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颖达教育伦理思想探究

摘要：孔颖达的教育思想博采众长，既受到玄学和佛学思想的影响，又吸收儒家教育思想，并对儒家教育思想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内容极其丰富。他的教育伦理思想注重道德教育，强调“教学相益”在道德修养中的作用，重视教育对“教化其民”的功用。这不仅吸收了儒家教育伦理思想的精髓，而且在教学方法上以及在学习道德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对于促进唐朝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即使在今天，也仍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孔颖达；教育伦理；教育思想；教化；道德教育

孔颖达（公元574—648年）字仲远，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桃城区）人。孔颖达是隋唐之际著名的经学家和教育家。孔颖达一生主要从事教育文化工作，是隋唐之际一位重要的教育家。他借编纂《五经正义》之机，采用因文释义附以己意的特殊方式阐述自己的教育思想，对唐代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五经正义》成为唐代以后儒学教育思想的重要来源，他的教育伦理思想也在这一著作中得以充分体现。

1注重道德教育

孔颖达十分注重道德教育的作用。他认为，道德来源于天道，是人们必须遵守的。如果违背了道德，就是冒犯了上天，必将受到上天的惩罚。因此，圣人顺从天意设置五常之教的目的就是“教化其民”。同时，他还认为，道德是人之常性，自然有之，即人天生就具有“五常之性”，这是人性善的体现。他说：“民有五常之性，谓仁义礼智信也。”[1]283“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天次叙人之常性，使之各有分义。”也就是说，人性由于受到外物的影响，往往会导致五常之性的消失。因此，为了保持人性中的五常之性，就要对人们进行道德教育。首先，他认为道德教育一定要使人们树立起远大的理想，培养人们为了实现理想而坚持不懈、终身不移的高贵品质。他说：“君子之人，守道而死，虽遭困厄之世，期于致命丧身，必当遂其高志，不屈挠而移改也。”这里，他继承了儒家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的传统思想。其次，他认为道德教育要防微杜渐、改过从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他说：“凡所过失，为人所怨，岂在明著，大过皆由小事而起，小事不防，易致大过。故于不见细微之时，当于是图谋之，使人不怨也。”[1]189也就是说，大错皆由小过发展而来，因此，道德教育要从小事入手，积小善而成大德，由浅入深，逐步进行。最后，孔颖达还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的方法。孔颖达强调道德教育要身体力行，不能只停留在空洞的说教上，而要付诸实践。他认为，对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判断，不能只听其言，而要观其行。他说：“无可考验之言，勿听受之。”[1]27这是对孔子“听其言而观其行”思想的继承。同时说明孔颖达在教育实践中已经看到了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言与行之间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联系的关系。因此，他强调道德教育中要言行一致，并以此作为道德判断的准则之一。此外，在道德教育中，孔颖达特别重视家庭道德教育。他认为，人的仁义礼智信是在家庭中孕育发展起来的，要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道德教育必须从家庭开始。他说：“一家之内，品有五，谓父母兄弟子也。教此五者各以一事，教父以义，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是为五教。”在他看来，只要在家庭中重视道德教育，形成遵行纲常的意识，使家庭成员各司其职、各修其德，然后将此扩展到社会生活之中，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融洽，这是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具体体现。

