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社会保障论文

一秦代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保民思想的发展，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水陆交通的拓展，为秦代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

秦国经营的关中地区土地肥沃，宜于耕作，能够生产充裕的粮食。秦国的征战扩张为其带来大量的土地和人口，为粮食生产提供了耕地和劳动力的基础保障。同时，铁器和牛耕的使用与推广使得秦国农业生产力、耕作技术不断提高。另外，秦国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郑国渠、都江堰等大型水利设施的修筑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秦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使其有能力对社会群体间的不平衡现象予以纠正，对受到天灾战乱而破产的自耕农进行救助。特别是粮食仓储体系的建设，更是为秦代社会临灾救济提供了最为可靠的物质保障。秦代统治者对粮食安全极为重视，通过采取设置粮仓的措施，将全国征收上来的粮食牢牢掌控。当时在都城咸阳有“二万石一积”“十万石一积”的太仓，在全国各地还到处设置有“万石一积”的、归属县级地方政府管理的“都仓”(设治于县治所)、“离邑仓”(设在各乡)［1］(P69)，以及在水陆交通枢纽设置的“转运仓”。如《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记载:“入禾仓，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栎阳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一积。”如此就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行政区划为依托，既层级分明，又较为严密的粮食仓储体系。同时，秦国对粮食储存等进行细致严密的管理。如《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载:“县啬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印之，而遗仓啬夫及离邑仓佐主稟者各一户以气(饩)，自封印，皆辄出，馀之索而更为发户。……长吏相杂以入禾仓及发，见蝝之粟积，义积之，勿令败。”由此可知，在秦国，粮食入仓，必须进行核计、登记、封印，然后上报相关官吏，并且登记掌握各类消费支出，严格管理出禾人、记录出禾量和仓储剩余，及时管理仓粮不令腐败，保障仓储粮食安全。如有被盗、损失、误差，都要处罚有关人员。恰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效律》载:“禾、刍稿积廥，有赢、不备而匿弗谒，及者(诸)移赢以赏(偿)不备，群它物当负赏(偿)而伪出之以彼(貱)赏(偿)，皆与盗同法。大啬夫、丞智(知)而弗罪，以平罪人律论之，有(又)与主廥者共赏(偿)不备。”另外，秦国还大力加强对粮食消费的管理。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记载，秦国曾实行一套严格的廪食制度，严格管理所有从国家领取口粮者，防止粮食流失，保障粮食仓储的安全。此外，秦国严禁商人贩粮，农民卖粮。《商君书•垦令》中记载:“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商不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其目的虽是为“抑末固本”，但在灾年也可消除商人囤积粮食牟利的行为，使粮食掌控在政府手中，对国家粮食安全有积极保障作用。总之，秦国通过采取设置粮仓、严格管理的方式，保障了粮食的安全，为应对社会突发灾害，进行社会救济奠定了基础。从全国征收储存来的粮食为受灾破产的自耕农提供了生存必需的保障。依托政治区划而设立的层级分明的粮仓体系，为有序、就近、及时地进行灾害救济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转运仓的设置更是使进行灾害救济而采取跨区域粮食资源调配的构想成为现实，极大地提高了粮食运输的效率。随着人类对社会发展认识水平的提高，文明程度的进化，对于社会主体———人类本身的关注度也不断提高，从而产生保民、民本的社会主体保障思想，这也成为古代社会保障思想的滥觞。商朝开国之主成汤对民的重要性已有所认识，采取了不同于夏桀的利民、保民之策;商代中兴时期的君王盘庚，指出要顺民之欲、施德于民。周文王奉行惠民、保民之策，力行仁政，得到民众拥护，国力日趋强盛，为武王翦灭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武王时期，大力提倡爱民、保民的民本主张，“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2］(P20)。至春秋战国，井田制、分封制遭到破坏，原有的社会体制瓦解，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处在内部成员不断流动和外部地位升降的过程中，打破了原有等级森严的分封制社会秩序，代表各个阶层的主张得以在这一时代自由地辩论，使得统治者能够倾听到各个社会阶层的诉求，对于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要胜于以前的任何时代。社会保障的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迅猛发展。