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本科教育的弊端解析

时间:2022-09-16 03:21:12

法学本科教育的弊端解析

本文作者:杜莉单位:湘南学院

自2002年3月举行第一次统一司法考试以来,尤其是2008年司法部通告在校大三法学本科生可参加司法考试后,司法考试以其前所未有之势影响着法学教育的各个方面,使得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关系再度成为焦点问题。在处理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关系问题上,一直以来有两种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一种观点认为“法学教育必然要为司法考试制度服务,”[1]“法学教育以司法考试制度为导向”[2]等诸如此类的观点,其大体意思是法学教育应当以司法考试为指挥棒。另一种观点认为“将法学本科教育与国家司法考试直接接轨是错误的”“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之间应该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3]不能将法学教育与统一司法考试直接挂钩”[4]等等,即反对以司法考试作为法学教育的指挥棒,应当坚持法学教育的独立性。笔者不认同法学本科教育以司法考试为指挥棒的观点,因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一、目前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局限性可能使法

学本科教育远离其既定目标

(一)法学本科教育目标定位分析

关于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我国法学界一直有分歧,有人认为“本科段的法学教育,目标在于让学生获得从事多种法律职业都必须具备的能力,因此,大学本科法学教育的定位只能是职业教育,认为通过本科法学教育就能培养出法学大师的建议,只能是一个从来没有实现的梦想。[5]还有人认为“我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律培训部门应该明确本科法学教育是一种通识教育。只有将法学本科教育明确定位为通识教育,才能在教学环节中真正贯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才能培养出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和具有创造性、创新性和创业性的法学人才,才能为后本科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教育或培训提供优质的生源”。[6]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定位应当符合法学教育规律,应当符合我国的国情与现实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现阶段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应当定位为通识教育,其理由如下:第一,通识教育符合我国国情、符合我国社会现实需求。首先,从我国法学本科毕业生就业情况来看,毕业生的就业方向具有多元性,可能去公、检、法部门从事与法学专业完全对口的工作,也可能去其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其他社会组织从事与法律相关的工作或与专业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作。法科生到非法律部门工作,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正如肖扬同志在1996年强调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的建立,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呈现新的时代特征,法律人才不仅为政法部门和其它法律部门所必需,而且也应成为管理国家和各种社会事务的主干人才。面对广阔的就业现实,我们的法学教育仅关注培养法律职业者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其次,就学生个体而言,其将来是否会从事法律职业是不确定的,在法学教育过程中,法学院是无法确定单个学生毕业后是否必然从事法律职业。因此,在对法学本科生的培养上两者均要兼顾,即应该提倡通识性教育,不能是纯粹的职业性教育。再者,就社会需求而言,法律通识人才也是社会发展所迫切需要的,大学法学教育不应当忽视这种社会需求。李岚清同志曾提出:当今世界,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不同学科、不同专业领域的相互交叉融合日趋明显,人才培养必须适应这一变化的趋势。法学教育亦不能例外。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推进,金融、房地产、知识产权等领域和涉外法律事务都需要跨专业的法律人才,很多复杂的问题靠单一的法律专业知识是无法解决的。法学本科教育应当顺应时展的需求将培养目标定位为通识教育,培养出懂法律、懂经济、懂外语、懂科技的高素质复合型法律人才。另外,从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现状来看,虽然法学本科教育机构不尽相同,主管部门也不完全一致,但学制、入学考试、核心课程、公共基础课程等都是一致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大同小异,我国法学教育的这些共性为统一实施本科法学通识教育奠定了基础。[7]第二,职业教育有着不可避免的缺陷。法学职业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法律工匠”,它是以培养能熟练运用法律知识处理具体案件的法律职业者为核心的实用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在教学上重条文解说,重实务训练,轻法学理论研究,轻法律精神的传播,轻思辨能力的培养,这种解说式的法学人才培养方式将会使法学教育流于浅薄,会导致学生缺乏法律职业、法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批判和怀疑精神,导致学生缺乏法治信仰,缺乏法律涵养。由于法律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比如它天然的具有滞后性,它不可能穷尽一切法律现象,在碰到法律没有调整的社会现象时,法律工作者必须利用法律素养,法律的思辨能力来解决问题,单纯的法律职业教育无法提供这方面的能力培养。同时,单纯的法律职业教育因为忽视理论研究会造成法学理论型人才出现断层,使法学教育难以延续。苏力教授说过,法学院的目标应该是使毕业生“能够在无须课堂教授的情况下也能依靠自身的通过法学教育培养起来的素质和基本知识迅速理解和运用新法律”。而单纯的职业教育是无法达到这个目标的,因此,基于我国的国情和社会现实需求,我们的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应当定位为通识教育。

