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笔记十篇

官场笔记篇1

在给杂志编稿子的时候，看到了共和国历史上正反两个有意思的故事。一个是《安徽日报》前副总编黎洪写的《我也批过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与个人崇拜》。

黎洪的短文读来有一种痛彻肺腑的力量。他说，当年他仔细研读庐山会议文件，对批判彭德怀的决定怎么也想不通。《安徽日报》的四个编委也找他发牢骚，很愤慨地质问凭什么说彭德怀里通外国。黎洪说，他和他们的想法完全一致，但是却严肃地警告他们，这话不能到外边说。黎洪不敢表达不同意见，还违心地批发了许多批判彭德怀的稿子。四十年过去，黎洪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了。回首往事，他在文章里痛切地责备自己，话也说得很重。他说：我在总的方面是奴性十足地服从谬误的，没有一次按照党性原则去坚持真理，反对错误。他说，当时在党员干部中，像他这样的至少要占到90％以上。黎洪设想，如果情况反过来，90％以上的人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中国的历史将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样子。

我非常敬重黎洪先生的忏悔诚意和忏悔深度。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当年他真错了么？他的设想真有可能出现么？我想，那90％的人与他的处境相似，他们的不满只不过是个人的不满。没有组织的千百万不满，其力量与―个人的微小不满没有多少差别，难以对实际状况形成有效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之下，违心的表态，违心的拥护甚至参与，难道不应该看作人们合情合理的选择么？这只是一种潜规则。但这种规则是如此清楚，真实的奖惩是如此分明，实际情形又表明这个潜规则在《安徽日报》社的周围已经生效，在这种情况下，黎洪还应该拿自己的脑袋往花岗岩上撞么？当然，为了漂亮原则敢于以死相拼，这样的人是了不起的，这是不折不扣的道德上的圣人，是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不过人们似乎不应该为了自己不是圣人而责备自己甚至痛骂自己。

在第10期的《炎黄春秋》杂志上，刊登了冯建辉先生写的《林彪与个人崇拜》。文章很长，分析得也很透彻。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倒是林彪自己写下的几句话。林彪写道：“党性遵命性也。”“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

文章责备林彪，说他是两面派，为了个人得失不讲原则。这种责备当然是正确的。以道德的是非标准评判，林彪的这些话很没有廉耻。但是按照真假的标准判断，林彪是否说出了一种真相呢？我认为他所说的正是一种制度运作的真相，他描述了官场潜规则，以及适应这种潜规则的最佳策略。无论任何人入局，从长远的观点看，他必然要采用这套策略，不如此行事的人将被淘汰出局。

官场笔记篇2

2010年3月7日上午,北京市西直门南大街“国二招”宾馆,湖北省代表团开放团组讨论,大批记者涌入。

开放会议结束后,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省长李鸿忠进入贵宾厅接受央视《小撒探会》节目的专访。节目录制中,各路记者皆在等候。

专访结束后,湖北团召开新闻会,李鸿忠出席。此间记者的提问,大多是关于湖北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省长李鸿忠则主谈湖北各种优势、发展势头良好等等。

11点21分左右,会临近尾声,工作人员正欲送省长离开,《人民日报》下属的《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提了最后一个问题:“您对邓玉娇案怎么看?”李鸿忠脸色顿时阴沉,离场。

两分钟后,李鸿忠折返回来,直问刘杰:“你是哪里的?”

刘杰回答:“啊?”

李又问:“你是哪里的,请问你是哪里的?”

刘杰回答:“啊?《人民日报》的……”

话音未落,李鸿忠接着说:“《人民日报》……你怎么老纠缠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要给你们社长讲……”

李鸿忠一把拿下了刘杰的录音笔,随后径直走向电梯。众记者当场无言,女记者刘杰红了眼圈……

3月7日下午,有湖北代表团工作人员将录音笔还给了女记者刘杰,但未表示任何歉意。

日前,湖北省省长李鸿忠回应“抢女记者录音笔事件”称,担心她不是记者,把录音笔拿去看看有什么内容。对于网友道歉的要求,李鸿忠表示,这件事不涉及道歉与否的问题。

李鸿忠拿走(有的媒体用“抢走”)记者录音笔该不该道歉,成为近期以来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而相关的评论也是铺天盖地。

洪巧俊:李鸿忠省长错过了

一次最好的道歉机会

笔者在想,不论《人民日报》的记者也好,《京华时报》的记者也好,被采访者都没有权利抢走记者的采访工具。当然,如果这位女记者问的不是邓玉娇这个敏感话题,李鸿忠省长会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吗?

在我看来,无论是哪个媒体,作为政府官员都不能抢走记者的录音笔。媒体不应该有高低,记者的采访权应是平等的。新闻记者证都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统一发放的,难道不是中央媒体就不能采访省长大人?应该说政府官员不得不更多地面对来自媒体记者的提问,也更有责任、有义务来回答媒体记者的提问。

也许有些官员认为,我官大,你小媒体的记者就不配采访我,因为地位不对等。这是高高在上。连称为“无冕之王”的记者都这样对待,对普通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事实上,低层的媒体提问更亲近于老百姓,因为他们跟老百姓接近的机会多,时间长,就更加了解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生活状况。说到底,这种现象的产生还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这种思想自然而然地产生“你是为谁讲话,代表谁讲话”的思维定式。比如河南省郑州市那位土地规划局的领导同志,就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的女记者,你是代表党,还是代表人民的利益?至于那位派人进京抓《法人》杂志社记者朱文娜的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那不仅仅是显示官威,更是权力的滥用。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个人因素造成的,而是官场本身造成的。

本来李鸿忠省长道歉是最好的选择,道一声歉,显得大度、坦诚、谦虚、亲民,只可惜,他错过了这样的好机会。

左崇年:“录音笔事件”

李鸿忠省长应该道歉

李鸿忠省长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两会上拿走记者的录音笔,在李省长眼里是“小事一桩”,而且觉得“十分正常”,并用“误会”说事,认为自己的做法有理,所以“觉得不涉及道歉”。

其实,小民认为,李鸿忠省长你错了,你应该道歉!

