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范文10篇

札记范文篇1

关键词：冲绳民主主义核基地歧视

《冲绳札记》写于冲绳即将回归日本的1969年到1970年之间，作者大江健三郎透过自身对处于美军占领下的冲绳的造访，带着一种“黯然的内省”，用自己的“知识良心”书写他眼中的冲绳物语。通过大江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走访冲绳期间，一种无力感横贯作者的记忆，他一边叹息，一边苦苦追寻着答案，并一次又一次无情地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拷问：“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

文中论述了生活在冲绳的人们、冲绳的历史、文化以及它和日本本土的关系，并透过战后一代的新冲绳人及他们建立的新亚洲观唤醒本土日本人以一种新的姿态审视自己，面对亚洲和世界。作为民主主义者的大江带着对冲绳人的忏悔，希望通过自己的笔记尽量填满横亘于二十七度纬线上的歧视鸿沟，还给冲绳一个“没有基地的岛屿”，而这恰恰也是日本及日本国民的责任。

在书中，大江写到了他在冲绳的三个“发现”，第一个便是战后一代的年轻人没有祖国意识。从《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生效到1972年的回归，冲绳这个孤岛，没有主权，它只是一个联合国授权下由美国托管的“地区”，可想而知，那些在二战后出生的人怎么会有植根于心底的爱国意识，他的国又在哪里？面对本土，饱含的更多是被抛弃的痛吧，冲绳教管所里的失足少年那愤怒的犀利面孔折射出的是冷酷的“拒绝”，宁愿顺从美国性倒错者的引诱、享受一时的快乐，也要拒绝本土日本人的道义帮助，这是怎样的“叛逆”。对于冲绳人，他们自身始终存在着一种来自身份认同的困惑，我是谁，冲绳人，美国人，还是日本人？镌刻着冲绳历史的复杂性及其对现代化的焦虑，生活在那里的人们难道只能惶恐地在缺乏归属感的挣扎中隐忍，盲从地随着时间车轮以一种未知的身份面向未来吗？答案可以在大江的第二个发现中找到依据，那就是“新冲绳人”观念的树立和独立的民主主义精神。

战后一代的知识分子们不但没有在疲惫和迷惘中失去方向，反而在积极地充满生机地推动岛内独立的民主主义运动。那里的人们探寻着潜藏在那片土地中可以彰显冲绳独特文化的根本特质，希望找回属于自己的身份烙印。他们惧怕“从虎口下归来的尊贵生命”再次落入背叛他们的“狼”的手里，毅然决然地主张用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把命运紧紧攥在自己的手中，这无疑是对“旧我”的背弃，并从中树立堂堂正正的独立人格。“旧我”指的便是曾经的“冲绳的民众意识”，概括起来就是事大主义和自卑心理，而“空道的人格”则是理解两者互为表里的特质。作为一个四面临海、毫无依傍的弹丸小岛，冲绳没有资格谈大义名分，为了生存，冲绳人就要忍辱负重，不断寻找自身的生命补给线，所谓的独立也只是依附关系上的相对自主。然而，作为“新冲绳人”，他们果断地砍断自己与事大主义的瓜葛，抛掉自卑，争取平等，带着昂扬的自信。

有一些冲绳的知识分子，如山里永吉氏，他用十分客观且略带尖刻的笔调写着《冲绳人的冲绳——日本绝非祖国》，这也许与“回归日本”的声音背道而驰，却不应该把它极端地视为矫枉过正，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代表着一代冲绳人的解放宣言。“冲绳自古以来就是独立国家”①——作为一种事实，它的刺耳效应绝非“愕然”那样简单，对本土的日本人来说，冲绳人的生存状态、发展走向从未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歧视的情感因子膨胀着他们内心的高傲和漠视。当冲绳所在的孤岛发出独立国家的呐喊时，本土的日本人又能怎样呢？就像书中所描写的一样，没有底气，夹杂着无力感的“默然”才是更凄冷的回环激荡吧。面对有着如此复杂历史的冲绳，大江认为本土的日本人应该主动地了解冲绳并在多样性中理解它。然而，日本本土，明显走向了反面。

大江曾这样讲过，“所谓日本人，就是在维持生动活泼的多样性方面不具备才能的国民。”诚然，大和民族这一共同体似乎并不需要“多样性”这样的复杂特质，单纯的血脉，唯一的信仰，至高无上的天皇，足以支撑这一狭长岛国的灵魂高地。然而，冲绳却不同，在它的身上，“多样性”不仅体现在历史上，还有它对于天皇制的态度，以及“独立”与“回归”双重内在张力的剧烈撕扯。

