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利益：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不对称信息是现实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获取相对信息优势的竞争。为了对以不对称信息现象为基本特征的现实经济活动进行深入分析，笔者把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利用相对信息优势所提供的机会而获得的经济净收益叫做机会利益。笔者认为机会利益概念的提出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坚信机会利益理论能够为现实经济活动提供一种富有洞察力的分析思路。本文试图从前提、性质、渊源、特征、影响和激励约束机制等角度，为机会利益理论提供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一、机会利益的前提与性质

在现实中，各经济主体在社会分工、历史背景、文化素质、通讯条件等方面必然存在着一定差异，因此他们收集、处理和利用信息的能力也就必然不同，彼此之间必然存在不对称的信息分布。在不对称信息的条件下，那些具有相对信息优势的经济主体，就可能作出更加准确的决策、获得更大的利益。如果说人类在几个世纪以前主要依靠劳动和土地来获取经济利益，在工业革命后主要依靠资本来获取经济利益，那么在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就必须主要依靠信息优势来获取经济利益。在现代经济中，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获取相对信息优势的竞争，这就必然会驱使各个市场主体去搜寻信息、创造信息优势并利用信息优势来获取机会利益。由于各个经济主体可得到的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同、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不同、在交易中的角色定位不同，各个经济主体往往能够在不同的方面创造相对信息优势、获得机会利益。可见，不对称信息是机会利益存在的基本前提。

信息优势者之所以能够获得机会利益，是因为信息是有经济价值的，信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主体对决策环境的无知程度，能够消除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因不确定性所导致的风险成本，增加决策主体的收益。正因为信息具有经济价值，市场主体才有动力收集市场信息，直至搜寻信息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但是，信息优势者可获得的机会利益与掌握同一信息的市场主体数量成反比。也就是说，掌握同一信息的市场主体的数量越多，信息优势者可获得的机会利益就越低；反之，则反是。当所有市场主体都获得了某条信息从而该信息成为市场的共同信息时，则市场主体处于对称信息状态，没有任何市场主体在该条信息上占据优势，从而也就不可能由此获得机会利益。

经济主体要获取机会利益，首先必须创造相对于他人的信息优势，其次必须能够及时地准确地利用信息优势所带来的经济机会。

机会利益概念是中性的，它既可能是损人利己的结果、也可能是创造社会财富的结果。威廉姆森曾把机会主义定义为“经济活动人会以狡黠的方式追求自身的利益，他会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他会有目的地、有策略地利用信息（包括有时说谎、隐瞒、欺骗）。”（注：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经济学讲座专辑》，见《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87年第50期，第15页。）的确，人类在某些场合会不择手段地利用各种机会来获取经济利益。但是，人类所选择的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并不一定都是卑劣的、损人利己的。比如，经济主体通过技术革新与发明等方式而拥有有关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新市场等方面的信息优势且及时地利用这种信息优势而获得经济利益，不但没有损害他人利益，反而给社会带来了好处。机会利益的本质是，不失时机地发现机会、并不择手段地利用机会来获取利益。因此，机会利益的性质如何，取决于经济主体发现了什么机会、怎么样来利用机会。

机会利益根源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人类获取经济利益既可以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入手，通过提高征服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能力、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来实现。人们最终会采取何种方式来获取机会利益，取决于他们拥有的相对信息优势的类型，取决于在特定的情景中何种方式能够给他们带来最大的综合利益和机会利益。如果机会利益仅仅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那便是一种零和博弈或负常和博弈，是利益再分配的结果。我们把这种来源于利益再分配的机会利益，叫做分配性机会利益。如果机会利益同时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配置关系，那就可能是一种变和博弈，其综合影响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互作用的人们的对策。我们把那种伴随着社会财富增加而获得的机会利益，叫做生产性机会利益。

