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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阶层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6 22:58:21

主阶层范文篇1

所谓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活动。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实现形式，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主要是伴随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系的确立而首先在西方国家产生的。可是，促成现代政治参与产生的根本条件是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进而造成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异质化水平不断提高，即社会不断趋于分化与专门化，造成社会不同群体与个体在职业经历、生活方式乃至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均千差万别，异质多样性特征日益明确，从而使社会矛盾与冲突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然而，既有的政治理论及实践经验表明，解决与缓和这类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方法是，社会应给予它们以一定的渠道、途径与方法宣泄出来，即予以必要的制度性疏导，其中重要的方面正是赋予公民以广泛参与政治的权利，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保证各种民众意愿得到制度化的充分表达，通过民主程序协调、整合不同利益集团的要求。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认为，在一个健康的现代民主社会中，参与原则要求所有的公民都应有平等的权利来参与制定公民将要服从的法律的立宪过程和决定其结果。为此，宪法必须确保一种参与、影响政治过程的公平机会[1]。韦伯同样强调，经济发达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政治民族”，亦即它必然也必须发展一套相对发达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能使社会大众都参与在本国政治之中[2]。显然，现代社会政治参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高度的政治参与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

现代社会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发展有着显著的价值。其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它能适应独立经济主体自由竞争、发展的需要，激发人们的创造热情，推动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政治参与的扩大化也被视为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政治参与的政治价值则更为现代社会所不可或缺。它不仅体现在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直接有助于扩大民主，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以避免“政府失灵”；更重要的还体现在，公民通过政治参与，使他们有机会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从而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起到稳妥地矫正政府行为和公民意愿及选择之间的矛盾的作用，使公民的政治需求压力得到释放，实现公民对现有政治体制认同感的提高，巩固公民对政治体系的认同价值，这样就能减少社会冲突，确保政治的稳定和发展。

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曾使用了一个极为简单明了且相当富于启发性和阐释力的模型，即“挑战和应战”的历史思考模型。根据该模型，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缺少各种各样必要的压力，这个国家不可能很好地得到发展，所以国家需有必要的压力和挑战，而成功应战的结局便是文明的诞生及其生长和发展[3]。公民的政治参与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其实正是这样的“挑战者”。一个明智的政府应积极充当其“应战者”，允许并鼓励公民政治参与的经常化和制度化，以充分消化政治参与带来的能量，实现体系的正常新陈代谢，保持政治体系的持续稳定。当然，一定的政治参与水平必须与一定的政治结构相适应。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公民政治参与的活跃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治现象。因此，尽可能地推动和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乃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总趋势和总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结构在较大程度上由原先以政治分层为主转变为以经济分层为主，利益多元化格局已初步形成，公民从而有了主动进行利益表达的愿望；与此同时，由于社会政治资源日益由高层向低层、由政府向社会流动，公民政治参与的力度和效能已有了提高，这进一步强化了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为“政治参与的主动性与人们对参与的功效感有关”[4]，政治参与的功效越明显，公民的参与积极性也就越高。因此，现阶段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正日渐活跃，而且过去那种“动员性”成分开始下降，自主性成分不断上升，逐渐构成我国政治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今天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还不够成熟，仍历史地、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幼稚性和盲目性，在某种程度上还处于政治参与热情的畸型高涨与相对压抑并存的状况；同时由于与之相应的政治体系构架相对滞后，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还体现出某种非程序化的特点。不过，客观规律不可违忤，既然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发展到了需要公民的政治参与来与之相呼应的水平，而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也确实正在快速释放，那么，尽快完善涵盖多元政治主体，包容公民多层次政治诉求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就是大势所趋。

二、现阶段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特征分析

就整体而言，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从属于上述我国日渐扩大的公民政治参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由于私营经济在我国传统经济政治意识中的特殊性，以及在当前我国总体经济结构中独有的效率与成长性，使得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必然带有较强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根据笔者对浙江、广东、辽宁等地调查情况的分析，目前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恢复型的补偿性政治参与。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恢复”和“补偿”两种特质上。由于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社会而存在，每个人必定具有社会性的特质，从而人在本质上不能不是政治性的，因此，亚里士多德总结为“人本性上是一种政治动物”。在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随着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必然需要通过政治影响力来维护其经济地位，需要在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些要求应该说不仅符合人之本性，同时也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由于他们是一个过去曾在政治上受压抑的阶层，这样他们的政治参与自然就带有明显的恢复型特点，其政治参与行为属于压抑后的恢复性反弹。一般说来，其恢复程度的高低基本取决于经济实力，鲜有高于其经济水准的。同时，他们的政治参与还大多具有政治心理的补偿性质，即他们参与政治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想以此来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在政治生活中“重新成其为人”。此时，其参政议政所注重的主要是能够进行“参与”这一事实，并非“参政”的具体内容，也就是说他们在纯粹的政治要求方面，往往体现出较大的盲目性。从总体上看，他们并未形成自觉、完整的政治要求，大多数人对政治的关心仅是一种出于自我利益保护的政治反应。这一特点应当说至今仍较普遍地存在于不同经济发展层次的私营企业主中，只是其恢复的自觉意识与程度各有差别而已。

第二，功利型的经济性政治参与。这是目前该阶层政治参与中最重要、最典型的特点。他们的政治参与带有极强的经济功利目的，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一种不得不开展的“政治自救”，即在对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等方面待遇尚未真正到位的情况下，业主们希望通过主动参与政治，一方面为企业发展营造较好的政治环境，能使政府注意到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另一方面为他们创设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进而通过参政议政，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及企业知名度，以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虽然社会对私营经济不同程度的偏见犹存，但是通过政治参与的方式获取社会的尊敬，不仅能满足他们作为完整政治人的要求，而且更能给他们作为企业的化身换回企业必要的知名度与良好形象，这些对私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多得的“利好”条件。因此，私营企业主们大多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踊跃参与政治。在我们的问卷与实地调查中，把“为提高自身社会政治地位”和“为企业提高知名度与资信度，从而有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参政议政主要目的的占被调查的私营企业主总数的60%以上。这一数据显现的倾向性和广泛性，足以说明私营企业主以自我保护、趋利避害等经济目的作为参与政治的主要动力的显著特点。

第三，民主型的发展性政治参与。这一特征主要反映在那些实力已非常雄厚，不仅在所在社区、在本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辐射力，往往已获得相当层次政治荣誉的私营企业主身上。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私营企业主经济实力的不断强大，其资本在较大程度上实际已成为“社会资本”，其经营再无可能像企业刚起步时那样“躲进小楼自成春”，事实上已与社会发展基本融为一体，为社会奉献在较大程度上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前提，甚至是企业发展壮大新的生长点。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业已取得的政治身份及其对相应政治场景的熟悉和适应，不断强化了民主的意识与水平，推动他们在努力经营企业并使其实力不断攀升的同时，自身的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也在不断上升。简言之，伴随着私营企业经济基础的日渐坚实，私营企业主从具有单一利己心的经济人，逐渐发展为具有伦理法制观念的经济人，进而成为较完全意义上的政治人，最终实现经济人与政治人的有机统一。一句话，经济发展的结果催生了他们作为社会人的政治自觉。

据1999年浙江省对709家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进行的关于私营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调查，私营企业主最关心的问题及关切度依次是：“企业的发展前景”(90%)、“回报社会、多做贡献”(61%)、“党和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55%)及“加强自身学习，提高自身素质”(40%)。私企经营者对获取的利润的主要投向是“扩大再生产”(95.8%)。许多业主表示，按照他们现有的资产，几辈子都吃喝不愁，他们之所以还要拼命干，主要是想为国家多作点贡献。在这方面，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是杰出的代表。他坦言，随着企业的发展，人生观会发生变化，从昔日追求个人发财致富，到如今认准“生命的质量不等于钱的数量”，走出“以获取利润为唯一目的”的狭隘圈子，最终“把人生的价值定位在振兴民族工业上”。作为浙江省唯一的私营企业家身份的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不仅就如何更好地发展中小企业为党和政府积极出谋划策，而且更自觉地将维护祖国的利益和尊严视为义不容辞的职责。1999年7月，南存辉在赴美进行商务活动之际，针对当地报纸刊登的所谓“民运分子”污蔑中国政府的不实之词，他公开举行记者招待会，用自己办企业的经历证明私营企业在中国是受到政府的尊重和保护的。当北美电视台记者对他的做法表示不解时，南存辉答得异常利索：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我有责任为我的祖国申辩，驳斥一切有辱祖国形象的不实之词[5]。这恰恰是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私营企业主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种精神内涵。

三、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功效的述评

应当说，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整体状况是比较积极和健康的，与我国现行政治有着相当的认同水准。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心态及其要求，虽然呈现出多层次、多形式的特点，但其主要目的是寻求保护合法权益的政治后盾，寻求反映愿望和要求的民主渠道，寻求参与公共事务的社会舞台，寻求实现自身价值的有效载体。这些政治要求基本都在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许可范围内。尽管现阶段他们的政治参与仍带有多层次性、分散性和功利性等特点，整体的参与质量也还不是很高，但从现实及其发展趋势看，其政治参与的效应是积极的、有益的。

第一，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通过适当的渠道，将他们的政治参与一定程度上纳入现有政治体系之中，不但有助于私营企业主较畅通地解决在生产经营和社会生活方面遇到的困难、问题、意见和想法，即有利于私营企业主与外界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更能促使他们的政治参与有序化，使其多层次的政治参与需求得到有效释放，从根本上有利于促进这个阶层健康成长，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政治安定。

第二，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能促使他们产生对社会的归属感和责任感。私营企业主阶层作为我国新生的社会群体，当他们从原有的社会角色转变为新的社会角色后，迫切希望得到社会的重新承认，赢得现有政治体系的认可，也即有着强烈的政治求同意识。100多年前，德国著名的奔驰汽车公司创始人卡尔·本茨先生对其属下有过这样的训词：请记住，与政府修好，是本公司最大的公共关系。因为政府与政治是动员、整合社会资源的最强大的力量。在中国，作为新生经济力量的私营企业，讲政治、与政府修好还不只是为调动社会资源那么单一，更是企业经营者对政治认同和融入的渴望，他们渴望完全成为“自己人”。根据2000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结果，私营企业主对于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途径，按所选择的比例由高到低排序，前10种途径依次为：1.做大企业规模；2.支持公益事业；3.树立良好形象；4.争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5.在媒体上宣传企业；6.与政府领导人联系；7.向上反映问题；8.入党；9.担任政府中职务；10.通过选举担任社区领导。可见，他们内心极其希望得到现有政治架构的承认，而绝非“别有用心”。正是基于这种状况，只要我们不断在经济上鼓励他们健康发展，并且在政治上予以恰如其分的定位，同时辅之以参政议政上的顺势引导，就能使他们对国家和社会产生应有的政治归属感和社会责任感。在这种归属感和责任感的推动下，他们不但愿意为国家和社会多做贡献，还会进而注重自身的形象，注意提高自己的素质，以及注意协调好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从而有利于维护我国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第三，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还有利于完善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体制。政治民主化是经济关系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比照计划经济年代，因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造成的民众主观能动性很大程度上缺失，导致政治参与动力的衰微，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促进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特别是私营经济代表人士，以独立的经济实体为基础，以日益强劲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尽管他们的民主权利诉求还比较有限，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由于经济的增长、政府的财政收入、劳动力的就业，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私营经济的贡献，因此，地方政府在做出重大决策时，自然而然地要考虑到私营经济代表人士的呼声。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一种体现。

总之，整体看来，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有着积极的功效。就该阶层整体而言，现阶段与我国经济政治格局已经有了较高的契合度：其经济活动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相一致；其政治追求基本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其价值取向符合“共同富裕”的目标；其行为规范受到一系列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制约。就社会政治整合而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取向，它决定着我们的政治体系必须是涵盖多元政治主体的政治结构。对于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地位愈益重要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我们理应在现实的政治架构中，给这个新的社会阶层确定适当的位置，有机地接纳它。这是因为，保证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不仅能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优秀理论品质和实践胆识，而且更能体现中国共产党人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展现社会主义的巨大整合力。

【参考文献】

[1]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11、214.

[2]韩水法.社会正义是如何可能的——政治哲学在中国[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93.

[3]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主阶层范文篇2

【摘要题】参政议政

【关键词】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动机/渠道/规范

【正文】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426[2002]05-0031-03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私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私营企业主队伍已经初具规模，逐步发展成了一个稳定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他们和员工一起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在很多地方私营经济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半壁江山”。以广东为例，广东省的综合经济实力位居全国第一，它的人口只占全国总数的5.8%，而国内生产总值占10.3%，财政收入占13.7%，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广东的私营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了，其私营企业户数占了全国的10.5%。截止到1999年6月底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主达281万人，注册资本总额8177亿元，雇佣员工1503万人，经营各类企业128万家[1]。到2000年，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主达395.35万人，拥有注册资本总计13307.69亿元，雇佣员工2011.15万人，经营各类企业176.18万家[2]，分别增长了40.5%，62.7%，33.8%，37.6%。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内，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队伍还将以较高的速度迅速发展，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由于有着独特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要求，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社会阶层，已经广泛地参与到政治领域中，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通过自己的活动影响并推动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问题，它关系到能否化解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实现政治社会的稳定。本文拟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情况作初步探讨。

一、政治参与意识逐渐高涨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私营经济的生长环境极为不利，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清醒，私营经济被视为资本主义成分而受到排挤甚至打压，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私营企业主被视为是“阶级异己分子”。而受批斗，而且祸及他们的子女，其在上学、入伍、招工等方面都曾受到过不公正待遇。改革开放以后，政策环境稍微宽松，我国上层和私营企业两方面都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到1984年，安徽芜湖的一个体户靠卖瓜子赚了一百万，有人说他是雇工经营，要动他，邓小平阻止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3]对私营经济的政策由“改造、禁止”转变为“不要急于取缔”、“看一看再说”，到1987年才“允许存在”，从此有了合法的生存权。事实上，二十年来，围绕私营经济的性质，社会各方面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争论，私营企业也就在这些争吵声中发展壮大。私营企业主不仅关心企业的盈亏，而且更关心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和社会形象。更为深刻的是：私营企业主已经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形象关系到企业的前途和盈亏。尽管对“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个称呼心有余悸，提到当年的种种遭遇，至今仍不寒而栗，但私营企业主大多数能够超脱于个人命运之外来考虑企业的未来，并积极的参政议政，广泛地介入社会生活，政治参与的意识逐渐高涨。

