对文本的尊重之前，首先要强调，命题者命题（设计）的主体性也应该得到考生的善意接受与充分尊重。对阅读文本的选择和编辑，对话的设计者拥有以自己真实的、独立的感受和体验加以分析、理解和表达的权利。但是，他们对文本的加工、运用，是为阅读者（学生）了解文本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服务的。在与文本进行前期对话，进而命题时，他们的主体性是有很大限度的。

命题者必须尊重文本，正视作者在自己的语境中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权利。必须避免超越文本许可范围进行纯属于自己的天马行空般的自由发挥；必须杜绝脱离对文本作者的基本理解进行不着边际的思想批判和艺术挑剔；必须认可文本的文本空间与意义空间的存在，对于部分文本需要从基本理解、创新理解等层面解读出文本的不同层级的意义。然后，以作为先于表达和接受而存在的经验信息的“预设”为基础，围绕“角色”（诗歌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和叙述人）分析，紧扣那些“省略”、“隐蔽”（生成“象外之象”）、“中断”、“冗余”的话语，关注凸显“陌生化”的语言形式及“隐喻化”的修辞手段，寻找对话的话题，设计对话的情境，并将这种对话的成果转化为试题的命制。

此一考量下命制完成的试题，应该具备这样的特征：既有助于文本基本意义的生成，又比较契合考生与文本对话的原始期待；既隐射了重要的文本空间、涵盖了文本的主要内容，又关照了考生与文本对话的对话策略；呈现适度、适时地开放文本的召唤结构，以利生成基于积极、正确前提的文本意义的多元建构。

而从阅卷者的角度来回溯考场情境下的生本、师生阅读对话，也可以触发两点思考：

以心态为话题的作文篇5

首先，要唤起学生欲说敢说的兴趣。现代教学论认为：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最佳结合是完成教学任务的最有效途径，而这种最佳结合往往取决于和谐、密切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使得教师乐于教，学生乐于学，这种“移情效应”会激励学生“亲其师而信其道”，教师指导学生进行说话训练也是如此。我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只要是需要有条理的阐述问题的时候，都做出表率，都让同学们注意听、观察我阐述问题的整个过程――我的语言，我的动作。错了的地方，就很自然的――提出错误――纠正错误。这样，大家都受到很好的感染和启发，主动、积极的表达，不怕羞、不怕错。一段时间以后，终于营造出“大家都爱说”的语言环境。

其次，给学生尽可能多的训练机会，结合语文教学的实际，创设各种说话训练的情境、拓宽说话训练的范围。

在有准备的前提下进行静态语境中的说话训练，利用语文课中的朗读、背诵、复述、回答问题等形式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训练，逐步培养学生说话态度大方、口齿清楚、抓住中心连续表达的能力。

结合知识短文和课文内容设置各种情境，训练动态语境中的说话能力。培养学生交谈、对话要注意对象和场合以及说话得体等能力。这种方法要结合课文和听说训练知识短文的要求，将学生所熟悉的生活环境引入教学过程。

语文课外活动和其他活动课程也是说话训练的极好实践内容，语文课外活动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活动类型的特点可以设置不同的说话训练。

以心态为话题的作文篇6

关健词:言内行为　言外行为　言后行为　语境　推理

一、austin官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它所关注的问题是语言是怎样被用之以“行”，而不是用之以“指”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是英国哲学家j·austin。在此之前哲学界历来所持的一种假设是陈述之言(statement)的作用或是描述事物的状态，或是陈述某一事实，而陈述之言所作的描述或陈述要么是事实要么是谬论。哲学家们历来所关心的也只限于陈述之言的可验证性(verifiability)以及如何规定一个真实的陈述之言所必须满足的条件。

austin对哲学界语言研究中的这种传统的观点提出了怀疑。他认为“许多陈叙之言只不过是伪陈伪叙(pseudo-statement )，人们所说的许多话语貌似陈叙、但它们根本不以坦直地记叙或传递有关事实的信息为目的，或是仅是部分地以此为目的”。austin区分了两大类话语:言有所述( constative)和言有所为(performative)。言有所述的话语或为真，或为假，是有可验证性(verifiability)的。言有所为的话语是不能验证的，这些话语“大概不可能为真或为假。此外，如果一个人作了这样一个表述，我们应该说他做了些什么，而不仅仅是说了些什么。" austin举了四个著名的例子来说明这类话语。

1) i do.(用于结婚仪式)

2 ) i apologize to you,(用于过救)

3 ) i name this ship elizabeth,(用于拓的命名仪式)

4 ) i bet you six pence it will rain tomorrow,(用于打赌)

在特定的情况下“当我说出我的所做时，我实际上就完成了那个行为。" austin还描述了言有所为的“恰当条件(happiness conditions)”。

首先，说话者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的条件的人。例如，在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国家里，只有单身男子才能在牧师面前说，" i do”从而与一单身女子结婚。而且，还必须存在实施某一行为的合适对象。例如，必须有新娘才能结婚。

其次，说话人对自己要实施的行为必须抱有诚意。如果一个人口中说”i apologize to you, "，但却毫无道歉的诚意，那么，这样的道歉便不是真诚的道歉，说话人不过是滥用了言有所为的句式而已。

第三个条件是说话人对自己所说的话不能反悔。例如，在作了真诚的许诺后便不能反悔。

最初的“言有所为”理论不很完善，austin又作了继续深人的研究。他指出，一个人在说话时，同时实施了三种行为: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 )、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 )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rary act )。言内行为指的是“说话”这一行为本身，即能发出音节，说出单词，短语和句子，等等，这一行为本身并不能构成语言交际。但在实施这一“说话”行为的同时，我们通常实施了一个言外行为，有时还同时实施了一个言后行为。言外行为是通过“说话”这一动作所实施的一种行为，如结婚、道歉、命名、打赌，等等。言后行为是指说话带来的后果。言后行为不一定会发生，这时就会导致交际的失败。

austin在提出言语行为理论几年后便去世了，他没有来得及对这一理论进行充实和修订。但是，言语行为理论一经提出，便在语言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各家学者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广泛深人的探讨，大大发展了这一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美国语言家j·searleo

二、searle对官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searle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许多别的社会活动一样，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图的行为。 ... sing a lan-gua

ge is engaging in“rule一governed form of behavior. " searle还认为，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是言语行为，而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单词或句子等语言单位。语言交际过程是由一个接一个的言语行为构成的，而且每一个言语行为都体现了说话人的意图。

austin提出了言外行为这一观点，但他并没有把一句话所实施的言外行为和这句话的内容联系起来。searle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到了一句话的命题内容和它的言外行为之间的关系。一句话的命题内容包括所谈及的人或物和对这个人或物所作的描述。searle用下面一组句子来说明命题内容和言外行为的关系:

5 ) sam smokes habitually.

does sam smoke habitually?

sam, smoke habitually!

