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散文十篇

林语堂散文篇1

[关键词] 林语堂 散文创作 东西方文化交流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贯中西,又颇具个性的学者和作家,被公认为“幽默大师”。在其长达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为世界留下了十分丰厚的文化遗产。据不完全统计,林语堂一生撰写和出版了中文著作17种,英文著作及译著达51种。他一生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融通,自称其“最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林语堂的散文创作也体现了这一特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彼此融合的结晶。

一

林语堂散文创作的思想源泉来自其家庭教育和东西贯通的学术背景。

林语堂是福建龙溪(现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人。福建漳州属东南沿海地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最早受西方文明冲击的地区之一。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家庭中,其父亲就是一位牧师。林语堂的牧师家庭出身和教会学校的教育,使他与西方文化有着特别的关系。林语堂在他的专著《信仰之旅》中说:“我父亲是那视乎前进的先锋。他是一个梦想者,敏锐、富于想象力、幽默,并且永不休止。他传授给我们孩子们对一切新的及现代的东西,就是那种被称为‘新学’的西方知识的热烈的兴趣。”他又在《八十自叙》中说:“下列几件事对我童年影响最大:一、山景。二、家父,不可思议的理想主义者。三、亲情似海的基督教家庭。”如此的家学传统给林语堂带来了终生的影响。

1912年,林语堂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文科。毕业后,林语堂来到清华学校任教,开始广泛而深入地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清华学校创办于1911年,是清华大学的前身,当时是一所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虽然渗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但该校十分重视研究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瑰宝。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以及李济等为代表的清华学者,主张“中西兼容、文理渗透、古今贯通”,形成了著名的“清华学派”,对清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培养出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大师,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这种学术氛围的影响下,林语堂醉心于《论语》、《中庸》、《大学》等传统思想经典的阅读、研究,却并不受旧有理论框架的束缚,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和阐释显得从容和睿智。在中国现代作家整体地反传统和不遗余力地批判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林语堂能独辟蹊径、反观溯源、推陈出新,重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灵光和价值意义,反映了他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广阔性、兼容性和超前性,也反映了他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二元对立关系上的独特境界。

1919年秋,林语堂远赴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系攻读文学硕士学位。1922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在德期间,他接受了欧洲知识界的洗礼,崇尚个性自由。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他成为《语丝》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当时,林语堂的思想非常激进,表现在其散文创作中抨击北洋执政府血腥暴行,批判封建文化观念,赞扬和支持爱国学生运动。他一度与鲁迅来往密切,在“五卅”运动、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中,撰写了一些富于战斗气息的散文,诸如《祝土匪》、《回京杂感四则》、《读书救国谬论一束》、《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打狗释疑》、《“发微”与“告密”》、《闲话与谣言》等。1928年12月北新书局出版他的《翦拂集》,收入此类杂文共计28篇。

在林语堂眼里,中国文化和国民性存在着根本的痼疾,最突出地表现在奴性、老猾、保守和容忍等方面,这既是传统文化专制主义没有个人权利直接导致的结果,又是国民缺乏自觉的理性意识和现代观念的原因。正是异质文化因素的加入和杂糅,才使林语堂的散文作品有着更为冷静和疏离的第三者视角,让读者在略带洋味的幽默中跟随作者一起审视和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

二

学界一般认为,林语堂散文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1920年代《语丝》时期,思想激进、文风泼辣的杂文体;1930年代《论语》时期,颇具个性特色的闲适小品文;台湾时期谙顺自然、文风平和冲淡的娓语式笔调。而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闲适小品文。这些作品对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帮助西方人士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林语堂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并没有那些揭示所谓“民族劣根性”作家所特有的恨铁不成钢的急切,相反,显得平和而风趣。在林语堂看来,每一种文化都有优点和缺点缺陷,不必过分抑扬,他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文化,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从而架起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本着这样的目的,在写作时自然不再需要凌厉与激情,而适当的幽默与闲适,正好为他的文章增添了色彩与韵味。

1936年初,夏威夷大学邀请林语堂去执教,他的好友赛珍珠夫妇又不断催他去美国从事著述和研究工作。加之国内的政治气候环境日益恶化,于是,林语堂决定全家赴美国。此一去30年。在美国生活期间,他最初写了一组《海外通信》,寄给《宇宙风》杂志发表,向国人介绍其在美国的生活和见闻。以后专用英文写作,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化、中国人的生活、心理、习惯等方方面面以及中外文化的比较等内容。由于林语堂远离中国的现实生活,远离种种社会矛盾,因此,他对传统文化弊端的抨击逐渐减少,而比较注意对孔孟思想中积极进取的部分加以阐发,与以往的同类文章在心态上有着很大差异。这表明林语堂逐渐远离政治旋涡和文化斗争主战场,向传统文化回归。

由于林语堂知识广博,用英文写作十分流畅,使他的散文作品受到西方广大读者的欢迎。最有影响的是《吾国吾民》和《生活的艺术》,在美国、西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欧美各阶层男女老少无不爱读的枕边书。它们向西方人宣传了中国的文明和中国人生活态度的优越性,宣传一种力求闲适、和谐的处世哲学,架起了一座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近代中国在西方强势物质及精神文化冲击下,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都面临空前的危机和挑战,都需要改造和转型,以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在对传统文化的改造方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每个人都明白的一个最浅显的道理。而且,到底应该如何扬弃中国传统文化精华,至今仍然是一个紧迫的任务。林语堂在其散文创作中对此问题探索与努力,值得我们继续深入地发掘与研究。

参考文献:

[1]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社,1994.

[2]林语堂.林语堂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林语堂散文篇2

关键词：林语堂；日本；接受；研究；合山究

中图分类号：i109•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63（2009）1－0041－04中国

一、 林语堂作品在日本的接受

自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伴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开启，日本文化界 对中国现代文学大师林语堂的研究兴趣也日渐浓厚起来。在短短的几年中，先后再版并出版 了一批林语堂的代表性著作的日译本，其中再版的林著旧译本有五种：

（1）文化批评代表作《人生如何过》（原译名为《生活的发现》，即《生活的艺术》）， 坂本胜译，创元社，初版于昭和13年/1938年，再版于1979年；

（2）散文集《支那的幽默》（选自《小评论》），吉村正一郎编译，岩波新书，初版于昭 和15年/1940年；

（3）小说《朱门》，佐藤亮一译，新潮社，昭和29年初版；再版书名为《西域的反乱》， 芙蓉书房，1973年；

（4）长篇小说《北京好日》（即《京华烟云》），佐藤亮一译，jiipo社，昭和25年/1950 年初版；芙蓉书屋，昭和47/ 1972年再版；

（5）人物传记《则天武后》，小昭丹译，misutsu书房，初版于昭和34年/1959年等。

而新编和新译的林著则包括三种：

（1）传记代表作《苏东坡》，合山究译，明德出版社，昭和53年/1978年；

（2）散文选《自由思想家林语堂——散文与自传》，合山究编译，明德社，昭和57年/1982 年；

（3）文化批评代表作《中国：思想与文化》（即《生活的艺术》），锹柄治郎译，讲谈社 学术文库，1999年[1]。

其实，日本对林语堂著作的翻译早在1930年代就已经展开，随着林语堂在国际文坛上的崛起 ，日本文学界对林语堂及其作品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热情。依据不同的时间段，我们不妨将 日本翻译界对林语堂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20世纪30年代后期：

目前就笔者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林著日译本，是初版于昭和13年即1938年的三部译本，它们是 ：

（1）新居格翻译、丰文书院出版的《吾国与吾民》，该书英文本初版于1935年美国，当年 即成为美国十大畅销书之一；

（2）创元社出版、政治家坂本胜翻译的林语堂1937年的新著《生活的艺术》，日文本书名 为《生活的发现》，该书1979年再版时更名为《人生如何度过》；

（3）偕成社出版、永井直二选译的《生活的艺术》，日译本书名为《有闲随笔》。

也就是说，1930年代最初的林著日译本，主要集中于林语堂在欧美文坛上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代表作上。

次年为昭和14年（1939年），日本还翻译出版了两本重要的英文林著，它们是：

（4）《孔子的智慧》（美国兰登书屋，1938）；

（5）《中国新闻舆论史》（美国芝加哥大学，1936）。

前书由川口浩翻译，育生社出版，译本名为《孔子论》；后书由安藤次郎、河合彻翻译，生 活社出版，译本名为《支那的言论的发达》。值得关注的是，由于诸种原因，《中国新闻舆 论史》至今尚无中译本问世。

二、进入20世纪40年代，林著的日译并未由于中日战争的形势变局，以及林语堂本人在美国 舆论界强烈的反日言论而停止；相反，就译本的篇幅和内容而言，对林著的日文翻译还有进 一步的拓展。

