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价值范文10篇

正义价值范文篇1

美国学者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就像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一种理论如果是不真实的,那么无论它多么高雅,多么简单扼要,也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拒绝或修正;同样,法律和体制如果是不正义的,那么无论它们多么有效,多么有条不紊,也必然会为人们所改革或废除。①因此,国际刑法的制定与执行,只有尽可能体现令人信服的正义价值,而不能因急功近利的政治目标使这一价值遭到贬损。《罗马规约》制定和国际刑事法院设立,被认为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对这种正义理论一个突破性的尝试。

一、引自法律渊源的正义性

从法的属性看,国际刑事法律制度本质上仍是一种国家之间的制度,②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观首先源自国内刑法的正义价值观。国际刑法的渊源③与执行制度证明,由大多数国家刑事法律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归纳出的正义价值观,已经通过国际刑法的公约化和司法化渗透到国际社会的公共领域;为了恰当地执行国际刑法,各国间的司法协助还要求彼此为程序的正当性提供法律接口。尤其是国际刑法的执行方式,不论是国际创制机构,还是国家法律制度进行的起诉或审判,都源于国际法和国家法渊源的配合适用。因此,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应是现代各国公认的刑法原则的最大交集。在这个交集中,各国刑法规范或平行或交叠,而原则性的最高价值是实现正义。自古希腊以来,尽管无数哲学家和法学家对正义的本质进行着难以穷尽的论述,但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现代刑法的正义价值的确涵盖着一些共同方面。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随着人类社会在全球层次上的交流,两大法系出现进一步的相互借鉴与融合,这些共同方面就更加得到呼应、强化和凸现。刑法正义的现代要素———平等、公平、正当被广泛承认;而在刑罚目的上,使报应和预防达到辩证统一,即可实现刑法正义的思想也被广泛接受。然而,由于现行国际法体系中没有超国家机构的存在,且国际法与国内法的渊源不同,国际刑法与国内刑法既有相互符合的正义要素,这些要素在各自领域中又存在着明显的内涵差异。首先,就平等要素而言。国内刑法的平等包括立法平等和司法平等两个方面。刑事立法的平等是指犯罪的规定以及法定刑的设置,只能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为依据,不能因行为主体的社会地位、政治身份等因素实行区别对待。立法平等是司法平等的前提,司法平等是立法平等的延伸和补充。20世纪的纯粹法学派代表人物凯尔逊认为,如果某个一般规则,实际上适用于根据内容应该适用的一切场合,它就具有价值,就是正义的,反之则不具有价值,就是不正义的。①“纽伦堡审判以来,无差别个人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刑法得到不断发展,其中立法与司法平等的理念通过这种责任的实然性规定而与国内法趋同。但国际刑法的平等要素,还必须包含主权平等的意义。这是国际法的特点和渊源决定的。国际刑事法院的运行是最典型的实例:《罗马规约》各缔约国既然平等参与了立法的全部进程,就不会将国际刑法的规则转化为超越国家之上的规则。这一点对于任何主权国家都是同样适用的。即便有些规则和机构设置显现了某些超国家的特征,其具体实施也必然基于主权平等的原则。国家主权是国际法的基石,但是坚持绝对主权的观念最终也会导致否定国际法的结果,②因此倡导国际刑法的平等原则就尤为关键。如果不能促进各国对彼此主权的尊重,缺少主权平等的内涵,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就是空中楼阁。其次,就公平要素而言。国内刑法的公平,就是要求刑法规范和司法适用对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界限划分,以及罪刑关系、刑刑关系的确立与适用,应当做到公平、合理、协调。而对于包含着复杂交叉的国际法文件的国际刑法来说,统一法典的缺乏是其在公平要素中的最大劣势,尽管国际社会已做出了一些努力。③公平的核心问题是罪与非罪,罪刑法定。在国内刑法面前,具有最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且行为的危害程度达到应当给予刑罚处罚,而非一般违法行为,才被定义为犯罪。首先确认依法维护社会利益的前提,然后界定一条需要刑事法律捍卫的底线———这种具备公平要素的方法同样可见于国际刑法。国际刑事法院的对事管辖权恰好说明了对国际犯罪从严界定的考虑:管辖权限于四种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即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④在现有国际法文件中,这些犯罪的内容最为明确,危害程度最为剧烈,而且这些犯罪往往导致国家司法瘫痪,而出现不愿意或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现象。对于国际刑法来说,国际犯罪的范围相当于国内刑法中的罪与非罪问题。《罗马规约》除侵略罪外,对其他三种犯罪都分别规定了明确的犯罪行为特征,以及构成这些犯罪共同具备的主观因素。然而,与《罗马规约》平行独立制定的《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的治罪法草案》则建立了另一个罪名目录,除上述四种犯罪外,还将另外20多种行为纳入国际犯罪。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为国内刑法设计的罪刑阶梯,在这份国际法文件以及国际刑法学家对这些罪名的分类中都能找到其理论的影子。⑤“国际刑事法院实然管辖的犯罪,与国际刑法应然覆盖的犯罪之间,划定范围的巨大差异依然会引起人们对公平问题的反思。因此,在法律适用的实践中统一国际犯罪的标准、明确国际犯罪具体特征、从理论到执行,国际刑法完善公平要素还需要不断尝试。如果无法实现恰当的罪刑法定,从功利主义出发赋予法官过分的自由裁量权甚至立法权,各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正义评价势必要打折扣。第三,就正当要素,即刑罚目的而言。国内刑法的正当,是指国家刑罚权的发动有合理的根据。如果仅从刑事审判的实体和程序规则必须遵守的标准看,国内刑法与国际刑法奉行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特别是对正当程序的监督和对诉讼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和救济,集中地代表着正当要素在刑法正义价值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不过,国际刑法面对的挑战是,能否将现代国内刑法公认的正当规则纳入审判机构可适用的法律中。《罗马规约》和国际刑事法院试图将各大法系传统风格不同、但正当性趋同的刑法内容融合适用,以此弥补前代法庭正当性的不足。正当性背后的法律哲学是刑罚对犯罪的报应以及对犯罪的预防。现代国内刑法的正当性,确认了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国际刑法的发展史则记录着:在一、二次大战结束之际,刑罚报应显现,那是从人的复仇本能中发展起来的一种以动制动、以动反动的观念;在战后和平及地区冲突仍存的时代,刑罚发动的合理性则旨在“阻止罪犯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⑥特设审判机构到常设审判机构的进步,见证着国际刑法在直接执行模式中对刑罚两大目的的辩证统一。必须强调的是,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刑罚正当性的根据仍然是报应论。因为国际刑事审判出现以来,法律上最明显的发展,就是对国家主权掩盖下的个人豁免和不受惩罚性领域的某些突破。借用国内刑法的目的说,国际刑事法院的首要任务就是在震撼人类良知的罪行发生后,设法落实刑罚的报应。但就刑罚权的启动而言,平等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法体系排斥超国家刑事审判,因此强调正当要素对国际刑法的现实意义在于,协调各国的主权、司法管辖权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问题。国内刑法体系中管辖权的实现不成问题,国际刑法的实际执行却不得不通过精巧设计,找到各国都可接受的正当管辖权依据。否则,效率低下或迟来的正义无法实现对犯罪的报应和预防,更无助于国际刑法塑造世界各国各民族对其普遍信任。实际上,对国际刑法正义信任的缺乏,既是目前国际秩序中现实政治考虑优于刑法正义设计的原因,又是这一普遍现象的进一步后果,二者形成了恶性循环。所以,国内刑法正义价值赖以支撑的平等、公平和正当等要素,急需国际刑法以立法和司法的实践加以确认和吸纳,并同时承袭国际法固有的正义基石。《罗马规约》与不断完善的国际刑事法院,为国际刑法这种正义价值的完善提供了一种模式与契机。

二、正义价值的人权法参照

从国际人权法的视角分析,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在于尊重和保护人权。从自然法学派创始人格老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提出“天赋人权”的思想,到《世界人权宣言》及《联合国宪章》精辟阐述了人权观念的宗旨,①至今,人权理念己成为国际社会共同追求的价值方向之一。如今其基本含义既包含法律中个人和团体实际享有的权利,又包含道德法则中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人道”。②在国际法治的意义上,“人权”较之“正义”概念本身更有具体的物质内容。皆属国际法体系内的人权法与国际刑法,因正义价值的关联而构成了既对立又统一、相伴相生的矛盾共同体。首先,从国际刑法与人权法的对立方面看。刑法与刑罚的实施涉及对个人权利的剥夺,其本质属性是恶;而人权法的内容强调对个人权利的崇尚与保护,其本质属性是善。但正是这种善恶对比,使国际刑法找到了自身发展、自我约束的坐标。规范逻辑学代表人物、奥地利学者魏因贝格尔说,“正义是人类的一个独特的问题,虽然我们没有任何关于什么是公正和什么是不公正的结论性知识,不可能肯定地证明什么是公正的,但有可能令人信服的表明什么是非正义”。③从1945年联合国建立至今,已经制定了60多项有关人权保护的国际文件,从诸多人权宣言和国际公约的成就看,国际社会的人权主张逐步转变成了一系列具有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它们恰好为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提供了参照:无论国际刑法己经明确禁止的行为,还是国际刑法执行过程中考虑不周的环节(比如剥夺被告人的应有权利),只要违背了现行人权法的基本原则,就往往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必须在司法中得到纠正,或在未来立法中得到改进。其次,在人权的国际保护中,人权法与国际刑法两个国际法部门遵从统一的正义价值。人权的国际保护,是指按照国际法,通过条约承担国际义务,对实现基本人权的某些方面进行合作与保证,并对侵犯这种权利的行为加以防止与惩治。④中国古代的周公制礼奉行“出礼则入刑”,反映了国家制定法中积极规范与消极规范的配合作用。当代的国际刑法学家也用类似的辩证眼光看待人权法与国际刑法的关系:人权法是盾,国际刑法是矛。前者是说明性的,后者是禁止性的。⑤从单纯的价值声明到为保护这种价值而清晰阐释刑事禁止性规定,国际人权法基本上经历了无序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说明性阶段”,随着时代进步,国际社会认识到应分享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第二阶段是“宣言性阶段”,这些价值观一般作为广泛权利而形成,并以合法的、不受国际法律约束的形式宣布;第三阶段是“规定阶段”,价值观和广义的权利经过筛选,形成特殊的原则、权利、准则或者标准,而后规定在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件中;第四阶段是“执行阶段”,各国具体执行公约等国际文件中保障的权利和标准,注重行政和民事执行方式的发展;最后,在“犯罪化阶段”,通过刑法禁止性规定、刑法预防模式的发展和明确规定,将某些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犯罪化。可见,国际人权法则标准量化的过程,是通过将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犯罪化完成的。各国政府之间的许多人权保护工作,越来越注重加强标准性义务和强制执行力。人权的国际保护,从政治术语到法律术语,必然地扩展着国际刑法领域的国际法文件。因而,作为国际人权保障的最终手段,执行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就在于此。

正义价值范文篇2

论文摘要：哈贝马斯吸收当前众多正义理论的合理成分，以主体间自由平等的商谈为核心，将正义与真理相类比，阐述对正义论辩和应用两阶段的区分和统一，集中探讨如何在道德、政治、法律三大领域里面认识和运用正义标准，形成了独特的综合正义思想。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理念，可以从贯通道德、政治、法律这三大领域的正义标准出发。

围绕着道德形而上学消解和转换、反思正义的判断标准变得模糊、人类生存出现不安焦虑这一主题，哈贝马斯把社会批判理论作为自己的宏观哲学方法论，根据自由平等对话的方式建构起来的交往理论，作为批判的规范基础，并结合自由主义正义论及其反对者(主要是社群主义)的正义思想，形成了自己的综合正义论。在他看来，正义就是道德立场，就是话语有效性的一个方面——规范有效性；同时，由于道德立场的本质是“无偏袒地对待正义问题的立场”，因此，正义理应也被看作是处理问题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其精髓是：在承认人的独特性的基础上，把所有人都看成是类似的，每一个人的选择等于在为所有人选择，这样的选择是一种普遍理性的选择，这样的人是普遍理性的体现者(具有主体间性的人)。通过立足于交往理性的社会实践基础，参照话语伦理学预设的“理想的言说环境”，以严格满足话语有效性为标准进行自由、平等的“论辩”(或称“商谈”)，就能够趋向于不断开放着的理解和认同，最终形成一种具有可普遍化特征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体系。通过对话达成的理解，不仅使个人的正当权益获得了相互认可，而且凭借对话中的相互性，形成一种主体间共享的“交往共同体”。由于主体间关系有助于形成承担共识中的义务的思想，那么，以交往着的主体间结构为主体的社会就是正义的社会。概括地说，正义是一个综合概念，它既具有高度的思辨性(从理想的言谈境况中的话语有效性引申出正义的普遍性)，又包含强烈的现实性(以商谈这种活生生的形式作为达到现实正义的依靠，以形成完善的生活空间和健全的社会秩序为正义的主题)。正义作为一个评价社会的标准，要求义务论除了从形式方面探讨道德陈述及命令的语义和逻辑关系，还应关注紧迫的现实道德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正义与真理相关，它是从道德中派生出来但又自发超越道德领域发挥作用的社会现象，具有与真理类似的客观性、普遍性；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正义是用来“表达道德命令的全称规范性句子之有效性的一个谓词”。②通俗一点地说，哈贝马斯这句话的意思是：(1)真和正义在句子中所处的位置是相同的：这个杯子是白色，是真的。人不应该偷盗，是正义的。(2)真和正义都没有程度划分，只有和它们分别相反的另一种情况，它们都是二值的：与真相对的是假；与正义相对的是不义。

