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1899-1935),原名远镇,号慧生。出生在江西弋阳一个农户家。

从小勤劳好学。7岁开始放牛、割草。8岁入本村私塾就读。14岁时,因家境中衰,不得不辍学,在家一边劳动,一边自学。

17岁时,考入弋阳县立高等小学。当时,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也联络一些同学,组织社团。他们聚在一起阅读进步书刊,谈论国家大事,探讨社会问题。

1919年夏,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西省立南昌甲种工业学校。除认真学习功课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学习革命理论,接受新思想、新知识。同时还和南昌各校的爱国学生一道到车站、码头发表演说,查禁日货。由于在南昌青年学生中有一定影响,1921年被选为南昌学联的负责人之一。同年秋,他来到九江,考进了教会学校南伟烈大学。在这里,并非想学“洋教”,而是为学英文,经常阅读借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他还发起成立了“读书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

1922年春,参加了“非基督教大同盟”,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不久,因家里债台高筑,他决定退学。

1922年夏,来到上海,与恽代英、向警予、赵醒侬等结识,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要求返回江西,去做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工作。

1924年,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作为“沪案”交涉江西后援会的组织领导者之一,积极组织仇货检查队、募捐队、演讲队,深入街头巷尾,奔走于学校、工厂、领导罢课、罢工,举行示威游行。由于劳累过度,几次吐血。

1925年冬,党派回乡开展农运工作。他开办农民夜校,组织秘密农会。1926年,北伐军进攻江西,组织了数千农民为北伐军探送情报,带路筹粮,有的直接参战,有力地支援了北伐军攻占南昌城。1927年2月,当选为江西省农协执行委员兼秘书长。不久,他告别新婚的妻子,深入赣西南农村,开展农民运动。7月中旬,大革命失败,决定回赣东北,组织那里的农民暴动。11月下旬,主持召开了弋阳、横峰、贵溪、上饶、铅山五县党员会议,拟定暴动纲领,成立了暴动总指挥部,由任总指挥。12月,著名的弋横暴动开始了,六七万农民参加了暴动。暴动持续了两个多月,在国民党军队的镇压之下,遭受严重挫折。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改变斗争策略,整顿农民军,健全组织,创立苏区和红军,进行游击战争。1928年3月,从农民军中挑出30多名骨干,集中了30多条枪,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一营一连,在弋阳东北部的磨盘山开展游击战。不久,游击队扩充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1930年7月,独立团扩编为红十军。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赣东北特委和工农民主政府,调担任工农民主政府的领导工作。在赣东北苏区大力加强政权建设和发展经济,得到苏区人民的高度赞扬。

1931年3月,发动向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反革命大围剿,赣东北苏区也受到敌军的围攻。根据中央指示,红十军政委工作。他与军长周建屏指挥红军,连战皆捷。4月下旬,闽北苏区告急,率师增援,与闽北独立团联合作战,稳定了闽北苏区局势。到1931年5月,赣东北苏区已横跨闽、浙、皖、赣四省,拥有52个县,加上游击区,人口达2000多万,进入了全盛时期。这一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年11月,又担任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2年9月,根据中央指示,率红十军二进闽北,扩大苏区。12月,赣东北省改称闽浙赣省,继续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3年1月,中央电告红十军赴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以大局为重,坚决执行命令。红十军一走,闽浙赣省形势严峻起来。立即着手组建新十军,保卫闽浙赣苏区。同年底,任中央闽浙赣省委书记,当选为中央委员。

1934年11月,中央决定将红7军团和新十军合并,成立红十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南挺进。在皖南,红十军团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闽浙皖赣边党的组织和武装力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

和军团长刘畴西继续率部北上,翻越黄山,几次与国民党军队发生激战。在皖南敌我力量悬殊,给养困难,部队过度疲劳,作战艰难。为保存抗日力量,再图北上,向中央报告,将部队带回赣东北苏区休整。

1935年1月,中央电令红十军团向浙西南行动。召开军政干部会,决定率部离开皖南,在赴浙西南之前,先到赣东北苏区作短暂休整。军团出发时,、粟裕等率先头部队800余人,由浙江开化,翻过几座大山,到达江西境内。

