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侦副局长述职报告十篇

刑侦副局长述职报告篇1

一

2005年4月25日，辽宁省抚顺城郊地区检察院驻辽宁省抚顺青台子地区监狱检察室收到一名曾在该监狱服刑的刑满释放人员打来的电话，电话中说一名贵州女子将来抚顺请求检察人员帮助其要回被在押人员诈骗的钱。职业的敏感使检察室的工作人员警觉起来，驻监狱检察人员告诉打电话的人让这名女子到抚顺后与他们联系。

4月28日下午，这名贵州女子到达抚顺后立即与驻监狱检察人员取得联系。这名女子说她叫黄某某，是贵州省凯里市人，2004年1月她通过手机“9090”网上认识了抚顺青台子监狱在押服刑犯人金雄杰。金雄杰说自己父亲开公司，别人向他父亲借150多万元钱，几年一直不还，他一气之下把那人打残废，自己被判刑入狱。他说他很后悔一时冲动犯下这样的错。通过一些了解，金雄杰提出要与她确定恋爱关系，他说自己下半年就可出狱回家，他可以给她幸福。刚离异的黄某同意了他的要求。2004年2月，金雄杰要她给他寄钱，说自己在狱里打人要赔钱，她分三次寄去17000元。以后金又说母亲摔成植物人需要手术费等，要她给寄钱，黄某遂又寄给他53000元以及价值2000多元钱的烟茶、衣物等。11月，她告诉他家里失火，他没有了从前的关心，她开始怀疑他。2005年3月15日，她在网上认识了一个与金雄杰同在青台子监狱服刑的犯人，了解到金雄杰的情况，知道受骗了，于是请求检察机关帮助。

检察室人员立即通过调取金雄杰的资料了解到：金雄杰，男，26岁，吉林省延吉市人，2000年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2001年1月18日交付抚顺青台子监狱执行。强烈的侦查意识使检察室人员意识到其中必有案情，立即向副检察长刘兴跃作了汇报。尔后，刘兴跃立即向检察长刘永达作了汇报，刘永达决定分两组立即奔赴青台子监狱，一组负责抓捕人犯，一组负责搜查金雄杰所在监室。在审讯人员强烈的攻势下，金雄杰开始陆续交待其先后通过手机“9090”网，以谈恋爱为名，先后诈骗贵州省离婚女子黄某、某监狱女狱警彭某8万余元的事实。当审讯人员追查赃款去向时，辽宁省抚顺青台子监狱副监狱长闫明言、第七监区监区长秦永升等一系列司法人员职务犯罪事实浮出水面。

二

根据金雄杰的交待，侦查员对闫明言、秦永升进行了初步调查。闫明言，男，1959年生，辽宁省法库县人，大学文化，由省监狱管理局副处长调任抚顺青台子监狱副监狱长。秦永升，男，1968年生，大专文化，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人，1986年由警官学校毕业到抚顺青台子监狱，先后任管教员、狱政科干事、保卫科内勤、副监区长、监区长。掌握了闫明言、秦永升涉嫌受贿犯罪的证据，侦查人员决定对二人立案侦查。

2001年5月24日，闫明言被辽宁省监狱管理局任命为辽宁省抚顺青台子监狱副监狱长，分管刑事执行、狱政、教育改造、生活卫生、内看守、罪犯医院、罪犯会见等10项业务工作。闫明言原本是想从省里下来镀镀金，顺便再淘点金。归案后，闫自恃从省里大机关来的，又同检察机关很多人打过交道，自料会轻而易举地闯过这一关，表现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拒不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侦查员们认真研究分析了他个人的情况和心理状态，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审讯方案，安排两名有审讯经验的侦查员对其展开强烈的心理攻势。经过十几个小时智慧和心理的较量，闫明言终于抵不住强烈的审讯攻势，开始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闫明言借本监狱服刑犯人冯某某的朋友赵某某求其关照冯某某之机，于2002年4月、10月，在沈阳一饭店内、抚顺青台子监狱门前，先后收受赵某某所送人民币1万元、2万元，共3万元。他借本监狱服刑犯人王某的朋友余某某其关照王某之机，于2005年5月，收受余某某委托辽宁省劳教局干部于晓炜所送人民币2万元。就这样，闫明言以关照犯人之名，先后收受他人贿赂8万多元。犯人金雄杰也是其中之一。

在闫明言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的同时，秦永升在强烈的审讯攻势压力下，也不得不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他在任辽宁省抚顺青台子监狱一监区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因对犯人金雄杰给予关照，于2004年3月、6月、10月，先后三次收受犯人金雄杰所送人民币6000元，被其挥霍。就这样，秦永升利用职权，以调换犯人工种为名，多次收受他人贿赂。

根据闫明言、秦永升涉嫌受贿犯罪的事实和证据，检察机关于7月9日决定逮捕二人。

三

闫明言、秦永升被捕后的供述，露出了另一条狐狸尾巴，这就是辽宁省司法厅劳动教养管理局管理处副处长于晓炜。

于晓炜，男，1960年生，大学文化，河北省人，先后任部队体工队员、教员、政治干事，1998年转业到辽宁省司法厅劳动教养管理局任管理处副处长。侦查员们决定顺藤摸瓜，乘胜追击，扩大战果。根据闫明言的供述，7月8日，检察机关以于晓炜涉嫌介绍贿赂犯罪决定对其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立即实施抓捕行动，当日将于晓炜抓捕归案。

于晓炜见闫明言已被捕，自知事情败露，遂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原来，就在他任辽宁省司法厅劳教局管理处副处长期间，有人找到于晓玮，请求于晓炜为保外就医脱逃后被抓捕归案的王某某办理扣除刑期事宜。于晓炜通过辽宁省监狱管理局一名中层干部李某某认识了闫明言，并请求闫明言为王某办理此事。于晓炜于2005年1月至5月间，先后向余某某索要人民币180000元，2005年5月的一天，他将其中20000元转交闫明言，余款160000元被其个人占有。2005年5月27日，辽宁省监狱管理局下达罪犯暂予监外执行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决定书，王某于当日被释放。

检察机关根据于晓炜的犯罪事实和证据，于7月20日决定将其逮捕。8月4日以于晓炜涉嫌犯有、介绍贿赂罪移送审查。

四

检察机关在“大墙”里惩治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的声威波及到相关角落，群众举报犯罪的积极性也被激发。8月，检察机关接到群众举报，反映抚顺市公安局监管支队第一看守所被监管人员查某某非正常死亡。经初查发现，抚顺市公安局监管支队第一看守所副所长王昊有犯罪嫌疑。于是，检察机关于8月9日决定对其立案侦查，当天对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王昊，男，1973年生，大学文化，警校毕业，先后任公安分局民警、看守所民警，2002年任抚顺市公安局监管支队第一看守所副所长。据王昊交待，2005年6月4日，抚顺市公安局监管支队第一看守所收押涉嫌抢劫犯罪的嫌疑人查某某，被多次殴打致伤，导致情绪异常。6月6日，作为该监区负责人，未对此情况进行调查，而是对查某某先后采取戴戒具、约束带捆绑等措施，导致其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于次日8时20分出现呼吸异常，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查某某因身体受到钝性外力作用，造成肺挫伤、脑挫伤等，导致呼吸循环功能障碍而死亡。8月16日，检察机关以王昊涉嫌犯罪罪决定将其逮捕。次日，检察机关以王昊涉嫌罪移送审查。

检察机关在办理抚顺青台子监狱系列职务犯罪案件中发现，辽宁省抚顺青台子监狱六监区在外役施工中脱逃一名罪犯，监区长周恩涛、副监区长刘立新有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犯罪嫌疑，于是决定对周恩涛、刘立新展开调查。

经侦查查明，2005年8月31日，辽宁省抚顺青台子监狱六监区监区长周恩涛擅自决定不将罪犯外役劳务现场审批表等材料向监狱狱政部门主管领导和监狱长报批，指派副监区长刘立新带队到私设的外役现场外役。刘立新安排干警使用其他外役现场的提票将该监区26名外役罪犯提出监狱，带至位于抚顺石化一厂西侧的外役现场进行管道搬运施工。8月31日和9月1日，周恩涛先后两次到外役现场进行监管安全检查，对劳务现场的管理干警和戒护人员未按规定进行配备，现场没有划定明显的隔离带、警戒线，未设干警流动哨和固定的值班看守员，以及刘立新安排无戒护资格人员对罪犯祝某某实施戒护等安全隐患未制止和制定相应的整改措施，刘立新在同意该戒护人修车后未另行安排他人对祝某某戒护，致使祝某某脱逃。

后记

辽宁省抚顺青台子监狱系列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办，在辽宁省抚顺青台子监狱引起强烈的反响和震慑，一些曾收过犯人钱物的干警纷纷主动来到检察院，上缴钱物，讲清问题，检察机关根据立案标准和管辖，对有违法违纪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交由监狱纪检监察部门处理。至此，辽宁省抚顺青台子监狱系列职务犯罪案件全部告破，涉及监管场所政法干警19人，立案侦查6人，涉及罪名4个，开创了抚顺市监管场所职务犯罪侦查史的先河，监管场所秩序得到了有效治理，这一成功经验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推广。

刑侦副局长述职报告篇2

论文摘要：检察机关机构改革是走依法治国法制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检察改革应与检察权的性质、内容及其配置相适应。机构设置作为整合各项改革措施的基本载体，是推进检察职业专业化的有效途径。本文从基层检察院的改革为切入点，探索相对合理的模式，为试点实践提供参考。

中央十七届二次全会传出信号，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呼之欲出，作为国家机构基本框架“一府两院”中的检察机关，或将面临新一轮机构改革的抉择。现行的检察管理体制行政色彩浓厚，不能真正体现检察权的司法属性，检察机构改革已势在必行。内设机构是推进各项改革的关键，笔者就基层检察院的内设机构的设置略陈管见。

一、当前基层院内设机构现状

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二十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设立若干检察厅和其他业务机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分别设立相应的检察处、科和其他业务机构”。根据上述规定，基层检察院的内设机构设置机械地与上级检察院内设机构相对应。因此，基层检察院就出现了科室过多，官多兵少；重复审查，效率低下；职能交叉，力量内耗；分工过细、人浮其事；称谓繁杂，缺乏统一等问题。

1、科室过多，官多兵少。目前，绝大部分基层检察院设有办公室、政治处、纪检组、侦查监督科、公诉科、反贪污贿赂局、渎职侵权检察科、监所检察科、民事行政检察科、控告申诉检察科（举报中心、刑事赔偿办公室）、行政装备科、职务犯罪预防科、法律政策研究室、技术科等内设机构。基层检察院内设科室领导职数通常3人以下设一职，4至6人设一正一副，7人以上的设一正二副。由于科室设置过多，有的科室只有2人，甚至只有1人，加上人数较多的反贪污贿赂局增设政治教导员（属正职）。这样，就难免出现官多兵少的现象。

