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祖国的寄语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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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贸易术语是长期在国际贸易实践中产生的，用来表明商品价格构成，说明货物交接过程中有关的风险、责任和费用划分的问题，以文字或缩写字母的表示的专门用语[1]。在《2010年通则》中，贸易术语被划分为四组不同的基本类型：e组(exw)，即卖方在自己的地点为买房备妥货物；f组(fas、fca、fob)，要求卖方将货物交给买方指定的承运人；c组(cfr、cif、cpt、cip)，卖方须订立运输合同，但对货物灭失或损坏的风险已经装船和启运后发生意外事故所产生的额外费用不予承担责任；d组(dat、dap、ddp)，卖方必须承担把货物交至目的地国所需要的全部费用和风险。
随着国际运输技术的发展，包括货物集合化，集装箱运输、多式运输和滚装运输的日益扩大使用，以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作为卖方完成交货义务的fob、cfr和cif术语已不能适应新的运输环境的需要。传统贸易术语fob、cfr和cif的弊端显现，特别是我国一些内地省份外贸也非常发达，如采用fob、cfr、cif等会直接导致卖方的交货的风险扩大，费用负担增加，影响收汇时间，增大了收汇风险。而与之相对应的fca、cpt、cip则恰恰适应了这种新的运输环境，地位也日益突出,它们不仅适用于铁路、公路、海洋、内河、航空等单一方式的运输，也适用于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运输方式相结合的多式联运，更加方便当事人对货物的交接。
我国很多内陆进出口企业他们长期固有的习惯使用fob、cfr以及cif三种传统的贸易术语，而对fca、cpt、cip等属于不习惯采用，可能原因在于他们对传统贸易术语以及熟练运用并产生一定的依赖性，而对fca、cpt、cip 的认知程度却不高[2]。况且，内陆地区狭小的贸易份额也阻碍其应用。但目前，随着加工贸易企业内迁，内陆地区的贸易份额逐年上升，像fca这类术语的优势也会随着多式联运的发展而体现出来。个人认为，正确选用贸易术语对贸易的顺利完成至关重要。企业首先应区分fca、cpt、cip相对于传统的贸易术语fob、cfr和cif使用不同之处和优势所在，以及他们各自的风险转移界限以便更好地选用。
一、fca与fob的主要区别[3]
fca的风险转移是在货物交给承运人指定地点的那一刻。因此依据fca，如果贸易出口公司是在我国一些内陆地区，他们从工厂到装运港船舷之间的陆路运费将作为国际费用参与价格谈判，成为价格的组成部分，由买方承担；而fob是在货物运过船舷的那一刻，这样出口就要方负责将货物运往装运港并承担货物从内陆工厂到装运港船舷之间的陆路运费和保险费。
很明显，对于我国许多内陆远离港口的贸易出口公司，如果选择适合水上运输的fob 贸易术语则会带来交货延迟、费用增加、结汇时间延迟、无法享受真正的“仓至仓”待遇以及这些因素所带来的风险。然而选用fca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fca 术语适合于一切运输方式，这样就会减少内陆出口货物的运输损耗，节约成本，使商品更具价格竞争优势，并可缩短制单结汇的时间，享受国际运输保险的“仓至仓”条款待遇。
二、cpt与cfr的主要区别
cfr 是成本加运费到指定目的港，装运港货物越过船舷卖方即完成交货，所以交货后货物灭失或损坏的风险以及由于各种事件造成的任何额外费用，都将由卖方转移到买方。cpt是运费付至指定目的地。卖方必须自负费用订立将货物运至指定目的地的运输合同，提供通常的运输单据，并负责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将货物交给约定地点的承运人，也就是说cpt是卖方要一直承担风险直到货到目的地。在cpt中，卖方支付的运费实际已经包含了装卸费用，因此不存在装卸费用谁负担的问题，减少了贸易中因装卸费用支付而造成的各种纠纷。
三、cip与cif的主要区别
cif贸易术语只适合于海运、内河航运等水上运输方式，而cip贸易术语适用于多种运输方式。对于我们国内陆地区的贸易而言，cip比cif更适合。不仅如此，从风险转移的界限看，cif贸易术语适用于水上运输方式，买卖双方所承担的风险以装运港船舷为界。对内陆出口企业来说，在货物交由陆路运输的承运人接管后，便丧失了对货物的实际控制权，正是由于不能实际控制，所以承担的责任和风险相对来说比较大。而如果采用cip贸易术语，则无论在什么地方，以哪种方式运输，出口方的风险、责任都以货交承运人为界，只要将货物安全移交承运人即完成自己的交货任务，以后的货损等风险都与出口方无关，这大大减少了出口方的责任。因此cip对内陆贸易发展更为有利。
从fob和fca，cfr和cpt，cif和cip三组贸易术语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新三种”相对于“老三种”，其适用范围、交货和风险转移地点、费用承担、运输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在出口业务中，如果货物是以集装箱装运或多式运输方式，采用“新三种”较为有利。
篇2
【关键词】会计准则 租赁 会计信息质量
一、租赁会计准则的演进及现行准则
租赁业务如今已成为企业表外融资的一种手段。在此背景下，如何让财务报表充分、公允地反映出各种租赁业务的经济实质成为了改善会计信息质量的关键问题。
现代租赁最早在美国兴起。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1976年颁布了《财务会计准则第13号――租赁会计》。1980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公布了第17号国际会计准则《租赁会计》（IAS 17）的征求意见稿，并于1984年正式生效。随后，IAS 17经历了多次修订。2013年5月，征求意见稿ED/2013/6，对现行准则的一些重要概念进行了修订，可谓是租赁准则的一次重大改革。2019年，IAS 17将正式被新准则IFRS 16取代。
IAS 17的目的在于为出租人和承租人的租赁业务提供合适的会计政策与披露。现行准则将租赁分为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划分标准为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实质上是否转移，并列出了实际操作中的一些判断标准。
对于融资租赁，IAS 17规定承租人应以租赁开始时在资产负债表上确认资产和负债；出租人应在其资产负债表内核销已用于融资租赁的资产，并以租赁投资净额列作应收款项，将应收租赁款视为对其投资以及服务的补偿和回报，作为本金回收和利息收入处理。
对于经营租赁，承租人一般应将租赁付款额在租赁期内按直线法确认为费用。出租人应按资产的性质，在其资产负债表上列示经营租赁资产，形成的利息收入应按直线法在租赁期内确认为收益。
二、国际准则的发展
（一）2013征求意见稿背景及进展
现有准则的缺陷主要是其对于租赁的分类方式。
首先，包括美国SEC在内的许多机构在2005年就报告了表外业务的问题。许多报表使用者会调整财务报表，将承租人的经营租赁资本化，但现行准则下承租人不确认经营租赁产生的资产和负债，且报表附注提供的信息不足。另外，两种不同的会计模式导致一些经济实质相似的业务有时会面临截然不同的会计处理。最后，有批评指出现有对于出租人的要求不足以披露出租人的信用风险和资产风险。
针对以上对现有准则的批评，IASB在2013年5月了修订的征求意见稿，新准则IFRS16于2016年1月，将于2019年生效。
（二）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
征求意见稿对现行准则的修订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两租合一：取消了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的分类；“使用权”代替了“风险和收益”；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租赁双方要对租赁期、担保余值等进行重估，并相应调整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融资性售后回租交易分为“销售”和“租赁”两项交易进行会计处理。
征求意见稿要求企业在租赁起始日基于“承租人预期是否会消耗所租资a经济利益的不可忽视的部分”将租赁分为A、B两类。总体来说，房地产的租赁为B类，房地产以外其他资产的租赁为A类。如果非房地产租赁的租期只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一小部分，或租赁付款额现值只占租赁开始日资产公允价值的一小部分，那么应将其划分为B类。这一改变导致形式上不再存在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
在新准则下，承租人对于所有租赁都要确认一项“使用权资产”和一项租赁负债，初始计量金额为租赁付款额的现值。对于A类租赁，后续按摊余成本计量租赁负债，并按预计未来消耗使用权资产经济利益的模式摊销。对于B类租赁，后续按摊余成本计量租赁负债，在每个期间的摊销额使承租人在租期内按直线法确认总租赁成本。
出租人对于A类租赁，核销租赁资产，确认一项租赁应收款项和一项剩余资产。同时需要确认租赁应收款项和剩余资产的利息收入和租入日发生的所有相关的收益。对于B类租赁，继续确认租赁资产，并且在租期分期确认租赁收入，通常使用直线法。
（三）新模式对承租人财务报表的影响
资产负债表：租赁资产上升、金融负债上升，资产负债率上升；所有者权益下降。对于目前有较大额表外租赁的承租人来说，新准则将使租赁资产和金融负债大幅上升，因此在租赁开始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上升。后期，租赁资产的账面价值通常比租赁负债下降得快。这使得目前有较大额表外租赁的承租人报告的所有者权益会下降。
利润表：EBITDA大幅上升、营业利润上升、税前利润保持稳定。由于现行模式下，所有表外融资的租赁费用都包含在营业成本中，而新准则下，内含利息在财务费用中披露，因此EBITDA会大幅上升。由于折旧与摊销上升，营业利润会有稍小的增幅。由于财务费用增长，税前利润将保持稳定。
现金流量表：经营现金流上升、融资现金流下降、总现金流保持稳定。准则的变化并不会导致实际总现金流的变化。现行准则下，表外租赁的现金流出在经营活动中列报，而在新模式下，所有租赁负债的本金偿还包含在融资活动中，利息也可以在融资活动中列报。
三、新准则对我国企业的影响
此次修订的初衷是披露表外融资项目，增加财务报表的信息含量。征求意见稿对租赁新的分类方式能降低操纵经济业务可能性。我国准则在划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时，存在“租赁期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75%及以上”和“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通常掌握在90%及以上”这两条分界线。这种做法一方面增加了准则实施的客观性，但另一方面给了企业操纵的空间。为了隐藏负债，企业可能设计租赁条款，使得条款接近但不越过这两条分界线，按照经营租赁处理。征求意见稿对租赁新的分类减少了设计租赁条款的空间。
实施新准则也有成本。征求意见稿要求企业在报告日对租赁期进行重估等条款将增加企业财务报告的成本。此外，若我国跟随国际准则调整，会导致承租企业财务杠杆提高，短期内融资难度会增加。
我国资本市场起步晚，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为了适应全球化发展，我国会计准则势必会跟随国际准则的发展。租赁国际准则的此次修订彻底内化了企业的表外融资业务，增加了财务报表的决策相关性。而我国租赁行业发展尚不成熟，更有理由跟随这一新发展，权衡成本与收益，防止表外事项造成的严重信息不对称对资本市场产生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Deloitte，IFRS Project Insights：Leases，2015.4.
