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从范文10篇

遵从范文篇1

关键词：IT治理；审计；法规遵从

一、法规遵从性的含义与影响

1．何为遵从性

遵从（Compliance）在词典里的含义是遵照正式或官方的规定。目前IT领域被广泛研究和谈论的法规遵从性（ActCompliance）则将这种遵照的标准锁定到了相关的正式法律和法规上。〔1〕这种遵照行为具有多重含义：

正式或官方规定的强制性；遵守正式规定所能带给遵从者的利益和机会；选择违反、忽视或放弃相关规定可能导致的政策、法律及连带经济风险；遵从者的出发点、意图与策略；遵从者的行动过程及获得的结果比对正式规定的符合度；符合性报告对遵从者未来行为与过程的改进作用；遵从者为此的投入与付出。

IT法规遵从性从系统工程的角度，迫使企业重新检查他们的IT系统，并要求企业认真做好信息生命周期管理的每一个步骤。〔2〕相关法规和方案直接规定或间接关联了若干与遵从性相关的关键能力项。保护系统和网络需要有效的IT策略。在很多情况下，拥有周密的安全策略不仅仅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有时也是法律要求。相关管理规章和法规（如《Sarbanes－Oxley法案》和《医疗保险信息交换与保密法案》）都为数据保护、保留和隐私制定了严格的标准。

保持遵从的关键在于能够统一监控并实施可使企业时刻受到保护的策略。

2．相关的法规、方案与要求

目前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经常会涉及的国外法规包括《萨班斯－奥克斯莱法案（Sarbanes－Oxley）》、《健康保险可携性和可纠责性法案（HIPAA）》、《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GLBA）》、《加利福尼亚州参议院第1386号议案》、《欧洲共同体数据保密指令》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制药规定21CFR第11篇等。近两年我国颁布实施的《电子签名法》、《中国信息安全产业反不正当竞争公约》以及有关信息安全方面的一系列标准，都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内容。〔3〕

就目前来说，中国企业法规遵从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信息安全与信息披露等方面，尤其是国外相关管理部门制定的一系列信息安全规定。对于企业的CEO、CFO、CIO以及众多高层管理人员来说，法规遵从已经是他们不可回避的问题。要满足这些法规遵从方面的要求，企业一方面在业务流程上要依据法规要求，做出相应的调整，另一方面由于现代企业中IT与业务的息息相关，因此，企业的IT系统也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相对应的改变。

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Securities＆ExchangeCommission）中对交易记录保存所作规定为例。其中规定，如果会员单位、经纪人或经销商使用电子存储介质，则对电子记录有以下要求：只能以不可改写、不可擦除的格式保存记录；自动验证存储介质记录过程的质量和准确性；将原存储介质和其副本单元（如果合适）以及此电子存储介质上存储的信息的保留期的日期和时间序列化；有能力应交易委员会或自律机构的要求随时下载电子存储介质上保存的索引和记录；对电子记录所做出的以不可改写、不可擦除的格式保存的要求是要确保信息的完整性。

验证信息质量和准确性实际上也是对信息完整性的要求，在SEC所规定的“能够及时下载保存在电子存储介质上的索引和记录”，是对电子记录的可存取性的具体规定。当然，保密性对所有经济运营来说也是一个重要考虑事项。

从上述举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对电子记录有三个共同的基本要求：第一个要求是确保信息的完整性，第二个要求是维护信息的保密性，第三个要求是确保信息能够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格式访问。〔4〕

二、IT审计

审计是一个范围、层次和含义很广的概念，如审计软件或系统的定义为：对计算机上的通信和操作的内容进行采集、分析、追踪、审查，提出警告信息，并给予日志性记载。而另一方面在更大的角度上，审计的概念可以概括为对管理和控制过程与行动的记录和监控，以判断原始意图是否正确贯彻。

随着企业实施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从信息系统安全性方面我们看到硬件故障、程序故障、操作系统错误、计算机犯罪，设备灾害以及保密数据泄漏等现象发生的可能性愈来愈高。此外，从投资的角度上，随着信息化投资成本的不断增加，投资效果反而不明显。信息系统审计（IT审计）正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高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开发运营效率，使企业信息化得到健康、全面的发展而引入的预防机制。

因此，不难看出IT审计是实现法规遵从性的必然和必要工具和手段，同时遵从性法规的内容在技术层面也是对企业IT系统及管理的要求和指南。信息系统审计的对象包括：由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结合而成的信息系统以及与信息系统的输入、输出相关的活动。广义的讲，即信息系统以及信息系统生命周期的所有活动；因此，信息系统审计并不局限于业务运营时期，与信息系统相关的开发活动，包括企业信息化战略企划、信息系统计划、开发、实施和维护等相关的开发方面的活动也是信息系统审计的内容之一。

实施信息系统审计，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提高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对自然灾害及不可抗拒灾害的应对措施进行审核和评价，一旦发生时能使损失和影响降至最低；从安全方面对信息系统进行审核和评价，防止数据的外泄、破坏或修改、非法入侵等情况发生，保证企业机密不外泄。

实施信息系统审计，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提高信息系统的效率：从信息系统的资源是否最大限度地被利用为落脚点进行核查、评价，实现信息系统在业务和负载方面的均衡；对信息系统的计划、开发、实施和运营各阶段的（费用／效果）指标进行定性或定量的核查、评价，确保信息系统利益最大化。

三、法规遵从对企业IT建设的导向性作用

1．集中的安全风险管理

以技术为中心的专门方法来解决安全和法规遵从问题，是一种直接和自然的应对措施。然而，试图靠单个产品的力量来解决新威胁和遵从新法规正变得越来越困难，成本也日益高昂。将广泛分散的单点解决方案的信息集成起来并采取行动，也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另外，随着解决方案的复杂性和数量的增加，人们出错或疏忽的几率也会上升。

集中的安全风险管理方法将包括了威胁防护功能（防病毒、入侵防护以及防间谍软件）、策略增强、漏洞修复、接入控制、审计和数据损失防护等安全功能和机制的服务进行集成，通过统一和集中的管理机制来自动化地增强企业的整体防护并将遵从性的IT安全策略从纸面策略变为行动，通过利用合并的管理点提高公司运营效率。

集中安全风险管理解决能够帮助企业优化其安全风险和法规遵从管理流程的同时，也很大程度地提高了其业务可用性和数据保护级别。统一的知识库可以包含风险以及前瞻性地配置和管理该环境所需的全部信息。威胁防护和法规遵从管理系统成为联系业务流程和现实世界的纽带，它能确保人们及其所用的技术与安全策略和谐相处，有效地抵御各种威胁。

2．人员、流程、技术

从信息技术的角度去审视法规遵从性，除了以上三个基本要求外，还涉及到人员、流程和技术三个重要环节。这些环节一定要与企业或组织的业务目标和管理政策相结合，具体结合的情况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1）信息和记录管理政策和程序。企业和组织应当对其信息和记录管理政策和做法加以定期审查，使所记录的信息和数据能够反映该企业和组织当前的运营结构、法律和法规环境、诉讼历史以及业务目标。

（2）领导支持和组织架构。企业和组织高层主管应当认识到信息和记录管理的重要性，而且他们在开发、管理和推动各项计划中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此外，高层管理人员必须经常向所有员工和雇员明确信息和记录管理的策略和内部的规定，并且还配备必要的管理和监督人员。

（3）技术环境。从大量案例看，许多信息和记录管理的失败源于企业在业务记录创建、保存和管理所用信息技术方面的不当投资和管理。电子邮件和其他形式的电子信息等的存储和处理应引起企业和组织的认真对待，以便确保这些以电子形式存在的记录能够像纸质信息那样得到同等的照顾和关注。

3．信息生命周期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在技术的采用、过程的执行和人员的协调中，业务记录是其核心和焦点。业务记录是有生命的，每一条信息和每一份业务文档都有一个生命周期，从创建或捕获起，历经多次修改、转发和批准，接触许多不同的应用程序，直至最后被处置掉。

经历了一个生命周期的过程，我们可以将业务记录的管理纳入到整个业务记录生命周期管理中来考虑，这就是信息生命周期管理的观点。

因而协调人员、过程和技术来实现法规遵从性，第一步是理解业务记录的生命周期，并对所有业务记录按照其重要性和价值进行很好的分类。然后，按照业务流程中所制定的各项策略选择业务记录的存储环境，确保在做到法规遵从性的同时，降低业务记录的存储和管理的费用和成本。

这就是以信息生命周期管理的策略来强化法规遵从性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当前信息系统主管为满足法规遵从性的需要所寻求的新的信息管理的策略。

总之，面对经济和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要做好法规遵从性，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同时又是一个极好的机遇，它促使我们的企业和组织去认真思考和审视当前信息管理的策略及各项工作，把我们的信息技术用得更好、更加安全和有效，帮助我们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环境中取胜。

参考文献：

［1］方红星，王宏．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ISBN：7810847252．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9．

