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税范文10篇

征税范文篇1

关键词：征税职权、税权、税法、建议

征税职权是税法的基本概念和核心内容，税法上的很多概念和范畴，如征税主体、征税行为、税收法律责任等都与征税职权密切相关。税法的一个基本使命就在于规范和保障征税主体合法、理性地行使征税职权，以使实体税收债务法的规定得到正确有效实施。

一、征税职权的界定与分析

征税职权是征税主体依法拥有的执行税法，对税收征纳事务进行管理活动的资格及其权能，是国家征税权的转化形式，是征税机关在税收征纳过程中行使的“个案”征税权。征税职权在性质上属于税权范畴，是税权的下位概念，并且与税权的多义性和异质性相比较，征税职权具有较强的同质性，比较容易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征税职权具有下列法律特征：

1.法定性。征税职权是依照法律的规定而产生的，征税主体行使征税权力必须有法律依据，这是税收法定主义中依法稽征原则和依法行政原则的必然要求。征税职权的设定、调整、取消及其行使规则，都要由法律来规范，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8条、第29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

2.权力服从性。征税职权虽然是由具体的征税主体来行使的，但它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是由国家强制力来保障的。征税职权的行使具有命令与服从的隶属性质，征税决定由征税主体单方作出，不以纳税主体的意志为转移。

3.专属性。一方面，征税职权是征税主体的一项公权力，纳税主体不享有。另一方面，征税职权的主体在根本上为国家，但国家不直接行使，而是由法律规定的专门的征税机关等来具体行使征税职权，即征税职权是征税主体专属的职务权限，不拥有法定征税职能的其他国家机关也不得行使征税职权。

4.优益性。征税职权不同于作为个体的纳税人权利，它的行使事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征税主体在行使征税职权时，依法享有征税优益权和征税优先权，即征税主体在税收程序法律关系中，相对于纳税主体而言，处于优益的法律地位，例如，征税主体作出的征税行为具有公定力。

5.不可处分性。征税职权是国家征税权的具体化，与纳税人权利及企业的生产经营权等不同，属于国家“公权力”而不是一般经济权利范畴，因此不可自由处分。即对征税主体来说，行使征税职权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征税职权与征税职责是相统一、不可分割的，随意转让、放弃或抛弃征税职权是一种失职和违法行为，是不能允许的。

二、征税职权的内容

征税职权的内容是指征税职权所包含的具体权能，它是征税职权运作的具体形态。在不同的国家，征税职权的具体内容不完全一致。我国除了《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征税职权作了集中规定外，在行政处罚法、有关国家机关组织法、立法法和宪法中都涉及到征税职权问题。从总体上看，征税职权的内容可归纳为下列十项：

1.征纳规范制定权。这是征税机关依法制定税收行政法规、规章、决定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权力。征纳规范制定权是征税机关的抽象征税行为，对税收征纳活动具有广泛的影响。但因征税机关的行政立法不是由民意代表制定，广大纳税人参与的机会少，且程序相对简单，从税收法治和保护纳税人权利角度讲，征税行政立法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我国《立法法》对税收行政立法有所涉及，但对具体的事项和范围并没有明确规定，应完善这方面的规定。另外，有权征税机关对税收行政法律规范的解释，在性质上也是征税规范制定活动。实践中，这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但它与在具体征纳过程中，征税机关在作出征税决定时对税法的解释（实际上是对税法的理解）不同，后者涉及的是“自由裁量权”问题。

2.税收计划权。这是征税机关有权确定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所要实现的国家税收收入目标的权力。税收计划是国家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家预算能否实现具有重要影响。我国征税机关历来十分重视税收计划的作用，税收计划的编制和执行也成为进行税收征管的重要手段，以致于把税收计划的执行和完成情况作为检查考核征税机关贯彻税收政策法规的主要手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计划应以非指令性为主，要正确处理完成税收计划与依法征税的关系，即必须要在严格执行税法的前提下组织税收计划的实现，不能为了完成税收计划而违法多征、少征、提前征收或摊派税款。

3.税款征收权。税款征收权又叫征税处理权、征税形成权，这是征税主体依法对具体的税款征收事项作出决定的权力。税款征收权是征税职权中的核心权力，运用得也最广泛，它与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相对应，其所作出的征税决定直接涉及纳税人的权利义务。税款征收权包括应纳税额确定权（包括对纳税人在纳税申报中的应纳税额初次确定权的第二次确定权、法定情形下的应纳税额核定权或叫估税权）、税款入库权（税款缴纳方式、税款入库期限和地点的确定权）。为了保证税款征收权的有效行使，征税主体还可依法行使与税款征收权相关的下列权力：税负调整权、税收保全权（代位权、撤销权）、税款优先权、税款追征权等。

4.税收管理权。这是为了保证具体的税款征纳活动的顺利实现，而由法律规定的征税机关进行的税收基础性管理活动的权力，它具有基础性、广泛性、与税款征缴间接性等特点。税收管理权的内容有税务登记管理、账薄凭证发票管理、纳税申报管理、税源监控等。

5.税收检查权。它是为了保证征税决定的作出和税收征管目标的实现，而依法对纳税人等遵守税法和履行纳税义务情况进行的调查、检查、审计和监督活动的权力。税收检查的主要目的是获取信息和证据，因而它不仅是一项独立的权力，而且是行使其他征税职权的基础和保障。在实行申报纳税制度下，加强税收检查十分必要。税收检查权的行使在实践中有多种形式，如税务稽查、税务检查、税务审计、税务调查等，有些国家还赋予征税机关行使司法性质的搜查等强制检查权。

6.获取信息和协助权。是指征税主体有权从纳税主体、其他组织和个人获得与纳税有关的信息，有权要求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提供征税协助。与征税有关的信息是正确作出征税决定的前提，为了保证应税信息的有效获取，应建立调查、统计、报告、协助、信息共享等制度，并加大对违反这一义务的法律制裁。但征税主体在行使获取信息权和协助权时，要注意处理与纳税人的隐私秘密权的关系。

7.征税强制权。这是征税机关为了预防税收违法行为，确保纳税义务的履行而依法对纳税主体实施强制手段的权力，它包括采取预防性的税收保全措施和执行性的强制执行措施的权力。征税强制权的行使将使纳税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因此，要完善征税强制权的行使程序，为纳税主体提供更多的程序保障。[①]我国有关征税强制的程序规范十分稀缺，目前国家正在制定行政强制法，将对此作出进一步规范。

8.税收处罚权。这是征税机关对违反税收法律规范行为给予制裁的权力。与征税强制权一样，对征税处罚权的行使也要加以规范、控制，这主要涉及到税收处罚权的主体、程序、与刑事制裁的关系等问题。

9.争议裁决权。这是征税机关对发生在征纳主体之间的争议进行行政复议的权力。它是一项准司法性质的权力，对于处理技术性、专业性、反复大量发生的税收争议有重要作用。但为了保证公正和法治，征税机关的行政复议裁决还要受到司法审查的监督。

10.税收指导权。这是征税机关通过政策文件、纲要、指南或通过直接向纳税主体提供建议、劝告、咨询等，以引导纳税人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是一种非强制性的新的征税职权形式。但税收指导一旦错误或不当，对纳税人利益的影响往往十分重大。因此，应当对税收指导给予一定的法律约束，而不应将其视为完全自由裁量的事实行为。这涉及到税收指导的事项、程序、法律责任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征税优益权：征税职权的保障条件

为了保障征税主体有效地行使征税职权，国家赋予征税主体及其征税人员职务上和物质上的优益条件。征税主体依法享受这些优益条件的资格就是征税优益权，包括征税优先权和征税受益权。征税优先权是征税主体在行使职权时依法享有的种种优越条件。我国现行税收程序法上的征税优先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获得社会协助权。它要求征税机关在执行职务时，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给予支持和协助。二是推定有效权。法国很早就确立了“公务优先原则”，并把“推定有效”作为其主要内容。推定有效权实际上是指征税行为的公定力，即征税行为一经成立，不论其是否合法，就具有被推定为合法而要求所有的组织或个人予以尊重的一种法律效力。征税决定并非一经作出就真正合法生效，有的需经复议裁决，有的需经法院裁判。如果征税决定要走完所有救济程序并被确认生效后方能执行，那就会影响税款的征收，不利于稳定税收征纳秩序。因此，税法特许在这种条件下推定征税决定有效，可以先行执行，复议、诉讼期间征税决定不停止执行便由此而引出。为了确保征税职权的有效行使，可以考虑赋予征税机关在紧急情况下（如进出口环节某些偷逃税行为、未结清税款离境），实施先行扣留、即时强制等先行处置权。征税受益权是国家为保证征税主体有物质能力行使征税职权而向它提供的物质条件，征税主体享受这些条件的资格便是征税受益权。征税受益权是征税主体从国家所享受到的权益，而不是由相对的纳税主体提供的。征税受益权的内容表现为国家向征税主体提供征税经费、办公条件、交通工具等，它实际上是征税机关为征税而花费的行政管理费用，构成狭义上的税收行政成本。为了给征税职权的行使提供物质保障，应当切实保证征税主体的征税受益权，但从税收效率原则来说，也应当注意降低税收征收费用，以使税收的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差额最小。

四、征税权限：征税职权行使的法定界限

1.征税权限的界定

征税职权是一项“公权力”，鉴于它的易被滥用和由此产生的破坏性，征税职权的行使都被附加各种条件，其中范围上的限定是重要的方面。征税权限是征税主体行使征税职权时所不能逾越的法定范围和界限。遵守征税权限是征税职责的重要内容之一，征税主体行使职权超越该“限度”，便构成征税越权，视为无效。征税权限是各国税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控制征税主体的征税行为超越权限是税法的重要任务。

在界定征税权限时，还需要注意其与“税收管辖权”、“征收管辖”、“税收主管”的区别。税收管辖权一般是指国际法意义上的税权，它是指国家或政府在税收方面所拥有的各类权力，国际税法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协调各国税收管辖权的冲突，以解决重复征税和税收逃避问题。征税权限一般是在国内法意义上使用的，如果在扩大的意义上使用征税权限，也可以说税收管辖权是国际税法上的“国际征税权限”。实际上，国内层面上的税收管辖权及其冲突也客观存在，对它的解决也已提到议事日程。[②]征收管辖又叫税务管辖、征管管辖，是指不同征税机关之间进行税收征收活动上的分工与权限，包括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征收管辖的落实是征税机关进行具体的税收征收活动的前提，是征税权限中一项基本内容。但征税权限不限于征收管辖，它还包括征税事务权限（主管），包括与税款征收管辖有关的其他征税职能的权限，如税收行政处罚管辖、税收行政复议管辖、税收行政赔偿管辖等。税收主管又叫征管职能的划分，是在征税机关内部对征管职能的划分，在我国是指税收征管权在税务机关、海关、财政机关之间的划分，也包括在税务机关内部的国税地税之间的划分。可见，税收主管只相当于征税权限中的事务权限。

2.征税权限的类型

（1）事务权限。在我国又叫“税收主管”，在德国叫“业务主管权限”，是指税收征管职能在不同类别的征税机关之间的分配问题，主要是这些征税机关之间如何划分其各自主管的税种。在我国，税务机关主要负责工商税收的征管；海关主要负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的征管；财政机关主要负责农业税收的征管。而在税务机关内部，按照分税制的要求，其所负责征管的税种又在国税与地税机关之间再进行划分。划分的主要依据是《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条）、《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关于调整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税收征管范围的意见》（1996年1月22日国家税务总局）。