2、重复审查，效率低下。侦查监督科是负责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审查决定是否逮捕，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案件审查决定是否延长，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以及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等工作。公诉科是负责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移送起诉或不起诉的案件，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或不诉，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实行监督，对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提出抗诉等工作。这二个科主要是通过审查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移送的案件，一个审查决定是否逮捕，一个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或不诉来实现侦查监督。在检察实践中就势必出现重复阅卷、讯问、熟悉案情，分别装订卷宗（副卷）等，降低办案效率，浪费人力物力等现象，使人员紧张的矛盾更加突出。

3、职能交叉，力量内耗。反贪污贿赂局是负责对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进行立案侦查等工作；渎职侵权检察科是负责对国家工作人员渎职犯罪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暴力取证、破坏选举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等工作。实际工作中，反贪部门线索多查案缺人手，渎职侵权部门案源少，有力无处使；遇到一人涉嫌贪污、渎职侵权两罪分别查，遇到不是管辖的案件就转查，不仅造成重复讯问取证，浪费司法资源，丧失破案良机，而且两个部门之间容易产生矛盾，造成力量内耗。

4、分工过细、人浮其事。办公室、政治处、纪检监察及行政装备科、技术科都是基层检察院的管理、服务机构。其主要职能是负责机关的文秘、档案、统计、保密、装备、后勤、财会、行政事务以及政治思想、目标管理、人事管理、教育培训、纪检监察、党建工作、局域网管理等工作。由于分工过细，出现人浮其事，有些事几个管理部门都能管，又都不管。例如，要召开全体检察干警的会议，办公室、政治处、行政装备科都可以发会议通知，但往往都不发，要院领导明确那个部门后才发会议通知。与此同时，势必形成管理服务机构的人员所占的比例偏高，一般的基层检察院要占全院总人数的30%以上，这不利于检察业务工作的开展。

二、内设机构改革设想

内设机构的设置应本着“精干、高效、统一”的原则，突出重点、科学设置，避免科室职能重叠交叉；规范职能机构，做到纵向对应、横向统一；综合部门从简，将力量充实到业务部门。从基层院的实际出发设置内设机构，以业务部门设置“一局、五科”即职务犯罪侦查与预防局、刑事检察科、民事行政检察科、控告申诉检察科、预防职务犯罪检察科、业务督导科，综合部门设置“一处、一室”即政治处、办公室为宜。

1、设立职务犯罪侦查与预防局。将反贪污贿赂侦查局、反渎职侵权局合并在一起，将监所检察部门和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的侦查职能也一并并入，并配有司法警察大队。其职能为对公民和单位的举报进行初查，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刑讯逼供、非法拘禁、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收集和管理职务犯罪的信息、情报，掌握了解和综合分析职务犯罪的情况；研究、制定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和措施；向案发单位提出预防职务犯罪的检察建议等工作。该局人数以占全院人数25%为宜。将检察机关的侦查权统一行使，形成“大侦查”的格局，一能够理顺“举报——初查——侦查”之间的关系，避免重复侦查或案件侦查中的相互扯皮、推诿，易于案件初查与立案衔接；二可以增强办案力量，形成合力集中办案，易于大要案、串案的查办；三便于统一指挥查处案件，提高办案效率；四是将职务犯罪侦查与预防有效整合，形成互动。既可以借助预防职能熟悉相关单位业务、职能等，便于掌握职务犯罪线索，又可利用办案成果，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

2、设立刑事检察科。将侦查监督科、公诉科、监所检察科合并，设立一个科室。履行三个方面的职能，一为侦查监督职能，主要是刑事案件的审查批准逮捕、决定逮捕，立案监督、侦查监督，承办提请复议、复核、延长羁押期限的案件及备案审查；二为公诉职能，即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出庭公诉、抗诉，审判监督；三为监所检察职能，主要是对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变更执行的监督，对看守所的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该科人数以占全院人数的25%为宜。批捕职能与公诉职能不再是各部门各施其职。改革后的刑事检察科完全体现人民检察院对刑事案件的各项职责，一来将侦查监督科与公诉科合并，可以改变现行的两科室各行其是，只关心本科室的案件能否捕、诉的问题，而对案件整体漠不关心的局面，更好的强化公诉职能，保证案件质量。二来将上述三个科室合并，可以进一步体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和“大公诉”的格局，强化对刑事案件的监督。刑事诉讼各个环节的监督能够及时反馈、减少了中间程序，避免了重复劳动，节省了人力和时间，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设立民事行政检察科。其职能是依法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对人民法院已生效、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按审判监督程序依法提请抗诉。该科人数以占全院人数的8%为宜。设立该科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力度，体现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职能。

4、设立控告申诉检察科。其职能是受理公民控告、申诉、举报；复查刑事申诉案件；办理刑事赔偿事项。对受理的各类控告、申诉、举报进行登记分流，但不再进行初查，对属于本院管辖的案件分流到相关的职能科室，对不属于本院管辖的案件流转到有关的职能部门。该科人数以占全院人数的3%为宜。该科是检察院的“窗口”，是受理各类案件的“口袋”，设立该科是便于群众告状有门，投诉有门，同时也便于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

5、设立检察业务督导科。负责案件的检查、指导工作；对与检察业务有关的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对检察工作适用法律问题的意见和建议；负责检委会的日常工作。该科人数以占全院人数的5%为宜。设立该科可以对全院案件尤其是疑难案件、大要案进行质量把关，对法律法规的适用提出意见，以进一步提高案件质量。

6、设立政治处。将政治处（政工科）与纪检组合并，其职能为负责纪检、监察工作；负责干警的政治理论学习、队伍政治思想教育；负责目标责任的考核管理；负责教育培训、学历学习、劳动工资、检察官等级的晋升；负责检察宣传工作；负责离退休老干部工作等。该科人数以占全院人数的5%为宜。建设高素质的检察队伍是大力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需要，是实现检察事业跨世纪发展的重要组织保证。设立该科能够抓紧抓好干警的政治思想教育，业务教育，为做好检察工作提供组织保障、思想保障。

刑侦副局长述职报告篇3

我叫王岩，男，今年37岁，我参加侦查二处副处长空岗的竞争。

1985年8月，我从北京市司法学校毕业来院参加工作，自1985年8月至1993年在法纪检察科从事法纪案件侦查工作，1994年至1997年在贪污贿赂检察科从事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工作，1997年至1999年在起诉二科从事经济犯罪案件出庭支持公诉工作，1999年至2000年在反贪局犯罪预防处从事犯罪预防工作（1999年5月至2000年3月借调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抗诉处工作），2000年至今在反贪局侦查二处从事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工作。1989年经过考试被任命为助理检察员，目前正在攻读法律专业研究生。

工作18年来，我从事了近15年的侦查工作和3年多的经济犯罪案件审查起诉工作，在长期的工作中，我积累了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并取得了一定的业绩，这其中有各级领导的帮助教育，老同志的言传身教，也是自己不懈努力的结果。1988年我办理了原宣武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德强、刑警队侦查员史为众徇私舞弊、受贿案，在近8个月的侦查工作中，我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为了获取证据，在分局刑警队的配合下，我先后抓获了16名涉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从他们的口中获得了认定李德强、史为众犯罪的重要证据，成功侦破了此案。当年，我院法纪科荣获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的先进集体称号。在侦查此案的过程中，我学习和积累了宝贵的侦查经验，这成为我以后从事反贪侦查工作的巨大财富。

1994年我来到贪污贿赂检察科从事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工作。在3年多的时间中，我侦结案件20多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数百万元。在工作中，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且行之有效的侦查方法，对证据的取得、在逃人犯的抓捕、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以及对财务帐目审计等方面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1997年10月，新刑诉法开始生效，以抗辩式取代纠问式的新庭审模式开始实施。我被调到新成立的起诉二科从事经济犯罪案件出庭支持公诉工作。在这里我重新学习了相关法律，同时运用自己在反贪侦查工作期间积累的讯问经验，成功完成了数十件涉嫌经济犯罪案件的出庭支持公诉工作，得到了院、科领导和法院审判人员的肯定和赞扬。在起诉二处的3年，我最大的收获是对经济犯罪案件证据的作用和运用有了更深的理解，什么样的证据更有利于证实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怎样使证据形成锁链做到滴水不漏，怎样在讯问被告人时使现有证据发挥作用达到极至。所有这些对我以后再次从事反贪侦查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9年5月至2000年3月我被借调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抗诉处办理各省院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的经济犯罪案件审查工作，在借调期间，我共办理案件10余件，分赴6个省对案件证据进行复核，向高检检委会汇报案件5次，我的工作态度和办案水平得到了高检同志们的肯定。虽然在高检仅工作了10余个月，但却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每天和法学博士、专家研究探讨法律问题，我的法学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亦感觉自己理论水平的匮乏，也坚定了我继续学习的决心。回院后，我通过考试开始了法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习。

2000年我又回到了反贪局继续从事我最热爱的侦查工作，这时候的我比几年前更成熟了，专业知识更加丰富，对有关法律的理解更加深入，这一切让我在侦查工作中更加得心应手。在工作中，我利用我的法律知识和侦查经验，以严谨的作风、负责的态度，侦结了10余件涉嫌贪污贿赂犯罪的案件，均被法院做出有罪判决。

2001年我办理了犯罪嫌疑人张健伪造于魁智（党的十五、十六大代表）、孟广禄（全国政协委员）等人签字，贪污预发演出费4万元的案件。该案数额不大，但影响很严重，于魁智、孟广禄等非常气愤，要求我们迅速查办此案。接案后，我赶赴南京、郑州等地对张健实施抓捕，从其前女友处诱出张的电话，确定具体方位后，一举将潜逃数月的张健抓获，前后仅用2天时间。归案后，张健一言不发。这个案件是为数不多的零口供案件，据此情况，我把工作重点放在搜集、完善证据上，经过细致、耐心的侦查工作，搜集了大量足以证实其有罪的证据，使该案顺利侦结，后张健被判有期徒刑4年。该案判决后，发案单位和有关当事人对我院给予了高度评价。

2002年5月份，我立案侦查了原建设银行北京铁道支行白纸坊办事处副主任蒋小春涉嫌挪用公款400万元的案件。此案案情复杂，事过已近7年，涉案当事人下落不明，难以取证，且蒋小春已知悉检察机关将介入，极可能逃跑或串供。针对此情况，经请示领导，决定先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再展开调查取证。我们经过长时间的蹲守，将蒋小春抓获归案。早有心理准备的蒋小春自认为很多知情人下落不明，无法对其行为指证，拒不供述犯罪事实，因此该案对证据的要求更加严格。蒋小春在任副主任期间，掌握着多个帐号，因为没有口供，我凭借着自己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将可能涉及被挪用的存款资料及银行凭证全部调取筛查，共向银行发出查询函数十份，复印各类银行凭证200余份；调取了十余家企业的工商档案资料；多次到平谷、怀柔等远郊区县调查取证；经多方查找，将当年涉案的多名当事人全部找到，取得了至关重要的证人证言。经过5个月的工作，不仅查明了犯罪嫌疑人蒋小春挪用储户400万元的事实，而且发现了举报线索之外的其挪用77万元的犯罪事实，此案公诉后蒋小春被判有期徒刑13年。