would that sam smoked habitually.(1969 )

searle认为这四句话具有相同的命题内容，即它们都谈及了sam这个人，都论述了sam smokes habitually这一件事，但这四句话实施了四种言语行为。在一般情况下，第一句话陈述一个事实，第二句话提出一个问题，第三句话传达一项命令，第四句话表达一种愿望，虽然这种句式比较陈旧。

从searle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实施不同言语行为的话语可能具有同样的命题内容。那么，我们该如何判断一句话究竟实施了什么言外行为呢?searle指出一句话的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可以通过一定的语言手段来表明。在英语中，这些语言手段包括词序、重读、语调、标点符号、语气，等等。searle本人仅提出了一些可以依赖的语言手段，并没有作进一步的探讨。关于这个语言形式与功能的问题，离开了语境因素是不可能得到满意的回答的。

searle以“许诺”这一言语行为为例，归纳了实施言语行为所必须满足的四类条件:(1)命题内容条件(proposi-tional content condition):说话人言及一个他自己将要去做的动作。(2)准备条件(preparatory condition ):说话人相信他所要做的事情是符合听话人的利益的，但这件事并非是他通常所做的。(3)诚意条件(sincerity condition ):说话人意欲做这一动作。(4)根本条件(essential condition ):说话人承担起做某一件事的义务。在明确了这些条件的基础上，searle还制定了相对应的规则:(1)命题内容规则:命题出现在一个句子或比句子更大的语段之中，这一命题言及说话人将要做的一个动作。(2)准备规则:听话人愿意说话人做这一动作;而不是不愿意他去做这一动作，说话人相信听话人愿意他去做这一动作;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都清楚，说话人通常不会做这一动作。(3)诚意规则:说话人真心实意地想做这一动作。(4)根本规则:说话人所说的话使他自己承担了做某一动作的义务。

searle还对言外行为进行了分类。分类的依据主要有三项:言外之的(illocutionary画nt)、适从向(direction of fit )和所表达的心理状态(expressed psychological state):言外之的是指一类言外行为所具有的共同目的。例如命令、请求、忠告、威胁等都具有设法使听话人去做某事的目的，而许诺、起哲等具有使说话人承担义务去做某事的目的。适从向是指言外之的带来的后果，指言语和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或是话语去适从客观世界，或是客观世界去适从话语。说话人在实施言外行为时总会对话语中所包含的命题内容表示出自己的态度和心理状态，而这与言外行为的诚意条件是一致的。以上述三个方面为主要依据，searle把言外行为分成五个大类与一个副类:(1)阐述类(represents-five )。言外之的(根本条件)为说话人对某种情况的真实性作出承诺，适从向为话语客观世界，心理状态(诚意条件)为相信，代表性的行事动向有assert , state , sweat , guess ,等等。(2)指令类(directive ):言外之的(根本条件为说话人试图使听话人做某事，适从向为客观世界，话语，心理状态

(诚意条件)为希望、愿望，代表性的行事动向有:request ,advise, order, demand，等等。(3)承诺类(commissive ):言外之的(根本条件)为说话人对一个将来的行为作出许诺，适从向为客观世界、话语，心理状态(诚意条件)为意欲，代表性的行事动向有promise, undertake, vow，等等。(4)表达类(expressive):言外之的(根本条件)为说话人对某种客观状态表达自己的心理状态，心理状态(诚意条件)为根据不同的事实而异，遗憾、感激、悲伤、庆贺，等等，代表性的行事动向有apologize, thank，regret, congratulate，等等。(5)宣告类(declaration):言外之的(根本条件)为引起命题内容与现实之间的关联，适从向为客观世界话语，代表性的行事动向有~，appoint, declare，等等。(6)阐述性宣告( representative declaration ):言外之的(根本条件)为引起命题内容与现实之间的关联，适从向为客观世界话语，心理状态(诚意条件)为相信。

通过对言语行为理论进一步的研究，searle发现在许多情况下说话者是通过实施一种言外行为来实施另一种言外行为的，这就是间接言语行为。例如:

6 ) can you reach the salt?

这个语句不仅仅是一个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递盐的请求。.只不过“请求”这一言外行为是通过“询问”这一言外行为间接得到实施的。

这种用法就是语言的间接用法，即间接言语行为。

三、动态语境观

传统的语境是一个静态的概念。传统语用学把语境看作是事先确定的常项，而语境的内涵几乎是包罗万象的。语境包括交际双方的语言知识，交际的上下文，人的百科知识，交际的社会文化背景，交际的时间、地点、交际者、说话方式等情景要素。而sperber和wilson (1986 )提出的关联理论从认知科学的角度阐释人类的语言交际行为，把语境看作是一个心理结构体(psychological construct )，即存在于听话者大脑中的一系列假设。在语言交际的过程中，随着交际的发展，听话者提取建立一系列假设，并对它们进行处理，从而形成一个逐渐变化的认知语境。在交际过程中，新信息被处理后就会成为认知语境中的旧信息，认知语境不断扩大或充实后，供处理下一个新信息时使用。所以，语境概念是动态发展的，而不是静态给定的。

四、言语行为理论对英语教学的指导愈义

如前所述，交际者说出一句话往往伴随着相应的言语行为，在很多情况下语言的使用是间接性的，既话语往往传递间接言语行为。在课堂听力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找出话语传递的直接或间接言语行为，从而识别交际者的交际意图，提高理解能力，得到较好的学习效果，例如:

7 ) woman:ted, do you know how to get the sports center fromhere?

man; why not ask the policeman?

question; what does ted mean?

( a ) the woman should invite the policeman.

(b ) the sports center is near the police station

( c ) thepoiceman probably is a sportsman.

(d) he doesn’t know the way to the sports center.

问句实施了直接的询问行为，我们期待着一个答案。但是ted反问why not ask the间iceman?这句话字面上是询问行为，通过实施询问行为又实施了一个间接的建议行为，而这两种行为都不是我们期待的回答行为，结合动态的认知语境

我们推导出ted本人也不知道sports center该怎么走。

8)woman;this package was returned to me

man;that} because you didn’t put enough postage on it.

question;what did the man tell the woman about the package?

( a ) she should take it to the post ottce

(b ) it is too big to send勿mail.

( c ) she should return it to the sender.

(d) it needs more stamps

第一句是一个陈述句，但是间接实施了询问原因的行为，所以男子在第二句中用了that’s because句式，回答了第一句间接提出问题。结合动态语境，包裹被退回，原因是邮资不够，所以第二句又同时实施了间接建议行为，建议多贴些邮票。

9) woman;mark is playing computer games．

man;should he do that when the final exam is drawing near?

question;what does the man think mark should do?

(a)go on with the games,

(b ) draw pictures on the computer.

( c ) review his lesson.

(d ) have a good rest.