《京华时报》年轻的女记者采访李鸿忠时说:“请问省长您对去年发生的邓玉娇事件怎么看?”于是省长很不高兴。也许这位女记者不识时务,在这样严肃的两会场合,提问这样令省长“很反感”“很闹心”的事。

这位女记者最大的“错误”,是她编造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她本是《人民日报》下属媒体《京华时报》的记者,在省长面前却说成是《人民日报》记者。这一点,女记者虽然没有说实话,或只是对了一半,但也是为了采访方便,再说她的确是《人民日报》下属的媒体记者。

其实,不管是哪个媒体的记者,李鸿忠省长都不应该那样做。能在两会上采访的记者,都是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才能进入两会采访的。那些小报的“八卦记者”“狗仔队”记者是不可能进入会场的,也不可能有“特务”进入会场吧。李鸿忠省长为何“看碟下菜”,拿走人家女记者的录音笔“看看”(应该说是检查录音笔内容)。如果这位女记者不提问“邓玉娇”,也许李鸿忠省长也不会拿走录音笔。

记者在两会上的正常采访,是记者的职责所在。记者提问的内容,也是记者提问的权利。至于省长回答不回答,那是另一回事。不能因为记者不是《人民日报》记者,就可以随便对记者“动口又动手”的无理。既拿录音笔“看看”,又是“找你们社长”,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派头。“你是哪个报社的”这与“你是哪个单位”的“雷人雷语”没什么区别,接受记者采访,要看报社的“级别”,这种“看碟下菜”的做法,本身就是李省长的不对。况且,随便拿走记者的录音笔,就是对记者采访权的干扰,对记者人格的不尊重。再说,李鸿忠省长还要“找你社长”,显示出权力的傲慢。

官场笔记篇3

关键词：官场现形记；官特征；原貌

以往士大夫暴露上层官员的问题，通过向皇帝上书，以引起执政者的注意。《官场现形记》并没有这样，而是向百姓揭露官场的黑暗，体现了近代化的“公众化”。它以普通大众的视角看待近代为官者，为后来文学在揭露社会腐败现象的研究走出一条新的思路。研究一部作品不能用题材来框住作品的思想内容，这样往往带有偏见性。我们在研究一部作品时，总喜欢以评价式的口吻进行探讨，以类型化的方式进行描述和分析其源流与发展，甚至将其中的一段文字进行汇总，并非贴合作品本身和内容，来进行解剖。基于此，笔者对该小说的官形象进行分类分析。

一、官员的权力诱惑

在小说中官员贪欲的特点贯穿了始终，俗话说人有七情六欲，欲望过分了之后，滋生贪念的结局也就注定了。第二回王孝廉道：“俗话说的好，‘千里为官只为财’。”

“王孝廉又叫他封了四吊钱的钱票，送给学台大人做“贽见”，另外带了些钱做一应使费。”

金钱须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然而为官者在钱数上一次比一次增加砝码，官员可以通过官位来获取权力并得到金钱和利益。当然，针对不同的官群体，作者笔下的官员其敛财途径、贪污金额与贪污运行机制也并不完全相同。

二、为官者的职场素质

大多贪污的官员都知识水平低下，胸无点墨。第一回望成名学究训顽儿，讲制艺乡绅勖后进，文中提到陕西同州府朝邑县赵老头家及方必开家，祖上世代务农，中了秀才，因而合庄的人，都把他高看起来。自乡下的出身只是知道，做了官就有了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金钱，有了金钱就等于有了无上的面子和地位。

老三道：“中了举人有甚么好处呢？”王仁道：“中举之后，一路上去，中进士，拉翰林，好处多着哩！”

这些官员爱占便宜，自私贪婪。如果这样的人为官，不会为他人着想，不会为工作尽职尽责，而且排斥忠言、真言和诤言。

三、背离儒家道德的为官理念

价值观和道德观是儒家思想中的精髓，“忠奸对立”的传统模式，对整个中国社会来说，是坚不可摧的道德理念。《官场现形记》为后来学者奠定了基础。其中涉及十一个省市大大小小的官吏百余人，上自太后、皇帝，下至佐杂小吏，还有太监总管、总督巡抚、知府知县、统领管带，应有尽有。如第二十五回的买古董借径谒权门，献巨金痴心放实缺中写：

刘厚守道：“我又不是钻钱眼的人，你们也太瞧我不起官场现形记了！本来他老人家做到这么大的官，还怕少了钱用？你们送他钱，岂不是明明骂他要钱，怎么能够不碰钉子呢？所以他爱古董，你送他古董顶欢喜。”

小说集中地暴露了清末官场中的丑行恶德，将其中腐败堕落、、钻营谄媚、卑劣龌龊的行径一一揭露。儒家道德理论成了为官者聚敛谋财的幌子。他们心中的忠孝之义、君臣之礼，推展到臣子侍君，下级对上级的唯命是从的关系，歪曲了其孝与忠的本源关系。

四、为官者的做官动机

鲁迅在《学界三魂》中曾有这样的阐述：“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卖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灵魂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

为官清廉者往往在官场的大染缸中，近墨者黑，最终被恶劣的人性吞噬。作者对这样的为官形制如此熟悉，是因为在生活中可以找到相应的原型，作者在第十五回写浙江建德县县令庄大老爷的老奸巨猾面目时，以忠于现实的创作态度，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对庄大老爷这个人物性格的塑造非常生动。

作者对人生的深度体验，并加以想象和艺术化加工就成了小说。李伯元笔下的官形象正是近代为官者生活的再现。作者以社会为批判对象，借小说以发泄对政局、时弊的不满和对腐败官场的愤慨，对社会弊病、人性积习和道德沦丧痛加揭露，使《官场现形记》为后代文学小说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关爱和.中国近代文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李伯元.官场现形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路遥.论《官场现形记》的思想性[J].文史哲，1958（8）.

官场笔记篇4

炮尾和炮身的衔接部分，还印有一行“笔记本”的英文单词花体（图一），想来是作为装饰用的。炮身中间部位有一个方框，方框内写着“中央军校第一分校步兵炮学员队 林光迈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志”三行字。这几行字为我们了解笔记本主人的情况提供了极为宝贵的信息。