2001年中政委、高检在全国开展“严打”整治、专项追逃工作，在这次专项工作中，我局共抓捕涉嫌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5名，我在同志们的配合下，先后抓获了4名负案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其中2名系公安部上网通缉的重大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通过抓捕工作，为我院在北京市检察系统专项追逃工作总结中跻身前列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事侦查工作近15年来，领导们对我所做的工作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也给予了我很多荣誉。我先后被评为北京市检察系统的先进工作者、侦查能手、优秀青年知识分子，2次荣立个人三等功，同时我被列为市检反贪局侦查人才库中的一员。

刑侦副局长述职报告篇4

聚焦

动车事故调查报告公布

【本刊讯】（记者 李湘宁）2011年12月28日晚，国家安监总局网站公布了“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下称调查报告）。

此前2011年7月23日20时30分05秒，甬温线浙江省温州市境内，由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D301次列车与杭州站开往福州南站的D3115次列车发生动车组列车追尾事故，造成40人死亡、172人受伤，中断行车32小时35分，直接经济损失19371.65万元。

同年7月25日，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务院“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组。调查组由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骆琳任组长，下设技术组、管理组、综合组。同时，聘请12名铁路运输、电力、电气、自动化、通信、信号、安全管理、建筑等专业领域的专家组成专家组，并邀请最高检察院派员参加事故调查工作。

公开的调查报告全文共3.6万余字，分为“基本情况”“事故发生经过”“事故应急处置情况”“事故原因和性质”“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及“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等六部分。

调查报告指出，经调查认定，“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是一起因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上道使用审查把关不严、雷击导致设备故障后应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上海铁路局相关作业人员安全意识不强，在设备故障发生后，未认真正确地履行职责，故障处置工作不得力，未能起到可能避免事故发生或减轻事故损失的作用。在事故抢险救援过程中，铁道部和上海铁路局存在处置不当、信息不及时、对社会关切回应不准确等问题。

调查报告提出对铁道部、通信信号集团公司、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上海铁路局等单位54名责任人员党纪政纪处分的处理意见。其中，铁道部原部长工作严重失职，违反基本建设程序，未经批准擅自将甬温铁路项目批复的设计标准由200公里/小时提高到250公里/小时。原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光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列责任人第二位。刘、张二人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另案一并处理。此外，通信信号集团公司总经理、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骋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鉴于已因病去世，不再追究责任。

对于相关责任人员是否涉嫌犯罪问题，司法机关正在依法独立开展调查。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责成铁道部和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分别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同时责成国务院国资委对通信信号集团公司、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依法进行整顿，重新组建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列控所。

案讯

浙江人大原副主任获刑

【本刊讯】2011年12月20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法院一审以，判处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院认定，1996年至2007年，利用职务便利，为舟山基础工程公司、张群力等五个单位或个人在企业经营、解决项目用地、房地产开发、逃避刑事追究等事项上牟取利益，先后收受他人给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35万余元。

央视大火案主犯徐威刑期追加

【本刊讯】2011年12月26日，央视大火案主犯徐威因在服刑期间被查出尚有贪污受贿行为，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对其数罪并罚，追加刑期至有期徒刑20年。

此前2009年2月9日晚，在建的央视新台址园区发生特大火灾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6亿余元，徐威因危险物品肇事罪被判有期徒刑七年。2011年11月21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以徐威犯贪污罪、，将其再次。

法院认定，徐威侵吞公司公款322万余元，并索贿100万元。审理期间，其对上述事实未提出异议。

法制

二审刑诉法草案

【本刊讯】（实习生 唐丹妮）2011年12月26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下称草案）再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该草案将提交在2012年3月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

根据公众对一审草案“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应作严格限制的建议，草案二审稿作出修改：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监视居住人、被拘留人的家属；规定在逮捕后，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一律通知被逮捕人家属。

刑侦副局长述职报告篇5

县检察院对反渎职侵权工作十分重视，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加大办案力度，提高办案质量，积极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我县反渎职侵权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全市检察机关考核中名列前茅。XX年获xx市政法系统“执法为民”先进集体荣誉称号，XX年2月、XX年2月分别被市院荣记集体三等功一次。具体表现在：

（一） 办案力度进一步加大。

由于渎职侵权犯罪涉及的领域广，涉案对象是具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公务人员，而社会对渎职侵权者有时还比较同情，不象对贪污受贿者一样痛恨，社会比较宽容，共识度比较低，导致反渎职侵权工作开展难，办案力度不大。近年来，县检察院按照上级检察院的要求，克服各种困难，不断加大办案力度。XX年、XX年、XX年共受理排查案件13件13人，其中立案侦查8件8人。分别是：

1、xx镇林业站站长xxx违规批准他人炼山，并在发现火情时擅离职守，烧毁森林面积xxx亩的玩忽职守案，王被判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2、xx派出所副所长吴xx对本应当刑事立案的案件以调解结案，使四人以上涉案人员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玩忽职守案，x被判免刑。

3、县公管所xxx无证驾驶无牌摩托车，追车进行养路费稽查，致被追摩托车发生一人死亡的滥用职权案，x被判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

4、县建设局工程质量监督站监督员xxx对发出《停工通知书》的一建设工程未监督落实，致一人死亡的玩忽职守案，x被本院作相对不诉。

5、原县人民政府外事办主任xxx办理偷越国（边）境人员出入境证件案，潘明知来办证的4人冒充仙居人而予以办理，致4人出境到美国后滞留，至今未归，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x被判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6、原县人民政府三电办公室主任的xxx，徇私舞弊，擅自多次将三电资金1642万元借给仙居贵金属实业公司，导致187余万元借款至今未能收回的滥用职权案，郭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7、县公运管所驻仙居车站客运管理站站长xxx未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使一辆无《运输证》的“黑车”进出仙居客运站，从事x至xx的客运4个多月，最终该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内乘客1死6伤的严重后果。吴被县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免刑。

8、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xx徇私情，对应当作刑事立案的案件，不采取侦查措施，私下会见犯罪嫌疑对象，泄露案情，致使案犯未及时受到刑事追究的徇私枉法案，马被判有期徒刑二年。今年已立案1件2人，目前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刑侦副局长述职报告篇6

强制措施作为赋予公、检、法机关的一种权力，对于刑事诉讼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防止他们给诉讼制造障碍。二是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继续危害。即对其适用强制措施，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就可以防止其继续进行犯罪或者实施新的犯罪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三是可以警戒社会上不法人员，威慑不安定分子，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以身试法。由于在客观上会不同程度地限制甚至剥夺被适用对象的人身自由，如果适用不当，势必造成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侵犯。因此，在适用强制措施时，必须坚持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既要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现行犯、重大嫌疑分子的人身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又要注意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其他各项合法权利；对于必须采取强制措施的人，既应当坚决、果断地采取强制措施，同时又要注意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而不能滥用。

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例，根据刑事强制措施的法律规定和，了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没有拘传证采取拘传、一次拘传超过12小时、以连续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不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而采取、监视居住成为变相拘禁、应当（不应当）拘留、逮捕而不予（予以）拘留、逮捕、公安机关不执行不批准逮捕决定、拘留、逮捕羁押时间超期等滥用刑事强制措施权的具体形态，并提出了依法行使刑事强制措施权的看法。

关键词：强制措施 司法机关 司法实践 滥用 形态

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采取的在一定期限内暂时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法定的强制。它有以下特征：一是它只能由法定的专门机关适用。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0条、61条、132条的规定，适用强制措施的法定机关有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另外，还有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和监狱，在侦查其管辖的案件时，也有权实施强制措施。二是它具有特定的对象。特定的对象是指只能适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包括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对其他诉讼参与人，即使其严重违反诉讼程序，或有妨害诉讼的，只要不构成犯罪，就不得对其适用强制措施，而只能用其他方法对其做出相应的处理。三是它的适用具有特定的目的。适用强制措施的目的在于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即防止被适用对象可能实施逃跑、隐匿或伪造、隐藏、毁灭证据及串供等妨害刑事诉讼的行为，否则，就没必要适用强制措施。四是它必须依照法律规定适用。依照法律适用，包括按照法定的强制措施的种类、条件、程序、期限等适用 。否则，就是对强制措施权的滥用。

强制措施作为法律赋予公、检、法机关的一种权力，对于刑事诉讼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防止他们给诉讼制造障碍。二是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继续危害社会。即对其适用强制措施，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就可以防止其继续进行犯罪或者实施新的犯罪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三是可以警戒社会上不法人员，威慑不安定分子，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以身试法 。由于在客观上会不同程度地限制甚至剥夺被适用对象的人身自由，如果适用不当，势必造成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侵犯。因此，在适用强制措施时，必须坚持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既要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现行犯、重大嫌疑分子的人身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又要注意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其他各项合法权利；对于必须采取强制措施的人，既应当坚决、果断地采取强制措施，同时又要注意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而不能滥用。但是，司法实践中，还存在滥用强制措施权的行为，主要形态如下。

一、拘传权的滥用

拘传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强制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指定地点接受讯问的方法。拘传应当由侦查人员或司法警察执行，执行拘传的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2条第二款规定，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个小时，不得以连续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同时，根据《公安部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5条规定，拘传的地点应在犯罪嫌疑人所在的市、县以内的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拘传后应立即讯问。但是，司法实践中，却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对拘传权的滥用，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没有拘传证采取拘传

根据规定，拘传应当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签发拘传证。可是极少数公安司法人员就是公开违反此规定，滥用拘传权。例海南省澄迈县大丰农场派出所所长王成章等五人滥用职权案。根据正义网报道，2001年3月10日，海南岛西部澄迈县境内的海南大丰华侨农场职工潘在勇和哥哥潘在富与农场派出所副所长李世华之妻徐瑞英为收购尖椒而引起一次纠纷，双方互有轻微的伤害。原以为事情就这么了结了，没想到3月13日上午10时许，派出所所长王成章和澄迈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马建国等12人，乘3辆汽车来到了潘家，见到潘在勇兄弟两人，二话不说就是一阵拳脚相加。在没有拘传证的情况下，王成章等人用手铐把兄弟两人铐住继续殴打并带到派出所。中午1时许，值班干警发现潘在勇口角有白沫，王见状叫两名干警将潘送往农场。后潘在勇怕报复重伤出院，延误死亡。《海南日报》披露了此案的情况，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白克明当即做出批示：“希望省委政法委认真予以调查，并严肃处理，昭告全省。”

从以上案件，我们可以看出派出所所长王成章、澄迈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马建国等人在没有拘传证的情况下，对潘在勇采取了拘传措施，并导致了严重后果致潘在勇死亡，属于滥用拘传强制措施权。后检察机关以王成章、马建国等人涉嫌滥用职权罪决定立案侦查。案件公诉后，以滥用职权罪判处王成章有期徒刑六年；判处马建国有期徒刑二年。

