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士精神在欧美文学中的嬗变

骑士现象虽然孕育在欧洲中古封建社会的土壤之中，但是，伴随着骑士制度而形成的骑士精神却超越时空的限制而代代相传，成为欧美文学中经久不衰的主题。以“荣誉，爱情，尚武，忠贞”为核心的骑士精神，与其说是对中古骑士客观精神状态的准确描述，还不如说是欧洲封建时想化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的体现，是人类所共有的天性和基本欲望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积淀，和东方中国的“侠义精神”相呼应，代表了人类共同的渴望。所以，骑士精神不仅是中世纪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的精髓，而且在文艺复兴以后乃至近代，不同时代的作家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心态将骑士精神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伦理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追溯骑士精神在欧美文学中的衍变轨迹，不仅使我们管窥到欧美文化的发展变迁，还可以感受到文化与世俗之间血脉相连，互相滋润的互动过程和内在联系。

一、骑士精神的渊源骑士制度形成于欧洲中古时代。

长子继承制这一独特的家庭结构使贵族家庭中的次子以下男性转而求之于外，以战争、抢掠为主要谋生手段，成为职业乘马骑士这一特殊的封建阶层，替国王或领主出征从而获得封赏或采邑。11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更凸现了骑士们相对于步兵的优势和独特的存在价值，骑士制度进入全盛时期。12世纪曾经出现了从国王到大小封建主都参加的骑士团组织，如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等。在当时，当骑士是一件非常荣耀和时髦的事情，往往需要一定的过程和艰苦的训练。一般是在七八岁时给父亲当随从，12岁左右到父亲的领主家里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学习社交礼仪和军事技术，直至跟随主人作战，如果表现合格，则举行一系列庄严的仪式封受骑士封号。骑士制度的存在有着丰富的社会功能，它不仅避免了家族内耗，培养了对外开拓的精神，而且培养了尚武之风，实现了藏兵于民，从而节约了国库开支，国家也有了一支庞大而高素质的准军事阶层，除此而外在精神层面还孕育了荣誉与浪漫这两大主题，对于西方文化和社会可以说是其泽绵绵，至今不绝。

(一)来自于宗教的荣誉感欧洲中古区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最显著特征是它的基督教化，骑士与首领之间固然仍保持着蛮族时期首领与侍从之间的传统忠诚关系，但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他必然对基督教社会和教会保持忠诚。骑士制是专业武士的基督教形式，骑士是基督教的战士，十字军东征就是依靠宗教热情的力量把形形色色的人联合起来。更是重要的是，基督教的“介入”实际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忠诚关系，骑士的根本目标在于荣誉，而且既然那个时代上帝是人类的救世主，那么骑士仿效上帝担起拯救世界的使命是最荣誉的事。英雄史诗《罗兰之歌》中的罗兰，《熙德之歌》之中的熙德都是救世主式的骑士英雄，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旧约》中讴歌的英雄，救世主，和先知摩西的影子。这两部史诗都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诞生于战乱频繁，封建割局的法国和西班牙，而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或叛乱的各附庸国形成对抗状态。国王和骑士英雄自然而然地是当时进步的力量，是人民心目中拯救世界的上帝。所以罗兰、熙德等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并不是违背自己主观愿望所尽的单纯义务，而是根据荣誉原则所做的个人独立选择。他们是民族英雄，也是为信仰而战的殉道者。《罗兰之歌》中大主教杜尔滨对罗兰等人说:“如果你们死了，你们将成为神的殉道者，在天上的乐园中你们也将有一个位置。”

(二)来自东方的爱情观工商业的飞速发展使西欧逐渐由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妇女的社会地位也逐渐提高。与此同时，拜占廷王国的圣母崇拜意识经东征的十字军和朝圣者带回欧洲，逐渐取代了夏娃“恶”的形象;投射到文学作品之中，女子也从夏娃的“恶”走向了圣母的“圣”，理想的物化和真理的象征不再是上帝和君主代表的国家，而是世俗女子，是贵妇人。对这种新型的世俗的骑士理想进行描绘的文学作品包括骑士抒情和骑士传奇，都是以爱情为中心旨趣。例如，《特里斯丹和绮瑟》只是开头描写了骑士英雄特里斯丹的冒险经历，相对于整个传奇而言，似乎仅为引入讴歌特里斯丹和绮瑟刻骨铭心爱情的楔子，最为打动的也是他们这段“此恨绵绵无尽期”的爱情悲剧。骑士之爱，又称浪漫之爱，风雅之爱，在欧洲文明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当时封建基督教化的社会结构中，这种罗曼蒂克的爱情理想实际上暗示了人们对一种新型社会行为模式的探索。这种爱的复兴，虽然是充满不着边际的幻想，但确可看做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奏。罗素曾说过:“说到爱的复兴，假如没有骑士制的浪漫为它开路，文艺复兴是断然不会如此成功的。”