促使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意识高涨的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通过政治参与为私营企业主发展求得一个好的政策环境。20世纪80年代的私营企业主多为有胆有识，敢闯敢干，吃苦耐劳型，到了90年代中后期，能够做大并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的私营企业主多为技术密集型。今天私营企业主中整体文化水平已经高出社会平均水平了。在近年开业的私营企业中，业主高学历已经是普遍趋势了。他们不仅占有经济资源，而且占有人才和知识资源。私营企业主多为社会各行各业的精英，他们关心政治，视野开阔，尤其是对我国私营经济方面的政策极为敏感。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企业乃至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除了极少数私营企业主或限于经济实力和地区影响，或因为个人兴趣以及传统的“莫问政治”观念的影响外，大多数私营企业主对参政议政表现出极高的热情。他们通过各种活动，向党委和政府反映意见和要求，以提高私营企业的社会地位，保护私营企业主的合法私有财产。第二，通过政治参与，有利于宣传私营企业及其产品，树立企业形象，扩大企业的社会影响，以维护企业的利益。为了企业能够生存和发展，私营企业主对内对外都需要一批支持者和保护者，尤其是要和政府各职能部门打交道。成功的私营企业主都要精心编织一张社会关系网。私营企业主为了能够协调各方面的关系，通常采用拓宽政治联系渠道的办法，加强与政府各部门的沟通。事实证明，在我国传统的政治环境下，这个办法是私营企业成长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随着我国加入WTO后，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方面的因素会逐渐减少。第三，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也和私营企业工会组建率不高有关。由于是雇佣劳动，私营企业主普遍对工会的作用认识不足，有些私营企业主甚至认为组建工会是给自己添乱，因而对建立工会的积极性偏低。以私营企业发展较快的广州为例，截止到2001年5月底，广州有私营企业29785家，已建私营企业工会的有5665家，组建率仅为19.02%。就已组建了工会的私营企业来看，其作用也很有限。在大多数家族式管理的私营企业中，雇佣工人只是劳动，无法维护企业乃至自身的利益，工会的大部分职能，如协调企业的劳动关系，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发展等，都落在私营企业主的身上，在这种情况下，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热情自然就会高涨。

二、政治参与渠道灵活多样

私营企业主在拥有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之后，其消费观念、社会心态和价值取向就会逐渐发生变化，金钱和物质财富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开始逐渐升值，并越来越成为可以对政治决策过程产生影响作用的一种力量。近年来国有企业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以及破产而产生的下岗职工，很大一部分进入私营企业重新就业。在改革攻坚最关键的1999年，仅上半年，全国私营企业安置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就达29.5万人，其中4.4万人带头创办私营企业，25万多人受雇到私营企业里当员工。私营企业已经成为吸纳劳动就业和稳定社会的重要力量。各级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和争取赞助，发展地方经济，给一些私营企业主特殊的政治参与的机会，聘请他们担任某些政治职务，允许他们直接参与政府决策，加速推动了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私营企业也获得了认可，得到了发展。政府和私营企业主在双向互动中形成良性循环，出现了灵活多样的政治参与渠道。

最为广泛和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参与渠道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推选自己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富起来了的私营企业主中比较普遍的心态就是期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对改变自己的社会形象和政治地位有比较迫切的要求。他们往往推举私营企业主中德高望重者作为领头人，以协同行动，甚至私营企业主还物色政界人物作为自己的代言人。1988年，在福建石狮市公开竞选市长中，有20位企业主将盖满图章的市长候选人推荐信送到泉州市委组织部，推选能代表他们利益的政界人物参加竞选。第二，争取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这是私营企业主参政议政最直接的方式。目前，被选举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私营企业主有48人，占人大代表总数的1，66%，省级人大代表的私营企业主由372人，被推荐为全国和省级政协委员的私营企业主分别有46人和895人。第三，在工商联、青联、妇联等群团组织中担任一定的职务，参加相关的政治活动。目前担任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的私营企业主183人，其中有副主席3人，常委46人。第四，通过在媒体上宣传自己，扩大自己和企业的影响，报纸电视上经常可见党和政府领导人会见私营企业主，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的消息报道。第五，通过与政府领导人保持经常联系，来反映问题，或经常参加由党政部门和有关单位召集的座谈会来充分表达其呼声。事实上，各级政府在人事安排上都有专门分管私营经济的副职在开展工作。第六，私营企业主还通过支持公益事业、通过选举担任社区领导人以及加入中国共产党等方式来实现政治参与。

三、政治参与的动机趋于稳定

无论哪一种政治参与，都是通过自己的行为来控制和影响公共权威，以维护或改变一定的生产关系，并使自己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受益。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从无到有，从星星点点到小成气候，折射出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如果说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只是为了企业的兴衰存亡，这只是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在1999年以前，私营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这个“补充”意味着私营企业所处的非常微妙的地位。因此私营企业主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毕竟会哭的孩子多吃奶，私营企业主还是通过各种方式，希望将其愿望和要求纳入党委和政府的决策过程，政治参与的动机也表现得五花八门。除了前面提到的为了企业的兴衰存亡之外，有的是为了个人的政治前途，有的是为了自己的资本积累，少数社会责任感强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目的则是为了推动我国改革的进程。但是政治参与是一项要求较高的政治行为，对私营企业主来讲，既要有政治参与的兴趣，又要有一定的参政议政的能力和知识水平；既要能够领导企业的日常管理，又要能脱身于企业日常经营之外；既要在本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又要有相当的经济实力。种种要求加上政治参与动机的复杂多样，使得政治参与对部分私营企业主来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政治参与也基本维持在“散兵游勇”水平。

1999年修改宪法，私营经济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有了宪法的保障，私营企业主胆子更大了，步子迈得更快了，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不再是过去的扑朔迷离而变得触手可及，政治参与的动机逐渐趋于明朗而稳定，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由于政府上网工程及信息披露制度等措施的实行，政府信息公开，政策的透明度增强了，使得私营企业主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参与政治，私营企业主能够预测到政府在何种情况下可能会作出何种抉择，因而可以提前决定企业的行为，以实现并维护好企业的利益。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表现在通过自己的作为使“不确定”的政府变成确定的政府。其次，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另一个动机就是获得对本阶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换言之，既全体成员对本阶层的共同处境与共同利益的清醒认识，以求形成统一的阶层意识。私营企业主是一个日益发展壮大的新阶层，尽管他们的共性特征已经非常突出，但在中国特殊的土壤里，加上他们自身内部的极端复杂性，形成大致相同的看法没有问题，但要上升到统一的阶层意识恐怕还待以时日，而这也正是有见识的私营企业主孜孜以求的目标。

四、政治参与亟待规范

随着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政治参与必定会向纵深发展。特别是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广大私营企业主都有一种扬眉吐气、“改天换地”的新感觉。因为这个讲话首次认可了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且允许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关于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的争论到此划上了句号。如果说1999年的修宪解决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那么，这个“七一”讲话则解决了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再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就显得不合适宜了，因为他们的政治参与也是我国民主进程的巨大推动力量，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但是，对于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还是要进行规范和引导，使其在正确的轨道上发展。

第一，由被动的政治参与转向主动的政治参与。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在一定的程度上带有勉强的成分，在所调查的私营企业主中，一部分人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味道，似乎是不得不参与政治，非如此则不能发展，企业难有作为，只好从企业繁杂的经营中分身出来参加各种活动，一方面理顺各方关系，另一方面也扩大自己的知名度。随着政策环境的改变，私营企业主必须要改变观念，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大军的一员，政治参与应该是积极主动的，因为它符合自愿原则，也符合功效原则。

第二，由非法的政治参与转向合法的政治参与。有的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是通过和政府领导人建立个人联系来实现的，这种个人单线联系的方式不同于推选政治上的代言人，因为政治代言人是公开的，而这种方式是隐蔽的和难以控制的，它极容易堕落为权力与金钱的交易，即用重金拉拢腐蚀干部。这种非法的政治参与不仅损害了社会公正，而且破坏了政府的廉洁形象。私营经济中的假冒伪劣屡禁不止往往有这方面的原因。

第三，由个人的政治参与转向有组织的政治参与。私营企业主零星式的政治参与所产生的社会回应较小，因为不同个体间的不同主张抵消了他们应有的能量。第四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多达80.2%的企业主认为，有必要建立自己的行业协会或联谊会。事实上，准组织私营企业主协会已经在各地开始出现了，由于是自愿加入，自我管理，且不受制于其他力量，私营企业主对这种协会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从已经成立的“私协”的工作情况来看，已经开始从维护私营企业主的利益的角度，向地方政府施加影响了。这种组织参与，将会成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

【参考文献】

[1]参见汝信等主编：《200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25页。

主阶层范文篇3

【作者简介】广州市委党校广东广州510070

【内容提要】私营企业主是一个迅速崛起并日益壮大的社会阶层，其在我国社会生活当中的影响越来越大，重视并研究该阶层的政治参与情况，有助于实现政治社会稳定。本文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会越来越强烈，政治参与的渠道会灵活多样，政治参与的动机会趋于稳定。对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要进行规范和引导，积极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

【摘要题】参政议政

【关键词】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动机/渠道/规范

【正文】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426[2002]05-0031-03

一、政治参与意识逐渐高涨

二、政治参与渠道灵活多样

三、政治参与的动机趋于稳定

四、政治参与亟待规范

【参考文献】

[1]参见汝信等主编：《200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25页。

主阶层范文篇4

一．对社会新阶层的主要特征与入党倾向的基本分析

**区现有私营企业1474家，民营科技企业38家，外资企业30家，个体工商户12263家。社会新阶层从业人员约50661人，其中30-50岁的从业人员有44379人，占87.6%，高中以上学历占52.3%，中共党员529名，占1.04%，提交入党申请书197人，占0.39%。调研表明，新的社会阶层成员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他们之间在政治面貌、经济地位、基本素质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入党态度和意愿。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是社会地位的差异，对入党的要求和态度不同。身份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青团员的和普通群众的入党态度与要求有明显差异。（1）身份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入党要求最强，比例最高。全区社会新阶层中有人大代表44人、政协委员22人，66人中除1人表示入不入党无所谓外，其余65人均有入党的意愿，比例高达98.5%，其中42人有很迫切的入党愿望，占63.6%。（2）共青团员或曾经是共青团员的入党要求比较强烈。965份回收问卷中，是共青团员或曾经是共青团员的共有565人，其中表示有入党意愿的297人，占52.6%。（3）普通群众中表现出入党愿望的人员比例最低，334人中只有90人有明确的入党意愿，占26.9%。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青团员或曾经是共青团员的人员，政治觉悟普遍较高，政治立场较坚定，在同“”斗争等重大事件中能够自觉地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特别是同志“七一”重要讲话发表后更激发了空前的政治热情和政治信念，被调查的362名有入党意愿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共青团员的社会新阶层人员，有274人选择了入党是为了追求理想信念、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作贡献，比例为75.7%，占有入党意愿的被调查社会新阶层人员的60.6%。而普通群众在入党的动机和目的选择上，或选择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知名度，或选择为了企业的发展求方便，90人中计55人，比例为61.1%，带有明显的功利性。

二是经济地位的差异，对入党的要求和态度不同。社会经济地位高的新阶层人员，其入党的要求强；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其入党的要求相对较弱。在企业主中，处于创业阶段的业主有入党要求的占23%，处于发展态势较好或企业已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业主有入党要求的占42%。业主以外的社会新阶层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社会新阶层人员有入党要求的占11%，年收入在10至30万元的有入党要求的占34%，年收入在30万元以上的有入党要求的占50%，而事业未稳的基本上没有入党的意愿和要求。以企业的规模为例，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业主有入党要求的占78%，资产在500至1000万元的业主有入党要求的占49%，资产在500万元以下的业主有入党要求的占26%。

三是知识素养的差异，对入党的要求和态度不同。知识素养高的社会新阶层人员入党的愿意比较强烈。被调查的531名高中及高中以上人员有入党意愿的321人，占60.5%，434名初中及初中以下人员有入党意愿的131人，占30.2%；而188名学历在大专及以上的社会新阶层人员，有入党意愿的161人，占85.6%，显示了较大的差异性。受教育的时间越长，知识素养越高，对党的认识和了解越多，感情越深，也就越愿意向党组织靠拢。

四是个人阅历及工作环境的差异，对入党的要求和态度不同。从个人的成长的环境看，阅历丰富，曾经任过学生干部或军人出身的社会新阶层人员，入党要求强烈，所占比例高；从家庭环境看，父母或兄弟姐妹中有党员的，大多有入党的意愿；从与单位政治工作和党建工作的环境看，社会新阶层所处的单位党建工作搞得越好，党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强的，他们的入党积极性越高。如**碧胜车材公司虽然是家台资企业，但由于业主十分重视企业党的建设，主动要求在企业建立党的组织，积极支持开展党的活动，党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强，对企业员工影响大，员工也就积极向组织靠拢，纷纷向组织提出申请。相反，没有组织覆盖，或党组织不能开展正常活动的，则提出入党要求的人员很少，或因为找不到组织，入党“无门”而作罢。

二．发展社会新阶层人员入党工作面临的主要矛盾

从调查的情况看，我区各级党组织和社会各界人员对发展社会新阶层入党，领导高度重视，认识趋于统一，工作积极慎重，总体情况是好的。但由于发展社会新阶层入党工作，政策性很强，情况复杂，面临着许多新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亟待我们研究、理顺和解决，以保证发展工作的顺利、健康、有序地进行。

矛盾之一：党建理论的重大突破与思想认识的相对滞后。

我们党对于自身的建设，一直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同志的“七一”和“5.31”重要讲话，表明了新时期党建理论尤其是党的发展理论的重大新突破，将产生空前而长远的深刻影响。经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步得到了转变和提高，但由于受传统观念和对党的朴素感情等方面因素的制约，一些组织和同志的认识还没有根本上从传统思维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新的党建理论还没有被一些人所自觉地接受。同志的“七一”和“5.31”重要讲话中提出，“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可仍然有一些人对党的性质新的科学定位不理解，停留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和“工人阶级先锋队”上，担心成为“全民党”；同志提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看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财产是怎么取得以及对财产怎么分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而实际情况是，相当一部分人仍然把拥有资产的人与“资本家”划等号，把业主看成是“剥削者”；同志提出，“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可仍有相当一些人心有疑虑，视社会新阶层为党的“异己”，特别是一些老党员同志和下岗职工党员，总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对立面，等等。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认识的滞后，使新的党建理论与实践脱节，一些基层党组织不是在新的理论指导下，对社会新阶层入党工作积极地做好培养、教育和考察工作，而是等待观望，甚至将社会新阶层中积极要求入党的优秀分子拒之于党的大门之外，这是非常有害的。

