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给我们带来的反思和启示

非典给我们带来的反思和启示

非典已经来了，我们无可逃避，关键是如何面对它。就像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灾害和疫情一样，不论时间长短，人类终将取得最后的胜利。除了想方设法尽快打赢这场“非典”战、消除危机的消极影响外，我们是否还需要思考一些其它的东西呢？我们是不是还应该从这一次非典的冲击中获得更多的反思和启示呢？

在我们众志成城迎击非典的时候，我们也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停住曾经匆忙的脚步，彼此深切地注视，复苏一些曾经麻木的情感。我们可以反省一下以前的某些生活方式：是否过于亏欠了大自然、亏欠了亲情、亏欠了我们对公共事物的责任？这些反思和启示，对于我们逐步地纠正人类的错误行为，进一步的思考社会的本质，进一步的改进我们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启示之一：政府当以民为本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弗里斯特与国家主席会面，当总书记说到“SARS疫情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是一场灾难”的时候，弗里斯特特别拿出笔将此记了下来。弗里斯特告诉华盛顿邮报，他说，能够听到来自中国最高层这样的表述，令人十分安慰。因为这说明中国的领导人深知非典对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党和政府新一届领导人所表达出来的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的价值取向。

事实上，危机发生之后，我们没有听到太多地对新领导人的批评，而更多的是理解和支持。人们已经感受到了政府和民众关系新风扑面。这次危机中之所以人心稳定、百姓拥护，与危机发生后政府勇敢地向民众公布真相，及时对渎职官员予以惩处是密切相关的，它使民众从中看到了政府的决心，强化了民众对政府处理这场危机的信任。政府，给了民众更多信心；民众，给了政府更多信任。

就像所说的，“非典”的短期影响不可避免。但若客观冷静分析一下，这次突发事件很有可能历史性地成为一种“新政”气象的开端，成为新政府更加致力公共事务的开端。我们注意到，在广东抗非最紧张的时候，国家主席来到“非典”最前线广东考察工作，并在深圳约见了董建华特首，为深受非典型肺炎困扰的香港打气，展现出了与百姓休戚相关的亲民形象。我们也注意到国务院总理多次走出中南海，走进北京的建筑工地、超市、社区和高校，稳定民心，强调要同心同德战胜非典型肺炎这场重大灾害。在一南一北两个重灾区，两位新领导人亲力抗炎，将“非典”提到了“三个直接”的高度：即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直接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直接关系国家利益和中国国际形象。这也许正是中央反复告诫各级官员“要对人民高度负责”，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深义所在吧。与多次强调：经济上的损失是可以弥补的，而人的生命则只有一次。我们已经感受到中央重塑政府开放与诚信形象的决心。

事物是辩证的，所有的危机都意味着转折。对于一个成熟的政府来说，善于利用危机和不善于利用危机是截然不同的。成功的危机公关行为，不但能极大地提升政府的形象与威望，也能增强政府在公众中的凝聚力和美誉度。如果运筹得当，这次危机也将是一次政府赢得民众信任的机会，一次政府整顿吏治革新自身机制的机会，一次提高政府和社会有效应对任何危机能力的机会。

在“入世”和十六大两大标志性事件后，我们的政府最大的问题是职能转变。随着市场力量的发育和成熟，我们要把视野和精力从过多地抓经济转向处理重要公共事务。发生在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初的“非典”事件，可能恰好是一个开端性的案例。经历了这场抗击非典的风雨洗礼，我们正在以一种对内更加体恤百姓，更加公正开明，对外更负责任，更尊重国际惯例，更受人尊敬的姿态，走进世人的视野。

启示之二：钟南山的政治观

前两天的新浪网上，刊登了《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的非典政治》。其中工程院院士、广州医学院呼吸道研究所所长钟南山的一段话颇引人思考。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对我们搞这一行的人来说，我想搞好业务工作，这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你在你的本职岗位上，你能够做得最好，你这个就是最大的政治。”这句话多少有点出人意料，却足够深刻，也是迅速可以理解的。他说，（非典）这不是一般的学术讨论，是救命的问题。以“救命问题”看待“非典”，这当然是最大的政治。

