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史家思想研究论文

清人龚自珍曾这样深刻地指出：“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注：《龚定庵全集类编》，卷四，《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的话，揭示出了中国古代史家的一个思想特点，也从一个方面概括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可见，所谓“良史”，其撰述一方面是受到社会的激励，一方面也深为这一优良传统所影响。关于这一点，两宋史家给予后人很多启示。

一、史家的忧患意识传统

中国古代史家，历来有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于朝代、国家的兴亡盛衰以及社会治乱、人民生活的关注。这是同史学的本质与功能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史学家对于历史的认识，往往是和对于现实的认识联系起来，故而从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来看，常常反映出他们对于社会的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们决心致力于历史撰述的一个思想基础。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注：《孟子·滕文公下》。）这就反映了孔子作《春秋》时的一种忧患意识。司马迁父子撰述《史记》的最初动机，是出于对史职的忠诚和执著。这就是司马谈对司马迁说的一番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注：《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之所惧，是“废天下之史文”的问题；然而，当司马迁进入到具体的撰述之中的时候，他的思想已不只是集中在“史文”问题上了，他对汉武帝统治下的社会前途表现出深深的忧虑。读《史记·平准书》可以看到，在司马迁的史笔之下，极盛时期的汉武帝统治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显示出作者的忧患意识是多么的深沉。司马迁当然有秉承父亲的遗志，着重写出汉兴以来的“明主贤君”，可是当他考察了汉武帝统治时期的社会历史时，他就不能只是赞扬和称颂了，他的严肃的史学家的批判之笔也不能不时时触到汉武帝本人。这同巴尔扎克所写的《人间喜剧》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我们只要看一看《史记·封禅书》，就会感到司马迁的嘲笑和讽刺是何等的尖刻与辛辣。这种嘲笑和讽刺正是对于“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注：《史记·平准书》。）时尚的深深忧虑的集中反映。

司马迁处在西汉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他的深邃的历史眼光使他看到了这一变化，故而发出了“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感叹。唐代史家吴兢也有大致相仿的经历。吴兢生活在唐代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他目睹了唐代盛世即“开元盛世”，同时也敏感地觉察到唐玄宗开元后期滋生起来的政治上的颓势。于是，他写出了著名的《贞观政要》一书。吴兢从玄宗时大臣源乾曜、张嘉贞任相职时“虑四维之不张，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未尝有乏”的做法中得到启发，认为唐太宗时期的“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所以决心写一本反映唐太宗贞观年间政治统治面貌的专书。吴兢认为，此书“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其义在于“惩劝”。吴兢对于此书在政治上的作用有充分的信心。他说：“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注：以上所引均见《贞观政要·序》。）可见，史学家吴兢是很“现实”的：与其侈谈尧、舜、文（王）、武（王），不如就从学习本朝“贞观之治”做起。他的这种现实的态度，既是对唐太宗时“政化”的仰慕，又是出于对唐玄宗开元后期李林甫、杨国忠辈当政的忧虑。此书以《君道》开篇，以《慎终》结束，也反映出这位被当时人誉为董狐式的史学家的忧患意识。他在《上〈贞观政要〉表》中，把这种忧患意识表述得更加明显了，他说：“望纡天鉴，择善而行，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伏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则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贞观政要》这部书在晚唐以后的历代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宣宗是晚唐时期一位尚有作为的皇帝，史家对他有较好的评论。史载，唐宣宗曾经“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注：《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宣宗大中二年。）。辽、金、元三朝统治者，都曾把《贞观政要》译成本民族文字，作为政治教科书。

二、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与历史撰述

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既有史家忧患意识传统的影响，又有时代情势的激发，因而显得十分突出。

北宋立国，积贫积弱，士大夫阶层的忧患意识显得格外凝重。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出了这种忧患意识的深沉的境界，他写道：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注：《范文正公集》，卷七。）

这种“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意识与境界，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岳阳楼记》因此而成为千古不朽的名篇。