［2］史蒂文•J•鲁特（StevenJ．Root）．超越COSO——强化公司治理的内部控制．ISBN：7508602013．中信出版社，2004，8．

遵从范文篇2

关键字：新形势纳税遵从

纳税遵从的研究始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内收入署（Fs）委托国家科学院（NAS）开展纳税遵从水平的研究。1983年，美国国内收入署对纳税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研究发现，仅仅1981年，由于纳税人不遵从联邦所得税法，就导致了至少900亿美元的税收流失。此后，许多国家都开始进行有关纳税遵从的研究，我国在《2002年～2006年中国税收征收管理战略规划纲要》中，也首次正式提出了“纳税遵从”的概念。

一、纳税遵从的概念及研究意义

纳税遵从，是指纳税义务人遵照税收法令及税收政策，向国家正确计算缴纳应缴纳的各项税收，并服从税务部门及税务执法人员符合法律规范的管理的行为。纳税遵从度是指纳税义务人纳税遵从的程度。实现较高的纳税遵从度必须基于以下几个前提：一是纳税人对国家税法有一个全面准确的了解，对自己的财产、所得、经营收入以及应税行为、应承担的纳税义务比较清晰明确。二是纳税人对税法的认同。纳税人的价值追求与税法的价值目标相一致，纳税人对税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有正确的认识。三是意识到偷逃税款等税收违章违法行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缴纳税款、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这些规定规范和明确了我国公民纳税的基本义务，同时也明确了纳税遵从的法律规定。提高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对依法治税，提高税收征管水平，降低税收成本，保障国家财政收入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在我国加强诚信社会建设的新形势下，提高纳税遵从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影响纳税遵从的因素分析

（一）税制缺陷因素

税制缺陷的客观存在会对征税人、纳税人的利益取向和行为选择产生复杂而广泛的影响，并最终生成种种税收不遵从现象。首先，征税人有可能利用手中职权与纳税人相互勾结偷逃国家税收，在征与不征、征多与征少之间以及税率高低之间，任意自由裁量。采用低税率，选择不征或少征。其次，纳税人也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避开税务征管，比如钻政策空子、攫取税收优惠，改变收入性质或调整入账时间，化整为零，“合法”地少纳税或不纳税。需要强调的是，若某一纳税人利用税制缺陷“合法”地少纳税或不纳税，很快就会有另外的纳税人争相效仿，使纳税遵从产生负面的“倍数效应”。

（二）政府用税机制因素

公民的纳税遵从度与政府用税机制关系极大。税收使用是国家财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税收使用的决策权和监督权实际上就是对国家财政支出的决策权和监督权。

国家的财政支出过程主要是对纳税人缴纳税收的使用过程。我国用税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主要表现在：1、财政应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环保、基础研究、灾害防范、国家安全等，投入明显不足，发展受到限制。当纳税人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要求得不到最低限度满足时，不可避免地产生纳税对立情绪和对税收取向的不信任感，客观上造成了税收不遵从。2、公共支出的效益不理想。有些学者曾以“1／3的支出效益大于零，1／3的支出效益等于零，1／3的支出效益小于零”来概括中国公共支出的效益格局。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分散购买中的浪费；低效率的管制性支出；制度外运作的公共资金数量巨大，财政收入大量依赖非税方式筹措。同时，财政支出的监督制度缺失。总之，纳税人对政府如何用税缺乏知情权、发言权、监督权。

（三）社会压力因素

社会压力，即因纳税不遵从而被不信任和遭他人鄙视给纳税人和征税人造成的影响，往往要大于对其进行的法律制裁。社会压力缺失对纳税人的影响是逃避社会义务和公民责任，更有甚者公然藐视税法，抗税不缴，干扰税收执法；对征税人的影响必然也是为国征税责任心不强，甚至有可能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由于长期封建观念及习俗的影响，就全社会而言，我国对纳税不遵从进行抵制和鄙视的社会风气还未形成，对纳税不遵从形成的社会压力还不够，依法治税的社会环境还没有真正建立。

三、衡量纳税遵从度的具体方法

在税收管理理论和实践中，如何衡量纳税遵从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税务机关为了高效地配置征管资源以达到最大的产出，要将纳税人合理地识别和区分为纳税遵从度较高、纳税遵从度较低、纳税不遵从等类别，并针对不同情况的纳税人采取不同的管理策略。

（一）以税务审计数据衡量

这种方法以税务机关常规的税务审计检查数据为基础衡量。税务机关有针对性地根据一些信息分析确定检查对象。该方法可消除潜在的负担、减少机会成本和对纳税人的干扰。但在通常的税务审计检查下，税务机关往往挑选那些认为可能不遵从税法的纳税人进行税务审计检查。所得到数据的代表性，与衡量纳税遵从度的目标不完全符合。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衡量我国企业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但仍不能完全代表纳税人纳税遵从水平。

（二）以财务数据衡量

这种方法是将某一个纳税人或一群纳税人的财务数据在各期比较，或与另一些纳税人的有关数据进行比较，以发现一些痕迹或趋势，以预测和判断纳税人是否遵从税法。其中的方法有：水平分析、垂直分析、利润率分析（包括毛利率、净利率）、资本结构比率分析（资本杠杆、净债务比重、净利息比重）等。一般来讲，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有差异是正常的，技术性的纳税遵从度可以通过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的差异来分析衡量；需要的数据包括：实际税率、应税所得的会计利润比率、应税所得与总收入的比率等。

（三）其他衡量方法

1、问卷调查。通过对纳税人进行问卷调查来研究和衡量纳税遵从度。经济学家运用这种方法，找出能够解释纳税人纳税行为的一些变量，包括：对遵从税法的理解、价值观和态度，预期的风险、不遵从税法的收益以及哪些事件和因素影响纳税人遵从意愿。问卷调查用来估算纳税人的不遵从程度时，其准确性受到质疑。

2、直接观察。这种方法广泛运用于偷税治理之中，研究者知道或大概知道纳税人的应税义务，他们将此与纳税人的实际申报进行比较。其局限性在于观察者观察的准确性。

3、模型分析。相对来讲，建立模型衡量纳税遵从度的好处在于，它成本比较小，只需要较少的统计数据。美国IRS研究开发了纳税遵从度研究信息系统（ComplianceResearchInformationSystem，CRIS）。这个系统运用回归模型，通过分析TCMP的有关数据，来研究评介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起初这种方法仅用来分析TCMP的数据，后来发展成以审计检查数据为基础的CRIS。

4、实验研究方法。即让研究人员做实验对很多影响纳税遵从度的因素进行衡量研究，以发现哪一种因素对纳税遵从度的影响更显著。实验的参与者在一定的偷税处罚率和税务检查的可能概率条件下，自己决定如何申报。但是，环境因素、参与者的代表性、参与者人数多少、结果和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参与者对待实验的态度等，使得如何设计实验成为难题。

四、提高纳税遵从的对策分析

影响纳税遵从的一系列因素如税制设计、税收宣传、公民意识形态、社会税收环境等，包含了良好税制构建的一些基本理念，即现实有限性与理想的延伸性；纳税人与税务人员的平等性；公民税收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所有这些理念都外化为税收征纳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税制设计也应充分参照并吸收这些理念，在强调公民纳税意识提升的同时，反思税务部门理应提供的服务；宣讲税收法律权威性的同时，关注纳税主体的经济意识；强化税法意识的同时，考虑公民的税收道德意识。

（一）增强用税机制透明化，促进纳税遵从

建立健全纳税人对国家财政支出的民主监督制度，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财政预算执行公开化、透明化和规范化的保障程序，明确规定民主监督的内容、范围、程序和方法，明确规定财政预算执行者的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以及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失职、渎职行为应给予的惩处措施等。公开税收征收的整个过程，公开税收支出的整个过程，让纳税人有充分的知情权、监督权、批评权和建议权。同时，还应建立制度化的财政支出决策听证制度、纳税人质询制度、向社会定期公布财政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及重大财政事项进展情况制度、财政支出审计情况公布制度等，把公共资金支出的信息及时予以公布，使信息公开化、本地化、社区化、在纳税人、立法者、管理者之间建立顺畅的信息交流渠道，以增强政府用税的透明度。

（二）构建有效的税务稽查机制和税务处罚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一个制度实施机制是否有效，主要看违约成本的高低。有效的实施机制使违约成本极高，从而使任何违约行为都得不偿失，即违约成本大于违约收益。从纳税人不遵从的情况看，有些人之所以选择不遵从，并不在于这些纳税人的基本动机与别人有什么不同，而是在于不遵从的收益与成本之间存在着诱人的差额。目前，我国一方面必须从法律上对有关罚则进行调整和修改，改变目前处罚标准偏低、数量界限模糊、弹性太大的状况；另一方面必须强化执法人员的执法力度，坚决克服“以补代罚”，“以罚代刑”等错误做法，加强对处罚中“人治”行为的约束。

从税收心理学的角度看，要降低纳税人的纳税遵从成本，不仅要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而且要有一个好的激励机制。一个好的激励机制可能比监督机制更有效且节省成本，更能够激发纳税人的主动性。要善于研究纳税人的纳税心理，有针对性地对各种遵从建立奖惩机制，对忠诚性遵从者进行奖励，对偷逃税者加大处罚力度。