矛盾之二：部分社会新阶层人员高频流动与党建工作规范化要求的相对滞后。

分布形态复杂与高频流动是社会新阶层人员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联系。主要表现为：一是组织形态的频变性。社会新阶层人员所处的组织既有规范的公司制企业，也有合伙制企业，既有集群的形态，也有分散的形态，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并、裁、倒、解是必然的、经常的，因此，社会新阶层人员不断更换工作、频繁流动也是必然的。二是人员本身的流动性。“四个多样化”的形势下，社会新阶层人员与单位的从业关系相对松散，社会新阶层人员为了某一原因往往极易流往其他企业或地方。调查发现，有56.4%的人经常换工作，或经常在不同的地域流动。社会新阶层人员组织形态复杂多样和高频流动性的特征，给党建工作的规范化开展造成了实际困难。做好发展工作，相对健全的党组织，相对稳定的时间（至少二年），相对固定的联系人是党员发展工作规范化的基本条件，因为在发展工作的实际操作层面上，从申请、培养、考察、培训、发展等一系列程序和环节都有规范性的要求。但从调查情况分析，由于党组织覆盖面不高、覆盖的相对滞后性必然影响发展工作的正常开展。30家外资企业，建立党组织的15家，占50%；1371家8人以上、50人以下的私营企业，建立党组织的48家，占3.5%，民营科技企业、个体工商户、中介组织里，组织覆盖不到位的情况更为严重，全区65家社团和95家民办非企业单位中，至今仍未建立党组织。以至这些单位中许多社会新阶层人员有入党的意愿，实际情况却是入党无门，培养无人。此外，由于社会新阶层流动性大，部分社会新阶层由于客观的原因，从有组织覆盖的单位流动到没有组织覆盖的单位，脱离了组织的教育培养。

矛盾之三：社会新阶层的入党动机复杂化与思想上建党工作的相对滞后。

调研表明，社会新阶层人员在入党问题上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特征明显。在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新阶层人员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同时，在入党及入党动机问题上态度分化明显。回收的965份问卷，除有452人有明确的入党意愿外，有216人对入党抱无所谓的态度，占22.4%，有144人没有想过要入党，占14.9%，有100人明确表示没有入党的意愿，占10.4%。社会新阶层人员入党动机、目的多元化的表现也很明显。从统计看，有309人的入党动机和目的是为了追求理想信念，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作贡献，占调查总体的32%，占有入党意愿的社会新阶层人员的主流（占68.4%）。同时，部分社会新阶层人员的入党动机、目的有功利化、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倾向。有143人的入党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或为了企业的发展求方便，占调查总体的14.8%，占有入党意愿的社会新阶层的31.6%，在企业主中，有32.5%的业主的入党的动机和目的仅仅是为了企业的发展求方便，带有明显的功利性。有的纯粹从一己利益出发，认为入党能给自己带来“好处”，把入党等同于市场商品交换，则表现出较强的世俗化甚至私利化的倾向。总之，这一部分人入党的动机、目的明显偏离了党的宗旨和对合格党员的基本要求。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思想上建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繁重，更加复杂，更加紧迫。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个重大的建党原则却被忽视了，不少基层单位党组织发展党员普遍存在表象化、简单化、实际化的倾向，缺乏思想政治素质的严格把关。对社会新阶层人员思想上建党工作滞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应对分析。对于社会新阶层，没有对其入党的动机、目的进行深入的分析，把握其总体特征，看不到社会新阶层人员入党同农民、工人的差异和其特殊性。二是缺乏应对措施。对于如何进行思想建党，如何对社会新阶层进行有效的教育，如何提高社会新阶层的思想认识，在实际工作中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已往的教训告诉我们，思想上建党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于社会新阶层尤其应当如此，否则，动机不纯者就会进入我们的党内，危害极大。

矛盾之四：吸收社会新阶层优秀分子入党的必然趋势与培养教育工作的相对滞后。

发展社会新阶层人员入党，是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明确要求，是改革开放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必然趋势，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规律。同志“七一”重要讲话发表后，党内外各界特别是社会新阶层人员反响强烈，许多要求进步的优秀分子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有的入党要求还很迫切。就我区而言，有43人在“七一”重要讲话之前就有了入党的要求，占接受调查的社会新阶层人员的4%，“七.一”重要讲话发表之后，这个比例上升为19.4%，共187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基层党组织和党务工作者在发展的形势面前，抱着消极的态度，他们认为，只要上面有明确的规定，上面怎么讲，下面就怎么做，因此大多准备不足，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培养教育工作明显滞后。表现在对“七.一”讲话的深邃内涵，不求深刻地认识、理解并宣传好；有的就发展谈发展，而不去潜心研究新的社会阶层优秀分子的培养教育工作的规律，特别是对一些无党员或只有少数党员且党组织不健全的民营科技企业、私营企业等社会、经济组织中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工作以及对这些对象的教育工作更加忽视。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我们将贻误一个壮大和发展的良好时机，也将极大地挫伤社会新阶层人员的入党积极性，削弱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三、做好发展社会新阶层人员入党工作的几点思考

思考之一：营造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是做好发展社会新阶层人员入党工作的基础。

随着党建理论的推动和形势的发展，私营业主不能入党的禁锢即将突破，必定给党内党外带来强烈的反响。在这一党的发展史上特殊时期，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武器，不失时机地统一全党全民的认识，大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共同关心、参与和支持我们党搞好“吐故纳新”，把党员发展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着重抓好三项工作：一是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一做好发展社会新阶层人员入党工作的思想认识。各级党组织、理论部门和基层党校，要采取一切有效的形式，大力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力宣传新的党建理论，大力宣传发展私营业主在内的社会新阶层人员入党的极端重要性，自觉地站在不断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增强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历史高度，正确看待新时期党员的发展方针，真正把认识统一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上来。二是要认真搞好调查分析，积极做好应对措施。基层党组织要集中力量，深入工厂、企业、街道等社会新阶层人员相对集中的地方，仔细搞好情况排摸，把社会新阶层人员的数量分布、入党意愿、现实表现、从业等情况搞清楚，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发展工作的应对措施。三是对要求入党的社会新阶层人员的优秀分子要抓紧做好培养和考察工作。要克服等待观望情绪，不能把新阶层人员与其他阶层人员另眼看待，更不能将新阶层人员冷漠地拒之于党的大门之外。要积极鼓励他们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为理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对有入党意愿的社会新阶层人员要给予肯定，指出努力的方向；对要求入党的社会新阶层中的优秀分子，要积极做好培养工作，在实践中考察和提高他们，为他们入党创造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

思考之二：教育提升思想政治素质是做好发展社会新阶层人员入党工作的前提

社会新阶层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是确保今后党员质量的关键，而思想素质的提高则需要一个教育的过程，特别是社会新阶层人员所处的特殊环境，必须把教育、提升重心前移，着重解决思想入党问题。

一是要对社会新阶层人员加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要巩固“学教”活动成果，把增强党的凝聚力、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好经验、好做法运用到新的社会阶层的党建工作中去，从而进一步提高党的影响力，吸引全社会的优秀分子集聚在党旗下。如，**区工商分局党委，在全区148户党员个体工商户中实行亮牌经营活动。开展半年来，“党员经营户”的牌子极大地约束了党员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行为，在近期工商部门受理的投诉中，党员经营户所占的比重大大下降，而在日常经营中，亮牌经营的党员个体工商户营业额也明显好于其他个体工商户。不少个体工商户党员表示，这是一个“双赢”的活动，既有利于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又为自己的经营活动创出了牌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在其他工商户中树立了共产党员的良好形象。

二是要对社会新阶层人员加强公民道德教育。党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这是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要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开展道德教育、普法教育、诚信教育等，要求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社会新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首先必须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具备较高的思想道德水平，要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较高的爱国热情，愿意为振兴中华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是要对有入党意愿的社会新阶层的优秀分子加强党的基本知识教育。通过举办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上党课等形式，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对党的认识，重点要解决入党为什么的问题。对社会新阶层，要把入党是为公还是为私这个问题通过教育要彻底弄清楚，使其中一些自私狭隘的不良心理得到涤荡，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端正入党动机。

思考之三：正确把握吸收党员的标准和条件是做好发展社会新阶层人员入党工作的关键

据这次对109名党务工作者的走访和对社会新阶层的调查，在对发展社会新阶层人员的入党标准上，当前主要存在这样几种错误的认识：部分党务工作者有不同的标准观，认为不同的阶层应有不同的标准，社会新阶层入党可以与其他人有所区别，实行自己的特殊标准，9%的人认为社会新阶层人员入党标准要严，12%的人则认为社会新阶层人员入党标准可以放松一些；有的党务工作者对社会新阶层人员入党的标准理解和把握不准，存在以具体标准代替党员标准的倾向，有15%的人以好人标准代替党员标准，认为只要人好，乐于做善事，就符合标准，有23%的人以经济标准代替根本标准，认为企业大了，收入多了，对国家的贡献大了，就符合标准等等；社会新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则认为，只要能够照章纳税，善待员工，甚至只要不做违法违纪的事，就符合标准。这些顾此失彼的“标准”不解决，在实践中将是十分有害的。

正确把握入党条件，是确保发展党员质量的前提和保证。要严格坚持《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规定的党员标准。我们的党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发展党员只能坚持统一的标准，不能有多标准或双重标准，不能为了发展社会新阶层人员入党而放松或降低党员的标准。通过准确把握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的条件，真正把他们中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要正确处理组织入党与思想入党的关系。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员中主动申请入党的要及时做好培养工作，帮助他们端正入党动机，对没有明确表示入党愿望的优秀青年，要积极引导，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对党的认识，激发他们的政治热情，使新的社会阶层人员中入党积极分子队伍不断壮大，源头不断拓展。要坚持积极谨慎的发展方针。社会新阶层人员入党，社会的反响度强烈，对党的建设影响很大，各级党组织必须严格把关，谨慎发展，成熟一个，发展一个，防止一哄而起，成批发展。要针对他们身份的多变性、工作的特殊性、流动的经常性等特点，采取新的有效手段，加强先期考察，全面了解他们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业务技能、自身形象等现实和一贯表现，尤其要把入党动机搞清楚。要扩大公示范围，吸收为预备党员前，拟发展对象的情况不仅要在本部门公示，还要到与他们有关联的部门、单位公示，广泛征求意见，形成民主推荐，群众监督，组织把关的党内与党外相结合的发展机制，在把握党员标准中提高发展工作的质量。

思考之四：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党建工作机制是做好发展社会新阶层人员入党工作的保证

第一，要尽快理顺社会新阶层党组织的管理体制。新的社会阶层集中的企业，党组织隶属关系以属地管理为主，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照行业或产权关系进行管理。社会中介组织党组织的隶属关系，坚持“以行业管理为主、条块结合”的原则，可以建立中介组织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包括组织、人事、工商、民政等部门和一些重要的行业协会等，作为党建工作的指导、协调机构；也可以由现有的隶属于民政部门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部门党组织负责指导社会中介组织党的建设；规模不大的社会中介组织还可以由相应的行业协会负责指导管理，或者由街道、社区等基层党组织负责指导和管理。

主阶层范文篇5

在马克思主义中既有阶级概念，又有阶层概念。当这两个概念并用时，阶层通常是阶级的组成部分，表示阶级内部次一级的划分，隶属于阶级，有时也包括其阶级归属尚不明朗的过渡性成份。

由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如实地指出了当代中国不是人人平等的无阶层社会，而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高低差别的社会；比较客观地描述了当代中国人群的这种差别，为人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调查材料；在对人群分层时，指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处于社会上层，产业工人处于社会下层，中间隔着6个社会阶层，从而使读者可以看出前者已经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者，而后者则不是主导阶层（第105页），自然不再属于领导阶级，正在逐渐滑向弱势地位；正确指出“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第16页）此外，还对政府有关部门在教育经费使用上的两极分化做法表示了义愤（见此书第96-97页），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和称道的。

此书在描述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现象时，旗帜鲜明地用阶层论代替了阶级论。自然，它就没有也不可能对社会阶层进行阶级归并，正确揭示我国当前的阶级状况。

之所以如此，是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革命党而是执政党，“目标”应当“变化”为团结和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第7页），通过广泛妥协和“合作”实现各阶层的“共赢”（第99页，第108页），即用阶级阶层合作来代替阶级斗争。认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分层状况“传统政治意识形态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第99页）。这里所说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显然特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者认为它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已经“过时”，因而应当予以“扫除”（第104页）。

然而，在“扫除过时意识形态的障碍”（第104页）的同时，此书又想表白自己所用的阶层论并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第5页）。为此，它求助于英文词汇。说，在“大多数”英文文献中，并不存在“阶级”与“阶层”两个概念的明显区别，“大多数”理论家都采用同一个词汇：“class”,它既可以被译成“阶级”，也可以被译成“阶层”（见此书第5-6页），并就此写了一大段说明。这段文字似乎是想让一部分赞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读者感觉，此书所说的“阶层”同“阶级”本是同一个概念，此书所用的阶层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没有必要把“阶级”改称“阶层”。但为什么又改了呢？此书说：“在中文中，情况有所不同，‘阶级’这一词汇往往是指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概念——即由生产资料占有来进行划分的、相互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对立、斗争关系的群体，这一词汇让人联想到的是严重的社会冲突、动荡或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有些学者和民众对这一词汇还带有反感情绪和否定倾向。而‘阶层’常常被认为是不那么具有冲突性并带有等级性质的群体概念。”（第6页）为了取悦于或者说糊弄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反感的那部分人，此书便舍“阶级”而用“阶层”。

那么此书用的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阶层论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阶层论呢？它究竟是想糊弄拥护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人，还是想糊弄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人呢？

