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诉救济制度立法刍议

摘要: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保障公民私权利，监督、制约公安机关、检察院行使国家公权力。我国现行刑诉法规定，被害人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决定不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提起自诉予以救济，由此，在我国确立了“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然而，近年来的实践反映出这项制度存在着诸多不足。因此，从目前的立法现状与实践入手，分析现阶段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的不足之处，汲取国外或地区相关制度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具体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自诉救济制度显得十分必要。

关键词:被害人自诉救济;强制起诉;自诉案件;诉讼权利保障

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及相关利益，打击、惩罚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我国于1996年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时增设了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其主要原因在于:犯罪行为实际发生后，如果公安机关漠视、不作为，或者人民检察院滥用自由裁量权而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的合法权利未得到真正有效的保障。《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从客观上来讲，该项制度赋予了被害人特殊的权利救济方式，对检察权的监督与制约也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的立法初衷是美好的，但由于程序法相对于实体法发展较晚，缺乏相应的立法经验且未能很好地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导致公诉转自诉制度虽有法律规定但被束之高阁而成为一纸空文。［1］37－39鉴于此，笔者从我国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出发，介绍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关被害人权利的救济制度，并对完善我国该项制度提出合理化建议。

1我国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

1．1自诉救济案件的范围过于宽泛。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10条规定的自诉案件包括3类:第一类是告诉才处理的案件，第二类是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第三类是本文所讨论的被害人自诉救济案件为公诉转自诉案件，即在符合立法规定的条件下，侦查机关或者公诉机关认为无需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案件。从现行法条可以看出，此类案件范围过于宽泛，没有明确的划分标准。只要公安机关、检察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且符合一定条件，被害人均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然而，我国刑事诉讼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起诉模式，基于此种模式，被害人进行自诉救济的案件应当限制于轻微的人身、财产损害案件。但是《刑事诉讼法》第210条第3款的规定，从理论上来说，几乎覆盖了所有性质的刑事案件，这与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起诉模式相矛盾，也与严格限制自诉案件范围的立法原意相背离。1．2自诉救济的被害人举证过于艰难。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1条对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的举证责任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从此条规定和相关立法可以看出，在证明责任上，检察院对自己做出不起诉决定行为的合法性没有举证义务。然而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自诉人即被害人一方需要像国家公诉机关一样主动搜集相关证据以证明自己的主张，但相对于强大的国家公权力机关，自诉人一方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例如在证明被告人侵犯自诉人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案件中，公诉机关可以通过法医检验、搜查令等合法、有效的手段获取证据;而相较于检察机关，自诉人搜集证据的手段和能力非常有限。此外，自诉人对证明“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条件处于不利地位。公诉转自诉制度对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存在着制约作用，因此在实践中必然会受到阻碍，若侦查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拒绝做出不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的法律文书，这一条件便无法得到证明，那么该项救济制度将成为一纸空文。结合实践中的相关情况，自诉人提供的材料往往很难达到公诉转自诉的立案标准，而且公诉案件往往比较复杂，被害人在缺乏公诉机关协助的情况下，难以有效完成诉讼活动，从而使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因此，针对证据的案件法院往往会说服自诉人撤回起诉。可见，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对于预设的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并未起到实质性的作用。1．3自诉救济制度与不起诉制度存在一定冲突。“酌定不起诉”的案件条件在《刑事诉讼法》第177条①中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该项规定赋予检察机关一定范围的自由裁量权，检察院可通过对案件相关因素的综合考量，做出更有利于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提高司法效率的决定，以更好地体现刑法所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但1996年增设的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打破了酌定不起诉的应有功能。从国家的立法角度出发，公诉转自诉制度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它赋予被害人通过提起自诉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从被害人层面出发，作为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此时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检察院一旦做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被害人便会行使自诉救济权，以此与检察院进行抗衡，这将会损害检察院不起诉决定的权威性和积极性。换句话说，在检察院对酌定不起诉案件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不再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这使得“酌定不起诉”的实践运用背离了当初的立法目的，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1．4自诉救济制度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在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过程中拥有巨大的权力，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案件，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然而针对被害人自诉案件，只有在检察院做出不起诉决定后才可向法院提起诉讼。实践中，检察院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并没有相应的监督机制，导致裁量权的滥用。例如，检察院认为法律为被害人提供了救济手段，所以对案件采取消极处理的态度，若被害人愿意起诉便可向法院起诉;或者检察院了解到被害人追责的态度坚决，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便放弃酌定不起诉决定，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35－37，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不是我们立法时所期望达到的效果。