机会利益不同于信息的经济价值。信息的经济价值是指在其它经济主体的行为不变的情况下某经济主体获得信息后按该信息采取最优行为时所得到的经济利益与获得该信息前采取最优行为时得到的经济利益之差。机会利益和信息的经济价值两者的关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两者的实体都是追加信息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增量，即知识差带来的预期收益增量。但是，信息的经济价值，是同一个经济主体在不同的时点上拥有不同的信息量，从而产生知识差所导致的预期收益增量；而机会利益是不同经济主体在同一时点上拥有不同的信息量，从而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主体之间产生知识差所导致的预期收益增量。第二，信息的经济价值仅取决于经济主体自身的主观评价，机会利益则不仅取决于经济主体自身的评价，还取决于相互影响的其它经济主体的决策。只有当竞争者B的信息量没有任何变化时，A获得的信息的经济价值才可能与给它带来的机会利益相等。A如果不能及时地利用相对信息优势，它获得的机会利益也就可能小于信息的经济价值。第三，信息优势转化为机会利益还需要其它生产要素的配合使用，需要有利用相对信息优势的能力。比如，甲先生事先获知近期中央银行将调低存贷款利率，而且甲先生正确地预期到近期债券和股票价格必然要上涨。但是，甲先生没有资本能够投资于债市和股市，他就只能望洋兴叹、坐失良机。

机会利益也不同于机会成本。机会利益是相对于其它经济主体而言的，而机会成本是相对于自己的不同投资机会而言的。机会成本是资源所有者把资源用于某种投资机会的潜在成本。当某经济主体获得机会利益时，它可能本来面临着更好的获利机会，但由于“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因而它获得的机会利益就小于机会成本。相反，假定某经济主体处于信息劣势且在一段时期内无法改善处境，但如果其现在的投资已经最大化了它的投资机会，那么该经济主体的净收益总额仍将大于机会成本。

二、机会利益的理论渊源

尽管机会利益一词鲜为人用，但是有关机会利益的一些理论思想则早已出现。马克思、熊彼特和奈特，是机会利益理论的先驱。

马克思尽管没有使用过机会利益的概念，但曾精彩地分析过在信用领域投机者是如何利用信息优势来获取机会利益的。马克思指出：“用未售的商品作担保得到贷款越是容易，这样的贷款就越是增加，仅仅为了获得贷款而制造商品或把制成的商品投到远方市场去的尝试，也就越是增加。”（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8页。）也就是说，在职能资本家能够运用未出售的商品作为担保来获得贷款时，职能资本家就会有很强的动力获取贷款从事高风险事业，而且越是产品滞销、资金紧缺、资信程度差的企业，越是有动力用这种方式来融资。因为在实行有限责任制的情况下，企业冒险失败的损失（破产）是有限的，而冒险成功的收益是巨大的，从而增加了职能资本家利用信用扩张来获取机会利益的动力。

熊彼特在其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企业家创新模型，指出为了获取可能带来的超额利润，企业家不断地冒险进行创新活动，寻求相对的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

弗兰克·奈特在其1921年出版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认为，企业总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从事经营活动，而信息或知识可以降低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增加企业的竞争优势，因而信息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而且，市场竞争愈激烈、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愈大，企业就愈有动力去收集和生产更多的信息，以求保持竞争优势。

阿罗、乔治·J·施蒂格勒、格罗斯曼和施蒂格利兹等对机会利益理论的形成作出过重要贡献。阿罗（1973年）暗示了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取得相对信息优势可以获得某种利益、该利益具有不确定性、并且可能是生产性的也可能是分配性的等重要思想。乔治·J·施蒂格勒（1964年）论述了厂商怎样为长期利益而合作、又怎样利用信息优势来获取短期利益。格罗斯曼和施蒂格利兹（1980年）认为，在市场不稳定的条件下，信息优势者将比信息劣势者占有更大的市场优势，但信息优势者所掌握的信息的经济价值，与掌握同样信息的市场参与者人数成反比。这也就是说，机会利益的大小取决于相对信息优势的程度，而且机会利益与信息的公开程度成反比。