这只有细读此书才能够弄清楚。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在阶级、阶层划分中处于中心的位置。而此书说“仅用生产资料占有这一指标来解释社会阶层分化是不充分的”（第5页）。因此，它“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组织资源包括行政组织资源与政治组织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经济资源主要是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文化（技术）资源是指社会（通过证书或资格认定）所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第8页）。这样，虽然没有彻底否定和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人与生产资料关系的标准，但是通过把这一标准从中心位置上拿下来并淹没到众多的其它标准中，已经在体系上改弦易辙。它在反对“简单地照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第4页）的同时，基本上采用了韦伯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理论。这样的阶层论并不是可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阶层论。

当前，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我国并存。除了全民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以外，还有雇工和不雇工的两种私有制。在雇工的私营企业中，雇主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占有雇员的剩余劳动，通过商品交换变成剩余价值。在市场中，特别是在股票市场中，大大小小雇工和不雇工的私有者[1]再运用智慧把已经存在于社会上的剩余价值尽可能多地捞到自己的钱袋中来（他们的代言人把这说成“创造”财富。其实这不过是对已被创造出来的财富的再分配而已）。在当代社会，合法的剥削基本上是依靠生产资料私有制（公有制企业通过承包、租赁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化公为私，可以看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不充分或不完全形态）[2]。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3]不考察人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就划不清阶级，就弄不清楚谁拥有剩余劳动吸吮器，谁创造的剩余劳动被别人吸走，就不知道谁在上，谁在下，谁是剥削者，谁是被剥削者。此书把人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淹没到众多的其它标准中，最大的作用就是淡化了剥削，掩盖了剥削。

不提阶级，掩盖剥削，代表了谁的利益呢？

我们可以从此书的以下观点做出判断。

一，它认为人与人之间应当有高低差别，社会分层现象是合理的。它说，人们应该“认可合理的阶层分化机制和层级体系。”（第64页）“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对地位等级分化的认同，及其强烈的上升社会流动愿望，既有利于现存社会秩序的维持，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第34页）因此，“当前已经出现的社会经济等级分化秩序”应该“合法化和稳定化”（第34页）。不但如此，“现代社会的阶层分化机制以及由此形成的阶层结构”还“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第65页），自然应该永世长存。

二，它认为产业工人处在十个社会阶层中的第8层，处在五个社会地位等级中的第4等即中下层（上有“中中层”，下有“底层”，见第9页）是合理的。产业工人个体应该脱离这个位置向上爬，而产业工人整体却应该在这个位置上“稳定化”（第34页）。

三，要求“充分肯定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作用”（第119页），认为私营企业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和主要组织者”（第86页），是“主导阶层之一”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第86页）。这个阶层的“主导性”作用和“主导性”社会地位应当得到“明确”和“社会认同”（第86、87页）。执政党要想发展经济就必须把自己的社会基础向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倾斜”，即把这三个阶层作为自己的主要社会基础，如果不实行这种“倾斜”，就不能“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第38页，它的表述方式是“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向这三个阶层“倾斜”是“执政党要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为此，“应当在政治上赋予他们以较高的地位，让他们担当起与他们的主导阶层地位相适应的角色和使命。”（第105页）此书要求把私营企业主阶层当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进分子吸收到执政党中来”（第119页），即在不改变其原有阶级属性的条件下加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先变成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再被吸收到无产阶级政党中来。

四，主张在这种社会分层结构中实行阶层合作，并长治久安。它认为，在雇主占有雇员剩余劳动的条件下，雇主和雇员的利益并不呈现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格局，而是能够都达到最大化[4]。各阶层只要“通过相互妥协、协商和合作”，就能够“共赢”，就能够“使自己的阶层利益实现最大化。”（第108页）“在这种阶层结构条件下，完全有可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各阶层共赢的结果。”（第99页）它还希望“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阶层等级地位认同”（第66页），“每一个阶层所享有的地位与利益能得到本阶层的认同，并且也能得到其他阶层的认可或基本认可。”（第108页）因为处在上层的阶级、阶层本来就认可自己和他人的等级地位，所以这个呼吁主要是冲着处在下层的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层去的，希望被压迫者也认同自己和他人的阶层等级地位，除了个人脱离原属群体向上爬以外，不产生改变所属群体（阶级、阶层）的等级地位的革命要求。

以上事实表明，作者在反对“简单照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同时，自己却照搬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维护和辩护，表明作者已经在事实上充当了在中国大陆重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成分的代言人。

勿庸讳言，今天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其阶级学说时相比，世界的阶级状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的差别和对立缩小和减弱了，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也缩小了。蓝领工人的数量在经济发达国家显著减少，已经不占人口的大多数。白领雇佣劳动者的数量显著增加。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的从业人员大量增加。独资企业的比例减少，而股份制企业的比例增加。由于信用的发展，交易方式的发展，通过雇佣工人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获取剩余价值的人的数量比例越来越少，而通过流通在剩余价值再分配过程中获取剩余价值的人的数量比例越来越大。这为按雇工人数来区分资本家和小业主的传统方法带来了困难。

然而，当代现实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所能解释的范围，情况的这些变化并没有达到能够否定和推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的程度。只不过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研究对象内部发生了一些变化，只不过阶级阶层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需要对它进行新的分析。划分阶级和阶层，特别是区分资本家与小业主的标准需要加以调整。在坚持按生产资料所有制划分阶级和阶层的前提下，需要补充一些新的划分尺度。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基本框架并未过时，并未失去真理性，绝大部分内容至今仍然适用，仍是分析人类社会群体的有效工具。运用这个学说，不但能够说明阶级状况，而且能够说明阶层状况。

现在，经过经济体制改革，我国恢复了私有经济成分。到2000年底，注册登记的个体经营者已达三千多万户；私营企业已达一百七十多万户；直接从事经营的私营企业主已达三百多万人，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构成民族资产阶级主干的资本家16万人的24倍多。这个事实表明，无论是小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在经济上都已经形成。如果说，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由于消灭了私有经济成分，因而不存在剥削阶级的实体，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现实功效一度不够明显的话，那么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再生就使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和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的现实功效重新凸显了出来。

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不但能够描述当代社会分层现象，而且能够揭示这种分层的原因，揭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对立的根源。

如果否认阶级斗争能够使阶级斗争自行消失，那固然很好。然而实际生活并不是这样的。现实生活不是梦幻，不能够凭咒语或者想象使事物出现或消失。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幻想出来，强加给现实的。只要还有私有经济成分，只要还有与这些成分相应的社会成分即阶级，那么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和随之产生的阶级斗争就不请自到，闯入我们的生活之中，并且挥之不去。不是什么人否认它的存在就能够在事实上取消得了的。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即使在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斗争也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人权的改善、雇员待遇的提高，以及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所谓“福利国家”政策的出现，正是工人阶级二百年来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的结果。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分层虽然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但是并不是人类的理想状态。我们的目标并不是使社会分层现象永恒化，而是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化等途径最终消灭阶级，消灭社会分层现象。在当前，则要如实指出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形成；要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正确认识和对待阶级分化、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状态时不应当用“双赢”的幻想麻痹无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要启发无产阶级自己的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意识；自觉地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以促进社会的进步。

对于此书立场、观点、方法方面问题的分析，就到这里。

下面说一说此书的一些硬伤。

一，第97页说，“在1949-1978年的中国社会，主要只存在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约有2·64亿农业人口没有进行[5]。中国大陆的，到1953年底才基本上完成（尚有约7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中共中央决定暂不实施）。在此之前，地主阶级作为实体并未消灭。而资产阶级直到全面公私合营后，即1956年以后才不再作为实体存在。一个以研究阶级阶层状况为题的专著出现这样的硬伤是让人没有想到的。至于“主要只”这种语法错误就不值一提了。

二，第61页说“农业社会以农业为主导产业，因而占主导地位的阶层是农民。”按照此书别处对“主导”一词的用法，以及人们的历史常识，农业社会的主导“阶层”[6]并不是农民，在农业社会的前半段是奴隶主，后半段是地主。大概作者自己对这种说法也心里不踏实，所以在紧接着说工业社会时就不提谁是主导阶层了。

三，第16页说，私营企业主阶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织者”，第86页又说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组织者”（第119页、120页也有市场经济“组织者”的提法）。这是对市场经济的无知。在人类历史上，只有独立的经济主体内部才实行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直接分配，即计划调节，才有经济活动的组织者。而在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进行劳动和产品的交换，只能通过商品和货币的形式，亦即通过市场。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和产品的流动是由价值规律调节的，并不存在统一的组织者。固然一些实力雄厚的经济主体（如大垄断财团、跨国公司、政府等）可以对整个社会生产要素和产品的流动发生较大的作用，但是这同充当整个市场经济的组织者是不同的两码事。这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只有参与市场竞争的各个经济主体才有组织者，而市场经济本身不可能有组织者。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点又可能是此书作者不同意的），因而存在着对整个社会经济进行调控的所谓“组织者”的话，那么有资格充当这个“组织者”的也只能是政府，而不是私营企业主。私营企业主只能充当归其私有的本企业的经济活动的组织者，而不能充当任何种类市场经济的组织者。

四，第15页出现了“私营企业或高新科技产业领域中的民营企业”的提法，把“私营企业”同“民营企业”并用。“私营企业”同“民营企业”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没有表示清楚。我们知道，“私营”是针对“公营”（国家经营或集体经营）说的，“民营”是针对“官营”（政府经营，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办了不少这种企业）说的。不仅私营企业是“民营”的，而且劳动者在生产资料联合占有状态中集体经营的企业也是“民营”的，不能说只有私人老板才是“民”，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不是“民”，全体公民不是“民”。虽然私人老板和联合起来的劳动者都是“民”，但作为企业经营者，前者是“私”的，后者却是“公”的。因此，“私营”同“民营”属于相容概念，“民营企业”对于“私营企业”是真包含关系，是不能并列使用的。如果只承认私营企业才是民营企业，认为“民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是全同关系，则一方面表明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所有制没有弄懂，另一方面则表明使用“民营企业”这个词不过是偷运“私营企业”的一种手法。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五，第57页说；“在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身份分层，凡出生农民家庭的人都是农民，凡出生在工人、干部家庭的人一般就是工人和干部。”虽然它借助于“凡”“一般”这种模糊不清并存在矛盾的语言来表述，但把家庭出身同本人身份混为一谈的错误还是很明显的。

六，在第50页把私营企业主列入社会中间层，而到了第51页又把私营企业主列入社会上层，自相矛盾。

主阶层范文篇6

[论文摘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私营经济获得巨大的发展，作为私营经济人格化代表的私营企业主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稳定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作为经济和社会地位明显提高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诉求越来越迫切。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的逐步壮大在我国的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产生种种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私营经济获得巨大的发展，作为私营经济人格化代表的私营企业主队伍也初具规模，因从其财产占有方式和获取方式、财产的多寡、生活条件和消费方式、社会影响和社会地位、价值观、心态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同一性，这个队伍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稳定的私营企业主阶层。[1]

一、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原因的研究

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当私营经济人格化代表的私营企业主财富积累道一定程度时，他们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活动空间逐步扩大。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参与通常为政治参与创造条件，[2]作为经济和社会地位明显提高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越来越高涨，政治诉求越来越迫切。

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当代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开始注重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政治发展目标。亚里士多德强调以人民的意愿为政治组织的基础“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3]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一个社会所达到的政治共同体水平，反映了构成该社会的各种社会势力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4]“如果一种社会势力经常游离于政治体制之外，那么政治稳定就将受到威胁”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研究政治参与问题。90年代，陶东明等人著《当代中国政治参与》一书，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地主体、客体及方式。2000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一次在执政党的正式文献中确认了“公民参与”的概念，明确提出了“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党的十六大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并将“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战略之一。随着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深入必将对我国原有的政治体制结构、功能及政治价值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主体、客体、意义、态度的研究

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的逐步壮大在我国的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产生种种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学者们从经济学角度、社会学角度。政治学及法学角度都做了很多有益的探讨。在这里做一个大体的归纳。

（一）在国内的研究中，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主体的研究有“社会主义劳动者说”、“新生资产阶级说”这些研究都认为，改革开放之后，私营企业主对于促进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着积极的作用。但也有少数的观点认为，私营企业家就是资本家，是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无产阶级政权中不应有他们的位置，担心私营企业主参政会侵蚀社会主义的政权。

（二）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客体的研究，即对政治参与途径、政治参与体制等的研究。这些政治参与的渠道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经有关党政部门和组织的推荐，一些较优秀的私营企业主进入人大、政协或工商联等组织中任职并参与的相关政治社会活动的安排性政治参与；加入各种党派，对基层政治的积极介入和参与或建立各种社团组织等形式的非安排性、自发性的合法政治参与；党政等系统中存在的非正常和非法的间接参与。（三）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意义的研究，如张欢欢总结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说”“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说”“壮大我国社会中间阶层说”等。还有其他的研究方向，如把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如张厚义所著的《中国私营经济与私营企业主》、董明《政治格局中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等。

（四）还有的研究注重分析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态度及行为，关于这种研究赵丽江在其所著的《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一书中做了总结，把目前私营企业家阶层的政治参与的行为和心态由强到弱进行了排列：进取型政治参与、功利型政治参与、无奈自慰型政治参与、退缩型的规避性的政治参与。学者董明在其所著的《政治格局中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中指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态度的一般特征为：恢复补偿性政治参与、功利型的经济性政治参与、民主型的发展性的政治参与、退缩型的规避性的政治参与。从政治参与心态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态度将是以功利型政治参与态度为主，但朝着公益型政治参与态度的方向发展。

（五）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中，我国的私营企业主是以怎样的方式参与政治文明建设的，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政治参与模式的问题。公民政治参与模式是一个国家政治参与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它主要由公民政治参与的心态、意识规则、行为方式、目标模式和价值取向等诸方面构成。公民政治参与模式依据国家与社会的实际不断更新，是个动态的范畴。那么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模式就是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成熟程度的标志，也是个动态的过程。

三、关于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国外学者的研究

德国政治学家托马斯·海贝勒为代表的国外学者也对我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进行了政治学方面的研究，在其所著的《作为战略群体的企业家中国私营企业家的社会与政治功能研究》，在本书中托马斯·海贝勒将各种研究方法综合起来，具体全面地分析了中国企业家特别是私营企业家地特征及其社会政治功能。在本书中作者肯定了私营企业家阶层对我国政治所发生地作用，认为企业家有助于制度地差异化和多样化，因此可以改变制度。在此书中表明了私营企业家群体虽未形成一个阶级，但是他们已经成为一个战略群体，他们不仅对社会和政治变革过程充满了兴趣，而且正在积极主动地努力促进他们，在政治发展和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用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理论分析了私营企业家阶层的政治参与。他的研究对我们国内对私营企业家阶层的政治参与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国内对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问题从多种角度做了一定程度的研究，而且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模式的专门的，系统的，全面的理论论述还不多见，还有需要系统归纳和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模式中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模式研究缺乏比较系统的研究，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负面效应研究也不是很多，存在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1]邹东涛，中国私营企业主三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J]，中国改革论坛网站

