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生态体系构建研究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画论典籍的译介研究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现有译本的数量和质量与书法绘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远远不能满足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需要。画论典籍的翻译、出版、发行，需要建立和健全一套规范化、系统化的译介体系，实现译介目标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画论典籍中蕴含的生态美学思想与胡庚申教授所提出的生态翻译学有异曲同工之处，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依据，研究构建画论典籍译介生态体系的路径和对策，符合画论典籍的整体思想。画论典籍的译介生态体系构建是实现画论典籍对外传播和出版工作长期发展的基础保障，也是提升中国画学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重要渠道。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文化“走出去”;画论典籍;译介

生态体系画论，就是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的简称。它是长时期中国古代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说，它是中国美学思想的具体反映［1］。中国画学以宇宙生命的广大和谐为最高境界，具体体现为人与自身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自然生命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四个层面［2］。画论中饱含“比德”、“畅神”、“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气韵生动”、“中和”等生态美学思想，蕴含古人的生态存在意识，反映了古人对诗意栖居的追寻，对人与自然、社会和谐一致的理想生存状态的追求。石涛(1642年—约1707年)生于清代，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奇才，他所著的《画语录》(又名《石涛画语录》，《苦瓜和尚画语录》)首度建立了中国山水画艺术创作的理论架构，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美学价值。石涛一生笔耕不辍，擅长山水、花鸟和人物画，作品往往直抒胸臆，独步于中国画坛。他的作品在其所处时代并未受到关注，直到19世纪石涛及其《画语录》才逐渐被国内外学者所熟知，尤为被美国和日本的哲学和美学界所推崇。近代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都曾展出过石涛的画作，并被列在馆藏典籍名录中，此前从未有中国的艺术家获此殊荣。耶鲁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也有众多学者从事中国画学的研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各国人民期望从多维度了解中国文化，因此，画论典籍的对外译介和出版工作具有重要的学科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画论典籍的译介研究现状

对画论典籍的译介研究现状的评价需放在中国典籍外译的背景下进行，我国目前典籍译介的现状是文学哲学典籍多，其他领域少。以《道德经》为代表的哲学典籍一直是西方汉学家和中国本土学者追捧的对象。《道德经》的英译及研究情况见表1，从中可以看出，《道德经》的英译及研究活动从18世纪开始就十分显著，译本数量相当可观，超过很多典籍的译本之和;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画论典籍的译介研究只有少量的译著和成果。著名翻译家王宏印教授曾谈到:“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取得的成绩很大，并且已经产生了很多译著。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书法理论，如孙过庭的《书谱》;绘画理论，如石涛的《画语录》等，在典籍翻译领域关注得很不够，甚至没有纳入到典籍翻译的核心文献之中。”［3］另外，画论典籍译介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不够。北宋郭熙的《林泉高致》在绘画理论和技法上的传承，亦对整个中国及世界的画学流变有着深远的影响，目前只查阅到1935年伦敦约翰•默里公司出版的日本学者坂西志保(ShioSakanishi)的英译本。在研究《画语录》中画学术语翻译的文献和论文中，大多只选取王宏印教授的译著《〈画语录〉注译与石涛画论研究》和林语堂的译本进行讨论和分析，忽略了弗吉尼亚大学哲学与宗教系教授考尔曼(EarleColeman)所译的《画语录》。考尔曼教授作为以英语为母语的汉学家，他的译注极具参考价值。由此可见，画论典籍译本数量不足、译介研究缺位的现象严重。

