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与中苏思考

内容提要：1956年到1959年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决定性阶段。在这四年中，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因素很多，其中双方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是十分关键的一个。正是这四年中和赫鲁晓夫的矛盾从对斯大林的不同评价开始发展到对双方政策路线的根本分歧。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两人的特殊地位使两位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和扩大了中苏两国间的分歧和矛盾，造成了中苏关系裂痕的加深。本文试就和赫鲁晓夫关系恶化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进行分析。

关键词：赫鲁晓夫中苏关系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以后迅速和苏联建立紧密的同盟关系，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极大的改变当时世界力量的对比。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苏之间的合作关系是良好的，这种友好关系也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然而从五十年代末起这种友好关系急转直下，在短短几年内就走向彻底破裂，由盟友转变为剑拔弩张，怒目而视的敌人。这种双边关系的急速恶化不仅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害，也对世界格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造成这种剧烈的变化的矛盾是有其内在的积累过程，其造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般认为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因素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而双方领导人个人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在国内则较少被提及。然而事实上“中苏关系复杂化的原因之外，还鲜明地反映出苏联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情况：当领袖的个人喜好、兴趣和行为举止在两国的政权体系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时候，政治心理因素应该引起研究人员的关注程度，不比地缘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1]本文主要探讨作为当时两国，两党领导人的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关系恶化过程中起的作用。

一、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各种因素

国内一般认为中苏关系恶化的最主要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伤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自尊心。显然苏共的大国大党主义的确是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但问题是苏共的大国、大党主义最严重的时候是斯大林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而赫鲁晓夫时期苏共的表现要温和的多，然而中苏关系却是在赫鲁晓夫时代破裂的。这说明苏共的大国大党主义固然是造成中苏关系恶化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对于意识形态因素在中苏关系恶化中其的作用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很明显在当时中苏两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各自国家意识形态和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双方最高领导人对对方意识形态的态度也会直接决定整个国家的态度。事实上在中苏关系破裂后双方在实际行为中并没有坚持按自己在争论中的观点行事：苏联从没有拘泥于“和平过渡”，中国也逐渐缓和了包括美国，南斯拉夫在内国家的关系，事实证明在意识形态上的政策并不是僵硬的。正如邓小平后来评论中苏论战时所说的：“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过许多空话。”[2]可见意识形态因素不能完全解释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

历史因素和领土争端和边界冲突也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因素，但如果以此解释中苏关系的恶化显然是带有后见之明的色彩。历史因素和领土问题早在中苏结盟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在中苏友好的时候显然被放在了一边，只有当当双方关系严重恶化后才被重新提出来成为加深破裂的催化剂。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关系上也受历史因素和领土问题的影响，但至今为止并没有造成像中苏长期对峙那样的严重局面。事实上是在中苏关系破裂以后我国才反复强调沙俄侵华的历史用来以古谕今；另一方面中国也从没有真的向苏联提出过领土要求[3]。中苏双方实际有争议的领土面积其实是很小，如果真的认为双方关系为这些面积很小的土地而破裂乃至最后剑拔弩张，那是匪夷所思的。事实上领土争端和边界冲突与其说是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而不如说是结果。

因此要探索中苏关系恶化的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对当时处于两国权力核心的两国领导人进行研究，因为在当时领导人的意志决定着党和国际的命运，因而也决定了中苏关系的最终走向。

二、赫鲁晓夫的经历和性格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894年出身于俄国库尔斯克省卡利诺夫小村一个农民家庭，他读完小学后，因家境贫寒而给人放牛。15岁时他到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工厂当钳工学徒，后来又到一个属于法国人的煤矿里做工。多年以后成为苏联领导人后赫鲁晓夫回忆到：“你们想知道我是谁么？我刚会走路的时候就开始从事劳动。15岁以前。我放过牛犊，放羊，后来又给地主放牛”，“如果说高而基上的是‘人间大学’，那么我是在矿山的‘大学’受教育的。这是为工人创办的一所‘大学’，是饥寒交迫的俄国人的‘大学’。”[4]赫鲁晓夫天生是个很聪明的人，虽然只受过很少的教育，但成为了顿巴斯的一名出色钳工。虽然赫鲁晓夫有不错的收入，但他对资本家对工人的态度十分气愤。当时的赫鲁晓夫就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成为一个积极的革命者。当革命的消息从彼得格勒传来时，赫鲁晓夫回忆到“一种说不出的感情支配者我，使我有又想哭，又想笑，充满一种必胜的信心，即使警察站在这里也无所谓”[5]。十月革命后，赫鲁晓夫率领革命的矿工加入了顿涅茨克煤矿赤卫队第一团并担任了该团第一营营长，他还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921年底，顿巴斯开办了一所矿业专科技术学校，第一批学员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27岁的赫鲁晓夫成了速成班的一名学生，并被选为校党支部书记。1924年底赫鲁晓夫在毕业典礼上作为校领导向他的同学们颁发了毕业证书。他自己却没有得到毕业证，因为毕业前夕他被抽调出来担任了彼得罗夫斯克区的区委书记。