女子的话语实施了陈述事实的行为，男子的话语实施了直接的反问行为，同时也实施了间接的责备行为。结合动态语境，期末考试临近时不该花费时间打电子游戏，而应该复习功课。

通过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言语行为理论对课堂听力教学，特别是这类对话选择题型的教学，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通过言语行为理论，结合语境因素进行推理，可以快速识别交际者的交际意图，从而提高理解能力，帮助学生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

五、结束语

以心态为话题的作文篇7

 

意识形态是一种价值体系，它不同于停留在理论意义上的哲学思想。意识形态是最能集中反映不同存在主体意志和利益的一种特殊文化形式，它总是力图与国家权力相结合，成为社会统治和管理的思想力量，因此，现实社会中的话语权主要体现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提升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需要从多个方面下功夫，其中加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是重要的环节。

 

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说服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前提，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经济发展能力是国家存在的命脉所在，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根本力量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强大的经济基础是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不能仅停留在对其理论本身的阐述上，更体现为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对现实生活的不断改善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想应该与社会现实相符，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性和现实性的统一，才能以真理的力量、实践的力量说服人民群众。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非常重视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多次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要“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①。

 

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增强社会主义经济实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才能用辉煌的经济成就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吸引力，用全面的社会进步提升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和话语权。

 

推进政治文明，构筑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政治基础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和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问题是党执政的长期合法性。对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多下功夫：

 

建立以制度信任为要核的现代政治信任模式。政治信任从最根本上来说，是对政治制度、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认同和依赖。执政党的政绩直接关系到民众生存状态的改善和提高，进而关系着公民对现行政治制度的信任度和忠诚度。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时期内，中国政府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人民得到了更多的实际利益，其取得的巨大经济绩效是获取民众对党和政府信任以及对社会主义制度有信心的关键因素。但是，在当前利益结构失衡、公平正义短缺的条件下，如果单纯追求所谓的“政绩”，继续依靠单纯的经济增长赢得政治信任，往往会陷入所谓的“政绩困局”，即经济不增长，政治信任流失;经济增长了，政治信任同样流失②。因此，建构政治信任的根本在于，建立一套符合中国文化传统、适合中国历史与现实国情的制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推动了政治信任的基础、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迁，政治信任的目标是加强民主政治和法律制度建设，通过制度规范公共权力，增强政治行为的可信性、消弭背信性，以不断提高政治信任的修复能力。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感到政治和其他社会生活的乐观可预见性和确定性，才有可能不因某些部门、机构或个别官员的不公和失信，影响对国家、制度和共产党之类的政治共同体的信任，影响执政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制度是政治信任的基础。

 

建立执政信用，构建诚信政府。所谓诚信政府，是指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能够做到守信用，言必行，行必果，能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由此获得公众的信赖和支持③。构建诚信政府应该重视信用(诚信)建设。信用(诚信)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志，也是决定信任形成、增强和持续的重要基础性因素。执政者历来在社会潮流、社会风气等社会诸多领域中起支配和导向作用，执政者的信用行为往往对民众起到示范和表率作用。广大民众的信仰、信念、信心和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执政信用状况。因此，执政者自身必须具备卓著、良好的信用，忠实为民、信守规则、遵守诺言、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实践践约，表现出诚信守诺、敢于负责的执政形象。只有这样，才可能得到民众普遍、持久的信任。

 

增加政府运作的透明度，培养公民参与意识。行政的公开和透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实现政府与公民和谐关系的前提条件。如果相关部门不能及时、准确、全面的政府信息，或者对负面信息采取封杀、屏蔽、遮掩的方式，回避矛盾，便会增加社会的猜疑、纠结，从而引发信任危机，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只有信息完备，公众对政府事务知情，才能消除对政府管理事务的神秘感，降低不确定性，信任的安全度才有可能提升，信任也才会不断积累;政府只有通过行政公开，让公众了解政府机构的设置和职能范围，了解政府的决策动机、决策过程，了解政府面临的难处和问题，才能让公众提前预期可能的政策结果，政府工作即使不能全面满足公众的预期，也能得到公众的谅解。

 

公民参与是培养公民精神的现实途径，公众参与的前提就是能够了解政府行政管理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详情。一般在民主开放的社会里，政府自身运作的透明度增加，人们获得政府信息的渠道轻松而便捷，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社会事务的途径增加，有助于培养和形成开放、合作、理解、宽容的精神气质，树立并增强契约意识、责任意识、平等意识、规则意识和信用意识等公民精神，进而提高全社会的信任度和文明程度，因此，公众制度参与平台的建构，是有效消除政府信任实现制度障碍的关键环节。 .

 

加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意识形态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先进文化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持续存在并牢牢掌握话语权的生态环境和推动力，是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必备条件。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致的，是我们国家和民族赖以存在的精神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灵魂，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聚全社会共同的价值判断，有效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和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认同，增强全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和凝聚力，牢牢掌握我国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我们应该“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⑤，通过确立社会共同遵循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让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指导思想、理想信念、价值规范和基本道德要求，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进而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等目标的信念和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形成全民族团结一致、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立足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吸纳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大力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任何文化系统的演进与发展，都无法割裂与历史的关系，都无法回避传统和现代、继承和创新等基本课题。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和发展，包含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特性和重要价值取向，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思想，如“独立自主、维护统一的爱国精神，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与时俱进、日新变革的创新精神，崇实求真、经世致用的实事求是精神，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的集体主义精神，协和万邦、爱好和平的和谐精神”⑥等，在当代依然具有非凡的普世价值。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文化软实力，应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和现代价值，在继承创新的基础上赋予其鲜明的时代内涵，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更适合当今中国的国情和世界发展的形势，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同时，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还要以更加开放的胸襟、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平和的心态、更加包容的思维，告别文化自恋和文化自卑，充分借鉴吸纳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优秀文化、思想观念和制度体系，充分吸收一切有利于促进我国先进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和文化成果，在中外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掌握舆论宣传阵地，善于占领新兴媒体，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一方面，牢牢把握媒体的领导权，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力。第一，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导力。主流媒体应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中间寻求平衡，把社会效益放在重要地位。及时对错误的社会舆论进行抵制并开展必要的斗争，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营造良好舆论环境。舆论引导要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为人们正当、合法的利益表达提供充分的舆论平台，发挥主流精神的引导和批判作用，准确真实地反映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的思想观念，满足不同层次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让人们真切了解和接纳时代精神，认同主流舆论和主流媒体。主流舆论要切实引导社会思潮并坚决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使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坚定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和信仰。总之，保证舆论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

 