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理性虽日益分化，但交往理性自身的同一性依然能够为社会提供统一基础。交往理性既能够超越一切特殊伦理(善)又可以体现在所有特殊伦理之中，是认识和达到社会世界的真理的惟一途径，社会世界的真理以规范形式来体现，其论证就是在交往中达到共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理解为中心的相互论辩的过程，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学习、不断改进的过程。可以说，真理不是一个静态的认知概念，而是一个理性的实践过程。理性的实践本身就是目的，就是社会世界不断更新的动力。这个思想既包含着对古典实践理性的回归，又体现了哈贝马斯运用实践哲学对工具理性进行改造、从而拯救现代性的立场，后者正是因为滥用工具理性造成的不义状态而受到质疑或否定。将正义与真理类比，是一种捍卫真理在哲学乃至现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的新方式，能够有力地回应怀疑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思想。正义与真理相关表明，真理在社会经验层面何以可能；这种合理可接受性的真理观念(也即共识真理论)，侧重真的尺度，与侧重真的意义的符合真理论相互补充，把认知主义(主体间的相互承认，辩论从而达到共识)与社会整合(主体间在平等交往中的有效互动)有机结合起来：交往理性使独立的个体在实践互动中达到有效共识，而共识就是真理的阶段性体现，这种阶段性真理又将在以后的实践中经过交往而得到修正，这就意味着真理在经验过程中得到体现，并在经验过程中不断发展，它是人的生存体验，是可认知的。在此基础上，多元的、特殊的善可以在合理性的交往中超越自身的限制，在以真理为基础的普遍主义道德中达到统一，人类也能够向更好的道德状态过渡并实现社会内在的一体化。从而，在当代受质疑或被抛弃的观点(包括传统的有关自然与道德的连续性观点、对价值的客观性的信仰的观点)有望得到恢复。最终，一个正义的社会就可以解决：在保持不同主体之间差异的基础上、消解个体的内在焦虑和紧张这一问题。

哈贝马斯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认定人类世界的规范特征，将规范做一分为二的处理：把规范中的普遍化程度较高但落实存在较大困难的那部分归人道德规范，把规范中的操作性强且以国家为后盾的那部分归人法律规范，并认为法律确定性的最终获得离不开政治权力，这使得他的正义研究基本上集中在道德、法律、政治三大领域，概而言之就是：有理性的人经过深思熟虑的认可和支持是当前的道德、法律、政治存在的基础，它们也是合理性、合法性的最佳依据。因此，他的正义理论可以大体从三个方面来阐发，笔者将其分别称为道德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

道德正义是以道德理由为论据来进行商谈而形成的正义。因为道德理由具有普遍性，道德正义也就成为了最严格意义上的正义形式。道德正义的宗旨在于表明正义具有道德理想的性质，而且这种道德理想并非难以企及。只是自近代以来，道德哲学家们在追求普遍性的道德原则时，要么倾心基于主体的情感预设，要么强调基于主体的完全理性的价值建构，他们忽视了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社会主体之间交互作用是不争的现实，因而他们也没有认识或充分把握一种在对话和交流中形成的道德原则。诸多理论建构也大都以一种强势姿态来显示唯我独尊的地位，这一特征导致内化为行为选择的社会成员缺乏对话、交流的耐心和信心，甚至导致人们对社会活动是否存在一致性(或共同价值)也产生怀疑。因而，人们迫切需要寻求一种新的批判行为及其社会合理性的标准。哈贝马斯认为这一标准就是存在于人们生活世界中的、标识着相互理解和团结友善的交往理性，也就是说，交往理性是道德原则的行为理论基础。治愈现代社会疾病的良方就在于：揭示蕴含在生活世界中的交往理性的精神。通过商谈实践的规则把“对于每个人都是好的”谓词的意义表达出来，把“为什么只有适用于对每个人都好这个谓词的理由才是‘适当’的理由”这个问题转换成“为什么普遍化原则应该作为论证的规则接受下来”这个问题，从中提炼出商谈原则(discourseprinci—ple，简称为D)和普遍化原则(universalization，简称为u)，并将这两个互为前提的原则作为道德争论可取得一致性意见的依据，在此基础上结合应用原则(appropirateness，简称为A)，形成确保秩序的规范，主导行为的价值合理性、巩固并扩大社会团结的作用。在他看来，规范的存在是通过人们对其接受和采纳体现出来的：“所有旨在满足每一个人利益的规范，它的普遍遵守所产生的结果与附带效果，都能为一切有关的人所接受”，其普遍意义就是“它们得到或能够得到所有相关者的赞同”。正是这些建立在交互主体性上的可普遍化的规范，使面对道德论争与冲突的参与者在商谈实践中达到他们普遍接受和同意的结局，进而形成道德共识并克服了道德怀疑主义的干扰。在这个过程中，他力图寻求一种更高要求的——超越主体中心的建构路径——伦理建构理路，把伦理学建立在道德辩论的逻辑形式的基础上：从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形成交互主体的维度，在开放和平等的主体气质的基础之上思考道德正义问题，以说明道德的“类似真理性”的“弱化假定”为模式，解释“规范正当性”。这样，道德结论获得真正执行的力量就不是来自于外在的、暂时的理由，而是来自于内在的、普遍的理由。由于道德规范仅仅诉诸于论证程序，正义就内在于论证之中，它不是道德的内容而是道德的属性：“无偏颇的观念是扎根于论证的结构本身之中的，而不是作为附加的规范内容需要从外部塞进这个结构中”。

由于社会中的人的真实情况与道德理想中的人的情况有相当差距，为了使不可避免的经验限制、可以避免的来自个体内部和外部的影响中立化，通过论辩理由实现真理救赎的商谈“需要有体制上的防范措施”，才能创造实现正义所需的条件或满足正义要求。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的思想就是从这种需求中产生的。

政治正义的一般理解是指现代性视域下如何解决政治正当性或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它往往事关公共权力的占有、行使和政治秩序是否正当。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问题是与正义相关的重要问题；合法性问题以恰当的方式得到解决也就意味着正义在某种程度上的实现。在他看来，合法性与认同相关；政治认同是人们从内心深处产生的一种对现存政治体系(包括政治结构、政治效能、政治价值等方面)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依赖政治文化的凝聚力。凹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其主导的政治认同离不开公众的政治讨论。与公众的政治讨论相关的是公共领域，它作为重要的非正式政治机构，是通过不受限制的商讨形成公众舆论的场所。政治认同既是公共领域的产物，又是公共领域的秩序，还是公共领域的向导，它依赖市民交往而变得有效。因此，政治正义是个人权利和人民主权以商谈过程的方式互补的结果：人权是人之为人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人们之间相互授权的产物。

因为哈贝马斯不仅试图规定正义的一般含义，而且规定正义的真理性，所以，他的正义概念突破了“政治正义”(罗尔斯语)的范围，指向可以作为其他领域正义的理论框架的正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法律正义。所谓法律正义，其通常的意思是指，用法律来保障社会的基本权利不被侵犯；在哈贝马斯那里特指结合实用理由、政治一伦理理由、道德理由乃至谈判等所有理由，将其统统作为商谈据所得到的结果。法律正义的实施范围是法律共同体，公民的“自我立法”是其核心信念。这个信念只有从主体互动的角度才能找到现实的根基，也只有从商谈论的民主程序中才能获得操作性力量。法律正义思考着如何将秩序锻造为“强制性稳定的”和“理性地合法化的”结合体，使之既不淡忘规范也不脱离现实。由于综合了政治哲学和法哲学各自的常规途径，法律正义在交往行动理论中处于中心地位：它为正义的实现提供了建制化的程序，发挥着外在社会实在制度与内在应然规范的双重作用。正当的法律集事实性和有效性(或称事实有效性与规范有效性)于一身，能够覆盖道德正义和政治正义所无法企及的领域并吸取了后两者的优点。如果法律共同体是以政治集团为核心的政治共同体，其成员都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商谈并达成利益的均衡和妥协，这一结果就是政治正义；如果法律共同体的成员扩展到所有人，那么他们以道德理由为论据、借鉴法律程序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进行商谈并形成共识，这一结果将是道德正义。通过哈贝马斯的设计，法律正义恢复了当前整合社会的三种力量——金钱、权力和团结——之间的平衡；它集中地体现在维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不被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非法势力所损害。

三种正义形式不能相互替代，尽管道德正义是最高级别的正义形式，但法律正义和政治正义不是道德正义的摹本。三种正义形式又有着共同的来源，这一来源被哈贝马斯称为“元社会担保”，主要有神灵、宗教和形而上学等形式。在社会化和复杂性不断提高的现代社会，象征正义的毋容置疑的神圣来源不再令人信服，所有行动原则都必须经过自由平等的商谈才能得到承认。因此，以理解为取向的商谈就代替元社会担保成为正义的源泉。换句话说，商谈原则是现代社会的道德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的基础。商谈原则在处理道德正义时被称为道德原则，在处理政治问题时因为与法律结合而被称为民主原则。

三种正义形式都是“程序的正义”的反映。因为哈贝马斯坚持真正的正义应该是程序性的(也可以说是形式的)，实现法治社会的根本出路在于程序正义。这就意味着“什么是正义的”不是先定的，而是通过所有相关者在自由平等的对话、协商、交流、谈判过程中达成的。公务员之家:

正义价值范文篇3

关键词：经济法；正义；市场；政府；自由；发展

作为国家对社会经济进行调节的法，经济法的职能是保障经济协调、稳定和有序运行。从道德的角度来考察，正义是经济法的价值〔1〕。本文试图从现代经济法的产生及其所追求的理念来分析经济法的正义价值。

美国学者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就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重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修正或拒绝。一种法律制度，只要是不正义的，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经济法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法律制度，只有符合正义价值，才能合理地存在于法律体系中，才能对社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按照这种正义理念，正义意味着公平，并与自由、平等密不可分。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在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条件下，正义要求制度安排必须使人们能合理地得到对每个人都有利的期待，最大限度地照顾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因而，不能相互把对方当成手段，而应当诚实合作〔2〕，在秩序良好的社会中所有人都享有应对各方均有利的权利〔3〕。由此保证每个人行使其平等权利的结果能满足社会所有成员的利益，使社会整体的自由（利益）总量增加〔2〕。

如果我们将罗尔斯的理论运用到现代市场经济领域，那么，市场经济中的正义包括以下内容：首先，①市场秩序应当井然有序，市场各主体平等参与竞争；在竞争中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损害其他竞争者的正当利益；不得损害消费者的合法利益。其次，市场及与市场有关的各主体的行为要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实现社会利益总量的增殖。经济法正是应市场经济的这些要求而产生的，它所追求的是实现市场的实质正义。

一、经济法产生于对正义的追求

在法律体系中，经济法产生于现达的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在它产生之前，市场领域的法是民商法或行政法。民法立足于个体权利本位，重在保护市场经济主体的个体自由，反对公权力的侵害。行政法的立法本位是国家主义，重在维护国家的政治秩序，控制国家公权力的行使，维护私权的合理存在。这两个部门法单独或共同维护着市场领域的正义。

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法和行政法对市场正义所起的作用不同。在某些特殊时期，如战争时期，经济危机发生时，行政法起主导作用。在平常时期，两法的作用东西方各具特色。在西方国家，经济法产生之前，规制市场领域的法主要是民商法，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则是行政法起主导作用。“任何一个文明和社会都只能以它自己的方式去经验世界，而这意味着它同时失去了以另外一种方式经验世界的可能性。”〔4〕