二、画论典籍的四种译介生态体系建设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理论依据，于2006年正式提出并诠释的，它将翻译学纳入了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当代生态学已经扩展到研究人与自然的逻辑关系，“生态”的概念已经从单纯的生物领域上升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范畴，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谐共存，和生态体系内部诸多因素之间的平衡与稳定［5］。译介生态体系建设的构想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译介管理生态系统、译介主体生态系统、译介市场生态系统和译介教育生态系统。在构建画论典籍的生态译介体系时融入生态翻译学的理念和思想，保持四种译介生态体系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一个多样性、综合性的有机体是十分必要的。(一)译介管理生态系统。“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在当前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内，在国家层面做好协调和统筹规划，充分调动政府和民间、国内和海外等各方面力量，集中国家的资源优势，把文化海外传播战略与外交、教育、人才等战略结合起来，形成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合力的一项国家综合战略［6］。这段话为我国典籍的译介工作提供了重要且准确的语境来源、文化定位和指导思想。作为跨文化交际意义存在的画论典籍在译介过程中受到国家、市场、形式库、消费者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涉及法律、政策等多个方面。译介管理生态体系是指首先建立译介管理部门，从国家政府层面引领、规划并协调各个行业协会和组织，为翻译主体搭建平台，创造合作条件，突出翻译主体的价值和作用，使之与当前“一带一路”文化建设与宣传政策相一致。同时，译介管理部门的职能是重视并科学有效地利用民间、国内、海外等多方资源，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沟通，监督文化市场，维护译者权利，指导并保障译介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实施，使译介产业健康快速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到目前，已经得到各级政府和地方机构的积极响应，制定了文化“走出去”的具体细则，组织实施了各类文化交流活动。从行政管理的角度为建立译介生态系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开展画论典籍的译介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与环境。(二)译介主体生态系统。画论典籍的译介工作可以借鉴较为成熟的文学哲学类典籍译介工程的经验和教训，具体分为两个部分:“译”和“介”。译介主体生态系统负责的是“译”的部分，也就是选材，考虑“译什么”。“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汉学家、华裔学者的“译入”模式和国内学者的“译出”模式，这两种模式产出的最终文本也截然不同。前者是英美文化系统在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文化构建需求对中国文化典籍进行的主动式译介。后者是在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以传播中华文化、改变中国形象为目的，译者主体与国家意志相结合，面向英美文化体系的一种推介式翻译［7］40。在第一种模式之下，身处英美文化系统之中的译者能够协调自身翻译活动与目标语机构、受众群体等多方因素之间的关系，采用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以适应本土的意识形态、诗学及文化形式的需求。第二种模式是以译者为中心的译出，译者通常会选择编译、选译、全译，以期在没有专业背景的支持下，外国读者也能够对目标语有基本认知，从而达到文化传播的意图。无论是“译出”还是“译入”模式，都有其自身的优势。从上个世纪末，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多家出版社共同参与出版的《大中华文库》问世，“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译介项目蓬勃实施，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典籍外译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意向读者定位的错误。美国著名学者夏志清曾指出，尽管从18世纪开始，西方读者就可以阅读中国文化典籍的英译本，但实事求是地说，西方根本不存在中国文化典籍的大众群体［8］。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文化体系来举例，美国的各大书店充斥着世界各地优秀的翻译作品，期盼大量的美国读者来阅读中国的画论典籍是不现实的。如果缺少对中国美学的基本认知与兴趣，很难理解中国画学，画论典籍的潜在读者应该是画学专业人士和有志于中国画学研究的学生。“一带一路”背景下，各类典籍的译介主体还是国内的专家学者，所以在制定翻译计划时，必须做好相关的调研工作，找准读者定位，广泛征求英语读者，尤其是以汉学家为代表的专业人士意见，进而理清“译什么”和“为谁译”的问题。以王宏印教授的《〈画语录〉注译与石涛画论研究》为例，译者十分注重读者的感受，采用双语读本，保留了汉语原文，这样文本的接受对象既可以是热衷于中国文化的英语大众读者，也可以是具有中国画学专业背景的国内外学者。在“谁来译”这一问题上，画论典籍的“译”不仅可以依靠国内译者，还可以由中外合作发挥西方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优势来共同完成。著名的《大中华文库》工程邀约了中外翻译家对典籍进行共同编译，其翻译质量和出版质量都能得到相对的保证。(三)译介市场生态系统。译介市场生态系统负责的是“介”的部分。