它本来是一个独立的琉球王国，江户时代被迫置于萨摩岛人的统治之下。1897年日本明治政府通过“琉球处分”废藩置县，冲绳才逐渐被纳入日本体制。曾经的琉球人冲绳人在本来就没有血脉之亲的前提下变成了日本人。对于天皇的信仰，并没有那么心甘情愿，只是一种被强加被强调的动物式忠心。身为远离本岛的劣等民众，巨大的身份蜕变并没有换来同等的身份认同，作为二战的最后战场，为了保卫“本土”的和平与安全，冲绳首当其冲，承受着难以平复的内伤和无以名状的牺牲。看起来，他既是棋子，又是弃子。战争结束二十多年，冲绳一直过着被本土抛弃，被美军占领的生活。那场惨绝人寰的冲绳战逐渐被本岛的日本人淡忘甚至漠视，无论是“人类馆事件”还是七零年的万国博览会，都可以看出本土日本已经把“歧视”的楔子凿的深得不能再深。这样一个一直被边缘化的冲绳，这样一个并非自古以来就属于日本的冲绳，这样一个被美军占领没有主权的冲绳，何以找到归属感，何以不带着厌恶和拒绝的自豪感面对本岛和从那里来的人们。

随之而来的便是大江的第三个发现，冲绳成了美国的核基地、日本对于是否带核回归持暧昧态度。经历过广岛长崎的核弹灾难，在本土，核问题一直都很敏感，甚至是反感。然而，冲绳，作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基地，核的存在已是一个人尽皆知的默许，冲绳人忍受着丰饶的良田变成美军的训练基地，遭受着核垃圾的环境污染，担受着未知核战争的危险，他们承受了太多。本来是“反核”的日本之所以把“带核回归”视为一次外交谈判的胜利，难道不是又一次以冲绳的牺牲获取本岛的安全吗？未免冲绳的负担也太重了。在这一点上，大江疾呼“日本属于冲绳”。躲在核态度的暧昧主义中居安思危，无疑是对冲绳人的背叛在大江看来，这样的日本，这样的日本人是无比的丑陋可耻。

札记范文篇2

当前，研讨和实施素质教育，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实施素质教育，以提高全民族素质为目标，势不可挡。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企盼千千万万高素质的人，高素质的人应当出自于良好的教育。身为一个教育者，深感育人的责任之大，担子之沉。一次家长会上，一位家长如是说：依我看，孩子的知识结构足以让我满意，而培养孩子良好的品行、健康的心理、强壮的体魄，比学习知识更为重要……家长的一席谈话，给教育者压上一副沉重的担子。

多年的班主任实践告诉我：教育呼唤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教育有法，教育更要得法，教育得讲究技巧和艺术。我亲眼目睹了这样一个偶发事件：在一次期末作文考试中，一班主任阅卷时，发现一生较长篇幅地摘录了某刊物上的作文材料。作文效果与平时功夫相距甚远，遂把该生作文拿到班主上请同学找证据。结果，证据确凿，属抄袭之功。课上，这一现象得到爆光……生回到家，茶不思，饭不想，情绪极度低落。家长问明原因，到校大驳教师教育无方，说孩子没了自尊，也没了自信，还谈什么学业。时至今日，这个事件令我心隐隐作痛。不难看出，在大力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这位班主任的所作所为，实是无视教育的规律，已不能适应时代的最基本的要求。

素质教育具有全体性，即必须面向全体学生，帮助每一位学生，使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提高。在学生的群体中差异总存在的，古今如此，中外也如此。我们要提倡偏爱差生，看到其差异，扬其所长，救其所短，给他们更多的尊重、信任、理解和自信。

在一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班会上，同学们较为友善而又含蓄地提出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想到，一个平时很有工作方法的学习委员，有力的批评一名成绩极差的同学，说她习惯极差，品行恶劣（当时不难看出，这样的批评带有私人怨恨，带有情绪的渲泄），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说罢，教室一片哗然。我分明看见，挨批评的搭拉着脑袋，眼角边挂着伤心的泪。班会结束，我点了学习委员的名，让她放学留下来。问及原因，方知在一次作文中真实地写出了乘坐无人售票车未主动投币的事实。我心中豁然开朗。令人欣喜的是第二天一大早，生给了我一封信，我摘录信中的一段原话：江老师，今晚，我带着十分难过的心情给您写信，今天当着全班指责了我，批评了我的不良行为。当时的我恨不得马上跳起来，戳她的脊梁骨，把她的不是也抖给大家瞧瞧，但我始终做不出来。回到家，我冷静地想了想，说的一切也大多是事实。我明白，我学习不好，很多同学看不起我，可我最敬重您，你并没有闲（嫌）弃我。江老师，请您相信我：我一定会用行动来争（征）服全班的。……任何一个有思维的人都会被这封真诚的书信所感动。生敢说真话实话，作文中敢于表达真情实感，这是写作极为宝贵的财富。可是她的长处，她的闪光点，以前却不为人知。我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把这封信给看，也把这封信宣读给全班听。第二学月的一帮一接对中，主动要求和接对子。一个小小的成功，竟成了学习的强劲动力，后来，生的学习直线上升。