（三）强化纳税人权利保障机制

惟有赋予纳税人与义务相对等的权利，降低纳税人的纳税遵从成本，纳税义务才能得到更好的履行。保障纳税人权利的基本途径包括：1、在宪法中明确纳税人的法律地位和基本权利，在健全税收法律体系的同时，明确纳税人享有参与国家税收事项的各项具体权利，可以效仿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将纳税遵从成本最小化写入法律。2、建立税收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治理权力腐败、权力滥用，约束过大的自由裁量权，维护纳税人权利。完善税收执法程序，明确税收执法权运行的具体程序；建立以岗位责任为基础、以评议考核为手段、以过错追究为保障的税收执法责任体系：建立专门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接受纳税人对税务执法活动的举报、上访和申诉等。3、完善权利救济系统，防止税收违法，保障纳税人实体权利的实现。首先，完善税收行政救济系统，健全行政复议制度和行政监察制度，保障纳税人对税务部门行政行为不服时，有权向上级税务机关或政府提起复议，或者对税务执法人员的个人违法行为，纳税人有权向行政监察部门进行检举和控告，追究违法违纪人员的责任。其次，完善税收司法救济系统，考虑设立专司涉税案件的税务法庭或税务法院，及时处理那些对税务行政处理和处罚行为不服的诉讼，提高审理效率，保护纳税人权益。

（四）建立完整的监督程序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征税人具有“双重人格”，一方面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是国家行政权力的象征；另一方面作为现实的消费者也会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征税的效用可以是商品收入、财富、社会地位、权利、荣誉等利己因素，亦可为慈善、友谊、和平、社会进步等利他因素。征税人在追求公共利益等利他因素时，难以排除利己因素的存在，尤其在缺乏有效制度约束下，将很难避免会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而损害税收，导致税收不遵从。对征税人违纪违规可考虑通过如下措施进行有效约束：一是全面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明确执法人员职责，规范执法程序；二是加强评议考核，建立科学、完善的评议考核体系，做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三是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对不履行职责或执法不当的行为人依法追究责任；四是加强督查，建立健全全面执法检查、专项执法检查、专案执法检查和日常执法检查相配合的一整套执法检查制度。

（五）简明税制设计，强化纳税服务

遵从范文篇3

一、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原因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中所讲的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这些规则是人们不断反复博弈的结果。

（一）正式制度对税收不遵从的影响分析

正式制度，如一国的税收制度就是一种约束人们按照税法要求合理、合法缴纳税款的规则，其应该具有约束和激励两大功能。而我国的税制由于存在种种缺陷无法很好的发挥这两大功能，从而成为影响税收不遵从的因素之一。

首先，我国税制的缺陷使约束功能无法很好地发挥。我国流转税制的缺陷具体表现为：增值税、营业税这两个同一类型的流转税并行，交叉征收，增值税税负偏高，营业税按税目分项设置实行行业差别比例税率，在企业经营多元化发展情况下，容易出现税收征管真空。税制缺陷的存在会对征税人、纳税人的利益取向和行为选择产生复杂而广泛的影响，并最终生成种种税收不遵从现象。对特定消费品和特殊消费行为征收的消费税也没有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有很多奢侈品和奢侈性消费并没有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之内。我国所得税制的缺陷具体表现为：应税所得计算复杂繁琐，稽核难度大，给税收不遵从以可趁之机。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也无法对高收入阶层进行很好的调节，虽然在个税改革中已经提高了免征额，但从整体上看个税仍然主要是对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征税，而对诸如影星、歌星、体育明星、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等真正的高收入阶层的调节力度不大。

其次，我国税制中对纳税人遵从税法的激励措施不完善。在税务机关对税源信息掌握不完全的情况下，尽管威慑机制对于促使税收遵从、遏制税收不遵从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达到让那些试图不遵从者不敢违法的理想程度，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只有实施奖惩结合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才能从根本上全面促进税收遵从。国外的专业人士还认为，对纳税人的“好行为”给予奖励(比如对于保持凭证记录和正确填写纳税申报表的纳税人按其所纳税款的一定比率予以返还)，能使他们形成一种对税务机构的正面态度，从而提高他们的遵从水平。还有一种观点是，通过实验模拟方法调查各种可能提高税收遵从水平的策略，也发现较高的查获率和处罚率确实能提高遵从水平，但光靠这些威慑措施效果并不大；而当对那些被发现是遵从(诚实)的纳税人给予奖励时，平均遵从水平显著提高。

再次，我国的用税机制缺乏效率、不健全、不完善。税收是公共产品的价格，纳税人作为公共物品生产的最终委托人和出资者，有权力享受到政府为全社会提供的优质公共产品和服务，对政府如何用税、税款用在何处有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而我国现行的财政支出制度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财政支出范围的“越位”和“缺位”。“越位”是指本可以由私人投资主导、市场能够有效运作的领域，政府却介入。而一些诸如教育、医疗、环保等基础性公共设施，国家却明显投资不足，这就是财政支出的“缺位”。二是公共支出的效率低下，效益不高。中国政府机构庞大，它每年都要消耗巨额财政资源，据估计约占GDP总量的1／4，但其支出效益却几乎是个“黑箱”。不仅如此，各地乱收费现象也较为严重，这不仅加大了纳税人的负担，这些预算外资金成了财政的“灰色地带”，成为政府官员滋生腐败的温床。三是缺少良好的监督机制。作为委托人的纳税人处于信息劣势，他们对自己税款的使用状况几乎可以说是无知，这种信息不对称极易助长机会主义倾向，蕴含着官员寻租的可能性。税款的随意支配，公款吃、喝、玩、乐，公费旅游等随意挥霍的现象已是众所周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案件时有发生，这极大打击了纳税人的纳税积极性。

（二）非正式制度对我国税收不遵从的影响分析

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是那些对人的行为的不成文的限制。在我国，公民的纳税意识一直比较淡薄。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这与历史上遗留的传统思想观念有关。从我国有最早的赋税形式开始，人们就认为税是国家对民众的一种无偿索取，使征税人与纳税人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对立关系。在封建强权压制下，国家对农民的赋役往往与横征暴敛联系在一起。税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家压迫人民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对税收产生了对抗意识。几千年来，我国人民不仅没有形成纳税观念和习惯，反而对纳税有天然逆反的心理。二是税制的缺陷而造成的不公平。一方面是税负不公，即不能保证相同纳税能力的人纳同样的税，不同纳税能力的人纳不同的税。纳税人常常通过与其他人的横向比较来判断自己的损益，当人们觉得自己的税负比同样境况的其他人高时，往往会选择纳税不遵从。另一方面，纳税人也会权衡自己缴纳的税款与从政府那里得到的享受公共品的权利。如果纳税人认为享受的权利抵不上支付的成本，也会有税收不遵从的动机。三是我国对公民纳税意识的培养不够。我国税收文化建设起步较晚，无论是理论界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是税务部门的具体实践都还处于探索阶段，并且人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和一些习惯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强求纳税意识实现飞跃式的提高。因此，在现阶段应继续大力加强税收文化建设，使之对遏制税收不遵从能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三）制度的实施机制对税收不遵从的影响分析

除了我国税制本身设计上的种种缺陷外，我国税制的实施机制也缺乏效率。在目前我国税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执法不严的现象时有发生。当前税收征管中还存在着“人情税”、“关系税”。这种工作作风影响了纳税人的心理平衡。一些偷逃税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向税务执法人员行贿，在利益的诱惑下，税务人员会不自觉的产生寻租行为，对纳税不遵从者网开一面。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实施机制是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有效，除了具有完善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以外，更主要的是这个国家的实施机制是否健全，离开了有效的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规则都形同虚设。“有法不依”比“无法可依”更可怕。因而，严格执法尤为重要，它不仅关系到我国的税法及其他法律能否严格执行，而且关系到我国法律的权威。

一个制度实施机制是否有效，主要看违约成本的高低。强有力的实施机制使违约成本极高从而使任何违约行为都得不偿失，即违约成本大于违约收益。一个有效的实施机制会增加纳税不遵从者的违约成本，当其违约成本大于收益时，纳税人就会选择纳税遵从。

二、对策与建议

（一）完善我国税收制度

亚当·斯密在其巨著《国富论》中，描述了一个良好税制的四个必要条件，即公平、确定、便利和经济。其中公平原则占首要地位。我国现行税制最大的缺陷是缺乏公平性，而公平性又是影响税收不遵从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我国税制建设的首要目标就是建立公平、合理、简便的税收制度，这样，税收遵从率才可能提高。

（二）增强公共财政的透明度，完善监督机制

从本质上看，公共财政活动是由社会公众决定的，它只是政府在代表社会公众的利益，在按照社会公众的意愿去开展收支活动。而现如今，我国的公共支出效率低下，缺乏监督。纳税人对税款怎样使用、用在何处，都处于不知情的状态，而且公共支出也没有完全体现纳税人的意愿。因此，若想提高税收遵从率，应该让纳税人有监督权、决策权和知情权，让纳税人真正体会到税收是公共产品的价格，纳税是有回报的，纳税与享受公共物品是一种平等的交换关系。只有让纳税人充分享受其权利，才能自觉履行其义务。我国今年推行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就是为了增强预算管理的透明度，让社会公众更好的监督政府的收支活动。如果能够很好的贯彻执行，则对税收遵从能够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三）建立税收激励机制

