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身份证明十篇

法人身份证明篇1

法人代表身份证明书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性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成立时间：________ 年__________ 月__________ 日

经营期限：

姓名：______ 性别：_______ 年龄：________ 职务：_______

系__________ 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法定代表人的职责

法定代表人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国家法律、法规以及企业章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履行义务，代表企业法人参加民事活动，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全面负责，并接受本企业全体成员和有关机关的监督。公司法定代表人可以委托他人代行职责。

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委托他人代行职责时，应有书面委托。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由法定代表人行使的职责，不得委托他人代行。

公司法定代表人一般不得同时兼任另一公司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因特殊需要兼任的，只能在有隶属关系或联营、投资入股的企业兼任，并由企业主管部门或登记主管机关从严审核。

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是代表企业行使职权的签字人。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应向登记主管机关备案。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文件是代表企业法人的法律文书。

法人身份证明篇2

关键词:身份证件;行为对象;谦抑性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11－0243－01

一、身份证件的概念

身份证件是指证明自然人有效身份信息的证件。身份证件分为广义上的身份证件与狭义的身份证件。广义上的身份证件包括居民户口薄、身份证、临时身份证、军官证、武警警官证、士兵证、军队学员证、军队文职干部证、军队离退休干部证和军队职工证、护照、港澳同胞回乡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往港澳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外国人居留证、外国人出入境证、外交官证、领事馆证、海员证等证明身份信息的证件。狭义的身份证件仅指居民身份证。刑法修正案九生效之前身份证件仅限定为居民身份证，生效之后则包括了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能够证明自然人有效信息的证件。然而刑法中这种开放式的概念给司法实践带来的问题是对于其他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使用行为是否当然的构成刑法第二百八十条之一的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由于法律概念外延本身就具有开放性，加之刑法中采用了列举加兜底的立法模式以保障刑法的稳定性，总结刑法中身份证件的特征用以区分其他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就十分必要。因此，对“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应当做限制解释，即仅限于记载的个人信息量和社会公信力与居民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相当的证件。这就需要抽象刑法条文中明确列举的身份证件特征，以指导司法实践中身份证件的认定。

二、刑法中身份证件的特征

刑法中的身份证件主要是指刑法第二百八十条和第二百八十条之一条中的身份证件，刑法将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明确列举说明并不是伪造、变造、买卖或者使用所有的身份证件都构成犯罪，本文通过对比其他身份证件认为值得刑法处罚的行为对象应该具有以下特征:

(一)详细的记载持有人的信息

刑法中列举的四种身份证件都具有明确的记载持有人基本信息，或者通过证件号码能够查询到持有人的详细个人信息的特征。记载的信息通常涉及持有人的地址、联系电话甚至持有人从事各种活动的记录等个人隐私或者关乎持证人的切身利益。例如通过居民身份证能够查询持有人的开房记录，护照显示持有人出国的时间和地点，社会保障卡可以查询个人的就医及就业状况，驾驶证可以查询持有人的违章记录等。

(二)持有的长期性与记载内容的稳定性

刑法中涉及的身份证件应该具有较长的有效期，在较长的时间内发挥证明身份信息的作用，非经法定期限不失去效力。证件记载的内容非经法定程序不可擅自更改。如居民身份证中的公民身份号码是每个公民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年龄、民族等法律事实在没有错误情况下不可更改，但居住地址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变更。驾驶证中持证人的违法记录不可随意的删除更改都是身份证件内容稳定性的体现。

(三)使用范围的广泛性

刑法中规定的身份证件在使用的地域上应该具有广泛性。居民身份证和驾驶证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使用，护照则是我国公民在国外证明身份的重要证件。因此对于只能限定在特定区域内证明身份的证件的身份证件不能理解为刑法概念上的身份证件。刑法处罚对象的范围应该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对于局限在特定范围内适用的身份证件，应该通过其他法律予以规范，没有必要动用刑罚。

(四)发证机关的权威性

发证机关的权威性不仅体现在身份证件的制作印发机关是国家机关，还体现在身份证件的制作发放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法》负责制作发放的居民身份证，护照是公安机关的出入境管理机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制作发放，社会保障卡是社保局依据《社会保险法》制作，驾驶证则是依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颁发。因此其他身份证件也应该符合依法制发的特征。

(五)证件申请与补办需经严格审查

刑法中规定身份证件的申请与补办需要申请人提交法定材料，经过法定机关在法定期限内审查完毕后才能取得身份证件。对于规定了有效期限的身份证件，有效期限届满后，持证人可以向原申请机关申请办理较长时间的身份证件。我国居民身份证就是采取了这种方式，不同的年龄段采取不同的有效期。外交护照和公务护照有效期最长不超过5年，普通护照有效期最长不超过10年。社会保障卡的有效期限为10年，驾驶证则根据持证人的驾驶表现分为6年、10年和长期有效三种。以上身份证件遗失后的补办程序也有相应的法定程序，申请人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向发证机关申请补办。

［参考文献］

［1］赵秉志．中国刑法的最新修订［J］．法制研究，2015(06)．

［2］张军方，王海铭．“刑修九草案”中身份证件犯罪入刑探讨———以刑法谦抑性为视角［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03)．

法人身份证明篇3

按2014年全国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考生须提交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由报考点工作人员进行核对。站在监考人员的角度，拒绝持临时身份证的考生入场似乎“有据可查”、“有规可依”。可是在很多网友的眼中，此举显得十分荒唐，主考部门在严肃考风考纪的同时，应为考生提供人性化服务。

在笔者看来，持临时身份证考生被拒是一种“削足适履”。身份审核的目的主要是防范冒名顶替现象，验“二代身份证”也是为证明考试者是考生本人。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考生并不能确保其身份证在考试前一刻就不遗失，既然遗失身份证是正常现象，那遗失后补一个临时身份证更是正常现象，作为监考人员应该有思想上的准备，不能死抱着“二代身份证”的规定不放而耽误考生的美好前程。

从法理上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居民身份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临时居民身份证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法律效力”；第十四条规定：“公民从事有关活动，需要证明身份的，有权使用临时居民身份证证明身份。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拒绝。”从中可以看出，临时居民身份证在证明公民身份上和正式身份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拒绝持临时身份证的考生进考场涉嫌违法。

据报道，事情发生后，内蒙古有关部门回应称，监考人员未准许持有临时身份证的考生入场考试，符合教育部要求。仔细追究，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法律规定，在适用法律条文发生冲突时，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别说教育部的规定、研招简章并未否定临时身份证的证明作用，就算是教育主管部门作了这样的规定，我们也要遵从“法律”大于“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大于“部委规章”的原则，这才是对法律的尊重。

法人身份证明篇4

无视法律的扭曲心态

“房姐”、“房妹”及一人多个户口和身份证现象，绝不单单是多几套房和几张身份证的问题。身份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民身份的证明，根据《身份证法》，“公民身份号码是每个公民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由公安机关按照公民身份号码国家标准编制”，是国家管理国家人口和社会的重要的信息依据和法律工具。因此，一个人一张身份证一个身份证号码成为国家管理人口和社会的基本原则，法律严禁伪造身份证的行为：“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显然，多身份证现象，不是普通的违法现象，而是犯罪行为。

国内越来越猖狂的多身份证现象表明，与伪造身份证有关的某些领域的权力滥用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不仅仅是某些普通公民出于某些不良动机试图让自己多几张身份证，而且从多户口、多身份证的适用看，没有当地户口管理部门的介入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可能不少公安人员也都无视这一刑事犯罪的严重性，导致有些人、某些圈子甚至以是否办了几个户口和身份证为荣。这种无视法律的扭曲心态，从一个侧面显然反映了我国社会生活中法律意识的淡薄。

必然与违法犯罪相关联

多身份证和多户口现象的严重性，首先在于它必然与其他领域的违法犯罪相联系。一个合法的公民只需要一个户口和身份证明。公民办理多户口和多身份证的目的，就是为了规避法律、逃避法律的制裁，故其背后，都有违法乱纪和犯罪现象。比如，有些官员和富商，用不同的身份去澳门，用不同的身份买房转移受贿和其他不法财产，有的甚至用多个身份证实现妻妾子女成群。其次，多个身份证本身就是伪造身份的犯罪行为，是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刑事犯罪行为，刑法第280条第3款明确规定：“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再次，要办理一个虚构的有效户籍、有效身份证，恐怕必须有数个部门、数个负责人、数个办事人员，才有可能完成。这个违法链条上的任何人，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涉及违法和刑事责任的问题。最近因陕西“房姐”违法办户口而被刑拘的7名涉案人员（含4名民警）就是一个典型。

权力何以会跑出笼子？

法人身份证明篇5

现行的《居民身份证法》对于人民警察在依法执行职务，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的情形作出了明确规定：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需要查明身份的；依法实施现场管制时，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突发事件时，需要查明现场有关人员身份的；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为什么陈旭代表仍然要提出这条修改建议呢？对于他提出的几个理由，笔者且一一分析。

一是认为身份证是社会管理的工具。陈旭代表说，我认为身份证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它是实现社会管理的一种工具，也是老百姓办事的一种身份证明。那么，身份证是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呢？身份证记载着一个公民的最基本的个人信息，这些都属于公民的隐私权范畴，是否出示当然属于公民的私权的范围，因而，既然作为一种公民权利，为了公共管理的需要，就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给予限制，而不能无限制地剥夺。

二是认为有利于加强社会管理。陈旭代表说，城市人员大量流动，犯罪高发，警察查验身份证有利于社会管理；过分严格限制警察查验身份证的权力，容易造成警察对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弱化等等。其实，为强社会管理，现行的规定并非无所作为，首先，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需要查明身份，人民警察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这什么是“违法犯罪嫌疑”都是由警察自己判断，通常警察能讲嫌疑的理由，就能行使权力，这并没有给警察带来什么障碍，反之，如果连一点理由都不需要讲，那极易给警察滥用权力；其次，法律还规定了“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人民警察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这就给警察能查验身份证留下了极大的空间。况且，我们还要说，加强社会管理、打击犯罪并不是法律的所有目标，法律在打击犯罪时，也还要保障人权，有时，为了保障人权，不得不对打击犯罪设置一些程序上的障碍，这是我们实行法治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三是认为随时查验公民身份证不会侵权。陈旭代表说，身份证不是公民基本权利，所以不会侵权。我们姑且不说在没有限制条件下查验身份证本身是否侵权，就是在查验身份证时也会伴生侵权。《京华时报》3月8日就报道，3月6日晚上，在北京站急着赶火车的张先生，因名字中的“祎”（yi）字较生僻，警察在检查身份证时用了近30分钟才在电脑内找到“祎”字。由于耗时过多，张先生最终没有赶上火车。请问，耽误张先生上火车的损失谁来赔偿？此外，如果忘记带身份证，在没有任何嫌疑情况下，能否滞留盘问呢？如果不能，那查验身份证有什么意义；如果可以公民的人身自由如何保障不受警察侵犯？记者调查装修工人杨群时，他就说：我们穿得很差，警察一看就知道我们是民工，有些地方警察专查民工，穿得体面的问都不问。警察权力再大了，会不会因为忘记带身份证把我们抓走呢？

四是相信警察不会滥用权力。当记者问道：“没有相应约束，会不会发生警察滥用权力的行为呢？” 陈旭代表说：“我相信，警察查验身份证绝大部分都是执行公务。”然而，先哲早就告诉我们：“不受监督的权力易滥用，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法律从来都是以“人性恶”的角度来设计和防范的。所以，仅仅以“相信警察不会滥用权力”是不可靠的，对于警察查验身份的权力也是要有约束的。