有人把塑造、改造、舆论、模仿、自治时间归结为教育的五种形式，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五种教育形式的神奇和魅力。我想谈谈模仿这种方式。模仿即是引导学生学习和效仿别人的言行的一种教育方法。说穿了，就是借助榜样的力量，激发学生产生一种健康的心理情绪。有时，班上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往往会令人束手无策。接任现在的班级快一年，应该说班风建设的成绩让我欣慰。有一天中午，生上交军训费找回的元钱在短短的分钟内不翼而飞。明查暗访，未发现一点漏洞。但我坚信，这事系我班某同学所为。扼杀孩子的自尊，搜身什么的不顾教育规律，违法的事我不可能去做，下午想了两节课，我苦苦思索解决问题的办法。放学后，我仅耽误分钟的时间。我从生家长热情捐助我班精美石英钟谈起，谈到了人间真情，谈到了人与人相处的真诚和宽容，我还提到了老师小时候发生的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

那是年代末，农村实行联户承包责任制前夕，每家每户光靠人平斤左右的粮食糊口，时间长达一年，可见生活的艰辛。一般说来，每个家庭的积蓄，要根据各农户劳动力的多少来定，一个劳动力每年可挣得队上的补贴几十元。那时我家兄弟姐妹多，靠大哥、二姐苦撑着八口之家。一天，不懂事的我为了能到旱冰场租到冰鞋，放学溜上个把小时的旱冰，硬是偷偷地拿走了家中仅有的元积蓄。意外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有个星期天，为了治好我身患多年的骨髓炎，十多岁的三哥到小河沟边为我搬螃蟹做药引子，不幸被石头砸断了中指头，可母亲找钱送哥哥上医院时，钱却不翼而飞……以后的日子，我从未在钱的问题上出过半点差错。至今，我每每想起这往事，看到哥哥的断指，我心依然作痛。故事讲完，话题又切入元的失窃案，老师痛恨不劳而获的人，不允许这样的丑闻出现在我们优秀的班集体！最后，我从口袋中掏出元钱，交给了生，同时，也真诚的希望，不慎犯错的同学能彻底醒悟，相信他（她）一定勇敢地走出来承认自己，当然也可以争取更为灵活的方式和老师交流。言毕，教室里掌声一片。

第二天，老师的桌面上多了一封孩子的亲笔信，信中说：同学：对不起！我真不应该拿你的元钱！这里我真心地向你说一声：对不起！我把钱还给你，我保证：这一辈子再也不干这种事了！！对不起！！！……（后面约有来个感叹号）虽然信末没有署名，但熟悉的字样逃不过我的眼睛，他是一名男生。我无心去追究他的责任，相反他的行动、他的进步令我欣喜万分。时隔一周后，我找了一个极为隐秘的地方与他进行了长达个半小时的谈心，同时也保证绝不把事情真相公诸于众。教师的工作没有白费，生不懈地努力，上期末，同学们推荐他参加了学校百名巴蜀之星的评比，终于如愿以偿。

札记范文篇3

按照这个逻辑，美国以“民主”为旗号的任何行动，都天然具有神圣的光环。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是谁赋予美国这样至高无上的权利来推行“民主”？美国为什么可以像法官一样来评判别国民主不民主？这种盛气凌人，颐指气使的做派本身民主吗？美国的民主是最好的吗？还有，当今世界的老百姓是在盼和平与发展呢，还是热盼美国的“民主”呢？

这些问题值得好好想想。

一、漫漫求索民主路

民主是个好东西，当今世界恐怕极少有人对此持有异议。人民都希望民主，这是毫无疑问的。细想一下，什么叫民主？那当然是人民当家作主。但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是大家都过好日子。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就需要一定的机制，而采用什么机制则一定与当时当地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