[2]周光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十大趋势》，《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

主阶层范文篇7

12月11日，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正式公开出版，该报告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分析富于时代感，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关注。

课题组组长、社科院社会学所专家陆学艺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据介绍，这项研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社科院院长李铁映直接布置的；1999年初，数十位专家就开始进行调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李铁映同志多次听取汇报，作出指示。

这位负责人称，报告提前问世，因为同志"七一"讲话发表后，社会上对当前社会阶层变动状况特别关注，有关方面要求课题组能及早提供调查数据和成果。"十大阶层"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社会阶层发生结构性的改变。研究报告对这种改变描述为：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变成了十大阶层；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

马克思针对19世纪早期欧洲资本主义或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提出的阶级分析理论，在报告看来，已不能简单地照搬来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问题。

课题组的专家指出，马克思和的分析主要用来"指导革命"，比较强调阶级关系之间的对抗性；而现阶段的研究则是用来"指导建设"，主要是更好地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便更充分地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进一步稳定发展。

原来的阶层分化是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报告提出的新的社会阶层划分标准，则依据各个阶层对组织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

按新标准划分的10个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它们分属五种社会地位等级：上层、中上、中中、中下、底层等（如图）。阶层政治地位的变化

研究人员指出，在据以划分阶层和排列位序的三种资源中，组织资源仍具有决定意义，而经济资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变得越来越重要，文化（技术）资源的重要性则在近十年上升得很快，它在决定人们的社会阶层位置时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资源。

报告采用考察各阶层中党团员所占比例的方式（这种方式被认为简单而又基本有效），对各阶层的政治地位进行了测量，与以往的一些数据相比，有几个阶层的党团员比例发生了升降变化，这反映出这几个阶层的政治地位有所变化。

第一，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党员比例明显上升。1993年私营企业主中党员比例为13·1％，1995年上升至17·1％，2000年进一步上升到19·8％。

第二，产业工人中的党团员比例明显下降。这与原来的产业工人队伍发生分化有一定的联系。一些工人党员退休了，另一部分工人党员实现了上升的社会流动，进入了其他社会阶层，还有一部分处于下岗失业状态。而目前产业工人的一个新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工，他们基本上都不是党员，党组织也很少在这批人当中发展党员。

第三，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团员比例在经济改革后有所波动，但总的来说，这一阶层的政治地位一直在提高，执政党较为重视从专业技术人员中提拔干部和发展党员。

报告说，综合上述各阶层的政治地位的变化情况来看，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在逐步地向拥有经济和文化资源的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倾斜，这是执政党要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但另一方面，执政党近年来在人口比例较大的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中的社会基础受到部分削弱。从"金字塔型"到"橄榄型"

中国正处在转型期中，社会阶层结构同样也在不断地变迁。那么，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演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呢？

陆学艺告诉记者，关于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学术界有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等级结构，它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与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相反的是传统社会阶层结构，即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极少数人居于社会的上层，而绝大部分人则处于社会的下层。

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经济社会分配差距比较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很大，这样的社会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

亚洲金融风暴中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不同表现证明了这一点。研究者分析，在此次危机中，韩国是应对能力最强、恢复也最快的国家，而这与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不无关系。相反，作为中下等收入国家的印度尼西亚，迄今尚未从此次危机中恢复过来，除了其他原因外，也与印尼社会缺少一个庞大社会中间层有关。

报告称，判断一个国家、地区是否实现了现代化，仅有3000美元的人均国民收入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研究和揭示出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具有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才足以更深刻、更本质地判断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现代化水平。中国阶层变化呈良性

陆学艺指出，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原来的阶层发生分化，新阶层已经形成和壮大；与发达国家相比，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成分在中国已经具备，凡是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社会阶层，都已经在中国出现，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间阶层和企业家阶层；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还只是雏形。

研究报告分析，社会中间阶层不是某个阶层的代称，而是几个具有相近或相似特征特别是收入处于中等或接近中等以上水平的阶层的合称。按照国际学术界的分类，社会中间阶层主要由两大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所谓老社会中间阶层，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另一部分是所谓新社会中间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和技术工人等。

报告说，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中间层规模有了非常快的扩张，可以说是各阶层中扩张最快的。在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的过程中，对每个人来说，社会流动日益取决于公平竞争，能力主义准则逐步取代身份主义原则。结构还只是"洋葱头型"

尽管中国已形成了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但按照陆学艺的说法，还只是一个"洋葱头型"，并没有形成成熟的"橄榄型"。他说，可以认为，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并不是合理的，这可以概括为两句话：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

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据统计，1999年在全部劳动人口中农民所占比例仍然高达44％左右。而1992年，农业就业比重在英国为2％，在德国和美国为3％，在日本为7％，在韩国也仅为17％。

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过小，目前能够纳入中间阶层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仅为15％左右。报告称，这直接意味着社会资源分配较为不平等。

对造成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滞后的深层原因，报告认为是呈自发性状态，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滞后和缺位。

报告分析说，根据国际经验，如果说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追求的是效率，那么为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政策，就应当以公平为目标。这需要国家不仅关注经济增长，也要注意制定相应的适于培育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社会政策，因为经济政策不能替代社会政策，也不能自发产生社会政策所需要的结果。

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的现实是，阶层差距和区域差距都在扩大。而资料显示，1996年，占城乡居民个人储蓄总额40％的富有阶层所纳税额占全国个人所得税总额的比例，还不到10％。报告据此认为，在社会阶层分化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政策还没有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

社会制度创新明显滞后，也阻碍了阶层之间的相对自由的流动。其中最突出的是户籍制度，它使广大农民陷入结构性的机会不公平状态。

报告指出，目前，有关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以及其他各阶层在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地位，各自利益的表达和保障，以及相互利益的调节和协调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清晰、具体且符合公正原则和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需要的说明。归根到底，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还没有真正弄清楚，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究竟应当是怎样的，究竟应该形成一个怎样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如何培育这样一种阶层结构。这样一种基本思路的欠缺，不仅难以真正澄清社会上广为流行的各种思想认识，也导致了一些制度创新的方向不明，导致了社会政策的摇摆不定和严重滞后。

陆学艺强调，听认自发性不行，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必须发挥作用，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应该成为今后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核心，藉此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体系。各阶层共赢

报告认为中国现在社会各阶层"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敌我关系"，因为"作为阶层而存在的各社会集团，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报告指出："现阶段研究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目的，与革命时代不同：已经不是为了斗争的需要去分清敌我友"，而是为了实现各阶层"共赢"。

一是关于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谁是主导阶层的问题。报告认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主导阶层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二是关于社会中间阶层在社会稳定和发展中的作用问题；

三是关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理解产业工人的主人翁地位的问题；

主阶层范文篇8

所以，我吸收上述五等级简明的优点，考虑各个阶层的职业内容，以财富（收入）为基础，再参照权力、声望因素，将当前中国社会分为以下几个阶层：

1。上等阶层。政府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事业单位负责人，国有大型企业或大型股份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他们的总人数在700万左右，约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1％，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他们数量很小，对社会影响很大。他们掌握着国家重大事情的决策权和大企业的决策权。他们制订一个政策可能影响众多人地位的升降。他们的一项投资决策可能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就业机会，他们控制的宣传工具可以影响社会舆论。

就财富而言，政府高级官员并不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但收入也比较丰厚，他们的权力和声望都处在社会各阶层之上。国家银行和国有大型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大公司经理，财富、声望、权力三项综合无疑处在社会各阶层之上。大私有企业主财富处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顶端，权力和声望的地位次于他的财富地位。但这些人有的当上了某一级政协委员，有的与各级权力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个阶层的成员之间除了工作交往以外，平时还有非工作交往。

上等阶层有一个共同的心态，这就是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政府高官怕失去权力，他们担心机构改革影响自己的位置，对于“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向和改革措施他们抱着矛盾的心态，既怕因改革不积极而失去官位，又怕改革以后削弱了权力。大型私有企业主对改革以前否定私有经济的政策心有余悸，担心一个早晨会失去财产。他们最希望宪法中写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当今上等阶层的人不一定都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知道，今后这个阶层的成员必须是名牌大学毕业或有更高的学历。他们想把自己的地位传给子女，所以千方百计地为子女选择好的学校，并动用一切社会关系为子女安排好的位置。

2。中上阶层。高级知识分子（约30万）、中高层干部（约30万）、中型企业经理（约700万人）、中小型私有企业主（约90万）。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约80万），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金融保险、电信等，约2000万人）总共大约2930万人左右，占全国从业人数的4.2％左右。这些人处于中国社会的中上层位置。对普通人来说，上等阶层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但他们认为经过努力中上阶层是可以达到的。中上阶层是普通人心目中的成功象征。

这里说的中高层干部是指局级、处级干部（这还得看所处的位置，如果在县里，科级干部在县里也算中上层了）。这两级干部没有决策权，上司对他们的地位升迁有着决定性作用，上司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是各项政策的实际操作者。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审批”权。在社会转轨时期，这些“审批权”有很高的含金量。但他们也得小心，要职务提升，就得廉洁一点；太廉洁，又很清苦。他们只好在二者之间“踩钢丝”。也有人大胆地利用权力聚敛财富，再将这些财富的一部分“孝敬”上司以获得升迁，但这毕竟是很危险的游戏。

中型私营企业主，他们的财富应当处于中上或上等地位，但由于声望处于中下或中等地位，所以综合起来成为中上等阶层。中型国有企业经理还是工薪族，有的承包了他所经营的企业，收入就高一些。他们的财富没有同规模的私有企业主那么多，但其权力地位和声望地位高于私企主。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中型企业经营者，他们在很不规范的市场中拼博，风险大，他们希望企业发展起来，有时又担心“红旗能打多久”，一个决策失误就会使企业走上困境。为了企业发展他们不得不用各种手段去“寻租”。在这批人当中，行贿并不是个别现象。

高级知识分子的声望地位是很高的。他们中间的科学家在每次职业声望调查中都名列前茅。他们的收入不如私有企业主和企业经营者，但非常稳定。他们虽然没有行政权力，但官员们也很尊重他们，他们说话有分量。

3、中等阶层。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工作者（全国知识分子约3000多万人）、一般机关干部（约1100万人）、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1997年全国约有3000多万人）、中小型私有企业主、个体工商业者中的上层（按收入排序，取其最高的五分之一，1997年从业者为1100万人），他们的收入、权力、声望或者三者的综合，处于高层、中上层之下，而又在其它阶层之上，他们的社会地位处于中等。他们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只要努力，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可以进入中上阶层。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他们也有向下流动的可能，但比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要小。所以，他们有比较安定的心理状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中等阶层比较重视子女教育。只要子女愿意读书，他们都希望孩子有大学毕业或更高的学历文凭。为了子女上学，他们不惜拿出终身的积蓄。中等阶层应当有较大的比重。但中国当前这个阶层总人数大约8200万人，占从业者总人数的11.8％左右。

4。中下阶层。农民阶层（稳定劳动阶层，1997年33095万人）；城乡两栖阶层（不稳定劳动阶层，全国最多8000万人，但其中多数统计在农民之列，估计在工农之间有3000万左右）；工人阶层（稳定劳动阶层，约1.2亿人）。这是一个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他们的收入地位、声望地位处于中下水平。权力地位更是低下。这个阶层总共约有4.8亿人，占全国从业人数的69％左右。

这里的农民阶层是农村以种植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城乡两栖阶层是指农民流动工。工人阶层是指职业上的工人，不是指广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近年来把知识分子、干部都纳入了工人阶级之中），工人阶层除了工业、建筑业的操作工以外，还包括商业、服务业的基层工作人员。在中下阶层中如果再分层次的话，工人较高，其次是两栖劳动者，农民最低。作为两栖劳动者的流动民工的收入在工人和农民二者之间,这是就总体而言,部分流动民工的收入可能高于部分国有企业工人。

这个阶层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但他们寄希望于子女，为了下一代的地位能比他们高。其中有些家庭忍受着种种困难也要让子女上学，但是多数家庭无能为力，能让孩子上个初中就算不错了，能够上大学的农家子弟是百里挑一的。工人子女多数上职业中专，上大学的也是少数。

5。下等阶层。城乡贫困人口，如农村无地、无业者和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大约1亿左右。其中，城镇贫困人口近3000万人，进城民工贫困人口1000万人，农村贫困人口约6000万人。占总从业人数的14％左右。

这个阶层的人没有固定收入，他们只能找点临时工作取得微薄的收入，有的连这样的工作都找不到。城市的失业工人和下岗工人还可以得到一点最低生活补贴，农村的无业者成为没有生存基础的游民。他们的子女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子女也很难向上流动。

此外，中国还有社会有害阶层。他们是犯罪者，如者、吸毒者和有组织犯罪者。从数量而言，这批人大多出在下等和中下等阶层，但是，其它阶层也出犯罪分子，如经济犯罪的大案要案多出在上等阶层和中上等阶层。

中国阶层结构模型：以1997年为例

阶层职业从业者年总收入从业人员百分比

上等阶层高级官员

国家银行及国有大型事业单位负责人

大公司经理

大中型私有企业主，

2.5万元左右

5－10万元

10－100万元

100－300万元

1％左右

上中阶层高级知识分子

中高层干部

中小型企业经理

中小型私有企业主

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

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

5万元左右

2万元左右

5万元左右

10－100万元

5－20万元

5万元左右

4.2％左右

中等阶层专业技术人员

科研人员

律师

大中学教师、

一般文艺工作者

一般新闻工作者

一般机关干部

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个体工商业者

2万元左右

3万元左右

2－2.5万元

2万元左右

2.5万元左右

2万元左右

3万元左右

3－10万元

11.8％左右

中下阶层工人阶层

城乡两栖阶层

农民阶层

8000元左右

5000元左右

3000元左右

69％左右

下等阶层

城市下岗、失业人员

农村困难户

3000元以下

1000元以下

13％左右

中国当前阶层结构的特点

从上面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前社会分层有以下几个特点：

80％以上的工农大众处于社会中下层（69％）和社会下层（13％）。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中国社会的中下层和下层是农民、工人和流动劳动者。他们以体力劳动为生，是社会物质财富的重要创造者。工农劳动大众被称为国家主人，但是，他们向社会付出最大、得到社会回报最少的阶层。这个占总人口80％以上的阶层处于较低的的社会地位，这与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是相悖的。