[2]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Board （IASB），Exposure Draft：Leases，2013.5.
[3]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Board （IASB）， Project Update：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Leases Standard，2015.3.
[4]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2006.
[5]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解释，2006.
篇3
［关键词］高校体育；产业化；问题；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52-0207-02
体育产业是指生产体育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提供体育服务的各行业的总和。作为体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高校体育,其适应市场经济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其自身的产业化。高校体育产业化,既有利于解决高校体育人才培养资金的部分来源,又能够满足师生和周边居民体育健身的迫切需求,促进全民的健康运动。但是,我国高校体育在产业化方面还存在着众多问题,阻碍着产业化的发展。本文主要总结了四点不足,并对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1 现阶段我国高校体育产业化存在的不足
1.1 高校体育产业化观念不够开放、产业化理论缺乏
高校体育产业化程度和高校相关部门领导的观念息息相关。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观念和思维定式,体育的公益性、福利性被广泛认可,而对体育的产业性、经营性至今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由于学校体育也是教育的一部分,很多领导认为学校体育也属于非营利性的而忽视了学校体育资源也可以部分产业化,缺乏市场观念；二是仍未建立高校靠自己资源优势创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缺乏整体观念和长期观念；三是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对立起来。
1.2 相关政策法规的支持力度不够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体育产业化发展的相关政策、法规,如俱乐部法人资格、经理人资格的确认,教练员、运动员的职业化,运动员转会制度的不断完善等。足球、篮球、乒乓球等体育竞赛产业的形成与规模化也成为我国体育产业化的排头兵,体育产业的商业化运作已初见成效。但我国高校体育产业化还缺乏相应的政策法规支持,限制了体育教育业的繁荣与发展。
1.3 高校体育场馆设施陈旧,管理落后
由于我国高等学校体育经费来源于国家对教育事业的行政性拨款,各高校体育经费所占比重很低,一般仅为1%左右,造成许多学校体育场馆年久失修、设备陈旧,各种体育设施、器材严重缺乏。由于硬件设施跟不上,造成高校体育课教学内容的安排缺乏新意,不能满足学生的兴趣需求,从而抑制了学生个性、习惯的良性发展，导致了学校周围的录像厅、台球厅、网吧的兴旺。此外,高校体育场馆缺乏高素质专业管理人才。高校体育场馆一般由二级体育部门兼管,而体育教学部没有专职的体育管理人员,都是教师编制,主要精力在体育教学上,这一部分人员一般都没有受过专门的培训,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高校体育场馆管理与运营模式的滞后。但随着场馆的日益增多,这一切都与高校体育教学部的首要任务即体育教学发生了矛盾。如投入更多人力、精力加强管理经营,难免有本末倒置之嫌,否则,又不能充分利用场馆等硬件资源,造成资源的浪费。
1.4 我国高校体育产业发展缺少市场化运作的商业赞助
由于目前大部分高校体育没有依靠商业规律和市场规律来进行运作,主要还是政府或主管部门的指令性赞助和公益性赞助。所以,获得的企业赞助只是单纯建立在广告的基础上,去掉广告因素,就是政府或主管部门的指令性赞助和公益性赞助。企业还没有把高校体育运动作为企业发展的一个环节,没有把校园体育运动作为企业文化的延伸来发展。另外，高校体育赞助还很不规范,资金流向缺少透明度。明晰赞助行为,是校园体育赞助健康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
2 我国高校体育产业化的解决对策
2.1 转变思想,更新意识
在当前我国社会大发展的宏观背景下,转变思想,更新意识,树立全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新体制,是优化提升高校体育场馆产业化经营水平的首要环节。我国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大一统”的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模式,未能全面而有效地开发实施体育场馆的社会,单一行政领导式的管理模式严重扼杀了体育场馆市场化运营的内在需求。对这种不合时宜的体制必须进行全面而充分的改革,以最大限度地激活体育场馆自身的内在活力。一方面,广大体育场馆运营管理的领导者以及从业人员必须坚决抛弃对“市场”、“经营”、“创收”等的排斥心理,适时地调整体育场馆的市场化、产业化运营道路,积极创造条件开拓产业化运营管理的新路子,进一步促进体育场馆产业化开发管理的合理有效实施；另一方面,面向社会,广开思路,采取多种方式手段,如实行公司制、俱乐部制、承包制、租赁制等,使高校体育场馆拥有更大的自、充分发挥体育场馆自身内在的积极性,更好地以市场为导向,促进体育场馆的可持续发展。
2.2 加快高校体育产业政策法规的制定与指导,克服体制困境
针对华中地区高校体育产业微观主体的所有权由学校控制,产权结构不合理、产权关系不明晰的现状,我们需要加快有关高校体育产业政策法规的制定与指导。加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校体育产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尽快形成一定规模的、集约化经营的高校体育产业,满足广大高校师生员工多元化体育的需求。
2.3 加大高校体育资金投入,完善管理
高校体育产业化是在满足学生锻炼的基础上,对高校体育资源经营的一个过程。场地和场馆是体育产业化最重要的资源,也是保证正常教学、训练和课外体育活动的物质基础。只有加大对体育的投入,建造一流的场地和场馆,完善体育场馆和场地的配套设施,才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体育赛事、企业投资、商业赞助等。这样才能形成投入与产出的良性循环,使投入得到更大回报。体育市场中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资源,解决体育市场人才资源短缺和提高体育产业运作人员的素质是体育市场向成熟发展的关键。高校体育产业发展必须具有能够为体育市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能力。
2.4 宣传高校体育资源及树立品牌,吸引商业赞助
体育赞助能够很好地促进体育产业化发展的进程。加强对高校体育资源市场的宣传力度,使更多企业和公司认识到高校体育资源市场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增加他们的投资力度。在职业体育和竞技体育赞助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寻找新的赞助投资市场,增加企业、公司产品的知名度和形象是企业和公司迫切需要的。高校作为一个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具有很大的潜力和吸引力。高校应该利用自身在社会中的知名度,有选择地和公司企业进行合作,由公司、企业冠名投资赞助,借助企业、公司的资金发展高校体育资源,促进高校体育事业发展。同时企业、公司借助高校的知名度来提高自身形象,使企业、公司增强在社会中的营销实力,觉得有利可图。
参考文献：
［1］刘宁凌.对我国高校体育产业的调查与研究［J］.企业经济,2008(12):114-116.
