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主旋律电影叙事策略分析

摘要：近年来，一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电影在上映后屡获高票房，甚至成为现象级作品。这些新主旋律电影与传统主旋律电影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叙事策略方面。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由宏大叙事的范式转向微宏叙事，同时更加注重人文关怀，以平民的家国情怀为视角，运用多元化结构完成叙事，这种叙事策略为今后新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新主旋律电影；叙事策略；《我和我的祖国》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是在2019年国庆档期间上映的一部献礼片，于短时间内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影片选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以来的7个代表性事件，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主题下由不同的导演创作完成。电影是叙事的艺术，把故事讲好是创作者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作为新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是如何打破传统叙事范式，在商业片大行其道的今天获得成功的？本文在对电影进行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探寻其叙事策略，以期为新主旋律电影的发展找寻突破口。

一、新主旋律电影的诞生与发展

电影是具有双重属性的文化产品，长期以来，其意识形态属性是我国电影生产中的重要支撑，由此涌现了一大批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主旋律电影，然而其经济属性却遭到忽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很好地吸引受众。近些年来这一状况有所变化，在国家政策主导下，电影的商业价值得到业界的重视，在制作过程中不仅更加尊重受众的需求，还积极转变创作理念，生产出了有别于主旋律电影的作品，从而获得了更好的传播效果。有学者认为，这些同样是弘扬主旋律的电影，需要与之前的进行区分，所以开始使用“新主旋律电影”的概念。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反映主流价值观的电影。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影的意识形态导向更加受到国家重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电影市场得到繁荣发展，在数量上出现了较大的增长，也出现了一些涤荡心灵的作品。与此同时，主旋律电影的概念不断得到厘清，时任广电部电影局局长腾进贤在1987年提出了电影制作要坚持主旋律的发展方向，又在1991年的全国电影创作会议后提出具体要求：“我们的电影创作应该突出颂扬时代精神，即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它应成为一种融汇于创作主体的全部艺术思维过程和创作过程中的自觉的内驱力，是充实于电影艺术家创作实践中的体现着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精神力量。”1994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会上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再次得到重视。然而，很多主旋律电影坚持宏大叙事这一范式，电影叙事结构单调、视角单一，带有浓重的说教意味。特别是在商业片大量上映之时，主旋律电影的影响力往往不够理想。进入21世纪以后，得益于文化产业的不断改革，这一现象逐渐发生变化。以《建国大业》为标志，官方主导的爱国主义题材电影开始更加注重受众的需求，并加入商业元素，大批明星联袂出演，塑造了视觉和听觉上的“奇观”。理念上，创作者更加尊重电影的规律，开始回归到电影的本体层面叙事。为了对不同时期的主旋律电影进行更好的区分并开展相应的研究，有学者提出了“新主旋律电影”的概念。就有关新主旋律电影的研究而言，一些研究者认为新主旋律电影在坚持主流价值观的基础上，创作手法更加灵活，具有商业化和娱乐化的特征。也有学者认为主旋律电影实质上等同于主流商业大片，这一观点是将新主旋律电影放在以经济效益为导向的商业大片的范畴进行研究，无法充分地与更加重视政治性的主旋律电影进行比较研究，会造成研究的割裂。周汉杰和曲玮婷则认为，“区别于传统主旋律电影，新主旋律电影不再将政治性、艺术性和商业性三者割裂开来，而是用更加广泛的题材、更多样化的叙事、更丰满的人物形象、更多元化的影像表现方式来承载中国新时代的精神，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具有丰富的思想价值内涵。”这一概念更加完整、准确地概括了新主旋律电影的特性、题材和叙事等内涵，因而本文将在这一定义基础上展开研究。

二、新主旋律电影的叙事策略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在对叙事基础进行分析之前应当厘清新主旋律电影的叙事理念。“叙事理念是对不同民族的叙事传统和叙事方式的抽象概括，是不同民族在不同时代的叙事行为中所表现出的基本思想、基本观念，也是对叙事这一传播方式和文化现象的进一步提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新主旋律电影则继承了主旋律电影中的爱国主义叙事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注重挖掘人文主义的深刻内涵，这种新的叙事理念正在实践中逐渐得到完善。