不料敌人尾随而至,将先头部队与主力部队割断,使刘畴西率领的2000多人陷入敌人重围。命令先头部队继续前进,自己和少数干部留下接应主力。

这时,敌人以7倍于我的优势兵力,将红10军团主力围困在纵横不过15里的怀玉山区。冒着生命危险,趁天黑钻进了敌人的包围圈,找到了主力部队。与军团其他领导人多次研究突围,但都没有理想的方案,部队辗转在越来越小的包围圈内。时值隆冬季节,部队连日翻山突围,又冻又饿,疲惫不堪,最后有80余人钻进深山老林。有人劝化装到白区暂避一下,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由于敌人搜山,大家便分散隐蔽。敌人悬赏8万块大洋,捉拿。1月29日,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得知就在高竹山上,连续搜山六个小时。不幸被俘。

1月31日,被戴上十斤重的脚镣,从怀玉山押解到上饶国民党赣浙皖闽四省“剿匪”司令部。四省“剿匪”司令赵观涛与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书记长俞伯庆对进行“审讯”。他们时而威胁,时而利诱。早就决意为革命牺牲,没有作过别的考虑,在敌人面前理直气壮地阐述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揭露投降卖国的罪行。第二天,敌人在上饶城里召开所谓“庆祝大会”,由敌兵将戴上重镣的背上台“示众”。昂然挺立,正气凛然,群众无不黯然落泪。

2月2日,敌人出动了四辆装甲车和五辆卡车,由赵观涛、俞伯庆“陪送”,将解往南昌,关押在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

敌人为了扩大影响,2月7日,在南昌豫章公园召开了所谓“庆祝生擒大会”。一位美国记者写道:“戴了脚镣手铐而站立在铁甲车上之,其态度之激昂,使观众表示无限敬仰。”上海《字林西报》的一位记者询问有何感想,说:“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不惜生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为民族独立而奋斗。”

国民党为了劝降,不择手段进行威逼利诱。一方面在生活上加以改善,另一方面物色了一批党政军要员,网罗了的几个同乡同学,轮流探监,假献殷勤,充当说客。就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也亲自出马劝降。对他们的回答是:“我们与你们反革命国民党是势不两立的,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

他在狱中,鼓励被俘的其他同志,要坚定革命信念,寻找机会越狱。后来,敌人把他强行移入所谓优待室,使他失去了与其他同志联系的机会。在优待室,对看守人员和关在优待室里的其他特殊囚犯进行教育,有些人和他交上了朋友。他们中的一些人同情,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为他传递消息。在狱中写的许多文稿就是由被关押在优待室的原国民党江西省高等法院院长、中央军人监狱长胡逸民先生带出监狱,按照的嘱托,亲手交给上海党的组织。

在昏暗的牢房里,抓紧时间挥笔疾书。由于早年染有肺病,入狱以来,又备受苦刑,身体极度虚弱,还要时常提防敌人的搜查。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用自己的心血写下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给党中央的信》等约13万字的文稿和信件,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革命遗产。

在这些文稿中,热情地讴歌了伟大的党和可爱的祖国,表达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意志。他在《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中写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1935年8月,密令驻赣绥靖公署,将“秘密处死”。

8月6日凌晨,南昌城天色昏暗,细雨蒙蒙。一群全副武装的敌兵,将从狱中押出。

预料敌人对他下毒手的时刻到了,他拖着沉重的镣铐,挺着胸膛,毫无惧色,边走边用坚定的目光向难友告别。敌人把架上一辆卡车,向城北驶去。马路两旁岗哨林立,军警密布,戒备森严,一路不见车辆、行人。刑车快到下沙窝的地方,由于路面狭窄,在一口水井边停了下来,意识到刑场快到了,下车后,连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的国民党!”“红军万岁!”“苏维埃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响亮的呼声使敌人惊恐万状,慌忙弄了一团棉花塞进口里,又用一条白布把他的嘴巴紧紧扎住,然后将推向刑场。年仅36岁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自己最后一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