昭和15年（1940年），有四部林著的日译本面世，它们分别是：

（1）《支那的知性》（即《小评论》），喜入虎太郎译，创元社出版；

（2）《支那的幽默》（《小评论》选译），吉村正一郎编译，岩波新书社出版；

（3）《北京好日》（《京华烟云》），小田狱夫等四人翻译，四季书屋出版；

（4）《北京好日》（《京华烟云》），鹤田知也译，今日问题社出版。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关于1939年出版的英文小说《京华烟云》，其中含有强烈的反日内容， 并涉及到南京大屠杀的描写，但并未影响该书于一年后在日本的翻译和出版。鉴于作品内容 的敏感性，当年的两个译本都有不同程度的删节。迟至十年后的1950年，才有日本翻译家协 会副会长佐藤亮一翻译的全译本问世。这样，在《京华烟云》中文本尚未出现的时候，日本 国内却已经有三个以上不同的翻译本存在了。

1940年代，还有几部林语堂的作品得到翻译，它们是：

（5）《泪与笑之间》（即《啼笑皆非》，此系文明批评著作），译者不详，彰考书院，昭 和18年/1943年；

（6）《机械与精神》（即《大荒集》选译，为早期散文），渔返善雄译，朝日新闻社，昭 和21年/1946年；

（7）《爱与讽刺》（即《讽颂集》，原作于1940年）土屋光司译，飞鸟社，昭和21年/1946 年；

（8）《东西的国民性》（选译自《语堂文存》，1941年原版），渔返善雄译，增进社，昭 和21年/1946年。

其中，《机械与精神》、《东西的国民性》的翻译者渔返善雄，是日本翻译界的著名前辈， 也是当年辜鸿铭著作的日文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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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世纪50年代最初的几年中，以日本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佐藤亮一的《北京好日》（即《 京华烟云》）全译本为代表，“林语堂长篇小说三部曲”先后被翻译为日文。其中，佐藤亮 一在翻译过程中，曾多次与原作者有过大量的书面和当面的接触与交流，其译本对内容的理 解也更为深入、可靠。三部曲的另一位译者竹内好，是日本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鲁迅研究专 家，其《近代的超克》一书，对日本文坛和学术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林氏三部曲”的日译本分别是：中国

（1）《北京好日》（即《京华烟云》）全译本，佐藤亮一译，jiipo社，昭和25年/1950年 初版；河出书房，昭和26、27年/1951、1952年虎门两次再版；芙蓉书屋，昭和47年/197 2年，最新版；

（2）《风暴中的树叶》（即《风声鹤唳》），竹内好译，三笠书屋，昭和26年/1951年；

（3）《朱门》，佐藤亮一译，新潮社，昭和29年初版；芙蓉书屋，昭和48年/1973年，最新 版，书名更改为《西域的反乱》。

同时期，翻译出版的其他林著还有：

（4）《杜十娘物语》（《英译重编传奇小说》，1951年原版），佐藤亮一译，朋文社，昭 和31年/1956年；

（5）《苏联革命和人性》（《匿名》，1962年原版）佐藤亮一译，创元社，昭和34年/1959 年；

（6）《则天武后》，小昭丹译，misutsu书房，初版于昭和34年/1959年；

（7）《开明英文文法》（1931），山田和男译，文健书房，昭阿和34年/1959年。

另外，佐藤亮一还译有一册林语堂的红学著作，名为《红楼梦》，其出版社和出版年月不详 。

四、20世纪60-70年代，受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影响，日本对林著的翻译和介绍几乎空白。

五、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世纪末，林著出版、再版约7种；其中旧译再版5种，新译本3种。 具体内容，见前文所述。

综观60多年来日本文化界对林著的翻译和介绍，其中相对集中的翻译出版时期分别为：

（1）1930年代后期。1938和1939两年中，有5种译本问世；　（2）1940年代。共出版译本8种。即在中日战争期间，共出版林著13种；

（3）1950年代。出版译本约8种；

（4）1980年代前后。再版和新译共8种。

至此，自1930年代至20世纪末，林语堂著作在日本的翻译本已超过26种[2]。

林著日译本的覆盖面，几乎涉及林语堂作品的所有方面。从早期小品文到中期的长篇小说， 从文化批评代表作到人物传记、学术专著，以及各种英文编著和教科书，可以说应有尽有。 绝大部分译著，都直接译自英文原著，而且大多能与原著出版时间保持同步，日译文的出版 很少晚于原著出版时间5年以上的。甚至于在《京华烟云》中译本尚未出现时，已经有不止 一个日译本问世。其翻译速度之快，译本品种之全，使人印象深刻。

林著翻译者中不乏日本文化界的一流人物，例如，日本翻译界前辈、辜鸿铭著作的翻译者渔 返善雄，日本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曾经担任日本翻译家协会副会长、 也是川端康成挚友的佐藤亮一，还有日本政治家、曾任日本众议院议员和兵库县知事的坂本 胜。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林语堂的作品具有动人的魅力。而最近新翻译的《中国：思想 与文化》（即《生活的艺术》，讲谈社学术文库，1999年），则是由留学北京的新生代中国 学学者锹柄治郎通过大陆出版的林著中译本转译，这是与先前由英文本直译的情况有所区别 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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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40年代。共出版译本8种。即在中日战争期间，共出版林著13种；

（3）1950年代。出版译本约8种；

（4）1980年代前后。再版和新译共8种。

至此，自1930年代至20世纪末，林语堂著作在日本的翻译本已超过26种[2]。

林著日译本的覆盖面，几乎涉及林语堂作品的所有方面。从早期小品文到中期的长篇小说， 从文化批评代表作到人物传记、学术专著，以及各种英文编著和教科书，可以说应有尽有。 绝大部分译著，都直接译自英文原著，而且大多能与原著出版时间保持同步，日译文的出版 很少晚于原著出版时间5年以上的。甚至于在《京华烟云》中译本尚未出现时，已经有不止 一个日译本问世。其翻译速度之快，译本品种之全，使人印象深刻。中国

林著翻译者中不乏日本文化界的一流人物，例如，日本翻译界前辈、辜鸿铭著作的翻译者渔 返善雄，日本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曾经担任日本翻译家协会副会长、 也是川端康成挚友的佐藤亮一，还有日本政治家、曾任日本众议院议员和兵库县知事的坂本 胜。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林语堂的作品具有动人的魅力。而最近新翻译的《中国：思想 与文化》（即《生活的艺术》，讲谈社学术文库，1999年），则是由留学北京的新生代中国 学学者锹柄治郎通过大陆出版的林著中译本转译，这是与先前由英文本直译的情况有所区别 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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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对自然美和自然生活的热爱、憧憬，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精神气质，而无法回归故国的 乡愁更加强了这样的气质。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提倡老庄闲适生活理想，把“自然的性灵 ”作为现代人灵魂拯救之道的人生哲学家。林语堂把中国古代文人的优雅传统和现代人的生 活相结合，把自然爱作为人生哲学的基石。合山究教授认为，今天，大自然被破坏，地球及 其生态不断恶化，人类的物质文化极大繁荣而精神安宁却日渐丧失，因此，林语堂热爱自然 的人生哲学，具有尽早再认识的价值和迫切性。中国

合山究引用台湾作者大华烈士在《我的朋友林语堂》一文中的文字指出：“通过我们深厚的 友情，我真切地感受到，在林氏夫妇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种对人类的同情，对生命价值的喜 悦，对社会事务的热爱，对言语行为的洁净感，对帮佣的优待，对宇宙人生充满善意的乐观 态度。换言之，你始终找不到所谓‘异教徒的中国人’，即使在外国真正的基督徒中，你也 难以寻找到如此珍贵的品质和情感。”（台湾《逸经》杂志第11期）合山究教授认为，林语 堂其实是一位富有人性的、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者，众所周知，他对家庭充满温情的爱， 从不愿给朋友添麻烦。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一方面是肆无忌惮的社会批判，另一方面也可以 感受到温润的东西。林语堂自称：“行为崇孔孟，思想本老庄”，“文章可幽默，做人须认 真。”合山究认为，这就是林语堂的人生范型。林语堂的本质是认真的人，其根源是源自对 人类的深爱。

注释：［1］、［5］、［6］〔日〕合山究：《自由思想家林语堂——散文与自传：前言》，明德 社，昭和57年（1982年），第2页，第1-2页，第248-250页。

［2］冯羽：《林语堂与世界文化》，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306页。

［3］中国国内已经翻译出版的合山教授的著作和论文有：（1）《明清文人清言谈》，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2）《〈红楼梦〉新论》，汲古书院1997年版；（3）《〈红楼梦〉与花》，载《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2期；（4）《〈红楼梦〉中女人崇拜思想及其源流》，载《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2期；（5）《明清女子题壁诗考》，载《河池师专学报》2004年第1期。

［4］余英时：《试论林语堂海外著》，沈志佳主编《余英时文集(第五卷)：现代学人与学 术》，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版，第466页。

本文为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科指导课题《东学西渐的回响》（编号05sjd750006） 之部分成果。中国