从赫鲁晓夫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是和列宁那一代革命者有很大的不同。赫鲁晓夫并不是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由一个生活在下层未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民转变为革命者，这一点和斯大林倒是有些类似。但和斯大林不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者，缺乏斯大林那种一开始就具有的成为领袖的雄心和钢铁般的意志。赫鲁晓夫也没有像斯大林那样经历过激烈的党内斗争，只是由于命运的安排才使他在革命后被逐步提拔到领导岗位，赫鲁晓夫一直以为自己只是“抽得一张幸运的”[6]才获得斯大林的信任。赫鲁晓夫对共产主义缺乏理性认识，却充满了朴素的革命热情和感性认识。赫鲁晓夫的那一代人是凭着一种朴素的“阶级本能”干革命，“不管是资本家还是地主，他同样恨之入骨，然而究竟用什么取代旧制度，新制度应当时而什么样的，在他的头脑中很模糊……”[7]同时赫鲁晓夫保留作为一个俄罗斯农民的天真，纯朴，善良，直率和智慧或者说是狡猾，但如果说他天生带有什么坏心眼，那是不符合事实的。罗.亚.麦德维杰夫在《赫鲁晓夫传》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二十年代有一个老农问赫鲁晓夫：“是否有一天我们按下电钮，天上就会下雨？”赫鲁晓夫不假思索的回答：“是的，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一天。”这种简单的思维影响了赫鲁晓夫的一生。

三、苏共二十大和的反应

赫鲁晓夫是在二战期间开始改变对斯大林的认识。在亲身经历中他意识到斯大林的战略安排常常缺乏理性，导致了成百上千名士兵白白送死。当他开始着手准备战后乌克兰重建工作时，他震惊地发现重建工作最需要依靠的年轻一代党内干部，已经几乎全部在大清洗中被杀了。[8]而在斯大林晚年苏联险恶的政治环境中，赫鲁晓夫不能不改变对斯大林的看法。在斯大林死后对贝利亚事件的处理中赫鲁晓夫彻底改变了对斯大林的看法，后来他回忆到：“不但有必要揭露罪行，而且有必要使犯有那些罪行的真正罪犯受到应有的谴责。”[9]

很快赫鲁晓夫付诸了实际行动，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闭幕后向全体代表作了批判斯大林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毫无疑问我们事后当然可以指责赫鲁晓夫的所谓秘密报告过于突然、过于轻率、内容也是不成熟的。但事实上当时苏联的政治环境也不允许对斯大林的功过进行充分评价，因为苏共二十大上的领导人基本上还是斯大林时期掌权的那一代。赫鲁晓夫关于揭露和批评斯大林错误的提议遭到了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的激烈反对，无法在二十大上进行，而只能在会议结束后才能进行。报告也不是事先准备的，只是起草了提纲，由赫鲁晓夫加以现场发挥，所以充满了赫鲁晓夫个人的感性成分。另一方面赫鲁晓夫也并不是想在报告中全面评价斯大林，而是正如报告的名字所表明的是集中批判个人迷信。[10]赫鲁晓夫报告产生的这种特殊背景是其它国家和党难以了解的，因此一开始就使对赫鲁晓夫的动机和品质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反感。