（2）级别权限。又叫纵向权限，是指有上下隶属关系的征税主体之间的权限划分。级别权限按照权限内容的不同，可分为税款征收级别权限（级别管辖）和与税款征收间接联系的其他级别权限。后者在我国税收程序性法律上已有不少规定，例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2条关于发票的管理权限；第31条关于延期纳税的审批权限；第33条关于减免税审批权限的原则规定；第37条、第38条、第40条关于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的权限；第53条关于税款入库权限；第54条关于查询储蓄存款的权限；第74条关于罚款权限的规定等。另外，《行政复议法》关于行政复议级别管辖权限的划分适用于税收行政复议。税款征收级别权限是征税级别权限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它又叫征收级别管辖。由于我国的分税制改革只推进到省一级，省级以下征税机关之间如何划分征收管辖权缺乏规定；采用税额分成的共享税种的大量存在，为级别管辖的划分带来障碍；国税机关严格按照行政区域隶属关系进行设置，不易于征收管辖权的明确。这些问题的存在，为级别管辖的确定带来许多困难。解决的对策，一是加快省以下分税制改革，真正落实“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权”的分级财政体制。二是取消共享税种，确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央税和地方税，某些税种实行中央地方同源共享。[③]三是实施国税机构改革，按照经济区域设置国税机构，理顺中央税种的级别管辖。

（3）地域权限。又叫横向权限，是指没有隶属关系的征税主体之间的权限划分。在地域权限中，最为重要的是有关税款征管权限划分的地域管辖。但在我国，如同级别管辖一样，地域管辖问题研究得相当薄弱，在各实体税种法中也只是从纳税地点的角度零星触及到地域管辖问题，而且矛盾之处很多。因此，亟需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并应在税收程序法上对管辖问题设专章进行规定。这里，至为重要的是要确立地域管辖的原则。笔者认为，总结我国现行税法有关管辖的规定，参照国际税法上有关税收管辖权的原理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我国税收地域管辖的原则应当包括下列三项：第一，属地原则。这是以纳税人的经营活动地或财产所在地为标准来确立管辖权的行使范围，它一般适用于间接税和资源财产税。我国实体税法上以商品销售地、劳务发生地或营业地、财产所在地等作为纳税地点的规定即是属地原则，例如，对流转税来说，就是以实际经营地为纳税地点，不考虑注册地、管理中心地、核算地等因素，但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则由海关行使专属管辖权。[④]第二，属人原则。这是以纳税人的住所和人的因素为标准来确定管辖权的行使范围。关于住所等“人”的因素，对自然人纳税人来说，以户籍所在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法人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属人原则在所得税、遗产税等直接税中适用较为普遍。第三，属地优先原则。这实际上是解决属地管辖与属人管辖冲突时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即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优先适用属地原则。因为经济不发达地区接受外来投资多，实行属地优先原则，有利于保护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利益，缩小其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当然，这种优先适用也是有限度的，它只能对源于本区域内的应税收入等课税。

关于级别管辖问题，应重点确立下列两个原则：一是实用性原则（两便原则）。它是考虑由何种级别的征税机关征收最能降低征收成本（需考虑其获得征税对象信息的便利程度等因素），如何尽量为纳税人缴税提供方便。二是中立性原则（税收程序统一原则）。为了确保法律秩序与经济秩序的统一，维护征税的平等，保护公平竞争，应统一全国的征纳程序、争讼程序。

此外，在管辖权限中，还涉及到共同管辖、移送管辖、继续管辖等问题。[⑤]

3.征税权限争议及其解决

征税权限争议是征税主体之间及与其他非征税的国家机关之间，就征税权限的范围等划分问题发生的争议。由于立法上征税权限的划分不合理、不清晰，实践中应税行为的复杂性，以及征税主体的主观认识等原因，征税权限的争议在所难免。征税权限争议的类型有纵向争议与横向争议，前者是有隶属关系的征税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后者是没有隶属关系的征税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此外，征税权限争议还可分为积极争议与消极争议，前者是争议主体都主张有征收管辖权，后者是争议主体都不主张有征收管辖权。

关于征税权限争议的处理，国际上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议会途径，即由议会或宪法法院来解决管辖权争议，如英国和西班牙。二是司法途径，如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第6条规定的“机关诉讼”。三是行政途径，即由争议机关之间协商或由共同的上级行政机关裁决权限争议，这是为多数国家确立的主要解决途径。

我国关于征税权限冲突解决的立法很不完善，只是在《宪法》（第89条、第108条）、《立法法》（第五章）、《行政诉讼法》（第53条）、《行政处罚法》（第21条）等法律中一般性地涉及。[⑥]目前，我国税收征管法还没有关于征收管辖的系统规定，有关解决权限争议的一般原则、管辖权争议的裁决及确定管辖权期间的临时处置、当事人的申请权等事项缺少法律规定。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我国的征税权限争议解决制度：（1）确立权限争议解决的原则。纵向权限争议时应尊重上级机关的监督权，即以上级机关的判断为准；横向权限争议时，应以合作为原则，尽量协商解决并需履行协助义务。（2）规定解决权限争议的启动程序。至为重要的是要赋予纳税人等利害关系人有管辖权的异议申请权，另外，发生权限争议的共同上级机关可以依职权解决。（3）完善行政途径解决机制。一是对有共同管辖的，以最先受理的征税机关管辖。二是不能确定受理先后或是有其他争议的，争议的征税机关之间协商解决。三是不能协商解决或是有统一管辖的必要时，由共同的上级机关指定管辖；没有共同的上级机关时，由各该上级机关协商决定。[⑦]四是在不能通过上述方法确定管辖权或发生紧急情况时，应由有实施征税处理必要性即公务原因发生地的征税机关管辖，它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并及时通知其他负责的征税机关。（4）建立征税权限争议的预防机制，如部门会议、协作协议等。（5）积极探索用司法途径解决征税权限争议问题。

注释：

[①]在普通法系国家，征税强制权原则上归法院，当事人获得程序保障的机会较多。

[②]国内层面上的税收管辖权及其冲突可能有下列三种情况：在联邦制国家，各州之间的税收管辖权冲突；在一国境内存在多个独立的税收管辖区时，会产生税收管辖权冲突；在更广的意义上，行使不同税收征管职能的征税机关之间也可能产生税收管辖权的冲突。目前，中国内地就已与香港达成了“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的安排”。

[③]同源共享是指不设置共享税，而以同一税源由中央与地方分率计征的方式取而代之。

[④]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0条的规定，我国税收行政处罚实行“属地原则”，即由税收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

[⑤]参见《德国税收通则》第25条、第26条、第27条。

征税范文篇2

为了加强和规范我省房地产开发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针对全省地税大调研发现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所得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业务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31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经营特点，现将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开发企业所得税管理工作的有关问题明确如下，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所得税管理是当前税收征管工作的一个薄弱环节，也是今后加强税收征收管理的重点。各级地税机关要充分认识加强房地产开发企业所得税征管工作的重要性，将加强房地产开发企业所得税的管理作为落实企业所得税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要求的具体工作来抓；要从推进依法治税、自觉维护税法的严肃性和统一性的高度出发，认真执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业务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的有关政策规定，不折不扣地做好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收入企业所得税征收工作，不得随意变通，少征税款，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努力提高房地产开发企业所得税征管质量和效率。

二、实施房地产税收一体化管理，是国家税务总局倡导的加强房地产税收管理的重要措施。各级地税机关要按照国家税务总局房地产税收一体化管理的总体要求，紧密结合当地实际，以契税征管为把手，积极探索将房地产开发企业所得税纳入房地产税收一体化管理，逐步理顺管理机构，合理配置征管资源，切实解决多头管理造成的信息不畅通、管理不到位、政策掌握不一致的问题，真正从体制、机制上为做好房地产开发企业所得税管理工作提供保障。

三、加强管户管理，夯实征管基础。各级地税机关要抓住征管软件全面上线的契机，开展房地产开发企业管户清查工作，认真做好房地产开发企业开户、变更、停复业、注销、外出经营报验登记管理工作。要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行业特点，推行房地产开发项目所得税管理制度，逐户按项目建立房地产开发企业所得税税源管理档案和管理台账，按月份及时归纳、整理和分析管户管理的各类信息，动态跟踪所得税缴纳情况。在此基础上，加强征、管、查信息传递，严格对非正常户的认定和处理，定期对企业纳税情况进行比对，开展纳税评估，发现异常及时与企业进行纳税约谈，对重大偷漏税问题，要按规定移送有关部门查处。

四、规范票据使用，加强源泉控管。今后，在全省范围内，所有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预售房产时必须使用由地税机关监制的《*省××市地方税务局统一收款收据》（以下简称《统一收款收据》），坚决杜绝房地产开发企业使用自制收据收取预售房款逃避税收的现象。同时，严格不动产销售发票的管理，纳税人在办理产权手续时必须凭地税机关监制的《统一收款收据》换取不动产销售发票。对违反发票管理办法的行为，依法加大惩处力度，实现以票管税，从源头上遏制房地产开发商隐匿收入，逃避税收的行为。

五、加大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力度，堵塞管理漏洞。对不能严格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业务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规定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各地地税机关应当按规定核定应税所得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经济适用房的应税所得率不得低于3%；非经济适用房开发项目位于太原市城区和郊区的，应税所得率不得低于15%；位于其他地级市城区及郊区的，应税所得率不得低于10%；位于其他地区的，应税所得率不得低于7%。经济适用房项目必须符合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的通知》（建住房〔2004〕77号）的有关规定,必须出具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六、各级地税机关要主动争取工商、建设、国土资源、发展改革、规划、房管等有关部门配合，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房地产开发企业所得税源泉控管制度和信息传递、反馈机制，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实施对房地产开发企业从注册登记到开发产品的计划立项、项目实施、预售批准、竣工决算、产权转移等环节的跟踪管理，堵塞漏洞，提高税源监控水平。

征税范文篇3

一、税收征纳双方权利与义务关系分析

税收征纳关系是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双方在税收征纳活动中所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下简称《税收征管法》）设定了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税收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税收征管法》规定纳税人的权利主要有：税务知情权、要求保密权、申请减免税权、申请退税权、陈述申辩权、税收救济权、控告检举权、请求回避权、取得完税凭证权、拒绝检查权、申请延期申报权、申请延期缴纳税款权等；纳税人的义务主要有：依法办理税务登记、依法设置账簿、正确核算并保管账簿和有关资料、按规定开具使用取得发票、按期进行纳税申报、按时缴纳或解缴税款，自觉接受税务检查等。税务机关的权利主要有：税收管理权、税款征收权、税务检查权、税务行政处罚权等；税务机关的义务主要有：依法征税、依法减免税、纳税服务、保守秘密、依法回避、依法进行税务检查等。

（二）征纳双方权利与义务相互间的影响分析

对纳税人而言，履行纳税义务是纳税权利产生和实现的基础，但纳税权利能否得到充分实现，还有赖于税务机关履行义务的状况；只有纳税人的权利得到实现和保障，才能激发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的积极性，从而确保充分实现税收职能，构建和谐的征纳关系。对于税务机关而言，法定权利也叫权力，是职责所在，是不能放弃的；行使权力要依法合理不能滥用，否则就会侵犯国家、社会的利益和守法纳税人的权益；依法履行义务不仅是应尽的责任，而且关系到对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影响到纳税人的纳税义务能否顺利履行，影响到征纳关系的和谐。

（三）税收征纳关系的现状及实现征纳和谐的基本要求

在制度设计上，分配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时，是以假定大多数纳税人能够准确计算并及时缴纳税款为前提的，税务机关的任务主要是对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进行指导和帮助。就当前状况来看，虽然税收征纳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税收征纳关系正在趋向和谐，但征纳双方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利并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理想状态，征纳双方之间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不和谐因素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如一些纳税人依法纳税意识淡薄，申报准确率不高，偷逃骗欠税等违法行为还经常发生；一些税务机关也存在执法不严、行政处罚不到位、违规征收“过头税”以及纳税服务不到位等现象。

由上述分析可见，征纳双方严格履行法律义务，充分行使而不滥用法律权利，达到税务机关依法诚信征税、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的状态是和谐征纳关系的基本标准；在征纳过程中如何切实保障对方的权利，为对方履行义务提供方便则是实现征纳和谐的关键。由于税务机关在征纳关系中处于相对强势地位，因此，首先应要求税务机关依法行政，正确处理三方的利益关系，积极履行义务，尊重和维护纳税人的权利。