林语堂散文篇3

2、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充当着配角。——林语堂《人生不过如此》

3、最明亮时总是最迷茫，最繁华时也是最悲凉。——林语堂《京华烟云》

4、理想的人并不是完美的人，通常只是受人喜爱，并且通情达理的人，而我只是努力去接近于此罢了。——林语堂

5、生活的智慧在于逐渐澄清滤除那些不重要的杂质，而保留最重要的部分；享受家庭、生活文化与自然的乐趣。——林语堂

林语堂散文篇4

关键词：语录；新形态；林语堂；名人语录

中图分类号：G623.2

语录，指对自己或他人言语的记录，一般用于正式的文体。语录体，是文体的一种，是中国古代典籍中一种特有的体制。语录体偏重于只言片语的记录，一般句式简短，多用问答形式，随事记录，不重文采，不讲篇章结构，不讲篇与篇之间甚至段与段之间及内容上的必然联系，但往往寥寥数语就能刻画出人物的精神风貌并交代清楚事理的是非曲直。

语录体起源于春秋时期，语录产生于当时的教学活动，现存最早的语录体著作为儒家学派的《论语》。语录体著作的后继发展，也都与教学不无关系。自先秦自明清，语录体的著作非常之多，影响也非常之深远，大致有先秦诸子语录、禅宗语录、理学语录、“诗话”类语录、道教语录等。

封建社会结束后，语录体在中国也有了新的发展，笔者通过整理分析，主要将新时期的语录体分为三种。

一、林语堂的语录体创作

林语堂是20世纪30年代小品文理论与创作的核心人物，以他为中心的“论语”派开创了当时小品文创作的高峰。林语堂提倡“语录体”式小品文创作，认为“语录体”适用于说理、论辩、作书信。林语堂在借鉴语录体言简意赅不避俚俗、率性无所拘束的基础上，也在创作中融入了其小品文“性灵”的核心理论。在五四潮退后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进入多元发展及激烈的论争时期，偏偏有林语堂在击溃文言后的残转断瓦中清扫出一块阵地，树起“语录体”创作的大旗，由此，林语堂也曾被批提倡“半文不白的文体”。

林语堂这种“有意的创作”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表明了他的政治态度，也反映了他的文化观和择学思路。林语堂是在政治理想破灭之后才把目光投向“语录体”这一栖居地的。林语堂醉心于明清性灵小品，他在《论语》26期上发表的《论语录体之用》则是其提倡语录体创作的代表。而他也随后创作了许多他所提倡的语录体小品文。如《人世间》、《为蚊报辨》。林语堂的小品文都是其真实性灵的显现，他在《论小品文笔调》中说到：“盖诚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一不可入我范围矣。此中小品文，可以说理，可以抒情，可以描绘人物，可以评论时事。凡方寸中一种心境，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皆可听其由笔端流露出来。”这也可以看做林语堂对真性灵小品文创作的态度。而其这类创作有《论西装》、《夏娃的苹果》、《吸烟与教育》、《说避暑益》、《我的戒烟》等。

林语堂的创作为文学的百花园提供了独具个性的一枝，开辟了散文别样的审美视角。

二、名人语录

说起名人语录，最有名在当时影响最大的非《语录》莫属了。20世纪60年代初编辑出版的《语录》经过多次修改和再版，由军队走向外界，由中国走向世界。其中选录的是著作中精辟的话语，也即我们所说的名言警句。当时被称为“红宝书”。《语录》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本身包含了许多为实践检验了的思想的内容。

《语录》最初选编出版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基层干部和战士更好地学习思想，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普适性。由于当时读者文化程度不高，因此摘选的都是著作中最简洁、最通俗、最精辟的句子。通过学习《语录》，战士们既学习了政治，又学习了文化。《语录》中许多话语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东西。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语录》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后来由于学习异化，不可避免地将思想教条化、庸俗化，也就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也是编者始料不及的。

《语录》的编发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又有消极作用，这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如何发挥其作用，取决于读者的态度，积极作用我们需肯定，消极作用我们也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

此外，还有一些名人语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名人名言。这些语录可能来自名人的一些作品，也有可能是名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话，但是之所以能成为语录，那么这些话语多是能引起共鸣的、发人深省的并且有一定的传播力。

三、由媒体、网络传播开的语录

当今的时代是信息时代，人们常说是信息爆炸的时代，由于网络和各种媒介的发达，信息传播的速度非常之快，有的言论由于其某些特征很可能就在瞬间被传播开来，成为网络流行语，而具有以上所提及的能引起共鸣的特征的则很有可能变成一种流行“语录”。例如，“生活不是林黛玉，不会因为忧伤而风情万种”，“人和猪的区别就是：猪一直是猪，而人有时却不是人”。例如广大网友和电视观众对《新闻联播》作了“前十分钟，国家领导人很忙，不是出国，就是下乡；中间十分钟，全国人民很幸福，不是致富就是丰收；后面十分钟，其他国家都很惨，不是爆炸就是造反”的总结。这些语录常常是来自各种网络论坛或者网络微博。这种语录或真实或幽默或讽刺或发人深思，很受网民欢迎。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看做是新时代新形势下一种特殊的语录体。

此外，文汇出版社已经陆续出版了新周刊主编的以年份命名的各年的语录集，如《2008语录》...《2011语录》，收集的为当年从各个事件或影视作品或网络论坛散开来的广为人知或者广为传播的简短话语。

四、结论

语录体作为一种古老的文体，从产生至今，历史非常之悠久。而其在发展中，产生了各种形态，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文体，而其众多的著作也丰富了文学的宝藏。现当代的语录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并且更贴近生活，随着网络的普及，语录的来源变多，传播也变得非常之快，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同时也会能引起社会反思。

参考文献：

[1]龙连荣：语录体······对话体·专题议论文——先秦诸子散文文体嬗变轨迹成论[J].凯里学院学报，2008（4）

[2]张子开：语录体形成刍议[J].武汉大学学报，2009（9）

[3]杨玉华：语录体与中国白话学术[J].四川大学学报，1999（3）

[4]马自力：语录体与宋代诗学[J].北京大学学报，2010（9）

[5]李光生：宋代书院与语录体[J].兰州学刊，2011（2）

[6]张沛：论林语堂的语录体创作[J].《东方丛刊》，2004（3）

林语堂散文篇5

关键词： 语文课堂 提问有效性 提问方法 原则

1.引言

课堂提问是任课老师获取教学反馈信息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途径，因此，课堂提问的有效性便成为高中语文老师追求的教学目标。另外，通过提问能够提高学生的反思能力，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语文能力是重要的交际工具，更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语文学科具有自身特点，因此，教学提问方法和目标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语文提问必须立足课堂教学特点和新课标教学要求，培养学生的语文运用能力、探究能力和审美能力，从而提高语文素质。

2.趣味提问

古语云：“知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者不如好之者。”兴趣教学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其轻松愉悦的课堂气氛可以让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从而产生求学欲望，激发学生潜在的求知意识。对比传统照本宣科的教学模式，由于高中生已经具备一定的认知能力，这种方式学生往往觉得枯燥无味，产生厌学情绪，导致错过重要的知识点。因此，进行课堂提问时，任课老师要选择创新的、富有趣味的问题，活跃学生思维，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由于提问是课堂的扩展环节，容易出现脱离课堂等状况，因此提问时要注意掌控课堂节奏，做到以下几点：

2.1提出符合学生心理的问题

提出符合学生心理，以及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因此，针对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重点、难点，任课老师在进行课堂提问时要注意结合学生的思维规律和知识点掌握能力，巧妙设计课堂提问环节。

2.2问题难度适中

课堂提问是一门技术活，课堂时间有限，语文老师进行问题设计时要注意选取典型进行提问，在问题的设计上要具备一定的坡度、深度和广度，以迎合学生的认知能力发展水平，容易导入，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让学生在不断思考中获取智能，增强知识点的驾驭能力。

3.发散提问

创造性思维发展的前提是发散性思维，语文老师在课堂中提出发散性问题可以有效引导学生纵横联想所学知识，从不同角度、思维方式理解和解决问题，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但是发散性思维也有一定的弊端，在答题讨论过程中如果语文老师的驾驭不当，就容易导致课堂持续紊乱。因此，要求老师具有一定的教学经验和驾驭能力，使学生的思路始终围绕课堂。如讲授《鸿门宴》这一课程时，课堂在课堂讲授完成后提出问题：“项羽为什么不在席间杀死刘邦？”此时学生自由发挥，根据自己的思维特点说出不同意见，部分现实意识观较强的同学会说：当时刘邦已经表示臣服于项羽，如若杀了刘邦，则不利于取信联合抗秦的诸侯国；部分传统学生认为：项羽是妇人之仁，犹豫不决，这个观点是最直观的，因此也是最多学生提出的；部分学生认为项羽有君子之度，虚怀若谷，但是狂妄自大，没把刘邦放在眼里，没有当成竞争对手，这是导致项羽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类似这样的发散性提问摆脱了传统单一的答案，学生自由发挥，有助于培养发散思维，提高创新能力，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学生通过辩证，有效训练了辩证思维能力。