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早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者提出了理想的“经济人”假说。认为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为主体享有充分的自由，他们都在各自的利己心支配和驱动下，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为避免别人损害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考虑别人的利益。所有的“经济人”之间都有自然协调的共同利益。市场的价值规律能自发地对经济起调节作用，政府无须进行干预，只须充当“守夜人”。在这种“经济人”理念中，市场的调节因素是“一元的”，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是民商法。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自然协调的共同利益，只是市场有序发展的要求，市场主体并不一定就会自觉地去考虑别人的利益，从而协调相互的利益。“经济人”理念过于强调人的自由，而忽视了一个事实：由于市场主体对赢利的过度追求，无限制的自由会导致某些主体的自由极度扩张，而对其他主体自由造成侵犯，从而侵犯社会的总体利益。“如果我们从正义角度出发，决定承认对自由权利的要求是植根于人类的自然倾向之中的，那么我们无论怎样也不能把这种权利看作是绝对的和无限的权利。任何自由都容易被肆无忌惮的个人和群体所滥用。”〔5〕其表现是：某些人为了获得超额利润而限制他人竞争和实行不正当竞争，竞争秩序出现混乱局面。这些人将其他人作为自己竞争的手段，众多的其他竞争者和广大消费者的自由权利受到严重侵犯。正是由于市场机制的唯利性，投资经营者只关注眼前利益，不愿对一些近期盈利低、短期无利可图甚至亏本，或者投资周期长、风险大的领域投资。而这些领域又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如果得不到相应发展，经济结构布局的不合理性将制约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和社会的总体利益。除此之外，主体还会由于市场信息的不足而盲目生产，导致供求关系不平衡〔6〕。有限的市场资源被浪费，制约整个经济的发展。对自由的滥用，导致市场经济原则与伦理原则发生冲突，正义伦理瓦解，出现市场失灵现象，“危及一部分人的基本生存和根本利益，就会造成社会普遍不安”〔7〕。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以社会利益代表者身份出现，对经济进行干预。美国是有法治传统的国家，率先于1890年颁布《谢尔曼法》，1914年又颁布《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以反对垄断。这些法律的出台，表明经济法正式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危机表明，市场迫切需要平衡个体利益和维护社会总体利益的经济法。这时，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出现，国家的“有形之手”进入市场，西方各国相继用经济法的形式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经济法在全世界范围内作为独立的部门法起作用。

中国与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法，是在经济领域的行政法高度发达情况下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国家长期实行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央集权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国家用行政的形式对经济进行干预。维持经济领域的秩序的法主要是行政法。与西方相反，市场调节机制基本上不起作用，市场由国家计划“一元”调节。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也意识到了应用经济法对经济进行调节的必要性。国家组织管理社会经济的法律中，某些也有经济法性质。不仅如此，前苏联法学界还起草了经济法草案，前捷克斯洛伐克于1964年颁布了《经济法典》。但是，这些国家只是以高度的计划形式管理经济，其经济法更多地具有行政法性质，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对经济运行不起作用。

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有具浓厚行政法色彩的经济法。然而，即使是这样的经济法，也没有真正地得到实施〔6〕。国家的公权力与社会的私权利没有得到很好协调。在国家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强烈干预下，经济主体的私权利即自由权受到限制甚至被剥夺，他们的积极性得不到发挥。“政府包办企业的一切行为，排斥商品经济、排斥市场机制，抑制生产力的发展”〔8〕，社会经济发展缓慢。虽然这时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也没有严重的贫富悬殊，但是依然与社会正义所追求的结果相距甚远。

按照罗尔斯的说法，“冲突以及一种利益的一致都是这个社会的典型特征”。一个社会是否正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获得共同体的善。”〔2〕分析法学的正义观更明确强调社会总体效益：“从个人的和社会的角度看，正义问题总是与关于效用的考虑组织在一起”，正义被认为是朝着保证一个公正的和秩序良好的社会方向前进，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效用〔9〕。

正是由于传统的经济体制与管理体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正义，官僚主义与腐败盛行，社会经济得不到发展，人民生活得不到提高。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发生巨变。之后，这些国家一改过去的计划体制，而进入市场体制。中国从70年代末开始，引入市场调节机制，经济由计划向市场逐步转轨。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经济法开始发展起来，开始真正起着规范国家与市场、调节社会经济的作用。可以说，市场领域才真正有了经济法。

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产生的经济、社会、法律背景不同，但是就对正义的追求这一点而言，却是共同的。两种不同的发展经历说明了一个事实：市场领域只有民法或行政法不行，即便两者都有也不够，还得有经济法。因为民法或行政法只能从各自的角度对社会经济进行调整，它们只可能对市场中的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进行调整，市场还需要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的经济法来对经济关系进行调节，与民法、行政法共同规制市场正义。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济法的出现，是市场领域对正义期盼的结果。

二、共同追求正义：民法与行政法的终点是经济法的起点

正义，是一切良法的共同追求。如刑法，它追求罪刑相适应，也是追求公平的体现〔10〕。如上所述，民法追求交易双方的自由、平等。行政法追求国家公权力行使的合理性。在市场领域，经济法产生之前的法有民法和行政法，即私法和公法作用于经济。民法要保障市场主体的平等、自由，行政法要维护国家统治秩序。例如合同一方当事人订立阻止技术进步的合同，或坑害其他竞争者或消费者的价格垄断协议，拥有“比其他人有更大的交易优势”是不正义的〔3〕。“必须约束以严重与不合理地损害或侵扰社会其他成员的方式使用私人财产。交易自由不应被扩大到包括与道德或占支配地位的公共政策相矛盾的协议。”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用法律来分配或限制自由成了必要〔5〕。然而，对这种不正义的约束，民法无能为力。

在没有经济法的情况下，国家可能会出于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以全社会利益代表者的身份而站出来运用行政法的方法进行干预市场。事实上，“市场与国家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受完全不同的规则支配；市场的自主性确立了公共权力的界限”〔11〕。在市场不正义出现时，单靠行政法不能规制市场的正义。例如，经济法在产生的初期，由于带有浓厚的行政法色彩，以至各国政府难以避免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市场机制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

经济学家以敏锐的眼光最先看到了这一点。20世纪70年代，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应对政府的干预行为进行约束，“市场失灵”固然可怕，政府失灵更不可忽视。政府调节的范围应有所限制，社会经济活动应当主要由市场自发调节，国家只起监督、协调、引导作用。

按照博登海默的说法，正义除了对权利人提出要求外，还是对权力人提出来的要求〔5〕。我们承认，政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规制市场的正义。但是，只有在市场本身的运行受阻，出现了不正义现象之时，政府出面干预才是有理由的。而且在需要干预的情况下，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的行为本身也必须是正义的，即是适度的、恰当的。政府对市场所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得符合正义，这是社会公众的要求。而政府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它依照统一的规则而享有”的权限〔12〕。这种统一规则，显然不是行政法，我们从行政法中不可能看到关于这方面的规则。因而，既然要协调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就只能是中立于期间的法，这个法就是经济法———一方面以维护私法的合理存在为己任，但又超越个人的私权，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另一方面，既赋予国家适当的干预权，又防止国家公权力的滥用〔13〕，以实现经济民主〔14〕，达到罗尔斯所说的“秩序良好的社会”〔3〕法律秩序有序化，民法、行政法、经济法三法对市场经济领域共同起作用，形成一股合力，使经济秩序有序化，达到正义的要求。

可见，现代社会的民法、行政法和经济法，都以追求社会经济的正义为职责，而在民法和行政法失效的地方，正是经济法开始发挥作用的地方。

三、共同实现正义：协调中国的民法、行政法与经济法

笔者遇到一个有关农村生产的案件咨询。案情是：某县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发现当地一农户畜养的耕牛患了《动物防疫法》上所指的一类疫病（根据该法第10条，一类疫病是指对人畜危害严重，需要采取紧急、严厉的强制预防、控制、扑灭措施的疫病），并按照该法第21条规定上报县级人民政府。该县人民政府依照《动物防疫法》决定对该耕牛采取扑灭措施。然而在执行扑灭时遇到了来自农户方面的强大阻力。他们一家人将牛围住，不让执行人员有机会宰杀耕牛。

在这个案件中，农民对耕牛拥有民法上的所有权，而其耕牛患有瘟疫，正对多数人的生命、健康、财产造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农户权利的行使足以侵害其他人的自由权利，是不正义的。政府出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出面进行干预，通过限制农户所有权，阻止农户的不正义行为。然而，由于经济法的不完善，在该农户极力维护他们的私权，不让扑杀耕牛的情况下，政府的干预权本身难以行使。如果政府坚持要扑杀该耕牛，那么必然对农户采取人身强制措施，然而其程序却无法可依。

根据法律规定，有权采取执行强制措施的只能是公检法机关，并仅在两种情况下可对公民行使：（1）在诉讼过程中，妨碍或者可能妨碍诉讼进行的人；（2）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人，以及在紧急情况下的犯罪嫌疑人。除此之外，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均无此权。在本案中，政府如对公民采取强制措施，则侵犯了公民的私权利———人身权。采取强制措施于法无据，那么只有选择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强制执行。可是原告是谁，提起什么性质的诉讼呢？行政诉讼的被告人只能是政府，现在该农户不起诉政府，仅仅是保护自己的耕牛。提起民事诉讼吧，原告只能是直接受侵害的一方，而生命、健康和财产权正受到威胁的公民不起诉，他们认为政府必须依法处理这件事，毋须他们提起诉讼。政府管的事，自己又何必找麻烦打官司呢。那么，此时政府能不能提起诉讼呢？本案中，农户的作为（抵抗）使他们的不作为（放任牛危害其他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可能对社会不特定多数人利益造成损害，而却没有直接损害政府利益。此外，在民事诉讼中，政府若作为当事人，其地位只能是与公民地位平等的法人，不再是干预或管理社会公益事业的权力机关。而在本案中，政府却是处于管理者的地位。这样，本案就成了一个极难处理的案件。

本案难以处理的原因，是法律缺乏关于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具体方式、程序方面的规定，属于经济法的内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经济法在市场经济领域，是介于私法与公法之间的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它对政府的公权力和市场主体的私权利进行约束，以实现正义，是法律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员。在过去，中国的经济领域中起主要作用的法是行政法。历史证明，没有民法、经济法的相互作用，单靠行政法，不能实现正义。中国的经济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是市场的自然发育和政府行为推动的过程，更主要的是后者的作用。由此看来，对行政权力的行使“度”的掌握显得尤其重要，经济法在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为此，从思想上，我们必须重视经济法，任何排斥经济法的态度都是不利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从立法上，应当注意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协调；从司法上，应当严格执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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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梁治平。市场、社会、国家〔A〕。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M〕。三联书店，1996。

〔12〕哈耶克。邓正来译。正义：法律与权利〔J〕。环球法律评论，2001，（春季号）。

正义价值范文篇4

关键词：公平正义和谐社会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公平正义是支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根重要支柱。本文拟从促进公平正义的角度探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

公平正义是人类始终追寻的价值理想。亚里士多德说：“所谓公正，一切人都认为是一种由之而做出公正的事情来的品质，由于这种品质人们行为公正和想要做公正的事情。”而从正义这一概念的分配含义来看，它要求按照比例平等原则把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公平地分配给社会成员。相等地东西给予相等的人，不相等的东西给予不相等的人。关于公正的巨匠当属罗尔斯。罗尔斯在洛克、卢梭等人的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正义论(TheoryofJustice)，其《正义论》一书代表现今公正问题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准。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在这里，罗尔斯把正义它作为衡量、评价一种社会制度的“首要”的价值尺度。公平正义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所谓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得到有效处理，社会公平和公正得到切实维护，使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享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果。

在现代市场经济改革持续深入的当今中国，公平与正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惹人瞩目。从中央领导人的一次次重要讲话，到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再到一项项重大战略决策及行动，“公平与正义”日渐成为其中的关键词。2005年2月，总书记提出“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2007年2月26日，总理发表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的重要文章，首次将实现公平、正义与发展生产力放到一起，并列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大任务。在十七大上，“和谐社会”建设再次成为焦点，其中对于“公平正义”的关注则更为瞩目：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正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本质上就是以“公平正义”为价值主导的社会。在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说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那么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正义涉及到了经济领域、社会生活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切身权益的重大问题。公平正义的整体性、全局性和重要性，要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不仅要在经济领域营造公正正义的社会环境，而且还必须从政治、文化、法律、道德和社会等各个层面，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和谐原则和价值取向。但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价值取向的公平和正义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个历史的范畴，总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进行着变更，呈现出不同的追求。

二、我国目前存在的社会不公现象

1.旧的不公正的城乡二元结构依旧存在

制度建设的状况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对制度的需求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我国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把我国人口人为地划分为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天生含有不公内涵，造成了教育不公、就业不公、医保不公、同工不同酬的不公等等，建立起一种在城乡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上的全方位不平等，人为地制造了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冲突，必然引起社会的不公平正义，国家也就难以实现真正的和谐。

2.分配不公

基尼系数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数值越大，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公平。目前国际公认的标准是：基尼系数0.3以下为“好”，0.3~0.4之间为“正常”，超过0.4为“警戒”，一旦超过0.6则表明该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已经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国家统计局近年的抽样调查显示，中国20%最高收入家庭与20%最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是15倍；城镇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人均年收入是收入最低20%家庭的5倍。可见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贫富差距已经显而易见，这很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对社会公平和正义造成直接的冲击。贫富差距表现在：(1)城乡收入差距扩大。2006年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收入剪刀差扩大3个百分点。(2)地区收入差距扩大。2006年上海人均GDP达到7490美元，宁夏回族自治区则计划五年后达到2000美元。(3)行业间收入差距拉大。2006年中国不同行业收入差距显著收入最高行业是最低行业的5.2倍。

3.就业环境不公

我国目前的就业环境存在着严重的歧视现象，如性别歧视、户口歧视、地域歧视、年龄歧视等等，歧视是社会的一种不公正现象，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就业歧视不仅使整个社会得不到这部分人所带来的利润，而且背离了机会平等的基本规则，损害了公正的基本原则，使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很难通过正常渠道表达出来，转而只能通过极端的方式进行宣泄，这必然会增加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三、促进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

