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事迹材料十篇

乡贤事迹材料篇1

“名士”一词，源于《礼记・月令》：“勉诸侯，聘名士。”指已出名而未出仕的人，后泛指社会中一些有名望、声望高的人。“贤杰”指才德或才智杰出的人。名士贤杰泛指在一定范围内声望高、才德杰出的人士。

上虞有哪些名士贤杰？

上虞是一块充满灵气的土地，人杰地灵，名贤辈出。早在远古时代，虞舜的崇高品德和伟大人格令人肃然起敬；东汉王充，远承先秦学者，近接两汉儒道之学，传《论衡》于世，被誉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唯物主义启蒙思想家”；名宦孟尝，廉洁奉公，两袖清风，为官一任，富民一方，留下“合浦还珠”的美谈；被誉为“万古丹经王”的魏伯阳，合“大易”“黄老”“炉火”三家之理于一体，著就《周易参同契》，被学术界列为中国百部传世名著之一；“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一曲《广陵散》长留人间；梁祝爱情，千古绝唱，千百年来这个凄美的故事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走出国门，被总理誉为“东方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上虞也因此获得“中国英台之乡”称誉；东晋谢安，高卧东山，后出山从政，荣登相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因有“东山再起”而千古流芳；诗人谢灵运，以山水诗名动京城，成为中国开创山水诗第一人，为文坛增添了熠熠光辉；令李白一生低首的诗坛之冠谢I，上承谢灵运“芙蓉出水”般清新的山水诗，下接唐代诗歌的新体制，成为六朝诗坛中的一道光彩。

及至近现代，上虞大地后贤踵接，群星灿烂。爱国公益人士经元善，集慈善家、企业家、教育家、改革家于一身，开中国女学之先声，创民间义赈之先河；百科全书式的科学教育家和启蒙思想家杜亚泉，科学报国，创办中国最早的科学期刊《亚泉杂志》，主编《植物学大辞典》，被时人称为“科学界空前之巨著”；民主文化战线的老战士夏D尊，面对日寇威胁利诱，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白马湖畔悉心育人，造就春晖美誉；竺可桢一生倾心于科学教育、科学研究，成为近代中国地理气象学的奠基人、“可持续发展”的先觉先行者；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开创者胡愈之，是政界、学术界公认的德才兼备的“革命专家”，被誉为知识分子的楷模、“中华民族的脊梁”；一代名导谢晋，是中国影坛最有影响、获奖最多的导演，他的作品紧贴时代脉搏，打动人们心灵，赢得广大观众的敬重和爱戴，为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有“当代中国商业精神教父”之称的“红色资本家”经叔平，活跃在中国政治经济舞台长达60年，为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呕心沥血，保驾护航，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

二、怎样写乡土名贤故事

1.搜集资料，走近名人。

要想写好一个人，首先要了解这个人。写名人，更是如此。因为名人大家都认识，如果写得不对，立刻就会被人发现。所以，我们应该利用各种渠道去了解名人。可以上网浏览，可以查阅图书资料，也可以采访询问，尽量多搜集资料，多了解名人。

（1）寻访名人故里。古代和近代的名人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当我们踏上这些留下了名人生活气息和文化气息的故里，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精神的力量，名人故里包含着名人成长的足迹，名人故居也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的“节点”，融合于文化。名人写字用的笔墨纸砚，名人吃饭用的桌椅碗筷，和名人的传奇经历一样，都是家乡引以为傲的精神财富。名人的故居是一种载体，它承载着诸多历史文化信息，周围环境的变化越大，故居所代表的文化意蕴便越浓郁。如谢晋导演每年五一和春节必回家乡小住，家乡处处留下了他的音容笑貌和生活细节。更有价值的是谢晋的老宅和谢晋故居保留着谢晋的文化和历史，走进谢晋故里，参观谢晋故居，心就会渐渐地贴近这位艺术大师。

（2）登录乡贤网站。“上虞乡贤研究会网”中的“贤哲流芳”栏目汇集了上虞的古代、近代和当代的名士名贤，图文并茂地展示了他们的事迹、作品及成就，是全面系统了解名人名贤的窗口。

（3）参观名人馆舍。上虞名人馆坐落于城北新区上虞档案馆内，通过听取讲解和参观，可以使学生们进一步了解家乡的名人名贤，既丰富了历史知识，又增强了爱乡热情。

2.精选资料，凸显个性。

名人一生做过很多事情，在搜集资料时很多学生往往眉毛胡子一把抓。这么多资料，在写作时当然不能都用上。那么，哪些资料可以使用呢？这就要问问自己为什么要写这个人了。我认为之所以写这个人，就是因为这个名人身上的某种个性吸引我们，成功也罢，失败也罢，或者这个人做出某种非同寻常的事也罢，都和这个人的个性有关。因此，材料就应该围绕着这方面的个性来选。如虞舜的崇高品德和伟大人格可围绕“孝德”展开，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忍让，对他人的礼让，选取这样入口小、事例生动的题材便于凸显人物的形象；如中国奥运之父何振梁的材料，作家陈荣力选取了他的几次“流泪”，细腻、真实、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何振梁的爱国真情；如余秋雨先生的《门孔》一文，就是从谢晋家的门孔入手，通过记叙智障儿阿三、阿四透过门孔盼父归的故事，折射出大师少为人知、感人至深的父爱情怀。

3.加工材料，刻画名人。

尽管我们非常努力地搜集、整理、选择了资料，但由于我们不是名人本身，我们很难知道名人在一件事情中的语言、动作、神态等，特别是名人的心理活动更是无从得知。这时，就有必要根据当时的情形和历史资料，做一些合理的语言加工，用更精彩的词语把事情描写得更加生动，把名人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乡贤事迹材料篇2

胡贤林不计个人得失，扎根山区33年，全心全意为山区群众服务，赢得了山区群众的信赖和爱戴，展现了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高尚的医德和崇高的职业精神。

胡贤林医德高尚，体现为他把救死扶伤的天职看得高于一切。33年来，他把病情当作命令，甘当“全天候”医生，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千方百计方便大山里群众就医。他视病人如亲人，时时为病人着想，处处从病人的利益出发，不让病人多受一份罪、多花一分钱。33年来，他走遍了全乡28个自然村，叫得出六千多号人的名字。他把对病人的爱，融入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一举一动都是情。

胡贤林医德高尚，体现在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山区群众健康有保障。胡贤林说，“与大山里治病救人的头等大事比，自家的事都是小事。”为此，他一心扑在双峰卫生院这个“大家”的建设上，一次次放弃了离开山区的机会,为了在大山里建设好让乡亲们放心的生命守护站,他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

医生是个特殊的职业，病人以生命相托，这不仅需要高明的医术，更需要高尚的医德和甘于牺牲的精神。胡贤林扎根山区33年，以对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和高尚的医德，在山民心目中树立了大山一样伟岸的形象，山民们只要看到他，“眼睛亮了，病也好了一半。”

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到千家万户幸福。这些年，与医疗设施越来越先进不相称的是，一些地方医患关系日趋紧张。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作为医护人员更是责无旁贷。胡贤林的感人事迹告诉我们，广大医务工作者只要恪守职业道德，弘扬救死扶伤的职业精神，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就一定有助于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海拔六百米的天台山脉连绵不绝，横亘宁海、新昌和天台。素有宁海“小”之称的双峰乡就坐落在这群山环抱的三地交界处。那里，有一个山民们熟悉的身影时常在崎岖的山路间穿行。33年来，他忠实地履行着救死扶伤的天职，用脚丈量着大山深处的每一寸土地；他一次次放弃了下山行医的机遇，一直坚守在大山里，为山区的父老乡亲建起了“生命守护站”；他以高尚的医德赢得乡亲们广为传诵的好口碑……

他就是共产党员、宁海黄坛镇双峰卫生院院长胡贤林。已经83岁的当地村民何行龙，这样评价胡贤林：“这么好的医生，难得。”1974年1月，何行龙大吐血，被送到卫生院。听说新来的病人有肺结核病史，当时在卫生院仅有的两间病房住院的病人谁也不肯与他同住一处，胆小的干脆吵着要回家。可何行龙的病情需要一日数次观察诊断，对症下药，理应住在医院里，而且最好安排单间。这时新婚才三天的胡贤林作出了一个令同事们感到意外的决定，让老何住进他安在医院宿舍里的新房，自己和妻子搬到附近的丈母娘家去住。

让病人住婚房，多不吉利，万一是传染病咋办？有人好心相劝。胡贤林反劝道，我是医生，治病救人最要紧；确诊是传染病再转院也不迟。后来，经确诊老何得的是肺结核后遗症———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就这样，老何在胡贤林的新房里整整躺了一个月。在胡贤林的精心治疗下，老何终于康复出院。

此后，老何一有病就找他，而胡贤林也从不嫌麻烦，每次都给予亲人般的照料。去年，老何出现原因不明的便血。他又找上胡贤林，要他帮着联系山外的大医院去看病。胡贤林不但很快通过在杭州工作的小女儿帮他联系上了浙一医院，还利用休假时间陪他到杭州看病。上个月，老何又高烧不退，来到卫生院一查，白细胞高达17000单位，比正常人高出7000单位。这对一个冠心病、肺气肿和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等多种疾病缠身的老人来说，最好是到大医院去诊治，可这次何行龙执意不肯去。无奈之下，胡贤林只得每隔几天，就给老何抽血化验，调整用药；晚饭后，他带上出诊箱送医送药到床头。经过9天的精心治疗，老何的病情终于得到明显的缓解。33年来，类似这样的麻烦事，胡贤林不知揽过多少次。有时不仅要出大力，还要垫上自己的钱。

榧坑村的胡永安患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时常复发。气急时他脸色铁青，最犯愁的是每次挂针、吸氧的医疗费，五六天下来就要六七百元。这对丧失劳动力的他来说是很难承受的。这时，胡医生总是说“先看病，有钱了再来还”。10多年来，几十元的欠费胡贤林悄悄垫上；多的就记在卫生院的账上，待村民有钱时还上。账上的欠款从每年的数千元越滚越大，直到上万元。20xx年前，这笔欠账直接从卫生院业务结余中核销。此后，由乡财政核销。胡贤林没有统计过10多年来自己垫了多少医药费，但一些生活特别困难的村民记得，每当要还他垫的钱时总被他婉拒。卫生院的平均处方26元。青霉素、庆大霉素等廉价药是双峰卫生院的当家药。为了让村民省药费，胡贤林动足了脑筋：山乡多发尿结石，急诊时打针消炎，待控制病情后，就教病人上山采车前草、金钱草和紫金沙三味草药煎服调养；上呼吸道感染时，教村民 拿梨头、枇杷叶和鱼腥草煎服。

“病情就是命令。”干过部队卫生员的胡贤林，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理解颇有几分军人色彩。然而，为了践行这一理念，他时常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1988年一个大雪封山夜，长丘村一急性腹痛病人俞东贵托人打来电话，要他出诊。胡贤林钻出热乎乎的被窝，背起药箱，拿着手电，一头扎进寒风刺骨的茫茫风雪夜。大雪齐膝，北风呼啸，他艰难前行。北风越吹越紧，刮得睁不开眼，喘不过气，他最后只好背朝着目标倒走。为了赶这足足7.5公里长的山路，他不知摔倒过多少次，而窄窄的山道边就是悬崖！

“一个雪人叩开我家门，外衣是积雪，眉毛挂着冰凌，只有头顶冒着热气。是胡医生，他真的大雪天赶来救命了。”回忆起往事，老俞至今还激动不已。

1998年9月的一个凌晨，王家染村来电请他赶快去抢救一名喝农药自杀的妇女。胡贤林收拾好急救药物，一头挑着生理盐水，一头担着灌肠用具，揣上两个隔夜的冷麦糕就出发。50出头的胡贤林挑着10多公斤重的担子一路小跑，2个多小时赶了15公里山路。只见病人躺在地上口吐白沫，上气不接下气，皮肤、口唇青紫，全身抽搐，瞳孔也缩得只有针尖那样细。胡贤林马上采取洗胃、催吐、灌肠等措施。他不顾病人一身污秽，一直守在边上细心观察，调整用药。经过一天一夜的精心治疗，终于将中毒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连夜送产后大出血病人到城关的大医院；抢救农药中毒的村民三天三夜没合眼；为赶时间出诊，吃饭常常烫破喉咙；下乡巡诊顾不上术后不能下地的妻子，让她就此落下低血糖的病根……胡贤林的感人事迹，同事和乡亲们说了一件又一件。

村民们说，“看到胡医生，我们眼睛亮了，病也好了一半。”

胡贤林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自勉牌匾，上书“以白求恩同志为榜样，全心全意为山区父老乡亲服务”。33年来，他接诊病人30多万人次，挽救了近百个山民的生命。一心扑在“大家”上

黄泥墙、烂泥地的矮楼，听诊器、体温表、血压计这“老三件”是双峰卫生院建院初期的全部家当。村民做个血化验、拍个x光片，还得赶到15公里外的城关医院。担任双峰卫生院院长后，为了让大山里的卫生院真正成为乡亲们放心的“生命守护站”，胡贤林可谓是费尽了心血、绞尽了脑汁。

1987年，卫生院第一次改建。老房子拆了，新房因3万元基建缺口被迫停工。他心急如焚，挨村入户动员村民支援木材，帮助运砂石。他白天门诊，晚上带领职工下工地锯木头、装卸建材，常常忙到凌晨一两点钟。过度劳累让他瘦了10多公斤，来卫生院看儿子的老母亲心疼得直掉泪。

三次改建，卫生院有了两栋整齐的楼房，内设规范的诊室、病房、输液室、化验室、影像室和儿保室，陆续添置了x光机、进口b超、心电图机、血球计数器、半自动化分析仪和尿十项自动分析仪等先进仪器。这些装备在宁海18家乡镇卫生院里居中上水平。

调出四年多的小王还常回双峰卫生院，因为“那里像个温暖的大家庭，气氛好”。每逢节庆，胡贤林总在家里备上丰盛的菜肴请大家聚聚；每逢春节总让卫生院其他医务人员回家过年，自己留守。他老家与卫生院只隔座山，步行只需20分钟。可33年里，他只回老家过过一次春节。

33年里，卫生院调出了19人，胡贤林总是轻松放行，为的是还有人愿意进来，撑起这个大山里的“生命守护站”。“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有人劝他没必要再掏钱派医生外出进修。老胡却说，技术好些，多服务一天，村民看病就受益一天，这钱要花。去年，卫生院又花了近2万元送3名医生进修影像、妇产科和儿保专业。

现在，双峰卫生院不仅能治常见病，一些重病、恶病通过检测也可及时得到发现和治疗，为救治病人赢得了宝贵时间。

双峰卫生院现有固定资产已上升到300万元。而胡贤林安在卫生院的小家依然简陋，家具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添置的，洗衣机、电冰箱还是女儿工作后给买的。这些年来，为了建设双峰卫生院这个“大家”，胡贤林几乎很少有精力去顾及自己的小家了。“大山里的病人离不开我”

1974年，干了五年卫生员的胡贤林退伍了。当时的乡党委书记叫他到政府里工作；乡卫生所所长上门劝他从医。“缺医少药的山乡太需要懂医术的人了！”所长的话让他沉思良久，往事历历在目……

胡贤林13岁那年的夏天，大腿发生脓肿，因没钱医治，只好用土药敷治。等到一个多月后大腿痊愈时，却错过了开学时间，痛失了上学的机会。眼下，由于卫生所条件简陋，时有村民死在送往大医院的途中。“用部队里学来的本领，解除乡亲的痛苦”，胡贤林立志扎根山区从医。

33年山区行医，宁海18个乡镇卫生院的医生换了一茬又一茬，唯有他一直坚守在大山里。

1984年，寄宿在宁海城关镇朋友家上学的女儿不止一次委屈地请求他：“爸爸，我好想在城关安个家，你调出来吧！”胡贤林总是一哄了之：那里需要医生，走不开。可他内心翻腾着：贫困山区生活艰苦，收入低，可两个女儿在城关上学开支大。凭自己的好口碑，到哪都不愁业务。再说做医生的，地方越大，业务提高越快，职称晋升也快。这时一个机会送上门来了。宁海一家大厂需要一名厂医，并看中了老胡。亲朋也趁机劝他为自己想想。“这大山里，你还没苦够啊？！”三个弟弟更是现身说法，走出大山后，开店、做根雕，个个小日子过得比他这个吃“皇粮”的医生滋润多了。

乡贤事迹材料篇3

序言

《隋书》卷33《经籍志》史部杂传类收录了诸如“耆旧传”、“先贤传”、“家传”等汉晋时期（东汉三国两晋）流行的各种人物传。已有研究表明汉晋时期这些人物传的集中编纂与当时社会的历史特性密切相关。

然而，由于具有冠以地名的特征，一般认为东汉至东晋末期流行的“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是为了矜耀乡里。代表性的观点如刘知几《史通》第34杂述篇所述：

汝、颖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但是，若试着从现存佚文探讨“耆旧传”和“先贤传”编纂情况的话，就会发现在很多事例中难以认为他们的编纂目的仅仅如此。譬如，有些传编纂者的出生地与编纂地不同，或者一些传是直接由皇帝编纂的。