4.启发提问

孔子曾讲：“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是说问题并非多多益善，选题要具备典型，因此，要选取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举一反三。如讲授《林黛玉进贾府》一课时，可以根据课文中人物的对话反思其中人物的价值观和性格特点。有的学生提出疑问：“为什么贾宝玉和贾母在提问林黛玉‘读何书’的时候，对贾母只说了‘只念了《四书》’，而在贾宝玉提问的时候却说了‘不曾读，只上了一年，些须认得几个字’？为何前后回答不一致？”作者这样安排是何意图？由此引申出相关启发性回答，例如：贾母是传统的封建老太太，她的价值观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林黛玉为了迎合贾母的喜好，做出这样的回答。宝玉与黛玉是同龄人，容易沟通，黛玉那样回答是情理之中，这反映了林黛玉寄人篱下步步为营的谨慎心态。在此类启发式提问下，学生可以在问题中发现问题，提高问题的思考能力和分析能力。

5.课堂提问应遵循的原则

5.1提问应以促进学生思维发展为基础

课堂提问至关重要，要提出一些有助于学生思维发展，能够有效培养学生探究能力的问题。在学生回答问题时，不轻易否定学生的思维方式，避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学生，只要没有逻辑上的错误，就是值得肯定的。

5.2有针对性提问

所提问题要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发展，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学习能力，结合课堂难点和重点。发问时要心中有数，合理利用不同方式、不同角度提出问题，既要表现出知识的内在联系，又要有一定的针对性。

5.3注意提问技巧

课堂教学效果与教师的提问方式、提问契机、提问语气、提问质量等有很大关系。

6.结语

有效的课堂提问是重要的教学手段之一，可以帮助语文老师迅速获得教学反馈，完成教学任务。提问有效性的强弱直接关系整个学科的教学成功与否，因此，具有至关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总之，教师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提的问题要能激发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积极性，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和学习的主人。

参考文献：

[1]缪柳鲜.初中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提问[J].考试周刊，2011.24.

林语堂散文篇6

一.展开联想，发挥想象

联想和想象是人类思维飞翔的一对翅膀。优秀的散文，作者在创作时就融入了大胆的联想和想象，因此阅读散文时读者必然要跟随作者的思路，顺着联想和想象的轨迹对文本进行“再创造”。如茅盾《白杨礼赞》中由白杨树想到北方的农民；朱自清《绿》中由梅雨潭的绿想到“北京什刹海拂地的绿杨、杭州虎跑寺旁高峻而深密的绿壁、西湖和秦淮河的波”；老舍《济南的冬天》中由阳光朗照下的济南城好像被放在一个小摇篮里想到“济南冬天的人们面上是含笑的”。

没有联想想象，就没有创造和再生。即使有人没去过桂林，但读完杨朔《画山绣水》这篇课文后，脑海里也会出现一幅幅桂林山水的图画：漓江的水是那样的静，那样的清，那样的绿；桂林的山是那样的奇，那样的秀，那样的险，仿佛身临其境。如果没有联想和想象，范仲淹就不能依《洞庭晚秋图》挥洒出名篇《岳阳楼记》，李白就不能表达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壮美，就不能抒发出“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的豪情，郭沫若就不能描绘出“天上的街市”的美好。散文中的境外之境、意外之意，需要教师引导学生展开联想、发挥想象方能领悟其妙处。

如贾平凹的《月迹》写得虚虚实实，掩掩映映，娇美灵动，神奇美妙。镜中月，杯中月，水中月，给人以空灵之感。阅读品味中学生要能调动自己的联想，将视觉形象通过嗅觉、触觉等多感官地加入变成可闻可触可感的现实存在，这样才能达到月我同一、文我一体、境我融合的忘我境界。再如屠格涅夫的《蔚蓝的王国》描绘了一个梦想中的“蓝色的、光明的、充满着青春与幸福”的理想王国，在这个王国里，“仙岛隆起的岸上飘来醉人的芳香；一些岛上像下雨似的朝我们身上飘洒白玫瑰花和铃兰花；另一些岛上忽然飞起一群五彩缤纷的长翼的鸟儿。”这个理想中美丽的王国似梦似幻，文字所描绘的景和境，犹如“世外桃源”般虚无缥缈，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展开联想和想象，把这个“梦境”想的越美就越能体会作者向往美好生活的强烈情感。散文的文字或许是直白的、写景也是直观的，但文字背后的鸟语花香却需要师生共同在沉浸的氛围中进行联想和想象才能进入佳境。

二.创设情境，营造意境

散文是审美的艺术，要让学生领略散文的美，就必须创设审美的情境，营造审美的意境，从而促进学生的有效阅读。创设阅读情境可以从精心地设计导入情境和问题情境入手，吸引学生快速沉入文本。夸美纽斯说过：“教学艺术的光亮是注意，有了注意，学习的人才能保持他的心理不跑马，才能了解放在眼前的一切事物。”课堂教学一开始，教师就要创设导入情境，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课堂上来。

一位老师在教授《紫藤萝瀑布》时设计了这样的导入：今天在这个微冷的天气里我走过来，一路上还是看到有花，我就在想，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都有花。花就是一种陪伴，一种熏陶，一种装点，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来看花。这样的设计极好地创设了一个美的课堂情境，从“花语”导入拉近了与90后学生喜欢追求新鲜时尚的距离，极大地勾起了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也为语文的情境教学提供了技术保障。传统的语文教学，单靠一本书、一支粉笔和一张嘴，课文里的诗情画意很难表达出来，学生听起来乏味，学起来枯燥。在语文课堂中将图像、动画、声音、文字等融为一体，学生能看到栩栩如生的画面，听到声情并茂的录音，欣赏品味优美的词句，视听感官要求得到极大满足，情绪受到感染，求知欲得到彻底激发，让学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诱发了他们的情感体验。

三.与作者共情，发内心共鸣

叶圣陶先生说：“文字是一道桥梁。这边的桥堍上站着读者，那边的桥堍上站着作者，通过这一道桥梁，读者才和作者会面，不但会面，并且了解作者的心情，和作者的心情相契合。”散文教学更是主情的艺术，要想在教学中达到与作者共情的佳境，激发学生内心的共鸣，教师就得做个有“情”人。

朱永新《新教育之梦》中说到：“一个优秀的教师，必须具有远大的理想，不断给自己提出追求的目标，同时又要有激情。对一个成长中的教师来说，平静的思考是需要的，但更要富有激情。”要使教材中美的形象深入学生的灵魂，激感的共振，关键在于语文教师要以强烈的激情再现丰满的艺术形象，激发学生的情感。如果缺乏激情，语文课堂将会变得苍白无力：学《岳阳楼记》，学生领会不了那震撼人心的豁达情怀；学《背影》，学生体味不出那催人泪下的父子深情；学《藤野先生》，学生感受不到那感人肺腑的师生情谊、爱国热忱。“以生气唤醒生气，以激情感动激情”，语文课堂需要教师激情燃烧。

情感是富于感染性的，而学生的情感是很易被感染的。赞许的目光会给学生以鼓励；慈祥的目光会给学生以温暖；热烈的目光会给学生以信心……师情木木，则学生昏昏欲睡；师情昂扬，则学生群情激昂。因此，教师注重对自身情感的调整和开拓，通过自己的神态、语言、动作等表达自己的情感，引导学生进入角色，带领学生去品味散文的意境情韵，达到驭情无痕的境地。

教师还应在精彩处善于煽情，用饱含深情的语言去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学生的情感一旦被点燃，便如火山欲发，江河欲下。当与欧阳修“山肴野蔌、觥筹交错”同乐时，欢乐得眉开眼笑；当看到口技表演者“一桌、一椅、一抚尺而已”时，惊疑得瞠目结舌；当得知“蒋氏大戚”，不愿恢复缴税时，困惑得目光迷离；当随着谢大光“深夜听泉，流过心田”时，入神得目不转睛……散文阅读的课堂要想唤起学生的共情，达到内心共鸣的效果，教师就必须心中先有“情”，学生才能在“情”的感化下被文字感动。

散文是流淌着的文字，散文教学是蕴含生命活力的，这样的活力不能被教师的“灌输”所淹没，要让学生从“无我”的阅读状态进入“有我”的阅读佳境，联想想象、情境意境、共情共鸣是课堂教学中可尝试的有效途径。这样的散文教学，可激活散文中每一个充满活力的细胞，学生可尽情去点击自己的那份独特感受，在这样的课堂上师生呼吸的是自由清新的空气，语文课堂也将会更有活力。

参考文献：

1.胡道明.滴水瓣花总关情——谈初中散文教学[J].《中学语文教与学》2005年第9期

2.彭聃龄.普通心理学[M].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朱永新.新教育之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林语堂散文篇7

一

在20年代现代散文初创时期，散文创作和理论批评就同步进行，一同成为当时最成熟　的门类。其标志就是语丝社同仁对“语丝体”的讨论，这是20世纪散文批评家第一次自　觉地、有意识、有目的地围绕现代散文的“体”所进行的批评活动。