1.制度的设计、实施要体现公正、平等

根据罗尔斯的观点“公平的正义是一种应用于政治和社会制度之结构的政治观念”，而基本结构又是“政治正义的首要主题”，因此倘若要实现社会的公平，前提条件是社会基本制度结构必须内含正义的原则，或者在制度设计中首先体现公正和平等的理念，在社会制度设计中贯彻两个基本原则。社会的和谐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结构。而制度作用的积极与否，取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解决各种具体矛盾和问题的层面上，应该注重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各项制度设计更好地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真正得到广大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可和支持。目前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都能使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在有序的状态下不断得到调整和解决，使社会公平正义切实得到维护和实现。有了制度，还要认真严格地实施。因为制度重要，实施同样重要。

2.缩小社会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

我们必须建立阶层利益的整合机制，理顺分配关系，建立一个合理、公正的社会分配结构。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故政府应利用财政、税收、福利等杠杆等经济手段缩小社会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一方面，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体现和保证公平正义的实现；另一方面，完善税收体制。对于过高收入，不能抑制，更不能劫富济贫，只能通过税收来调节。对过低收入，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对于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不仅仍应保护，还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同时，坚决取缔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的非法收入，不断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扭转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实现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使广大人民群众从改革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实惠。

3.完善法律制度来保障就业公平

国家应该大力反对就业歧视现象，并通过法律的健全、完善来保障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目前《就业促进法》是最适合界定就业歧视和规定反就业歧视的法律，因为充分就业和平等就业是促进就业的两个基本方面，离开平等就业来谈充分就业，是不可想像的。《就业促进法》第一次通过专章规定来禁止就业歧视，而且明确规定劳动者受到就业歧视可获司法救济，使我国反就业歧视立法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从已出台《就业促进法》中可见有关反就业歧视的规定过于笼统，操作性不是太强，故建议在以后的具体施行过程中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司法解释，来进一步完善反就业歧视的相关内容，并切实提高可操作性，使禁止就业歧视能真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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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柳莹.完善分配制度实现社会公平[N].潮州日报，2007.

[6]王勇.“拉美化”警示下的我国贫富差距[N].湘声报，2005.

正义价值范文篇5

[论文摘要]经过现代性三次浪潮的冲击以及科层制的建立，行政摆脱道德的纠缠，建立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的发展逻辑。然而，行政并非与道德无涉，不能简约为行政技术主义。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论证，不仅需要以单纯技术为基础的效率支撑，而且有赖于目的性价值的支撑，而道德始终是实现行政目的的必要条件。因此，行政必须超脱传统的发展逻辑，以正义为导向寻求向道德的回归。而要寻求道德的价值性辩护，毋宁是要建立起正义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唤公民的美德。

[论文关键词]公共行政价值中立效率现代性正义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多元文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惟有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才是公共行政的发展逻辑。他们辩护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事实与价值两分”之单纯自然科学主义思维模式是保证行政发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换言之，只有以价值中立的形式超脱伦理道德甚至一切差异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纠缠，才符合行政的发展逻辑，才能实践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赢取合法性。然而，这样的发展逻辑在价值问题上的缄默不语无法解决多元竞争的冲突，更是无法论证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与其说需要目的性价值，毋宁更是需要道德辩护。而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与此关涉密切：公共行政为何游离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

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传统行政机械化的发展逻辑使政府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皆以否定官僚制为政府重构的前提。换言之，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否定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对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逻辑地符合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行政发展逻辑。在这一问题上，麦金太尔引领了我们的视线。他认为，现代行政发展的逻辑有一鲜明的脉络：始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经社会改良者的抱负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证明，直至技术官僚的实践。麦金太尔所描绘的是行政发展的显性图景，然其背后却潜藏这样的论断：考据现代公共行政与道德的分离无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归启蒙时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这探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于政治领域。

行政实践并非与行政学的创立者们所想象的与政治全然无涉，而是扎根于政治与道德领域。即使是行政学的创立者们以“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这一二分法作为行政学的方法论开端也难以否认：行政须以政治为先导，隐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论证行政的目的性价值的必要条件。如此说来，从政治领域抽离出来讨论行政和道德的分离问题，作为现代探讨行政问题的普遍方式，尽管可以探讨得细致入微，却未必比近代的思维习惯更为高屋建瓴。由此，探寻“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这一命题须回归源头，分析政治与道德分离这一行政游离道德的前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行政是政治作为实践性的学科在技术操作上的应有之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政治关乎城邦这一“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传统意义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这一本性。然而随着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现代行政催生以来便消逝了这种本性，此时行政在名义上已摆脱了政治。著名的解释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断言：政治与伦理的分离具有明晰的路线图，经过始于马基雅维利、中经卢梭、近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连续冲击，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传统已在三次危机中难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腊所塑造的传统哲学认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实践这种至善，所追求的价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与政治并没有被严格区分，而且两者相互纠结、支撑与印证。然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对这一传统进行了釜底抽薪：“当马基雅维利以政治权力取代政治美德、卢梭以自由(权利)作为政治原则、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国家政治本身时，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腊哲贤的‘爱智’冒险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哲学，便开始从‘权力政治学’向‘自由(权利)政治学’——经过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政治学’和洛克的‘财产政治学’的预制——最后到‘权力意志政治学’的蜕变。”

按照施特劳斯的诊断，政治游离道德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冲击所导致。然而，冲击后的行政还要有能够实行价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实践性或环境性契机。政党分肥制便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威尔逊的行政“价值中立”原则便是针对当时美国的“政党分肥制”，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其纠缠所做出的设置。他以完全超脱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领域的“事务性”来描述行政管理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从于解决“政党分肥制”这一具体问题的“价值中立”原则与韦伯的“官僚制”相结合，把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

由此，现代行政发展逻辑在历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抑或假象：行政与道德全然无涉。它试图逻辑周延地表明：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必然结果，而要实现效率，惟有寻求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价值中立。

二、问题：现代行政逻辑与道德之间

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毋宁是现代性事件，经过与道德的决裂以及机械论科层制的发展，公共行政尝试依据科学和技术路线寻求自身发展逻辑的理性化，逐渐构建起自己的逻辑体系。然而正当现代行政构造起自足的技术体系，准备摆脱道德飞跃发展的时候，道德的问题却又紧紧地纠缠着它，使之返回始发点。道德问题犹如现代行政背负的“原罪”，即使他们妄图遗弃，却又总是悄然复归。这一“原罪”，便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及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政府再造的突破点。尽管它们的努力无法超脱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甚至恰恰表现了官僚制总体实现的结局，但阐明了行政逻辑的显性危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迫使我们回到现代行政发展逻辑链的始发点——价值中立的问题上回复这样的追问：行政能不能彻底脱离道德的范畴?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显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并非没有价值立场，而是为了确保自身的价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伦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价值之外的独立性，”l4追寻中立性的立场。从行政本身的建构来说，这样的立场始终是难以存在，因为行政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应用问题，而这正是由行政的意图和手段所决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单纯机械性地分配资源，其作用本身潜涵着价值性的目的或关怀。尽管政府通过援引其之为社会变化的管理者的科学能力及纯粹的技术，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方式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难题，单纯依靠简单的技术能否解决价值冲突上的问题已是不言而喻。单纯追求效率和中立价值的技术操作始终无法越过难以精确衡量隐性价值这一鸿沟，功利主义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这个难题。因此，针对这一难题，法默尔不无义愤地说：“人在这种形式的合理性(为效率追求技术)中当然可以获益，但要以抛弃实质的合理性为代价。”_5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困境，从后现代性而非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这种现代普遍理性主义规范论的视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为一种非人格的组织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却忽略行政作为社会组织化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诚然，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先天道德论证的缺失，其具体运作机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谎言。行政的体制的建构以及行政机制效能的发挥都有赖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参与和实践，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共同认同和实践承诺。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不会在无强迫压力的情况下认同和承诺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认同的制度约束或规范限制。在公民对约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机制的认同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判断和价值筛选起着关键的作用，解决不了这个关键因素，行政效率也无从谈起。然而，问题在于个体存在着差异，而且道德上的差异甚于生理上的区别。作为公民的个体在政治参与的实际进程时，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同家庭教育、宗教信仰和道德理想的影响。恰好相反，这些差异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意识和主张，乃至他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在这样的矛盾中，单纯依靠技术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无效率可言。

如果在现代行政的逻辑中，以价值中立为出发点，仅仅为了追求科学能力的优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单纯的手段或技术来理解行政，而与正义与非正义、善或恶、美德、至善等道德问题全然无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难以证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优越。

三、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

若缺少道德的价值向度，或者过度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无涉，那么行政的正当合法性也就成为问题。

如果我们把行政界定为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运用公共权力所实践的具有强烈组织性能的治理活动，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这一追问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如何建构、论证行政权力及其运用方式的道德正当性及合理性基础，实践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实现其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纯粹的价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应该遵循一种什么导向?由行政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需求探寻，这导向毋宁是公共行政中的正义。转贴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篇明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行政领域。作为一种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纷繁复杂的价值冲突中能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获得公众的认可及同意，赢得合法性基础。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在获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为合法性的奠定和维护除了依靠政府单纯的价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和人们对它的信念，“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因此，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秩序有效维持这一合理性评价和道德性评价中的实质正义。而正义正是合法性的内在动因。以合法性的结构视之，管理者和公众是合法性的结构载体，两者不是纯粹的单维构建，而是具有回应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现动态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公众价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异化扩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现代民主法则的框架下，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利益来评价政治及行政，因此对公众回应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能否赢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关键因素，而这种需求最根本的是对正义的诉求。

然而，正义要成为现代行政的新导向还必须满足这样的事实：行政虽然不能以单纯的效率为导向，但是却不能缺乏效率。以正义原则为导向是否会降低行政效率?换言之，正义导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义导向之中涵盖着最大的效率追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的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通过对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的保证，通过必要的社会调节和调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缓解，进而可以减少社会潜在的动荡因素。”社会成员之间价值观等非政治因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统一的观念整合人们的思想难以达成，重要的是应付这些非政治因素的渗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义导向能够为公众提供平等地表达社会诉求、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不仅在行政体系自身中呼唤出有效率的行动，而且能够在它的管理对象那里，即在整个社会中激发出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的整合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因此，正义的导向消弭了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极大地激励他们的主动J眭和积极性，使政府在获得最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政府从日常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极大地解放出来，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呼唤出高效率。

因此，现代公共行政应该抛弃以往的逻辑，以正义为导向。然而，以平等、正义为主张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务并不能真正实现正义，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对新公共行政追求正义的困境做出了很贴切的诊断：“仅仅进行机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改变观点’，对当前治理模式的基础本身提出质疑，即使这些基础已经为长期的习惯所肯定。”ll。。这实际上是一个大胆的结论，意味着公共行政也和人类的治理一样处在根本的转型之中，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行政正义导向的内在需求。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实质上潜藏着这样的论断：正义毋宁是制度的正义。以此推之，行政的正义毋宁是行政制度的正义，实现行政正义导向的关键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为重要的规则体系。只有通过制度的安排，对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义导向，才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只有体现正义的制度才能成为协调社会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并自觉遵守，否则就沦落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构建符合正义导向的行政制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考虑到行政的制度选择、制度设计和安排的正当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实际运作。这关涉到“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的社会客观条件和环境，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和环境，比如，社会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创新的资源供应、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责任和政治美德状况，以及特别重要的是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与社会政治生活实践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确立行政制度的正义导向不仅是公共行政目标模式的变更，而且意味着公共行政的制度、运行机制和行为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正义价值范文篇6

论文关键词:宪法监督秩序正义

所谓宪法监督价值是指在宪法监督与人的关系中，作为客体的宪法监督按照主体的需要(或价值预期)对主体产生的积极效应的属性，是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的有机统一。秩序与正义作为宪法监督的基本价值之一，由于时代不同、人性各异、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不同，二者之间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而冲突一旦没有得到及时的协调或解决，则势必引起政治的不稳定，进而影响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但宪法监督秩序与正义价值亦具有内在的逻辑性、本质的一致性，为此，尽管有冲突，但在一定条件下，其依然可以协调。

1.宪法监奋扶序与正义价值的冲突

博登海默在其著作《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中谈到，“一个法律制度若要恰当地完成其职能，就不仅要力求实现正义，而且还要致力于于创造秩序。这一论断可能会受到质疑，因为一仆不能同侍二主。当这二主所最求的是截然不同的目标，的是互不一致的命令，几乎每从事一定行为方针他们就发现其目标相左时，这种质疑便可能是正确的。”秩序与正义作为宪法监督的基本价值，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协调一致的，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换句话说，政治是伴随着人类社会产生而产生的。那么，人类社会要生存、要发展，个人都会基于自身的利益对社会有不同的要求，对万事万物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和分歧、矛盾和冲突。因而作为人类追求的基本价值—秩序与正义同样存在着冲突。我们知道，秩序作为一种价价值目标主要是从社会的稳定性和统一性提出价值要求，但这种要求一旦绝对化，就会牺牲个人权利甚至会导致专制和独裁，从而践踏正义。同样，如果过分的强调正义，就有可能导致秩序的混乱，正义也就无从保障。尽管在理论上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但在实践中二者却依然存在冲突。如我们以婚内强奸为题来探讨秩序和正义之间的冲突。