篇4
摘要:我国的经济适用房与新加坡的组屋存在很多相似点,因而其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适用房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在比较两国住房制度的基础上,从申购条件、建设资金来源、价格管理措施、监督措施等方面进行政策的剖析比较。从对比中寻找差距,发现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适用房;组屋;政策比较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5011002
1两国住房制度的比较
1.1新加坡的住房制度
新加坡土地面积小,人口却相对较多,住房建设成本高,一般家庭无力自行解决住房问题,因而新加坡政府进行大规模的住房建设。新加坡政府为解决住房问题成立了两个法定机构:建屋发展局和中央公积金局。建屋发展局所需的建设资金是通过资本市场获得的,但主要是依赖向政府的借款。同时,政府在土地、劳动力和建筑材料方面要为建屋发展局提供必要的便利。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局的公积金计划是一项强制住储蓄计划,以用于养老和失业救济的需要。它由雇主和雇员各负担一半,其缴交水平依经济发展而定。推行这种制度预筹了大量资金,构成建屋发展局的重要资金来源。
1.2中国的住房制度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实行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以租养房”的公有住房实物分配制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逐步实行了住房制度改革,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城镇住房制度,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把各单位建设、分配、维修、管理住房的体制变为社会化、专业化运行的体制;把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方式;建立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象、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经济适用房供应体系和以高收入家庭为对象的商品房供应体系;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政策性和商业性并存的住房信贷体系。
2住房管理的重要环节对比
2.1申购条件的设置
2.1.1新加坡组屋的申购条件
新加坡的组屋分配制度公开严格透明,主要规定如下:
(1) 有资格购买组屋者必须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2) 必须是两人以上的家庭或35岁以上的单身人士,与父母同住者可优先配房。
(3) 按轮候制等候配售。所有符合分配条件的同一区域申请者,按其轮候顺序从可分配的组屋名录中依次选择其满意的组屋。
(4) 同一户人家不允许购买第二套组屋。
(5) 按收入决定购买类型。
2.1.2我国经济适用房的申购条件
我国《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规定,城市中低收入家庭申请购买经济适用房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 具有当地城镇户口。
(2) 家庭收入符合市、县人民政府划定的低收入家庭收入标准。
(3) 无房或现住房面积低于市、县人民政府规定的住房困难标准。
经济适用房供应对象的家庭收入标准和住房困难标准,由市、县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商品住房价格、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居住水平和家庭人口结构等因素确定,实行动态管理,每年向社会公布一次。
2.2建设资金来源
建屋发展局是新加坡国家发展部下属的法定机构,是该国最大的住房发展商和公共住房管理机构。建屋发展局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项:一是政府建房贷款;二是购房资金贷款;三是政府津贴。
我国经济适用房建设资金的来源渠道包括财政拨款、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社会保障、社会捐赠以及土地出让金净收益的部分资金。当前主要的资金来源是财政拨款和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但对经济适用房建设而言,这两种融资方式均呈现出供给不足、极不稳定的特点,这与房地产开发及租金补贴所需的大额、连续的资金需求是相悖的。
2.3价格管理
为了使组屋尽可能覆盖大范围并为大多家庭所接受,新加坡建屋发展局用可支付指标来衡量屋价,即90%第一次申请者可负担三房式的价格,70%第一次申请者可负担四房式价格。总体上,组屋售价约相当于市场价的1/2。
我国经济适用房价格以保本微利为原则,实行政府指导价。其上浮幅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核定价格时确定,下浮幅度不限。经济适用房基准价格由开发成本、税金和利润三部分构成,并在此基础上计算楼层、朝向差价,形成最终的售价。
2.4监督措施
我国相关法律对经济适用房交易双方的不诚实行为的惩罚力度较小,对违规售房者,多是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收回,不能收回的,由建设单位补缴价差;对骗购者,通常也只是追回或由购买人按市价补足购房款。另外,对经济适用房的审核还停留在查书面资料和网上公示阶段。这种粗放的审核方式给一些人留下了暗箱操作的空间。同时与新加坡公务员制度相比,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偏重“能”的要求,放大学历和资格考试的重要性,公务员面试也存在许多违规现象,而且后期廉政考核工作动力不足。
3经济适用房存在的问题
3.1经济适用房购买对象的界定不明晰,对于购买类型缺乏严格的参照标准
与新加坡组屋公正严明的分配制度相比,我国相关法规中对购买对象的界定则相对模糊。根据规定,具体收入标准由地方政府按当地实际情况自行确定。由于没有权威部门提供判定家庭收入的精确标准,有些经济适用房开发商把销售对象定位在收入偏高的群体,这明显违背了经济适用房的建设目的和财政补贴的支付原则,不仅没有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反而产生“劫贫济富”的负效应。
3.2建设资金相对匮乏
新加坡的组屋建设有庞大的中央公积金库作为其资金来源的有力保障,确保组屋建设顺利平稳地进行。而我国经济适用房建设资金的来源渠道则相对不稳定。
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经济不太发达、财政实力较弱的城市甚至无法提供足够资金用于经济适用房建设。而住房公积金制度在我国发展并不成熟,其增值收益很少且不稳定,在提取风险准备金、支付管理费用后,剩余资金大都不足以支持经济适用房建设。同时由于我国社会保障涉及的保障项目较多,针对的人群广泛,因此可用于经济适用房的资金也十分有限。而土地出让金净收益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息息相关,其运用也受到极大限制。
3.3定价标准欠合理,透明度较低
新加坡组屋以可支付指标来衡量屋价,以社会大众的支付能力为组屋定价的主要出发点,落实了“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宗旨。
我国经济适用房的定价主要从建设成本出发,以保本微利为原则。尽管政策一再规定房地产商的利润不能超过3%,但开发成本及相关费用是由房地产商自己计算的,行业隐私的不公开就难以掌握真正的利润空间有多大,从而降低了经济适用房定价的透明度。
3.4容易滋生寻租腐败行为
新加坡政府凭借其严厉的惩罚措施和严密的公务员制度,确保了组屋建设及销售全过程的公平、公正与公开。
在我国,国家下达投资计划后,把权利下放到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决定土地使用权的归属以及经济适用房的分配。经济适用房虽然价格比一般商品房低,但在一系列优惠政策下,仍有很大的利润可图。而房地产商必然会为谋求这一获利机会而对相关官员实施贿赂等行为,从而滋生了寻租腐败行为。
4政策建议及未来发展展望
4.1明晰收入标准,按客观条件和时间需要设计经济适用房
首先,调查实际情况,确定低收入标准。各地区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工资也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地方政府应在符合实际的基础上确定低收入标准。包括户平均收入,人均住房面积等。
其次,根据低收入标准建设经济适用房并依据申请者的具体收入状况决定其购买类型。经济适用房的服务对象是低收入家庭,其分配也要依各家庭的实际支付能力而定,而不能实行“一刀切”的政策。
4.2加强经济适用房建设的金融支持,保证稳定的资金来源
从新加坡组屋的发展经验看,政府公共住房建设中逐渐引入民企参与是普遍趋势。因而我国可以尝试实行优惠政策以吸引民间资金对经济适用房的投资。同时还可将经营城市的思路与BOT模式相结合,并将之应用于经济适用房实物补助的资金筹集。
4.3进一步规范定价机制,提高定价透明度
对于经济适用房建设中所涉及的各项成本费用进行切实审核,保证其准确性和真实性。深入调查当前实际情况,掌握建设各类型经济适用房所需的单位平均成本数据,并以此数据为基础,对开发商的建设成本进行衡量,制定成本浮动的上下限,以规避开发商的违法行为。经济适用房出售时,要以基准价格为基础,根据楼层、朝向的不同进行差价出售。
4.4加大监管力度和惩罚措施,建立诚信档案
由于惩罚措施缺位,资格审核不严,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往往是有权有势的投机者。为此应加大造假者的经济成本和道德成本,如加大宣传,对造假者进行道德上的谴责,强化社会舆论的监督导向作用。同时尽快建立社会诚信档案制度,保证申请材料真实可靠。
4.5完善公务员选拔制度,杜绝腐败现象的滋生
腐败现象的根源是人的违法行为,只有完善公务员选拔制度,筛选正真廉能的公务员,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现象的滋生。为此可以学习新加坡公开、公平、公正的官员选任制度。品德不端者和染有不良嗜好者不得进入公务员系列。公务员被录用后,还要经受品德跟踪考核以及工作能力与潜力评估的考验,能通过这两关的公务员方可晋升。同时为保持公务员队伍的活力,官员的某一任职不能超过10年,以利于年轻人晋升。
参考文献
[1]巴曙松.中国廉租房的融资特征及其发展路径研究(上)[J].中国房地产,2006,(9).
[2]余荣荣,唐凯.经济适用房存在的问题及相应对策分析[J].经济与管理,2007,(6).