法人身份证明篇6

关键词：电子商务；加/解密技术；数字证书

中图分类号：F71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02

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电子商务活动中，目前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商务形式，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与此同时电子商务也伴随着各种新问题的出现。

电子商务系统是一个以信息技术为平台的网络商品交易系统。因为继承了互联网的特性，电子商务的交易是不谋面的交易。它不像传统的商品交易系统买卖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面对面进行交易，而是通过计算机网络采用远程、异地方式进行商品交易。这样的交易模式，交易主体都面临着不同的安全威胁，身份认证又是电子商务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所以保障电子商务交易主体安全是电子商务正常进行的重要保证。

一、电子商务交易主体安全

在电子商务系统交易过程中参加交易的主体主要有商户、顾客、银行、物流公司、身份认证机构。在进行的每一个交易步骤都需要在相关两个地处不同地区的交易主体之间，通过计算机远程通讯的方式完成信息的交换与确认。同时为了保证每一个交易步骤、交易主体及交易内容都是真实、完整、有效的，必须对交易主体的身份进行认证，同时对交易中主体之间交换的数字单据进行验证。

在传统的商品交易过程中，交易主体的身份证明可以是：公安机关颁发的个人身份证明―居民身份证，工商管理局颁发的企业资格证明―营业执照。然而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的交易过程，传统的身份证、营业执照等身份、资质证明资料已无法确认交易主体的真实身份。因为所有与商品交易有关的单据都是数字单据，在交易过程中无法确认交易主体的真实身份。为了实现对交易主体的身份进行有效确认，将基于公钥理论的数字证书技术运用到电子商务中，确认电子商务参与者真实身份，保证交易安全。

二、数字证书原理

(一)数字证书的定义

数字证书也叫数字标识,是一种应用广泛的信息安全技术，一般由权威公正的第三方机构即CA认证中心签发，主要用于网上安全交往的身份认证，通俗地讲，数字证书就是个人或单位在网络上的身份证。数字证书以密码学为基础，采用公钥体制原理在Internet上建立安全有效的信任机制。

(二)数字证书工作原理

1.公钥密码体制

数字证书采用公钥密码体制，即利用一对互相匹配的密钥进行加密、解密。公钥密码体制分为三个部分，公钥、私钥、加密解密算法，它的加密解密过程如下：

加密：通过加密算法和公钥对明文进行加密，得到密文。加密过程需要用到公钥。

解密：通过解密算法和私钥对密文进行解密，得到明文。解密过程需要用到解密算法和私钥。注意，由公钥加密的内容，只能由私钥进行解密，也就是说，由公钥加密的内容，如果不知道私钥，是无法解密的。

公钥密码体制的公钥和算法都是公开的，私钥是保密的。大家都可以使用公钥进行加密，但是只有私钥的持有者才能解密。在实际的使用中，申请者会得到生成一对公钥和私钥，把公钥出去给别人使用，自己保留私钥。

2.数字证书原理

每个持有数字证书的用户自己有一把特定的仅为本人所知的私有密钥(私钥)，用它进行解密和签名；同时有一把公共密钥(公钥)并由本人公开，为一组用户所共享，用于加密和验证签名。通过数字的手段保证加密过程是一个不可逆过程，即只有用私有密钥才能解密。

在公钥密码体制中，其数学原理是将一个大数分解成两个质数的乘积，加密和解密用的是两个不同的密钥。即使已知明文、密文和加密密钥(公开密钥)，想要推导出解密密钥(私密密钥)，在计算上是不可能的。按现在的计算机技术水平，要破解目前采用的1024位密钥，需要上千年的计算时间。公开密钥技术解决了密钥的管理问题，商户可以公开其公开密钥，而保留其私有密钥。电子商务交易主体可以用人人皆知的公开密钥对发送的信息进行加密，安全地传送给商户，然后由商户用自己的私有密钥进行解密。

3.数字证书的应用

(1)数据加密。数字证书技术利用一对互相匹配的密钥进行加密、解密。当你申请证书的时候，会得到一把私钥和一把公钥。其中公钥可以发给他人使用，而私钥你应该保管好、不能泄露给其他人，否则别人将能用它以你的名义使用。当你向朋友发送一份保密文件时，需要使用对方的公钥对数据加密，朋友收到文件后，则使用自己的私钥解密，如果对方没有私钥，就不能解密文件，从而保证数据的安全保密性。这种加密是不可逆的，即使你已知明文、密文和公钥，也无法推导出私钥。

(2)数字签名。利用数字证书也可以对文件进行数字签名，用户采用自己的私钥对信息加以处理，即用你的私钥对数据进行加密处理。由于密钥仅为本人所有，这样就产生了别人无法生成的文件，也就形成了数字签名。由于私钥仅为你一个人拥有、别人是无法仿造的，因此经过你签名的文件一定是你自己签名发送的。数据接收方则利用对方的公钥来解密收到的数字签名，以确认签名的合法性。数字签名技术是在网络系统虚拟环境中确认身份的重要技术，完全可以代替现实过程中的“亲笔签字”，在技术和法律上有保证。在数字签名应用中，发送者的公钥可以很方便地得到，但他的私钥则需要严格保密。

(三)数字证书的类型

1.从证书的使用者来看，数字证书可分为个人数字证书、机构数字证书和设备数字证书。

(1)个人数字证书：证书中包含个人身份信息和个人的公开密钥，用于标识证书持有人的个人身份。(2)机构数字证书：证书中包含企业信息和企业的公开密钥，用于标识证书持有企业的身份。(3)设备数字证书：证书中包含服务器信息和服务器的公开密钥，用于标识证书持有服务器的身份。

2.从证书的用途来看，数字证书可分为签名证书和加密证书。

(1)签名证书：主要用于对用户信息进行签名，以保证信息的不可否认性。(2)加密证书：主要用于对用户传送的信息进行加密，以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四)数字证书的意义

数字证书是一种权威性的电子文档，它提供了一种在互联网上验证身份的方式。数字证书在网络上类似于人在社会上持有的身份证等证件，用来在网络上证明数字证书持有者的身份。数字证书持有者可能是现实社会中的自然人、法人，也可能是网络设备。数字证书可以简单理解为“网络身份证”，用来在网络上证明自己的身份。 在数字证书认证的过程中，证书认证中心(CA)作为权威的、公正的、可信赖的第三方，其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Internet网电子商务系统技术使在网上购物的顾客能够极其方便轻松地获得商家和企业的信息,但同时也增加了对某些敏感或有价值的数据被滥用的风险。为了保证互联网上电子交易及支付的安全性,保密性等，防范交易及支付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必须在网上建立一种信任机制。这就要求参加电子商务的买方和卖方都必须拥有合法的身份，并且在网上能够有效无误的被进行验证。

三、数字证书保障电子商务交易主体的真实身份

在商品交易过程中，明示身份的目的是向对方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如果交易的一方无法查明另外一方的身份，或者另外一方使用虚假身份，这样就很容易产生交易纠纷。

电子商务系统的交易步骤首先是顾客登录商户的网站，在网站上选购商品，在决定购买选中的商品后，向商户提交订购单，在该步骤中，需要进行数字身份认证的主体有商户与顾客。商户网站首先要向顾客展示自己的真实“数字身份”，用于顾客对商户的合法经营身份进行确认，从而防止顾客登录非法网站。另外顾客同时也要向商户网站展示自己的“身份”，应该采用“数字身份”的方式登录网站，对提交的订单进行数字签名后发送给商户。

(一)数字证书保证网站身份

网站可以通过申请服务器数字证书，作为网站唯一的电子身份标识来确认网站身份，让所有访问网站的顾客都能确定网站是真实可靠的。服务器数字证书，证书中包含服务器信息和服务器的公钥，在网络通讯中用于标识和验证服务器的身份。数字安全证书和对应的私钥存储于 E-key 中，服务器软件利用证书机制保证与其他服务器或客户端通信时双方身份的真实性、安全性、可信任度。运用前面提到的数字证书原理，我们举一个网站向顾客确认身份的例子：

“顾客”->“服务器”：你好

“服务器”->“顾客”：你好，我是服务器

“顾客”->“服务器”：向我证明你就是服务器

“服务器”->“顾客”：{你好，我是服务器} ({你好，我是服务器}是加密后的字符)

为了向“顾客”证明自己是“服务器”，“服务器”用自己的私钥对明文加密，把明文和加密后的密文发给“顾客”。对于这个例子来说，就是把“你好，我是服务器”和用私钥加密后的密文 {你好，我是服务器}发给顾客。

“顾客”收到信息后，他用公钥解密密文，如果可以顺利解密，再和明文进行对比，如果一致，说明信息的确是由“服务器”发过来的。用“服务器”用私钥加密后的内容，由且只能由公钥进行解密，私钥只有“服务器”持有，所以如果解密出来的内容是和明文一致，那说明信息一定是从“服务器”发过来的。

假设“黑客”想冒充“服务器”：

“黑客”->“顾客”：你好，我是服务器

“顾客”->“黑客”：向我证明你就是服务器

“黑客”->“顾客”：你好，我是服务器

这里黑客无法冒充，因为他不知道私钥，无法用私钥加密明文后发送给顾客去验证。

“顾客”->“黑客‘：？？？？

由于“黑客”没有“服务器”的私钥，因此它发送过去的内容，“顾客”是无法通过服务器的公钥解密的，因此可以认定对方是个冒牌货！到这里为止，“顾客”就可以确认“服务器”的身份了，可以放心和“服务器”进行通信。

(二)数字证书保证顾客网上登录身份

采用数字证书校验登录的方式登录网站，网站建立数字证书登录平台，顾客为自己申请数字证书后，将数字证书安装在自己的电脑上，并将该数字证书与顾客账号进行绑定。在顾客登录网站时，系统将读取顾客的数字证书，由于数字证书私钥的唯一性，只有持有者本人才能通过数字证书登录网站，而在未安装数字证书的电脑上或非数字证书本人，该顾客将不能登录平台。数字证书登录平台例如下图所示：

目前，阿里巴巴网站是我国最先进的B2B电子商务网上贸易平台，但是在平台上交易的买卖双方虚假身份问题任然存在。如果能把阿里巴巴网站建设成为我国第一个可用数字证书进行电子商务活动的操作平台，不仅可使阿里巴巴公司受益，更重要的是能为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打开一个突破口。

如果阿里巴巴网站，开辟“证书企业专区”。企业通过数字证书注册阿里巴巴会员，企业的身份就会得到非常有效的确认，就能很好解决阿里巴巴B2B电子商务中企业的身份一直不能得到有效的确认这一关键瓶颈，使用企业数字证书还能保证电子商务活动中要求信息的保密性、不可否认性、不可篡改性。企业用数字证书登录阿里巴巴网站，通过使用数字证书，还可以在其的供求信息中加盖电子公章。通过数字证书在网站上的应用，发展和完善我国电子商务平台，为企业间进行的身份确认、电子合同、电子交易等方面提供可认证、安全性高、不可抵赖的安全应用平台。

(三)数字证书保证顾客网上支付身份

在顾客向银行提交支付申请及银行确认支付请求的交易步骤中，需要进行数字身份认证的主体有顾客与银行。一般情况下，顾客选择相应银行的官方网站进行在线支付是安全的，银行网站的真实性比较容易判断，同时，顾客也要向银行展明自己的身份，保证支付者身份的真实性。因为是远距离的网络操作，银行对确保支付者身份的监控能力相对在银行柜台的操作是比较低的，这要求必须有一种方法可以有效的保证支付者身份的真实性和唯一性。

数字证书作为“网上身份证”，为银行的网上支付提供了保障，各银行为支付者提供该银行的数字证书申请，将支付者的银行卡信息与数字证书进行绑定，保证支付者银行卡信息与数字证书的唯一关联性。虽然各银行数字证书名称各不相同，但均是基于数字证书原理，各银行以外形各异的U盘作为存储介质，主要保存数字证书，U盘内置的物理加密芯片可以确保数字证书不被木马病毒轻易盗取，从安全性上来看是完全可靠的。银行的数字证书通过硬件加密的方式验证客户的身份。客户有关信息一经下载到数字证书内，即具有惟一性和不可复制性，网上所有涉及账户资金的对外转移都必须事先通过支付者数字证书进行惟一性认证。当支付的时候将存放数字证书的U盘插入计算机接口，进行支付者身份信息匹配，匹配成功便可进行支付，反之，将不能完成。数字证书支付方式，即使支付者不小心丢失了账号、密码，也没有关系，没有这个数字证书是无法成功实现网上支付的。

电子商务安全是电子商务正常进行的重要保证，身份认证又是电子商务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基于公钥技术的数字证书能够确认交易主体的身份认证，实现身份的真实性、唯一性以及不可否认性，运用数字证书，更好地保障了交易的安全，将极大地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文光.电子商务身份认证的根本之道-无线印鉴认证.电子商务,2006(09):58.

