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菲心理学的对比分析

Enquriez博士形容kapwa的作用时说:“在菲律宾人的价值体系中，kapwa是所有价值观的基础，这一价值观不仅决定了一个人的人格，而且决定了一个人的为人。如果没有kapwa，一个人就不是菲律宾人，同时也不再是人。”［1］一个人拥有kapwa并不是因为其他人对他地位上的承认，而是因为他对共同身份的意识———自己与他人是一体的，“我”与别人并没有不同。菲律宾人所说的自我，在西方人的观念里被个人化了。实际上，菲律宾人的自我，对西方人的自我是一种超越。对菲律宾人来说，一种并不了解菲律宾人文化生活的心理学只会导致错误的认知和反映外国人的兴趣，即使不是故意骗人，其结论也是似是而非的。作为菲律宾心理学本土化的积极倡导者，Enriquez(1994)曾提出一个三层次的本土价值观模型。上面一层是表面价值观，包括包容的，也包括对抗性的。前者包括分寸感(hiya)、感激(utangnaloob)和尊重(pakikisama)，后者包括决心(bahalana)、勇气(lakasnaloob)和反抗(paki-kibaka)。包容和对抗性的价值观都以核心价值观为先决条件，因此都属于表面价值观。中间一层是核心价值观，着包括亲密(kapwa)、共同的心理知觉(pakiramdam)以及共同的人性(kagandah-ang－loob)。前两者属于关键的人际交往价值观，共同的人性则属于衔接社会与个人的价值观。与这些核心价值观相联系的是底层的社会价值观，例如尊严(karangalan)、公正(katarun-gan)和自由(kalayaan)等。Enriquez和Santiago(1982)还提出一种本土的社会相互作用理论，该理论描述了八个水平的社会相互作用。这八种相互作用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群体之外(Ibangtao)与群体之内(Hindiibangtao)。如果一个人处在群体之外，这种相互作用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从礼仪、礼貌(paki-kitungo)到与人互动(pakikisalamuha)，到参与其中(pakikilahok)，再到与别人协调一致(paki-kibagay)，最后到相处融洽(pakikisama)。对于群体之内的人来说，相互作用的水平从相互信任(pakikipagpalagayang－loob)到与人合作(pakiki-sangkot)，再到最高的水平———与他人亲密无间(pakikiisa)。Lynch(1973)也曾提出良好人际关系理论(smoothinterpersonalrelations)。他认为，尊重(pakikisama)是获得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方法，个体可以通过尊重获得良好的人际关系。反过来，尊重又是维持个体被社会接受的一个重要手段，是菲律宾人的基本生活目标之一。［2］也有人努力去发展本土的心理咨询理论。如Salazar－Clemea(1991，1995)利用菲律宾人的和睦观念，建构了咨询的和睦模型。但这种帮助来访者获得和睦的咨询方法是标准的西方技巧。Bulatao(1978)发明了一种菲律宾特色的疗法，称为超个人的咨询。他认为超个人观念与菲律宾人的以群体为中心的观念相一致，菲律宾人喜欢家长式的咨询而不是非指导性的咨询。还有菲律宾心理学家对西方的理论框架加以改造，以使它们对菲律宾本土因素更敏感。例如，Montiel(1997，2000)和Briones(2000)运用外来的人格和政治模型建构出菲律宾人的政治和和平心理学模型。他们通过殖民历史、马科斯独裁、天主教的作用等特殊因素，为一系列政治心理学研究提供本土的解说。Montiel质疑西方的政治创伤和恢复理论，并讨论了菲律宾文化的特点，认为将这些特点整合进外来的冲突解决模型中才更适合菲律宾人。Protacio－Marcelino改造了一个西方的压力应对模型，用于研究武装冲突中的孩子。Bernardo(1999)修订了外来的双语数字表征模型，以使其能更加充分地反映菲律宾的语言环境。Tan(1997)把西方有关解释风格的理论与本土的概念分析结合起来，用来解释菲律宾穷人的满意或不满意的态度。