2“教学相益”在道德修养中的作用

孔颖达提出了“教学相益”的思想，认为教与学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学则睹己行之所短，教则见己道之所未达”。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人们可以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然后发奋努力、继续学习，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因此，他认为学与教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他主张，人们不仅要善学，而且还要善教，即将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教给别人。孔颖达充分肯定了教师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认为教师应该受到社会的尊敬。“师徒既善，虽天子以下必须尊师”。在他看来，人们的知识、道德水平的提高，与老师的影响有着重要的关系。因此，他要求人们在选择老师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要择明师。他说：“必得明师乃可以训道而善之；非得明师，恶终不改。”在这里，孔颖达不仅肯定老师有传授知识、使人从善的作用，而且肯定了老师还具有一种纠偏的作用，即老师通过传授善道而使那些误入歧途的人改邪归正、重返正道。他认为，教师在进行教学的时候应该注意教学方法。首先，他强调，要做一名合格的老师，在教学中要尽职尽责，不能自欺欺人。他主张教学要在钻研教材和精通“经义”上下功夫，反对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他指出，作为一个老师，能否钻研和精通“经义”是其教学成败的关键。他批评一些老师“不晓经义，但诈吟长咏以视篇简而已”。即是说，只是叫学生“咏文而已”，并没有把经典的真正道理教给学生，也没有引导学生理解经典的含义。同时，他还批评一些老师自欺欺人、不负责任，“既自不晓义理，而外不肯默然，故假作问难……若已有解之然也”。他认为，这样的老师是不合格的。其次，他认为老师应该具有一定的语言修养，“善教者，出言寡约而义理显达，易解之”。老师的教学语言要简明扼要、深入浅出，而不能逻辑混乱、重复啰嗦。最后，他认为，教学应该抓住时机。抓住时机，一是指“教学之道，当以时习之”，即人在能够接受教育的时候就要使他接受教育。二是指教育要防患于未然，要坚持正面教育和引导，不能等到出了问题的时候再去进行教育。他强调老师教学要因材施教，“教学之道，必当优柔宽缓，不假急速，游息孙顺，其学乃成，教人之法，当随其年才”。“若年长而聪明者，则教以大事而多与之；若年幼而玩钝者，当教以小事又与之少”。这就是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教学速度、内容等都必须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确定，不能操之过急。并要根据学生的年龄大小、接受能力的强弱来区别对待、因材施教。孔颖达充分肯定后天学习对促进人的发展以及对人们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水平的作用。在他看来，人性有善恶之分，从人的天性来看人性本来是善的。他说：“性者，天生之质，正而不邪。”人性之所以有恶，是因为人接触了外界事物而产生了情，即“情者，性之欲也”。他认为，人性有善恶，而无论为恶还是为善，都是人们后天学习的结果。因此他说：“善恶由人，性人所修习也。”[1]397人们要想保持自身的至善之性，就必须努力修行学习。同时，他又认为，恶也是人们学习的结果。他说：“惟民初生，自然之性，皆敦厚矣。因见所习之物，本性乃有迁变，为恶皆由习效使然。”基于对人性的这种认识，他认为人们在学习开始对学习道路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始欲学习为善，则善之。”“初习为恶，则恶之。”所以，他特别强调，人们在开始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慎重选择学习道路，以免误入歧途、害人害己。孔颖达认为学习的目的是为善，学习是一个弃恶从善、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的过程，也是使人摆脱愚昧、通晓事理、增长才干的过程。他认为，愚昧和聪慧并非天生就有，而是后天学习的结果。他说：“愚智由学习而至。”如果人们不学习，就会变得愚昧无知。即所谓“人而不学，如面向墙，无所睹见，以此临事，则惟烦乱，不能治理”。只有通过学习，才能知道自己的不足，促使人不断上进。因此，他说：“夫学犹殖草木也，令人日长月进，犹草木之生枝叶也。不学则才智日退，将如草木之坠落枝叶也。”[2]他强调人们应该互相学习，认为如果“独自习学，而无朋友，言有所疑，无可咨问，则学识孤偏鄙陋，寡有所文也”。互相学习，不仅要向老师学习，而且要向其他人学习。这实际上是对孔子的“学无常师”的继承。他主张无论什么人，无论是学识渊博的人还是才艺出众的人，都要虚心学习。人们在学习中应该培养一种虚心的态度，不能骄傲自大、自以为是。他说：“人道恶盈而好谦，是满招损谦受益，为天道之常也。”[3]卷36他认为，进学修德最忌自满，因为学习是无止境的。如果自满，就会自矜其能，甚至以不能为能，拒绝他人进言，这样不仅阻碍自己进步，而且还会招致败亡。可见，孔颖达把谦虚看成是一个人进学修德、处世从政所必备的品质。这一思想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对于人们培养谦虚的道德品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3教育的功用在于“教化其民”