2、一次拘传超过12小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2条第2款规定，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个小时。但是司法实践中，极少数的公安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还存在拘传持续的时间超过十二个小时的情形。主要形态有：一是侦查人员让犯罪嫌疑人填写到案时间故意往后退，从而达到不超过十二小时；二是侦查人员对于拘传证上的到案时间有意或无意不让犯罪嫌疑人填写，事后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由办案人员自行填写，从而达到不超过十二小时；三是侦查人员在拘传路途中，故意拖延时间，时走时讯问，推迟到案时间，从而达到不超过十二小时等等。

3、以连续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司法实践中，这种滥用拘传强制措施权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的，如某县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张某采取拘传后，持续时间已接近十二小时，于是把张某带到所在的单位让单位负责人给其谈话。时过1小时后，检察干警再次对犯罪嫌疑人张某采取拘传，又是12小时。从以上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某县检察院的做法似乎是合法的，但其实质还是以连续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权的滥用

取保候审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缴纳保证金，以保证其不逃避和妨碍侦查、起诉、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方法 。监视居住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责令犯罪嫌疑人在一定期限内未经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或指定居所，并对其行动加以监视的方法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0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享有这两项强制措施权力。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1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可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适用附加刑；（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根据《公安部规定》第64条和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第38条规定，对部分重大犯罪和特殊情况的犯罪嫌疑人，不得适用取保候审。虽然法律规定很明确，但仍有极少数公安司法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滥用这两项强制措施权力。

1、不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而采取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公检法三机关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的范围是在刑事诉讼中。显然，如果该行为是其它法律调整的范围，不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就不能对当事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如湖南中大商贸公司李治诉广东清远市公安局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一案。1993年5月3日，李治代表湖南中大商贸公司（以下简称为“中大商贸”）与广东省清远市建北集团电器公司（以下简称为“建北公司”）签订了一份工矿产品代销合同，合同约定：由建北公司供给“中大商贸”窗式空调150台；电热水瓶120台；抽油烟机60台，累计人民币416130元。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协商解决，协商无效，按《合同法》有关条款执行，并由清远市经济仲裁庭裁决。合同签订当天，李治按合同规定提货。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996年6月止，“中大商贸”先后付给建北公司货款34800元，并退回部分不合格产品，余款因产品质量、市场销售难等因素，建北公司多次派员催收，但一直未清结。1999年4月2日，建北公司以李治涉嫌合同诈骗为由向广东省清远市公安局报案，同年5月5日，清远市公安局正式立案。5月13日中午11时许，广东省清远市公安局将李治从长沙抓至清远市，次日，对李治下发了21号监视居住决定书，并将李治交由建北公司保安人员看管。5月19日，在清远市公安局的主持下，李治与建北公司签订了一份退货协议。5月20日，李治离开监视居住场所，5月21日，清远市公安局以收缴赃款名义令李治亲属交纳退赃款32100元。结果，1999年5月29日，李治以原告的身份向长沙市天心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清远市公安局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和收取退赃款的行政行为，赔偿经济损失26000元。

从本案我们可以看出，被告广东省清远市公安局实施的异地限制人身的强制措施有以下违法之处：一是公安机关采取监视居住的目的不是为了收集刑事诉讼的证据，查明犯罪事实，而是以此强迫原告清结所欠建北公司的货款；二是强制措施实施前，公安机关立案时没有严格审查立案依据，在没有诈骗犯罪事实存在的情况下，将经济合同纠纷当成了合同诈骗，造成了定性错误。公安部于1989年下发了〔89〕公（治）字30号通知，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年下发了法办（1992）42号通知都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这就要求公安机关在判断某行为究竟属于经济纠纷或经济犯罪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凡属债务、合同等经济纠纷，公安机关绝对不得介入”。三是监视居住是公安的一种侦查行为，其对象是罪行轻微，不需要拘留逮捕，但对其行为自由又必须作一定限制的犯罪嫌疑人，然而广东省清远市公安局采取监视居住对象并不是犯罪嫌疑人。因此，本案中清远市公安局实施“监视居住”是插手经济纠纷、超越职权的违法行为，是滥用了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权。

2、监视居住成为变相拘禁的方式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7条规定，监视居住的地点是犯罪嫌疑人的住处，无固定住处的，由执行机关指定居所。尽管监视居住是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中最严厉的一种，但不能因此而将被监视居住人加以拘禁或者变相拘禁。不得建立专门的监视居住的场所，对被监视居住人变相羁押；不得在看守所、行政拘留所留置室或者其他的工作场所执行监视居住；不得在监视居住期间对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房间内派人看守，或者在其有住处的情况下另行指定居所，使其失去人身自由。据报道 2003年5月15日，浙江省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为由，对该市的张某实施刑事拘留，后张某的亲属为其聘请了律师。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普陀区公安分局必须在最长一个月内完成对张某的刑事侦查并提请检察机关批准对其逮捕，否则，只能释放张某，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当律师向办案民警了解犯罪嫌疑人去向时，办案民警告诉律师，他们已根据法律规定，于6月13日对张某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张某在普陀区有固定的合法住处，对张某的监视居住应当在其住处（家中）执行，而且共同居住人可以与其一起居住，律师也可以随时进行会见。然而，普陀区公安分局并没有将张某放回家，那么，张某现在究竟在何处呢？张某的妻子朱枫明确表示不知道其丈夫的下落，律师也称不知道。律师询问普陀区公安分局处一位警官，张某是否已被释放？他明确回答这是不可能的。又问，张某现在何处？他答仍在看守所。当律师指出早已超过刑事拘留期限时，对方立即改口说张某在一个宾馆内。从本案我们不能看出，如果事情确实如这位警官所说，那么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的做法就属于变相地实施了拘禁犯罪嫌疑人，滥用了监视居住强制措施权。

3、对申请取保候审的，有权决定机关不能按期和按要求答复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六部委第20条对刑事诉讼法的这两条规定进行了细化，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和律师申请取保候审，有权决定的机关应当在七日内做出是否同意的答复。同意取保候审的，依法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不同意取保候审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司法实践中，相当一部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法定人、近亲属和律师提出取保候审申请的，不能按期和按要求答复有权申请人，显然，这种情形属于滥用了法律赋予的强制措施权。它不仅侵犯了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和律师的诉讼权利，而且还违反了法律的规定。

4、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时间超期

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理，对于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届满的，应当及时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司法实践中，极少数公安司法机关不能依法办案，滥用了此权力。

据大众网2002年3月1日消息：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新闻发言人说，云南省云龙县公安局原局长赵紫和因为徇私枉法等罪已被严办。犯罪嫌疑人赵紫和，原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公安局局长。1995年，犯罪嫌疑人吴会照盗窃耕牛一案由云龙县公安局负责办理，吴的姨父找到赵紫和请其帮忙，赵徇情安排有关人员为吴办理了取保候审，并将此案搁置三年不作处理。直至1998年4月大理州检察机关对吴会照盗牛案依法进行监督时，县公安局才办理了相关手续，犯罪嫌疑人吴会照因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从本案我们不难看出，云龙县公安局原局长赵紫和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对涉嫌盗窃的犯罪嫌疑人违反规定办理了取保候审。在取保候审期间，赵又中断对该案的侦查，超期办理取保候审，将此案搁置三年不作处理，其意图就是使该案件不了了之。这种情形属于滥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权。大理州人民检察院于2001年8月28日对云龙县公安局原局长赵紫和以徇私枉法罪名立案侦查。以上仅是从报道上看到的一个案例，类似此部分公安机关很普遍。

三、拘留权、逮捕权的滥用

刑事诉讼中的拘留，又称刑事拘留。它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在侦查过程中遇到法定的紧急状况，对现行犯或者重大犯罪嫌疑分子所采取的临时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1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拘留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拘留的对象是现行犯或者重大犯罪嫌疑分子；二是具有第61条规定的7种法定的情形之一 。逮捕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内依法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并进行审查的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最为严厉的方法 。一般认为，刑事诉讼法关于逮捕的条件比较好理解，但是对于如何判断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是否足以发生社会危险性？如何判断有无逮捕必要？比较难以理解。我们认为要综合考虑犯罪情况，所谓“社会危险性”主要是指逃避、阻碍侦查、起诉、审判的可能性和继续犯罪的可能性。衡量是否有逮捕必要，主要还是考虑犯罪性质、严重程度以及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的大小。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享有拘留权；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有权决定逮捕，人民检察院具有批准逮捕权。无论是决定拘留，还是决定逮捕和批准逮捕，都由公安机关执行。但是，司法实践中，部分公安司法机关和人员却滥用了拘留权、逮捕权，不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妨碍了法律公平、公正的实现。

1、应当拘留、逮捕而不予拘留、逮捕

拘留、逮捕是限制犯罪嫌疑人比较严厉的强制措施，同时，也是公安司法机关查办案件的重要保障。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强制措施的权限进行了明确分工，公安机关对自己侦查的案件，认为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侦查部门移送本院侦查监督部门决定逮捕。之所以这样规定，就是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在逮捕上的具体体现。

例如某县公安局副政委王某徇私枉法案 。1996年10月7日，段某因涉嫌收买被拐卖妇女、强奸犯罪被该县公安局刑事拘留，段某的叔叔段乙找到其同学某县公安局副政委王某，要求对段某罚款处理。王某利用职务之便，在明知段某的犯罪行为不应采取取保候审的情况下，于1996年10月16日擅自批示将准备提请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段某取保候审。直到1998年1月6日在该县检察机关的督办下，王某才带领民警将段某重新抓获归案。同年6月26日，段某被该县法院以收买被拐买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数罪并罚执行5年。从本案我们不难看出，某县公安局副政委王某明知段某收买被拐卖妇女、强奸行为是严重的刑事犯罪，有危险性，却徇私情故意将段某取保候审。提请逮捕是公安机关实施逮捕强制措施权的组成部分，某县公安局副政委王某对段某应当提请逮捕却不提请逮捕的行为，这种情形属于滥用逮捕强制措施权。后检察机关以王某涉嫌徇私枉法罪决定立案侦查，案件公诉后，法院做出有罪判决。

2、不应当拘留、逮捕而予以拘留、逮捕

强制措施就像一把“双刃剑”，公安司法机关运用适当会促进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滥用就会破坏公平、公正的实现，并侵犯当事人的人身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因此，对于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适用时，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办理。

