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怡--献身于我国气垫船事业的女专家

1982年6月16日,一位名叫罗健夫的中年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带着他不能继续为党工作的深深遗憾,带着他对科研事业的无限眷恋,默默地离开了他多年的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离开了和他共同战斗的同志们,离开了自己的亲人……。人们深切地怀念着他,传颂着他生前的感人事迹。

攻关者的胸怀

罗健夫在骊山微电子公司“出名”,是在“”当中的l970年。罗健夫接受了一项重要的科研课题,研制图形发生器,并担任这一课题组的组长。任务是紧迫的,然而环境却是乱哄哄的。罗健夫不由紧锁眉头,他反复思忖着:这是个填补国内空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项目,可是眼下困难很多。第一,自己过去是学核物理的,搞电子设备不在行;第二,图形发生器是国外“禁运”产品,技术被严密封锁,国内无图纸,无资料,无样机,一切都要从零开始;第三,动乱的年代,正常的科研秩序被打乱,工作常常受到干扰。

越怕干扰就越来干扰。就在研制小组开始工作不久，当时的革命委员会领导突然决定:抽走组里搞计算机的技术员去干别的。老罗急了:“一铆钉一楔的活儿,没人搞计算机,还研制什么发生器?简直是釜底抽薪!”他找革委会主任申辩情由。不料,这竟成了“臭老九翘尾巴”的“罪状”。随后“打倒独立王国国王罗健夫”的大字报、漫画糊满了院墙。连续一两个月,他被大会点名、中会批评、小会勒令检查。从此,“独立王国国王”的名声,在全公司无人不晓。

眼见这拆台、挨整的冤屈,老罗苦闷,想不通,同志们也觉得心都凉了,大家一致预感到图形发生器的研制要告吹了。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罗健夫在会上真的做检查了。

“好,我检查”大家都以为老罗先做“检讨”,然后就摞挑子。谁也没有想到,“检讨”时,他抛开“独立王国”的是非曲直不谈,真心实意地检查说:“我们研制图形发生器,不是为我,也不是为你,是国家急需,党的事业急需!作为一个党员,我为什么不替党着急?调走了一个人,没有人搞计算机了,我为什么没有承担起双份工作的勇气,自己顶上去?……”

这短短的几句话,体现了罗健夫对党忠贞、严于责己的博大胸襟。他的真诚感动周围的人,他们连声称赞道:“老罗,讲得好,你的话代表了一代人的心!”连那位革委会的领导也不得不当众承认:“老罗是个好同志,他的检查说明了他的思想境界,我也受教育!”

一场风波平息了,研制组的工作恢复了正常。但是,前进道路上仍然荆棘丛生。罗健夫要承担图形发生器电子电路的设计,要顶替别人搞计算机,作为课题组长还要懂一些机械制造、半导体应用等专业知识。老罗掂出了肩上担子的份量,出路只有一条:改变生活习惯,挤出足够时间。罗健夫果真这样忘我地拼搏了！

他,窗前的灯光经常最后一个熄灭,而又最先一个亮起。连续多年,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全部业余时间用来刻苦读书、翻阅资料、思考设计、攻取第二外语,还要向爱人单位的一位计算机工程师请教计算机原理和应用技术。

他,常常连续三天、五天、七天,一头扎进工作室里。饿了啃块馍,渴了喝口水,困了在地板上躺一会儿,夜以继日,埋头不息。那年,当地闹地震,人心惶惶,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同志们劝他、拉他,他硬是不离开工作室。打倒“”后头一个春节,家家欢聚,他却独自在工作室用辛勤劳动庆祝这一历史性胜利。

他,为了事业把个人生活简化得不能再简化。两个馒头夹一块臭豆腐、一碗面条拌一点酱油就算一餐。身上穿戴的仍是当年部队发的军衣军帽。一家人准备添置衣物的钱,常常被他用来买了研制图形发生器需要的书籍。出差到外地,他从不游山玩水,不放过一刻学习、工作的时机。