儒家的“仁政”“忠孝”思想、墨家的“节用”“尚同”思想，以及道家的“小国寡民”平均思想等无不蕴含着社会保障的精神。秦代虽是奉行法家思想的治国理念，但也无法摆脱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法治体系之中不免带有这一时代的烙印。秦国自秦孝公重用商鞅进行变法之后，逐渐建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其政治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这套政治制度中，君主和中央的权力得到空前的强化，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中央政府设置三公九卿分管政务，政府官员各司其职，分工明细，运转效率大为提高。在地方上施行县制取代分封，形成一套以县、乡、亭、里为单位，等级分明的地方管理系统，皇帝对地方的控制力度得以强化，政令执行效率也大为改善。这种高效的政治制度使得政府可以及时地掌控全国的政务情况，有效地对整个国家的资源进行调配，有能力应对天灾、战争等各种突发状况。这就为秦代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秦国本处西陲，至秦穆公时，“开地千里，遂霸西戎”［3］(P194)，拓展了西方大道。秦开巴蜀，越宛有郢，国土广阔，道路也得以延伸，著名的秦蜀栈道已成为秦攻伐六国的后方供给线。秦始皇统一六国，为了巩固统治，将战国时各国间的道路沟通，又在全国范围内先后修建了驰道、直道、五尺道、新道等道路，形成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陆路交通网络。陆路交通运输工具也较以前有所改进，双辕车模型最早见于战国秦墓［4］(P835)，在秦统一六国之后双辕车得以推广，成为当时主要的陆路交通运输工具，载货能力较以前大为提升。同时，造船技术的提高，战争的需要，以及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使秦代的水路运输迅速发展，水上运输能力也不断提高。交通运输的发展使秦朝对于全国的控制力度空前强大，能够及时获得各地信息，对于灾害等突发状况做出及时应对;而运输能力的提高，则使政府可以进行跨区域的资源调配，颇利于调粟救灾等措施的实行。

二秦代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由社会救济、养老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构建而成。

(一)社会救济在我国古代社会，人类生产活动受到自然界的极大制约，抵御灾害的能力非常有限，遇到自然灾害、战乱病疫，极易遭到破坏。进入春秋战国，农业生产从“千耦齐耘”的多人共同劳作的井田制生产方式，逐渐转变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小农生产方式。在这种小农经济的经营模式中，小农始终处于被统治阶级的压榨状态下，受到自然灾害及人为因素的破坏就会迅速丧失生产能力成为流民，进而威胁到统治者的统治秩序，国家的财政也会因为纳税群体的数量减少而大受损失。因此，自然灾害一旦发生，便会引起统治者的高度关注。为了减少经济损失，稳定统治秩序，统治者便采取诸如禳弭救灾、灾害预防，临灾救济和灾后补救等多种措施进行社会救济。在古代社会，当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人类在自然力量的威慑面前显得极为渺小，加之认识世界能力的低下，对于一些灾害的发生难以解释，从而产生畏惧心理，把灾害产生的原因归于鬼神，故而采取禳弭祈祝神明的方式减轻或者消弭灾害。这种救灾的方式在人类社会产生的初期就已形成，并贯穿古代社会的始终，殷墟出土文献中的诸如商王令雨足年等祈祷活动的记载便是显例。至秦代，禳弭救灾非但没有消衰，反而同阴阳五行之说结合，使其更加深入人心。秦人对于山川、河流、星宿等重要自然景观都设立祠堂奉祀，并设有专门职官管理祭祀之事，“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3］(P1377)，以此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遇到灾荒之年，民间及政府也会用祭祀的方式祈求消灾。自然灾害的发生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但有些灾害可以通过采取措施进行预先防治。人类对于一些水旱灾害的治理，就是通过兴修水利工程的措施进行防治的。战国时期，秦国兴建的都江堰和郑国渠两大水利工程便是成功的范例。岷江在雨季时水量暴增，水患成灾，危及百姓与农田。秦昭王时，蜀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将岷江分流，消除水患灾害。秦王政令郑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引泾水入洛河，极大地提高了关中地区抵御旱灾的能力，“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3］(P1408)。赈济就是当发生自然灾害时，政府给灾民发放谷物及钱款等救灾物资进行灾时救助。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赈谷救灾和赈款救灾。赈谷救灾是救济灾民最直接、最有效的灾害救助措施。政府通过拨发国家平时储备的粮食对受灾民众进行救助，使灾民得以维持生存。政府对于灾区的救助首先会从本地粮仓调粮救济，如遇本地区难以应急，便只能从外地调粟救济。