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小说与中国法制探索

本文作者：杨春华工作单位：苏州高等幼儿师范学校

在中国传统法制中，司法和行政是合二为一的，从事具体的司法工作的大多是地方的行政官员。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互动过程的不断加剧，社会环境日趋复杂化，犯罪现象也层出不穷。要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必需要有相应的专门机构来规范。在清末民初翻译的侦探小说中，侦探、法官、律师等司法人员的出现，显示现代法律的精密分工，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应和了中国法律的现代化需求。

警察与侦探。他们作为新型的司法人员，不仅博览群书，而且有不同凡响的洞察力和逻辑推理能力。比如大家熟悉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中福尔摩斯对各种知识的广泛涉猎，不仅对植物学、地质学、化学、解剖学等自然知识的了然于胸，而且对心理学、犯罪学、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都有相当高的造诣。而侦探小说作为“一种理智的活动”，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与作者一起去观察、探究、集证、演绎、归纳和判断”，其“特点就在于逻辑推理，对一件扑朔迷离的案情，通过推理来排云驱雾，破除重重疑团，得出合理的答案”[5]翻译家张瑛在翻译的侦探小说《黑蛇奇谈》中也说：“看官须知道西国做个侦探非轻易的，他们都有学问，多有钩深索隐的本领，任你大奸巨滑，天下的案一到他们手里便似抽茧剥蕉一般，十事八九多有个水落石出的日子。不似咱们中国的捕快，肚里横着门栓，仗着那贪官豪吏的声势，暗地里串通了几个棍徒，利益均沾。俗语说得好：捕快贼出身，一些也不差，照这样鬼混的泼皮怎能够当做侦探呢？”[6]正是通过中西刑侦人员的差异比较，读者们很快发现西方侦查人员的优势，进而对中国的现状进行了反思。《母夜叉》的翻译者直接宣称：“我译这部书，觉得那侦探不是人。为什么呢？他那眼比人又快又毒，他那耳比人又尖又长，他那手比人敏捷，他那飞毛腿比贼还要快，他那嘴不讲话，讲出来就有千斤，他那肝花肚肺，是玲珑剔透的。我中国这班又聋又瞎、拥肿不宁、茅草塞心肝的许多国民，就得给他读这种书。”[7]因此，清末民初翻译的侦探小说对于当时的国人认识到中国司法人员的落后的同时，也为构建新型的现代法制提供了最直观、最生动的认识。针对于当时中国推进法制的改革，无疑具有有效的普及教育意义。

法官。相对于中国的州县官员在大堂之上、一拍“惊堂木”“向我速速招来”的逼问式和当犯罪嫌疑人隐而不报、动辄“大刑伺候”的严酷刑讯，侦探小说中的法官高超的审判技巧则体现出的浓郁的人情味和人文关怀。例如在《一百十三案》中，毕柏鲁在接受判司（即法官）卓理审讯之前，判司态度和蔼可亲，以至于毕柏鲁因为判司和蔼的态度希望能够免于牢狱之灾。而在具体的审问中，判司不仅详细询问了毕柏鲁的个人情况，而且还问及其父母亲人的生活现状，并不断表示，如果毕柏鲁能够找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还会代他辩护。这样的审问方法不仅合乎法律的程序，而且采用动之以情、循循善诱的方式体现了法官高超的审问技巧。除此之外，侦探小说中的法官是以法律为准绳的，其职责就是维护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即要做到“我目中无所谓仇，无所谓友，无所谓恩，无所谓怨，惟以公平之心，办理罪人，亦复何顾忌？彼尔卑尔德而有罪，即当加之以罚；或无罪，即当释之使归。……我唯知有法律而已，不知其他。”[8]因此，现代的审判官即法官是现代法律的一个执行单位，他们娴熟的审判技术以及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理念，凸现了保障人权的现代司法特质，反映了现代司法社会的平等与公正，传达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之光。随着人权思想的逐渐渗入人心，侦探小说中体现的新型的法律理念必然促使中国人反思中国落后的法制制度，进而推动中国的司法的改革。

律师。中国传统社会追求“无讼”的理想状态。因此，律师没有社会生存的土壤，但以维护当事人人身权利、实行积极辩护的律师在翻译的侦探小说中是非常普遍的。譬如在《一百十三案》中，毕柏鲁在接受审问的时候，根据法律规定，就有一名律师为之辩护；在《侏儒刺客》中，富翁范桂伯之女范女士有杀死她丈夫的嫌疑，他就为自己的女儿请了辩护士卡伦特；尤其在《偷声案》中律师的积极辩护的作用得到了极大地彰显。在这个故事里，美国律师在审判法庭上为已经承认偷窃录音机的女郎进行了成功的辩护。律师取胜的关键，就是陈述偷窃女郎的偷窃行为不是真正的偷窃留声机而是偷听留声机里的乡音，整个辩护过程晓之以礼、动之以情，不仅让审理的法官为思家心切的女郎报之以同情，而且让原告人撤销了控诉。相对于侦探小说中维护被告人的权益的律师辩护制度，中国读者很快认识到了中国传统司法的弊端：“中国之鞫狱所以远逊于欧西者，……弊在无律师为之辩，无包探为之询侦。每有疑狱，动致牵缀无辜，至于庾死，而狱仍不决。”[9]进而希望通过侦探小说来推动中国的司法改革：“近年读上海诸君子所译包探案，则大喜，惊赞其用心之仁。果使此书风行，俾朝之司邢献者，知变计而用律师包探，且广立学堂以毓律师包探之材，则人人将求致其名誉。既享名誉，又多得钱，孰则甘为不肖者！下民既免讼师及吏役之患，或重睹清明之天日，则小说之功不伟哉？”[10]因此，侦探小说中出现的律师及其辩护行为，生动展现了西方现代司法过程中主张保障人权的法律理念。翻译的侦探小说中展示的西方现代法制的优越性，不仅让中国读者自觉地感受到了中国法制的落后，而且学习了现代法律知识，增强了现代法制观念。有人认为“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资产阶级法文化通过各种渠道输入中国，震撼着维系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法制。西方法文化中的正义、自由、权利、平等、法治、分权制衡、主体意识、权利本位、注重人格、罪刑法定等等，逐渐成为中国人寻求的价值目标和中国法文化急于充实和修正的部分。……中国法制的近代化正是被一种异己的法文化多推动的。”[11]相对于中国艰难的司法改革，翻译的侦探小说以其特有的文艺传播形式，大大推动了中国法制的早期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