中国心理学理论的本土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儒、释、道文化。三种文化虽然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都包含着关于中国人的心性学说。心性学说是儒学的重要内容，由此，儒学也称之为心性之学。儒学思想，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就是“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就是爱人的意思。仁体现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仁”的核心就是利他主义，以他人为中心，以他人为目的，奉献自己，甚至是牺牲自己。“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仁”不仅包含着对他人的爱，也包含着对世间万物的爱。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讲的也是仁。如何才能做到仁?这就要求一个人重视自己的修养、修为和修炼。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品位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通过提高个人的精神境界来达到仁的目标。道家的心性论也把道看作是人的本性或本心，但道家强调的是人的自然本性，道家认为“无为”是道存在的根本方式，也是人的心灵的存在方式与活动方式。“无为”强调的是道的虚无状态，强调的是致虚守静的精神境界。“无为”从否定的方面意味着无知、无欲、无情、无乐。“无为”从肯定的方面意味着致虚、守静、澄心、凝神。道家也强调逍遥的心性自由境界。老子强调的是人的心性的本然和自然，庄子强调的是人的心性的本真和自由。佛家的心性论强调佛性自在人心，人心皆有佛性。佛性就是慈悲，就是善。人心不同，佛性也有不同。人心可以改变，所以佛性也可以生成。佛性的生成就是去伪存真、去恶扬善的过程。诵经、参禅、打坐、冥想的过程就是对佛性的体悟、体认、觉悟的过程，也就是人心的体悟、觉悟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的心灵世界或精神世界发生改变、提升和升华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体认自心佛性的过程。禅宗作为佛家的重要派别，它区分了人的真心、妄心、净心和染心。禅宗的理论和方法可以有两个基本的命题:一是明心见性;一是见性成佛。禅宗的修行强调的是无念、无相、无住。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3］(P277～278)如果放弃西方科学心理学的框架，从中国本土文化出发去理解中国人，就会发现中国本土文化中包含着很多用以理解和解说中国人的概念，诸如心、性、天、人、觉、成长等等。例如“觉”的概念，在西方心理学中，“觉”其实是受到忽视的。西方心理学对感觉与知觉的研究其实仅是对“感”和“知”的研究，而忽视了“觉”的研究。对感和知的研究也仅仅维持在较低级的生物水平。而在中国本土文化中，“觉”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是人心理的一种活动，是人心理的一种属性。它表征着个体的意识、觉醒、觉悟、感受、体悟等等，含义丰富而深刻。再比如“成长”的概念，西方心理学将其描述为个体在某一阶段时间内身体的发育与成熟，而在中国本土文化里成长具有多重的含义和理解，既包括身体的发育与成熟，也包括眼界的拓宽、思维的深刻、智慧的丰满、经验的锤炼、技能的熟练等等。按照西方心理学的理解，成长是发生在某一阶段时间内的，过了该时间段，成长就完成或终止。而在中国文化里，成长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贯穿于个人生命的始终(当然并不排除成长具有阶段性)。中国有句谚语———“活到老，学到老”，说的是个体终生都处于不断的成长进步之中。按字面意思理解，成是指已经发生的改变或进步，长是指新发生的改变或进步，所以成长就是指个体在原有基础上取得的新改变或新进步。成长具有阶段性，但更具有连续性。