按传统说法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是“揭了盖子，捅了漏子”，然而事实上是非常不满的。1957年在省自治区党委会议上评论到“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的，认为整斯大林整的太过了”。[11]同时又谈到“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的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墙上一兜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12]对国内持和赫鲁晓夫相同观点的人已是如此评价，对赫鲁晓夫本人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后来在中苏论战中说了心里话，《一评》中说：“我们历来认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当代国际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别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更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13]《二评》中说：“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人们如果把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讲的话，同他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讲的话对照一下，就会看到，他对斯大林的评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也曾参与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鲁晓夫，现在这样捶胸拍案、声嘶力竭地咒骂斯大林，究竟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呢？”[14]事实上这才是苏共二十大后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真实评价。可以说苏共二十是对赫鲁晓夫态度的转折点，在这以前把赫鲁晓夫看作比斯大林对待中国更友好平等的苏联领导人，在二十大之后把赫鲁晓夫看作是一个道德上有缺陷的小人，对赫鲁晓夫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反感和厌恶，由此认为赫鲁晓夫的提议都是怀有恶意，动机不良，这对后来中苏关系破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之所以会对赫鲁晓夫的态度产生这种变化有以下几种因素：

1、没有像赫鲁晓夫那样亲身经历过斯大林时代。虽然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和中共都有过不正确的干预，但这毕竟和苏联斯大林时期苏联那种“当一个人去上班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妻子，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儿女”[15]和几百万人被处决监禁的经历不可同日而语。客观经历上的不同自然会造成主观上认识上的不同，一般来说，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和亲身经历者对同一件事的认识很难相同。所以一直无法理解赫鲁晓夫和苏共为什么不能一分为二的对待斯大林，结果是只能从赫鲁晓夫的个人品质上去找答案。

2、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在中国传统道德看来赫鲁晓夫是由斯大林斯大林一手提拔起来的，而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也一直是歌颂支持斯大林的，因此就不应该在斯大林死后激烈的反对斯大林。按照自己的经历认为即使斯大林真的有如此严重的错误，赫鲁晓夫也应该像自己和“左”倾分子做斗争那样在斯大林还活着的时候就站出来，不应该等斯大林死了才来批判一个死人。当时中国其他领导人也普遍难以理解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为什么人都死了，还要这样丑化他呢？”（邓小平语）[16]。对赫鲁晓夫这种和死人过不去的做法极为不满，认为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3、对于自身问题的考虑。对于身后被人议论特别厌恶，担心在自己身后也发生类似苏联的事情。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揭发出田家英曾经说在离开时要向提三条意见，其二就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17]。可见1959年前就有意防范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而他对赫鲁晓夫的厌恶态度本身就是防范的表现之一。

对赫鲁晓夫的这种看法在当时也是大多数中国领导人的共识，因此进一步没有根据的认为赫鲁晓夫的做法在苏联也是不得人心的，赫鲁晓夫的地位不稳固。这种主观判断造成了在后来处理中苏关系时毫不妥协的态度。

四、走向分裂

在苏共二十大后很快爆发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在处理这两个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时犹豫不定，忽左忽右，一度准备放弃匈牙利，引起了的强烈不满，更让确信赫鲁晓夫不具备担当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能力，而是靠不光彩的手段才获取现在的地位。在1957年4月，中国用最隆重的规格接待了在苏联并无实权同时又是斯大林长期战友的伏罗希洛夫，多次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18]这其实也反映了对赫鲁晓夫的态度。同年11月，出访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虽然赫鲁晓夫用最高规格招待，把单独请入科里姆林宫下榻，但仍然没有获得的谅解。当着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面把不久前苏共内部斗争时说成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中发生了‘两个不同集团’之间的冲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一派取得了胜利[19]。这不仅引起在场各国领导人的惊讶，也使苏联领导人非常尴尬。在这次访问中和赫鲁晓夫不同的性格之间也发生了碰撞，以浪漫主义的风格作了著名的东风压到西风的讲话，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20]这本只是表示对出现最坏情况也不害怕的一种决心，但缺乏浪漫主义的赫鲁晓夫却无法对此做出正确的理解，而是认为喜欢战争，不会为避免战争努力。而苏联刚刚在二战中死了2606万人，（占战前苏联人口的八分之一）[21]，苏联领导人特别害怕核战争，因此赫鲁晓夫对刚刚签署的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技术的协议感到担忧，这为1958中苏关系迅速恶化埋下了伏笔。