虽然“机会利益”一词是笔者首次使用的，但是肯尼思·阿罗在1971年首先使用了与机会利益相似的“odds”一词。阿罗写道：“下面我们将假定唯一可采用的行动是对自然状态的发生打赌。……设X[,i]为自然i发生时打赌的机会收益（odds），这就是说，如果状态i发生，对状态i打赌的个人每美元的收益为X[,i]，否则，收益为零”（注：肯尼思·阿罗：《信息经济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页。）。“odds”原意是指打赌获胜后的收入，译者刘永强将其译成“机会收益”也是很恰当的，但其内含与机会利益概念不尽相同。相同之处是均指在不确定性情况下根据自己的信息优势作出正确决策所获得的利益；不同之处是机会利益多数场合是一种变和利益，即相互作用的双方所获得的利益总和随双方的决策不同而不同；而“odds”是零和的或常和的，即打赌双方的总收益是给定的，双方利益是互相冲突的。法勃利索·马丁西尼（FabrizoMattensini,1993）运用了“opportunityreturn”即机会收益一词，意指在有风险的投资项目中可获得的净收益。其含义尽管与我们的机会利益（opportunityinterest）概念已比较接近，但仍比机会利益相对要宽泛一些，后者主要指因拥有信息优势而获得的收益。opportunityreturn与odds更类似，多指在风险投资中赌对了而获得的收益。

三、机会利益的特征与影响

机会利益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机会利益具有不确定性。获取机会利益的不确定性，首先导源于决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决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又可区分为客观不确定性和主观不确定性。客观不确定性是因为影响经济决策后果的许多客观因素均不是个人能够把握的；主观不确定性是决策过程中因个人因素所导致的，这种不确定性导源于个人预测与客观存在的差异。机会利益是获取信息后与获取信息前的综合利益之差，而获得信息前后的预期利益的计算取决于对某些状态出现的概率判断。这样，现实中客观概率与主观概率的差异，使得以客观概率计算的机会利益就不一定与以主观概率计算的机会利益相等，导致机会利益的实现存在着不确定性。其次，导源于相关经济主体行为的不确定性。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经济主体并不一定知道对方拥有的信息量以及可能会采取什么对策。于是，获取了某种追加信息的经济主体，也许知道自己拥有相对信息优势，但不知道相对优势到底有多大，由此造成获取机会利益的行为具有不确定性。比如，某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而拥有某种生产性信息优势，但该信息优势到底能带来多大的机会利益存在着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仅来自于企业自身的生产能力和保密工作，也来自于竞争者能在多快的时间内通过“反向工程”破译该技术，从而生产出类似的产品。

第二，机会利益具有时效性。信息具有较强的传播性和扩散性。大多数私人信息在一定时期后要成为公共信息。私人信息一旦被相关的经济主体获知，在其它条件不变时，原来的不对称信息状态就会转变为对称信息状态，原来的信息优势者就会失去信息优势，从而无力获取机会利益。可见，机会利益的获取具有一定的时效性，机会利益永远属于善于捕捉机会的经济主体。

第三，机会利益具有主观性。首先，在信息的获得、处理、评价、利用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主观性。任何事物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会发送出一些信号或信息，这些客观存在的信号与事物的本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接收到这些信息的经济主体，通常会根据自己的特定目的和实际能力来处理、加工、评估、利用所得到的客观信息，以求排除经营环境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在每个特定的决策环境中，经济主体能否从混沌一片中整理出一系列备选的决策方案、并准确地预测每个方案可能产生的后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主体的技能、价值观、对决策目标的了解程度、所具备的相关背景知识、所收集资料的完备程度等因素。其中，决策者是否具有“破译”客观信息的能力起决定性作用。实际上，不同经济主体“破译”客观信息的能力存在很大差异。经济主体“破译”客观信息的能力越强，越能去伪存真，在给定的客观信息中获得尽可能大的主观信息。相反，“破译”客观信息的能力越差，越有可能熟视无睹、“有眼不识泰山”，忽视了零乱分布的、被掩盖的重要信息。比如，面对相同的宏观形势、市场环境、科技创新新动向，不同的经济主体会看出不同的“苗头”，获得不同的主观信息。那些信息处理能力比较强的经济主体，就可以获得不同程度的信息优势，相应地赢得机会利益；相反，那些信息处理能力较差的经济主体，则可能遭受机会损失。其次，经济主体能否准确地意识到自己的相对信息优势、能否对竞争者的可能反应作出准确的预测、是否具有果敢的决策风格，都将影响经济主体的实际决策，从而影响着他实际上可获得的机会利益。但上述因素往往因不同经济主体而异，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于是，拥有同样信息优势的不同经济主体往往会采取不同的使用信息优势的方式，从而获得不同的机会利益。