中央军校第一分校的前身为洛阳分校，1933年8月由祝绍周筹备组建，原本是作为培训部队军官的专门机构。军官训练班除第一期在南京本校开办外，第二至第五期都交由洛阳分校开办，把地方部队的下级军官抽调出来进行训练。训练的目的不仅要求提高军事基本素质，还要求在思想上信奉三民主义和效忠。洛阳分校先后四期共训练学员9000余人。1937年改编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七七事变后因战局变化由洛阳迁至陕西汉中，开始招收学生总队。根据资料，1937年4月在校的应是军官训练班第五期。该期于1936年10月入校受训，学员来源包括东北、西北、川、滇、粤、桂、湘等地方部队中连以下的行伍军官，也有一些校级军官参加，如青海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就是以骑兵团中校副团长的身份入校的。第五期设一个总队，约1000余学员。大队下分三个大队和一个航空区队，大队下又设中队、区队、班，均按照德式操典三三制编成。该期生于1936年10月人校受训，1937年4月举行“转地”教育，到南京黄埔军校，接受了校长、教育长张治中、校务委员戴传贤等人训话，又在南京、杭州一带旅行后，返回洛阳。1937年7月，第五期受训即将结束前夕，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立即进入战争状态，各部队纷纷来电，要求召回受训军官，作抗战动员。军训班缩短了受训时间，提前举行毕业典礼，学员返回各部队。

笔记本主人林光迈的经历，笔者经多方查找资料，仍然所知甚微。他是哪里人？从哪个部队甄选上来的？抗战中曾有过怎样的经历？至今仍是个迷。根据洛阳分校的性质，林光迈应该是行伍有年的地方部队下级军官，经所在部队推荐，甄选后录取到洛阳分校。此外，我们在收购笔记本时还得到一封张儒和先生写给林光迈的信，从信的内容可以推断出，林光迈在1949年时到了台湾。

翻开笔记本，封面的背后写着“诫条十章”（图二），短短一页纸，却立刻使人对笔记本的主人印象深刻：

1.讲少点话，人家不以为你蠢，讲多只落个车大炮的名：

2.少弄脾气，决不会吃亏，精神上阿Q式的胜利是没有用的；

3.不要多想，一想就实行；

4.多剩点钱，没有钱什么都不行，退回老家也要盘费；

5.看多点书，不然你的智识是不够应付的，并且为了考试应勤力一点，若不合格被开除还有面见人吗？

6.少出风头，在旁边批评也不必，若闷到了了不起可以写文章；

7.多打损架，多练一点力，不然不要说打日本，打老婆都打不过。

8.多写点信，为了将来的将来，为了现在的信实都应多写信；

9.少看女人，看一看一点没有用；

10.老实、坦白、让谦、诙谐、努力，一步步的锻炼成这五种美德。

寥寥几十字，使我们对当时的局势（抗战即将爆发）、军校严格的教学情形、学生的心理状态有了生动的、细节化的了解，一个倔强、上进、自律的革命青年形象仿佛就站在我们面前。林光迈提到“打日本”和“退回老家”的话，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军人，既认识到与日本的战争势在必行，又对这场战争的结局保持着悲观的心理。笔记本是私人物品，林光迈写下的诫条是给自己看的，是对自己的提醒和约束，并无伪饰、表演的必要，他也绝不会想到时隔八十多年后的我们会有机缘看到这本笔记本。也正因如此，与正式、客观的档案文献相比，我们也愈加为笔记本里那种直白、拙朴的文字所打动，为那股浓郁的人生气息所感染。林光迈此人也由此在我们心中变得实在起来，彷如一位离别多年的老友。

此外，在笔记本内，还记录着林光迈所在中队的普指导员离开军校时所做的一首诗（图三）：“抗敌请缨已及时，莫将国仇陷情丝。丹心碧血恢正气，黑水白山插义旗。杀敌当歌行进曲，枕戈常寄战争诗。欣然相见归来日，应是伤痕满铁衣。”诗歌很平常，但却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军人的豪情壮志、为国家民族而奋勇杀敌的迫切愿望跃然纸上。从这首诗判断，普指导员是东北人。洛阳分校创建时，只开办军官训练总队和军士教导总队，以便调训东北军的军官和军士。为了教学和训练方便，曾从东北军调了一批干部到分校任队职官，这位普指导员应该也是当时调入的人员之一。

在笔记本里，林光迈记录了在课堂上学习的各学科要点，包括典范令（对空监视哨、步哨、炮科知识、绘图）、战术学、筑城学、德式筑城学、地形学、兵器学等，笔记本后的后面还黏贴有《长度表》《水平曲线之种类用途及线号画法表》等教材，使我们对当时军校学员学习的课程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据第五期学员马迪甫的回忆，洛阳分校的课程，按照规定，分为学科与术科两大类，其中学科的大教程，由上、中校级保定军官担任。点、范、令等小教程，由队职官担任。此外还有政治课，由政治教官担任，他们都是文职人员。

林光迈是步兵炮学员，要同时学习步兵科和炮兵科，笔记本上因而记载了不少炮科的知识（图四），例如炮的瞄准点法，如何依照正切法计算射击距离，射击角度、各种不同型号的炮弹射击表（如1930式轻量弹、粤造八二追击炮）等等，占了笔记本的相当篇幅。平射炮是学习的重点，笔记本上特别指出了军校的平射炮来自于“九一八”事变时的战利品，广东省得到了双轮式，河南得到的是三脚架式，用来射击战车及掩体后的机关枪。

官场笔记篇5

随时掌握话语主动权

消防新闻记者经常认为自己在采访中能主动提问，主动权就在自己手上，其实不然。消防新闻采访的主要对象是消防军人以及与消防安全相关联的政府、社会团体和个人，即便记者在采访之前对采访提纲做好了准备，但是往往被采访对象有可能不会对记者的提问做出正面回答，这很有可能将记者引入误区。因为在采访活动中，每个人回答问题时，都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熟悉的方面，这就容易导致采访对象提供给记者的很多都是无关紧要的素材。记者在消防新闻采访过程中，一定要牢记准备把消防新闻最后写成什么样子，并在采访时随时准备随机应变，做到有的放矢、掌握主动权，只有这样，在采访过程中才不会被采访对象牵着走。才能最终达到采访目的。

前段时间笔者前往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大学等几家单位采访“全民消防”工作时。单位负责人向笔者介绍的都是他们各自单位汇报式的文字材料，很难挖掘出有价值的工作亮点。于是，记者主动更改采访思路，不仅请他们介绍工作情况，更是让他们带着记者进行实地参观，就是在参观过程中，笔者发现了这几家单位在“全民消防”工作中的一些与众不同的新闻点，如北京大学学生自主设计制作的消防宣传手册，民生银行领导层带头学习消防、担任消防教员……可见，记者要全面掌握信息，不能过分依赖于一种渠道，要在采访中根据实际情况临时变换采访方式，从而更全面地搜集信息。

