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法律范文10篇

证券法律范文篇1

关键词：金融危机资产证券化信用评级

在2007年8月，美国全面爆发次贷危机，引起了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的强烈震荡，最终演变为现在的金融危机。同时与金融危机密切相关的资产证券化也受到广泛置疑，那么，在美国金融危机中，资产证券化到底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呢？其风险应该如何规避？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资产证券化与美国金融危机

在美国房屋贷款市场个人客户信用评级等级标准，分为三个层次，其中次级客户指信用等级低、缺乏收入证明、负债较重无法达到普通信贷标准的次级客户。所谓次级贷款(sub-premiummortgage)指银行或贷款机构提供给次级客户的一种贷款。这种贷款通常不需要首付，很适合次级客户，但是利息会根据市场进行调整。美国次级贷款到2006年左右，达到6000亿美元，房屋次级贷款证券化也迅速膨胀，到2006年CDO(房地产债务抵押债券)增长到2895亿美元，与此同时其风险也在增加。美国于2007年终于爆发了次级贷款危机并演变为金融危机。一般认为此次危机发生有三方面的原因：

次级贷款本身的缺陷。次级贷款的客户收入不稳定，缺乏可靠的信用记录，经济形势恶化、房价下降、银行利率上升时，次级贷款客户的还贷能力下降，违约率迅速增加，2006年初次级贷款违约率开始显著上升。

美国金融体系监管存在漏洞。美国目前存在联邦、州两级监管机构，联邦级监管机构有美联储等5个负责对联邦注册银行和跨州银行监管的机构，州一级注册的银行受各州银行监管局监管。这种金融监管体制属于多头监管，不可避免的存在监管重复和监管空白，次级贷款领域就处于监管的空白。

资产证券化扩大了次级贷款危机，最终演化为金融危机。投资银行在购买了次级贷款机构的次级贷款抵押债券后，根据偿付的优先秩序将其与其他债券组合带来的现金流进行分割，发行不同级别的债务抵押凭证（CDO）。这些债务抵押凭证被商业银行、大型投资基金和外国投资机构等购买。次级贷款风险爆发时，市场出现恐慌，集中抛售，危机从住房抵押贷款机构迅速蔓延到美林、花旗和荷兰银行等的投资银行及其他机构，最终酿成金融危机。危机所造成的损失远远超出了次贷本身，2008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会组织（IMF）最新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估计，美国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造成的金融动荡将带来高达近万亿美元的损失，危机正波及优质房屋按揭、消费信贷等领域。

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始于1992年，当年海南三亚市定向发行地产证券，1995年第一只资产支持证券开元证券公开发行，至2007年共有15只资产支持证券公开发行，总发行量为400多亿元人民币，总的来看我国资产证券化的规模不是很大，而且仅限于银行之间，但是近两年来发展非常迅速，仅2006-2007年就有近300多亿的发行量，那么，美国金融危机后如何审视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将是一个急迫而重要的课题。

资产证券的风险

美国资产证券专家shenker&colletta提出，资产证券化是指股权或债权凭证的出售，该凭证代表一种独立的、有收入流的财产或财产集合中的所有权利益或由其所担保、基本价值是实现资产收益风险的隔离。它的操作一般分为以下几个步骤：构建资产池；设立特殊的目的载体SPV；信用评级与加强；资产转移与发行证券；资产池管理和证券清偿。

资产证券化虽有效地将原始权人的风险隔离开来，但这并不意味着资产证券就不存在风险，资产证券仍存在风险，按其与资产的联系可分为：资产风险；证券化而带来的风险。

（一）资产风险

资产风险主要源于资产本身，而与证券化无关，不管有没有证券化，这类风险都将存在。这类风险主要与资产质量有关，即与资产未来产生现金流的确定性、稳定性及现金流数量有关，比如债务人违约可能性的高低、债务人行使抵消权可能性的高低，资产收益受自然灾害、战争、罢工的影响程度，资产收益与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相关性等，债务人违约、行使抵消权的可能性低，资产受自然灾害、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等的影响程度低，则资产质量高，风险小，反之则风险高。

（二）证券化风险

证券化风险，这类风险与资产本身无关，主要是在证券化过程中产生的。它主要表现为：风险没有完全隔离，发起人仍然控制资产，导致投资者由于发起人的原因而无法及时获得资产收益；信用评级风险，评级机构存在着道德和执业能力风险，可能经不住利益的诱惑，放弃职业道德，与原始权益人一道弄虚作假，欺骗投资者，也可能由于知识、经验的欠缺，无法保证其所提报告、意见等的质量，同时，由于主观能力与客观事实间存在差距，评级机构报告、意见总与客观事实有差距；证券化法律文件失效的风险，资产证券化交易过程中要签署大量的诸如陈述书、保证书、评级报告、评估报告、转让合同等法律文件，而这些法律文件在一定程度上游走于法律的边缘，当这些文件与某些法律条文发生不合时，法院会重新解释文件内容或宣布文件失效；法律缺位和不确定的风险，由于资产证券化的创新性，相关法律制度并不完备，在资产证券化交易中法律专家对法律的理解并不等同于法官、行政官员对法律的理解，因此有可能存在行政官员的干预或者法官对法律的解释而使相应的法律文件被撤回或者被宣告无效，使投资者遭受重大损失；法律冲突的风险，由于资产证券化要求其资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并且其地理、人口分布要具有广泛性，因此会涉及达到大量的部门法律和地区性法规，而这些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又不可避免的存在。

资产证券风险防范的法律设计

（一）对于证券化风险的防范

证券法律范文篇2

法律冲突系指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国家（地区）的法律由于各自因内容上的差异而导致相互在效力上的抵触。证券法律冲突是关于证券领域的法律冲突。[1]证券法律冲突发生的社会原因主要有两方面：（1）各国关于证券立法上的差异，这主要源于各国有立法的自主权，且在立法时立足于本国经济现实及法制传统。（2）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本世纪60年代初至七、八十年代以来，证券市场国际化已成为当代世界证券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证券市场的国际化主要表现在证券投资主体的国际化，证券发行与交易的国际化，这也就引发了关于投资主体的证券投资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及跨国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当然，一般法律冲突所依赖的承认外国法律的效力的问题已不是现代国际社会的基本问题，但是外国人在内国的民事法律问题仍有一个基本条件，即不管是投资主体还是发行主体的行为效力都离不开其在外国的民事法律地位的被认可。

证券法律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证券法律的立法精神及法律体制上的宏观冲突。这主要因各国对证券经济的认识及各自国情的考虑不同，立法精神上有追求严格监管的，有追求自由放任的，也有适度监管的。法律体制上因证券发行或交易领域在反映立法精神及政府调控政策上的差异，而使各国呈现各自的特色。当然，该宏观层次上的冲突往往都通过具体法律规范的冲突来表现。（2）证券市场主体法律冲突，它是因证券商、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清算机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证券评级机构、上市公司、购券人等因其涉外证券市场行为而需要确认其身份或资格时发生的法律冲突。该类冲突往往可通过关于法人或非法人的社团组织及自然人的资格之法律冲突来表现，因此，此类冲突不是本文研究的范围。（3）证券发行与交易法律冲突，它是证券法律冲突的本体部分。因证券发行交易发生的地域特点，可把该类冲突分为三种情形：一是外国证券在本国发行交易，由于该外国发行交易人所属国有关法律与发行交易地所属国法律可能不同而引发的法律冲突；二是一国证券在外国发行、交易而引起的本国法与外国法之间的冲突；三是外国证券在外国发行交易，可能因发行交易人所属国、发行交易地所属国及购券人所属国（本国人）的法律间发生冲突。综合证券法律冲突生成的诸要素及与其他法律冲突的比较，可以看出证券法律冲突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因为证券的特殊性，不能把证券法律冲突归入无形财产法律冲突领域，更不能归入动产或不动产法律冲突领域中去。在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中的法、奥等国的法律中把物（财产）分为有体物和无体物，即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证券也可以归入无形财产的类别，但其特质决定了它又不同于知识产权，这是因为证券既有物权的属性又有债权的属性，特别是证券中的一个基本种类——股票更是一种超越于传统物权和债权含义的独特权利，何况证券的发行、交易还存在着有别于知识产权的权利转让的复杂程序，如通过证券交易机构的交易及非证券机构的交易等等。正因为如此，1978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2]第七章中便把证券交易所的契约与无形财产权的契约分别列于第39条、第43条，而未把证券交易简单地归入无形财产权的转让中去。证券与动产和不动产的法律冲突的区别，主要在于后者的有形性而使法律冲突的实质联系因素都比较一致地推为物之所在地。《美国冲突法第二次重述》及1979年匈牙利国际私法等都把证券代表物（动产或不动产）的证券之法律冲突划入动产与不动产的法律冲突领域中去，而具有债权、物权双重属性的股份及债券则另行处理。这都反映了证券法律冲突因证券的特质而不能简单地归入无形财产的法律冲突或动产、不动产的法律冲突。

第二，证券法律冲突的实质是经济利益冲突。证券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级阶段才生成的，它是社会资源充分利用和优化配置的一种载体。在市场经济已成为各国普遍接受的现代国际环境中，证券立法问题上所呈现的差异便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各主权者对自己的经济环境、经济发展取向及具体决策的把握，而很少有像在传统民事领域——婚姻、家庭、住所、国籍等在法律冲突上所呈现出浓厚的文化冲突属性。这主要因为证券出现的根本价值取向便在于效益，即最优化地筹资融资和降低成本耗费。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各国的证券立法应该有着一致的价值取向，在立法上应该易于走向一致，只是因为各国国情尤其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制约了证券立法在国际上走向共同的道路。这一特征也将制约证券法律冲突发展及其解决体制的选择。

第三，证券法律冲突的要素系统呈现出立体化、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征。证券法律冲突因与证券发行、交易相联结的诸因素的复杂性而导致了冲突的立体化、多元化和复杂化，具体表现为：（1）从发行行为的角度看，同一发行人发行同一种证券于不同的国家，则可能引发出发行地与发行人所属国法律的冲突。在这其中又因发行地可能分属多个国家，当同一证券数量众多及发行国众多时，便可能同时引出诸多国家的法律冲突。而且不同发行地的法律也往往存在差异，同一证券发行引起的同种类冲突也可能存在实质性的差异。这就在发行人所属国与发行地国间及众多发行地国间构造了多元化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冲突。要妥善地解决冲突，需要在整体把握与个别分析法律差异的基础上进行。（2）从证券交易行为的角度看，便面临着交易地法律与发行人、购券人所属国家间法律的冲突。对于同一发行人的证券之交易有可能导致交易地、发行人所属国及不同国家的购券人所属国的法律冲突的多元化组合，且因这种众多的相关国家的法律互异程度不一，使得冲突更为复杂化。从同一证券所涉因素的系统来看，这些法律冲突往往呈现主体化、多元化的态势，既有关联，又可分离。（3）当证券的发行交易因所发生纠纷涉及到证券商（证券承销商、自营商、经纪商）、证券登记、清算机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时，证券法律冲突则在关联因素上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特征。因为证券经营机构在证券市场国际化过程中，法人或社团资格或相关契约的法律冲突，有可能渗入到证券发行与交易的法律冲突系统中去，构成使证券法律冲突立体化、复杂化的重要因素。

第四，证券法律冲突具有公法冲突的属性。证券法律虽说属于商法的范畴，但不容忽视，证券法律具有公法的属性。从证券法的本质来看，它以保护公众投资者权利为核心，但是这种保护借助于国家干预的力量，如证券法中从强制证券发行人公开信息乃至实质监管都体现了国家的干预性。纵观各国证券立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证券立法，如韩国、台湾、东南亚国家，除以保护公众投资者权利为核心外，又补充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目的，使投资者权利保护与社会发展双重目的并存。[3]正因为现实的证券立法有如此特质，使得证券法律冲突也具有了公法冲突的色彩。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关于国家证券管理机构与诸市场主体之间的监管关系上的法律适用，这些法律具有公法属性。虽然各国法律都指出要求适用管理机构所属国法律，但境外的市场主体在境内的民商性质的发行与交易行为也需接受法律所规定的行政管理，因此私法的冲突中也不可避免地会渗入公法的干预性。如证券的登记制度，则不是平等主体间关系的规制，但也有可能出现法律冲突。其次，在证券市场主体的法律责任方面，既有各国关于民事法律责任的规制，也有行政、刑事制裁的规制，在法律适用的选择上，若机械地坚持公法与私法的分离，公法绝对排除外国法的适用而私法才能选择适用，则易导致对当事人不公平的法律后果，并可能挫伤外国投资者的积极性，妨碍证券市场发展的国际协调与合作。科学的态度是，尊重证券法律冲突中的私法公法化趋向并借重大公共秩序的保留予以弥补，则不失为良好的补救方法。总之，证券法律冲突的公法冲突属性根源于证券法律所具有的公法属性。

第五，证券法律冲突的发生往往对政府间的证券业合作有较强的依赖性。因为一国政府证券市场对外国投资者是否开放，常有很多经济因素要考虑，而是否允许国内投资者走向境外证券市场更有许多顾虑，这些考虑构成了妨碍或促成证券法律冲突发生的基础性条件。其根本原因便在于证券市场行为与一般的民商事行为有别，其投资风险性高，技术性强，规模大，还往往受制于与其紧密相关的外汇、投资、期货等市场的管理体制。这也使得证券市场尚不规范、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法律冲突问题难于规范性地预测，使冲突的发生在世界的范围看来，具有区域性的有序性和无序性并存。这势必影响到世界性证券法律冲突解决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也成为证券法律冲突难于推出国际性公约的重要原因。

自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帷幕拉开以来，国际社会证券法律冲突的发展呈现如下几个规律性的特点：其一，证券法律冲突正由局部的国际冲突向全球范围的冲突推进。这是因为证券法律冲突的演进与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进程遥相呼应。其二，虽然在证券市场国际化潮流中，各国证券法律有趋同化或所谓与国际接轨之势，但因各国经济的现实差距，证券法律冲突不仅不可能收缩，而且会进一步拓展。其三，证券法律冲突在世界范围来看，有序的领域将进一步拓宽，无序的冲突将进一步收缩。无序的冲突主要源自发展中国家不规范的证券市场及不规范的法制，随着证券市场国际化走势发展及各国证券市场的成熟和规范化，无序性的不便于预测的证券法律冲突将大大收缩，规范性的可预见的冲突进一步得到发展，这为世界性的证券法律协调与合作创造了条件。

二、证券法律冲突的解决及我国立法应注意的问题

正如一般国际民商法律冲突的解决一样，证券法律冲突的解决也有国际和国内两种体制，前者表现为国际统一实体法或统一的冲突法公约，后者为国内冲突法。

关于证券法律冲突解决的国际性体制——统一私法或统一冲突法，目前尚极为少见。为了统一证券制度中的某些内容，加强国际证券业的合作，国际组织虽曾制定若干统一的国际证券规范，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统一规范往往只局限于极为有限的领域，另一方面它也仅在少数经济发展水平相近、联系紧密的国家组织或国家集团有效。在内幕交易方面，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关于内部人交易的指令，尽管该指令为国际法规范，但是仍以本国法吸收或承认后才可使用；此外欧洲理事会还于1989年4月通过了一个《关于内幕交易的公约》及1989年9月《补充议定书》。[4]在证券交易方面，欧共体还有《准入指令》（EECAdmissionDircctive）、《上市公告书指令》（EECDitcctiveonListingParticulars）等，除此之外，国际上尚无专门的实体条约来统一规范证券交易问题。[5]至于统一的冲突法，则因各国关于证券的冲突法立法不完善或空缺，国际条约尚处于空白状态。如以统一冲突法为己任的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迄今为止仍未把证券法律适用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国家尚未把证券冲突法的立法问题纳入到国际私法立法中来，使得各国很难投入到国际性的冲突法统一化运动中去。

国内关于证券的冲突法立法已在一些国家的国际私法法典中出现，较早的是在60年代中后期的国际私法立法，如1966年施行的《波兰国际私法》、1967年法国民法典国际私法法规（第三草案）。[6]70年代美国的非法律文件——1971年《美国冲突法第二次重述》、1972年《加蓬民法典》、1978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1979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关于国际私法的第13号法令》都有证券法律适用的明确规制。80年代的南斯拉夫《法律冲突法》（1982）、《瑞士国际私法法规》（1987年）亦有所涉及。其中1971年《美国冲突法第二次重述》的规制较多。迄今为止的各国国际私法关于证券法律适用的立法，存在如下缺憾：

1.证券冲突法的立法虽自60年代即已出现，但在各国的推广极为缓慢。最突出的表现便是证券冲突法还只在有限的少数国家国际私法文件中得到体现，即使80年代出现的国际私法立法，如1982年《土耳其共和国际私法和国际诉讼程序法》、1984年《秘鲁民法典》国际私法篇、1986年《联邦德国国际私法》等均未涉及，而且证券冲突法的地位在绝大多数国家尚未得到重视。其中最基本的原因在于，证券市场国际化还处于初级阶段，进展缓慢，使得证券法律冲突还没有较广阔的社会经济基础，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更是如此。

2.证券冲突法的立法内容极为单薄，并留下了许多空白地带。在已有证券冲突法的国际私法文件中，证券冲突法规范多为一条甚至一条中的一款，如《波兰国际私法》、法国民法典国际私法法规（第三草案）、《加蓬民法典》、南斯拉夫《法律冲突法》等均属此类。内容上也多倾向于只对证券交易行为的准据法规制，并与交易所连结起来，把交易行为法律冲突简单化。一般对涉外证券的发行应适用何种法律，证券持有人与转让人及持有人与第三人的义务的法律适用少有涉及。而证券发行交易中关于信息披露、证券欺诈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更未予以规定。

3.各国立法的体例安排上大相径庭。有的把证券的法律冲突全部置于债权篇章中去，如《波兰国际私法》、《奥地利国际私法》、《匈牙利国际私法》等。也有的置于公司篇章中，如《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把股票的持有人——股东的地位、股东义务都置于该文件第十三章商业公司之下。而法国民法典国际私法法规（第三草案）则把股份的法律适用，股票转让人与持有人之间的关系，持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的法律适用与物权、特殊物的权利及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问题共同置于第二章中，把证券视为一般财产权利而非债权对待。1987年的《瑞士国际私法法规》在第七章物权中的第105条设置了关于有价证券抵押的法律适用问题，此处有视证券为物的倾向，但在第十章公司中又有一条关于因发行股票和债券而产生的请求的法律适用，可见仍未把证券视为债权。由这些不同的立法体例可看到，各国证券法律适用问题大致有三种情况：（1）把证券视为债权，证券法律适用与其他债权法律适用并置；（2）把证券视为财产权，同物权、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划为一类；（3）把证券与公司有关的法律适用问题结合起来，同列一类。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各国对证券的性质认识不同，即有的把证券划入物的范围，被视为无形财产，有的把证券划入债的范围，作为债权对待；另一方面也因为证券自身种类的复杂性，影响了证券法律适用性质的确定。各国对证券涵纳的具体种类有不同的看法，如有的认为证券还包括代表货物（动产、不动产）的凭证，也包括公司所发行的债券、股票及国家债券等等，甚至有的因只有无形财产的规制，更使证券的归类含糊化，这就极易导致有价证券与流通票据、知识产权等无形权利在性质上混同。

