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论文十篇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1

    一  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苏联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苏联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扎根,有其社会的和文化心理的土壤,这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以及对国家乌托邦的想象。在苏联文学理论引入之前,存在着学习西方文明的五四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争取现代性的启蒙运动,这场运动并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而被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运动取代。五四传统的中止,存在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在中国,争取现代性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存在着冲突,由于中国的现代性缺乏本土文化传统的支援,只能从西方引进,而中国作为半殖民地,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进行反帝斗争。这样,就产生了历史的悖论:要建设现代性,就必须学习、引进西方现代文化,而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必须反对、批判西方现代文化。救亡的紧迫性,决定了中国由启蒙转入革命。五卅之后,中国的社会走向发生重大转折,现代性神话让位于国家乌托邦。历史在此处迂回。重建民族自信心,寻找一条中国化的革命道路,建立一个东方式的民族国家,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正当此时,苏俄这个新兴无产阶级国家正从东方冉冉升起,使他们从中获得革命的灵感。文学也开始了历史的迂回。从“革命文学”时期开始,苏联文学理论就涌入中国,拉普派的理论成为激进左翼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太阳社”的纲领。在苏联革命文学理论的指导下,对五四文学及其代表人物鲁迅、茅盾、胡适以及叶绍钧、冰心、郁达夫、周作人等人进行了批判,五四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其代表人物被指斥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革命文学论争以双方和解,共同接受苏联文学理论收场。这标志着五四开辟的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文学运动的中止,由革命文学运动取而代之。左联成立之后,苏联文学理论全面引入,被苏联阐释了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等人的文艺思想得到大力译介和推广,很快取得在中国文坛的主导地位。苏联文艺理论的凸起和独霸,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需要密不可分。当时国民党虽然取得了国家政权,但在文化上依然遵循准儒家式的民族表述方式,既缺乏最广泛的民众基础,又无法提供关于国家未来的乌托邦式的想象空间,注定了其在意识形态争夺中的劣势地位。五四文学思想作为启蒙时代的历史回声,与新的历史要求发生冲突,它必然随着现代性的落潮而遗落在空漠的历史时空中。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已经难以承载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唯独苏联革命理论包括文学理论,凭借着本国的成功经验长驱直入,一路播洒国家理想主义的理想,适时填补了中国人的心理空缺,故而很快取得文化阵地的制高点。

    苏联文学理论是特殊地缘文化的产物,具有两重的文化身份。一方面,俄国文化受到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形成了认识论传统。欧洲文学传统包含人道主义和认识论两个方面。苏联文学理论继承了欧洲的认识论传统的“摹仿自然”说,经“别、车、杜”阐发,形成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认识”观点,后来在列宁的反映论的基础上,最终确立起“文学是现实的形象反映”的经典论断。反映论强调主体对现实的摹写和镜映,摒除主观性,突出文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俄国文化属于东方文化,带有“东方****主义”的特征。苏联文学理论继承了东方文化传统,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和教化作用,具有群体本位主义的性质。它提出文学对现实的反映是受历史条件、阶级条件决定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性。作家只有拥有正确的世界观、进步的阶级意识,才能如实地反映现实,揭示现实的本质,达到真实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论,它与反映论构成了内在的悖理。可见,苏联文学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认识论和意识形态论的二元论。苏联文学理论虽然继承了东方文化传统,中断了人道主义的西方文化传统,但又不可能完全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它潜伏在文学思想的深层,顽强地影响着文学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在“非斯大林化”以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得到肯定,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

    苏联文学理论的引进,颠覆了五四文学思想,使中国文学思想史发生重大转折。

    首先,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发生改变,由文学独立转向文学依附意识形态。五四文学虽然主张发挥文学的启蒙功用,但仍然反对“文以载道”,主张文学独立,“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苏联文学理论则强调文学属于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是革命的武器。

    其次,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新古典主义取代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并成为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欧洲新古典主义发生于17世纪,其历史任务是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提供想象,因此理性和规范成为其基本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于1934年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确立,它除了强调文学要真实地、历史地反映现实外,还突出了两个要点:其一,革命理想性,即用本质的、发展的眼光看待现实、描写现实,表现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体现更高的能动性和革命性。其二,意识形态教化性,即以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和教育人民,增强人民对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必胜信心,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可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文学的倾向性、革命性、典型性置于真实性、批判性、创作个性之上,脱离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体现了新古典主义的创作理念,属于特殊的新古典主义——革命古典主义

    最后,形成了文学大众化倾向。苏联文学理论为了革命的需要,提出文艺大众化策略。30年代左翼文学也开始深入探讨大众化问题。从形式上看,大众化问题讨论似乎延续了五四平

    民文学的思想,事实并非如此。五四平民文学反对贵族文学、士文学,其主体是城市平民知识分子。平民文学以城市平民为接受群体,开创了新的审美范式和新的雅文学传统。胡适提倡“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意在建立雅文学规范和雅语言规范。而左翼文学提倡的“大众化”实质上是一种“化大众”,借助俗文学的形式传达政治理念,达到教化大众的目的。

    苏联文学理论在左联时期的崛起,与民族国家想象密不可分。但那时并没有形成普遍的革命形势,因此苏联文学理论也没有成为全民族的文学思想。但随着抗战的爆发,内忧外患加剧了中国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迫切愿望和归属需求,民族主义情绪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大多数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愿意服膺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伟大使命,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的斗争中去。于是,爱国主义的历史主题主导了文学思想的时代风潮,文学被加上了国家主义的重轭。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文学理论获得了空前的强化和普遍化。在抗日战争中,苏联文学理论实际上获得了合法性,取得了统治地位。苏联文学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诸如意识形态的文学观(演变为文学为抗战服务)、革命现实主义(演变为抗日