主动营造融洽气氛，寻找有效突破口

在记者面前，被采访的消防官兵往往会因为紧张而不能很好地配合。尤其是电视采访时，面对镜头，更多的被采访人会紧张得不知所云、语无伦次。这时如果直接采访，肯定不会有好效果；有时采访对象还会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当面对记者提问时，会三缄其口，拒绝回答。这样，采访就很可能陷入尴尬境地。

此时，记者若能及时随机应变，暂先放置采访事宜，而是设身处地感受一下对方心理，与采访对象闲聊一些熟悉或感兴趣的问题，或者闲扯一段相同的经历，用拉关系、套近乎、或者双方都熟悉的话题来缓和一下尴尬的局面，那么就能与采访对象形成良好的心理互动，营造出融洽氛围。这样，双方心理之间就架设了一道桥梁，最终一定能收到出其不意的采访效果。

在2010年舟曲“8·8”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现场，笔者在采访奋战在救灾一线、用双手刨救出10条人命的公安特警何文涛时，腼腆、疲惫的他对提问总是支支吾吾，很难让人捕捉到有价值的信息。这时笔者就换了个方法提问。与何文涛一起探讨起救灾中公安队伍的突出作用。相同的职业、一样的使命，让笔者与采访对象很快有了共识，从而找到了突破口，让笔者能够深入了解采访对象的内心和思想活动。

还有一次，笔者与电视媒体记者一道去基层部队采访一个救援案例。当时接受采访的班长非常紧张，面对摄像机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又或者说话吞吞吐吐，非常不流利。无论电视记者和部队干部怎么叫他放松都无济于事。看到这种情况，笔者灵机一动，拉着那位电视记者和摄像在一旁商量计策，让摄像把机器架好开机，然后假装在一旁抽烟休息。笔者就对那位班长说“不要紧张，不行先彩排一下”。大家依计行事，班长见摄像在一旁悠闲抽烟，真以为是彩排，从而放松下来，说话流利，“彩排”非常顺利，一遍就过。

拓展渠道挖掘新闻线索

在获得新闻线索后，记者一般都会做足、做全准备工作，而且多是在列出尽可能完美的提纲后，才出发去采访。但“事物的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场情况千变万化，不一定会按事先拟好的提纲走，甚至会有采访现场与采访计划大相径庭的情况发生，此时，就需要记者随机应变，迅速而准确地改变和把握采访思路，拓展挖掘新闻线索，实现新闻价值最大化。

1.捕捉新的新闻线索

新闻线索的来路概括起来一般有三条：一是来自上级，二是来自群众，三是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和挖掘。所以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如果能发挥良好的应变能力，就能在繁杂的新闻事实中，及时发现与敏锐分辨新的有价值的新闻线索。有时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能表现出一些新闻线索，而记者能否及时捕捉到新闻线索，就要靠新闻敏感和良好的应变能力。

同样在舟曲泥石流灾害现场，当笔者在帐篷休息时，看到甘肃消防总队政委陈兴发走路一瘸一拐的细节后，灵感闪现，马上就与陈兴发聊起来。他的一句“这算不了啥！灾情大于病情，救人胜于治病！”的话，让笔者顿时对参战的消防官兵以及这位现场指挥宫肃然起敬。在大灾大难面前，无论职位高低，无论年龄长幼，消防官兵心里装的都是人民群众，他们脑子里想的都是抢险救灾。于是，笔者立即根据谈话记录，撰写了人物专访《陈兴发：“多挖—个生还者多拯救一条生命”》，此稿发表后，受到了广泛好评。

2.选择最恰当的采访对象

为追求新闻价值的最大化实现，记者除善于“随机应变”选择不同的采访对象外，有时，在采访同一个采访对象的过程中，也应根据采访中获得的信息，不断对事实做出新闻价值判断，必要时，及时调整采访（报道）角度，甚至调整采访（报道）主题。因为说到底，应变的实质是活动主体内部思维活动的外在体现，是思维的外化。记得有一次，笔者去采访某消防支队政工方面的事迹，本来说要采访其政治处主任，可是采访时发现这个政治处主任不善言辞，倒是防火处处长话语犀利，于是请防火处处长接受访问。该篇通讯见报后反响很好。

官场笔记篇6

[关键词]李清；《三垣笔记》；特点；影响

李清，字映碧，一字心水，南直隶兴化人。崇祯辛未进士，仕崇祯、弘光两朝，历官刑、吏、工科给事中，大理寺丞等。明朝灭亡后不再为官，隐居家乡枣园凡三十八年，以著述为乐。主要论著有《南渡录》、《南北史合注》、《南唐书合订》等。《三垣笔记》是李清著作中比较重要的一种，该书所记，大都是作者任三科给事中时亲身经历或耳闻的有关朝章典故和当时朝廷重要官员的言论行事，故名之《三垣笔记》。李清生平事迹可在《明史.李春芳传》后的附传中、《清史稿.遗逸》中、康熙时《皇明遗民传》中、《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卷八》中和新编《兴化市志.人物》中查询，对其进行详细了解。

《三垣笔记》为记载“明季史事，牵及朝局，足为后世炯戒”的著名史料专著。作者李清为当时官员，历任刑、吏、工三科给事中，政务取舍，多与参决，因将其所见闻之事记录成书，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举予所闻见，以笔之书，非予所闻见，不录也”。故所记史事详实，可信度高。明末党派林立，各党派之间相互倾轧、各立门户，当时的官僚士大夫门户之见甚深，他们所发言论不免失之偏颇，而李清在时人中算是比较没有门户之见的人之一，故其言论比较平实，不做偏颇之言。且所记史料“不见于他书，或他书言之简略，此独言之详悉”。因此此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晚明史料众多，《三垣笔记》之所以能在种类繁多的史料中得以保存并流传，并非偶然，而是凭借其记述史事真实、史观客观、语言生动才受到大家对其书的重视。笔者以为《三垣笔记》的特点主要有：

1.正明史之误，补明史之缺。全祖望曾说：“明末纪述，自甲申以后，荧光爝火，其时著述者捉影捕风，为失益多。兼之各家秉笔，不无所左右袒，虽正人君子或亦有不免者，后学读之如棼丝之不可理。”因此那个时期的历史文献在内容上往往不真实不完整，有的存在严重脱漏或歪曲事实真相的情况。加之因统治者利益需要，清修《明史》忌讳歪曲史实的情况更是数不胜数，如“方域无建州之传，清之先世，语焉不详”。对明末尤其是南明历史的记载更是寥寥数语，以致我们无法真正了解明末以及南明历史的全貌。《三垣笔记》中真实记载了明末崇祯与弘光两朝将帅跟清军的作战情况，赞扬了卢督师象生“此来不能尽孝，也须尽忠”最终力战而死的忠君为国；同时也记叙了普通妇女誓死反抗北兵，保持贞节的洁身自爱。