4.各国国内立法关于证券法律冲突解决的国际协调与合作问题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差异。前文述及的美国已有较为繁多的关于美国证券法域外适用的规制和判例，以致引发了诸多国家的政府干预或抵制性立法。如瑞士、加拿大等国政府在美国法院依据美国证券法，对涉及外国当事人的证券发行或交易活动起诉时，往往会直接出面加以干预，或对案件审理施加外交影响，或颁布禁令以施加法律影响，禁止本国公司或个人向美国有关当局提供其所要求的文件、资料和信息，或禁止其出庭作证或受审。英国有《海运契约及商业文书法》、《1980年通商利益保护法》，澳大利亚有《外国诉讼（禁止举证）法》、《外国诉讼（超越管辖权）法》，新西兰有《证据法第二号修正案》，来抵制美国证券法的域外适用。针对这些抵制，美国也开始通过合作性的立法来缓和对抗与抵触，如1988年制定了《内幕交易和证券欺诈行为法》，1990年制定了《国际证券执行合作法》。[7]证券市场发达国家在解决法律冲突时尚有如此分歧和斗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因立法的差异悬殊，则更有冲突。当然这种斗争与协调也将推动国内立法的协调及国际合作的发展，直接推动各国对证券法律冲突解决的立法进行完善和协调。

当然，还应该看到证券法律冲突的解决虽然在国际私法法规中没有得到系统地科学反映，但一些国家通过判例或证券法律有所体现，以美国最为典型。如《美国统一商法典》（1997年修正）第8——106条规定，证券的法律效力、发行人登记的效力以及下列各项有关发行人的权利和义务适用管辖发行人组织的法律（包括法律冲突规范）：（a）附证书证券转让的登记；（b）不附证书证券转让、抵押或解除的登记；（c）不附证书证券申明书的发送。美国1964年《证券交易法》修正案指出，凡有100万美元以上的资产，在世界任何地区拥有500名以上股东并涉及和影响商业交往的企业的外国证券发行人，必须遵守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规定。[8]在判例方面，如1972年Wandschneider诉In-dstrialIncomes案中，法院甚至认为，即使某一为美国发行人进行的外国证券发行不受1933年法注册要求的约束，如果存在与该证券交易有关的虚假陈述，一个外国购买者仍可根据联邦证券法的反欺诈条款提出主张。[9]

但尽管如此，证券法律适用问题在各国的立法中整体看来仍处于不完善、不科学状态。鉴于此，针对国际社会证券法律冲突的特点、演进规律及各国有关立法的缺陷，各国有必要在今后的立法中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在立法的精神上必须立足于国际证券法律冲突以经济利益冲突为实质特征，因此解决冲突时，一方面应大胆使证券法律的实体立法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在承认各国国情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现实前提下，努力使证券法律冲突的间接解决机制——冲突规范开明化、完善化，以使自己的证券法律适用问题之解决不妨碍外国投资者对自己证券市场的选择。因为证券法律冲突以经济利益冲突为实质，它较之具有浓重的文化冲突色彩的领域，在选择开明的解决体制上要来得容易，因而在证券法律冲突解决问题上不应该用对待传统的法律冲突领域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推进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推动各国证券法律冲突解决的效益最大化。

其次，基于证券法律冲突呈现立体化、多元化、复杂化的特征，各国在制订具体的冲突规范时，有必要对可能发生的证券法律冲突予以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就各种类型的冲突制定出相应的冲突规范。在这一过程中不宜过多地把证券法律冲突中呈现公法性的部分领域的冲突不予以私法冲突来对待，或者简单地选择单边冲突规范来解决，否则，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国际化。

从证券市场国际化及各国证券法律的现实来看，除了应对证券的法律效力，证券的产生、转移、消灭和生效，持券人的权利、义务，转让人与持券人及第三人的关系，证券交易中在证券交易所发生的交易契约及其它证券交易所业务等现有的法规已涉及的法律适用规制外，还应考虑：（1）国际证券有关协议的法律适用，如认购协议（Subscrptionagreement）、证券经理集团内部协议、证券包销协议、证券销售协议、信托契据、付款协议等的法律适用。按照国际惯例这些协议可由当事人选择准据法，但许多国家都要求意思自治的选择应与法律问题有真实联系。（2）证券发行中的法律适用，如证券发行的审批（因发行人所属国与发行地的有关制度有可能冲突）；证券披露，披露信息的范围，披露的方式，错误的陈述、漏报或者提供虚假资料情报的法律责任都有必要作法律选择。（3）证券的交易除证券交易所的业务及其中所订契约外，还有场外交易的法律适用问题，及内部人员交易的法律适用问题等等。

再次，证券法律冲突规范在立法的体例上，以尊重各国的立法传统为宜。首先应在界定证券性质、外延后，再对其相关冲突规范的体例进行确定，以免把诸如代表物（动产、不动产）、流通票据等广义与狭义的有价证券混同，以致立法不严谨，也不便于操作。另外，证券法律适用在国际私法法规中的结构设置上，笔者认为有两种模式值得借鉴。其一，从《1979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关于国际私法的第13号法令》为代表，把证券法律适用一并置于债权部分，涵纳了证券义务的产生和范围，公债、证券涉及社员权利时证券的权利和义务的产生、转让、消灭和生效，以及在证券交易所订立的契约的法律适用问题。它也明确地指出：如果证券确保处置商品的权利，其对物权的影响适用本法令对物权关系的规定。这种模式最突出的优点是把证券法律适用问题集中地进行规制，避免了有可能因证券的物权属性而置于物权部分，因证券交易中有契约而列于债权部分，因股份与公司联结而置于公司部分，所造成的分散形态而不便于查用。这从证券的性质层面上也能理解。其二，在国际私法法规中专门设置了“公司”章的，如1987年《瑞士国际私法》则将证券置于“公司”部分。它的优点是回避了给证券定性为物权或债权的两难问题，且能比较集中地统一规制，而且还能把证券与发行主体的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统一起来了，其局限性是它无法把诸如“国债”等非公司证券的法律适用问题揽括进去。

最后，对于众多的尚未有完善的证券实体法或国际私法法规的国家，立法模式的选择最好是在有关证券的单行法律文件中规制证券法律适用，既可为今后证券法律适用问题解决的系统化作准备，也便于随着证券实体法的发展而不断地完善。

我国属于证券实体法尚不完善的国家，目前既无统一的《证券法》，也没有《证券交易法》，因此在涉外证券的法律适用问题上更是一个空缺，即使仅有的少数规制也不尽科学、合理。如1994年8月4日《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第29条规定：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与公司之间，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与公司董事、监事和经理之间，境外上市外资股东与内资股东之间发生的与公司章程规定的内容及公司其它事务有关的争议，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可见这条简单的单边冲突规范，把证券的发行、证券的交易章程规定的内容与公司其他有关事务的争议之法律适用均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该规定不仅因自身的封闭性而存在缺陷，而且未能解决其他典型的涉外法律冲突问题。即使新近的作为对国际私法系统化作探讨而推出的民间范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10]（第三稿），对证券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制也不尽如人意。首先是在物权部分第83条规制了“商业证券”的法律适用，不仅这里的“商业证券”的含义不够明晰，[11]而且该条进而指出“适用证券上所指定应适用的法律。”纵观各国关于证券法律适用问题尚未有适用“证券上指定法律”之用语，这不仅因股票、债券等证券通常不设定准据法，且不便于含糊其词地把众多方面的证券法律冲突问题简单地指定一种法律。另外，也未指明证券的那些问题适用该法。其次，除第83条涉及“证券”外，还有债权部分第101条（二十四）规定：交易所业务合同，适用交易所在地法。因此证券法律适用的诸如证券的发行，转让，证券持有人与转让人、第三人的关系等等问题均未解决。

毫无疑问，在中国现实的证券法律条件下，试图推出完善的解决涉外证券法律冲突的冲突规范是比较困难的，但在立法的探讨上还是有必要立足长远。正如前文所述证券法律冲突的实质是经济利益的冲突，在优化自己的法律时也就不必过多地强调中国特色，可大胆地借鉴外国的有关立法经验。具体操作上应注意以下几点：（1）关于证券的含义及定性上在切合中国实际的同时，应适当参照外国立法中的界定。明确这一点是科学地规制证券法律适用问题的前提条件。这一点上，应该把代表动产或不动产的证券与狭义的证券——证券法中所限定的证券区别开来。如新加坡1986年《证券法》，日本《证券交易法》（1985年修改）都对“证券”作了界定，可供我国立法参考。（2）在立法的内容上，应避免含糊其词的表达语，即用抽象的“证券，适用……法律”，而应对证券法律冲突的主要问题列出，并对特别的证券如股份的法律适用的特殊性予以指出，这样才有助于保证立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3）在立法体例上，根据我国对证券定性的习惯及冲突规范的规制传统，未来的国际私法文件中如不设“公司”为专章、节，则宜集中地列于债权部分。当然，因中国国际私法系统化的立法还非近期能实现，所以，现实的做法是在即将出台的“证券法”或“证券交易法”中设置一些关于涉外证券法律适用的有关规定，这也符合中国新近出台的几个大法的体例。

注释：

[1]本文所称证券，是按大陆法系“证券”之定义。其特征为：将担负商品流通和货币支付功能的商业票据排除在外；未将证书与证券截然分开，若干具有投资证券性质的证书视为有价证券；证券的种类与范围相对确定。关于证券的定义，可参见杨志华著：《证券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7页。

[2]本文所引国际私法法规，除有特别注明外，均引自韩德培、李双元主编：《国际私法教学参考资料选编》（上），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参见杨志华著：《证券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4]参见本哈德·伯格雯著：《内幕信息与证券交易》（英文版）1991年版，第7—16页。

[5]参见李仁真主编：《国际金融法专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

[6]《波兰国际私法》第28条规制了在交易所所为的法律行为之债的准据法。法国民法典国际私法法规（第三草案）》第2306条规制了股份及股票债务的准据法。

[7]参见《国际证券法律执行：协助与合作的新近发展》，载《温德比尔特跨国法杂志》，第27卷（1995），第637—654页。

[8]余劲松著：《跨国公司的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3页。

[9]SecDavid,Katner,SecuritesKegucation,WertPhbhshingCo,4thEd(1992),PP.300—304。

证券法律范文篇3

关键词：证券法；公法责任；私法责任；违法发行；违法交易

一、《证券法》中法律责任制度的特点及其影响

《证券法》自1999年7月1日实施至今三年多来，在维护证券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等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诸方面作用至巨，但随着证券市场三年多来的进一步发展，《证券法》本身的许多缺点逐渐暴露出来。其中，证券民事责任制度的淡化与缺位成为理论与实务界诟病的焦点问题。纵观《证券法》在法律责任方面的全部规定，可以看出，公法责任与私法责任在该法里严重失衡。这种失衡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条文比重失衡。在《证券法》中，对违法者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规定占绝对多数，尤以行政责任最为突出，而对民事责任的规定却极少，多处出现立法漏洞。《证券法》第11章所规定的法律责任中，对各种证券违法行为均以追究行政责任为主要内容，且绝大多数条文附有转引《刑法》的内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表述有15处之多。而对于民事责任，仅在第192、202、207条中有些微体现。其二，详细程度与可操作性失衡。《证券法》不但在公法责任方面规定的法律条文较多，而且内容也相对详细，可操作性较强；而在私法责任方面，除了诸多法律漏洞之外，仅有的几条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均属宣誓性条款，因过于粗略而不易操作。

就法域性质而言，《证券法》本质上无疑属于私法。在民商分立的国家属商事法，在民商合一的国家属民事特别法。尽管各国《证券法》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公法规范介入，使其在外观上表现出一定的公法特征，但并不能改变其私法的本质属性。作为民商事私法，《证券法》理应以保护投资者权利为核心，在法律适用上应为私法优位辅以公法保障，这样才能恰当地体现私法的本质要求。然而，《证券法》对法律责任制度的规定却过于重公法而轻私法、强调行政处罚和刑事惩罚而轻视民事赔偿。这种立法导向的法律效果突出了对违法责任人的公法惩处，强调保护国家经济利益，而对广大投资者个人利益的私法救济与保护却远远不够，从而增加了投资者选择投资的顾虑，影响了其投资积极性，客观上阻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育。我国证券市场不断发生影响巨大的证券违法案件，如前几年的琼民源案、苏三山案，近两年的郑百文案、银广厦案等，已成为证券违法行为的典型案例，违法行为人均受到了严厉的公法惩处，但对广大投资者所受损失的私法救济却相去甚远。因此，无论是从现实还是从长远考虑，如果不尽快着手解决证券民事责任制度的立法缺位问题，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保障机制来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并促进企业形成良性的自我发展与自我改良机制，证券市场的稳定繁荣和科学治理则为期尚远。

二、证券违法行为的类型

在我国证券市场业已运行的十多年中，国家曾陆续颁布过一些关涉证券违法行为的法律法规，其中直接规范证券违法行为的，主要是《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条例》、《禁止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和《证券法》。《股票条例》是在我国证券市场发育早期制定的行政法规，其中第7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无论何种证券违法行为，只要造成他人损失，行为人就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首次将证券违法行为定名为“证券欺诈行为”，并将证券违法行为的类型划分为内幕交易行为、操纵市场行为、欺诈客户行为和虚假陈述行为。但该办法将民事赔偿责任仅限定于“欺诈客户行为”一种，对其他证券违法行为的民事赔偿责任均未作规定。由此可知，该办法对民事责任的规定局限在证券交易阶段，而且仅适用于“欺诈客户”之情形，其他情形下的民事责任制度均告缺位，证券发行阶段的民事责任制度亦属立法空白。

事实上，无论证券发行阶段还是交易阶段，均有可能违法行为发生。这些违法行为不但侵害国家利益，而且直接侵害投资者的利益。因此，将民事赔偿责任之规定局限于证券交易阶段，而且仅适用于“欺诈客户行为”一种情形，显然失之偏颇。笔者认为，除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欺诈客户四种情形之外，证券违法行为还应包括发行人擅自发行证券和制作虚假发行文件发行证券两种情形。所有这些违法行为均可能因其违反法定义务而导致投资者受到损害，因而均应对其规定相应的民事责任。但《证券法》强调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忽视民事责任，使得本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违法者在私法制裁层面上几乎处于失范状态，违法行为所侵害的民事权利因证券民事责任制度缺位而难依《证券法》获得救济，这对广大投资者极不公平。

三、证券违法行为的私法责任-民事责任

（一）发行人擅自发行证券或制作虚假文件发行证券的民事责任

《证券法》第175条规定，“未经法定的机关核准或者审批，擅自发行证券的，或者制作虚假的发行文件发行证券的，责令停止发行，退还所募资金和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并处以非法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条规定是对违法发行人追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民事责任缺位。条文中的退款退息之规定是基于行政机关“责令”而非持券人依不当得利向发行人直接提出返还请求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故此处的退款退息不是民事责任而是发行人承担行政责任的方式之一。但这不等于发行人没有民事责任。发行人擅自发行或制作虚假文件发行证券，极有可能导致证券买卖行为已经发生，善意买受人所持证券在发行行为被宣告无效之后自然成为非法证券，除基于发行人承担的行政责任可获得发行人的退款退息之外，其因买卖证券所支出的费用及所受的损失应该得到补偿。但民事责任缺位的情形下，善意买受人这部分损失无法获得法律救济，发行人却因法律制度之漏洞而逃脱私法的制裁，这对投资人显失公平。实质上，发行人擅自发行证券或制作虚假文件发行证券，与投资者之间建立买卖证券的合同关系，违背了法定的如实告知等先合同义务，主观上有过错，属于恶意缔约，应对善意买受人承担缔约过失民事责任。因而，明确规定擅自发行或制作虚假文件发行行为的损害赔偿民事责任，是修改《证券法》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

《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条是《证券法》对证券违法行为规定的较为清晰的民事责任条款，但仍然存在缺陷。从该条内容来看，承担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主体为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及其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而将其他为配合发行人发行和承销的证券公司销售证券而提供相关服务的中介机构（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证券市场主体的弄虚作假的民事责任规定在第202条。笔者认为，既然《证券法》设立了法律责任专章，将以上证券市场主体弄虚作假的法律责任集中规定更为合理。因此，应将第63条和第202条合并。此外，由于证券交易是买卖行为，发行人与承销人之间、承销人与最初买受人之间是合同法律关系，但发行人、承销人与最终持券人之间则通常不是合同法律关系。故而，该条涉及的信息披露的对象不仅限于合同相对人，而是社会公众。信息披露义务是法定义务而非约定义务，“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是对如实、准确、完整地披漏证券信息的法定义务和保证信息披漏文件真实的法定担保义务的双重违反，构成缔约过失。因此，在对证券买卖合同当事人适用违约责任外，还应对发行人和承销的证券公司等证券市场主体的虚假陈述行为规定缔约过失责任以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由于中介机构不与投资者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对其弄虚作假的违法行为民事责任的规定，应属侵权损害赔偿性质。

（三）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

《证券法》第183条规定，“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获得的证券，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或者非法买卖的证券等值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依该条规定，在对证券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得以公开之前，知悉内幕信息的人员已经买入或卖出证券或建议他人买卖证券，既侵犯了投资者的知情权，严重影响证券价格，又在客观上扰乱了市场秩序，影响投资者对自己的利益判断，造成其既存利益和期待利益减损，因而，除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外，基于知悉内幕信息而非法交易证券者应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当属无疑。但该条并未规定内幕信息知情人员非法交易证券的民事责任，属于明显的立法漏洞。

（四）操纵市场的民事责任

《证券法》第71条以列举兼概括的方式规定了禁止通过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等操纵市场的行为。第184条规定“任何人违反本法第71条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综观这两条规定，操纵市场的民事责任制度同样缺位。但通过该两条规定可以看出，有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信息优势的，一般为大股东或者庄家。他们操纵市场，直接造成众多中小股东的损失，而中小股东与大股东或庄家之间通常没有合同关系。因此，应当对操纵市场行为规定侵权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五）欺诈客户的民事责任