事实上，4月26日国家主席应约与美国总统布什通话，首先强调的是，“中国政府始终把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从党中央、国务院强力介入“非典”防治，到4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生命高于一切一直是一以贯之的主题。目前，非典大敌当前，全党全国人民应该把打好歼灭战看成当前最大的政治，应该像钟先生那样讲政治，在艰苦、充满危险的工作中救死扶伤，在救死扶伤中为政治输入新的因子。这样，到了宣告抗非成功那一天，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语言庆祝胜利：我们在通向政治文明建设的道路上又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对一个国家来说，不可能不讲政治，只要国家存在着政权，任何组织或个人就不可能脱离政治而生存。对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人来讲，在每一个不同的时候，讲政治的含义可能都是不同的。这多少给我们长期以来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分强调起到了一种调和作用，这多少给我们长期以来对政治的滥用起到了一种调和作用。政府应该干什么呢？除了GDP是不是还有同样重要的价值观呢？人民的健康、生命的价值、文化生活的内涵，如此等等。党的十六大是新世纪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我们之所以说它是里程碑式的、历史的会议，最重要的原因是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一目标，十分鲜明的指出，我们的现代化，不仅是物质文明的现代化，更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像无锡这样的经济发达城市，现代化也许更需要教育的、文化的、卫生的、体育的支撑。政府也许更多的需要考虑社会的公平价值、弱势群体的地位、人们的精神和文化生活等等。

所以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对政治的含义有更深刻地认识，更加清楚地明白各自肩上的担子和使命，站在更加务实的、长远的角度考虑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像钟南山一样，既做一个富有责任心和创新能力的业务高手，又以实际行动阐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内涵，做好自己的工作，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就是“最大的政治”。

启示之三：政府信息公开化

我们不能不回到2003年4月20日，这原本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但是由于一些异乎寻常的事件，变得不同凡响起来。这一天，我们看到卫生主管部门一改往日遮遮掩掩的姿态，坦诚地向老百姓说出了“非典”疫情已严重到何种程度；这一天，人们看到两名政府官员因为严重失职而被免职；这一天，我们听到政府官员因为工作不力向全国的百姓道歉，听到更多人频频提到了百姓的知情权……总理为此做出的是最朴素也是最好的解释：政府必须为人民的生命负责。

在政府信息的公开方面，9·11危机发生之后，美国纽约市的做法很值得借鉴，市长朱利安尼明智地把动员社会参与放在了危机管理的重要位置，如发动群众进行城市救援、动员公众开展大范围的献血活动和募捐工作。这不仅降低了政府救治危机的成本，提高了效率，还使公众更多地了解到真相，去除恐惧，缓解了危机在公众中产生的副作用。

由于“非典”疫情的国际性，以医疗卫生系统为主的各级政府部门事实上接受了一次国际大检阅，促使我们的内政行为充分与国际接轨，这对于转型期的政府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潜在收获。在非典型肺炎面前，我们看到信息公开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猝然而至的非典型肺炎在广东登陆，也许刚开始对它的危害性认识不深，也许是认为它能像流感一阵风吹过去，没有必要向百姓广而告之，结果引发病毒更大范围的肆虐，引发了广东和北京的抢购潮。然而随着我们逐日通报疫情，对基本信息及时公正、充分地披露，一些不必要的恐慌和人心浮动都消弭殆尽了。

无可否认“非典”的袭击，必然会使一季度开局良好的经济增长有所放慢，但相对此种短期损失，新政府广泛建立起的应急系统，以及即将纳入法制化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所将带来的深层变革效应，则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从目前来看，这次非常事态中值得总结经验至少有两条：其一，必须及时清楚地向民众公开事实和真相，使民众成为危机知情者和处理者；其二，向民众讲明政府处理危机的方式、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需要民众给予的配合，使民众在了解政府的行动的同时也明晰自身的权责。这两点都值得在以后的政府行为中予以定格和推广。

与此相关的，我们从这一次非典危机中，对政府的定位和责任有了更加清晰地认识，经过这一次危机，我们对加强对政府行为的舆论监督；实行情况通报制度，保障民众的知情权；通过人大立法程序和政党内部纪律条例，建立主管官员问责制等等，都有了更加清晰和紧迫的认识。

启示之四：行政体制改革

我们从来对我们行政体制的弊端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对我们行政体制中的种种弊端感到深恶痛绝。20年来，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成就卓著，但行政体制改革却相对滞后。在迄今已持续半年的“非典”事件中，旧有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知情权缺失”以及“危机管理乏力”等积弊暴露无疑，政府的效率低下，官员的推诿塞责，应急体系的反应迟滞，以及对信息的掌控失真等，在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中，已是破绽百出。这一突发事件已经清楚地表明现有体制中的某些部分，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两名高官的下台，使我们联想到香港正在推行的“高官问责制”和国内呼声日高的引咎辞职制度。我们长期以来是“不犯错误不下台，不到年龄不退休”。直到1995年的中共中央5号文件《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中，才出现“引咎辞职”一词。这次两位高官被免职事件，显然在政治上是一个进步，为推动今后领导干部责任制开了个好头。从短期来看，其意义在于扭转抗击“非典”的被动局面，在国内外重塑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的形象；而从长远来看，则可以从根本上整肃吏治，树立官员队伍的“民本”思想，并以此为契机把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我们一直倡导的是“责任政府”。权力与责任、权力与义务要平衡，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对官员而言，他必须承担，第一、政治责任，要对人民负责；第二、行政责任；第三、法律责任；第四、道义责任，官员在道德层面要做示范作用。