他,专心致志,工作入迷。走出新华书店、坐上公共汽车就看书,往往来时想不起到站,坐回去又忘记下车。半夜进厕所,边思考工作边脱上衣,乃至发现衣服没处搁,才猛想起这儿不是宿舍……

他就这样舍身忘我,奋发工作,终于带领全组同志于1972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填补了电子工业的一项空白。三年后,又研制成Ⅱ型图形发生器,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接着,他又和全组同志向“Ⅲ型”发起了进攻。

出成果了!大家欢悦,也自然想起老罗付出的宝贵心血。然而,罗健夫在成果面前想什么?“在科学上,重要的是研究出来的‘东西’,而不是研究者的‘个人’。”这就是他的座右铭。

“哈,老罗,这下子你可立了大功啦!”通到这种情况,老罗总是告诉人们,这一部分是某同志设计的,那一部分是某同志搞成的,从不提自己。“电路、计算机总算是你的功劳吧?”“那是人家指导我干的,我那点作用,不值一提喽!”

在呈报科研成果的表格上,他要求不要写自己的名字。3000元奖金,他自己应得的那份儿一分不要,全部上缴组织。中国电子学会设备组邀请骊山公司一位有学识的同志参加学术指导活动,领导决定让他参加,他婉言谢绝,把这份荣誉让给了别人。这期间,一位同志到外单位搞协作,忘记了一个设计公式,写信向罗健夫请教,老罗不只告诉几个公式,而且把自己呕尽心血,积累多年的全部技术资料统统寄去。想起社会上存在的技术私有,相互封锁的不良现象,那位同志捧着厚厚的资料,嘴角颤抖,半天才说出一句话:“老罗呀老罗……你真是老罗!”

一生不染的表率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犹如奔向共产主义前程的万里长征。这个长征,也有“雪山”、“草地”,也要克服艰难险阻,冲破围追堵截。党内不正之风、社会不良风气,就是“思想长征”路上的障碍。在一个一个的障碍面前,有人抱怨上苍,有人听天由命,也有人失足落水……。然而,罗健夫这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1951年参军时抱定的“牺牲个人的一切”的决心,1959年入党时写下的“忘我无私地工作”的誓言,却矢志不移,本色不变。

一天,一位年轻工人来找他,说:“老罗,我们两口子两地分居多年,听说走后门送礼才能调到一起,帮我参谋参谋,送点啥好?”老罗一听,气得发抖:“你这叫干什么?搞不正之风,做缺德事!送礼的腐蚀人,缺德;受礼的以权谋私,更缺德。依我说，宁可不调，也不搞这歪门邪道。”

年轻人羞愧地低下头,叹了口气。“叹什么气?与其埋怨,不如自己给周围人做个样儿看,与其叹气,不如想想自己为纠正不正之风出点什么力!”这就是罗健夫对待不正之风的坚定态度！

请看他是怎样做的:

报考高级工程师:这本来是每个科技工作者的正当愿望。但是,罗健夫看到个别人争职称的歪风,感到愤然。按他的评分和贡献,考取高级工程师应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两次报考机会,他都有意避开了。领导动员他,他说:“考职称不是选劳模、评先进,我水平不够,以后再说吧。”许多同志听了感动地说:讲水平、论贡献,咱们都比老罗差,人家不报,咱还争什么?

调工资:这关系到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1978年2月10日,公司党委作了一项决定:同意五名同志让出调资指标。五个人中,四名是领导干部,只有罗健夫一个“兵”。当时,公司正在进行1977年那次调资工作,老罗属于应调对象。但是,他看到有些人为此吵吵闹闹,于是指出:“国家有困难,我家生活不困难,我不调!”其实,他们夫妇每月工资总共130元,两个孩子尚小,并要负担他插队的妻妹的生活费,还要给老人寄钱。就在调资开始前,他的弟弟去世。他立即写信给弟媳,让她不要向国家伸手,以后自己月月寄钱给予补助。罗健夫带头让调资指标,一些干部、职工也纷纷找领导请示:“不要调我。”公司领导批准了他们的请求。老罗知道这个消息后,异常激动地说:“我感到这是党对一个党员最大信任,是我精神上的最大安慰!”