    的现实主义)、革命的大众文学(演变为工农兵文学)等,都成为文艺界和全民族的共识。

    二  苏联文学思想的中国化:毛泽东文艺思想

    前面已经说明,苏联文学理论具有认识论(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的二元化性质。而几千年来中国盛行的“文以载道”的文学思想,具有意识形态论的一元化性质。同时,中国革命更需要文学的鼓动、宣传,要求文学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载体。可见,苏联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传统之间存在差别,苏联文学理论的二元论体系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国情。于是,历史选择了苏联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即在革命形势下,对苏联文学理论进行改造,建立一个更强有力的、更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学思想体系。毛泽东文艺思想由此诞生。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苏联文学理论的中国化产物。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修正了30年代前期引进的苏联文学理论,加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重组成带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文学理论,并借助整风之机在解放区加以普及,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性。与苏联文学理论相比,毛泽东文艺思想加强了意识形态性、理想主义和民间化倾向。

    首先,在文学的本质问题上,苏联文学理论循着欧洲认识论传统建构体系,建立了反映论的文学观,同时又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存在认识论和意识形态论的二元论的内在矛盾。而毛泽东文艺思想继承中国传统文学思想的意识形态论传统,弱化文学的认识功能,强化文学的载道功能,是一元化的文学思想体系。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2

[关键词]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文化建设

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方面阐述了文化的本质：“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且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本文主要是从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的来源、涵义探讨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巨大作用。

一、文化大众化思想的来源

（一）理论来源

毛泽东作为思想文化方面的大家，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颇有研究，无论四书五经还是二十四史，包括四大名著他都有涉猎。在这些古籍中，毛泽东最经常引用《孟子》、《论语》中的语句和典故。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影响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更是一种高级的文化形态，它揭示了文化的本质、功能及产生、发展的规律。文化属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毛泽东对文化进行了科学定义。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资本主义文化，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要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且中国当时的经济濒临崩溃，这样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文化必须走大众化的道路。这条道路要求我们不能全盘否定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二）实践来源

关于文化大众化的讨论和实践首先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的“平民文学”运动，这一运动主要是为了改变中国传统文化贵族化的状态，使之在各个方面更符合民众，更贴近社会，拉开了中国文化大众化讨论的序幕。此后进行的关于文学阶级性的讨论则更进一步推动了文化大众化观念的向前发展，而成立于1930年的左联促使了文化大众化讨论的全面展开。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大众化从一种文化活动上升为抗日救国运动，一大批弘扬民族精神、宣扬爱国主义的文学作品涌现出来。1936年由共产党文化界人士掀起的新启蒙运动，使文化大众化讨论更加深入，围绕着文艺为谁服务这条主线，致力于分析如何实现文学对大众的宣传、教育和动员。毛泽东认为，关于文化大众化的讨论对当时的人民群众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他也是通过对这种讨论的关注逐步形成了他的文化大众化思想。

二、文化大众化思想的涵义

（一）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实践是文化的基础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文化作为意识形态而存在是对客观现实生活的反映，因此文化的根源就是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实践，“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也就是艺术源于生活。“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文学艺术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生活中的东西进行加工、修饰、提炼，创作反映人民群众生活实践的文艺作品。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工作中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从人民的角度出发，才能创作贴近人民生活的作品；还应具备正确的态度，由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特点，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注意工作方法，长期耐心地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思想意识和文化素质。

（二）文化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法可知，文化产生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同时文化又服务于人民群众，换句话说就是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文化需要，并且决定了文化按照他们的需要而服务，最终又服务于人民大众，满足他们的精神生活需要，只有做到文化为人民大众服务，文化才能实现其自身价值。对于广大文艺工作者来说，就是工作对象的问题，即“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立场问题。在当时来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就是要为四种人服务，即工人、农民、人民武装队伍、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这四种人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然而，不少文艺工作者出身于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创作作品时尚未完成从有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变，作品中带有不少剥削阶级的色彩，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大部分出身于农民的工人阶级也没有文化，因此，革命文化就要成为包括前面提到的四种人在内的人民大众的文化。

三、文化大众化思想的现代启示

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仍然要沿着文化大众化的道路前进，要深刻体会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的基本内涵，（下转81页）（上接79页）并结合时代特征指导实践。

（一）文化要倡导人民民主，体现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真正实现权利为人民所有，这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的否定，它第一次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实现了人类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因而社会主义的文化必然体现民主精神。“民主精神是指一种文化在社会政治生活和公众生活中所具有的以人民为主体、以公意为依归的精神品质”。如果说封建剥削制度反映的是一种专制的精神，那么社会主义制度反映的就是一种民主精神，社会主义的文化必然是大众化的文化。它鼓励人民群众追求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人民有各种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等的自由权利，“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毛泽东的这段话是对文化大众化思想的最好解释。

（二）文化要发挥宣传群众、教育和鼓舞群众的作用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中国特色，文艺理论

 

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下简称《祝词》）根据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文艺实践发展的新要求，把文艺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结合起来，形成邓小平文艺理论的集大成之作。邓小平文艺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既是一脉相承的，也是与时俱进的，它既总结了过去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文艺工作经验与教训，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对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新方针

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建国后十七年中，党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观点，并进一步提出“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这些观点确实在特定时期发挥了作用，但建国后随着我国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以及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再继续沿用革命战争年代的观点和口号，其结果必然使文艺成为政治的工具和附庸，忽略文艺独有的特性和创作的特殊规律，限制和阻碍文艺多种多样社会功能的发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哲学论文，邓小平根据我国新时期的新形势和新特点，明确提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借口。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其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党的利益。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之后，邓小平根据我国新的历史条件，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实际情况，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内涵扩展为“为人民服务”；他还根据我国社会生活“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将文艺工作一度出现的“为阶级斗争服务”改变成“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裂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在强调“二为”方向的同时，邓小平一再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化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他指出：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占有自己的位置核心期刊目录。

二、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新任务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国社会关键词》中，对文艺工作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他指出：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各条战线的干部和群众，都要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哲学论文，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者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因此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赏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历史性创造活动。邓小平提出的这些基本要求，构成了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工作的基本任务。这一基本任务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既要满足人民的文化娱乐和各种审美需要，又不能脱离时展的中心任务。

