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危城疫病叙事的文化意义

一、疫病映照下人性的沦陷

从原始社会开始，疫病就成为人类挥之不去的梦魇，到了21世纪，人类依然无法摆脱疫病的威胁。2003年“非典”肆虐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系拉瑞－高斯廷教授说过：“瘟疫往往会引发人性的危机，例如偏见以及毫无理性的恐惧等等。”疫病不仅夺去人们的生命，也使人性中最隐秘、最丑恶的一面暴露无遗。《浴火危城》再现了20世纪初在华夏大地上发生的一场人性和道德的精神瘟疫。

1．俄日两国趁火打劫，借防疫之名觊觎东北主权

1910年东北大鼠疫的原发地在俄罗斯境内。该年春夏之交，“在俄境西伯利亚的斯列坚克斯已经发生鼠疫，接着俄属黑龙江下游的尼克拉耶夫斯克城也发生了鼠疫。但因俄属远东地区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加上俄国方面控制严密，使疫情未得肆虐”［2］。为防止鼠疫在俄国境内蔓延，以邻为壑的沙俄当局下令将在俄国境内的中国劳工驱赶回国，导致“10月25日中国满洲里首发鼠疫，11月8日即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之后疫情不仅横扫东北平原，而且波及河北、山东等6省83个县市地”［2］。《浴火危城》反映的不仅是鼠疫对东北人民生命的剥夺，更是俄日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国家主权领土的争夺。1910年12月初，早怀狼子野心的俄日两国向清王朝外务部递交照会，以“防止疫情扩散，保护侨民利益”为借口，提出“出兵东北”以主持北满防疫事宜的要求，实质上是想借防疫之名，先派兵进驻哈尔滨，进而达到占领北满的目的。在遭到“大清满洲防疫总医官”伍连德的严词拒绝后，俄国人先是贿赂清朝福亲王，要求让法国麦斯尼教授替任大清总医官之职。当他们精心栽培的总医官麦斯尼良心发现，至死也未在“同意沙俄出兵哈尔滨”的文书上签字，使得他们吞噬哈尔滨的计划全盘落空后，他们于是恼羞成怒，明目张胆地派人绑架伍连德，妄想用暴力胁迫伍连德就范，实现他们侵占北满的野心。为达到在中国扩张的目的，日本人也利用鼠疫爆发的机会蠢蠢欲动，只不过他们更隐蔽、更险恶。为了掌握防疫的主动权，日本人采取了明暗两种伎俩。一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三番五次威胁、绑架、甚至暗杀总医官伍连德；二是惨无人道地做人体试验，秘密培育鼠疫杆菌。日本政府命令柴田医生先在上万只老鼠身上做实验，然后命令投靠他们的姚仲亭抓中国人做活体试验，导致俄国医生丽达和许多无辜百姓感染鼠疫。日本人在此次大瘟疫中秘密培育的鼠疫杆菌是他们对细菌战研究的开端，为他们此后在东北三省发动丧心病狂、惨绝人寰的细菌战种下了罪恶的种子。