晋升职务:罗健夫看到有的地方“官儿”太多,干起工作来扯皮划圈,不讲效率,他对这种现象早就不以为然。1987年,组织上又要提升他为公司制版中心副主任、主任工程师。决定做出了,他又一口谢绝。领导6次找他长谈,老罗摇摇头,坦率地说:“我不是不服从组织安排。现在这里的‘官’够多了。从党的科研事业考虑,我不当‘官’比当官有利。”老罗的爱人看他如此固执,在家劝他:“别让领导左一趟右一趟作难了,你就挂个名吧。”老罗笑笑说:“共产党的干部是干实事的,我想通了,就会答应,答应了就会实干,当挂名领导,有啥必要?”

出国:这本是难得的考察机会。但也有个别人想乘机捞点“外快”。然而,在罗健夫眼里,什么外快、实惠,糠？而已！1978年,组织上派他去日本学习,他以手头忙为由,多次谦让。后因领导一再催促,他才服从决定。在国外期间,他是实习小组组长,一分一分地抠着开销,将节约下来的40%的费用全部上缴国家。1981年,组织上又派他去香港考察,他硬是把这趟差事让给了别人。

分配住房:1978年,公司盖了一批宿舍楼。按老罗的条件,完全可以分到采光好、楼层适中、离上班地点近的一套好房。但是,他看到有的人吵吵闹闹很不象话,便主动提出：“我要离上班地点最远、最顶层、最边角上的。”有关同志劝他:“还是按规定办吧。”老罗不依,自己挑了较远的边角的一间半房。他风趣地说:“边角好,肃静,少干扰。”

教育子女:老罗严格教育孩子,在公司家属区早就出了名。他培养孩子从小做正直的人,诚实的人,靠勤奋自立的人,不让孩子幼小心灵沾染灰尘。1981年,两个女儿面临升入大、中学问题。有一天,老罗把孩子叫到面前,严肃地说：“我现在就把话说清楚,眼前的升学问题,将来的工作问题都要靠组织安排,靠你们自己发奋,不要指望父母。我这个人没什么“后门”，就是有，也绝不干这种败坏风气，坑害你们的事!”孩子们点点头,并用行动回答了父亲的期望。大女儿思想进步,学习成绩优异,十五岁就以渭南地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大学。

公私之间:罗健夫十多年来,天天加班加点的工作。但是,什么加班费、夜餐费,这个“补”那个“贴”的,没有见他领过一回。他廉洁奉公,从不侵占国家和群众的利益。

罗健夫就是这样,每时每刻用自己的行动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以共产党员的模范行为,影响和带领群众树立新的道德风尚;他每时每刻都严格要求自己,以严于律己的高尚品格,向着更高的精神境界,进行着思想上的长征!

"他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1981年10月,正当Ⅲ型图形发生器的研制进入紧张阶段,罗健夫感到胸部隐隐作痛。这时,工作需要他去北京搞一段时间的协作研究,他带着病痛接受了任务。一进北京,罗健夫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之中。病痛加重了,他抓了几服中药,晚上一边熬药,一边查阅资料。白天,在工作室里,疼痛难忍,他一只手顶着胸部,一只手操作着器械。同志们见他疼得厉害,劝他休息休息。他却笑笑说:“没有关系,贴一块伤湿止痛膏就好了。”骊山公司的领导得知罗健夫患了病,多次写信催他回去检查治疗。而罗健夫却说,“这里的工作需要我,我不能走。”就这样,他忍着病痛,坚持工作了三个月,直到春节前夕,才回到家里。

在组织上的再三催促下,1982年的2月6日上午,罗健夫去西安看了病,下午便又硬挺着上班了。就在这一天,他被确诊为癌症。傍晚,已经知道罗健夫确诊结果的公司门诊所医生,匆匆来到罗家,约他第二天上班时再去检查一下。不料,罗健夫没有去。