[2]张昕楠.身份认证:摆脱困境.软件世界,2006(4):68.

法人身份证明篇7

统一身份证，是美国近百年来隐私风波中的中心话题之一。

在美国历史上，联邦政府从来没有发放过全国统一的身份证件。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三个证件，不同程度起到了身份证的作用。一是驾驶证；二是护照；三是社会安全号。

罗斯福新政期间，他为了建立社会保障系统，提出为每一个有工作的人员，建立一个社会安全账号。设想一出，立刻遭到了“隐私派”激烈反对。最后，罗斯福向国会妥协并保证：这个号码仅仅用于社会保险，一定不会用于身份标识的领域，并且会被保密，这个提案才最终在国会通过。

严格地说，社会安全号还算不上统一的身份证件。因为它只记录姓名，男女、年龄、住址、相片等基本信息都没有，公民也不需要随身携带，该号码被明确规定为个人隐私。1974年的《隐私法》，甚至还有专门的条文写明：“要控制社会安全号对个人隐私造成的威胁”。

因为没有统一身份证，美国各种信息系统中用来标识、区分公民个体的方法五花八门，最核心的方法还是人的姓名。但不同的人可以拥有同样的名字，还容易出现拼写错误。毫无疑问，按照名字来查询个体信息的方法，检索效率和准确率都很低。当要把不同系统的数据库联接整合到一起的时候，要确定“谁”是“谁”，就变得非常困难。

当然，联邦政府未尝不想建立全国统一的身份证件。问题的关键在于：国会不同意。国会的问题又在于：大部分老百姓不答应。

曾发放的身份证都是暂时的

美国社会关于身份证话题的争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了。

1917年美国对德宣战，为了防止德裔美国人在境内从事谍报活动，联邦政府提出，要对这个特殊的群体颁发统一的身份证件。还有机构附议：统一身份证应该延伸到所有的外国人，甚至全体国民。最后，国会仅仅同意了对德裔美国人加强管理，并在获准通过的法案中明确指出：当国际冲突一结束，这种证件就应该立即撤销。

战火熄灭后，对德裔群体发放的身份证果然被取消了。不过，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又因为类似的原因，对日裔、意大利裔、华裔群体发放过统一的身份证。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不久，盖洛普的民调表明，有69%的美国人支持统一身份证件的做法，明确反对的人降至25%。可这个数据只是昙花一现，没过多久，支持者就改变了念头，反对方又在民调中占据了主流。

二战全面爆发后，联邦政府曾经发起过多次呼吁，要求实施全国统一的身份证件，因从未在国会获得半数以上的支持而尽数夭折。

“国家安全”并非充分理由

近几十年来，美国对统一身份证这个问题做过很多次民意调查，每次都是反对意见占绝对上风。1942年，民意调查的创始人乔治-盖洛普，曾在《纽约时报》上对统一身份证的利弊做过有代表性的总结。在他看来，统一身份证很像是警察国家的做法，是违反美国精神的。当然，盖洛普也承认，统一身份证有利于打击犯罪、加强国家的安全，特别是在应对恐怖袭击、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过程中，统一身份证将大大方便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

法人身份证明篇8

关键词：无身份者；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定性

一、争议观点

信用证诈骗罪是指使用伪造、变造的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或者使用作废的信用证，或者骗开信用证，或者以其他方法利用信用证骗取财物和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信用证诈骗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年满16周岁的自然人和单位均可构成。

在外贸实务中，常见的信用证诈骗罪的主体是开证申请人、受益人、开证行或其工作人员。在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中，如果部分主体为特殊身份主体例如为国有公司、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及其工作人员或为普通非国有公司、普通非国有企业、普通非国有银行及其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国内外对身份犯与非身份犯之间以及不同身份犯之间进行共同犯罪如何定罪量刑已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其中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共同犯罪中无身份者能否构成有身份者实施的真正身份犯的教唆犯、帮助犯和共同实行犯的问题上。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有身份者实施犯罪的教唆犯和帮助犯，这一点已基本为现代各国刑法和刑法理论所公认；在我国也已成为刑法学界的通说，我国司法实践也不例外；在立法方面，我国虽未对此作出法律的明文规定，但在司法解释中却能够得到体现：如1984年4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指出：“妇女教唆或帮助男子实施犯罪的，是共同犯罪，应当按照她在犯罪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定为教唆犯或从犯，依照刑法有关条款论处。”这一针对犯罪的司法解释，可以看做是我国在立法层面上对无身份的行为人可以成为有身份者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的肯定。

但无身份者能否成为纯正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立法例方面来看，有的国家的法律明确规定了无身份者可以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实施者（即共同正犯），如《韩国刑法典》第33条规定：“因身份关系成立之罪，其参与者虽不具此等身份关系，仍适用前三条之规定（即关于共同正犯、教唆犯、从犯之规定）”。但有的国家的立法例对此采否定观点，如《德国刑法典》第28条第1款规定：“正犯的刑罚取决于特定的个人特征（第14条第1款）。共犯（教唆犯或帮助犯）缺少此等特征的，依第49条第1款减轻处罚。”但有的国家立法例对此语焉不详，模棱两可，但在理论和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仍然可以归为肯定说或否定说，如《日本刑法典》第65条规定：“对于因犯罪人身份而构成的犯罪行为进行加功的人，虽不具有这种身份的，也是共犯。因身份而特别加重或者减轻刑罚时，对于没有这种身份的人，判处通常的刑罚。”但对该“共犯”是仅包括教唆犯、帮助犯，还是同时包括共同正犯，却未予以明确。从学界方面来看，由于研究视角不同，学界提出了多种理论方案，大致说来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两种观点站在不同的立场分别从不同侧面对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行信用证诈骗犯罪的法律定性进行了探讨，揭示了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行信用证诈骗犯罪的法律定性本质的一面，因而都有值得肯定之处，但同时这两种观点也有各自值得商榷的地方。

1.肯定说：

肯定说认为共同犯罪中无身份者完全能够构成有身份者实施的真正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

但在具体论证上，又有所不同：如柏广衡明确主张：“国有银行工作人员与外部人员勾结，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其职务便利实施信用证诈骗，骗取单位资金供自己和他人共同占有的，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以贪污罪定罪处罚，外部人员构成贪污的共犯。国有银行工作人员明知他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实施信用证诈骗骗取本单位资金提供帮助，本人没有占有赃款的，应以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定罪处罚。国有银行工作人员与外部人员勾结，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共同实施信用证诈骗，骗取单位资金的，如果主要不是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犯罪，应以信用证诈骗罪共犯论处。”陈伟也是肯定说的论者，他指出：“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骗取信用证往往可能会有多方主体参与，并且为了顺利使诈骗意图得逞，实施诈骗的行为人为了利益关系而内外勾结，在共同意思支配下行使诈骗的共同客观行为，即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与社会上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套取金融机构的财产。对此行为定性的一般分析路径可能如下：如果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是国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则根据刑法第382条第3款的规定：“行为人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相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如果是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则根据2000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行为人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相勾结，利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将该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已有，数额较大的，以职务侵占罪共犯论处”。”日本学者植松正指出：“第65条全文，其适用范围，在学说上存在着争论，可分三说：（一）仅适用于共同正犯说，（二）仅不适用于共同正犯说，（三）共犯三形态都适用说。”在对上述三说逐一进行评论之后认为：“这样看来，应以第三全面适用说为正当是显然的。此说不仅有上述所长，而且在法律条文上，不论此规定或共同正犯的规定，都在‘共犯’章下，第65条第1项文词上也是‘仍是共犯’。其所谓‘共犯’，也包含共同正犯，用语上是明白的。”莫洪宪、李成认为：“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可以构成职务犯罪的共同实行犯。”

因此，肯定说明确认为：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中无身份者完全能够构成有身份者实施的真正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在此，特别要强调的是肯定说也是各国刑法学界的通说。

2.否定说：

与此相反，否定说坚持认为共同犯罪中无身份者不可能构成有身份者实施的真正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

否定说主要是站在特定义务违反说和人权保障的立场上，认为无身份者不能构成职务犯罪的共犯。“于是在刑法上，特殊的主体资格从普通的主体资格中裂变出来，特殊主体所享受的权利，普通主体不能去分得一杯羹；特殊主体所承受义务，普通主体也不能去平分秋色。”“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何者为重，没有一个绝对的价值选择标准。某些犯罪规定只能由特殊主体才能构成，意味着刑法对特殊主体以外的其他社会成员个人自由的承认，但允许可以构成共同犯罪，又意味着向社会秩序的方向回归。”比较有影响观点的如：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刁荣华指出：“按刑法上固有的身份犯系以身份或其他特定关系为犯罪构成要素，因此，一般法理认为苟行为人欠缺此身份或特定关系，即系可罚性不备，无从成罪。在数人共同加功之情形，依通说，无身份之人教唆或帮助有身份者实施身份犯罪，尚非不可想象，但若无身份者居于共同实施之地位，则不能构成身份犯之共同正犯。”前苏联学者特拉伊宁指出：“……非公职人员可以是渎职罪的组织犯、教唆犯或帮助犯，但是渎职罪的执行犯却只能是公职人员。所以有这个特点，是因为在实际中只有公职人员才是公务职能的执行者，由他们命令，签署文件等等。因此，事实上，也只有他们才能构成渎职罪。因此，职务行为的唯一执行者“公职人员”自然也就是渎职罪的唯一执行犯。由此得出结论：在渎职罪的共犯中，非公职人员只能作为组织犯、教唆犯或帮助犯负责。”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认为：“身份犯必须以有身份者的行为为前提，无身份者作为实现构成要件事实的参与者可以符合它的修正形式（教唆犯、帮助犯），但是，无身份者是从属性的，不能成为身份犯的共同正犯。”另一位日本学者福田平也认为：“在真正身份犯中，非身份者的行为因为缺乏作为实行行为的定型性，不可能存在共同实行，非身份者只能成为教唆犯或帮助犯。并举例说，非公务员与公务员一起接受了与公务员的职务有关的金钱，这一行为对公务员来说虽然具备贿赂的收受这种的实行行为性，但对非公务员来说，接受的金钱不是贿赂，接受金钱的行为不是贿赂的收受。这里是存在自然行为的共同，但不存在实行行为的共同。”陈兴良指出：“具有特定身份的人与没有特定身份的人之所以不能构成法律要求犯罪主体具有特定身份的犯罪的共同实行犯，就在于没有特定身份的人不可能实施法律要求犯罪主体具有特定身份的犯罪的实行行为。因为身份是犯罪主体的构成要素之一，身份决定着犯罪主体的性质。身份尤其是法定身份总是和犯罪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联系在一起的，法律在赋予其一定身份的同时，必然加诸一定的权利、义务，而且身份对犯罪行为的性质具有决定意义。”；“真正身份犯中法律要求的实行行为必须结合主体要件来考虑，只能由有身份者实施，无身份者不能构成真正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苏惠渔也认为：“身份尤其是法定身份，对犯罪行为的性质具有决定意义，非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在形式上一致，但在本质上不同。”