在远古，印度乡村里有什么重大的事要办，村民们便聚在一棵大树底下议论。要议论就得有一个人或者几个人主持，否则七嘴八舌，议而难决。于是，年纪大的、辈分高的人被推举出来。这在古印度叫“本佳亦德”，意思是“五老会”。这个名称在今天的印度乡村里还在沿用。古希腊以城邦繁荣著称，城邦里各种利益集团林立，怎么治理呢？由于城邦不大，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商议，实行直接民主相对容易。在极盛时期的伯里克利时代，雅典人口只有40万，其中自由民16.8万，外邦人3.2万，奴隶20万。当时的政治官是一年一选，另外还有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等，显得颇为民主。但是，别忘了20万奴隶和其他没有取得市民资格的人是没有选举权的。所以，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不、古希腊的民主共和传统，后来在古罗马得到传承和发展，曲曲折折地演变了几百年，后来被帝制取代了。为什么？因为城邦衰落了，庞大的帝国建立起来了。无论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还是凯撒的继承人屋大维，都是“朕即天下”的君主，昏君当道、奴隶起义、外族入侵，是古希腊、罗马衰亡的主要原因。在西罗马帝国之后的漫长中世纪，基督教会的势力至高无上。一直到十三、十四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矛头针对教皇。当时的觉醒者从古希腊、罗马的废城里发掘出了“人道”和“民主”这样的政治元素，用“人”来挑战“神”。但他们的反抗主要局限于艺术和学术的形式。一直到十七、八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批像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的思想家，用“民主”来反对封建王权，痛斥“君权神授”，主张“社会契约论”，为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准备了思想武器。

以上就是西方民主的大致的发展轨迹。从中似可以得到几个认识：第一，民主是一种理念，人民要当家作主，是人类永恒不倦的追求；第二，民主是一种机制，它是皇帝和国王统治的对立面；第三，民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是要大家过是公正、平安和富足的好日子；第四，民主是一种过程，无论是全世界的民主还是某一个国家内部的民主，都还在发展，演变和完善之中，这条路不是直线，实现民主的形式和手段也千姿百态。如果有人偏要说，他的民主是人类社会的顶峰，历史就到此终结了，那肯定是瞎说。

二、美式民主的是与非

西方国家走是资本主义民主之路并不平坦，三百多年来，走走停停，时有反复。英国是17世纪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经过一段社会动乱后，逐步实行“君主立宪”，走了一条“和平过渡”的道路。英国人享有普遍选举权迄今只有80多年的历史，很长时间里穷人和妇女是没有选举权的。法国则疾风骤雨，攻打巴士底狱，把国王送是断头台，走的是一条革命的路。但自1789年到1815年，却经历了君主立宪、民主共和、雅各宾专政、寡头政务委员会、拿破仑执政与称帝、君主复辟以及重归共和政体。人们不仅感叹，说一声民主容易，要建立成熟的民主政体岂是一蹴而就？

以历史的眼光看，美国建立的民主政体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又一个高峰，这也就是美国人引以为豪的理由所在。当年从欧洲飘洋过海去新大陆拓荒的早期移民，不少是受宗教迫害的新教徒，其中很多人受过启蒙思想的影响。他们憧憬着要在这片处女地上建立人间天堂，实现启蒙思想家的梦想。当他们被迫切断同英国王室的政治联系宣布独立时，便想设计出一个没有国王又能正常运转的崭新机制。今天人们看到的联邦制、多党议会民主和三权分立，就是经历200多年风雨而形成的东西。应该说这是历史的进步，同时也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幕。它在民主实践中的是与非，是值得其他各国人民关注和参考的，其中不乏可以学习的地方。

不过，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千万不要落入纯理论、理想化的误区中去，要把理念与实践结合起来考察。就拿“三权分立”来说，它的设计原理虽然源自于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学说，但在具体设计时，却是赤裸裸的利益考虑。在独立战争时期，人人为独立而战，在战场是是平等的。一旦独立，富的仍富，穷的仍穷，说平等就虚伪了。于是，美国各地出现了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声音。*年马萨诸塞州就为此爆发了谢斯起义，对私有财产权形成了威胁。可以设想，如果当时真的一人一票，穷人肯定占优势，形成的法案一定对富人不利。怎么办？英国当代学者约翰。麦柯里兰在其《政治思想史》一书中写道：“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是设计一套政治制度，以此来磨钝人民的意志，将人民的动乱列为非法。。。。。。设计效果就是要‘纯化’群众粗鲁的激情。参政必须是间接参政，不能依样复制古代共和国的直接民主。”他还写道：“一套经过‘纯化’透过代议原则运作的政治制度，绝无可能使国会出现主张重新分配财产的多数，何况最后还有总统的否决权把关。后来，‘司法审查’制度充分发展，又加入最高法院的制衡。”直到了这段历史，我们就可以掀开“三权分立”的神圣面纱，看到它诞生的初衷。当然，这个概念对于“民主监督”来说是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去付诸实践。至于多党议会民主，麦柯里兰教授指出：“美国政治是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复杂因素之间相互平衡的政治。”换句话说，是各种利益集团利用党派形式在议会里不断争夺和妥协的政治。