篇5
臂丛神经阻滞操作虽简单但在技术不很熟练、缺乏神经刺激器或B超辅助定位等情况下，阻滞失败率仍可能较高。连续臂丛神经阻滞使用试验剂量的报道国内外多见 ［1-3］ ，认为给予试验剂量并间断或持续追加局麻药是一种安全、有效并耐受良好的麻醉或镇痛模式，但迄今未见对试验剂量的敏感性和意义进行研究。为此笔者前瞻性对比观察了试验剂量与最终阻滞效果的关系，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择期或急诊各类锁骨、上肢（不包括手部）手术等需行臂丛神经阻滞并能合作的患者96例，ASAⅠ或Ⅱ级（E），年龄21～56岁，体重42～78kg，随机分为A、B、C三组，每组32例，三组患者的一般情况见表1。
1.2麻醉方法入室心电监护，开放外周静脉，麻醉前向患者作好解释说明工作。准备充分后，均取前、中斜角肌肌间隙入路，定位方法采用锁骨中点上方1～2cm、胸锁乳突肌锁骨肌外侧第二个间隙、C 6 或C 7 水平、颈外静脉旁等综合判断定位，消毒铺巾后以22G静脉穿刺套管针行肌间沟穿刺，当有“落空感”（或可能出现异感，必要时使用神经刺激器或B超定位）后，置入外套管，回抽无血、液、气后妥善固定。局麻药物均选用含1:20万U肾上腺素的1%利多卡因注射液。A、B组分别给予5ml、10ml作试验剂量，C组则一次给予全量（30～45ml）。监测并于5～10min后用针刺法连续测试阻滞效应。A、B组有效者则一次追加至 全量，无效者可追加剂量至20ml，仍无效则重新定位穿刺，但给药总量
1.3 观察指标 观察注药后患者上臂感觉运动变化，以双上臂对比，阻滞侧上臂有确切减痛区域为有初步阻滞效果，以切皮无痛、肌松效果满意者作为阻滞成功，以切皮疼痛、肌松效果欠佳为阻滞失败。观察A、B组试验剂量的效果，以注药至病人痛觉完全消失时距为阻滞完善时间，比较注入全量后三组阻滞成功率、毒副反应（头晕、烦躁、心悸、恶心等表现）数、达到阻滞完善的时间。
1.4 统计学处理 对计数资料比较用χ 2 检验进行检验，计量资料用（±s）表示，应用t检验，P
2结果
2.1三组患者的一般情况见表1，三组年龄、体重指数之间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2.2 A、B组试验剂量效果见表2。A组32例患者中13例在给予5ml试验剂量后10min出现初步神经阻滞效果，追加给予全量后均取得满意阻滞效果;另外19例不能测试出任何阻滞效果，追加15ml后可测试出阻滞效果者增加16例，仍测试不出任何阻滞效果者3例，重新穿刺后阻滞成功。该试验剂量对阻滞成功和阻滞失败的预测正确率分别为44.8%和15.8%。B组32例患者中28例在给予10ml试验剂量后3～10min出现初步神经阻滞效果，追加给予全量后均取得满意阻滞效果，该试验剂量对阻滞成功的预测正确率为100%;另4例给予10ml试验剂量不能测试出任何阻滞效果，追加10ml后仍无效，该试验剂量对阻滞失败的预测正确率为100%。该4例重新定位穿刺再给予10ml后测出效果，追加15或20ml后均达到完善阻滞。A、B两组比较，试验剂量的有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三组总的阻滞效果比较 见表3，三组总的阻滞成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达到阻滞完善时间A组与C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本文分别以含1∶20万U肾上腺素的1%利多卡因5ml和10ml作试验剂量，结果提示后者作试验剂量对阻滞成功效果有很好的提示作用，而5ml组对阻滞效果的预测正确率低，说明5ml的该药作试验剂量提示作用差，不宜采用。其原因考虑为臂丛神经为有鞘神经，神经干较为粗大，且臂丛神经鞘内存在一定容量腔隙，不但局麻药要达到一定的浓度，还要有一定的容量，才能发挥一定程度的神经阻滞效应。
本次观察中A、B组与C组比较，阻滞成功率差异虽并无统计学意义（考虑其原因是阻滞成功率与穿刺准确度密切相关），但在有试验剂量预测阻滞效果情况下，即使穿刺失误，仍可以重新穿刺给药，这是试验剂量对连续臂丛神经阻滞的最重要预测价值，类似于试验剂量对连续硬膜外阻滞的意义。单次全剂量给药无效时再穿刺重新给药则局麻药总量会超过极量，易造成局麻药过量中毒，此时需更改麻醉方法。试验剂量方法还使穿刺误入血管时发生局麻药中毒的机会大为减少，明显的心率增快现象（肾上腺素作用）和神经阻滞效果缺乏可对之作出提示。在发生其它罕见的穿刺失误（如误入椎管）该方法也可以降低其严重性。这是试验剂量对连续臂丛神经阻滞的另一重要预测价值。
从首次注药到阻滞完善的时间方面A、B组因为增加了观察等待时间，故较C组均长，但B组相对于C组，A组相对于B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组与C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考虑与A组试验剂量相对较小，能测到初步阻滞效果例数少，需增加剂量至20ml再观察等原因。阻滞完善时间即使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应用上完全取决于具体临床情况，如果急于手术，采用试验剂量法可能会延误手术一定时间，但在操作困难或为保障阻滞效果情况下则可能利大于弊。
笔者在结合应用多种解剖定位方法的基础上，以落空感为穿刺成功主要标志，达到了较好的穿刺成功率。目前临床常用的还有找异感法和神经电刺激或B超辅助定位法。但一般仍以先给予试验剂量 ［4，5］ 为佳。总之，连续臂丛神经阻滞使用试验剂量对穿刺成功与否具有良好的预测价值。具体实施上以穿刺置管后给予1%利多卡因10ml观察，如能在5～10min后测到初步阻滞效果可预测阻滞成功，否则提示需重新穿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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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辛敖日布.采用头皮静脉针法连续臂丛神经阻滞麻醉观察［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20（4）:463-464.
3杨一辰，孙燕.盐酸氯普鲁卡因用于连续臂丛神经阻滞的临床观察［J］.医学理论与实践，2004，17（9）:1020-1021.
篇6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从利益分配的角度对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认为由干各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与国家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和博弈，导致开放过程中的过度开发、恶性竞争，进而导致企业创新能力和发展能力低下，产业升级受阻。
对外开放作为“改革开放”这一环志性名词的一半，可以说是rf1[1I经济政策的重要部分。对外开放的含义是多方面的，从经济上主要可以归纳为两点，就是引进外资和出口。
尢论从最初的简单的引进外资、出口创汇到后来把出口和投资(外资是重要成分)与消费并列作为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给予高度重视，我们一直给对外开放以很高的期待，实际上对外经济关系的建立也的确对巾国的经济发腮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巾圈日益暴露的经济内外失衡使我们不得不对开放的方式进行反思。尤其是次贷危饥演变成为经济危机以来，中国受到的经济上的冲击以及责任上的指责更使我们注意到对外开放过程巾的利益流失和在国际分工巾的不利地位。产业结构升级已经成为我们必须探讨的问题然而，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弄清楚的是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受阻的原因，方能探本溯源真正解决我们日前所面对的困难。影响产业升级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本文只就对外开放方面进行探讨。中国的经济发腱究竟需要怎样的开放?从长期和纯理论上讲，可能升放程度越高越好，但是开放是需要实际条件的，对于中国这样特殊的发腱中国家来说，问题可能需要更具体的分析。
中国的特殊性首先表现在贸易方面，最显著的就是中国太大，大到什么地步，有经济学家称，大到在国际市场你买ff‘么什么涨价，你卖什么什么跌价的程度。这样，企业在国际贸易巾就很难扶得实际利益，这对于我们经济的重要微观主体企业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贸易条件限制了企业的盈利能力，相应地也限制了其发展和创新能力。笔者通过反思巾国在开放过程巾所忽略的，并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的因素，以期在国际经济交流巾扶得更好的效果。
对外经济开放的最主要两个方面就是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在中国国内消费不足的情下，很多人视之为刺激经济的有效手段，并津津乐道。但是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国内市场不能建立?依靠外贸和招商引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于发展的意义并不如数字本身所显示的那样显著，相反由于该过程巾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种种不合理行为，导致我们对国外市场和企业的大量福利止度。
1对外贸易