此外，汉晋时期书籍的编写和流通比较困难，“耆旧传”、“先贤传”又在以《三国志》裴松之注为首的许多史注中被引用，与正史列传的共通之处也很多。鉴于上述理由，对“耆旧传”和“先贤传”的考察似乎不仅限于像刘知几那样，认定它们只是乡里意识的流露。

笔者并非否定“耆旧传”和“先贤传”的编纂是乡里意识的反映，而是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必要从与当时整体社会关系的角度深入研究。本文即着意于考察在“耆旧传”、“先贤传”流行的时代，各个中央政府如何认识和对待各个郡国先贤的存在。从中央政府的角度，试图进一步观察从东汉到东晋末，整个社会如何认识先贤，先贤又给社会带来何种影响。

一、上计制度与先贤

东汉时期，各个地区多编纂有人物传，如（蜀郡临邛）郑廑《巴蜀耆旧传》、（蜀郡成都）赵谦《巴蜀耆旧传》、（广汉郡）王商《巴蜀耆旧传》、（汉中郡南郑）祝龟《汉中耆旧传》、（汝南郡汝阳）袁汤《陈留耆旧传》、（陈留郡）圈称《陈留耆旧传》以及《京兆耆旧传》、《冯翊耆旧传》、《扶风耆旧传》、《三辅耆旧传》、《沛国耆旧传》、《庐江耆旧传》、《鲁国先贤赞》等等。由此可知，各个郡国均有许多被视为“先贤”的人物。虽然东汉时期的人物传以“耆旧传”为命名主流，但本文采用在意义上包含“耆旧”的“先贤”一词作为这类人物的统称。“先贤”意指“具有杰出事迹的先人”。

对于东汉王朝来讲各地辈出的先贤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太平御览》卷463“人事”部“弁”上引谢承《后汉书》云：

郭宏为郡上计吏，朝廷问宏颍川风俗所尚，土地所出先贤、将相、儒林、文学之士。宏援经

以对，陈事答问。出言如浮，引义如流。虽不能确定具体时间，但这条史料记载了朝廷向颍川郡上计吏郭宏询问颍川风俗、郡内先贤、将相、儒林、文学各种人士的问题。据此可知，朝廷有意在了解各地风俗的同时还了解各地先贤。

据《通典》卷33职官15郡太守条记载，汉代上计需要报告的内容为：

汉制，岁尽，遣上计掾史各一人，条上郡内众事，谓之计偕薄。根据纸谷正和的研究，“郡内众事”指由县、道向郡、国提交的上计簿中涵盖的户口数、垦田面积、钱谷收支、盗贼案件数目、漕运情况，以及土地境界图、宗室名籍、戍卒的财物报告（作为边郡的话）、劝农成果、理讼情况、系囚狱死者数的报告（自地节四年（前66）起）。除此之外，依据尹湾汉简，上计内容还包括郡国面积、地方行政机构、吏员配置、长吏活动等，且需附上佐证户口数、钱谷收支统计情况的详细报告或簿籍。另外，据《后汉书》卷2《明帝纪》永平元年（58）注引《汉官仪》的记载：

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诸侯王、郡国计吏皆当轩下，占其郡国谷价，四方改易，欲

先帝魂魄闻之也。元会仪见下。在正月上陵礼中，地方计吏将会向上汇报郡国谷物价格、地方行政（“四方改易”）等问题。

从以上事例可以得知，东汉王朝通过地方上计制度获得各种信息。通过上计制度报告的“先贤”对于王朝而言应该同样意义重大。而且，鉴于上计时可能需要上报地方先贤的情况，地方郡国有必要预先掌握本地先贤的信息。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考察各地区如何管理先贤的记录。

《后汉纪·桓帝纪》上卷第21永兴元年（153）条记载：

太尉袁汤致仕。汤字仲河。初为陈留太守。褒善叙旧，以劝风俗。尝日：“不值仲尼，夷齐

西山饿夫，柳下东国黜臣。致声名不泯者，篇籍使然也。”乃使户曹吏追录旧闻，以为耆旧传。出身于汝南郡的袁汤到任陈留太守后，让户曹吏追录旧闻，编纂耆旧传（即《陈留耆旧传》）。文中重要的是“追录旧闻”这一点。原因在于，“追录”表明原本就有关于先贤的基础记录，且其管理与郡户曹有关。户曹是由本郡出身人员担任的一种职役，据《续汉书·百官志一》所记“户曹主民户、祠祀、农桑”，主要职掌民户、祠祀和农桑事务。正是基于此，袁汤试图从出身陈留郡的户曹手中获取关于先贤的信息，了解先贤。

对先贤的了解在《三国志》卷14《魏志·刘哗传》裴注引《傅子》有如下记载：

太祖徵（刘）晔及蒋济、胡质等五人，皆扬州名士。每舍亭传，未曾不讲，所以见重；内论国邑先贤、御贼固守、行军进退之宜，外料敌之变化、彼我虚实、战争之术，夙夜不解……及见太祖，太祖果问扬州先贤，贼之形势。

可见，先贤是作为内政的议题被讨论的。曹操在了解扬州局势时，不仅询问乱贼形势还一并涉及先贤的情况，显示出对先贤的了解在地方统治中占据重要地位。

至于这种了解究竟在地方统治中具有何种分量，《后汉书》卷82《方术传·王乔传》载：王乔者，河东人也。显宗世，为叶令。乔有神术……百姓乃为立庙，号叶君祠。牧守每班录，皆先谒拜之。

明帝时期（57—75年在位）人王乔死后，百姓为他建造了称为叶君堂的祠庙。当地刺史、郡太守赴任时，都需要首先参拜这个由百姓设立的王乔祠。

又如《后汉书》卷64《延笃传》中也有类似记载，

延笃字叔坚，南阳犨人也……举孝廉，为平阳侯相。到官，表龚遂之墓，立铭祭祠，擢用其后于畎亩之间。

延笃（？-167）是桓帝时期（147—167年在位）人士。他在举孝廉到任平阳侯相时，参拜了龚遂墓，并擢用其子孙。据《汉书》卷89《循吏传·龚遂传》，“龚遂字少卿，山阳南平阳人”，是西汉宣帝时期（前74-前49）的人。此外，《三国志》卷52《吴志·顾邵传》中也有：

起家为豫章太守。下车祀先贤徐孺子之墓，优待其后。吴郡顾邵27岁起家豫章太守，到任时参拜了豫章先贤徐稚（孺子）之墓，并优待徐稚子孙。徐稚与顾邵之父顾雍（168—243）是同一时期的人，在灵帝初年（168—188年在位）以72岁高龄亡故。如上各例所见，郡国长官新任之际，都会最先参拜地方先贤之墓，表彰、优遇先贤子孙，以此作为统治地方的开始。

先贤之所以在地方统治中受到重视，可以从郡太守回避本籍任职的原则和地方豪族势力延伸两方面考虑。正如《后汉书》卷73《朱穆传》注引谢承《后汉书》所记：“年二十为郡督邮，迎新太守，见（朱）穆日，君年少为督邮，因族年二十为郡督邮，迎新太守，见（朱）穆日，君年少为督邮，因族势，为有令德。”东汉时期，地方豪族势力对县令、太守的影响增大，郡中右职多由他们占据。他郡出身的郡太守以表彰在地方上受重视的先贤为纽带，融合与地方豪族的关系。

接下来产生的问题是，从外地赴任的地方官员在刚刚上任时是如何知道任职地先贤墓地情况的呢？上文《三国志·顾邵传》的事例，可以解读为顾邵乘着赴任公车直接到徐稚墓前参拜。可见在上任前，顾邵就已经了解豫章先贤徐稚的情况。

与这个问题相关，近年公布了一些极其有趣的材料。这便是2003年12月至2004年2月在郴州市苏仙桥遗址东汉至宋元时期的古井群中发掘的西晋简。据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处编的《湖南郴州苏仙桥遗址发掘简报》（以下简称“《简报》”），本次出土晋简909枚（包含残简和5枚无字简），简报中公布了163枚（约占整体13%）晋简的释文和49枚图版。据简报介绍，参照简中出现的惠帝元康（291—300）、永康（300—310）和太安（302—304）三个年号，这批晋简的主要内容被定为西晋桂阳郡郡府文书档案。由于简文尚未完全公布，难以作出确切判断，但根据如下几例与上计相关的简，并分析简报中已经公布的163枚简文，可以大致推断这批晋简的内容大部分应与上计有关：

1—68 桂阳郡上城邑户口田租绵绢贾布计喈上书

1—71 城邑户口田租乡亭邮驿米谷绵绢贾布

2—57 伏遣上计掾赍谨上臣君诚惶在这批郴州晋简中，如下三枚与汉故平舆令张喜墓和汉故长沙太守胡滕墓相关的简也包含在上计相关简的部分内：

2—242 汉故平舆令张喜墓石虎

2—228 汉故长沙大（太）守胡滕墓石虎石柱石碑

2—264 汉故郡察孝廉刘尚墓石碑张喜和胡腾在东吴时期张胜所编的《桂阳先贤画赞》中均有本传，可视为桂阳郡的先贤（详细论述见本文第三节）。这种将先贤墓地信息作为上计内容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地方长官对先贤和先贤墓的重视。由此回到前文提到的疑问，太守到任后之所以能够即时参拜任所的先贤墓，可能是因为上计报告中涵盖了先贤墓和石虎、石柱、石碑等相关信息。而且《太平御览》卷860饮食部18“饵粢”条引《风俗通》记载：

汝阳彭氏墓近大道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买数片饵，以归过荫墓树下，以饵著石人头，忽去而忘之。行道人见饵，怪问之，或人调云：“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饵来谢之。”转以相语云，头痛者磨石人头，腹痛者磨石人腹。遂千里来，就号日贤君。如此数年前饵母闻之，为人说之，乃无复往者。

引文细致记载了墓的相关情况。通过引文很容易了解到，彭氏墓前的石人设立在面对大道的地方，而且因为一些细微小事就能成为信仰对象。这种情况对于了解当时乡里社会先贤墓的地位很有助益。

此外，需要引起注意的还有在表彰先贤的同时，往往一并优待先贤之后的情况。据《三国志》卷28《魏书·王浚传》记载：

王凌字彦云，太原祁人也……文帝践阼，拜散骑常侍，出为兗州刺史……徙为扬、豫州刺史，成得军民之欢心。始至豫州，旌先贤之后，求未显之士，各有条教，意义甚美。

王浚在出任豫州刺史之际首先表彰了先贤的子孙后代。

这种对先贤子孙的重视在《后汉书》卷64《卢植传》中亦有表现：

建安中，曹操北讨柳城，过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闾；郑丧子产，仲尼陨涕。孤到此州，嘉其余风。《春秋》之义，贤者之后，宜有殊礼。亟遣丞掾除其坟墓，存其子孙，并致薄酸，以彰厥德。”

材料显示，建安12年（207）曹操征讨柳城途径涿郡时，援引“春秋之义”，认为有必要对贤者（这里指卢植）子孙加以“殊礼”并派遣丞掾清理逝于初平三年（192）的涿郡先贤——卢植的坟墓，慰恤卢植子孙，供上祭酒，以彰显卢植高德。可见，曹操认为表彰先贤除了先贤本身，还应延及先贤子孙。

曹操所言“春秋之义”具体指的是什么呢？《三国志》卷22《卢植传》裴注引《续汉书》中，在记载前引《后汉书·卢植传》相同的事件后，还有“春秋之义，贤者之后，有异于人”的字句，可见，时论认为贤者的子孙与普通人不同。又如《后汉书·卢植传》注引《公羊传》昭公二十年：

君子之善善也长，恶恶也短。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其子孙。贤者子孙，故君子为之讳也。上文指出先贤之善善及子孙，即认为由于受到先贤品德的熏陶，先贤的子孙也会成为品德高尚的人。当时乡里社会对先贤及先贤后代的重视可见一斑。缘此，当政者表彰乡里社会重视的先贤，优待他们的子孙，以顺应乡里舆论倾向为治政方针。

此外，当政者对先贤的表彰和对其子孙的优遇，还可能会为当时的乡里社会带来另外的影响。身为先贤子孙，不仅在乡里社会，也会得到朝廷优待。因此不难推测，当时人们认为若自己的亲戚中先贤辈出，那么自己不仅在乡里社会中地位上升，连带在朝廷中的政治身分也会相应提高。如此一来，对“先贤”的认定，中央政府的意图与乡里社会的认知之间便会产生偏差。

二、中央政府对先贤的认定与管理

前文已经论述了乡里社会对先贤的重视情况。表现之一就是东汉以来，以乡里社会为主体修建的大量私庙和祠堂。这可以作为乡里社会是否将某个故人认定为“先贤”的依据。下面试举几例进一步说明。《后汉书》卷30《杨厚传》记载：

杨厚字仲桓，广汉新都人也……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太尉李固数荐言之。本初元年（146），梁太后诏备古礼以聘厚，遂辞疾不就。建和三年（149），太后复诏征之，经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于家。策书吊祭。乡人谥曰文父。门人为立庙，郡文学掾史春秋飨射常祠之。

广汉人杨厚死后被乡里谥为“文公”，门人为他设立庙祠。郡文学掾史（郡学教官）春秋时节举行飨射（一种飨宴和弓射的仪式）时也常常祭祀他。可见，杨厚庙祭祀已成为地方统治的一部分。

那么，被乡里社会视作先贤并为之立庙立祠的人，是否全部都能受到政府的认可呢？《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记有如下事例：

（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闻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蒸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倡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所亲属以时赐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于是始从之。

诸葛亮死后（263），各地请求祭祀诸葛亮，但因为于礼不合而被禁止。虽然对蜀国功勋卓著，死后却没有获得朝廷的祭祀认可。《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又载“景耀六年（263）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死后30余年终于获得设立祠庙的许可。这表明即使被乡里社会视作贤人，也不一定能够得到中央政府的立即认定。诸葛亮的事例虽然与其他出身于乡里社会的先贤情况有所不同，不过也能暗示当时乡里社会认定与中央政府的认定之间存在一定偏差。

此外，上述史料表明，东汉以来社会上出现为仅有些许善德的先人绘故像、设私庙的风潮，同时也显示出当时蜀地百姓四时季节私行的祭奠已经出现混乱。为了抑制这种混乱，中央政府有必要管理地方祠庙的设立，崇正仪礼。中央政府一方面尊重民众设立的私庙，另一方面又意图对其加以统管。中央政府的这种管理甚至还涉及到古来就有的私庙。如《三国志》卷1《武帝本纪》裴注引《魏书》载：

初，城阳景王刘章以有功于汉，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盛，至六百余祠。贾人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倡乐，奢侈日甚，民坐贫穷，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太祖到，皆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

曹操尚任济南相时，就曾毁坏在当时乡里犹有影响力的西汉功臣刘章祠庙，禁止祭祀。在他掌权之后，进而全面根绝淫祀。

通过以上各例可知，私祠、私庙的滥设会给百姓生活带来混乱，也会成为地方统治的妨碍。因此，为了防止蛊惑百姓的温床——私祠、私庙的滥设，朝廷有必要对先贤进行管理。

《太平御览》卷26时序部“冬”上引《汝南先贤传》：

周举为并州刺史，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骨，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土人每至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少不堪，岁多死者。举既到，乃作弔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止火，残损人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

出身于汝南郡的并州刺史周举废止了介子推忌月不吃热食这种于民众生活不利的旧习，为民去惑，改易风俗。据此可知，王朝禁止的“淫祠”是那些侵害百姓利益的祠庙。文中周举尊崇介子推为贤者，禁止的不是介子推本人，而是以介子推祠庙为中心的迷信风俗。即使是贤者祠庙也可能成为淫祠的温床，这一点非常值得重视。正如前文《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襄阳记》提到的，东汉以来社会上流行着仅有细微善德便修建祠堂庙的风潮，伴随着当时的迷信风俗，可能成为淫祠潜在温床的祠庙在各地大量设立。即便仅从曹操和周举的事例也能看出，对于中央政府来讲这种情况当然应当禁止。

但是从《后汉书》卷30《杨厚传》中杨厚庙的祭祀来看，朝廷并没有取缔所有私祠。如此一来，认定为先贤的标准就成为我们要探讨的话题。下面通过曹魏的例子，对中央政府认定先贤和力图确立这种选择标准的相关活动加以考察。

东晋陶潜撰《圣贤群辅录》引《文帝令》和《甄表状》记载（下文引用的《圣贤群辅录》均指《文帝令》和《甄表状》）：

魏文帝初为丞相、魏王，所旌表二十四贤，后明帝乃述撰其状。魏文帝旌表二十四贤，明帝撰述二十四贤“状”，入选者有杜乔、张奂、向栩、陈蕃、施延、李膺、朱寓、杜密、韩融、荀爽、房植、姜肱、陈球、王畅、申屠蟠、张俭、郑玄、冉璆、李固、郭泰、朱穆、魏朗、徐稚、皇甫规等人。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到丧命于党锢之祸的陈蕃、杜密、李膺和不得已逃亡的张俭等党人，姜肱、申屠蟠、郑玄、徐稚等远离朝政的隐逸之士，张奂、皇甫规这样对战羌、匈奴的度辽将军，还有黄巾之乱中被宦官杀害的向栩。他们都是距文帝（220—226在位）选定二十四贤时，已间隔了两三代（父、祖父辈），活跃于东汉桓（146—167年在位）、灵（167—189年在位）、献（189—220年在位）时期的人士。

