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怡--献身于我国气垫船事业的女专家

1985年,一个名字被人们传颂着,她那短暂的43年的人生旅途,以对祖国、对事业、对同志、对生活的无比真挚的爱,赢得了千万人的尊敬、怀念,激励了千万人去努力、奋进……。她,就是优秀共产党员、我国气垫船女专家华怡。

辛勤的耕耘

华怡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担任船舶设计的工程师。华怡继承父业,攻读流体力学。1968年,她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七○八研究所,从事气垫船的研究和设计工作。

气垫船,是使用尼龙橡胶布,在船体下部围成裙子似的一圈,把高速气流“封”在其中,形成“垫”,支撑起船体,使其快速行驶的一种船只。这种船舶技术发明于50年代初,到50年代末,英国人制造出世界上第一艘有人驾驶的气垫船,使气垫船开始进入实用阶段。

1958年,我国便开始了自己的气垫船研究,起步并不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进展十分迟缓。刚刚跨出校门,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的华怡，一开始工作就接触这种新型船舶的研究设计,使她激动不已。她多么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气垫船在我国的江河湖海中腾飞啊!

进所不久,华怡参加了我国当时吨位最大的一艘全垫升气垫艇的总体设计,她几乎承担了设计过程中的全部性能计算。在模型试验阶段,她又主动承担了数据分析和撰写试验报告的任务,夜以继日地工作。

1976年,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我国的气垫船事业也展现了光明的前程。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气垫船的研究和设计能力,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并且,先后设计出了四种型号的试用艇。然而,气垫船在我国还没能完全进入应用阶段。“你们的设计水平并不低,但为什么黄浦江上看不到你们自己的气垫船?”一位英国气垫船专家在参观了华怡所在的研究室后这样问道。华怡被强烈地触动了。

作为党和国家自己培养的气垫船专家,华怡心里十分清楚,目前,妨碍气垫船进入广泛应用的原因,是“围裙”技术还没有解决。“围裙”直接关系到船的垫升高度、稳定性、适航性和越障能力。尽管生活中的华怡仍然穿着大学时代那条蓝色人造棉裙子,但她每时每刻都思索着要为气垫船设计一种最先进、最现代化的“围裙”。为了祖国气垫船事业的发展,华怡站到了斩关夺隘的最前列,开始向“围裙”技术的高峰攀登。

计算,是“围裙”设计中的关键。早在1979年,华怡就与另一位同志大胆设想、周密论证,在国内首次建立了“二元囊指群的静态成形计算方法”。这一方法,接近国际水平,并具有重大的实用价值。接着,华怡又把它发展成了“三元围裙计算方法”,为攻克“围裙”设计中的计算关奠定了基础。

海上试验,是气垫船“围裙”设计中的重要一环。每次试验,华怡都争着去。同志们希望她去,因为她观察仔细、记录认真,并能迅速拿出整理好的试验结果。但是,同志们又不忍让她去,因为还处在试验阶段的气垫船在海上高速行驶,有时会出现险情,把测试人员摔得鼻青脸肿。况且,华怡从小就有晕车、晕船的毛病,在试航中只要遇到风浪就呕吐不止。尽管如此,每次出航华怡都坚持上艇。一次,她吐得晕倒在大舱里,同志们把她扶进小舱,想让她躺一会,可当人们一转身,她又摇晃着身子出现在大舱里。她说:“我是设计人员,知道了船摇摆的难受滋味,就会更加努力地去改善适航性。”出航归来,她顾不得休息,又和大家一起检修“围裙”。烈日暴晒,小虫叮咬,她全然不顾,在用竹竿撑起的“围裙”里面,半躺着身子观察和记录。大家劝她休息,她说:“我是研究围裙性能的,不了解‘围裙’在使用中的损坏情况,怎么能设计好‘围裙’呢!”

远大的理想融合在具体的事业中,什么艰难险阻,都不在话下!华怡执著地追求!追求!18年来,华怡怀着对国家富强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气垫船这块园地上年复一年地辛勤耕耘,不断地奉献,终于实现了她当年的愿望----为我国气垫船事业的发展,做一颗铺路石子。

她主持完成的《气垫船静水阻力估算方法》,经全国船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批准,成为我国气垫船实际设计中普遍采用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她参与研究并与他人合作完成的《侧壁式气垫船在波浪上运动的非线性理论》和《气垫船耐波性理论》两篇论文,为建立我国的气垫船耐波性理论打下了基础,作为所里的业务骨干,她担任过性能组组长、课题组负责人,主编了《气垫船模适航性试验方法》,对气垫船适航性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1978年以来,由她编写和校对的40多篇论文、研究报告,有不少已在国内外有关杂志上发表……

这些成果,每一件都凝结着华怡这个中华民族优秀女儿的心血和汗水,是她留给这个她所挚爱的祖国的宝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

心底无私天地宽

华怡无论是在工作还是日常生活中,始终自觉地奉行着一条行为准则,这就是:多多地奉献,拼命地奉献,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献给事业,献给他人。而对于社会,自己则要少少地索取。