出口被视为拉动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也一直在理论上居于主流地位。但巾国的出口在实现对经济规模和就业的贞献之外存在严重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对外出口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有入会争辩说资本密集的工业制造的比例在很快增加而且比重也已经很高。但是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产品内分工的结果。大部分企业在这种资本密集型归类的产品生产巾，依然做的是技术含量低下的组装环节，可以说仍然属于劳动密集型外贸。这类贸易对于就业来说是有很大贞献的，但是这与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仍然相去甚远。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是巾国外向型经济建没的榜样和成功范例。但是目前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获得的成果除了数字上的高速经济增长，其他方面仍有待提高。除了经济总量上我们扶得的成果，我们的企业几乎没有世界品牌。大部分仍然是依靠成本优势的微利企业，这种经营模式一!J!『J不能持续：二!J!lJ劳动力优势本身就是一件另人尴尬的事情，这说明居民收入很低，也就是说居民从经济增长巾扶益不多。最重要的是低利润会限制企业的成长能力和创新能力，我们寄希望于企业能够在生产过程中不断积累资金
提高台阶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变得遥远。笔者认为这首先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供给几乎趋于无限，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无法从劳动力低廉的比较优势陷阱中走出来。而企业毫无疑问是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的，大部分企业不愿意放弃从劳动力的低价上获得的稳定收入，“冒险”投资进行研发创新。这种市场机制下的国际分工和利益分配至少对于中国是非常不利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以促进企业的研发投人和创新能力提高。遗憾的是各地政府出于自身政绩考虑，往往选择短期利益即盲目扩大投资，造成的结果是各地的重复建设、产业结构雷同、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企业国际竞争力不进反退。有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的部分出口企业做的是表面赚钱实际赔钱的生意，其利润中扣除政府给予的电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可能变成负的，这样的企业何谈创新。而他们的生存基础是什么，不是市场，是各地方政府在不合理的政绩观支配下为了保证经济增长率而刻意为之，这种增长显然有违我们的初衷。
2外商直接投资
篇7
【关键词】 高等教育普及化；教育制度供给；制度变迁
1973年，教育学家马丁·特罗提出：“一些国家的精英高等教育，在其规模扩大到能为15%左右的适龄青年提供学习机会之前，它的性质基本上不会改变。当达到15%时，高等教育系统的性质开始改变，转向大众型；如果这个过渡成功，大众高等教育可在不改变其性质下，发展规模直至其容量达到适龄人口的50%。当超过50%时，即高等教育开始快速迈向普及时，它必然再创新的高等教育模式。”特罗所说的“教育系统性质的改变”，实际上就是教育制度的变迁。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到达到26%，2015年将达到36%。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到2020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平均达到40%。这意味着相当一批省份和地区跨入50%行列。这些数据表明，中国高等教育正处于从“大众化”向“普及化”变迁的进程之中。
一、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现存的主要问题
1、高等教育理念有待更新
（1）高等教育大众化或者普及化，并非粗放化。以师资队伍建设为例，美国于1971年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是世界上最早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国家，但自普及化以来，美国高校的生师比从1976年的9.8:1下降到2005年的7.3:1，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中国高校的生师比一直比美国高。而且，自2002年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以来，中国高校生师比却有不断提高的趋势。尽管生师比和班级规模的绝对数字并不能作为办学质量优劣的唯一标准，但是，从教育规律和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不改变生师比不断提高、班级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就无法避免粗放化的趋势。
（2）仍然具有精英教育阶段的功利化特征。教育的功利化理念，往往重视对能够带来的近期利益（就业和收入）的技能的培养，忽视对学生未来的发展能力和潜能的开发。尤其是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政府将就业的功能强加给高校，导致“就业评估”兴起。这种评估机制，势必改变高校的办学理念，扭曲高校的资源配置方式，对高校的学术性和思想性发展无疑是一种无形的束缚。社会对高校就业工作的期望过高，给高校带来巨大的压力，以至于教师产生职业倦怠。
2、部分地方高等教育缺乏可靠的发展目标
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表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人均GDP水平有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存在着大量的人为因素。高耀（2010）运用2006年以前的数据进行的回归分析表明，广东、内蒙古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而辽宁、黑龙江、湖北、吉林则存在明显的“透支”，超过其经济承受能力。类似的高等教育发展目标问题依然存在。
3、高等教育投入缺乏制度保障
以高校教育经费的投入为例，近年来，中部六省实现了经济的连续高速增长。而且，自2005年以来，中部六省GDP增长比例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1.89%。但是其每年的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增长率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0.68%。如果经济增长的成果用于反哺教育，从长期来看，可以实现经济和教育的同时发展。但是，地方政府对于教育投资明显缺乏积极性。汪全胜（2009）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现行高等教育投入立法的缺陷，只有完善法律制度的规定，依法办事，才能从根本上确定高等教育投入的制度保障。
4、巨额债务阻碍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
20世纪末期，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提速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高校开始进行招生规模和占地面积的扩张，各地掀起了兴建大学城的热潮。2010年以来的紧缩政策，提高了银行贷款的成本，使一些高校陷入借债—还债—借债的陷阱，进而导致高校在办学方面的短期行为，如减少教师奖酬金和外出进修的机会、降低科研和实验室投入水平、缩减学生学习的基本保障等，从而使高等教育事业低水平发展。
5、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任重道远
世界大学排名所参考的指标，既不是招生规模，也不是占地面积，而是科研竞争力。2011年，中国大陆共有91所大学进入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排行，位居世界第5 位。这一现象表明中国大学的总体科研水平有所提高，但能够进入前100名的高校为数甚少。在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的2011—2012年世界大学排名上，中国大陆仅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跻身百强。以上情况说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不是能一蹴而就的，中国在未来需要下大力气建立一支高效率的科研型师资队伍，加大科研投入，提高科研竞争力。
二、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理论解释
1、获取制度变迁的知识需要高昂的成本
在中国，适应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政府承担起了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供给的主要任务。为此，政府必须获得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必要的知识，包括高等教育教学知识、高等教育管理知识、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需求和供给知识，以及与高等教育相关的经济、法律、社会、金融等领域的专业服务知识。而获取这些是需要成本的，包括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因为许多知识需要大量的学习、试验和推广才能够获得。知识的匮乏导致发展的盲目性，使得政府新推出的制度缺乏正确的目标。