第二，把互联网工作作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重点。我们要牢牢抓住信息网络化发展带来的机遇，高度重视互联网的作用，确立网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强势地位，建设完善高效的网络意识形态宣传阵容，积极宣传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求相适应的健康向上的内容，架起政府与群众沟通交流的畅通渠道，让群众了解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辉煌成就，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创新网络传播体制和手段，利用BBS论坛、微博客、手机报、网络广播、微博、微信等新兴传播载体，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网站、政务微博等，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力度，扩大传播范围，增强传播吸引力。同时，要充分利用先进的传播技术手段，加强网络舆情引导和网络监管，加强和网民的交流与对话，系统地收集、分析、判断和反馈网络空间下广大人民群众思想的新动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亲民性;对网络实行监控，科学管控网络空间的舆论信息，有效地减少或者控制网络谣言、虚假信息、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潮的滋生，促进形成理性平和、积极向上、观点合理有序表达的社会氛围，建立有效的信息过滤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不断提高网络监管的现代化水平，在保护网民合法权益的基础上逐渐增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另一方面，创新话语机制，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魅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得到民众认同，不仅意识形态本身需要具有真理性和价值性，而且传播意识形态的方法方式必须要恰当。在当下开放的条件下，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不能一成不变地按照原来的方式坚持社会主义的传统话语，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建构上，需要对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进行处理，摒弃那些不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旧范畴，学会运用符合当今世界发展和时代进步的、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生活化的话语，力求话语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时代，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亲和力;不能依然采用传统说教式的单向灌输式的话语方式，要主动分析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特点、认知水平和接受水平，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与广大人民群众话语的相互交流，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贴近人民生活而又符合人民精神需要的形式展现出来，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信服力。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壮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队伍。广大理论工作者在学术建设和创新实践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自觉地服务社会、服务大众、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肩负起身上的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努力研究和解决改革发展中的难点问题、重点问题、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理论支持。因此，“中国急需一大批经过严格理论训练的、成熟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创新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各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理论家和思想家，重建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文化精神生活中的学术权威。没有这样一大批严肃的哲学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对于当代西方现代学术的学术性批判，诚如当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恩格斯对杜林那样的思想批判，就不能建立和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⑦掌握和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培养和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以心态为话题的作文篇8

[论文摘要]课堂文化主要指教学活动中师生的主体文化。话题是课堂文化传播的具体形态，话题的价值粘连是课堂文化传播的根本动力。教师和学生是文化传播的主体，教师在课堂文化传播中处于控制地位，但其动力是文化传播的助动力，而不是原动力。课堂文化传播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教师主导话题阶段；二是话题朝着学生主导的方向转变；三是学生主导话题阶段。与之相对应的动力是对话、理解和需求。

文化传播是教育的重要功能，课堂教学是文化传播的核心环节，课堂文化传播当然是课堂教学的必要课题。由于文化本身的歧义和复杂性，因而课堂文化就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对课堂文化的解读，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介绍三种:第一种认为，教学文化由社会文化环境、教学活动本身和教学活动主体文化三个层面构成，即“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教学活动的影响和制约;教学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教学活动主体文化意识的觉醒和独立自主人格的养成。”第二种认为，教学文化由师生在教学生活中的生活方式这一核心要素和支持教学生活方式的要素构成，“支持性要素由近及远分别是教学集体无意识、教学风俗习惯、教学制度和教学思想。”第三种认为，教学文化的历史使命，是人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的双重建构，“以知识为基础，以人文同化、化育成人为宗旨，在传承知识、培育智能、涵养品性、助长生命等诸方面实现人的文化生成。”从课堂文化传播的动力看，本文的课堂文化侧重于教学活动的主体文化，关注师生在教学生活中的生活方式，试想揭示教与学的结合是如何基于具体知识的理解，按照课堂文化传播的动力方向与人的发展的现实需求，师生逐步走向与自我、与他人、与世界诸方面的和谐，走向文化的存在和生命的完美。

一、话题—传播形态的动力分析

话题是课堂文化传播的具体形态。文化传播并非赤裸裸的教材中的知识，也不是教学目标中的能力、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等静态意义上的构成人的素养的文化要素，而是这些文化要素被教学的具体形态裹持，通过教学的具体形态进行传播的。根据新课程理念，我们以为，话题应是裹持课堂文化的具体形态。话题作为文化的具体形态，它不是教材文本，不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原原本本的事实，也不是生活事实与教材文本的简单相加，抑或设立的探究情境。能成为一个话题至少有三部分组成:一是新闻背景，即生活中原原本本发生的事件;二是学生讨论，即事件能进人教学主体的意识，被教学主体认识和把握;三是学习提示，即教材中的文本能进人学习者的“期待视野”获得某种阐释。三者的有机统一就成为有意义的话题。以高中思想政治课“文化生活”中的传文化教学为例。

【新闻背景】经过广泛征求各界意见，2008年1月1日，修改后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正式施行，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日被增加为法定节假日。

【同学议论】同学甲:喜欢长假，集中旅游，感悟中国传统文化。同学乙:旅游只是欣赏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同学丙、同学丁……

【学习提示]同学甲认为，利用长假集中旅游，一睹为快是个好想法。传统建筑是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标志。同学可以利用假日休息时间游览名胜古迹，感悟其中的真谛和精华，实际了解和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同学乙的观点显得思路开阔。古诗名句、经典名著、传统绘画、特色建筑都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身边的人与物、人与事都渗透着民族文化的精神。所以，读书、吟诗陶醉于民族文化之中，这也是很好的休闲方式。

话题之所以能成为传播课堂文化的形态，是因为话题有“生成性、偶在性、情景性、具体性”。的特点。我们以为，话题具有传播文化的动力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教师赋予话题的主观色彩，这一点我们在文字上并看不出，其实教师在课堂实施过程中，无论是对新闻背景的展示，还是激励学生讨论都赋予了爱、关心、希望等主观情感因子，使师生互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于话题的“切身性”，话题能激发主体的需求。试想，传统节日放假，对于压着沉重学习负担的学生来说，是个多么有意义的话题啊，这样的话题怎么可能不把学习者卷人其中呢?因此，话题与人的价值相粘连使话题不断扩展、不断深化，具有播撒的动力特征，话题与主体价值的粘连强度越大，其动力也就越大。两相比较不难看出，课堂文化传播形态的根本动力是话题的价值粘连。

为什么话题的价值粘连是课堂文化传播形态的根本动力呢?教材的文本知识是一种客观事实，它是前人的经验总结，一旦形成文本知识就与前人的实践相脱离、与前人的价值相脱离，成了没有生命力的符号，因此，知识必须与价值相粘连，知识才能真正“返魅”，才能成为全面、深刻地影响人的文化力量，所以，价值粘连成了文化知识传播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文化传播并非文化的承袭，而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是文化的传承，而且当下的生活事件与当下的学习需求又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话题是新闻背景、学生讨论、学习提示的统一，学生讨论是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主体价值的粘连越大，学生讨论越热烈，生成的文化内涵就越丰富，学生就越能理解话题中所蕴含的道理和知识。

二、师生—传播主体的动力分析

课堂文化传播的两个中心。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现象，文化传播只是人的活动，课堂文化传播只能是师生的活动。教师和学生是文化传播的主体，那么自然就有教师文化传播中心和学生文化传播中心。

