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适应与翻译行为关联

随着世界交流的不断扩大和深入，翻译作为人类交流的桥梁显得更加重要，已然成为文化产业中一个重要的行业。从20世纪下半叶起，随着语言学的发展，翻译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在70年代的“语用学转向”和90年代的“文化转向”的研究开始以来，学者们着力于对语言层面背后能起到积极作用的一些因素进行研究，其中关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他们打破对译者地位的传统狭隘认识，大力倡导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米歇尔•克罗尼恩(MCronin)于2003年首次在其专著《翻译与全球化》中明确提出“翻译生态学”的概念，［1］从一个全新的视角阐释了译者主体性的相关理论。至此，自然学科中的生态学概念被应用于翻译学研究中，形成了一股新的翻译学研究热潮。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种以译者为中心的主观能动性活动，翻译活动的顺利进行及整个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都与译者密切相关，“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学说为指导，探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适应与翻译行为的相互关系及基本规律。”［2］

一、后殖民语境下的译者主体

性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3］在传统译论中，译者的角色定位一直很卑微，在春秋时代，译者被称为“舌人”;在西方译论中曾被称为“仆人”。“舌人”和“仆人”忠实于原语作者或作品并真诚地为目的语读者服务，因此，在进行语言文化转译过程中，译者始终处在为他者服务的从属角色。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译者要隐去自己的个性，淡化译者在介入原语和阐述目的语中的痕迹，使译文透明。当今社会，译者的地位还是不高，翻译一部作品比创作一部作品的稿酬要低，在综艺节目中口译者的表现常被删除。这种对译者作用的忽视无疑是翻译理论研究上的一个漏洞，全然忽略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对翻译作品的巨大影响。

翻译活动涉及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而真空地进行平等交流，它始终受到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深入其中的译者更是如此。斯皮瓦克在她的论文《翻译的政治》中就提出:“一切翻译都不只是语言文字上的转换，而是充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文化批判意义。”［4］当今世界各种文化之间的分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变得模糊起来，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和文化霸权侵略显得更为隐蔽。作为一种具有强烈革命性和解构性的文化批评理论，后殖民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5］它注重对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和强权政治的消解，立志要缓解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长期以来对东方文化的主宰与话语权力压迫。那么，作为翻译活动主导者的译者在消解强权政治和文化霸权中所发挥的作用便不可小视。胡庚申教授将这种翻译活动和过程概括为“翻译生态环境”，具体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同时包含了源语、原文和译语系统，是译者和译文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总而言之，翻译生态环境是影响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6］

由此可见，在后殖民语境下，为抵制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和强权政治的不平等交流，它倡导译者主体性能在翻译规范的指导下得到充分的发挥，鼓励译者从弘扬本土文化的角度出发，在翻译过程中自觉抵制异族文化的强势迁徙，使社会规范和主体意识以互动的形式不断影响和改变翻译作品的轨迹，同时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力保各文化群落之间的平等交流，时刻关注“‘语种生态’，保持不同语种之间的翻译的健康平衡，从而维持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7］

二、生态翻译学理论性研究现状

近年来翻译界的学者们在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文学翻译研究、哲学社科翻译研究、商务法律翻译研究、口译研究等具有生态翻译学性质的应用性研究。作为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翻译理论形态，生态翻译学将自然科学中的“生态学”特点与人文科学中的“翻译学”研究相结合，是一种跨学科、多学科交叉的产物，是当代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延伸与转型，反映了翻译学由传统单一学科视阈转向当代跨学科整合一体的发展趋势。在国内，生态翻译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胡庚生、许建忠等。

胡庚生教授是国内最早提出生态翻译学概念的学者。他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指导，探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适应与选择行为的相互关系、相互机理、基本特征和规律，从“适应”和“选择”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论证和构建了一个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在“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主题概念之下，该理论将“译者为中心”的理念明确地体现在翻译的定义之中———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同时，该理论运用“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提出并论证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中心地位和译者的主导作用，以及译者“自我适应”的适应机制和“事后追惩”的制约机制。［8］由此可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是真正的主角，占中心地位并起主导作用，通过不断展示自身的适应选择与判断创造能力，体现其自身的主体性，并在翻译生态环境中不断调整与适应，以维护翻译环境的整体平衡和健康发展。

三、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许建忠教授在他的《翻译生态学》中曾作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把处于全球化进程的世界比喻成一个大的翻译生态系统，将“处理好整个村庄和所有村民之间的和谐关系”作为“一个迫切任务”。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要想维护整个翻译生态环境的平衡，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文化交流健康、平等地进行，进而才能保证地球村这个大的翻译生态系统持续发展。但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世界各国文化正如其经济、政治地位一样，同样存在着不平等和霸权主义，在翻译研究和实践中也仍然存在强势弱势之分。

正如后殖民翻译理论所表明的，在当今世界，西方强势文化并未随着其殖民统治的结束而画上句号，相反，西方殖民语言非但没有消解，反而更加深入地影响着原殖民地人民的语言文化。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表明，全球约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印刷材料是以英语、俄语、西班牙语、德语及法语出版。［9］而全世界的语言约有3500种，由此可见，欧语系仍然是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语言殖民列强，它本身已经形成了一个难以消解的文化霸权现象。

克罗尼恩曾指出，译者要关注“语种生态”之间的平衡，然而现实却表明，文化霸权、强权政治正在无时无刻地侵略和霸占原殖民地的语言文化和思想阵地，翻译生态的发展并非如预期想象的那样平衡，语种生态也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为了缓解这种文化霸权现象，译者作为翻译群落中的支配者，应该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承认文化差异性，尊重异族文化并大力弘扬本土文化，充分考虑合适的翻译原则、标准、策略以及译者读者的期待和其社会历史背景，以建立和谐平等的文化关系为目标，克制文化优劣的偏见和翻译霸权主义的形成，建立一个良性的翻译生态系统循环。虽然在整个翻译生态系统中，译者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但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存法则一样，译者同时受着诸多因素的制约。例如，在世界翻译生态系统中还存在着不同种群的小翻译生态系统，生存在不同环境的译者必然会因文化立场、审美价值、个人偏好等差异现象的存在而导致分歧。而正是由于这种或那种的制约因子的存在，所以说译者的主体性地位也是相对而言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不是让译者在翻译中随心所欲，而是为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换言之，整个翻译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都依赖于译者的选择和努力，尤其是在存在霸权文化的生态系统中，译者需要通过自身力量力挽狂澜，集重大使命于一身，势必付出更大的努力，承担更大的责任。

四、结语

翻译活动本身并非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一种文化和社会习俗的转译。传统译学倾向于将译文与原文进行语言层面的静态对比，译文质量的优劣取决于其是否忠实于原文。事实上，翻译的成功与否并不仅限于是否忠实传达了原文的内容，也不局限于目的语读者的反应如何，而在于译者在衡量两者之后把握的度是否科学合理。不可置疑，翻译学的长足发展需要多角度多层面的动态系统研究，若只局限于语言层面的评判便会掩盖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在翻译文化霸权和沙文主义存在的今天，为保证世界翻译系统的生态平衡，译者一方面应尽可能地客观准确地移植异族文化精髓，充分尊重翻译生态系统中语种多样性的客观现实，真实再现原语种、原文化的本来面貌;另一方面，译者应摆正自身在翻译中的主体性地位，保持本土文化和身份意识，遏制强势语种对弱势语种的话语霸权侵略，以保证翻译生态系统繁荣、健康、平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