一个好的制度应该具有约束和激励两大功能，而我国的税制中很少涉及具体的激励措施。研究表明，好的激励措施比惩罚措施更有效，能更好的促进税收遵从。我国当前正在实施的纳税信誉评级制度对于加强税收信用体系建设，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和纳税遵从度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由于其在具体的操作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此外，笔者认为我国还可以建立纳税和社会福利相结合的制度，即多纳税者多享受社会福利，以此来提升纳税人的纳税积极性，促进税收遵从。但是，要注意的是在制度设计比较完善的情况下才可以实施，否则，有可能会有“搭便车”的现象产生，造成一种歧视，形成新的不公平。

（四）加大惩罚力度，严格执法行为

研究表明，惩罚力度大、查获率高的国家的纳税遵从水平比较高。主要原因是如果纳税人不依法纳税，一旦被查获，其不遵从成本会很高。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也表明：人们对损失比对收益更加敏感。因此，高的查获率能对税收不遵从起到很强的遏制作用。

（五）加强税收文化建设，培养公民的纳税意识

遵从范文篇4

关键词：税收遵从成本影响因素

早在1934年，美国学者海格对美国联邦和州税收的税收遵从成本进行了研究，但是没有明确地对税收遵从成本进行定义。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外才开始重视税收遵从成本的问题研究。其中，尤以英国、美国为代表，在此领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与国外相比，我国对税收遵从成本的研究则显得比较落后，我国是在近二三十年才开始关注和研究税收遵从成本的。在我国，税收成本通常被分为三类，即经济成本、征收成本（也称管理成本）以及税收遵从成本。长期以来，有关前两类成本的研究细致入微，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是有关税收遵从成本的研究却相对较少，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上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显得比较滞后。但是国内外已有研究对于加深税收遵从成本相关方面的理解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

一、税收遵从成本的组成及影响因素

（一）税收遵从成本的组成因素

雷根强等（2002）指出，税收遵从成本是指纳税人（自然人和法人）为遵从既定税法和税务机关要求，在办理纳税事宜时发生的除税款和税收的经济扭曲成本（如工作与闲暇选择的扭曲、消费或生产选择的扭曲）以外的费用支出。税收遵从成本的测算和计量相对比较困难，这是因为税收遵从成本的构成比较复杂。从目前已有研究来看，税收遵从成本主要由以下几类成本组成：货币成本、时间成本、非劳务成本、心理成本以及税收筹划成本、贿赂成本、诉讼成本等（雷根强，2002；薛菁，2010；王琨，2006）。但是主流研究认为税收遵从成本主要由货币成本、时间成本、心理成本以及非劳务成本组成。

一是货币成本。货币成本是指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向税务顾问进行咨询所支付的咨询费用或者交由税务等中介机构办理纳税事宜所支付的中介费用及拜访税务机关所花费的交通费用等。这是由纳税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发达国家由于税制复杂，纳税人如果不聘请专业的律师或者会计师，他们自己很难正确填写纳税申报表。因此必然产生货币成本，这部分成本一般可以通过调查计算测量。

通常货币成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企业所安排的办税人员经费。这部分开支是纳税人办理涉税事宜必不可少的开支，这部分费用一般反映在企业的管理费用当中，不能够剥离开来。在一般的大型企业中都有专门的办税人员，在中小型企业中则多由企业的财务人员兼任。

办税设备经费。办税设备如同办税人员经费一样也是必不可少的。如地税部门的税控收款机，国税部门的防伪税控机及IC卡、发票认证软件、扫描仪，办税用计算机等。这项费用属一次性投入，其费用可以在一定年度内分摊。当然存在更新换代的情况，这又需要企业投入一笔经费。

税务费用。纳税人雇请税务机构或人员代为办理涉税事宜的费用。税务费用的发生是与纳税人委托行为的发生相联系的。服务业的发展以及社会的需要也催生了纳税服务的产生，不仅方便了纳税人员，也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其它还有一些费用视情况而定，如有些纳税人在与征税机关发生纠纷时，需要聘请律师，就会发生行政诉讼以及费用；纳税人未按照税法规定限期缴纳税款需要缴纳的罚款以及税收滞纳金。

二是时间成本。时间成本是指纳税人搜集、保存必要的资料和收据，填写纳税申报表所耗费的时间价值。时间成本又分为个人纳税人的时间成本以及公司纳税人的时间成本。个人纳税人的时间成本，表现为个人纳税人和无偿援助者在办理纳税事宜中所花费的时间数量和单位时间价值的乘积。公司纳税人的时间成本，表现为公司雇员办理纳税事宜耗费的时间数量和单位时间价值的乘积。

三是心理成本。心理成本是指纳税人认为自己纳税并没有得到相应报酬而产生不满情绪或者担心误解税收规定可能会遭受处罚而产生的焦虑情绪。心理成本的测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心理成本却又是比较重要的。

税收征管由以前的源泉扣缴向纳税申报有了一个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心理成本表现得比较明显。因此它与税制的公平性、税负的适度性和税收政策的普及性有很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税制的公平与纳税人的心理平衡是正相关的关系，即税制越公平，纳税人的心理便越容易平衡；纳税人在承受税收负担的能力之内，其心理压力便越低；而税收政策普及得程度越高，纳税人对税收的恐惧感便越少。

四是非劳务成本。非劳务成本主要是指纳税活动发生的如计算机、复印机、电话、传真、信笺、邮票等通讯设备和办公用品的成本以及专门拜访税务机关所花费的交通费用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非劳务成本是目前税收遵从成本研究中的难点，也是经常被忽视的部分。

（二）税收遵从成本的影响因素

税收遵从成本是在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过程中由纳税人承担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约束，特别是遵从成本中包含了“心理成本”这种难以计量和测算的成本以及“非劳务成本”这种难以定义的成本。与遵从成本相互联系的因素比较多，一方面遵从成本会随着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遵从成本也会影响如政府税收收入等因素。考虑我国纳税实际情况，目前对税收遵从成本影响的因素主要有：税收体系的成熟程度、税收环境安全程度、税收立法稳定程度、税制简化程度、征管部门专业化程度、个人纳税意识程度、中介组织完善程度，当然还包括诸如税率的高低、税种的不同以及税收腐败程度等。其中有些因素与税收遵从成本负相关，有些则刚好相反。近年来，我国纳税服务体系逐步完善，让广大纳税人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好处。从税收遵从成本的角度看，企业认为税收信息服务可以为其节约搜集查找资料所需的时间成本和非劳务成本；征管部门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为广大纳税人节省了不少时间成本；针对不同税种的不同税率让企业最优化生产，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

薛菁（2010）从实证研究的角度，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获取基础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中国企业税收遵从成本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薛菁采用的指标包括税法的稳定性，税法的明确性，税制的复杂性，税率的高低，主体税种的不同，税收政策的公平性，税务机构的设置（国税、地税合一还是分设），税收征管效率，税务人员的职业素质，税务机关纳税服务措施的完善，对偷、逃税的稽查、惩罚力度，税收腐败程度，税务机构完善程度（独立性、专业性、守法性），企业办税员或财会人员对税法和纳税事务的熟悉情况，企业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履行纳税义务情况等，同时笔者将所有指标分成税收征管情况、税制特征、企业的纳税素质、税收环境、税法特征和税收要素的规定等六个因子，运用所搜集的数据逐步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当然，笔者只选取了125家的基本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具有代表性的，没有说服力，但是就选取的样本情况，笔者得出一些结论，认为税务机关的征管效率、税率的高低、税收制度的复杂程度以及税制是否公平等依然是影响税收遵从成本的主要因素。这一结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结合我国近年来的税收改革，目前影响我国税收遵从成本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税收管理体制和税收税务机构设置的变化。1994年，我国税收管理体制有了较大变化，主要是组建了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两套税务机构。虽然这样的改革对于确保中央与地方的收入以及调动积极性有重大意义，但是对于广大纳税人来说，则是严重的负担。纳税人需要在两级机构登记注册纳税，这样加大了纳税人的时间、人力和物力成本，这与前面所讲的应该着手努力降低成本是相违背的。

科技发展带来的税收征收手段的现代化。不可否认，科技发展带来的税收征管手段的现代化在长远意义上来说是具有极大意义的，但是从短期来看，由于公众并未熟悉现代化的征管手段，不仅需要时间成本，同时还需要适应成本；由于缺乏统筹规划，各自为政，各地自主设计一些软件，当旧软件不适用时，开发新软件又带来巨大的成本，这都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法制不健全。我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统一、完整的税收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是我国现行的两部法律，其它税法条律由于缺乏规范性以及存在随意修改的现象，造成了法律效力的缺失。然而这导致了广泛存在的自由裁量权，相应产生了执法的随意性。执法随意性导致公众对于税收征管的抵触情绪，这无疑是加大心理成本的主要因素。

税收服务发展滞后。税收服务应该包括社会中介机构的服务和税收机关的专业服务。而目前我国税收服务，尤其是税收专业服务例如税收信息服务、税收环境服务、纳税技能服务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到位的现象，在服务中质量不高、不规范、不专业。另外，有些税收部门为了提高业绩，违反法律法规提供一些有偿服务，这都严重损害了纳税人的利益。当然，由于我国税务出现时间不长，行为还存在较多不规范的现象。种种问题都加重了我国的税收遵从成本。