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米尔斯就指出，活跃在美国政坛的是一批各有后台的“权力精英”。选民只是被迫在这批经营中挑选领导人。因此，这是一种“形式上多数人参与，实际是少数人控制”的民主。选民的无奈体现在投票率是，近几次大选出来投票的选民仅为40%左右。这种政治究竟在多大程度是保证了美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一个一直有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看还是由美国人民自己评说为好。

但是，涉及到别国人民利益的事情，别人不能不关心。比如，美国的军费开支高达4500亿美元，不但是世界之最，而且超过了其他几大国军费的总合。美国议会还在年年增拨军费，这是为什么呢？明眼人说，这是因为强大的军工集团在操纵议会，他们可以通过智囊制造一个一个“敌人”和“潜在对手”，从而保证预算案的顺利通过。还有，美国入侵伊拉克，还是议会授的权。这符合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吗？最近，因为中国几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加速，对石油的需求增长，美国议会里马上响起了“资源威胁论”。似乎美国在全世界开采石油天经地义，而别的国家要想开采就是大逆不道，这民主吗？至于伴随议会民主而生的黑金政治、院外活动、幕后交易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许多西方有识之士指出，一方面美国的民主制度保证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强大；另一方面，经过两百多年的实践，种种弊端也日益明显，现在到了应该好好反思以下的时候了。纵观西方民主政体，不能看出一个简单明白的事实：一个问题，一个矛盾，一个危机，如果大家都能以大局为重，坐下来好好商议，齐心协力去克服，都被难解决，而放在党派斗争的环境下去处理，为了争取选票，政客们不惜把一个问题变成一场灾难，把一点火星煽成一场大火。大火熊熊之时，正是他们选票源源不断之日。结果呢？往往问题久拖不决，老百姓吃了亏，而那帮政客们却在洋洋得意。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曾说：议员们通常只考虑短期利益，而不太注意长远利益。没有长期打算，要保持可持续发函是难以办到的。英国《卫报》2004年6月22日刊登了伦敦经济学院学者马丁。雅克的一篇文章，他写道：“的确有理由认为，西方民主正在衰落，而且症状很普遍：政党的衰落、投票人数的减少、对政客的日益蔑视，政治不再是社会的中心，至少15年来，这些趋势在各个方面都能觉察到。”“西方的民主模式就像其他所有事物一样，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它不是普遍使用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

三、“神圣使命”利为先

如果美国认为自己的民主制度天下第一，关起门来欣赏，那是美国的自由，别人是无权干涉的。其实，你有好的地方，别人也会学习。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要强制推行自己的民主，公然干涉别国的内政，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这个问题就大了。在美国领导人的演说里，经常搬出上帝来，大有“替天行道”的意思，美国有些人也自认是上帝的“选民”，身负道义是的重任，似乎只有美国在世界是主持正义，反对暴政，一腔热忱。这叫人想起了拿破仑。法国大革命初步胜利之后，先是雅各宾，后是拿破仑，他们奉行要用法国的民主来教化天下的民族主义，要去“解放”被压迫的人民，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并非建立在正确的原则之上。打了一仗又一仗，拿破仑一度十分风光。然而，令拿破仑震惊的是，本以为替天行道的他会受到箪食壶浆的欢迎，不料等待他的是一片焦土和深仇大恨。历史学家评论说：“解放战争的问题是，肉眼无法看出它与政府战争有何区别。侵略就是侵略，无论动机是多么纯洁。”

看看今天的伊拉克，何其相似！伊拉克战争已经打了三年多了，美国赢了战争，输了道义，捧着的是一个烫手山芋。美国一心要建立的民主还在挣扎。有人辩解说，这是为了民主而应付出的代价。真的吗？说这种话的人绝不是在动荡，爆炸，枪杀和贫困中挣扎的伊拉克人民，而是在象牙塔里隔岸观火的谋士们。

