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市场惹的祸”——关于文物价值的经济思考

前不久，有人要我谈谈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文物有没有经济价值？说是知道我学过文史。其实我哪懂文物啊！考古课考过满分也没学这个呀，愣是“赶鸭上架”。赶紧临阵磨枪的我，却越发“呆若木鸡”——原来这不仅是现今顶说不清的“动态热点”（否则“文物保护法”也不至于修改了两百多处还没成），更是要牵动许多基本理论。于是，只好“临阵脱逃”，可又被本茶座的“詹小二”发现，只能硬着头皮聊聊所思与困惑，也奢望就教于方家。搞文博考古的，谈到文物（包括可移动与不可移动两类）的价值，都会说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经由专业性评估定级。这三大价值得到公认并有法可循，即文物用于历史或科学研究、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使用价值。要说文物的经济价值，却多有回避或干脆否定。珍贵文物被称为“无价之宝”（当然真情更无价！）谁能说清司母戊鼎值多少钱？可经济价值就是得说值多少钱，其体现即交换价值，而交换就是商品，但文物作为商品有严格的法律限制。《文物法》第23至25条明文规定“全民所有的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单位的文物藏品禁止出卖”，“私人收藏的文物可以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收购”，“严禁倒卖牟利，严禁私自卖给外国人。”未经批准从事文物购销活动的，物款可依法罚没。因此，考古学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可不能说文物有经济价值！那不就给买卖文物提供了依据？”可事实却很无情！近年来，人们有了钱，就变着法儿的“钱生钱”，连老头老太也到股市、邮市赌一把；而倒腾文物，像淘旧市、争竞拍、蒙老外等等都屡见不鲜。为什么？还不就是“来钱”吗？别说走私贩假，就连割佛头、盗陵墓之类惊动神灵祖宗的勾当也干得出来。2000年5月2日香港一家拍卖行不顾国家文物局的禁止要求，以3300多万港元拍卖出两件圆明园的珍贵文物――虎首铜像和乾隆款描金粉彩镂空六方套瓶，这是继另一家拍卖行4月30日以1600万港元卖出圆明园珍贵文物猴首铜像和牛首铜像后，对圆明园被掠文物的又一次拍卖，引起强烈反响。同年7月15日，在大连有人欲拍卖1957年天安门城楼重新修葺时替换下来的“金丝楠木立柱原件”，这大概是明代的物件。好像是马克思他老人家说的，资本来到世间无孔不入；唐人白居易曾感叹——“苟利之所在，虽水火蹈焉，虽白刃冒焉。”甘肃一位文物商店总经理说，以前能用低价收购好文物交博物馆收藏，现在国有文物商店的主渠道地位丧失了，他不得不与文物贩子争购文物。可低价收购、无偿上交的经营原则使他根本竞争不过文物贩子。更使他痛心的是，文物贩子肆无忌惮地把车开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盗墓，他认为哪里有文物市场哪里就盗墓成风！虽偏颇，却说明文管的执法力度远远没有跟上文物市场的开放程度。另一位“老文管”谈起文物现状就感情难抑，看到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文物落入根本不懂文物的大款手里、一件件国宝流失海外，他的心就痛楚就流血！他想着常年在野外风餐露宿的考古学者，想着经手千万件珍贵文物却一生清苦的文博专家，担心这么下去后人再也看不到博物馆了。北京一位经营古玩的负责人认为，当前正常的文物市场交易与非正常的文物走私活动交织混杂，这样的状况还会存在相当一段时间。还有很多人对雨后春笋般的拍卖行及过热的拍卖市场担忧，文物市场的大环境又比较混乱，极易诱发盗墓、走私活动，造成文物的流失。难怪上边三令五申要加强文物市场管理——“都是市场惹的祸”！的确，文物大多价格不菲才使人跻身此道乃至铤而走险，怎能咬死了说文物没有经济价值呢？可要回答就得遭遇法律诠释的尴尬与经济理论的普适两难抉择。若视而不见则又有更多的麻烦无法回避，不仅无法合理解说现状、无法提供必要的政策依据，而且直接影响许多具体问题的处理，小到割个佛头该怎样量刑？大至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该怎样协调？权且避开文物的商品性质及法律诠释之吊诡，来直面其经济价值构成和决定因素。搞经济的都知道，价值论是经济学的核心，学说史上的劳动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其实，早于边际革命约二百年的英国人巴尔本(1640—1698)就认为商品价值由效用决定）、均衡价值论等等，都有很大影响。直到今天，理论界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还在下大功夫。