2.叙事客观公正，且无党派之见。正如李清自己所说：“于己恩，故不敢饰瑜，即于己怨，亦不敢益瘢，惟存其公且平者”。以其座师阳羡为例，就可窥探一斑。阳羡即崇祯朝首辅周延儒，在记载周的事迹时，李清并没有盲目的给予赞誉，而是对周延儒招权纳贿、朋党比周的情况秉笔直书，绝没有因为周是自己的座师就为之掩讳。再如对于钱谦益的记载，作者明确表明自己很不喜欢钱的为人，认为他是背叛国家，屈膝投降的小人，但同时也对其博览群书、潜心修史予以赞扬，欣赏他治史严谨、一丝不苟的精神，并对其研究成果后来毁于火灾的情况感到惋惜，“后国亡，史稿皆付绛云楼一炬，殊可惜也。”再如对郑的记载，严重鄙视郑用计投慎行孙宗伯所好的卑鄙行为，贿赂宗伯身边人，告以宗伯每日阅读之书，私下事先准备，故“宗伯帐中之密，皆口诵如流”，宗伯不知其中原委遂大服之。但同时也对郑“每宴座，必入询母数四，或膳或药，皆躬亲”的孝顺进行赞扬。

明代后期，东林党与阉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各立门户，朝廷上下官员受此影响党见甚深，凡事以门户为是非标准，记叙不免带有个人利益，失之公正。李清在官僚士大夫中算是比较没有门户之见者之一，举一例便可证明：他与姚思孝都曾因事被贬谪，姚“送者倾都”，作者与之截然相反“送者寂然”，作者因此受到皇帝的再度提拔。清朝的全祖望曾评价说：“映碧先生《三垣笔记》最为平和，可以想见其宅心仁恕。”

3.语言生动，叙事记人真实形象。《三垣笔记》中成功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周延儒政治上的投机讨好，左懋第与清兵谈判时的大义凌然等等。最典型的是对崇祯皇帝的记载，一个全方位的崇祯展现在我们眼前：（1）多疑不仅对大臣们疑心重重，对其宠爱的妃子也不信任。因一日偶然听到田贵妃抚琴，遂问其师从何人，贵妃答曰其母，明日便诏贵妃母入宫，其母“与妃对弹始释然。”（2）气度小吴一次面奏崇祯，想奏疏请求免除楚地的赋，以此来安定当地的百姓，显示朝廷的仁义，崇祯虽然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却把奏疏留中，原来是与臣子争功，不想“恩归于臣下也。”（3）刚愎自用（4）孝顺崇祯生母在其小时候就去世了，皇上经常以不能尽尊养为遗憾，又因无太后遗像而悲痛万分，后“命瀛国太夫人口授之，三易粉图”才得以保存太后的画像，安置于奉先景神诸殿，上经常“痛哭拜伏不能起。”（5）仁慈与王体乾、魏忠贤问及立枷事，认为虽大奸巨恶者用此刑亦太惨，遂传免。（6）勤政语言与刻画人物形象的生动有利于书籍被更多的人接受与广泛的流传。

作为一部历史价值较高的著作，他的出现必然会对后世产生一定的影响。

1.精神可嘉。记载了崇祯、弘光两朝官民英勇的抗清事迹，以及壮烈殉国的场景，鼓舞了后来一批学者对殉国功臣的记载。详细记载了左懋第以北使身份与北兵议和时，忠于明朝，绝不屈膝“生为大明忠臣，死为大明忠魂”的英雄气概，与之同去的洪范则畏祸“欲全国以全身，必屈膝乃可”，“遂通摄政左右，以求南旋”形成鲜明对比。同时记载江南沦陷后陈用极誓死不跪摄政王，“捶其颊”用极亦大声呼曰：“士可杀不可辱！”，后摄政王以承诺委以官职、给予财富等利诱，用极亦从容不迫，大呼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后同左懋第等五人慷慨就义。这种史料的保存为明末清初一批学者提供了颂扬抗清志士的史料。

2.客观评价弘光。《明史》编纂者记载弘光帝明显不公，他们笔下的弘光荒淫、昏庸、轻信依赖马士英和阮大铖、屡兴大狱，俨然是一个荒淫无道的昏君形象。真实的弘光虽为亡国之君，但也绝非是一个一无是处之君，而是一个瑕瑜互见、是非参半的人物。《三垣笔记》中“力为弘光洗雪，言其娈童季女之诬，又言其仁慈胜而决断少等事”对弘光皇帝重新评价，让我们得以客观的认识弘光，也引导历史研究者要去客观全面的评价一个历史人物。

3.阶级局限。当然，作为一个封建官僚，由于其利益所在以及其本身阶级的局限性，使他不可能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说话，因此他强烈反对农民起义。书中详细记载张献忠破成都后的杀人事迹，将张献忠描写成一个极尽杀人之能事的恶魔，“尽断男子左手积如山”“行特科，先以保甲法试文士，一人不赴试，戮及十甲”等惨状的记载比比皆是。作者不仅记载张献忠、李自成攻占城市后对市民的烧杀抢掠，而且也通过表扬官民抗贼拒贼死的悲壮，更是强烈的表达了作者对农民起义的极度反对。

4.态度极端。李清虽没有门户之见，不依附于党派，但受夏允彝《幸存录》影响较深，深信东林党在明朝灭亡这件事情上付有很大的责任。对东林党持贬低的态度，认为东林党与东厂一样，虽“素矜节义，以劾宦官为名高”，但私底下却是和东厂一样行贿受贿，甚至还“扬扬居功，不以为愧”。作者用一千七百多字专门论证党派纷争，门户之见如何误国，最终得出了“朋党之能亡人国也”“去河北贼易，去朝中党难”的结论。诚然，我们不能否认东林党有误国的消极作用，在很大的程度上忙于党派斗争，客观上就削弱了国家的力量，但是，在明朝当时的情况来看，党派已经形成，而东林党在众多党派中毕竟是相对正直、坚持正义的一派，也做了许多挽救国家利于社稷的事情，属于较正义的一方。作者一味指责东林党，态度未免极端，有失公允。