这是一个周末,下班后已过了两个多小时。车间主任家的门被敲响了,女主人打开门一看,是老罗。只见他一只手顶着胸口,一只手拿着手电筒,腋下夹着一大卷图纸,呼哧呼哧地走了进来。“你怎么才回来呀?”车间主任不安地问。“噢,这份图纸,部里急着要审核,我晚上赶出来,先请你看看。”车间主任夫妇想到老罗的病情,不禁眼里滚着泪珠。

此时,人们对老罗瞒着病情。他从大家阴郁的表情中猜出了大半。于是,他嗔怪车间领导:“要因人而异嘛,像我这样的人,你们应该早点告诉我,我好安排一下工作。”不久,他在医院正式得到确诊通知:癌症晚期。面对这样沉重的打击,老罗异常镇定,他问医生:“我相信唯物主义,对癌症并不畏惧,请告诉我,我还有多少时间?”随后,他嘱咐同去的同志:“不要告诉我爱人,也别做切片检查了,现在,每分每秒对我都是宝贵的!”这个已知自己的寿命屈指可数的人,没有哀叹人生的短暂,没有眷恋小家庭的温暖,也没有考虑给妻儿留下什么遗言,而只有一桩心事:“我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在罗健夫的身上,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生死观、公私观,体现了他为党的事业奋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的决心。此情此景,使他身边的同志无不热泪盈眶。

2月20日晚上,寒风呜咽,人们心情低沉。大家听说公司派人陪罗健夫去上海治疗,霎时间,一二百人自动出来送行。老罗笑吟吟地与大家话别,“放心吧,我一定能回来!”

老罗面临死亡的威胁,却仍以更加顽强的拼搏精神,向着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高度冲刺……

在上海治病期间,他时刻想着工作,想着一个共产党员还应做些什么。白天,他抓紧治疗,抽空学习英语,入夜,他辗转反侧,思虑着工作:听说上海已经成立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制版中心,人家搞出来了,而我们制版搞得最早,设备又好,还能不能保住全国的领先地位呢?那一个月,他憋坏了,也急坏了,实在住不下去了,3月中旬,他折回了骊山。

罗健夫的病情在急剧恶化!他胸腔的癌肿竟把胸骨顶得隆起。皮肤象烧灼那样剧痛。就这样,他还坚持去上班。组织上“命令”他在家休养,并让他爱人照顾他。

他终于同意养病,但不同意爱人在家照顾他。老罗对爱人说:“我不能工作了,你再不工作怎么行?”硬是把爱人推去上班。而他自己,为修改Ⅲ型图形发生器的图纸,又一头扎进了资料堆。他哪里是在休息,他是在进行人生的最后一搏。

组织上十分关心罗健夫的病情,派人到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联系住院。该医院的住院床位十分紧张。但是,医院听说罗健夫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专家,立即决定:有了病床,首先安排罗健夫。老罗知道后,反而生了气:“有那么多人等床位,把我安排在前头,影响多不好,我不能做那种事。请转告医生,我是个共产党员,应该按病情、按顺序安排住院。”因为不能立即入院,公司每天派救护车接送他看病。开始,罗健夫执意不肯,一定要骑自行车跑上七八里路去治疗。后来,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直到他手扶不住车把、腿跨不上车,才不得不坐车。坐在汽车上,他还自言自语地嘟囔:“国家汽油这么紧,我怎么能一个人坐一部车?”陪他的同志劝他:“救护车就是干这个的,你干嘛对自己那么苛求?”罗健夫稍停了片刻,又说:“那我来付汽油钱。”

为了照顾罗健夫看病方便,组织上特地在西安为他找了一套房子。他环视一下房间,发现这房子是新的,就摇摇头说,“这房子还没住过人,以后有了住户,知道我这个癌症病人住过,会使人家心里不舒服。”晚期癌症使他的后背已经溃烂,无法躺卧,组织上派人从办公室搬去一只沙发。老罗生气地说:“给我搬来了,人家坐什么?”一位年轻同志劝他:“老罗,你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照顾你是应该的。”罗健夫板起脸孔说:“可不能这么想,多为党工作才是应该的。”他想得太远了,太细了。在这生死的关头,他脑子里仍然想着国家,想着集体,想着他人,唯独忘了自己的生命!