例原武威市凉州区公安局犯罪侦查大队队长潘竟英滥用职权案 。据报道，原武威市凉州区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队长潘竟英，滥用职权追索债务，把28件本来属于经济纠纷的案件，故意列为诈骗犯罪案件处理，对欠款人进行刑事拘留，甚至错报批捕，并借此收受贿赂，侵吞公款。近日，潘竟英被民勤县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11万元。同案犯、原凉州区经侦警察孙增新因徇私枉法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且看其中的一起案件，2000年6月，甘肃武酒集团营销总公司“西北王”酒浙江省销售总经理周文政与凉州区个体户张志武发生生意往来，先后向张借款12万元。在清偿债务过程中，张志武与周文政及武威先锋广告公司经理姜仙军之间发生经济纠纷。为此，张志武于2002年6月初以周文政、姜仙军涉嫌诈骗，向凉州区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原凉州区公安局经侦查大队大队长潘竟英、民警孙增新接到报案后，采取强制手段为张志武追索债务，民警孙增新在讯问中，对周、姜陈述的与张志武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没有做客观、全面的记录。2002年7月15日，新闻媒体对周文政、姜仙军一案的定性提出异议后，民警孙增新将张志武叫到区公安局经侦大队，潘竟英向张志武表示了要对周、姜提请批捕的意图，并授意张通过关系到检察机关批捕科活动。后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明确要求纠正此案，潘竟英却故意歪曲事实，隐瞒上级的纠正意见，向凉州区公安局局务会汇报，建议对周文政、姜仙军提请逮捕，致使局务会做出对周、姜提请批准逮捕的错误决定。孙增新在办理提请批捕手续时，仍故意隐瞒张志武与周、姜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8月9日，周、姜二人被批准逮捕。8月14日，潘竟英、孙增新将周文政执行逮捕，姜仙军外避未能执行。同年10月10日，武威市检察院做出撤销凉州区检察院对周文政、姜仙军批捕决定书，而此时周文政已被错误羁押58天。人们也许奇怪，本是一桩经济纠纷，为什么他们硬要处置为经济诈骗呢？且看背后的事实：此案中，潘竟英和孙增新两次接受案件当事人张志武宴请，而潘竟英两次接受张的贿赂款1万元，孙增新接受贿赂款3000元。

从本案我们不难看出，原凉州区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潘竟英、民警孙增新，明知举报人张志武与被举报人周文政、姜仙军之间是经济纠纷，明知上级公安机关已明确答复要求纠正此案，本案属于没有犯罪事实发生。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应立即依法逮捕。”本案没有犯罪事实发生，经侦大队大队长潘竟英、民警孙增新却在两次接受案件当事人张志武宴请和贿赂的情况下，故意做虚假记录，隐匿当事人之间有关借条、收条等书证证据，歪曲事实，隐瞒上级的纠正意见，向凉州区公安局局务会汇报，建议对周文政、姜仙军提请逮捕，致使局务会做出对周、姜提请批准逮捕的错误决定。依照法律规定，潘竟英、孙增新两人的行为属于滥用逮捕强制措施权。

3、对于不批准逮捕决定，公安机关未立即执行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9条第3款规定：“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并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但是，司法实践中，少数公安机关在接到人民检察院的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后，并未按此规定执行，立即释放被拘留人，而是继续关押或将被拘留人审批为劳动教养，这是不符合法律基本精神的。

如渑池县某公安派出所所长李某、民警郭某滥用强制措施非法拘禁案。2002年9月1日，农民建某以涉嫌聚众哄抢罪名，被渑池县某公安派出所立案侦查，案件由民警郭某主办，该派出所所长李某为直接领导。9月24日，建某因涉嫌聚众哄抢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9月30日，经渑池县公安局领导批准，建某的刑拘时间被延长至10月12日。10月11日，办案人员将建某一案批捕事宜与检察院交换意见，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12月2日，办案人员就建某涉嫌聚众哄抢一案向检察机关提请审查批捕。检察院于3日后的12月5日，以事实不清，证据不力做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同日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接到检察机关的不批准逮捕决定后，并没有立即释放因刑事拘留而被羁押的建某，或变更强制措施进行补充侦查，而是于12月26日将建某申报劳动教养，继续羁押。期间，检察院多次提出口头纠正违法意见，但未引起办案人员重视。2003年1月14日，对建某的劳动教养申报未获批准。1月15日，检察院就建某被长期非法拘押一案，向办案单位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两名办案人员收到纠正违法通知书后，既未采取补充侦查行为，也不释放建某，引起建某家人多次上访、申诉。

显然，郭某、李某二人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在对郭某、李某两人行为的定性和是否构成犯罪的认定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郭某、李某的行为属于有权机关的组织行为，二人的行为最多是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但其情节还达不到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条件，不构成犯罪，属于违纪行为，应由公安机关追究纪律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郭某、李某二人利用职务之便，滥用强制措施权非法拘禁他人，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应立案侦查，追究刑事责任。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是：首先，两名办案人员主观方面具有非法拘禁建某的故意。刑事诉讼法第69条第3款之规定是刚性的、明确的法律界限，即把经检察机关审查后做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当事人”继续关押，所形成的超刑事拘留期限的“超期羁押”，实质上就是非法限制、剥夺无罪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其次，两名办案人员在客观方面具有非法拘禁建某的行为。如果说在接到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决定之后不放人，而是将建某申报劳动教养，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劳教建某未获批准，检察机关提出纠正违法意见，继而送达纠正违法通知书之后仍不放人的行为，就不是“机关行为”所能解释得了的。再次，超期羁押的实质是非法拘禁，并不排斥其可以具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罪过形式，也不排斥其背后可能隐藏的其它职务犯罪。按照刑法，由于超期羁押形成的非法拘禁罪与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属于法条竞合关系。按照刑法适用关于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特别关系原则，刑法第238条所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拘禁罪，在适用中优于刑法第397条所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是无庸置疑的。这就是我们对上述案例以非法拘禁罪定性的法律依据。如果按照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的立案标准去解决超期羁押中的非法拘禁问题，死人不达1人以上，重伤不达3人以上，轻伤不达10人以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不达10万元以上，就达不到立案标准，就不能立案。如此，不仅谈不上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促进超期羁押问题的解决，而且简直无疑于对超期羁押的纵容，对宪法和法律的亵渎，对公民的犯罪了。据悉渑池县人民检察院已于2003年3月6日至13日，对郭某、李某以涉嫌非法拘禁罪立案侦查。

4、拘留、逮捕羁押时间超期

刑事诉讼法对提请批准逮捕的期限、审查批准（决定）逮捕的期限、拘留、逮捕的期限都有明确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超期羁押的行为还是屡有发生，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所谓超期羁押，其实就是公安司法机关超出法定的期限，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做出了限制。为了使读者对超期羁押有一个直观的认识。我们首先来一个案例。1997年1月31日，河北省涉县龙虎乡北郭口村发生一起爆炸杀人案，村民张违书的儿子被炸致死。次日，涉县公安局认为姚成功涉嫌此案，遂将其监视居住。2月5日，姚成功被押送涉县公安局看守所，先是行政拘留15天，后又刑事拘留2天，然后于2月22日被送往涉县水泥厂监视居住。同年3月12日，涉县公安局又一次将姚成功刑事拘留，并于3月19日经涉县检察院批准，对其进行逮捕。因此案证据不足，涉县检察院先后于1997年8月和12月，两次将案卷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

鉴于补充侦查期间羁押超过法定的期限，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多次请求涉县公安局变更强制措施，均遭无理拒绝。无奈，家属只好向其他部门申诉，但得到的回答是：要找还得找公安局。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向涉县公安局提出取保候审的申请，但涉县公安局的答复是：不批准取保候审。但没有就此说明理由。于是，姚成功一直被羁押在公安局看守所。1998年8月21日，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涉县法庭第一次公开审理此案，并进行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等各项庭审程序，但没有做出判决。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姚成功仍然被羁押在公安局看守所。1999年9月14日，姚成功死于涉县公安局看守所。河北省高级法院出具的鉴定结论是：“姚成功系冠心病碎死”。2000年2月27日，邯郸市中级法院裁定：此案终止审理。

应当说，这一案件如果不是因为姚成功“碎死”在公安局看守所，对他的羁押很可能会继续下去，从行政拘留一直到死亡，姚成功一共被羁押了2年7个月。我们不难看到。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间的延长随着办案的延长而相应地延长，这在本案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除了逮捕需要检察机关的批准外，其他诸如行政拘留、刑事拘留、逮捕后羁押期间的延长等事项，基本上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及其聘请的律师反复请求公安局变更强制措施，但均遭到拒绝，而向其他部门的申诉甚至上访也都以失败而告终……

这一案件之所以引人注目，并不仅仅因为被告人姚成功死在公安局看守所里，还因为公安机关滥用了强制措施权，并且因为它暴露了我国刑事羁押制度中的问题和缺陷。现行刑事诉讼法对羁押问题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刑事拘留、逮捕以及逮捕后羁押的延长等程序方面。刑事拘留、逮捕是引发嫌疑人、被告人受到羁押的两种法定方式。对于拘留要求公安机关在拘留后的3日内，提请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特殊情况下，提请批准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1-4天，但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至30天。检察机关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后，应在7日内做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据此，公安机关一旦将犯罪嫌疑人予以刑事拘留，就有权将其连续羁押14天甚至37天！部分公安机关在实际的刑事拘留实践中，已经彻底突破法律所要求的特殊拘留的限制，而将犯罪嫌疑人都羁押37天！37天已经实际成为部分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所引发的必然羁押期间。

如果说刑事拘留不过是为逮捕准备的话，那么逮捕则为最为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逮捕一旦得到批准，就意味着嫌疑人将要受到较长时间的羁押，并导致无数次的羁押延长。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逮捕后的羁押期间不得超过2个月，这是法律规定由逮捕本身所带来的最长羁押期间。但是，刑事诉讼法第125条、126条、127条、128条却规定了逮捕后延长羁押期间的，这些是侦查阶段羁押期间延长的几种主要情形。但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还有权以行政处罚措施代替刑事强制措施，以弥补侦查期间的不足保证调查取证，尤其是获取有罪供述的需要。例如，公安机关可以对一些嫌疑人采取劳动教养、收容等手段，使其不算在正式刑事羁押期间之内。在姚成功案件中，公安机关就对作为杀人嫌疑人的姚成功两次采用行政拘留措施。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只要被批准逮捕，公安机关几乎普遍有着这样一种心理倾向-----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与侦查永远相伴，使羁押期间实际与办案期间完全和二为一，由此方能达到控制犯罪嫌疑人、获取供述、侦查破案的目的。

对于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羁押期间的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有明显的不同。检察机关一旦对某一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就可以将其持续羁押14天，然后决定逮捕或者其他强制措施。逮捕后羁押期间原则上为2个月，但此后的羁押期间的延长却完全由检察机关根据侦查的需要自行决定。如果说在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中，一些延长羁押的决定还要由检察机关做出的话，那么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则完全由其自行决定羁押的延长问题，这就带来了一个危险：检察机关很可能出于侦查破案的需要，任意地延长羁押期间，因为它对羁押期间的延长无需取得任何其他机构的批准。司法实践中少数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超期羁押情况“平分秋色”、“不分伯仲”的现实，表明超期羁押绝不仅仅是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特有的现象，而成为所有侦查活动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对于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活动，刑事诉讼法除规定诉讼期间最长不超过1个半月以外，并没有对嫌疑人的羁押期间做出任何规定。一般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一直持续到审查起诉结束之时。与审查起诉阶段一样，第一审、第二审、死刑复核以及再审等各种审判程序在刑事诉讼法中都只有诉讼期间的规定，而没有被告人羁押期间的明显限制。在法院审理案件期间，被告人自动地受到持续的羁押，而无需专门的审批程序，甚至在法院因为案情复杂或者诉讼拖延而长时间休庭的情况下，被告人也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里，而难以获得变更强制措施的机会。原因很简单，审判阶段被告人有关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也只能向负责审判的法院提出，而法院作为“公检法三机关”办案流水线上的第三道工序的负责者，当然愿意将被告人继续控制起来，以便取得打击犯罪这一“战役”的最后胜利。因此毫不奇怪，前述案例中的姚成功，在法院第一次开庭后长达1年多的休庭期间里，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而无法获得变更强制措施的机会。