《语丝》是周作人和鲁迅等发起组织的语丝社创办的以发表散文为主的刊物，共出版　了260期，其散文渐渐地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时人称为“语丝体”。孙伏园提出“语丝　的文体”的形成是“四五十期以来的渐渐形成的文体，只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孙伏园　的文章引起了语丝社同仁的注意，仅隔半个月，周作人在《语丝》第54期上发表了《答　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进行回应，突出“语丝体”散文的两个特点：一是“大胆与　诚意”，二是“不说别人的话”。紧接着林语堂在《语丝》第57期上发表《插论＜语丝＞　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对周作人概括“语丝体”散文的两大特点进一步　阐发：“我主张‘语丝’绝对不要来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整体，‘语丝’的朋友　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机关。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绝对要打　破‘学者尊严’的脸孔。”这一阐述把周作人的观点表达得更明确更形象。“不说别人　的话”应该是“私论”、“私见”；怎样“大胆与诚意”?以“学者尊严”作为对立陪　衬，虽则是以打破“学者尊严”的否定形式来表达，但意见却显示得十分清楚明白，即　以“私论”、“私见”的真诚，和读者平等地自由地对话。林语堂对“语丝体”散文的　批评是把它作为一种较为理想的中西合一的文明批评的范本，推荐给读者的。

之后，鲁迅对“语丝体”散文的特点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语丝》“在不意中显了一　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　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　，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1]和周作人、林语堂相比，鲁迅注重的是“语丝体”的倾　向色彩以及社会效应。

“语丝体”散文的讨论标志着中国现代散文批评已进入了自觉时代。鲁迅的《怎么写　》、朱自清的《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等相继面世，散文批评空前活跃起来。20世纪　30年代逐渐形成了以言志说散文批评、社会学散文批评和文本说散文批评为标志的三足　鼎立的批评格局。

言志说散文批评以周作人、林语堂为领衔人。上个世纪20年代初，周作人从五四激流　中退了出来，心境渐趋平和，开始把散文作为“偶然的避难所”，[2](P14)对他在五四　时写的抗争杂感产生厌倦，认为“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开始转向，“　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2](P13)。实践的成功又促使他决心要从散文批评上为他的创作　的转变寻找理论依据。他寻找的最终的结果是：否定散文“载道”，推崇散文“言志”　。他怀疑散文的教化作用，认为文学“期望他们教训的实现，有如枕边探索好梦”，“　反对为道德的文学”，[2](P108)提出“文学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学及其　他种种艺术或宗教，因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接着吻的嘴不再要唱歌”。[2](P318)　他把文学分成两大时期：“一是集团的，一是个人的”，“集团的‘文以载道’与个人　的‘诗言志’两种口号成了敌对”。他的结论是：文学史上的载道“文学‘差不多总是　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的东西”，而言志的散文，“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　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2](P3　30)他把言志的散文奉为“文学发达的极致”，[2](P329)形成完整的言志说散文批评体　系——“极致”说。周作人的“极致”说把散文小品的地位从开始的“偶然的避难所”　逐步提升到“极致”，也完成了他从“士”到“名士”的自我升值。他的“极致”说对　散文的基调作了规范：“新散文里的基调虽然仍是儒道两家的，这却经过西洋现代思想　的陶熔浸润，自有一种新的色味”，[3](P882)并隆重推出俞平伯作为新散文基调的楷　模。联系他一贯对儒道的轻佻贬斥以及把西洋人道主义解释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　义”来考量，他的“极致”说的基调内核是唯我利己为核心的现世主义，而且这种现世　主义很彻底，彻底到已失之制衡。它并不是古代“士”所奉行的与己无关的清高飘逸，　是要把散文龟缩到“自我”的硬壳中，变成一张只能“接着吻的嘴”。

林语堂等人也积极支持周作人的观点，林语堂先是鼓吹“幽默”，后又倡导“性灵”　，积极创办刊物《论语》、《人间世》，亮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旗号　，成为散文创作“个人化”的宣言书。在这一理论体系中还有郁达夫，他的“心体说”　散文批评观点从本质上讲，也是属言志说散文批评根蔓上的果实。

言志说散文批评推崇“言志”，既把“言志”作为散文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目标，又把　“言志”作为散文批评的唯一标准，突出个人经验对于散文批评的意义。他们坚持散文　以“自我”为中心，把散文作为“私论”、“私见”的“个人化”的文体。这种批评受　制于批评家个人文化构成和情趣爱好，毫不回避个人的好恶与价值，批评充满情感倾向　和富有人情味。他们倡导散文风格要冲淡平和，主张散文絮语化、闲适化。他们的散文　批评更多的是个人心智的产物，并不硬性遵循什么法则，具有一定随意性。主张言志说　散文批评的还有梁遇春、胡梦华、钟敬文、梁实秋等。

社会学散文批评以鲁迅为领衔人。鲁迅运用杂文进行社会批评。他的散文批评经典之　作《怎么写》，对散文抒写真情实感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他提出了散文的重要审美命题　：散文的幻灭“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由于鲁迅处在文化斗争漩涡的中心—　—上海，面对形形的敌人，杂文成了他得心应手的最好的武器。他对杂文的社会效　应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杂文进行定位，强调杂文的社会功能，“是感　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坚信散文生存和发展，“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4](P5　75)鲁迅总结出系统的杂文写作理论，形成了完整的社会学散文批评体系。运用这类散　文批评方法的还有茅盾、钱杏村等。茅盾明确地主张散文应“成为新时代的工具”。[5　]钱杏村批评散文作家和作品时，始终把散文

对社会的态度作为兴奋点。他的《现代十　六家小品》名噪一时，成为社会学散文批评的代表作。

林语堂散文篇8

关键词：素质教育 讨论 能力培养 能动性 感悟性 针对性

所谓讨论环节就是在课堂上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对一些开放性的内容通过分组讨论的形式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中加强讨论环节它符合了我国推行素质教育的时代要求，践行了新课改的核心思想。

著名的教育家埃德加富尔说过：“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这句话令笔者深有感触。曾经有人用“一根粉笔一张嘴，老师从头讲到尾”来形容我国过去的满堂灌的旧式语文教育模式，以前的语文教育方法是将教学内容“填鸭式”地填进学生的大脑，注重的是学生对知识的记忆能力，而将学生对学习方法的领悟放到了次要地位。学生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知识就像无源之水，没有新思想的产生，知识的获得是十分有限的。

（二）在语文课堂中加强讨论环节有利于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

语文学习的很多内容都是开放性的，以老师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往往使学生局限在老师给出的答案中而不再思考。讨论环节的增加则可以使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出问题的结果，从而锻炼了学生发散思维的能力，也将学生从被动学习的境遇中解脱出来，激发了其对语文学习的兴趣。

（三）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加强讨论环节还有助于与大学教育接轨。

中学教育使学生过分的依赖老师的作用，往往使学生在进人大学之后产生严重的不适应。一方面，自我约束能力不够，猛然来到一个宽松的环境中不能很好的自觉学习；另一方面，学习能力不够，在大学中不能有效的获得知识。由于以上两点致使很多本来十分优秀的学生在大学中逐渐被淘汰，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十分严重的问题。如上文所说在课堂中对讨论环节进行加强可以有效的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发散思维能力、探究能力进行培养，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生不适应现象的产生，让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可以更好更快地融入其中并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在．日常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还应该注意一些问题：

（一）用讨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能动性。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例如在学习《林黛玉进贾府》一课时，在课堂上应引导学生深入讨论：(1)为什么林黛玉会如此谨慎？(2)如果你们到外婆家去是什么心理状态？会像林黛玉一样吗？(3)林黛玉如此谨慎说明了什么？对这几个问题，学生们都很感兴趣，纷纷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展开讨论，由讨论中获得认知，枯燥的课文因此而变得富有生气。

（二）利用讨论可以得到学生们的及时反馈，提高老师在教学上的针对性。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讨论，增加了教师获得反馈信息的机会和信息量，教师得以及时掌握学生认识中的偏差与疏漏，在教学中不断调整、改进自己的教学设计，修正自己的行为及其方式，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指导和强化。比如，在《孔雀东南飞》一课的讨论中，有同学认为结尾“双双殉情”的悲剧形式有些令人痛心，不如设置成一个“大团圆”的喜剧结果令人开心。就此我们组织学生展开讨论，自己设计更多的结局方式并加以辨析。同学们提出的结尾有：焦刘私奔，焦母去世、焦刘得以白头偕老，兰芝嫁太守之子很幸福、焦仲卿抑郁而终等等。但通过综合全文的主旨讨论比较，同学逐渐认识到只有“双双殉情”的结局才能提升人物形象，才能使作品的主题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如果没有由讨论而来的反馈，这一点可能就被忽略掉了。

（三）利用讨论的方式来维护学生们的心态健康，提高学生们的心理素质。

在讨论中同学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在争论中互帮互学，修正自己，接受他人，探寻知识，发现真理，学会了客观对待错误和挫折，培养了合作的意识和在集体中解决问题的习惯。特别是那些交往能力弱、成绩不理想、平时很少发言的学生加入到讨论中来，促进了学生个性与共性的协同发展和共同进步。可以说课堂讨论不只是学知识，也是学做人。

结语：由此可见在语文课堂中加强讨论环节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们应该科学地安排这一环节。提高教学品质提升学生的素质，为祖国培养栋梁之才。

参考文献：

1．孙培云．高中语文教育【J】．科技教育．2010(09)．

2．孙正君．浅谈语文教育的语感培养【J】，中国教育．2009(11).