三、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标准的新内涵

毛泽东在《讲话》中把衡量文艺作品是非优劣的标准归结为“一个政治标准，一个艺术标准”，但是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变化和发展，衡量文艺作品是非优劣的政治和艺术标准也必然随之不断变化。为此，邓小平把毛泽东过去提出的文艺批评标准修正为“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去评价”的批评标准。

就政治标准来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因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也就相应地成为衡量当代中国文艺作品的是与非的最大最根本的政治标准。正如邓小平说的“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一切工作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就艺术标准来说，邓小平根据文艺创作的规律，把深刻的艺术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起来作为衡量文艺作品优劣的艺术标准。在艺术内容上，他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生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在艺术形式上哲学论文，邓小平指出：“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取、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新时期文艺发展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文艺批评标准，符合文艺创作的规律，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文艺创作水平的提高。

四、阐述了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新方法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如何领导好包括文艺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也是十分普遍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我国新生的人民政权尚不巩固的情况下，对意识形态领域严格管理，甚至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行一定的控制是必要的。但是在阶级斗争已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心任务的情况下，在共产党长期执政和政权比较巩固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应该采取新的方法。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呢？邓小平在正确分析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主要矛盾、根本任务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基础上，根据文艺发展的自身规律，提出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方法，作出了符合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他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地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他还从正确认识文艺创作的特殊性出发，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首要的是对文艺工作思想上的领导，帮助文艺工作者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保证文艺沿着“二为”方向前进。这种领导不是横加干涉核心期刊目录。他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他特别尖锐地指出：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物的反面。怎样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邓小平指出：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来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繁荣文艺的条件；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文明地、平等地交换意见；党组织严格对党的文艺工作者的要求哲学论文，不允许任何人自视特殊等。他认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不是包揽政府文化部门和群众文化团体的业务工作，主要的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领导者要不断探索领导文艺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在第四次文代会之后，在邓小平文艺理论的指导下，1980年代我国文学艺术界迎来了创作的春天，文学和电影的创作成就和影响尤为突出。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根据茅盾生前遗愿，为鼓励长篇小说创作，在1981年设立了当时我国文学家最高文学大奖—茅盾文学奖，《芙蓉镇》《李自成》《将军吟》《东方》《冬天里的春天》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中国电影最高专业性大奖—金鸡奖也在同年设立，与1979年恢复的《大众电影》百花奖一道成为中国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电影大奖。《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庐山恋》《邻居》《喜盈门》等一批深受人们喜爱的电影获得了大奖。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又获得了新的丰富和发展，包括文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迎来了一个又好又快发展的春天。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研究部署文化改革繁荣发展问题，并且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1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坚持正确方向，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放歌的历史责任；始终坚持锐意创新，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推进文化创造的历史责任；始终坚持德艺双馨，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弘扬文明道德风尚的历史责任。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4

一、如何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

正确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必须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摆正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位置，正确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并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毛泽东使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没有毛泽东，“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48～149页。）。“中国出了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注：《******同志理论论述大事纪要》，上册，22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毛泽东的伟大功勋永远不可磨灭。

但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同任何人一样，也有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主要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在正确评价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时，也要毫不含糊地批评他的错误，但必须要做到实事求是，要摆正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位置，不能以偏代全，“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01～302页。），要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不可等量齐观，更不可本末倒置。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代表和象征，也制止过一些具体错误，提出过一些闪光的思想，如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等，维护着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维护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能因为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否定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一切，也不能把所有的错误责任全推到他一人身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及时有效地进行了各条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工作，恢复了毛泽东正确的政策，纠正了他的错误的理论，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使党的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2、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正确处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的关系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承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不矛盾。这里有一个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涵义的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作了明确的规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准确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就知道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指科学的理论体系，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后者是指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既然是个人的思想，就会有正确的、错误的、科学的、不科学的。尽管毛泽东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并不等于说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个人全部结论和个人观点的总和。只有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而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毛泽东的言论和观点则不属于此列。区分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就会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就不会因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贬低、否定毛泽东思想。

3、完整把握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避免割裂、简化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严密完整、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它贯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时期，它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实践领域，它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在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列主义。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理论也相当丰富，如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把毛泽东思想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只适合战争和革命年代而不适合和平与发展时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是错误的。

当然，任何真理都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毛泽东思想毕竟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成果，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毛泽东思想，才能更好地坚持毛泽东思想。

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历史课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十大关系，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但有些人只认同接受毛泽东关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理论，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却颇有微词，或认为毛泽东不注重生产力的发展，或认为毛泽东经济建设的理论未能变为现实而无指导价值。对此，我认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毛泽东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生产力飞速发展、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他说，如果你搞了五六十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思路相当清晰，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267～268页。）毛泽东这一理论为党的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党的八大第一次较为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八大后，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指出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77页。）。于是，全党工作重心在八大后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2、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已经建立，但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一次性的行动，不是几次“跃进”就能解决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他根据生产力和人民富裕程度的定量考察来研究建成社会主义的阶段特征问题，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他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注：《毛泽东着作选读》（下册），827页。）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想法，1963年中央工作会议在制定国民经济长远规划时提出了“两步走”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3、关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毛泽东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提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400页。）。毛泽东探索出的这条工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道路既不是通过“羊吃人”的方式把农民逼为雇佣劳动者来发展工业化的西欧式工业化道路，也不是通过损害农业和农民利益来实现工业化的苏联、东欧式工业化道路，而是一条既能实现工业化，又能发展农业的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不仅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还开创了世界上第三条工业化道路。

4、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

毛泽东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先驱，他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构想。主要有：

①保存和发展一些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毛泽东知道上海、天津出现一些“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后明确指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设私营工厂，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把他的这个设想称为“新经济政策”。

②冲破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模式，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允许地方和企业搞一些“独立王国”，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利益。

③社会主义中国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商品生产的历史发展阶段。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

④创造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三结合。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没有能在毛泽东时代开花结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艰辛探索。因为他们的探索不仅使中国摆脱了苏联模式的影响，避免了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而且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分别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党纠正了毛泽东那些不切实际或错误的理论，继承了毛泽东正确的思想，把毛泽东当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抱的愿望逐步变成了现实。