2．国人迷信鬼神与祖宗，排拒现代防病救灾措施

由于科技的落后、医学的欠发达，也由于瘟疫的突发性、流行性和高死亡率等“集体屠杀性”特征，在中国民众的心里，瘟疫自古以来就与鬼神紧密联系在一起。《搜神记》中记述：传说古代部落首领“颛顼氏有三子，死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为疟鬼；一居若水，为魍魉鬼；一居人宫室，善惊人小儿，为小鬼”。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解释：“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意即疫病的流行都是鬼神作祟的结果。因而瘟疫一旦出现，请神驱鬼一类的法术、巫术就应运而生。《浴火危城》描述瘟疫爆发后惊恐万分的百姓的一系列迷信活动，如有些人坚信通过拜神、喝神水、吃仙丹可以保证无病；有些人迷信戴黄色的“神灵头巾”、贴黄纸可以辟邪，“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黄巾教，又名黄天道教，到处煽动愚民入教。入教者发给黄布一幅，缠在头上，俨如汉末的黄巾军，声称入教者即可避免瘟疫”［3］。跳大神的萨满还扬言杀掉属鼠的人就可以平息瘟疫。如此等等，荒诞无稽。因为迷信鬼神，当时很多老百姓对于“隔离病人、佩戴口罩、分段戒严、消毒焚尸”等现代防病救灾手段十分排拒。最初百姓不仅躲避检查、不愿去隔离区，一些确诊为鼠疫的病人还趁乱冲出重病隔离区私自回家，导致一家人相互感染最后死在一起。疫区老百姓还经常藏匿或随意抛弃染病尸体。当伍连德医生为探究鼠疫的起因，决定解剖一具刚因瘟疫死亡的寡妇尸体时，愚昧的百姓认为给死人“开肠破肚”的行为是对祖宗习俗的破坏，是大逆不道。愤怒的傅家甸村民向有恩于他们的伍连德医生无情地投掷石块以阻止剖尸行为，最后还将寡妇的尸体连同她的家什付之一炬，导致这次解剖未能实施、病源也未能被发现。无知的百姓最不能接受的是伍连德的焚尸行为。鼠疫爆发于寒冬腊月，当时冻土如冰，导致患鼠疫死亡的尸体不能入土安葬而只能随意堆放，成为鼠疫再次爆发的巨大隐患。为了彻底切断鼠疫的传染源，伍连德医生决定焚烧尸体，通过高温灭绝鼠疫病菌。但“死者为大，入土为安”的习俗根深蒂固，大批百姓闻讯而来包围了坟场，以对不起亲人为由阻止焚尸。不仅老百姓迷信与愚昧，满清皇室成员也是如此，如福亲王在防疫大臣施肇基禀报满洲爆发鼠疫时对其嗤之以鼻，刚愎自用的他根本不相信大清祖宗的祥盛之地会发生瘟疫；在为消除病源必须焚尸时，他认为这是破坏祖宗宗法，大呼“大逆不道”。摄政王也以“违反祖制，异想天开，易引发民乱”为由，一口回绝焚尸的请求，以至于伍连德发出了“原本想打败鼠疫却被传统观念所打败”的哀叹。由此可见，陈旧、愚昧、固执的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比疫病更可怕。

3．部分人唯利是图，借鼠疫大发不义之财

北宋大儒程颢曾说过：“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语录》十一）重义轻利虽然一直是中国人所崇尚的为人处事的行为准则，但在一些乱世，在生存秩序被天灾人祸打乱后，道德秩序随之沦丧，人们很容易变得重利轻义，甚至唯利是图。《浴火危城》再现了鼠疫爆发后，腐朽的清王朝上至亲王、朝廷命官，下至一些普通商人、老百姓，置国家主权、责任与良心于不顾，大发不义之财的卑劣行径。俄国人在派兵进驻哈尔滨的要求遭到伍连德的拒绝后，转而到朝廷寻求福亲王的帮忙。福亲王在接受俄国公使送的一个西周时期的古玩后，便按俄国人的意愿在摄政王面前大肆诋毁伍连德，并强烈要求撤换伍连德大清总医官之职，让法国医生麦斯尼接任，丝毫不考虑他的自私与贪婪可能会给清王朝带来的严重后果。他的所作所为无异于一个卖国贼。朝廷命官中也贪婪之风盛行，如滨江道台那道台不仅盘剥百姓和商会，还公然卖官鬻爵，甚至贪污防疫款。卜奎县督军接受卜奎县县令的贿赂，帮助县令隐瞒日趋严重的疫情，导致疫情迅速扩散。剧中贪得无厌以至于寡廉鲜耻的首推姚仲亭，他不仅贪婪成性，还是一个出卖国家利益和人格尊严的叛徒。作为为清王朝扑捉旱獭的朝廷命官，姚仲亭不忠于自己的职守，而与俄国人勾结私卖獭皮，用得到的不义之财买官，当上了哈尔滨傅家甸县令。在此期间，傅家甸村民因患肺鼠疫大量死亡，他作为当地的父母官，对在灾难中丧生的民众不仅没有一丝一毫的悲悯心，还绞尽脑汁大发死人财，强迫下属把带有瘟疫病菌的尸体推入松花江中，而将朝廷用于掩埋尸体的防疫款中饱私囊。东窗事发后，姚仲亭首先投靠沙俄驻哈尔滨领事馆，当上了沙俄东清铁路巡警队中国班队长，为俄国人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在俄国人准备对他卸磨杀驴时，他又如同一只丧家犬似的投靠了日本人，并帮助日本人抓自己的同胞做鼠疫试验，最后被他的日本主子注射了鼠疫杆菌，落得了孤独惨死的下场。经济条件颇好的官员尚且如此贪婪，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更是为了蝇头小利而无所不作了。剧作中一个名叫索力加的骗子宣称加入“”可免灾避祸，骗取每个入会的人十两纹银。一个士兵为了两块大洋就放跑了需要隔离的病人，导致更多的人被感染。一家家具店老板在病人大量死亡后改开棺材铺，不仅出卖质量低劣的棺材，还雇人去偷死人棺材重复销售，昧着良心大发死人财。一些村民为生活所迫，扒下死人身上的衣服、裹尸布，甚至敲掉死人口里的金牙去贩卖，导致瘟疫重复蔓延。