二、构建和谐征纳关系的几点思考

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设定科学合理与执行到位是和谐征纳关系的基础。作为税务机关，依法合理行使征税权力，积极履行义务，尊重维护纳税人的权利，致力使征纳环境得以改善，无疑是促进征纳关系和谐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一）依法合理行使征税权力

依法治税、规范执法、严格执法、合理执法是法律对税务机关的基本要求，既有利于树立税务机关的良好形象，又有利于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税收环境，有利于征纳双方境况变好。

1、依法征收，合法行政，严禁侵权。

税务机关坚持依法治税，规范执法行为，依法应收尽收，不征“过头税”，才能保证纳税人的权益不受损害。因此，税务人员必须严格按照税收政策和法定权限与程序行使征税权，切实维护税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要坚决防止和纠正越权减免税，既不能人为调节收入进度违规批准缓缴税款，也不能寅吃卯粮收“过头税”，更不能转引税款。如果税务机关违法行政，必然损害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反过来必将对合法征税起阻碍作用，形成恶性循环，有损征纳关系和谐。

2、公正执法，营造法治公平的竞争环境。

税收利益直接体现为经济利益，能否公正执法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因此，税务机关要以税收法律法规为准绳，执法不偏不倚，确保税负公平。要通过建立健全税法公告制度、执法公示制度、执法责任制度等一系列工作制度，增强税收执法透明度，让纳税人充分了解税收政策和办税程序，做到定税公开、征税公开、变更情况公开、税务处罚公开、纳税服务公开。对于应当事先告知的事项，如执行告知、处罚告知、义务和权利告知等都要及时按规定送达。坚决杜绝“人情税”、“关系税”、“暗箱操作”，让纳税人缴“明白税”、“放心税”、“公平税”，从而为纳税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促进纳税人心悦诚服地按章纳税。与此同时，要严查偷税、骗税行为，通过加强重点稽查，开展专项检查，加大涉税大要案查处力度，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与公安部门密切协作，严厉打击各种偷、逃、骗、抗税以及印制倒卖假发票等涉税违法犯罪活动，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正义。

3、合理执法，不滥用权利。

法律赋予税务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税务机关可以在职权范围内确定、选择征管手段，可以在规定幅度内行使行政处罚权，但税务机关必须在兼顾三方的利益的前提下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选择征管手段，要客观、适度、符合理性，使之与所要达到的目的或者目标成适当比例。具体包括：①选择征管手段的动因应符合征管目的；②征管手段的实施应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上；③征管手段的内容应符合情理。如税收强制执行措施有多种，强制程度也轻重不一，实施时应选择其中最为合理、有效的方式，在顺序上应从轻到重，并与纳税人应尽义务成适当比例，争取以最轻的手段达到目的。行使行政处罚权，要坚持告诫在先，听取纳税人的陈述、申辩，避免处罚畸轻畸重，对一般税务违法行为的处罚，应以不损害被执行人的基本权益为原则，不能过分加重纳税人的负担，更不能完全剥夺其生活生产资料，这样才符合合理性原则。

（二）积极履行义务，尊重维护纳税人权利

纳税人要实现自己的权利固然有赖于自己履行义务，但更离不开税务机关依法履行自身的义务。

1、认真落实和保障纳税人各项权利。

落实好保障好纳税人的各项权利，让纳税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加深对履行义务的理解，是征纳关系和谐的基础。因此要加强税法宣传，改变以往偏重宣传纳税人义务和违章处罚规定的状况，大力宣传纳税人的贡献和应享有的权利，提升纳税人的社会地位。要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努力扩大税法宣传的辐射面和影响力，增强全社会依法诚信纳税意识，以避免因不知法不懂法而给纳税人带来的纳税风险。在税收政策咨询、税务行政复议、税务行政诉讼中，要积极为纳税人提供及时周到的法律救济，切实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2、为纳税人履行义务创造更好的条件。

提供纳税服务是税务机关的法定义务，文明周到的纳税服务并不导致税务机关境况变坏，但能够帮助纳税人理解税法，引导纳税人提高税法的遵从度，建立起良好的征纳秩序，有效提升税收管理水平；同时，能够树立税务机关的良好形象，进一步赢得纳税人的信任。税务机关要增强征纳双方法律地位平等的意识，做到依法治税与文明服务的有机统一，通过推行多元化申报及税款缴纳方式，加强税务网站建设，方便纳税人以多种方式提出税务行政许可、行政审批申请，完善12366纳税服务热线，全面实施一窗式管理、一站式服务、首问责任制和限时办结制，减少审批事项、缩短期限等有效措施，使广大纳税人能方便、快捷地完成办税事宜，真正体会到自己主人翁的地位。

3、加强内部监督制约，确保义务履行到位。

加强内部相互制约、监督，是税务机关落实“聚财为国、执法为民”宗旨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各项义务履行到位的重要手段。加强对税务人员的执法监督和责任追究，形成严密的监控体系和严格的责任追究体系，才能防止侵权以及将自己的义务转嫁给纳税人。因此要积极开展税收执法监督检查，及时坚决纠正各种违法违规执法行为。深入开展执法效能监察，加大执法效能考核和奖惩力度，健全责任区管理员回访制度，建立税务机关向辖区内纳税人述职述廉制度，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和办税公开，充分发挥组织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确保税务机关应尽义务履行到位。

（三）创新服务，为纳税人减负

依法行政、规范执法行为，并非消极地限制征管权力，也不是抑制征管主体的积极性。只要法律未加禁止的，不直接影响纳税人的具体权利和义务，税务机关为了强化税收征管、促进公平税负，为了增进纳税人或者公共利益而实施的征管手段或服务措施，不是滥用权利，都符合行政合法性原则，都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而内容丰富、文明优质的纳税服务，可能增加征税成本和税务机关的负担，但积极实施后，有利于降低纳税成本，使纳税人境况变好，从而改善征纳关系的总体境况。

1、树立新理念，切实做好纳税服务工作，确保征纳双方心理“相融”。税务机关要立足于建设服务型机关，从纳税人的需求出发，引入人本观念，在税收管理过程中多些人文关怀，创新服务形式，优化服务质量。在全面优化纳税服务的基础上，还要追求为纳税人提供个性化、贴近式的服务，探索预约服务、办税绿色通道等便民措施。要转变工作作风，多为纳税人着想，有关涉税事项尽量事先做到“提示”、“提醒”、“告知”，让纳税人从税务机关提供的便捷、优质服务中切实感受自己的权利得到尊重，自己的地位得到提高。

2、建立良性互动机制，缓和化解征纳矛盾。税收涉及利益调整，征纳矛盾客观存在，尤其在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如何处理纳税人的利益表达，对税务机关是一个新的挑战，因而形成纳税人利益的制度化表达渠道，形成解决利益冲突的制度化机制，无疑是和谐社会下税收管理的一个努力方向。

3、拓宽纳税人参与税收管理的渠道。吸引纳税人参与税收管理，监督税务机关依法行政，是促进征纳和谐的又一重要措施。一方面，要采取定期召开座谈会、聘请监督员、设立意见箱和公开举报电话等方式，进一步畅通纳税人反映问题和意见的渠道，并通过税务网站等平台让纳税人全方位了解、理解税务机关的工作，加强征纳双方沟通，降低心理成本，融洽征纳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现阶段，我国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多种多样的经营组织和经营方式并存，税收管理的复杂程度和难度更加显现，还要积极探索发挥会计师、税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以及护税协税组织的作用，组建纳税人协会或吸收纳税人参加税务学会以发挥自律作用，借助社会力量包括纳税人的力量综合治税。

4、建立税收政策提醒和培训制度。税务机关应结合当地实际，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方式，对纳税人进行税收政策培训及解读，尽量减少纳税人由于对相关税收政策不熟悉而带来额外损失，减少征纳之间的不必要的纠纷。

（四）科学管理，让纳税人感到方便

税务机关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具体手段、措施，不仅会对自身有影响，而且会对纳税人产生影响。税务机关只有树立现代税收管理观念，依托信息技术手段，人机结合，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才能给纳税人带来方便，使征纳关系和谐有序。

1、更新管理理念。税务机关在治税理念上，应由满足自身的业务需求为主转向以方便纳税人的纳税需求为主，把尊重纳税人、方便纳税人作为基本出发点和着力点。在制定征管制度、设置管理流程和提供纳税服务等方面，都要做到既有利于税收征管，又尽可能地方便纳税人办税。

2、科学确定税收征管模式。要按照新征管法的要求，遵循有利于组织收入、有利于税收征管、有利于纳税服务、有利于提质增效的原则，精简机构，减少层次，调整征管机构设置和职能分工；简化优化办税流程和手续，简化合并纳税申报资料，实现纳税信息的一户式储存，推广零散税收的委托，力求使纳税人感到方便。

3、积极推进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税收征管领域广泛运用高科技手段都产生了明显的效益。尽管在信息化初期需要增加一定的投资，一旦信息化完成后，就会大大节约征纳双方的税收成本，有利于完善纳税服务，提高社会满意度。

征税范文篇4

蓝岸晖，我们曾经的同行，原是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稽查二分局七科科长。然而就是这位曾经身着税务服，头戴国徽的税官，在查处辖区某公司涉税案件时，与公司经理林武斌成了交杯换盏的好兄弟。为逃避290万元的税收及滞纳金，林武斌先是为蓝岸晖送去了高档的烟酒等礼品，后又是陪蓝岸晖去香港游玩，并附送2万元港币。俗话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收了礼，岂能不办事，此时的党纪国法在蓝岸晖的脑海里成了一片空白。不自觉地在林武斌送来的缓缴报告的审批栏中签上"同意缓缴"，并署上自己的大名。为林武斌制造了合法的逃税空间，使其在此期间转移所有财产。其实，申请缓缴也是蓝岸晖的计谋，他知道，当时采取相应措施，这笔税款是可以及时入库的，他为什么成了"不征税的税官"。首先，他有这个权力，有了权力就要充分使用。他告诉林武斌"你申请缓缴，我同意缓缴，时间长了，也就不要缴了"，其次是他也在拿这个权力来为自己寻找一个谋利的空间。林总经理也心知肚明，尽力和蓝税官套近乎，其目的都是相同的，我不缴税款，你得实惠。真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难怪能成为"好兄弟"，而国家的290万元税款也付之东流。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我们这位同行经受不住权力、金钱的诱惑，最终因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而被判入狱，如今是身在牢狱，过着漫长的铁窗生涯，其教训十分深痛。真是权钱交易结孽缘。

在当今的市场经济大潮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各种思想观念无不对人们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作为国税机关，理所当然成为诸多利益的交汇点，单位的领导更是许多人试图突破的关口。面对特殊的位置，国税干部应该始终保持着一颗清醒的头脑。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所给的，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绝没有向人民索取利益的权利；只有为国家守好大门的职责，决不能成为不正之风的突破口；只有为党的旗帜增辉的使命，决不能给党的形象抹黑。

看完这又一起发生在税务队伍中的典型案例，不能不令我们深思。作为一名税务干部，既是个人一生中的骄傲，也是家庭和亲人的光荣，一定要以此为戒，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要知道"人该怎样做，权该怎样用，法该怎样执"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时刻提高警惕，不要被眼前一时利益所迷惑。当然在我们队伍中，蓝岸晖这样滥用职权，徇私枉法者有之；利欲熏心，贪污受贿者有之；淡化责任，失职渎职者有之；道德沦丧，者有之，但这是极少数，其结果都落得个身败名裂，后悔晚矣。我们要常怀律已之心，常修从税之德，常弃非分之想，常思贪欲之害，认真学习，筑牢思想政治防线。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爱。进一步增强遵纪守法，廉洁从税，拒腐防变的自觉性，使自己的前途永远一片光明。