王安石是继范仲淹之后的又一位改革家，他在推行变法之前的一份《上皇帝万言书》中，分析了当时种种社会矛盾，披露了他的重重忧虑。《万言书》提出的社会问题是：

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①＠①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注：《王文公文集》，卷一。）

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在这里道出了“四方有志之士，＠①＠①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已超出了个人的思想范围，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北宋史家的忧患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司马光、范祖禹等史学家的忧患意识具有更加突出的历史感，司马光《历年图序》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历史感，他写道：

臣光拜手稽首曰：臣闻《商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终始慎厥与，惟明明后。”《周书》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商。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只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商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只厥德，乃早坠厥命。”盖言治乱之道，古今一贯，历年之期，惟德是视而已。臣性愚学浅，不足以知国家之大体，然窃以简策所载前世之迹占之，辄敢冒死妄陈一二……

接着，司马光便言其作《历年图》之目的在于察历代“治乱兴衰之迹”，以使今人“法善”、“戒恶”，明乎“治不忘乱”的道理。他写道：

夫道有失得，故政有治乱；德有高下，故功有大小；才有美恶，故世有兴衰。上自生民之初，下逮天地之末，有国家者，虽变化万端，不外是矣。三王之前见于《诗》、《书》、《春秋》，臣愚不敢复言。今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每年为一行、六十行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其天下离析之时，则置一国之年于上，而以朱书诸国之君及其元年系于其下，从而数诸国之年，则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离为五卷，命曰《历年图》，敢再拜稽首上陈于黼yǐ＠②之前。庶几观听不劳而闻见甚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知自古以来，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志亡，治不忘乱。”《周书》曰：“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今人有十金之户者，犹知爱之，况为天下富庶治安之主，以承祖宗光大完美之业，可不戒哉！可不慎哉！（注：司马光：《稽古录》，卷一六。）

这是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之前所撰写的一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史学家同政治家对世事的忧患是相通的。司马光同王安石政见不合，而在忧患意识方面，却并无二致。宋神宗一方面任用王安石变法，一方面又慨然为司马光所主编的史书作序，并赐名为《资治通鉴》，正可表明其间的相通之处。

北宋史家忧患意识的深沉历史感，同样也包含着强烈的时代感。史学家范祖禹是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助手之一，他著有《唐鉴》一书，在讲到唐代历史的经验教训和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时指出：

昔隋氏穷兵暴敛，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众，取关中，不半岁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坏故也。以治易乱，以宽易暴，天下之人归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万物，此其所由兴也。其子孙忘前人之勤劳，天厌于上，人离于下，宇内圯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废也。其治未尝不由君子，其乱未尝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显不可掩。然则今所宜监，莫近于唐。

他认为唐皇朝的兴废治乱之迹，对于北宋皇朝来说，是最切近的事情，所以提出“今所宜监，莫近于唐”的认识。这跟上述吴兢认识历史的方法有相似之处。范祖禹又略述北宋开国后百余年的历史，并不无深意地说：“夫唐事已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则今当何监，不在唐乎！今当何法，不在祖宗乎！夫惟取监于唐，取法于祖宗，则永世保民之道也。”（注：《唐鉴》，卷一二。）其忧患意识正寓于其深意之中。

南宋时期，因朝代更迭、政治形势骤变而激发了史学家的忧患意识，他们受着“伤时感事，忠愤所激”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矢志著书，以存信史，以寄忧思，以警后人。史学家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今存520卷），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都是属于两宋之际的本朝史或“当代史”，都是“忧世”、“泣血”之作。史载李心传曾向宋理宗谏言，分析政治与天灾的关系，指出：

陛下愿治，七年于此，灾祥饥馑，史不绝书，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规，则政不节矣；行赍居送，略无罢日，则使民疾矣；陪都园庙，工作甚殷，则土木营矣；潜邸女冠，声焰兹炽，则女谒盛矣；珍玩之献，罕闻却绝，则苞苴行矣；鲠切之言，类多厌弃，则谗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犹足以致旱。愿亟降罪己之诏，修六事以回天心。群臣之中有献聚敛剽窃之论以求进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诬圣德，则旱虽烈，犹可弭也。然民怨于内，敌逼于外，事穷势迫，何所不至！陛下虽谋臣如云，猛将如雨，亦不知所以为策矣。（注：《宋史·李心传传》。）