二、战胜瘟疫的人性力量

1911年3月1日，经过清朝统治者、广大民众和医务工作者的精诚合作、共同努力，肆虐4个多月的东北肺鼠疫终于被扑灭。《浴火危城》描述了他们与强大病魔抗争的艰难历程，不仅展现了在这样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肺鼠疫面前人性丑恶、脆弱的一面，更展示了在生与死的夹缝之中，人性中坚韧、美丽和崇高的一面。

1．清朝相关官员忠于职守、运筹帷幄

剧作家以防疫大臣施肇基、地方官员锡良和基层官员穆德惠三个人物为朝廷各级政府官员的代表，反映了在肺鼠疫的威逼下，保守昏庸的清王朝终于意识到“防则生不防则朝廷死”的道理，以绝地反击的姿态打响了这场鼠疫反击战的巨大魄力。朝廷防疫大臣施肇基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卓越的领导才能。鼠疫爆发后，俄日两国以防疫为由图谋东北主权，各国外交使团更是频频施加压力。危难关头，施肇基挺身而出，建议外务部筹办“万国治疫会议”，他担任“防疫大臣”，决计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控制住这场瘟疫，以免日俄两国趁机染指东三省。但腐败的朝廷无法派出医护人员前往救灾，焦急万分的施肇基慧眼识英才，亲自赶赴天津陆军医学院聘请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的伍连德为“大清满洲防疫总医官”，对愿意挽救万千民众于灭顶之灾的伍连德施以长跪之礼，并全力以赴、深信不疑地支持防疫工作。他先是顶着各方压力，争取朝廷的专项经费支持，撤职查办贪污防疫款的贪官，并亲自带去军医学院学生，从财力、人力方面保证了防疫救灾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在朝廷拒绝焚尸的紧要关头，他据理力争，并向摄政王立下军令状，如果焚烧尸体后瘟疫还不能消灭，甘愿与伍连德同领死罪。他的冒死力谏最终促成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允许大规模焚烧尸体的圣旨，为疫情的消灭扫清了最后一道障碍。时任东三省总督的锡良在剧作中虽然没有正面亮相，却是一位运筹帷幄、恩威并用的幕后英雄，在这场鼠疫战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鼠疫爆发后，作为地方官员，他没有像其他官员一样因考虑自己的政绩而隐瞒疫情，而是不断给朝廷上书陈述疫情的发展趋势和应对办法，奏请朝廷为防疫人员“照军营异常劳绩褒奖。其病故者，依阵亡例优恤”［4］，还革职查办了一些“防疫不力”的官员。他还注重信息透明，实行当日报告制度，要求各地及时用电报汇报当天鼠疫流行情况，并且关于防疫电报一律免费。最为重要的是锡良对伍连德非常信任，坚定地拒绝了麦斯尼医生出任东三省防疫总医官的要求。