政府职能分化，必然会导致分割，条块分割同样是有效管理的方式之一。分割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协调机制和应变机制。因此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当安全危机发生后，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反应，主动积极介入，将危机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最小化。各单位和机构不能独自作战，应该有一个临时协调机构负总责，有效地对公共资源进行管理和使用，确保这些资源得到最大化运转和最合理化使用。

启示之五：疾病控制和防疫体系

正当非典在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越闹越凶，染病人数继续激增之际，我们却不能不注意到外来移民既多又杂的美国，不仅至今保持着无一人死于非典的记录，而且还大幅调低了实际患病人数，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世界卫生组织3月12日第一次向全球发出了非典防疫警报后，尽管美国那时尚未发现非典病人，但美国国家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还是向全国的医院和医生紧急发出了非典警报和防治指导方案，并要求各州每天都向该中心提交疫情调查报告，健全的防疫体系为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人说这是“9.11”种树“非典”乘凉？不无道理。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在全球范围内非典疫情警报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就马上拿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应急工作中心。这个中心原本是为了解决在“炭疽菌”事件中暴露出的卫生部门信息不畅的问题而建立的，它可以全天24小时连续运转，在政府各部门和各级地方卫生机构之间，实现即时信息收集、处理。与此同时，政府卫生主管官员还每隔几天就举行一次全国性的电话新闻会，通过媒体向公众通报非典在全球和美国的流行情况以及最新的防治进展。伊拉克战争前，美国曾经动用大量人力，理顺了国内卫生系统的快速反应机制，医疗单位和有关政府部门多次进行过紧急行动演习，这一机制在这一次非典疫情的防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2002年1月23日才正式挂牌成立。不幸的是中国疾控中心成立不足一年，就面对了SARS。虽然政府在这次疫情的处理上后来已经较为有效、及时，但政府的疫情及危机处理机制显然还有待健全。我们从这次疫情对广东、对整个中国的巨大影响和波动来看，不得不承认，我国的疫情处理机制和西方国家比还显得较为落后和脆弱。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一家大型疾病防控机构检查，发现设备破旧不堪，已处于半瘫痪状态。皇城根下的尚且处于“半瘫痪状态”，散布于各地的同类地方疾病防控机构又该是个什么模样？有人说中国用于公共卫生的“人均投入全球最低”，似乎问题只是出在一个“穷”字上，但因“非典”疫情而连带着暴露的公共卫生、疾病防控方面的体制积弊，岂是一个“穷”字可以遮羞！即使在无锡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我们的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机构也是很不完善的。在发达国家甚至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政府财政在卫生方面的支出主要用于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事业，而我们对于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事业的投入显然很成问题。现在各级财政经济调拨了大批资金用于防非典，但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需要持续不间断的大额投入，仅靠“一次性”是万万不成的。

启示之六：卫生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如果没有非典，我们也许还不明白健康有多么重要，更不清楚自己的生活习惯可能有多么糟糕。在非典预防专家们的提醒下，我们才明白：原来我们迷信空调，习惯呆在空气不流通的屋子里；我们不爱洗手，甚至不会洗手；我们通宵玩耍、胡吃海喝、扎堆凑热闹……还有，我们懒惰，四肢不勤，能坐着绝不站着，能乘电梯绝不爬楼梯，能早晨蒙头大睡绝不参加体育锻炼出一身汗。于是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娇贵，动不动就伤风感冒，动不动就嚷“亚健康”，直到非典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在这一次非典危机中，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东邻上海的例子。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1600多万常住人口，300多万流动人口，疫情却要比北京和广州好得多，这不仅是老百姓关心的问题，也是WHO官员在上海考察的重点。有些人把上海之所以没有大范围爆发非典的原因首先归结为“幸运成分”。运气是一个很微妙的字眼，通常人们在无法解释某些现象时才用这个语汇。对于上海而言，就非典而论，用运气解释显然是没有足够说服力的。