李心传曾先后两次因言而罢官，联系上述引文，可以想见其为人。唯其如此，“有史才，通故实”的李心传，在他的历史著作中自然蕴含着深刻的忧患意识。

这个时期的另一位史学家袁枢，把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创造性地改撰成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也寄寓了他的“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故当时的诗人杨万里说：“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注：《通鉴纪事本末》序。）反映出史书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折射出史学家的忧患意识的感染力。

如果说历史运动是两宋史家历史撰述的客观动因的话，那么，史家的忧患意识可以看作是两宋史家历史撰述的主观动因；当然，史家的主观动因，归根结底，还是受到时代的激励和历史传统的影响。

三、关于史家之忧的思考

宋代史家还从一般的意义上对史家之忧做进一步思考，从而拓展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空间。

苏辙曾说：“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注：苏辙：《历代论一》，见郭预衡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一○，六八八六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苏洵、苏轼、苏辙号称“三苏”，以文学名于世，但他们确与史学有密切关系。苏洵撰有《史论》三篇，他在上篇中写道：

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何忧乎？忧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梼杌》；梼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劝，不待贬而惩，然则史之所惩劝者独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忧愈大。忧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经，卒之论其效者，必曰“乱臣贼子惧”。由是知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其义一也。（注：苏洵：《史论上》，《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六六八页。）

通观全篇，苏洵主要是阐述他对经与史的关系的见解，但他起首便讲到了史家之忧及忧之所在的问题。苏洵认为，史家之忧是“忧小人”，因为只有“小人”才需要惩劝，而君子则无需褒贬便能自觉懂得惩劝的。他还以“梼杌”是四凶之一及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为根据，来证明他的这个见解。

苏洵把史家作史的原因归结为“其有忧”、把忧之所在归结为“忧小人”的见解，这是过于狭隘了。他以楚国国史《梼杌》之名为证，亦甚牵强，一则与晋之《乘》、鲁之《春秋》不相符合，二则“梼杌”也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名之一。（注：《国语·周语上》：“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孟子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注：《孟了·滕文公下》。）的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史书只是用来惩劝“小人”而与“君子”无关。晋国的韩宣子曾到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注：《左传》昭公二年。）。孔子本人也读史书，所以他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注：《论语·卫灵公》。）。至于《春秋》，绝不止是给“乱臣贼子”读的，正如司马迁所说，“为人君父”、“为人臣子”者，都“不可以不知《春秋》”、不可以“不通于《春秋》之义”。（注：《史记·太史公自序》。）从司马迁父子作史的旨趣来看，他们的境界之高、视野之广，与苏洵所论确有天壤之别。尽管如此，苏洵提出了史家之忧的问题还是有意义的。若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及其所关注的时势，对他的上述见解就不会过于苛责了。苏洵在《论衡·远虑》一文中论君臣关系和“社稷之忧”，从另一个方面透露出了他的忧患之心。他写道：

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泊然无爱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忧，彼不以为忧；社稷之喜，彼不以为喜。君忧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誉之则用之，一人毁之则舍之。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何暇尽心以忧社稷？数迁数易，视相府如传舍。百官泛泛于下，而天子茕茕于上。一旦有猝然之忧，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注：《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四，二六三三页。）

显然，这种君臣关系和这种用人原则，自然令人堪忧，而且的确是属于“社稷之忧”的范围的。苏洵还强调指出，从历史上看，君主只有任用“腹心之臣”，才可应天下“不测之变”。可见苏洵所关注的“社稷之忧”已突破了他所尊崇的史家之忧了。

值得注意的是，苏洵关于君臣关系之忧等等，是有人与之共鸣的。曾巩与宋代史学关系十分密切，并担任过史馆修撰之职。曾巩之忧当是史家之忧的一种反映，而他的一些见解恰与苏洵有相同之处。曾巩在《说遇下》一文中写道：