管中窥豹，麦斯尼到疫区仅十天便因感染鼠疫死在哈尔滨俄国铁路医院一事就足以证明锡良的英明果敢。穆德惠是《浴火危城》中的一个爱憎分明、聪颖能干的基层官员，可谓是伍连德防疫抗灾的开路先锋。在做傅家甸警察巡长时，穆德惠就协助伍连德及时制止了县太爷姚仲亭火烧重灾区傅家甸，挽救了傅家甸百姓的生命。虽然不理解伍连德解剖尸体的做法，但他还是积极主动地寻找合适的疫病尸体，为伍连德剖尸溯源保驾护航。临危受命当上傅家甸县令兼警察局长后，穆德惠布置警力抓捕大汉奸姚仲亭，还多次粉碎了日本人刺杀伍连德的阴谋。防疫关键时刻，他协助伍连德搜查俄国医院、教堂，清理、焚烧了其中堆放的疫病尸体，割断了这些地方的传染源；他还冒着破坏祖宗宗法的罪名，支持伍连德焚烧了上万具中国人的尸体，彻底消灭了鼠疫。在全力支持防疫工作的哈尔滨商会沈会长一家因私通革命党被捕入狱后，重情重义的穆德惠陷入了情与理的矛盾挣扎中，一方面，自己“身为朝廷命官，理应为朝廷效力”，另一方面，昏庸腐朽的朝廷确实太令人失望。思虑再三，他还是暗地里释放了开明的沈会长一家，自己最后却因“私放乱党重罪不赦”，被押往京城问斩。在肺鼠疫降临的初期，清朝政府由于认识不足，应对时间和应对措施都稍显迟缓，但“总的来看，晚清各级政府组建起比较完善的防疫体系来应对这场灾难，为防治疫病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2］。

2．民众深明大义、众志成城

《浴火危城》塑造了一批深明大义、众志成城的哈尔滨民众。哈尔滨商会是全力支持防疫抗灾工作的民间团体的代表，商会不仅智斗贪官，在防疫工作举步维艰时积极主动募集启动资金，捐建哈尔滨防疫总站；在朝廷听信谗言命令伍连德回京述职、由麦斯尼接任总医官时，商会还组织近万名哈尔滨百姓签署了“万民禀”，极力向朝廷推荐圣手仁心的伍连德。修德堂老板修掌柜和姜达明是勇敢无私的百姓代表。在疫情爆发后，修掌柜不计钱财、不畏辛劳，将自己家的祖传秘方———保肺汤贡献出来，竭尽全力为百姓医治，为预防鼠疫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发现中药只能维持不能治愈后，他又顶着违背祖宗宗法和被朋友怨恨的巨大压力，支持伍连德解剖刚离世的老朋友乌吉的尸体，终于在老乌吉肺中找到了鼠疫杆菌。姜达明也拥有东北人重情重义、嫉恶如仇的性格特征。在无意中发现曾与俄国人勾结私卖獭皮的姚仲亭后，虽然姚仲亭此时已摇身一变为傅家甸县令，他还是执着地请人写了诉状向滨州道台告发姚仲亭，即便是被沆瀣一气的贪官打入大牢而宁死不屈。在与其同差的郭尔丹染病去世后，姜达明风餐露宿赶往郭尔丹的家里，把郭尔丹多年的积蓄如数交给他年迈的父母，并跪请为悲痛欲绝的老人当儿子，为他们养老送终。瘟疫大面积爆发后，为了支持伍连德早日研究出治疗鼠疫的疫苗，姜达明主动请伍连德抽取、化验他的血液，希望他带有抗体的血液可以救治更多病人；在伍连德染病后，他更是无私地将自己的血液掺入伍连德的药汁中，以自己宝贵的鲜血支持伍连德及其防疫事业。