1958年是中苏关系恶化关键的一年，首先7月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使和赫鲁晓夫关系的矛盾迅速表面化和激化。在看来：第一，赫鲁晓夫的建议是不怀好意的，是想控制中国。第二，虽然斯大林也采取过损害中国主权的政策，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是敢怒不敢言。现在中苏领导人的角色定位发生了变化，赫鲁晓夫作为一个瞧不起的小人也竟然敢图谋控制中国，这使怒不可遏。而在赫鲁晓夫看来：第一，自己提出的只不过是建议，并没有强迫中国接受的意思。第二，认为自己的建议并不过分，这种合作在北约和华约内部是很普通的，而苏联又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包括没有向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核技术援助），中国如果连这种互利的合作也不能接受，使赫鲁晓夫特别感到难以理解。第三，的愤怒和言辞之激烈也让赫鲁晓夫极为震惊。在和尤金的谈话中激烈的谈到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中国的压迫，赫鲁晓夫不明白为什么要现在要谈起这些不愉快往事，因为自己早已经放弃了斯大林在中国获得的特权，而且谁都知道自己是反对斯大林的。为此赫鲁晓夫亲自飞往中国当面向进行解释。这此访问中苏关系中一个关键的事件。但此时已经对赫鲁晓夫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因此会谈一开始的气氛就是不友好的，也注定谈不出好的结果。在游泳池旁举行的会谈中毫不遮掩的显示了对赫鲁晓夫的轻蔑态度，当时在现场的目击者回忆到“就那么穿者浴衣，踩着拖鞋同他（赫鲁晓夫）握手寒暄几句”，[22]同时赫鲁晓夫被弄的非常狼狈，“他游泳技术不高，说不上什么泳姿，就是手脚乱刨的那种姿势。‘刨’了几下就沉不住气了，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爬上池子。将一个手绢的四角系住戴在头上，又要了一个救生圈，套了救生圈才重新下水。”[23]而则尽情展示自己的游泳技术。虽然会谈中赫鲁晓夫向做出了解释和让步的姿态，但已经认定赫鲁晓夫一开始就是不怀好意，不仅没有接受赫鲁晓夫的解释，反而进一步把赫鲁晓夫的建议和历史上沙俄对中国的侵略联系起来，旁敲侧击的警告赫鲁晓夫“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那？那么多打进中国来的人，最后都站不住。”[24]这说明对赫鲁晓夫的估计已坏到了何等程度。据说还曾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问：“我问你是什么舰队，你始终不回答我”，并再次责问赫鲁晓夫是否想控制中国整个海岸线。[25]这次会谈对赫鲁晓夫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尽管赫鲁晓夫往往不得不耍滑头，因为他认为这是政治游戏中难免的事情，但就性格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真诚坦率的人”[26]，事实上他提出这两个建议只是出于实用的考虑，并没有控制中国，侵犯中国主权的考虑[27]，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出于其单纯的思考认为既然苏联已经满足了中国的所有要求，中国也应该同样很爽快的满足苏联的提议。因此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反应如激烈，也对如此固执己见和不容解释感到愤怒，认为是一个不可理喻，无法正常到交道的人，以致在以后的行动中不再寻求得到中国领导人的谅解而做出单方面的行动。第二，由于赫鲁晓夫的个人经历遭遇使他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而这次经历严重损伤了他的自尊心，使他要寻找机会进行报复。