中国农民面临三大问题。一是收入低，二是负担重，三是和乡村干部矛盾尖锐。

农民收入低，其根本原因在于农业人口过多。农业人口比重的缩小，将是漫长的城市化过程的结果。所以，农民收入低的问题短期内不可能解决。

农民负担重一是因为需要农民养活的基层干部太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二是要农民承担乡村公共产品的费用，如义务教育经费、而乡村公共工程的建设费用，而乡村公共工程的建设规模不是由农民的承受能力来决定，而是由干部创造“政绩”的强烈冲动而定。

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矛盾，一是来源于基层干部的任务（收粮派款，刮宫引产）和农民的利益有直接冲突；二是农民民主权力没有保证。村委会的选举半数以上流于形式。真正的村务公开极少；三是农村基层政权腐败，甚至部分基层政权被乡村流氓掌握。

工人贫困的第一个原因历史造成的。改革前工人拿到的工资不是足额的工资。工资中的一部分被国家集中起来，理应为工人提供住房、医疗、教育等“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条件，但却投入了没有效益的建设之中。为国家劳动了几十年的工人却没有自己的住房，医疗、教育也没有保障。工人贫困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承担着改革的成本，通过他们下岗来解决国有企业的一部分困难，他们下岗经后，国家并没有弥补过去“不足额工资”的欠帐。

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城乡差别还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由于农村人口过多，农村和城市存在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观念，年收入2000元的农民的生活水平可能和年收入7000元的工人差不多。所以，很难在超越城乡之上建立全社会的阶层模型，历来把“农民”作为一个独立阶级划分出来，现在还难以改变这个状况。

改革开放20年来，农民处于分化之中，在农村出现了乡镇企业工人、乡镇企业管理干部、私有工商业主、农村知识分子（包括教师、农业科技人员等）等多种社会角色。其中有些角色已经不是农民，而和城市中相应的角色接近，但不完全相同。如乡镇企业工人和城市里的工人，城乡的私有企业主，其收入来源和生活方式正在逐渐接近。所以，像这样城乡接近的阶层就可以划在一起。如私有企业主既包括城市的，也包括乡村的。工作较固定的乡镇企业工人也可以划归工人阶层。但是，在农村他们和农业劳动者相比毕竟是少数。“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身份依然存在，几千万流动民工还是农民身份，只有少数精英能够真正融入城市之中。

城乡分割，人为地把人分为两种身份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正在逐渐消失。但是，它还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作用。要完全打破城乡分割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中间阶层比重太小，社会阶层呈金字塔结构。

西方学者提供的资料表明，发达国家中间阶层是一个占比重最大的阶层,一般占社会就业人口的20％到40％。社会结构呈橄榄球形状。而中国的情况不同，中间阶层比重在11.8％左右，比发达国家小得多。中国的中下阶层和下等阶层比重过大，社会阶层结构呈金字塔状。

金字塔状的砖瓦建筑是稳定的，因为它重心低。而金字塔状社会结构是不稳定的，这是因为下层比例太大，想改变自己地位的人太多。一个社会大多数人没有“恒心”，希望通过社会变动来改变自己的境遇，社会就不稳定。一个社会有较多的人自认为属于中间阶层，这个社会就比较稳定。此外，中国由于中间阶层太小，中下阶层的比例过大，社会消费能力也受到限制，实际市场容量和12.5亿人口不相称。每当经济不景气时，启动消费十分困难。

中间阶层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引导和规范现代社会价值观的主要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中间阶层是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之间的缓冲层，在缓和社会阶层冲突中有着重要作用。中间阶层太小无疑会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有诸多不利。

中间阶层太小是与中国的现代化程度有关，但中间阶层发展过于缓慢与上等阶层垄断过多的社会资源有关。

上等阶层中的不少人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事业单位负责人，大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他们的财富、声望、权力，都处于中国社会的顶端。他们是全社会所关注的，但不一定都是全社会所敬重的。他们中的有些人的人格甚至受到社会怀疑。

这是因为他们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

由于目前干部选拔制度中的种种弊端，中国的选官有时不是选优，而是选劣。这样，有些取得了高位的人不仅得不到尊重，反而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疑。再加上官场腐败问题的严重，有些处于高位的人的形象就蒙上一层灰色的阴影。官员成为社会上流传的各种顺口溜的批评和嘲弄对象。

位居社会上层的国有大型企业经理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他们的权力缺乏监督，他们很容易拿到大笔不该拿的钱，被揭露后成为罪犯（被揭露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激励机制，他们该拿的钱也没有拿到。有的人为企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退休后社会地位大大跌落。所以，他们中间有的人在退休前大捞一把。经理阶层还没有市场化（进入新世纪肖有时展）。他们的功过主要不是靠市场评价，还是靠行政部门评价。

大中型私有企业主是人们羡慕和猜疑的对象。人们羡慕他们的财富，猜疑他们财富的来源。对善于抓住机遇、奋力拼搏的成功者，人们是佩服的。对于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而发财的私有企业主，人们视之为社会公害。由于有些大中型私有企业主是利用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经营机遇、政策漏洞、权钱交易等种种不同的情况发财的，他们的财富是在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同时得到的。所以，人们对这个阶层有一种异样的心态。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私有企业主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迟早是要消灭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中国共产党都没有明确放弃消灭资产阶级的主张。所以，私有企业主总觉得头上有一把悬剑。说不定这把悬剑什么时候会掉到他的头上。他们担心他的财产可能一个早上化为乌有。对私有企业的法律定位过于迟缓，私有企业主长期心神不定。他们中有些人把资产转,向国外，为自己开一个“太平门”。1999年九届二次全国人大修宪才正式确定了私有经济和和国有经济的同等地位。这使他们的情绪才稳定下来。2001年的“七一”讲话使他们心里更加踏实。但是，他们遗憾没有在宪法中确立“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内容。

总之，在众目睽睽中的上等阶层并不都是众望所归，心态稳定、实至名归，这个阶层虽然处于社会上层，但社会并不是全然认同他们。由于上等阶层垄断着社会资源且多有腐败传闻，被有些学者称为“垄断精英”而倍受指责。

各阶层和受教育程度不完全对应一般说来，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与其受教育的情况是正相关的。以美国为例，资本家阶层和名牌大学教育相对应，上中阶层和学院毕业相对应，中等阶层与中学毕业和大学毕业相对应，工人阶层和中学教育相对应，下等阶层和小学文化相对应。（约瑟夫．A．卡尔：《美国阶级结构》，彭华明译第97页）但是，中国当前不是这样。有些上等阶层的人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这种现象在财富地位上最为明显。例如，在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不是很多，有的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的是当年因政治原因得不到上大学的机会。相反，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人，在财富地位上多数处于中等甚至中下层次。这种现象与转轨时期财富的流动无序有关。近年来发财不仅仅是靠知识文化水平，而是靠机遇（这中间有很多偶然因素），靠大胆和务实，靠社会关系。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一定有这些条件。

在权力地位和声望地位方面，过去不讲学历，改革开放以来，学历越来越重要。在省部级以上的干部当中，绝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当然，学历只是给人们一个初始定位，受什么样的教育，就可以分配到什么工作岗位。在他定位以后的地位升迁中，学历虽然还有一定的作用，但主要看工作业绩和人际关系。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各阶层之间，在财富、声望、权力方面，有整体发展错位现象。如知识分子的声望地位高，而财富地位低，私有企业主财富地位高，而声望地位低。这种错位说明现有的社会分层并不是很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权力地位高、财富地位低的人期望得到财富，和权力地位低、财富地位高的人期望得到权力，他们之间有时互通有无，成为权钱交换的渠道由些而通。

阶层冲突与社会安全

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还没有完全形成阶级意识，没有成为自为的阶级。从这个意义上说，现有阶层之间也就不可能有自觉的阶级斗争。

但是，各阶层之间利益并是不完全一致的。阶层间还会有一些利益摩擦和利益冲突。这种摩擦和冲突有时是很激烈的。不过，目前这种冲突和摩擦是自发的，不是自觉的，是个别的，不是全局的，是经济的，不是政治的。这些摩擦和冲突不能认为是阶级斗争。

然而，对阶层间利益冲突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发展下去，也会危及社会安全。从前面介绍的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社会。当前，有几个容易触发的危险点，只要我们对这个危险点高度注意，积极化解，事先防范，就可能缓和阶层冲突，保证社会安全。

第一个危险点：工人利益受到侵害引发劳资冲突劳资冲突较多地发生在私营企业和小型外商投资企业之中。不少私有企业劳动条件恶劣，工人在缺乏基本劳动保护的环境中劳动。在不少私有企业里的外来民工的处境非常恶劣。在这类企业里，劳资矛盾十分尖锐。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在东南沿海一些小型外商投资企业里，工人的状况和有些私营企业差不多。工人的利益和安全得不到保障。雇工劳动权益被侵害的事情并非个别。这些企业里的雇工大多是单个或小群体的外来农民，面对很不充分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加上劳动者之间的激烈竞争，他们只能被迫接受不公正的条件，在企业里，又没有保扩他们利益的劳工组织。地方政府急于引进外资发展地方经济，在劳资矛盾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企业一方。在劳动力的买方市场上，分散的劳动者面对有组织的企业，只能处于被宰割的地位。工人对待资方不公正的待遇采取的对策是：“跳槽”，离开这家企业，另找新的工作；消极怠工；破坏机器（深圳曾发生过一起纵火案，却使一些无辜者受害）。这些都是单个人或小群体行为。在个别地方和企业，在矛盾比较尖锐的时候，工人也曾自发组织过罢工，但范围不大，影响面小，常常被资方另招来的新工人所瓦解。有的罢工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在政府部门的干预下，投资方作些让步，但事后资方很快将罢工组织者开除。

这些劳资冲突虽然没有发展为重大的社会事件，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是很危险的。

劳资冲突不仅发生在非公有制企业，也发生在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过程中（企业兼并、拍卖、破产）职工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的安排或没有听取职工的意见，是近两年来劳资冲突的一个新的爆发点。

自1996年以来，因资产重组而引发的群体事件在各地常有发生。在企业兼并破产以后，国有企业的工人实际上已成为雇佣劳动者。生活困难、心理落差和对私有企业的传统观念，使得劳动者和经营者的矛盾变得空前尖锐。在国有企业干了几十年的工人和兼并这家企业私人雇主最容易发生冲突。

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历史包袱也会引发劳资冲突。前面已经分析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不是足额的．他们的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本应是工资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由国家集中起来了，由国家来提供上述保障。在这方面国家对工人欠债很多，工人居住条件恶劣，不少企业发不出工资，报销不了医药费。国有企业因破产、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大批工人要下岗，工人下岗的时候应当是清算过去国家欠工人的债务的时候。但是，国家目前还没有能力偿还这笔巨额债务。如果下岗工人缺乏生活保障，很容易引起社会冲突。其中，那些产业单一的资源性城市（如以矿区形成的城市），资源采尽以后矛盾最为尖锐：这里产业单一，除了开发资源没有别的生路；这里下岗工人最集中，最容易引发集体性冲突；这里的工人“同质化”程度很高，内部队意见很容易一致。全国资源性城市有上百个，如果不及早采取安置工人的措施，资源采尽之日，就是矛盾爆发之时。。

第二个危险点：农民和农村强势群体的直接对峙如前所述，广大农民处于社会的中下层。而和他们直接面对的是一个农村强势群体。这个农村强势群体是由乡村干部、乡镇企业经营者、私有企业主、粮食收购店、派出所、工商、税务等单位的负责人组成的。农村强势群体在整个社会上来看，不算上等阶层，但在农村，他们有钱有势，临驾在农民之上。在有些地方，农民和这个群体势如水火。

村民委员会本应是农民的自治组织，如果真正按民主程序产生，可以加强农民的政治参与，从而可以缓和阶层间的矛盾。但是，村民委员会实际是乡镇政权的延伸。而乡镇政权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委，村党支部的领导班子是由乡镇党委决定的，而村民委员会的领导成员的产生，党支部起着决定性作用。党支部书记是村里的第一把手，村委会主任只是村里的第二把手。第一把手由乡镇党委任命，乡镇党委和村支部书记不喜欢的人怎能选上第二把手？

乡镇一级政权有着强烈的权力扩张行为。党委、政府、乡镇企业高度一体化，党政财权高度集中于乡镇党委，又缺乏权力制衡。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农村的封建残余结合在一起，使得“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了挂在墙上的空洞口号。

由于农村基层政权被强势群体所把握，或者代表这个群体的利益，所以，农民和这个阶层的矛盾常常表现为农民和基层政权的矛盾。近几年来，农民和基层政权直接冲突的事件履履发生，其中有些冲突规模很大。在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地方，近年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其激烈程度令人震惊。

在农村基层，强势群体和广大农民正面对峙，这里“着火点”最低，矛盾最尖锐，在这里最容易发生社会冲突。这种冲突是危及社会安全的触发点。一旦触发，就难以熄灭；不迅速熄灭，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引发冲突的常常是预料不到的偶然因素，但其根本原因是农村强势群体过于张狂，使农民忍无可忍，不得不愤起反抗。从近年来发生的多起事件来看，不外乎以下几个触发点：

一是农民负担太重，乡村干部强行收缴。

二是乡村干部在土地、山林、鱼塘的承包中，牺牲农民利益，偏向强势群体。

三是乡村干部利用集体土地谋取私利。土地本是集体所有，是农民的生存基础。但乡村干部掌握着土地的支配权，他利用土地发包、土地使用权出售等从中谋取私利，

四是乡村干部在处理民事纠纷中偏袒强势群体，甚至包庇坏人，压制善良百姓。

五是宗族斗争、权力斗争和经济利益的冲突结合在一起，可能引起械斗。

六是乡村干部作风恶劣，任意打骂农民。

以上六个方面也是防范农村阶层冲突发生的工作重点。1999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期间，国务院总理朱（金＋容）基在湖南省人大代表团说，要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必须做到：土地不能动，负担不能重，粮价不能低，干部不能凶。