翻开1965年华怡在交大读研究生期间填写的入党志愿书,上面写着:“我是为了担负起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责任,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更好地把一切献给党,要求加入这个执政党的,而不是为了其他。”“把一切献给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看似平常、空泛的语言,在华怡看来,却句句千钧重,她认为在每一句话后面,都具有丰富的实际内容,等待自己在平凡的工作和生活中去实践。入党20年来,华怡一直遵循着自己的行为准则,实践着自己的誓言。

在有些人眼里,一张车票,一桶废油,一扇门窗,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小事往往能反映一个人的思想品质。一次,华怡到北京出差,工作结束后,与同志们结伴去游览颐和园。一下汽车,华怡立即撕掉了手上的汽车票,为的是不与其他能够报销的车票混在一起。这与那些为了多报一点帐,在地上捡车票,向别人索要废车票,甚至在不法商贩那里低价购买废旧车票的人相比,精神境界有着多么大的反差啊!

在海上进行试验时,她看见有人把废机油随手倒在海滩上,觉得这样做既浪费又污染海面,就建议把废油收集起来,拉到收购站卖掉,把钱交给国家。尤其使人不能忘怀的是,华怡对国家财产关心倍至。不知有多少个风雨之夜,她在家里惦记着研究室里设备和仪器的安全。有几次,她不顾天黑路远,让爱人陪伴着赶到所里,细心地检查是否有门窗被风刮开,是否有哪个房间渗进了雨水……

华怡关心集体、关心他人,她总觉得自己对别人关心得还不够,她想别人远远超过自己。每当事情涉及到她个人的利害得失时,她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尽量让着别人。面对自己应得的物质待遇,她反而感到内心不安。和华怡共事的同志们都说:“她心中装满了集体和其他同志的事情,唯独没有她自己的事情。”

1983年夏天,研究所自建的住宅楼竣工了。住房困难的知识分子们对改善自己的住房条件充满了希望。同事们催促华怡:“许多人都申请了,你怎么还不打报告?”华怡淡淡地一笑,算是对这种关切之情的回报。熟悉华怡的人都知道,她过去一直住在母亲家里。大家庭的住房条件并不宽裕,23平方米的空间里,住着妈妈、弟弟和两个妹妹。结婚时,她选择了仅有5.2平方米的最小的一间,里边只能放下一张三尺半的单人床,一个写字台和一把椅子。爱人顾尔祚经常睡在地板上,两只脚伸到了写字台的下面。以后,顾老师干脆在交大的教师集体宿舍申请了一个床位,住到了学校里。

交大为了解决顾老师的住房问题,拿出了一间10.8平方米的住房,研究所也拿出了6平方米的一间房,通过调换,终于分了一间16.8平方米的房子给她。华怡感到不安了,她睡不着觉,想到同志们的住房条件都不太好,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她觉得自己不能要这房子。她找到领导,提出房子先给别人,自己等下次解决。她说道:“黄武军、余亚芳等人的住房和我一样困难。我是共产党员,先解决别人的困难,我高兴。”

住房的钥匙上交了三次.三次都被退了回来。

华怡自己找到小黄和小余,把钥匙硬塞给他们,让他们先搬家。他们拒绝了。这样,华怡才住了进去。

华怡是1964年的大学毕业生,工作表现出色,这两个条件,使华怡在1979年工资调整时,成为提级的对象。在“民意测验”中,不少同志极力推荐她,对此,华怡深感不安。她又是打报告,又是找领导,坚决要求把晋级的名额先给其他同志。星期天,她拉着爱人一同来到党支部书记的家里,一再说:“我是共产党员,别人加了我再加,别人没加我不加,请领导上这次一定不要考虑我。”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大家没有的,我不能有。”渐渐地,华怡的这种“让”劲出了名,以至于遇到评先进、表扬、晋级等类似的事情,一看到华怡去找支部书记,大家就知道,她准又是“让”去了。

1985年年初,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给予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晋级奖励,奖励人员的百分比是千分之一。七○八所党委申报了华怡。大家怕华怡知道了又要推让,因此,申报在“绝密状态”中进行。然而,在两个月之后申报被批准时,华怡已不在人世。如今,那份给华怡晋升一级工资的奖励证书端放在她的遗像前,成了一个永久的“秘密”……

华怡的母亲看着奖励证书百感交集。老人说:“一千人中只奖励华怡一个人,如果她还活着,她会于心不安的。”“于心不安”也是华怡常说的一句话。

“她还会回来的”

1985年7月4日,脸色苍白,嘴唇干裂的华怡躺在了医院观察室的病床上。她全身像散了架似地疼痛,手脚都已抬不起来。自7月2日住院以后,华怡一直受着病痛的折磨,安眠药也无法使她入睡。

亲人们日夜守护着她。这天,华怡强打起精神,用微弱的声音呼唤着在一旁护理她的妹妹华惟。

“小妹……小妹……”

“姐姐,你要什么?”