蓝岸晖之所以走到今天的地步，一是他的法制观念淡薄。作为一名国税部门的七科科长，为了自己的私利，把党纪国法抛到脑后。二是制度没有落实。缓缴税款是有制度的，为何蓝岸晖却能大笔一挥使290万元的国家税款付之东流。三是管理不到位。在日常的税收管理活动中各工作环节是一环紧扣一环的，为何蓝岸晖能一人说了算了，上级管理部门为何对这么大的一笔缓缴税款不管不问。

闭目思考，作为国税部门，执法单位，国税人，如何杜绝类似情况的发生，如何使每一位税务干部都能将正确的世界观、"八荣八耻"观体现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之中，那就是必须坚持自律与他律相结合。首先要提高思想认识。这也是树立和实践正确荣辱观、世界观的起点。税务人员只有对世界观、"八荣八耻"的丰富内涵和利害关系等有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才会以此为镜，时时照，刻刻省。而提高思想认识的主要途径就是学习，必须从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中充分认识正确世界观、荣辱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把树立和实践为人民服务变成自己的内心要求和自觉行动。其次要实行纪律约束。税务干部既然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奉为宗旨，就必须接受围绕实现此宗旨而制定的严格纪律的约束。对违反纪律的言行就要及时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甚至给予相应的惩戒处理，以此来引导他们坚持正确的人生观，远离"八耻"。把行政行为上体现的人生观、荣辱观置于"阳光"之下，在业余时间言行上的表现也受到广泛监督，促使自己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人生观，为全社会树立榜样、做出表率。

征税范文篇5

关键词：信托；税收；重复征税；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及《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信托公司开始向信托本源业务回归，逐步迈向规范发展的新轨道。在五年多的时间里，重新登记的信托公司在资金信托、财产信托等业务领域积极拓展，信托财产的规模和收益水平不断提高。而目前在我国尚没有与之相配套的税收制度，信托业的外部法律环境还不完善，从而使信托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因此，本文对我国信托税制的修改与完善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我国信托课税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税制没有对信托课税问题做出明确规定，目前我国税务当局只能用现行的一般性税收政策对丰富多彩的信托活动进行税务监管，并未考虑信托本身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及其表达方式、实践方式的多样性和新颖性，因此信托课税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1、重复征税。重复征税是当前信托课税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其根源在于现行的税制没有考虑信托业务所有权的二元化问题。一是委托人将资产委托给信托公司进行投资时，伴随着产权的转移，则要交纳一定的营业税、印花税、契税等；而当作为受托人的信托公司要把资产还给委托人的时候，同样发生了产权转移，还是要交纳营业税、印花税、契税等。这就造成了对同一税源的二次征税。二是信托存续期间信托收益产生的税负与受益人、受托人收到信托利益后产生的税负相重复。这会大大提高信托公司的经营成本，直接后果是压缩了投资者的收益空间。

2、税负不公。证券投资基金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典型的资金信托。当前我国对证券投资基金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不仅免征募集基金的营业税，而且还对个人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获得的股票差价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而同时由于信托税制的缺位，实际上就造成了证券投资基金税负低于其他信托经营活动的税负不公问题。从公平税负的角度来看，既然属于信托活动，给予证券投资基金的税收优惠待遇也应同样给予资金信托等其他信托业务。

3、纳税义务人及税目税率不明确。从营业税角度看，目前税法对委托业务明确规定受托人（即金融机构）为代扣代缴义务人，而对信托业务对未做任何规定；从个人所得税来看，新个人所得税法明确了以支付所得的单位和个人为代扣代缴义务人，而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将属于征税范围的所得分为11个税目，没有明确规定信托收益这一类所得属于哪一种具体征收范围。虽然信托收益的性质与基金分红最为接近，但种类繁多的信托业务又无法直接套用《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中的相关规定。目前，绝大部分信托投资公司对信托收益并未给予明确规定，极个别信托公司对信托收益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但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是指个人拥有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而信托收益是信托公司以自身名义运用信托财产对外拥有的债权、股权，并非个人拥有的债权、股权，个人拥有的只是对信托财产的收益权。

4、信托纳税主体与信托法冲突。目前，信托公司在税务机关只能有唯一的税务登记证号，从纳税主体来看，如果以受托人（既信托公司）为纳税义务人，则受托人只能以信托公司自有的唯一纳税登记号进行纳税申报，税款也要先转入信托公司的自有资金银行账户，造成信托资金和自有资金的混用，与信托公司的相关管理规定严重冲突。

综上，由于上述税收的种种问题，我国目前信托业存在税负过重的现象，严重制约了信托行业的发展。只有建立与税收相配套的税收制度，才能避免纳税人的不合理税负，扩大投资者的收益空间，降低信托投资公司的经营成本，在制度上有效保障我国信托业健康持续发展。

二、完善我国信托税制的意见

在信托税收的问题上，虽然各国的规定不尽相同，但国际税收惯例承认信托导管原理在信托税收制度设计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信托导管原理所蕴涵的指导思想，笔者认为，信托税制的基本原则，应反映信托税收的基本规律，并对全部信托税收活动进行抽象和概括，为此提出如下建议原则：

1、税收法定的原则。税收法定是指一切税收以及与其有关的活动都必须有法律明确规定，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人们不负有纳税义务，任何机关和个人也都无权向其征税。

2、实际受益人负担原则。这是建立我国信托税制的基础。目前，我国业界对信托收益征收所得税主要有五种方案：一是对受益人课税，对信托本身不课税；二是对受益人免税，对信托本身课税；三是对受益人和信托本身同时课税，但对信托本身已课征的税收，在对受益人课税时予以抵减；四是对受益人和信托本身同时课税，但降低税率；五是开征利得税。从根本上说，前四种方案在不同程度上考虑了信托活动本身的性质，体现了信托导管原理的基本内容。但具体说来，第二种方案有悖于收益课税原理，从未采用过；第三、四种方案将信托本身视为纳税主体，并且都出现在英美等国家，因为英美等国的信托大都已经发展为大规模的基金，其独立法人的法律特征明显，而且这些国家的法律对此提供保护；第四、五种方案不但需要修改我国的所得税法，而且征收管理复杂，税收成本较高，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应当按照洗脱实质以实际受益人为最终纳税义务人，并且避免对名义应税行为征税。

3、避免重复征税原则。重复征税会增加纳税人的不合理负担，直接限制信托活动的开展。因此，避免重复征税应作为信托税制设计时的一个重要原则。从信托的本质看，信托只是收益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的管道，受益人作为信托利益的享有者，通过该管道所负担的纳税，应当不因受托人的介入而加重，受托人管理、运用以及处分信托财产的活动旨在实现信托设立的目的。因此，基于信托的赠与性质，受益人最终负担的税收不应高于由受益人亲自管理经营所承担的税负。以不动产信托为例，受托人从委托人处取得信托财产后，将该不动产租赁经营一段时间，然后出售给第三人，并将全部租赁收入和出售收入交付于受益人。这样，从整个信托过程看，该不动产所有权分别经过了两次移转，即从委托人处转移至受托人处，又从受托人处再转移至第三人处，就该不动产的契税税负而言，应当不高于该不动产所有权从委托人处直接转移到第三人处所应承担的契税税负。公务员之家:

征税范文篇6

第一条人的范围

本安排适用于一方或者同时为双方居民的人。

第二条税种范围

一、本安排适用于由一方或其地方当局对所得征收的所有税收，不论其征收方式如何。

二、对全部所得或某项所得征收的税收，包括对来自转让动产或不动产的收益征收的税收以及对资本增值征收的税收，应视为对所得征收的税收。

三、本安排适用的现行税种是：

（一）在内地：

1.个人所得税；

2.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

（二）在香港：

1.利得税；

2.薪俸税；

3.物业税。

不论是否按个人入息课税征收。

四、本安排也适用于本安排签订之日后征收的属于增加或者代替现行税种的相同或者实质相似的税收，以及适用于将来征收而又属于本条第一款或第二款所指的任何其它税收。双方主管当局应将各自税法所作出的实质变动，在其变动后的适当时间内通知对方。

五、现有税收连同本安排签订后征收的税收，以下分别称为“内地税收”或“香港特别行政区税收”。

第三条一般定义

一、在本安排中，除上下文另有解释的以外：

（一）“一方”和“另一方”的用语，按照上下文，是指内地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

（二）“税收”一语按照上下文，是指内地税收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税收；

（三）“人”一语包括个人、公司、信托、合伙和其它团体；

（四）“公司”一语是指法人团体或者在税收上视同法人团体的实体；

（五）“企业”一语适用于所有形式的经营活动；

（六）“一方企业”和“另一方企业”的用语，分别指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和另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

（七）“海运、空运和陆运”一语是指一方企业以船舶、飞机或陆运车辆经营的运输，不包括仅在另一方各地之间以船舶、飞机或陆运车辆经营的运输；

（八）“主管当局”一语，在内地是指国家税务总局或其授权的代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指税务局局长或其获授权的代表，或任何获授权执行现时可由税务局局长执行的职能或类似职能的人士或机构；

（九）“经营”一语包括专业性劳务活动和其它独立性活动。

二、在本安排中，“内地税收”或“香港特别行政区税收”不包括根据任何一方关于本安排凭借第二条而适用的税收的法律所征收的任何罚款或利息。

三、一方在实施本安排时，对于未经本安排明确定义的用语，除上下文另有解释的以外，应当具有当时该一方适用于本安排的税种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税法对有关术语的定义优先于其它法律对同一术语的定义。

第四条居民

一、在本安排中，“一方居民”一语，有以下定义：

（一）在内地，是指按照内地法律，由于住所、居所、总机构所在地、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或者其它类似的标准，在内地负有纳税义务的人。但是，该用语不包括仅由于来源于内地的所得，在内地负有纳税义务的人；

（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指：

1.通常居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个人；

2.在某课税年度内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逗留超过180天或在连续两个课税年度（其中一个是有关的课税年度）内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逗留超过300天的个人；

3.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为法团的公司，或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地区成立为法团而通常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管理或控制的公司；

4.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组成的其它人，或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组成而通常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管理或控制的其它人。

二、由于第一款的规定，同时为双方居民的个人，其身份应按以下规则确定：

（一）应认为是其有永久性住所所在一方的居民；如果在双方同时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是与其个人和经济关系更密切（重要利益中心）所在一方的居民；

（二）如果其重要利益中心所在一方无法确定，或者在任何一方都没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是其有习惯性居处所在一方的居民；

（三）如果其在双方都有，或者都没有习惯性居处，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协商解决。

三、由于第一款的规定，除个人以外，同时为双方居民的人，应认为是其实际管理机构所在一方的居民。

第五条常设机构

一、在本安排中，“常设机构”一语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营业场所。

二、“常设机构”一语特别包括：

（一）管理场所；

（二）分支机构；

（三）办事处；

（四）工厂；

（五）作业场所；

（六）矿场、油井或气井、采石场或者其它开采自然资源的场所。

三、“常设机构”一语还包括：

（一）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或者与其有关的监督管理活动，但仅以该工地、工程或活动连续六个月以上的为限；

（二）一方企业直接或者通过雇员或者雇用的其它人员，在另一方为同一个项目或者相关联的项目提供的劳务，包括咨询劳务，仅以在任何十二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过六个月的为限。

四、虽有本条上述规定，“常设机构”一语应认为不包括：

（一）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目的而使用的设施；

（二）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三）专为另一企业加工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四）专为本企业采购货物或者商品，或者搜集信息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五）专为本企业进行其它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六）专为本款第（一）项至第（五）项活动的结合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但这种结合所产生的该固定营业场所的全部活动应属于准备性质或辅助性质。

五、虽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当一个人（除适用第六款规定的独立人以外）在一方代表另一方的企业进行活动，有权并经常行使这种权力以该企业的名义签订合同，这个人为该企业进行的任何活动，应认为该企业在该一方设有常设机构。除非这个人通过固定营业场所进行的活动限于第四款的规定，按照该款规定，不应认为该固定营业场所是常设机构。