机会利益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主要通过三个机制来实现：

第一，追寻机会利益引起的信息需求的竞争，导致了信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引起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经济主体为了获取机会利益而寻求相对信息优势的竞争，不但导致经济主体对生产性信息和非生产性信息的巨大需求，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产品花色品种的激增、信息流动速度的加快，使经济主体对所需求的信息的质量要求和传递速度要求也大幅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各经济主体完全靠自己的信息部门来提供所需要的各种信息已变得低效率也无必要。于是，各经济主体在把自身精力集中于获取一些关键性信息的同时，把大部分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的信息需求转向市场，从而直接激发了对信息服务业的需求。原先属于企业内部管理的许多信息工作也逐渐地独立出来，成为提供信息产品或服务的新型产业。信息服务产业在近二三十年发展很快，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日益深远。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巨大“魔力”面前，为了获取机会利益、免遭机会损失，工商企业均不得不相继接受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的信息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劳动力结构的智能化，使工业经济走向信息经济，广义信息已成为主要生产要素。

第二，获取机会利益具有直接的资源配置效应。一方面，获取机会利益的努力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追求生产性机会利益的努力，促进了技术创新，优化了生产要素组合；节约了企业对能源、原料、人力和资金的使用和消耗，提高了各类商品的智力含量、信息含量；导致了新产品、新材料；新能源层出不穷，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利用率，提高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比如，石英原来仅仅是生产玻璃的原料，但技术创新把石英变成了信息装置（硅片）和能源转换装置（阻挡层光电池）。另一方面，获取机会利益的努力，导致了非生产性地利用信息优势的增加，部分地阻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由于非生产性机会利益不是以增加社会财富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利益，而是通过变换切蛋糕的方法来增加自己的利益，导致了各经济主体为了不使自己分到的蛋糕变小而付出种种努力。这种努力的代价是社会财富的净消耗。

第三，追寻机会利益行为和反机会利益行为导致制度变迁，影响社会资源配置。当某经济主体发现某种潜在的经济利益尽管在现有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但在另一种制度安排下可以获得时，它就会产生改变现有制度安排、把这种信息优势变为现实的机会利益的动机，从而产生制度变迁的需求。追求机会利益的行为，将会导致合法的创新活动和灰色的创新活动。合法创新者在其创新活动过程中可能会发现，对现有制度安排的某些方面进行调整或变革，可以明显地有利于保护创新者的利益、抑制相关经济主体的“搭便车”行为。如果这种制度安排属于微观方面的，那么创新者会率先进行这种制度创新来获取生产性机会利益；如果这种制度安排属于宏观方面的，制度创新需要集体行动，那么创新者就会成为制度创新的发动者、主要行动集团的成员。面对灰色创新活动，有些人可能会发现对现有制度安排作某些变革，就可以明显地约束灰色创新活动。如果这种制度变迁属于微观方面的（比如交易制度变革），那么他就会率先进行这种变迁从而减小灰色创新给他造成的机会损失；如果这种制度变迁属于宏观方面的，那么他就会成为抑制灰色创新活动的制度变迁的发动者。某种制度创新带来的预期净收益越大，对该制度的需求就越强烈。