二十四贤由文帝选定，明帝授状。其中朱寓的“状”为（引自《圣贤群辅录》）：

司隶沛国朱寓字季陵。一名诩。右一人，访其中正无知行状者。告本郡访问耆老，识寓

云：“桓帝时遭难，无后。”材料表明，郡中正不知道朱寓的事迹，便寻找耆老来了解朱寓的情况。郡中正利用乡里信息参与制作先人“状”的现象值得关注。此外明帝还著有《海内先贤传》，比较汝南郡中正周斐编写的《汝南先贤传》和出自明帝之手的《海内先贤传》，就可以发现明帝在编写《海内先贤传》时利用了各郡中正手中先贤、耆旧的信息。可以说，文帝、明帝选定二十四贤，对之前各郡国编纂的“耆旧传”、“先贤传”和每郡选定的先贤能否得到魏王朝正式认可，均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二十四贤的选定表明这些人正是魏王朝理想的先贤形象，也会成为以后先贤认定的标准。

又《三国志》卷4《高贵乡公纪》裴注引《魏名臣奏》云：

励俗宣化，莫先于表善，班禄叙爵，莫关于显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复命其胤，汉室嘉江公之德，用显其世。伏见故汉大司农北海郑玄，当时之学，名冠华夏，为世儒宗。文皇帝旌录先贤，拜玄适孙小同以为郎中，长假在家。

二十四贤之一的郑玄受到旌表，他的孙子郑小同亦被拜为郎中，获得长假在家的许可。选定二十四贤时不仅表彰先贤本人，还惠及子孙。这种做法会给当时的乡里社会带来不少影响。这或许也是人物传的主流名称在东汉时期为“耆旧传”到曹魏时却转变为“先贤传”的主要原因。例证之一就是《汝南先贤传》。虽然从现存的东汉“耆旧传”中还不能确认传中是否有编者的同族。但是，周斐的《汝南先贤传》中可以发现几篇周斐同族汝南郡安城周氏的传。这种记载汝南郡安城周氏先贤辈出的情况，可能是周斐表达自己与先贤关系的一种方式。如果《汝南先贤传》中的立传者周嘉、周畅、周业、周盤（磐）、周燮、周乘被王朝追认为先贤，安城周氏就会成为先贤辈出的“先贤之家”。

然而，想要成为中央认定的先贤，还需要向朝廷上报。晁载之《续谈助》卷4引殷芸《小说·许劭别传》云：

汝南中正周裴表称：“许劭高节遗风，与郭林宗、李元礼、庐子干、陈仲弓齐名。”《汝南耆旧传》的编者周斐任汝南郡中正时，上表称汝南郡先人许劭“高节遗风”，堪与郭林宗、李元礼、庐子干、陈仲弓等辈齐名。与二十四贤之一朱寓的情况相同，许劭的例子也表明先人的信息是通过郡中正向中央上表报告的。

这种郡中正掌握的资讯和各郡国编纂的“耆旧传”、“先贤传”向中央汇报的情况，在《华阳国志》卷11《后贤志·陈寿传》中有如下记载：

大同后，察孝廉，为本郡中正。益部自建武后，蜀郡郑伯邑太尉赵产、及汉中陈申伯、祝元灵、广汉王文表，皆以博学洽闻，作巴蜀耆旧传。寿以为不足经远，乃并巴汉撰为益部耆旧传十编。散骑常侍文立表呈其传，武帝善之。（再）为著作郎。

西晋统一天下后，时为郡中正的陈寿编纂了《益部耆旧传》。成书后，散骑常侍文立上表将这部《益部耆旧传》呈给武帝。可见，武帝知晓各地在编纂“耆旧传”、“先贤传”。而且，郡中正陈寿正因为编撰《益部耆旧传》表现出的优秀才能而被任命为著作郎，掌管史书撰写。这再次证明“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不仅仅是乡里社会的自矜行为。又《宋书》卷14《礼志一》载：

魏国初建，事多兼阙，故黄初三年，始奉璧朝贺。何承天云，魏元会仪无存者。即使仪注不明，魏王朝还是举行了元会。前文已述，元会时各郡国上计报告，曹魏可能也是在元会时上计汇报先贤情况。

如上所示，中央在认定先贤时，利用各郡中正编写的先人状和当时各个地方盛行编写的“耆旧传”、“先贤传”的情况更加明晰。接下来，中央对先贤的认定和管理在西晋时期出现了划时代的事件。《晋书》卷26《食货志》记载：

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廕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

规定了依据官品可占田的最高限额。文中规定，依据官品高低，官员亲族的恩荫也有级差，对宗室、国宾（二王三恪，即夏商周后裔，以及东汉后裔山阳公、魏陈留王）和先贤子孙的处理也一样。这是中央明确承认先贤子孙具有特权身分的重要史料。

此外，“先贤之后”范围的界定也存在疑问。中岛敏编写、西岛定生译注的《晋书食货志译注》将文中的“先贤之后”解释为“古代圣贤的子孙，即孔子的子孙等”。然而，以《先贤传》为首，难以确定当时史书中的“先贤”指的就是孔子。权举一例说明，《晋书》卷92《文苑传·袁宏传》记载：

（袁宏）后为《东征赋》，赋末列称过江诸名德，而独不载桓彝。时伏滔先在温府，又与宏善，苦谏之。宏笑而不答。温知之甚忿，而惮宏一时文宗，不欲令人显问。后游青山饮归，命宏同载，众为之惧。行数里，问宏云：“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

袁宏撰写的《东征赋》中罗列了诸多东晋以后有名德的人士，却没有记载当时权臣桓温的父亲桓彝，桓温对此抱有怨恨。文中桓温就称他的父辈诸人为“先贤”。因此，本文倾向于认为《晋书·食货志》中的“先贤”指的是与当时时代相隔不远的贤者。如果以上的认知不致大误，那么《晋书·食货志》的这条材料可以说正式明确了中央对先贤的认定、管理以及先贤子孙特权身分获得的标准。

综上所述，中央政府尊重乡里社会重视的先贤，地方长官在上任后立即参拜先贤坟墓，优待先贤子孙。与此同时，又基于防范地方滥立私庙、私祠引起民乱的统治需要，中央也致力于管理各个郡国的先贤。尤其是曹魏，采取了由王朝认定先贤并优待其子孙的措施。

另一方面，鉴于政府将先贤子孙也视作贤人加以优待的举措，乡里社会为了取得由中央认定的“先贤之后”的特权身分，在三国时期以后，编纂主流由“耆旧传”转为“先贤传”。从这个层面讲，乡里社会编纂“耆旧传”、“先贤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政策导向的结果。

三、上计制度与《襄阳耆旧记》

东晋时期出现了与以往“耆旧传”、“先贤传”体裁完全不同的人物传。这就是因撰写《汉晋春秋》而知名的习凿齿编纂的《襄阳耆旧记》。《郡斋读书志》卷9《襄阳耆旧记》条记载：

右晋习凿齿撰。前载襄阳人物，中载其山川城邑，后载其牧守。隋《经籍志》曰《耆旧记》，

唐《艺文志》日《耆旧传》。观其书纪录丛脞，非传体也，名当从《经籍志》云。

《襄阳耆旧记》不仅记载了襄阳人物，还记有襄阳地区的山川城邑、牧守等信息。实际上，从现存《襄阳耆旧记》来看，本书不仅记载了出身襄阳的先人，还涵盖了刺史、山、陂、池子、水、城、台、坛、坟、冢、亭子、桥等内容。

下面将比较现存《襄阳耆旧记》的佚文与传统“耆旧传”、“先贤传”的异同，并从它们与上计制度的关系角度进一步深入讨论。

首先选取荆州地区编纂的以下几种“耆旧传”、“先贤传”作为传统“耆旧传”、“先贤传”的分析对象（各个传记的具体情况，即卷数、编者均依据《隋书》卷33《经籍志》史部杂传类和《旧唐书》卷45《经籍志》乙部史录杂传类以及《新唐书》卷58《艺文志》乙部史录杂传记类）。

1.《桂阳先贤画赞》，编者东吴左中郎张胜，内容不详。除《隋书·经籍志》记为1卷外，其它目录均记为5卷。由于本传之外还有“画赞”，多出的几卷可能是“画赞”部分。本书尚存佚文10条，立传者包括张熹、成武丁（武丁、成丁、成子）、程曾（程曾）、胡滕、苏眈、罗陵六人。

2.《桂阳先贤记》，历代书目未收载，编者、卷数不明。佚文1条。立传者1名（苏眈？）。

3.《桂阳先贤传》，历代书目未收载，编者、卷数不明。佚文6条。立传者4名（张熹、罗陵？、程桓、苏统、苏躭）。

4.《零陵先贤传》，编者不明（《五朝小说》、《说郛》记为司马彪撰，但依据不明），1卷，佚文22条。立传者刘巴、郑产、周不疑。又《太平御览》卷978菜茹·瓜条引用了《零陵仙贤传》，不知与《零陵先贤传》有何关联，立传者李融。现存《零陵先贤传》佚文中无此条内容。

5.《武陵先贤传》，历代书目未收载，编者、卷数不明。仅见《水经注》卷36、《艺文类聚》卷5、《北堂书钞》卷66、卷73中共4条佚文。可以确认的立传者有武陵汉寿人潘京（景）、王坦2人。

6.《长沙耆旧传》（或称《长沙耆旧传赞》、《长沙旧部传》），编者晋临川王郎中刘或。刘或的具体情况不明。本书书目和卷数在各个书目中均不同（《隋书》卷33：《长沙（耆）旧传赞》三卷、晋临川王郎中刘或撰。《旧唐书》卷46：《长沙旧邦传赞》三卷、刘成撰。《新唐书》卷48：刘或《长沙旧邦传赞》四卷。只是仅从现存佚文难以确认是否就是《旧唐书》、《新唐书》收录的《长沙旧邦传赞》。佚文最多的是《长沙耆旧传》，有27条，《长沙耆旧传赞》5条。此外还能确认的有《长沙旧部传》1条。

7.《荆州先贤传》，《隋书》未收录。依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编者高范，3卷。现存佚文9条，立传者有董正、庞统、罗献、马良4人。

8.《荆州先德传》，历代书目未收载，编者、卷数不明。佚文6条。立传者有庞统、吕义、费袆、罗献4人。

仅从以上八种《先贤传》、《耆旧传》的佚文来看，全都只记录先贤的事迹（如孝、廉、义、清等方面）。与此相对，《太平御览》卷492人事部“贪”条引《襄阳耆旧记》：

罗尚贪而不断，付任失所，故遂至大败。蜀人不堪其征求，数万人共连名诣太傅东海王，言

之日：“尚之所爱，非邪则佞，尚之所憎，非忠则直。富拟鲁卫，家成市廓，贪如虎狼，无复极已。”本条详细记录了评价极差的罗尚（襄阳人）的事迹。这与传统“耆旧传”、“先贤传”的立传内容有所不同。由此可知，《襄阳耆旧记》的编纂目的并非仅仅为了夸耀乡里。

除此之外，《襄阳耆旧记》与其它“耆旧传”、“先贤传”的不同之处，还在于记录牧守（刺史、太守）这一点。前文已经提到牧守出任时有回避本籍的原则。也就是说，与传统“耆旧传”、“先贤传”仅记录出身于本地郡县的先贤不同，《襄阳耆旧记》还为并非襄阳出身的人物立传。《太平御览》卷465人事部“歌”条引《襄阳耆旧传》载：

襄阳太守胡烈有惠化，百姓歌曰：“美哉明后，雋哲惟嶷，陶广乾坤，周孔是则，文武播畅，威振遐域。”

引文记录了百姓称颂襄阳太守胡烈善政的歌谣。

最后，《襄阳耆旧记》的独有特点是它还记载了山川、城邑。《三国志》卷56《吴志·朱然传》裴注引《襄阳记》记载：

祖音如租税之租。祖中在上黄界，去襄阳一百五十里。魏时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万余家屯此，分布在中庐宜城西山鄢、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陆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谓之粗中。

引文就襄阳郡内的“祖中”，记录了它与治所襄阳的距离以及土地的肥瘦情况等问题。又如《续汉书·郡国志四》荆州条注引《襄阳耆旧传》云：“县西九里有方山，父老传云交甫所见玉女游处，北山之下曲隈是也。”可见，书中还留存有对山的相关记载。

那么为何《襄阳耆旧记》会记录传统“耆旧传”、“先贤传”中不会收录的身负不良事迹的先人、并非襄阳出身的牧守、甚至传统人物传中完全没有的山川、城邑呢？前文已经指出“耆旧传”、“先贤传”的编写与上计制度以及郡中正编纂的故人之“状”关系密切。下面想利用《晋书》卷42《王浑传》中记录的王浑关于上计的上表和郴州晋简，考察《襄阳耆旧记》的编纂问题。

《晋书》卷42《王浑传》记载：

（惠）帝尝访（王）浑元会问郡国计吏方俗之宜，浑奏曰：“陛下钦明圣哲，光于远近，明诏冲虚，询及刍荛，斯乃周文畴咨之求，仲尼不耻下问也。旧三朝元会前计吏诣轩下，侍中读诏，计吏跪受。臣以诏文相承已久，无他新声，非陛下留心方国之意也。可令中书指宣明诏，问方土异同，贤才秀异，风俗好尚，农桑本务，刑狱得无冤滥，守长得无侵虐。其勤心政化兴利除害者，授以纸笔，尽意陈闻。以明圣指垂心四远，不复因循常辞。且察其答对文义，以观计吏人才之实。又先帝时，正会后东堂见征镇长史司马、诸王国卿、诸州别驾。今若不能别见，可前诣轩下，使侍中宣问，以审察方国，于事为便。”帝然之。

这是一条惠帝（290-306年在位）咨询王浑元会仪中如何询问郡国上计吏“方俗之宜”的史料。从其回答可知，王浑认为应从方土异同（不同地域的区别）、贤才秀异（各个地区的贤人）、风俗好尚（各个地域的风俗喜好）、农桑本务（农业发展的情况）、刑狱得无冤滥（刑罚情况）、守长得无侵虐（地方长官是否侵害百姓）六个方面询问上计吏。惠帝很认同，所以西晋惠帝以后，上计的报告还包括了以上6项内容。

下面联系王浑上表，再对《襄阳耆旧记》佚文和带有惠帝年号的郴州晋简加以探讨。

首先，《太平御览》卷22时序部“夏中”条引《襄阳耆旧传》：

黄穆字伯开，博学为山阳守，有德政。弟奂字仲开，为武陵太守，贪贿无形，武陵人谚曰：天有冬夏，人有二黄。

引文记载了武陵人评价汝南郡出身的武陵太守黄奂为政不如其兄黄穆的事例。这应该就是王浑上表言说的“守长得无侵虐”。

《晋书》卷90《良吏传》曰：

泰始受禅，改物君临，纂三叶之鸿基，膺百王之大宝，劳心庶绩，垂意黎元，申敕守宰之司，屡发忧矜之诏，辞旨恳切，诲谕殷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当此时也，可谓农安其业，吏尽其能者欤！而帝宽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厉俗，政刑以之私谒，贿赂于此公行，结绶者以放浊为通，弹冠者以苟得为贵，流遁忘反，寝以为常。

武帝之时，屡次“优矜之诏”，意在推进“直道正身”“抑末敦本”“农安其业”“吏尽其能”，并试图改变“未能厉俗”“政刑以之私谒”“贿赂于此公行”等状况。

实际上《晋书》卷3武帝纪泰始四年（268）六月条记载说：

六月丙申朔，诏曰：“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职宣风展义也。见长吏，观风俗，协礼律，考度量，存问耆老，亲见百年。录囚徒，理冤枉，详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无有远近，便若朕亲临之。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田畴辟，生业修，礼教设，禁令行，则长吏之能也。人穷匮，农事荒，奸盗起，刑狱烦，下陵上替，礼义不兴，斯长吏之否也。若长吏在官公廉，虑不及私，正色直节，不饰名誉者，及身行贪秽，谄黩求容，公节不立，而私门日富者，并谨察之。扬清激浊，举善弹违，此朕所以垂拱总纲，责成于良二千石也。於戏戒哉！”

文中事无巨细地记载了郡守于地方统治中应遵循的规范。又同传武帝纪泰始四年（268）十二月条载： 班五条诏书于郡国，一日正身，二日勤百姓，三日抚孤寡，四日敦本息末，五日去人事。

武帝向地方郡国颁布“五条诏书”。可见武帝对地方统治的忧虑。非常巧合的是，在郴州晋简中也可以看到与上计有关的泰始四年（268）五条诏书相关简，而五条诏书在《文馆词林》卷691中称作《西晋武帝戒郡国上计掾史还各告守相敕》。

关于各个郡国上计吏与皇帝敕戒之间的关系，据《宋书》卷14《礼志一》引晋武帝咸宁年间（275-279）更定的“咸宁仪注”：

晋武帝世，更定元会注，今有《咸宁注》是也……《咸宁注》，先正月一日，守宫宿设王公卿校便坐于端门外，大乐鼓吹又宿设四厢乐及牛马帷閤于殿前……漏未尽七刻，群司乘车与百官及受贽郎下至计吏，皆入，诣陛部立。…乃召诸郡计吏前，授敕戒于阶下。