三、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他是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的。它们在观察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上，在关于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上，在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实现使命的基本原则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因此，毛泽东思想决不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思想体系，而是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没有提供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现成答案。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是发展的科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之一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时代变化的新特征相结合，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坚持、继承马列主义，不是固守马列主义的个别结论，而是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具体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以高度求实的态度来对待马列主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原则，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有人说毛泽东没有很多马列着作的藏书并由此断定毛泽东不是马列主义者。这反映出这些人恰恰是没有领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把握马列主义的本质。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5

一、如何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  

正确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必须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1、摆正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位置，正确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并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毛泽东使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没有毛泽东，“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48～149页。）。“中国出了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注：《江泽民同志理论论述大事纪要》，上册，22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毛泽东的伟大功勋永远不可磨灭。  

但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同任何人一样，也有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主要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在正确评价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时，也要毫不含糊地批评他的错误，但必须要做到实事求是，要摆正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位置，不能以偏代全，“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01～302页。），要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不可等量齐观，更不可本末倒置。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代表和象征，也制止过一些具体错误，提出过一些闪光的思想，如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等，维护着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维护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能因为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否定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一切，也不能把所有的错误责任全推到他一人身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及时有效地进行了各条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工作，恢复了毛泽东正确的政策，纠正了他的错误的理论，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使党的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2、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正确处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的关系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承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不矛盾。这里有一个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涵义的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作了明确的规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准确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就知道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指科学的理论体系，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后者是指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既然是个人的思想，就会有正确的、错误的、科学的、不科学的。尽管毛泽东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并不等于说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个人全部结论和个人观点的总和。只有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而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毛泽东的言论和观点则不属于此列。区分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就会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就不会因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贬低、否定毛泽东思想。  

3、完整把握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避免割裂、简化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严密完整、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它贯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时期，它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实践领域，它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在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列主义。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理论也相当丰富，如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把毛泽东思想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只适合战争和革命年代而不适合和平与发展时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是错误的。  

当然，任何真理都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毛泽东思想毕竟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成果，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毛泽东思想，才能更好地坚持毛泽东思想。  

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历史课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十大关系，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但有些人只认同接受毛泽东关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理论，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却颇有微词，或认为毛泽东不注重生产力的发展，或认为毛泽东经济建设的理论未能变为现实而无指导价值。对此，我认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1、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毛泽东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生产力飞速发展、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他说，如果你搞了五六十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思路相当清晰，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267～268页。）毛泽东这一理论为党的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党的八大第一次较为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八大后，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指出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77页。）。于是，全党工作重心在八大后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2、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已经建立，但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一次性的行动，不是几次“跃进”就能解决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他根据生产力和人民富裕程度的定量考察来研究建成社会主义的阶段特征问题，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他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27页。）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想法，1963年中央工作会议在制定国民经济长远规划时提出了“两步走”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3、关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毛泽东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提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400页。）。毛泽东探索出的这条工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道路既不是通过“羊吃人”的方式把农民逼为雇佣劳动者来发展工业化的西欧式工业化道路，也不是通过损害农业和农民利益来实现工业化的苏联、东欧式工业化道路，而是一条既能实现工业化，又能发展农业的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不仅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还开创了世界上第三条工业化道路。  

4、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  

毛泽东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先驱，他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构想。主要有：  

①保存和发展一些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毛泽东知道上海、天津出现一些“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后明确指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设私营工厂，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把他的这个设想称为“新经济政策”。  

②冲破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模式，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允许地方和企业搞一些“独立王国”，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利益。  

③社会主义中国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商品生产的历史发展阶段。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  

④创造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三结合。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没有能在毛泽东时代开花结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艰辛探索。因为他们的探索不仅使中国摆脱了苏联模式的影响，避免了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而且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分别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党纠正了毛泽东那些不切实际或错误的理论，继承了毛泽东正确的思想，把毛泽东当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抱的愿望逐步变成了现实。  

三、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他是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的。它们在观察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上，在关于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上，在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实现使命的基本原则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因此，毛泽东思想决不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思想体系，而是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6

【关 键 词】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0)04-0040-07  

一  

1943年7月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的时候，《解放日报》上出现一个新概念——毛泽东思想。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全党的共识。这一共识来之不易。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对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要时常加以提防。这些思想并没有引起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应有的重视。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并在实践中逐步制定和实行了一整套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使革命转败为胜的路线、战略和政策。这一切又遭到来自右的特别是“左”的错误路线的否定。  

“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他们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低估开展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相反，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幻想通过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形成所谓的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其结果，首先造成城市工作的失败，而后使乡村工作的绝大部分也遭到失败。  

“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不了解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限，急于求成，幻想超越民主革命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他们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还主张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农村则强调反对富农。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中间阶层以至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都可能参加抗日，这时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仍无视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依然实行极“左”的关门主义政策，从而使革命势力被孤立，使红军运动遭受挫折。  

“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不了解正确的军事策略必须以正确的形势分析为前提，不了解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开展人民战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不去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的对比，不去正确判断革命形势的高潮和低落。因此，在应当防御的时候由于盲目实行所谓“进攻路线”而失败；在应当进攻的时候又由于不会组织正确的进攻而失败。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企图用“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致使革命陷入绝境。  

中国共产党人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在成功与挫折、胜利与失败的鲜明对比中认识到毛泽东一系列决策的正确性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丧失了全部中央根据地，不得不踏上长征之路。长征途中在遵义会议上才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再次实现国共合作，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人是通过学习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学习马列主义，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认识到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科学研究和理论创造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发表了一系列科学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主义被系统地中国化了。一方面，他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成中国形式，而且还大胆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中某些过时的、不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代之以适合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革命需要的新原理和新结论。另一方面，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总结中国近百年，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3次伟大革命战争的经验，经过深入分析、高度概括和多方面展开，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彻底胜利的系统的科学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原理，通过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成为中国人民容易理解和便于掌握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国共产党行之有效的一整套理论、路线和政策。这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效地促进了全党在思想上的统一。  