札记范文篇4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颇多对待性范畴,如“形”与“神”、“奇”与“正”、“复”与“变”、“繁”与“简”、“浓”与“淡”,等等,素为论者关注,并做有很湛深的研究。但对“老”与“嫩”这一组对待性范畴的讨论则较少看到,其所涵示的意义也较少为人发扬。其实,它们在宋以后有很活跃的表现,由它们及其所提携起的一连串后序名言,很好地概括了古人力求完粹,高不伤肤、雅不落巧的创作追求,适切地传达了宋以来“后经典时代”中国人独特的文学经验与审美趣尚。“老”原指物事与人的历时久远,用诸论文,指作品的老熟与老成。如杜甫《敬赠郑谏义十韵》之“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老成的笔法称为“老笔”,如李白《题上阳台》之“山高水长,物象万千。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刘克庄《刘圻父诗序》之“它日余将求续集而观老笔焉”。由老成笔法构成的佳句叫“老句”,如王世懋《艺圃撷余》称杜甫“故多变态,其诗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丽句、有险句、有拙句、有累句”;

构成的格调叫“老格”,如僧鸾《赠李粲秀才》有“前辈歌诗惟翰林,神仙老格何高深”。由此老格的作品,通常洋溢着“老气”,如谢逸《陈倅席上分韵得我字》之“酒酣涌新诗,老气激衰堕”;故可称“老作”,如曾季锂《艇斋诗话》称“韩文杜诗备极全美,然有老作,如《祭老成文》、《大风卷茅屋歌》,浑然无斧凿痕,又老作之尤者”。“嫩”由物初生时的柔弱样态和事初起时的轻微状态,衍指物之质地不坚实、颜色新鲜浅淡,还有人的青涩不老到,这些都很容易了解。但有时也指事物与人性可贵的本初,譬如宋明理学家就常如此,他们以“仁是嫩物,譬之草木,嫩则生,老则枯”,①在此中投托了自己许多的哲思。用以论文,则指作品字句声色的俊美细腻乃或庸腐华伪。如钟嵘《诗品》卷下之论戴逵诗“嫩弱”即是。要之,“大约‘老’字对‘嫩’看”。②如陆时雍《诗镜总论》评“齐梁人欲嫩而得老,唐人欲老而得75嫩,其所别在风格之间;齐梁老而实秀,唐人嫩而不华,其所别在意象之际;齐梁带秀而香,唐人撰华而秽,其所别在点染之间”。陈绎曾《文章欧冶》以“嫩”为古文病格,又明确地以“不老”释“嫩”。王思任《世说新语序》称刘义庆“本一俗语,经之即文;本一浅语,经之即蓄;本一嫩语,经之即辣。

盖其牙室利灵,笔颠老秀,得晋人之意于言前,而因得晋人之言于舌外”。或论诗,或评文,但大抵都是由这样的对看,来揭示其意义的分野。“老”与“嫩”被广泛用于文学批评,大抵在宋代。特别是“老”这个范畴,可见诸其时各家文学批评。具体地说,它可以是一种“老健”,如朱熹《跋病翁先生诗》称“逮其晚岁,笔力老健,出入众作,自成一家”;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苏轼论张子野,也有“子野诗笔老健,歌词乃其余波耳”之说。可以是一种“老苍”,如黄庭坚《次韵答邢敦夫》之称“儿中兀老苍,趣造甚奇异”。可以是一种“老辣”,如刘克庄《赵戣诗卷题跋》称“歌行中悲愤慷慨生硬老辣者,乃似卢仝、刘叉”。可以是一种“老练”,如叶适《题难岳诗稿》称“潜夫思益新,句愈工,涉历老练,不止阔远,建大将旗鼓,非子孰当”。可以是一种“老重”,如黄庭坚《答洪驹父书》称“寄诗语意老重,数过读,不能去手”。

以后历代人更将之广泛运用于各体文的批评,成为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老”与字句有关,所谓“凡下字造句坚致稳当即老也”。①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说:“用意高深,用法高深,而字句不典、不古、不坚老,仍不能脱凡近浅俗。故字句亦为诗文家一大事。”他还具体列出“义法粗胚”若干,“转折”、“气脉”之外,就有“不经意助语闲字”,其下注曰:“必坚老生稳”。而像元诗那样,“其词太绮缛而乏老苍,其调过匀整而寡变幻”,②是作诗之下乘,为历代论者所不取。字有字法,除“贵属对稳”、“贵遣事切”、“贵结响高”之外,还“贵捶字老”,要之“总归于血脉动荡,首尾浑成”。

札记范文篇5

如果没有联想，那想象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想象和联想，往往是综合适用，而不能截然分开。联想，是一种由此及彼的思维活动。其主要方式有相似联想、对比联想及辐射联想等。