规定诸郡上计吏于元旦接受皇帝敕戒。

武帝对郡国守相异乎寻常的关注由以上事例可见一斑。这应该与王浑上表中主张应考察的“守长得无侵虐”一条相关。如上所示，王朝对各个郡国的勅戒通过上计吏下达到各地，显示出当时上计制度在对地方统治中的重要性。

但为何《襄阳耆旧记》会记载已去世的牧守呢？《三国志》卷15《魏书·贾逵传》载：

薨，谥曰肃侯。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为刻石立祠。青龙中，帝东征，乘辇入逵祠，诏曰：“昨过项，见贾逵碑像，念之怆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长。逵存有忠勋，没而见思，可谓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劝将来。”

豫州刺史贾逵死后，豫州吏民为他刻石立祠。还值得注意的是，此后明帝在青龙年间（《三国志》卷3《明帝本纪》青龙二年（234）秋七月壬寅条）东征的时候，路访吏民修建的贾逵祠堂，瞻视贾逵的石碑和造像，表彰贾逵，并向天下公布贾逵功绩，以劝将来。又有同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记载：

甘露二年，车驾东征，屯项，复入逵祠下，诏曰：“（贾）逵没有遗爱，历世见祠。追闻风烈，朕甚嘉之。昔先帝东征，亦幸于此，亲发德音，褒扬逵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礼贤之义，或扫其坟墓，或修其门闾，所以崇敬也。其扫除祠堂，有穿漏者补治之。”

高贵乡公在甘露二年（257）东征时再次路经贾逵祠，命人扫除祠庙，加以修缮，可知中央事后承认了被乡里吏民视作先贤的贾逵。如此例所示，即使牧守已死，牧守及其祠堂在其任职地仍保有一定的影响力，连朝廷也无法忽视。这可能就是《襄阳耆旧记》中留存有牧守记录的主要原因。

前引郴州晋简中包含有“汉故平舆令张喜墓石虎（2-242）”、“汉故长沙大（太）守胡滕墓石虎石柱石碑（2-228）”等关于先贤坟茔情况的报告。这应该属于王浑说的“贤才秀异”。

除《襄陽耆旧记》的事例之外，《水经注》卷21引《桂阳先贤画赞》中记载：

临武张熹字季智，为平舆令。时天下大旱，熹躬祷雩，未获嘉应，乃积柴自焚。主簿侯崇，小史张化，从熹焚焉。火既燎，天灵感应，即澍雨。此熹自焚处也。

又《太平御览》卷606文部“板”条引《桂阳先贤画赞》记载：

胡滕为南阳从事，遇大驾南巡，求索揔猥。滕表曰：“天子无外，乘舆所幸，便为京师。臣请荆州刺史比司隶，臣比都官从事。”帝奇其才，悉许。大将军西曹椽亡马，召滕，因作都官鹄头板，召百官敬服。以上材料均表明两人在桂阳郡被视为先贤，同时也显示出在乡里社会中被认定的先贤之墓会作为上计内容被报告。

又如《艺文类聚》卷9水部下“陂”条引《襄阳耆旧记》云：“宜城县东北角，有熨斗陂”，记录了陂的位置。《续汉书·郡国志四》荆州·南阳郡条引《襄阳耆旧传》：“有松子亭、下有神陂、中多鱼、人捕不可得”记录了亭和陂（“中多鱼”）的情况。这些应该是“方土异同”（或者是“方土异同”的基础材料）。关于陂中多鱼的情况在郴州晋简里有如下记载：

2-261 土地生鱼龟鳖蜺（鱼荣）鰬鯄（鱼小）（鱼尾）鱖（鱼丰）

该简留有桂阳郡采集鱼种的记录。推测不误的话，这可能是陂中所捕鱼群种类的报告。此外，在另外的郴州晋简中还有如：

2-156 土地生木松杨楮棐黄薪椒柟梓楑板樜桑枹

2-180 土地生熊虎豹独蛇蜈蚣蟊能毒害人陆生之属

该简留存有桂阳郡水生、陆生各种动植物的记载。这使人联想到《襄阳耆旧记》里关于山川的记载。在郴州晋简里还有关于“亭”的记载：

1-26 都邮南到谷驿廿五|里吏黄明士三人|主

1-74 挛德亭到故佳邮六里废无居人今置迷桥驿

该简记录有亭的设置，各个邮亭间的距离、存废、人员配置等内容。而《艺文类聚》卷49职官部“鸿胪”条引《襄阳耆旧传》云：

习郁为侍中，时从光武幸黎丘，与帝通梦见苏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鸿胪，录其前后功，封襄阳侯。使立苏岭祠，刻二石鹿，侠神道，百姓谓之鹿门庙。或呼苏岭山为鹿门山。

文中记录有祠、石像和山。郴州晋简里也有：

2-200 桐粱溪原（源）出县翁原山

2-224 逋溪原（源）出县阳山

简文中留有桂阳郡管辖下的山、河、溪流流向的记录。

那么为什么中央政府要通过上计制度掌握各地山川的情况呢？关于这个问题，在《宋书》卷17《礼志》中还有如下记载：

汉时城阳国人以刘章有功于汉，为之立祠。青州诸郡，转相放效，济南尤盛。至魏武帝为济南相，皆毁绝之。及秉大政，普加除翦，世之淫祀遂绝。至文帝黄初五年十一月，诏曰：“先王制祀，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川泽，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礼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明帝青龙元年，又诏：“郡国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诏：“昔圣帝明王，修五岳、四渎，名山川泽，各有定制。所以报阴阳之功，而当幽明之道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也。故史荐而无愧词，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代信道不笃，僭礼渎神，祈请，曾不敬而远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扇，舍正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旧礼，具为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报，而妖淫之鬼，不乱其间。”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厉殃及禳祠。”诏曰：“不在祀典，除之。”

从三国魏文帝黄初五年（224）、明帝青龙元年（233）以及西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对山川祭祀的态度可以看出，与对各郡国先贤的管理相同，对地方山川的祭祀同样出现由中央主导的取向。这可能表明，乡里社会的山川祭祀也与先贤一样，不一定与中央认定的祭祀完全一致。

如上所述，《襄阳耆旧记》中除了记录传统“耆旧传”、“先贤传”的立传内容（贤才秀异），至少还增添了西晋时期上计报告中方土异同、风俗好尚、守长得无侵虐等内容。通过与西晋时期上计报告的内容比较，基本可以确定《襄阳耆旧记》是西晋以降，在上计对象发生变化的背景下编纂的。

然而，在刘宋以后“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出现剧减的情况。《宋书》卷3武帝纪永初二年（421）条记载：

夏四月己卯朔，诏曰：“淫祠惑民费财，前典所绝，可并下在所除诸房庙。其先贤及以勋德立祠者，不在此例。”

刘裕受禅不久就废除了“惑民费财”的各种淫祀。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先贤”和“勋德”立祠者并没有被废除。也就是说，此时王朝有明确标准区分先贤祠和淫祀。

刘宋以降，中央完成对先贤的控制。与此相应，以先贤子孙的身分获取特权的途径断绝。这可能正是“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剧减的重要原因。中央对乡里社会的控制不仅停留在先贤，更延伸到山川。这可能也影响了刘宋时代以后地理书的内容。

结语

东汉以后，乡里社会出现了重视彰显先贤的风潮，中央通过上计获取地方先贤的信息，利用这些先贤实现对地方统治。从中央统治地方的角度看来，如何掌握和管理受到乡里社会认可而设立的先贤祠堂很重要。因为东汉时期各地为优秀先人设立了数量众多的私祠、私庙供乡里社会尊仰，也有为些许细小功绩和善行就立庙、立祠的倾向。这些祠庙虽是受到乡里社会重视，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惑坏百姓生活的淫祠。因此，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有必要设定针对先贤祠的判断标准。中央采取了利用各个郡国的上计控制和管理郡国先贤的办法。

这种努力在东汉以后一直延续，三国时期魏文帝、明帝选定二十四贤并撰写二十四贤状，明帝编制《海内先贤传》等一连串选定先贤的政策，正是这种努力的表现。此后，中央政府对先贤的认定通过规定占田制中先贤子孙可占份额，至此，这一制度迎来划时代的变化。

另一方面，与中央政府想要稳固地方统治的意图不同，抱着提升自身社会和政治地位的期待，乡里社会编纂“耆旧传”、“先贤传”的风潮进一步深化。中央政府出于地方统治的必要，控制并选定先贤，表彰先贤，优待先贤子孙。这种政策引发了乡里社会“耆旧传”、“先贤传”的持续编纂。也就是说，中央政府以选定二十四贤为契机，在占田制中划时代地明确确立了先贤子孙具有的特权。因为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乡里社会努力编纂“耆旧传”和“先贤传”。

乡贤事迹材料篇4

邵根才先生几十年来，无论身在何处，处在何种岗位，对收藏始终痴心不改。目前他已经收藏了10大主要类别的藏品3万余件，涉及古书、钱币、字帖、铜器、各种票证、邮品、门券、报刊等，可谓洋洋大观。他先后在县、市和农村举办过个人邮展等展览10次。1993年，他因成功举办《迎接东亚运动会献爱心邵根才集邮义展》而被邀请参加了首届东亚运动会开幕式。

他收藏的明显特点是极具史料性。在他的收藏品中有1952年棉花保本保值存折及当时奉贤县最早的城镇居民粮食供应证等新中国早期物品200多件。除此之外，他的藏品还有系统性，能从某个侧面反映历史演变的过程，如自1960年7月他的家乡第一次用电起直到现在40多年的电费账单他都有保存，几乎不缺，这些展品在上海市档案馆《百姓档案话发展》展览上一露面，便引来了不少好奇的参观者。

为了从不同角度反映本地区的历史变迁，他还有意识地收藏本地的史料，如《奉贤报》、《奉贤文化》、《航星报》、《新高潮周报》等十多种本地区出版的报纸。他还历时多年将奉贤两个知名品牌“神仙”酒和“鼎丰”腐乳的商标收集齐全，并将生动展现两家企业辉煌发展历程的122种“神仙”酒标和140种“鼎丰”腐乳商标捐赠给区档案馆保存。

乡贤事迹材料篇5

水乡的柔美，在吱吱呀呀的船声中若隐若现；翘起的黑褐色屋檐滴下水滴，落在门口的青石上。吧嗒！水珠四散开，溅起千年的涟漪。

时光荏苒，倏忽而至，高楼迭起，千年的承载开始翻启。历史在讲述，倾听，我们曾经的故事。

身边被遗忘的

很多人都认为，到上海旅游，除了购物和消费，就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玩了，尤其是有着人文意义的历史景点，就更少了。而上海人自己呢，每逢到了节假日，都是跟朋友或者家人一起去外地旅游，最喜欢去的，还是上海周边地区的水乡，除了交通比较方便外，这些江南小镇也能唤起他们亲切的感觉，从大名鼎鼎的周庄，到情调浓浓的西塘，再加上乌镇、锦溪……许多地方都让他们流连忘返。

但是，很多人都忘了，上海本身就是一个从江南水乡发展起来的大都市，这里有江南水乡的“根”，所以，如果我们顺着“江南水乡”这条脉络仔细寻下去，就会发现这里：浦东――高桥。

几百年前，这里半里一桥，百尺一河。一些和乐安睦的江南小村散落在周围，偶尔一些深宅大院显示着主人在这个村子里的地位，这就是高桥。据说高桥是当时浦东第一个开埠点，船来人往，很多最初的贸易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现在，大多数人对高桥的印象就是“浦东外高桥保税区”，知道这里是很多世界高端企业所在地，也是上海经济和工业发展的大本营。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还是一个有着870多年历史的江南小镇，早在宋建炎三年（1129年）就设立行政建制，比“上海镇”还早138年。1963年高桥农业中学操场出土了宋黄保墓志铭，按照上面的文字推算，高桥已有上千年历史。

高桥镇位于浦东新区，在上海市的东北角方向，是浦东地区乃至上海市，为数不多的具有较长历史根源和历史传承的地区。最初的高桥镇是历史上川沙地区的四大名镇之一，早在600年前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时，海运总督奉命在高桥地区筑了一座30余丈高，百丈见方的土山，由明永乐皇帝亲自命名为宝山，一时名声大震，成为当时长江口的一个航海标志，一直到现在，当年永乐皇帝亲自撰文的“宝山烽堠碑”还被完好的保存在高桥中学内。

现在高桥镇里，还有一座老宝山城遗址，并且留有一座完整的城门和大概60米长，2米到3米高的土城墙，记录着这里曾经的辉煌和灿烂。

高桥镇以前是建立在青浦港基础上的，当时有一条东西向的黄潼港贯穿于青浦港的北街，为了方便两岸居民往来，要在北街上修建一座桥，因为黄潼港沟通黄浦江和东海，为航运要道，所以桥要建得高，大船通行才会没有妨碍。于是，当时北街的一户高姓大家，出资修建了这座桥，人们为了感谢这户高姓人家，给这座桥取名“高桥”。 后来这个镇子沿着这座高桥，逐渐发展壮大，就取名叫高桥镇。清初的时候，因为在东西方向筑护塘，黄潼港和黄浦江、东海不再相通，航运功能逐渐丧失，高桥也慢慢成了摆设。一直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镇子上的居民决定“填筑马路，以利交通，而迁其桥于迤西之港口，以留旧名”才拆除了古高桥，但是高桥镇这个名字却越叫越响了。

随着镇子的发展，人越来越多，各种商铺开始出现，人们用水逐渐困难，再加上清光绪年间，这里一场大火成灾，人们开凿了两口井，除了饮用，还特别注明“消防”的作用。

现在顺着高桥镇的花山路走，就会发现一座《古高桥旧址》碑和井，而这口井，就是后来被移走的“双井”。

高桥镇里走走，除了跳入眼帘的一些古建筑的痕迹外，不断会有意外的发现，如果运气好，会碰到当地的一些老人，给你讲一些高桥的故事，体会原汁原味的高桥历史。

曾经的故事

高桥镇是浦东乃至上海的建筑里，明清古建筑数量最多，也保存最好的一个地方，这里有着“藏在深闺人不知”的大户人家故居，也有着大张旗鼓修缮完好的深宅大院。其中在高桥老街上，就有着20多幢保存完整，极具民居特色的建筑，“仰贤堂”就是其中的一幢。

仰贤堂又叫“沈宅”，建造人沈晋福，高桥人。沈晋福因家境贫困，14岁就出门当学徒，后来靠岳丈瞿赞卿资助买了台缝纫机，自己经营了一家“五洋店”（经营面粉、煤油、肥皂、火柴、蜡烛的商店），叫“晋泰号”。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已有相当规模，在同业中小有名声。于是在家乡一面翻建小浜路“兰发堂”老宅，改善族中兄弟家属的居住条件，同时在东街典当桥头购地兴建新宅，取名“仰贤堂”。

沈晋福有强烈的万事追求牢固的要求，于是在做工用料上精益求精，牢又求牢。如果用现在的建筑设计要求来审视这座建筑，则用材上有不少冗余和浪费。但正是由于如此执着的追求，才使它能经受住解放战争枪弹、炮火的轰击。尽管屋面上被迫击炮弹打得千疮百孔，维修时却没有添补一片青瓦，只要把边上厚实的瓦层匀一匀就够了。沿河驳岸和地下室防水层也牢固如初，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由于追求高标准，工程费用一加再加，使沈晋福不胜重负，精力憔悴。没等到房屋的内装修完全竣工就患病身亡，享年48岁。对于这幢竭尽精力建造的住宅，他只得到了在新宅大厅里入殓出殡的荣耀，而没有真正享用过一天。

1949年上海解放时，由于仰贤堂沈宅楼层较高，被作为据点之一，曾经在此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这所建筑凭借着围墙高耸、结构坚固而得以幸免。但主楼的东侧外墙、屋面，受到了严重的炮火创伤，街面房则大部毁于火海。为了显现当年的情景，现在虽然经过修葺，但是还保留着当年炮火留下的弹坑。

现在的仰贤堂，就像一座城堡似的，魁梧宏伟，巍然屹立。“身穿”古色的外墙面，一共有3层楼面。从远处望去，就好像是一幢水上的仿古游船。由于仰贤堂倚水而建，当年还特意搭建了一个露天的“跳水台”。

仰贤堂除了有很多中式的建筑风格，也糅合了非常多的西方建筑特色，是典型的中西结合的建筑。当年在建造的时候，建筑者采用了一些当时传入不久的西方建筑材料和建筑风格，在屋角山墙上又塑有西式图案。玻璃门窗的花格和插栓扣件也都是西式的，内装修中采用了西式大吊灯，厢房和厢房楼里装着四只西式壁炉。建房的用材很讲究，门窗用的菲律宾柳桉，都经过熏蒸处理，不会变形。屋面檩条是直径25厘米的洋松。整个住宅找不到一处木节巴，木材上有节巴的都经过挑选剔除。

以前，每年端午节高桥镇界浜上划龙舟，仰贤堂两旁的水埠是最佳的观赏点，到了盛夏酷暑，年轻人到河中游泳戏水，仰贤堂的依水平台是最佳的跳水跳台。由于仰贤堂主人沈老板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又怀着为家乡人做点事情的理想，所以在建房的同时在后墙门外典当桥边还修建了一座2米宽的公共水埠，这是高桥镇上最宽大的水埠。当时镇上运输主要靠水路，这座水埠舟来船往，装卸工人的吆喝声早晚不断，一片繁华景象。