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撰文指出：“在22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P291)他认为，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是，必须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一切错误路线实质上都是假马克思主义，而毛泽东则代表着真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的干部党员都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错误思想。接着，王稼祥在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说，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22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布尔什维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是历史的必然。在此前后，周恩来、陈云等党的领导人也曾使用毛泽东的旗帜、路线、方向等术语来表达与毛泽东思想同样的内容。而且早在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就使用过“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毛泽东思想概念提出后，1943年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指出，遵义会议后，党的事业完全是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胜利地发展着。为此，我们每个同志都感到很幸福，同时也深感三风不正的危害和整风的重要。[2](P88)  

通过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章的总纲中明确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偏向。在党章的条文上还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当时，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我们的党，已经在中国革命的长远道路上，在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展了与锻炼了自己。我们的党，在今后的长时期中，还要在继续深入地认识与利用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去为达到自己目标而战斗，并继续发展自己与锻炼自己。”[1](P341)这是全党的共识，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审慎选择的结果。  

二  

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和确立具有深远的意义。从实践上看，它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凝聚了全党的力量，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从理论上看，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领域。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之后，立即把它运用于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规律的研究。这一研究取得的成果使唯物史观获得科学的证明。后来，马克思又依据人类学和历史学提供的新材料进一步探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发展，不断拓展唯物史观应用发展的新领域。这些新领域的开拓反过来又继续证明、补充和完善原有的科学结论。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不断吸取实践发展和科学进步提供的新经验和新材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  

然而，马克思主义仍有尚待开拓的领域。由于马克思从事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地域主要在欧洲，他自然对西方资本主义有更直接、更深切的了解。尽管他作为科学家曾敏锐地观察到东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异，作为革命家又理智地关注着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但是这种远距离的观察和关注只能是概括性的、原则性的。他虽然一般地提出了“东方问题”，却没有也不可能具体展开和深入实际地解决，更不可能创造关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系统理论。  

列宁主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时代特征和俄国社会，解决俄国革命问题并取得成功的光辉典范。这一典范使马克思主义由科学变成了现实。中国人正是通过这一典范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尽管共产国际曾经给予中国革命许多具体指导和实际帮助，但是由于缺乏对中国社会历史及现实情况的深入了解和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准确把握，有些指导是行不通的，有些帮助是错误的。盲目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只能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灾难。因此，俄国的经验不一定适合中国，也不应该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中国革命需要自己的理论。  

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和中国命结合起来，科学地分析了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的历史和现状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诸多复杂问题。这一理论成果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和社会革命的理论增添了新内容，为研究东方社会和解决“东方问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实例。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3]这段话同时也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对于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并且为中国人民所掌握，这正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贡献。  

三  

建国以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首先遇到的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强调的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它说明，只有适合这种特殊性的革命理论，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实际上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决心，即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这样做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然而，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人们在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往往忽略马列主义；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列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会，认为二者是两回事。  

最先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予以纠正的人是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产生了在出版物和党的文件中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想法。1949年1月他在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指出，将草案中“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国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过程中他又提议，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文中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统统删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4]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做，原因之一是在他看来，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学生与先生的关系，二者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  

接着出现的问题是在宣传中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60年代初开始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由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毛泽东思想日益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在这种情况下，公开站出来反对毛泽东思想是根本行不通的。于是，林彪、“四人帮”就采取种种手法，割裂、歪曲和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或者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庸俗化，不管什么人只要有点进步就说运用了毛泽东思想，不管什么事只要做好了就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或者把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加以割裂，把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容简化为“老三篇”、“老五篇”，说只要熟记这些著作就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或者断章取义，抓住毛泽东的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抛弃毛泽东的另一些话、另一些观点，片面加以引申，歪曲毛泽东的文艺方针、教育思想、实践观点、知识分子政策和建党学说等等；或者移花接木，把毛泽东在此时此地此种条件下讲的话搬到彼时彼地彼种条件下，随便解释、肆意篡改。这一切严重地损害了毛泽东思想。  

面对林彪、“四人帮”的胡作非为，邓小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1960年3月他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就明确提出“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他说：“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他还援引毛泽东的话说：“提法要合乎实际，不合实际就站不住脚。”[2](P284)1975年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在开展各方面整顿的同时，他再次提出“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5](P37)  

毛泽东逝世后，在怎样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又出现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搞“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一种是怀疑、反对和否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拨乱反正，及时发表了题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讲话。在这些讲话中，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地回答了怎样看待和理解毛泽东思想，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为什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其精髓是实事求是。对毛泽东思想要完整地、准确地加以理解，不是去照抄、照转、照搬毛泽东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而是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工作。所谓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思想体系，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就是要搞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他说：“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5](P165)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再次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邓小平亲自主持下起草的。其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这次会议是对确立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回归。然而，这种回归决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在更高层次、更深意义上的回归。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给毛泽东思想下了如下定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定义给毛泽东思想增添了新内容。其中不仅包括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制定的一整套理论、路线和政策，而且还包括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的新发展。此外，这个定义还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即强调“被实践证明”和突出“集体智慧”的结晶。  

“被实践证明”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也是毛泽东思想中应有含义。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就有“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明确论断。[6]毛泽东思想本身作为真理当然离不开实践。然而，在一段时期这一论断却有意无意地被遗忘了，以致于70年代末由于“两个凡是”的禁锢，为了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需要重新讨论什么是真理的检验标准。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7

一、毛泽东关于创新问题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孕育起来的。毛泽东曾描述说：“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使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急剧变动的时代必然就是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毛泽东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树立了鲜明的创新精神。  