3．医务工作者鞠躬尽瘁、力挽狂澜

在有史以来任何一场抗疫斗争中，以救死扶伤为使命的医务工作者都冲在第一线，成为与死神抗争的中流砥柱。《浴火危城》选取伍连德博士、俄国医生丽达作为中外医务工作者的代表，再现了他们舍生忘死地与疫病抗争的英勇事迹。在英文报刊上得知满洲发生鼠疫后，伍连德主动请缨前往满洲抗疫。但令这位心怀众生的医生始料未及的是，他面临的不只是一场一无所知的瘟疫，还有根深蒂固的旧观念、凶狠狡诈的国内外政治势力两个战场。对作为医生的伍连德来说，后面两个战场他十分陌生，因而难度比抗疫更大。伍连德从小生活在南洋，后来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医学博士，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和医学知识的熏陶，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一些有悖于科学的教条知之甚少。因此，当所有太医因各种借口不愿前往疫区时，他却毅然决然地抛妻别子来到死亡之城满洲里。当他在摸索中发现的防病救灾措施，无论是解剖尸体寻找病源、隔离病人实行戒严，还是焚烧尸体断绝鼠疫之根等，都遭到了深受死亡威胁却抱着陈规陋习不放的老百姓的强烈抵抗时，伍连德为此忍受了百姓的误解、怨恨甚至殴打和驱赶。但在朝廷让他回京述职时，深受鼠疫危害的哈尔滨市民和商人恳求他留下时，伍连德冒着抗旨不遵的严重后果，坚定地表示“鼠疫不灭，决不离开！”长期身处抗疫一线、过度劳累还使他传染上鼠疫，他主动隔离却并未放弃防疫事业。尤其是在多次陈情焚尸遭到朝廷回绝和老百姓阻扰时，伍连德破釜沉舟地将油浇在身上，要把自己和百姓亲人的尸体一起焚烧，他的这种玉石俱焚的魄力震惊了在场所有的官员和百姓。伍连德以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锲而不舍的精神，最终赢得了这场陈旧观念世界里的战争。伍连德原本是一位纯粹的医学教授，但被清王朝任命为总医官后，他就为这个岌岌可危的腐朽王朝承担着超常的重担。他首先面临的是一场来自内部的政治斗争。在姚仲亭焚烧疫情重灾区傅家甸以掩盖疫情真相的危急时刻，伍连德据理力争并及时制止了这场灭绝人性的大火。当姚仲亭与滨江道台狼狈为奸、栽赃陷害正义之士穆德惠和姜达明时，他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匡扶正义，以无私无畏的魄力揭发了老奸巨猾的贪官。尤其是在与俄日敌强我弱的战争中，伍连德凭借自己高超的医术和过人的胆识，彻底粉碎了他们吞并东三省的阴谋。但他并非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国际主义英雄。即便是遭受了俄国、日本人的多次刺杀，在发现鼠疫杆菌病菌可通过呼吸传染后，他还是将自己的重大发现及时通报给所有的外国医院和医生；他还多次与刚愎自用的俄国医院院长沟通，将藏匿在东正教教堂的死尸全部搜查出来，并劝说俄国人带头焚烧尸体。伍连德用他的智慧、执着和担当捍卫了中国领土和国家主权，开创了人类战胜鼠疫病魔的先河。俄国女孩丽达是参与鼠疫抗击战的外国医务工作者的代表。美丽、善良的丽达放弃条件优越的俄国医院的工作，来到刚刚成立、条件艰苦的哈尔滨防疫总站，热心帮助缺医少药的中国患者。在发现俄国人栽赃、陷害伍连德时，她勇敢地召开了新闻会，揭露俄国政府侵占东北的阴谋诡计。在知道自己染上鼠疫后，为了安抚其他重症病人，她主动走进重病隔离区。虽然病情不断加重，她仍然坚持纪录病情变化，调查后期疫病死亡者的职业与身份，发现他们都曾与疫尸接触过，为伍连德的焚烧尸体、截断鼠疫传染源的决定提供了第一手实证材料。为了焚尸这个冒天下大不韪的决定能够付诸实施，作为东正教教徒的丽达作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留下遗言要带头焚烧自己的尸体以警醒世人。丽达的勇敢、无私与高洁促使高傲冷漠的俄国医院院长最终同意焚烧俄国人的尸体，她的壮举也深深打动了愚昧固执的中国政府和哈尔滨民众。