（一）爱国主义———从宏大叙事到微宏叙事

爱国主义的表现方式本应是多样的，然而在实践中却长久地受限于宏大叙事的藩篱，在各种影像作品中变成了一味的说教。宏大叙事这一概念来源于后现论，与语言学关系密切，它的题材一般要反映人类和社会重大问题，以群体抽象为基础，围绕一个特定的主题进行全面而完整的叙事。在此过程中，叙事由于无法落实到具体的细节和人物而不够生动，从而变得空洞，客观上拉远了作品与受众之间的距离。新主旋律电影突破了宏观叙事这一范式，“小切口”的方式得到大量的运用，在叙述故事时不再从大的历史背景着手，转而具体到鲜活的人物或事件上，再加上对细节进行仪式化的描写，从微观映射宏观，既增加了作品的故事性也丰富了作品的内涵。这即是“微宏叙事”，“它不再是以宏大呈现宏大，而是改以微细方式呈现宏大，或者以微细传达宏大”。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第一个故事《前夜》聚焦电动按钮这一更加微观的元素，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故事中交代了林治远是恐高的，但是为了国旗能够正常升起，他克服恐惧只身一人爬上22.5米高的旗杆。镜头以林治远为中心进行旋转，与空旷的背景形成鲜明的对比，极大地渲染人物坚定的信念与英雄气概。也正是这个细节描写，观众了解到开国大典中的这个电动按钮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个看似微小的事件背后都有如此多的困难，更加凸显出革命时期的艰难险阻。可见，微宏叙事因为有了具体的故事情节的切口而使电影更加生动，同时有宏大的背景作为支撑，保证了主旋律的向心力。

（二）人文关怀———从精英视角到平民视角

人文关怀来源于人文主义，是新主旋律电影的一个重要转向。人文精神是指人与人之间是自由、平等的，应当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只有呈现具体而真实的人，影视作品才能做到具体真实，叙事主题才能“接地气”。“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电影叙事应以人为本，善于把握细腻的情感。由于私人议题在宏大叙事的范式下被掩盖，人文关怀在以往的作品中略显不足，在电影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精英视角的“霸权”，平民的存在感较弱。事实上，由于我国“家国一体化”传统理念的存在，在艺术作品中逐渐地形成了“家国叙事”的传统。新主旋律电影时常利用人物的家国情怀叙述故事，人文情怀主导的关照平民的叙事理念在此基础上得以实现。《夺冠》中主人公虽然是再普通不过的小学生，但是从出场到结束，国家发展的时代背景都在他的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首先，故事发生地点在最基层、最普遍的中国城市一隅，主人公的街坊邻居组成了电影最基本的人物群像，代表的是亿万个最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其次，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体育飞速进步的时代，小学生冬冬和小美同时在故事开始时练习打乒乓球，这样的开场反映了人们对体育事业的热情，也从侧面烘托了《夺冠》的主题。而冬冬要送出的礼物是一个封面为《我的中国心》的磁带，这首红遍一时的歌曲唤起了观众对八十年代的集体回忆。最后，冬冬的爸爸是八级电工，在万人空巷看直播的休息时间还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这种敬业精神也是女排所拥有的，无形之中再次丰富了作品的内涵。

（三）叙事结构：从平铺直叙到起伏跌宕

电影叙事的内容不能平铺直叙，要有故事化情节，只有配合适宜的叙事结构，才能提升电影的整体品质。就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整体而言，叙事结构是新颖的。电影由七个故事组成，这种设计在电影中比较少见，在献礼片中也是首次出现。每个故事中间用书写相应的文字作为过渡，再按照时间线进行排列。由于都是国家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每个部分之间的衔接比较流畅，也能够迅速将观众带入情境中。就每个故事而言，叙事结构也做出了一些突破，代表了新主旋律电影的整体方向。首先，《回归》和《护航》两个故事大胆采用插叙的方式来讲述故事。《回归》中修表匠华哥是由于洪水灾害被冲到香港的，摔断了腿，被香港警员莲姐救治，此后与莲姐成婚并在港生活。这种插叙结构的设计，反映了华哥与莲姐的因缘际会，也说明了香港与内地的水乳交融和不可分割。《护航》也采用了插叙的结构，以吕潇然作为备飞参加阅兵为主线，在飞行过程中对她的成长经历进行描写，从小时候从烟囱上纵身往下跃到进入部队以后与男飞行员训练和比赛，都体现了这位女飞行员不服输的倔强性格。在阅兵前组织通知她是备飞，这与要强的她形成强烈的对照。导演在结构设计时将之与主线穿插叙述，既能反映吕潇然成长过程中逐渐因为不服输的性格变得优秀，更能反映这样性格的她在服从命令并顺利完成备飞任务过程中的委屈和挣扎，由此烘托出一个更加高大的人物形象。

三、结语

新主旋律电影承载着“讲好中国故事”的使命，按照文艺作品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要求，人文关怀要做到位，文艺工作者就必须跳出宏大叙事的框架转向关照个人。同时，个人的故事一定是处在特定时代，宏大的背景不能丢，因此以细节作为小切口成为最实用的叙事方式。在此背景下，为了贴近受众，宏大叙事变为微宏叙事，平民视角的作品开始登上荧幕。《我和我的祖国》采用微宏叙事的范式，通过塑造立体的平民人物群像来反映他们的家国情怀，借助多元化的叙事结构，推动电影主题不断得到强化，收效甚好，是新主旋律电影的又一代表作，为中国电影市场增添了光彩。虽然个别故事细节打磨得还不够，但是就新主旋律电影的叙事策略而言已经做出了不少突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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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