可是，与文物经济价值相关的理论研究却不多见。倒是老古典李嘉图在他《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开篇的《论价值》中说：“具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换价值是从两个泉源得来的，——个是它们的稀少性，另一个是获取时所必需的劳动量。”他认为前者只由稀少性决定，劳动不能增加其数量，所以其价值不能由供给增加而减低。这类商品包括罕见的雕像、图画、稀有的书籍和古钱、特殊的葡萄酒等，其价值决定于供求关系，与劳动量全然无关，“而只随着希望得到它们的人的不断变动的财富和嗜好一同变动。”强调了购买力和偏好。再一位是自认继承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约翰·穆勒，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将商品分为三类，一类是数量有限、供给不能任意增加的商品，如古画、古玩、稀有货币、邮票等，其价值取决于供求关系；另外两类如工业品和农产品，价值主要由生产费用决定。上述大概是与文物的经济价值最直接的论述了，可惜稀少商品没有成为经济学家深入研究的内容。如今，中国的文物市场供求两旺，既有滚圆的腰包撑足的购买力，也有衣食无忧之后不可遏止的嗜好，加上市场环境的进一步宽松与投资渠道的多元化发展，以及文物经济价值的日趋显见及其投资收益的相对稳定与攀升，这一行当的发展势头不容小觑，而文物经济价值问题也越发受到关注。1997年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历代古钱图解与价格指导》，论列从商周到民国的金属铸币1700余枚，目的就是帮助人们辨别古钱真伪和正确认识文物的价值。北京古钱博物馆馆长杨玲在序言中谈文物的价值，明确说“包括了文化（如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然而，人们对于经济价值大多语焉未详，有的按劳动价值论说文物价值应当包括生产、保存、保护以及开发所付出的劳动；还有人为了解说文物经济价值的存在，又不触动其商品属性的马蜂窝，提出文物是历史文化信息的载体，如同一张纸，绘成图画售出就是画，在磁介质上输入信息就能制成录像带、光盘。出售的不再是纸与磁介质本身，而是其上附着了信息价值。人们通过消费附着于文物上的信息，得到精神和艺术的满足，于是信息成为商品并产生经济效益。例如故宫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并非通过出售文物，而是通过观众购买附着于古文物之上的信息而产生的。（舒小峰：《关于文物的价值》载《北京文博》2001年第2期）这就把文物分离为载体与具有商品性质的信息。但无论“劳动价值说”还是“信息价值说”，都不如实际市场分析具体。有人分析8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字画价格的急剧上升，说是字画由于其经济价值重新确立而不断得到人们的青睐，还说排斥字画商品属性的时代业已不再。进而分析字画价格是由市场调节规律和供求关系决定的，认为决定字画价格的因素有体制、政策、生产力水平、国民素质及社会文化心理等等。（周安庆：《字画上涨有其因》《中国文物报》2001年9月12日）可惜分析驻足于价格层面，但也提供了一条思路——与其抽象谈经济价值不如看看近年来具体的交易价格，从中也许能发现点什么。其实，文物的交易价格很复杂。从古至今的古玩铺或文物商店，陈列古董珍玩有真有假，许多不标明是真是假明码实价，买卖靠的是买主的眼力和卖主的嘴皮。能用低价买到真品，行话叫做“拣漏”，反之则称“打眼”，其价格可未必只因供求关系而“围绕价值或生产价格波动”。譬如，一件仿品放在北京潘家园旧市，买主不容易上当；若在陕西哪个村的农民家中，就极易让人信以为真——文物价格的学问可大了，除了专业技术和实践功力还有心理因素等。既然文物种类多多，交易方式不一，就选较有代表性的字画之类的拍卖情形看看——拍卖行拿到文物后首先要鉴定估价，根据其性质、质量和存量等，结合其艺术与历史、科学等价值预估底价。一般说，估价应该与其价值接近，成交价也大抵相应。事实却不尽然。如中国传统收藏中善本、珍本、碑帖是首选，其次是宋版古籍，再次才是书画，而现在的情况却不同，古籍、碑帖等的价位与字画相比跌落约十数倍。有人提到20世纪20年代，某大收藏家公开出售善本碑帖与历代名书画，其中字画有宋代郭熙《寒鸦秋水图》，价格是银元1200元，明代沈周《山水》长卷为600元，明代唐寅《品茶图》是650元，清代赵之谦花卉四条屏是200元；而同时出售的碑帖价格是：宋拓唐《皇甫君碑》2000元，北宋初拓《丰尔亭记》（有残）2000元，明拓梁《瘗鹤铭》500元，明拓汉《张迁碑》300元。可见当时名碑帖早期拓本和初拓本的价值，与同时期书画名家作品的价格基本持平或略高。