篇8
关键词：集体管理组织；业绩分析；行业竞争
相对于足以引领世界潮流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音乐产业体系，中国音乐产业不仅产值低，音乐作品影响力也很弱。通过对这些国家音乐产业现状进行深入了解和研究后发现，中国音乐产业发展进程及中国音乐国际传播的发展力度之所以提升缓慢，与相关集体管理组织的落后状况有直接关系。事实上，著作权管理或表演权管理是音乐产业中最重要、产值最高的部分，始终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本文将美、中、日三国最具代表性的音乐集体管理组织业绩对比作为切入点，分析并反思中国同类组织的问题和具体原因。
一、中国音乐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与美、日之间的业绩差距
成立于1914年的ASCAP（全称“American Society of Composers，Authors and Publishers”），是美国第一家非营利性质的表演权管理组织，其宗旨为保护会员通过广播电台、公开场所等公共播放行为所产生的表演权收益。在美国，类似的还有非营利组织BMI和营利组织SESAC等。ASCAP官网2015年统计数据显示，目前ASCAP拥有550000位美国作曲家、词曲作家和音乐出版商，据，其2014年的广播权、小表演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版税总额超过10亿美元，雄踞世界首位，当年分配给权益人的版税高达88300多万美元，管理成本仅为12.6%。
JASRAC成立于1939年，全称“Japanese Society for Rights of Authors，Composers and Publishers”，作为亚洲第一家保护词曲创作者和出版商音乐著作权的管理组织，截至2014年4月，共有会员16617位，此前一年所搜集的版税总额为92475万美元，分配给著作权人的权益高达91728万美元。
MCSC全称“Music Copyright Society of China”，即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简称“音著协”），成立于1992年，是中国大陆唯一收集音乐词曲版权的集体管理组织。根据音著协的年度报告显示，2013年共有会员7301人，帮助搜集各类版税共1.12亿元，以2014年5月30日6.2291的汇率计算，相当于美元1798万。
如果除去JASRAC的租赁权、电影授权、录像带授权、音乐盒授权、私人录音录像补偿等其他多种权益，仅设定复制权、广播权、表演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与MCSC目前相匹配的权限范畴来对JASRAC、ASCAP和MCSC之间进行比较（JASRAC、ASCAP还不是本国此项版权的唯一集体管理组织），可以看出三者间的巨大差异。
以2013年为例，美国ASCAP和BMI的收益总和为18亿8840万美元，日本JASRAC的收益为8亿4958万美元，MCSC的收益为1798万美元，只有美国的0.95%、日本的2.12%；在会员数量上，ASCAP和BMI共有112.5万人，JASRAC有16617人，MCSC有7301人，是美国的0.65%、日本的43.9%。这与我国GDP总值位居世界第二和人口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大经济实体身份极不相称。
二、业绩差异的原因探析
音著协的收益是著作权人收益的晴雨表，它既直接反映出产业创作原动力的基本水平，反过来也能积极促进产业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作为成立长达23年、具有国内垄断地位的音乐版权集体管理组织，MCSC确实需要反思自身发展缓慢的制约因素。
1.与政府关系过分密切导致责权不明晰
行业组织原本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它的基本使命是以民间、自发的形式帮助会员参与业界谈判、政府游说、政策法律修订等社会事务。然而，中国的行业组织从建立之初就带着明显的官方色彩和政治烙印。1998年国务院的第250号（《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第十一条和第十四条明确规定：“申请筹备成立社会团体，发起人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供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在组织机构、负责人和法定代表人的选择上，也被要求“必须由指导部门审议通过”，这就等于取缔了行业组织最基本的人事自主权。政府官员被指派担任社团负责人、兼具政府和民间双重社会身份的现象已属常态。
以MCSC为例，在现任18位主席、副主席和常务理事中，近半数曾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也正因为如此，一些行业组织虽在名义上代表业界会员利益，实际上只需对政府部门负责，加上组织领导原有的官员身份背景，难免在工作中惯于指挥、语气强硬，严重影响办事成效与会员利益。
2、竞争机制缺失导致发展动力缺乏
积极有序的竞争是有效激发潜能的助动器。尽管对于发展初期的集体管理组织而言，垄断可以帮助组织迅速成长，并在短期内形成著作权人和使用者的授权习惯，为组织的发展和规范提供重要条件，但倘若因过多外在力量授予的特权而丧失工作动力，对组织、权益人以及整个产业生态环境，都将是弊大于利。因此，美国、日本、韩国等许多曾经拥有垄断集体管理组织的国家，都依据市场需求作出了合理调整。令人惋惜的是，目前只有中国大陆是除印度、匈牙利等极少数在立法层面保护集体管理组织垄断资格的地方。
以美国为例，1913年-1940年间，ASCAP垄断美国市场并执行有选择性的音乐种类推广政策。但在BMI成立之后，相互之间的良性竞争不仅增加了各自的收益，也帮助推广了如乡村音乐、摇滚和R&B等曾被ASCAP所忽视的其他音乐种类。长期以来，ASCAP、BMI和SESAC始终努力通过随机抽样调查、分派监察者到演出场所、利用BDS跟踪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各种方式科学统计表演版税，倾尽全力为词曲作者们提供版税征收服务，提供详实的计算方案和详尽的账单明细，坚持以出色完善的服务，赢得新旧会员对他们的信任。 自1939到2000年，JASRAC是日本唯一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但发展速度、规模和工作状态并不好，一位1989年曾经在JASRAC交流学习的国际唱片协会高管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当时看到员工工作比较被动懈怠、工作积极性也不高”。日本国土馆大学的上原伸一教授认为，日本政府正是深切认识到了竞争在市场经济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经济中的重要意义，才于2000年11月及时出台了（《著作权等管理事业法》，正式中止了JASRAC作为著作权管理组织的独家权，并批准在日本市场形成著作权管理的竞争。《著作权等管理事业法》颁布后建立的E-license、JRC和Daiki三家组织先后对JASRAC形成了竞争压力，直接加快了JASRAC内部机构改革的进程。2009年，JASRAC还与同行联合建立了规范数字文化产业内容管理和版税分配的CDC中心――版权信息集中处理机构（Copyright Data Clearinghouse），自身更获得了惊人的发展速度。
3、管理水平落后导致公信力不足
中国音著协发展滞后除了社会体制的原因，更与自身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直接相关。他们目前主要依靠对相关部门的演出公示、政府信息平台的信息捕捉、在互联网上搜寻现场表演视频等方式来进行版税收集和盗版维权工作，这种做法与国外利用数据库检阅进行维权的方式相比，既不全面，也不周密，会员对音著协的服务效果也很不满意。近年来各大媒体频频报道知名音乐作者版权收入畸低的消息。如刘欢曾经谈及音著协的报酬分摊到每个月仅仅不到400元；歌曲《传奇》的版权持有者孙涌智不解为何这首歌走红之前的版税年收入才94.75元，走红之后居然只增加了还不到2元。类似的投诉和不满绝非个案。
同时，因为数据库的不完善、管理水平的滞后，导致授权信息错误和偏差现象时有发生，也使音著协经常处于尴尬境地，歌手绍雨涵曾经起诉音著协，因为尽管她已经向音著协缴纳了《两只蝴蝶》的版权使用费，却被鸟人艺术推广公司认为是非法使用并索赔8万元；歌手李创曾经起诉音著协，在未审查作品所有者是否属于音著协会员的情况下就将歌曲《秋天来了》擅自转授给他人用作商业用途；歌手陈少华因其作品《九月九的酒》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竟然被音著协自己的网站非法使用而对其提起诉讼。数字音乐公司也表示，音著协只向他们索取授权费，却不肯出示其拥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歌单，导致他们不清楚自己被授权的曲库范围，也无法向著作权人提供准确、具体的分配依据。
毫无疑问，如果有完善健全的数据管理体系，能对每首转授权的作品和授权日期进行实时更新，将大大避免这种差错，相应的官司、误会和不满就会减少很多，音著协的公信力自然容易得到维护和建立。相比之下，ASCAP使用的ACE数据检索系统、音乐使用次数监控技术“Mediaguide”以及JASRAC的EDI电子授权数据系统、Copyright Data Clearinghouse等技术，都是规范数字文化产业内容管理和版税分配的有效手段，令授权、分配环节变得更为便捷，信息更加透明。