从历史实践来看，促使毛泽东创新精神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因素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早年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当时新思想的汹涌澎湃使青年毛泽东培育起创新的思想意识。如他所描述的那样：“近年欧潮东渐，学说日新。全国学界人士，靡不振臂奋起，顺应潮流，从事改革。”（注：《毛泽东早期文稿》，495页，湖南出版社，1990。）他带头在湖南传播新思潮，认为“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注：《毛泽东早期文稿》，499页，湖南出版社，1990。）。全竭力主张要在黑暗沉闷的旧中国，闯出一条新路，1920年11月，他写给正在法国留学的向警予信中，对湖南现状流露出强烈的不满，说：“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避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注：《毛泽东早期文稿》，548页，湖南出版社，1990。），表现出五四那个时代进步青年充满激情的创新精神。第二，大革命失败后被迫退到偏僻落后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促使毛泽东不得不面对原先没有想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他意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样的事情就只是发生在中国，“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就没有现成的可供参照的东西作指导，只能靠自己摸索。第三，一段时期里党内教条主义的盛行以及指导中国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促使毛泽东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过程中，注重树立创新精神。教条主义就是创新的对立面，毛泽东曾批评许多中国留学生，“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7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正是从创新的角度看待教条主义的。毛泽东还曾把教条主义者称为“思想上的懒汉”，就是指他们只会用现成的思想理论，用别人得出的观点结论，来代替自己的思考。总之，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既是大变动时代孕育的结果，也是革命实践催化的结果。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树立创新精神，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指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马克思主义将人的认识看作一个永恒的发展过程。只要物质运动不停止，人的认识也就没有穷尽的一天，而认识的延伸必然就是思想的创新。毛泽东曾把人的思维器官——脑比喻为“加工厂”，他说：“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这就把创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了。  

第二，勇于创新，才是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1930年毛泽东针对党内主观主义的错误严肃地指出：如果以为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动脑筋，只要遵守既定的办法或者拿着书本上的知识照抄照搬，革命就可以取得胜利，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里，毛泽东很明白地表示了这样一层意思：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共产党人才能在斗争中创造出新局面。毛泽东提倡的“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从这些来看，毛泽东是将创新问题放在党的思想路线这样一个原则高度来认识的。  

第三，有没有创新精神，是对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和党员素质的基本要求。毛泽东认为，一个好的领导、好的党员，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地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他指出，领导干部和党员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只有高度地发挥积极性，才能有效地组织和领导群众“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树立创新精神是毛泽东对党的干部以及党员的素质提出的明确要求。  

第四，只有发扬创新精神，才能保障中国的胜利。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不思创造，不求发展，结果只能落后于形势，对革命不利。他指出，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应当注意随时调整和更新，“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第五，坚持创新精神，关系到对待革命理论的科学态度。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毛泽东一再要求人们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从具体的条件出发，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发展，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成不变的东西，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他还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可见，科学地对待革命理论，也是一个创新问题。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这就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  

二、毛泽东思想是创新精神的成果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来看中国革命，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创造怀。中国革命走的是俄国人的路，但样式则不同于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却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取得了成功。因此，离开了创新，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中国共产党人创新的最伟大成果就是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没有创新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诞生。  

首先，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和提出出来看，创新是界定这个概念的最关键的内核。1927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创新精神及其运用于实践的努力没有得到党内的认同。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以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为特征的错误倾向盛行党内的情况下，毛泽东甚至受到批评和排挤。但是，一旦从曲折的经验教训中领悟到毛泽东代表着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时，其创新精神的价值立即成为党内接受毛泽东领袖地位和思想指导的重要标准。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刘少奇在阐释毛泽东思想时也明确强调了毛泽东思想在创新层面上的价值内涵，他称毛泽东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强调指出：“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艰巨的事业”（注：《刘少奇选集》，上卷，319、3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阐释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是我们认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视角。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许多讲话中都指出了毛泽东思想的创新价值，如他指出：毛泽东最伟大的就功绩就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其次，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认识来看，创新是他在形成自己思想理论时突出强调的原则。1928年至1930年间，毛泽东在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独特实践的基础上，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3篇文章，最先触及到中国革命带有规律性的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开端。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强调了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1929年底，他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必须在党内提倡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的国情，“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就是强调要创新。经过30年代初与王明“左”左教条主义的斗争，毛泽东的创新意识更加明确。1938年10月，他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命题，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正是有着这种创新精神才使他能够完整地、系统地确立起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理论体系。  

最后，从毛泽东思想本身的内容来看，其中的一些主要思想观点都体现了创新精神。从最初对中国农民运动的深入思考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到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独立地在中国农村探索新的道路，毛泽东不顾别人的讥讽嘲笑，也不怕遭排挤打击，坚持根据中国革命实践中碰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策略等许多方面，形成了新判断，提出了新观点。如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特征的结论、中国武装斗争必须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的观点、关于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论断、关于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结论、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担负起体领导民主革命责任的见解、关于农民群众是中国民主革命主力军的观点、关于建立广泛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思想、关于革命胜利后必须建立多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建设构想、关于创造条件实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论述，以及建国后如何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等，都是毛泽东立足于创新的结果，它以中国共产党自身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新结论、新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离开创新，就谈不上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不讲创新也就不可能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前进的力量。随着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毛泽东思想中某些带有历史痕迹的具体观点会过时，但其中蕴涵着的创新精神，则将是留给中国人民的一笔永恒的财富。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三、创新精神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  

毛泽东思想饮食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有多层面的组成部分。而贯穿于这些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表现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8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这三个方面确实透现出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有助于我们对它的深刻领会和把握。然而，领会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绝不可忽略创新精神的地位。从相互关系分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表现无一不是与创新精神相关联的。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逐步树立起来的正确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对立面就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脱离实际，拘泥于书本现成结论；经验主义轻视理论，凭固定经验办事。两者的表现形式截然不同，但却有着不思创造，死守陈规的共同特点，因而是与实事求是原则相违背的，同样也是与创新精神相矛盾的。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创新，要创新就必须实事求是，两者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方面，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就是根据实际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去寻求新答案，创新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必然结果，也是实事求是的最终体现。另一方面，创新的涵义决定了凡事都不能囿于旧的规范，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不顾实际，不以事实为依据，脱离实际的创新不是创新。毛泽东倡导创新思想，非常重视它与实事求是的内在关系。他认为，创新精神是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要求。没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就谈不上创新。比如，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一个创新的问题。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说：“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可见，在毛泽东的认识中，创新与实事求是、与理论联系实际都有着内在关系。  