《证券法》第73条以列举兼概括的方式规定了违背客户的委托为其买卖证券、不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客户提供交易的书面确认文件、挪用客户所委托买卖的证券或者客户账户上的资金、私自买卖客户账户上的证券或者假借客户的名义买卖证券、为牟取佣金收入诱使客户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买卖以及其他违背客户真实意思表示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证券法》详细规定了这些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仅在第192条宣誓性地规定了上述部分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事实上，欺诈客户的民事责任以合同责任为一般，侵权责任为例外。例如，为牟取佣金收入诱使客户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交易，虽然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也违反了基于委托合同应承担的诚信义务，但其毕竟不是自己与客户进行证券交易，客户遭受财产损失时不能以合同欺诈向其提出违约损害赔偿请求，但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的“诱使”行为客观上侵害了客户的财产权，受害人可向其请求侵权损害赔偿。因此，对于欺诈客户的行为，《证券法》应当同时规定违约损害赔偿和侵权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四、借鉴与启示

民事责任是法律责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证券法》虽然公、私法条款兼容，但本质上仍为私法，因此，在立法上体现对国家经济秩序与经济利益维护的同时，更应体现对投资者民事权利的私法救济与保护。但是，现行《证券法》中的法律责任制度重公法而轻私法，这是不符合《证券法》的私法本质要求的。《证券法》第115条虽然规定了“对交易中违规交易者应负的民事责任不得免除”，但由于该法中民事责任制度极不完善，多处于缺位状态，使得第115条之规定事实上走入“不得免除”又无法落实的尴尬境地。因此，在证券民事责任的制度设计上，借鉴一些证券业比较发达、证券法律制度比较完备的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对我国证券业的规范运作和《证券法》的补充完善无疑将具有立法技术上和立法理念上的双重启示意义。

美国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对于各种证券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大都有详细规定。法律对于违法行为未明文规定民事赔偿责任时，法院可以默示的民事责任判令违法者赔偿。1942年SEC了规制内幕交易的10b-5后，默示责任的适用更加广泛。美国的一系列证券法律法规始终以保护投资者权益为中心，尤其注重对违法者追究民事赔偿责任，于1970年又颁布了《证券投资者保护法》。美国的证券法律法规成为后来许多国家的证券立法蓝本。

日本的证券立法以保障投资者权益为核心，证券发行采注册发行制，强调信息公开，违反信息公开义务致投资者损失的，必须承担民事责任。在日本《证券交易法》中，“不仅对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证交所及有关工作人员分别规定了民事责任，还对不同情况下赔偿金的计算方法、诉讼时效甚至证券的衍生工具如有价证券指数、证券期货期权交易等也作出了相应规定，在立法上比美国又进了一步”。[1]

我国台湾《证券交易法》的制定主要是依据美、日两国的证券立法，规定了证券欺诈的民事责任，并于1987年、1988年两次修订该法，增加了大量民事责任条款以保护投资者利益。

证券法律范文篇4

法律冲突系指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国家（地区）的法律由于各自因内容上的差异而导致相互在效力上的抵触。证券法律冲突是关于证券领域的法律冲突。[1]证券法律冲突发生的社会原因主要有两方面：（1）各国关于证券立法上的差异，这主要源于各国有立法的自主权，且在立法时立足于本国经济现实及法制传统。（2）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本世纪60年代初至七、八十年代以来，证券市场国际化已成为当代世界证券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证券市场的国际化主要表现在证券投资主体的国际化，证券发行与交易的国际化，这也就引发了关于投资主体的证券投资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及跨国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当然，一般法律冲突所依赖的承认外国法律的效力的问题已不是现代国际社会的基本问题，但是外国人在内国的民事法律问题仍有一个基本条件，即不管是投资主体还是发行主体的行为效力都离不开其在外国的民事法律地位的被认可。

证券法律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证券法律的立法精神及法律体制上的宏观冲突。这主要因各国对证券经济的认识及各自国情的考虑不同，立法精神上有追求严格监管的，有追求自由放任的，也有适度监管的。法律体制上因证券发行或交易领域在反映立法精神及政府调控政策上的差异，而使各国呈现各自的特色。当然，该宏观层次上的冲突往往都通过具体法律规范的冲突来表现。（2）证券市场主体法律冲突，它是因证券商、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清算机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证券评级机构、上市公司、购券人等因其涉外证券市场行为而需要确认其身份或资格时发生的法律冲突。该类冲突往往可通过关于法人或非法人的社团组织及自然人的资格之法律冲突来表现，因此，此类冲突不是本文研究的范围。（3）证券发行与交易法律冲突，它是证券法律冲突的本体部分。因证券发行交易发生的地域特点，可把该类冲突分为三种情形：一是外国证券在本国发行交易，由于该外国发行交易人所属国有关法律与发行交易地所属国法律可能不同而引发的法律冲突；二是一国证券在外国发行、交易而引起的本国法与外国法之间的冲突；三是外国证券在外国发行交易，可能因发行交易人所属国、发行交易地所属国及购券人所属国（本国人）的法律间发生冲突。综合证券法律冲突生成的诸要素及与其他法律冲突的比较，可以看出证券法律冲突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因为证券的特殊性，不能把证券法律冲突归入无形财产法律冲突领域，更不能归入动产或不动产法律冲突领域中去。在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中的法、奥等国的法律中把物（财产）分为有体物和无体物，即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证券也可以归入无形财产的类别，但其特质决定了它又不同于知识产权，这是因为证券既有物权的属性又有债权的属性，特别是证券中的一个基本种类——股票更是一种超越于传统物权和债权含义的独特权利，何况证券的发行、交易还存在着有别于知识产权的权利转让的复杂程序，如通过证券交易机构的交易及非证券机构的交易等等。正因为如此，1978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2]第七章中便把证券交易所的契约与无形财产权的契约分别列于第39条、第43条，而未把证券交易简单地归入无形财产权的转让中去。证券与动产和不动产的法律冲突的区别，主要在于后者的有形性而使法律冲突的实质联系因素都比较一致地推为物之所在地。《美国冲突法第二次重述》及1979年匈牙利国际私法等都把证券代表物（动产或不动产）的证券之法律冲突划入动产与不动产的法律冲突领域中去，而具有债权、物权双重属性的股份及债券则另行处理。这都反映了证券法律冲突因证券的特质而不能简单地归入无形财产的法律冲突或动产、不动产的法律冲突。

第二，证券法律冲突的实质是经济利益冲突。证券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级阶段才生成的，它是社会资源充分利用和优化配置的一种载体。在市场经济已成为各国普遍接受的现代国际环境中，证券立法问题上所呈现的差异便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各主权者对自己的经济环境、经济发展取向及具体决策的把握，而很少有像在传统民事领域——婚姻、家庭、住所、国籍等在法律冲突上所呈现出浓厚的文化冲突属性。这主要因为证券出现的根本价值取向便在于效益，即最优化地筹资融资和降低成本耗费。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各国的证券立法应该有着一致的价值取向，在立法上应该易于走向一致，只是因为各国国情尤其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制约了证券立法在国际上走向共同的道路。这一特征也将制约证券法律冲突发展及其解决体制的选择。

第三，证券法律冲突的要素系统呈现出立体化、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征。证券法律冲突因与证券发行、交易相联结的诸因素的复杂性而导致了冲突的立体化、多元化和复杂化，具体表现为：（1）从发行行为的角度看，同一发行人发行同一种证券于不同的国家，则可能引发出发行地与发行人所属国法律的冲突。在这其中又因发行地可能分属多个国家，当同一证券数量众多及发行国众多时，便可能同时引出诸多国家的法律冲突。而且不同发行地的法律也往往存在差异，同一证券发行引起的同种类冲突也可能存在实质性的差异。这就在发行人所属国与发行地国间及众多发行地国间构造了多元化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冲突。要妥善地解决冲突，需要在整体把握与个别分析法律差异的基础上进行。（2）从证券交易行为的角度看，便面临着交易地法律与发行人、购券人所属国家间法律的冲突。对于同一发行人的证券之交易有可能导致交易地、发行人所属国及不同国家的购券人所属国的法律冲突的多元化组合，且因这种众多的相关国家的法律互异程度不一，使得冲突更为复杂化。从同一证券所涉因素的系统来看，这些法律冲突往往呈现主体化、多元化的态势，既有关联，又可分离。（3）当证券的发行交易因所发生纠纷涉及到证券商（证券承销商、自营商、经纪商）、证券登记、清算机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时，证券法律冲突则在关联因素上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特征。因为证券经营机构在证券市场国际化过程中，法人或社团资格或相关契约的法律冲突，有可能渗入到证券发行与交易的法律冲突系统中去，构成使证券法律冲突立体化、复杂化的重要因素。

第四，证券法律冲突具有公法冲突的属性。证券法律虽说属于商法的范畴，但不容忽视，证券法律具有公法的属性。从证券法的本质来看，它以保护公众投资者权利为核心，但是这种保护借助于国家干预的力量，如证券法中从强制证券发行人公开信息乃至实质监管都体现了国家的干预性。纵观各国证券立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证券立法，如韩国、台湾、东南亚国家，除以保护公众投资者权利为核心外，又补充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目的，使投资者权利保护与社会发展双重目的并存。[3]正因为现实的证券立法有如此特质，使得证券法律冲突也具有了公法冲突的色彩。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关于国家证券管理机构与诸市场主体之间的监管关系上的法律适用，这些法律具有公法属性。虽然各国法律都指出要求适用管理机构所属国法律，但境外的市场主体在境内的民商性质的发行与交易行为也需接受法律所规定的行政管理，因此私法的冲突中也不可避免地会渗入公法的干预性。如证券的登记制度，则不是平等主体间关系的规制，但也有可能出现法律冲突。其次，在证券市场主体的法律责任方面，既有各国关于民事法律责任的规制，也有行政、刑事制裁的规制，在法律适用的选择上，若机械地坚持公法与私法的分离，公法绝对排除外国法的适用而私法才能选择适用，则易导致对当事人不公平的法律后果，并可能挫伤外国投资者的积极性，妨碍证券市场发展的国际协调与合作。科学的态度是，尊重证券法律冲突中的私法公法化趋向并借重大公共秩序的保留予以弥补，则不失为良好的补救方法。总之，证券法律冲突的公法冲突属性根源于证券法律所具有的公法属性。

第五，证券法律冲突的发生往往对政府间的证券业合作有较强的依赖性。因为一国政府证券市场对外国投资者是否开放，常有很多经济因素要考虑，而是否允许国内投资者走向境外证券市场更有许多顾虑，这些考虑构成了妨碍或促成证券法律冲突发生的基础性条件。其根本原因便在于证券市场行为与一般的民商事行为有别，其投资风险性高，技术性强，规模大，还往往受制于与其紧密相关的外汇、投资、期货等市场的管理体制。这也使得证券市场尚不规范、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法律冲突问题难于规范性地预测，使冲突的发生在世界的范围看来，具有区域性的有序性和无序性并存。这势必影响到世界性证券法律冲突解决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也成为证券法律冲突难于推出国际性公约的重要原因。

自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帷幕拉开以来，国际社会证券法律冲突的发展呈现如下几个规律性的特点：其一，证券法律冲突正由局部的国际冲突向全球范围的冲突推进。这是因为证券法律冲突的演进与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进程遥相呼应。其二，虽然在证券市场国际化潮流中，各国证券法律有趋同化或所谓与国际接轨之势，但因各国经济的现实差距，证券法律冲突不仅不可能收缩，而且会进一步拓展。其三，证券法律冲突在世界范围来看，有序的领域将进一步拓宽，无序的冲突将进一步收缩。无序的冲突主要源自发展中国家不规范的证券市场及不规范的法制，随着证券市场国际化走势发展及各国证券市场的成熟和规范化，无序性的不便于预测的证券法律冲突将大大收缩，规范性的可预见的冲突进一步得到发展，这为世界性的证券法律协调与合作创造了条件。

二、证券法律冲突的解决及我国立法应注意的问题

正如一般国际民商法律冲突的解决一样，证券法律冲突的解决也有国际和国内两种体制，前者表现为国际统一实体法或统一的冲突法公约，后者为国内冲突法。

关于证券法律冲突解决的国际性体制——统一私法或统一冲突法，目前尚极为少见。为了统一证券制度中的某些内容，加强国际证券业的合作，国际组织虽曾制定若干统一的国际证券规范，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统一规范往往只局限于极为有限的领域，另一方面它也仅在少数经济发展水平相近、联系紧密的国家组织或国家集团有效。在内幕交易方面，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关于内部人交易的指令，尽管该指令为国际法规范，但是仍以本国法吸收或承认后才可使用；此外欧洲理事会还于1989年4月通过了一个《关于内幕交易的公约》及1989年9月《补充议定书》。[4]在证券交易方面，欧共体还有《准入指令》（EECAdmissionDircctive）、《上市公告书指令》（EECDitcctiveonListingParticulars）等，除此之外，国际上尚无专门的实体条约来统一规范证券交易问题。[5]至于统一的冲突法，则因各国关于证券的冲突法立法不完善或空缺，国际条约尚处于空白状态。如以统一冲突法为己任的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迄今为止仍未把证券法律适用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国家尚未把证券冲突法的立法问题纳入到国际私法立法中来，使得各国很难投入到国际性的冲突法统一化运动中去。

国内关于证券的冲突法立法已在一些国家的国际私法法典中出现，较早的是在60年代中后期的国际私法立法，如1966年施行的《波兰国际私法》、1967年法国民法典国际私法法规（第三草案）。[6]70年代美国的非法律文件——1971年《美国冲突法第二次重述》、1972年《加蓬民法典》、1978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1979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关于国际私法的第13号法令》都有证券法律适用的明确规制。80年代的南斯拉夫《法律冲突法》（1982）、《瑞士国际私法法规》（1987年）亦有所涉及。其中1971年《美国冲突法第二次重述》的规制较多。迄今为止的各国国际私法关于证券法律适用的立法，存在如下缺憾：

1.证券冲突法的立法虽自60年代即已出现，但在各国的推广极为缓慢。最突出的表现便是证券冲突法还只在有限的少数国家国际私法文件中得到体现，即使80年代出现的国际私法立法，如1982年《土耳其共和国际私法和国际诉讼程序法》、1984年《秘鲁民法典》国际私法篇、1986年《联邦德国国际私法》等均未涉及，而且证券冲突法的地位在绝大多数国家尚未得到重视。其中最基本的原因在于，证券市场国际化还处于初级阶段，进展缓慢，使得证券法律冲突还没有较广阔的社会经济基础，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更是如此。

2.证券冲突法的立法内容极为单薄，并留下了许多空白地带。在已有证券冲突法的国际私法文件中，证券冲突法规范多为一条甚至一条中的一款，如《波兰国际私法》、法国民法典国际私法法规（第三草案）、《加蓬民法典》、南斯拉夫《法律冲突法》等均属此类。内容上也多倾向于只对证券交易行为的准据法规制，并与交易所连结起来，把交易行为法律冲突简单化。一般对涉外证券的发行应适用何种法律，证券持有人与转让人及持有人与第三人的义务的法律适用少有涉及。而证券发行交易中关于信息披露、证券欺诈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更未予以规定。

3.各国立法的体例安排上大相径庭。有的把证券的法律冲突全部置于债权篇章中去，如《波兰国际私法》、《奥地利国际私法》、《匈牙利国际私法》等。也有的置于公司篇章中，如《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把股票的持有人——股东的地位、股东义务都置于该文件第十三章商业公司之下。而法国民法典国际私法法规（第三草案）则把股份的法律适用，股票转让人与持有人之间的关系，持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的法律适用与物权、特殊物的权利及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问题共同置于第二章中，把证券视为一般财产权利而非债权对待。1987年的《瑞士国际私法法规》在第七章物权中的第105条设置了关于有价证券抵押的法律适用问题，此处有视证券为物的倾向，但在第十章公司中又有一条关于因发行股票和债券而产生的请求的法律适用，可见仍未把证券视为债权。由这些不同的立法体例可看到，各国证券法律适用问题大致有三种情况：（1）把证券视为债权，证券法律适用与其他债权法律适用并置；（2）把证券视为财产权，同物权、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划为一类；（3）把证券与公司有关的法律适用问题结合起来，同列一类。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各国对证券的性质认识不同，即有的把证券划入物的范围，被视为无形财产，有的把证券划入债的范围，作为债权对待；另一方面也因为证券自身种类的复杂性，影响了证券法律适用性质的确定。各国对证券涵纳的具体种类有不同的看法，如有的认为证券还包括代表货物（动产、不动产）的凭证，也包括公司所发行的债券、股票及国家债券等等，甚至有的因只有无形财产的规制，更使证券的归类含糊化，这就极易导致有价证券与流通票据、知识产权等无形权利在性质上混同。

4.各国国内立法关于证券法律冲突解决的国际协调与合作问题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差异。前文述及的美国已有较为繁多的关于美国证券法域外适用的规制和判例，以致引发了诸多国家的政府干预或抵制性立法。如瑞士、加拿大等国政府在美国法院依据美国证券法，对涉及外国当事人的证券发行或交易活动起诉时，往往会直接出面加以干预，或对案件审理施加外交影响，或颁布禁令以施加法律影响，禁止本国公司或个人向美国有关当局提供其所要求的文件、资料和信息，或禁止其出庭作证或受审。英国有《海运契约及商业文书法》、《1980年通商利益保护法》，澳大利亚有《外国诉讼（禁止举证）法》、《外国诉讼（超越管辖权）法》，新西兰有《证据法第二号修正案》，来抵制美国证券法的域外适用。针对这些抵制，美国也开始通过合作性的立法来缓和对抗与抵触，如1988年制定了《内幕交易和证券欺诈行为法》，1990年制定了《国际证券执行合作法》。[7]证券市场发达国家在解决法律冲突时尚有如此分歧和斗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因立法的差异悬殊，则更有冲突。当然这种斗争与协调也将推动国内立法的协调及国际合作的发展，直接推动各国对证券法律冲突解决的立法进行完善和协调。

当然，还应该看到证券法律冲突的解决虽然在国际私法法规中没有得到系统地科学反映，但一些国家通过判例或证券法律有所体现，以美国最为典型。如《美国统一商法典》（1997年修正）第8——106条规定，证券的法律效力、发行人登记的效力以及下列各项有关发行人的权利和义务适用管辖发行人组织的法律（包括法律冲突规范）：（a）附证书证券转让的登记；（b）不附证书证券转让、抵押或解除的登记；（c）不附证书证券申明书的发送。美国1964年《证券交易法》修正案指出，凡有100万美元以上的资产，在世界任何地区拥有500名以上股东并涉及和影响商业交往的企业的外国证券发行人，必须遵守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规定。[8]在判例方面，如1972年Wandschneider诉In-dstrialIncomes案中，法院甚至认为，即使某一为美国发行人进行的外国证券发行不受1933年法注册要求的约束，如果存在与该证券交易有关的虚假陈述，一个外国购买者仍可根据联邦证券法的反欺诈条款提出主张。[9]