第三个危险点：低层群众对上层腐败强烈不满近年来一次又一次的民意调查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群众最不满意的是腐败。最近两年，除了权钱交易没有得到节制以外，腐败又在几个方面有所发展：

一是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的腐败。

二是公安、检察、司法的腐败。

三是“官－商－黑”三位一体的情况开始出现。

这是群众最为愤慨、最为忧虑的三个方面。第一方面的腐败是社会大脑的细胞的新陈代谢机制出了毛病；第二方面的腐败是社会的免疫系统出了毛病；第三个方面的腐败是指在个别地区官员、私有企业主和黑社会势力相互勾结，局部政权已经变质，不可能通过行政和法律等常规手段解决问题。

与权力关键部门腐败相对应的是大批产业工人下岗和农民的贫困。农民贫困问题造成的危险前面已有阐述。产业工人为国家劳动了几十年，连一间像样的房子也没有，医疗费报销不了，又失去了工作。他们对上层腐败最为反感。他们和农民不同的是：集中。处于同样不良境遇的人群集中在一个工厂，集中在一个居民区，他们本来是有组织的。如果激怒了他们，其后果可想而知。

前面已经指出，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中，中间阶层十分薄弱，低层社会的意愿也缺乏足够的表达空间。在这种社会结构中，高层社会和低层社会之间缺乏缓冲的中间地带，很容易形成低层社会和上层社会的二元对峙。社会秩序完全依赖于国家的控制力度。社会缺乏自组织能力。这是一种比较危险的社会结构。

近两年来，工人和农民上访比较多，集体上访也呈上升之势，也有人开始运用法律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利益。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却把减少上访人数作为考核下一级政府官员的指标。其本意可能是督促下级努力化解矛盾。但是，有些乡镇出于对自己政绩的考虑，在出村路口站岗设哨，层层堵截上访人员，甚至对上访人员进行迫害，这样做将会使矛盾激化。要知道，群众上访，说明他们还相信政府，群众告状，说明他们还相信法律。

一旦他们觉得政府不能解决问题，觉得法律失效，他们就不上访、不告状了。这时，真正的麻烦就来了。

第四个危险点：金融危机引发全面的社会危机。到2001年末，居民储蓄已超7万亿。当然其中分布极不平等，20％的人拥有储蓄80％以上。虽然80％的人拥有不足20％的储蓄，但这是他们家庭医疗、教育、住房的保险基金。现在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超过了四分之一。到2002年，国家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是第五个年头。国债依存度（当年发行的国债额／当年财政支出／＊100％）、国债还债率（当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当年财政收入＊100％）、国债负担（综国债累计金额／GDP＊100％）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一旦财政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居民的储蓄安全受到威胁，经济危机就会变成全面社会危机。

中国阶层结构的发展趋势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和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上面描述的当代阶层模型也仅仅是一种过渡状态，必将发生新的变化。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将会下降，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将会上升，有的社会阶层的比重会逐渐缩小，有的社会阶层比重会逐渐扩大。

21世纪中国的社会阶层会发生什么样的的变化呢？从对各个社会群体和具体分析中，可以判断其大体趋势。

中下阶层的比重会逐渐缩小，中间阶层比重会逐渐扩大。目前中下阶层和下等阶层的比重达80％以上。到21世纪，这个阶层的比重将逐渐缩小。与此相应的是，中间阶层的比重将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随着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农民和操作工人的比重会逐渐缩小。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将会从现在50％以上逐步下降到30％，20％，最终下降到10％左右。蓝领工人比重将减小，白领员工比重将增加。

在第一产业中就业的人数减少，城乡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将会上升。在工厂里科技人员的比重会提高。那些从农民和蓝领工人分化出来的人，有一部分将进入中间阶层，

那些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智力劳动为生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和体力劳动者一样，都是雇佣劳动者。但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待遇又明显优于体力劳动者，他们的政治态度、生活习惯、文化教养和价值观念也不同于体力劳动者。这样的人将成为中间阶层的主要部分。

中国稳定社会的目标应当逐渐形成“小康大众”，它包括知识分子、普通公务员、个体经营者、企业里的白领人员。由于“小康大众”的形成，中间阶层的比重将由现在的11.8％左右扩大到20－30％，或者更高一些。

不过，中间阶层的扩大速度取决于上层社会对垄断资源的放弃程度。

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下降，有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上升新时代产生新阶级，新阶级创造新时代。在信息社会，将出现智力（科技、金融、管理）中产阶级：他们拥有知识、发明，他们是高级”打工仔”，但他们比投资者风险小，生活更安定。那些掌握高新技术最新成果的人，虽然不拥有生产资料，但是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会上升，其个人地位也会上升。他们会得到年薪20万元以上的收入，有自己的住宅，开着私家车上班，过着现代化生活。他们是中间阶层的上流。

在新世纪，企业家的地位将会上升，他们不再由政府官员的任命，不由政府考核其业绩和决定升迁。企业家将市场化。靠市场的力量来评价他们的经营业绩，靠市场的力量对他们的业绩作出回报。他们的年薪可以很高，除了年薪以外，还可能持有企业的期权。如果股价和他上任时持平，他的期权就没有差价收入。这就激励他努力使企业资产升值。他的利益就在升值之中。他得到的回报是企业资量增量的一小部分。增量的大部分归股东所有。企业家将依个人的成就不同分属于社会的上等阶层和中上阶层。

大型私有企业将逐渐变成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私人资本将会社会化，在资本社会化的过程中，国有资本、法人资本、外国资本、私人资本将混合于一个企业之中，这样的企业再不属于少数个人所有。以后新产生的私有企业或私人合伙企业多是中小企业。中小私有企业主还将属于中间阶层或中上阶层。今后，中小型私有企业可能如群星满天。

政府权力缩小，社会权力加大，社会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地位将上升。在新世纪，政府机构和政府功能将会缩小，政府将集中精力从事社会管理、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直接插手经济活动的情况会大大减少。庞大的官员队伍将变为精干的公务员群体。由于各种“审批”减少，“寻租”机会也大大减少，将还官员以清白。公务员是依法从事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专门职业。公务员将成为一支职能专门化、身份职业化的队伍。最高层次的官员由选举产生，一届一届地更换人选，但公务员中多数人不随政府人选的更替而变动。公务员将属中上阶层。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主阶层范文篇9

日前，xx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陈如所长主持的“现代化进程中的xx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研究”报告出炉，该研究报告将xx市主体社会结构群体划分为管理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个体私营企业主和下岗失业者六个典型部分，视角遍及财产收入、教育就业、消费水平、生活态度、社会交往等方面。

收入

管理者阶层腰包最鼓

在xx的所有社会阶层中，管理者阶层最有钱。2003年平均年收入的调查显示，管理者阶层以34231.7元高居榜首，这也是惟一一个超过30000元大关的阶层，个体私营企业主和知识分子分别以28477.8元和26950.2元占据第二梯队，排在后面的分别是工人11522.0元，农民6965.5元，失业下岗人员以6171.0元垫底。2003年最高收入群体与最低收入群体年平均收入差为28000多元。

财产

知识分子家底很殷实

在调查问卷中，列出了8种耐用消费品（主要是家用电器），请受访者选出自己拥有的项目，这是在统计各阶层拥有财产数量的情况。结果显示，最多的拥有全部8件物品一件不缺，最少的则一件也没有，个体私营业主中8样一件不缺的人数比例最大，六成以上的下岗失业人员只拥有三件以下的物品。知识分子、个体私营业主和管理阶层名列三甲，平均拥有量在5件以上。工人阶层平均拥有4.32件，下岗失业者群体为3.22件，农民阶层为2.34件的平均拥有量，“家底”相对较薄。

就业

工人找饭碗多被聘用

在众多的获得工作方式中，毕业分配、单位招聘和自主创业是三种最常见的模式。毕业分配这一途径在管理者阶层和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常碰到，所占比例分别为43.0%和64.1%，工人中通过单位招聘获得工作的比例最高，为42.9%，管理者和知识分子中这一比例也有31.6%和26.0%。个体私营业主全体主要依靠自主创业获得工作，61.5%的个体私营主通过这个形式获得2003年正在从事的工作。

开支

教育费用绝对“大头”

在伙食费用、服装费用、交通通讯费用、教育费用、医疗费用、休闲娱乐费用和人际交往费用等八项开支调查中，各阶层都将食品支出和教育支出作为支出的主体部分，分列调查中比例最高的前两位。在各阶层总的消费支出结构大体相同的同时，各个群体在这两项上的具体数字却大不一样，从食品支出来看，管理者阶层和知识分子最低，都低于30%的水平，而农民和下岗失业者所占比例则高出50%以上，这些差距反映了阶层间生活水平的差距。教育支出在各阶层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反映中国文化中对教育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近些年整个社会教育成本提高，已经明显影响到其他方面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于xx市来说，当务之急是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目前下一代教育对于社会低收入阶层来说已经构成较大的生活压力，影响这些群体其他方面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部门必须考虑到如何让教育费用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另一方面，xx市城乡之间居民文化教育程度存在着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在高层次教育（专科以上教育）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引起这种差异可能有历史文化和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需要在整个社会资源分配上作出调整才可能逐步得到解决。

消费

知识分子最想买汽车

“如果有足够的钱，你最希望购买哪些大件商品？”对于问卷中这一个开放性的问题，xx六个阶层的选择差异很大。

管理阶层是所有被调查阶层中答案指向最集中的群体，汽车、住房和电脑分别排在最希望购买的大件商品的前三位。汽车显然对于个体私营业主最具吸引力，受访者中有近一半的人最希望购买的大件商品是汽车，20%左右希望购买住房的人中还有一部分希望购买别墅。比起管理者阶层来说工人阶层的消费更看中实用，选择购买电脑的人最多，其次是机动车。

农民阶层则是惟一对购买住房不感兴趣的群体，与他们的实际收入相关，他们最希望购买的大件商品分散于各类家用电器中，诸如空调、冰箱、洗衣机之类。虽然农民阶层也有近27%的人提到最想购买机动车，但其中多数人想购买的是货车、摩托车或农用车等生产工具。作为城市中的低收入群体的下岗失业者，最希望购买的大件商品多是各类普通家用电器。

如果要比较消费品位的话，知识分子阶层当仁不让，103个被访者中，45人最希望购买的是汽车，20人最希望购买住房，其中3人提到希望购买别墅。调查显示知识分子阶层对消费品的档次要求很高，尽管都是购买电脑但知识分子中很多人希望购买的是笔记本电脑，希望购买的电视机也特别要求“背投”、“等离子”或“家庭影院”。同时，知识分子也是对高科技产品最感兴趣的消费群体，被访者中有11人提到希望购买的是各类数字产品。

住房

个私老板住房最阔绰

价高又宽敞，这样的房子太阔绰。研究报告对xx六个阶层的住房面积和房屋价值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个体私营业主平均住房面积93.7平方米，其住房自估价值为六阶层中最高。农民的房子虽然最宽敞但不值钱，144.2平方米的面积，其平均价值却是所有群体中最低的，仅为5.8万元。下岗失业群体的住房最挤，平均只有54.7平方米。管理者阶层、知识分子、工人的平均住房面积分别为89.8、85.7、74.4平方米。

交往

农民犯难爱求助邻居

平日里最喜欢与哪些人交往？遇着困难麻烦向谁求助？对xx六个阶层人际交往的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群体交往模式几乎相同，都把同事和朋友作为主要交往对象。工人和下岗失业人员两个群体的交际圈也十分相似，主要交往对象排前两位的是亲戚和朋友。邻居在农民的交际圈中排名第二仅次于亲戚，这显然与他们的交往范围受血缘和地缘的限制有关。个体私营业主选择交往对象最有特点，由于工作关系他们最常打交道的是朋友和生意伙伴，朋友以42%的选择比例排在首位，这印证了“出门靠朋友”那句俗语。各阶层的求助网络中主要求助对象基本一致，主要是亲戚和朋友，而农民由于地缘影响，把放在第二位的求助对象放在了邻居身上。

愿望

失业者改善生活没底

“你对目前的生活满意吗？”xx市六个阶层中，除了下岗失业者群体外，其他五个群体中对于目前的生活状况大多数人表示“满意”，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属于“中等”。管理者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对生活作出了乐观评价，选择“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比例分别达到65.7%和65.3%。但同时值得关注的是，下岗失业者群体对于自己的生活水平评价很低，受访者中有八成人对目前生活状况表示“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同样比例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目前属于“中等偏下”和“下等”。“你觉得未来两年家庭生活水平会怎样？”对于自己未来生活水平的预期可以从侧面反映一个群体对生活的态度积极与否。研究报告的统计结果显示，大部分阶层群体对生活抱有积极的态度，对未来的家庭生活作出了良好的预期和憧憬。但同时令人担忧的是，农民阶层与下岗失业者群体中分别有49.2%和51.35%的人预期两年内自己的生活水平“跟现在差不多”，这部分群体对于自己生活水平在近期内改善所持的消极态度应该引起重视。

阶层界定

管理者各类单位中从事国家社会事务或经济事务管理的群体。

知识分子在传统划分中包含于工人和农民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和技术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经济资本一样参与对产品的分配。

个体私营企业主改革开放后新分化出来的特殊阶层，靠经营个体私营经济获得主要经济来源的群体。

农民这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个阶层。该阶层是指承包集体所有的耕地，以农（林、牧、渔）业为惟一或主要的职业，并以农（林、牧、渔）业为惟一收入来源或主要收入来源的群体。

下岗失业者指无固定职业的劳动年龄人群（排除在校学生）。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导致一批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

主阶层范文篇10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群体的变化最为明显，这一群体已经从职业群体变成一个特殊的身份群体。在不同时期，农民群体的变化过程具有不同的特点，这种变化将随着我国现代化发展继续下去。

一、从职业群体向身份群体转变

农民本来是一个职业概念，是指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业、依靠农业为生的人（我国通常所说的农民还包括从事林、牧、渔业和水利业生产的人）。但是，1958年以后，我国所有的居民被划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民两种不同的身份，农民的流动受到限制。从此，农民既是一种职业又是一种身份，兼具两种属性。加之当时全国实行计划经济，农村“以粮为纲”，生产力水平较低，农村职业同质性强，人地矛盾没有显现出来。因此，绝大多数农民很少有希望转变职业和身份。以致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十年间，农民群体的职业分化度非常低。1949年，我国乡村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高达89．36%，这一比例1978年为82．08%。农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总数的比例，1949年为91．5%，1978年为73．8%。30年间，农民基本没有大的职业分化。