这对国家粮食储备安全保障的要求很高，同时也要兼顾运输成本，古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3］(P3271)在运输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政府还会采取移民就粟的办法进行救助。赈款救灾作为一种应急性的救助措施，相对赈谷救灾更为方便快捷，但拨款受到灾年粮价波动的影响，很难起到与赈谷同等的效果。限于国家财力，光靠政府的财力救灾，难以周转灵便。劝民助赈作为一种有积极意义的救灾措施便应运而生。政府鼓励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抗灾救灾，对捐资出物的赈济者给予授爵和免罪的奖励。秦代统治者也采取了这种措施。当时的富人纷纷出钱赈灾，获得爵位及免除罪行的奖励，缓解了政府抗灾救灾的压力。例如，秦王政四年(前243)十月，“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3］(P224)。在经历了巨大的灾害之后，如何调动百姓的积极性，克服重重困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是政府在灾后所面临的又一重大课题。除了在临灾时直接给予灾民粮食、钱物以外，政府在灾后还可通过贷赈的措施，让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贷赈不同于赈济，它是指有偿提供给灾民种子、耕牛、生产工具，甚至田地等，使灾民可以恢复生产。等到灾年过后，政府再从百姓那里收回当时贷赈的本金等。如《睡虎地秦墓竹简•厩苑律》载:“叚(假)铁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勿责。”该律令虽是为平时农民向政府借用铁农具所作的规定，但肯定也适用于灾年。当灾区农民在灾后恢复生产时，该法令的存在更能为灾后农民进行生产耕作发挥作用。(二)养老保障秦朝崇尚以法治国，以吏为师。以养老为主的孝道为儒家所提倡，故有人认为秦朝不重视孝道养老。不过，这种观点并不全面。商鞅变法中推行的个体家庭制措施，沉重打击了宗族制度，个体小家庭代替了庞大的宗族，养老对象由祖先转变为家中父母，父权家长制得以形成，父权得到强化。父权与皇权是相统一的，国家统治者对威胁父权的行为进行严惩，客观上督促了子女履行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另外，统治阶层也提倡孝道。如“仲父”吕不韦在其主编的《吕氏春秋》中就有专门讨论孝道的“孝行览”，并提倡把孝敬赡养老人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秦朝崇尚的法家思想，虽然提倡以法治国，但并不排斥养老，也注重孝道。韩非子主张孝道要绝对服从于法律，依靠法律行使孝道。这是法家提倡的孝道与儒家的不同之处。秦始皇继承和发展了韩非所提倡的孝道观，去掉了温情的外衣，用极其暴厉的手段来保障养老政策的施行。这突出地表现在对不孝罪的惩戒方面。为维护小家庭的稳定与社会的安定，秦国对于犯有不孝罪者，处罚相当严厉。“殴大父母，黥为城旦舂。今殴高大父母，可(何)论?比大父母”［5］(P184)。殴打祖父母的罪行是要被处以黥为城旦舂，殴打曾祖父母是以殴打祖父母的处罚为基础的。对不孝罪的处罚是何等严厉，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为了维护孝道，秦律使父权也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载:“父盗子，不为盗。”“子盗父母，父母擅杀……不为公室告。”说的是:父母盗窃儿子的财产，不算盗窃，不会受到法律制裁;但儿子盗窃父母的财产，父母可以自主做出处罚，甚至为此处死儿子，都不算犯法。秦朝法律对于孝道的重视，树立了父母在家庭中绝对的地位。秦统一全国后，更是将孝与忠相结合。李斯曾言:“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几，孝子不勤劳而见危，人臣各守其职而已矣。”［3］(P2550)由此可见，秦朝当时把孝养父母与忠报祖国看作为人的基本职责，并将君臣关系比作父子关系，使孝道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一种习惯性的不可抗拒的理念。(三)社会福利我国古代官员致仕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代。商代初期的名臣伊尹，年七十，《尚书•太甲下》正义曰:其“告老致政事于君，欲归私邑以自安”。伊尹致仕后想要回到自己的封邑安度余年。他的封邑是商王所赐，但在其致仕之后仍归其所有，可以看做商王朝对致仕官员的优待。由此可知，早在商代初期，政府已对官员退休后的生活做出保障。周代对于官员的退休年龄做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尚书大传•卷二》载:“大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名曰父师，士曰少师，以教乡人子弟于门塾之基而教之学焉。”周代官员在退休归乡养老的同时还担任父师、少师，以教乡人子弟读书。可见周代对于官员退休后的生活做出了更为详细的安置。秦始皇时，大将王翦攻打楚国前，“请园池为子孙业”［3］(P2340)。秦皇朝建立后，王翦没有再担任官职，其所获宅地封赏仍为其所有，可见秦代官员退休以后仍然得到政府的优恤。当然，官员退休后待遇的厚薄与其任官的高低、功劳的多寡，以及皇帝的宠信有直接关系。秦代官吏受命出差时，其出差期间日常饮食都是由政府拨给，如《睡虎地秦墓竹简•传食律》载:“御史卒人使者，食粺米半斗，酱驷(四)分升一，采(菜)羹，给之韭葱。其有爵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使者之从者，食(粝)米半斗;仆，少半斗。”就是说，御史卒人出差，每餐粺米半斗，酱四分之一升，有菜羹，并供给韭葱。有爵位者其爵为大夫、官大夫以上的，要依照其爵位高低等级供应饭食。出差者的随从和驾车仆人也有饭食。可以看出，秦代对于官吏的福利优待规定极为详细，秦政府对官吏阶层的社会保障工作较为重视。