上海之所以在非典防范中成绩不俗，表面上的运气背后，似乎还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反思。其中最重要的是上海人的卫生习惯。到上海游览一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上海的餐馆、小吃店干净、卫生，上海人比较讲究不瞎吃、胡吃、乱吃。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饮食结构也比较合理。此外，上海人还特别注重体育锻炼。全民健身在上海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扎扎实实进基层，井井有条到社区，这对于城市民众的肌体防病能力很有帮助。如果上海真的闯过这一关，也许多年以后，专家学者们在惊叹上海神奇的同时，决不会仅仅将其归因为“幸运成分”。

日本人也爱干净。虽然由于非典的影响，我们的酒店入住率已经低于20%，但是很多在无锡的日本人还是住得很好，照样吃喝玩乐，然而他们至今没有一个被感染非典，为什么，因为日本人爱干净。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分餐制，在西方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在我们推行起来却有不少困难。为什么？国人讲感情，亲友在一起，只有“聚餐”，才显得亲热，特别是酒逢知己，还要打架似的劝酒、划拳，唾沫像雨点似的满桌飞洒也无所谓。如果就餐者当中有一个人携带病菌，在就餐过程中将病菌传染给了同桌的亲友，这不是害了大家吗？所以卫生习惯非常重要，有了良好的卫生习惯，感染非典的几率就能大大降低。比如你和一名非典病人握手，如果你不是随便用手擦眼睛，揉鼻子，如果你注意勤洗手，那么即使你沾染了病毒，也不会感染病毒。

启示之七：重塑白衣天使的形象

在这一次抗非战斗中，我们特别注意到，“白衣天使”的称呼又回到了广大医务人员的身上，这个一度暗淡的称号如今听起来是这样的亲切，他们无私无畏地战斗在第一线，谱写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赞歌。有过收受红包，有过拒绝医治，有过失职误诊，这些曾经让这支纯洁的队伍蒙羞。但是在“抗非”战斗中，这个集体用无私的奉献和牺牲精神，为自己赢回了尊严和荣誉！“天职”、“义不容辞”、“我们的生命是患者的”……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前赴后继，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冲在最前面的，遭受最大危险的，都是“白衣天使”。截至5月12日10时，全国内地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病例5013例(其中医务人员941例)，广东中医院护士长叶欣、中山三院主任医师邓练贤先后被病魔击倒。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分院急诊科护士长叶欣负责“非典”病人的接诊工作，她把病人检查、抢救、治疗和护理工作包揽起来，甚至有时把别的同事关在门外。她感染“非典”牺牲后，她的丈夫知道她深深热爱自己的职业，惟一要求就是让叶欣最后穿上一套护士服，让她生时为一名护士，死的时候也是一名护士。奉献和牺牲精神重塑了“白衣天使”的形象，帮助公众提高了认知，加深了理解。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度紧张的医患关系，在这场斗争中能够得到缓解、改善和修复。

启示之八：民族精神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抗击“非典”，使中华民族又一次彰显出伟大的民族精神。钟南山说：“我们不冲上去谁上去？”这位66岁的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专家在“非典”一线连续72小时不眠，率领专家组会诊、治疗，穿梭于最初出现疫情的广东省。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刻，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亲临一线，向全国发出动员令；医务人员冲上去了，他们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科技人员冲上去了，他们夜以继日、合力攻关；新闻记者冲上去了，他们忠于职守，传播党和政府的声音，报道“非典”疫情和无数感人的事迹……危难时刻，亿万人民在民族精神的感召下，筑起了一座抗击“非典”的钢铁长城。

磨难淬炼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民族品格，磨难使民族精神得到新的提升。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伟大的民族精神成为鼓舞每个人的强大力量。如果说，1998年与那场百年不遇洪水的抗争，是对民族精神的一次大洗礼；如今抗击“非典”所迸发出的新的精神力量，则为我们的民族精神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在北京小汤山，几天前还是一片麦田。从4月24日拂晓开始，4000名施工人员，500台施工机械开拔到这个没有饮用水，没有地方住的工地。仅仅7天，这里就奇迹般诞生了一座拥有1000张床位、全国最大的专科传染病医院，而来自军队和武警的首批医护人员，在接到征召命令后6个小时内就踏上了征程。

还有一个镜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被隔离的居民楼上，人们站在阳台上向外边伸出两个手指，打出“我们必胜”的手语。隔离带外的人行道旁一排杨树上，挂满了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中国结、黄丝带、千纸鹤和心型卡片。这个场景，无论谁看了都会感动。面对这场对人类社会、国民心理和民族精神的大考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都更加需要用民族精神凝聚人心、鼓舞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