现在却相反，名书画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元，而碑帖价格多在一两万元上十万的都少；古籍也是如此，1995年北京秋季拍卖会上，宋代张先的书画长卷与宋刻孤本《文苑菁华》，其拍卖价格也相差在10倍以上。在国外拍卖会中，中国古籍与外国古籍相比，价格也有很大落差。现今拍卖价格为何与传统收藏价值背道而驰呢？另外，拍卖中成交额最高的单件艺术品，大都是难觅的今人艺术珍品，如张大千、齐白石、傅抱石、李可染、吴冠中等名家作品纷纷创出高纪录。北京翰海1994年秋拍齐白石85岁画的工笔《贝叶草虫》，尺寸103.4×34厘米，成交价为50万元；半年后，其另一幅画题材、笔法、构图大致相同尺寸110×50厘米，成交价达80万元。有人研究凡·高的画，生前一幅约80美元，现在卖到8250万美元。可见凡具备真、精、稀少等特点的名家作品，价格增幅在中外均很可观。我国市场上不仅古籍、碑帖与书画的价格相悖，而且艺术家的作品也高于伟人、名人、学者的遗墨、遗迹，这至少说明了重观赏性轻文化历史内涵和重利轻实的倾向，也是竞拍者的经济实力和文化修养的反映。买书画者多资金雄厚，既可欣赏艺术又可保值增值；购古籍、碑帖者则多是学者专家收入有限，目的多是收藏研究，面对真正有收藏价值的拍卖品，往往因囊中羞涩只能望洋兴叹。至于靠倒腾文物谋生者，自然逐潮推浪，投资文物者的获利需求大于收藏、鉴赏与研究目的的越来越多，故炒作的结果加剧了部分文物价值与交易价格的背离；而牟取暴利的动机更会因法制跟不上而越来越疯狂！文物的经济价值大体可视为其文化价值的外化，但表现为价格则较复杂——供求、存量、年代、时尚、题材、偏好等等都有影响。仔细想想，对文物的经济价值而言，以往的价值论大都有用，特别还要提及“预期”的意义，因为恰是增值的预期促发了投资的热望和市场的火爆。但是，似乎现有理论也还不能充分说清相关问题，尤其对于文物这一集中了若干特有价值的物品。姑且突破“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藩篱来看一下——所谓“价值”即法文和德文Axiologie的意译，也称为价值哲学。最初由法国哲学家拉皮埃（PaulLapie,1869—1927）和德国哲学家哈特曼所用的哲学术语。此后，德国的弗赖堡学派，美国的杜威、厄本（W.M.Urban1873—1952）、培里（R.B.Perry,1876-1957）、刘易斯（C.I.Lewis1883—1964）以及人格主义者和新托马斯主义者都致力于价值论的建立和研究。企图将经济学、逻辑学、美学、伦理学和神学结合起来，名之为“价值论”，将人文科学称为“价值科学”，把价值当作人文科学的基本范畴，并建构一套价值的等级体系。认为经济的价值（功利）是极低级的价值，宗教的价值（圣洁）是最高级的价值，介乎二者之间的则是科学、艺术和道德的价值（真善美）——这是不是也有助于文物价值问题的思考呢？文物价值问题，可能不仅有健全法制、解释现实和规范市场等应用意义，还对学科渗透交叉、学理内涵外延发展等有理论启示，例如对经济学。我注意到近年来一些学者的创新研究，主要如李江帆研究第三产业经济学，力图丰富和发展学科理论；易中天阐释艺术市场，指出艺术品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建议制定《艺术产权法》、《艺术投资法》等；程恩富考察文化资源，提出“文化资源就是人们从事文化生产或文化活动所利用或可资利用的各种资源。”其不仅指物质财富资源，同时也是精神财富资源。（程恩富《文化经济学通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至于认为文物是资源的也很多，说文物是一个民族的遗脉，是一种特殊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它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它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我自己对经济文化及精神财富等也作点粗浅思考（在本茶座第4辑侃“马尾巴功能”时涉及过），比较注意人类的物质与精神两类财富及相应的两类需求的一致性，还有经济发展中生态环境破坏与精神感情失落的代价等问题。经济学科基础理论与界域涵延的发展深化，社会、人文乃至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综合——这或许正是新世纪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对学者知识结构与素养的更高要求。有种说法讲经济学家要多些人文关怀，我很赞成。诚然，在这儿是显得严肃了点，可怎么着也别把脍炙人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说成是欧阳修的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