二、我国税收遵从成本存在的问题

一是我国税收遵从成本的时间成本较高。首先，纳税人申报纳税，申报表多，填报纳税表时间长；其次，我国科技发展水平还不够先进，不能像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采用电子化申报，还需要纳税人到纳税申报机关或银行缴纳税款；最后，我国纳税人纳税意识不够强烈，又不主动去熟悉了解相关政策。这些都导致时间成本提高。

二是货币成本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带动我国税法法律法规的完善，加之竞争驱使的企业规模化发展，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向税务顾问进行咨询或交由税务等中介机构办理纳税事宜的现象将不断增多，这必将导致货币成本不断提高。

三是税收遵从成本的心理成本呈不断增长的趋势。伴随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我国税收法律法规体系将变得更加复杂，纳税人了解税法将越来越困难，同时激烈的社会竞争导致现代人产生的各种焦虑以及不满情绪愈发严重，心理成本必然增加。

三、降低税收遵从成本的建议

深化税收体制改革，构建简单高效的税收体制，减少纳税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我国税制建设的发展方向是要构造宽税基、少税种、低税率、少减免的税制结构。简明的税制可以清晰界定税收义务，减少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减少纳税人在征税过程中的时间成本、劳务成本以及各种费用，进而降低税收遵从成本。

提高纳税服务水平。税务机关应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不定期提供纳税咨询服务；规范纳税程序，加强税务服务人员再教育，提高服务质量；积极探索研究更加简单明了的税收表格以及高效快捷的电子化纳税申报系统，方便广大纳税人。

加强立法。正如前面提到的，我国有关税收的法律不多，一方面应该加强立法，另一方面应该改善现有法律法规。这一点可以效仿欧美以及澳大利亚等，将税收遵从成本最小化写入法律。

加强普法意识教育和宣传。首先，政府应该改进税法的宣传。相关研究表明，对税法知识的了解和税收遵从程度高度相关。政府不仅要在一年一度的“税收宣传月”中做好本职工作，还应该将税法宣传和教育工作常规化。政府的各项工作应该落到实处，将宣传工作做到全年税收工作的始终。知法方能守法，只有了解税法，才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行事，最大限度地降低纳税人学习、了解税法的成本。其次，宣传工作应结合纳税人自身知识和能力，应尽量简化相关程序，免费提供通俗易懂的税收手册。这不仅提高了效率，也有利于纳税人合理安排时间，给纳税人带来了诸多方便。

参考文献：

1.雷根强，沈峰.简论税收遵从成本[J].税务研究，2002（7）

遵从范文篇5

关键词：IT治理；审计；法规遵从

一、法规遵从性的含义与影响

1．何为遵从性

遵从（Compliance）在词典里的含义是遵照正式或官方的规定。目前IT领域被广泛研究和谈论的法规遵从性（ActCompliance）则将这种遵照的标准锁定到了相关的正式法律和法规上。〔1〕这种遵照行为具有多重含义：

正式或官方规定的强制性；遵守正式规定所能带给遵从者的利益和机会；选择违反、忽视或放弃相关规定可能导致的政策、法律及连带经济风险；遵从者的出发点、意图与策略；遵从者的行动过程及获得的结果比对正式规定的符合度；符合性报告对遵从者未来行为与过程的改进作用；遵从者为此的投入与付出。

IT法规遵从性从系统工程的角度，迫使企业重新检查他们的IT系统，并要求企业认真做好信息生命周期管理的每一个步骤。〔2〕相关法规和方案直接规定或间接关联了若干与遵从性相关的关键能力项。保护系统和网络需要有效的IT策略。在很多情况下，拥有周密的安全策略不仅仅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有时也是法律要求。相关管理规章和法规（如《Sarbanes－Oxley法案》和《医疗保险信息交换与保密法案》）都为数据保护、保留和隐私制定了严格的标准。

保持遵从的关键在于能够统一监控并实施可使企业时刻受到保护的策略。

2．相关的法规、方案与要求

目前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经常会涉及的国外法规包括《萨班斯－奥克斯莱法案（Sarbanes－Oxley）》、《健康保险可携性和可纠责性法案（HIPAA）》、《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GLBA）》、《加利福尼亚州参议院第1386号议案》、《欧洲共同体数据保密指令》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制药规定21CFR第11篇等。近两年我国颁布实施的《电子签名法》、《中国信息安全产业反不正当竞争公约》以及有关信息安全方面的一系列标准，都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内容。

〔3〕

就目前来说，中国企业法规遵从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信息安全与信息披露等方面，尤其是国外相关管理部门制定的一系列信息安全规定。对于企业的CEO、CFO、CIO以及众多高层管理人员来说，法规遵从已经是他们不可回避的问题。要满足这些法规遵从方面的要求，企业一方面在业务流程上要依据法规要求，做出相应的调整，另一方面由于现代企业中IT与业务的息息相关，因此，企业的IT系统也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相对应的改变。

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Securities＆ExchangeCommission）中对交易记录保存所作规定为例。其中规定，如果会员单位、经纪人或经销商使用电子存储介质，则对电子记录有以下要求：只能以不可改写、不可擦除的格式保存记录；自动验证存储介质记录过程的质量和准确性；将原存储介质和其副本单元（如果合适）以及此电子存储介质上存储的信息的保留期的日期和时间序列化；有能力应交易委员会或自律机构的要求随时下载电子存储介质上保存的索引和记录；对电子记录所做出的以不可改写、不可擦除的格式保存的要求是要确保信息的完整性。

验证信息质量和准确性实际上也是对信息完整性的要求，在SEC所规定的“能够及时下载保存在电子存储介质上的索引和记录”，是对电子记录的可存取性的具体规定。当然，保密性对所有经济运营来说也是一个重要考虑事项。

从上述举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对电子记录有三个共同的基本要求：第一个要求是确保信息的完整性，第二个要求是维护信息的保密性，第三个要求是确保信息能够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格式访问。〔4〕

二、IT审计

审计是一个范围、层次和含义很广的概念，如审计软件或系统的定义为：对计算机上的通信和操作的内容进行采集、分析、追踪、审查，提出警告信息，并给予日志性记载。而另一方面在更大的角度上，审计的概念可以概括为对管理和控制过程与行动的记录和监控，以判断原始意图是否正确贯彻。

随着企业实施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从信息系统安全性方面我们看到硬件故障、程序故障、操作系统错误、计算机犯罪，设备灾害以及保密数据泄漏等现象发生的可能性愈来愈高。此外，从投资的角度上，随着信息化投资成本的不断增加，投资效果反而不明显。信息系统审计（IT审计）正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高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开发运营效率，使企业信息化得到健康、全面的发展而引入的预防机制。

因此，不难看出IT审计是实现法规遵从性的必然和必要工具和手段，同时遵从性法规的内容在技术层面也是对企业IT系统及管理的要求和指南。信息系统审计的对象包括：由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结合而成的信息系统以及与信息系统的输入、输出相关的活动。广义的讲，即信息系统以及信息系统生命周期的所有活动；因此，信息系统审计并不局限于业务运营时期，与信息系统相关的开发活动，包括企业信息化战略企划、信息系统计划、开发、实施和维护等相关的开发方面的活动也是信息系统审计的内容之一。

实施信息系统审计，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提高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对自然灾害及不可抗拒灾害的应对措施进行审核和评价，一旦发生时能使损失和影响降至最低；从安全方面对信息系统进行审核和评价，防止数据的外泄、破坏或修改、非法入侵等情况发生，保证企业机密不外泄。

实施信息系统审计，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提高信息系统的效率：从信息系统的资源是否最大限度地被利用为落脚点进行核查、评价，实现信息系统在业务和负载方面的均衡；对信息系统的计划、开发、实施和运营各阶段的（费用／效果）指标进行定性或定量的核查、评价，确保信息系统利益最大化。

三、法规遵从对企业IT建设的导向性作用

1．集中的安全风险管理

以技术为中心的专门方法来解决安全和法规遵从问题，是一种直接和自然的应对措施。然而，试图靠单个产品的力量来解决新威胁和遵从新法规正变得越来越困难，成本也日益高昂。将广泛分散的单点解决方案的信息集成起来并采取行动，也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另外，随着解决方案的复杂性和数量的增加，人们出错或疏忽的几率也会上升。

集中的安全风险管理方法将包括了威胁防护功能（防病毒、入侵防护以及防间谍软件）、策略增强、漏洞修复、接入控制、审计和数据损失防护等安全功能和机制的服务进行集成，通过统一和集中的管理机制来自动化地增强企业的整体防护并将遵从性的IT安全策略从纸面策略变为行动，通过利用合并的管理点提高公司运营效率。

集中安全风险管理解决能够帮助企业优化其安全风险和法规遵从管理流程的同时，也很大程度地提高了其业务可用性和数据保护级别。统一的知识库可以包含风险以及前瞻性地配置和管理该环境所需的全部信息。威胁防护和法规遵从管理系统成为联系业务流程和现实世界的纽带，它能确保人们及其所用的技术与安全策略和谐相处，有效地抵御各种威胁。