尽管追寻机会利益导致了制度创新的需求，但是制度变迁的真正发生还需要有制度供给的配合。制度变迁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马克思认为，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时，旧制度也不会自动消亡，新制度的供给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来取得。如果就宏观的、根本性的制度变革而言，马克思的观点至今仍然正确。奥尔森也曾指出，在和平环境中，随着历史的推演，特定利益集团的势力会越来越大，从而变革旧制度、创立新制度会越来越困难。最终，只能借助外界的强大冲击力或暴力来进行制度创新。但是，马克思对渐进的制度变迁过程分析不够。事实上，在可预见的将来，社会经济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同一制度内的体制创新将持续不断地发生。因此，如果把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与新制度学派的制度创新理论结合起来，就可以比较全面地解释从微观到宏观的各种大小的制度变革。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经济主体以不同的方式追寻生产性或分配性机会利益，会导致不同性质的制度变迁，从而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不同的影响。

四、机会利益的约束与激励机制

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应当约束分配性机会利益、鼓励获取生产性机会利益。

社会经济活动是在特定法律规章制度的约束下进行的。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人们有可能通过违反这些规章制度来获取分配性机会利益。我们用下列的违规模型为例来加以分析。假定违规者的违规水平用Q来表示，违规收益用W来表示，违规收益是违规水平Q的增函数，但违规的边际收益递减。再假定违规者是风险中立的，因而其效用函数等于收入函数。同时，假定违规行为被查处的概率为P，平均每件违规事件被查处后受到的惩罚用F表示，F称为惩罚强度；违规者从事违规活动的机会成本为U（Q）。这样，违规者从事违规活动可获得的机会利益为：

EW＝W（Q）－PFQ－U（Q）（1）

违规者使其机会利益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W''''（Q）＝PF＋U''''（Q）（2）

（2）式表明，违规者将使其违规的边际收益等于违规的边际成本；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变动查处概率P和惩罚强度F来控制违规水平。如果监管部门提高查处概率P与惩罚强度F，就会提高违规行为的边际成本，从而使有些违规行为变得得不偿失，使违规行为减少。反之，则反是。

假定违规事件造成的社会总损失由以下三部分构成：

第一，违规事件造成的社会净损失D（Q）。D（Q）等于违规造成的社会损失H（Q）与违规者的违规收益W（Q）之差。因W''''''''（Q）＜0和H''''''''（Q）＞0，故边际社会净损失D''''''''（Q）是递增的。

第二，违规事件的查处成本C。C由违规事件被查处的概率P、违规水平Q和每件违规事件的平均查处成本λ决定，即：C＝λPQ，且

附图{图}

第三，惩罚违规事件的成本。我们假定惩罚违规事件时社会承担的惩罚成本（F[,s]）是违规者所受的预期惩罚成本（PFQ）的函数。为了方便起见，假定这个函数是线性的，即F[,s]＝aPFQ。a为惩罚的社会成本系数。当采用不同的惩罚形式时，a的取值变化很大。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社会总损失函数：

L＝H（Q）－W（Q）＋λPQ＋aPFQ（3）

管理部门使违规的社会总损失最小化的一阶条件为：

W''''（Q）＝H''''（Q）＋λP＋aPF（4）

（4）式表明，当监管部门使违规者违规的边际收益W''''（Q）等于违规的边际社会成本［H''''（Q）＋λP＋aPF］时，能使社会总损失最小化，相应的违规水平Q[*]''''是社会最优的。当违规者违规的边际收益小于违规的边际社会成本时，监管部门将努力减少违规水平，因为违规造成了社会净损失。随着违规水平Q的降低，违规的边际收益W''''（Q）将上升，因为W''''（Q）是递减的；Q减少还将使违规的边际社会损失H''''（Q）降低，因为H''''（Q）是递增的。因此，Q减少最终将使违规的边际收益与违规的边际社会成本趋于一致。反之，则反是。