2其他国家及地区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立法启示

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各个国家、地区的刑事诉讼立法对于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有着不尽相同但又各具特色的规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权保障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对于人权保障的渴望愈发高涨，以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为基础来制约监督国家（地区）公权力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显得尤为重要。由此，被害人的权利保障成为各国或地区在刑事诉讼立法或完善时所考虑的必然因素。德国的“强制起诉”制度、日本的“准起诉”制度、我国台湾地区的“交付审判”制度等由此孕育而生。笔者通过对以上国家和地区刑事诉讼立法制度的分析，以期对我国被害人自诉救济的立法有所启示。2．1德国“强制起诉”制度。德国的强制起诉制度是《德国刑事诉讼法》最具特色的一项规定。《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检察机关不起诉的案件，被害人有权向法院申请启动“强制起诉”程序。对德国“强制起诉”制度进行深层次的解读会发现:首先，依据法条的规定，对于强制起诉制度所适用的案件范围，立法中并未作出相关限制，只要公诉机关拒绝提起诉讼或者侦查完毕后决定不再移交公诉机关审查起诉，且被害人与刑事追诉申请人为同一人即可向法院请求予以裁判。这种让法院介入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从而进行强制起诉的方法，既保障了被害人的诉权，又以此为基础制约了检察院的自由裁量权，做到了以权利制约权力。其次，在证明责任上，根据法条的规定，被害人应当提出足以使法庭相信该案件需要由法庭进行审判的事实和证明材料。案件受理后，检察院应当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将其掌握的全部案件材料和证据移送法院。这两项规定，大大减轻了被害人在申请法院裁判时要承担的符合启动强制起诉制度条件的举证责任。在法院受理后，证明责任仍然由强大的公权力机关即检察院担负，并且在必要时，法院具有一定的案件调查权以减轻被害人的压力。这体现了德国刑事诉讼立法时“德国检察院的活动应当被置于公民的初衷控制下”的思想，也符合更好地保障被害人的权利，符合监督、制约检察院的目的。最后，德国“强制诉讼”程序的启动是以被害人提供担保为前提的。必要时，法院可以裁定要求被害人对由此产生的一切诉讼费用提供担保，若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担保，法院应当宣布撤回被害人的强制诉讼申请。［3］68－73这项规定在防止被害人滥用自我救济权、保障被指控人合法利益不受侵害中发挥了积极作用。2．2日本“准起诉”制度。日本奉行起诉便宜主义，因此法律给予检察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和起诉的独占权。若检察官滥用公权力，将会对司法公正产生巨大的冲击。因此，《日本刑事诉讼法》为了保障公民私权利、制约与监督检察院公权力的行使，在借鉴德国“强制起诉”的基础上设置了“准起诉”制度。首先，从日本相关立法可以看出，“准起诉”制度有着特定的适用范围，即公务员和警察滥用职权的犯罪，其主要原因在于滥用职权罪容易发生不当的不起诉，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更容易受到侵犯。