二、骑士精神的演变中世纪结束了，骑士制度也成为陈腐的过去，但骑士精神并没有衰亡，反而借文学的媒介而薪尽火传。

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骑士精神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中世纪的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对于骑士精神所持的态度几乎是一致的，都是将其看做一种精神理想而大唱赞歌。这种态度在后世的作家笔下则难以看到。对于塞万提斯，司各特，大仲马和显克微支来说，骑士精神已经成为他们剖析时代的工具和切入主题的基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杰作。堂·吉诃德并不是骑士，他的穷乡绅身份注定他没有做骑士的资格，他也无骑士封号，他所生活的社会根本不存在骑士制度，他仅仅是在自己的幻想的世界里扮演一个所谓的骑士角色。于是塞万提斯奉献给读者两个世界，一个是清醒的堂·吉诃德世界，一个是疯狂的堂·吉诃德世界。“高贵的骑士”在自己疯狂的世界里按照骑士的最高标准行事，他那强烈的个体意识与拯救世界的上帝情怀达到了最完美的和谐。可悲的是，这种和谐与他周围的现实世界却是格格不入。

塞万提斯越是把堂·吉诃德的骑士美德夸大，就越显示出他多么符合骑士道德的最高理想，也就越把他和他的崇高理想道德推入尴尬的境地，与冷酷贪婪的外部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崩溃之后，文艺复兴使人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但是自由的代价是沉重的，人类丧失了已有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资本积累的疯狂尽显了人性的贪婪，人文主义者的“乌托邦”，“太阳城”根本不可能实现。《堂·吉诃德》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它反封建的指向，而且在于借堂·吉诃德之口倾诉了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和面对现实而发自内心的悲哀。在塞万提斯看来，虽然骑士道德有其过时而腐朽的一面，但它毕竟倡导了一种理想的价值观念，一种落后的却仍有诱惑力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人类的某种共同愿望和理想。“我们应当承认在堂·吉诃德的性格中有着崇高的自我牺牲的因素，只不过是从滑稽的方面来理解罢了。”屠格涅夫的这句话至今仍是评论堂·吉诃德的经典之据。司各特，大仲马和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都是借骑士精神来表现现代意识的。他们在各自的小说中通过理想的骑士形象的塑造，极力讴歌骑士精神，借此表达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抨击现实的贪婪、残酷和非正义。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塞万提斯是相似的，但他们没有塞万提斯那种复杂纠结的情绪。他们的历史小说，意在通过复苏“古代精神”来观照现实。

大仲马的《红屋骑士》着力渲染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红屋骑士穆朗千方百计营救即将上断头台的王后的英雄事迹以及营救无效自杀殉情的悲壮结局。这在客观上或许起到了“讽刺”骑士道德的作用，但大仲马营造悲剧的目的似乎是为了突出骑士英雄富有浪漫色彩的不平庸的生活历程，从而以一种古老的颇具传奇色彩的英雄主义吸引读者，与塞万提斯的审美旨趣殊不相同。雨果认为，英国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用奇异的力量使读者在几个钟头之内恢复了在今天如此被轻视的古代精神”。这里的“古代精神”就是指骑士精神。在司各特的代表作《艾凡赫》中，我们又一次品味了中世纪骑士文学的浪漫气息;对个人人格的爱护和尊重;为被压迫者和被迫害者牺牲全部力量甚至自己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对“爱和美的王后”的崇拜;向无穷遥远的未来追求一切秘密的欲望。《艾凡赫》所展现的是12世纪末狮心王理查在位时英国尖锐的社会矛盾。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者内部的矛盾等等。司各特继承了中世纪骑士文学重想像和虚构的传统，把奇妙和真实这两个史诗的要素放进小说里面，使平民百姓质朴的语言和诗情画意互相辉映，骑士精神在他的生花妙笔下散发出迷人的诗意和盎然的生机。正如雨果所言，司各特还使当时及后来的读者突然发现了那种“今天如此被轻视的古代精神”中所蕴涵的某些并不过失的有价值的东西，发现了一种当代人苦苦寻觅而不得的精神力量。波兰作家显克微支针对的《十字军骑士》同样昭示这一点。19世纪后期的波兰处于帝国主义瓜分的铁蹄之下，显克微支创作《十字军骑士》的意旨十分明显，他希望从祖国过去的历史中寻求鼓舞人民摆脱困境反抗侵略的力量。这部小说热情讴歌一批波兰贵族骑士在保家卫国过程中立下的赫赫功勋，同时也揭露了“十字军骑士”的野蛮残暴行径;“骑士精神”是贯穿全书的红线，是高尚与卑劣的分水岭。波兰的胜利也是骑士道德战胜邪恶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