如何展开以上联想呢？第一，明确概念；第二，找准相近，相似的事例，以便使这些联想，为我所用。

“相似联想”，即由甲事物想到与其在形态、性质、功能、特征等方面有相似联系的乙事物等等。例如贾祖樟的《南州六月荔枝丹》一文写到鲜荔枝变质快的特点，便引用杜牧《过华清宫》诗中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以说明当时统治者为把鲜荔枝迅速送进京城而不惜劳民伤财；写到单发展荔枝生产以满足人民生活日益提高的需要时，则引用了苏轶的“欲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的诗句，明我国岭南盛产荔枝。又如夏衍写的《包身工》一文，在写到包身工遭受残酷的压迫、剥削，为工厂老板创产值多而收获却少得可怜时，自然联想到“墨鸭”而吃的却很少。这便是使用了相似联想。“对比联想”，即由对某一事物的感知、回忆而引起与该事物具有相反特点的其他事物的回忆。如陶铸同志在《崇高的理想》一文中，论述到乡，往往是地主阶级或向往地主阶级生活的人的理想；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理想是希望钱越赚越多，利润越来越高，而且希望这个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是“永恒”的。而无产阶级，却是打倒这个“永恒”，把这个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推翻。在社会主义社会，“为人民服务”，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就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

“辐射联想”，即以某事物为触发点，向其四周联想到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及各类知识的积累。最典型的要算秦牧的《土地》一文。他以“土地”这一极普通的事物为触发点，骑着思想的野马驰骋于四面八方，联想到了历代的人们对土地的珍惜；想到失去土地的人们的悲哀．想到了土地被剥削者占有时，劳动者的种种不幸；想到了劳动者为保卫土地，争做土地的主人而进行的可歌可泣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更想到了劳动者成为土地的主人后，对土地的改造和对自己家园的建设。又如1994年高考作文题为“尝试”。有一考生在作义中写到尝试“留长辫”尝试“迷你裙”尝试“流行歌曲”等，本想“潇洒”一回，结果都不如人意而贻笑大方的深切体会。

札记范文篇6

“结合”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统一。“两次结合”，说的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具体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实际，实现两个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首创者是。从他有关的大量论述来看，上世纪30年代提出这一命题的根据在于：马克思主义具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的实际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固有性质；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政治经济发展具有极大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和革命的基本特点与基本规律；党内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使党和革命事业几乎濒临绝境带来的惨痛教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含义，一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即按照中国的特点灵活恰当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二是使中国革命丰富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即把中国的斗争经验进行总结提炼使之上升为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实现途径，一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关键是树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二是全面深刻地分析和认识中国实际，关键是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要“化”出中国自己的特色，“化”出中国自己的理论。

第一次结合，是率先垂范，带领全党经过十几年的艰辛探索实践，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的；接着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初七年间，带领全党继续探索实践，总结国内和国际尤其是苏联搞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实现的。所以第一次结合，包括民主革命中的结合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结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

第二次结合，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现的。*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及时地提出了再次结合的问题。他在那年4月4日讨论斯大林问题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发表讲话，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少成功的探索和实践，同时要总结缺点和片面性，指出：“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他探索第二次结合的代表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这一探索迅速见效，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是不久即因“左”的干扰而中断，往后的探索渐入歧途，出现了许多重大失误以至“”的长时间全局性严重错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受到挫折甚至一定程度上的倒退。所以总的说，他的探索是不成功的，未能正确解决第二次结合的问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深刻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既继承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观点，又纠正晚年的错误，拨乱反正，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解放思想，把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重新纳入科学的轨道。在此过程中，取得了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一系列重大成果，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初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其后又经过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的不断探索和实践，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终于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成功地实现第二次结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二、关于两次飞跃

“飞跃”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质的变化和根本性发展。“两次飞跃”，说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两次结合取得的实践成果，其标志是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

关于两次飞跃，*年党的十三大作了如下阐述：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对这个问题，有三点需要思考和注意研究。

其一，第一次飞跃的实践成果，不仅是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而且应包括建国初期的三大改造，特别是用赎买政策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基本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而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薄一波曾指出，我们党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两面性的政治特性，把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定为人民内部矛盾，用赎买政策解决这个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没有说过的，也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没有先例的，是和我们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其二，十三大说第二次飞跃是“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十分确切。“开始”找到仅是发端或起头，不等于完全或完成。事实上，从十三大以后又经过二十年不断探索实践，到现在方能说已经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已经”仍不等于完全或完成，对这条道路的探索实践还将继续下去，还要进行长期不懈努力去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进一步从必然的王国走向自由的王国。正如列宁所说的，人对事物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是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的过程。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也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愈来愈深化，使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