因此否定说坚持认为：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证明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中无身份者不可能构成有身份者实施的真正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

二、理论分析

在外贸实务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中，无身份者究竟能否构成国有公司、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贪污罪的教唆犯、帮助犯或共同实行犯呢？无身份者究竟能否构成普通非国有公司、普通非国有企业、普通非国有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职务侵占罪的教唆犯、帮助犯或共同实行犯呢？己有的研究和立法例在对外贸实务中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无身份者能够成为纯正身份犯的教唆犯和帮助犯问题上几乎均持肯定态度，因此没有什么争议，但对无身份者能否成为纯正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问题上主要持肯定说，但也有持否定说的。但笔者认为不论是肯定说还是否定说都有值得商榷之处，根据我国立法和共同犯罪理论的现状，笔者认为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由此决定了折中说是适宜的，并提出了相应的理由如下：

1.某些要求特殊主体犯罪的实行行为，从其性质上看，不可能由其他无特定身份者与有特定身份者一起实施的实行行为，而只能由具备特定身份者实施，在此种犯罪构成的情况下，无特定身份者不可能与有特定身份者构成共同实行犯。因此肯定说并不妥当。

2.少数身份犯，由于其行为是复杂行为等原因，虽然离开有特定身份者行为不可能最终完成，但从其性质上看，无特定身份者可能实施行为的一部分则是不容置疑的，即这种犯罪的实行行为可以由无特定身份者与有特定身份者共同实施。因此否定说也是不妥当的。

实际上，折中说也贯穿在我国制定的有关司法解释中。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纳税人员参与偷税犯罪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中第2条指出：“税务人员与纳税人相互勾结，共同实施偷税行为，情节严重的，以偷税共犯论处，从重处罚。”又如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1条第2款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其中“共犯”的含义究竟是广义还是狭义，实践中需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三、结论与思考

对于共犯与身份的定罪与量刑，我国尚未在刑事法律中予以明文规定，仅仅散见于司法解释性质的文件中的规定有一些对个案的处理原则，但这些规定缺乏全局性，同时有些规定的科学性本身也值得再斟酌，因此，这些规定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很有限的。

外贸实务中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无身份者能否成为纯正身份犯的教唆犯、帮助犯和共同实行犯问题上，我国立法和共同犯罪理论的现状，决定了折中说是适宜的。因为虽然我国刑法对此没有明文法律规定，但从我国对共同犯罪性质的看法和有关司法解释中可以归纳出我国在这一问题上实际是持一种折中的态度，即对此问题不可一概而论，而应区分特殊主体犯罪的实行行为之性质，予以不同的对待：即凡无身份者能够参与真正身份犯的部分实行行为的，可以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实行犯；凡无身份者根本不能参与真正身份犯的实行行为的，即不能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实行犯。

笔者通过本文的研究，旨在为国内外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外贸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中的身份问题奠定一个良好的理论基础，也希望能为国家相关立法部门制定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和为司法机关在对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中正确定罪量刑方面可提供一些具有参考与借鉴价值的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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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 伟：信用证诈骗罪的本质与司法认定[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10，141（4）：76-77.

[3]植松正：刑法概论·Ⅰ总论[M].东京：劲草书房，1974：385-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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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兴培 何 萍：非特殊身份人员能否构成贪污罪的共犯[J].法学，2001，（12）：39.

[6]刁荣华：刑法修正若干问题[M].台北：台湾汉林出版社，1976：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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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兴良：共同犯罪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356-357.

法人身份证明篇9

关于共犯与身份的理论，主要是为了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非身份者与身份者共同犯罪时，应如何处理；二是当身份成为刑罚的加重或减轻的条件时，对非身份者应如何科处刑罚。[66]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包括两种情况：一是非身份者加功于（即教唆、帮助）真正身份犯时，非身份者能否构成只有具有一定的身份才能构成犯罪的共犯（即教唆犯、帮助犯）？例如，非公务员教唆公务员收受贿赂的，非公务员能否构成受贿罪的教唆犯？二是，真正身份犯加功于非身份者实施只有真正身份犯才符合正犯主体要件的犯罪时，双方如何定罪处罚？例如，公务员教唆不具有公务员身份的妻子收受贿赂的，双方是作为教唆犯、帮助犯，还是作为正犯、帮助犯，或者间接正犯、帮助犯，抑或作无罪处理？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既包括定罪的问题也包括科刑的问题，因为定罪是科刑的前提。例如，律师教唆他人帮助当事人毁灭证据的，对律师是定刑法第306条辩护人毁灭证据罪，还是第307条第2款帮助毁灭证据罪的教唆犯？反过来，一般人教唆律师帮助当事人毁灭证据的，一般人是构成第306条辩护人毁灭证据罪的教唆犯，还是构成第307条帮助毁灭证据罪的教唆犯？

共犯与身份的问题，许多国家的刑法典都有明文规定。例如，日本刑法第65条第1项规定：“对于因犯罪人身份而构成的犯罪行为进行加功的人，虽不具有这种身份的，也是共犯。”第2项规定：“因身份而特别加重或者减轻刑罚时，对于没有这种身份的人，判处通常的刑罚。”[67]德国刑法典第28条第第1款规定：“正犯的刑罚取决于特定的个人特征（第14条第1款）的，如共犯（教唆犯或者帮助犯）缺少此等特征，依第49条第1款减轻处罚。”第2款规定：“法定刑因行为人的特定的个人特征而加重、减轻或排除的，其规定只适用于具有此等特征的行为人（正犯或共犯）。”[68]

尽管德、日等国刑法典中有共犯与身份的规定，但在理论上争论十分激烈，以至于相关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我国现行刑法典没有共犯与身份的规定，理论的探讨基本局限于对于双方均具有一定身份的人如国家工作人员与公司人员共同贪污、受贿如何定罪处罚之类的问题。对于身份相关的违法与责任问题涉足的还不多。对于非公务员加功于公务员贪污、受贿的，非公务员能否以贪污、受贿罪的共犯定罪处罚，尽管有个别学者持否定观点，但多数说认为以贪污、受贿罪的共犯处理不存在疑问。否定说认为，“在法律缺乏明文规定的情况下，非国家工作人员不应该构成受贿的共同犯罪。……笔者在咀嚼了很多肯定说的理论之后，总觉得这些观点和理由是多么的似曾相识，它们跟原先阐述类推制度的理由几乎是一脉相承。”[69]在否定说看来，由于现行刑法缺乏共犯与身份的明文规定，肯定论的主张属于已经寿终正寝的类推制度的不散的阴魂。或者直白地说，平时不享有国家干部待遇的平头百姓即使教唆、帮助了国家干部贪污、受贿的，也不能因此享受国家干部待遇而成为贪污、受贿罪的共犯。肯定说反驳认为，“刑法第382条第3款规定只是重申了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规定，或者说只是将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规定具体化于贪污罪的规定中，而没有增加新的内容，只能视为注意规定。最后，如果将刑法第382条第3款理解为法定拟制，那么，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共同故意实施以特殊身份为要件的犯罪时，除贪污罪之外，一概不成立共犯；这样，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几近一纸废文，总则也不能起到指导分则的作用。”[70]笔者支持肯定说。

否定说的杀手锏就是法无明文规定，由此看来，我们在借鉴德、日共犯与身份理论的同时，还应从其他视角探讨共犯与身份问题的解决。笔者认为，上述共犯处罚根据论的讨论对于我们解决共犯与身份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主张共犯的处罚根据在于致使正犯堕落而陷入罪责与刑罚的责任共犯论，说明非身份者加功于真正身份犯时作为真正身份犯的共犯的可罚性没有任何障碍。因为，不具有公务员身份的妻子教唆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丈夫贪污、受贿的，无疑是使本具有坚强党性原则的丈夫“堕落”而陷入罪责与刑罚，是“制造了”贪污腐败分子，所以，妻子作为贪污、受贿罪的教唆犯处罚可谓罪有应得。按照坚持违法的连带性和人的不法论的违法共犯论，妻子教唆公务员的丈夫贪污受贿，显然属于致使丈夫实施违法行为，所以将妻子的教唆行为评价为贪污、受贿罪的共犯也没有任何疑问。

因果共犯论中的修正惹起说，由于坚持绝对的违法的连带性，所以非身份者教唆真正身份犯实施犯罪的，非身份者因为正犯违法的连带性，对非身份者以真正身份犯的共犯处罚，不会存在疑问。

对共犯与身份问题的说明最困难的是因果共犯论中的纯粹惹起说。因为纯粹惹起说认为共犯的违法性应完全独立于正犯的违法性进行判断，共犯不是因为正犯行为违法而违法，而是以自身的法益侵害行为而违法。事实上，纯粹惹起说的主张也是否认非身份犯的可罚性的，例如，德国的纯粹惹起说的代表性人物Schmidh？user就曾认为，“在特别义务（Sonderpflicht）的侵害作为不法构成要件的本质的场合，不负有特别义务的人参与特别义务者的不法行为时不能作为共犯进行处罚。为什么呢？不负有特别义务的人只是以不为法规所处罚的一般的方法对法益的侵害而已。”[71]我国主张非公务员不能构成贪污、受贿罪共犯的前述所谓否定说，不过就是纯粹惹起说主张的翻版。如前所述，正是在身份犯问题的处理上，纯粹惹起说受到其主张不符合现行法规定的强烈批评。纯粹惹起说也发现主张非身份者作为共犯不可罚的结论有违现行犯的规定，于是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修正，“共犯的不法也会受到正犯不法的片面的拘束，也就是说，非公务员也能够通过公务员的行为而对‘职务履行的纯洁性’的法益造成侵害，身份者与非身份者的区别只是在纯粹的事实的性质上。”[72]

笔者赞成混合惹起说。混合惹起说能否合理说明非身份者作为共犯的可罚性问题呢？由于混合惹起说既部分承认违法的连带性，又部分承认违法的相对性。部分承认违法的连带性就为非身份者加功于真正身份犯时作为共犯的可罚性找到了根据。同时，部分承认违法的相对性又为非身份者加功于真正身份犯时虽应为共犯处罚但同时应减轻处罚找到了注脚。正因为在共犯处罚根据问题上混合惹起说的大力主张，德国现行刑法典第28条才一方面规定了非身份者加功于只有具有一定的身份才能单独构成犯罪的犯罪时非身份者也能构成该罪的共犯，另一方面又规定对非身份者可以减轻处罚。我国台湾地区于2005年全面修订原“刑法”（即1935年民国刑法典）时，于现行“刑法”第31条第1项明文规定：“因身份或其他特定关系成立之罪，其共同实行、教唆或帮助者，虽无特定关系，仍以正犯或共犯论。但得减轻其刑。”日本现行刑法典第65条虽然没有规定非身份者减轻刑罚的规定，但其改正刑法草案第31条规定：“对于因身份而构成的犯罪进行加功的人，即使没有这种身份的，也是共犯，但可以减轻刑罚。”

混合惹起说虽然为非身份者也能构成真正身份的共犯并且应减轻处罚找到了理论根据，但对于共犯与身份具体问题的处理，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这可以从日本理论和判例关于其刑法第65条两项规定理解上的分歧得到一些启发。