三秦代构建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其一，政府在秦代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使社会保障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多具程序化、法律化特色。社会保障措施的实施要依赖于国家财政，政府必然成为实施社会保障的主体。在秦代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政府同样发挥着组织者和执行者的主导作用。秦代社会保障所依赖的粮食仓储建设，水陆交通网络体系建设，以及相关法令的颁布与实施，无不是由秦代政府所主持，而具体保障措施的实施也是主要依靠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成的。秦代社会保障有其标准，各类社会保障措施的施行都有特定的程序，具有程序化的特点。措施的实施一般按照上报、核查、施行、监察的程序进行，由地方官吏逐级上报，直至中央根据各地情况进行处理。在交通不发达，信息传输慢的古代社会，这样的制度程序化使社会保障措施的实施进程较为缓慢。另外，秦代社会保障的措施大多依靠法律、法规保障实行，其社会保障具有法律化的特色。这一特点在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表现得格外突出，不管是农田水利，还是粮食安全和灾害救助，都以法律的形式呈现，以法律规范各项保障措施。法律的强制性能够产生快捷、高效的社会效果，使统治者的意念迅速下达和执行，且法律不会轻易被更改，故而由法律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有着持久延续下去的可能，对于秦代社会保障体系的传承有积极作用。缜密详细的法律规范体系为社会保障的具体实施提供了依据，使得执行力度和效率大为加强。其二，道德虽已成为维系秦代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因素，但阶级的不同与阶层内部的差异，却使其社会保障的福利待遇差别明显。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十分浓重的道德伦理色彩。《论语•子路》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由此可见，道德在社会建设、社会保障中的重要性。在道德的规范下，百姓就会表现出对社会保障维系的极大积极性。达官贵人在灾年慷慨施舍，在道德上受到赞誉，在仕途上也利于升迁。虽然个人救助有些追名逐利的成份，但在道德的层面上就显得非常名正言顺。秦代对富人纳粟赈灾行为的拜爵奖励，亦是道德在秦代社会保障体系中重要作用的显现，积极作用不可低估。秦代是有阶级差别、等级分化的社会，处于统治阶层的地主阶级掌握着国家运转，在进行社会保障福利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有着特别的优待。为提高官吏队伍的工作积极性，维护统治阶层内部稳定，秦代统治者对于官吏阶层的福利待遇比较完备，而对于平民百姓的关注却远远不足。即使在官吏阶层内部，也因官爵地位的高低，其福利待遇也有差别。其三，对于民众自身保障能力的忽视与破坏，使秦代社会保障体系中具有的维护社会安定等功能难以正常发挥，甚至丧失殆尽。秦代统治者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国家财政税收与民众自身生存保障的关系，往往过多地征收赋税，如汉人董仲舒所言: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6］(P1137)。其对小农群体过分压榨，极大地削弱了小农本身自我生存保障的力量。所以，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农民因没有足够的自保能力就极易破产。恶劣的自然条件虽是主要诱因，而统治者过多地索取则为灾害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秦代的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这点，赈济灾民虽是其在全国各地设置粮仓目的之一，但有时却成为促成灾害加剧的罪魁祸首。当秦代统治者，如秦始皇、秦二世残酷剥削广大农民的劳动成果，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粮仓，广积粮食之时，其结果必然是“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以致“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3］(P2954)。通常情况下，粮食是国家的必备物资，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行的根本保障，多储存粮食，就能确保政权稳定，社会和谐。然而，政府过多的粮食储存却在秦末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中，并没有发挥出上述正能量，而是走向了它的反面。公元前207年，刘邦进兵关中，攻取陈留，所获秦之粮仓积粟甚多，足够反秦义军食用，最终灭掉秦王朝［7］(P17)。所以，如何掌握好国家征收与民众积储之间的平衡点，是政府能否成功有效地实施社会保障的关键。

作者:张弘吕成震单位:济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