将自诉救济案件限制在职务犯罪的范围内，更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其次，在证明责任方面，日本诉讼立法并未对被害人的举证责任做出过多的限制或制定更严格的标准，但是却赋予法院在受理案件申请后，裁定受理之前享有广泛的调查权。［5］9－13案件受理后，整个诉讼程序按照公诉模式进行，由检察院继续承担维持公诉的责任。此项规定，对于被害人来说可以没有心理负担地提起诉讼，更有利于对其合法权益的保障以及更高效地对检察院形成制约与监督。第三，日本“准起诉”制度也规定了相应的被害人担保制度。一旦案件被裁定驳回诉讼请求或撤回时，法院可同时裁定被害人赔偿在整个过程中所产生的全部或一部分诉讼费用。［6］105－111这无疑在赋予被害人救济权利的同时对此进行限制以保障被追诉人的利益。2．3我国台湾地区“交付审判”制度。2002年，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在向改良式当事人主义司法模式迈进的目的下进行了司法变革，并以德国“强制起诉”制度和日本“准起诉”制度为基础，结合我国台湾地区当地的实际情况设置了“交付审判”制度。“交付审判”制度一方面对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予以保障，另一方面同样是对检察院做出的不起诉决定的一种监督，对督促检察院积极履行法定义务，贯彻“法定职责必须为”的理念以及起诉法定原则有积极推动作用。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详细规定了交付审判的案件范围，即被害人对检察官做出的不起诉、相对不起诉以及暂缓起诉的决定不服，经上级检察院检察长或检察总长再议后仍被驳回的，可以向法院申请交付审判。除此之外，还规定了交付审判制度只适用于有直接被害人的案件。从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立法中的证据法则来看，因交付审判属于法院法庭审查的审前程序，其主要目的不是认定相关的案件事实以达到定罪标准，所以并不需要严格的适用证明责任，仅仅需要自由证明即可。并且，我国台湾地区审查应当由合议庭完成，审查期间可以进行必要的调查。这类案件一般也被认为是公诉案件［7］80－87，出庭支持应诉的为检察官，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也由检察官担任。为了防止交付审判申请权的滥用，我国台湾地区也无例外地设计了限制措施，即律师强制制度。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指出，被害人必须委托律师向该案的第一审法院提出交付审判的申请及理由。［8］107－111与此同时，为了平衡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诉讼权利，刑事诉讼立法也赋予了被告人一定的救济权利，当对法院的交付裁定不服时，被告人有权提起控告。从德国“强制起诉”制度、日本“准起诉”制度及我国台湾地区“交付审判”制度中可以看出，大陆法系在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对被害人自诉权利的保障规定地较为完备，并在立法中有所体现。这些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被害人对司法公正的认可、对于诉讼结果的接受，能够有效地消除被害人对司法的不满和抵触情绪，也利用“权利制约权力”起到了对检察院的监督与制约。同时对被害人自诉救济权利的赋予并不是毫无限制的。在救济程序中，申请裁判权并不必然导致法院进行司法审判，而仅仅发挥启动救济程序的效果，最终是否受理还需法院审查后决定。这对防止被害人滥用救济权利、浪费司法资源形成了有效规制。