根据以上分析，北京大学教授陈瑞华认为，超期羁押的出现和盛行固然有一系列的社会、文化传统方面的因素，但更有制度上的原因，部分公安司法机关和工作人员利用了这种缺陷的强制措施制度，滥用强制措施权，造就了超期羁押的问题。对此，可以做出具体的分析。

第一、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将羁押期间与诉讼期间进行严格的分离，致使羁押期间严重地依附于诉讼期间或者办案期间，使得羁押期间的延长完全服务于侦查破案、审查起诉甚至审判的需要。

第二，在我国的审前羁押制度中，不存在有中立司法机关进行的司法审查机制，致使羁押的授权、审查和救济几乎完全变成一种行政行为，而丧失了司法诉讼行为的基本品质。

第三，我国的羁押制度没有贯彻“成比例”或者“相适应”的原则。在法国，被告人受到轻罪（量刑幅度最高不超过5年监禁）指控的，一般不得被羁押4个月以上，但在法定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到6个月至8个月；而受到重罪（量刑幅度5年监禁刑以上）指控的被告人，羁押期间一般为1年以内，但在法定情况下可以延长到2年。

最后，我国关于强制措施体系存在致命的缺陷，可以替代的措施发挥不力。作为羁押的替代性措施，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在适用上过于狭窄。这样，只要一个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而又不属于身患重病、怀孕或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的情况，就极可能会面临遭受刑事拘留或者逮捕的命运。而且，一旦遭到刑事拘留或者逮捕，嫌疑人受到的羁押期间还会随意地延长。

资料

1． 陈光中 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1999年版。

2． 李文生主编《渎职侵权犯罪认定指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01年版。

3． 陈忠林著：《意大利刑法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 田宏杰著：《中国刑法化》，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

5． 陈兴良著：《刑法适用总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6． 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1997年修订版。

7． 张明楷著：《刑法的基础观念》，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

刑侦副局长述职报告篇7

一、本人基本情况

我叫××*，今年38岁，本科文化。1989年6月参加工作，1995年8月入警，现任××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教导员。先后在局办公室任副主任、主任、警令处主任，20__年11月至20__年2月巡警大队长，20__年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二、20__年主要工作情况

（一）认真履行教导员职责，扎实抓好本大队队伍建设。一是开展交心谈活动。今年我认真研究刑侦队伍的现状，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对每位民警都进行了一次以上的单独谈心活动，了解民警的思想动态，及时化解了民警心理上的烦恼，让民警没有因思想负担而影响工作。二是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针对大队目前队伍的思想状况，我利用每周例会的机会，多次组织全体民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树立了正气，全体民警有一个良好的工作心态。三是认真加强公安宣传工作。我通过对大队的网页维护和更新，同时与政治处负责外宣的××同志密切配合，在省、州级媒体上多次宣传大队侦破案件的事迹，展示了全体刑侦民警的形象。四是积极认真培养干部。近两年来，我大队先后有四名同志到其他单位任主要职务，我认真履行教导员职责，注重培养发现人才，并潜意识地进行培养，不带私心，严肃认真地向组织推荐干部，为党委考察干部提供了正确的参谋意见。

（二）努力为基层服务，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和全大队的警事技能。今年是公安基层基础年，我在配合大队长狠抓基层基础的同时，为××、××*、××*三个派出所建立了网站，同时对三个派出所维护网站的同志进行了业务培训和技术指导。本大队新建一个警察体育网站，传播警察体育知识，为深入开展大练兵活动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年底，本大队还将开展一次大比武活动，进一步增强民警的警事技能。

（三）加强团结协作，保持队伍的团结。我与大队长密切配合，全力支持大队长抓好全盘工作，同时协助几个副大队长抓好业务工作，大队目前班子团结，战斗力强，在多次侦查破案中均有突出表现。

（四）加强自身修养，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和政治理论水平。我认真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不断加强自身的修养，认真研究新时期公安工作的特点，及时了解外警动态。在工作中做到严格要求自己，吃苦在前，淡薄名利，关心爱护他人，做到了与每位民警相互沟通，各项工作得到了党委的充分肯定。在今年的大练兵活动中，我积极参与全局的大练兵活动，为县局争得了荣誉。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我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各项工作也有所进步，但个人工作中仍有以下几点不足：

一是工作方法上仍需改进。

二是对刑侦工作和队伍的现状研究不够，办法不多。

刑侦副局长述职报告篇8

从某个角度说，这三名贪官的落网是由一个诈骗案带出的,他们就像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不能不说的女骗子程银香

程银香系德兴市西坑村的一名农妇，1967年7月生，文盲，无业。1996年7月因从事被劳动教养三年。解除劳动教养后，她开始了她的行骗生涯。程银香的骗术并无出奇之处，就是冒充国家领导人的私生女，以“借”为名，进行诈骗。

2000年初，程银香认识了某个体批发店店主钟某。一天，程对钟说，她是某领导的私生女。前不久，身为国家领导人的“父亲”给她打电话，说他得了一种难以启齿的病，因怕形象受影响，不便去大医院治疗，现在已来到了德兴。程对钟说，“父亲”这次钱带少了，问钟能不能先借5万元钱给她。钟信以为真，便借了5万元给程。之后，程又编造种种理由不断向钟借款，共骗走钟人民币12万元。钟催程还款时，程总是以种种理由推脱。钟对程产生怀疑，并向警方报了案。然而，程银香并没有因钟某的报警而落网，她仍活得很自在，仍然四处疯狂诈骗。

程银香的诈骗弄得天怒人怨。2002年夏，德兴市不断有群众到德兴市委、检察院上访，甚至有人采取贴小字报形式，控告程银香。德兴市检察院通过立案监督的形式要求德兴市公安局对程银香诈骗案立案侦查。2002年9月30日，程银香被德兴市公安局拘留；同年10月18日被逮捕。经查实，从1999年初至2002年3月，程银香采取编造谎言冒充领导干部子女的方法，以“借”为名，共骗取他人现金47.8万元。2003年9月1日，德兴市法院以犯诈骗罪判处程银香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罚金10万元。

蚂蚱串上的第一个贪官：舒影静

程银香的落网，拖出了德兴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兼内勤）舒影静的狐狸尾巴。

原来，德兴市检察院在提前介入程银香一案的侦查过程中，发现被程银香诈骗的数名受害者在此前的几个月多次到德兴市公安局报案，该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也着手调查此案，但以后竟不了了之。检察机关敏锐地感觉到，这里面有重大情况。为什么这么一个较明显的重大诈骗案会不了了之？为什么该案没有按法律程序及时立案侦查？这里面是否隐藏着公安人员渎职的可能性？主办这一诈骗案的舒影静由此进入了检察机关的侦查视线。后来的事实证明，检察机关的判断是正确的。

2002年4月下旬，时任德兴市公安局局长的邵亚军将程银香涉嫌诈骗案交给舒影静承办，并将有关材料移交给舒影静。2002年4月25日，舒影静将程银香留置在德兴宾馆进行讯问。程银香虽然目不识丁，但巧言利口，极能说会道，具有上乘的口才和骗术。面对舒影静的讯问，程银香顾左右而言他，绘声绘色地大谈她与原德兴市委某领导的非同一般的“关系”。舒影静这朵不乏聪明的“警花”，竟然对程银香的谎言信以为真。当时，不知出于何种心理，舒影静竟将程银香交代的与该领导认识交往过程一字不漏地作了记录（长达23页，纯粹与诈骗案情无关）。听了程银香的陈述，舒影静对程银香的“来头”肃然起敬，她心里打起“小九九”，寻思着如何稳妥地处理好这起案子。最后，在没有核实该案材料的情况下，她即向局领导汇报程银香一案属于经济纠纷，不构成诈骗罪。

2002年4月底，德兴纪检部门收到被诈骗者的举报后，向舒影静调取程银香诈骗案的有关材料，舒影静故意将有关揭发程银香诈骗犯罪的主要材料藏匿在家中，拒绝移交给纪检部门。自此，舒影静与程银香亲如姐妹，两人常常手挽手招摇过市，甚至舒影静还让程银香搬到她家来住。由于舒影静的庇护，致使程银香一度逍遥法外。

舒影静这只护鼠的猫，还涉嫌挪用公款42万元并进行票据诈骗。2002年10月23日，舒影静因涉嫌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和挪用公款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5日被逮捕。2004年2月9日，上饶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舒影静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5万元，剥夺政治权利3年。

蚂蚱串上的第二个贪官：邵亚军

贪官的露馅有时是因为偶然的事故。从技术层面分析，邵亚军的“落马”似乎源于他的“下线”――上文提到的德兴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舒影静。

2002年9月26日，邵亚军从德兴市公安局局长的岗位调任弋阳县委常委、公安局局长，不料他的“下线”舒影静很快就出事了。那是2002年10月16日，邵亚军升迁仅20天，舒影静就被德兴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找去谈话，接着就被“”。随着侦查的深入，办案人员的眼睛越瞪越大，一个小小的德兴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竟有巨额小金库，达200万元之多！身陷囹圄的舒影静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向办案检察官检举了她的“上线”――邵亚军。据舒影静供称：“邵亚军从1999年夏天开始，到2002年四五月份，分12次从我手上拿走了共计100万元，这些钱都是我们经侦大队历年办案中的罚没款及赞助款……”舒影静的落网，意味着邵亚军的末日已经到来，但邵亚军抱着侥幸的心理，企图干扰调查，逃脱那张已逼向他的巨大法网。

邵亚军，1952年出生，在政法战线摸爬滚打多年，是个名副其实的“老政法”。在舒影静落网后，起初他还抱着侥幸心理，不但不向组织如实交代问题，还多次干涉调查，并企图移祸于死无对证的逝者。

然而，事实是无法掩盖的。经查证，1998年4月至2002年9月，邵亚军任德兴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德兴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将办案中追缴的赃款及部分赞助款，不上交公安局财务，而是在经侦大队内私设小金库，由经侦大队副大队长舒影静管钱、管账。邵亚军明知这种情况，还于1999年8月至2002年4月，多次从舒影静处拿钱，共计80万元。从中邵亚军个人非法占有32.9万元，剩余的钱被其作其他开支。同时，从1998年至2002年9月，邵亚军还利用职权，于1999年下半年将工程承包给徐景贤，并先后十次共收受徐景贤送的人民币13万元，用于其购买商品房等。