群众路线问题是党的根本路线。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党的优良传统。而要坚持群众路线，也有一个发扬创新精神的问题。这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第一，创新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为基础。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社会实践总是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人民群众也总是日益增长新的要求，因此，坚持群众路线自然不能离开创新。第二，创新必须高度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事例可以证明，最富有创造力的是人民群众。是否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本身就是体现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两个层面去理解，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同样闪现着其创新精神。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毛泽东就以创新的精神来认识人民群众。1927年国内掀起蓬蓬勃勃的农民运动，有些人吓坏了，而毛泽东却以赞赏的眼光，对农民运动作出高度的评价。与责怪或谩骂农民运动的人相反，毛泽东将许多农民的举动都看作群众的创造，一一列举而拍手称快。在以后的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毛泽东总是怀着满腔的热情，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人民群众寻找智慧。例如，在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变工队”、“扎工队”等农业劳动的互相组织，“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立即给予赞扬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一些军事作战的战术，不少也是在总结群众的作战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过程中，许多事情往往首先是由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然后再由党推广普及并取得成效的。毛泽东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人民中有很多“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毛泽东那里也是其本人创新思想的表现。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8

论文摘要：对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时期，学术界基本上看法一致，但对毛泽东思想萌芽的开端意见不一。关键是因为对判断毛泽东思想萌芽的标准认识不同。仅以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程度判断毛泽东思想是否萌芽略显片面，还要结合贯穿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毛泽东思想萌茅于1922年1月到4月。

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时期也不例外。那么，毛泽东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和终结又该怎样界定呢?笔者认为，这应该先从判断毛泽东思想萌芽的标准谈起。

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到国民革命的失败这一历史发展阶段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有了一致的认同。但对毛泽东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意见不一，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对毛泽东思想萌芽的标准所持看法不同。下面笔者将对毛泽东思想萌芽的标准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关于判断毛泽东思想萌芽的标准，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两种看法。

第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为标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开始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的实际，并产生了最初的理论成果，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因此，按照这种观点，党的“二大”召开之际，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之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之时。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即可视为毛泽东思想萌芽的开端。

第二种，以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标准。有不少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著作都阐述了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大革命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毛泽东思想从此萌芽。在这些论著中，由于对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时间不同，因而对毛泽东思想萌芽的开端的论述也不相同。前面提到的两种看法，尽管有所区别，但也有他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在判断毛泽东思想萌芽的标准时，二者都注意到了要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发展程度。我想这是合理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两种看法又有着共同的不足之处，那就是，都忽略了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由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充满生命力是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这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因此，我们判断毛泽东思想是否萌芽的标准不能忽视贯穿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精神的发展过程。

判断毛泽东思想萌芽要两个标准并重。一要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二要看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一贯穿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当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我们革命斗争的实际并产生有关我国民主革命的最初理论成果时，当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尤其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开始萌芽时，也就是判断毛泽东思想的两个标准达到之时，此时可视为毛泽东思想萌芽的开端。

那么，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毛泽东思想的萌芽究竟开端于何时呢?

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同志认为，1922年6月到7月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开端，其标志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陕西师大等七所高校合编的《毛泽东思想概述》认为：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开始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笔者认为，毛泽东思想萌芽的开端应是1922年的1月到4月。

1922年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先驱》创刊，其发刊词明确提出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命题。这个命题，一方面给自己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包含有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3月，周恩来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在这里，周恩来既明确肯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的指导原则，同时更强调实施这些原则“当因时制宜”，既应当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这里明显的包含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萌芽。《先驱》发刊词和周恩来的文章所包含的上述内容，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初步认识到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必要性，初步认识到实施马列主义原则必须和具体实际相结合。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已经开始萌芽。

1920年，列宁在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详细阐述了有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革命的理论，其中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须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第一步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等内容。1922年3月，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回到上海，带回了列宁的上述理论。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就运用这些理论分析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开始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9

一  

我们说毛泽东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体系，根据在于它是世界哲学史上新产生的独一无二的哲学体系，并且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科学真理。  

毛泽东新哲学思想体系是由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和两大层级系统构成的有机体系。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第一个层级系统是深层结构的元哲学理论系统。第二个层级系统是表层结构的应用哲学思想系统。最基本的原则“一以贯之”，从而把两大层级系统联结成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系。  

毛泽东元哲学理论系统，是由毛泽东的立场论、观点论和方法论这“三大论”合成的深层结构。毛泽东的立场论，是毛泽东提出的人们在思想、言论、行动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理论。它是由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思想立场，自觉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坚定的独立自主的行动立场三个层次结合而成的统一整体。毛泽东的观点论，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观点，即哲学世界观的理论。它是由实事求是的一元观和知行统一的认识观、对立统一的宇宙观、人民大众的历史观这四大观点构成的完整世界观。毛泽东的方法论，是毛泽东提出的思想和工作的方法和办法的理论，即毛泽东的学习方法、认识方法、思想方法、历史方法和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的理论。它是由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调查研究的认识方法、矛盾分析的思想方法、阶级分析的历史方法、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五类方法理论构成的系统。毛泽东元哲学理论思想系统里立场论是前提、观点论是核心、方法论是工具，这“三大论”既有相对独立性，又互相依赖，成为有严密逻辑结构的深层哲学系统。  

毛泽东应用哲学思想系统，是由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想、军事哲学思想、经济哲学思想、文化哲学思想、道德哲学思想等众多分支应用哲学系统结合而成的具有表层结构特点的庞大系统。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想，包括中国革命的逻辑，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新民主主义论哲学基础，民主与专政的辩证法，人民民主专政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及执政党的建设等。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思想包括战争的认识论，战争的唯物史观，战争的辩证法及战略和战术等。毛泽东的经济哲学思想包括中国经济建设的逻辑，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的分配原则，独立自主、向外国学习的原则等。毛泽东的文化哲学思想包括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观，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化美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及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文化工作的辩证法等。毛泽东的道德哲学思想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艰苦奋斗的道德情操和严于律已、自我批评的道德修养原则等。  