三、完善集体管理组织的对策与途径
首先，推行政社分离。中国的集体管理组织应当进行行政转制，割除政府与组织间的利益纠葛与人事关系，并在适当时候取消集体管理组织的法定垄断权利，放宽登记、申报、审批的门槛，允许同类组织的市场竞争，避免因垄断引发的高额管理费，让集体管理组织真正能为捍卫、保护会员利益发挥高效、实质性作用。
其次，设立问责机制，拟定第三方监管机构与问责条款，强化对集体管理组织的过程监管、业绩监管，增强包括收费渠道、收费金额、分配状况、管理资金流向的信息透明度，避免陷入仅靠自律来进行自我约束的悖论和尴尬。
再次，完善制度建设。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等法规在收费标准、收费方法等方面不够细化，若能效仿美国著作权版税理事会（CRB）为Sound-exchange设定的最低收费标准模式，将极大程度地简化集体管理组织的收费程序和运用成本，减少各种不必要的法律诉讼；此外，应建立强制性措施，勒令数字音乐服务商提供使用明细，为版税进一步分配提供合理依据；在捐献和服务方面，应制定具体的免税政策和志愿者服务鼓励政策，在缓解运营初期成本压力、节约资金用于管理技术和设备更新的同时，更多向权益人回馈版税。
篇9
【关键词】糖尿病足；0级；股动脉注射；足底反射区按摩；糖尿病教育；社区健康教育；护理
【中图分类号】R4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455（2011）04-0501-01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择2006年1月～2009年12月在我科住院的符合Wagner分级标准0级糖尿病足的患者96例，排除糖尿病合并严重心、脑、肾、造血系统疾病患、神经、精神疾病、妊娠期、哺乳期。其中男58例，女38例，年龄34～62岁，病程15.6～23.5年。
1.2 方法
1.2.1 常规治疗：予饮食控制、皮下注射胰岛素控制血糖治疗，将血糖控制在空腹：目标值4.4～7.0mmol/l，餐后2小时：目标值5.6～10.0mmol/l，同时给予川穹嗪活血化淤、丁咯地尔扩张血管、弥可保营养神经治疗。
1.2.2 糖尿病教育：病人入院后，护士及时评估患者糖尿病知识掌握情况，因人而异制定个性化糖尿病教育方案，包括饮食控制、规律运动、遵医嘱服药、血糖监测、足部保健知识、足部护理的方法、低血糖的处理等。
1.2.3 足底反射区按摩：按摩前先用温水清洁足部，然后患者取仰卧位，有长趾甲的先修剪，足部涂按摩油，由下至上按摩，力度柔和适中。按摩方法：用食指关节按揉足部基础反射区（肾、输尿管、膀胱反射区）5min，用拇指按揉胰腺、血糖代谢区（双侧小腿胫骨内侧中段）各5min；用拇指点按心、肺、肝、脾等反射区各50次；用拇指点按脾俞、肾俞、足三里、解溪、八风等穴位各50次；重复按揉基础反射区（肾、输尿管、膀胱反射区）5min。
1.2.4 股动脉注射药物：2%利多卡因10mg+罂粟碱30mg，生理盐水3ml稀释后缓慢股动脉注射，1次/天。并做好股动脉注射治疗的护理，治疗前耐心解释病情，介绍治疗成功病例，并向患者讲解注射方法、目的、好处、注意事项，必要时可让患者参观病友的注射过程，消除患者的顾虑；操作前协助患者排尿。治疗中严格掌握注射速度，时间不少于1～2min，注意观察有无胃肠道不适、潮红、头痛、出汗、皮疹、直立性低血压等不良反应。治疗后协助患者压迫针眼30分钟，以免注射部位出血，并嘱患者直腿平卧2h。
1.2.5 社区健康教育随访：患者出院后，继续社区健康教育跟踪随访12个月， 社区教育形式包括在社区设立健康教育宣传栏，专版刊出糖尿病足的相关知识；制作并发放糖尿病足的健康教育宣传卡；建立老年糖尿病患者健康档案，定期电话随访足部护理情况；定期召开糖尿病足的健康知识专题讲座。健康教育内容包括心理指导；饮食、用药指导；足部护理指导。
1.3 观察指标：（1）临床疗效：①显效：下肢发凉、麻木、疼痛消失，踝肱指数＞0.9；②有效：下肢发凉、麻木、疼痛时间缩短、程度减轻，间歇性跛行的行走距离增加200米以上，踝肱指数0.6～0.9；③无效：下肢发凉、麻木、疼痛未改善，间歇性跛行的行走距离增加200米以下，踝肱指数≤0.6。（2）足背动脉血流量、血流平均速度；（3）神经传导功能：用肌电图仪测定腓总神经运动传导速度（MNCV）和感觉传导速度（SNCV）。
2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软件包，两组疗效比较用X2检验，所有数据均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以t检验，P
3 结果
3.1 中西医综合治疗护理后，显效43.75%，有效45.83%，总有效率89.58%。
表1 中西医综合治疗护理干预后临床疗效
3.2 治疗后腓总神经MNCV、SNCV变化较治疗前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
表2 综合治疗护理前、后腓总神经MNCV、SNCV、
足背动脉血流量、血流平均速度比较（x±s）
4 讨论
我们调查发现，基层医院糖尿病患者普遍缺乏足部护理有关知识，足部护理行为不良，糖尿病足预防保健知识61.3%来源于医护人员，82%的患者希望得到社区健康教育指导，加强糖尿病患者足部护理知识的教育和社区跟踪随访，提高患者足部自护能力，对预防DF的发生、发展至关重要。国外研究发现，单纯健康教育对DF高危人群截肢率的下降并无明显效果[2]，及早进行有效地综合治疗和护理干预，是防止发生足部溃疡和截肢的关键。
糖尿病足的发生往往是下肢血管病变、神经病变和感染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Wagner分级法，0级糖尿病足皮肤完整，没有发生溃疡，主要表现为肢端供血不足，皮肤发凉、麻木、刺痛或灼痛、感觉迟钝，最基础的改变是血管内皮受损，血小板黏附、释放血栓素A2及前列腺素E2刺激血管平滑肌增生，出现管壁增厚、管腔狭窄、血栓形成，最终导致动脉闭塞、局部缺血。罂粟碱是经典的非特异性血管扩张剂，对脑血管、冠脉血管、周围血管都有良好的松弛作用，并有溶解血栓、抗凝、降低毛细血管脆性的作用[3]，对周围血管栓塞性疼痛、跛行、溃疡灶有较好的治疗作用。据报道，对于治疗头痛过量应用止痛药者，经过应用静脉注射利多卡因治疗，并进行8个月的随访后发现90%的病人疼痛减轻，72%的病人不再用止痛药[4]。说明利多卡因具有较好的解痉、止痛的作用。在基层医院救诊的患者大部分是农民，经济收入水平偏低，利多卡因、罂粟碱价格便宜，副作用轻微，取材方便，采取股动脉注射给药，较全身用药而言，高浓度药物可直接到达下肢病变部位，两种药物联合应用，治疗效果更加显著。
生物全息学原理认为[5]，人体任何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整个机体的生理病理信息。人的心、肺、肝、脾、胃、肾、肠、胰腺、等脏器都在足部有特定的反射区，全面按摩足部反射区和穴位，可有效刺激脑干网状系统，通过神经反射启动人体的调节机制，调整代谢，快速有效调节血糖。其次，足部在血液循环中的作用相当于“第二心脏”刺激足部反射区和穴位，能使血管扩张，全身血流量增多，血液循环加速，血液粘度降低，改善阻止缺血缺氧状态，使神经得到营养。
临床观察结果也显示：病人肢麻、肢凉、刺痛、间歇性跛行、静息痛等症状明显缓解，足背动脉血流量明显增加，血流速度加快，神经传导功能改善。总之，中西医结合护理干预是治疗0级糖尿病足可靠的方案，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 张惠芬.实用糖尿病学[M]. 第2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 452
[2] 张留巧,王芳.中医综合干预对糖尿病中高危足患者自护能力的影响[J]. 中医学报 2010.3.25（147）.281-285
[3] 赵丰良，田美香.罂粟碱临床应用近况[J].光明中医,2008.1.1（23）127-129
篇10
农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中属于弱质产业。在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的背景下，我国农业在享有经济全球化收益的同时，开放市场所带来的种种风险将急剧增大，农产品生产经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等等将经受生存与发展的严峻挑战。仅仅依靠传统农业的思维方式和经营方式无法解决现存的问题。为此，进一步解放思想，认真研究分析我国农村经营组织的现状与问题，并对我国农村经营组织形式进行创新，建立起真正符合市场要求，与国际接轨的农村经营组织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一、我国农村经营组织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合作经济是市场上弱小而分散的市场主体为了保卫自身利益而组织起来开展自我服务的经济形式。合作经济的典型载体是合作社。合作社最本质的特征为社员是最大的受惠者。就农村合作经济而言，合作社本身不以盈利为目的，主要帮助农民解决分散经营与大市场不相适应的矛盾，以获得公平的农副产品收入，减少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国际上公认的合作原则是国际合作社联盟1995年提出的七项原则：(1)自愿与公开的社员制；(2)社员的民主管理；(3)社员的经济参与；(4)自治与自立；(5)教育、培训和信息原则；(6)社间合作原则；(7)关心社区原则。
用这一标准进行衡量，不难看出，我国传统合作经济组织基本上丧失了合作功能，就是新发育的合作经济组织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一)双层经营合作制的现状与问题
双层经营合作制被认为是我国最为普遍的合作经济。它包括集体统一经营和农户分散经营。
双层经营合作制中所含的农户分散经营是的生动体现，它最大的好处无疑是极大地激发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其分散经营的性质与大市场的矛盾是愈来愈明显，愈来愈尖锐。
调节这一矛盾的任务似乎很自然地落在了集体统一经营组织上了， 而作为集体统一经营组织载体的村委会能够胜任这一角色吗?