但尽管如此，证券法律适用问题在各国的立法中整体看来仍处于不完善、不科学状态。鉴于此，针对国际社会证券法律冲突的特点、演进规律及各国有关立法的缺陷，各国有必要在今后的立法中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在立法的精神上必须立足于国际证券法律冲突以经济利益冲突为实质特征，因此解决冲突时，一方面应大胆使证券法律的实体立法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在承认各国国情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现实前提下，努力使证券法律冲突的间接解决机制——冲突规范开明化、完善化，以使自己的证券法律适用问题之解决不妨碍外国投资者对自己证券市场的选择。因为证券法律冲突以经济利益冲突为实质，它较之具有浓重的文化冲突色彩的领域，在选择开明的解决体制上要来得容易，因而在证券法律冲突解决问题上不应该用对待传统的法律冲突领域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推进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推动各国证券法律冲突解决的效益最大化。

其次，基于证券法律冲突呈现立体化、多元化、复杂化的特征，各国在制订具体的冲突规范时，有必要对可能发生的证券法律冲突予以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就各种类型的冲突制定出相应的冲突规范。在这一过程中不宜过多地把证券法律冲突中呈现公法性的部分领域的冲突不予以私法冲突来对待，或者简单地选择单边冲突规范来解决，否则，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国际化。

从证券市场国际化及各国证券法律的现实来看，除了应对证券的法律效力，证券的产生、转移、消灭和生效，持券人的权利、义务，转让人与持券人及第三人的关系，证券交易中在证券交易所发生的交易契约及其它证券交易所业务等现有的法规已涉及的法律适用规制外，还应考虑：（1）国际证券有关协议的法律适用，如认购协议（Subscrptionagreement）、证券经理集团内部协议、证券包销协议、证券销售协议、信托契据、付款协议等的法律适用。按照国际惯例这些协议可由当事人选择准据法，但许多国家都要求意思自治的选择应与法律问题有真实联系。（2）证券发行中的法律适用，如证券发行的审批（因发行人所属国与发行地的有关制度有可能冲突）；证券披露，披露信息的范围，披露的方式，错误的陈述、漏报或者提供虚假资料情报的法律责任都有必要作法律选择。（3）证券的交易除证券交易所的业务及其中所订契约外，还有场外交易的法律适用问题，及内部人员交易的法律适用问题等等。

再次，证券法律冲突规范在立法的体例上，以尊重各国的立法传统为宜。首先应在界定证券性质、外延后，再对其相关冲突规范的体例进行确定，以免把诸如代表物（动产、不动产）、流通票据等广义与狭义的有价证券混同，以致立法不严谨，也不便于操作。另外，证券法律适用在国际私法法规中的结构设置上，笔者认为有两种模式值得借鉴。其一，从《1979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关于国际私法的第13号法令》为代表，把证券法律适用一并置于债权部分，涵纳了证券义务的产生和范围，公债、证券涉及社员权利时证券的权利和义务的产生、转让、消灭和生效，以及在证券交易所订立的契约的法律适用问题。它也明确地指出：如果证券确保处置商品的权利，其对物权的影响适用本法令对物权关系的规定。这种模式最突出的优点是把证券法律适用问题集中地进行规制，避免了有可能因证券的物权属性而置于物权部分，因证券交易中有契约而列于债权部分，因股份与公司联结而置于公司部分，所造成的分散形态而不便于查用。这从证券的性质层面上也能理解。其二，在国际私法法规中专门设置了“公司”章的，如1987年《瑞士国际私法》则将证券置于“公司”部分。它的优点是回避了给证券定性为物权或债权的两难问题，且能比较集中地统一规制，而且还能把证券与发行主体的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统一起来了，其局限性是它无法把诸如“国债”等非公司证券的法律适用问题揽括进去。

最后，对于众多的尚未有完善的证券实体法或国际私法法规的国家，立法模式的选择最好是在有关证券的单行法律文件中规制证券法律适用，既可为今后证券法律适用问题解决的系统化作准备，也便于随着证券实体法的发展而不断地完善。

我国属于证券实体法尚不完善的国家，目前既无统一的《证券法》，也没有《证券交易法》，因此在涉外证券的法律适用问题上更是一个空缺，即使仅有的少数规制也不尽科学、合理。如1994年8月4日《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第29条规定：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与公司之间，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与公司董事、监事和经理之间，境外上市外资股东与内资股东之间发生的与公司章程规定的内容及公司其它事务有关的争议，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可见这条简单的单边冲突规范，把证券的发行、证券的交易章程规定的内容与公司其他有关事务的争议之法律适用均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该规定不仅因自身的封闭性而存在缺陷，而且未能解决其他典型的涉外法律冲突问题。即使新近的作为对国际私法系统化作探讨而推出的民间范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10]（第三稿），对证券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制也不尽如人意。首先是在物权部分第83条规制了“商业证券”的法律适用，不仅这里的“商业证券”的含义不够明晰，[11]而且该条进而指出“适用证券上所指定应适用的法律。”纵观各国关于证券法律适用问题尚未有适用“证券上指定法律”之用语，这不仅因股票、债券等证券通常不设定准据法，且不便于含糊其词地把众多方面的证券法律冲突问题简单地指定一种法律。另外，也未指明证券的那些问题适用该法。其次，除第83条涉及“证券”外，还有债权部分第101条（二十四）规定：交易所业务合同，适用交易所在地法。因此证券法律适用的诸如证券的发行，转让，证券持有人与转让人、第三人的关系等等问题均未解决。

毫无疑问，在中国现实的证券法律条件下，试图推出完善的解决涉外证券法律冲突的冲突规范是比较困难的，但在立法的探讨上还是有必要立足长远。正如前文所述证券法律冲突的实质是经济利益的冲突，在优化自己的法律时也就不必过多地强调中国特色，可大胆地借鉴外国的有关立法经验。具体操作上应注意以下几点：（1）关于证券的含义及定性上在切合中国实际的同时，应适当参照外国立法中的界定。明确这一点是科学地规制证券法律适用问题的前提条件。这一点上，应该把代表动产或不动产的证券与狭义的证券——证券法中所限定的证券区别开来。如新加坡1986年《证券法》，日本《证券交易法》（1985年修改）都对“证券”作了界定，可供我国立法参考。（2）在立法的内容上，应避免含糊其词的表达语，即用抽象的“证券，适用……法律”，而应对证券法律冲突的主要问题列出，并对特别的证券如股份的法律适用的特殊性予以指出，这样才有助于保证立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3）在立法体例上，根据我国对证券定性的习惯及冲突规范的规制传统，未来的国际私法文件中如不设“公司”为专章、节，则宜集中地列于债权部分。当然，因中国国际私法系统化的立法还非近期能实现，所以，现实的做法是在即将出台的“证券法”或“证券交易法”中设置一些关于涉外证券法律适用的有关规定，这也符合中国新近出台的几个大法的体例。

注释：

[1]本文所称证券，是按大陆法系“证券”之定义。其特征为：将担负商品流通和货币支付功能的商业票据排除在外；未将证书与证券截然分开，若干具有投资证券性质的证书视为有价证券；证券的种类与范围相对确定。关于证券的定义，可参见杨志华著：《证券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7页。

[2]本文所引国际私法法规，除有特别注明外，均引自韩德培、李双元主编：《国际私法教学参考资料选编》（上），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参见杨志华著：《证券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4]参见本哈德·伯格雯著：《内幕信息与证券交易》（英文版）1991年版，第7—16页。

[5]参见李仁真主编：《国际金融法专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

[6]《波兰国际私法》第28条规制了在交易所所为的法律行为之债的准据法。法国民法典国际私法法规（第三草案）》第2306条规制了股份及股票债务的准据法。

[7]参见《国际证券法律执行：协助与合作的新近发展》，载《温德比尔特跨国法杂志》，第27卷（1995），第637—654页。

[8]余劲松著：《跨国公司的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3页。

[9]SecDavid,Katner,SecuritesKegucation,WertPhbhshingCo,4thEd(1992),PP.300—304。

证券法律范文篇5

法律冲突系指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国家（地区）的法律由于各自因内容上的差异而导致相互在效力上的抵触。证券法律冲突是关于证券领域的法律冲突。[1]证券法律冲突发生的社会原因主要有两方面：（1）各国关于证券立法上的差异，这主要源于各国有立法的自主权，且在立法时立足于本国经济现实及法制传统。（2）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本世纪60年代初至七、八十年代以来，证券市场国际化已成为当代世界证券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证券市场的国际化主要表现在证券投资主体的国际化，证券发行与交易的国际化，这也就引发了关于投资主体的证券投资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及跨国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当然，一般法律冲突所依赖的承认外国法律的效力的问题已不是现代国际社会的基本问题，但是外国人在内国的民事法律问题仍有一个基本条件，即不管是投资主体还是发行主体的行为效力都离不开其在外国的民事法律地位的被认可。

证券法律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证券法律的立法精神及法律体制上的宏观冲突。这主要因各国对证券经济的认识及各自国情的考虑不同，立法精神上有追求严格监管的，有追求自由放任的，也有适度监管的。法律体制上因证券发行或交易领域在反映立法精神及政府调控政策上的差异，而使各国呈现各自的特色。当然，该宏观层次上的冲突往往都通过具体法律规范的冲突来表现。（2）证券市场主体法律冲突，它是因证券商、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清算机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证券评级机构、上市公司、购券人等因其涉外证券市场行为而需要确认其身份或资格时发生的法律冲突。该类冲突往往可通过关于法人或非法人的社团组织及自然人的资格之法律冲突来表现，因此，此类冲突不是本文研究的范围。（3）证券发行与交易法律冲突，它是证券法律冲突的本体部分。因证券发行交易发生的地域特点，可把该类冲突分为三种情形：一是外国证券在本国发行交易，由于该外国发行交易人所属国有关法律与发行交易地所属国法律可能不同而引发的法律冲突；二是一国证券在外国发行、交易而引起的本国法与外国法之间的冲突；三是外国证券在外国发行交易，可能因发行交易人所属国、发行交易地所属国及购券人所属国（本国人）的法律间发生冲突。综合证券法律冲突生成的诸要素及与其他法律冲突的比较，可以看出证券法律冲突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因为证券的特殊性，不能把证券法律冲突归入无形财产法律冲突领域，更不能归入动产或不动产法律冲突领域中去。在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中的法、奥等国的法律中把物（财产）分为有体物和无体物，即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证券也可以归入无形财产的类别，但其特质决定了它又不同于知识产权，这是因为证券既有物权的属性又有债权的属性，特别是证券中的一个基本种类-股票更是一种超越于传统物权和债权含义的独特权利，何况证券的发行、交易还存在着有别于知识产权的权利转让的复杂程序，如通过证券交易机构的交易及非证券机构的交易等等。正因为如此，1978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2]第七章中便把证券交易所的契约与无形财产权的契约分别列于第39条、第43条，而未把证券交易简单地归入无形财产权的转让中去。证券与动产和不动产的法律冲突的区别，主要在于后者的有形性而使法律冲突的实质联系因素都比较一致地推为物之所在地。《美国冲突法第二次重述》及1979年匈牙利国际私法等都把证券代表物（动产或不动产）的证券之法律冲突划入动产与不动产的法律冲突领域中去，而具有债权、物权双重属性的股份及债券则另行处理。这都反映了证券法律冲突因证券的特质而不能简单地归入无形财产的法律冲突或动产、不动产的法律冲突。

第二，证券法律冲突的实质是经济利益冲突。证券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级阶段才生成的，它是社会资源充分利用和优化配置的一种载体。在市场经济已成为各国普遍接受的现代国际环境中，证券立法问题上所呈现的差异便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各主权者对自己的经济环境、经济发展取向及具体决策的把握，而很少有像在传统民事领域-婚姻、家庭、住所、国籍等在法律冲突上所呈现出浓厚的文化冲突属性。这主要因为证券出现的根本价值取向便在于效益，即最优化地筹资融资和降低成本耗费。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各国的证券立法应该有着一致的价值取向，在立法上应该易于走向一致，只是因为各国国情尤其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制约了证券立法在国际上走向共同的道路。这一特征也将制约证券法律冲突发展及其解决体制的选择。

第三，证券法律冲突的要素系统呈现出立体化、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征。证券法律冲突因与证券发行、交易相联结的诸因素的复杂性而导致了冲突的立体化、多元化和复杂化，具体表现为：（1）从发行行为的角度看，同一发行人发行同一种证券于不同的国家，则可能引发出发行地与发行人所属国法律的冲突。在这其中又因发行地可能分属多个国家，当同一证券数量众多及发行国众多时，便可能同时引出诸多国家的法律冲突。而且不同发行地的法律也往往存在差异，同一证券发行引起的同种类冲突也可能存在实质性的差异。这就在发行人所属国与发行地国间及众多发行地国间构造了多元化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冲突。要妥善地解决冲突，需要在整体把握与个别分析法律差异的基础上进行。（2）从证券交易行为的角度看，便面临着交易地法律与发行人、购券人所属国家间法律的冲突。对于同一发行人的证券之交易有可能导致交易地、发行人所属国及不同国家的购券人所属国的法律冲突的多元化组合，且因这种众多的相关国家的法律互异程度不一，使得冲突更为复杂化。从同一证券所涉因素的系统来看，这些法律冲突往往呈现主体化、多元化的态势，既有关联，又可分离。（3）当证券的发行交易因所发生纠纷涉及到证券商（证券承销商、自营商、经纪商）、证券登记、清算机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时，证券法律冲突则在关联因素上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特征。因为证券经营机构在证券市场国际化过程

中，法人或社团资格或相关契约的法律冲突，有可能渗入到证券发行与交易的法律冲突系统中去，构成使证券法律冲突立体化、复杂化的重要因素。

第四，证券法律冲突具有公法冲突的属性。证券法律虽说属于商法的范畴，但不容忽视，证券法律具有公法的属性。从证券法的本质来看，它以保护公众投资者权利为核心，但是这种保护借助于国家干预的力量，如证券法中从强制证券发行人公开信息乃至实质监管都体现了国家的干预性。纵观各国证券立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证券立法，如韩国、台湾、东南亚国家，除以保护公众投资者权利为核心外，又补充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目的，使投资者权利保护与社会发展双重目的并存。[3]正因为现实的证券立法有如此特质，使得证券法律冲突也具有了公法冲突的色彩。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关于国家证券管理机构与诸市场主体之间的监管关系上的法律适用，这些法律具有公法属性。虽然各国法律都指出要求适用管理机构所属国法律，但境外的市场主体在境内的民商性质的发行与交易行为也需接受法律所规定的行政管理，因此私法的冲突中也不可避免地会渗入公法的干预性。如证券的登记制度，则不是平等主体间关系的规制，但也有可能出现法律冲突。其次，在证券市场主体的法律责任方面，既有各国关于民事法律责任的规制，也有行政、刑事制裁的规制，在法律适用的选择上，若机械地坚持公法与私法的分离，公法绝对排除外国法的适用而私法才能选择适用，则易导致对当事人不公平的法律后果，并可能挫伤外国投资者的积极性，妨碍证券市场发展的国际协调与合作。科学的态度是，尊重证券法律冲突中的私法公法化趋向并借重大公共秩序的保留予以弥补，则不失为良好的补救方法。总之，证券法律冲突的公法冲突属性根源于证券法律所具有的公法属性。

第五，证券法律冲突的发生往往对政府间的证券业合作有较强的依赖性。因为一国政府证券市场对外国投资者是否开放，常有很多经济因素要考虑，而是否允许国内投资者走向境外证券市场更有许多顾虑，这些考虑构成了妨碍或促成证券法律冲突发生的基础性条件。其根本原因便在于证券市场行为与一般的民商事行为有别，其投资风险性高，技术性强，规模大，还往往受制于与其紧密相关的外汇、投资、期货等市场的管理体制。这也使得证券市场尚不规范、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法律冲突问题难于规范性地预测，使冲突的发生在世界的范围看来，具有区域性的有序性和无序性并存。这势必影响到世界性证券法律冲突解决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也成为证券法律冲突难于推出国际性公约的重要原因。

自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帷幕拉开以来，国际社会证券法律冲突的发展呈现如下几个规律性的特点：其一，证券法律冲突正由局部的国际冲突向全球范围的冲突推进。这是因为证券法律冲突的演进与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进程遥相呼应。其二，虽然在证券市场国际化潮流中，各国证券法律有趋同化或所谓与国际接轨之势，但因各国经济的现实差距，证券法律冲突不仅不可能收缩，而且会进一步拓展。其三，证券法律冲突在世界范围来看，有序的领域将进一步拓宽，无序的冲突将进一步收缩。无序的冲突主要源自发展中国家不规范的证券市场及不规范的法制，随着证券市场国际化走势发展及各国证券市场的成熟和规范化，无序性的不便于预测的证券法律冲突将大大收缩，规范性的可预见的冲突进一步得到发展，这为世界性的证券法律协调与合作创造了条件。

二、证券法律冲突的解决及我国立法应注意的问题

正如一般国际民商法律冲突的解决一样，证券法律冲突的解决也有国际和国内两种体制，前者表现为国际统一实体法或统一的冲突法公约，后者为国内冲突法。

关于证券法律冲突解决的国际性体制-统一私法或统一冲突法，目前尚极为少见。为了统一证券制度中的某些内容，加强国际证券业的合作，国际组织虽曾制定若干统一的国际证券规范，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统一规范往往只局限于极为有限的领域，另一方面它也仅在少数经济发展水平相近、联系紧密的国家组织或国家集团有效。在内幕交易方面，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关于内部人交易的指令，尽管该指令为国际法规范，但是仍以本国法吸收或承认后才可使用；此外欧洲理事会还于1989年4月通过了一个《关于内幕交易的公约》及1989年9月《补充议定书》。[4]在证券交易方面，欧共体还有《准入指令》（EECAdmissionDircctive）、《上市公告书指令》（EECDitcctiveonListingParticulars）等，除此之外，国际上尚无专门的实体条约来统一规范证券交易问题。[5]至于统一的冲突法，则因各国关于证券的冲突法立法不完善或空缺，国际条约尚处于空白状态。如以统一冲突法为己任的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迄今为止仍未把证券法律适用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国家尚未把证券冲突法的立法问题纳入到国际私法立法中来，使得各国很难投入到国际性的冲突法统一化运动中去。

国内关于证券的冲突法立法已在一些国家的国际私法法典中出现，较早的是在60年代中后期的国际私法立法，如1966年施行的《波兰国际私法》、1967年法国民法典国际私法法规（第三草案）。[6]70年代美国的非法律文件-1971年《美国冲突法第二次重述》、1972年《加蓬民法典》、1978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1979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关于国际私法的第13号法令》都有证券法律适用的明确规制。80年代的南斯拉夫《法律冲突法》（1982）、《瑞士国际私法法规》（1987年）亦有所涉及。其中1971年《美国冲突法第二次重述》的规制较多。迄今为止的各国国际私法关于证券法律适用的立法，存在如下缺憾：