邵亚军在贪污贿赂的同时，还乱搞两性关系，不但养情人，而且。2001年四五月的一天，邵亚军到南昌出差，晚饭后到某歌舞厅认识了坐台小姐A（时年21岁）。一个月后，邵亚军跑到南昌，在宾馆与A小姐发生了性关系。据A小姐交代，邵亚军不仅主动地付给她“易费”5000元，而且叫她不要坐台了，去做生意，缺资金找他。此后，邵亚军对红颜知己一掷千金。据邵亚军供述，从2000年下半年，他先后从舒影静管的经侦大队小金库里要了14万元汇给A小姐。不过，A小姐只承认邵亚军前后总共给了她7.9万元。邵亚军只和A小姐发生过两次性关系，何以给其十几万元呢？邵亚军是这样交代的：“我想和A小姐保持长期关系，所以她需要钱，我就尽力满足，其他也没想那么多。”此外，邵亚军还和另外几名小姐保持关系，并多次送钱送物给她们。

蚂蚱串上的第三个贪官：吴祖国

吴祖国，1953年2月16日生，被捕前系上饶市第一届人大代表和德兴市第四届人大代表，2000年调任德兴市委书记。 “贪官的落网是必然的，贪官的露馅却往往是偶然的”，吴祖国的落网再次印证了这句话。2003年4月，上文提到的曾任德兴市公安局长、弋阳县委常委兼公安局长的邵亚军被上饶市检察院立案侦查，吴祖国的“腐败之馅”由此露出。

2001年3月，吴祖国到北京中央党校参加县（市）委书记轮班学习。时任德兴市公安局局长的邵亚军为了与吴祖国拉好关系，于2003年5月的一天专程赶到北京拜访吴祖国，并约到北京“金太阳宾馆”吃饭。晚饭后，在门口邵亚军拿出一个装有2万元现金的信封递给吴祖国。2002年临近春节前的一天，邵亚军又送给吴祖国2万元现金。邵亚军的上述供述，引起了上饶市委、市纪检委、市检察院的高度重视。由上饶市纪检委牵头，组成了20余人的专案组，自2003年6月5日起对吴祖国进行调查。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2月，上饶市检察院开始初查邵亚军时，吴祖国闻讯后感到邵亚军问题严重，“风声紧”，担心邵亚军案发会牵涉到自己，便准备将邵亚军贿赂他的4万元退还。当吴祖国叫人筹齐4万元退还给邵亚军时，邵拒收。还钱不成，吴祖国便把他在北京学习已报销的费用2.6万元交到德兴市委办某某保管；另外，吴祖国还先后拿了1万元和8000元，交给上饶市驻京办事处，作为帮助德兴市跑招商引资的费用。吴祖国这些亡羊补牢之举，试图防止拔出邵亚军这棵“萝卜”时不要带出他这块“泥巴”，真是用心良苦，不过是枉然的，徒增笑话耳！

刑侦副局长述职报告篇9

2011年2月，河南省有关部门接到了反映河南省原粮食局局长曹濮生和省粮食局军粮供应中心主任张传君的材料。今年57岁的曹濮生，2006年2月任河南省粮食局局长、党组书记。

举报的主要事实有：非法霸占、转卖、侵吞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他却从中牟取暴利，恣意挥霍浪费；任人唯亲，卖官收受贿赂等。举报材料称，曹濮生等人先后多次通过河南省粮食局局属企业，将价值500万元/亩的近200亩土地，以215万元/亩的价格出让给重庆某开发商，并从中收取高额回扣款高达2亿元；或直接通过局属企业私设小金库，侵吞、转卖上亿元国有资产。

被检举的还有军供中心主任张传君，他身兼河南省粮食局第二直属库主任、储备粮管理中心书记，是曹濮生身边的红人。张传君与相关企业投资合作，套取国有资金，并贪污、挪用公款，违规提拔干部等。经检察机关初查，张传君除房产、汽车外，其个人存款三百余万元，明显超出合法收入。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由鹤壁市人民检察院侦办此案，并确定以省粮食局局长曹濮生为主线.以其亲信张传君、河南省粮食局金地集团总经理胡心宽为主要对象，以与曹有联系的重大项目建设、重要人事调整、重要经济往来为突破口，深挖粮食系统的腐败窝案。

“硕鼠”被查

张传君是个关键人物，办案检察官决定从他入手。起初，张传君还想腐蚀拉拢办案人员，遭到拒绝后，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不但交代了自己的涉案事实，还检举揭发了省粮食局原局长助理田万林。据张传君供述，在郑东新区国家粮食储备库200亩土地转让过程中，田万林有受贿嫌疑。

到案后的田万林认为，张传君是自己的亲信，绝不会出卖他，因此拒不交代。后来，田万林知道是张传君揭发了自己，便反戈一击，开始揭发张传君的涉案事实。在二人的相互揭发下，张传君的前任军供中心主任吴明合、省粮食局粮油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岳念朝、省粮油饲料产品质量监督站站长权兆龙、省粮食局基建外经处处长任建林等人被列入侦查对象。

办案人员调阅军供中心招标数据时发现，濮阳一个体户在军粮供应中，竟能在38家军供站中连续多年中标达28家。在查办军供中心“小金库”时，检察人员发现该单位曾多次向下属单位和供应商强拉赞助和索贿。无疑，时任军供中心主任的吴明合有重大作案嫌疑.随后，吴明合被立案侦查。

2011年6月19日，办案人员传唤了4名行贿嫌疑人，查出吴明合利用担任军供中心主任的职务便利，从2002年至2008年，多次收受贿赂共计67万元。

顺藤摸瓜，检察机关又查实：田万林受贿35万元，岳念朝受贿8万元，任建林私分国有资产86.53万元。此外，检察机关还查明，粮贸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代瑞祥贪污23万元，中央储备粮河南公司浚县直属库主任王东明受贿23万元，河南金粮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粮源公司”）综合部副主任杨志刚贪污8.06万元，中储粮河南公司淇县直属库会计申平润挪用公款12万元，省粮食局基建外经处工作人员张文生贪污1万元，郑州市南和电信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志明行贿42万元。

案发前，权兆龙和站财务科科长张晓红订下攻守同盟。在办案人员的耐心说服下，张晓红终于交代了两人共同贪污15万元的事实。

数人获刑

去年5月，曹濮生被省纪委“”，2011年6月23日，曹濮生被免去河南省粮食局局长职务。至今，有关部门尚未公布曹濮生涉嫌贪污受贿的具体数额。

截止到4月12日，除了曹濮生、胡心宽、权兆龙、张传君外，其余被告已被法院做出有罪判决。15人中.最先获刑的是中储粮河南公司浚县直属库原主任王东明。2005年9月至2011年春节期间，王东明多次收受他人贿赂款共计23万元。2011年7月，王东明被判有期徒刑6年。

金粮源公司原综合部副主任杨志刚单独或伙同他人贪污公款8.06万元，杨被判有期徒刑4年零6个月，并3万元。此外，吴明合、岳念朝、任建林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郑州南和电信发展有限公司为解决资金问题，2004年至2009年期间，先后从金凯公司借款1100余万元.从金粮源公司借款731万元。截止目前，南和公司尚欠金凯公司和金粮源公司762万元。

张传君金凯公司和金粮源公司的总经理，为感谢张传君对公司的照顾，郑州南和公司董事长黄志明先后5次送给张传君现金34万元。2005年至2006年期间，黄志明为感谢田万林的关照，先后两次送给田万林现金共计8万元。

2011年12月22日，法院以郑州南和公司犯单位，单处罚金20万元；被告人黄志明犯单位，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

在这起窝案中，田万林的身份比较特殊。今年60岁的田万林，自1996年8月至2011年6月，曾担任河南省粮食局总经济师和局长助理职务，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

检察机关指控：从2003年至案发，田万林先后收受他人贿赂35万元。除了黄志明送的8万元外，张传君为感谢田万林在“工作”中的“关照”也送其现金26万元。田万林归案后，主动揭发他人犯罪线索，并退出全部赃款，因此，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2万元。

代瑞祥犯贪污罪，免于刑事处罚。中储粮河南公司淇县直属库会计申平润犯挪用公款罪，免于刑事处罚。此外，张晓红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被告人张文生犯贪污罪，免予刑事处罚。

盼出新法

曹濮生案发前，河南粮食系统已发生多起腐败案件。固始县原粮食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徐保祝和该局财务股股长陈元海、副股长林峰3人，利用职务贪污、受贿近30万元。2008年，徐保祝等三人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封丘县粮食局原局长张福田贪污、挪用公款495万元.被判刑14年。周口市原粮食局局长王永成贪污贿赂138万多元的案件，当年在全国粮食系统内引起很大反响，被判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20万元。

2011年12月9日，中储粮河南分公司总经理李长轩被中纪委“”。中储粮实行垂直管理，地方公司不受当地相关部门监管。河南约占全国粮食总规模的四分之一，中储粮河南分公司规模庞大，其负责管理的中储粮直属库多达17个、承储库123个。然而，这里的丑闻却不断。

李长轩的落马与中储粮河南分公司下属粮库频繁发生的案有关，2010年以来，中储粮许昌直属库及几个分库相继发生多起案件，其中以去年中储粮许昌直属库主任、副主任等十多名管理人员的腐败大案尤为引人关注。

河南省滑县亿博粮油深加工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保，伙同妻子将其保管的小麦私自卖掉937吨，得款人民币160余万元占为己有。事发。张保夫妇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刑侦副局长述职报告篇10

河南:主动出击,拓宽案源

线索是侦查办案的源头,渎职侵权犯罪历来面临着举报以及移交线索少等问题,河南检察院的反渎工作在主动拓宽案源上破费一番心思。

“顺手牵羊”:主动在新闻媒体、网络舆情、街谈巷议、甚至通过朋友之间交谈的闲言碎语中捕捉蛛丝马迹,同时发动亲朋好友协助收集案源信息,提高线索收集的隐秘性和可靠性。五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内部主动摸排发现线索4021件,占受案线索的62.4%。

在该省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局长看来:“通过新闻调查,可以近距离接触到一些渎职侵权犯罪信息,发觉检察机关所不知晓的大量有用的情报。”曾经,当地晚报报道了某技术监督局工作人员放纵犯罪分子制售假农药案,该省的反渎干警得知后,第一时间联系到撰文记者,及时调取了记者拍摄的制假现场照片、采访记录、录音等原始资料,就是这份资料,经依法证据转换后,成为了该案定案的重要依据。

还有一次,平顶山的一名干警在与房管局和朋友闲聊时了解到,有一小区已入住多年还未办理房产证,于是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小区很可能属于无证建筑,土地、规划部门可能存在渎职犯罪。沿着这个思路展开调查,最终,平顶山卫东区国土局执法中队队长曹某、副队长许某因罪被查处。