2．人员、流程、技术

从信息技术的角度去审视法规遵从性，除了以上三个基本要求外，还涉及到人员、流程和技术三个重要环节。这些环节一定要与企业或组织的业务目标和管理政策相结合，具体结合的情况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1）信息和记录管理政策和程序。企业和组织应当对其信息和记录管理政策和做法加以定期审查，使所记录的信息和数据能够反映该企业和组织当前的运营结构、法律和法规环境、诉讼历史以及业务目标。

（2）领导支持和组织架构。企业和组织高层主管应当认识到信息和记录管理的重要性，而且他们在开发、管理和推动各项计划中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此外，高层管理人员必须经常向所有员工和雇员明确信息和记录管理的策略和内部的规定，并且还配备必要的管理和监督人员。

（3）技术环境。从大量案例看，许多信息和记录管理的失败源于企业在业务记录创建、保存和管理所用信息技术方面的不当投资和管理。电子邮件和其他形式的电子信息等的存储和处理应引起企业和组织的认真对待，以便确保这些以电子形式存在的记录能够像纸质信息那样得到同等的照顾和关注。

3．信息生命周期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在技术的采用、过程的执行和人员的协调中，业务记录是其核心和焦点。业务记录是有生命的，每一条信息和每一份业务文档都有一个生命周期，从创建或捕获起，历经多次修改、转发和批准，接触许多不同的应用程序，直至最后被处置掉。

经历了一个生命周期的过程，我们可以将业务记录的管理纳入到整个业务记录生命周期管理中来考虑，这就是信息生命周期管理的观点。

因而协调人员、过程和技术来实现法规遵从性，第一步是理解业务记录的生命周期，并对所有业务记录按照其重要性和价值进行很好的分类。然后，按照业务流程中所制定的各项策略选择业务记录的存储环境，确保在做到法规遵从性的同时，降低业务记录的存储和管理的费用和成本。

这就是以信息生命周期管理的策略来强化法规遵从性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当前信息系统主管为满足法规遵从性的需要所寻求的新的信息管理的策略。

总之，面对经济和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要做好法规遵从性，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同时又是一个极好的机遇，它促使我们的企业和组织去认真思考和审视当前信息管理的策略及各项工作，把我们的信息技术用得更好、更加安全和有效，帮助我们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环境中取胜。

参考文献：

［1］方红星，王宏．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ISBN：7810847252．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9．

［2］史蒂文•J•鲁特（StevenJ．Root）．超越COSO——强化公司治理的内部控制．ISBN：7508602013．中信出版社，2004，8．

遵从范文篇6

教学提纲如下：

一、社会经济运行基本规律：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必然联系 1．原理：生产力决定反作用生产关系。

2．要求：（1）对旧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对新生产关系的局部变革，都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2）衡量生产关系任何环节变革的成效，都要以生产力为标准。

3．差距：（和规律的要求之差距）生产关系某些环节，超前于现实生产力。

4．社会的循规运作：（即如何改革，后简称“运作”）从生产力关系三层面入手，变革所有制体制、经营管理体制、分配体制。

5．意义：（1）适应了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和状况（总体水平较低且不平衡），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2）巩固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二、生产关系内部三层面、三套体制之间的必然联系 1．原理：占有体制决定反作用经营管理体制决定反作用产品分配体制

2．要求：三套体制的建构要配套，需层层适应。（才能从总体上、从根本上适应生产力的要求。）

3．（略）

4．运作：（1）建立并不断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体制）。（2）建立并不断完善以承包责任制为主体、多种形式并存的经营管理体制。（3）建立并不断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体制。

5．意义：（1）巩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储主体地位。（2）保证了三套体制各自社会作用的充分发挥，推进了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生产力的充分发展。

三、社会成员、经济单位之间物质利益的必然联系 1．原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经济单位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平等且相对独立的物质利益。

2．要求：（1）社会须认真协调其间关系。（2）社会要确保各自正当利益的公平获得。

3．差距：由于曲解了“平等”、“公平”的社会主义性质，致使全社会平均主义、“大锅饭”盛行。

4．运作：（1）发展并规范社会主义商品（交换）经济。（2）把不同所有制下的经济单位全部推向市常（3）强调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鼓励公民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而致富；鼓励企业通过正当合法途径获取更多利润。（4）建构遵从价值规律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国家宏观调控机制，制约、引导社会成员，通过等价交换实现各自利益。（5）确立科学的分配体制，制定并贯彻科学的分配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积累、消费基金统筹兼顾原则；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原则；“按劳分配”原则……），引导全社会公平分配，以保障公民、经济单位各自利益的获得。

5．意义：

（1）调动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积极性，调动了各层面劳动群众的积极性。

（2）体现了社会主义公平，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3）促进了全社会生产效率、经济效益的提高。

四、劳动者素质（特别是科技素质）和社会生产、经济增长之间的必然联系 1．原理：劳动者素质是社会生产、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基础因素；社会生产水平及其决定的社会消费水平，又决定劳动者素质。

2．要求：（1）建构完备的社会综合、系统工程，培育、提高劳动者素质。（2）把经济增长方式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上。

3．差距：素质培育步伐较慢；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

4．运作：（1）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向集约型转移），从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结构合理的）消费水平。（2）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3）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培养公民的民主观念、法制观念、权利义务相统一的观念，等等。

5．意义：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推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发展，又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创造了条件。

五、劳动者积极性和社会生产、经济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 1．原理：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力是企业活力的源泉，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社会经济水平、公平程度及其决定的公民消费状况，又是劳动者积极性的重要影响因素。

2．要求：建构完备的社会综合、系统工程和层层机制（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培育激发劳动者积极性。

3．差距：生产关系建构的失误，生产力要素配置的失误所导出的“铁饭碗”、“铁椅子”、“大锅饭”、“大拥班”、“人浮于事”……“一手软”之误；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这些因素，对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都起到不同程度的负面作用。

4．运作：（1）大力发展社会生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2）建立并不断完善科学的交换分配体制，贯彻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3）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帮助公民树立社会主义义利观。（4）探索并采纳现代科学的经营管理形式。

5．意义：调动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又进一步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六、国民经济整体和局部、局部和局部之间的必然联系（结构的有机性） 1．原理：社会生产进入社会化阶段，社会各产业、各部门……之间，进一步构成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有机整体。

2．要求：社会经济部门健全；社会经济结构合理。

3．差距：一、二、三产业及其内部各层面关系还不协调，第三产业滞后尤为突出。

4．运作：（1）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2）贯彻优化产业结构方针：在宏观方面，要大力加强第一产业，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在微观方面，要落实联合、兼并、破产之策，强化优胜劣汰机制，促进现有企业优化重组；严把投资关，避免三重复，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使增量资产结构合理。

5．意义：经济结构的科学化调整，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重要举措，有利于社会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七、生产力内部：人物要素之间、物物要素之间（经济资源之间）的必然联系 1．原理：社会生产进入高度分工化、专业化、社会化阶段，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程度步步加深。

2．要求：经济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按比例合理配置。

3．差距：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社会劳动多有浪费，供给需求难以平衡。

4．运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起基础作用。

5．意义：使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八、社会产品（商品）交换现象中的必然联系 1．原理：（1）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之间存在着平等、独立的经济利益关系。（2）（商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决定→价格，价值规律指挥下的市场（价格）竞争，牵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2．要求：社会全部经济活动（包括国家宏观调控）都要遵循价值规律。

3．差距：（1）改革前的国家定价，改革初的价格双轨，都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价值规律的要求。（2）劳动者在各自创造的价值面前的平等，没能充分实现。

4．运作：（1）培育统一开放的、完备的市场体系，使商品化的各类经济资源能在市场自由流通。（2）建构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形成机制，以价值规律为准则的市场竞争机制。

5．意义：（1）（课文）价值规律的作用（略）。（2）促进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结构的合理构建。（3）保证一、二、三产业各部门劳动者平等、独立的物质利益的获得，调动了积极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九、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之间的必然联系 1．原理：生产决定反作用消费生产面向适应消费

2．要求：正确处理二者关系：发展生产，保障消费（供给）；科学地、适度地消费，牵动、引导生产。

3．差距：（1）由于生产安排（经济结构）不合理，某些产品供给大于需求，大量积压；某些国计民生必须品，还不能满足需求。（2）不顾国情的超前消费和奢靡消费现象滋生。

4．运作：（1）优化产品结构，建构科学机制，解决重复、盲目生产问题。认真积极地组织以满足（正常）消费为目的的社会生产。（2）着意培养公民正确的消费观念，引导适度消费。（3）建构科学机制，制约不适度消费，引导正常消费。

5．意义：（1）有利于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解决。（2）保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使人民生活逐步提高。（3）促进社会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推动社会进步。

十、现代生产力要素的国际间的必然联系 1．原理：现代社会分工、现代商品经济、现代科学技术、人类共同利益、资源分布特点……使世界各国经济、区域经济构成了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有机整体。