“我的病很复杂……医生虽然……查不出,但我心里有数……我想写一篇……”她喘了几口气,又接着说:“我口述，你记录,把我的详细病程写出来,给医生参考……”

“姐姐,你说些什么呀!好好养病,不要多想,你会好起来的”。华惟噙着眼泪安慰姐姐。

华怡的病象,早在1984年10月中旬青浦淀山湖试验结束后就显露了。在爱人、母亲和同事们的关心和催促下,她到全市几家大医院做过多次检查,但没有结果。到了1985年的5月,华怡的病情不断发展,她浑身无力,两条腿如同灌了铅一样,沉重得迈不开步子。室里的领导为照顾她的身体,决定让她实行“弹性工作制”,不要每天都到所里来。但是,华怡说:“我不能特殊,应该和大家一样。”同事们要去医务科给她开病假,她不让。上下班挤公共汽车对她来说,已经是太困难了,她干脆让爱人把被褥搬来,睡在办公室里。

6月份以后,华怡的病情愈加严重了。6月12日,是她最后一次上班。她想带一本讲义去研究所,但是,几十页厚的讲义在她手中宛如铁石。她只得放下它,摇摇晃晃地走下楼梯，居然到了所里……

谁能知道,此刻癌细胞已经广泛扩散到了华怡的肺、肝、胰、肾上腺、淋巴、垂体,吞噬着她的内脏。华怡以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顽强地同病魔抗争。

6月底,华怡已虚弱得连一本薄薄的书也拿不起来了,她只得卧在床上休息,她太累,太累了。

“妈妈，我们组织一个读报小组，你读，我听。”这一天，她对照料自己的母亲说。

“好啊,妈妈是居委会的读报员,读起来你会满意的。”

“妈,我这个听报员,比起你们那些读报员来,水平要高一点,如果你读了错字或别字我是听得出来的。”

“那我要认真点读,不要第一次就让你挑出毛病。”从此,每天上午10点钟以后,母亲料理完家务,就拿着报纸坐在女儿的床头。

7月2日,华怡因病情恶化再度住进医院。

华怡病重,急坏了与她朝夕相处的同志们。他们轮换着到医院里,日夜陪伴在她的身旁。有位同志还特地为华怡烧了她爱喝的百合汤,一口一口地喂她。

同志们的心情,华怡最能理解。因此,只要有同志在场,那怕是最大的痛苦,她也强忍住一声不吭。她依然带微笑,令同志们更加心痛欲碎。

夜晚,病房里一片寂静。弥留之际的华怡,已经感到生命的蜡烛即将燃尽。她把爱人唤到身边,平静而缓慢地嘱咐说:

“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工作上也没做出什么贡献……我死后……不要开追悼会……我这个人没用了,只剩下躯体或许还有点用……眼球可以给盲人……内脏有好的也可以给别人……没有用的东西可以解剖,弄明病因还能对以后的病人有好处……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你要好好照顾顾华……”

华怡,一个为发展我国气垫船事业奋发进取、建功立业的知识分子,一个只讲贡献、不计名利的优秀共产党员,悄悄地、默默地走了。……

7月8日,当这个不幸的消息传来,七○八所七室的同志们忘记了下班时间,顾不上接回幼儿园里的孩子,他们悲痛、惋惜、思念,似有千言万语要向华怡倾诉……。一夜之间,走廊上贴满了几十张悼词、奠文、挽诗,无声地诉说着对优秀共产党员华怡真挚的敬爱和无限的哀思。

华怡的妈妈,这位包揽了华怡所有的家务事,做了多年华怡科研好后勤的母亲悲痛欲绝,她声泪俱下地说:“怡儿啊，我为你取名为怡,是想让你生活得轻松、愉快。没想到,你的一生是如此的辛劳……”

多次给华怡、看病的医生回忆说:“华怡每次来医院就诊，总是匆匆忙忙,在快要吃午饭或是快下班之前来,而且,每次手上都拿着、衣服口袋里揣着大叠的文献资料……”

华怡离去了吗?不,没有!她那平凡中显着伟大的感人事迹,像惊雷,像春风,从她生前工作的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七○八研究所迅速传到科技界,传遍上海市各个角落,又传遍全国。

8月3日清晨,登载着华怡事迹的报纸刚刚在街头的邮局出现,就被读者一抢而空。华怡当研究生的导师,挥泪写下了“华怡是尊敬师长的模范,关心同志的模范,谦虚好学的模范,埋头苦干的模范”的挽词,冒着酷暑送到她的家里,表达了一个老知识分子的悼念。华怡中学时代的班主任在一封信中写道:“祖国和党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女儿,我失去了一名可敬的学生。”许多熟悉华怡或与她一起工作过的同志说:“我们从华怡身上,看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看到了党的伟大和祖国的希望!”

华怡走了,她把希望留在人间,她把不灭的理想火炬传给了战友,传给了后人。她用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献身精神感染了千百万依然在奋斗着的人们。

“她还会回来的”，她永远活在同志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