回顾人类婚姻关系发展的历史，在中世纪前，当男性掌握着社会中的权利，在家中掌握了权柄，便开始将女性作为夫权的客体进行支配，女性作为丈夫泄欲和生育的工具自此必须服从于丈夫。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在宗法制度中男尊女卑的影响下，构架起数百年来的男女不平等的性别秩序。婚内强奸的形成是数百年婚姻家庭关系中伦理道德观念与法律文化的历史沉淀，体现了婚姻家庭关系中法律对夫权保护的价值取向，这便是一种秩序。而这种秩序延续到了今天虽然有所缓解，但并未从根上上解除。然而社会总是在发展的，妇女作为半边天逐渐在社会各领域中取得了与男子平等的地位，性文化的崛起更是唤起了女性对自己性权利保护的意识。真正建立起对女性性权利的制度保障几乎成为全球化人权的要求。因而，有人强调婚内强奸是对正义的藐视，这无疑体现了社会的发展与思想的进步以及对女性权利保护的价值取向。然而这种正义实现的障碍来自与女性直接接对立的人群—男性的反对，这样就出现了秩序与正义价值之间的冲突。

既然秩序与正义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那么作为宪法监督基本价值的秩序与正义同样存在着冲突。在宪法监督过程中，有时为了秩序不得不牺牲正义，而为了正义又不得不放弃秩序。如美国l994年震惊世界的“辛普森杀妻案”，虽然此案当时的审理一波三折，但最后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辛普森竟逃脱法律制裁，在用刀杀前妻及其男友两项一级谋杀罪的指控中以无罪获释，仅被民事判定为对两人的死亡负有责任。这一案例关键是证据的合法性性问题。而辩方律师正是很好地利用了证据的“排除规则”，从而胜诉。根据191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威克斯诉美国案”(WeeksvUnitedStates,1914)中所明确规定，联邦法院在审判时，必须把警方用非法搜查手段取得的证据排除在外。尽管在1984年，最高法院在“美国诉里昂案"(UnitedStatesvLeon,1984)中对此规则有所改动，即当搜查不完全合乎程序要求时，如果警方的所作所为具有“良好诚信“(GoodFaith)和“合理相信”(Rea-sonableBelief)，法院在审案时可以引用搜获的证据。但对于警方用非法搜查手段取得的证据依然排除在外。在这一案例中，法院正是以秩序为重，结果导致正义得不到伸张，从而导致秩序与正义价值的冲突。

2.宪法监势诸秩序与正义价值冲突的协调

尽管宪法监督诸秩序与正义价值之间在某些境遇下存在冲突，但宪法监督秩序与正义价值毕竟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它们之间依然存在相互一致、相互依存、互相协调的关系。因为宪法监督价值是以主体尺度为尺度的主客体的统一，其最终目的在于为人的发展而构筑基础，“人”是所有价值围绕的核心。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因此，“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是人的职能和活动一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方式”;“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人的本身’，。团而宪法监督亦是一种国家职能与活动，那么，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种职能与活动实质也是人的活动与职能。换句话说，宪法监督是以人为核心，其价值属性亦应具有人本性。也正是由于宪法监督秩序与正义价值人本属性，才给我们提供了协调宪法监督秩序与正义价值坚实的基础。

可以说，秩序与正义是人类永恒追求的价值目标，可以说，没有秩序就没有正义，没有以正义为基础的秩序也不是正义。它们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第一，正义表征着秩序。正义作为社会恰当关系的概念表达，总是关涉着秩序，秩序乃正义内涵之一。正义之所以表征着秩序，缘于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注定要过社会生活，离开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个人是无法生存。而正义是维护社会存在的基础，因为它为社会生活的有序交往提供有效的法则，为人们利益的分配提供公平的原则，为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设置合理制度。正如罗尔斯所说:“在一个正义的社会中—正义所保障的各种权利，不受政治交易或社会利益的考虑所左右。正义原则是至高无上的，它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是由于正义原则与制度的建立，才避免了人们之间无谓的冲突。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社会正义意味着追求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良好的社会秩序必定彰显正义之内涵。因而，对于宪法监督的秩序价值来说，宪法监督主要通过这样三种方式来维持宪政秩序:一是将政府权力的行使限制在宪法规制的范围内;二是将公民权利的行使控制在宪法设定的框架里;三是将权力与权利的相互关系维持在良性互动状态中。而通过这些方式形成的宪政秩序，其本身就包含了正义诉求。

第二，正义是秩序的内在规定。正义不仅具有一般的社会意义并成为社会普遍的价值标准，而且对于秩序来说，正义更是合理存在的根基，或说是其内在的本质要求。关于正义与法律之间的内在相关的联系，并不是一种主观即兴的判定。它实际上是哲学家们和法学家们长期潜心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直到现代的法学大家们，都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从本质上来说，正义与秩序是一综合体。正如博登海默指出:“在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中，秩序与正义这两个价值通常不会发生冲突，相反，它们往往会在一较高的层面上紧密相联、融洽一致。”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秩序的构建主要依靠法律，但如果依靠法律所构建的社会秩序不能满足正义的要求，那么，首先受到质疑的是秩序合法性与否，进而就是法律的“良善性”问题。如果法律不能体现“良善性”的本质要求，其结果必将判定为“恶法”，而“恶法非法”。对于这一问题，两千多年来，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法学家们作了详尽的阐述。如早在古希腊时期，被誉为大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亚里士多德便提出了良法问题，他说:“法治应当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应该是良法。”从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法学家们对良法的论述来看，良法的基本原则至少有:必须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必须符合客观规律;法必须符合正义原则。从这我们可以看出，正义是法本质要求。而依靠法所构建起来的秩序也必然要体现正义的要求，否则，它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

第三，秩序是正义的有效保障。首先，正义与公平密不可分。所谓公平，“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合理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公平意味着人的权利平等，公民不分性别、种族、教育程度、职位和职业差别而区别对待;公平也意味着机会均等，机会均等，就需要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国家就需提供创造机会平等的条件;公平同时意味着分配的合理，这就要求国家提供合理、公平的分配制度。其次，正义与自由和平等密不可分。正如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提出，“正义原则是在一种‘无知之幕’的后面选择出来的”，而人们在自然状态的无知之幕背后结成社会契约，自由与平等乃是两条正义的原则。这两条原则是:首先，每个人都有一同等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其中的政治自由应首先保证公平的价值;其次，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应满足两个条件:机会平等和合乎社会中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3.宪法盛奋扶序与正义侨值冲突协调的实证分析

虽然说，正义是秩序的逻辑起点，然而，正义原则及其内涵的实现，不是靠正义本身就能完成，必须将其化为具体的制度，通过制度构建一定的宪政秩序，才能保障正义的实现。因而，对于宪法监督的秩序与正义冲突之协调，因基于正义价值，而着重于宪政秩序价值。通过形成良好的宪政秩序，从保障正义的实现。我们以美国1963年的“吉迪恩诉温赖特案”为例，阐述二者之间的协调。

克拉伦斯·吉迪恩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市的一个白人穷汉，只有初中文化水平。1961年，他因涉嫌闯入一家台球厅兼小型旅店行窃而被捕，被控从台球厅内的酒吧中窃取了十几瓶罐装饮料、啤酒和葡萄酒，以及从自动售货机中盔窃了总额为65美元的硬币。1961年6月，州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吉迪恩案，主审法官是麦克拉瑞。开庭前，法官按常例询间原告和被告是否已做好出庭准备。吉迪恩回答说，本人一贫如洗，无钱请律师，所以毫无准备。接着，吉迪恩顺水推舟，要求法官为他提供一位免费律师。麦克拉瑞法官回答说，根据佛罗里达州的刑事诉讼法，州法院只为那些为被控死罪的穷人提供律师，由于目前控方对被告的指控离死罪远了去了，所以法庭不能向他提供免费律师。

正义价值范文篇7

[关键词]：正义法的本质法的价值法律的进化正义的实现

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统治阶级（或人民）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展统治阶级（或人民）所期望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目标为目的的行为关系体系。正义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正义，通常又可称公平、公正、正直、合理等。仅从字面上看，正义一词泛指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观点、行为以至事业、关系、制度等。从实质上看，正义是一种观念形态，是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一.从法的词源看法与正义的联系

据我国历史上东汉时期许慎著《说文解字》记载，“法”的古体字是“灋”。“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法”以水作偏旁，比喻“平之如水”，代表公平，是衡量人们行为是否符合“公平”这个准绳。法字中的“廌”，传说是一种头长独角，秉性公正的奇兽，故而“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这反应了上古时代相信法是正直、正义的准则。因此，“法”就词义而言，是“公平”地判断行为的是非、制裁违法行为的依据。“律”据《说文解字》解释：“律，均布也。”意指是要求人们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以使行为协调一致。法和律皆因有公平、正义、统一的行为准则这个含义，所以法本身就包含有正义的意思。

二.法的本质与正义

在探讨法的本质中，西方一些学者持正义论的观点，对法的本质的解释往往与抽象的正义一词相联系，特别在自然法学说中，更强调法代表道德、正义。罗马法学家凯尔苏斯对法的定义是：“善和公正的艺术”。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这些思想家在讲法的正义性时，往往仅强调抽象的自由。如康德对法所下的定义：“根据自由的一般法则，一个人的任意可以和其他人的任意相共存的条件的总合”其大意为：法是为个人有可能享受最大限度自由所提供的条件。在进入20世纪后，西方法学中的正义观又有所改变，正义内容以不限于自由和平等，而且更包含社会福利，正义要求个人自由、权利应服从社会利益。我们认为单纯将法的本质归结于抽象的正义观念是一种唯心史观，正义总是在一定社会中各阶级、阶层或集团关于社会制度及由此确立的各方面关系是否公正、合理的观念和行为要求，正义是具体的、历史的，其主要内容最终决定于物质生活条件。我国法学理论界通常从以下三个层次来分析阶级对立社会的法的本质。

1.阶级对立社会的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这里所讲的统治阶级意志是指代表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根本利益的意志，并不是统治者个别人的意志或任性，或各个人意志的机械的总和。

2.统治阶级意志的最终决定因素——物质生活条件

法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意志的内容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指生产方式，尤其指同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即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法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一个上层建筑。

3.经济以外的因素对法的影响

经济以外的各种因素，其范围是很广泛的，主要包括政治、思想、道德、文化、历史传统、民族、宗教、习惯等。

三.法的价值与正义

单从字面上讲，法的价值一词可以有不同含义：第一，它指的是法促进哪些价值；第二，指法本身有哪些价值；第三，在不同类价值之间或同类价值之间发生矛盾时，法根据什么标准来对它们进行评价。从这一意义上讲，法的价值即法的评价准则。美国法学家庞德在其法理学作品中所讲的价值问题就是评价准则，他认为，在法律调整或安排背后，“总有对各种互相冲突和互相重叠的利益进行评价的某种准则。”“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和近代世界中，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这三种含义是不同的，不应加以混淆，但他们又是密切联系的。法促进哪些价值，实际上就是法的本质与目的问题，不同阶级，不同学派的思想家，法学家有不同的理解。法本身有哪些价值，实际上是指法不仅是实现一定目的的手段，同时他本身也有特定的价值。例如，一般的法总意味着某种理性、效率和秩序，而与非理性主义、不顾效益和无政府主义是相对的；现代社会的法，一般的说，意味着某种民主、自由与平等，而与专制、独裁是对立的。我们在研究法促进哪些价值时，必然会涉及到法本身具有哪些价值。法所促进的各类价值之间或同类价值之间必然是会有矛盾的，银而就有对它们进行评价、协调、选择的问题。在研究法的价值时，不应仅讲法促进哪些价值而忽视它们之间的矛盾以及用以解决这些矛盾的评价准则问题。

古今中外思想家、法学家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法所促进的价值，但归纳起来，主要是正义和利益两大类价值。由于社会合作，存在着一种利益的一致，它使所有人有可能过一种比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独自生存所过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人对他们协力产生的较大利益怎样分配并不是无动于衷的，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利益的冲突，就需要一系列原则来指导在各种不同的决定分配的社会安排之间进行选择，达到一种有恰当的分配份额的契约。这些所需要的原则就是社会正义的原则，它们提供了一种在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办法，确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

四.正义在法律生活中的作用

在法律生活中正义发挥着各种积极作用。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两方面作用。

(一)正义对法律有积极的评价和推动作用

正义作为社会的道德价值，对法律具有评价作用。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环境里，这种评价的力度是不同的。在专制国家里，统治者不但是政治权威的拥有者，也是道德权威和真理权威的拥有者，所以在法与正义之间的张力不足，在权力从面上几乎难以评价。在社会从面上，这种评价是始终存在的，但是软弱无力。在民主法制国家，无论是在权力从面还是在社会从面，正义都发挥着强有力的评价作用，不正义的法律被拒绝认可为法就是典型表现。正义被吸收为法源的一部分，正义可以填补法律空白，正义可以作为法律失误的力量，正义可以作为法律解释的标准。