2．要求：生产要素（人才资源、物产资源、技术、资金、产品等）在全球范围内形成通畅交流和有机配置。

3．差距：由于曲解“自力更生”方针（也有其他原因），使新中国30年间经济建设一直在半封闭状态中进行。

遵从范文篇7

纳税遵从，是指纳税人遵照税法及税收政策，向国家正确计算缴纳应缴纳的各项税收，并服从税务部门及税务执法人员符合法律规范的管理行为。纳税遵从反映了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是税收征管的最终目标。

税收管理与纳税遵从是税收征管最本质、最核心的两大因素，在税收征管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征纳双方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差异性，再加上双方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长期客观存在，纳税遵从与税收管理两者博弈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经济决定税源，但税源不等于税收，在税源一定、税法不变的前提下，税源转化为税收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征管能力和水平的高低，而税收征管水平和纳税主体遵从程度是紧密联系的。

二、纳税遵从与税收管理博弈分析

在传统的纳税遵从经济学分析中，逃税问题通常被视为一种资产组合选择：申报的收入被看作是一种零回报的安全性资产，而隐瞒的收入则被看作是一种有回报的风险性资产。假定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目标都是追求预期收益的最大化，纳税人所选择的遵从形式是向税务机关如实申报应税收入，所选择的不遵从形式是故意低报应税收入。故意低报收入被查获后不仅要补税，而且要受到处罚。为了便于分析，还假定税收管理便捷、高效，因而纳税人的遵从成本很小，可以忽略不计；税务机关的检查能力足够强，并且高度廉洁，依法治税，因而违法的纳税人不可能通过贿赂等手段使税务执法人员徇私舞弊。根据博弈论原理，可构建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博弈模型，列出对应于不同策略组合的效用矩阵。

1、博弈模型基本假设。设纳税人的实际应税收入为I，向税务机关申报的应税收入为D（D小于或等于I），适用比例税率t（t1），纳税人的逃税概率为r，税务机关的查获概率或者逃税被查获的概率为P（0t），税务机关的检查成本为C，纳税人的预期收益以其税后净收入（或者税后可支配收入）来表示。首先来看纳税人的预期净收益。在欺骗税务机关的情况下，如果未受到查处，其预期收益为I-tD；如果受到查处，其预期收益为（1-t）I-ft（I-D），而纳税人在诚实申报的情况下，不管是否受到检查，其预期收益均为（1-t）I（不考虑纳税人受到检查时的遵从成本）；再看税务机关的预期收益，在纳税人逃税的情况下，检查与不检查的预期收益分别为tI+ft（I-D）-C和tD；在纳税人不逃税的情况下，检查与不检查的预期收益分别为tI-C和tI。

2、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根据双方博弈的假设条件，得到征纳博弈的收益矩阵，如表1所示。在征纳博弈中，参与者所选择的战略既可能是纯战略，也可能是混合战略。在纯战略选择的情况下，由于检查概率和逃税概率要么为0，要么为1，因而征纳双方的博弈不存在均衡解。现在分析博弈双方选择混合战略情况下的均衡问题，即参与人以某种概率分布随机选择不同行动达到的均衡状态。对纳税人和税务机关而言，选择混合战略就是分别选择一定概率的遵从或者不遵从和一定概率的检查或者不检查，也就是说检查概率P和逃税概率r都不等于0。当纳税人在欺骗与不欺骗情况下所获得的预期收益相等，并且税务机关在检查与不检查情况下所获得的预期收益也相等时，两者间的博弈就达到了一种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可以求出两者间的均衡解。

（1）检查概率的均衡解。给定检查概率p，纳税人选择逃税和不逃税时预期收益分别为：

选择逃税时的预期收益：G1=［（1-t）I-ft（I-D）］p+（I-tD）（1-p）

选择诚实纳税时的预期收益：G2=（1-t）Ip+（1-t）（1-p）

令G1=G2，解得p=1/（f+l）

（2）逃税概率的均衡解。给定纳税人的逃税概率r，税务机关选择检查与不检查的预期收益分别为：

选择检查时的预期收益：R1=［tI+ft（I-D）-C］r+（tI-C）（1-r）

选择不检查时的预期收益：R2=trD+tI（1-r）

令R1=R2，解得r=C/t（f+l）（I-D）

根据求解结果可知，当税务机关以p=1/（f+l）的概率进行检查，纳税人以r=C/t（f+l）（I-D）的概率逃税时，征纳双方的博弈达到均衡状态。这一均衡解意味着，逃税程度随着税务检查的边际成本的提高而提高，随着处罚率的提高而降低。

3、博弈均衡的启示。首先，税收管理广度与纳税遵从度具有相关性，税务机关检查的概率越大，纳税人偷逃税的机会成本就越大，相对来说纳税遵从度越高；其次，税收管理深度与纳税遵从度有很大的相关性，查获率与偷税概率成反比；再次，处罚力度越大，违法风险越大，违法成本越高，纳税遵从度越高。在适度管理中，管理与遵从呈正比关系，在过度管理或管理不到位情况下，管理与遵从则呈反比关系。要在征纳博弈中取得最佳效果，必须正确把握管理与遵从的阀值，也就是博弈均衡点，使之从强制型遵从向自觉型遵从转变。

三、纳税遵从影响因素具体分析

征纳博弈的结果就是能够达成征纳双方都接受的一种均衡，但在现实中，纳税人对税务部门的行为、信息了解得比较清楚，而税务部门对纳税人的信息了解得相对不够，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使得纳税人有机可乘。有研究数据显示，在我国现有纳税人中，40%的纳税人自觉遵从税法，30%的纳税人通过辅导遵从税法，还有30%的纳税人遵从度不高。应当说，这一遵从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小，造成这一状况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管理因素。在管理措施上，主要表现在征管力量分布不均，税源管理比较薄弱，征管力度不够，导致偷逃税成为部分纳税人经常使用的小伎俩，初犯转变成惯犯，形成心理适应。同时，影响原本具有良好税收遵从意识的纳税人，造成其心理失衡，从纳税遵从转变不遵从，形成恶性循环；在管理手段上，稽查查获率与涉案定罪率偏低，处罚率低。在现实征管中绝大部分都取最低限处罚，没有根据偷税性质、情节、数额大小等标准进行处罚，这对少数存在侥幸心理不依法纳税的企业，根本起不到震慑作用。

2、纳税遵从成本因素。纳税人遵从成本高而不遵从成本低是重要原因。征管业务流程较为繁琐，纳税人面对两税务征管机构，使遵从成本偏高。而纳税人不遵从成本较低，对不遵从税法所受到的处罚偏轻和罚款数量规定上的弹性安排，加之税管人员的主观随意性，使纳税人的不遵从成本微乎其微，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纳税不遵从的主观故意。

3、法制因素。税收法律环境是规范征纳关系的刚性环境，能促使税务机关依法治税，纳税人依法纳税，而我国还没形成良好的法律环境，表现为：税收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和完备，这给了纳税人钻法律空子的机会，引发了懒惰性不遵从行为；税收执法程序不规范，税收执法手段软化，纳税人逃税成本小于遵从成本；税收司法保障体系不健全，纳税人偷漏税的侥幸心理增强。

四、基于税收管理影响提升纳税遵从的建议

尽管纳税遵从受到法律制度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但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博弈分析告诉我们，优化税收管理能够有效提升纳税人的遵从度。理解税法是遵从的基础，降低办税难度是遵从的保障，而严厉打击不遵从则是对遵从的最好鼓励。

1、树立“人性化”征管理念，提供“专业化”税务咨询。提高纳税遵从首先要从税务人员理念的转变上着手，要建立有效的纳税人诉求和反馈机制，充分倾听并汲取纳税人的意见，以“更容易、更节省、更人性化”为核心制定遵从规划。要从方便纳税人办税而不是从方便内部管理出发来设计征管流程和相关信息系统。要本着公开、负责的态度与纳税人交流潜在的不遵从风险并指导其主动纠正，而不是利用信息不对称保持手中权力的神秘感。其次，税务部门应根据纳税人个体情况，从复杂的税法体系中梳理出适合的部分，提供“个性化、专业化、人性化”的辅导，并加强后续的跟踪管理。

遵从范文篇8

论文关键词：纳税遵从观税收管理建

一、纳税遵从观的含义及特点

纳税遵从，来源于TaxCompliance的翻译，是指纳税义务人遵照税收法令及税收政策，向国家正确计算缴纳应缴纳的各项税收，并服从税务部门及税务执法人员符合法律规范的管理的行为。它是纳税人基于对国家税法价值的认同或自身利益的权衡而表现出的主动服从税法的程度。关于纳税遵从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始于美国，我国在《2002年一2006年中国税收征饭管理战略规划纲要》中首次正式提出了“纳税遵从”的概念，提出了“如何建立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诚信关系”这一重要命题，研究如何才能在税务机关“依法征税”的同时，纳税人也能“诚信纳税”，建立起符合“和谐社会”要义的税收征纳关系和社会主义税收新秩序。

实现较高的纳税遵从必须基于三个条件:一是纳税人对国家税法有一个全面准确的了解，对自己的生产经营所得以及应承担的纳税义务做到心中有数;二是纳税人对税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有正确的认识，纳税人的价值追求与税法的价值目标相一致;三是能够意识到采取违法、非法等手段偷逃税款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纳税风险。纳税遵从观下企业税收管理目标是防范企业税务风险，具体由发票管理、涉税会计处理、报表纳税评估、纳税申报等环节组成。