1979年以后，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长期困扰我国的吃饭问题很快就基本得到解决，同时也使农村内部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于是，在中央政策的许可下，一部分农民就开始从事非农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例如，到乡镇企业做工、搞长途运输、进入集镇做一些小生意等，农民群体的职业出现多元化。

农民职业分化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管理部门的关注。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刘洪礼、李学广等人就提出了农民队伍构成的问题。到80年代中后期，一些学者从职业的角度重新对农民群体进行分析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陆学艺先生提出的8个阶层的分析方法和观点。这8个农民阶层包括：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农村管理者阶层。这里的“农民”主要是指农村户籍身份的人。各个阶层之间所从事的职业差异很大，但是他们却有着同样的户籍身份——农民户口。这种分析方法和结论受到很多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机构的重视。

二、1990年以来的新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改革又走过了十几年的风雨历程，农村和农民进一步发生了变化。仍然使用陆学艺先生的分析方法去分析我国农民群体的分化现象，我们发现上述8个阶层中各个阶层的数量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职业群体。一是农民工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发展迅速，二是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减少，三是雇工阶层的分析已经不再具有实质意义，四是出现了一些新的职业和阶层。

农民工阶层。这既是一个职业概念，同时也是一个身份概念，而且这一阶层的职业范围非常宽泛。首先，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的人，其次是指这些人从事着工人的工作，他们实际上是工人阶层的一部分，但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所以不能与拥有城市户口的工人享有同等的经济和社会待遇和保障。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是非农产业，相对于从事传统农业的劳动者来说是“工人”。1988年，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超过2000万人；1993年以后，外出的农村劳动力约在6000万至7000万人，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7。尽管农民外出就业，特别是进城打工受到诸多限制，但是由于农业比较效益差，农民负担沉重等多种原因，农民流动的脚步不断加快，农民工数量增加非常快。有资料显示，2002年，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属有1．3亿人。1999年，北京市外来人口最多达到330万，后来市政府要求控制外来人口规模，2000年前后外来人口数量曾经降到近200万人。但是，据最新公布的数字，北京市2002年外来人口数量达到386万人北京市外来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

个体劳动者与个体工商户阶层。这个阶层近十几年发展很快。1989年农村个体工商业户数为878万户，从业人员1381万人。1994年达到1467万户，从业人员2551万人。1998年为1943万户，从业人员3855万人。当然个体工商户的从业人员中有一部分并不是业主而是雇工，所以真正的个体工商户主并没有3000多万人。但是，这一阶层是由个体劳动者与个体工商户两个部分构成的。

私营企业主阶层。改革开放以来的私营企业是在个体经济基础上、以个体大户的形式自发萌生和发展起来的。1987年以前少量的私营企业是以个体大户的形式存在的。第一家私营企业是在农村创办的，也是在农村初步发展起来的，到1987年80%的私营企业在农村。但1992年以后，形势有利于私营企业发展，不少规模大一些的私营企业向城市转移，以求得更好的发展，有些私营企业主的户籍也都转为城市居民户籍了。国家对私营经济作用以及性质的认识逐渐深化，政策从禁止向默许、鼓励和积极发展逐步转变。私营企业主阶层数量迅速扩张。1989年私营企业户数为9．1万户，1998年为120．1万户，增长了13．2倍，平均每年增长33．27%。2000年，乡村私营业主148万人，占全国私营业主的37．47%。另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从1992年到2001年的10年中，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由13．9万户增加到202．85万户，增长了13．53倍。全国平均计算，每户投资者2．27人，1992年至2001年，私营企业主人数增加428．92万人。

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是指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经理、厂长以及主要科室领导和供销人员。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期是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时期，当时每年的增长速度均高达30%－40%，1987年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超过了农业总产值，乡镇企业被誉为我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但是，1995年下半年以后，乡村两级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遇到很大困难，被迫进行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改制，到2002年为止原有的乡村两级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绝大多数转制为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企业了。2002年，江苏省乡镇企业改制面达到97%，集体资本已降至16%，个人资本上升至50%。乡村两级集体企业性质的乡镇企业数量大大减少，原来意义的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规模大大缩小。另外，现在乡镇企业范围扩大，包括个体私营经济，从统计中已经很难区分出原有的乡镇企业管理者。因此，作为一个描述和分析性的概念，“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逐渐失去其原来的意义。

农业劳动者阶层。在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一阶层在不断缩小。1978年全国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的从业人员为28318万人，占从业人员的70．53%：1988年为59．35%，2000年为46．88%。比重不断下降。

雇工阶层。这是根据就业的劳动关系划分出来的，指受雇于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三资企业的劳动者，他们的身份也是农民工。实际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渐完善，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大力发展以及多种所有制并存局面的出现，从职业标准中把劳动关系和就业单位的所有制性质突出出来，作为划分阶层的标准已经意义不大。原来的雇工阶层可以归入农民工这一阶层。也就是说，原来的雇工阶层已经“消亡”。

1990年以来，随着农村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群体中出还现了一些新的职业群体，例如，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出现了农民经纪人，这一群体无法归入到上述8个阶层中。

总之，1978年以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我国农民群体职业、阶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占人口60%以上的庞大群体尽管异质性逐渐增强，但是它们仍然有着一个共同的名称——农民，而这时的农民更多的是一种身份，一种由户籍决定的与权利差异相关的身份。从身份角度看，20多年来，农民群体的相对规模下降，但是绝对规模变化不大，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是扩大的。1978年，农村人口为79014万人，占总人口的82．08%。2001年为79563万人，占62．34%。23年间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下降近20个百分点，但是，2001年农村人口总数比1978年却增加了549万人。

三、农民群体变化的特点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存在地区差异，大致表现为东中西三大板块。这种差距也体现在农民群体的阶层分化中。以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变化为例，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在湖北省汉川市调查，农业劳动者阶层占47．57%；在贵州省镇宁县调查，农业劳动者阶层占62%。汉川市属于中等发展地区，镇宁县属于部级贫困县。而在南方经济较发达的苏南等地区，农业劳动者则都在30%以下。在发达地区农村，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农民工和雇工的比例比落后地区高得多，在许多落后地区农村，甚至难以见到私营企业主。不仅如此，即使是同属一个阶层，不同地区相同阶层之间在经济收入、就业要求以及生活方式上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也有大量的农民外出打工成为农民工，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同属一个阶层，但是，他们两者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发达地区农民工一般对工作环境以及工资有相对较高的要求。一些粗活重活主要由中西部地区来的农民工完成。这表现为农村就业市场的分层性。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即使有一些私营企业主，他们的企业一般规模较小，主要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鲜有大型企业。在经济发达地区，例如，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农村，产值上千万甚至超亿元的企业并不少见，往往一个乡甚至一个村就有几个，它们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企业。这些私营企业主也逐渐向现代企业家转变。

前面我们仅仅从就业形式的角度分析了农民群体在阶层结构方面的变化。随着就业形式和方式的变化，不同农民阶层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也出现了较大的差别，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拥有了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成为强势阶层，另一部分人则成为弱势阶层。党国英曾经提出“乡村权势阶层”的概念，它的构成主要是：村级干部，乡村先富裕起来的人，一部分乡级干部。这一阶层自1978年以来正在农村崛起，他们有权力、有势力，受普通农民的敬畏、羡慕、妒忌，有时是愤恨。这说明农民群体内部阶层之间出现了质的差异。农民群体中的强势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农村知识分子以及乡村管理者阶层等；农业劳动者、一部分农民工以及一些无业农民等则成为弱势阶层。强势阶层经济上占优势，政治上占主导，在农村社会中具有较强的影响。1980年代以后，农民群体内部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但是仍然没有超过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合理范围。但是，1994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11，1996年为0．43227，说明农村内部农民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已经相当大。造成农民群体内部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职业类型的角度看，1995年的调查资料显示，主要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人均收入为1678．96元，普通工人为2369．35元，技术工人为2050元，专业技术人员为2659．53元，乡村干部为2404．89元，企业的一般干部为2993元。收入最高的是企业一般干部，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再其次是乡村干部，最低收入的是临时工或短期合同工。1996年以后，由于乡镇企业改制以及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农民负担不断加重，农民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状况变差。因此，很多地方农民宁愿抛荒也不愿意种地，发达地区的农村与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农村都有这种情况。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发表了湖北省监利县一个乡党委书记给国务院领导的信。这封信把农村存在的问题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信中说，在许多地方，农村主要劳动力不愿种田，纷纷外出打工，一些人表示死也要死在城市。他们外出之前对所承包的土地不做任何安排，任凭土地抛荒。组织生产的干部无心管事，水利失修。农民即使种了地也不好好管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种田亏本，而且负担很重。

1990年代初，农民的阶层意识普遍较弱。随着农民群体内部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的出现，农民的阶层意识也逐渐清晰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课题组于1996－2000年对河北省行仁庄进行深入调查，发现农民不仅从职业等方面分化为不同的阶层，而且人们的阶层意识也较清晰。该村的一位村办厂厂长认为，农村的分层排序不能将收入和权力两个指标分开来衡量，需要结合在一起进行评价，他还把村里的农民分为9个等级。农民阶层意识的增强还表现为农村社会冲突增加，并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一是组织化程度提高，二是产生了一批新的农民领袖并具有极大的号召力，三是反抗形式逐渐升级，出现暴力化趋向。曹锦清发现，在一些地方农村，村干部拉帮结派、欺压弱小、贪污腐败之事往往有之。个别地方出现村委会宗族化、地痞化的苗头。

四、农民群体变化的走向

农民群体的变化方向与速度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谢志强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是农民职业分化的根本动因和基本前提；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是农民职业分化的历史基础和制度条件；农业比较利益低，经营风险大，农民负担重，是农民职业分化的外在压力；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小城镇建设，为农民职业分化提供了桥梁和渠道；改变生存状态、致富奔小康，富而思进、永不满足的心理，这是农民职业不断分化的内在原因和动力；不断向纵深推进的改革，是农民职业之所以大规模且持续分化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外部条件。农民群体的阶层分化是一种社会流动，它首先表现为职业的变化，从而引起农民群体经济和政治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差异的出现。就业状况以及与此相连的职业地位是引起农民分层的直接动因。

社会学研究表明，影响人们获得职业的条件有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条件，二是社会条件。个人条件包括籍贯、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年龄、体质、容貌等先赋性条件，以及一些通过努力获得的自致性条件，例如，技术、知识、个人成就等。就社会条件而言，有就业制度、就业机会和文化价值观念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个人条件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条件和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里，在不同的社会因素特别是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下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因而对个人的社会流动也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个人因素最终要通过社会因素起作用，对社会流动产生影响。个人自致性因素的获得也与社会条件密切相关，例如，个人的受教育机会一方面是由个人因素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而受教育机会是个人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途径，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社会流动的方向和速度。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农民群体寻求非农就业的动力非常强，这在每年大批农民外出就业的行动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且彻底。近年来，国家也认识到农村的发展以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首先必须减少农民、转移农民，应该允许他们进入城镇就业，实现城镇化。中共十六大以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更加关注“三农”问题。2003年新年伊始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做好对农民工的服务，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切实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等问题。这些都表明国家对农民外出就业开始持一种积极的态度。2001年以来，各地纷纷降低农民进城就业的条件。北京市已经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许在招工时规定“只招北京户口”等条件；广东已经开始取消城乡户口差别的操作。中共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农民群体本身的就业观念、国家对农民就业的政策等个人与社会条件有利于农民群体的进一步分化与发展。

不过，应该看到，上述国家放宽农民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特别是农民外出就业的政策，还只是宏观层面上的。要完全取消过去的一些限制性政策措施，把有利于农民群体发展和进城就业的政策具体化还需要做很多工作，这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即使打破对农民进城等限制，农民群体进一步向上流动变化仍然存在诸多困难。一是农民群体年龄结构的限制。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约有70%居民在农村，农村劳动力平均年龄也由10年前的不到37岁上升到40岁。据预测，即使城镇化进程加快，到2040年人口老龄化峰值期，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4亿人，农村老年人口总数超过城镇。二是城市本身就业压力增大。“十五”时期（2001－2005年）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数将达到2300万人左右，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达1500万人。2002年1－9月，共有77．3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再就业率仅为15%。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求职竞争加剧，2002年大学毕业生首次就业率只有70%。从2003年开始高校扩招学生将进入就业市场，进一步加大农民进城就业的压力。三是经济全球化与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排斥。我国加入WTO以后，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市场的压力，农业、汽车、金融保险、医药等一些行业必然会受到冲击，势必会影响到这些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一些行业和企业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加大技术改造的步伐，提高企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技术进步又会造成对劳动力的排斥。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在1980年代，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到1990年代，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增加70万个就业岗位。

影响农民群体职业获得的第四个困难是农民仍然没有平等的国民待遇，特别是新一代农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这将导致农民群体个人相对素质下降，影响其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利于其向上的社会流动。长期以来农村中小学的教育经费由乡村、农民自筹解决。城市的中学（特别是地级市以上城里的中学）不愿接收普通农民子女。农民自己出资办义务教育，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使本不富裕的农民日子越发紧张。农村高昂的学费，加以其它一些原因，致使近年来农村学生的辍学率上升。1998年，全国初中在校生辍学率3．23%，达167万人，而农村辍学率为4．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个百分点。有的地方农村辍学高达10%以上。据观察，农村学生的实际流失、辍学率比统计数字高得多。由于农村教师工资由县乡财政解决，面对日益紧张的县乡财政，许多地方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农村教师工资，严重影响了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一些教师不安心本职工作，搞第二职业，一些贫困地区的中小学教师甚至辞职外出打工。从2000年起，国家在部分地区开始试行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向农民征收的教育费附加，各地也不准进行教育集资，从而使前些年事实上支撑农村基础教育的重要经济来源中断，在这一形势下，农村基础教育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这些情况造成农民子女很难享受与城市孩子同样的受教育机会。1960年前，大学生的出身，城乡比例是3∶7，那时全国城乡总人口的比例是2∶8。现在城乡总人口的比例是3∶7，但大学生的出身，城乡比例是7∶3。农民子女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将会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影响农民群体的分化和社会流动，这也是制约农民群体分化的一个深层次的因素。

五、结语

农民群体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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