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就是把我的骨头烧成灰,我还是共产党员”

邓中夏(1894-1933),原名邓隆渤,字仲？,出生在湖南省宜章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1901年,邓中夏入私塾读书。191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郴县第七联合中学。1915年夏,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文史专修科文科乙班,与蔡和森同学。其间,他受到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先生新思想的影响,是鼓吹新文化运动的《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曾赋诗斥责阴谋复辟帝制的袁世凯,表达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1917年夏,邓中夏毕业于湖南高师,又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入校后,他一心攻读古文,是个幻想通“古”入仕的“古文迷”。

此时,新文化运动正在蓬勃开展。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新旧文化、新旧思潮激烈斗争的场所。校长蔡元培奉行“兼容并包”、“学术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鼓励学生发挥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支持学生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北大的学术讨论和自由争辨之风盛行,使一心只钻故纸堆的邓中夏受到震动，志趣发生极大变化。他经常去哲学系、经济系听课，广泛涉猎新知识，参加哲学研究会，探索中西哲学及时事问题。他给自己取笔名“大壑”，要象峡谷那样容纳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有用的知识,开始冲破封建思想的禁锢,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18年底,邓中夏和几位同学一道利用假期到唐山矿区接触工人。现实生活的体验,使他愈加感到提高“民德民智”的迫切性,立志要为唤醒民众而奋斗,遂逐渐产生“教育救国”的思想,积极协助将“学生救国会”改组为“国民社”。翌年一月,《国民》杂志创刊，邓中夏任编辑干事。他针对国内外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向广大民众揭露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和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三月,他又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并选为总务干事。他在北京东便门演讲了《家庭制度》、《现在的皇帝倒霉了》等题目,很受群众欢迎。

1919年5月初,巴黎和会无理拒绝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取消列强在中国的特权、收回中国山东权益等七项要求,并且决定把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这个消息传到北京大学,爱国学生被激怒了。5月3日晚,在北大学生大会上,邓中夏愤慨地说:我们要不做亡国奴,就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我们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我们要抗议,要用实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

5月4日凌晨,邓中夏和北大学生一起,参加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位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次长跑来劝阻,邓中夏指着那位次长说:“你身为教育部次长,自己不爱国,还不准学生爱国,你是中国人吗?!”

“五.四”的爱国示威游行,遭到北洋政府残酷镇压。邓中夏参与火烧赵家楼后,也险遭逮捕。当晚,北大学生干事会成立,邓中夏负责干事会文书股工作,编《五七》报。随后,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邓中夏任北京学生联合会宣传股主任。

“五.四”那天,邓中夏曾赋诗抒怀:

“觉悟的门前,

便是刀山剑树,

兄弟姊妹们啊,

我们开门呢?

不开门呢?

刀山剑树的那头,

便是我们朝夕希冀的地带----

光明的愉悦的地带。

兄弟姊妹们啊,

我们去呢?

不去呢?”

强大的号召力,使人振奋,催人向前。邓中夏自己更是身先士卒。5月5日起,他率领平民教育演讲团走向街头,连续讲演十多天。5月下旬,他作为北京学联代表前往湖南,和一道组织了湖南学联,发动并参加领导了全省学生的罢课斗争,有力地支援了北京等地的学生爱国运动。

1920年3月,在的领导下,邓中夏和高君宇等人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邓中夏这时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著作,并深入工农群众中进行宣传。

1920年9月,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以骨干,发起组织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邓中夏作为小组成员之一,协助工作。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通俗小报----《劳动音》周刊,由邓中夏负责编辑。1921年1月,他又创办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免费招收学生,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2年5月1日,邓中夏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被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7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参与著名的党的二大“宣言”及一系列决议的制定。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23年,邓中夏接受中共党组织派遣,担任上海大学总务长,主持学校行政工作,着手实现党的培养人材的计划。到上海大学后,他改名邓安石,决心学王安石锐意革新、进取不息的精神。他改革学校建制,聘请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及进步教育家、文学家来校任教。上海大学完全成为当时培养革命干部的“红色大学”。

1923年,邓中夏任中共上海地方区委会委员长。不久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团中央组织部长。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创刊后,他任主要编辑,写了许多文章,教育青年。1925年,邓中夏去广州主持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后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留在广州工作。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了。为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受中华全国总工会派遣,邓中夏、苏兆征等抵香港,发动工人群众,策划省港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开始后,邓中夏、苏兆征主持召开了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邓中夏被聘为顾问,兼罢工委员会的中共党团书记。邓中夏亲手组建了两千多名队员的工人武装----工人纠察队,对香港实行封锁。这次大罢工坚持了一年零三个月,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1927年6月,邓中夏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负责处理繁重的中央日常事务。大革命失败后,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邓中夏在会上严厉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方针。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任江苏地下省委书记。次年,调任广东省委书记。随后,去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1930年7月,邓中夏从莫斯科回国,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去湘鄂西苏区与、周逸群一起领导湘鄂西的武装斗争,任湘鄂西苏区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治委员。

1931年初,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对一批同志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邓中夏也被撤掉全部职务,调回上海作“检查”。由于没有生活来源,一家人生活十分艰难。对自己刚刚生下的孩子也无力抚养,只得忍痛送人。

1932年初,党组织又给邓中夏分配了工作。同年秋,担任中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1933年5月15日晚,他去找互济会援救部部长林素琴商谈工作,不幸被法租界巡捕逮捕。次日,设在法租界的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开庭审讯。邓中夏巧妙周旋,据理力争,并请史良等著名律师帮助辩护;党组织也设法营救,迫使法庭判处邓中夏五十天监禁。但是,与邓中夏同时被捕的林素琴不久叛变,供出邓中夏的真实身份。得知消息,大喜过望,用现洋一万元买通法租界各级官吏,将邓中夏引渡给上海公安局,并立即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

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先派邓中夏以前的好友前来“劝降”,但被邓中夏骂得狗血喷头,狼狈而去。随后,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和国民党的所谓“理论家”也前来说降,都被邓中夏一一驳斥。监狱的同志看到邓中夏接连几天都以“贵宾”的身份被国民党请去,便以监狱共产党地下支部的名义,通过一位难友对邓中夏说:“同志们很关心你,问你有什么打算?”邓中夏听后激动地说:“一个革命者到这个时候,同志们是应该关心他的政治态度的。请你告诉大家,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

国民党宪兵又用种种酷刑想使邓中夏屈服。邓中夏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战胜了敌人的残酷摧残。一次严刑毒打之后,一个特务对邓中夏吼道:“你还这样强硬,难道你不想出去了吗?”邓中夏凛然道:“我没有进来之前,倒是想到有一天会进来的。现在进来了,却从未想到会出去。”

在狱中,邓中夏给难友们上党课,讲马列主义,讲共产党员的理想和气节,讲工人运动。有一次,他刚受完重刑回牢房,稍息片该,便接着讲上次未讲完的题目,讲着讲着,牵动嘴角和鼻子边上的伤口,血不断地流出来。难友们都被他坚毅的精神所感动。

邓中夏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坚持学习,阅读一本借来的通史。一次审讯过后,他估计到那是最后一次审讯,自己为党工作的时间不长了,在给同志们上完最后一次党课后，便抓紧时阅读完那本通史。随后,又给党中央写了最后一封信,深情地说:“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

1933年9月21日清晨,按照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指示,国民党反动派将邓中夏秘密杀害于南京雨花台。邓中夏牺牲时,年仅3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