（二）正义对法律的进化用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法律进化是在一定的社会中实现的，是社会进化的表现和动力。法律的形式方面和实质方面的进步都离不开正义的推动，主要表现在：

1.正义推动了法律精神的进化。法律的根本进步在于法律总体精神的进化，同样的法律话语在不同的法律精神下面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含义和社会效果。法律精神的进化的主要动力在正义。例如，早在古昔腊奴隶社会全盛时期，人们就正义反对奴隶制，启蒙思想家用正义谴责封建特权引发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的世界性立宪运动；美国人用平等反对男女不平等、反对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促使美国法律不断进化。自由、平等、权利的精神家园正是正义。

2.义促进了法律地位的提高。法律在社会控制系统中的地位大致有两种形态：人治型和法治型。在人治社会中，法律的控制能力不足，他从属于统治者的权力意志；在法治社会中，统治者的权力意志服从法律，正是正义观念推进了法律由人治型向法治型转换。在一个正义声音北扼杀或声音微弱的地方是难以建成法治社会的。

3.正义推动了法律内部结构的完善。这里最突出的表现是控权立法的产生与完备。正是在正义的推动下，法律内部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使法律更适合于保障人权和防治社会弊害。主要表现为（1）正义观推动了宪法的产生。（2）正义推动了控权行政法的产生与完善。（3）正义推动了程序法质与量的提高。（4）正义催生了专门针对国家机关的诉讼形式：宪法诉讼和行政诉讼，如国家赔偿。

4.正义提高了法律的实效。正义的重要内容之一使对社会的一致、公正的管理。对法律来说，就是法律应当良好的实施，官方行为应与法律保持一致。通常的法律适用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观念对提高法律的实效起到重要作用。在一个缺乏正义追求的社会，首先受到打击的就是法律的实效。

五.法对正义的实现作用

“正义只有通过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法是善良和正义的艺术”。这些古老的法学格言和法的定义表明法与正义是不可分的：法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的价值之一在于实现正义。法律对正义的实现作用，总体上体现为：

第一.分配权利以确立正义。这是法在实现分配正义方面的作用。包括把指导分配的正义的原则法律化、制度化、并且具体化为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实现对资源、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进行权威性的、公正的分配。在这种权利义务的分配中，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是带有根本性的、决定性的。在一个民主政体的国家中，关于基本权利的分配即分配正义原则的执行通常是由人民选举的立法机关进行的，因为基本权利和义务涉及到人民的财产、人身自由和人格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所以，国家权力在何种情况下才能剥夺人民的基本权利、课以何种义务和责任的问题，成为分配正义的核心问题。当分配正义原则被一个社会成员违反的时候，校正的或诉讼的正义就开始起作用。这就会引起惩罚与补偿的问题。

第二.惩罚罪恶以伸张正义。这是法律实现正义的一个方面。以刑罚为代表的法律上的惩罚之基本目的不外乎报应与预防两方面。报应，也就是通过惩罚罪恶表达正义观念、恢复社会心理秩序。犯罪，一般来说不仅是违反法律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而且也是违反正义观念的邪恶行为。因此，出于正义的要求，对邪恶行为要作出否定评价，对于善意行为应该给予褒扬。这是基于道义要求所产生的正义观念的应有内涵。在关于惩罚的理论中，包含三个基本问题，即惩罚的理由、惩罚的对象以及什么是适当的惩罚。这些问题都表明惩罚具有伸张正义的作用。

第三.补偿损失以恢复正义。如果说惩罚罪恶是基于道义的正义要求，那么补偿损失则是功利的正义要求。法律在平均正义方面除了对罪恶予以惩罚外，还在合同、侵权方面表现为试图补偿受害者的损失。这种补偿通常只以损失大小为标准，而不考虑或过多考虑侵害者有无过错、其错误程度与赔偿额有无必然联系、赔偿费是否由其本人支付（如行政赔偿由国家支付）。以赔偿为主的补偿性责任主要是恢复分配正义。

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统治阶级意志的内容，决定着统治阶级的正义观，法是体现和实现统治阶级正义观的重要手段。统治阶级的正义观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之后，就具有了一种道德上的权威性，使法能更好地在实际生活中贯彻执行。统治阶级的正义观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法的内容中的重要组成因素。法是上层建筑中法律制度的范畴，它不仅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正义观，而且与统治阶级的正义观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具体来说，这种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1）正义是实在法的基本原则和依据，它表现为以正义的要求作为其追求目标，并将其确定为一套可操作的行为准则，给人们提供行为模式和标准；（2）法律通过和平和公正解决冲突的规定和程序来保障正义原则的实现。正义对法律进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义作为法律的最高目的、作为区别良法恶法的标准，始终是法律进化的精神驱动力。任何实在法律制度都或多或少、至少统治者在口头上承认正义为其目标。不管统治者愿意不愿意，正义作为社会价值，始终是衡量法律良恶的标准。另一方面，法律是实现正义的重要手段。正义的最低要求是限制任意暴力，它的实现离不开规范，尤其离不开具有强制力的规范——法律。

参考文献：

1.孙国华主编.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研究群众出版社1996

2.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卓泽渊法的价值论法律出版社1999

正义价值范文篇8

法的价值，就当代中国法学理论而言，是80年代从西方法学作品中引进的一个概念。英国法学家彼德?斯坦和约翰?得香德的《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一书认为：“作为法律的首要目的，恰是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这三个基本的价值。”美国法学家拉斯威尔和麦克杜格尔首创一种政策法学，将权力、财富等价值作为法的目的，使人们尽可能广泛地分享价值。显然，他们是从“法律的目的”意义上使用“法律价值”概念的。

公证的价值包括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公证效益，这些价值是可以统一实现的。在公证实践中，应当坚持三种价值的有机统一，但三者之间又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和冲突，此时，应当坚持价值的衡平原则，最终确保公证价值的实现。

如何确定公证的价值，是当前公证理论乃至司法制度理论中引人注目的问题，我国正处在经济变革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公证的发展处在十字路口，如何调整我国的公证的定位，需要对公证的价值进行理性的思考。

关键词：法律公证法律原则

如何确定公证的价值，是当前公证理论乃至司法制度理论中引人注目的问题，我国正处在经济变革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公证的发展处在十字路口，如何调整我国的公证的定位，需要对公证的价值进行理性的思考。

价值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法学理论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通常用以下涵义界定：价值是“值得希求的美好事物的概念，或是值得希求的或美好的事物本身。……价值反映的是每个人所需求的东西、目标、爱好、希求、最终地位，或者反映的是人们心中美于美好的和正确事物的观念，以及人们‘应该’做什么而不是‘想要’做什么的观念。价值是内在的主观的概念，它所提出的是道德的、伦理的、美学的和个人喜好的标准。”公证的价值是公证活动能够满足国家与社会需求的积极有益的功能和效用。

一、价值的理论

（1）法的价值，就当代中国法学理论而言，是80年代从西方法学作品中引进的一个概念。英国法学家彼德?斯坦和约翰?得香德的《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一书认为：“作为法律的首要目的，恰是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这三个基本的价值。”美国法学家拉斯威尔和麦克杜格尔首创一种政策法学，将权力、财富等价值作为法的目的，使人们尽可能广泛地分享价值。显然，他们是从“法律的目的”意义上使用“法律价值”概念的。

美国法学家庞德认为，在法律调整或安排背后，“总有对各种互相冲突和互相重叠的利益进行评价的某种准则”。“在法制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和近代世界里，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从这一意义上说，法的价值就是评价准则。美国著名法学家E?博登海默在《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一文中则使用了“法律的性质和作用”一词，从其探讨的内容来分析，意义近似于“法律价值”，但更偏重于揭示法律的客观属性和功能。（2）价值变化的主要有主体需要、客体属性及实践三个要素。价值观念冲突的最终根源在于人类主体生存条件之差别和对立；直接根源则在于价值客体的差别和对立。本文认为，所谓公证的价值，是公证本身所固有的满足价值主体需要的属性，也是指公证基于其属性发挥其功能与作用的理想状态，它体现了公证对价值主体的某种效用，也反映了公证与价值主体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即“价值关系”。

由于从“公证价值属性”、“公证价值倾向”、“公证价值关系”等不同侧面揭示公证的价值概念，公证的价值概念内涵上可能有分歧。但本文认为，问题不在于仅仅统一“公证价值”的概念的内涵，而在于以法的价值理论为基础，探寻公证的价值。

二、公证价值的衡平原则

公证具有法律正义、公证程序公正、公证效益多重价值目标。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公证价值的目标体系。从公证理论上分析，三者是能够统一的，但从公证实践中分析，三者却又是难以统一。（1、）针对公证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必须建立一种合理考虑公众和个人利益的监督和平衡制度。”公证价值的衡平原则具体表现为：一是兼顾原则；二是在公证法律正义与公证效益发生冲突时，应是坚持正义优先原则；三是在公证法律正义与公证程序公正发生冲突时，应坚持公证程序优先原则。

（一）美、欧原则

兼顾原则是公证的三项价值目标兼容的原则，确保公证过程中既要追求公证法律正义，又要体现公证程序公正，还要考虑公证效益，三者相互依存，每一价值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公证程序公正是公证法律正义的保障，公证法律正义是公证效益的核心，公证效益会促进公证法律正义、公证程序的实现。如使得公证人员能够集中人力、财力、物力资源解决疑难案件、复杂案件的公证法律正义和公证程序公正的问题。（2、）应该说，上门服务、限时服务，只是为了公证的实体公正和公证效益最大实现，并非意味公证实体公正与公证效益的剥离。

（二）在公证法律正义与公证效益发生冲突时，坚持正义优先原则

在公证法律正义与公证效益发生冲突时，应将公证法律正义作为优先选择和实现的价值，只有在公证法律正义实现的前提下，才能谈得上提高公证效益。对公证效益价值的追求，不能妨碍公证法律正义的价值的实现。（3、）牺牲公证法律正义而片面追求公证效益，是本未倒置的做法，不能为提高公证效益而牺牲公证法律正义的实现，必须坚持公证法律正义为前提。

公证程序公正具有普遍的价值。公证程序公正与公证法律正义的冲突，实际上是一般程序与个案真实之间的矛盾。（3、）如在遗嘱公证过程中，虽然发现了一个可以证明真实的违法证据材料，但是，能否采用，就存在一个价值权衡问题。在这里，公证程序是普遍适用的，而该案中的真实是个别的，采用这个可以证明真实的违法证据或许可以客观反映个案的真实，但损害的却是公证程序整体的价值。如果仅仅为追求个案的真实而损害公证程序公正，那么公证程序公正也终将不复存在。因此，公证法律正义的实现不能牺牲公证程序公正，公证法律正义的实现是有前提的，即坚持公证程序公正为优先原则。

三、公证价值的目标

公证的价值目标是国家与社会通过公证活动所追求的结果。价值的属性要求满足国家与社会的需求，而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具有多种性，因此，公证的价值目标也具有多元性。本文认为，公证的价值目标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实现公证法律正义，这是公证的外在价值，保证公证结果的正确性；二是体现公证程序公证，这是公证的内在价值，突出公证程序的公平性；三是注意公证效益，这是公证的功利价值，强调公证的社会性。（2、）

（一）公证法律正义

正义，通常又称公平、公正、正直、合理等。从实质意义上看，正义是一种观念形态，是一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关于“永恒的公平”的唯心史观时指出，“这个公平却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在其保守方面或在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神圣化的表现。”

正义是司法制度，包括公证制度的永恒的追求。在公证领域，正义有二层涵义：一是实体正义，即公证结果的正义；二是程序正义，即公正过程的正义。正义对公证结果的要求就是公证处依据事实和法律、法规、规章，独立办理公证事务，不受其他单位、个人的非法干涉。

在公证过程中，为实现公证的正义，必须注意两个环节：一是发现真相，实现结果正义的关键是真实发现，只有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分清是非曲直，才能为最终正确适用法律奠定客观基础；二是正确适用法律，依法证明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在这两个环节，公证过程都是实现实体正义的手段。从程序到结果的逻辑关系分析，实体结果产生于公证程序，因此，没有公证程序正义也就不可能有公证实体正义。为保障公证实体正义，公证员在公证活动中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的同时，也要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等规定履行职责。（2、）

其一、要实现法律正义，在公证工作中必须首先查清案件的事实，然后根据案件的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事实没有查清，甚至认定的事实有错误，法律正义就丧失了根基。由于案件事实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公证中查明案件事实的途径，只能是借助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证据来认定，要全面审查案件，正确地判断、运用证据。

其二、要实现法律正义，公证人员必须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等相关法律。公证机关是国家的证明机关，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正确适用法律。如证明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合同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合同上双方当事人的签字、印鉴属实。公证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和《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赋予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二）公证程序公正

法律正义即实体正义是公证制度追求的价值目标，但在公证过程中如果缺乏公正的程序，实体正义将难以实现。程序公正是公证制度的又一价值目标，具有独立于结果公正的正义标准。西方的法律格言曾指出：“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这里的“正义”是指法律正义即实体正义，“看得见的方式”就是指程序的公平性与合理性。

