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道德与政治的统一

本文作者：郑臣工作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道德的政治旨归———仁政说

正是由于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发展出完备的儒家仁政说，将道德领域的性善论拓展为社会政治领域的仁政说，从而将儒家内圣心性之学和外王政治之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孟子看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他认为，人所皆有的不忍人之心不仅成为个人成德成圣的内在根据，更可以通过发扬它而成为“不忍人之政”。如果上至君王，下至臣民，都能推其不忍人之心于他人、于社会，便有发展为不忍人之政———仁政之可能。因而孟子的仁政说秉承了孔子德治之教，以仁心性善为论，扩而充之，发展出一套十分完备的社会政治学说［2］。首先，孟子认为，欲施行仁政必先要“推恩”。所谓“推恩”，也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为政者只要以不忍人之心，推己及人，行推恩之政，始于亲亲敬长，极于仁民爱物，天下便可运于掌上。“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其次，行仁政还必须以民为本，要爱民、养民、教民。具体措施：制民产，省刑罚，尊师重教，使民安居乐业，所谓“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在此基础上，他甚至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倡导“民贵君轻”之说，实为中国民本思想之宗师［3］。此外，强调政治与教化的不可分离，详尽地阐发了二者之间内在统一关系。他认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交相为用的。在他看来，满足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并不是政治的惟一目的，只能说是基本目的，更高目的在于通过政治实践去完成每个人的德性，完善人格，最终使人成就道德。政治或国家的根本目的不仅在于人民的丰衣足食，更在于有优良的品德和行为。教化在任何时候都是政治的理想目的，同时也是为政者的规范性活动。教化在于人的品质的自我转化，但教化者必须先自化才能化人。也就是说，君主首先必须被教化，成为道德的表率，尔后才能谈得上正己正人，此即所谓“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孟子还认为“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认为教化比一般的政治活动更能取得民心，更有利于治理天下。善的政治使民畏，而善的教化使民爱；善的政治能得民财，而善的教化能得民心。因为在他看来，政治不仅是一种使民安居乐业，过上幸福生活的手段，更是一种使人们在“善的生活”中成就仁义道德的实践活动。这样，在孟子那里，教化才是政治的最终目的，政治的根本在于教化，“政道与治道统一于教化。”［4］换言之，一般的政治活动（治道）只是教化的辅助手段，它必须与教化统一起来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行为（政道）。“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下》），修身行善不是为了使别人臣服、屈服，而是为了以身作则，表率天下，然后使人们心悦诚服，同归善道，从而起到教化世人的作用，最终达到王化天下的目的。

道德与政治的统一

性善论与仁政说相为表里、相辅相成，性善论是仁政说前提和基础，性善论以仁政说为目的和归宿。孟子通过性善论和仁政说深刻地阐明了道德与政治的内在统一关系。第一，政治必须有道德基础，道德是政治的前提。因为仁政王道说到底就是“不忍人之政”，它建立在“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之上。如果君王、当政者，都能体认到自己的“不忍人之心”，并自觉扩充、发扬，从而推己及人，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并从修身、齐家的道德实践领域推广至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领域，做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那么“不忍人之政”就有了道德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从而实行仁政，使王道遍行于天下。毫无疑问，孟子以性善论为其逻辑起点，由不忍人之心推至不忍人之政，把政治生活看作是伦理生活的扩大和延伸，把伦理道德原则作为政治的基本原则予以阐发。因此，“性善论”是“仁政说”的前提和基础。第二，道德有政治目的，道德的旨归在政治。孟子认为，有两种类型的政治：“王道”与“霸道”。这并非只是流俗意义上政治的外在手段的划分，而实际上更是政治的内在目的的划分［5］。他认为，施行仁政为王天下之本，“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不同于“以力假仁”的霸道，“以德行仁”的王道才能得民心，才能使人心悦诚服，也才能长治久安，使天下人归服。因此，孟子的“外王之学”就不仅仅只是一种“经世致用”之学，而是关乎如何王化天下、使天下归仁的“王道政治”。王道政治就是将人人都具有的仁爱之心发扬、推广，从而使每个人都完善他自身的人格，充分地显露其固有的道德本心而不使其被遮蔽，仁义礼智诸德因而得到完全的发展和完善，并最终不仅在伦理道德领域中实现个体的“善”，而且更要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实现整体的“至善”。因此，孟子旗帜鲜明地主张“王道政治”，认为“以德行仁者王”，“德”并非实现政治目的的外在手段，而是政治本身所追求的内在目的。正如西方古典政治哲学所认为的那样，“国家（城邦）是人们为了实现最好的道德生活而联合起来的群体。”［6］因此，政治活动和伦理道德活动必须统一起来，不能截然分开，政治活动无非是伦理道德活动的延伸和扩展。孟子力图通过性善论和四端说来建构其心性论，以为人的成德成圣寻求理论依据；又在此基础上提出系统的儒家政治学说———仁政说，以为“平治天下”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强调人要“独善其身”，尽心知性，成就个人的德性；另一方面，他更强调要“兼善天下”，通过扩充“仁义内在”的良心本心，从而发政施仁，以王道平治天下。因此，对孟子来说，政治不仅必须以道德为基础，而且必定有道德的目的；而道德不仅是政治的前提，同时也以政治为旨归。这体现为性善论与仁政说之间的有机统一关系：仁政说以性善论为基础和前提；性善论以仁政说为目的和归宿。总而言之，性善论与仁政说不但有力地阐明了政治的有机统一，而且共同构建了孟子特有的政治哲学思想。性善论与仁政说的有机统一意味着道德与政治在孟子思想中的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