日本学者在对于该条两项规定的解释上，有认为两项规定存在矛盾并试图消除此矛盾的观点，有认为两项规定不存在矛盾并试图给这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寻找根据的观点。围绕这两项的解释，主要形成了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第1项的趣旨是，在身份犯中，单独不能构成犯罪的非身份者加功于身份者的犯罪行为时也是共犯，规定了关于身份犯的共犯的成立。第2项表明的是，关于不真正身份犯的共犯，其科刑方法应该是个别的。所谓“通常之刑”，是指在单独犯时应该对其科处的法定刑。[73]这种观点受到的批判是：一是不能合理说明，为什么不真正身份犯一方面成立重的身份犯的共犯，另一方面却要以轻的通常犯罪的法定刑处罚；二是一方面以身份犯的共犯定罪，科刑却还是通常犯罪的刑罚，导致定罪和科刑相分离。例如，非保证人教唆保证人犯保护责任者遗弃罪，非保证人作为保护责任者遗弃罪的教唆犯，以保护责任者遗弃罪定罪，却以单纯遗弃罪的法定刑处罚，导致定罪与科刑相分离。[74]

第二种观点认为，第1项是关于真正身份犯（构成的身份犯）的规定，第2项是关于不真正身份犯（加减的身份犯）的规定。[75]这也是日本通说与判例的主张。这种观点受到的批判是，这种观点仅仅是切合法条所作的常识性解释，并未超出对法条的单纯形式解释的范畴，也不能明确说明身份的作用为何因构成的身份与加减的身份而有所不同。并且，仅仅只是说“法条就是如此规定的”，还不能认为是有说服力的解释论。况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减的身份犯也是由于有身份而成立该种犯罪的，由于可以视为“因犯人的身份所构成的犯罪行为”，所以，仅仅作形式上的解释，就会对区别对待构成身份犯与加减的身份犯本身产生疑问。构成的身份犯与加减的身份犯之间的区别究竟因什么而产生，只要对这一点未加以明确，便无法明确对二者作如此区分的理由，也便无法揭示区别二者的标准。例如，委托物侵占罪（日本刑法第252条）可以理解为，是作为“基于委托物的占有者”这种身份犯，但在与由单纯的“物的占有者”所构成的遗失物侵占罪（刑法第254条）之间的关系上，究竟是构成的身份犯，还是加减的身份犯，则并不是单纯的形式理论所能回答的问题。[76]

第三种观点认为，从违法是连带的，责任是个别的原则出发，第1项是有关违法身份的规定，表明违法的连带性；第2项是有关责任身份的规定，表明责任的个别性。这种观点否定了从来的通说关于第1项与第2项分别是关于真正身份犯和不真正身份犯的这种形式上的区别的解释，而认为第1项是关于真正以及不真正的违法身份的连带作用的规定，第2项是关于责任的个别作用的规定。但这种观点受到违法身份和责任身份实质上很难区分的批评。另外，第1项规定的只有具有一定身份的人才能构成的犯罪，而没有身份的人因为违法身份的连带作用，这本身在文言上就是有矛盾的。[77]

第四种观点认为，第1项规定了违法身份的连带作用，第2项则规定了责任身份的个别作用。这种学说从违法性的客观性以及责任的个别性这种理解出发，推导出“违法的连带性与责任的个别性”，进而把身份区分为连带发挥作用的违法身份与个别发挥作用的责任身份这两种情况。因此，刑法第65条第1项、第2项就可以理解为是对于基于这种身份的实质性区别所产生的不同作用作了规定。这种学说的特色就在于，它并不认为第65条第1项、第2项所规定的不同作用是一种“矛盾”，而是试图赋予其理论根据。按照这种观点，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就以违法身份为要件的违法身份犯而言，无身份者构成身份犯的共犯；就以责任身份为要件的责任身份犯而言，无身份者构成非身份犯的共犯。[78]

关于日本判例的主张，主要围绕以下几对罪名展开：

（一）罪与常习罪[79] 的非常习者教唆、帮助了常习者的行为时，可以认为是常习罪的教唆犯、从犯（大连判大3.5.18录20.932）。但也有判例认为，非常习者帮助了常习者的行为时，常习者自然构成常习罪，但非常习者只成立罪，并适用罪的法定刑（大判大2.3.18刑录19.353）。反过来，的常习者帮助了非常习者的行为时，判例当初认为是罪的从犯（大判大3.3.10录20.266），之后改变态度认为是常习罪的从犯（大连判大3.5.18录20.932）。

（二）杀人罪与杀害尊亲属罪[80] 甲教唆乙杀害了甲的父亲时，乙是杀人罪，甲是刑法原第200条杀害尊亲属罪的教唆犯（大判大12.3.23集2.254）。非亲属者教唆、帮助杀害尊亲属的，虽然成立杀害尊亲属罪，但以杀人罪的法定刑判处（大判大7.7.2新闻1460.23）。但最高裁判所认为，非亲属者应按杀人罪来定罪并处罚（最判昭31.5.24刑集10.5.734）。

（三）侵占罪与业务上侵占罪[81] 业务上的占有者甲和非基于业务的占有者乙共同地侵占了其共同占有的丙的物品时，虽然认为是业务上侵占罪的共同正犯，但是，要根据侵占罪（252条）的法定刑对乙科刑（大判昭15.3.1集19.63、最判昭32.11.19集11.12.3073）。非业务上占有者教唆、帮助业务占有者进行业务侵占的场合，判例认为，非业务上占有者适用第65条第1项，成立业务上侵占罪的共犯，但适用第65条第2项，只以侵占罪的法定刑处罚（大判明44.8.25刑录17.1510）。

本文认为，关于第一种观点，由于主张第65条第1项是关于犯罪成立的规定，第2项是关于科刑的规定，正如前述学者所批评的那样，这种主张的明显不合理之处就在于，导致定罪和科刑相分离。因此这种主张难以得到支持。

关于第二种观点，即通说和判例所主张的第65条的1、2项分别是关于真正身份犯（构成的身份犯）和不真正身份犯（加减的身份犯）的规定，笔者认为也不可取。这种观点的最大问题在于，对于构成的身份犯和加减的身份犯的界定，缺乏一个明确的标准。事实上，对于一定的身份，从一个角度看是所谓的构成的身份，从另一个角度看又可以说是加减的身份。例如，业务上侵占罪，由于只有具有业务上占有者的身份才能构成（指单独正犯而言），从这个角度看，“业务上占有者”属于构成的身份，但相对于侵占罪而言，其又是影响责任的因素，因此似乎又可以认为是加减的身份。又如，杀害尊亲属罪构成要件中的卑亲属身份，由于只有具有这种亲属关系才能构成，因此可以认为是构成身份犯，但相对于普通的杀人罪而言，其又是影响责任的因素，因而一定意义上这种亲属身份又是所谓的加减的身份。由此，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也不能得到支持。

关于第三种观点，尽管提出了违法身份与责任身份的概念，但未能提出违法身份和责任身份区分的明确的标准以及这种区分的实质根据，但违法身份与责任身份的分类于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笔者基本赞同第四种观点。关键问题就在于对违法身份和责任身份的界定。由于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82]因此，区分违法身份与责任身份也只能从法益保护原则出发。违法身份，是指不具有这种身份的人，单独不能实施侵犯法益的行为，即不仅不能构成这种以身份为构成要件的正犯，而且也不能构成其他犯罪的正犯；而责任身份是，虽然不具有这种身份，不能构成以一定身份为构成要件的单独正犯，但可以构成与其构成要件具有重合部分的其他犯罪的正犯。因此，非身份者教唆、帮助具有违法身份者实施犯罪的，教唆、帮助者虽然不能构成共同正犯，但可以也只能以违法身份者所构成的罪名的共犯定罪处罚，但考虑到非身份者在法律上并不负有特别的义务，所以可以考虑酌情从轻处罚。违法身份者教唆、帮助责任身份者实施犯罪的，违法身份者构成以违法身份为要件的犯罪的共犯，责任身份者构成自身犯罪的正犯。非责任身份者教唆、帮助责任身份者实施以责任身份为构成要件的犯罪时，责任身份者当然构成该犯罪的正犯，对于非责任身份者而言，尽管缺乏正犯行为，但根据部分犯罪共同说，[83]在构成要件重合的范围内，可以认为非责任身份者也充足了正犯行为，结果是，非责任身份者按照本身单独正犯所触犯的罪名的教唆犯、帮助犯予以定罪处罚。例如，在日本刑法中，由于的常习者和非常习者实施行为均能单独构成犯罪，因此，的常习者只能属于责任身份；同样，业务上占有者以及杀害尊亲属罪的卑亲属，也属于责任身份。那么，违法身份是指哪些呢？笔者认为，受贿罪中的公务员就是违法身份，因为不具有这种身份的人而收受财物的，在刑法上不作为犯罪处理，也就是单独不构成犯罪。正因为如此，日本判例及理论主张认为，在公务员唆使非公务员收受财物的，公务员构成间接正犯，非公务员构成帮助犯。[84]

笔者原则上承认违法身份与责任身份的划分，但同时针对国内学者争议颇大公司人员伙同被委派到公司里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的共犯罪名的确定与处罚问题，提出加减的违法身份一概念。所谓加减的违法身份，是指这种身份相对于没有这种身份根本就不构成犯罪而言，这种身份属于违法身份，同时，在都具有一定的身份共同犯罪时这种身份又是影响法定刑轻重的因素，故又属于加减的身份。例如，公司人员受贿的，相对于不具有任何身份的人来说，公司人员的身份属于违法身份。但相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来说，公司人员的身份又属于责任身份，因为法定刑明显不同。笔者下面以公司人员伙同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为例说明加减的违法身份，以妨害司法罪为例说明违法身份与责任身份。

（一）公司人员伙同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的定罪处罚

公司人员伙同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的，最高人民法院主张按照主犯的性质确定共同犯罪的罪名，刑法理论界代表性的学说有“分别定罪说”[85] 、“实行行为决定犯罪性质说”[86]、“主犯行为性质决定说”[87]、“依有身份者之行为性质定罪说”[88] 、“为主职权行为确定共犯性质说”[89]、“核心角色说”[90] 。笔者认为，“实行行为决定犯罪性质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在双方实施了实行行为时，应当分别定罪。主张按照实行行为对应的罪名作为共同犯罪的罪名，强调的是加减的违法身份的违法身份的一面，主张在共同实施实行行为时分别定罪强调的是责任身份的一面。但考虑到行为第382条“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的明文规定，在共同实施实行行为时，因完全属于“伙同贪污”，故只能以贪污罪统一定罪处罚。在共同实施受贿的实行行为的情况下，因为受贿罪条文没有“伙同受贿的，以共犯论处”的规定，所以能够分别定罪。

（二）以妨害司法罪为例说明违法身份与责任身份的定罪与处罚

如前所述，笔者主张将不具有某种特定的身份不仅不能构成该种犯罪的正犯，而且也不能构成其他犯罪的正犯的这种身份看作违法身份；相反，若不具有某种特定身份只是不能构成该种犯罪的正犯，但能构成其他犯罪的正犯的，这种身份就属于责任身份。此外，就不具有特定违法身份的非身份者而言，应作为该种犯罪的共犯定罪，但要在法定刑的限度内酌情从轻处罚。依此原则，笔者认为，妨害司法罪中第305条的伪证罪、第313条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第315条的破坏监管秩序罪以及第316条的脱逃罪的主体，均属于违法身份。而第306条的辩护人毁灭证据罪中的辩护人则属于责任身份。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1、辩护人指使他人作伪证的