4月28日,罗健夫作为垂危患者住了院。从此,癌细胞急剧扩散,他那钢铁意志在经受锤炼!一个多月光景,他的头部、颈部、牙龈、胳臂、小腹、小腿等部位,都隆起一串串红枣大的肿块,胸部的肿块象扣了个大碗,后背大面积溃烂,而且,扩散部位不断破坏着周围的骨组织。老罗承受着何等难以言状的折磨!他不由得皱皱眉,咬咬牙,全身冷汗湿透。“健夫,打打止痛针、吃片安眠药吧?”他爱人心疼地劝慰道。“不!那东西刺激脑神经,我要保持头脑清醒,还可以想想‘Ⅲ型’研制中的问题,给大家当当参谋。”

老罗呀老罗,怪不得人家叫你“罗铁夫”!你宁忍裂身之痛,不失纯贞之心,你那高风亮节和钢铁意志,怎能不催人热泪滚滚!

一位和老罗共同研制图形发生器的同志要出差去,特意向老罗道别。这时,老罗的呼吸已相当困难,说话吃力,痰中有血,体质极虚。可他硬撑起身子,拼足气力,气喘吁吁地和这位同志谈了两个多小时,从Ⅲ型图形发生器的设计逻辑,到调试中可能出现的麻烦,以及怎样处理这些难题,讲得那么详细,思考得那么缜密。简直难以想象:一个没有工作任务在身的垂危患者,却对党的事业那么尽心,那么认真!直到他去世前几天,一位同志来探视他,随口提起一台进口设备出了点故障,需要查阅资料,却不知从哪儿查起。此刻,老罗说话极其艰难,话音微弱。那位同志见他嘴唇蠕动,趴在他身边断断续续地听到:“那套资料……第×本,第×页上……有排除这……故障……说明，那本……在我……工作室……桌上。”在场的同志听到这,泪水夺眶而出!

过去人们常赞颂医务工作者中有“白求恩”。而今,罗健夫被人看作患者中的“白求恩”!直到最后一息,他还是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同室的病友都是癌症患者。有人长吁短叹,有人哭哭闹闹。老罗知道一位垂危病友发愁自己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就劝说:“要相信党组织会照顾好你家的。这就是咱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嘛!”他一住医院就说:“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少麻烦人。”因此,在病房的49天中,他从未要求护土打一次止疼针,从未拉过一次信号灯,甚至从未呻吟过一声。夜里上厕所,他从不叫人,也不开灯,总是自己一步一步挪着去。

他的病势迅速恶化,什么药都不见效。医生打算采用一种烈性药物,但无把握,正在犹豫。老罗知道后,痛快地说：“怕什么,征服癌症也是一场革命,就在我身上试验吧!假如还查不出结果,我死后把遗体交给国家,你们解剖了,好好分析分析。”

就在他去世的前几天,一位领导同志去看望他。老罗拉着这位领导同志的手,淌着热泪,艰难地说了一句话。“可惜…我不能……为党工作了……”在场的同志听了,都忍不住背过身去。

1982年6月16日,罗健夫同志逝世了,终年47岁。按照他生前的遗愿,遗体做了病理解剖,医生们惊异地发现:他周身布满癌瘤,胸腔里的肿瘤比心脏还大;胸骨已酥脆,一碰就碎了。经化验:“低分化恶性淋巴瘤”,是癌症中最凶的一种,潜伏期已在两年以上。医护人员都哭了,并用最凝炼的语言评价了这个患者,“很少见这样的病,更少见老罗这样的人,他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