但是，由（4）式决定的社会最优的违规水平Q[*]''''，并不一定等于由（2）式决定的违规者个人最优的违规水平Q[*]。如果Q[*]＞Q[*]''''，就表明社会上的违规水平大于监管部门认可的违规水平，监管部门将通过提高查处概率P或惩罚强度F，提高违规的边际私人成本和违规的边际社会成本，从而降低违规者个人最优的违规数量Q[*]和社会最优的违规水平Q[*]''''。由于Q[*]与Q[*]''''的下降速率不可能完全相同，通过适当变动P与F的组合，肯定能够找到使Q[*]''''＝Q[*]的P与F组合，从而使得违规者个人最优的违规水平等于社会最优的违规水平。也就是说，要使个人最优的违规水平Q[*]与社会最优的违规水平Q[*]''''相等，必须同时满足（2）和（4）式。通过求解（2）、（4）式组成的方程组，可解得最优的违规水平Q[*]（Q[*]＝Q[*]''''）和最优的PF值（查处概率与惩罚力度的最优组合）。事实上，对于任何社会与个人联合最优的违规水平Q[*]，都存在着最优查处概率P[*]与最优惩罚强度F[*]的许多组合。把P[*]、F[*]、Q[*]代入（1）式，还可求出在社会总损失最小化时违规者获得的机会利益。

充分理解违规模型，对设计制约分配性机会利益的机制很有启发意义：

第一，追求机会利益是人类的本性。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如果某种行为能够获得机会利益，经济主体就会有相应的行为产生；如果某种行为不能带来机会利益，人们也不会有此徒劳无益之举。

第二，通过违规而获得的分配性机会利益往往具有很大的外部不经济性，故对违规行为应予以惩罚。违规水平与查处概率P和惩罚强度F成反方向变动。P与F越大，经济主体违规的边际成本就越大，违规的机会利益就越低，违规水平就越低。

第三，查处概率和惩罚强度并非越大越好。因为查处和惩罚违规事件是需要成本的。查处的力度越大，付出的查处成本λPQ和惩罚成本aPFQ就越大。当惩罚的力度达到某一临界值时，继续查处违规行为所增加的社会成本将大于因减少违规事件所减小的社会边际损害，从而使查处和惩罚违规行为变得得不偿失。因此，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存在一定数量的违规行为是不可避免的。

第四，查处违规行为的平均成本λ和惩罚违规行为的单位成本a，明显地影响着社会所允许的违规数量。λ或a越大，查处和惩罚违规事件的边际社会成本就越大，查处和惩罚违规行为所导致的社会总损失减小额就越小，从而社会可容忍的违规数量就越多。反之，则反是。

第五，在不同的情况下，提高P或F对减小违规行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当惩罚的社会成本很低时，应尽可能地提高惩罚强度，以更加有效地降低违规数量。当查处成本λ较低时，加大查处概率可以较好地降低违规数量。

类似地，我们可以用创新模型来分析生产性机会利益的奖励机制。限于篇幅，我们不再推导创新模型。但是，创新模型得出的一些结论仍可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第一，经济当事人从事创新活动，主要是为了从创新中获得最大机会利益。如果不能获得机会利益，人们从事创新活动的动力将明显不足。第二，创新活动普遍具有很大的外部经济效应，创新的边际私人收益往往小于边际私人成本，因此创新的供给明显不足，对创新成果应予奖励。通过提高创新受到保护的概率P与创新的奖励强度I，可以增加创新者的边际私人收益，从而增加创新的动力和创新的供给。第三，奖励创新活动需要付出认证成本和奖励的社会成本，因此对创新活动的奖励并非越高越好，存在着最优的奖励强度与发现概率。奖励的力度越大，认证成本与奖励的社会成本就越大。当奖励力度超过最优的P[*]和I[*]组合时，奖励创新活动将导致社会总福利下降。第五，创新成果的平均认证成本λ和奖励创新的社会成本系数a影响着创新的最优规模。λ和a越大，认证和奖励创新活动的社会成本就越高，创新的最优数量就越低。反之，λ和a越低，认证和奖励创新的边际社会成本就越低，创新的社会净收益就越大。因此，应简化认证创新的程序、降低其平均成本λ，努力设计出成本更低的奖励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