近世自王公大臣之进见，皆俯首侧身，屏息以听仪相者疾呼姓名敕进，使拜舞已，则立而侍。设有宴享，则郎中以降皆坐于庑下，与工祝为等仵，王者遇之，体貌颜色未尝为之变也，而曾起且下，又不名乎。其于进退疾病死丧，本尝皆备其礼也。自公卿莫能得其从容，而况于疏远之臣庶乎？上下之情间然可知矣。至有罪故，则又困辱而刑之。此所以使偷安幸进之利深，无节自薄之俗胜，百官之于上，苟若而已，能无因败而利之者邪？国家之治最甚已，可无变欤？（注：《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四，二八五九页。）

如果苏洵所披露的君臣关系的淡漠还比较含蓄的话，那么曾巩所描述的这种关系就很形象具体了。可以想见，这种关系笼罩下的政治决不会是强有力的政治，其应付各种事变的能力和效率必然受到很大的限制。曾巩的这些见解，确乎是“社稷之忧”，反映了他深刻的忧患意识。

宋朝的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同最高统治集团的思想状态、运转机制有极大的关系。这一点，是应当重新做出估量的。曾巩在关于用人问题上，也同苏洵有类似的见解。他在《治之难》一文中指出：“治世非无小人也，其信正人也，固其相参非庸者也，虽有，正人弗病也。”反之，情况就不一样了，“可得天下国家之安乎？”他根据汉代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认为：“鸣呼！治之难也。以此视天下者，不观小人、正人、贵贱、升黜，观其用否如何耳，则治乱审矣。”（注：《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四，二八六八至二八六九页。）从这些话来看，曾巩所论与苏洵也有不同处，苏洵是“忧小人”，曾巩认为“小人”、“正人”总是会有的，而所当忧的是“用否如何”，这就比较切合实际了。

同曾巩比较起来，欧阳修的忧患意识也是史家之忧的突出反映。欧阳修曾撰《原弊》一文，指出：

昔者用常有余而今常不足，何也？其为术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务农又知节用，今以不勤之农赡无节之用故也。非徒不勤农，又为众弊之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为节，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

昔者“常有余”、今者“常不足”的差别，是不同的政策造成的；而造成“今”与“昔”政策上变化的具体根源又在于“众弊”的存在。“何为众弊？有诱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但是，弊端还不止于此。欧阳修进一步指出：

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邪之民去为浮巧之工，与夫兼并商贾之人为僭侈之费，又有贪吏之诛求，赋敛之无名，其弊不以尽举也。既不劝之使勤，又为众弊以耗之……天下几何其不乏也！（注：《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一○三二页。）

众弊丛生，天下匮乏，这不能不说是十分严重的“社稷之忧”、“天下”之忧。欧阳修还进而分析了“不量民力以为节”关键是“未尝量民力而制国用”，“不量天力之所任”即“不知水旱之谓也”。他在本文末写道：“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颇推务本以兴农，故辄原其弊而列之，以俟兴利除害者采于有司也。”这反映了史家之忧的积极意向。

综上，可以做以下两点概括：第一，史家之忧，充分说明史家都是关注现实社会的前途命运的；第二，史家之忧，说到底是以社会之忧为忧，以天下之忧为忧。中国史学的这一特点，在两宋时期甚为突出。史家的忧患意识在历史撰述上和社会影响上都有重要的意义。从历史撰述上看，史家的忧患意识往往同他们的历史思想变化结合在一起，因而能够深刻地揭示历史发展和现实社会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重大问题，这就是司马迁说的“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注：《史记·平准书》后论。）。从社会影响上看，优秀史实因有上述思想为指导，其历史撰述则必须贯穿着历史感与时代感相结合的旨趣，使后世读史之人亦能产生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讲，史学的社会功用总是伴随着人们的忧患意识而表现出来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讠加思

＠②原字户下加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