教师作为文化的主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文化，二是教师自己的文化。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遵从课程的社会文化选择，将载负由整个社会文化水平决定的文化质量的课程内容无条件地传授给学生，实现课程文化的最大化‘复制’，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思想观念、行为规范等。”团用统治阶级的规范、价值体系来规范和影响学生的思想与行为，代替国家与社会对学生施加教育影响。教师在传播社会文化的同时也传播自己的文化。教师对教材的理解、教师的教学设计、教师课堂实施过程中的应变能力、对学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程度等等都渗透着教师个体文化修养，有着强烈的个性色彩。

学生不是一张白纸，“学生时期是整个人生过程中的特殊时期，他们的身体、生理、心理和情感状态，形成他们的生存、生活内容和生存、生活方式，即形成他们特有的文化。”基础教育不同阶段的学生有不同的文化，小学生有小学生的文化，初中生有初中生的文化，高中生有高中生的文化。从身体与生理的角度看，有不同的性别文化。从生存、生活方式看，有群体文化。如学生在课堂上的合作讨论小组是以座位这一特定的空间范围形成的群体文化。再如，学生在课堂上活跃程度的不同可分为强势群体文化和弱势群体文化，他们是以学习成绩的差异、教师对学生的固有看法、教师给予提问和回答问题的机会等因素决定的。此外，还有因共同爱好而集成的较为稳定的群体文化等等。

教师与学生在课堂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地位不同。教师在课堂文化传播中处于控制地位，学生处于被引导、被规范的地位，这主要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课堂教学要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教师必须按照社会化的要求对学生实行控制，而不是基于学生的需求来开展教学活动的;二是教师制度化权威的确立，教师是以法定代言人的身份来传播课程内容的，教师主导课堂教学的话语权;三是社会、学校、家庭对教师的期望，以理性逻辑为考查对象的高考，鼓励教师规范学生的表达，教师答题的格式成为学生模仿与学习的摹本。

课堂文化传播的动力性质不同。海德格尔说，“人，诗意地栖居。”人是生活，动物仅仅是生存，人需要文化丰富，这可以从正式学校教育之前的语言学习、幼儿的游戏、幼儿的模仿、学生痴迷于网络文化等等现象中看出，因此，文化传播的原动力是学生对文化、对享受成长的需求。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做些解释，有学者认为，“学是教育本体的因素，同时也是教育原发的因素，更是最活跃的多变的目标性因素。”一是学生原本就要学，其动力来源于生命和自然，即人之生命中对周围世界的了解以避免危害、求取生存和繁衍发展的内在力量。二是学是教的目的和归依。无论是教育的社会需求、或者是知识的规定、或是教者的意志，相对于学生的学都是次要的、次生的和非本体的，都是为学而备的，教师的教只是为学创设更广阔的空间。教师的教为自主学习提供必须的空间、时间和氛围，而不是学本身，教学的效果与依托学的程度呈正相关。三是学习者的成长基本上是在学的活动中发生的。知识需要学生的理解才能掌握，道德观念只有学生接受才能指导他们的行动。教无法代替学生理解、接受、自我完善的过程，所有的教都必须由学生自己来完成。

上面的两点分析可以看出，尽管教师在文化传播中居于控制地位，但其动力是文化传播的助动力，而不是原动力。也正因为学生、教师在文化传播的地位与动力性质的交错状况，才使文化传播的动力分析充满变数，值得关注和研究，才使传播形态及传播过程的研究显得必要和有意义。

三、转变—传播过程的动力分析

课堂文化传播是依赖于师生围绕话题展开的，师生在话题把握上随着教学过程的展开而不断发生变化，由此形成了课堂文化传播的阶段。我们认为，课堂文化传播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教师主导话题阶段;二是话题朝着学生主导的方向转变;三是学生主导话题阶段。示意图如下。

1.教师主导话题阶段

文化传播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教师，体现在教师情境创设的吸引动力，对学生应答作出合理反馈的对话动力，以及对话题进一步拓展的交往动力。情境创设之所以有吸引动力是因为情境的趣味性、问题的挑战性或是教师话语的情感性，它让学生在心理上激发起参与课堂文化交流的热情，助长了参与课堂文化交流的行为诱因，因此情境创设发挥着激发、助长的动力作用。教师的合理反馈不仅表明教师对学生观点的尊重，有着平等性，而且表明学生表达的意义被理解或是被接受，并有助于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树立自信，因此，对话是文化传播的流动性的载体，为课堂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个切人点和基本轨迹。师生的交往互动使更多的学生参与到教学中，不仅创造了富有活力的教学气氛，而且克服了教师只与几个学生交流的弊端，是多个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实现了交往的多边化，话题得到不断扩展，为话题的转变做好准备。

2.话题转换阶段

教师主导话题的地位为什么被学生夺得?是什么力量在控制着课堂文化传播的方向?我们认为，是理解对学生产生的作用。理解这一动力因素贯穿课堂文化传播的始终，与对话、交往等动力相比较更具基础性，“理解是主体参与发生的前提，在学生参与过程中它始终起着定向的作用”。在话题转换阶段更显示出它的强大力量。

首先，理解内涵进一步扩大。学生在理解中参与，在参与中理解，理解的内涵就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扩大，原来创设情境、展开对话、交往互动等活动仅为学生理解教材服务的，通过参与学生不仅理解教材，而且理解教师、同学的观点。理解本来是教学的目的，让学生参与仅仅是手段，事实上，理解又是参与的前提，通过理解、参与的轮番运作，理解这一魔力把更多的学习者卷人其中，更多的观点成了理解的对象，教师的观点逐渐衰微，成为众多观点中的一种，话题的主导地位当然被学生夺得。

其次，理解将意义符号还原为对人的意义。理解为什么具有这么大的魔力?是因为理解是意义符号与意义之间的中介。学生为什么对抽象的知识不感兴趣?知识仅仅是意义的符号，在被师生理解之前没有任何意义，而理解是通往符号与意义的唯一桥梁，学生一旦理解了意义符号，符号就对学生产生了意义，学生就会产生与符号理解相对应的学习行为。这种行为与教师外在控制下的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实质性参与，而不是形式性参与，是围绕共同话题的和谐共振，而不是各行其是。所有这些都为生生互动的文化传播提供了组织、思想、方向的准备。

以心态为话题的作文篇9

[关键词]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主流价值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7-0119-07

一、 审视与概括：科学把握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特质

意识形态起源于希腊语，是关于思想意识观念的学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以及教育、伦理、艺术、哲学等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它广泛渗透于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各个方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思想理论体系，不仅体现着社会主义性质与发展方向，而且还拥有认识世界的解释范式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方式，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鲜明的理论特质。