伪证罪中的证人是一种违法身份，因此非证人教唆或者帮助证人作伪证的，都应作为伪证罪的共犯处理，以伪证罪定罪处刑，只是对于非证人而言，处刑上应酌量从轻。问题是，辩护人指使证人作伪证的，由于可以认为是辩护人妨害作证罪构成要件中的“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行为，这样，辩护人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一方面属于伪证罪的教唆行为，另一方面又属于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正犯即实行行为，在这种情形下，是按照伪证罪的教唆犯定罪处罚，还是按照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正犯定罪处罚？笔者认为，第306条的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中的指使行为，本属教唆行为，但立法者将这种教唆行为“正犯化”了，这时应该按照想象竞合的“从一重”处罚原则处理。尽管伪证罪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法定刑一样，上述情形既可能作为伪证罪的教唆犯定罪处刑，也可能作为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正犯定罪处刑，但为了不至于使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条文落空，而且若以伪证罪的教唆犯处理，还可能被酌情从轻处罚，或许立法者就是为了防止按伪证罪的教唆犯处罚可能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而另设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条文，因此，笔者主张对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辩护人，以辩护人妨害作证罪定罪处罚。

2、一般人指使证人作伪证的

同样，刑法第307条妨害作证罪也将指使证人作伪证的本属伪证罪的教唆行为“正犯化”了，因此，指使他人作伪证的，既属于伪证罪的教唆行为，又属于妨害作证罪的正犯行为，按照想象竞合“从一重”进行处理。伪证罪和妨害作证罪的法定刑一样，为避免作为伪证罪的共犯处理所可能导致的从轻处罚，故应以妨害作证罪的正犯定罪处刑。

3、辩护人指使他人帮助当事人毁灭证据的

由于笔者主张第306条中的辩护人是一种责任身份，按照责任身份的原理，辩护人尽管和他人构成其所教唆的犯罪的共犯，但辩护人仍按照自身身份所对应的罪名定罪处刑。因此，辩护人指使他人帮助当事人毁灭证据的，被指使者按照第307条的帮助毁灭证据罪定罪处刑，辩护人按照辩护人毁灭证据罪定罪处刑。

4、他人指使辩护人毁灭证据或者帮助当事人毁灭证据的

由于辩护人是一种责任身份，因此，不具有此责任身份的他人按照第307条的帮助毁灭证据罪定罪处刑，辩护人按照第306条辩护人毁灭证据罪定罪处刑。

四、简单总结

正犯通过自己的行为直接侵犯法益而受到处罚，共犯没有直接侵犯法益为何也要受到处罚？这就是共犯的处罚根据论所要回答的问题。关于共犯的处罚根据，现在得到多数学者支持的一种分类是责任共犯论、违法共犯论与因果共犯论，在因果共犯论内部又分为纯粹惹起说、修正惹起说与混合惹起说。责任共犯论认为，共犯的处罚根据在于共犯使正犯堕落从而陷入罪责与刑罚。责任共犯论的缺陷在于：坚持极端从属性说；坚持人的不法论；不能为未遂的教唆与必要的共犯的不可罚性找到合理的根据。违法共犯论的缺陷在于：坚持人的不法论；坚持绝对的违法的连带性；不能为未遂的教唆与必要的共犯不可罚性找到合理的根据。责任共犯论与违法共犯论都是从人的不法论的角度说明共犯的处罚根据，有违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的现代刑法基本立场，因而几乎不再有支持者。因果共犯论认为共犯的处罚根据在于通过介入正犯间接地共同侵犯法益。正犯是直接侵犯法益，共犯是间接侵犯法益，共犯与正犯没有质的不同，只有量的不同，只是在侵犯法益的方式上不同。因果共犯论由于契合了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的现代刑法基本立场，已经成为刑法理论的通说。因果共犯论内部的纯粹惹起说认为，共犯是通过自己行为侵犯法益而获得违法性，而不是从正犯行为中导出违法性，即坚持违法判断的独立性。由于坚持彻底的违法的相对性，不仅肯定没有共犯的正犯，而且肯定没有正犯的共犯。纯粹惹起说的长处在于能够合理说明未遂的教唆与必要的共犯的不可罚性，但致命缺陷有二：一是，不能说明非身份者加功于真正身份犯时作为共犯的可罚性；二是，由于肯定没有正犯的共犯，即便正犯行为不该当构成要件或者不具有该当构成要件的违法性，也能处罚共犯，致使构成要件的定型性荡然无存，从而背离了罪刑法定原则。修正惹起说由于坚持彻底的违法的连带性，既否认没有共犯的正犯又否认没有正犯的共犯，致使未遂的教唆与必要的共犯的不可罚性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纯粹惹起说与修正惹起说现在已成为德、日的少数说。混合惹起说是纯粹惹起说与修正惹起说的折中，既部分承认违法的连带性又部分承认违法的相对性，虽然否定没有正犯的共犯，但肯定没有共犯的正犯。其处罚范围宽严有度，而且能够为未遂的教唆、必要的共犯及共犯与身份等问题的处理进行合理的说明，故不仅得到理论的支持，而且在立法上也有所反映，已经成为今日德国、日本的多数说。

转贴于

责任共犯论、违法共犯论与修正惹起说都不能为必要的共犯的不可罚性找到合理的根据，纯粹惹起说和混合惹起说能够合理说明必要的共犯的不可罚性的问题。立法者意思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缺陷在于不明确。实质说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无论哪种学说都不能代替必要的共犯的可罚与否的具体判断。适用必要共犯理论的前提是合理划定必要的共犯的范围。关于共犯与身份的处理，有学者以我国现行刑法缺乏明文规定为由提出非公务员不能构成贪污、受贿罪的共犯，这是纯粹惹起说立场下的结论，有违共犯的基本理论，不能予以支持。考虑到我国共犯与身份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笔者提出公司人员伙同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的，公司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属于加减的违法身份，原则上应以实行犯对应的罪名定罪处罚，在共同实施实行行为时分别定罪。但在共同实施贪污行为时，由于刑法第382条“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的规定，公司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均以贪污罪定罪，同时，对公司人员酌情从轻处罚。由于受贿罪没有类似的规定，在公司人员伙同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实施受贿的实行行为时，分别以公司人员受贿罪、受贿罪定罪处罚。在其他情况下共犯与身份的处理，原则上只须分清违法身份与责任身份，按照违法身份统一定罪，责任身份分别定罪的原则进行处理即可。因此，辩护人教唆他人帮助当事人毁灭证据的，辩护人以306条的辩护人毁灭证据罪定罪处罚，被教唆人按照第307条帮助毁灭证据罪定罪处罚。一般人教唆辩护人帮助当事人毁灭证据的，一般人以第307条帮助毁灭证据罪定罪处罚，辩护人以第306条辩护人毁灭证据罪定罪处罚。

【注释】

[1] 参见（日）参见香川达夫著：《共犯处罚の根据》，成文堂1988年版，第3-4页；（日）山口厚编著：《クロ—ズァップ刑法总论》，成文堂2003年版，第232页。

[2] 参见（日）大越义久著：《共犯の处罚根据》，青林书院1980年版，第68页以下。

[3] 参见（日）川端博著：《刑法总论讲义》（第2版），成文堂2006年版，第506页。

[4] 参见（日）山中敬一著：《刑法总论Ⅱ》，成文堂1999年版，第759-760页。

[5] 参见（日）山口厚著：《刑法总论》（第2版），有斐阁2007年版；第294页以下；（日）胜亦藤彦著：《刑法》，法学书院2006年版，第280以下；（日）曾根威彦著：《刑法の重要问题〔总论〕》（第2版），成文堂2005年版，第301页以下；（日）山中敬一著：《ロ—スク—ル讲义刑法总论》，成文堂2005年版，第354页以下；（日）大岛一泰著：《刑法总论讲义》，信山社2004年版，第422页以下；（日）内山量雄：“教唆犯处罚．未遂犯处罚の根据と「未遂の教唆の周边问题について”，载《神山敏雄先生古稀祝贺论文集第一卷过失犯论．不作为犯论．共犯论》，成文堂2006年版，第514页以下；（日）豊田兼彦：“中立的行为による帮助と共犯の处罚根据——共犯论と客观的归属论の交错领域に关する一考察——”，载《神山敏雄先生古稀祝贺论文集第一卷过失犯论．不作为犯论．共犯论》，成文堂2006年版，第559页以下；等等。

[6] 以上参见（德）H. Mayer， T?terschaft， Teilnahme， Urheberschaft， Festschr. F. Rittler， 1957， S. 254；（德） Trechsel， Schweizerisches Strafrecht， A.， Ⅰ， 2. Aufl.， 1986，S. 32；（日）江家义男著：《刑法（总论）》，千仓书房1952年版，第190页；（日）庄子邦雄著：《刑法总论》，青林书院新社1969年版，第712页以下。.

[7] （德）Cramer=Sch?nke=Schr?der， Kommentar， Vorbem.， §25， Rdnr.， 20.

[8] （日）今上益雄著：《解说刑法》（5订版），住宅新报社2005年版，第93页。

[9] （日）曾根威彦著：《刑法の重要问题〔总论〕》（第2版），成文堂2005年版，第299页。

[10] （日）豊田兼彦：“中立的行为による帮助と共犯の处罚根据——共犯论と客观的归属论の交错领域に关する一考察——”，载《神山敏雄先生古稀祝贺论文集第一卷过失犯论．不作为犯论．共犯论》，成文堂2006年版，第559-560页。

[11] （日）松宫孝明著：《刑法总论讲义》（第3版），成文堂2004年版，第279-280页。第282页。

[12] （日）井田良、内海朋子、饭岛畅、大山撤、野村和彦、照沼亮介、南由介、佐藤拓磨著：《よくわかる刑法》，ミネルブァ书房2006年版，第86页。

[13] 参见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14] （日）佐伯仁志：“共犯论（1）”，载《法学教室》2006年第2期（总第305号），第52页。

[15] 参见（日）前田雅英著：《刑法总论讲义》（第4版），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版，第409页。

[16] 陈兴良著：《共同犯罪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

[17]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页。

[18] 杨金彪：“责任共犯论批判”，载2006年第6期《法律科学》， 第89页。

[19] 《日本刑法典》，张明楷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20] 参见（日）佐伯仁志：“共犯论（2）”，载2006年第3期（总第306号）《法学教室》，第43页。

[21] 以上参见（德）Less， Der Unrechtscharakter der Anstifttung， ZStW， 69， 1957， S. 47; （德）Hans Welzel， Das Deutsche Strafrecht， 11. Aufl.， 1969， S. 115; Stefan Trechsel ， Der Strafgrund der Teilnahme， 1967， S. 13ff; （日）川端博著：《刑法总论讲义》，成文堂1995年版，第498-499页；（日）大塚仁著：《刑法概说（总论）》（第三版增补版），有斐阁2005年版，第275页；（日）佐久间修著：《刑法讲义（总论》，成文堂1997年版，第341-342页；（日）冈野光雄著：《刑法要说总论》，成文堂2001年版，第280页；等等。

[22] （日）内山量雄：“教唆犯处罚．未遂犯处罚の根据と「未遂の教唆の周边问题について”，载《神山敏雄先生古稀祝贺论文集第一卷过失犯论．不作为犯论．共犯论》，成文堂2006年版，第514-515页。

[23] 参见（日）西田典之著：《刑法总论》，弘文堂2006年版，第314-315页。

[24] （日）山口厚著：《刑法总论》（补订版），有斐阁2005年版，第255页。

[25] 参见（日）高桥则夫著：《共犯体系と共犯理论》，成文堂1988年版，第165页。

[26] （日）豊田兼彦：“中立的行为による帮助と共犯の处罚根据——共犯论と客观的归属论の交错领域に关する一考察——”，载《神山敏雄先生古稀祝贺论文集第一卷过失犯论．不作为犯论．共犯论》，成文堂2006年版，第560页。