毛泽东提出的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基本的原则，贯穿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方方面面和自始至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里的活的灵魂。正是这个“一以贯之”的最基本的原则，把毛泽东哲学思想深层结构的元哲学系统与表层结构的应用哲学系统联结为一个活的有机整体。毛泽东元哲学思想系统的立场论、观点论和方法论的三大理论是毛泽东应用哲学思想深层的本元、根基和前提。毛泽东应用哲学思想是毛泽东的立场论、观点论、方法论这些深层的元哲学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展开和体现。所有这些，使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成为既有骨胳又有血肉的交相生辉生动活泼的新哲学体系。  

二  

毛泽东新哲学思想体系吸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精华，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史上，毛泽东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概括为“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第一人。固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早已为马克思和列宁所提出，可是，他们的论述散见于他们的全部著作中，他们既未把“立场”、“观点”和“方法”三者并列提出，也未全面系统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里，才第一次把马列零散的论述集中概括起来，加以提炼抽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三者并列提出，并且明确指出它们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很显然，这本身就是对马列主义哲学独特的新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在人类哲学史上创造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新哲学体系。他不仅提出了这个新哲学体系的基本框架，而且重点探讨和阐明了他发现的唯物史观，打破了历史观上唯心主义大一统的局面，实现了伟大的哲学革命。列宁继马克思之后，重点探讨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和辩证的认识方法论，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列宁主义哲学的新阶段。毛泽东直接从列宁出发，重点探讨和阐明了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用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问题中的方法论问题，形成了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元哲学和一系列应用哲学相结合的历史的唯物的辩证方法论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新的特质，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推进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阶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促进、深化、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到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再到毛泽东的历史的唯物的辩证方法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150年的历史发展逻辑。  

应当指出，列宁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多学派的局面，影响最大者有斯大林的哲学、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三大家。斯大林首先扛起了保卫列宁主义的大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体系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原则，在落后的俄国建成了社会主义。但是，斯大林有严重的形而上学，扼杀了马列哲学思想中辩证法这个活的灵魂，其哲学思想的理论水平比列宁后退了许多。以卢卡奇、柯尔斯、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打起了反列宁主义反映论的旗帜，强调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原则、辩证法原则和主体人性原则，提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发人深省的新问题，但是他们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往往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唯心主义同流合污。毛泽东哲学思想也与列宁哲学有关，但毛泽东是直接继承和发挥列宁的反映论的，他不仅坚持了列宁认识论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而且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了认识论的实践论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论。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大大扩展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外延，丰富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内涵，从而把马列主义哲学推进到新阶段，使社会主义在落后的中国建立并巩固起来。可以说，列宁之后，马列主义哲学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即斯大林的“正题”，本文新马克思主义的“反题”，毛泽东的“合题”。可见，列宁之后真正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方向的，既不是斯大林，也不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中国的毛泽东。  

三  

毛泽东新哲学体系是地道的中国哲学，它吸取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华，对中国哲学实现了伟大的革命变革，是中国哲学发展到当代取得的最大成果。  

毛泽东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为此，毛泽东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哲学作了系统的研究总结，继承了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哲学在内容方面包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的宇宙观和社会道德论的优良传统。在表现形式方面更有独特的中华民族形式，那就是文章短小精悍，文字言简意赅，表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风格具体形象，生动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毛泽东不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渗透到中华民族文化形式中去了，而且把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提高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水平，从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具体化为中国的哲学，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时，也实现了中国哲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化，收到双重效果。  

毛泽东不仅吸取了中国哲学的精华，而且剔除了中国哲学中的糟粕。中国古代哲学是封建时代的哲学，自然带有封建性的内容。中国现代哲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产物，其中自然有许多是反动的东西。毛泽东不仅剔除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封建性的东西，而且同中国现代哲学中的实用主义、国家主义、唯生论、民生哲学、力行哲学等反动学派进行了无情地不懈地斗争，并在同它们的斗争中成熟发展起来。  

中国的古代哲学和现代反动哲学的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大一统；按其阶级属性讲，是封建地主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的哲学，为封建地主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工农大众服务。毛泽东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尖锐武器打破了中国哲学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的大一统局面，坚定地站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不仅提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是哲学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丰富源泉，而且力主哲学为中国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服务，使哲学成为人民大众锐利的思想武器，从而对中国哲学进行了一场伟大的革命。正是在毛泽东倡导下，哲学走到人民群众中间来了，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亿万人民群众学哲学用哲学的伟大壮举。毛泽东创造的新哲学体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大众的哲学体系，是中国哲学发展到当代取得的最大成果。  

四  

毛泽东新哲学体系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实现了哲学与实际的统一，哲学实际化，实际哲学化，为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尖锐的思想武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具有长期的普遍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命运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践的命运紧密地直接地联系在一起。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马列主义当圣经顶礼膜拜，只知照抄照搬马列主义，党内盛行把马列主义教条化，主观主义，无的放矢，理论脱离实际，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惨败，几乎陷入绝境。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勇敢地同党内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第一个在党内举起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在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明确地在《〈共产党人〉发刊词》里提出了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之统一”作为党的一切活动的最基本的原则，并对这个原则作了系统深刻的阐发。毛泽东强调在贯彻这个原则时，既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华民族特殊的文化形式相结合，更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具体内容的特殊性相结合。由于毛泽东实现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实际化，从而克服了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毛泽东在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统一起来时，不仅善于运用和应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尤其重视对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经验教训进行哲学的概括和总结，以实现实际的哲学化。他多次讲他的理论主要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毛泽东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教育党内广大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理论，不断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使之升华为新的科学理论，克服盲目实践的经验主义。由于中国共产党人重视理论学习，善于把实际哲学化，从而大大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这是中国革命事业能够不断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10

1月12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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