现在的仰贤堂，经过高桥镇的重新修缮，成为“高桥历史文化陈列馆”，展示着高桥这个文明古镇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里面有着600多件展品，大都是来自当地民间。有“历史文物展厅”、“高桥建筑展厅”、“高桥名人展厅”等很多不同类别的展厅。

历史文物展厅里囊括了高桥历史上有着考古价值的一些文物，有石碑、石雕、文拓、一些书法和古画，还有几张地图，从地形上，记录了高桥从无到有的地形变化，以及高桥历年历代的区域划分，有意思得很。

有一种说法，就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外滩的建筑中，有四分之一是高桥人造的，确实，高桥曾出现了享誉上海的营造商，建设了上海非常多的著名建筑，外白渡桥、中国银行大楼等一些优秀的建筑就是高桥人承建的。仰贤堂里的“高桥建筑展厅”里就把这些高桥人的辉煌呈现出来。

此外，还有很多的历史展厅，都在一一向我们讲述高桥的故事。

时尚的辉煌

高桥港

2002年开工建设的高桥港，成为现在高桥镇的一处标志性景观。高桥港的河道全长2.45公里，河面西段宽37米，东段宽24米，河道的南岸有各种景点，人工岛、河道支流、植被坡地，还有游船码头；北岸设置了观景平台、湿地；两岸种植了很多风信子、郁金香、向日葵等各色鲜花，每逢开花的时候，整个高桥港就给人一种浓浓的荷兰风情，再加上大大的风车、荷兰木鞋等一些荷兰文化的代表标志，恍惚间，还以为自己是身在荷兰的某个小镇上呢。

在高桥港的荷兰风车不远处，有一处面积在1平方公里的“荷兰新城”，这里是一个有着荷兰风情的居民区，现在第一期的房子已经有居民入住了。“荷兰新城”里建设了具有荷兰风貌的教堂、文化广场，还有着浓烈异域风貌的“海员俱乐部”。和不远处的高桥港浑然一体，成为高桥镇的文化休闲地。

滨江森林公园

滨江森林公园位于高桥北端，是上海最大的湿地公园，在长江、黄浦江、东海三水交汇的地方，有着天然的独特环境。这里原本是三岔港的一个苗圃，本来就有这丰富的植物资源，再加上原有的自然的河流植被，小型森林带，就形成了现在的滨江森林公园的雏形。整个森林公园有着原始的河流和湖泊，还有沼泽地，人工建设的沙滩，草地。

太平天国烈士墓

太平天国烈士墓位于高桥镇西北屯粮巷。为纪念1882年在高桥与清军和洋枪队英勇战斗而牺牲的150名太平军战士，先筑“长坟”，1954年重建，1988年进行过重修。

1862年1月，太平军第二次进军上海，占领了奉贤、金山、南汇、川沙后，又攻克高桥。高桥是上海的咽喉，中外反动派感到不安。于是华尔的洋枪队和英法侵略军乘炮舰扑向高桥。太平军建立堡垒、炮台约五六十处，顽强地抗击侵略军和清军。侵略军竟纵火焚烧高桥镇，包围太平军，太平军迫于形势遂向南转移。在高桥之役中，太平军牺牲战士很多，后都葬在屯粮巷。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勘查，整理墓地，并立有“太平天国烈士墓”碑。

高桥特产

高桥绒绣

高桥绒绣的制作风格非常像现在风靡的“十字绣”，但是比十字绣要复杂，绣出的图案颜色也要靓丽很多。其实早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高桥的传统工艺“三刀一针”已经名扬上海，而这一针就是编织“花边”和“绒绣”的绣花针。而且，早在1914年，高桥的编织花边就已经出口到美国等欧美国家了，而绒绣更是被很多的人喜爱。高桥的绒绣色彩丰富、典雅，表现粗犷、逼真，有些油画的风格。大型的绒绣作品，显得雍容华贵，小巧的绒绣礼品，精致优雅，显出美妙绝伦的工艺。很多的高桥绒绣作品都被当作礼物送给来访的其他国家元首。

高桥松饼

乡贤事迹材料篇6

[关键词]文庙；儒学；静宁

[中图分类号]K928.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2-0025-05

文庙是祭祀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建筑物。从唐代以来，各地或即庙建学，或因学修庙，于是“庙学”连称。明代静宁州城内有两处庙学，一处是西北隅的洪武庙学，一处是东南方的嘉靖庙学，两处庙学的规模是经过多次扩增修葺形成的。

明初，静宁州知州欧阳信在元设儒学于州城西北隅紫极观的基础上，创建了洪武庙学。欧阳信于洪武四年(1371)任知州，在静宁任职九载，创建庙学是其主要政绩之一。《静宁州志》称“承元季丧乱，建署立学，一切创制规划，为静宁重开草昧者信也”。所谓“重开草昧”，是指他把儒学与其他宗教区分开来，最早在州城内建修了庙学。

洪武二年(1369)，明朝廷诏令天下郡县立学，“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此最急务，当速行之”，“其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以作养士类”。此诏反映出朱元璋想通过科举招纳人才，充实各级官僚机构的迫切愿望。洪武三年(1370)，建立科举制度，规定以八股文取士，专取“四书五经”命题考试。洪武四年(1371)正月下诏设科取士。在朱元璋的大力倡导和强令推行下，各地掀起兴建庙学的高潮，欧阳信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建了静宁州庙学。

明初，静宁州城人口稀少，读书人不太多，因此，洪武庙学中的文庙仅为三开间。随着时间的推移，静宁人口逐渐增加，崇尚科举的读书人也相应增多。到了明中期，紫极观一带儒学比道教兴盛，道教设施大部分变成了儒学的教育设施，进而行成了“前庙后学”的局面，即文庙在儒学之南。尽管有永乐十二年(1414)、天顺六年(1462)知州史信、郭增先后续建、扩建，但还是显得很窄小，与当时明代静宁州的教育快速发展状况不相适应。再加上天灾人祸，到嘉靖初年建筑损坏严重。正如胡缵宗所说：“庙坠十四，学坠十六，倾者、圯者、坳者、陷者相错，弗良于祀。”嘉靖十九年至二十一年(1540-1542)，知州李必敷与继任者李时中在州城东南选择新址，重建了一个高大宏伟的新庙学。

旧庙学日渐荒废，清代被改为朝贺公所。黄廷钰《静宁州志》卷5“典礼”中记载：“自州西之治平寺暨西北隅之紫极观先后为朝贺公所。”康熙五十一年(1712)，由知州黄廷钰、儒学学正高如霓等人主持扩建后，在明柱上刻有两副楹联，④歌颂皇恩浩荡，祝愿皇帝长寿，表明该建筑就是供奉“皇帝万岁万万岁”龙牌的朝贺公所。因此，清初朝贺公所实由洪武庙学改建而来。

永乐十二年(1414)，知州史信主持进行续建庙学，规模稍有扩大。天顺六年(1462)，知州郭增更新扩建，时任翰林侍读的刘吉为此撰写了《重修静宁州庙学记》，并被刻成石碑立在庙中。此碑是静宁文庙六碑之一，可惜在民国时期文庙内多次驻军而毁坏不存。弘治年间(1488－1505)，学正梁诏曾撰《文庙祭器记略》碑，提到“郭公增于天顺辛巳岁更加详备。其事悉于博陵刘公《庙学记》”。这个博陵刘公指博野(今河北省博野县)人刘吉。

刘吉是正统十三年(1448)戊辰科进士，四朝重臣，历官翰林侍讲读、翰林侍读、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太子少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学士、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少保兼太子太傅、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等职，政声不佳，但博学多才，先后参与编纂《寰宇通志》、《英宗实录》、《文华大训》、《宪宗实录》等典籍。当时，身为翰林侍读的刘吉为何会为静宁州撰写《重修庙学记》。原来知州郭增与刘吉有着一层特殊的关系。郭增是直隶定州人，天顺三年(1459)由举人任静宁州知州。直隶定州即今河北省定州市，刘吉的家乡博野县与定州邻近而且同属直隶省。郭增与刘吉因地缘关系而相识，并在刘吉举荐下任知州。关系自然非同一般。

刘吉撰写记文究竟是在哪一年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有两条线索：一是郭增重修文庙的时间，二是刘吉担任翰林侍读的时间。黄氏《静宁州志・宦迹志》载，郭增于“天顺三年任知州。兴废举坠，鼎新学庙、隍庙。寻卒于官”，说明他重修文庙应在天顺三年之后。而《静宁州志・艺文志》所录的学正梁诏《文庙祭器记略》讲“郭公增于天顺辛巳岁更加详备”，天顺辛巳岁即天顺五年(1461)，《典礼志》又说“天顺六年(1462)知州郭增更新”，表明郭增重修文庙开工于天顺五年(1461)，完工于天顺六年(1462)。由此可知刘吉的记文应当写于天顺六年完工之后。刘吉任翰林侍读迟于天顺六年(1462)。天顺四年(1460)。刘吉担任太子侍讲读，不久因母丧“忧归”。“宪宗即位，召纂《英宗实录》。至京，上疏乞终，制不允，进侍读。《实录》成，迁侍讲读学士，直经筵，累迁礼部左侍郎。”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在天顺八年(1464)，召刘吉参与纂修《英宗实录》和晋升翰林侍读就在这一年。《英宗实录》的总裁官为李贤、陈文、彭时，刘吉也参与了纂修。成化三年(1467)八月，这部书纂修完成。这说明刘吉任翰林侍读是在天顺八年至成化三年(1464－1467)，那么他撰写记文就只能在这四年当中。天顺八年(1464)，刘吉守孝结束，且又任翰林侍读，按理撰写记文应距郭氏重修文庙完工时间也不会太久，最合理的时间当是天顺八年(1464)升迁翰林侍读之时。

在郭增更新之后，弘治五年(1482)，知州侯明、熊应周接替修葺洪武庙学。嘉靖十二年(1533)，四川嘉定人刘琉任知州，在任期内重修文庙并创建了乡贤祠和名宦祠。《静宁州志》记载：“琉勤教养，修废举坠，懋绩丕著。后升湖广襄阳同知。及去，州人赋诗饯别，攀辕不忍舍也。”

刘琉创建静宁州乡贤祠和名宦祠的时间需要讨论。创建二祠与修建州城东关关城在一起，樊鹏《创修东关记》中说：“嘉靖乙未冬，静宁州知州刘琉奉移文报成关城。奉总制唐公、抚军黄公命也……作事于嘉靖十四年三月十三日，毕务于八月二十五日”，“又推其余力，新文庙斋居，创名宦乡贤祠……治成，今升襄阳府同知。”总制唐公即唐龙，嘉靖十一年(1532)“总制三边军务，兼理振济”。樊鹏明言静宁州乡贤祠、名宦祠的创建在嘉靖十四年至十五年(1535-1536)。康海《乡贤祠记》亦载：“嘉定刘公知静宁州之三年，民安吏畏。礼教聿兴，乃集其士大夫、耆旧谋之。”所谓“知静宁之三年”即嘉靖十四年(1535)。静宁乡贤祠始建在此年。

刘琉为什么要创建乡贤祠、名宦祠?赵时春《名宦 祠记》载：“今天子建元十有余年，海内风向，饬典礼制诏守令，于诸学宫建名宦乡贤祠，春秋举祠焉。所以劝贤昭烈，启佑后人，德音甚备。”就是说这事是由皇帝命令各地修建的。诏令一下，全国各地的文庙学宫中都出现了名宦祠和乡贤祠，静宁州自然也不能例外。赵记又称“提督军务、兵部尚书兼都御史兰豁唐公，上承下教，敷政爰发。于是奉直大夫知静宁州事嘉定刘君琉，祗承明命，董作建室”，明言此举上奉皇帝诏命和三边总制唐龙的命令，下得静宁州士绅的支持，诚然是“列妥英灵，允协郡望”。

二祠建成后，刘琉又请康海和赵时春撰写碑记。武功人康海是弘治十五年(1502)殿试状元，与李梦阳、王九思等号称才子，以文学知名天下。因与刘谨同乡。刘谨败后受到牵连而落职回乡居住。刘琉请康海撰写《乡贤祠记》时，这位状元公年已60余岁，在老家居住。康海记文说：“祠工既讫，州守刘君遣使征予为记，刻之贞珉，用垂不朽，以告后裔。”由于康海是弘治十五年(1502)殿试状元，静宁的读书人就把“静宁州乡贤祠记碑”称之为“状元碑”。平凉人赵时春嘉靖五年会试第一，历官户部主事、兵部主事、山东兵备佥事、副都御史、山西巡抚等职。他“读书善强记，文章豪肆，与唐顺之、王慎中齐名”。赵氏此时正致仕闲居在平凉家园“桃花坞”，与康海曾有来往，关系较密。他应刘琉之邀撰写了《名宦祠记》，记文说：“刘君即得太史对山康子之文，以志其乡之献哲。复征余文，以志诸名宦于碑。”

嘉靖时期，李必敷和李时中通过多方努力，在州城东南迁建了新庙学。这个庙学在静宁称嘉靖文庙。使人疑惑的是为何在刘琉重修五年就要废弃旧庙学建设新庙学，这难道不是劳民伤财吗?事实上，迁建新庙学正是静宁州广大民众的强烈愿望。明胡缵宗《迁学庙记》说：“其宣圣庙与学……垂百年矣，庙坠十四，学坠十六，倾者、圮者、坳者、陷者相错，弗良于祀，而敷教之师弟子病焉，乃具状以自于州大夫李守(必敷)。”

新、旧庙学的差别很大，布局、规模不能同日而语。旧庙学中“庙附于学”，南院文庙呈一路格局。主要建筑大成殿为三开间；其北面是学宫，主要建筑明伦堂为五开间。大成殿和明伦堂相对窄小，并且“庙逊于学”。两个院落本来就不是太大，里面还添建了敬一亭、崇圣祠、名宦祠、乡贤祠、致斋所以及学正、训导等教职人员的居所。非常拥挤。新庙学的布局仿曲阜孔庙的三路格局，一庙两宫：中路文庙两进院落，依中轴线自南而北顺次为先师庙门、泮池、戟门、大成殿。戟门两侧分别是名宦祠和乡贤祠，外为前院，内为内院，内院东西是廊庑。大成殿后又有儒学训导居住的小院子。

新庙学“庙伟而尊”、“学前而宏”。克服了旧庙学“庙前学后”、“庙小学逊”的缺陷。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明代中期静宁州人口发展较快，学子数量大增。廪生数额早在明太祖敕建儒学之初已确定，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读书人数不断增加，宣德以后便在原定额外增设了增广生，并确定了增广数额，其中州学增30人。其后又于额外增取，出现附学生员。附学生员没有数额限制，只要经过考试就可补充为廪生和增广生。到明中期，狭窄的旧庙学已不能适应教育的发展形势，扩建庙学或迁建一个大规模的新庙学成为必然。师生们呈状知州李必敷，要求“崇庙肃学”。

李必敷于嘉靖十五年(1536)接替刘琉任静宁州知州。不到五年的任期内，他始终关注庙学迁建问题，“乃具状，上于巡抚都御史赵公”，争取支持，解决经费之困难。这个赵公即正德辛巳年间(1521)进士、河南开州(今濮阳县)人赵廷瑞，时任陕西巡抚。尽管他认为庙学“不弘不敞”，不独静宁一地如此，最终还是批复了呈文，“乃下分守行省议若费”，初步解决扩建庙学的经费。嘉靖十九年，赵公莅静巡视，州学正郝应元及训导、教谕以及学子们纷纷请求迁建庙学。他实地观看了洪武庙学的情形后，明确答复“修既可，迁亦可”，“复下分守行省益若费”，增加建新庙学的经费。

继任知州是山西平定(今太原)举人李时中，“勇决有为，其迁学修城，尤表表者”(黄氏《静宁州志・宦迹志》)。迁建庙学的事儿定了，经费也解决了，他到任后立即着手选址。在城内东南调查民户侵占官地案中，他发现这处官地建新文庙比较合适，只是面积不够大，就与民户商量，以低廉价格购买下周围的民地。而后再次向陕西行省呈文，请求批准选址。时过一年竟无回文，时不待人，李时中慨然说：“祀为重。教为先，庙弗新，学弗辑，守之责也!崇斯庙，肃斯学，守之责也!事何可缓?工何可懈?”嘉靖二十(1540)年初夏卜定吉日良辰，开工修建新庙学。工程进行中，时任陕西提学使王邦瑞莅静视察学校，了解到工程进展缓慢是因为批文未到，立即书面报告巡抚赵廷瑞。赵公催促分守行省批复。准许在新址建庙学，使李时中和静宁州学子们的压力顿时消失。当时嘉靖皇帝推崇道教，有意贬低孔子，如果未经批准而私建文庙要受严厉处分。在巡抚赵廷瑞、提学使王邦瑞的大力支持下，工程进展很快，当年秋天就建成了中路的文庙与东路的崇圣祠，嘉靖二十一年(1542)夏，建成了西路的学宫。