[27] 参见（德）Claus 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Ⅱ， 2003， S. 129ff; （日）西田典之著：《刑法总论》，弘文堂2006年版，第315-316页。

[28] 以上参见（德）Schmidh?user， Strafrecht， A. T.， 2. Aufl.， 1975， S. 532; （德）Lüderssen， Zum Strafgrund der Teilnahme， 1967， S. 25ff， 119ff; （日）山中敬一著：《刑法总论Ⅱ》，成文堂1999年版，第763页以下；（日）葛原力三：“共犯の处罚根据と处罚限界”载《法学教室》2004年第2期（总第281号），第63页以下，第282号第68页以下。

[29] （日）山口厚著：《刑法总论》（第2版），有斐阁2007年版，第298页。

[30] （日）西田典之著：《刑法总论》，弘文堂2006年版，第316页。

[31] （日）丰田兼彦：“中立的行为による帮助と共犯の处罚根据——共犯论と客观的归属论の交错领域に关する一考察——”，载《神山敏雄先生古稀祝贺论文集第一卷过失犯论．不作为犯论．共犯论》，成文堂2006年版，第560页。

[32] （日）照沼亮介：“共犯の处罚根据论と中立的行为による帮助”，载《神山敏雄先生古稀祝贺论文集第一卷过失犯论．不作为犯论．共犯论》，成文堂2006年版，第573页。

[33] （日）曾根威彦著：《刑法の重要问题〔总论〕》（第2版），成文堂2005年版，第306-307页。

[34] （日）井田良、内海朋子、饭岛畅、大山撤、野村和彦、照沼亮介、南由介、佐藤拓磨著：《よくわかる刑法》，ミネルブァ书房2006年版，第87页。

[35] 以上参见（德）Jescheck， Lehrbuch des Strafrechts ，Allgemeiner Teil.，5. Aufl.， 1996，S. 684; （德）Maurach， Deutsche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4. Aufl.， 1971， S. 680；（日）曾根威彦著：《刑法の重要问题〔总论〕》（第2版），成文堂2005年版，第307-309页；（日）崛内捷三著：《刑法总论》（第2版），有斐阁2004年版第266页。

[36] （德）Claus Roxin， Zum Strafgrund der Teilnahme， in: Festschrift Für Walter Stree und Johannes Wessels zum 70. Geburtstag， 1993， S.370ff.

[37] （日）井田良著：《刑法总论の理论构造》，成文堂2005年版，第315页。

[38] （德）Claus Roxin， LK， Vor §26 Rdn. 16.

[39] 以上参见（德）Claus Roxin， Zum Strafgrund der Teilnahme， in: Festschrift Für Walter Stree und Johannes Wessels zum 70. Geburtstag， 1993， S.365ff; （德）Herzberg， Anstiftung und Beihilfe als Straftabest?nde， GA， 1971， S.1; （德）Otto，Straflose Teilnahme ?， Festschr. F. Lange， 1976， S. 203ff; （德）Stratenwerth，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Ⅰ， 3. Aufl.， 1981，S. 239ff; （德）Samson， Rudolphi-Samson-Schreiber， Systematischer Kommentar zum Strafgesetzbuch， Band. Ⅰ Allgemeiner Teil.， 2. Aufl.， 1977， Vor §26 Rdn. 14; （日）高桥则夫著：《共犯体系と共犯理论》，成文堂1988年版，第161页；（日）齐藤诚二：“共犯の处罚の根据についての管见”，载下村古稀《刑事法学の新动向.上》，成文堂1995年版，第25页；（日）井田良著：《刑法总论の理论构造》，成文堂2005年版，第316-319页；（日）昭沼亮介著：《体系的共犯论と刑事不法论》，弘文堂2005年版，第171-174页；（日）松宫孝明著：《刑法总论讲义》（第3版），成文堂2004年版，第279-280页。第283-284页；（日）山口厚著：《刑法总论》（第2版），有斐阁2007年版，第300页；（日）西田典之著：《刑法总论》，弘文堂2006年版，第317页，等等。

[40] 当然，对于教唆他人进行聚众斗殴的人，也有可能被评价为聚众斗殴罪的首要分子，问题只是在于如何认定首要分子。

[41] 以上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7-298页；（日）东京り—がルマインド编著：《刑法Ⅰ【行为无价值版】）》，株式会社东京り—がルマインド2001年版，第309-340页。

[42] 张明楷：“受贿罪的共犯”，载2002年第1期《法学研究》，第47页。

[43] 张明楷：“刑事立法的发展方向”，载2006年第4期《中国法学》，第26页。

[44] 张明楷：“刑事立法的发展方向”，载2006年第4期《中国法学》，第22页以下。

[45] （德）H. Mayer， T?terschaft， Teilnahme， Urheberschaft， Festschr. F. Rittler， 1957， S.260f.

[46] （德）Hans Welzel， Das Deutsche Strafrecht， 11. Aufl.， 1969， S. 123;

[47] （德）Maurach， Deutsche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4. Aufl.， 1971， S. 668f.

[48] 以上参见（日）东京り—がルマインド编著：《刑法Ⅱ【行为无价值版】）》，株式会社东京り—がルマインド2002年版，第357-358页；（日）西田典之著：《刑法总论》，弘文堂2006年版，第351以下。

[49] 参见（日）团藤重光著：《刑法纲要各伦》（第三版），创文社1990年版，第90页；大冢仁著：《刑法概说（各伦）》（第三版），有斐阁1996年版，第601页。

[50] 参见（日）前田雅英著：《刑法各论讲义》（第4版），东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版，第541-542页；木村光江著：《演习刑法》，东京发大学出版会2003年版，第372页。

[51] 参见（日）木村龟二著：《刑法各论》，有斐阁1957年版，第314页。

[52] 参见（日）大谷实著：《新版刑法讲义各论》，成文堂2002年版，第589页；川端博著：《刑法各论概要》（第3版），成文堂2003年版，第344页；西田典之著：《刑法各论》（第二版），弘文堂2002年版，第452页；林干人著：《刑法各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版，第460页；平野龙一著：《刑法概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版，第258页；山口厚著：《刑法各论》，有斐阁2005年版，第583页。

[53] 大判昭和8.10.18刑集12卷1820页、最决昭和35.7.18刑集14卷9号、最决昭和60.7.3判时1173号151页、最决昭和40.9.16刑集19卷6号679页。

[54] （日）西田典之著：《刑法各论》（第四版），弘文堂2007年版，第423页。

[55] （日）前田雅英著：《刑法各论讲义》（第4版），东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版，第346页。

[56] 大判明治42.8.10刑录15辑1083页、大判昭和11.11.21刑集15卷1501页、最决昭和18.10.19刑集7卷10号1945页、最决昭和32.4.30刑集11卷4号1502页。

[57] 参见（日）团藤重光著：《刑法纲要各论》（第3版），创文社1990年版，第104页；平野龙一著：《刑法概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版，第290页；大冢仁著：《刑法概说（各论）》（第3版），有斐阁1996年版，第610页；中森喜彦著：《刑法各论》（第2版），有斐阁1996年版，第324页；曾根威彦著：《刑法各论》（第3版），弘文堂2001年版，第305页；前田雅英著：《刑法各论讲义》（第3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版，第475页；山口厚著：《刑法各论》（补订版），有斐阁2005年版，第592页。

[58] 参见（日）西田典之著：《刑法各论》（第2版，弘文堂2002年版，第461页；冈野光雄著：《刑法要说各论》（第4版），成文堂2003年版，第346页；川端博著：《刑法各论概要》（第3版），成文堂2003年版，第352页；大谷实著：《新版刑法讲义各论》（第3版），成文堂2000年版，第604页。

[59] 参见（日）武藤真朗：《司法に对する罪と共犯》，载西田典之、山口厚编：《刑法的争点》，有斐阁2000年版，第247页。

[60] 张明楷著：《论妨害作证罪》，载2007年第8期《人民检察》， 第22页。

[61] 刘杰：“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若干问题研究”，载2004年第3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第66页。

[62] 参见（日）山口厚著：《刑法各论》（补订版），有斐阁2005年版，第574页。

[63] 张明楷著：《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789页。

[64] 张明楷：“刑事立法的发展方向”，载2006年第4期《中国法学》，第23页。

[65] 张明楷著：《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762页。

[66] 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1页。

[67] 《日本刑法典》（第2版），张明楷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68] 《德国刑法典》（2002年修订），徐久生、庄敬华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69] 杨兴培：《再论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的共同受贿问题》，载2005年第5期《华东正犯学院学报》，第32-33页。

[70] 张明楷：“受贿罪的共犯”，载2002年第1期《法学研究》，第37页。

[71]（德）Schmidh?user， Strafrecht， A. T.， 1. Aufl.， 1970， S. 438.

[72]（德）Lüderssen， Zum Strafgrund der Teilnahme， 1967， S.137.

[73] 参见（日）大冢仁著：《刑法入门》（第四版），有斐阁2003年版，第140-141页。

[74] 参见（日）井田良：《共犯と身份》，载2001年第12期《法学教室》，第27页。

[75] 参见（日）萩原滋著：《刑法概要（总论）》，成文堂2002年初版，第184页。

[76] 参见（日）西田典之著：《新版共犯と身份》，成文堂2003年新版，第131以下。

[77] 参见（日）山中敬一著：《刑法总论（II）》，成文堂1999年出版，第868页。

[78] 参见（日）山口厚：《共犯论》，载《法学教室》，2000.11—No.242，第99-101页。

[79] 日本刑法典第185条罪规定：“的，处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科料。但以供一时娱乐之物进行的，不在此限。”第186条常习罪规定：“常习的，处三年以下惩役。”见《日本刑法典》，张明楷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58-59页。

[80] 日本刑法典第199条杀人罪规定：“杀人的，处死刑、无期或者三年以上惩役。”第200条的杀害尊亲属罪已被删除。见《日本刑法典》，张明楷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64页。

[81] 日本刑法典第252条侵占罪规定：“侵占自己占有的他人的财物的，处五年以下惩役。”第253条规定：“侵占在业务上由自己占有的他人的财物的，处十年以下惩役。” 见《日本刑法典》，张明楷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80页。

[82] 参见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9以下。

[83] 关于部分犯罪共同说，张明楷教授认为，二人以上虽然共同实施了不同的犯罪，但当这些不同的犯罪之间具有重合的性质时，则在重合的限度内成立共同犯罪。例如，甲以杀人的故意、乙以伤害的故意共同加害于丙时，只在故意伤害罪的范围内成立共犯。但由于甲具有杀人的故意与行为，对甲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不成立数罪）。再如，A教唆B敲诈勒索他人财物而B实施了抢劫行为时，A、B在重合的限度内即敲诈勒索罪的限度内成立共犯。但由于B具有抢劫的故意与行为，对B应认定为抢劫罪（不成立数罪）。

[84] 参见（日本）山口厚著：《刑法总论》（补订版），有斐阁2005年版，第69页。

[85] 参见陈兴良：《共同犯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4-365页。

[86] 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2-584页。

[87] 参见樊风林、宋涛：《职务犯罪的法律对策及治理》，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5页。

[88] 参见赵秉志：《犯罪主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9-303页。

法人身份证明篇10

上诉人A银行王庄支行、刘庄支行、李庄支行及张某因侵权纠纷一案，不服B县人民法院一审民事判决，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张某所诉自己在王庄支行开户、存款，折子被调包以及“王庄张某”在王庄支行开户、领卡，后又分次在王庄支行、刘庄支行、李庄支行支取原告存款l0万元，原告发现存款被他人支取后向王庄县公安机关报案等事实经过，已被各方当事人提供的相关证据、资料所证实。