在我国，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村委会既执行社区职能，又兼具集体经济的经营职能。其社会职能包括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整民事纠纷，协助维护治安，向乡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等。其经济职能包括组织村民发展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对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进行总体规划和控制，对分散的家庭经济进行协调；利用合作经济组织协助国家农业服务系统为农户提供知识、技术、信息、资金、运转、营销等各方面的服务。
实际的情况是，村委会的经济职能除了在我国部分发达地区的农村有所体现之外，大多数农村的村委会将主要精力花在了履行社区职能上，实际上成为乡政府的延伸机构，一级“准”行政组织，其统一经营的经济职能几乎不存在。这种将经济职能和社区职能混为一体的经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经济，因而也就不可能履行好其经济职能。对此，杨柳静先生有过精彩的论述：首先，村民委员会是一级“准行政组织”，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经济组织，至多只是集社区职能和经济职能为一体的混合物，不论其经济职能如何发达，社区职能是基础，经济职能是以社区职能为基础才发挥作用。其次，现阶段由村委会控制的合作经济组织并不符合国际公认的合作原则。较为典型的表现是，未遵循门户开放原则，在社区内的所有农民，无论是否愿意都得加入集体经济组织，也无论怎样不满意，不能退出集体经济组织。因此，双层经营合作制不是规范的合作经济，只能算是“体制”的变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建立，充分尊重了农户的生产经营自立权。至于如何解决农户分散经营与统一大市场的矛盾则需要我们另辟蹊径。
(二)供销社和信用社的现状与问题
供销社作为合作商业组织，信用社作为合作金融组织，是我国农村传统合作经营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两股力量。应该肯定的是，它们自50年代初成立以来，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至今仍在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两社存在的问题已使它们“合作”的性质有名无实，且正逐渐成为与农民进行博弈争利的市场主体。
当前困扰供销社的两大问题一是企业办社会，离退休人员包袱重，人浮于事；二是债务包袱(挂账、政策性亏损)沉重。这使得供销社的市场竞争力急剧下降，已逐步发展到难以为继的境地。为“三农”服务也力不从心，而变成一种口号。扭亏增盈成了供销社的头等大事。利益已成为它经营的准绳。
信用社突出的问题是：第一、职能定位不清。我国农村信用社都是以行政指令组成的名义上的合作组织，不符合“自愿、互助合作、民主管理”等合作制原则规范，以后经历了多次整顿、改革，现在合作金融的基本属性已所剩无几。第二、产权虚置。信用社经过几十年的制度变迁，其产权关系已得十分模糊，法人治理中权利、义务、责任严重失衡。第三、内部管理机制残缺。“铁饭碗”、“大锅饭”的体制和分配机制仍普遍存在于信用社内部，规章制度不健全或执行不力，贷款审批制度不严、运作不规范、随意性大、财会制度不严密，财务管理不同程度地存在漏洞。这一切导致信用社的信贷资产质量低下，拖欠率和风险贷款率高，存在较大的金融风险；多数信用社处于亏损状态，财务风险高。尽管信用社仍扎根于农村，但它已把盈利最大化作为自己追逐的目标，为“三农”服务的宗旨已变得十分淡薄。
(三)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现状与问题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我国农业市场化进程的步伐正日益快捷。千家万户分散的小生产经营模式和国内外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也正日益凸现，农业发展过程中由此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随着农产品总量的增加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农民迫切需要加强技术信息服务；由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规模经营和专业分工的发展，农民迫切需要加强社会化服务；农业效益比较低下，农民增收困难，迫切需要有一种载体能够带领他们直接进入市场；农业面临自然和市场两个风险，农民迫切需要建立一种能够保护自身利益的互助组织。各类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为此应运而生。
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其种类形式多样。从外部表现形式看，主要有：公司＋农户、基地(农户)＋工商企业、农业专业技术协会＋农户、专业批发市场＋农户、公司＋中介组织＋农户等。从合作主体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为龙头企业带动型。即以农业企业或加工企业、商业企业、农工商综合企业为“龙头”、为主体，通过销产业链，带动众多农户，发展合作经济。二为专业协会带动型，即以由农村种养大户或是经销大户挑头的农村协会为主体，组织农户进行专业生产协作，为农户提供各种有偿服务。这类组织主要采取同业联合的形式，通过成立同业公会、专业协会等民间合作组织，把分散个体农户、企业联合起来，形成行业合力，壮大同业规模，增加规避风险和市场竞争的能力。三为产权带动型。即以产权为纽带，吸收广大农户和有关单位以土地、资金、高新科技等生产要素入股，建立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实行公司、农户和服务单位相结合，形成“互惠互利、相互联动”的利益共同体。新发育的农村合作经营组织与传统的农村合作经营组织相比，其根本性的区别在于新型的农村合作经营组织遵循了自愿进出、社员主体、民主管理、利润返还等原则。各类新型的农村合作经营组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着农户，组织农户进行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并向农户传递市场信息、传授生产技术，使千家万户分散的农户得以组织起来共同对抗变幻莫测的市场风险，满足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江西省赣县的“沙地牌”板鸭，在省内颇有名气。可长期以来，由于生产规模小，生产技术标准不统一，品牌包装混杂，厂商压级压价恶性竞争，导致板鸭产业总是做不大。为此，该县采取“农民＋协会＋公司”的合作经营形式，组织沙地镇100多家板鸭加工户联合起来成立了沙地板鸭加工协会，所有入会会员按统一的生产标准加工板鸭，然后协会与龙头企业赣州沙地板鸭有限公司相联结，由龙头企业与协会发生联系，签订合同，对会员的板鸭实行统一收购，统一品牌包装，统一外销，“沙地牌”板鸭的生产规模迅速由原来的年产50万只扩展到100万只以上。
在肯定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作用的同时，其存在的一些问题与不足亦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第一、其外部发展环境尚不够宽松。(1)管理上政出多门，行政干预过多。民政部门从社团登记、社团管理角度进行管理；科协从技术角度对一些协会实行归口管理；农业部门从农业产业化角度对其进行指导……多头管理的结果往往是遇有问题各个管理部门缺乏协商，甚至相互推诿，造成合作经营组织的一些困难与问题得不到解决。(2)法律上缺乏保障。我国至今尚未出台《合作社法》，合作社缺乏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制度规范，制约了它的存在和发展。各类农民专业协会在法律地位上的差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自制度的不同，但在更大程度上则揭示了制度供给上的缺陷。(3)资金融通困难。在国内外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进入中国农业之时，农民自己组成的合作社却没有资金为依托。在许多国家，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是农村其他各类合作组织坚实的依托，这些国家往往通过农村合作金融与合作保险的赢利来支持其他合作组织的经济活动。但在我国现阶段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是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极重要的制约因素。
第二、其内部运行机制尚待健全、规范。(1)不少合作经济组织没有规范章程，宗旨模糊，职责不清，机构设置不合理，合约的制定不够完备，技术监督及质量检测措施不到位，导致其组织内部缺乏活力。(2)也正因为其内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使得“订单农业”的履约率低。公司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农户则希望农产品能卖个好价钱，二者在利润分配上常有矛盾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合作经济的发展。
二、对策思考
(一)传统合作经济组织的改革
如前所述，我国传统合作经济组织的合作功能已基本丧失，村委会已演变为“准行政组织”，供销社和合作社已蜕变为同农民进行博弈的市场主体。因此，对它们进行改革已是迫在眉睫。
集体经济组织的载体是集社区职能和经济职能为一体的村委会，这种体制使其经济职能的发挥过多地依赖其社区职能。这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法则。因此，改革的第一步我们认为应将其社区职能从集体经济组织中剥离出去，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独立体。成为经济独立体的集体经济组织其改革并不能算完全成功，因为它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在集体经济组织内每个成员对集体经济的财产拥有完全平等、无差异的所有权，这造成的结果是“人人有份、人人无份；人人有责、人人无责”，集体产权处于虚置状态。所以，对成为了经济独立体的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就显得十分重要。通过这种改造，可以实现所有权和经济权的分离，可以实现管理职能，机构专门化和独立化，从而明晰产权，提高资本、资源的运作效率，促进集体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广州市天河区石牌村的股份合作改造可以说是一个成功并值得借鉴的个案。该村从1988年开始，用10年时间，分三个阶段对村集体经济进行了“合作经济股份制”改革，1988―1991年，村里简单地将村集体资产折股给享受村民待遇的村民；1992―1994年，对股份合作制进行调整和完善，清产核资，调整股份，设集体股70％和社员股30％，年终按比例分红，但股份不抽资退股，不得转让、买卖、抵押和继承；1994年以后，经济联社对股份合作制进一步完善，将村队两级集体资产按照人口股、工龄股、劳动安置股、福利股这4种股权，全部量化分配到本村村民个人名下。这种“真金白银”式的改革不仅界定了村民对村集体资产的产权权属，也解决了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全村的集体资产也在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革的10年间增长了40多倍。
供销社和信用社面对自身的问题近几年都进行了改革的尝试。供销社从体制创新的角度，提出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合作社企业联合，开放办社、经营方式创新、基层社改造创新和联合社职能定位等等改革思路。信用社则试图通过吸引农民的股金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使其成为农民为主人的农村信用合作组织。但二者的改革都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供销社和信用社目前都是处于严重亏损的状态。就拿信用社来说，其11000亿元的信贷资产中，共有2000亿左右的历史包袱，加上1000亿元的亏损挂账，共有3000亿元的沉淀资金需要消化。但无论是供销社还是信用社，其现行的改革方向都试图在目前的情况下走“股份合作”改造的路子。但有谁愿意成为这种不仅没有收益，反而要承担巨额债务的合作股东呢?因此，我们认为，供销社和信用社的出路应该是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甩掉包袱，消化债务后，再按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彻底的改组、改制，将供销社改造成为农村股份制供销公司，信用社改造为农村股份制商业银行。
(二)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完善
对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规范，完善，必须在坚持以下两项原则的前提下进行：一是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二是坚持家庭承包经济责任制，坚持农民拥有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和支配权的原则。在此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多下功夫：
1、与时俱进、更新观念。我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合作化”，由于其强制因素较多，违背了群众的意愿和利益，以至于现在仍有一些干部，群众心存疑虑，谈“合”色变。这就要求我们要从“左”的路线的阴影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走出来，与时俱进，更新观念。充分认识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组织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发展规模经营，促进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农业面对加入WTO新形势的必然选择。
2、优化环境，政策扶持。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一项新生事物，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需要积极引导和扶持。各级部门要转变职能，优化环境，努力搞好服务，要支持而不要干预，更不要包办代替合作经济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要从实际出发，按照“先发展、后规范”的原则，在登记注册和法人管理上给予扶持和帮助；要制定扶持政策，在财政支付、税收、贷款等方面，扶持壮大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