(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内容和形式

自2002年实施统一司法考试以来,司法考试的形式一直采取一次笔试,过线合格的方式。共四张试卷,每卷分值为150分,其中卷一、卷二、卷三都是客观题考卷,题型为单选题、多选题和不定项选择题,卷四是主观题,主要是司法文书写作、案例分析、论述题,其中选择题占总分的75%。知识覆盖面广,但主要是考查法律、司法解释条文,兼有少量较浅的通行的理论。

(三)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形式与内容的局限性可能使法学本科教育远离其既定目标司法考试大量的选择题的设计使得考生把大量时间、精力用在死记硬背上,用在训练选择题答题技巧上。我们都知道选择题,无论是单选还是多选或不定项选择题,它们都是给定选项,考生从既定选项中选出正确答案,考生在进行选择时是被动的,而司法实践,哪怕是最简单的案件,也需要法律职业者对实际情况进行法律分析,这个过程是主动的,需要法律职业者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和分析、判断能力,而不是如做选择题般从他人给定的数个方案中选出正确答案。司法考试采取单一的笔试、大量选择题的形式,无法检测考生的口头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司法考试也难以评测考生的职业道德素养,虽然司法考试的内容包括了职业道德,但对职业道德的测试,也是做选择题,考生只要背诵相关的内容就可以通过,考生是否真正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司法考试是难以评测的。我们的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以司法考试为法学本科教育的指挥棒,法学本科教育最终会沦为司法考试培训班,法学本科教育既定的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复合型人才的目标将难以实现。即便是作为选拔高素质的法律职业者的资格考试,司法考试的这一目的也难以实现,因为目前司法考试局限性的存在使其不能检测出考生的法律能力。高分通过司法考试者其法律能力未必高,由此可见,目前司法考试的局限性将使得法学本科教育远离其既定目标。

二、以司法考试作为法学本科教育的指挥棒,法学本科教育将沦为应试教育

所谓应试教育指的是脱离社会发展需要,违背人的发展规律,以应付考试为目的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行为,考试考什么内容,学生就学什么内容,这样的教育忽视人格素质、精神素质等非智力性因素的培养。它以考试通过率的高低来检验学校的教学质量、教师的工作成绩和学生学业水平。如果将司法考试作为法学本科教育的指挥棒,法学本科教育就会变成司法考试考什么,法学院就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法学本科教育将沦为应试教育。国内外的实践已经证明,应试教育无法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学生即便高分通过司法考试,因为法律素养不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够,也将难以胜任法律实务工作。另外,如果法学本科教育沦为应试教育,法学院和法学教师的工作重心和考评方式也要随之改变,司法考试的通过率将成为法学院质量高低的标准,将成为评价法学教师能力的标准。

三、以司法考试作为法学本科教育的指挥棒,将制约中国法治事业的发展

中国法治事业的发展需要高素质“法律人”的推动,“法律人”是指高度信仰法治思想,具有深刻的法治思想,善于运用法律处理社会关系,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追求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法律职业者。法律人的培养有赖于法学教育,法学教育最大的任务和使命是为法律职业输送源源不断的、适合社会需求的法律人才。法学教育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是法学本科教育,法学本科教育搞好了,才能为法学硕士教育、法学博士教育输送优质的生源。以司法考试为指挥棒的法学本科教育,将沦为司法考试培训班,培养的学生仅善于做选择题,而缺乏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缺乏思辨能力,这样的法学本科教育难以为法学本科后续教育输送优质生源,难以培养出高素质的合格的法律人,而高素质法律人才的缺位最终将制约中国法治事业的发展。司法考试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于法律职业同质化,法律人员思维方式统一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于法学教育改革也有促进作用,但如果忽视目前司法考试制度本身的局限性,一味的推行以司法考试为指挥棒的法学本科教育,将会使法学本科教育沦为应试教育,远离其既定的目标,最终阻碍中国法治建设事业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