3．陈娟．浅谈高中语文新课改与课堂讨论的实效性．学问（下半月）．2009(05).

林语堂散文篇9

[关键词]林语堂；小说研究；三元视角

[中图分类号]I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8-0005-06

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作为区分浪漫主义批评与之前批评的准备，艾布拉姆斯提出了将文学理论以及艺术一般理论分为四类（或四种“取向”）的方法。①思路如下图所示：

世界

作品

艺术家 读者

艾布拉姆斯强调文学研究诸因素同构与互动的思路，对我们具有总纲性质的启发，然而，既然我们的研究立意是站在比较文学的立场，以凸显林语堂小说作品的跨语境书写和跨语境传播开创性，考察林语堂域外小说创作独特性为旨归，那么，定然会有别于艾布拉姆斯置身单纯西方文学传统，立足作品，并且向着艺术家、世界、读者三个方面展开这种基于某种文本本源观的研究进路。②如果我们反转该图示的箭头，即强调艺术家、世界、读者三个方面对作品施加的影响，同时充分地强调诸因素之间的互渗、互动，那么，或许会更有利于生动呈现艺术家、世界、读者三元与林语堂小说之间的各话语力量既彼此共生又彼此竞技的场面，历史和现实地展示林语堂小说的生存空间和艺术场态。我们可以将这种思考图示如下：

世界

林语堂小说

↗ ↖

艺术家 读者

在此研究中，我们将把作品命定为“林语堂小说”并暂时搁置，同时，把艺术家、世界、读者理解为林语堂小说研究的三元视角并深入剖析。

一、艺术家

文学是人学。马克思说：“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各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③缺乏对艺术家个体、尤其是成熟阶段的艺术家本体特质的捕捉，可能因研究基础的薄弱而难以为继，而拘泥于既成事实，又会造成对艺术家发展缺乏综观，无力判断其艺术发展中的嬗变和超越。因此，坚持以马克思式的辩证眼光来看待人的本质和发展，注重人的本质的历史具体性：人既不是脱离社会关系的抽象物，又不是不变的凝固体。这一点，在针对作为创作主体的小说家林语堂进行的研究上，尤其具有指导价值。

（一）置身文化板块碰撞中的文化边缘人林语堂

在《八十自叙》中，林语堂曾有这样的自我描绘：

有一次，几个朋友问他：“林语堂，你是谁？”

他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只有上帝知道。”又有一次，他说：“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④

对于这“一团矛盾”，施建伟是将其放在中西文化碰撞这个典型的时代环境中进行阐述的：“林语堂身上的众多‘矛盾’，正是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的正常感应。矛盾的多寡，与碰撞空间的宽阔度，碰撞的力度，以及时间的长度都是成正比的。”⑤林语堂的基督教家庭熏陶、从小学到大学的基督教教育、在国外的多年求学和生活经历，中国现代作家中少见的中英文双语修养，加上他的敏感，他的推崇性灵而注重日常、博览群书而充满好奇、既力主近情又高倡科学等极具个性的气质，使得他对这张声势浩大且影响深远的中西文化大碰撞感受尤其分明。可以说，是林语堂的矛盾性凸显出他的独特性，也成就了他“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人生期许。

（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林语堂

由浮躁凌厉而反思徘徊，经过复归和扬弃，再到融道、儒、耶为一体这一“远景”和文化理想，这些或深刻或片面，甚至幼稚，都无不彰显其学人本色，而其底蕴，则是林语堂持之以恒的自由主义思想。

自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思想，继之以梁启超“新民说”、孙中山的“国民性改造”、胡适与陈独秀为首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自由主义的种子在中国得以生根、发芽。而林语堂所理解的自由主义，如果按照以赛亚·伯林所划分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自由概念，更多地属于后者：

凡谈民治之人，须认清民权有二种。一种

是积极的，如选举、复决、罢免等。一种是消极的，即人民生命、财产、言论结社出版自由之保障。中国今日所需要的，非积极的而系消极的民权。⑥

可以看出，林语堂始终是按照“五四”时期的启蒙理念来理解自由主义的，在他心目中，“自由”便是现代民主、科学精神等的同义词；“人的文学”就是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最好概括。⑦正是出于对“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种“人的文学”的执着，当“五四”主题由启蒙转向救亡，群体本位的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取代启蒙思想的精英地位的时候，他仍然甘心落伍，自我放逐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始终如一遵循现代人道主义价值观念，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并把个体独立人格的建设和完善看作现代性的本质和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念。林语堂这种“自我放逐”和“始终如一”，使得“林语堂式的人格可称为文化转型的‘完成时’”。⑧

（三）秉持“山地人生观”的林语堂

闽南山水不仅孕育了林语堂的生命，而且构筑了他人格和文化的心理完形结构最根本的基础。在《四十自叙诗》中，林语堂写道：

我本龙溪村家子，环山接天号东湖。

十尖石起时入梦，为学养性全在兹。⑨

40年后的《八十自叙》中，林语堂初衷不改，再次写道：

我之所以这样，都是依赖于山。这也是人品的基调……⑩

李晓宁把这种林语堂念兹在兹的“江山之助”归结为林语堂的“山地人生观”：大山赋予他“挺直而自信的个性”，使之对人间世事能坦率陈言，展露心灵独语的风范；另一方面，“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让他能反躬自省，取得某种超越，因此，“林语堂的山地人生观对西方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两种偕妄以及那种对生命悲剧性无知的空幻都无疑具有积极的批判意义”。11

弗洛伊德认为，童年的经验对于艺术家而言是灵感滋养和精神储备，它可能被忘记，但决不会消失，而是永久地埋伏在潜意识当中，成为艺术家创造活动的内驱力。林语堂曾深情地回忆：

少居漳州和坂仔之乡，高山峻岭，令人梦寐

不忘。凡人幼年所闻歌调，所见景色，所食之味，所嗅花香，类皆沁人心脾，在血脉中循环，每每触景生情，不能自已。12

乡情，经过积淀和升华，成为一种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情愫，它化入了林语堂的血脉，成了深埋在林语堂包括小说在内的整个创作生涯中最可宝贵的根。

二、世界

（一）林语堂的审美世界

在有的学者眼中，林语堂过于乐观和快乐，缺乏悲剧意识，所以显得“浅”和“薄”。但王兆胜认为这种看法是对林语堂的误读：

我不赞同这一观点。我认为林语堂不仅不

缺乏悲剧意识，而且有着更强烈的悲剧意识，只是他的表达方式与众不同而已，那就是不简单地停留在对世界、人生和生命的悲剧式感受上，而是在此基础上用审美化的人生冲淡它。13

可见，林语堂的世界更多地具有心灵化、精神化的特质。

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中，胡塞尔提出了“生活世界”（Lebenswelt）这一概念。“生活世界”就是“原则上可被直观到的事物的整体”，而所谓“直观”，“在这里意味着日常的、触手可及的、非抽象的。正因为它是一个直观地被经验之物的世界，因而随经验主体的不同而具有相对性：它可以是相对于一个个体的人而言的世界，也可以是相对于一个集体的人而言的世界”。14艺术家的审美世界，按照现象学的看法，就是通过现象学还原，排除了客观世界之后所获得的本真的生活世界。这种世界认识观，不仅与林语堂审美人生的理念心有灵犀，对林语堂所提倡的“独抒性灵”也是一种彰显。

当然，林语堂的世界并不能与哲学家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简单等同。从《生活的艺术》中可以看出：

首先，林语堂的世界是植根日常的世界：

我并不读哲学而只直接拿人生当做课本，

这种研究方法是不合惯例的。我的理论根据大都是从下面所说这些人物方面而来：老妈子黄妈，她具有中国女教的一切良好思想；一个随口骂人的苏州船娘；一个上海的电车售票员；厨子的妻子；动物园中一只小狮子；纽约中央公园里的一只松鼠；一个发过一句妙论的轮船上的管事人；一个在某报天文栏内写文章的记者（已亡故十多年了）；箱子里所收藏的新闻纸；以及任何一个不毁灭我们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或任何一个不毁灭他自己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15

其次，林语堂的世界是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中西互补的世界：

所以我对于这些作家，尤其是对于我精神

上的中国朋友，应该表示感谢。当我写这本书时，有一群和蔼可亲的天才和我合作；我希望我们互相亲热。在真实的意义上说来，这些灵魂是与我同在的，我们之间有精神上的相通，即我所认为是唯一真实的相通方式——两个时代不同的人有着同样的思想，具有着同样的感觉，彼此之间完全了解。16