借势用力:结合近年来高检院部署了一系列专项工作,反渎干警们深入案件易发多发的行政执法单位进行执法调查,通过调阅有关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档案,从不正当的行政审批、行政处罚、行政复议中,排查行政执法人员的渎职犯罪线索。

据介绍,在2008年、2009年开展深入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渎职犯罪专项工作和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中,该省的南阳、周口、驻马店、许昌、漯河等市相继在国土、城建、房管、规划等部门开展了行政执法调查活动,深入相关单位,调取土地审批、房地产交易等档案资料,详细了解批地办证等情况;调取财务账目,深入分析其中可能存在的减免税费、以罚代管等违法行为。通过上述方法,从中发现了一大批案件线索。

内部挖潜:向各内设机构寻找线索也是河南反渎干警们挖掘案件线索的重要渠道。一方面定期与相关业务部门召开信息交流会,建立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之间的情况通报、信息共享、线索移送、侦结反馈制度;另一方面主动密切关注控申、侦监、公诉、民行、监所、反贪、技术等业务部门开展的诉讼监督和抗诉情况,及时跟踪,仔细审查,从中发现、挖掘审判不公背后的渎职案件线索。2005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各部门移送反渎案件线索2045件。

外部延伸:主动向社会各界广辟案源。一方面主动与公安机关经侦部门联系。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承办的案件,许多都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有着密切联系。如,诈骗案中可能存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案,偷税案中可能存在不征、少征税款案。同时,河南反渎干警们也注意主动与行政执法机关联系,在各个行政执法机关建立联络员,由专人掌握他们的联络方法,并经常向联络员提供资料,让其熟悉渎职侵权案件受案范围、立案标准及办案程序,便于他们及时提供本部门发生的渎职侵权犯罪线索。

吉林:统一掌控,突破办案阻力

吉林省省院反渎局在2008年被高检院评为“十佳反渎局”,2009年又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状”。2005年至2009年全省年平均立案399人,年均增长7.7%,大要案比例从41.3%上升到70.8%,共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60多亿元。

灵活运用提办、交办、参办等多种方式,从根本上增强办案抗干扰能力,这是该院反渎职侵权工作的特色之一。

“提办”:解决下级院不敢查或查不了、查不透等问题。对案情重大复杂、社会反响强烈、下级院办案难度大的案件采取提办方式,发挥上级院带头作用,确保办案工作顺利开展。2008年初,该院反渎局接到长春市朝阳区法院院长石成军涉嫌徇私枉法、受贿的案件线索,案件中的嫌疑人曾在长春市中院担任政治部主任、在长春市两个区法院任过院长,关系网复杂、反侦查能力强,单靠长春市院办理此案难度很大。经省检察院认真研究后,果断决定提到省院侦查,并在全省抽调了十几名办案骨干,集中由省院统一调配使用。由于侦查力量强,排除了干扰阻力,该案很快得以突破。石成军因、徇私枉法、受贿、贪污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 十三年。2005年以来,省、市两级院通过提办方式,共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38件165人,占立案总数近10%。

“参办”案件,加强对下级院的支持、引导。对于线索明确、可查性强,但因条件限制,下级院难以独立查办的案件,吉林省反渎机关往往采取派员的方式,深入办案进行业务指导,帮助下级院协调解决侦查中遇到的干扰阻力,必要时还直接参与案件的调查取证、审讯突破等工作,加大攻坚克难力度。

特别是2006年更名改局以来,该省、市两级院反渎局内设了大要案侦查指挥中心办公室,负责全省和地区范围内重大、疑难案件查办的组织、指挥、协调工作。机构完善、人员充实后,上级院支持和指导下级院办案工作的力度有了明显增强,两级院对下级院查办的重大、有影响、有震动的案件进行百分之百跟踪指导,全省大要案线索成案率均达到100%,有力地提高了打击渎职侵权犯罪的声势和办案效果。

2008年末至2009年5月,吉林省纪委、吉林省“打黑办”相继接到群众举报和全国“打黑办”批转的举报信件,反映以原通化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禹帆、原通化县公安局局长张秀文为首的“黑恶”团伙,多年来在通化及周边地区实施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徇私枉法、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问题。

受案后,省院全程直接参与案件的侦查工作,主管检察长亲自坐镇指挥,省院反渎局干警参与审讯,仅用三个月就成功地将黑恶势力团伙背后涉及职务犯罪的十人绳之以法,法院以徇私枉法、非法拘禁、贪污、受贿等罪判决王禹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张秀文无期徒刑。

“交办”案件,充分发挥上级院灵活调控作用。办案实践中,注意发挥一体化机制的办案调控优势,对干扰阻力大,不宜由发案地院办理的案件,适时决定异地查办,避开不利执法环境,使案件得到公正处理。2007年,群众举报吉林省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刑警队民警高志尧等五人涉嫌刑讯逼供犯罪,白城市院及洮北区院分别对五名涉案民警立案侦查后,由于当地干扰阻力大,致使几个月侦查工作都无法深入。基于这种情况,省院及时决定将案件指定吉林市检察机关办理,经过艰苦的工作,最终查明了涉案民警刑讯逼供的犯罪事实,五人均被法院判处刑罚。几年来,省、市两级院每年都交办案件四十多件,对克服干扰阻力,迅速及时查办重大、疑难案件起到了积极作用。

湖南:敢为天下先,率先更名改局

在第二届全国十佳百优反渎局评选中,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反渎局被评为全国优秀反渎局。

搞好反渎职侵权工作,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的因素,加强反渎队伍建设是全面推动反渎工作的关键之一。1997年5月,根据当时新刑法施行的需要,经省院党组研究并报省委同意,该省各级检察机关在原法纪检察部门的基础上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渎职犯罪侦查局。多年来,省院反渎局坚持自办案件。成功查办了省工商局局长欧阳松(正厅级)、副局长廖子忠(副厅级)、受贿系列案件等一大批要案,在全省乃至全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自2004年以来连续查办了七名地市副市长、副书记等厅级领导干部和两名省直厅局正副厅长共九件副厅以上干部渎职犯罪案件。其中娄底市原副市长易佑德案还被评为全国十大精品案件。

分析成绩的取得,该院反渎局局长说:“这与反渎部门不断健全纪律监督机制,强化反渎队伍的公信力密不可分。”

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办案工作中的作用。把督促和保证共产党员在具体执法事务中严格履行党员义务的工作纳入到各级反渎部门基层党组织的职责范围。省院反渎局成立了党总支,在局各内设处室成立了党支部,全省各市、县局均设了了党支部(小组)。在由不同级别反渎局、不同地区反渎局共同组成的专案组中,成立临时党支部,保证组织生活的持续开展,发挥教育、监督职责,并在办案中考察党员、培养干部。

建立“错案、瑕疵案件检讨”制度。在传统的办案工作总结中,讲成绩多,讲不足少;讲经验多,讲教训少;讲正面多,讲负面少。从2009年开始,该省各级院反渎部门推行“错案、瑕疵案件检讨”制度,以“错案、瑕疵案件检讨会”的形式,对已确定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的案件进行讲评,促使各级院反渎干警进一步提高执法水平、规范执法行为、改进执法作风。省院反渎局在2009年率先召开了专题会议,对省局指导办理的一起瑕疵案件进行了检讨和反省,分析案件侦办过程中证据收集、侦查程序、侦查指挥和指导作风上存在的问题、不足和原因,并形成了正式的会议纪要,制定了具体的改进措施。

加强内部监督、考核机制。通过规范、严格的管理和约束,强化各项工作纪律和规章制度,通过完善规范,形成机制,加强反渎队伍内部监督。一是省反渎局在全省反渎队伍中实行“内部监督联系卡”制度。监督内容包括是否严格依法办案、文明执法,有无违法、违纪、违规和违反检察人员职业道德的行为,全省从省局局长开始,每一个反渎干警都是被监督的对象,既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任何一名反渎干警都可以按联系卡上的联系方式直接向省院纪检组长、省局局长反映情况,省院、省局对每一个问题都严肃对待、认真处理。二是省局在对下考核中,对于队伍中出现违法违纪案件的单位,在评先时实行一票否决,决不姑息。

山东:点线结合,系统治理

土地领域渎职犯罪案件,大多是作案主体与土地开发使用主体之间私下进行的权钱交易,发现难、查证难、处理难的问题也因此更为突出。在认真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山东省检察机关反渎部门围绕土地整理、土地流转和拆迁补偿三个重点环节,抓住关键要件,广泛收集和固定证据

为推动案件查办工作顺利进行,夯实认定犯罪的证据基础,实践中主要围绕犯罪构成要件,做好三个方面的证据收集固定工作。

围绕“犯罪数额标准”及时收集固定证据。实践中,该院灵活运用高检院《关于加强查办危害土地资源渎职犯罪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委托有关部门对被破坏的地貌运用卫星定位的科技方法进行现场勘验,以现场勘察报告、录像、拍照的形式,对非法占地、挖土等不法行为进行动态、静态的固定,准确计算非法占地面积或经济损失,得到法院的认可。如曹县县院在查处该县水利局太行堤水库管理处刘佩勤、董付君涉嫌非法批准占用土地案时,办案人员首先到现场进行实地勘察,并委托专业公司利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对窑厂现场实际占地情况进行现场勘验,运用科学计算方法,精确绘出被挖土坑的形状并精确计算出挖掉土方的数量。依据该科学数据,市物价局价格认定事务所计算出了该土方量的市场价值。案件到法院后,审判人员认为对非法挖土负有查禁职责的土管、矿管人员不认真履职,造成大量土方被卖掉,该非法所得应视为损失结果。

围绕“”情节收集固定证据。破坏土地渎职犯罪行为的表现形式多样化,但归根结底要定位为徇私和舞弊两个方面。办案中反渎干警一项注意收集固定好收受贿赂、接受吃请,违规进行地籍调查,采集土地信息、拆迁安置信息的证据。

针对这类案件特点,一方面要收集固定参与宴请人员和有关知情人员的证言,认证嫌疑人接受宴请、谋取私情私利的徇私情节;另一方面,要把调取相关书证作为查办土地领域渎职犯罪案件的切入点,重点收集相关审批材料和包括出让手续、完税凭证等在内的地籍档案材料,征地拆迁、安置补偿中相关的证明、证件以及报批手续,做好证据核查工作。二是收集固定好相关人员凭借监管特殊身份,以入股、合伙等方式参与土地开发,放弃职守,共同破坏土地资源的证据。对于这一环节的渎职犯罪,除收集固定好知情人证言、土地开发企业会计凭证等书证外,还要重点收集核查建设许可审批材料、土地改变规划的规划资料、土地执法卷宗和处罚档案,以及犯罪嫌疑人利用职务之便指使他人舞弊的文件、批示、会议记录等书证;并进行文件检验鉴定,以证明是否存在犯罪嫌疑人签批或是否有事后为掩盖行为涂改的情况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