随后的金门危机不仅使赫鲁晓夫感到1957年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讲话并不仅仅是宣传而很可能会付诸行动，同时也使赫鲁晓夫觉得的行为难以预料，担心中国的行为会把把苏联拖入一场苏联不愿意打的战争，因此开始考虑停止对中国的核援助。在同一时间中国发生了“大越进”和运动，这是的得意之作，而赫鲁晓夫对此是不赞成的，但一直没有发表看法，直到1959年7月18日赫鲁晓夫才从侧面批评了运动。而7月14日，在庐山给写了“万言书”，7月21日赫鲁晓夫关于的言论见报，7月23日在庐山发表了措词激烈的讲话，严厉批判，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怀疑“里通外国”，和赫鲁晓夫配合反对自己，几个月后说庐山事件是“高饶余孽（指）又在朋友的支持下进行了一次颠覆活动”[28]。和赫鲁晓夫的矛盾由两党之间发展到中国党内。在此之前的6月20日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核技术援助。赫鲁晓夫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很明显是防止中国把苏联拖入一场苏联不愿意打的核战争，保留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使用核武器唯一的决定权。赫鲁晓夫的这个决定是考虑已久的，但做出是非常突然的，事先没有和中国打任何招呼。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是赫鲁晓夫认为根本不会接受苏联的解释，与其再度前往北京受辱，不如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根本不做任何解释地解决这一难题。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到：“用孩子般天真烂漫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是越来越行不通了……中国毕竟是中国，中国人的行动变得的越来越令人难以理解了”。[29]第二，赫鲁晓夫对在北京的遭遇怀恨在心，想对进行报复。用他的话就是“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30]赫鲁晓夫这个决定也是其性格中感情用事，易冲动，缺乏深思熟虑的表现。这个决定不仅再次激怒了，也激怒了整个中国，使中国上下对赫鲁晓夫的印象更趋恶劣。虽然直到赫鲁晓夫下台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常规武器技术的援助，但再也无法弥补这次事件的伤害。

这一年九月赫鲁晓夫对美国的访问造成了和赫鲁晓夫的彻底决裂。虽然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就开始推行的所谓的三和路线引起的不满，但赫鲁晓夫的西方政策一直没有实质的成效，对中国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因此还不是影响中苏矛盾的主要问题。而1959年9月赫鲁晓夫对美国的访问至少在当时看来似乎实现了美苏的和解，改变了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赫鲁晓夫作为出访美国的第一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隆重欢迎，这和他1958年在北京的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不仅是美国对战后苏联地位的最终承认，也是对赫鲁晓夫本人地位的承认。赫鲁晓夫出生贫寒，而现在能获得世界第一大国的承认和尊重使他的自尊心得到极大的满足，正如他自己所回忆的：“那是个非常庄严隆重的时刻，使我感到莫大的自豪，也简直使我有些飘飘然。”[31]这次对美国的访问对赫鲁晓夫造成两个相互关联的影响：一是对于国际形式的过于乐观，二是对中国更加不满，认为中国是影响美苏缓和的绊脚石。而美苏关系的表面缓和和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也极大的刺激了，在看来赫鲁晓夫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个人品质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问题，而是修正主义的路线问题了。这次访问就是赫鲁晓夫把修正主义路线付诸实际行动的开始，赫鲁晓夫的行为已经超越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范围，升级为向帝国主义出卖包括中国等其它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利益，自己和赫鲁晓夫的矛盾已经全面上升为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后来总结性的说过他对路线斗争的态度：“犯了大的原则性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32]对于赫鲁晓夫，的态度也是如此。这时的已经对赫鲁晓夫不报任何希望。结束访美后赫鲁晓夫怀着愉快的心情访问中国，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希望能用事实说服，但等待他的却是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并没有直接和赫鲁晓夫辩论，而主要是由其它中国领导人和赫鲁晓夫进行辩论，这本身就表明了的态度。在激烈的争论中双方都很难保持冷静，特别是赫鲁晓夫冲动的性格使他更多地说了不该说的话，这些话显然没有经过仔细思考，也并没有实际意义，但却进一步加深了中国领导人的反感。这次会谈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裂痕。事后赫鲁晓夫想以销毁会议记录来挽回影响，但“讲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都是无法收回的”[33]。在会后写了首打油诗：“……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烧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34]这不仅表明了对赫鲁晓夫访美的态度，也表明认为赫鲁晓夫已经彻底放弃了马列主义，和美国同流合污。和赫鲁晓夫的关系彻底决裂，从此以后中苏间的各种谈判都成为斗争的策略问题，对在赫鲁晓夫仍然掌权的情况下弥补中苏关系不抱任何希望，同时又认为赫鲁晓夫地位不稳，“如果不改，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35]，决心和赫鲁晓夫斗争到底。两国关系终于走上了通往公开分裂的不归路。