三、疫病叙事的深刻意义

东北肺鼠疫虽然被消灭了，但鼠疫不会就此绝迹。1947年加缪在小说《鼠疫》中警示人类说：“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危城》再现一个世纪前的肺鼠疫，也有着同样深刻的警示和抚慰作用。

1．揭示疫病发生的根源在于人类自身

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的疫病产生的根源往往可回溯到人类自身。人类常常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肆意捕食野生动物、破坏生态平衡，导致疫病频频发生。2003年SARS的爆发主要是因为人类接触、煮食了带有冠状病毒的老鼠和其他禽类。东北肺鼠疫也是一些人贪婪成性、咎由自取的恶果。20世纪初旱獭皮毛在世界皮革市场上销售火热，价格连年看涨。“1910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1907年猛涨了6倍多。巨大的利润吸引了众多中俄商人与部分官员。他们纷纷招募华工疯狂捕杀旱獭。1910年仅从满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獭皮就由1907年的70万张增加到250万张”［6］。《浴火危城》真实再现了清朝政府指派专职人员长年扑捉旱獭，定期送往朝廷，俄国人与中国相关官员暗中勾结，私自贩卖獭皮以牟取巨额利润，导致东三省人们大肆捕捉、猎杀旱獭，在饥饿时煮食病獭最终引发肺鼠疫。人类自私、贪婪等丑陋的人性给了耐心潜伏守候的鼠疫杆菌以复活的机会。因而，剧作家通过再现这场数百年不遇的大灾难及其缘由，就是希望人们能够痛定思痛，希望人类能真正地尊重自然、爱护大自然，能在与疫病的抗争中不断完善自我。

2．为人类构建一个抵御疫病的精神家园

自古以来，疫病就是人类的生存大敌，它不仅直接摧毁人类的身体，还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人伦关系，让人类生活在无边无际的恐慌与令人窒息的噩梦之中。《浴火危城》中困扰东三省人民几个月的噩梦最后被一场熊熊大火所解除，哈尔滨及其民众如凤凰涅槃一样获得了新生。但剧作不仅仅是还原和再现了人类的一场灾难，也让人们重温了灾难降临时，清朝政府、医务工作者和广大民众不断克服怯弱与恐惧，与死神顽强抗争的勇敢、坚韧和悲壮，还让人们再次体验了不放弃、不抛弃所带来的重生的喜悦。剧作家在铺陈历史灾难，展现人类生命沉疴的同时，也用现代先进的医学技术，人们坚忍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为人类设计、建构一个可以抵挡灾难侵袭的精神家园，希望人类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能守护生命中最珍贵的善良与宽容，保持人性的优雅与尊严。人类与疫病的战争远未结束，因为不仅旧的疫病可能卷土重来，新的未名的疫病也在未来某个时空等着我们。但正如海明威所说的：“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7］疫病可以毁灭我们的躯体，但决不能打败我们的精神。在疫病不期而至时，我们必须克服恐慌心理，直面灾难现实，“这不仅需要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坦然和坚强，也需要整个人类社会人格的健全和成熟”［8］，希望人类能坚定、达观，具有面对灾难的必胜信念，在与疫病的不断较量中悲壮且坚定地前行。

本文作者:邓寒梅工作单位:衡阳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