六、一方企业仅通过按常规经营本身业务的经纪人、一般佣金人或者任何其它独立人在另一方进行营业，不应认为在该另一方设有常设机构。但如果这个人的活动全部或几乎全部代表该企业，不应认为是本款所指的独立人。

七、一方居民公司，控制或被控制于另一方居民公司或者在该另一方进行营业的公司（不论是否通过常设机构），此项事实不能据以使任何一方公司构成另一方公司的常设机构。

第六条不动产所得

一、一方居民从位于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所得（包括农业或林业所得），可以在该另一方征税。

二、“不动产”一语应当具有财产所在地的一方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该用语在任何情况下应包括附属于不动产的财产，农业和林业所使用的牲畜和设备，有关房地产的一般法律规定所适用的权利，不动产的用益权，以及由于开采或有权开采矿藏、资源和其它自然资源取得的不固定或固定收入的权利。船舶和飞机不应视为不动产。

三、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应适用于从直接使用、出租或者任何其它形式使用不动产取得的所得。

四、本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规定也适用于企业的不动产所得。

第七条营业利润

一、一方企业的利润应仅在该一方征税，但该企业通过设在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另一方进行营业的除外。如果该企业通过设在该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另一方进行营业，其利润可以在该另一方征税，但应仅以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为限。

二、除适用本条第三款的规定以外，一方企业通过设在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另一方进行营业，应将该常设机构视同在相同或类似情况下从事相同或类似活动的独立分设企业，并视同该常设机构与其所隶属的企业完全独立地进行交易。在上述情况下，该常设机构可能得到的利润，在各方应归属于该常设机构。

三、在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应当允许扣除其进行营业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行政和一般管理费用，不论其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所在一方或者其它任何地方。但是，常设机构使用专利或者其它权利支付给企业总机构或该企业其它办事处的特许权使用费、报酬或其它类似款项，提供具体服务或管理的佣金，以及向其借款所支付的利息，银行企业除外，都不得作任何扣除（属于偿还代垫实际发生的费用除外）。同样，在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也不考虑该常设机构从企业总机构或该企业其它办事处取得的因使用专利和其它权利的特许权使用费、报酬或其它类似款项，因提供具体服务或管理的佣金，以及因贷款给该企业总机构或该企业其它办事处所取得的利息，银行企业除外（属于偿还代垫实际发生的费用除外）。

四、如果一方习惯于以企业总利润按一定比例分配给所属各单位的方法，或是按照其法律规定的其它方法，来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则第二款规定并不妨碍该一方按上述方法确定其应纳税的利润。但是，采用的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应与本条所规定的原则一致。

五、不应仅由于常设机构为企业采购货物或商品，将利润归属于该常设机构。

六、在上述各款中，除有适当的和充分的理由需要变动外，每年应采用相同的方法确定归属于常设机构的利润。

七、利润中如果包括本安排其它各条单独规定的所得项目时，本条规定不应影响其它各条的规定。

第八条海运、空运和陆运

一、一方企业在另一方以船舶、飞机或陆运车辆经营海运、空运和陆运运输所取得的收入和利润，该另一方应予免税（在内地包括营业税）。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也适用于参加合伙经营、联合经营或者参加国际经营机构取得的收入和利润，但仅限于在上述经营中按参股比例取得的收入和利润部分。

第九条联属企业

一、当：

（一）一方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或者

（二）同一人直接或者间接参与一方企业和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

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两个企业之间的商业或财务关系不同于独立企业之间的关系，因此，本应由其中一个企业取得，但由于这些情况而没有取得的利润，可以计入该企业的利润，并据以征税。

二、一方将另一方已征税的企业利润包括在该一方企业的利润内（该部分利润是按照两个独立企业在相同情况下本应由该一方企业所取得），并加以征税时，该另一方应对这部分利润所征收的税额作出适当的调整。在确定上述调整时，应对本安排其它规定予以注意，如有必要，双方主管当局应相互协商。

第十条股息

一、一方居民公司支付给另一方居民的股息，可以在该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股息也可以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一方，按照该一方法律征税。但是，如果股息受益所有人是另一方的居民，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

（一）如果受益所有人是直接拥有支付股息公司至少25%股份的，为股息总额的5%；

（二）在其它情况下，为股息总额的10%。

双方主管当局应协商确定实施限制税率的方式。

本款不应影响对该公司就支付股息的利润所征收的公司利润税。

三、本条“股息”一语是指从股份或者非债权关系分享利润的权利取得的所得，以及按照分配利润的公司是其居民的一方的法律，视同股份所得同样征税的其它公司权利取得的所得。

四、如果股息受益所有人是一方居民，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另一方，通过设在该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该常设机构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适用第七条的规定。

五、一方居民公司从另一方取得利润或所得，该另一方不得对该公司支付的股息或未分配的利润征收任何税收，即使支付的股息或未分配的利润全部或部分是发生于该另一方的利润或所得。但是，支付给该另一方居民的股息或者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设在另一方的常设机构有实际联系的除外。

第十一条利息

一、发生于一方而支付给另一方居民的利息，可以在该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利息也可以在该利息发生的一方，按照该一方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利息受益所有人是另一方的居民，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利息总额的7%。双方主管当局应协商确定实施限制税率的方式。

三、虽有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发生于一方而为另一方政府或由双方主管当局认同的机构取得的利息，应在该一方免税。

四、本条“利息”一语是指从各种债权取得的所得，不论其有无抵押担保或者是否有权分享债务人的利润；特别是从公债、债券或者信用债券取得的所得，包括其溢价和奖金。由于延期支付的罚款，不应视为本条所规定的利息。

五、如果利息受益所有人是一方政府、地方当局或一方居民，在利息发生的另一方，通过设在该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据以支付该利息的债权与该常设机构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本条第一款、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适用第七条的规定。

六、如果支付利息的人为一方政府、地方当局或一方居民，应认为该利息发生在该一方。然而，当支付利息的人不论是否为一方政府、地方当局或一方居民，在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支付该利息的债务与该常设机构有联系，并由其负担利息，上述利息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所在的一方。

七、由于支付利息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者他们与其它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以致支付的利息数额不论何种原因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在没有上述关系时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后来提及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方的法律征税，但应对本安排其它规定予以适当注意。

第十二条特许权使用费

一、发生于一方而支付给另一方居民的特许权使用费，可以在该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特许权使用费也可以在其发生的一方，按照该一方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是另一方居民，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7%。双方主管当局应协商确定实施该限制税率的方式。

三、本条“特许权使用费”一语是指使用或有权使用文学、艺术或科学著作（包括电影影片、无线电或电视广播使用的胶片、磁带）的版权，专利、商标、设计或模型、图纸、秘密配方或秘密程序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或者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科学设备或有关工业、商业、科学经验的信息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

四、如果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是一方政府、地方当局或一方居民，在特许权使用费发生的另一方，通过设在该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据以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适用第七条的规定。

五、如果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为一方政府、地方当局或一方居民，应认为该特许权使用费发生在该一方。然而，当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不论是否为一方政府、地方当局或一方居民，在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义务与该常设机构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这种特许权使用费，上述特许权使用费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所在的一方。

六、由于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他们与其它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以致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数额不论何种原因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在没有上述关系时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后来提及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方的法律征税，但应对本安排其它规定予以适当注意。

第十三条财产收益

一、一方居民转让第六条所述位于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另一方征税。

二、转让一方企业在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营业财产部分的动产，包括转让常设机构（单独或者随同整个企业）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另一方征税。

三、一方企业转让从事海运、空运和陆运的船舶或飞机或陆运车辆，或者转让属于经营上述船舶、飞机、陆运车辆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该一方征税。

四、转让一个公司股份取得的收益，而该公司的财产主要直接或者间接由位于一方的不动产所组成，可以在该一方征税。

五、转让第四款所述以外的任何股份取得的收益，而该项股份相当于一方居民公司至少25%的股权，可以在该一方征税。

六、转让第一款至第五款所述财产以外的其它财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转让者为其居民的一方征税。

第十四条受雇所得

一、除适用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和第二十条的规定以外，一方居民因受雇取得的薪金、工资和其它类似报酬，除在另一方从事受雇的活动以外，应仅在该一方征税。在另一方从事受雇的活动取得的报酬，可以在该另一方征税。

二、虽有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一方居民因在另一方从事受雇的活动取得的报酬，同时具有以下三个条件的，应仅在该一方征税：

（一）收款人在有关纳税年度开始或终了的任何十二个月中在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不超过一百八十三天；

（二）该项报酬由并非该另一方居民的雇主支付或代表该雇主支付；

（三）该项报酬不是由雇主设在另一方的常设机构所负担。

三、虽有本条上述规定，在一方企业经营海运、空运和陆运的船舶、飞机或陆运车辆上从事受雇的活动取得的报酬，应仅在该一方征税。

第十五条董事费

一方居民作为另一方居民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取得的董事费和其它类似款项，可以在该另一方征税。

第十六条艺术家和运动员

一、虽有第七条和第十四条的规定，一方居民，作为表演家，如戏剧、电影、广播或电视艺术家、音乐家或作为运动员，在另一方从事其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可以在该另一方征税。

二、虽有第七条和第十四条的规定，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其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并非归属表演家或运动员本人，而是归属于其它人，可以在该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其活动的一方征税。

第十七条退休金

一、除适用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因以前的雇佣关系支付给一方居民的退休金和其它类似报酬（不论是分次支付或一次支付），应仅在该一方征税。

二、虽有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从以下退休金计划支付的退休金和其它类似款项（不论是分次支付或一次支付），即：

（一）一方政府或地方当局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一部分而推行的公共计划；

（二）可让个别人士参与以确保取得退休福利的安排，且该等安排是按照一方法律为税务目的而获认可的，应仅在实施计划的一方征税。

第十八条政府服务

一、（一）一方政府或地方当局对履行政府职责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支付退休金以外的薪金、工资和其它类似报酬，应仅在该一方征税。

（二）但是，如果该项服务是在另一方提供，而且提供服务的个人是该另一方居民，并且该居民不是仅由于提供该项服务而成为该另一方的居民，该薪金、工资和其它类似报酬，应仅在该另一方征税。

二、（一）一方政府或地方当局支付，或者从其建立的或作为雇主给付的基金中支付给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的退休金（不论是分次支付或一次支付），应仅在该一方征税。

（二）但是，如果该提供服务的个人是另一方居民，且情况符合本条第一款第二项所述，相应的退休金（不论是分次支付或一次支付），应仅在该另一方征税。

三、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的规定，应适用于向一方政府或地方当局从事的业务提供服务取得的报酬和退休金。

第十九条学生

学生是、或者在紧接前往一方之前曾是另一方居民，仅由于接受教育的目的，停留在该一方，对其为了维持生活、接受教育的目的收到的来源于该一方以外的款项，该一方应免予征税。

第二十条其它所得

一、一方居民取得的各项所得，不论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凡本安排上述各条未作规定的，应仅在该一方征税。

二、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动产所得以外的其它所得，如果所得收款人为一方居民，通过设在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另一方进行营业，据以支付所得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适用第七条的规定。

三、虽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一方居民取得的源于另一方的各项收入如在本安排以上各条中未有规定，亦可在该另一方按照该方的法律征税。

第二十一条消除双重征税方法

一、在内地，消除双重征税如下：

内地居民从香港特别行政区取得的所得，按照本安排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缴纳的税额，允许在对该居民征收的内地税收中抵免。但是，抵免额不应超过对该项所得按照内地税法和规章计算的内地税收数额。

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消除双重征税如下：

除香港特别行政区税法给予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的任何地区缴纳的税收扣除和抵免的法规另有规定外，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从内地取得的各项所得，按照本安排规定在内地缴纳的税额，允许在对该居民征收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税收中抵免。但是，抵免额不应超过对该项所得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税法和规章计算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税收数额。