孔颖达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肯定教育在安邦治国以及教育人、感化人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教化其民”的思想。他从儒家传统的政治观点出发，认为自古以来圣人都是以德治天下。因而，他强调统治者要有“正身之德”，即做君臣的要“先正己而后正人”，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以“德”治国、以“德”治民。同时，对老百姓，他强调要“教民以德，整民以礼”，使人民有归顺之心而无犯上作乱之念。孔颖达所谓的“教化其民”，就是要加强对政治思想、伦理道德规范的宣传和教育。因此，在教育内容上，他特别注重灌输和宣传政治伦理道德。他认为，人们不能自发地接受和遵循道德规范和观念。教育是向人们宣传和灌输道德规范和观念，而使其自觉接受道德观念和遵循道德规范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在这里，他把教育看成是统治者实施统治的有力工具。他说：“圣人教民以德不以刑，君若教民以德，整民以礼，则民有归上之心。”[3]卷55因而统治者要巩固其统治，需采用两种手段：一是刑罚，二是教育感化。他认为，统治者如果采用刑罚，只能起到暂时的震慑作用，但不能使人心悦诚服地服从统治者的意愿。而教育感化则能防患于未然，可以使人自觉自愿地接受统治。因此，他要求统治者继承儒家以德治天下的传统，教民以德、整民以礼，使人民能安心服从其统治。孔颖达主张将伦理道德规范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向人民宣传和灌输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五常的伦理道德。他强调，统治者要注意“五常之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因此，他特别强调《诗》《书》《礼》《乐》的学习。他说：“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他借助于上天的神秘力量来说明人们遵守五常道德的合理性。认为五常道德是上天意志的体现，统治者用五常道德来教化人们是顺天意而替天行道。他说：“天尊在上，泽卑在下。君子法此履卦有序之象，以分辨上下，尊卑以定，正民之志，意使尊卑有序也。”[4]他又说：“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者，欲明坤道处卑，待唱乃和。故历言此三事，皆卑应于尊，下顺于上也。”“若卑不处卑，谓地在上，高不处高，谓天在下。上下既乱，则万物贵贱则不得其位矣。”在这里，他认为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是合理的、任何人都不能违背的。从“天即自然”的观点出发，他论证了“三纲五常”的合理性，并把“家人之义”与“天地之义”结合在一起，阐明家庭的尊卑上下的关系是出于“自然”之理，从而将这种尊卑上下的关系扩大到社会和国家。每个人都要正位，使君不失君道、臣不失臣道、父不失父道、子不失子道、夫不失夫道、妇不失妇道等等。他说：“夫妇有别，则性纯，子孝故能父子亲也。孝子为臣必忠，故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既敬，则朝廷自然严正：朝廷既正，则天下无犯非礼，故王化得成也。”[5]卷1由此可见，孔颖达所谓的“自然之理”并不是指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而是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社会的“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披上“合理”外衣的。他的所谓“王化”，就是“教化其民”，其实质是把教育作为维护和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为了把老百姓教化成为统治者所需要的、恪守道德、思不出其位、行不逾规、没有邪僻的驯臣良民，他认为应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向人们灌输封建的道德观念。为此，他提出了要进行十二种教化：“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暴；八曰以哲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日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日以庸制禄，则民兴功。……此十二事，是教民之大者，故举以言焉。”[5]卷44孔颖达“教化其民”的思想，更多地强调了教育的灌输和宣传功能。他把道德思想、等级观念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要求统治者要“以德治天下”，认为有“德”才能善政，强调统治者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并把伦理纲常、等级观念划为十二种教化，作为教化的主要内容。孔颖达的教育思想博采众长，既受到玄学和佛学思想的影响，又吸收儒家教育思想，并对儒家教育思想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内容极其丰富。其教育伦理思想，不仅吸收了儒家教育伦理思想的精髓，而且在教学方法上以及在学习道德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如他强调要把谦虚作为一个人进学修德所必须具备的品质、强调学习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等等。他肯定教师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倡导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强调教师应有尽职敬业的精神并需加强修养等，对于促进唐朝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即使在今天，也仍具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孔颖达,王德韶,李子云.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83.

[2]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57:卷48.

[3]孔颖达.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孔颖达.周易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3.

[5]孔颖达.毛诗正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作者:郭海洋 吴洪成 单位:河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