嘉靖庙学仿照曲阜孔庙三路格局，并按实际情况而略加变通，在中路文庙中突出了大成殿，使之扩为七楹即“明五暗七”，采用九脊之顶；西路学宫的明伦堂和东路崇圣祠的殿堂都增为五楹，采用悬山顶。东、西两路稍稍靠前而略小，既左右对称，又陪衬出中路文庙的雄伟高大，突出了对孔圣人的尊崇。迁建中还把乡贤祠和名宦祠改到戟门两侧，敬一亭改到明伦堂后。地方州县文庙一般是不允许七开间，多为三开间或五开间。由于明伦堂和崇圣殿为五开间，如果大成殿修成五开间就不能突出文庙，无法显现对孔子的尊崇。既要避逾制之嫌，又能符合建筑美学要求，只好采用了“明五暗七”的办法。脊檩题记上只写“大明嘉靖二十一年(1541)岁次壬寅夏六月二十一日庚子静宁州奉明文鼎建”等字，而作为主持本州文庙建设的知州李必敷、学正郝应元等并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这块题记上，只是笼统地说“奉明文鼎建”，可谓意味深长。

静宁州新庙学模仿了曲阜孔庙很多特点，棂星门上“先师庙门”四字模仿了曲阜孔庙中赵孟烦的笔迹。明伦堂上的匾额模仿了曲阜孔庙中胡缵宗的笔迹。据流传文庙前的门上两个牌坊上的“垂宪万世”、“删述六经”、“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等榜书全是从曲阜临摹来的。静宁在文庙门上使用仿赵氏书迹的“先师庙门”四字与嘉靖时期“贬孔”政策有很大关系。本来孔庙在汉代曾称为宣尼庙或宣圣庙，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封孔子为“文宣王”后又尊称为文宣王庙，后来文庙成为文宣王庙的简称。嘉靖时期因“大礼仪”之争，皇帝朱厚熄不仅杖杀大臣，而且认为孔子生前不是君王，他听从张璁的建议更改了祭孔典礼，把孔子降为至圣先师，去其王号，神位改为“至圣先师孔子”。大成殿改称先师庙，大成门改称为先师庙门。建于嘉靖二十年(1540)的静宁州新庙学的正门上只能题“先师庙门”四字。

静宁州的新庙学建成后，学正郝应元刚好离任，与其弟应规回到老家山东高唐，顺便拜访正德三年(1508)进士、时任山东巡抚胡缵宗，请他撰写了《静宁州迁学庙记》。李时中等命人把这篇文章刻于碑石，立在文庙大殿之前。

满洲贵族入关后，意识到要巩固政权仅靠本族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广罗英才来扩大统治基础。一方面。满洲贵族因袭明代科举制度，宣布明朝举人、生员都有效，可以继续参加科举。顺治初即颁诏天下，“我国家受天眷佑，肇造东土……文武制科，仍于辰、戌、丑、未年举行会试，子、午、卯、酉年举行乡试”。@顺治七年(1651)，谕令礼部，“帝王敷治，文教为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朕必不次简拔，重加任用”。这一措施的效果十分明显，正如黄机所说：“五年之间制科者六，得士五千有几。犹恐荆璞或有遗焉，更辟恩拔一门，五年之间，复得士万计。越今十有七载。大仓糈米无算矣。”另一方面，满洲贵族推崇儒家思想，提高孔子的地位。顺治二年(1645)，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号召各地各级官吏捐献俸禄。兴修文庙与学宫。“孔子之道益彰矣。犹恐典祀久而废也，下诏有司臣工，能捐千缗者即行纪律”，各地文庙焕然一新。在这样的背景下，静宁州就对庙学进行维修。“嘉靖庙学”经历了嘉靖三十四年(1556)、天启二年(1622)、天启四年(1624)、崇祯二年(1629)、顺治十一年(1654)五次大地震，到顺治十六年(1659)已损坏严重，的确急待重修。

这次主持维修静宁州庙学的是知州李民圣和州判骆起明。李民圣于顺治十六年(1659)任知州，修复庙学后于顺治十八年(1661)升任四川顺庆府知府，曾主持编修清代第一部《静宁州志》。骆起明由鸡丘令谪任静宁州州判，黄氏《静宁州志・宦迹志》记载他“端静自持，为姚江之学(即王阳明心学)，日以文章与州士相勉，一时出其门者甚众”，评价甚高。在这次修庙学工程中，骆起明是知州李民圣的得力助手。他们二人响应顺治皇帝的号召，带头捐资千缗，维修庙学。在他们的影响和动员下，热心庙学的静宁士绅民众也纷纷解囊，解决了维修的经费。

这次维修庙学的时间需要讨论。清黄氏《静宁州志・艺文志》中有黄机《静宁州重修庙学记》，其中记载“当宣圣之殿劫圯，学官榛萎，以己丑八月捐资千缗，重为修葺”。讲这次重修庙学在己丑年之八月，也就是顺治六年(1649)八月。但是，李民圣是甲午年即顺治十一年(1654)举人，到顺治十六年(1659)来才任静宁知州的，说他在己丑年维修静宁州庙学是不合情理的。笔者认为维修静宁州庙学当在顺治十六之后，己丑可能是己亥之误。其次。静宁州判骆起明是“己亥孟春”“谪补静宁”。他到静宁后也参与维修了庙学，己亥年正是顺治十六年(1659)。另外，黄机说这篇记文是在“顺治庚子年”即十七年(1660)撰写，也可以证明维修庙学在顺治己亥年。

当维修工程结束后，骆起明赴京请礼部侍郎黄机撰写了《静宁州重修庙学记》。知州李民圣与黄机同为顺治甲午科举人，属“同门士”，关系颇密。州判骆起明和黄机同是浙江人，所学同门，是“同年友”。顺治十六年骆氏被贬来静宁州前曾向黄氏话别，可见他们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所以，在静宁州庙学维修工程结束之后，李、骆二人就想请时任礼部侍郎的黄机撰写记文。顺治十七年骆起明恰有机会到京述职，拜见黄机，讲述了维修静宁州庙学的情况，顺便请撰记文，黄机慨然允诺。黄氏《静宁州重修庙学记》详述了李、骆二人在清初制艺取士、焕新庙学的背景下修葺静宁州庙学的经过，并对他们“有功圣门”的行为给予高度赞扬。骆氏回到静宁后，马上把记文刻碑，立在文庙院中。

康熙帝在崇儒重学方面更胜其父。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为吸引更多的人才，诏设“博学鸿词科”，许多著名学者赴京应选；二十三年(1686)，康熙帝亲赴曲阜祭孔，行九叩礼，赞颂“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万世帝王咸所师法，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特意御书“万世师表”额，“留曲柄黄盖”，以示对孔子的尊崇，御书“万世师表”匾额；二十四年(1687)，建传心殿，以周公、孔子配享伏羲、神农、轩辕等至圣先师，听经筵前亲自祭告、行九叩礼，又为国子监亲篆“彝伦堂”匾额，为孔子庙撰碑文并亲自书写立碑；二十九年(1692)，遣内务府修阙里孔子庙。正当朝廷维修阙里孔庙的时候。又下令全国各地兴建孔庙和学宫。康熙三十五年(1698)十二月，康熙帝下诏：“陕、甘沿边州县卫所。当师行孔道，供亿繁多，间阎劳苦，其明年地丁银米悉行蠲免。”这份诏书中所谓“师行孔道”，实际是指兴建文庙和学官的举措。正是康熙帝的明令，才出现了陕甘一带大规模维修或兴建文庙和学宫的行动。知州董守义命在此背景下重修了静宁州庙学。

董守义是镶白旗人，由“荫监”而任静宁州知州，《静宁州志》记载他“兴废补坠，如修庙学，创蜡祠，造石桥于南河，墙置仓敖，补葺六房，建置式廓，不惜千金”。他修庙学不是简单地修补，而是大规模地重修。静宁州庙学是中国传统的木构建筑，一般经过四五十年就要进行小规模维修，若经100多年，材料大多朽损，就要重建或大规模地维修。从欧阳信始建“洪武庙学”到李必敷筹划迁建，经历了160多年，不得不重新大规模地修建。而从李时中兴建的“嘉靖庙学”到董守义到任，经历了近150年，也是不得不大规模地维修。这次重修工程巨大，时间较长，“经始于壬申(1692)之三月，迄工于乙亥(1695)之七月，盖四载而告竣工焉”。维修中更换了大量的木材、砖瓦等，几乎等同于新建。之后在大成殿顶前金檩上留下了一通题记，上面墨书“大清康熙三十五年岁次丙子秋七月既望，奉直大夫知静宁州事知州董守义……重修”等69字，在明伦堂前金檩上也留下了题记，上书“时大清康熙三十八年(1701)岁次己卯静宁州知州加二级董守义……重修”等字，可见这次维修是非常重要的。

乡贤事迹材料篇7

关键词: 乡土文化 《基于乡土文化的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发研究》 人文精神

扬州市级课题《基于乡土文化的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发研究》于2007年6月1日正式开题。从乡土文化中汲取营养,将乡土文化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使教育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让学生更加了解家乡,热爱家乡,成为家乡文化的传递者,成为一个“有根”的人,是本课题的主要目的。依托高邮独特的乡土文化资源和丰富的人文资源,课题组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综合实践活动,促进了学校办学品位的提升,使一大批参与活动和研究的教师和学生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干,崭露了头角,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8年11月,本课题被评为扬州市“十一五”重点立项课题,课题组中许多老师的研究论文和教学设计在全国、省、市级刊物发表、获奖。

一、独特的资源优势

高邮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龙虬庄遗址的成功发掘,表明7000年以前,高邮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就出现了人类文明的曙光。上古三皇五帝之一的帝尧传说就出生在这里,让人不禁深深地追慕缅怀。“上下七千年,风物贯古今”,龙虬庄、周邶墩、古邗沟、天山汉墓,还有唐镇国寺塔、宋文游台、明盂城驿、清典当铺等,共有国家、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64处,难怪清代著名作家蒲松龄慨叹:“高邮文物,号称名区。”

高邮是一座与邮结缘的城市。公元前223年,日臻强大的秦国在此“筑高台,置邮亭”。斗转星移,作为邮亭的高台成了城市的根、城市的发祥地。城市因邮而生,故名高邮,别称秦邮,雅称盂城。如今高邮是全国两千多个县市中唯一以邮命名的城市,盂城驿是目前全国保存最完好、规模较大的一个驿站,一个“国保”级的稀世遗珍,真可谓“华夏一邮驿,神州无同类”。

高邮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公元1084年的冬月,文坛盟主坡一路风尘,兴致勃勃来到高邮,与乡贤秦少游、孙莘老,寓贤王定国一同兴致勃勃地登上城东高岗,载酒论文,留下了四贤聚会的佳话,留下了千古名胜文游台,在高邮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此古城与“文”字结缘,历朝历代,人文荟萃,英才辈出,如北宋婉约派词宗秦观、诗人孙觉,明代南曲之冠王磐,清代训诂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还有当代著名古生物学家孙云铸、著名作家汪曾祺……群星璀璨,辉映古今。

高邮是一座充满水之韵律的城市。恰如秦观诗云:“吾乡如覆盂,地踞扬楚脊。环以万顷湖,粘天四无壁。”古老的京杭大运河横贯南北,把全市划为东西两片。运西,高邮湖水天相接,茫无际涯;运东,荡滩成片,河渠成网。此外,充满原始韵律的东湖湿地公园,万亩芦苇场及东沟生态度假村、渌洋湖森林公园、汪曾祺笔下的大淖等,构成一幅幅返璞归真的水景画图。水,哺育了高邮的古老文明,孕育了迷人的水乡风光,给高邮人带来了无尽的福祉。高邮堪称“水乡”、“水城”,如今,人们常常用“水做的高邮”来概括高邮与水的密切关系,可谓精当之至。

高邮是一座充满神奇色彩的城市。高邮很早就有“秦邮八景”之说,神奇而美丽,充满浪漫色彩。比如“甓社珠光”一景,有孙莘老见高邮湖神异珠光而高中进士的传说,不仅见诸《孙莘老年谱》,在宋代著名学者沈括的《梦溪笔谈》中也有翔实的记载。此外,“西湖雪浪”、“邗沟烟柳”的传说,在自然美中引发人们的故园之思;“鹿女丹泉”、“耿庙神灯”的传说,充满了神往玄远、仰慕仙缘的意味;“露筋晓月”、“神山爽气”等,或充满诗情画意,或含有美丽传说,给人以无限的遐想。

高邮更是一座充满活力、充满生气的城市。随着新时代高邮人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前进步伐,随着一批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城市新景观的建成,随着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全国文化先进市、省级卫生城市、省级园林城市、省级管理优秀城市目标的实现,随着现代交通、物流网络的日臻完善,区位优势进一步彰显,古城高邮日益呈现出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得益彰的特色。如今的高邮,已经成为海内外宾朋旅游观光、探访古迹、采撷风情、度假休闲的胜地,成为各方有识之士投资兴业、放飞理想、实现价值、成就大业的一方热土。

二、我们的实践活动

近几年来,开发区中心小学师生走出校门,走向社区,走进社会,参观考察了龙虬庄遗址、文游台、镇国寺、盂城驿、高邮船闸、鸭业园区、高邮中学、鸿泉制衣公司等处,对高邮地方物产、水土、气候、交通、经济、自然景观、历史遗迹、重大事件等进行了研究了解。因为都是熟人熟事,学生不仅调查、采访方便,而且积极思考,发挥聪明才智,挖掘创造潜能,充分彰显出小主人翁精神,所以学习更加出色,心情更加愉悦,体验到小主人的幸福与自豪,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花香还得自己栽”。十几堂综合实践观摩课教学设计和课堂实录已结集成四辑。通过这些综合实践活动,学生了解了家乡,认识了社会,走进了自然,懂得了生活,学会了学习,学会了劳动,学会了创造。老师们以课题研究为抓手,不断向书本请教,向专家请教,向同事请教,形成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学习意识和研究意识,教育科研能力不断增强,教育教学水平不断提高。其中交织着汗水,透露着自信,凝聚着智慧,放射着光芒。在校本文化的释放,学生自主探究的灵性中,彰显着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价值意义。

1.课题组成员阅读了《高邮县志》、《江淮方言趣谈》、《走进高邮》、《古盂城驿》、《古今文游台》、《龙虬庄遗址》、《古人咏高邮》、《走近汪曾祺》、《龙虬探秘》、《风流秦淮海》等高邮乡土文化书籍。

2.师生开展的活动有:“参观龙虬庄遗址,探寻七千年文化”;“感悟创业成功,沐浴爱心阳光”――参观台商洪金叶女士的鸿泉制衣公司;师生参观游览了运河大桥、“万国邮联”雕塑、高邮种鸭场、高邮鸭研究所、高邮船闸、盂城驿、镇国寺、蝶园市民广场、龙虬庄遗址等高邮文博景点。

3.开设了《亲亲罗氏沼虾》、《我家的小绿化》、《还我一湾清水》、《交通安全牢记心中》、《我的家乡在高邮》、《走进无公害王国》、《一缕茶香》、《誉满天下的淮扬菜》、《走近龙虬庄》、《走进高邮――文游台与秦观》、《高邮鸭与双黄鸭蛋》、《名人咏高邮》、《汪曾祺的家乡情结》等综合实践公开课。

4.编印了四辑“基于乡土文化的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发研究”教学设计与课堂实录。

5.完成了校本教材《我的家乡在高邮》初稿,编印了校本教材《开发区小学生手册》、《名人咏高邮》,全区小学生人手一本。

6.写真彩印了乡土文化系列《我的家乡在高邮》图版12幅、《基于乡土文化的小学综合实践活动》10幅、“名人咏高邮”8幅张贴在教学楼上,彰显了学校办学特色,提升了学校办学品位。

通过一系列研究活动的开展,学生了解了家乡高邮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伟大的成就,产生了文化认同,激发起自豪感、自信心,从而激发了爱家乡情感,培养了爱国情怀,发展了综合道德素质和民族文化素养。

通过探索研究,本课题组初步形成了符合农村实际的乡土文化教育的有效策略,创立了综合实践课程教学品牌。

通过理论和实践研究,本课题组形成了一支新时期高素质的综合实践课程教师队伍,初步形成了乡土文化教育的校本课程体系。

三、探索和反思

我们每学期都确立一个乡土教育主题活动,发动全体师生参加,指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进行社会调查。通过教师的适当引导,学生到实践中去,接触家乡历史人物的事迹,了解并学习他们的精神品质、高尚思想、道德情操。这一过程,也就是对学生进行乡土人文精神的培养,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的过程。指导学生出好乡土文化手抄报、作好报道分析,广泛调动和培养学生的积极性和动手能力,既使学生获得信息资料的渠道增多,信息量增大,又提高了学生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有意无意地超越时事层面而上升到人文精神领域。

通过乡土文化探索活动,学生触摸家乡历史,关注社会,积极体验社会生活,了解、认识家乡历史与现状,从而多一份对社会的人文关怀,热爱家乡,增强社会责任感,进而树立符合社会发展的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造就一个有浓厚人文气氛的校园环境,对学生施以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的熏陶,使学生在学校里时时处处浸润在一种良好的乡土文化氛围之中,弥补孩子人文素养的缺失,使德育真正融入学生生活和社会实践,不断提高德育的实效性。

通过基于乡土文化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发研究,帮助学生初步形成了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促进了学生的个性发展与人格完善,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辜伟节、徐晓思等专家的帮助指导下,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基于乡土文化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全区各小学遍地开花,取得了累累硕果。

1.张扬了学生个性。课题的实施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探究走访活动中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空前高涨。如在“秦少游与高邮”探究中,学生主动上网查资料搜集秦少游作品、生平事迹,诵读秦少游诗词,编演《秦少游与娄婉》、《鹊桥仙》小剧,探访文游台;参观龙虬庄遗址时学生们主动为低年级小朋友作讲解……他们敢闯,敢试,勇于实践,在种种乡土文化的综合实践活动中体现了自身的价值,自信心增强了,获得了亲身体验,产生了积极的情感,逐步形成了一种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喜爱质疑、勇于探究、努力求知的心理倾向,形成了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提高了学生能力。在探究活动中同学们到电脑房、图书室、纪念馆、新华书店、博物馆等查资料搜集信息,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在活动中激活了自己在各学科学习中所有储存的知识,提高了自我加工、整理、输出信息的能力。

3.提高了学生人文素养,促进了人文精神的形成。人文素养教育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又具有开放性,更具有体验性。人文精神培养是一种内化的精神活动过程,要真切地掌握人文道理,就不能停留于一般意义上的逻辑理解,而要特殊的心灵体验,需要亲身经历和自我感受。空洞的说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爱祖国爱家乡也是人文素养的一部分,热爱家乡也是我们课题研究的一个目标。经过实践探究活动,同学们感慨地说:“我们的家乡高邮有这么多丰富的乡土人情,这么多名人,我们的家乡真伟大,真可爱。建设更加繁荣的新高邮,我们还要努力呀!”