原告张某的10万元现金在王庄支行被误入“王庄张某”的账户，之后又被他人先后在王庄支行、刘庄支行、李庄支行取走的事实清楚。该事实由原告张某向王庄县公安局的报案记录、立案决定书和两个张某的开户凭证、存款、取款凭证所证实。原告张某诉请的案由是财产侵权赔偿，要求王庄支行、刘庄支行、李庄支行赔偿其损失10万元，其请求应适用过错原则予以评判，即有过错者应当承担民事赔偿的法律责任。本案原告与三个被告对原告张某的10万元经济损失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过错。

争议焦点问题

从案件事实及审理过程来看，过错的认定是最为关键的，其中有关过错认定的焦点问题有以下几个：

银行开户过程是否有过错

国务院关于《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的第285号令第七条规定“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的，金融机构应当要求其出示本人身份证件进行核对，并登记其身份证件上的姓名和号码”,《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银行应对存款人的开户申请书填写的事项和证明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合规性进行认真审查”。据此，一审法院认为，从 “王庄张某”开户过程来看，银行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审查责任便为其办理存折，为原告被骗、财产遭受损失制造了条件。“王庄张某”在“储蓄开户凭条”中填写“常住地址王庄”，身份证号码“411282×××”，“联系电话8336×××”，既然常住地是王庄，其身份证号码前6位与电话的开头号码均不是王庄县域内公民身份证和固定电话号码开头的数码，有点常识的人都能识别，并不需要精密仪器检查。王庄支行对“王庄张某”在其开办存款账户“储蓄开户凭条”上所填极为明显的错误予以认可且予开户，过错是明显的，既没有审查其身份证后亲自登记，对应当发现的疑点也没有进行认真审查追究。

上诉人A银行王庄支行不服一审法院认定其在为“王庄张某”开户时没有依法依规办理，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审查责任，为张某被骗、财产遭受损失创造了条件是错误的，其根据是国务院颁布的个人存款实名制仅要求存款人开户时要提供个人有效身份证件，要求银行账户名称与身份证上的姓名相一致，而对其身份证的真实性仅进行形式上的审查。但是二审法院并没有认可银行主张。

银行办理存款手续是否存在违规

银行认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1997）363号《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的规定，金融机构只有在为储户开立账户和申领银行卡时，才必须要求储户出具有效的身份证件，续存和支付时则不需要，同时规定金融机构接受个人定期存款单笔金额超过10万元时才使用相应的特种存单。据此，银行认为其存款手续无过错。

但法院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第十条规定“金融机构应建立客户身份登记制度，审查在本机构办理存款、结算等业务的客户身份”，“不得为身份不明确的客户提供存款、结算等服务。”原告候天岭在用“王庄张某”的存折存款时，王庄支行并没有在审查其身份证件后让其在“存款凭条”背面填写相关内容，而只是让原告在该凭条正面“客户审核”栏中签名。如果银行认真审核了原告的身份证件或让原告亲笔书写了这个内容，并尽必要注意义务，原告将自己现金误入他人名下的事情就不会发生。王庄支行由于过失，让原告将10万元钱存入了他人账户，为他人支取侵占原告的财产起到了关键作用，与原告的财产损失有直接因果关系。现在王庄支行所提交的原告误存款的凭条背后所显示的身份证号码前6位数是“412728”，与“王庄张某”亲手所填的“411282”差距很大，字码错、位置排列多处错，这使得法院认为，不排除纠纷发生后王庄支行为掩盖自己的错误，依王庄县域公民身份证前6位数码事后补填的可能性。所以，法院据此认为，被告王庄支行关于该处过错所辩称的理由同样是不能成立的。

银行的取款手续有无不当

A银行刘庄支行和李庄支行均不服原判有关取款手续违规的认定，其理由为：根据《储蓄卡章程》的规定，取款人在出具储蓄卡并输入正确密码的情况下，可以视为储户本人取款；银行依照相关操作规程履行支付4.5万元存款的义务不存在过错。因为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大额现金支付管理的通知》规定，对一日一次性从储蓄账户（含银行卡）提取现金5万元以上的，储蓄机构柜台人员应请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并经储蓄机构负责人核实后予以支付。持卡人当天分别在两家支行银行取款的金额并未超过5万元，因此不属于报告和备案的范围。

但是法院认为，从原告存款被误入“王庄张某”名下后银行办理取款的手续来看，在几十分钟内该账户资金被支取，取款行为明显可疑。刘庄支行作为第二笔付款人，应当有所察觉取款人行为的不正常，予以关注追询。李庄支行作为最后一笔付款人，此时10万元存款已被全额取出，更应该有所察觉，予以关注追问查询。从银行操作的技术条件来看，有关条件完全足以做到这一点，因为电脑资料应当显示清楚，显然这是由于银行过失而未能防止损害后果的发生。法院认为，银行的行为也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各金融机构对存款人大额的当日存取要加以关注”，“对一日内数次提现累计超过5万元以上的必须向其省级分行备案，并由其省级分行报当地人民银行省级分行备案”等规定，对原告的损失应承担一定过错责任。

这里的争议涉及到一家银行的不同分支机构在同一天内办理取款的手续是否应该按照取款的合并额度适用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反洗钱的监管规定。法院基于银行在技术上具有电脑联网的技术且银行工作人员能够通过电脑辨识是否为一天内发生的取款，因此认定银行有义务履行有关反洗钱规章要求的手续。笔者认为，从监管规定的具体内容来看，并没有明确赋予银行前述义务，但是法院所分析的立法本意也有其合理性。

原告本人有无过错

法院结合案件事实，认为原告轻信他人以致存折被调包，存在过失。同时，法院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原告在急促的时间内记准自己存折号码实为其难，但原告在向“王庄候天岭”存折存入10万元现金时，没有按规定填写自己的身份证资料又是一个过失。这些过失与原告被骗、10万元被他人侵占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应承担自己的一部分损失。实际上，上诉人张某也不服法院的裁判，他认为原审判决认定虽然事实清楚，但仅判令A银行王庄支行承担我存款损失的30％比例偏低。他认为，其存折被调包根本原因在于王庄支行违规为骗子办理了存折，如果另三上诉人把好开户、存款及取款关，其存款不可能被骗走。

鉴于上诉焦点问题中银行的过错较为明显，一审法院裁决对于原告10万元的经济损失，依据案件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由被告A银行承担60％（A银行王庄支行承担30％、刘庄支行承担20％、李庄支行承担10％），原告自行承担40％。

对银行的启示

结合本案审理和裁判的情况依据现行有关存取款的监管规定，银行防范存取款办理手续方面的违规风险，应该注意以下事宜：

第一，银行办理开户手续应加强身份证件有关信息的审查。身份证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规性审查义务已经为有关监管法规所明确规范。例如《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的第285号令第七条规定“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的，金融机构应当要求其出示本人身份证件进行核对，并登记其身份证件上的姓名和号码”,《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银行应对存款人的开户申请书填写的事项和证明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合规性进行认真审查”。这是否意味着银行必需确保身份证件审查的准确性？即一旦发生身份证证件有误，即应归责于银行？本案法院审理裁判中明确把证件号码前六位以及电话号码开头号明显与身份证件地址不匹配的审核置于银行的审查职责中，这意味着银行办理身份证件审查时已经不能限于传统的身份证件审查即侧重于照片、文字及外观方面，而应该对身份证件数字的准确性进行适当的审核。当然，本案中法院裁判针对的银行机构也位于身份证件载明的地区内，如果是银行机构所在地区范围之外背景下发生有关数字上的差异，则法院可能不会归咎于银行。当然，法院的这种裁判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方面的依据，而是基于自由裁量的结果，其合理性是否具有普遍性尚值得商榷。该种推理和判断值得银行深思。为了防范身份证件审查方面的合规风险，银行除应遵循传统身份证审核的一般注意事项外，还应注意以下事项：（1）重视身份证号码数字有无明显不当的审核，这至少应考虑身份证数字的位数是否明显差异于通常的位数、身份证开头前六位数字是否有明显异常、年龄标识数字是否与当事人实际情况或其提供的出生年月数字明显不符、标识男女性别的数字是否与实际情况不符等；（2）关注联系电话在数字安排上有无明显错误，例如电话号码位数明显不同于本地一般号码位数、电话号码开头数字明显异常等；（3）关注地址表述是否明显不符合本地地址情况。

第二，银行应严格履行反洗钱有关客户身份识别的监管规定。经过修改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2007年1月1日施行）对客户身份识别制度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该规定第九条指出：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和实施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对要求建立业务关系或者办理规定金额以上的一次性金融业务的客户身份进行识别，要求客户出示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进行核对并登记，客户身份信息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予以更新；按照规定了解客户的交易目的和交易性质，有效识别交易的受益人；在办理业务中发现异常迹象或者对先前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有疑问的，应当重新识别客户身份；保证与其有关系或者类似业务关系的境外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的客户身份识别，并可从该境外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客户身份信息。

第三，银行应按照监管规定履行报告义务。首先，银行应该关注大额交易的报告。《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第九条列举了金融机构应当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告的大额交易，具体包括：单笔或者当日累计人民币交易20万元以上或者外币交易等值1万美元以上的现金缴存、现金支取、现金结售汇、现钞兑换、现金汇款、现金票据解付及其他形式的现金收支；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体工商户银行账户之间单笔或者当日累计人民币200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20万美元以上的款项划转；自然人银行账户之间，以及自然人与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体工商户银行账户之间单笔或者当日累计人民币50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0万美元以上的款项划转；交易一方为自然人、单笔或者当日累计等值1万美元以上的跨境交易。累计交易金额以单一客户为单位，按资金收入或者付出的情况，单边累计计算并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另有规定的除外。

其次，银行应对可疑交易履行报告义务。根据《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的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把下列交易或行为作为可疑交易进行报告：短期内资金分散转入、集中转出或者集中转入、分散转出，与客户身份、财务状况、经营业务明显不符；短期内相同收付款人之间频繁发生资金收付，且交易金额接近大额交易标准；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短期内频繁收取与其经营业务明显无关的汇款，或者自然人客户短期内频繁收取法人、其他组织的汇款；长期闲置的账户原因不明地突然启用或者平常资金流量小的账户突然有异常资金流入，且短期内出现大量资金收付；与来自于贩毒、走私、恐怖活动、严重地区或者避税型离岸金融中心的客户之间的资金往来活动在短期内明显增多，或者频繁发生大量资金收付；没有正常原因的多头开户、销户，且销户前发生大量资金收付；提前偿还贷款，与其财务状况明显不符；客户用于境外投资的购汇人民币资金大部分为现金或者从非同名银行账户转入；自然人银行账户频繁进行现金收付且情形可疑，或者一次性大额存取现金且情形可疑。

再次，银行取款手续应遵循取现的限制性规定，并应考虑不同分支机构的单日取款额度合并计算问题。目前有关大额取现的监管法规虽然没有对银行机构在办理存取款时有关单日取款限额及报告管理机制上设置合并计算的规定，但是本案法院的裁判表明，法院结合银行的实际操作技术和管理条件，试图要求具备相应技术条件的银行按照单日内其所有机构发生的相关取款金额来评价其是否超出限额及是否需要报告。为此，笔者认为为了有效防控此类反洗钱违规风险，银行应该制定相应的操作规程，从合并计算取款额度的基础上来履行相应的义务。这意味着银行不仅要在柜面人工操作上体现所有机构单日合并计算限额要求，而且要在ATM取款设限上体现该要求，并且确保跨地区机构之间联网合并计算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