更重要的，林语堂的世界洋溢着强烈的现代意识：

我也想以一个现代人的立场说话，而不仅

以中国人的立场说话为满足。我不想仅仅替古人做一个虔诚的移译者，而要把我自己所吸收到我现代脑筋里的东西表现出来。17

归结起来，林语堂的世界是经由他的性灵漂洗，既融通古今又中西互补、既植根日常又超越日常的一种现代性生活世界。

（二）林语堂世界观的成因

林语堂之所以对世界有这样的认识，同他的表现主义理念是分不开的。

和表现主义美学的最初接触，是在1919～1920年林语堂留学哈佛期间。为其任课的有白壁德（Irving Babbit），他被视为新人文主义主帅，主张恢复古典文化的精神和传统以疗救现代文明的弊端，强调秩序、纪律，贬斥卢梭式浪漫主义的个性膨胀，林语堂却对之并不以为然，他心目中最为服膺的，是白壁德的论敌斯平加恩（Joel Elias Spingarn）：

我不肯接受白壁德的标准说，有一次，我毅然决然为Spingam辩解，最后，对于一切批评都是“表现”的缘由方面，我完全与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看法相吻合。18

大约10年后（1929年），白壁德的学生吴宓、梁实秋等编著出版《白壁德与人文主义》、《文学的纪律》等，以图在中国提倡白壁德之学说。于是，林语堂再次请出斯平加恩，将他的论文“新的文评”、“七种艺术与七种谬见”，会同自己选译的克罗齐著作《美学：表现的科学》中共24节内容，连同其他几篇文章，辑译为《新的文评》，以作为针锋相对的回应：

Spingarn所代表的是表现主义的批评，就

文论文，不加以任何外来的标准纪律，也不拿他与性质宗旨作者目的及发生时地皆不同的他种艺术作品作平衡的比较。这是根本承认各作品有活的个性，只问他对一于自身所要表现的目的达否，其余尽与艺术之了解无关。艺术只是在某时某地某作家具某种艺术宗旨的一种心境的表现一一不但文章如此，图画、雕刻、音乐，甚至于一句谈话、一回接吻、一声“呸”、一瞬转眼、一弯锁眉，都是一种表现。19

然而，斯平加恩不仅是克罗齐的信徒，而且还是“简化克罗齐学说的倡导者”。20斯平加恩对克罗齐学说的简化，关键在于他扩大了克罗齐“艺术是表现”这一命题的外延，认为“一切的表现都是艺术”，从而化约了克罗齐哲学中最为重要的“直觉”这一概念，21由此以来，他将情感的自然表现和情感的艺术表现彼此等同，将一切的情感表现都当作了艺术。林语堂所接受的，恰恰正是斯平加恩化了的表现主义，与克罗齐学说之间其实有着不小的偏离。

如果说此时的林语堂对表现主义的本土化还处于萌芽和探索阶段，那么，周作人之复活明末“公安派”就恰似一场及时雨。周作人认为，新文学的根是在中国，是融入了新的科学精神的古文复兴，“胡适之的所谓‘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异点无非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22受此启发，林语堂仿佛学武之人打通了任督二脉：克罗齐的“表现”，不正是袁中郎“性灵”、“闲适”的自然流露；袁中郎的“性灵”、“闲适”，何尝不是克罗齐“表现”的有形显现？读完周作人弟子沈启无所编《近代散文钞》，林语堂禁不住为神交袁中郎而“喜从中来乱狂呼”：

因为我们在这集中，于清新可喜的游记外，

发现了最丰富、最精彩的文学理论、最能见到文学创作的中心问题。又证之以西方表现派文评，真如异曲同工，不觉惊喜。大凡此派主性灵，就是西方歌德以下近代文学普通立场，性灵派之排斥学古，正也如西方浪漫文学之反对新古典主义，性灵派以个人性灵为立场，也如一切近代文学之个人主义。23

就这样，以袁中郎为中轴，下至李渔、袁枚、金圣叹，上至坡、陶渊明，乃至溯源至庄老，林语堂建构起他心目中的中国文学脉络；通过创造性地将这种“表现主义”与中国传统的道家人生哲学相互嫁接，林语堂完成了西方“表现论”和中国“性灵论”的美学整合。

三、读者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林语堂的小说写作开始于出国之后，是在现代文学上已经取得一定声名的前提下开始的，因此，他的既有读者观，即使在承认林语堂英文小说写作是一种成功创举的前提下，仍然无疑地会渗透到他对自己小说的隐含读者或解释团体的预测之中，或者至少起到参照系的作用。更何况林语堂小说的读者，不仅有国外英语世界读者群，也有主要以其作品翻译本为阅读对象的国内读者群。可以说，林语堂小说这种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现象，要求我们必须关注读者，关注林语堂处于承续与超越进程之中的读者观。

（一）读者模式与读者观模式的转变

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陈平原从小说叙事的时间、角度、结构等方面，指出了中国小说在东西文化碰撞中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现代性追求。他分析说：

承认小说叙事模式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那么，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24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陈思和先生对这一转化的过程做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

这期间包括了旧的文化价值体系随同旧制

度崩坏而流失民间，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几经聚散仍未成形，两者之间的主流文化在价值取向上表现出无法掩饰的虚无性与蜕变性，以至失落了精神庇护所的知识分子在风雨飘摇中无家可归，苦苦寻求。25

而中国现代传媒正是在这一时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据辛亥革命半年后的统计，全国报社已达500家之多；从光绪二十年（1895）强学会出版发行的《中外纪闻》起到民国元年发刊的《新纪元》止，先后创刊发行的期刊杂志就有238种；“五四”时期，仅1919年、1920年两年时间内创刊的期刊杂志就近百种；1921年到1927年春，六年间，各党派创办的各种类型的期刊杂志达500多种，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以往各个时期所办杂志的总和。26

直观地说，一定程度上，正是现代传媒的迅猛发展，造就了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也培养了他们的新型读者观。现酬制度的规范，让作者有了谋求安身立命的新的可能；与读者之间那种“知识精英”与“人民大众”的关系，让他们更多地确立起“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和使命担当；在互动中，作为“受众”的读者群体，既是有待启蒙的对象，又是与之共赴现代性追求的伙伴。知识分子的古典庙堂意识不可挽回地失落了，但虚拟的现代广场意识却随着传媒事业的发展而日益勃发，启蒙担当的岗位意识也在与传媒的互动中日渐醒豁。

（二）林语堂的读者自觉意识

林语堂一直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读者意识。

这种鲜明的读者意识首先是与他的杂志人经历是分不开的。林语堂曾说“杂志的意义，在能使专门知识用通俗体裁贯入普通读者，使专门知识与人生相衔接，而后人生愈丰富”，杂志的宗旨在于“使写文章不再成为文人的专利，使爱看杂志者也不限于文人”，这样就可能达到“人人都写文章，人人都读杂志”的局面。27可见，他清楚地认识到了对于大众文化的兴起之于读者群体的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性。

林语堂的读者意识又是和他自己“近情”和“性灵”的文风和人生态度彼此呼应的。

在《作文六诀》中，林语堂反对道学文章，提倡晓畅文风，而他所指出的六条要诀中，有两条都和读者有关：

感动读者——读者是喜欢受感动的。要感

动他，自然先要取得他对你的信仰……自然，你得先懂得内行话，这不必说了。最要是，你得看向谁说话。

敬重读者——文字有作者与读者双方关系，读者固然要敬重作者，作者亦应当敬重读者，谁也不可看不起谁，不然使双方感觉无聊，读者掩卷而去了。恐怕文人最普通的毛病就在此地。28

“感动读者”和“敬重读者”的关键则在于“把读者引为知己”：

我创出一种风格，这种风格的秘诀就是把

读者引为知己，向他说真心话，就犹如对老朋友畅所欲言毫不避讳一样。所有我写的书都有这个特点，自有其魔力。这种风格能使读者跟自己接近。29

从散文时代到小说时代，林语堂的读者观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他从散文向小说过渡期间的两部代表性著作《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就具有代表性。

大多数研究者都因这两部著作而注意到林语堂包括小说在内的英文作品所具有的“对外讲中”特征：林语堂之撰写《吾国与吾民》，正是响应了赛珍珠及其所代表的广大美国人民对遥远而神秘盟友的好奇，满足他们“清晰正确地说明中国”这种期待；林语堂关于撰写《生活的艺术》的缘起说明，更广被引用：

《吾国与吾民》出，所言非此点，而大部分人

注目到短短的讲饮食园艺的“人生的艺术”末章上去，而很多美国女人据说是已奉此书为生活之法则。实在因赏花弄月之外，有中国诗人旷怀达观、高逸退隐、陶情遣兴、涤烦消愁之人生哲学在焉。此正足于美国赶忙人对症下药。因有许多读者欲观此中底奥及一般吟风弄月与夫家庭享乐之方法，所以书局劝我先写此书。不说老庄，而老庄之精神在焉，不谈孔孟，而孔孟之面目存焉。这是我写此书之发端。30

西方文化中重视个性、强调自我意识和内省这一普遍特征，美国文化中源于移民立国、多种族杂居而看重平等、亲民意识这一个性特征，得到了林语堂的高度注意，并被他成功运用，体现为阐述自己立场的有效切入点。譬如：在《吾国吾民》中，他说：“在这一本书里头，我只想发表我自己的意见”，他声称自己的读者既不是中国的“大爱国家”，也不是可能随意在自己书中寻章摘句的“西方的爱国分子”，他宣称：