1.证券冲突法的立法虽自60年代即已出现，但在各国的推广极为缓慢。最突出的表现便是证券冲突法还只在有限的少数国家国际私法文件中得到体现，即使80年代出现的国际私法立法，如1982年《土耳其共和国际私法和国际诉讼程序法》、1984年《秘鲁民法典》国际私法篇、1986年《联邦德国国际私法》等均未涉及，而且证券冲突法的地位在绝大多数国家尚未得到重视

。其中最基本的原因在于，证券市场国际化还处于初级阶段，进展缓慢，使得证券法律冲突还没有较广阔的社会经济基础，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更是如此。

2.证券冲突法的立法内容极为单薄，并留下了许多空白地带。在已有证券冲突法的国际私法文件中，证券冲突法规范多为一条甚至一条中的一款，如《波兰国际私法》、法国民法典国际私法法规（第三草案）、《加蓬民法典》、南斯拉夫《法律冲突法》等均属此类。内容上也多倾向于只对证券交易行为的准据法规制，并与交易所连结起来，把交易行为法律冲突简单化。一般对涉外证券的发行应适用何种法律，证券持有人与转让人及持有人与第三人的义务的法律适用少有涉及。而证券发行交易中关于信息披露、证券欺诈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更未予以规定。

3.各国立法的体例安排上大相径庭。有的把证券的法律冲突全部置于债权篇章中去，如《波兰国际私法》、《奥地利国际私法》、《匈牙利国际私法》等。也有的置于公司篇章中，如《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把股票的持有人-股东的地位、股东义务都置于该文件第十三章商业公司之下。而法国民法典国际私法法规（第三草案）则把股份的法律适用，股票转让人与持有人之间的关系，持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的法律适用与物权、特殊物的权利及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问题共同置于第二章中，把证券视为一般财产权利而非债权对待。1987年的《瑞士国际私法法规》在第七章物权中的第105条设置了关于有价证券抵押的法律适用问题，此处有视证券为物的倾向，但在第十章公司中又有一条关于因发行股票和债券而产生的请求的法律适用，可见仍未把证券视为债权。由这些不同的立法体例可看到，各国证券法律适用问题大致有三种情况：（1）把证券视为债权，证券法律适用与其他债权法律适用并置；（2）把证券视为财产权，同物权、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划为一类；（3）把证券与公司有关的法律适用问题结合起来，同列一类。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各国对证券的性质认识不同，即有的把证券划入物的范围，被视为无形财产，有的把证券划入债的范围，作为债权对待；另一方面也因为证券自身种类的复杂性，影响了证券法律适用性质的确定。各国对证券涵纳的具体种类有不同的看法，如有的认为证券还包括代表货物（动产、不动产）的凭证，也包括公司所发行的债券、股票及国家债券等等，甚至有的因只有无形财产的规制，更使证券的归类含糊化，这就极易导致有价证券与流通票据、知识产权等无形权利在性质上混同。

4.各国国内立法关于证券法律冲突解决的国际协调与合作问题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差异。前文述及的美国已有较为繁多的关于美国证券法域外适用的规制和判例，以致引发了诸多国家的政府干预或抵制性立法。如瑞士、加拿大等国政府在美国法院依据美国证券法，对涉及外国当事人的证券发行或交易活动起诉时，往往会直接出面加以干预，或对案件审理施加外交影响，或颁布禁令以施加法律影响，禁止本国公司或个人向美国有关当局提供其所要求的文件、资料和信息，或禁止其出庭作证或受审。英国有《海运契约及商业文书法》、《1980年通商利益保护法》，澳大利亚有《外国诉讼（禁止举证）法》、《外国诉讼（超越管辖权）法》，新西兰有《证据法第二号修正案》，来抵制美国证券法的域外适用。针对这些抵制，美国也开始通过合作性的立法来缓和对抗与抵触，如1988年制定了《内幕交易和证券欺诈行为法》，1990年制定了《国际证券执行合作法》。[7]证券市场发达国家在解决法律冲突时尚有如此分歧和斗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因立法的差异悬殊，则更有冲突。当然这种斗争与协调也将推动国内立法的协调及国际合作的发展，直接推动各国对证券法律冲突解决的立法进行完善和协调。

当然，还应该看到证券法律冲突的解决虽然在国际私法法规中没有得到系统地科学反映，但一些国家通过判例或证券法律有所体现，以美国最为典型。如《美国统一商法典》（1997年修正）第8-106条规定，证券的法律效力、发行人登记的效力以及下列各项有关发行人的权利和义务适用管辖发行人组织的法律（包括法律冲突规范）：（a）附证书证券转让的登记；（b）不附证书证券转让、抵押或解除的登记；（c）不附证书证券申明书的发送。美国1964年《证券交易法》修正案指出，凡有100万美元以上的资产，在世界任何地区拥有500名以上股东并涉及和影响商业交往的企业的外国证券发行人，必须遵守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规定。[8]在判例方面，如1972年Wandschneider诉In-dstrialIncomes案中，法院甚至认为，即使某一为美国发行人进行的外国证券发行不受1933年法注册要求的约束，如果存在与该证券交易有关的虚假陈述，一个外国购买者仍可根据联邦证券法的反欺诈条款提出主张。[9]

但尽管如此，证券法律适用问题在各国的立法中整体看来仍处于不完善、不科学状态。鉴于此，针对国际社会证券法律冲突的特点、演进规律及各国有关立法的缺陷，各国有必要在今后的立法中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在立法的精神上必须立足于国际证券法律冲突以经济利益冲突为实质特征，因此解决冲突时，一方面应大胆使证券法律的实体立法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在承认各国国情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现实前提下，努力使证券法律冲突的间接解决机制-冲突规范开明化、完善化，以使自己的证券法律适用问题之解决不妨碍外国投资者对自己证券市场的选择。因为证券法律冲突以经济利益冲突为实质，它较之具有浓重的文化冲突色彩的领域，在选择开明的解决体制上要来得容易，因而在证券法律冲突解决问题上不应该用对待传统的法律冲突领域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推进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推动各国证券法律冲突解决的效益最大化。

其次，基于证券法律冲突呈现立体化、多元化、复杂化的特征，各国在制订具体的冲突规范时，有必要对可能发生的证券法律冲突予以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就各种类型的冲突制定出相应的冲突规范。在这一过程中不宜过多地把证券法律冲突中呈现公法性的部分领域的冲突不予以私法冲突来对待，或者简单地

选择单边冲突规范来解决，否则，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国际化。

从证券市场国际化及各国证券法律的现实来看，除了应对证券的法律效力，证券的产生、转移、消灭和生效，持券人的权利、义务，转让人与持券人及第三人的关系，证券交易中在证券交易所发生的交易契约及其它证券交易所业务等现有的法规已涉及的法律适用规制外，还应考虑：（1）国际证券有关协议的法律适用，如认购协议（Subscrptionagreement）、证券经理集团内部协议、证券包销协议、证券销售协议、信托契据、付款协议等的法律适用。按照国际惯例这些协议可由当事人选择准据法，但许多国家都要求意思自治的选择应与法律问题有真实联系。（2）证券发行中的法律适用，如证券发行的审批（因发行人所属国与发行地的有关制度有可能冲突）；证券披露，披露信息的范围，披露的方式，错误的陈述、漏报或者提供虚假资料情报的法律责任都有必要作法律选择。（3）证券的交易除证券交易所的业务及其中所订契约外，还有场外交易的法律适用问题，及内部人员交易的法律适用问题等等。

再次，证券法律冲突规范在立法的体例上，以尊重各国的立法传统为宜。首先应在界定证券性质、外延后，再对其相关冲突规范的体例进行确定，以免把诸如代表物（动产、不动产）、流通票据等广义与狭义的有价证券混同，以致立法不严谨，也不便于操作。另外，证券法律适用在国际私法法规中的结构设置上，笔者认为有两种模式值得借鉴。其一，从《1979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关于国际私法的第13号法令》为代表，把证券法律适用一并置于债权部分，涵纳了证券义务的产生和范围，公债、证券涉及社员权利时证券的权利和义务的产生、转让、消灭和生效，以及在证券交易所订立的契约的法律适用问题。它也明确地指出：如果证券确保处置商品的权利，其对物权的影响适用本法令对物权关系的规定。这种模式最突出的优点是把证券法律适用问题集中地进行规制，避免了有可能因证券的物权属性而置于物权部分，因证券交易中有契约而列于债权部分，因股份与公司联结而置于公司部分，所造成的分散形态而不便于查用。这从证券的性质层面上也能理解。其二，在国际私法法规中专门设置了“公司”章的，如1987年《瑞士国际私法》则将证券置于“公司”部分。它的优点是回避了给证券定性为物权或债权的两难问题，且能比较集中地统一规制，而且还能把证券与发行主体的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统一起来了，其局限性是它无法把诸如“国债”等非公司证券的法律适用问题揽括进去。

最后，对于众多的尚未有完善的证券实体法或国际私法法规的国家，立法模式的选择最好是在有关证券的单行法律文件中规制证券法律适用，既可为今后证券法律适用问题解决的系统化作准备，也便于随着证券实体法的发展而不断地完善。

证券法律范文篇6

法律冲突系指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国家（地区）的法律由于各自因内容上的差异而导致相互在效力上的抵触。证券法律冲突是关于证券领域的法律冲突。[1]证券法律冲突发生的社会原因主要有两方面：（1）各国关于证券立法上的差异，这主要源于各国有立法的自主权，且在立法时立足于本国经济现实及法制传统。（2）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本世纪60年代初至七、八十年代以来，证券市场国际化已成为当代世界证券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证券市场的国际化主要表现在证券投资主体的国际化，证券发行与交易的国际化，这也就引发了关于投资主体的证券投资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及跨国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当然，一般法律冲突所依赖的承认外国法律的效力的问题已不是现代国际社会的基本问题，但是外国人在内国的民事法律问题仍有一个基本条件，即不管是投资主体还是发行主体的行为效力都离不开其在外国的民事法律地位的被认可。

证券法律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证券法律的立法精神及法律体制上的宏观冲突。这主要因各国对证券经济的认识及各自国情的考虑不同，立法精神上有追求严格监管的，有追求自由放任的，也有适度监管的。法律体制上因证券发行或交易领域在反映立法精神及政府调控政策上的差异，而使各国呈现各自的特色。当然，该宏观层次上的冲突往往都通过具体法律规范的冲突来表现。（2）证券市场主体法律冲突，它是因证券商、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清算机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证券评级机构、上市公司、购券人等因其涉外证券市场行为而需要确认其身份或资格时发生的法律冲突。该类冲突往往可通过关于法人或非法人的社团组织及自然人的资格之法律冲突来表现，因此，此类冲突不是本文研究的范围。（3）证券发行与交易法律冲突，它是证券法律冲突的本体部分。因证券发行交易发生的地域特点，可把该类冲突分为三种情形：一是外国证券在本国发行交易，由于该外国发行交易人所属国有关法律与发行交易地所属国法律可能不同而引发的法律冲突；二是一国证券在外国发行、交易而引起的本国法与外国法之间的冲突；三是外国证券在外国发行交易，可能因发行交易人所属国、发行交易地所属国及购券人所属国（本国人）的法律间发生冲突。综合证券法律冲突生成的诸要素及与其他法律冲突的比较，可以看出证券法律冲突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因为证券的特殊性，不能把证券法律冲突归入无形财产法律冲突领域，更不能归入动产或不动产法律冲突领域中去。在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中的法、奥等国的法律中把物（财产）分为有体物和无体物，即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证券也可以归入无形财产的类别，但其特质决定了它又不同于知识产权，这是因为证券既有物权的属性又有债权的属性，特别是证券中的一个基本种类-股票更是一种超越于传统物权和债权含义的独特权利，何况证券的发行、交易还存在着有别于知识产权的权利转让的复杂程序，如通过证券交易机构的交易及非证券机构的交易等等。正因为如此，1978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2]第七章中便把证券交易所的契约与无形财产权的契约分别列于第39条、第43条，而未把证券交易简单地归入无形财产权的转让中去。证券与动产和不动产的法律冲突的区别，主要在于后者的有形性而使法律冲突的实质联系因素都比较一致地推为物之所在地。《美国冲突法第二次重述》及1979年匈牙利国际私法等都把证券代表物（动产或不动产）的证券之法律冲突划入动产与不动产的法律冲突领域中去，而具有债权、物权双重属性的股份及债券则另行处理。这都反映了证券法律冲突因证券的特质而不能简单地归入无形财产的法律冲突或动产、不动产的法律冲突。

第二，证券法律冲突的实质是经济利益冲突。证券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级阶段才生成的，它是社会资源充分利用和优化配置的一种载体。在市场经济已成为各国普遍接受的现代国际环境中，证券立法问题上所呈现的差异便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各主权者对自己的经济环境、经济发展取向及具体决策的把握，而很少有像在传统民事领域-婚姻、家庭、住所、国籍等在法律冲突上所呈现出浓厚的文化冲突属性。这主要因为证券出现的根本价值取向便在于效益，即最优化地筹资融资和降低成本耗费。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各国的证券立法应该有着一致的价值取向，在立法上应该易于走向一致，只是因为各国国情尤其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制约了证券立法在国际上走向共同的道路。这一特征也将制约证券法律冲突发展及其解决体制的选择。

第三，证券法律冲突的要素系统呈现出立体化、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征。证券法律冲突因与证券发行、交易相联结的诸因素的复杂性而导致了冲突的立体化、多元化和复杂化，具体表现为：（1）从发行行为的角度看，同一发行人发行同一种证券于不同的国家，则可能引发出发行地与发行人所属国法律的冲突。在这其中又因发行地可能分属多个国家，当同一证券数量众多及发行国众多时，便可能同时引出诸多国家的法律冲突。而且不同发行地的法律也往往存在差异，同一证券发行引起的同种类冲突也可能存在实质性的差异。这就在发行人所属国与发行地国间及众多发行地国间构造了多元化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冲突。要妥善地解决冲突，需要在整体把握与个别分析法律差异的基础上进行。（2）从证券交易行为的角度看，便面临着交易地法律与发行人、购券人所属国家间法律的冲突。对于同一发行人的证券之交易有可能导致交易地、发行人所属国及不同国家的购券人所属国的法律冲突的多元化组合，且因这种众多的相关国家的法律互异程度不一，使得冲突更为复杂化。从同一证券所涉因素的系统来看，这些法律冲突往往呈现主体化、多元化的态势，既有关联，又可分离。（3）当证券的发行交易因所发生纠纷涉及到证券商（证券承销商、自营商、经纪商）、证券登记、清算机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时，证券法律冲突则在关联因素上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特征。因为证券经营机构在证券市场国际化过程中，法人或社团资格或相关契约的法律冲突，有可能渗入到证券发行与交易的法律冲突系统中去，构成使证券法律冲突立体化、复杂化的重要因素。

第四，证券法律冲突具有公法冲突的属性。证券法律虽说属于商法的范畴，但不容忽视，证券法律具有公法的属性。从证券法的本质来看，它以保护公众投资者权利为核心，但是这种保护借助于国家干预的力量，如证券法中从强制证券发行人公开信息乃至实质监管都体现了国家的干预性。纵观各国证券立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证券立法，如韩国、台湾、东南亚国家，除以保护公众投资者权利为核心外，又补充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目的，使投资者权利保护与社会发展双重目的并存。[3]正因为现实的证券立法有如此特质，使得证券法律冲突也具有了公法冲突的色彩。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关于国家证券管理机构与诸市场主体之间的监管关系上的法律适用，这些法律具有公法属性。虽然各国法律都指出要求适用管理机构所属国法律，但境外的市场主体在境内的民商性质的发行与交易行为也需接受法律所规定的行政管理，因此私法的冲突中也不可避免地会渗入公法的干预性。如证券的登记制度，则不是平等主体间关系的规制，但也有可能出现法律冲突。其次，在证券市场主体的法律责任方面，既有各国关于民事法律责任的规制，也有行政、刑事制裁的规制，在法律适用的选择上，若机械地坚持公法与私法的分离，公法绝对排除外国法的适用而私法才能选择适用，则易导致对当事人不公平的法律后果，并可能挫伤外国投资者的积极性，妨碍证券市场发展的国际协调与合作。科学的态度是，尊重证券法律冲突中的私法公法化趋向并借重大公共秩序的保留予以弥补，则不失为良好的补救方法。总之，证券法律冲突的公法冲突属性根源于证券法律所具有的公法属性。

第五，证券法律冲突的发生往往对政府间的证券业合作有较强的依赖性。因为一国政府证券市场对外国投资者是否开放，常有很多经济因素要考虑，而是否允许国内投资者走向境外证券市场更有许多顾虑，这些考虑构成了妨碍或促成证券法律冲突发生的基础性条件。其根本原因便在于证券市场行为与一般的民商事行为有别，其投资风险性高，技术性强，规模大，还往往受制于与其紧密相关的外汇、投资、期货等市场的管理体制。这也使得证券市场尚不规范、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法律冲突问题难于规范性地预测，使冲突的发生在世界的范围看来，具有区域性的有序性和无序性并存。这势必影响到世界性证券法律冲突解决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也成为证券法律冲突难于推出国际性公约的重要原因。

自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帷幕拉开以来，国际社会证券法律冲突的发展呈现如下几个规律性的特点：其一，证券法律冲突正由局部的国际冲突向全球范围的冲突推进。这是因为证券法律冲突的演进与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进程遥相呼应。其二，虽然在证券市场国际化潮流中，各国证券法律有趋同化或所谓与国际接轨之势，但因各国经济的现实差距，证券法律冲突不仅不可能收缩，而且会进一步拓展。其三，证券法律冲突在世界范围来看，有序的领域将进一步拓宽，无序的冲突将进一步收缩。无序的冲突主要源自发展中国家不规范的证券市场及不规范的法制，随着证券市场国际化走势发展及各国证券市场的成熟和规范化，无序性的不便于预测的证券法律冲突将大大收缩，规范性的可预见的冲突进一步得到发展，这为世界性的证券法律协调与合作创造了条件。

二、证券法律冲突的解决及我国立法应注意的问题

正如一般国际民商法律冲突的解决一样，证券法律冲突的解决也有国际和国内两种体制，前者表现为国际统一实体法或统一的冲突法公约，后者为国内冲突法。

关于证券法律冲突解决的国际性体制-统一私法或统一冲突法，目前尚极为少见。为了统一证券制度中的某些内容，加强国际证券业的合作，国际组织虽曾制定若干统一的国际证券规范，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统一规范往往只局限于极为有限的领域，另一方面它也仅在少数经济发展水平相近、联系紧密的国家组织或国家集团有效。在内幕交易方面，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关于内部人交易的指令，尽管该指令为国际法规范，但是仍以本国法吸收或承认后才可使用；此外欧洲理事会还于1989年4月通过了一个《关于内幕交易的公约》及1989年9月《补充议定书》。[4]在证券交易方面，欧共体还有《准入指令》（EECAdmissionDircctive）、《上市公告书指令》（EECDitcctiveonListingParticulars）等，除此之外，国际上尚无专门的实体条约来统一规范证券交易问题。[5]至于统一的冲突法，则因各国关于证券的冲突法立法不完善或空缺，国际条约尚处于空白状态。如以统一冲突法为己任的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迄今为止仍未把证券法律适用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国家尚未把证券冲突法的立法问题纳入到国际私法立法中来，使得各国很难投入到国际性的冲突法统一化运动中去。