乡贤事迹材料篇8

搭建教育基地，坚定红色信仰，传承红色基因。xx派出所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公安工作，大力创建特色警营文化，认真做好“宣誓、学习、议事”三部曲。小编为大家整理相关的学习枫桥经验材料资料，提供参考，欢迎阅读。

 

 

xx派出所始建于xx82年，辖区面积25.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7万人，流动人口5123人，20xx年登记在册暂住人口2012人。派出所现有民警11名，所领导3名。实行“警区分包”勤务模式，划分三个警务网格，设置三个警务室覆盖16个行政村，21个自然村。近年来，xx派出所以党建为统领，以民意为导向，坚持和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结合辖区的实际和特点，创新思路，探索创新“枫桥经验”的xx样本，取得辖区群众广泛认可，先后多次被评为“人民群众满意的政法单位”、“优秀科所队” 、“先进党支部”、“先进集体”。

一、坚持党建统领，努力打造最红警队

搭建教育基地，坚定红色信仰，传承红色基因。xx派出所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公安工作，大力创建特色警营文化，认真做好“宣誓、学习、议事”三部曲，坚持每月开展党员活动日，重温抗战历史人物、事迹，进一步将保家卫国精神融入每位民警的灵魂之中，利用“学习强国”APP，认真开展“向我看、跟我干、学枫桥、争先锋”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激发了每位民警内心的自豪感，更激励着每位民警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切实打造一支让群众满意的公安队伍。

二、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警民携手共建平安乡村

组建一个乡贤调解团，乡情文化助解矛盾。农都武功历史悠久，崇尚文化，推崇德育，尊重乡贤，注重乡情，为构建多元化调解机制提供良好的“人和”条件。我所因地制宜，因情施策，组织成立1支(xx村支部书记张普军、上显村支部书记杨斌、肖马村支部书记胡撑柱、曹店村支部书记曹克勤、赵村支部书记黄诚)5人的乡贤警务调解团，发挥乡贤名望高、文化高等优势，助力矛盾纠纷化解。

建立三级联调工作机制，构建警调衔接网络。充分利用群众及社会力量，努力创新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方法，建立三级联调机制，组成网格员、社区民警、人民调解员、村干部在内的调解组织机构，通过固定值守、灵活搭档的工作方法，形成了三级联调工作机制。第一级由网格员、村干部组成调解组织，随时调解发生在网格内的各类小型纠纷;第二级由社区民警、社区专职人民调解员组成调解组织，开展社区内的纠纷调解;第三级由所领导、值班民警、村干部组成调解组织，开展当日警情及重大纠纷调解。

创新“12345”工作法，大力提升警务效能。竖起一面旗帜、组建两个队伍(共产党员服务队和警务室共产党员服务队)、开展三项活动(集中学习、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服务群众)、实行四个走进(走进村庄安全防范、走进村庄消防管理、走进村庄便民服务和走进村庄群众心里)、深化五个入户(入户宣讲党政方针、入户宣传法律法规、入户倾听民情民意、入户化解矛盾纠纷、入户救危扶贫帮困)。今年以来，xx所调共受理并调解20起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100%。

三、依托信息化、科技化成果，组织和发动群众，织密防控网络，努力实现“平安不出事”

xx派出所地处城乡结合部，辖区治安状况复杂，人流量大，巡逻防范降发案区域成为派出所工作的重中之重，警力有限，民力无穷，我所坚持警民联防，打造以“#9平安互助联防”为依托的全时空守护平安新体系。坚持整体防控、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打造专业巡防+志愿巡防的“xx义巡”警务共同体，共有派出所专业巡防队1支，8人;社区志愿义巡队1支，10人;村级巡逻队16支，96人，全力打造陈兵一线、屯警街面的治安防控新体系。

推行网格巡查制，强化面上防控。全面无缝对接“#9平安互助联防”平台打造综治网络，我们在肖马村、东合村、西合村建立“#9平安互助联防机制”，每区9户#9成员户，并且每个区设立1名户长，开展邻里互帮互助、治安守望工作，切实做到一家有事10家帮助。无论哪家有急事需要帮助，只需在电话上拨#9，另外联防9户及派出所的电话就会响起，并发出语音：“某某家有急事需要您的帮助，同时报出求助人家的电话号码”。此举有效解决了目前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多，无人照管的实际问题，使社会面持续保持平安稳定的态势，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推行岗亭巡长制，强化点上防控。依托交警岗亭设立2个固定巡逻岗亭(北环路弓家村口岗亭、108省道曹店村口岗亭)以岗亭为依托，每个岗亭设立巡长，建立岗亭+志愿队的组合式巡逻机制，相互策应，动静结合，有效提升巡逻防控能力。

推行村民巡更制，强化线上防控。依托义巡志愿队，强化重点时段重点路段的沿线巡逻，突出对城乡复杂区域的重点防控，宣传各类法律法规、防网络诈骗宣传、防盗、防火，切实提高见警率、群众满意率，确保警灯亮起来、群防动起来、治安好起来。

2020年至今，在巡逻防控工作中，共抓获现行4人，抓逃2人，服务群众120余次，尤其是在2月23日巡逻中，在xx社区门前停放了一辆起亚小轿车自然起火，巡逻民警迅速上前扑救，火情扑灭后，经了解车主因未关闭雾灯造成车辆自然，幸亏民警扑救及时，给群众挽回了重大损失。

四、以人民为中心，破解难题，让辖区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落实“六小工程”，服务群众赢民心。百姓事无小事，xx派出所努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努力践行“破小案、办小事、解小忧、帮小忙、惠小利”新“六小工程”理念，将群众小事当作民警大事来办，迅速侦速破涉及群众利益的各类“小案”，帮助解决群众求助的各类“小忙”。

打造“五人小组”管控模式，加强精神病人管控。针对当前辖区精神病人较多，管控难度大，派出所警力有限等现状，xx派出所主动出击， 根据精神病患者病情和危害程度，将辖区内的精神病人按照一级管控、二级管控和三级管控三个层次加强管控：成立监护人、乡医、村干部、综治办、包村民警等“五人小组”管控模式，多举措加强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管控工作，确保辖区平安不出事。

乡贤事迹材料篇9

关键词：小学品德课程；地方课程资源；教学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014）09-0053-02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地方课程资源的作用日益凸显，对其开发与利用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充分开发、有效利用地方课程资源，对于丰富品德与社会课程内容，增强课程的开放性、生成性和教学活力，促进学生品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指出：在课程实施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利用社区环境资源。优美的自然风光，丰厚的人文历史，丰富的民间传说，以及各种各样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都是颇具价值的课程资源。这些地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必定会使品德教学的载体更贴近实际，使教学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那么，在教学中如何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好本地课程资源，促进学生的品德发展呢？

一、领略自然风光，感受家乡美景

品德教学中有意识地带领学生走出校园，亲近大自然，领略自然风光，鼓励他们在实践中观察、思考、体验、感悟，能使他们受到美的熏陶，进而产生对家乡的浓烈情感。

荆门位于湖北省中部，素有“荆楚门户”之称。其北部层峦叠翠、峰奇谷幽，中部岗岭起伏、河港交错，南部沃野舒展、稻香鱼肥。其中，大洪山风景区林木丛生，溪泉遍布，遍布对节白腊、古银杏等生物活化石；漳河风景区风景如画，气候宜人，是休闲度假胜地；黄仙洞的云盆景观更是国内外罕见。

在教学《可爱的家乡》一课时，教师经过实地考察后，把学生带到了春意盎然的象山风景区。师生登上岚光阁，凭栏远眺：远处群山苍苍茫茫，汉水逶迤而过，黄的花绿的禾苗织成一幅壮锦平铺在山水间；近处高楼林立，绿树成荫，城市如画卷般绵延在脚下。在充满童趣的“捉迷藏”游戏中，教师引导学生观察远山近水，感悟家乡的繁华与美丽，“美丽”便成了学生对家乡发自内心的赞叹。而后将这些优美的自然风光做成课件让学生欣赏，并让学生以小导游的身份进行解说，如此，让学生对身为荆门人而深深自豪。

二、搜集民风民俗，体验先辈智慧

德育不是说教，更不是训斥。沉闷、机械的品德课堂犹如一潭死水，既不会让学生体验到学习的乐趣，更不会给学生以真实可感的情感收获。荆门有着丰富的民间传说，传说中的故事大多精彩感人，故事中的主人公有的勇敢，有的聪慧，有的孝敬父母，有的满腔正义，大多形象丰满，可感可知。在品德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适时为学生讲述这些民间故事，可以拉近道德要求与生活的距离，让他们从故事中明理，在生活中践行。

例如在教学《多彩的课余学习》时，可让学生课前收集荆门本地一些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如罗汉山的传说、阳春白雪的典故、关公与掇刀的传说等。当这些趣味横生的故事出现在学习过程中时，学生会将日常生活中见过的景物与这些故事相联系，学习十分热情高涨。借助教师的进一步引导和激发，学生透过故事理解到其中蕴含的道理，有效地提升了道德认知，培养了良好的道德品质。

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了解家乡的民风民俗，体会民风、民俗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是新课程的要求。在荆门，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民俗，表现出了极强的地域特色，丰富多彩，却也各有不同。大年三十祭祖辞年、吃团年饭、拜跑年、守岁，初一拜父母，初二拜丈母，之后走亲戚，直到正月十五闹元宵。这些传统习俗是对学生进行德育的有效资源。利用品德教学平台，鼓励学生走进乡村，感受传统习俗的魅力，领悟习俗中蕴含的为人处事之理，体会到入乡随俗的道理，对于学生道德智慧的启迪，十分有益。

三、寻找家乡特产，感悟家乡发展

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造就了各具特色的产品，地方特产往往体现了一个地区人们的生活习惯与文化品质。荆门物产丰富，漳河茶叶、三阳板栗、山灵葛粉、纪山龙米、金龙泉啤酒声名远播；八角雪枣、长湖鱼糕、钟祥盘龙菜、太师饼美味飘香。每一种特产由“产”至“特”都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经历，有着许许多多的故事。在品德课上，根据教学主题，教师可有意识地组织学生去寻找家乡特色，介绍家乡特产，让学生从特产的产生、发展历程中，从特产背后的故事中去感悟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感悟家乡人勤劳创新给生活带来的深刻变化。

例如在教学《家乡特产知多少》时，老师带领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围绕“漳河柑橘”这一主题，分组细化，调查漳河柑橘种植、采摘、包装、销售、成名的原因……通过研究，学生不仅能领悟柑橘作为家乡特色产品，能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还能感受到柑橘生产离不开橘农的勤劳与智慧，离不开科技的发展。

四、追寻名人足迹，接受心灵洗礼

荆门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名人辈出，遗迹众多。这些俯拾皆是的历史遗迹，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今天的荆门人理当学习、传承。在品德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就地取材，深入挖掘本地名人资源，学习名人精神。利用这些真实、鲜活的素材来进行教学，不仅会让德育课堂更贴近学生生活，还能使学生从中感受到名人的道德魅力，受到心灵的启迪与洗礼，激励自己见贤思齐。

例如，品德与社会《我们的祖先》一课的教学，学生对我国历史上名人，距离已经很遥远了。如何拉近学生与遥远历史的联系呢？让学生通过搜集家乡家喻户晓的名人故事来认识古代名人，无疑是一条捷径。于是，教师安排了搜集家乡名人足迹的课前调查。学生的收集的材料极为丰富：春秋时期道学家老莱子隐居荆门的网上材料、三国关羽屯兵掇刀石的照片、宋学家陆九渊在象山设台讲学的故事……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学生与古代名人间的距离近了，以此引入，学生对我们伟大祖先的崇敬之情也就油然而生了。

乡贤事迹材料篇10

这本书只是探索古城重庆的记录。

重庆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从周初巴国定都江州到现在已三千年。如果从禹娶涂山的传说算起，更在四千年以上。巴国既然选定这个地方建都，想必早具有一定的城市基础，只是那时的情况已不可考了。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来说，古代的名城很多，但在历史的长流中，沧海桑田，不断变化；有的变为无关重要的地方，更多的连遗址也找不到了。重庆，与成都一样，一直发展到今天，仍然是全国有数的大城市之一。我国幅员辽阔，但像重庆这样经得起历史长期考验而不衰落的城市却并不多，屈指可数。

早先，我并不留心重庆的过去。我出生在这个城市，读书、工作在这个城市，几十年来一直没有离开。这几十年间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同其他城市一样，重庆也是随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变化迟缓。从周初到清代中叶，经历了二千八百多年的时间。整个社会的重大变化是从道光二十二(一八四二)年《中英江宁条约》的签订开始，距今约一个半世纪；重庆也是从光绪二(一八七六)年《中英烟台条约》和光绪二十一(一八九五)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距今也有约一个世纪了。一百年来的重庆，经历了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三个历史时期。我看到了这一百年中的后半。当我幼年时期，还生活在地方军阀统治之下，但外国列强势力已来了；抗日战争发生，来到重庆；最后解放了。我在重庆，真的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

这些在我身边发生的变化，如果我一直能够把所看到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可惜当时完全没有这样做，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淡忘了，变成一些零零碎碎的记忆，有的已似是而非，模糊不清了。亲身经历得来的印象既不可凭，而过去的记载又很缺乏，所以探索重庆的过去，也并不容易，得多花工夫。好在这些年来，有时间抄得一些资料，有时间徘徊街头实地印证和找熟悉重庆过去的人交谈，对于重庆的过去居然从不甚知道到略知一二了。这一点意外收获，记录下来，想来不致毫无意义。

探索重庆的过去，自己的印象只能作为一个线索，重要的是前人留下来的资料。然而，重庆的历史虽然悠久，由于四川地处西南隅，远离中原，前人有关重庆的记载不多，而明清之际又散亡殆尽。清乾隆十六(一七五一)年巴县知县王尔鉴主持纂修《巴县志》，就感到吃力。序中说：“巴渝郡县百余年无《志》。今《志》始辑于乾隆十六年十月，讫于乾隆二十五年十有一月。征文则断简残编、单辞只字必录；考献则学士大夫、乡老寓贤、山僧徒史必谘；有时秋坟掀月，古刹搜云，绝壁牵藤，深渊揭石，苟有关于斯土，无不罗而致之。”查甲申至乾隆十六年已一百零七年。这次修《志》，总算经过了一次全面的搜集整理工作，且质量较高。如果不探索重庆的过去，不会去注意这次修志的重大价值。这以后，记载又不为人注意了。同治五(一八六六)年巴县知县霍为菜聘云南军务候选道熊家彦纂修《巴县志》。熊对重庆情况不熟悉，又编得十分草率，远不及王尔鉴所修，宜乎没有刊行，向称“未刊稿”。从乾隆二十五年到同治六年，恰巧也是一百零七年没有修《志》，却以半年的时间完成，无怪简陋。直到三十年代初，乡贤向楚主纂《巴县志》花了很大的工夫完成，广泛搜集了已有的记载，又通过采访得到不少活材料，增加的材料较多，整理也十分认真，编纂水平也较高，是一部很有质量的地方志。今天用来了解一九三六年以前重庆全貌，虽然仍很感不够，但毕竟有很多较为可靠材料。

探索重庆的过去，并不容易，因为范围太广泛了，涉及很多专门学科，每个方面都各有大量的内容。我远远没有能力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索，只能浮光掠影，东鳞西爪，探索一点算一点。现在探索到的，以旧城区的街道为多，也牵涉到许多方面，便如实记录下来。既然是记录，不是著述，从内容到形式都保持着记录的面目。现在探索到的东西很不全面，记录下来，内容也就不完整，结构也就不严谨，考证也就不缜密。为了备忘，罗列的材料，不免有片面、堆砌、枝蔓，甚至有时夹着一些臆测、感受，可能有不甚可靠之处；但如果因这本质量很低的记录，有更多的人感到探索重庆过去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事情，起到引玉的作用，那就太好了。