二、树立纳税遵从观，防范企业涉税风险

(一)建立稳定获得税收政策信息的渠道，动态掌握税收政策及变化。纳税人只有在熟练掌握税收政策的前提下，才能强化纳税意识，实现纳税遵从。税收政策是基础，及时获得和掌握税收政策，可以防止政策信息不对称，可以最大限度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税收政策数量多，时间跨度长，税收政策之间在内容上有覆盖性，这种“补丁上打补丁’，的浩繁的税收政策需要企业专门安排专业税务管理人员认真学习和梳理。了解税收政策的途径较多，可以上网查找，如上国家税务总局的网站查找，可以拨打税务服务电话12366查询，也可以通过订阅财税政策公报类期刊获取财税政策.还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不定期派员参加税务培训学习，听取立法者、专家和学者的辅导讲座，加深对政策的理解等。企业专业税务管理人员通过这些渠道，动态了解并掌握同一税种政策的变化趋势和关于同一涉税事项税收政策的变化内容，正确理解具体税收政策的精神和要义，以便依法处理涉税事项，正确履行纳税义务。

(二)建立以发票、合同、资金和库存为链条的涉税管理制度。企业要根据经营活动特点，结合业务流程，建立和健全以发票、合同、资金和库存为链条的管理制度，系统地处理好相关业务，若只管一单一环节，割裂其他环节，则税务风险较大。如加强发票管理方面，必须取得合法和有效凭证，具体为国税部门监制的发票、地税部门监制的发票、发票管理办法授权的企业自制票据(如银行利息单、机票、下资表)、财政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收据(如土地出让金)以及境外合法机构有效凭证(如外汇付款凭证、对方收汇凭证、相关协议、中介机构鉴询三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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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候语除了普遍的“你好”之外，还可以因时、因人、因地而变。早上10点以前，可以问声早安，10点到12点问声上午好，12点到14点问声中午好，14点到18点问声下午好，晚上18点到21点问声晚上好。21点以后，如果没有急事，就不要再给对方打电话，以免影响他人休息。

■问候要遵从职业特色

随着社会服务意识的增强，许多单位对接听电话如何打招呼有严格的规定，如果本单位有接听电话规定，那就要严格执行。如“您好，这里是联想服务热线，我是某某号某某”，训练有素的职业问候会让拨打电话者感到信赖。还有宾馆饭店等等，也都有类似的接听问候规定。不过现在高级宾馆接线小姐普遍先说英语、后说中文的方式让人感到不舒服。在中国，还是应该先说中文，后说英语。对于一些完全不懂英语、初次拨打宾馆电话的人来说，会以为自己拨错了电话，心里会感到紧张。

■问候可以因对象不同而不同

如果是跟家里人、同事或者熟悉的朋友打电话，可以不用拘泥于一板一眼的“你好”，而可以用多种方式来问候。比如给熟悉的朋友家里打电话，如果是朋友母亲接的，自己与朋友母亲也很熟，那就可以说“大妈，小雨在吗？”一声“大妈”称呼，比“你好”更加自然温馨。

■问候要先通报自己的姓名

给人打电话说完“你好”之后应该马上通报自己的姓名。如果马上接着说正事，对方会一时反应不过来，

或许还会给对方造成困扰。对方可能不好意思问“你是哪位？”因为如果听不出特别熟悉的人的声音，也会让接电话者不舒服。尤其是上级给下级打电话，更要先通报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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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纳税遵从是衡量一个国家税收征纳关系是否和谐的标志之一，因此研究纳税遵从对于从根本上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有着深远的意义。总结了国内外关于纳税遵从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作了简要的说明。以期为我国当前的税收征管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论文关键词：蚋税遵从遮税税收流失

1国外对纳税遵从的研究

1.1对纳税遵从理论模型研究

纳税遵从的正式理论研究起始于1972年Allingham＆Sandmo的《所得税逃税：一种理论分析》。他们在“纳税人都是理性人”的假设基础上建立了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即A—S模型)。他们研究认为，纳税人作出纳税遵从或不遵从的决策只是为了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同时，他们从理论角度论证出罚款率、稽查率与纳税遵从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税率与逃税之间的关系不能确定。A—s模型是第一个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的静态研究模型，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研究范式和方向，但也存在若干缺陷。

Aim(1992年)用期望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现实的纳税遵从度高于预期效用理论得出的遵从度。认为人们纳税的可能原因是高估了稽查概率。所以在低概率损失面前，纳税人是风险厌恶型的，所以选择遵从。

Elffers和Hessing(1997年)的实证研究表明-有意提高预扣税款可以提高纳税遵从。因为人们往往将获得税款返还视为一种获得。而将补缴税款视为一种损失。

1.2对纳税道从成本的研究

纳税遵从成本的测量源于1934年，海格(Haig)首次对税收体系的遵从负担进行了正式地估算，但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税收流失现象充斥各国，遵从成本问题才开始在国外的研究中凸现出来。当时的代表性的研究就是英国学者锡德里克·桑德福(Sandford)的《税收遵从成本：计量与政策》和《税收管理成本和遵从成本》两本著作。

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对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大多是集中在对全都税收或某项税收的遵从成本进行测量。且基本上都是采用的抽象调查的研究方法。美国Slemrod(1989年)的对税收遵从成本与税收遵从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果得出税收遵从成本与税收不遵从程度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性。即税收遵从成本越高，则税收不遵从程度也越高。

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对税收遵从成本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编写纳税遵从成本的指导年鉴。现代的税收遵从成本研究的重点也不同于最初测量的目的，它不再是对仅整个遵从成本进行测量，更重要的是估计特别税收条款变化的影响。Blumenthal和S|emrod(1995)在《美国的近期税收遵从研究》中就提到，他们的研究目的除了研究纳税遵从成本的规模和组成成分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公司的税收状况与遵从成本之间的关系以及要了解企业对当时税改方案的态度以及对税改措施的建议等等。

2国内对纳税遵从的研究

国内对纳税遵从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直接研究纳税遵从的课题不是很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不及西方国家。

王火生(1998年)、麻勇爱(2002年)、张文春(2005年)对国外纳税遵从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并分析了其对我国税收征管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马国强(2000年)在借鉴西方学者对纳税遵从和不遵从多项分类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了更集中的概括；将税收遵从分为防卫性遵从、制度性遵从和忠诚性遵从；将税收不遵从分为自私性不遵从、无知性不遵从和情感性不遵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决定税收遵从与不遵从的因素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税收观念、二是税收知识、三是税收制度、四是纳税程序、五是逃税成本。

近十几年，国内学者对税收流失的研究相对密集，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税收流失规模的测算、成因的探讨以及对策的提出上。马拴友(2001年)、郝春虹(2003年)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应用于税收征纳行为分析中。研究得出纳税人与税务当局的非合作博弈。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分别以一定的概率随机选择稽查和逃税。税收流失表现为征税中存在的纳税人与政府、政府与纳税人以及政府、税务机关与税务人员三种委托问题。贾绍华(8002年)采用现金比率法和税收收入能力测算法，利用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税收收入流失情况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1995—2000年我国的税收流失率均在26％以上。国内学者对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也不在少数，但大多局限于定性分析和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引进。雷根强、沈峰(2002年)介绍了纳税遵从成本的概念和分类、分析其组成要素，提出了在我国应重视对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李林木(2004年)对国外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成果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特别是对纳税遵从成本的评估和构成作了比较详细地介绍。

李林木(8005年)结合我国的实际对纳税遵从同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奉行成本方面，提出了测算我国企业税收奉行成本的系列公式。并通过抽样调查推算了我国企业的税收奉行成本；在税收威慑机制方面，提出了建立我国“第三方税源信息报告”制度、信息化的税源信息比对系统和税务审计选案系统的构思；在税收激励机制方面。研究了提高我国纳税遵从度的诚信激励政策，还研究了国际上旨在激励税收不遵从者改过自新的税收赦免政策，并评估了这一政策在我国的应用前景。他的研究较为全面，也给我国当前的税收征管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杨得前(2007年)研究了税收道德与纳税遵从之间星正相关的关系。作者将税收道德定义为促使纳税人付税的内在动机，是纳税人自觉支付税款的意愿。从关系契约的角度研究指出，公民的税收道德在相当大程度上内生于公民与政府、公民与税务机关及公民与公民的互动之中。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纳税人的税收道德，主要体现在司法腐败和安全这两个因素上。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性别、年龄及婚姻状况对税收道德有显著影响。而收入水平和接受教育的程度对纳税人的道德没有显著影响。作者对税收道德的研究在国内对纳税遵从问题的研究中是比较有新意的，拓宽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范围。

总的说来，国内学者对纳税遵从的研究大多是对国外纳税遵从经验的总结，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在研究视角上较窄，更多的研究仍局限于税务机关本身的实际税收管理模式、具体的征税方式等，割裂了纳税人、征税人关系角度去考察，没有从整个环境角度如管理机制、行为机制等来分析问题，对纳税遵从问题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此外，研究中对其他学科成果的利用不够，具体治理对策的提出缺乏理论支撑，也没有形成相对系统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