国内关于证券的冲突法立法已在一些国家的国际私法法典中出现，较早的是在60年代中后期的国际私法立法，如1966年施行的《波兰国际私法》、1967年法国民法典国际私法法规（第三草案）。[6]70年代美国的非法律文件-1971年《美国冲突法第二次重述》、1972年《加蓬民法典》、1978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1979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关于国际私法的第13号法令》都有证券法律适用的明确规制。80年代的南斯拉夫《法律冲突法》（1982）、《瑞士国际私法法规》（1987年）亦有所涉及。其中1971年《美国冲突法第二次重述》的规制较多。迄今为止的各国国际私法关于证券法律适用的立法，存在如下缺憾：

1.证券冲突法的立法虽自60年代即已出现，但在各国的推广极为缓慢。最突出的表现便是证券冲突法还只在有限的少数国家国际私法文件中得到体现，即使80年代出现的国际私法立法，如1982年《土耳其共和国际私法和国际诉讼程序法》、1984年《秘鲁民法典》国际私法篇、1986年《联邦德国国际私法》等均未涉及，而且证券冲突法的地位在绝大多数国家尚未得到重视。其中最基本的原因在于，证券市场国际化还处于初级阶段，进展缓慢，使得证券法律冲突还没有较广阔的社会经济基础，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更是如此。

2.证券冲突法的立法内容极为单薄，并留下了许多空白地带。在已有证券冲突法的国际私法文件中，证券冲突法规范多为一条甚至一条中的一款，如《波兰国际私法》、法国民法典国际私法法规（第三草案）、《加蓬民法典》、南斯拉夫《法律冲突法》等均属此类。内容上也多倾向于只对证券交易行为的准据法规制，并与交易所连结起来，把交易行为法律冲突简单化。一般对涉外证券的发行应适用何种法律，证券持有人与转让人及持有人与第三人的义务的法律适用少有涉及。而证券发行交易中关于信息披露、证券欺诈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更未予以规定。

3.各国立法的体例安排上大相径庭。有的把证券的法律冲突全部置于债权篇章中去，如《波兰国际私法》、《奥地利国际私法》、《匈牙利国际私法》等。也有的置于公司篇章中，如《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把股票的持有人-股东的地位、股东义务都置于该文件第十三章商业公司之下。而法国民法典国际私法法规（第三草案）则把股份的法律适用，股票转让人与持有人之间的关系，持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的法律适用与物权、特殊物的权利及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问题共同置于第二章中，把证券视为一般财产权利而非债权对待。1987年的《瑞士国际私法法规》在第七章物权中的第105条设置了关于有价证券抵押的法律适用问题，此处有视证券为物的倾向，但在第十章公司中又有一条关于因发行股票和债券而产生的请求的法律适用，可见仍未把证券视为债权。由这些不同的立法体例可看到，各国证券法律适用问题大致有三种情况：（1）把证券视为债权，证券法律适用与其他债权法律适用并置；（2）把证券视为财产权，同物权、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划为一类；（3）把证券与公司有关的法律适用问题结合起来，同列一类。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各国对证券的性质认识不同，即有的把证券划入物的范围，被视为无形财产，有的把证券划入债的范围，作为债权对待；另一方面也因为证券自身种类的复杂性，影响了证券法律适用性质的确定。各国对证券涵纳的具体种类有不同的看法，如有的认为证券还包括代表货物（动产、不动产）的凭证，也包括公司所发行的债券、股票及国家债券等等，甚至有的因只有无形财产的规制，更使证券的归类含糊化，这就极易导致有价证券与流通票据、知识产权等无形权利在性质上混同。

4.各国国内立法关于证券法律冲突解决的国际协调与合作问题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差异。前文述及的美国已有较为繁多的关于美国证券法域外适用的规制和判例，以致引发了诸多国家的政府干预或抵制性立法。如瑞士、加拿大等国政府在美国法院依据美国证券法，对涉及外国当事人的证券发行或交易活动起诉时，往往会直接出面加以干预，或对案件审理施加外交影响，或颁布禁令以施加法律影响，禁止本国公司或个人向美国有关当局提供其所要求的文件、资料和信息，或禁止其出庭作证或受审。英国有《海运契约及商业文书法》、《1980年通商利益保护法》，澳大利亚有《外国诉讼（禁止举证）法》、《外国诉讼（超越管辖权）法》，新西兰有《证据法第二号修正案》，来抵制美国证券法的域外适用。针对这些抵制，美国也开始通过合作性的立法来缓和对抗与抵触，如1988年制定了《内幕交易和证券欺诈行为法》，1990年制定了《国际证券执行合作法》。[7]证券市场发达国家在解决法律冲突时尚有如此分歧和斗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因立法的差异悬殊，则更有冲突。当然这种斗争与协调也将推动国内立法的协调及国际合作的发展，直接推动各国对证券法律冲突解决的立法进行完善和协调。

当然，还应该看到证券法律冲突的解决虽然在国际私法法规中没有得到系统地科学反映，但一些国家通过判例或证券法律有所体现，以美国最为典型。如《美国统一商法典》（1997年修正）第8-106条规定，证券的法律效力、发行人登记的效力以及下列各项有关发行人的权利和义务适用管辖发行人组织的法律（包括法律冲突规范）：（a）附证书证券转让的登记；（b）不附证书证券转让、抵押或解除的登记；（c）不附证书证券申明书的发送。美国1964年《证券交易法》修正案指出，凡有100万美元以上的资产，在世界任何地区拥有500名以上股东并涉及和影响商业交往的企业的外国证券发行人，必须遵守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规定。[8]在判例方面，如1972年Wandschneider诉In-dstrialIncomes案中，法院甚至认为，即使某一为美国发行人进行的外国证券发行不受1933年法注册要求的约束，如果存在与该证券交易有关的虚假陈述，一个外国购买者仍可根据联邦证券法的反欺诈条款提出主张。[9]

但尽管如此，证券法律适用问题在各国的立法中整体看来仍处于不完善、不科学状态。鉴于此，针对国际社会证券法律冲突的特点、演进规律及各国有关立法的缺陷，各国有必要在今后的立法中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在立法的精神上必须立足于国际证券法律冲突以经济利益冲突为实质特征，因此解决冲突时，一方面应大胆使证券法律的实体立法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在承认各国国情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现实前提下，努力使证券法律冲突的间接解决机制-冲突规范开明化、完善化，以使自己的证券法律适用问题之解决不妨碍外国投资者对自己证券市场的选择。因为证券法律冲突以经济利益冲突为实质，它较之具有浓重的文化冲突色彩的领域，在选择开明的解决体制上要来得容易，因而在证券法律冲突解决问题上不应该用对待传统的法律冲突领域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推进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推动各国证券法律冲突解决的效益最大化。

其次，基于证券法律冲突呈现立体化、多元化、复杂化的特征，各国在制订具体的冲突规范时，有必要对可能发生的证券法律冲突予以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就各种类型的冲突制定出相应的冲突规范。在这一过程中不宜过多地把证券法律冲突中呈现公法性的部分领域的冲突不予以私法冲突来对待，或者简单地选择单边冲突规范来解决，否则，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国际化。

从证券市场国际化及各国证券法律的现实来看，除了应对证券的法律效力，证券的产生、转移、消灭和生效，持券人的权利、义务，转让人与持券人及第三人的关系，证券交易中在证券交易所发生的交易契约及其它证券交易所业务等现有的法规已涉及的法律适用规制外，还应考虑：（1）国际证券有关协议的法律适用，如认购协议（Subscrptionagreement）、证券经理集团内部协议、证券包销协议、证券销售协议、信托契据、付款协议等的法律适用。按照国际惯例这些协议可由当事人选择准据法，但许多国家都要求意思自治的选择应与法律问题有真实联系。（2）证券发行中的法律适用，如证券发行的审批（因发行人所属国与发行地的有关制度有可能冲突）；证券披露，披露信息的范围，披露的方式，错误的陈述、漏报或者提供虚假资料情报的法律责任都有必要作法律选择。（3）证券的交易除证券交易所的业务及其中所订契约外，还有场外交易的法律适用问题，及内部人员交易的法律适用问题等等。

再次，证券法律冲突规范在立法的体例上，以尊重各国的立法传统为宜。首先应在界定证券性质、外延后，再对其相关冲突规范的体例进行确定，以免把诸如代表物（动产、不动产）、流通票据等广义与狭义的有价证券混同，以致立法不严谨，也不便于操作。另外，证券法律适用在国际私法法规中的结构设置上，笔者认为有两种模式值得借鉴。其一，从《1979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关于国际私法的第13号法令》为代表，把证券法律适用一并置于债权部分，涵纳了证券义务的产生和范围，公债、证券涉及社员权利时证券的权利和义务的产生、转让、消灭和生效，以及在证券交易所订立的契约的法律适用问题。它也明确地指出：如果证券确保处置商品的权利，其对物权的影响适用本法令对物权关系的规定。这种模式最突出的优点是把证券法律适用问题集中地进行规制，避免了有可能因证券的物权属性而置于物权部分，因证券交易中有契约而列于债权部分，因股份与公司联结而置于公司部分，所造成的分散形态而不便于查用。这从证券的性质层面上也能理解。其二，在国际私法法规中专门设置了“公司”章的，如1987年《瑞士国际私法》则将证券置于“公司”部分。它的优点是回避了给证券定性为物权或债权的两难问题，且能比较集中地统一规制，而且还能把证券与发行主体的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统一起来了，其局限性是它无法把诸如“国债”等非公司证券的法律适用问题揽括进去。

最后，对于众多的尚未有完善的证券实体法或国际私法法规的国家，立法模式的选择最好是在有关证券的单行法律文件中规制证券法律适用，既可为今后证券法律适用问题解决的系统化作准备，也便于随着证券实体法的发展而不断地完善。

证券法律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证券法律体系证券法律体系内幕交易行政制裁法律模式

论文摘要：中国证券法律存在许多法律和制度问题，因而是我们的证券市场的发展衍生放多难题，导致了证券市场发展的委摩，因此有效的证券责任实现的前提和保证。我们对比国外及中国香港先进成熟的证券法律体系，主要来自于英国的普通法和衡平法体系，证券市场的运行机制比较健全，并处于法律的严密监管之下，相比之下，内地的证券法律体系仍有待完善。

一、证券法律责任概述。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由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等构成的数量达三百多种的规范证券市场的法律体系。因此，调整证券法律责任的证券法是广义上的。证券法律责任是指证券市场行为主体对其违反证券法行为以及违约行为所应承担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证券法律责任是法律责任的一种，因此，它具备法律责任的一般特征，但证券法律责任也有以下独特的特征。(一)证券法律责任主要是财产责任。无论对行为人进行行政罚款，还是要求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责任必然以财产为主要内容。证券法律责任按照法律性质可以划分为证券民事责任、证券行政责任和证券刑事责任。按照主体不同可以划分为证券发行人的法律责任、证券公司的法律责任、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的法律责任、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法律责任、证券交易所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法律责任以及其他主体的法律责任。(二)证券法律责任常常具有职务责任和个人责任并存的特点。证券发行人、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证券交易所以及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导致承担法律责任时，其所在单位要承担有关赔偿等责任，其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三)证券法律责任是与有价证券相关的一种具有综合性特点的法律责任，既具有公法责任的性质，也具有私法责任的性质。

二、中国证券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第一，较高层次的法律法规较少，主要是规章和规则。从现行证券法律法规体系的构成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证券立法虽然有3部，但因为调整范围较窄，如《证券法》仅调整股票和债券；《投资基金法》仅调整公募基金。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也不多，证券市场急需的证券法配套法规如《证券违法行为处罚办法》、证券公司管理条例、上市公司监管条例》等法规一直没有出台。现行体系中主要是证监会的部门规章和证券交易所的规则。较高层次的法律法规较少，严重影响了证券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第二，实践中法律规则的作用较大，自律陛规则或合同规则的作用较弱。通常将证券监管体制分为法定型和自律型两种，但不管哪一种监管体制，都离不开自律。我们将基于公权制定的规则称为法律规则，基于私权、并通过合同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的规则称为自律性规则或合同规则。在证券法律法规体系中，自律型规则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现行的证券法律法规体系中，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制定的规则不仅数量相对较少，作用也没有充分发挥。尤其是，法律规则和合同规则的适用范围没有明确的区分，导致合同规则基本上没有独立发挥作用的空间。第三，部门规章在立法形式上不够规范，在内容上存在重叠、交叉甚至冲突。根据2000年3月颁布的立法法的要求，部门规章的制定应当遵循一定的程序，并以中国证监会令的形式实施。中国证监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具有行政规章的法律效力。但立法法》颁布以后，证监会以证监会令形式颁布的规章只有26件，大量的是其他规范性文件，在立法形式上不够规范。而证监会颁布的数以百计的规范陛文件中，在内容上存在重叠、交叉甚至冲突的现象，需要及时清理，进行废止或修改。第四，有些证券法律机制的构造不够合理，甚至会造成实施上的障碍。法律本质上是政策的反映，许多法律问题的讨论其实涉及政策问题，但法律机制本身也有一个是否合理的问题。如证券法》规定的股票审核制度。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作为证监会内设的独立机构，它所行使的审核和证监会核准权之间的关系，在法律上是不够明确的。第五，证券市场本身存在的严重不规范现象，影响了证券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如市场结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不够规范，导致法律法规无法有效实施。如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存在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区别，而(《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股票交易的规定，没有根据这种不规范的实际情况制定，这样，就出现了法律法规在实际执行中的困惑和困难。第六，制度成本过高。健全、明确、透明的法律法规体系固然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客观要求，但是，如果法律制度的设计不科学，不仅发挥不了促进市场发展的应有作用，还有可能大大增加市场成本。例如，在制度设计中，动辄要求出具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就会增加市场成本。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多。此外，现行法律法规从总体上说还存在审}比．觇定多、监管觇定少的问题。

三、国内外法律对比。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证券法律责任由于香港的法律制度长期受英国的影响，因此，以判例为主的普通法成为香港法律的一个特点。香港没有综合性的证券法，有关政权的法律主要包括条例、附属法例、规则及一系列守则，如：《公司条例》、《证券条例》、《证券(内幕交易)条例、保障投资者条例》、《证券(公开权益)条例))、《证券(在交易所上市)规则》。除了以上法律法规之外，还有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香港公司购回本身股份守则》和香港<(单位信托及互惠基金守则>>等法律。(一)证券民事责任制度在证券条例、公司条例》、《保障投资者条例》、《证券及期货条例》、失实陈述条例等中规定违反信息公开义务的民事责任主要是：赔偿金支付、撤销合同、恢复原状。1990年颁布的《证券(内幕交易)条例对内幕交易所发生的民事责任进行了规定。可分为对公司的责任和对股东或其他人的责任。前者是公司可要求内幕人士归还通过内幕交易而获得的利益；后者则是将公司成员的整体利益作考虑。香港证券条例第135条、第136条、第137条规定了市场操纵行为：制造虚假交易、制造虚假市场、不涉及是以拥有权转变的证券交易、流传或散播资料、使用使用欺诈或欺骗手段、证券价格的限制。第141条对违反这几条规定的人做出了民事损害赔偿的规定。(二)证券行政责任制度。1、不符合条件上市。在某种证券不满足理事会规定的上市条件或委员会处于保持有秩序的香港市场的目的而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取消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的上市资格。2、违法经营股票市场。任何人不得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之外零星建立或经营股票市场，不得有意协助经营香港联合交易所之外的股票市场。否则，可被处50万港元的罚款。3、擅自使用“股票交易所”、“联合股票交易所”、“联营交易所”或“联营股票交易所”等名称。

否则，可被判处10万港元的罚款。如不悔改，可在其继续犯法的期间以其处以每月5000港元的罚款。(三)证券法律刑事责任制度。《证券条例》第138条及于2003年4B1日修订生效的《证券及期条例都规定了违反虚假或误导陈述责任的刑罚处罚。证券条例》第13条的规定了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技术犯罪，处5万港元以下的罚款或两年以下的监禁。香港《证券条例》第80条的规定了证券卖空交易的责任。通过两地证券法律责任制度的比较，可以看出，香港的证券法律责任制度是比较完善的。主要表现在：1、香港有完善的证券民事责任制度的规定。我国的证券法仅有1O条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而《股票香港发行和交易暂行条例》和《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也各只有一条原则性规定，使我国的证券法律责任制度中的民事责任非常落后。2、香港对有关证券法律责任的规定详细具体，切实可行。而内地证券法律责任的大量规定不够明确。具体表现在：一是对一些证券违法行为未作规定；二是监督管理主体的地位、职责不是很明确；三是对证券法律责任的追究缺少程序方面的规定等。因此有些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这也反映出内地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机制的不完善。3、香港的责任承担上很明显的带有金钱惩罚性质，即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中有很多是通过金钱赔偿、行政罚款与罚金来实现的。并且对违反证券交易规则的行为一般处罚较重。而内地对证券违法行为所规定的罚款金额偏小，处罚条款过少，执法、司法力度不够，很难适应今后形势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当前违法犯罪行为不断加剧，涉及金额愈来愈大，现行法律中规定的罚款金额显然惩罚偏轻，不能有效打击证券违法犯罪行为。

证券法律范文篇8

证券发行申请企业必须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定的条件以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公开发行的条件和法定的程序。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证券发行，新《证券法》第二十六条区分不同情况，对于投资人的保护原则作出了明确规定。对比修改前的《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该条明确规定了擅自发行证券的民事、行政以及刑事责任。但条文中，关于责令停止发行证券，退还所募资金以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规定，实际上是以行政的手段解决民事责任，没有将民事赔偿的权利完全交给证券持有人，并且原来的证券法也只是明确了发行人的责任，对于保荐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责任人并没有涉及到，也就是说，旧证券法关于擅自发行的规定没有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而证券市场发展的关键在于投资者对于市场的信心，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投资者就会丧失信心，而最终会影响到证券市场的发展。此次修改的《证券法》第二十六条，条款细致、便于操作，对投资者的保护进行了全方位的规定，直接将不符合法定条件或者法定程序发行证券的行为归入特殊侵权行为，并对其作出特殊规定，这也就决定了此类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新《证券法》将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交给了投资者，并规定投资者可以依据该条规定要求发行人承担返还投资本金以及利息的合同责任，还可以依据侵权法原理要求发行人、保荐人和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连带承担赔偿责任。但在依据侵权行为法原理要求民事责任主体承担连带责任的同时，又严格区分了各行为人的归责原则。对于发行人确立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对于保荐人确立的是过错推定责任，对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确立的是过错责任原则。下面笔者从合同法、侵权法原理等方面就此涉及的问题逐一探讨。