三、一方居民公司支付给另一方居民公司的股息，而该另一方居民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支付股息的公司股份不少于百分之十的，该另一方居民公司可获得的抵免额，应包括该支付股息公司就产生有关股息的利润（但不得超过相应于产生有关股息的适当部份）而需要缴纳的税款。

第二十二条无差别待遇

一、一方企业在另一方常设机构的征税待遇，不应低于该另一方给予其本地进行同样活动的企业的征税待遇。本规定不应理解为一方由于民事地位、家庭负担而给予该一方居民的任何扣除、优惠和减免也必须给予该另一方居民。

二、除适用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七款或第十二条第六款规定外，一方企业支付给另一方居民的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和其它款项，在确定该企业应纳税利润时，应与在同样情况下支付给该一方居民同样予以扣除。

三、一方企业的资本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间接为另一方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居民拥有或控制，该企业在该一方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应与该一方其它同类企业的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同或比其更重。

第二十三条协商程序

一、当一个人认为，一方或者双方所采取的措施，导致或将导致对其不符合本安排规定的征税时，可以不考虑各自内部法律的补救办法，将案情提交本人为其居民的主管当局。该项案情必须在不符合本安排规定的征税措施第一次通知之日起，三年内提出。

二、上述主管当局如果认为所提意见合理，又不能单方面圆满解决时，应设法同另一方主管当局相互协商解决，以避免不符合本安排的征税。达成的协议应予执行，而不受各自内部法律的时间限制。

三、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协议设法解决在解释或实施本安排时所发生的困难或疑义，也可以对本安排未作规定的消除双重征税问题进行协商。

四、双方主管当局为达成本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协议，可以相互直接联系。为有助于达成协议，双方主管当局的代表可以进行会谈，口头交换意见。

第二十四条信息交换

一、双方主管当局应交换为实施本安排的规定所需要的信息，或双方关于本安排所涉及的税种的各自内部法律的规定所需要的信息（以根据这些法律征税与本安排不相抵触为限），特别是防止偷漏税的信息。信息交换不受第一条的限制。一方收到的信息应作密件处理，其方式须与处理根据该一方的法律而取得的信息相同，该信息仅应告知与本安排所含税种有关的查定、征收、执行、起诉或裁决上诉有关人员或当局（包括法院和行政管理部门）。上述人员或当局应仅为上述目的使用该信息，但可以在公开法庭的诉讼程序或司法裁定（就香港特别行政区而言，包括税务上诉委员会的裁定）中公开有关信息。

二、第一款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被理解为一方有以下义务：

（一）采取与该一方或另一方法律和行政惯例相违背的行政措施；

（二）提供按照该一方或另一方法律或正常行政渠道不能得到的信息；

（三）提供泄露任何贸易、经营、工业、商业、专业秘密、贸易过程的信息或者如泄露便会违反公共政策的信息。

第二十五条其它规则



本安排并不损害各方施行其关于规避缴税（不论是否称为规避缴税）的当地法律及措施的权利。“规避缴税的法律及措施”包括为了防止、阻止、避免或抵抗其目的为或是会将税项利益授予任何人的任何交易、安排或做法的法律和措施。

第二十六条生效

一、本安排应在各自履行必要的批准程序，互相书面通知后，自最后一方发出通知之日起生效。本安排将适用于下述年度中取得的所得：

（一）在内地：在安排生效年度的次年一月一日或以后开始的纳税年度；

（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安排生效年度的次年四月一日或以后开始的课税年度。

征税范文篇7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制综合所得税制单一税率制

一、选择个人所得税的征税模式和税率制度

目前世界上普遍实行的是综合所得税制或混合所得税制，其中多数国家实行综合所得税制。我国现行所得税制采用分类所得税制，这种税制曾一度被认为是合理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税制既容易造成不同项目、不同所得税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不平；又容易造成纳税人分解收入、分次扣除费用、逃避税收等不利于税收征管的问题。那么，我国究竟应选择怎样的税制模式？不少人认为，目前我国公民的纳税意识差，征管水平低，只能实行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待条件成熟后再实行综合所得税制。笔者同意选择综合所得税制的观点。因为这种税制将个人所得税的税基大大扩展了，包括各种形式的收益，不论是劳动所得还是资本或偶然所得，不论是现金所得还是实物所得，也不论是应计所得还是已实现所得，都要包括在应课税所得之中。综合所得税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符合量能负担的原则。

在税率的设计上，笔者主张积极尝试单一税率制度。从理论上讲，单一税率制度具有税率单一、消费税基和更加“中性”的特征，同时还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加重纳税人额外负担。首先是税率单一。在单一税率制度下，所有或绝大多数纳税人都按设有一定免征额的单一税率纳税，在免征额之内不征税，超过免征额部分实行单一税率。其次是消费税基。这主要是因为所得税的税基是由GDP减去投资后的余额即消费额来确定的。就个人所得税而言是指在个人取得的全部收入中，对其用于投资支出的部分免税，仅对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征税，如工薪所得的税基是工资、薪金和补助金额减去税收免征额、个人投资之后的余额。这样有利于进一步鼓励社会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第三，税制更加“中性”，主要是指实行单一税率要求取消或减少特定类型消费或投资的税收优惠，以免使得所得税税基受到侵蚀，从而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因此，西方学者也把单一税率的这种特征称为“整洁的”税率制度。第四，单一税率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加重纳税人的额外负担。一方面，在单一税率制度下，实行标准扣除、单一比例税率、纳税人的投资支出可一次性扣除等措施，这样，纳税人可完全根据市场规律作出经营选择，而不必考虑税收因素，有利于纳税人在同等条件下公平竞争，从而提高社会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在单一税率制度下，通过提高税收免征额，使一些低收入家庭能够完全免税，可以促进纵向公平。通过普遍纳税，加强监控，减少了寻租、逃税和任意减免税收等行为，更容易获得横向公平；同时通过实行单一税率制还有利于消除双重征税等弊端，鼓励人们更多地投资和工作，从而刺激经济增长。

当然单一税率制也存在调节功能不强等弱点，但瑕不掩玉，从公平和效率角度看，单一税率制将在不久的税收实践中充分发挥其作用。

再从世界各国所得税实践看，单一税率制改革如燎原之势，波及范围很广，效果明显。俄罗斯自2001年1月1日起对个人所得税实施了改革，以13％的单一税率代替了原有的12％、20％、30％的三档累进税率。此外，针对非居民纳税人和某些特定收入（如收入等）设置了30％和35％两档补充税率。为照顾低收入者和纳税人的一般生活需求，新税制还设置了标准扣除额，2001年改革后，俄罗斯个人所得税收入达到2547亿卢布，比上年增长46％。2002年1～5月，俄个人所得税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0％。再如牙买加，1992年，牙政府将标准扣除额从1986年的8580牙买加元提高到14352牙买加元，税率由33.3％降低至25％，个人所得税占GDP的比重约为5％，单一税率制的改革，培植了公平的税收环境，促进了牙买加经济的增长。其他如新加坡、加拿大的阿尔伯特省及挪威和中国香港特区等地都实施了或正在进行不同程度的单一税率制改革。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与俄罗斯有某些相近之处，因此完全可以用单一税率如20％取代原有的累进税率，对一次性收入畸高的可实行加成征收。另外，我国企业所得税也明显带有单一税率制的性质，这为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单一税率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确定个人所得税计税单位

现行个人所得税以个人为计税单位，这种以个人为计税单位的征收方式，虽简单，但不够合理，不能反映家庭收入的整体状况。因此建议以家庭为计税单位比较科学、合理，也便于对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进行调节。特别在我国，家庭是最基本的利益共同体，家庭的收入状况比个人更能全面反映纳税能力，以家庭为单位纳税，更能增强家庭观念，有利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

三、调整费用扣除标准

笔者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仍然为人均每月800元左右为宜。因为800元的费用扣除标准已深入人心，只不过考虑的是家庭每月人均。另外，在确定费用扣除标准进行计税同时，还应考虑以下两方面因素：一方面允许个人及家庭的医疗费用在税前扣除，另外，允许纳税人为其子女支付的学费及纳税人助学贷款还贷本息在税前扣除。家庭的医疗费用应包括纳税人配偶、父母、子女的医疗费用，扣除时要以正规医院的医疗发票作为扣除依据。鉴于我国税法中未考虑将家中赡养人口费用进行扣除，同时，因实际操作主观成分较大，建议可通过社会保障机制加以完善，暂不作为费用扣除因素对待；另一方面可采取费用扣除标准指数化的做法。这样，既能做到税负公平，又能真实反映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使得个人所得税的征纳更趋合理。同时，通过提高和调整费用扣除标准，也能达到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一定目的。四、重新界定应纳税所得范围

如前所述，个人所得既有劳动性所得，又有资本性所得。我国目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项目，主要是劳动性所得。从当前国际税收学界对征税所得的不同看法分析，倾向于以纯资产增加学说即某人的经济力量在两个时点之间净增长的货币价值作为其课税依据，这一学说纯粹从货币价值增加角度着眼，不问来源是否具有规则性，不仅反复连续发生的工薪、利息等收益购成所得，临时性、偶然性、恩惠性所得也包括在征税所得之中。因此，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又一重点应是重新界定应税所得的范围。针对我国目前有不少个人拥有大量的资本性所得和附加福利所得等现实，应在原有所得项目基础上增加以下几项所得：（1）资本性所得。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等不断发育和扩大，使得个人投资于这些方面的资本性所得不断增加，这也是引起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应增加国库券利息、金融债券利息、证券交易所得作为应纳税所得。（2）附加福利所得。除了以上应税所得外，我国应税所得还包括个人收入之外的福利，如供劳务人员使用的汽车、休息场所以及为其支付的医疗保险和人寿保险等附加福利所得。据国家统计局估计，这些附加福利所得，相当于工资总额的15％左右，这些福利收入构成了个人收入的一部分，应计征个人所得税。另外，对从事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户中的高收入部分及某些可能产生避税问题的原可以用货币表现的实物性收入也应纳入征税范围。

另外，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采取的是正列举征税项目方式，表面上看项目明确、清楚，但实际执行时，各种收入名称既多又不统一，难以对号入座，容易造成偷税和逃税。不明确列举免税项目，意味着征税范围和免税项目之间还有一些不明确的地方，这就造成了实际执行中的困难。

建议将征税范围采用反列举免税项目方法，即明确免税的项目后，其余收入和福利、实物分配均为征税范围，这种办法在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也是常用的，既可以避免解释不清，又可防止少报收入造成偷税和逃税。

五、将个人所得税与养老金相挂钩，以提高纳税人的纳税积极性

为了消除纳税人对所得税款用途的疑虑，建议将个人所得税按一定比例专户存储作为养老金之用，纳税越多，未来受益越大。

六、建立完善的个人收入分配机制

依据我国国情，单一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很难从根本上发挥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作用。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和做法，着手建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辅以遗产税、赠与税、社会保障税等税种的调节体系，对个人生前的收入、储蓄利息、消费、积累及个人死后的财产进行多层次多环节的税收调节，充分发挥不同税种相互协调配合的整体调节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税收对个人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

七、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

随着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扩大，人员与服务的跨国流动速度的加快将使居民个人跨国收入和非居民个人本国所得都相应增加，这必然要相应加强直接税诸如个人所得税在税种结构中的地位，并发挥其对国民收入的调节作用。对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WTO原则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影响，特别是有关税收管辖权的选择、居民标准的确定以及如何妥善处理国民待遇和涉外税收优惠之间的关系等等。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今天，我们要制定出既能体现税收国际化，又有利于维护我国经济权益和经济发展，较为科学、合理、完善的个人所得税制。

参考文献

征税范文篇8

[论文摘要]在我国的税收实践中，虽然纳税人是导致税收流失最主要的方面，但由于征税人方面的原因而导致的税收流失也不客忽视。运用预期效用理论，对税务人员的违规行为进行建模分析的结果表明，应加强对税务人员的管理，以防止和减少因税务人员的违规所导致的税收流失。