我这一本书是写给淳朴而忠恕的一般人的，

忠恕之道为古代中国之特长，今则已成绝响，我的这一本书，只能受知于这样纯朴的观点。我所说的话，是只说向那些尚未丧失人类基本德性的人们，因为只有这些人才能理解我。31

在《生活的艺术》中，他强调：

本书是一种私人的供状，供认我自己的思

想和生活的经验。我不想发表客观意见，也不想创立不朽真理。我实在瞧不起自许的客观哲学；我只想表现我个人的观点。我本想题这书的名字为“抒情哲学”，用抒情一词说明这里面所讲的是一些私人的观念。但是这个书名似乎太美，我不敢用，我恐怕目标定得大高，即难于满足读者的期望，况且我的主旨是实事求是的散文，所以用现在的书名较易维持水准，且较自然。32

总体而言，对于林语堂读者观中随着读者群体的改变而明显吸纳在内的典型西方文化元素，研究者尚未给予足够重视。

（三）文化传播视野中的林语堂读者观

尽管读者不同了，但林语堂对读者的敏感却并未改变。当他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时，显得尤其清醒。

早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一文中他就敏感地认识到中西读者之间的“受众差异”。这篇文章本来是1932年春在英国牛津大学和平会上的英文演讲稿，当翻译成汉语，收入自己的《大荒集》时，林语堂特地加了按语：

此篇原为对英人演讲，多恭维东方文明之

语。兹译成中文发表，保身之道既莫善于此，博国人之欢心，又当以此为上策，然一执笔，又有无限感想，油然而生。（一）东方文明，余素抨击最烈，至今仍主张非根本改革国民懦弱萎顿之根性，优柔寡断之风度，敷衍逶迤之哲学，而易以西方励进奋图之精神不可。然一到国外，不期然而起心理作用，昔之抨击者一变而为宣传，宛然以我国之荣辱为个人之荣辱，处处愿为此东亚病夫作辩护，几沦为通常外交随员。事后思之，不觉一笑……33

在文末，他提醒说：“愿读者就中国文化之弱点着想，毋徒以东方文明之继述者自负，中国始可有为。”

1936年去国之后，林语堂在美30年的著译生涯中，将自己的主要读者群划定在英语世界，但是，他对中国文化的自豪感、对中西文化融通的追求，仍然深深打动着他的读者们。这方面的极佳证据，就是他所“编译”的《中国传奇》。他在书前写道：

就编译根本宗旨论，需要人性为本：“短篇

小说之主旨在于描写人性，一针见血，或加深读者对人生之了解，或唤起人类之恻隐心、爱、同情心，而予读者以愉快之感”；

就传播要义论，需要沟通交流上的无“隔”：“小说当具普及性，不当有基本上不可解处，不当费力解释，而后方能达到预期之目的。本书所选各篇中，若干篇具有远方远代之背景与气氛，虽有异国情调与稀奇特殊之美，但无隔阂费解之处”；

就选择对象论，需要展现中国文化中精彩的一面，所以“极”者不录，挖肝食心的“极恐怖可畏”者不收；

之所以不选明代短篇小说总集中的作品，是因为道学气味浓郁而趣味不浓，“主题皆陈陈相因，叙述亦平庸呆板”；

之所以各种体裁中以爱情小说为主，是因为“无论犯罪小说、冒险小说，或神怪小说，不涉及爱情者甚少。由此可见，古今中西，最令读者心动神往者，厥为男女爱情故事。”34

四、结语

小说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比较文学现象，林语堂体现出鲜明的承续与超越特征，这种特征生动地展现在艺术家、世界、读者这种三元框架之中，透过艺术家把握林语堂的文化边缘特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人格符号和人格滋养，透过世界把握林语堂的性灵与表现中西合璧的审美世界观，透过读者把握林语堂的文学追求和文化传播策略，构成了我们“在场”地把握林语堂小说创作和艺术成就的基础。

[注 释]

①美·M. H. 艾布拉姆斯著、郦稚牛等译：《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②艾布拉姆斯深受新批评学说濡染，而且对于文本为尚这一基本观点他始终不懈，关于他对于极力消解文本、抵抗文本中心性的解构主义所进行的批评，可参他的新著： M. H. Abrams， Doing Things with Texts： Essays in Criticism and Critical Theory， ed. Michael Fischer，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mpany， 1989.

③转引自吴功正：《小说美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④⑩1829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5页、第255页、第281页、第303页。

⑤施建伟：《林语堂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66页。

⑥2328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四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页、第145～146页、第66～68页。

⑦这并非专属周作人的概念，譬如，茅盾说：“人的发现，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郁达夫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的，为道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参见王晓明：《潜流与漩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页。

⑧施萍：《林语堂：文化转型的人格符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第15页。

⑨万平近编选：《林语堂选集》（上册），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565页。

11李晓宁：《江山之助：闽南山水与林语堂》，见戴冠青主编：《积淀·融合·互动：东南亚华文文学与闽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第269页。.

12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六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4页。

13王兆胜：《闲话林语堂》，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14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31页。

15161732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二十一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第3～4页、第5页、第1页。

19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二十七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191页。

20美·雷纳·威莱克著林骧华译：《西方四大批评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21在克罗齐美学中，“艺术”概念是内在地严格限定了的，它不是常人理解的艺术而是“直觉”，是一种内在的心灵活动及其在内心中的产物；“直觉”则是“一种超然独立的心灵活动，它是对其对象的单纯审视，不肯定或否定它是什么，不追问其意义和关系，不涉及一般和共相，甚至也不做主体和对象、现实与非现实的区别，只将其作为单纯的个别形象来把握，这就是直觉，它是一种前逻辑的认识活动”。参阎国忠主编：《西方著名美学家评传》（下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185页。

22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1页。

24陈平原：《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4页。

25陈思和：《论知识分子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见《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页。

26周海波、杨庆东：《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6页。

2730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八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148页、第300页。

31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二十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

林语堂散文篇10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6）17―0051―01

在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的大浪潮下，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初中语文的教学实践活动中也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总结信息技术与初中语文教学相整合时体现出的优势后，也提出了将信息技术与初中语文教学相整合的具体策略，以期通过对两者的有效整合来提高初中语文课堂的教学效率和激发出新的发展动力，并在培养学生学习的热情上也帮助学生更好地拥有实践水平与创新精神。

一、信息技术在创建初中语文高效课堂中的优势

1. 有利于语文课堂的整体把握。于教师而言，利用信息技术可以实现在备课过程中对课文的整体把握与填充，做到将课文的写作背景与内容合而并重地讲授给学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于学生而言，通过观看教师制作的电子教案以及收集来的趣味性十足的课文背景知识后，可以调动起自己的多种感官来综合学习新的知识，以此来促进初中语文课堂教学实践活动的顺利有效进行。

2. 有利于解决初中语文教学过程中产生的重难点。这主要体现在教师在讲授具有抽象概念的课程时，往往可以利用网络上的影音及动态图片讲解资源等，对课文中出现的使学生较难通过文字理解的画面都通过这一信息技术形式直观地展现在学生面前。如，《苏州园林》一课中，对于从未去过苏州园林的学生来说，要理解文中所说“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副完美的图画”这句话就显得比较困难了，为此，我们可以通过从网络上下载苏州园林的相关图片和影像资料来加深学生对于这句话的理解，使得学生在课文的学习过程中如身临其境般，感受作者描绘出的隽永画卷。

3. 有利于学案导学的推进与完善。学案导学，顾名思义即是指以学案为载体、以导学为方法的一种教学模式，教师在此过程中起指导作用，学生起自主学习的主导作用，并实现师生之间的共同合作学习，以求达到共赢的学习理念。学案在这里可以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教师将学案下发给学生后，学生可以利用多媒体手段对课文的写作背景和作者资料进行收集和查阅整理，然后根据教师的学案流程进行一一预习，这样可以使得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更容易跟上教师的思路，利于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学生通过对学案的预习也可以利用多媒体搜寻到的资料来扩展自己的想象思维和创新能力。而利用信息技术更重要的一点也体现在，学生在对这些课外资料的查找过程中，也可以倾听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所发出的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和意见，这无疑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大语文课堂的教学理念。

4. 有利于突出教学风格。将信息技术与初中语文教学相整合的很重要一点即是在此基础上，可以发挥出教师的不同教学风格，体现教师自身的教学魅力。如，在一些班级氛围较为沉闷的班级上课时，教师可以适当做些生动活泼带入性强的课件来讲授知识，必要时也可以配备影音资料以活跃课堂气氛，帮助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另外，在对于教学课堂相对较为活跃的班级教学时，教师也应该相应做一些较为严肃的课件来约束学生太活跃的氛围，以帮助教师更好地管理教学中的课堂纪律。

二、利用信息技术构建初中语文高效课堂的具体措施

1. 引导学生利用信息技术的搜寻做好课前预习。教师可以通过提前设置预习题目使得学生在课后利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搜集资料时，做到方向明确，并通过这种搜寻活动可以帮助学生对课文主体内容进行提前预热，在初步了解文章的背景知识后，建立起对文章的整体把握和更加深入的体验到课文所营造出的意境，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