一、发行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或者证券侵权责任的法律依据

证券公开发行要求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且必须经过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部门的核准，否则，发行无效。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发行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证券买卖合同无效，致使证券投资人遭受损失，因而应当承担缔约过失的责任。据此，证券持有人或者买受人只要发现自己所买的证券经证券监管部门撤销发行决定后，即可以享有要求发行人承担返还本金以及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的责任。新《证券法》第十二条、第十七条，明确规定申请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债券应当向国务院核准部门报送文件；第二十条规定，发行人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报送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基于此规定，如果证券发行人对于证券发行的事实、性质、前景以及法律事项等作出虚假、误导或者重大遗漏等形式的陈述，致使证券监管机构核准该证券的发行、投资者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作出错误的投资决策，此时证券的发行、流转必将损害投资者的利益，而发行人由于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义务，给投资人造成了损失，理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二、保荐人制度的确立以及保荐人过错推定责任原则的确立

所谓保荐人制度，是指具有保荐资格的证券公司对拟发行公司的上市申请活动进行推荐与督导，并在上市后的一定时间内督导其进行规范运作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且为其推荐与督导行为负一定的法律责任。2004年2月1日，我国依照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中国发行与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正式实施了股票发行的保荐人制度。

根据新《证券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我国在证券发行领域全面引入了保荐人制度。保荐人一方面为发行申请承担保荐责任，另一方面还要为发行人的信息披露行为向投资者承担担保责任。此外，为配合好推荐与担保工作，保荐人还承担辅导、监督、调查、报告、咨询和保密等工作。其核心就是保荐人要有证券发行的决定权，同时也要承担发行中的责任。这就从法律上明确了保荐人所应承担的义务，保荐人如果违反证券法规定的以上义务，侵害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就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在证券发行领域，要求保荐人承担过错推定责任的依据在于：一方面为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此种情况下免除了投资人就保荐人的过错举证的责任；另一方面虽然保荐人要为发行人的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审慎核查，对其真实性负一定的法律责任，但由于保荐人不参加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只能对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所制成的公开披露的信息负责，很难对发行人提供发行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因此此种情况下，首先推定发行人对证券持有人的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然后如果保荐人提出反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则免除保荐人的责任。在发行领域采纳过错推定责任可以比较公平、客观地平衡证券投资人以及保荐人的责任。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法律依据

证券法律范文篇9

一、私募发行的涵义

私募在我国多被称为定向发行。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私募（PrivatePlacements）与“公募”（Publicoffering）相对应，是指发行人或证券承销商通过自行安排将股票、债券等证券产品销售给他所熟悉的或联系较多的合格投资者，从而避免经过证券监管部门审批或备案的一种证券发行方式。它与公开售股、配股（公开发行）等一起构成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的主要工具。

什么样的发行才构成私募发行呢？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曾于1982颁布了《506规则》对非“公开发行”即私募作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如果发行人只是：1）向合格的投资者（accreditedinvestor）以及数量有限的其他投资者出售证券。（在美国，所谓合格的投资者是指资产超过500万美元的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及其他公司等投资机构和年收入超过30万美元的富裕家庭、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富有个人，普通投资者虽然不具备上述条件，但应该有相关知识和风险判断能力，且数量不能超过35名。）2）不通过传单、报纸、电视、广播进行广告传播；3）不通过集会、散发传单等形式到处征集投资者。采取上述方式发行证券会被认为是私募行为从而免于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注册。日本证券管理法规也作了类似的规定，日本《证券交易法》规定在有价证券（包括股票）的认购劝诱、募集出售时，原则上讲必须进行申报，但是在发行总额或发售总额不满1亿日元或向大藏省令所规定的对有价证券投资有专门知识核经验者发行（即私募发行）场合作为例外可以不必申报，向大藏大臣提交通知书就可以了。

在目前我国，私募作为一个专用词汇也越来越频繁的在资本市场上出现。但我国现行《公司法》、《证券法》上并没有关于私募的类似规定，无论是《公司法》还是《证券法》对何为“向社会公开募集发行”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私募在国内更多的时候称作“定向发行”。什么是定向发行呢？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规章或规范性文件中，有关定向发行只出现于中国证监会2003年的15号令《证券公司债券管理暂行规定》中，其中第五条：“证券公司债券经批准可以向社会公开发行，也可以向合格投资者定向发行。定向发行的债券不得公开发行或者变相公开发行。”第十五条：“定向发行的债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可以由发行人自行组织销售。”第三十条：“定向发行债券的募集说明书及相关资料不得在媒体上公开刊登或变相公开刊登。”

修订中的《证券法（草案）》已经弥补了这一缺憾，明确提出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公开发行”：1、公开或变相公开的方式向不特定对象销售证券；2、向五十人以上的特定对象销售证券，但依照公司法规定设立股份公司，发起人超过五十人的除外；3、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其他涉及社会公众利益的发行行为。

由上述条文可以看出，我国关于私募发行的涵义与美国等成熟市场国家的涵义是一致的。

在成熟资本市场上，私募发行市场是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行人筹集资金的主要场所。以美国资本市场为例，据统计，1981年至1992年外国发行人在美国证券市场筹资资金共计2318亿美元，其中通过私募市场筹集的资金达到1349亿美元，占筹集资金总额的58.2％，而通过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取得公开发行资格筹集的资金为969亿美元，占筹集资金总额的41.8％。

二、我国上市公司私募发行的可行性

在健全的资本募集制度下，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私募发行、公开发行、挂牌上市，是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可以采取的不同融资方式，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要灵活运用。私募发行与公开发行没有优劣，互为补充、各具特色。从法理上讲，公司作为一种社团法人，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自治性组织，自治是公司的本性，没有自治就没有公司。《公司法》在本质上是一部私法，《公司法》第一章总则中也明确规定：“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公司是否募集股份，在什么时候募集股份，以什么方式募集股份，纯粹是公司的内部事务，应该由公司最高权力机关股东大会来决定。既然一般企业都可以灵活运用私募、公募手段融资，而上市公司为什么只能允许利用条件苛刻、程序复杂的公募方式呢？这是不合理的。

目前在我国，公开发行从主体资格、发行条件到发行审批、上市程序都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但对于私募发行尚未有明确的法律规范。我国现行《公司法》仅规定股份公司发行新股由国务院授权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属于向社会公开募集发行的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证券法》第二章名为“证券发行”，按照国际惯例，证券发行可分为私募和公募两种方式，但该章并未将私募发行的证券纳入管辖范围，未对私募发行方式作出明确规定。由此看来，在我国目前法律体系之下，设立股份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股份公开上市，而上市之后的股份公司获得股权融资的唯一渠道也就是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再次公开发行股票。

但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禁止上市公司私募发行，而且允许私募发行的立法意图越来越明显。现行《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属于向社会公开募集的，须经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正在修订中的《公司法（草案）》第一百七十条规定：“公司发行新股，属于向社会公开募集的，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辩其涵义，既然有“属于向社会公开募集的”，当然也有“不属于向社会公开募集的”，已经为“私募发行”留下了法律空间。修订中的《证券法（草案）》第二章“证券发行”则明确规定了“公开发行”的定义，规定了属于“公开发行”的三种情形。既然规定的三种情形属于公开发行，那么余下的就属于私募发行，实质上从反面已经为“私募发行”下了定义。《证券法（草案）》还增加了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方式，除可以按照现行《证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采取向社会公开募集，向原股东配售方式发行”方式外，还以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可的其他方式发行”股票，实际上在立法上已为私募发行网开一面。

三、私募发行的条件

私募发行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最受关注。

现行《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公司发行新股，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前一次发行的股份已募足，并间隔一年以上；（二）公司在最近三年内连续盈利，并可向股东支付股利；（三）公司在最近三年内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四）公司预期利润率可达同期银行存款利率。

围绕此条款，中国证监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法规进行细化解释。最主要是2001年的《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不过，该法的第二条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新股，适用本办法”，可见私募发行并不受此限。后中国证监会又相继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的通知》、《关于上市公司增发新股有关条件的通知》，提高了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的门槛，要求上市公司申请增发新股，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10%，且最近一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

可见，我国法律对股份公司公开发行证券作出了较严格的限制性规定，私募发行如果也要求满足这一规定，其发展势头无疑会大受影响。但该规定的原意主要针对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所以需要对公司股票发行的间隔时间，公司连续盈利记录、募集资金的预期收益率等作出限制性规定，以抑止上市公司无休止的圈钱欲望，保护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在公司不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下对公司发行新股的时间以及盈利能力作出硬性规定是没有必要的，市场主体自会自己把握风险。我国现行《证券法》第十一条规定：“公开发行股票，必须依照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并没有要求私募发行也须满足公司法规定的条件。而且，中国证监会官员在相关规章的起草说明中也明确表示，对于上述增发限制条件的前提是：“鉴于……增发均是向全体社会公众发售，因此……将收益率指标规定为10%且最近一年不低于10%较为适当。”也就是说，如果增发不是面向全体社会公众，就可以不必适用上述限制条件。修订中的《公司法（草案）》也已放宽了公司发行股票的条件：“公司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最近3年内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且无其他重大违法行为，就可以公开发行股票。”

在实践中，近几年来伴随一浪高过一浪的金融创新浪潮，私募发行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资本市场上，监管机构在审核时并未需要公司满足上述条件。如在一百定向增发“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吸收合并华联时，一百的净资产收益率仅为3％，而华联的净资产收益率为6％。上工股份2003年定向增发B股，最近三个会计年度2000年、2001年、2002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别是6.49％、8.43％、1.16％，明显不符合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的条件。

如果对上市公司私募发行证券的条件不加以限制，一个敏感的问题是：亏损的上市公司能否私募发行呢？我国现行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但既然我国法律尚允许对破产中的企业实施重组，为什么不允许一个亏损企业私募呢？从法理上讲，即使是亏损企业，只要公众投资者利益不受损害，买卖双方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别人无权干涉。而且从情理上，亏损企业更缺钱。现实情况是在企业越缺钱的时候，银行越不愿意贷款。在债权融资无门、公募融资不够格的情况下，有“白衣骑士”愿意伸出援手，救企业度过难关，于各方都是一件好事。况且亏损企业并不一定是劣质企业，任何一个企业正常经营过程中偶尔出现亏损是很正常的，对外部战略投资者来说，可能其看中的并不是企业一两年的盈利，而是出于产业整合、资源重组等目的，趁企业亏损期间进入还可以压低价钱，实现双赢。

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对亏损上市公司的重组采取“存量”重组方式，即通过股权转让、资产置换的方式进行。其过程往往伴随老股东、老资产的出局，新股东、新资产的进入，整个上市公司从人员到资产、从组织到业务伤筋动骨、改头换面。而且程序复杂、审批艰难、风险度高，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和争讼四起。新股东进入后多数效果也不理想，一些野心家利用对亏损企业的重组掏空上市公司，两三年后重新转手，市场持续动荡，影响了市场的稳定和中小股东利益。而如果允许亏损上市公司采取“增量”重组方式，通过向老股东或战略投资者定向增发部分新股，私募发行的数量完全由上市公司确定，可多可少，新募资金或资产完全流入上市公司而不是原股东。控股股东还能继续保持对上市公司的控制，确保上市公司业务经营的平稳。而对于监管机构来说，由于这种重组模式更多的依赖于市场主体自己的判断，让市场去“买单”，降低了监管成本。在实践中，我国证券市场上也曾出现过亏损上市公司申请定向发行的案例。2001年、2002年*ST小鸭先后亏损7516万元、20894万元。2003年，公司面临被摘牌的险境，为避免公众股东血本无归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损失，*ST小鸭申请向中国重汽定向增发新股。当时的中国重汽总资产为86.81亿元，净资产为5.31亿元，2002年净资产收益率接近30%.其预案得到了中国证监会的同意，但由于遭到以基金为代表的流通股东的质疑，议案未能提交股东大会通过，中国第一起ST公司定向增发的创举无果而终。但应该说，它作了一个有益的尝试，也说明监管机构对亏损上市公司定向发行股票并不持异议。

四、私募股份的数量及认购方式

私募的特点在于它的灵活性。上市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图把发行数量控制在一定比例以下，以此来引入战略投资者；也可以通过发行高比例的股份，使新股东持股比例超过百分之五十实现对上市公司的反向收购。但依法触发要约收购的，必须履行相应程序。而且要注意增发后的股本结构必须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款“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四亿元的，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百分之十五以上”的规定。

投资人认购私募发行的股票是否必须支付现金呢？是否可以用股权、资产等对价支付呢？我国现行《公司法》第八十条规定：“发起人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对著作权、股权、债权等是否能够否作为出资，没有明确规定。但实践中，股权出资已经为各方所接受。《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还提出可以流通的其他证券也可以作为上市公司收购的支付工具之一。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确认了以股权、债券等确定其价值并具有流通性的财产出资的有效性。拟订中的《公司法（草案）》也已正式明确规定股权可以作为出资，也就是说，可以以股份交换股份。

可否一部分用现金而另一部分用非现金呢？《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新股，应当以现金认购方式进行，同股同价”。但该法不包含私募。《公司法》第130条第2款条文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认购的股份，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对认购股份对价的要求是相同“价额”，没有要求完全相同的价款或金额。因此，认购股份的对价形式可以存在差异，既可以是现金，也可以是非现金。

在价格方面，《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收购人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基本原则：对于流通股票，购买价格应以市价作为参考，而对于非流通股，则主要以净资产作为参考，如果是国有股，按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要求不得低于每股净资产。从已有案例来看，也基本如此执行。但不尽然，如武钢、宝钢的定向增发，“非流通股”与“流通股”是按照同一价格发行。

五、私募发行的对象

私募发行的对象是特定人。所谓特定人，指在公司推出定向增发议案时，名称、身份以及拟置入上市公司的资产都业已确定的人，这样使私募发行区别于发行对象不确定的配售行为。特定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一般各国都对特定人的资格进行了限定。中国证监会2003年的15号令《证券公司债券管理暂行规定》中第九条：“定向发行的债券只能向合格投资者发行。合格投资者是指自行判断具备投资债券的独立分析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且符合下列条件的投资者：（一）依法设立的法人或投资组织；（二）按照规定和章程可从事债券投资；（三）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或者经审计的净资产在2000万元以上。”对于私募股票的特定人，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规定。笔者认为，我国也可以不要求特定人具备一定的资格，可以通过一系列聘请中介机构和信息披露等制度安排，把特定人限定在有相当实力且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少数人。修订中的《证券法（草案）》规定向五十人以上的特定对象销售证券的行为构成“公开发行”，合理的推论是，特定人的数量不能超过五十人。

六、私募股份的流通性

为保护公众投资人的利益，各国证券法在放开对私募行为管理的同时，对证券持有人通过私募取得的证券对外转售都会有作一些严格的限制。美国《1933年证券法》要求私募发行证券的购买者在购买证券的时候不应有转让之目的（withoutaviewtodistribute），经过私募程序获得的证券非依证券法注册或获得豁免不得对外出售，并且规定发行人应当采取合理的注意确保购买人不会违反证券法将前述证券转售。因为如果允许私募证券持有人公开向公众转售其取得的私募，则其取得的效果与发行人直接向公众公开发行无异。

在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必备的前提为“股票经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上述条文似乎表明私募发行的证券是不可以上市流通的。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由于我国股票被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定向发行的“非流通股”也就是“国有股”或“法人股”实践中仍然是“非流通股”不允许上市流通，如武钢、宝钢集团向大股东定向增发的“非流通股”均不上市流通，但对于定向发行的“流通股”仍然可以上市流通。以一百合并华联为例，一百向华联股东定向发行“非流通股”和“流通股”分别用来换购原华联股东的“非流通股”和“流通股”，其流通性并没有改变。TCL集团整体上市中定向向TCL通讯流通股东发行的“流通股”仍然视作“流通股”而可以上市流通。另外一个例子是目前我国的B股制度。B股私募发行完毕后，发行B股的公司一般都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B股股票上市交易，于是在境外采用私募方式发行的B股证券，在中国境内也有一个公开交易转让的场所。

但笔者认为，允许私募发行所谓“流通股”上市交易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在同一个市场上赋予部分特定投资人拥有购买“流通股”的权利，明显是对市场上其他类别投资人的歧视，违反了证券市场上的公平、公开、公正的基本准则。而且，私募股份持有者通过上市交易转售股票实际上充当了一个股票的二级批发商，这就扰乱了市场秩序，混淆了私募与公募的区别，违反了私募发行的本意，导致私募的最终效果等同于公募发行。

七、私募发行的审批程序

在美、日等西方国家，公司私募发行证券被认为是企业的私有权利，由于它并不对社会公众利益造成损害，只需要向监管机构备案或登记，信息披露要求也很宽松。在我国，私募发行是否需要监管部门审核批准呢？现行《公司法》第一百七十条、《证券法》第十条、第十一条仅规定向社会公开募集的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基本未对私募发行方式作出明确规定。从实践看，私募发行很难绕开监管部门，监管部门对“私募”仍按特例操作，几起私募案例都须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才能发行。

修订中的《证券法（草案）》解决了这个问题，其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证券，应当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所以，今后在我国，上市公司发行证券，无论公募还是私募，都必须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证券法律范文篇10

[英文摘要]：

[关键字]：西方国家证券期货市场法律监管

[论文正文]：

中国在世界上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的经济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以法国飞马投资集团为代表的投资中介公司等开始寻求进入中国市场进行淘金，他们纷纷到中国开办展示活动，介绍自己的产品和规模，并表示有信心在亚洲开发市场，希望这是合作的开始。与此同时，他们也非常重视美国方面的市场监管发展变化的情况。中国在制订监管规章时，会遇到如何面临世界各国规章的问题。国外较为成功的做法是，对客户资金进行保险，例如私营保险公司、公益事业方面的保险公司，与客户打交道的人士要有许可证制度，例如期货、券商等。其主要目的是尽力减少客户资金的风险，实现应有的利润率。至于监管手段，市场上贸易商有几家，监管机构应当知道，要有相应的监管机制。中介公司经营要有业绩，还要有争端解决机制，一套科学结算办法，以减少体制内可能带来的风险，也要避免跨市场做法。市场结算办法：1、保险，2、保函，3、追加保证金。监管机构要强调三公正原则，确保公平执法。

一、世界各国对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概况

（一）澳大利亚。中央监管证券、期货整个市场；澳大利亚正处于过渡时期，强调证券、期货业许可证，2004年4月开始形成一个许可证，由证券投资委员会颁布。中央政府与其他政府一样，只制订一般性规则；另一个则是自我管理层面，例如交易所，成员组织，负责日常业务。澳大利亚由交易所进行自我管理，例如悉尼期货交易所、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与客户实行协商解决争端办法。澳大利亚代表管理的世界发展趋势。