税收流失是指各类税收行为主体，以违反现行税法或违背现行税法的立法精神的手段，导致实际征收入库的税收收入少于按照税法规定的标准计算的应征税收额的各种现象和行为。在我国的税收实践中，虽然纳税人是导致税收流失最主要的原因，但由于征税人方面的原因而导致的税收流失也不容忽视。征税人是相对于纳税人而言的，它是指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的各级税务机关以及税务人员，本文所关注的是税务人员的行为。

一、对一个简单的税务人员违规行为模型的简要述评

在分析税务人员违规行为对税收流失的影响方面，我国已有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税务人员违规的模型。该模型为(s+B)(1一P)+(s—M)P>S，其中：S表示税务人员的薪金收入；B表示违规收益，即税务人员由于违规行为所获得的收益；M表示税务人员违规行为被查获后受到的处罚，包括罚金、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等形式；P表示税务人员违规被查获的概率。该模型简单给出了税务人员违规的前提条件为B(1／p一1)>M，而制止税务人员违规行为发生的前提条件则为B(1／p—1)<M。同时得出，税务人员是否实施违规行为取决于违规收益、对违规行为的查获概率和对违规行为的处罚程度。梁朋在《税收流失经济分析》的专著中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更为详细地探讨，并对税务人员违规如何导致税收流失的机制在A-S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析。

上述关于税务人员违规行为的简单化的模型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前提下：(1)税务人员是风险中性的，其效用与收入之间是线性关系；(2)税务人员的效用只取决于收入的多少；(3)税务人员是不作道德判断的完全理性人，只是追求其效用的最大化；(4)税务人员是独立作出行为决策的，只关心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其行为不受周围环境(其他税务人员的行为)的影响；(5)税务人员违规所受处罚与违规收益的大小无关；(6)税务人员的决策只涉及一个时期。

二、利用预期效用理论建立基本模型

本文拟对上述简单化的模型作一些改进：(1)以“预期效用理论”作为模型的理论基础；(2)借鉴国外学者对纳税人逃税行为进行分析的A—s模型，将其建模方法应用于税务人员的违规行为分析；(3)基本承接上述简单模型的假设前提，但作一些必要的改进。以期更接近现实。这里首先将上述假设前提(1)和(5)分别修改为：税务人员为风险规避者；税务人员违规所受处罚与违规收益的大小成比例，其他假设暂时不变。根据这一思路，建立基本模型如下：

假定税务人员的薪金收入为s，税务人员实施违规行为所得到的违规收益为B，违规行为被查获的概率为P，违规行为被查获后税务人员所受到的处罚(包括罚金、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等形式，将各种形式的处罚一律转化为可计量的货币单位)与违规收益B成比例，即所受处罚为kB。则如果税务人员的违规行为未被查获，其净收人为W=S+B；如果其违规行为被查获，其净收人为Z=S—kB。U(x)为税务人员的效用函数，x表示收入，由于假设税务人员为风险规避的，则有U>0，U”<0。税务人员的预期效用是在可能发生的两种状态(即违规行为被查获与否)下其效用的加权平均值，其权数分别是P和1一P，

即：EU=(1一P)U(W)+P(U)(z)(2—1)

如果税务人员不实施违规行为，即B=O，此时其预期效用为u(s)。显然，税务人员选择实施违规行为的前提条件为：EU=(1一p)U(w)+pu(z)>U(s)(2—2)

Ep：p<[U(w)一u(s)]／[U(w)一u(z)](2—3)

在实际生活中，税务人员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在作决策的时候，会受到来自周围环境的影响。更为合理的假设是，税务人员在决定是否实施违规行为时，会观察周围的税务人员。如果他发现周围的税务人员在实施违规行为，他就很有可能选择实施违规行为。将税务人员之间的相互影响考虑进模型，就是将其与心理成本联系起来。由于发现周围的税务人员在实施违规行为，他的心理成本会降低，因此可以在考虑税务人员心理成本的模型中将税务人员之间的相互影响也考虑进去。用m(N)表示当税务人员发现周围的税务人员在实施违规行为时自己心理成本减少的比例，0<m(N)<1，其中，N为周围税务人员实施违规行为的人数。假设m<O，m”>O。则税务人员的预期效用函数变为：

EU=(1一P)u(W)+pU(z)一m(N)V(B)(4—1)

税务人员实施违规行为的前提条件变为：

EU=(1一P)u(W)+pu(z)一m(N)V(B)>u(S)(4—2)

即：p<[u(w)一u(s)一m(N)V(B)]／[u(w)一u(z)](4—3)

令P=[u(w)一u(S)一m(N)V(B)]／[u(w)一u(z)]

表示主观临界概率值，将式4—3与式2—3、式3—3进行比较可以得出P<<P。即在模型中将税务人员之间的相互影响考虑进去，主观临界概率值处于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一之间。对求关于S、B、k、N和V的微分。计算结果为：dp"／dS?，dp"／dk<0，dp"／dB?，dp"／dN>0，dp"／dV<O。如果对式4—1的预期效用最大化问题，假设存在内部最优解，则满足最优解的一阶条件：dEU／dB=(1一P)U(w)+pu(z)(一k)一m(N)V(B)=0(4-4)

征税范文篇9

一、背景及意义

目前在我国对像阿里巴巴集团、京东、一号店等电子商务征税问题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网络经济的飞速发展已经渗透进了我们的生活，然而随之而来的当然是网络技术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面对以阿里巴巴电子商务企业的税收征收管理，税法的规定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对电子商务企业征税和应不应该对电子商务企业征税成为了最近几年来争执不下的讨论问题。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活动是增长速度比较快的领域并且使传统的实体交易方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就另一方面而言，以阿里巴巴集团之类的电子商务企业促进了中国经济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产生了新的税源。

二、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对阿里巴巴集团电子状进行分析

阿里巴巴作为全球企业间(B2B)电子商务的著名品牌也是全球最大的零售交易平台，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和电子支付手段的不断完善和物流的快速发展让我们告别了传统的实体经济模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电子商务时代。然而我国对电子商务企业的征税模式和征税方法也是比较模糊和法律制度相对不完善的。由于B2B和B2C是以企业的形式存在的，按照我国目前现行的税制，这些企业都必须按照我国目前的税法及其相关要求进行纳税。但是，它又只是借助网络交易平台，实际上它还只是一种交易行为而已。另外B2C主要面临的是的是个人，而且目前它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发票和税务制度。问题的关键是借助互联网模式企业与个人减少了很多的复杂中间环节，但却使税收环境很有风险，一方面，容易造成税款漏征漏管，加大税收流失的风险;另一方面，会造成征税成本高、并且税收管理效率低下的状况。所以对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征税问题的研究不是个例，是对电子商务所存在的税收漏洞的整体探索。在这个以电子商务为主要经济交易方式的时代，对电子商务征税问题及对此对策的研究成为值得人们重视的问题。

(二)我国电子商务征税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1、对阿里巴巴集团电子商务行业如何确定纳税主体还对税务登记的冲击

由于电子商务行业是一个新兴商业，是一个新的事物，在我国各管理部门还来不及全面研究并制定预制相应的税收政策。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完整并系统的法律来规范像阿里巴巴集团一样的电子商务的征税行为。首先，我们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电子商务于以往的企业的税务登记是不同的，由此对于电子商务而言课税对象的性质更难以确定。并且，在在淘宝网注册私人店铺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儿，注册门槛非常的低，个人无需办理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只需要在淘宝网站上注册店铺账号就可以开张营业了。可是这是与我国税务登记制度相冲突，使税务机关在对纳税人的认定和税收征管等方面面临着难以克服的挑战。因为网店店主只需经过第三方交易平台就可以和消费者进行交易往来，这种交易方式不一定会受到工商部门的严格监督，这些网络店主也不一定会到工商部门和税务部门进行登记，并且以目前税务部门的工作手段很难对会税源进行强有力的监控，弱化了税收管理所带来的作用。

2、面对新生的电子商务行业而言应该如何征税

因为阿里巴巴集团给我们大多数的用户带来了更加快捷有效的交易方式还有更加便宜的交易环境，导致阿里巴巴电子商务集团越来越受到跨国公司的亲昵。阿里巴巴电子商务的发展使我国因为税收体系的不够完善和来不及补充产生了对这一新行业的征税空缺，致使应征的税收没有征收到位，产生了变相的偷税漏税行为。对国家财政经济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影响。从道理上来说，由于电子商务产生的征税内容应当包括:有关的关税、消费税、增值税、所得税、等等税，但是由于电子商务行业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进行交易的可以有效的避免和规避公民的纳税义务，大大的节约销售成本和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面对复杂的形式，对新生的电子商务行业而言应该如何征税成了我国相关部门的新问题和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3、以阿里巴巴集团为例电子商务行业对税收和相关行业的影响

随着越来越多的商家通过在线进行网络零售交易，我国就有越来越多的实体零售商与之对立，而且矛盾和冲击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觉得如果中国不堵上电子商务在线零售交易的税收漏洞，中国阿里巴巴企业之类的电子商务行业将可能会毁掉大部分的中国甚至国外的实际零售行业。所以说，对阿里巴巴之类的电子商务行业征税是有重要意义和相应的影响的。

4、电子商务对税务稽核的影响

在C2C的交易中，由于条件限制，在淘宝网络交易过程中很多商家没有具备开具发票的能力，并且不做账务登记，大部分网络交易明细和订单数是可以很轻易的由淘宝店主更改删除的，且不留下任何修改的痕迹。因此传统的实体店税收管理和稽查在网店上并不起作用，这使得税务征收工作变得十分困难和棘手5、电子商务对经济整体趋势的影响由于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日趋成为一种潮流，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开启网络店铺，消费者也更倾向于网络购物，享受网络购物带来的经济实惠与便捷。所以在这种潮流的愈演愈烈下，实体店受到巨大冲击，因为客源的流失和实体店的成本过大等问题，越来越多的店铺、商场关门倒闭。使得社会事业人员年年剧增，就业岗位的减少招收造成了很多就业问题，社会人心浮动。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当然世界各国都有类似情况，这是全球迫在眉睫需要结局的经济问题。

三、对上述问题提出相关的对策

(1)相关税务部门应该研究相应的征税管理对策，使系统完善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和约束企业的电子商务行为。采用适应电子商务环境中的电子商务纳税行为。让类似于阿里巴巴集团为例的电子商务企业逐渐形成自觉纳税维护国家利益的纳税义务。(2)我国应该采取电子商务税收政策应该坚持税法公平原则;维护国家税收主权原则;坚持税收的中性;还应该给出适当的优惠;还有就是因为电子商务行业的特殊性，应当坚持便于征收，缴纳的税收原则。制定合适的税率进行单独征收。电子商务虽然是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进行零售交易的，但它并没有改变像实体经济交易的本质，依然具有商品交易应当存在的最基本的特征。所以说电子商务行业的税收和传统实体经济交易应该使用相同的税法，负担相同的税种。但是因为电子商务与实体交易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差异，所以也不能一味地招办套用，也应该做出切实可行的修改，使之能让对电子商务行业征税更加其实可行和合理化。应当完善现有的税收制度，补充对电子商务行业征税的相关规定，进一步的开发功能完善税收管理系统并设置专门机构进行与之相对应的管理。(3)电子商务税收与国家的整体相结合，相互配合就可以保证国家的正常开支。并且能充分的满足国家在一定时期的公共支出需要最重要的是还能让财政收入与国民收入同步快速持续增长。(4)由于电子商务是存在于互联网上的一种新型商贸模式。它具有许多独特的技术特征所以和我国原来企业适用的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都要做出不断地创新和完善才能与之相适应。在国外，美国和欧盟对电子商务企业的税收征收制度采用了与一般行业完全不同的税收管理制度。由此，中国需要构建一个具有我国特色的电子商务税收框架:适当的改变在电子商务背景下的税收征管体制，重新构建电子商务的税收体系，再进一步的完善与其相关制度。(5)介于电子商务发展的比较快，这给税收管理制度及税法的完善产生了更大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速度，我国应该实时注意它的发展动态，并对其实时监控。更重要的是加快电子申报纳税的试点项目。对产生的问题及时发现及时处理。从中积累经验，与之共同进步并得到良好的推广。相关措施:一是加强对电子商务行业的税收对策研究;二是加强对网络的控制正确引导网络贸易的发展;三是加强对网络第三方管理维护税务机关对电子商务监控的权利得以保障。

