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劳斯传播学思想

一、隐喻式的文化传播论

1、亲属关系：婚配嫁娶中的“流通”

列维-斯特劳斯把在一个社会中发生的沟通（communication）与交换（exchange）归纳为女人的沟通、货物和服务的沟通以及信息的沟通三个层次。他认为“女人在群体间的交换犹如词语在社会生活中的个人交往一样，只是‘信息的传递’，就犹如物体、服务、符号的交换一样”，［1］P270)这一观点对于理解人类社会传播行为的发端状态有着独特的意义，而且在这段对于“沟通三层次”的表述中，女人其实是作为男人间维持交流关系的“中介”（mediation）存在的。我们还可以联想到现代社会的诸多“中介”，如节目主持人。中介是大众传媒的基本效用，它其实就是一种沟通双方间实施调停以影响彼此关系的行为，从现代的层面讲即通过一种制度性公共机构（agency）向受众传输社会文化价值与知识。比如在中央电视台的《体坛快讯》2007年3月的节目中，主持人在介绍一场篮球比赛结果前先把它归于辩证法中所谓“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的论断，将一种社会价值观和知识体系用这样一种简单的方式希望能够传达出去。

2、神话的延伸：关于媒介的现代神话

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神话具有其复杂性、虚假性的一面，这是理解神话性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在《结构人类学》中坦言人类学对社会科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提出了社会的两种生存样态之间的区别，一种是传统的，一种是现在的，前者属于“真实社会”，而后者靠不住的或真实得不彻底的嫌疑更大，这种嫌疑就好似神话有生俱来的虚构性一样。因此用传统社会中的神话来理解现代社会中的许多非真实现象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不失是一种明智之选，而且在现代社会里正是大众传媒与其它社会机构合谋了“非真实”世界的设定。故而，大众媒介功能与部落社会、口头传播社会里神话的作用十分相似，大众媒介就是“现代的神话”。

二、媒介环境下的“跨界仪式”

列维-斯特劳斯对于仪式的研究是建立在对二元结构的肯定的基础上的。他认为，“最完美”的二元对立中任何东西都不属于类目A就属于类目B。既然如此，类目之间的界线就显得十分重要。据此列维-斯特劳斯提出了“跨界仪式”（boundaryrituals）的问题。跨界仪式不仅仅出现在宗教活动、社会活动中，大众传播媒介里也能发现许多跨界仪式的例子。比如，在电视中，片头和片尾的字幕或者台名、台标标示也是跨界仪式的现实表现，它们使观众随着类目的改变而做出相应观赏心态的调整（如在娱乐节目和新闻之间、在猜谜节目和新闻之间、在新闻和电视连续剧之间）。而媒体对待跨界仪式的态度不同，能够反映出其价值取向的差异。比如，英国规定电视公司须采用空白画面等技术手段将常规节目与广告隔开，而在美国则没有这样的规定。［2］P159-160)

目前，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电视台也在不断受到市场的冲击，而越来越商业化的大众媒介必然会倾向于消除跨界仪式，有意地模糊节目与广告之间的界线，所以类似美国淡化甚至取消跨界仪式的现象在中国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除了在片头片尾、字幕使用上出现外，还有的情况是在娱乐节目的演播室现场设置大屏幕，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就不时地播放赞助单位的广告信息。再比如CCTV5的许多体育新闻节目中主持人服饰为胸口标志明显的李宁系列，这同样也是一种淡化和打破新闻与广告间跨界仪式的实现方式。

三、列维－斯特劳斯传播思想中的反思与批判

1、对现代传播方式的反思

列维-斯特劳斯研究图腾、神话，并非要将野蛮人的社会与文明社会对立起来，其意图在于揭示人类共有的“未驯化的思维”。当然，他确实也对现代人的思维及传播方式进行了独立地反思。他指出，在看到文字和书写技术发明、进步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要注意到现代人主要依赖文献记载而非口头传说的现实使我们在扩展接触范围的同时也降低了交往的可信度。因为口头传说意味着和其他人，如讲故事者、教士、圣贤、熟人、长者等，可以直接接触，而借助书本的习惯使我们想要了解作者并再现其本来面目的愿望越来越难以实现。就此看来，“文字在给人类带来广泛好处的同时，也剥夺了人类的某种根本性的东西”。［3］P388)

2、列维－斯特劳斯与批判理论

每个具有反思精神的学者在其理论中都难免会发现一些批判性的成分，列维-斯特劳斯与这种成分之间的关系除了对现代传播方式的反思外，还在于他对于批判理论的影响。列维-斯特劳斯用结构主义方法阐释人类文化现象的成功使得这些“不安分”于传统批判理论的学者找到了一条新的管道。这是因为，结构主义与经验学派一样追求传播规律和模式，拥有具有科学的分析方法和可操作的程序，但又保持着批判学派质疑既定体制的立场，因而具有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双重特质，可以说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结合。

总之，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中不乏对于社会文化中一些传播现象的探讨，如同传播学的几位奠基人一样，虽然术有专攻但其研究半径仍扩展到了传播学领域，其传播学思想也有着它复杂的体系，有待研究者不断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美）约翰•费斯克.传播符号学理论［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

［3］（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