5.书中有很多灾异现象的记载，把明朝的灭亡归结为气数已尽，天意所为。例如书中记载诸臣入朝，本皆服不一色，自毅宗即位后开始命令专服玄色，而玄色是北方人所穿的颜色，人皆以为是不详之兆，后果被北兵所灭。这当然是本书的糟粕，不可信。

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书中有很多关于明朝灭亡前崇祯末年社会各方面状况的记载，如经济上，国库空虚，曾出现因国用不足“暂借民间房租一年”与“发万历中所储辽参出外贸易”的窘迫现象。政治上官场风气不正，贿赂成风，买卖官职，互相倾轧。如此这般朝廷官员只顾忙于敛财不可能尽职尽责，于是行政效率十分低下，以言路诸疏为例，往往数月或半年一年才能下发，甚至曾闹出了“北兵已退半载，而边臣诸告急疏犹续下传者，以为北兵再至也”的笑话。军事上更是不堪一击，力量散漫，战斗力极差，出现“北兵入犯，连破数城，无敢撄者”的局面。不仅不敢杀敌，而且反倒杀良冒以为功，用草鞋去掉头部纲巾的印痕，然后蒸使其涨大以冒充敌人的首级，因此“赏虽费，敌无损焉”。另外军纪败坏，军队中命令上不传下不达。如刘宇亮至军中督兵，诸将皆不奉约束，“总兵不能令偏裨，偏裨不能令士卒”。这样的记叙，很明显表明作者已经清晰的了解当时朝廷的衰落之像，看到了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可还是附会了一些荒诞不经的怪异现象，以气数来解释明亡原因，这是为何？以我愚见，作者这样记叙一方面是因为作者没有形成客观的历史唯物观，不能正确认识到历史事件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是为了表达国家衰败如此，凭他一人之力已无力回天，即无法挽救国家于危难的无奈之情，所以宁愿逼迫自己相信明亡是天意所在。

《三垣笔记》作为一部私人笔记，有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我们可以借助对其进一步的研究以补充正史的不足和校正正史的错误。

栾孟留1990年出生女汉族河南省濮阳县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明清史

参考文献：

[1]李清：《三垣笔记》“自序”，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年。

[2]李清：《三垣笔记上.崇祯》，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年。

[3]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官场笔记篇7

提前准备面试，很有必要，为了让小伙伴们顺利备考不走弯路，本文由小编准备的面试备考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首先来说一下面试细节，让大家感受一下。

面试注意事项

1、进场。一般情况下，进入考场前，门一般情况下是关闭的，考生进入考场之前需要敲门，最好敲三声，轻重缓急要把握好，不可太重太急。听到考官说请进，再开门进去，转身要随手关闭。

2、问好。考生进入考场之后，站在考生的桌子旁边，保持立正，给考官一种自信的状态，然后自我介绍，一般介绍的方式都是各位考官，(早上)下午好，我是xx考生，切忌不要在自我介绍中说自己的名字。这里还有一个细节要注意到，就是你可以先鞠躬然后说自我介绍，也可以先说自我介绍后鞠躬，切忌不可同时进行。

3.入座。不要大动作的移动桌椅，入座之后保持上半身挺立，不要弓腰缩背，给考官一直拘谨的感觉，双手平稳的放在桌面上，不要把玩桌面上的笔，双脚平落地面。不要做一些不必要的小动作，例如，抖腿，转笔等。

4.答题。答题的过程中，可以先把题目全部看完一起答，也可以一题一题答，按照自己的答题习惯来即可，考生座位上有草纸，考生可以使用，但是切记不要在试题纸上面勾画，其实，不管答题答的好与坏，大家都会紧张的，所以紧张只让自己知道感受到就好，让自己做到眼神坚定、心态平和、自如的完成答题。

关于，答题时的音量，还是要洪亮，不一定要多么大声，至少要让考官能够听的清晰，不要一种唯唯诺诺的答题，即使你答题质量再好，考官听不清楚也没用。

5.离场。一件事情的完成要做到有始有终。在离场的过程中，最好也给考官鞠躬或点头微笑致意，并答谢各位考官。出门后关门保持轻关。

面试相关礼仪

《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中对公务员举止仪表的规范是“举止端庄，仪表整洁”。举止仪表这个测评要素很难成为考生的加分项，但是若着装不规范、仪态不得体，就一定会成为考生的减分项。因此，在公务员面试环节中，考生应注意“衣着得体、美观大方”，在稳重、涵养基础上适当“个性化”。

1、仪表礼仪

男性求职者在春秋冬三季一般选择西装，西装面料最好以深色为主;夏季可以选择衬衫，衬衫以白色、蓝色为主;领带与西装、衬衫相搭配。皮带和皮鞋的颜色要协调庄重。

袜子以黑色、蓝色为主。要保持头发整洁清爽，头发的长度以不遮挡视线、不遮耳朵、不碰衣领为宜。应保持面容干净，如果没有特殊的宗教信仰或民族习惯，求职者应刮干净胡须。面试中保持手和指甲的干净，不留长指甲。

女性求职者在夏季可以选择套裙配普通黑色皮鞋，或者白色短袖衬衫搭西裤和普通黑皮鞋，切忌穿太紧、太透和太露的衣服，更不可穿超短裙(裤)，不要穿领口过低的衣服。

冬季女士正装配上普通黑皮鞋为最佳选择。要选择与自己风度、气质一致的发型。在面试场合应以淡妆为宜，突出眼、唇，不建议使用香水。面试中保持手部清洁、不蓄长指甲、不使用醒目的甲彩。

2、举止礼仪

进入面试室之前，考生应轻敲面试室的门两三下，得到考官的应允后才可进入(若有工作人员引导则不必如此)。进门后不要忘记关门，同时也要注意关门声音要轻，以减轻关门声对考官以及工作人员的干扰。考生进场的脚步应该从容稳定，速度不可以过快。

入座前，考官让考生就座，考生表示感谢后即可坐下。端正、大方、自然的坐姿既显得精神十足，又能表现出对考官的尊重。考生坐好后，双手自然放到桌子上，认真听考官读引导语。

听题或看题时，可以拿起笔在纸上记录题目要点或是答题提纲。回答题目时，手不要玩笔，不要有多余的小动作，必要时可以加上手势语，但不要过多。考生在表情上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面部放松，表情自然。在答题中无论是男性考生还是女性考生，都需要做到面部放松，表情自然，这样能展现自己自信的一面，也能掩饰自己内心的紧张，给考官留下比较好的印象。