作者:肖楚涵 单位:西京学院

参考文献:

征税范文篇10

关键词:土地增值税;计税依据

一、引言

由于增值税独特的价外税计税规则，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其他税种计税依据的确定，土地增值税也不例外。但不同税种税额的计算规则和步骤各不相同，目前税收政策并没有细化到就每一计算环节遇到的问题予以明确。于是，在实际操作中对一些具体业务的处理就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本文仅就“营改增”后增值税差额征税对房产企业土地增值税的影响进行分析。以嘉禾公司为例:2018年9月，嘉禾房地产公司(一般纳税人，适用一般计税方法)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一地块，支付土地价款10．9亿元(为简化，假设取得土地的其他相关税费为0)，用于开发“嘉禾丽园”项目。2019年8月“嘉禾丽园”项目取得预售许可证，随即陆续销售。至2021年4月销售比例已达到86%，取得销售总价款43．6亿元。目前进入土地增值税清算阶段。但在确认嘉禾公司土地增值税清算收入和可扣除的地价款金额时，却出现了意见分歧:有人认为收入和扣除应分别为40．9亿元和10．9亿元;而有人则认为应是40亿元和10亿元。分歧起因缘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增值税差额征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销售其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选择简易计税方法的房地产老项目除外)，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受让土地时向政府部门支付的土地价款后的余额为销售额。”可以从销售收入中扣除一定金额再计算增值税税款的做法在实务中俗称为“差额征税”。上述案例之所以出现两种答案，就是因为对差除的地价款中含有的增值税税额的性质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地价款中含有的增值税税额属于销项税额，在清算土地增值税时，应恢复至收入，而可扣除项的地价款无需调整。据此，收入和可扣除应分别为40．9亿元和10．9亿元。另一种观点认为:该部分增值税税额不属于销项税额范畴，更接近于进项税额，在清算土地增值税时，无需恢复至收入，反而应相应调整可扣除的地价款金额。据此，收入和可扣除应分别为40亿元和10亿元。本文认为第二种观点更为合理，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二、从土地增值税计税依据确定上分析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后契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计税依据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43号)规定:“土地增值税纳税人转让房地产取得的收入为不含增值税收入。”按照增值税价外税的计算规则，本案中，“转让房地产取得的不含增值税收入”应为40亿元，即43．6÷(1+9%)，将含税收入额按适用的增值税税率换算为不含税收入额。但后续国家税务总局的《关于营改增后土地增值税若干征管规定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70号文)却引发了讨论。该文进一步规定:“营改增后，纳税人转让房地产的土地增值税应税收入不含增值税。适用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的纳税人，其转让房地产的土地增值税应税收入不含增值税销项税额;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纳税人，其转让房地产的土地增值税应税收入不含增值税应纳税额。”大家对这段文字中的“销项税额”产生了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应直接从增值税申报表取数，即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一般纳纳税人适用)第11行“销项税额”，本案为2．7亿元=(43．6－10．9)÷(1+9%)×9%。按此口径，土地增值税应税收入即为40．9亿元(43．6－2．7)。笔者认为这种理解并不符合增值税原理。申报表第11行“销项税额”2．7亿元是差除地价款后计算出来的税额，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销项税额。报表的设计主要是考虑纳税人填报方便。事实上这样的报表呈现，与会计核算是不匹配的，现实中也确实给纳税人带来困惑。其实，“营改增”早期试点时，申报表是另一种设计思路:将差除部分涉及的税额于附列资料三“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扣除项目明细”单设一列，不经过附列资料一“本期销售情况明细”，而直接进入主表，在主表11行下另设“第11－1行销项税额抵减额”。按照这一填报规则，申报表上的“销项税额”即为3．6亿元。这里报表设计既做到了路径明晰又符合增值税计税原理，可以认为，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70号和财税〔2016〕43号的内在含义并无不同。

三、从增值税计税原理及申报资料角度分析

首先，对于“销项税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增值税暂行条例》)给出了明确的定义:“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按照销售额和本条例第二条规定的税率计算收取的增值税额，为销项税额。销项税额计算公式:销项税额=销售额×税率”。表述为“收取的增值税额”，即与支付无关。据此，案例中的销项税额应为向购买方收取的销售额43．6亿元中含有的增值税税额3．6亿元。那么，不含税销售额就应为40亿元。其次，看增值税发票的开具。增值税相关文件并没有提及差除的地价款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就是说可以全额开票。虽然全额开票有考虑惠及最终消费者的意图(这里不作展开)，但从另一角度直观地看，全额开票即意味着发票上呈现出的税额是按照差额前的销售额全额计算出来的。就本案而言，增值税发票上的税额应为3．6亿元(=43．6÷(1+9%)×9%)，也就是销项税额。这与《增值税暂行条例》对销项税额的界定是一致的。再次，看差额征税的计税原理。“营改增”后，受制于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的诸多限制性要求，某些特殊情形下企业外采支出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导致企业税负增加。为解决这一问题，对这些特殊情形采用了差额征税办法。差额征税看似是保留了营业税的做法，但事实上其本身就是增值税的计税方法之一(即俗称的“扣额法”)。扣额法下，应纳税款=(销售额－购进金额)×税率，如将括号展开，则等式右边变为“销售额×税率－购进金额×税率”。这里的“购进金额×税率”实际就是进项税额，即本案例中的0．9亿元，即10．9÷(1+9%)×9%。因此，从进项税额角度理解差除的地价款10．9亿元中的0．9亿元更为合理，而不应从销项税额角度去理解。最后，看增值税申报资料。2018年2月1日之前，增值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中有一张反映进项税额结构的明细表“本期抵扣进项税额结构明细表”，该表第10行填报“受让土地使用权的进项”，即将土地价款涉及的税额作为进项税额进行统计。虽然目前该表已废止，但并不影响从报表路径推测差额部分涉及税额的进项税额属性。

四、从增值税会计核算角度分析

《财政部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16〕22号)(以下简称“22号文”)对增值税的会计核算进行了系统性规范。1．销项税额的会计处理。22号文规定:“销项税额”专栏，记录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不动产应收取的增值税额。这和《增值税暂行条例》对销项税额的定义是一致的。据此，案例中“销项税额”专栏核算的金额应为3．6亿元:43．6÷(1+9%)×9%，不含税销售额自然应为40亿元。这也和增值税发票票面呈现的税额一致。2．差额征税的会计处理。对于差额部分含有的增值税税额的核算，会计核算是有变化的。先前的《财政部关于印发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企业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12〕13号)(以下简称“13号文”)规定:企业接受应税服务时，按规定允许扣减销售额而减少的销项税额，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营改增抵减的销项税额)”科目，按实际支付或应付的金额与上述增值税额的差额，借记“主营业务成本”等科目，按实际支付或应付的金额，贷记“银行存款”“应付账款”等科目。后22号文将其修改为:按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企业发生相关成本费用允许扣减销售额的，发生成本费用时，按应付或实际支付的金额，借记“主营业务成本”“存货”“工程施工”等科目，贷记“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银行存款”等科目。待取得合规增值税扣税凭证且纳税义务发生时，按照允许抵扣的税额，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抵减)”或“应交税费———简易计税”科目(小规模纳税人应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成本”“存货”“工程施工”等科目。初看之下，似乎仅专栏名称作了改变，由“营改增抵减的销项税额”变为了“销项税额抵减”。但仔细比较，可以发现还有两个另含深意的细节:一是完善了借方核算科目。13号文借方核算科目仅列举了“主营业务成本”一项(虽然有个“等”字)，而22号文明确增加了“存货”“工程施工”(当然，“等”字仍然保留)。这个变动应该是针对实际中差额征税的不同行业，其差除的部分会进入不同核算科目的缘故。暗示企业应根据自身行业特点确定会计核算科目，而不是一刀切地将差额部分涉及的税金一律直接冲减“主营业务成本”。二是清晰了扣减的过程和时点。22号文进一步明确“发生成本费用时”借记相关科目。而房地产企业发生相关成本费用时不会直接记入“主营业务成本”，支付的土地价款是先记入“开发成本”，最后结转至“主营业务成本”的。据此，土地价款差额部分涉及的税额就应该经原科目冲回，而不是直接冲减“主营业务成本”。这样的核算规定能够更清晰、更准确地反映企业业务实质。据此，案例中相关业务的账务处理应为(省略预缴增值税及土地增税计算过程、单位为亿元):(1)取得土地使用权时，借:开发成本———土地价款10．9亿元;贷:银行存款10．9亿元。(2)结转相关收入、成本时的处理。①结转主营业务收入，借:预收账款43．6亿元;：贷:主营业务收入40亿元，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6亿元。②核算按规定允许扣减销售额而减少的销项税额，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抵减)0．9亿元;贷:开发成本0．9亿元(注:0．9亿元=10．9÷1．09×9%)。③结转开发成本，借:开发产品10．9亿元;贷:开发成本———土地价款10．9亿元。借:开发成本0．9亿元;贷:开发产品0．9亿元。④结转主营业务成本。借:主营业务成本10亿元;贷:开发产品10亿元。经过上述一系列账务处理，开发成本中的地价款自动得到了调整。即相当于将含税的地价款10．9亿元调整为不含税的10亿元。那么，在计算土地增值税时，扣除项目中地价款的金额就可以直接取数10亿元。土地增值税确认的收入与扣除金额和会计核算保持了一致，也避免了计税时的差异调整，便利了征纳双方的实际操作。

五、从营改增对土地增税税额影响角度分析

由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计算土地增值税时还有加计扣除政策，差除金额部分涉及增值税额的不同处理，会进一步加大对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的影响。结合案例中的数据简要分析如下(为简化，除营业税、增值税外不考虑其他税费，且不考虑其他开发成本和开发费用等)。(1)缴纳营业税情况下，转让房地产的增值额=43．6－10．9－43．6×5%－10．9×20%=28．34(亿元)。(2)缴纳增值税情况下的处理，①按第一种观点(即:抵减的税额恢复至收入、调整可扣除的地价款)计算:转让房地产的增值额=43．6－(3．6－0．9)－10．9－10．9×20%=27．82(亿元)，较缴纳营业税情况下增值额减少0．52亿元。②按第二种观点(即:抵减的税额不恢复至收入、调整可扣除的地价款)计算:转让房地产的增值额=43．6－3．6－(10．9－0．9)－(10．9－0．9)×20%=28亿元，较缴纳营业税情况下增值额减少0．34亿元。两相比较，虽然第一种观点下收入额较大，但加计扣除的基数也增大，这会加剧增值额减少幅度，同时也可能降低适用税率，进而引起更大程度的土地增值税税额下降，必然影响地方财政收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整体目标是“税负只减不增”，叠加增值税分成方案的变化，营改增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地方财政收入。而营改增带来的其他税种计税依据的变化又对地方税收收入产生了间接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增值税更大幅度地减少。

六、从房产购买方的账务处理角度分析

由于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房产开具了全额增值税发票(发票上注明:金额40亿元、税率9%、税额3．6亿元)。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亦明确，“纳税人购进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如果购买方为企业，其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且符合进项税额抵扣的其他规定，则会做以下账务处理:借:固定资产40亿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3．6亿元;贷:银行存款43．6亿元。其“进项税额”专栏核算的3．6亿元既与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税额保持了一致，也与销售方房产开发企业的“销项税额”专栏核算的3．6亿元相同，购销双方的账务处理很好地进行了衔接。同时也契合增值税链式管理的逻辑:上家的销项税额即为下家的进项税额。

七、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