（一）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从本质上看来源于社会现实矛盾，它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思想，维护着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党性和人民性本质上是阶级属性，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事关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是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显著的理论特质。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既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服务对象。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伟大实践，所实施的改革开放，所开展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就是为了把人民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国家和人民从贫穷落后引向富裕文明，最终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实践和现实表明，党性集中地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和人民结成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高度凝聚和集中反映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思想理论及其实践智慧，服务着社会的l展和人民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党性和人民性就不仅成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需要始终坚持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并且统一于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在“8.19讲话”中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坚持党性和人民性，其核心就是要坚持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站稳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立场，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遵循的根本原则，也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二）真理性与价值性兼具

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性与价值性统一的理论。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同时也是价值信仰体系。列宁说： “认识只有在它反映不以人为转移的客观真理时，才能成为生物学上有用的认识，成为对人的实践、生命的保存、种的保存有用的认识。”[1]在列宁看来，真理性认识既包括科学性的认识，也包含价值性认识。作为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体系，它科学把握着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本质，始终从真理与价值统一的维度有机把握着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客观反映着中国社会历史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客观揭示着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作为一种实践性、价值性强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唯物史观，把人民作为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以人民利益为客观价值标准，以谋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幸福，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取向和最高价值理想，并使之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路线、方针、政策确定的历史真理性依据，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失成败，特别是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与发展提供着指导思想和根本标准，并指导着社会实践。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兼具真理性与价值性的，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实践中，是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基础，也是服务社会和谐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

（三）辩证性与创新性的交融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理论是属于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从根本上是属于辩证发展与创新发展交融的理论。马克思说：“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者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2]马克思在这里实际表达了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批判性、辩护性和发展性。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这种批判性、辩护性和发展性熔铸为辩证性和创新性，这种辩证性和创新性就体现在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以及革命传统基础上形成的思想文化意识进行转化、发掘、传承和创新，体现在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及其社会思潮进行比较鉴别、包容借鉴、批判扬弃和超越创新，体现在对社会以及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进行观察、反思、批判进而积极地建构和生成。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辩证性和创新性的思想理论它不仅仅是建立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基础之上科学揭示着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必然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党的建设思想作辩护和服务，而且它永远也不会故步自封且勇于自我批判和创新发展。辩证性和创新性既是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理论特质，更是其保持生命力的源泉所在。

二、解构与反思：理性认知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植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同时也经受着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影响和考验，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一元化主导、多样态存在的复杂化发展态势。

（一）文化断裂与文化发展滞后撕裂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延续性

文化是历史的勾沉，是意识形态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意识形态存在于各种文化现象的本质中，并通过各种文化形式表现出来。文化的观念形态与意识形态的观念特质使得文化c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密不可分，但文化发展与意识形态发展往往并不是完全同步，社会变迁中的文化断裂和经济快速发展中文化发展相对滞后，都会对意识形态产生冲击、消解或者背离的作用和影响。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思想启蒙和救国救亡为主导，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气，高扬人的理性和主体性，极力引进和倡导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等文化价值观念，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因此受到极大冲击和颠覆，人们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怀疑导致了思想意识形态观念的迷茫。特别是后来的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的名义，人为否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盲目抵制反对西方文化，导致了创新转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和借鉴吸纳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断裂。在当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带来的不仅是人们物质生活的富裕，也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和多元多样态文化的并存，这种变化内在地需要用先进的思想意识形态文化去整合人们的利益冲突、协调社会关系、建构价值认同，从而形成社会前进合力。“文化成了一种舞台，上面有多种多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彼此交锋。文化绝非什么心平气和、彬彬有礼、息事宁人的所在；毋宁把文化看作战场，里面有多种力量崭露头角，针锋相对”。[3]中国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后性使得中国成为了中西方文明与文化的交锋场，在各种思想、价值、观念等文化形态相互冲突、碰撞、交融时，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还没有能够真正传承、创新、转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要义和博采众长、兼容并蓄西方文明与文化中的精髓，使之成为一种强势的、先进的主流价值文化并发挥引领主导作用。中国的、民族的、传统的、特色的文化经受着外来的、西方的、异质的文化的侵蚀和消解，撕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承延续性，导致实现建设文化强国战略任务任重而道远。

（二）复杂的社会思潮削弱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流价值思想的主导性

社会思潮是指在一个时期内反映一定群体的利益诉求、在部分群体中得到广泛传播并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思想观念所形成的思想潮流。社会思潮越活跃则代表这个社会的文化精英们在文化价值取向上越多元化。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社会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并由此带来的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等的多样化。由于地位不同、利益得失、环境差异，人们在看待社会问题时就产生了多样态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致使社会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古今交汇、中外碰撞、异同争鸣、演变加速、纷繁复杂的多样化格局和发展态势”，[4]虽然社会思潮的多样化一方面开阔了人们视野，促进了思维方式的变换更新，也间接促进了党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但我们还应该看到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普世价值观、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新左派、新儒家、等思潮空前活跃，围绕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各类改革思想交锋异常激烈，极端思想有所抬头，不同思潮之间也不断交融呈现，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和分化势力不断传播和散布攻击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潮和言论；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市场经济使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对我国传统的集体主义进行消解，功利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冲击，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快餐化、低俗化对主流价值话语精神性、超越性、理想性的遮蔽，这些都削弱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流价值思想的主导性和引领性。

（三）社会公共伦理道德的缺失影响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

社会公共伦理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核心诉求，以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标准，以实现利益协调、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为目的的。社会公共伦理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道德价值范畴，其发展状况关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先进性作用的发挥。当今时代，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不仅展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公共世界的图景，而且为人类世界带来了全新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思想、文化等领域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社会权力由高度集中到不断分散，民众需求日益多样，政府部门公共事务管理的治理模式由单一单向度变化为多元互动，政府的职能也开始由控制管理向服务转型。中国社会这种转型一方面导致了人们交际的范围不断扩大，理性意识和主体性意识逐渐增强，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集体主义理念不断弱化，使得人们公共精神缺乏；另一方面自近代以来引入的西方价值观系统在中国又存在水土不服，甚至南橘北枳的难题，这就造成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的割裂，多元价值纷繁复杂，在社会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价值冲突，将人们引向深刻的伦理道德价值困境，政治的市场化、市场的贪婪化、交往的工具化直接导致社会权力失范、财富失范、道德失范，诱发了政治领域思潮多样、社会生活领域公共责任缺失、经济领域贪腐严重，社会集体和个人罔顾社会公共伦理责任的现象大量存在，这从根本上动摇着人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严重影响和遮蔽了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作用发挥。