第二，保持微笑。微笑的人最有魅力，不仅能增强自己的自信心，还能引起考官的注意和好感。

第三，眼神交流。面试中，考生要适当和考官进行眼神交流，用眼神传递友好，目光要自然、柔和、亲切、真诚。

官场笔记篇8

当京官还需要“资本”吗？

当然。清代官僚制度和今天有很大不同。那时交通不便，进京当官，需要雇车雇马，花掉一笔很大的路费。对于湖南这么远的路程来说一般要一二百两。这笔钱朝廷不给报销。再说，翰林等官员工资很低，而大清帝国又无公款消费之制，不但不提供住房和公车，甚至连官服都要官员们自己购置。

身为帝国官员，需要较为体面的住房，体面的服装，还需要雇用仆人。而且，官员生活中与同僚们应酬极多，经常需要请客随礼，这笔花用也十分巨大。所以进京“创立”之初，必需一笔巨款。

一般来讲，要解决当官资本问题，有以下几种方式：一个是家里提供。如果家里是大富之家，做京官的资本金自然就由自家资助了。第二种是向官员们“打秋风”。比如曾国藩后来在家书中提到，他的好朋友陈源兖进京当官前先到江南、山东官场转了一圈，打到了二三百两的秋风。第三种方式是借钱，甚至是借高利贷。第四种是由亲戚族人帮助。比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中进士后钦点刑部主事，就因为家境贫困，一度不想就任。后来还是族叔刘举臣每年接济他二百两，才勉强做了十年京官。

而曾家所能想到的最主要的筹资方式就是“拜客”。

曾国藩在家呆了近一年，其中将近二百天都用于外出拜客了，他的足迹遍及湘乡、宁乡、衡阳等十县州，行程三千多里，拜了二千多家。凡是族谱上能找到的湖南各地曾氏家族族人他都拜到，此外还拜访非亲非故的各县官员和著名乡绅，以及在外县经商的湘乡籍的老板们。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借此收受贺礼，收敛钱财。这是当时社会之通习。

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曾国藩正式开始拜客，该日日记中记载他“仆一人，肩舆八人”，昂然行走于湖南乡下，引得农人们纷纷驻足观看。

出了位新科进士翰林公，自然是方圆百十里内的轰动性事件，曾国藩在未来势必成为湘中地区与帝国政治高层建立联系的重要管道。对这只崭新的潜力股，大家表现出极大的投资热情。曾国藩每到一地，都受到隆重欢迎，不但摆酒款待（常有海参席、鱼翅席），有的还请戏班前来助兴。各处主人不但要给曾国藩送上“贺礼”，还要附送“轿钱”。

他到的第一家是岳父欧阳家。岳父在欧阳宗祠大开筵宴，请客八席，曾国藩在亲笔账中记载正月十六日在岳父家他收到“轿钱四百六十四文”。第二天在欧阳宗祠，则“入轿钱四百文，送予钱十二千八百文”。 可谓小有收获，于是当天就“着人送钱十二千文回家”。

在这几次拜客过程中，最重要的对象是各地官员。这自然是裸的“打秋风”了，然而官员们一般来讲都心甘情愿。因为彼此都是官场中人，而官场生存，最重要的就是关系网络。多个朋友多条路，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所以官员的赠送普遍比其他人要重一些。比如八月二十二日，他到武冈州城。知州杨超任“请酒极丰，又送席”，又送银二十两。另两名地方官员一人送八两，一人送二两……

除了亲戚、同族、地方官员之外，曾国藩拜客还有不可忽略的一项内容，那就是湘乡人在各地所开店铺，人情簿中记为“拜乡亲店”。凡是湘乡老乡开的店，不论烟店、当铺、纸行、布店、钱庄、绸缎庄，还是杂货店、烟袋店，曾国藩一概拜到。这种礼拜，目的无非是裸地敛财而已。而这些小老板对这个新科大老爷当然不敢怠慢，无不或多或少予以馈赠，有的还恭恭敬敬请他喝酒。

官场笔记篇9

清末，岑春煊被任命为广东布政司（主抓财政与人事的副省长），到任不久，广州发生了一宗米案。原告是一位米商，向布政司衙门递了状子。岑春煊接过米商禀词，发现中间夹了一张四十万两的银票（按清末白银购买力折算，四十万两银相当于现今四千万元人民币），岑春煊大惊，一问才知道这是“公礼”。当时广州的商民行贿官员，不似其他地方偷偷摸摸，而是公然进行，叫做送“公礼”。凡商民与官府打交道，必先送上“公礼”。

岑春煊是一位清官，坚决不收这“公礼”，谁知那告状的米商大为悲伤，心道：完了，新任布政司大人不收“公礼”，必不会为我主持公道了（章士钊文《孤桐杂记》）。

米商为什么认为不收“公礼”的岑春煊不可能会秉公办案呢？原来彼时广州官场腐败已成常态，官员敲诈商民有如家常便饭。有个姓王的候补道员，仗着是两广总督谭钟麟的亲信，作威作福，当地商民“无不受其鱼肉”，有的人甚至因受不了他的勒索而毙命，但商民“慑其气焰，皆噤不敢言”（岑春煊自撰笔记《乐斋漫笔》）。

为了避免受到无度的权力盘剥，众商民惟有主动贡献“公礼”。在这里，“公礼”起到了一种非正式协调官民关系的作用，官员借“公礼”变现权力的附加值，商民则通过“公礼”达成某种相对稳定的权力预期。如此，就可以理解那位米商的心情了。

其实，彼时米商所处的社会，便是一个“权治社会”。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根据他们的社会生活经验，总结出了一些俗语、官谚，恰好可以用来概括权治社会的特色：

“官大一级压死人。”官场上，权力通常按照官本位的等级发生效用，权大者对于权小者拥有绝对的权威。在广东，总督谭钟麟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他的态度，便是地方官场的金科玉律。

“朝中有人好做官。”“朝中有人”泛指有后台、有靠山，官场靠山是一个非正式的权力源，其亲信可以通过关系网从中获得隐权力。比如那个王道员，因为有谭钟麟当靠山，总督的权威也辐射到他身上，于是在广州官场上为所欲为，而无人敢说一个“不”字。

“官断十条路。”官员代天子牧民，平日执法，可以威福自擅、生死予夺：高抬贵手，则是给人一条生路；手不留情，则是置人于死地。王道员欺榨商民，少不得也要玩这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力把戏。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谓“王土”者，不妨理解为，臣民财产（土）在产权上归官方（王）所有。权力控制着经济资源，市场被镶嵌上权力场。清末广州作为商业重镇，商人的公共影响力虽在逐渐扩大，但他们的命运，仍然捏在官府的手里。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权力不仅介入市场，而且接管一切社会事务，从官府发出的行政动员令，一言九鼎，莫敢不从。