（二）加拿大没有中央级监管机构。由不同省份组成联邦政府，实际权力掌握在省、州政府，每个省都有不同规定。加拿大应有一个统一的风险管理办法，短期内要统一是不可能的。有一个投资管理协会，每个省份有不同的规则保护客户权益，例如：1、独立帐户；2、保险；3、资本维持原则。

（三）香港统一、单一的监管办法。有一个赔偿机制：1、保险；2、政府保证；限于一定的赔偿数额，只是针对经纪商舞弊、欺诈带来的损失。如果赔偿无限，就会鼓励经营商的不法行为。赔偿太低，就是鼓励券商有更多资本。客户可选择资金充足的公司。

（四）日本由两家中央机构监管：1、经济贸易部，2、农林水产部。有建立客户独立帐户的办法，券商要负责掌握客户的情况，让他们知道在与谁打交道。“911”之前的办法，使得经纪商的工作更加繁重，很多交易是通过其他办法做成的。在国际贸易中掌握客户的情况是困难的。

（五）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根据广泛的规则进行监督、解释和分析。英国采取单一监管办法的原因之一，之前有8家监管机构负责8个不同的范围是困难的，有时会出现空白。单一机构涵盖了所有的业务产品，避免对同一产品作出不同解释。两年前刚刚统一的。

（六）美国一套混乱的监管。一种比较武断的办法，区分金融产品，非金融产品，不符合世界上对金融产品的一致看法。期权被美国看成证券产品，在德国则认为金融产品。美国有不同的监管办法，主要有两家监管机构：证券、期货监管委员会。财政部监管政府证券，美国授权ICC管理。美国创新的产品最终失败。

美国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是对联邦证券法的实施和管理负责的主要部门。1934年交易法规定SEC由总统任命的五个任期为五年的成员组成（每年必须有一人退任），并且不应当有超过三人同属一个党派。SEC不仅行使管理权，也行使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即制定法规的权利。它设有不同工作部门，其中包括执法部门。公司财政部门主要责任是审查所有的登记说明以保证证券法所规定的披露要求；市场管理部主要致力于对交易所和柜台交易和交易商的管理和制定政策；投资经营部则主要负责与1940年制定的有关投资公司行业及投资顾问的两个法案的管理；执行部门则被授权调查所有可疑的证券法律，可以发出停止和禁止令并可向联邦法院寻求赔偿措施。

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有九个地区级机构，这些机构协助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地区范围内完成其责任，并为此与公司、投资银行以及准备向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注册备案材料的律师们紧密合作。

联邦证券委员会在律师及学习政府行为的学生中间享有很高的声誉。它机构统一，成员素质很高，管理程序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并且成功的避免了许多其他管理机构所无法摆脱的政治和经济陷阱。它所执行的披露和其他措施对于美国公司证券及证券市场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投资者心目中享有很高声誉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SEC在其制定规则和要求的低效率和高成本上又是受到广泛指责的对象。1996年，联邦证券法在修改时就规定委员会在制定法律法规时除了要贯彻保护投资者的原则，还应该认真考虑其规定及行为对于促进资本市场的效率和竞争能否起到积极的作用。

除了依赖SEC的管理以外，联邦证券法还奉行一个重要理念，即工商业和其他职业团体的自我规制（Self-Regulation）。在1934年证券交易法颁布以前，股票交易所自发约束其成员的行为已达140年之久。即使在交易法颁布之后，那些没有纳入法案的又被SEC所疏忽的交易行为仍然为自我约束规则所囊括。当国会在1938年决定对柜台交易商做出更广泛的规制，在1975年决定对城市交易商的行为进行规制时，它都采用了相同的方法，即授权建立联邦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和城市证券立法委员会（MSRB）作为这些团体的自我规制机构。

证券期货，单一股票期货，不同的监管机构监管是不适当的，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奇怪的后果；客户买卖产品之前，经纪商要作出考查，是否适合于该客户，而期货中则不必要。确定经纪商有这样的义务是毫无意义的。德国、法国、韩国等均实行单一的监管模式。

二、德国金融监管局（BaFin）对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

（一）证券、期货市场的法律结构

1、德国的资金市场法律基础。银行法规定股票是如何上市、条件；证券市场法律规则，这个法只有8、9年历史，股票市场法律是怎么运转的，管哪一个机构，结构都有规定。德国股票法律规定很详细，权利义务等。而具体的是在股票市场的具体条文中体现出来。使交易市场有调节自我的作用，而不受私人法限制，受公众法的限制。

2、交易所法结构，德国属公法，而伦敦则属私法，这是法律上的特点。交易所高层决定不考虑私人利益，只考虑公众利益。不考虑某个银行、个人利益，如不符合公众利益，就会取消某项交易。

德国法兰克福股票市场也是一个上市公司，是由德国股票上市公司管理来运营，要由私立公司来运行，既可告别人，也可以被别人告。（主要由于交易所本身是公法机构，需要转为私人法律主体形式）

董事局在监督管理，股票交易所监督办公室，股票调停机构，股票处置委员会。调处委员会：有交易权的法人之间的纠纷可以管，但银行与个人之间的纠纷则不管；银行与上市公司之间的纠纷不会调解。仲裁应是自愿的，是否终局仲裁，当事人是否有权上诉到法院？调解机构作出决定一般是终局仲裁。这两年没有发生过上诉到法院的情况。据称应当可以上告至法院。

3、德国法律的行政监管机构。最高机构是BaFin。

4、监督机构。不同的州都有不同的监督机构。

5、市场任务、运作程序、监督。证券法上的决定都是公法上的，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与私人利益无关。对于德国交易所是否有权作出市场禁入？是法律上作出，还是市场作出的问题，德国法采取的不是由市场上决定，而是由法律明文规定；如对决定不服，则可提出诉讼模式。

（二）德国证券、期货监管、处罚方式

德国证券、期货监督机构的监督范围、方式，分成三个大的机构：1、BaFin；2、股票市场监督机构；3、每一个股票市场有一个监督处。BaFin管辖整个德国境内的金融机构活动，三个总的机构之间是有联络的。交易所处于监督第一线，有问题要向本地监督机构反映。

股票单个市场管理处：1、随时可以看交易订单文件，2、查到有不良迹象时，可以找交易人员。3、可到银行交易处、公司去检查。4、一个大的订单后的人是谁，可通过银行了解。

1、监察可以随时去银行、公司考察。一般人只有考试通过以后，才可以上网炒股，要看其有无相应的经营执照。到银行查看一个大的订单之后的情况，看看是否有大的投机，有可能两个银行由一个买、一个卖，可能就是同一个人，他自己在定股票的价钱。这是不允许的。

每天的交易都要记录下来，每天要进行检查。只要有不良的苗头，就可以进行调查。有一个免费电话作为举报电话，只要得到信息，监管机构就会去调查。公司交易只要有怀疑，就可以举报。应当说同一笔买卖单根本就没有成交，因属同一人所有，不能反映股票真实价格。当一家银行股票经纪得到一个大的买、卖单，为自己的银行买下单，然后大订单再进去，他再卖，这也是不允许的。

2、怎样进行具体的监督：不同的报告、调查方式，如电子系统可疑出现时。不同的股票市场有不同的监督方式，股票大的订单可能会对期货的价格产生影响。如果对照发现三个市场都有反映，则说明有人为痕迹，否则可不再过问。如果有一个订单进入交易平台，我们能看到这个情况，电子监督系统可以24小时运作，晚上也去筛选，看昨天交易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警钟系统响的话，整个系统可以退回前一周，就象时间倒流，可以看出谁如何作的买卖，整个市场就是透明的。对以前问题的理解就更透彻。

3、处罚办法：股票监督处没有处罚的权利。

监督处觉得应该去调查就一定会进行调查，任何一个总头都不能插手。问题：如果州政府插手，会不会影响个人升迁，能不执行吗？交易所监督处的专家认为：其在此工作有6年了，从来没有发现查处与上级指令不符而受到影响，但也不说明与上级单位关系有多么好，但依法律办事，也从未受到过事业上的影响。

交易所监督处没有处罚权，但其他监管机构有权：如股票监督局、上级监督局、审查惩罚委员会。不同的机构有其运用的不同权力，如有触犯股票条例，则由股票监督局管，其他则由相关机构管，这就是不同处置方式：（1）先给警告；（2）罚款；每个人、公司至少可以罚到25万欧元。一家银行罚款25万欧元，每人可再罚10万欧元。（3）停止炒股的权利，可到30天，一家银行也可以禁止30天。可否象中国交易所一样公开谴责？是否第一种情况包括这样？警告由三个有权处罚机关作出，可以是不提名的公开处罚，即不是公开的指名谴责。（4）最重一条处罚就是执照被吊销，永远不能再炒股。

三、法国对证券、期货市场的法律监管

（一）监管机构组成

法国以前的三个监管机构：1、法国证监会，2、金融市场主管局（委员会），3、金融管理纪律委员会。新的监管当局??法国金融监管局是由原三个监管机构合并而成，2003年8月刚成立。

任务：监管证券、期货市场违规行为，确保市场的透明和公开，以及信息的对称。

结构：受立法机构的指派，独立于国家的法人机构，有权提出诉讼，可征收一些费用，没有直接收入，有自主的管理办法。监管机构有300人。

董事局，由16名董事组成。成员主要是：最高行政法院法官，最高上诉法院法官，审计院，国家会计局，法兰西银行，上议院，下议院，经社理事会，咨询机构，另由经济部长任命6名代表，代表保险公司、经纪人员，一个拥有股票的雇员（工会）代表，在法国经济和财政是同一个部，可授权专门委员会办理业务，可指派一些工作团，秘书长??董事长提名，财政部长批准，秘书长有权在收入、支出方面作出决定。实际就是单位的办事机构，秘书长为日常负责人。

纪律委员会，新法授权采取措施，有12个成员，但都不是董事会成员，可设立工作组，每个工作组不超过6个成员。纪律委员会可设立专业委员会。

（二）监管机构的职责

监管范围：集体的投资产品，立法机构同意这种产品交易，为核查这种产品提供信息。

基础设施：结算所规则，监督市场交易情况，业内人士提供服务的信贷机构、公司、专业人士，制订专业人士行为守则，规定其一些义务，提供投资资讯义务。

监管的执法规则由经济部长批准，对规则的解释，受理投诉，充当调解人，进行庭外争端解决。

职责：核查、调查。秘书长提出监管、调查指令，负责这方面的业务，任命人员。证人有权寻求律师，口供要由证人签字。调查人员可在法官授权下到公司进行搜查。在外国同等监管当局要求下，可以该局名义进行调查，结果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决定是否采取法律措施，但措施是否采取不公开。如董事会决定展开调查，就会通知有关人士，由纪律委员会执行决定，这方面材料也不公开。紧急情况下，涉及专业公司情况，董事会可以下令暂停公司业务（调查期间），如认为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董事会通知检察官，传达书要公开；如涉及价格操纵情况，董事会马上通知检察官，并提交有权受理案件的法院。接着就会出现调查第三个阶段。纪律委员会独立调查，可决定是否采取何种措施。纪律委员会从中任命一名报告人，准备法律诉讼的文献。报告员向有关人士提供书面材料。被告要出席听证，听审时被告由律师协助。听审时是公开的，被告有发言权。调查后，纪律委员会决定是否制裁？是在报告员不出席情况下作出制裁措施。可对公司制裁、代表或个人的制裁、对违背规章的人制裁。如果这些人的行为干扰了市场秩序。专业公司要负责他们的行为。

（三）制裁与司法手段的行使

1、制裁：（1）警告；（2）暂时或永久地停止业务；（3）处以150万欧元罚款；（4）不法收益10倍的罚款。如是个人的，处5倍的罚款。除操纵市场行为之外。

纪律委员会可在媒体上公布其裁决。监管当局是国际证券委员会的成员，与其他国家进行多边、单边的交流，尤其在信息方面的交流。不服裁决的由巴黎上诉法院受理，专业的由专门上诉法院管辖。

2、搜查：只在刑事案件时得到授权搜查。不一定有司法警察在场，监管部门有比较大的权限。可以把文件拿走，因此不需司法警察协助。

3、行政禁令：禁止或停止某些行为或作为，而不是把某些人关押，停止他触犯监管局的规则，如有人士不遵守规则，董事会才要求纪律委员会采取措施。

4、逮捕、拘留应由法院作出决定，而非检察官、监管机构作出，这是由司法权力决定的，特别是法国的做法较其他国家似乎有一些区别。

四、西方国家监管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客户既买又卖，有些地方鼓励客户的买卖；遇有不同意见，即如果反对客户的这种行为，客户还可能在不同交易所进行买卖。什么叫正常业务呢？不在于不同国家，而在于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理解。法国飞马集团目前主要是证券，也包括期货业务，在为客户进行贸易，属于一家银行的交易公司，母公司是一家法国银行，但是一家独立的经营机构，在法国属排列前五名的经纪公司。做衍生工具的，重点放在证券和商品期货，向客户提供咨询、策略。16年来，以前是在场内进行交易，现在是在电子环境进行交易，不象场内噪杂，而且速度比较快。这方面是领先的，要适应电子市场的需求，旧的规则已经过时了，现在出现了新的规章。电子市场上信息流通的办法，重点放在防范操纵市场。要在透明市场上向客户介绍交易办法，应当赞成这样的办法。飞马集团也要了解世界各地的规则，进入中国市场，也要了解中国的交易、监管规则。

针对上述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监管证券、期货市场模式的介绍，总的可以分为单一的监管和混合的监管两种主要模式。那么，到底采取何种监管体系更好？倾向性意见是单一的办法是最好的。背景：象法国飞马集团的客户主要是机构客户，客户需求是去争夺市场的，套利、套期客户，需保护权益，不同的金融工具有不同的保护，他们有不同需求。如在利率方面，可从事政府证券，这是衍生工具。通过黄金买卖，再通过利率方面的买卖，应该有个共同规则提供便利，从经济角度也是方便的；我个人经验，的确在美国商品期货方面作过，不同的机构、规划、舞弊、偷窃的人可在不同机构之间寻找漏洞，影响规则产生的作用。

规则订的越是广泛，越适用于不同的产品，越灵活，更能照顾到不同利益，不同产品的发展；过于具体，就会限制机构的活动、利益。其一，以前是保护零售商的利益，转而保护零售投资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散户的利益；二是鼓励机构投资者合法的权益。规则应是灵活的，照顾两者的利益。

中国对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一直采取单一制的方式，权力集中在中国证监会。对于保险市场的监管有中国保监会，对于银行业的监管则有银监会，这两个监管机构成立的时间都不是很长，其中银监会是于2003年才成立的。然而，中国在处理市场中出现问题的时候，经常会采取“拍脑袋”的做法，在未弄清楚问题症结所在的情况下，就会贸然采取措施，有时措施是奏效的，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绝大多数措施是失败的，不是有利于市场的发展，相反却阻碍了市场的正常发展。如果回顾一下以前走过的路程，不难发现，我们欠缺的是对事物的一个公正看法。

（一）如何看待市场发展初期的问题

中国的习惯是保持原有的传统不轻易放弃。而当我们引入西方发达国家的新生事物的时候，由于没有摸清这些事物的内在规律，就会盲目发展，一旦出现问题，又会盲目予以遏制，以致又回到起点。对待证券、期货市场的过去10年，我们就是这么作的。考虑到我们要长期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需大力发展金融市场，以及衍生产品市场，这样的市场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必需予以高度重视。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公正对待市场初期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适当的措施予以化解，才是上策。这也要求我们，必需研究市场的内在规律，总结出其他国家在市场发展初期的经验教训，避免我们再走弯路。这里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是，其他国家市场发展初期的历史我们能否一跃而过，不必重复他人的历程，同时，还要考虑别人犯过的错误，我们能否予以避免，采他人之长，避自己之短，使得市场的到健康、有序的发展，而非重复犯以前同样的错误。

市场发展初期，政府、企业往往会发生短期行为，以圈钱为首任，其他一概不顾，导致市场的混乱，导致企业被无端的拖垮。这实际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某些人的短期行为，市场是不会安宁的。如果不能在人的素质方面得到有效的提高的话，就需要通过市场规则的完善的办法，彻底根除人们的陋习，将市场的漏洞予以填补。

（二）以市场规律指导市场的发展

可以说，我们的市场是学习发达国家经验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向什么方向发展，将来是一个什么规模，都还是一个未知数。二十年前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机制早就被淘汰了，我们也不可能再重复以前的愚昧、落后，只有借助于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通过消化、吸收，为我所用，才能够有效的推动市场的发展。但只是利用别人现成的经验也未必就是适合中国的国情，必需总结出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经验和市场规律，用针对我们自己国家市场情况的规律指导我们的市场发展。而这个规律不能随便说说就是规律，这是需要大量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是需要市场人士通过他们的经验与教训来考量的。对市场发展有利的，可能上升为规律，也可能只对其中某件事情是有利的，对整个市场可能就是行不通的，必须严格加以区别，只有将那些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能够对整体市场发展有利的经验，才可以上升为规律，否则，不能轻言我们就是掌握了规律。

是否可以创造规律呢？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市场因素是千变万化的，不可能在没有摸清市场脉搏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毫无顾忌的去创造规律。首先，必须掌握市场内在的运行规律，通过人的因素适当去调节、引导，而非盲目去创造或者改变市场运行模式、方法。尽管西方国家有一整套经验、规则，但如果照抄照搬，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没有完全驯服市场这头“猛兽”之前，不应轻言我们可以驾驭这个市场。不能在无的放矢的情况下，随意调整市场的发展、变化，不能人为地改变市场的发展轨迹，不要让市场跟着我们的节奏，而应当由我们跟着市场的节奏去寻求加快发展的途径。

（三）静待与发达国家监管理念的接轨

在我国，一种比较激进的观点是认为应当尽快与国际市场接轨，即全盘接收西方发达国家的监管理念，一切运行模式与外国同化。主要的倾向是与美国接轨。而到目前为止，按照我们介绍的国外的不同监管模式，美国的方法并不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相反，还受到多种批评。在我们还没有研究透西方国家监管模式的情况下，似乎不宜照搬照抄人家的监管理念。国情不同，人们的思维方式不同，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同，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肯定也是不同的。如果我们照搬了美国的方法，发现是错误的，回过头来又照搬德国的，如果又发现是错误的，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国人就会说，应当总结经验教训，然后再作决定。要考虑的是，在这期间，我们的市场要不要发展，在没有看清道路之前，又该怎么做？因此，有许多问题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考虑的，不是平常做事那么简单。只有认真研究市场规律，等待我们的市场、社会发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可能会出现与西方国家监管理念接轨的问题，在初级阶段，不可能一步到位。发展之后的结果是自然而然地与发达国家监管理念接轨，不是强求而来，应当是水到渠自然成的一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