公正是公证制度的永恒标志和基本价值。实践已经证明，一些公证人员“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使其在公证过程中忽视程序，导致结果难免出现随意性、片面性等弊端，损害了公证机关的公信力。程序公正不仅有利于实现法律正义，而且可以增强人们对公证结果的认同和信任，还可以为社会提供积极的导向作用，强化社会公众的守法意识，从公正的程序中汲取公正的观念，获得公正的力量。为实现程序公正的要求，公证制度应具有下列属性：一是公证程序的科学性；二是公证程序的公开性；三是公证当事人的参与性；四是公证结果的制约性等。（2、）

其一、要在公证过程中实现程序正义，就必须遵守法律、法规规定的公证程序。在公证过程中，公证人员应当公正地对待当事人，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尊重并保障他们的权利和合法利益。如当事人认为公证人员是公证事项的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与该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与该公证事项的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正确办证的，有权提出回避申请。

不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就是程序上不公正，就难以保证公证案件得到公正处理。

其二、要重视审查证据的合法性。收集证据的合法性，不仅是证据的基本特征，也是公证程序的具体要求。如公证人员应当通过询问证人、调取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现场勘验、进行鉴定等方式，认真收集证据。公证人员外出调查，除调取书证外，应由两名公证人员共同进行，特殊情况只能一名公证人员进行调查的，应有一名见证人在场，见证人应当在笔录上签名。

其三、要严格遵守法定的程序。程序是国家权力的规制以及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公证也必须以程序合法为前提，而违反法定程序往往是以牺牲当事人权利为代价。《公证程序规则》、《遗嘱公证细则》、《开奖公证细则》等对公证的程序作了一系列具体的规定，在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指导下，有的公证人员在办理遗嘱公证中，只有一名公证人员在场；有的虽然有两名公证人员在场，但均没有公证员资格；有的对年老体弱、病危、盲聋人没有进行录音或录像等等，这些做法都是错误有害的。只有严格程序，才能树立和维护公证的公正形象，维护公证的权威。（1、）

其四、公证的结果有制约性表现为公证书的效力。公证书的效力又称公证的效力，是指公证证明的适用范围和对人的约束力。我国公证书具有三种效力，即证据效力、强制执行效力、法律要件效力。证据效力是指公证书是一种可靠的依据，具有特殊的证明力，可供接受者直接采用，而无需复查。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强制执行效力是指经过公证证明的追偿债款或物品，有价债券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持该公证文书和执行证书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公证效益

美国经济分析法学家罗伯特?波斯纳认为，经济学是对法律进行规范分析的有力工具，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效益是公认的法律价值，表明一种行动比另一种行动更有效，当然也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公证在运作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的公证资源。为了提高公证活动的效益，就应当将减少公证资源的耗费作为公证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并在设计和评价公证程序时将其作为一个重要标准考量。

公证机关为使公证活动获得最大的公证效益，应注意以下主要问题：

其一、重视公证的及时性，缩短办证的周期及时公证。缩短办证周期，不仅有利于节约国家资源，也有利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国家的利益分析，及时公证可以节约公证资源，还有利维护社会秩序。因为，法律正义在越短的时间里实现，社会效果就越好，但是，公证的及时性，也不能说公证用的时间越少越好。为了体现公证程序的要求，在公证期间，不能片面追求公证效率而忽视法定程序，更不能无视当事人的权利而盲目抢时间。如果损害了程序公正，及时公证则无价值，因此，公证的迟延或过快都会损害公证法律公正。只有在维护公证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尽快地公证，才符合公证效益的价值追求。

其二、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公证效率。从经济学分析，一个理性的经济人，都会以最少的成本谋求最大的利益。微观经济理论的建立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作为前提的。这里的合乎理性的“经济人”是被规定为经济生活中的一般人的抽象。“经济人”在一切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都是合乎所谓的理性的，即都是以利已为动机，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的最大的经济利益。因此，节省公证人力、财力、物力资源，提高公证效益是公证机关的必然选择。公证机关要充分发挥公证人员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探索公证效率的措施。（2、）减少中间环节，节约公证成本，争取多办证、办好证。具体地说，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实行主办公证员制；二是实现公证服务承诺制，实行限时服务，对证件齐全、真实、合法的一般公证事项，自受理之日起七日内出证。特殊急用，当天出证；重大疑难的公证事项，应在一个月内出证。实行便民服务，对老弱病残等行动困难者申办公证或法人申办批量公证的，实行预约上门服务；三是采用各种手段改善公证工作方法，在保证公证质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提高公证效率。

四、公证的价值冲突

公证的价值目标是协调统一的。公证法律正义、公证程序公正、公证效益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一，公证法律正义是公证程序公正、公证效益的出发点和归宿。舍弃了公证的法律正义，公证程序公正、公证效益便丧失了基本内核；其二，公证程序公正是公证法律正义、公证效益的前提和保障。无视公证程序公正，公证法律正义，公证效益就失去了方向。其三，公证效益是公证法律正义、公证程序公正的要求和结果。没有了公证效益，公证法律正义、公证程序公正便失去了作用。但是，由于公证案件的复杂性程度加深，公证人员的认识能力有限，加之公证法律资源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加重，公证的各项价值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并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3、）

（一）公证法律正义与公证程序公正的冲突

公证法律正义与公证程序公正的冲突是某种情况下二种价值的对立。如果为了获取案件的真相，一切公证程序都可以忽略不计，调查，回避等没有规定，那么公证程序则毫无价值。如果重视公证程序公正，就有可能影响法律正义的客观，坚持个案的公证程序公正，就会牺牲个案的公证法律正义。

公证法律正义与公证程序公正的冲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公证实体正义的完全实现是以牺牲公证程序公正为代价。实体正义的观念要求，为了实现实体正义，获取的证据材料只要是真实的，不管通过什么手段，什么渠道，即便是严重违反公证程序非法获得的，也应在公证过程中采用。牺牲公证程序公正获得的证据可能有助于实现公证实体正义，但必然以损害公证程序公正的尊严、牺牲公证程序公正为代价。

其二、公证程序公正会降低公证实体正义的实现程度。公证程序公正观念要求，坚持公证程序优先甚至至上，强调公证程序的独立价值。公证程序对于公证实体不具有服从性，而具有独立性，公证实体正义在公证程序公正面前必须作出让步。坚持公证程序主义，要求宣布违反公证程序的行为无效，非法获取的证据被剔除，其结果必然阻碍公证实体正义的实现，从而降低公证实体正义的实现程度。（1、）

（二）公证法律正义与公证效益之间的冲突

公证法律正义的要求是依据事实和法律、法规、规章，独立办理公证事务，不办错、假证；而公证效益则要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以较小的公证成本，终结公证程序，取得最大的公证效果。如果追求实现公证法律正义，可能需要无限期地收集证据。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彻底实现公证法律正义，必然对每一个案件、每一个案件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查个水落石出，最终导致公证效率低下，公证成本剧增，难以取得公证效益。如果仅注重公证效益，节约了公证资源，可能会在某个案件某个环节未查明案件真相前便终止了案件，导致公证法律正义无法实现（4）。

公证实体正义和公证效益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公证资源的有限性限制了对公证实体正义的追求，公证需要国家投入司法资源，而国家的司法资源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受制于有限的公证资源，公证实体正义的实现并不是绝对的。如全国现有公证处3150家，其中1365家正改为事业体制，38家进行了合作制试点，全国有2700多家公证处设在县（市、区）。

其二、基于公证效益的考虑，公证实体正义的实现应当是有限的。因为对有些案件的公证，是符合公证实体正义的理念，但可能是违反公证效益的，是不经济的。

（三）公证程序公正与公证效益的冲突

公证程序公正的本质要求是当事人的权力限制公证机关的权力，从而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和合法权益；而公证效益一方面要求提高公证效率，节约资源。另一方面则要求通过公证活动，教育公民遵守法律，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提供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在公证活动中，二者时有冲突。如果强调公证效益，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办理公证，就会使公证程序难以实现。若减少公证程序，虽有利节约资源，追求公证效益，却可能损害公证程序公正。（1、）

公证程序公正与公证效益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公证程序公正性的增强必然导致公证资源耗费的增加，从而降低公证的经济效益。公证程序公正强调程序的独立性、不依附性，从而导致对公证程序公正追求中公证效率的降低。公证程序公正性的逐渐增强意味着公证程序的日益复杂化，其结果只能是损害公证效益。

其二、对公证效益的过分追求，往往会使公证程序公正无法实现。过分追求公证效益，必然视一切公证程序为不经济，为此，可能会放弃公证程序公正，使公证程序公正无法实现。

五、公证的价值实现

（一）公证的价值实现含义

公证价值目标的实现，是公证的价值目标的现实化，是公证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公证效益的现实化，是价值选择、价值评价等的过程与结果的总称，是公证价值活动的目的得以现实化的过程与结果。公证价值的实现也是公证的价值主体作用于公证法律的价值客体，而使作为客体的公证的潜在价值、内在价值转化为公证的现实价值和外在价值。公证价值的实现，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公证观念中的价值实现；二是公证制度中的价值实现；三是公证评价中的价值实现。三个层面中的任何一个层面的价值实现都是公证的价值实现。

（二）公证价值的实现障碍

1、法律制度设置的障碍

在法律制度的设置上，公证价值是难以协调和体现的。在立法中，立法者的许多争议，某种程度都是公证价值的争议，一方面，各方利益要求追求最大化；另一方面，也是各方价值观念冲突、协调、再冲突、再协调的过程。因此，在法律制度设置上就有了法律制度内容上的冲突、法律制度表述上的冲突等。

2、社会民众对公证价值偏执的障碍

社会民众对公证价值理解，是十分重要的，现实中或多或少的公证申诉、复议、起诉的案件是由于社会民众对于公证价值的理解所致。如有的当事人竟要求出具解除父子关系公证书，有的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条件的收养人要求公证机构办理收养登记、公证，有的则对公证实体公正、程序公正的公证书盲目提出申诉，甚至复议、诉讼。

3、价值多元对公证价值实现的障碍

面对价值多元，有的人希望一元，实际上真正的一元是没有的。价值的多元化表现在职业化的多元化，文化上的多元化、思想上的多元化、性别和年龄的多元化、经济的多元化，价值多元就有可能导致错证、假证。

（三）公证的价值实现条件

1、公证价值必须在法律制度中明确

我国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时，关于“建立收养关系是否必须办理公证”就有分歧。第一种意见认为，收养关系是一种变更人身权利义务关系的比较重大的民事行为，收养关系的设立应有一定的法律程序，这个程序就是公证；第二种意见认为，收养是民事行为，不要行政干预；第三种意见认为，收养有不同种情况，应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凡是收养弃婴和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孤儿，可以不办公证；涉外收养则必须办理登记和公证；凡因生父母生活困难，而收养的，随其意愿。这些争议的背后其实是立法者对公证法律的正义、秩序、效益等价值地位与关系的不同认识。这就要求立法者尽量摆脱其行业、部门的桎梏，使公证法律的价值确定是人民意志的反映，而不是某个部门或者更为危险的个人意志的反映。我国祈盼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更应当是民意的体现，受到民主的制约，体现民众的意志和国家的意志。（2、）

2、社会民众具有普遍的公证价值认同

公证的价值认同是人们对于公证价值准则、价值目标和价值观念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一种赞同、遵守、认可等，公证价值认同与一般的价值认同一样，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有了公证价值的认同，才能有共同的公证价值的赞同、遵守、认可，才会转化为人们对公证法律的赞同、遵守、认可。在公证价值认同的前提下，公证法律才能得到人们的赞同、遵守、认可。（4）

3、公证人员应具有良好的公证价值修养

公证人员对公证的效果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柏拉图指出：“每个人都清楚，立法工作是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如果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安置一个不称职的官吏去执行那些制定得很好的法律，那么这些法律的价值便被掠夺了，并使得荒谬的事情大大增多，而且最严重的政治破坏和恶行也会从中滋长。”因此，公证人员是否具有一定的公证的价值修养，与具有公证的价值修养的程度，直接关系到公证的价值实现，其理由有以下：

其一、公证价值深藏于公证法律制度与规范之中。

在总体上法都包含正义的价值追求，公证也不例外，但并不是所有公证法律都把正义、秩序、效益写在纸上，它往往需要通过具体的制度设定来实现。没有良好的公证价值修养就无法认清公证制度及其规范的价值追求。

其二、公证价值之间有冲突。

由于公证法律价值目标之间存在公正和程序、公正与效益、程序与效益的冲突，如果没有良好的公证法律价值修养，要正确认识这些冲突，并且解决这些冲突，是难以想象的。

其三、公证人员所要处理的公证事项是复杂。

一个公证事项的形成原因和过程是纷敏繁复杂的，如何运用公证法律来认识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就是公证法律的价值运用问题。公证人员在公证价值上的认识影响公证法律的适用结果，都有可能离追求公证法律价值目标越来越远。（2、）