3我国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的完善

3．1明确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的案件范围。结合本文第一部分的论述，我国立法中关于被害人针对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可以申请自诉救济的案件范围尚未有明确的规定。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自诉案件的适用范围，被害人针对检察院做出的3类不起诉决定均可以寻求救济。但是基于我国的实践与具体国情，为了更好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检察院所做决定的确定力之间的适当与平衡，笔者认为，可以将被害人自诉救济的案件范围限定在检察院作出的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情形上，进而排除法定不起诉。首先，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酌定不起诉享有自由裁量权，但是对裁量权的运用在实践中没有确定的适用界限，若对相似的情况作出了并不相似的处理决定，被害人往往会对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持有怀疑心态，不认可不起诉决定的公正性。再加上在我国现行的社会环境影响下，人民群众往往会将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与检察院可能存在的腐败情况相联系，因此有必要将酌定不起诉纳入被害人自诉救济的范围，以更好地满足被害人对其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当诉求，增强对诉讼结果的可接受性。其次，证据不足不起诉案件通常是较为严重的关乎被害人利益、社会利益的案件。赋予被害人自诉救济权有利于化解其对公诉机关的敌对情绪，被害人参与到庭审的全过程，经过法庭的举证、质证以及辩论环节，利于其了解案件事实，即使法院最后对被告人做出无罪判决也能让自诉人心服口服。根据控审分离原则，在整个刑事案件的诉讼过程中对于证据是否清楚充分应当由法院进行审查，仅仅依靠检察院并不能对证据进行准确地认定，在这个基础上做出不起诉决定，实际上剥夺了被害人的陈述、申辩的权利，不利于其合法权益的保障。第三，法定不起诉并不适宜纳入被害人自诉救济的范围内。法定不起诉是指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条规定的几种特定情形。对于此类案件，由于立法有明确的标准和依据，只要符合情形，人民检察院便应做出不起诉决定，不存在检察院滥用职权的可能性，为了保证检察院决定的稳定性与严肃性，提高诉讼效率，不应赋予被害人特殊的救济权利。3．2穷尽检察权内部救济，建立司法审查制度。首先，保障被害人提起自诉的权利应当穷尽检察权内部救济。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基于此，笔者认为，被害人针对检察院不起诉决定应当先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请复查，同一个案件至少经过两级检察院处理后仍然维持原决定的，被害人才可以向法院提起自诉，即穷尽检察权内部救济。这一做法对于被害人一方来说，若及时作出纠正，被害人的合法诉求与利益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相对于不复查的案件，被害人更能接受不起诉的结果，缓解强烈的不满情绪，从而化解矛盾。另一方面有利于检察院内部进行监督制约，将错误的不起诉决定及时纠正，以提高国家机关的办事效率，防止大量不起诉案件涌向法院。其次，建立相应的被害人司法审查申请制度。在经过检察院复查后仍作出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的同级法院申请启动外部监督程序，即司法审查程序，法院对检察院复查后的不起诉决定再次进行审查。由于司法审查程序发生在法院未受理案件之前，因此，审查的范围主要是不起诉决定是否合法以及是否符合法院的受理条件，并不需要对全部的案件事实进行认定。设立司法审查制度的优越之处在于:通过法院监督检察院，实现公权力之间的制约，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达到以“权利制约权力”的目的。同时更有利于贯彻惩罚犯罪的刑事诉讼立法目的，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3．3减轻被害人对自诉案件的举证责任。在被害人自诉救济案件中，被害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若被害人因举证能力有限，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我国可以借鉴德国、日本的相关立法规定，赋予法院一定的调查权，法院可以在规定的界线范围内介入，以协助被害人获取证据，减轻被害人的举证压力，更好地保障被害人的诉权。［5］9－13在举证问题上，由于检察院掌握着全部的案件事实材料，其更了解案件的具体情况，能够针对具体情况提出合法合理的建议，在这一层面上，被害人的举证责任也得到了相应地减轻。在2018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80条中增加了检察院移送相关案卷材料的规定，但是在法院受理后，被害人在起诉时的举证责任并没有得到减轻，这说明立法还是存在不足。因此，应当在法条中对被害人自诉救济案件的举证责任进行明确规定，以保障切实地减轻其在特定案件中的举证责任。3．4被害人自诉救济程序适用公诉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案件适用公诉程序，自诉案件适用自诉程序。但是，笔者认为对于被害人提起的自诉案件，即第三类公诉转自诉的案件，适用公诉程序更为适宜。法院经过司法审查后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确有错误时，应当做出予以追诉的裁定，并移送检察院提起公诉。在法院启动审判程序后，应当由检察院继续行使追诉犯罪职能。检察院作为法定的公诉机关，拥有法定职权与地位，相对于被害人行使控诉职能来说，更有利于提供认定被告人是否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各种证据材料，在审判过程中，由于检察官拥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对于诉讼流程有更深刻的认识，所以这样做既利于更好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维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又能提高庭审效率，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公诉转自诉的案件与普通自诉案件有显著区别，如果开始便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按照公诉案件的流程进行，那么在此后的被害人自诉救济过程中，更能充分保障受害人的权益。因此，适用公诉程序更为适当。

［参考文献］

［1］王晶．公诉转自诉制度实践困境的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7(15)．

［2］张文俊．“公诉转自诉”制度评析［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4(S2)．

［3］卫欣．论强制起诉制度在我国的构建［J］．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11(3)．

［4］赵靖．日本不起诉制度对完善我国不起诉制度的启示［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7(5)．

［5］张小玲．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1)．

［6］兰耀军．论刑事诉讼中的“强制起诉”［J］．法学论坛，2007(5)．

［7］叶锐．我国构建强制起诉制度之理论探析［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6(5)．

［8］谢金莲．论台湾地区的交付审判制度［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29(4)．

作者:陈梦鸽 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