三、建构与超越：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路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思想理论体系，其未来发展走向是由国家和社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所决定的，是由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的，是由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及其指导下的实践活动所决定的。直面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握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特质，厘清和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导性与社会思想意识多样性关系、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借鉴世界文化资源的关系、发展社会公共伦理与发展经济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与情感话语体系，从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引领作用、协调功能和话语体系着手，从政治理论、价值体系、利益关系、思想情感认同维度进行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实现对历史和现实发展的超越，是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导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认同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旗帜和灵魂。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应对全球化挑战过程中，我国社会意识形态建设所积累的最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科学性和价值性所决定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被历史实践证明了的正确选择。“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形成和发展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5]，把这个规律转化为政治上、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认识认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关键。因此，从意识形态理论建构上，坚持和巩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指导思想地位不动摇，创新转化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思想精华，借鉴吸纳世界文化思想资源中的先进要素，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和昂扬向上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以与时俱进的状态向现实生活敞开，不断关注、吸纳和提升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鲜经验，从而不断丰富意识形态理论的现实生活内涵，让理论贴近生活，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让理论增强生命力，占据时代精神的制高点。在认知和实践上，要意识到人类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特点所导致的革命与反动、进步与落后、科学与谬误、积极与消极、高尚与庸俗等社会思想意识多样化存在必然性，以及由思想意识活跃所带来的自由自立、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创新竞争、和谐发展等积极思想意识不断增强的可能性，努力做到不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排斥思想意识的多样化，更不能以思想意识的多样化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是将二者统一起来，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先进性，不断探索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效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社会思想意识的机制和手段，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理论和政治上的真正认同，从而使之更好地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

（二）构建主流价值文化，凝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

“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密切，一定的文化总是受一定的意识形态制约与规范、指导与支配，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心圆的关系，只是文化的外延更为宽泛。所以意识形态是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推进文化建设又有助于一定意识形态的巩固”。[6]意识形态是构建主流价值文化的核心要素，而主流价值文化无论是文化目的还是文化发展都反映着统治阶级或者执政党的执政目标、执政理念和根本利益，不同的意识形态都有其相应的主流价值文化作为支撑。社会主义主流价值文化滋养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当今的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严肃文化与消费文化、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等多元文化并存的复杂态势，而文化的不同最根本的是价值观的不同。因此，在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认同路径上，就必须强化主流价值文化的引领作用，实现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文化。建构主流价值文化，在路径的选择上，要正视我国民众价值观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强化公共管理服务、公共责任伦理道德建设，把提高中国文化实力、竞争力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引领力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和内容；在方式上要运用大众传媒、学校教育、民间活动等方式，增强人民对文化发展规律性的把握能力和水平，引导人民主动承担发展和传播本民族文化的历史责任，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内容更加贴近人民的生活，将民生幸福上升为主流价值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体现广大民众的价值诉求。

（三）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

巴赫金说：“话语永远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7]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一定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载体和意识形态的外化形式，也是一定的意识形态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控制来影响教育对象的思想类型和行为方式。长期以来，我们虽然重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由于忽视了话语体系的内涵丰富性建设，一味强调和运用以政策性话语、文件话语和官方话语为主体、以改造话语为主要特征、以话语灌输为手段方式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造成了意识形态话语的封闭、失真和空心化、教条化，从而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陷入干瘪、冷漠无情和失去话语权的境地。因此，积极建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既是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多元对话中牢牢掌握话语权的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涵性建设上，要实现从显性话语向隐性话语的转换，也就是实现从以政治话语为核心的制度话语和以专业知识为核心的知识话语向个体话语、审美话语、生活话语的转向，将那些抽象的、逻辑化的、概念化的文件制度话语变换为人民大众能够接受和理解的并与个体体验、认识产生生命的碰撞和激情的话语，使语言更富有审美性、生活性和情感味。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方式构建上，要实现从依靠真理、强调权威的说理话语向依靠文字和听等为表现手法的叙事话语转换，实现从话语灌输走向平等的、开放性的话语对话转换，努力做到从理性话语中打捞感性话语，从真理话语中拯救和回归常识话语，让意识形态话语从过去僵化的、封闭的一元化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使之真正回到多元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并真正尊重个体生命的尊严，建构起平等、真诚、民主的对话样式，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时代性转换，从而加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萨伊德.文化与帝国主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4）.

[4]王永芹.当代中国多样化社会思潮发展态势与引领机制探析[J].河北学刊.2008，（6）.

[5]郑永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以心态为话题的作文篇10

关键词 电视谈话节目 文化意义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电视谈话节目大行其道，成为影响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同时也体现出市场化大环境中受众的文化选择逐步走向多元化和开放的社会文化特征。传播学者陆晔认为“电视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文化情景。在这个意义上，电视谈话节目不仅把传统上私人领域的文化元素和社会公共领域交织在一起。……林林总总的电视谈话节目，为我们提供了电视受众和电视节目的关系基础上，一个透视社会文化格局特征的样本，并最终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电视作为社会文化传感器，对于当代社会多元与开放的文化品格表达和塑造的作用。” ①

一、人际传播介入大众传播，提高电视文化传播效力

电视谈话节目中，人际传播对大众传播的有效介入使节目本身具有了独特的视觉价值和审美价值，进一步提高了电视文化传播的效力。

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以人际传播的方式介入整个传播过程，在大众传播中实现了人际传播的最优化。作为媒介与受众之间的“感情、信息交流的桥梁与纽带”的谈话节目主持人，神情自然、亲切随和、落落大方，与现场的嘉宾及观众作真诚的交流，在媒介和受众之间营造了一种虚拟的人际交流情境，使大众传播摆脱了媒介机器的冷漠与单调，缩短了荧屏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最大程度地拆除了电视与受众之间的藩篱与壁垒。美国著名谈话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把对观众和嘉宾生活的关注凝聚在倾听中，通过平等的交流和对话把谈话的主题逐步引向深入。WWw.133229.cOM在她的节目中，经常涉及到性、虐待儿童、吸毒、社会暴力等非常敏感非常刺激的话题，更有与上司不和、饮食过度、缺乏自信、尊严受损这类个体化和心理因素很强的话题。但在她极富耐心和魅力的带动和启发下，来自普通人群的嘉宾和现场观众倾谈出他们真实的生活感受，表露他们个人心中的隐秘，并通过这种倾诉来缓解郁结心底的压力。她非常真诚地对于每一个内心痛苦的在场者都表现出深切的同情，这使得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觉得她更像一个关心他们的邻居和好朋友。美国传播学者唐·库什曼说，“一个人想要进入人际沟通，不需要首肯对方的每个想法，但必须把对方作为一个独特自我或重要的个人加以支持，积极的尊重对这种互动来说是最基本的”。②

电视谈话节目不仅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更是一个感情表达和交流的盛宴。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的共同参与，无论在观念意识上和情感态度上，还是在传播视点和传播手法的表达上，开放型的电视传播都打破了以往“我传你受”的单向关系，使传播者与受众保持一种平和对等交流的状态，进一步引入了人际传播机制，使得互动性增强，亲和力显现，最终提高了电视文化传播效力。