方法的本土化

(一)菲律宾心理学方法的本土化

1975年，Santiago提出了第一个本土化的方法———摸索法(pakapakapa)。［4］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摸索法是一种非推测的方法，通过摸索、搜索、探讨大量的非系统化的社会和文化资料，获得研究的秩序和方向。在这个方法里，可以打破“资料不可以先于理论框架”探索的限制，目的是创造一个更广泛的资料基础，以摆脱偏见和西方观念与方法的束缚。菲律宾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假定是———获得的数据的质量与真实性取决于研究者与参与者达成的关系，而不取决于数据的收集。菲律宾心理学的研究途径与西方心理学不同，在菲律宾心理学中，参与者与研究者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参与者作为一个群体而不是作为个体被包括在研究中。因此，参与者通常是自然的人群，研究者进入到一个自然人群之中，研究者本身是自然人群的一部分。研究者与参与者关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表层人际关系水平，如客气和礼貌;中间一层是相互适应、相互信任和安全感;最深层的关系是爱、理解和接受对方。多数学者认为，中间水平的关系就足以获得心理学家想要的信息。近年来，质化的现象学方法得到了广泛运用，尤其适合于研究遭受虐待、折磨和极端贫困情境下的儿童。研究者强调深度访谈以及个案研究在理解儿童的主观经验或内心世界方面的价值。在探究儿童现象世界的时候，研究者与参与者关系的重要性再次突显出来。尽管现象学方法对于菲律宾来说并非本土的方法，但是由于信息是从当地得来的，它们在本土心理学的发展中还是非常适用的。其他的本土研究方法还包括:个案法、讲故事法、与参与者的频繁互动法、置身研究情境中、组内观的方法、指导性的讨论、团体对话、小组会谈等。这些方法的目标之一就是减少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的权利差异，参与者至少要受到平等的对待。实际上，在菲律宾心理学的本土研究中，参与者在决定研究的问题、研究方法和解释结果的时候具有更大的权利。研究者主要是充当促进者、动机的激发者和顾问的角色。在测量方面，迄今为止，开发出来的本土测验已经超过200个，涵盖教育、人格、职业能力、成就、兴趣等方面。例如，菲律宾教育测量中心编制了大学生学术能力测验(CSAT)、菲律宾能力分级测验(PACT)和菲律宾职业兴趣调查表(POIS)，这些测验在内容和形式上和美国的测验相似。Taylor(1993)编制了本土化的幼稚园和小学智力测验以及Church和Katigbak(1987)编制了农村儿童智力测验，虽然形式上西方化，但内容上十分本土化。［5］Velazco(1985)和Churchetal(1985)叙述了本土分级量表的发展，这种分级量表可以用来评估农村学前儿童的适应能力。Ledesma、Diputado、Orteza和Santillan(1993)还编制了一个纯粹本土化的痴呆状况审查量表。在人格领域，A．V．Lagmay(1965)编制了菲律宾的主题统觉测验(PTAT)和菲律宾儿童统觉测验(PCAT)。［6］这两个测验除了测量个体人格上的差异外，也用于探索特殊群体的价值观和兴趣。thePanukatngPagkataongPilipino(PPP)和thePanukatngUgaliatPagkatao(PUP)是两个最著名的多维人格调查表，Carlota(1985)通过收集有关菲律宾人格的文献资料以及个人描述和文化的多样性等方式确定了量表所包含的特质维度。Church、Katigbak、Reyes等人采用综合性的词汇学方法测量本土的人格和情绪维度。Katigbak、Church等人依据菲律宾大学生的人格观念发展出一种多维度的测量。Pasao(1987)和Agbing(1988)也开发出对本土自我概念的测量。其他的本土测验还包括Jurilla(1986)的犯罪图形解释测验、词干补笔或句子完成测验等。

(二)中国心理学方法的本土化

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与西方心理学不同，中国本土文化是一种多元的心性学说。它不采用西方心理学所热衷的实验或实证方法，而是采用体验或体证的方法。所谓体验是指人用有意识的心理活动去把握心理对象的一种活动。它包含着对于对象的认知、理解、感受、调控、意向和评价等。体验或体证是一种心灵觉悟的方法，也是意识自觉的方法，更是境界提升的方法。体验的历程也是人的心灵的自觉活动，心灵的自觉创造，心灵的自主生成。人通过心灵体验把握心理活动自身时，可以是一种没有分离感知者与感知对象，没有分离认识者与认识对象的活动。或者可以说，人通过心灵体验把握心理活动自身时，他既是认识者，也是认识的对象。还可以说，人通过心灵体验把握心理活动自身时，人的心灵是认识者，人的心理活动是认识的对象，而心灵与心理活动都属于一个人。在体验与体证的方法中能够体现出主客一体、心道一体、客观与真实一体。

问题的本土化

(一)菲律宾心理学问题的本土化菲律宾心理学问题的本土化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1)研究本土的普通菲律宾人(非精英)的观念与行为;(2)研究菲律宾人实际生活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前一类型的问题包括:讨价还价行为、行为、贫民区捡破烂的行为、时间观念、正义感、老龄化、男子气概、隐私以及与学习、思考、问题解决和双语有关的认知与教育问题等。后一类型的问题包括:治疗研究、海外工作的菲律宾人的适应性研究、农村移民城市人口的适应研究、政治冲突和调解研究、大选前选民态度研究、武装冲突给儿童带来的伤害研究、童工以及犯罪儿童的研究、家庭与婚姻生活研究、群体的压力及应对研究等。