应该说明的是：记录中所用街道今名，以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为准。

彭伯通

一九八一年六月

三千年的历史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重庆值得记载的史事应该是很多的。也许没有记载，也许记载下来亡佚了。现存资料不多，而且零碎、笼统，常常只提到巴蜀。但是，毕竟历史悠久，把那些零碎记载择要集中起来，也并不太少，对重庆的过去，稍可知道一点梗概。

《华阳国志》谓禹“娶于涂山，今江州涂山是也。”那更是四千多年前的事了。以后，经历夏、商两代一千三百多年。周武王封巴国，《水经注》：“江州县，故巴子之都也。”周慎靓王五年(前三一六)秦灭巴国，旋置郡，张仪筑江州城。秦始皇二十六(前二二一)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巴郡为其一。

东汉光武帝建武元(二五)年公孙述称帝号成家，使将任满下江州。建元十二(三六)年东汉威虏将军冯峻拔江州，获公孙述将田戎。汉献帝兴平元(一九四)年分巴郡为三：巴郡治安汉，永宁治江州。固陵治鱼复。建安五(二零零)年，赵韪反益州牧刘璋，璋攻韪斩于江州。建安六(二零一)年正三巴名：兴平之巴郡为巴西，永宁为巴郡，固陵为巴东。建安十六(二一一)年益州牧刘璋遣法正迎蜀先主(刘备)使御张鲁。先主率众溯江至江州，北由巴水入涪。建安十九(二一四)年：先主攻刘璋，张飞攻破江州，获将军严颜。五月，先主尽据益州，以费观为巴郡太守，领江州都督。建安二十(二一五)年孙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先主引兵相峙。因曹操已定汉中，先主与权连和，引兵还江州，以廖立为巴郡太守。巴夷帅归曹操，操以任约为巴郡太守，为蜀护军黄权击破，不得莅任。蜀先主章武元(二二一)年自将伐吴，留赵云督守江州。蜀后主建兴四(二二六)年，诸葛亮将出军汉中，令李严自永安移屯江州。严筑江州大城。建兴八(二三零)年，诸葛亮将北征，召严汉中，以严之子丰代江州都督。后以李福为江州都督。延熙中(二三八至二五七年)车骑将军邓芝为江州都督。炎兴元(二六三)年，蜀亡，魏分益州为梁州，以巴郡属梁州。

晋武帝咸宁五(二七九)年，诏益州刺史王睿率巴蜀兵伐吴。太康元(二八零)年王溶至江州，浮江东下灭吴。惠帝永宁元(三零一)年，益州刺史罗尚迫秦、雍流民回故土，流民拥李特起事，从此诸李(特、流、雄、班、期、寿、势)乱川中达四十八年。光熙元(三零六)年，罗尚战败，移屯巴郡。怀帝永嘉四(三一零)年，罗尚死巴郡。以长沙太守皮素为益州刺史。旋为降人所杀，巴郡乱，为李雄所据。穆帝永和三(三四七)年晋桓温伐蜀，李势降。巴郡归晋。

刘宋巴郡改隶益州。明帝泰始五(四六九)年于巴郡置三巴校尉。齐高帝建元二(四八零)年置巴州。以益州的巴郡隶属。武帝永明五(四八七)年徙江州于焚溪口。以江州故治为垫江。梁武帝太清四(五五零)年武陵王萧纪于巴郡置楚州。梁豫章王天正元(五五一)年西魏侵蜀，取楚州，改为巴州。北周闵帝元(五五七)年，又改巴州为楚州，仍领巴郡。北周明帝武成三(五六一)年，改垫江为巴县。隋文帝开皇元(五八一)年，改楚州为渝州。寻废巴郡，巴县隶州。炀帝大业三(六零七)年，复改渝州为巴郡。

唐高祖武德元(六一八)年，复改巴郡为渝州。太宗贞观初(六二七年)，分全国为十道，以渝州隶山南道。玄宗开元二十一(七三三)年。分全国为十五道，以渝州隶山南西道。天宝元(七四二)年，改渝州为南平郡。肃宗乾元元(七五八)年，复改南平郡为渝州。昭宗乾宁四(八九七)年，王建遣兵马使王宗侃取渝州，刺史牟宗厚降，渝州遂属前蜀。

后唐明宗长兴元(九三零)年孟知祥遣张武取渝州，刺史张环降，渝州遂属后蜀。

宋太祖乾德三(九六五)年灭后蜀，渝州始归宋。隶西川路。开宝六(九七三)年，渝州隶峡西路。真宗咸平四(一零零一)年，渝州隶夔州路。当时四川分置四路：益州路治成都，梓州路治三台，利州路治广元，夔州路治奉节，合称川峡四路。简称四川路。此四川名称的由来。徽宗崇宁元(一一零二)年，以渝人赵谂叛诛。改渝州为恭州。高宗建炎初(一一二七)年，夔州路提点刑狱司置恭州。孝宗淳熙十六(一一八九)年正月，封子悖于恭州，是为恭王。二月悖受内禅即位。八月。改恭州为重庆府，治巴县。理宗端平三(一二三六)年，宋师与蒙古战，败绩于阳平关。蒙兵长驱入蜀。嘉熙三(一二三九)年，蒙古将塔海攻重庆不克，是为蒙古用兵重庆之始。其后重庆知府彭大雅大兴城筑，蜀之流离者多归，局势得以稳定。帝呙祥兴元(一二七八)年，元西川行院不花、督汪良臣等攻入重庆，捡校少保、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事张珏率众巷战，不支走涪，被执不屈，自尽死。

元代分全国为十一中书行省，四川为其一。四川中书行省领九路，重庆路为其一，治巴县。又立宣慰司，分四川为四道，四川南道宣慰司辖重庆等路，驻重庆。顺帝至正十七(一三五七)年，红巾军徐寿辉部将明玉珍入蜀。溯夔而上，攻据重庆。至正二十一(一三六一)年，明玉珍遣杨尚书守重庆，分兵攻四川各地。至正二十二(一三六二)年明玉珍在重庆称帝，国号夏，改元天统。至正二十五(一三六五)年，明玉珍通好于吴，信使往返不绝。约为唇齿，协力并复中原，事定各守疆土。至正二十六(一三六六)年。明玉珍病殁，子升即位。

明太祖洪武二(一三六九)年，遣湖广行省平章杨诏谕明升奉国入觐，升不听。洪武四(一三七一)年正月，遣中山侯汤和为征西将军，周德兴、廖永忠为副，率舟师由瞿塘入蜀；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顾时为副，率步骑由秦陇入蜀，水陆两路伐明升。六月舟师直捣重庆，明升出降，授爵归义侯。明代分全国为十三布政使司，四川为其一。四川布政使司领十三府，重庆府为其一，治巴县。又立按察司副使佥事，分司诸道，四川上东道驻重庆。神宗万历二十四(一五九六)年，播州宣慰使杨应龙结诸苗反。万历二十七(一五九九)年，陷綦江直逼重庆。次(一六零零)年，总督李化龙在重庆集诸军大破之，应龙缢死，播州平。熹宗天启元(一六二二)年，永宁宣抚使奢崇明据重庆反，号大梁王。四川巡抚徐可求及道、府、总兵皆死。次年(一六二三)五月，川东兵备副使徐如珂、总兵秦良玉、杜文焕等合攻，复重庆。崇祯十七(一四)年，义军张献忠自湖南、北入蜀，六月二十三日攻入重庆。

清初，清兵与义军、明兵在四川重庆等地互相争战，终顺治朝(一四至一六六一年)，清政府在四川统治方巩固。清代沿明布政使司制，但名称则用元代行省旧名。四川省领十五府，重庆府为其一，治巴县。又设川东道，驻重庆。康熙十三(一六七四)年。平西王吴三桂据全蜀反清。康熙十九(一六八零)年，清将军乌丹攻入重庆。咸丰七(一八五九)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遭洪秀全疑惧，离天京出走。率战安徽、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再入湖南、湖北。同治元(一八六二)年，自湖北施南入川，袭克石柱、酆都，攻涪州不利。乃分兵四路进发：一路由巴县风门垭趋江津仁拖子牵制清兵；一路由南川小河坝入黔边阻外援；一路由南川水江石入扶欢场；一路由石达开亲率主力十余万由万盛场经由永里入綦江。其在巴县一路，三月十四日过丰盛场下木洞，复过栋青庙入二圣场，经永兴场、中兴场；二十三日过南彭场，东过明月寨至固城寨，到一品场时。乡人还演剧，市集如故，太平军称为仁义场。再经白节、马鬃，然后向江津仁拖子迳去。宣统三(一九一一)年十月初二日，同盟会领导革命夺取清王朝川东道、重庆府、巴县政权，成立蜀军政府。

一九一三年三月，全国废府存县，重庆府撤销，只存巴县。是年熊克武、杨庶堪等在重庆成立讨袁军，进兵成都失败，称为癸丑之败。重庆为袁世凯势力所盘据。一九一八年以孙文为首的南方政府委熊克武为四川督军、杨庶堪为四川省长。以后全川和重庆为南方政府势力与北洋军阀势力的斗争。互相攻战，其间又有川军与滇黔客军的争夺。熊克武，但懋辛等的一军系代表南方政府势力，刘湘、杨森等的二军系代表北洋军阀势力。当时情况错综复杂。事态往往微妙，起初杨庶堪与熊克武意见不合，竞于一九零年兵戎相见，遂使军阀坐大。一九二四年熊克武率部退出四川，川内形成各地军阀割据的局面。一九二六年贵州军阀袁祖铭为川军攻击率兵离重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以四川善后督办名义驻重庆，重庆便成刘湘防区。又经二刘(文辉、湘)之战，刘湘统一全川。一九二九年重庆市正式设立。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过境，政府乘机入川，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于重庆，重庆遂为政府直接统治。抗日战争发生。政府迁重庆，定为特别市，并为陪都。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

两千多年前的古迹――巴蔓子墓

《巴县志・古迹》；“巴处山川形胜之地，立国最古，前代名迹，较然章著。而岁月迁贸，丧乱频仍。明清之际。图经荡灭，民趁土著，故老无征。乾隆旧《志》

粗有掇拾，循名则是，考迹或乖。”这段话简洁、扼要、准确，事实上确是这样。文物古迹只保留下一些名称，东西已看不到了。现在看得到的，除罗汉寺外，只有巴蔓子墓。

《华阳国志》：“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借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王叹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太平御览》所记也差不多，都引自谯周《三巴记》。“蔓”，一作“曼”。巴国之乱，不知其详，似已不可考。

墓在莲花池旁边，背靠旧城垣定远门内，俗称将军坟。这个两千多年前的古迹，过去一向得到重视，历代都有修补，才能保存到现在。清代以前修补的情况，记载已佚。乾隆旧《志》记载：雍正问(一七二三至一七三五年)郡守张光鳞修立碑表。乾隆二(一七三七)年县民周尚义捐修，砌以石。以后又荒废了。道光十五(一八三五)年知县杨霈捐俸银三百两与中营游击马怀谟重修此墓，派人看守，春秋致祭。

历来对巴蔓子加以歌颂的诗文很多。清龙为霖《踏青过巴蔓子墓》：“刎颈高风悬日月。存城旧事邈山河。行经西路孤坟惯。思入东风芳草多。得如此臣真足矣。无降将军更如何。廉颇生懦归忠魄，岁岁游人莫浪过。”王尔鉴《巴蔓子墓》：“穹窿哉。蔓子墓，渝城颠，石封固。多少王侯将相陵寝穴。樵儿独此屹立，两江虹势迥盘护。头断头不断，万古须眉宛然见。城许城还存。年年春草青墓门。君不见，背弱主，降强主，断主之头献其土。又不见，明奉君，暗通邻。求和割地荣其身。惜哉不识蔓子坟。”黄中瑜《吊巴蔓子墓》有云：“一个尸留两地香，想见当年气英武，身前为国靖干戈，身后乡祠祀尊俎。”末云：“兴亡事亦只寻常。气壮山河万万古。巴人楚人今安在。犹剩将军一土。”龚硅《巴蔓子墓》有句云：“信固不可失，城尤不可与，身不妨碎城当全，身碎定当残垒补。戈同挥鲁阳。触异颓天柱。吾安复用吾头戴，气屹金镛壮千橹。荒邱尚余腔血热。草木都作毛发竖。风怒号助石马嘶，月阴森疑翁仲语。将军英魄作保障，流览河山卫旧部。”何彤云《巴蔓子墓》“臣头可得城难与，一剑临风谢强楚。将军真是社稷臣。不惜一身保疆土。碧血藏向巴山头，巴山山下江水流，龟筮不言近朝市，佳城郁郁春复秋。焉知阅世三千年。一坏乃入丞相园；丞相行乐期五死。岂肯与鬼为比邻?削平丘垄起楼阁。那恤忠愤埋九原!经营未尽豪华歇，将军之墓万古存!”其中何彤云诗除歌颂巴蔓子，对乡贤王应熊不尊重这一古迹有所谴责，其实，王应熊还不是贾似道一流人物。他归里以后，门廷严峻，少与人交接。由于其弟应熙仗兄势横行乡里，并与倪斯蕙子天和倾轧。嗾斯蕙从孙大成赴京控斯蕙在笈不法，破其家，因而应熊也为县人所不满。应熊晚年。抗清无成，拒降斩使，抑郁以死，得全晚节，毕竟还是可取的。何彤云字赓卿。云南晋宁州人。道光二十四(一八四四)年进士。户部侍郎、兵部侍郎、云南团练大臣，回笈过重庆，丁艰道阻不得归，留任东川书院山长。其子孙至今还在重庆。今市中区人民政府所在。部分为原何家花园。

辛亥以后，一九二二年又加重修，具备了一定规模，四周有围墙，墓碑为荣县但懋辛所书，题日“东周巴将军蔓子之墓。”对联很多，早已无一留存。有人还记忆其中乡贤赵朗云所撰一联云：“霸业久销沉，楚子何曾留寸土；荒坟犹耸峙，将军依旧镇三巴。”

重庆设市以后，三十年代之初，拆除城垣，修建马路。中区干路经方家什字、莲花池出城，便把巴墓一带填高，巴墓便在马路旁的保坎下。解放后彻底翻修这一带马路，加宽再削平，巴墓于是埋在马路脚下，用石拱构成一个洞子，人车在顶上往来不绝。墓前仅存一但懋辛所书的碑，此外便一无所有了。

明丞相的别墅――莲花池

莲花池，到了今天，街名还在，池子也有一个。但已不为人重视(编者注：池子现已不复存在)。从民生路西行，左侧石梯下德兴里，石梯右角保坎下是巴蔓子墓。再沿保坎脚前去。便是莲花池正街，六角形的池子就在那里，装满发绿的污水。从民生路继续西行。左边还有一条大体与德兴里平行的小街，便是莲花池横街，横街同正街斜交。

几百年来。莲花池的确是很著名的。远在明初，是马氏的别墅，后来属于蹇氏。明代蹇氏是重庆十分显赫的家族。到了明末才属王应熊，名为涵园。乡贤王应熊字非熊，一字春石。神宗万历四十一(一六一三)年进士，很为思宗所倚重。崇祯六(一六三三)年特旨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因为未经廷推，屡为给事中、御史等攻击。思宗虽然不问，应熊终因此乞休归里。涵园就是这时经营的。崇祯十七(一四)年三月，义军李自成破北京，思宗自缢。五月。福王即位于南京，以应熊为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总督川、湖、云、贵军务，开府贵州遵义。清世祖顺治四(一七)年清兵入重庆，明王朝大势已去，降将侯天锡遣使招降应熊，应熊斩其使，遁入仁怀土城，抑郁病卒。

应熊经营的涵园。根据记载，亭榭台阁俱全，有上下二池，都种芙蕖。所以称莲花池。上池旧基周围七十九丈。长十七丈。宽二十二丈五尺，下池旧基周围九十一丈，长二十九丈，宽九丈五尺。石上镌“曲池”二字。现在看到的正六角形池，当然不是原物，是后来另修的，情况待考，过去围以石栏杆，还有石门，横额有题字和上下款。在大浩劫中才拆去。王应熊死后归周姓。清康熙四十六(一七零七)年重庆城内改编为二十九坊，莲花坊是其一。嘉庆二十一(一八一六)年建字水书院。周钟、周镛捐为院址。书院废后，巴县高等小学堂迁此，后又为巴县县立女校。

莲花池过去既为人重视，题咏也很多。明刘道开《涵园》云：“兴废何常为甚嗟，此园当日擅繁华。无人敢觑移来石。有鸟偷衔落去花。竹树几坡堪种莱。鼓吹一部旧藏蛙。百年未满三更主，何事先生认作家。”《涵园一相国王应熊别墅》云：“倪园草木未全荒，又见王园作牧场。膝髯昔游忘地主，蹇痴有托赋《山羊》。虽然一代推金谷。那有千年永保疆。地下若逢巴蔓子，岂宜侈说我箦。”倪园，指乡贤倪斯蕙的别墅巴字园。王园作牧场，自注云：“降寇刘维凤牧马王园。”滕髯，指应熊幕僚滕伯伦(名待考)。蹇痴，指蹇达之子宗伊字海峤，见山羊入园，作《山羊赋》。篑，自注云：“公曾题曰‘吾篑谷。’”应熊确不尊重巴蔓子墓，如何彤云诗所云。清龙为霖《莲花池》云：“少时游此地，常爱水中莲，胜事可长在，回头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