二、构建大众话语空间，拓展公共领域

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电视谈话节目虽然起步比较晚，但它从一开始就给受众带来了一个健康的交流空间和多视角的文化碰撞。从其本质来讲，电视谈话节目形式是通过建立一种全国或地域性的谈话系统来实现它作为“公共领域”功能的。它为大众提供了一种类似于中国古代议事厅那样的大众话语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最早是由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后来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将它发展为“公共领域”的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指市民可以自由表达以及沟通意见，以形成民意或共识的社会生活领域，其条件是所有人应有相等的表达机会，参与者以私人身份参加自主性的聚会，而讨论的主题以公共事物为主。他认为：“不管怎样，大众传媒充当了个人疾苦和困难的倾诉、生活忠告的权威人士：它们提供了充分的认同机会，在公共鼓励和服务的基础上，私人领域获得了再生。原先内心领域与文学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颠倒了过来：与公共领域相关的内心现象逐渐让位于一种以内心领域相关的客观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私人生活的问题被吸收到公共领域当中，在新闻机构的监督，这一问题即便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也至少被公开化了。另一方面，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公开化过程，由大众传媒建立起来的领域获得了次内心领域的特征，而私人意识也得以提升。” ③在哈贝马斯看来，随着公众由主要依靠阅读书籍（文学）变为依靠画报、杂志、广播、电视等现代传媒来进行沟通，文学公共领域消亡了，随着文化批判的公众逐渐转变成文化消费的公众，公共领域本身在消费公众的意识中被严重的私人化了。这主要表现在原来高高在上的公众领域变成了私人生活故事的领域，大众传媒就是理想型的公共领域，尤以电视为代表。

电视谈话节目正是构建了这样一个公共的大众话语空间，让普通人在电视荧屏上表达对某一事件的看法，谈论真实生活的体验，倾诉生活中隐秘的部分，从中获得一种心理慰藉和精神宣泄。“电视媒介为大众的交流提供了技术条件，可以说为大众构建了一个可供自由交流的公共大厦，一个谈话的场所，具有社会公共空间的性质，提供了可以发展谈话节目的大众话语空间，在培养观众的话语习惯，给予社会一种良性推动上具有其他节目形态所不及的作用。” ④

电视谈话节目是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相结合而产生的最接近原生态的节目样式，在宽松和开放的聊天气氛中，一个崭新的公共话语空间也初步形成。在这个意义上，电视谈话节目的出现和盛行，是对逐渐消逝的社会空间的一个拯救，拓展了社会的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也大大拓展了社会的公共领域。

三、确立民本文化风格，弘扬人文精神

在电视“平民化”过程中诞生的谈话节目使得电视不再是“一台发号施令的机器”，转而以平民的视角关注生活，以受众的兴趣作为话题设置依据，并邀请受众或其代言人出场。主持人、嘉宾和受众代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整个谈话现场和谈话过程成为一个开放的信息场，在这个场中，电视从云端重新回归受众，重新成为平民百姓享有平等话语权的平台”，⑤确立了以民为本的文化风格。一批以普通大众、寻常百姓为主体的电视谈话节目，如《实话实说》、《往事》、《聊天》、《讲述》、《荧屏连着你和我》、《天下父母》等注重普通人的生活，极力挖掘普通人身上的不寻常故事，讴歌普通人的真实情感，努力追求平民视角和纪录风格。节目将平民百姓请进直播室，让昔日隔屏如隔山的主持人与观众面对面谈话、交流，直接参与节目的制作。电视谈话节目通过“谈话”的方式审视着世俗社会人们的悲欢离合，也在探究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参与到电视的传播当中，他们带着自己的故事和困惑走进电视。普通百姓不再是普通观众，而逐渐成为能够向大众传播的电视节目的主角。

对平民主义的追求，是中国电视在社会发展、时代进步下的一种回应，更是人对媒介自身的一种全新的认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让老百姓说自己的话”，电视谈话节目以平民化的风格、平等的交流氛围、大众的话题重新成为表述普通人思想理念和价值观的公共论坛。《实话实说》选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话题和叙事方式，是一个最大众化的节目。节目中平民百姓走上荧屏，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袒露自己的心迹和经历。

电视谈话节目除了体现一种对平民化的文化追求，也深刻彰显了人文关怀的精神。人文精神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人文关怀突出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它不仅要求人们关注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关注社会的变迁，更要关注人的社会行为，关注支配这些行为的人的精神品格、信念、理想与尊严。

如今的电视谈话节目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体现在创意、编导、制作中的一种“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对象的思想”，“一种对人的关注”的人文精神。我们从普通人的生存空间、生存境遇中感受到一种对人的关怀，通过节目中人物的日常遭遇、人物的心态和困惑，讲述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情感体验，进而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给观众一种心灵的触动，一种对于生命和生存的感悟，使我们从这种对周围人的感动中体会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理解与爱，感受到一种对于生活和生命的热爱，传达出对于人和生活的一种关怀。电视谈话节目不仅在于让人看到人，还在于让人看清人，充分体现了百姓的思想、情感、意愿、性格和情操，充分体现了对人的尊严、价值的关怀和维护。

四、满足受众文化需求，舒缓精神压力

电视谈话节目一方面满足“倾听”的需求，另一方面张扬“倾诉”的魅力，把关注的视点转移到普通百姓身上。“谈话”这种方式更是让社会普通百姓通过各种大众文化途径直接参与进来，以对话、谈心等方式表达内心情感，尽情倾诉心中的喜悦、烦恼、困惑，甚至是愤怒、不平。同时，谈话节目也使普通百姓获得了倾诉的现实空间，以谈话者的角色充分展露自己对平凡人生的种种智慧的洞见以及他们平凡中崇高的人生态度。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把朋友间随心所欲的、没有任何约束的聊天搬上荧屏，同时将丰富多彩的娱乐元素引入谈话节目，从信手拈来的话题出发，肆意发挥，天马行空……无主题的漫谈正如朋友间聚会的闲聊，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人们日常谈话的原生态。“不求高度，只求广度；不求深度，只求温度；不求结论，只求趣味”的节目定位，尽情追求当下世俗的快乐，满足了受众追求娱乐的文化心理需求。

电视谈话节目通过“谈话”这种最古老的交流方式，与“电视”这种现代最普遍的传媒手段相结合，有效地满足了当代中国人的现实心理需求，解除了经济社会给他们带来的沉重的道德伦理困惑，让他们从沉重的心理压力和种种迷惘中缓解和解脱出来，也获得一种文化舒缓。同时，它还把普通人悲欢离合展现出来，让人们知道不仅是自己在饱受磨难，别人也同样有烦恼和痛苦，挣扎和奋斗，从而使人们平静下来，以一种平常的心态来对待生活，对待现实。

电视谈话节目作为一种表述方式的创新，其意义不仅在于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说话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思维方式的革新，即人人都有平等交流、表达意见的权利。总而言之，电视谈话节目在我国还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发展前景，随着电视节目竞争的规范有序，一个真正的公众平等对话、开放交流沟通、众声喧哗的电视谈话时代终将到来。

注释

①时统宇：《电视批评理论研究》[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第237页。

②朱菁：《从谈话节目的崛起看电视传播观念的转变》【j】，《电视研究》2001年第1期。

③[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