典籍的译介并非简单的文字和文本信息转换，译介作为一种交际行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原语和译语文化体系中的诸多要素，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原文、原作者、译者、译文，还涵盖发起者、委托人、原文文本产生者和目标语使用者，以及市场等因素［7］37。各类典籍的译本产生和推介其实都是文化构建过程中，国人试图改变中国的文化形象，重塑民族身份的一种表现。在“介”的方面，不能简单地采取“送出去主义”，一厢情愿地认为将优秀的画学典籍送出国门，中国画学就算“走出去”了。首先，国内的大型出版社和地方图书馆要加强与国外著名出版机构和书商的合作，为画论典籍在海外获得更多读者开辟渠道，建立平台。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图书在电子平台上出售，比如亚马逊公司在各国网站上的Kindle书店，除出售书籍外，书籍的电子版也可以被免费阅读。如果同时推出《画语录》的电子版和纸制版，可以增加海外读者阅读和购买的机率。其次，画论典籍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市场都需要积极地宣传。宣传机构可以是译者本人或译著的研究者，利用讲学和座谈的机会，向国内外学子和学者推介画论典籍的翻译和研究成果;也可以是国家政府机关，举办中华文化交流年和研讨会，让画论作品切实有效地走向世界。另外，在助推中华文化走出去方面，各地图书馆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2016年9月16日，“园林/艺术/商业:中国木刻版画”开幕式在美国亨廷顿图书馆举办。南京图书馆为展览提供了7部中华文化典籍，其中《樱桃梦》一书入选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这是首次国内图书馆的馆藏典籍原本走出国门，首次在汉语言以外的区域展现中华典籍的魅力。通过宣传和交流，使国外的读者、相关出版社和古籍收藏机构有机会了解中国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也为今后画论典籍的国际传播积累了经验，开拓了市场。(四)译介教育生态系统。译介教育生态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培养翻译人才，围绕翻译学、美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开展研究活动，通过学科交叉和碰撞形成一个新的生态学术体系，促进翻译人才队伍的建设和翻译产业的国际化［9］。画论典籍译著数量匮乏，对外传播不够的主要原因，除了重视程度不够之外，还有翻译人才的短缺。目前我国典籍翻译的服务人员以高校师生为主，他们在画论典籍的翻译和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同浩瀚的中华典籍海外译介的需求相比，还远远不够，画论典籍译介队伍的建设并非一朝一夕，需要经历一定的发展周期，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的工作。画论本身的专业性强，又以文言文书写，需要译者有广博的汉语言知识，不仅要运用翻译学理论，还要有绘画专业知识。译者既要审美，又要表现美，而审美是表现美的前提，只有识别了画论中的美学特征，把握了原作中的艺术魅力之所在，才能够再现原作的美［10］。研究画论的国内专家学者不计其数，论文也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但这些学者多为艺术专业的学者，虽然知道画论典籍的普世价值，却无法进行译介传播。相反，作为翻译学专业的研究者大多能从翻译理论的角度入手，研究如何选取最适合画论术语的翻译方法，却难以对画论中所用的技法和所体现的美学思想，从艺术领域的专业角度进行深层挖掘和介绍。倾心于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和普通读者如果没有汉语言的教育背景，受到语言的限制，很难在作品所传递的文字信息和作品魅力的探讨上有所突破。典籍的译介要求译者具备多种文化理论和背景知识，综合运用社会学、语言学、逻辑和辩证思维，以及使用多种语言技能和方法的能力。全球化的多元时代、跨文化交际的客观需求决定了单纯的语言能力远远不能满足典籍译介的需要，在人类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中，众多横向交叉的新兴学科应运而生，译介教育生态系统的建立就是要打破专业的局限性，培养综合性的学术人才。在翻译教学中，重视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探索学生对翻译的心智运用与认知创造培养途径，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认知能力［11］。目前，全国各大外语类高校都开设有典籍翻译专业的博士站点，如上海外国语大学;艺术类专业院校如南京艺术学院，综合性大学如南京大学，也开设有中国美术史的博士站点。博士研究生完全可以利用学校的资源优势，开展跨学科学习，拓展所研究领域的专业知识。高校之间也可以开展校际合作或联合培养，从跨专业多学科的角度共同培养典籍翻译的人才。

三、结语

画论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绘画作品不仅是一种直观的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一种文物，以其特殊的方式延展着中国社会前进的足迹，通过一幅幅、一代代绘画作品，把中国古人的智慧和文化意蕴“固化”并世代相承。画论典籍的译介研究有利于国人继承和弘扬中国美学，我们应当重塑画论典籍应有的地位，打破典籍翻译种类的局限性，使典籍译介的研究多元化。画论中所蕴涵的生态美学智慧可以帮助人们重建人文主义精神，促进生态与生存问题的解决，这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命题值得被全世界关注。画论典籍的译介生态系统的建立和完善不仅有着历史的意义，也有着当代的、未来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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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高璐夷，储常胜．翻译教学中跨文化认知能力研究［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7(2):81

作者:张明薇 单位: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