4、公证人员能正确作出公证的价值选择

公证人员在办理公证案件时，可能面对多个可以选择的价值目标，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结果，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如果素质较差的公证人员作出价值选择，就会不知所措或者漏洞百出。因此，必须加强公证人员的职业化建设，努力提高公证人员素质。一要继续开展诚信为民教育、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努力建设一支“坚定信念、精通业务、维护公正、恪守诚信”的公证队伍；二要公证执业准入制度。改革和完善公证员考核、任命制度，吸收一批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和其他高素质的人才从事公证工作；三是加强对公证人员的业务培训；四是完善公证执业、奖惩机制，认真落实《公证员执业道德基本准则》和《公证员惩戒规则》。

参考文献：

1、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版

2、[美]E?博登海墨著译：《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正义价值范文篇9

（一）正义价值的涵义

1．正义一词的辞源学由来。“‘正义’一词在西方出现于古老的拉丁语‘justitia’,是由拉丁语‘jus’一词演化而来的。‘jus’最初有正、平、直等含义，后来此词发展成为英语的‘justice’一词，根据《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它不但具有公平、公正、公道、合理、公理、正义等含义，而且还有法律制裁、司法、审判等含义，可见，正义作为一种基本的法价值，仅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就具有久远的传统。”

2．正义价值涵义的界定。古往今来，人们对于正义涵义的界定总是仁者见仁，千差万别。庞德认为，“正义这个词在伦理上，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个人美德或是对人类的需要或者要求的一种合理公平的满足。在经济和政治上，我们把社会正义说成是一种与社会理想符合，足以保障人们的利益与愿望的制度。”柏拉图的观点是，“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不过最著名的还是当属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正义的论述了：“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和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了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常的。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不妥协的。”

尽管人们对法的正义价值的涵义有不同的理解，但在最根本的落脚点上是一致的，即正义是一种应然之则，是法的最高精神和目标，它因涉及人际之间的交往而具有了攸关社会利益的内容。一方面，有了正义价值作指导，至少可以保证权利义务在形式上能够公正地分配；另一方面，法可以以震慑犯罪的形式保障正义价值的实现；再有，正义价值的客观存在使得法以补偿受害者的方式使失衡的正义天平重新回归平衡。由此可见，“法的神圣权威主要不是来自它的强制力，而是来自它本身所固有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正义。法的强制性只有以正以上的理由为基础才可行。一个有法律的社会的正义价值的迷失必然导致法的价值的迷失和法治的失败。”

（二）正义价值在法价值体系中的地位

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正义的论述那样，正义在法的价值体系中居于首要地位，尽管法还有自由、秩序、民主等价值，但他们都要从根本上服从于正义。换言之，法的正义价值较之于法的其他价值具有优先性。

二、法的效率价值的内涵

（一）效率价值的涵义

效率本是一个经济学领域的概念，指的是投入与产出之比。在被引入到法学领域之后，效率便成了法功利价值的基本要求。功利主义认为，“是否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衡量一切行为和制度之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幸福是一切行为的共同目标，行为中导向幸福的趋向性就是功利。”

（二）效率与效益的关系

在很多教科书中，效率与效益被认为是两个完全相同的概念。但是我认为，效率与效益二者在内涵上还是有区别的：效率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纯经济上的“私益”；而在效益的概念之中，“效”指效率，“益”更侧重的是“公益”，效益是效率与公益之和，即用个人经济效率之和减去在追求经济效率过程中所产生的外部负效率之后所得的一种净值。总而言之，我理解的效益代表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是一种“社会效益价值，它至少包括权力运作效率的提高和社会公正的维护。”即效率与正义之和才是效益。

三、法的正义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关系

“公平是一个古老的价值命题，而效率则是现代社会赋予法的新使命。”长时期以来，人们往往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那就是只要一提及正义与效率的关系，就很自然地要分出一个先后、轻重。其实不然。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个正义的外部环境，既能使所有社会成员的投入与收获大致成比例，这样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同样，我们也需要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即效率最大化来创造社会财富。二者都是法的价值追求，谁都不能偏废。“正义与效率可谓法的双翼，法运行于社会的理想状态正是正义与效率的最佳平衡。”

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效率是正义的基础，正义是效率的目标。”在坚持一方面优先的同时，只有使另一方维持在一个最低限度，才能达到一种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平衡状态。

四、正义与效率价值的具体表现——以社会法为例

“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之间的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为客观基础的。”也即是说，只有以法的形式把权利义务的分配状况确定下来，并且这种规定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才能算是实现了法的价值。“法律制度对社会效率与正义的实现具有重大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其重要性在于法律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通过塑造动力，以及通过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则而实现社会进步。”要想理解抽象的法的价值恐怕还是要还原到具体的部门法的规定中去。下面我就浅陋地分析一下法的正义与效率价值是如何在社会法中得以体现的。

（一）实体方面

1．从基本理念上看。“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法原则是对当事人关系的一种反映。在社会法中，当事人的关系表现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往往表现为强势，社会表现为弱势，这样一来就要在立法中有所倾斜，以实现分配的正义，即实质上的正义。而民法由于提倡绝对的意思自治，其所宣称的平等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即矫正的正义。

法的作用就是为了制衡关系。当出现实质不平等的关系时，就要通过一种特殊的“不平等”手段来恢复正义，正像前文论述的那样，只要这种不平等的设定是为了达到结果平等的目的，那么这种手段就是正义的。

社会法保证结果公平，并不是抛弃效率，而是仍然赋予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只不过这种空间不能扩张到社会的公共利益领域；这种公平只不过是在保障社会正义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整体效率的最大化，即正义有助于实现更大的效率，也正是这一点，体现了前文所谈到的正义与效率的辩证关系。

2．从调整对象上看。社会法调整的是公私混合型的社会关系，有三方主体。而民法调整的是平等的双方主体之间的一种平权型的社会关系。意思自治作为民法的图腾，可以最大限度的鼓励交易，促进市场繁荣，其结果就往往表现为经济效率的提高。然而根据经济人的假设，每个人所为的行为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的“有限理性”会直接影响交易的秩序和安全。要想保证人们能够自由地进行交易，其重要的前提之一就是要使人们产生一种对交易的安全感、信赖感。因此，出于维护社会正义的需要，国家在这个时候就要责无旁贷地出面干预。因此，我认为在社会法的法律关系中，当事人间的横向交往产生的是效率价值，而政府的干预行为则是对正义价值的诠释。横向交往产生的纯效率总和再减去对他人造成的损害（负效率）所得的净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效益。即正如前文所述，社会效益是效率和正义的结合体，只有效率的提高和公正的维护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时，才能实现社会效益的最优化。

3．从主体资格确认标准上看。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身份—契约—身份的过程。从身份—契约的转变，使人摆脱了人身依附的属性，导致了私法的产生。私法确认主体资格的标准是“契约”。在私法中，当事人是“抽象人”，即不考虑个体资源禀赋、信息控制等具体情况，双方“平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每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因而被视作“强有力的智者”。但是这种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强势一方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自己的自由、提升了自己的效率，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虽损害了正义。因此，不同于私法，社会法并未抽脱出那些不平等的个性因素，而是看到了实质上的不平等，把人按照“具体人”对待，辅之于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权利义务分配，即以“身份”的标准来确定权利义务关系，通过对“身份”的矫正来实现法的正义价值。

（二）程序方面

没有诉权保障的实体权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利。对社会法而言，它通过自身独特的调节机制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体现在诉讼程序上。

由于社会法法律关系的特点决定了其责任追究程序应该是适用公益诉讼。公益诉讼的特点之一就是可以由一人代表群体提出起诉，达到“一人起诉，全体受益”的效果，最大程度地提升了诉讼效率。

除此之外，公益诉讼的起诉人可以不是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由于世界的普遍联系性，每一个个体作为社会的成员，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受害者。因此，起诉主体不以直接利害关系人为限，这样的制度设计打破了民事诉讼的局限，体现了社会法以一种防患于未然的事前救济来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最大程度地维护正义。

五、法的正义与效率价值在和谐社会中的意义

我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显然是针对当前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加大的社会现实提出的。在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依附于单位，单位依附于国家，形成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纵向行政隶属关系。个人没有自主选择权，个人利益完全被国家利益所吸收。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个人逐渐从类似于封建社会人身依附性的那种对国家的依赖中解脱出来，个人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发展舞台，个人利益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尊重。然而，对个人利益追逐的同时也使得贫富不均的社会矛盾愈发突出，社会的不公正已严重威胁到社会的基本秩序。因此，法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上层建筑，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以一种崭新的价值理念指导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也成为了法所肩负的神圣使命。“法律的正义不是经济领域中正义原则亦步亦趋的追随者。效率在经济领域中的优先地位并不能成为法律必须以其作为价值分配的基本原则的根据。法律当然不能完全沦为经济的奴隶。一旦法律完全依附于效率优先的逻辑，那么它的社会价值和功能便会大打折扣。”

正义价值范文篇10

传统法理学认为，“法的价值”有法的目的价值、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及法的形式价值三种使用方法。从法社会学角度看，法的价值研究实质是对法存在的社会历史必然性及合理性的探寻。法律价值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一般认为，法律价值包括和平、安全、自由、平等、秩序、文明、正义、效率等方面。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法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学者们对于经济法的价值已多有阐述。归纳起来主要认为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法通过其规范和调整所追求的目标。它表现为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和谐，它们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又表现为不同的方面，它的价值链的中心环节也是效率与公平，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它追求的是社会总体经济效率和社会总体(实质)经济公平。经济法价值的特殊性是由经济法体系中的特殊本质性决定的。经济法在法体系中的调整任务涉及经济领域和经济生活，其内容是经济性的，其价值亦重在经济性。同时经济法是适应经济和市场社会化的迫切要求，为解决社会化引起的矛盾和冲突而应运而生的。所以经济法又是社会性之法，经济法的价值关注社会性。经济性和社会性是经济法价值的突出属性。

二、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经济法

社会整体效益经济法诞生于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之际，“市场失灵”是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经济法是构筑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而市场经济的最高原则就是效益的最优化，即经济的最大量增加，因此经济法最主要的价值目标就是效益，经济法注重效益价值目标的追求。在一定意义上说，经济法是经济效益法，通过协调各方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利益关系，以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法，经济法的制度和规定都是以获得经济效益为出发点，以获取经济效益为终点。效益是指投入与产出即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较，只有当成本小于收益时，经济才是有效益的。在经济法产生以前，经济领域的法律关系由传统民商法来调整。民法的效益强调的是个人利益的实现，只要每个个体实现了自己效益的最大化，那么社会也就能实现它的利益最大化，个体效益与社会整体效益是一致的，并且个人效益是社会效益的基础。但当社会出现个体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尖锐矛盾时，由于民法以个人权利为本位，所有规制旨在保证个人利益充分实现，故无法解决诸如交易成本过巨，市场失效，外部不经济等问题，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经济法的诞生补充了民法之不足。经济法自产生之日起就以社会整体效益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社会整体效益不只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实现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福利、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自由和自身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直接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可以说是经济法的独到之处，其他法律部门不是不追求社会整体效益，而是通过在追求其他价值的过程中，间接地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法要求个体经济行为与社会总体经济发展相协调，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程度并不重要，倒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有特殊意义，通过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来实现对个别利益的一般保护”。

经济法主张经济主体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必须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中来重新加以认识和评价。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科技技术作用的日益强大，人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在经济活动中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只有站在社会整体效益的高度，才能协调各层次利益的关系，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使资源得以优化配置，达到可持续发展。在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指导下，经济法应以社会责任为本位，以社会整体效益为其主导价值。社会责任本位是实现以人为本思想的强制性要求，所谓社会责任本位是要求所有参加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必须以社会整体利益为目标，要对适合尽责任，把社会整体利益、经济全面协调发展作为经济法的目标。效益的整体性是指法律把个别主体行为的评价视角从行为主体延展到整个社会。因此，效益的整体性是经济法区别于民法的根本所在，社会整体效益是经济法的主导价值，其他价值都围绕着这一价值而展开。

三、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经济法的功能价值

1．实质正义。正义作为法律的价值目标之一，历来为人们所关注。法律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的最高价值在于正义的实现，经济法也不例外。在正义价值上，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在于民法追求的是形式正义，而经济法则追求法的实质正义。民法是以个人权利为指导，以抽象的人格平等为基础，强调机会均等，但无力解决事实上的能力差别、收入差距、贫富分化进而导致经济机会不平等一系列问题，它所关注的是个人正义，也称形式正义。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决定在经济法中正义的价值目标具体化为对正义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的追求，亦即实质正义的追求，这种正义在于实现社会范围的实质性、社会性的正义，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之福的正义观。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体现为对经济弱者的保护，对经济效率的保护以及反贫困。强调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健康、可持续发展，社会安全、对环境的保护，等等。正义始终意味着某种平等，因此，形式正义要求在执行法律和制度时应平等地适用于属于它们所规定的各种各样的人。所以形式正义是坚持原则或服从制度。但是，平等地执行的法律和制度本身却可能是不正义的。同样情况同样待遇并不能保证实现实质正义。实质正义取决于社会基本结构所根据的原则。其实实质正义是在形式正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形式正义的一种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