五、总结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苏两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之下，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对两国，两党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赫鲁晓夫不同的经历和性格造成了两人间沟通交流的困难，使两人都无法正确理解对方发出的信息，同时也激发两人性格间的冲突，而这种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又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影响和决定了两国关系的走向。赫鲁晓夫起之微寒，只受过很少的教育，思维简单，性格冲动，缺乏深思熟虑。而则是自学成才，学贯古今，少有大志，并颇为以此自负。早年的经历使富于反抗精神，藐视权威，用自己的话就是“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36]。从经历上看，赫鲁晓夫并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成为领导人，只是在机遇巧合才使他从一个普通干部被逐步提拔为最高领导人，这使他缺乏大国领袖应有的素质。在斯大林时代末期，虽然赫鲁晓夫已经认识到斯大林的问题，但进入苏联领导层核心后却如履薄冰，依然是斯大林取乐的对象，不得不依靠伪装成“脑袋是空的”（斯大林语）[37]来保全自己。长期的压抑的结果使赫鲁晓夫在成为最高领导人后对外界反应敏感、喜好虚荣、性情急躁、仓促行事、急于求成和易于激动。而正相反，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者，在历次党内斗争中最后总是证明真理在的一边，而激烈斗争的结果是使树立了在党内无可置疑的最高权威。这也造成了在建国后过于自信，缺乏容人之量，难以听取别人意见和解释，所以一旦形成了对赫鲁晓夫的偏见就难以改变，以至于最后认为赫鲁晓夫“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38]。同时在性格上也是一个很易于激动和情绪化的人，在处理中苏关系中往往依靠自己的经验和主观臆断而不是客观分析。而赫鲁晓夫也缺乏化解矛盾的能力，只能同样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结果加深双方的矛盾。如果当时和赫鲁晓夫都能少些偏见，多一些宽容，中苏关系也许就不会恶化到后来的地步。

参考文献：

[1]VladislavZubok，ConstantinePleshakov，InsidetheKremlin‘sColdWar：FromStalintoKhrushchev（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6），p.231：“ПереговорыН。С。ХрушевасМаоЦзэдуном31июля‐3августа1958г。и2октября1959г。”，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2001，№1，100-128.转引之戴超武：《1959年10月中苏会谈：背景、过程和意义》，《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

[2]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页。

[3]1964年7月在和外宾的谈话中谈到过中苏领土问题，但指出：中国现在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参见《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在边界谈判中中国也没有要求收回割让给沙俄的土地。

[4]（苏）费·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徐锦栋译），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64页。

[5]（苏）费·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徐锦栋译），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69页。

[6]《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74页。

[7]（苏）费·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徐锦栋译），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72页。

[8]（英）尼尔·阿彻森（Neal·Ascherson）：《赫鲁晓夫：残缺的个性》,原载于《伦敦书评》2003年8月21日号。

[9]《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99页。

[10]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3页。

[11]：《在省自治区党委会议的讲话》，《选集》第五卷，第334页。

[12]同上书，第334页。

[13]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14]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

[15]（苏）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转引自《赫鲁晓夫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82页。

[16]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首席俄语翻译的历史见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40页。

[17]曹英主编：《中国共产党党史全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4238页。

[18]见：《欢迎、欢送伏罗希洛夫的四次讲话》，《建国以来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25－431页。

[19]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9－320页。

[20]：《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36页。

[21]（俄）H.A.舍福夫：《俄罗斯最重要的战争和战役》，中国财经出版社，2003年，第620－621页。

[22]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首席俄语翻译的历史见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87页。

[23]同上书，第187－188页。

[24]同上书，第188页。

[25]（美）WilliamTaubman：KHRUSHCHEVVS.MAO:APRELIMINARYSKETCHOFTHEROLEOFPERSONALITYINTHESINO-SOVIETSPLIT，CWIHPBulletin8/9(Winter1996/97),pp.243-248。

[26]（苏）费·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徐锦栋译），东方出版社，1992年，弟274页。

[27]参见沈志华：《赫鲁晓夫、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

[28]：《关于国际形式的讲话提纲》，《建国以来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00页。

[29]《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15页。

[30]同上书，第412页。

[31]同上书，第465页。

[32]曹英主编：《中国共产党党史全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5645页。

[33]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6页。

[34]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首席俄语翻译的历史见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87页。

[35]：《1966年7月8日致的信》，《建国以来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72页。

[36]：《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建国以来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01页。

[37]（英）尼尔·阿彻森（NealAscherson）：《赫鲁晓夫：残缺的个性》,原载2003年8月21日号《伦敦书评》。

[38]：《关于国际形式的讲话提纲》，《建国以来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