“官大表准。”人人都有一块手表，但走得准不准，得听官大者的，此官谚隐喻：权力垄断了是非评判的标准。

进而言之，在权治社会的利益博弈格局中，权力就是最管用的筹码。博弈者欲取得胜局，维护或增进自己的收益，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争取到更多的权力筹码。这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直接掌握正式的权力，捞个一官半职；二是借助贿赂、人情、面子等介质，与正式权力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获得影响权力态度的隐权力。广州米商走的是第二种路径：给岑春煊送来四十万两银票，用意可想而知，即希望这笔巨额“公礼”，能够收买布政司大人的权力，在处理米案的过程中作出有利于米商的裁决。

官场笔记篇10

他的结构、故事情节、人物语言不再像开始时那样平直憨实，而是多了些起伏，多了些波澜，多了些匠心，多了些复杂，多了些往深里的思考，由单一的线性叙述变成多角度的复线叙述。有时还有意引进小品、相声的技法，在作品里设置点包袱，忽悠忽悠读者。

――然而这是无奈的事。时下的市场、读者的心理就需要这种忽悠。不忽悠，他会买你的帐？于是我在这忽悠里见出郝树声一脸机智的笑――它藏在那双乜眯的眼睛里，禁不住还会吊在那有些微斜的右嘴角处。不信？请看小说开头的一段话：

面对着县电视台女记者小庞的镜头，在小庞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忽闪下，副县长叶兆楠突然想起了他当年和现在的老婆李静娴好起来的那一幕。

读这开头，我想十有八九的读者都有着和我一样的阴暗的窥私心理，按照一般的小说技法和阅读习惯会生出这样的猜想：《隐形官阶》无疑是一部关于官场包小密养情人涉及腐败黑幕的小说了，或者因为这女记者而发生在官场里的勾心斗角的事，至少也会在副县长叶兆楠与女记者小庞之间发生点婚外恋的色情绯闻。否则你看这开头的伏笔，而况大部分的“官场小说”都是“权谋加枕头”，郝树声还会脱了这个套路？

然错了。当我们把作品读完，叶兆楠除与第一夫人孙丫丫离婚，与同样是记者的市电视台的李静娴结婚外，在作品里很少有一类的文字。叶兆楠不惟没有与女记者小庞发生点什么，直到叶兆楠要离开丰阳县回市委宣传部，才在意识里想到以后不可能再见到水灵灵的女记者，生出些失落感外，在整部小说里小庞也都没有出现，也没有写到水灵灵的县电视台女记者小庞与哪个领导发生点情爱故事，也没有见到哪个县领导与小庞发生点婚外恋的绯闻。在书里，水灵灵的小庞仅仅像个道具在舞台上走了一遭，在完成了忽悠的任务后，悄然消失了。郝树声专心讲起官场里的那些事了。

――讲官场里的那些事是当下小说的卖点。这从“官场小说”动辄就销售几万、十几万册的热卖中是不难看出来的。

“官场小说”写作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由王跃文挑起。此后便星火般燎原起来，被写到的官高到《省委书记》，低到《镇委书记》，中间是《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厅局长之类，举凡现有的中国官级，官场小说无不涉猎。其内容不外是写官场中人如何玩权术，耍权谋，如何跑官要官，如何腐败，如何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郝树声就是在这种热中走进了官场小说的写作行列，操作起了“官场小说”的写作。

――《侧身官场》、《镇委书记》、《怪味沧桑》以及《隐形官阶》也都属于这方面的范畴。在郝树声的笔下，官大到市委书记、副书记，小到村长、村支书，中间是县委正副书记，正副县长，乡镇正副书记、正副乡镇长、科局长等。相对于我上面举到的作品人物，郝树声作品中的这些官员显然是有些卑微和下层了，但正是有了这些卑微的下层官员，才构成了中国政权的塔基，托起了中国权力的塔顶，稳定了中国政权体系。

因此，相对于别的官场小说，郝树声的官场小说就显得平和温厚纯然得多了。在他们之中，虽然也少不了嫉妒，少不了勾心斗角，少不了逢迎拍马，察言观色，阿谀奉承；少不了拉帮结派，搞小团体，相互诋毁；少不了，人性异化，官黑勾结。但无论如何，郝树声在他的作品里，以一个“官场中人”的身份，真实地写出了隐藏在官场里的很多鲜为人知的潜规则，写出了很多在我等平民无法想象和理解的权力纷争。使我们看到了各类官员在官场中的复杂心态，看到了官场中错综复杂的人事纠葛和官与官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每个官员在面临升迁或为了保住官位而所表现出来的龌龊和卑鄙。

是啊，世事如棋。官场就是一盘充满了变数的棋局。你既然进了这个棋局，你就必然要适应这棋局的变数，在这棋局里拼争。否则你就会被这棋局淘汰。这是一个无情的竞技场。它不会因为你的善良，你的正直，你的无私，你的谦让，你的廉洁，你的大度和宽厚，而有所偏爱，反而会因此而视你软弱和无能。政府办公室主任秦鸣鸥、原丰阳县的县委副书记后为正处级的市环保局的常务副局长萧干就是这充满了变数的棋局里的牺牲品。叶兆楠则属于另一种变数。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大学毕业会分配到市里一个经济部门工作，也没有想到还会进市委办，会当齐副书记秘书，更没想到才跟了齐副书记三年，齐副书记要到省里任职，又把他放任到丰阳县做了“县太爷”，虽然是个副的，毕竟有了一方“诸侯”的话语权。可是他在这个变数无常的棋局里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虽然他做的是很有权力的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县长，按他岳父的话说是排在第三位的，但在实际权力的运做中，叶兆楠的权力分给了作风有些专横的常务副县长徐立身，他只能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摆设，处于权力的边缘，即没有真正行使过自己的行政权力，也没有行使过自己的话语权力。直至最后尴尬出局，回到市委宣传部，做了一名副处级调研员。

――这是官场的变数，也是命运的变数。在这里，书记、县长、甚至常务副县长都是叶兆楠、项明春、王彪、刘鎏等其他官场中人的命运的操盘手。权力是个魔杖，谁操纵了它，谁就有了施魔的权威。在缺乏对权力进行监督的体制内，这魔杖会异化施杖者的人性，而使其丧心病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