(二)中国心理学问题的本土化中国心理学问题的本土化同样涵盖了广泛的内容，经过大陆和港台学者的努力，在过去的三十余年里，研究的问题涉及人情、面子、孝道、缘分、忍、做人、友谊、道德观、社会化、民族性格、社会取向、天人合一、中庸思维、中医心理学、气功心理学、书法心理学等，几乎涉及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完成了对中国人日常生活及问题的认识与解说。

中菲心理学本土化的异同

(一)本土化进程的异同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中菲心理学在概念、理论、方法、测量和问题的本土化等方面存在诸多的不同。这是心理学本土化的特色，也是本土化的必然结果。但总的来说，中菲心理学在本土化过程中存在着相似之处。菲律宾心理学本土化的最初工作主要是把概念、方法、理论和测量简单翻译成菲律宾语，这种类型的本土化叫作外衍性本土化。另一方面，当翻译没能真正表达菲律宾人心理学的时候，内发性本土化就被赋予了更多关注。它意味着从文化自身的内部寻求本土的心理学，而不仅仅是用一套外国人的衣裳给本国人穿上。中国心理学本土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保守的本土化阶段与激进的本土化阶段。在保守的本土化阶段，中国心理学试图把研究的内容从考察西方人的心理行为转向考察中国人的心理行为，把研究的背景从立足于西方的社会文化转向立足于中国的社会文化。但是，这个阶段的研究仍然是持有西方心理学的实证主义科学观而没有摆脱出这种小科学观的制约。这个阶段的研究是以中国人为被试，但还是采用的西方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在激进的本土化阶段，中国心理学开始突破西方心理学的小科学观的限制，彻底摆脱西方心理学，完全舍弃西方心理学，以建立本土心理学。但是，这个阶段的研究目前更具尝试性而缺少规范性。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中菲心理学也有共同之处，例如，都使用质化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在西方也正被大量使用。这说明，心理学的本土化并不是反对西方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它只是反对不加选择地使用西方知识。

(二)本土化的目标Enriquez认为，菲律宾心理学有三个目标:科学化、本土化和实现菲律宾人的民族认同感。对于中国心理学来说，本土化与科学化就是发展的目标，葛鲁嘉教授曾将本土化与科学化确定为中国心理学发展的跨世纪主题，［7］菲律宾心理学之所以存在第三个目标，主要是试图去除菲律宾心理学的殖民特征，建立完全独立的民族心理学。［8］为达到此目标，菲律宾心理学倡导一种解放的思想体系，消除对西方观念的屈从，不仅在理论和方法上，而且在操作上，对菲律宾人的需要更加关注和负责任。这也使得菲律宾心理学相对于中国心理学来说，本土化过程表现得更坚决、更彻底。Enriquez认为，本土心理学的直接目标是发现立足和体现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心理活动及规律，但其最终目标则是促进普世心理学的诞生。为此，本土化只是心理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目标，或者说近期目标，而最终目标则是要建立普世的心理学。对于中国心理学来说，建立本土化的心理学只是一个基本目标，从长远来看，中国心理学要为普世心理学的建立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正如Enriquez所说的那样，只有当每一个民族群体都充分地了解了自己并形成他们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普世心理学才能够产生。

中菲心理学本土化的不足

中国与菲律宾心理学经过几十年的本土化发展，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表面的本土化某些研究还存在着表面的本土化现象，其实质仍是西方的，没有做到杨中枢先生所讲的“本土契合性”的标准。中国心理学在保守的本土化阶段较多犯此类错误，现在仍然要警惕。

(二)本土化的本位主义心理学本土化的目标并不是要产生本位主义的心理学，这会导致不分青红皂白地拒绝西方心理学。本土化的困难在于如何在本土的知识与西方的知识之间做出正确的取舍。当下的中国心理学，既要树立普世心理学的宏大目标，同时又要克服自身发展的不足，脚踏实地地实现本土化与科学化的目标，也许这就是菲律宾心理学本土化给中国心理学带来的启示。

作者：赵忠宇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