其三，近几年来不少学者提出的“三次飞跃”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应当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到十三大，是一种飞跃，因为一是时代主题发生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换，我们所处的世界格局有了重大变化；二是国内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面临着不同于以前的新的历史性课题；三是其间有一个纠正“”的严重错误，实行全面拨乱反正的问题。由此决定了这一转变带有根本性，党的理论和实践自然具有极鲜明的独创性和开拓性，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大多尚属首次，所以是一种质的变化和发展，是飞跃。十三大以来，党的理论和实践又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但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没有变，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没有变。在这五个没有变的国内外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变化，虽然也很深刻很重要，却不是根本性的质的变化，所以不能看作一种飞跃。

三、关于两大理论成果

“理论成果”是指“结合”和“飞跃”在思想理论形态上的表现。“两大理论成果”，说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两次结合、实现两次飞跃过程中形成的两个科学理论体系———思想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前几年，我们通常是提“三大理论成果”，即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当时认识水平下采用这一提法未尝不可，不过今天回头去看有两点不足：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确切地讲是发展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果说邓小平理论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对这一基本问题的进一步回答，理论的主题和主线是同一的；其次，党的理论创新是无止境的，以后定会不断提出新的理论观点，那就会有四大、五大、六大等等理论成果的提法，出现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愈来愈长的现象，发生人们难于把握不易记忆的困难。

十七大在理论上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把近三十年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使三大理论成果改提为两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个新命题，提出这个新命题有很大的特点和优点：一、把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一系列理论探索和研究的重大成果予以整合、集中、提炼，作出简洁、鲜明、确切的高度抽象和概括，不仅指明了新时期进行第二次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还规范了第二次结合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的表述方式；二、明确地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弥补了“三大理论成果”提法的不足，避免出现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将愈益冗长的现象并使人们易于记忆和把握；三、两大理论成果的概括完全可以与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两大历史阶段相对应，即思想与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相对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历史阶段相对应；四、坚持了理论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延续性、连贯性和开放性，不但可以包容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所有正确理论观点，还可以吸纳今后党的一切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从而充分体现“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固有品质和重要特性。

为了准确理解两大理论成果，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两个问题：

札记范文篇7

【正文】

〔中图分类号〕A3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1)02-0001-05

（一）

1936年，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在苏联“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于是，在苏共中发生了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问题的争论。当时，苏共党内有人提出：苏联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为什么不促使国家消亡呢？1939年，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专门作了回答。他认为，恩格斯是说过，国家作为全社会的真正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把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这一行动，将是它以国家资格所采取的最后一次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涉，便会逐渐成为多余的东西而自行停止。对人的管理将被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指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但是，恩格斯的这个观点是以社会主义大致同时地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中获得胜利为前提的。然而，现在的事实是，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这个国家还受着资本主义的包围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危险。因此，不应当忽视这样的事实而照搬恩格斯的观点，那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实质的。所以，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从客观实际出发，明确而正确地提出，在苏联，不仅应当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而且应当坚持和巩固马列主义政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同时，苏维埃国家，还应当总结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使国家形式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应当说，斯大林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这是斯大林和苏共对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大贡献。如果当时斯大林和苏共不实现这一理论与实践上的突破，不建设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国家政权，苏联的社会主义早就不复存在了。

（二）

历史是个多棱镜。今天回过头来看，斯大林和苏共的这一理论与实践，还有其另一方面，就是对这个问题还有认识不清楚的失误的方面。我们看到，恩格斯认为，国家消亡还有其国内的社会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使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从而使国家的存在已完全没有必要，已成为过时的现象。达到这种条件，至少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形成。然而1936年苏联建成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这样的社会主义，甚至直到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也没有达到这种阶段。但是斯大林和苏共却没有认真地从这个方面来认识新国家存在和活动的条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新课题、新情况，而且在后来的实践中，也没有切实地加以改正，从而导致了惨重的后果。实践表明，这是苏共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深层的重要原因，是需要我们加以深入研究的。

第一，斯大林和苏共忽视了由于经济文化的落后，新国家还不可避免地长期存在着和旧政权相类似的某些弊病的问题。

斯大林正确地阐明，苏维埃政权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家”[1]。但是这个新国家还有另一面。恩格斯早在1891年就指出：这个“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他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还提出，这个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有一个“防止国家的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至今在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的任务。[2]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也提出了同苏维埃政权所存在的旧国家的祸害作斗争的任务。他认为由于俄国经济文化的落后性，广泛存在的小生产的分散性和散漫性，工农群众缺乏管理才能和经验，由于旧政权及其行政管理人员的影响的存在，官僚主义、营私舞弊、特殊化等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会长期存在。他强调，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为了同这些弊病作斗争，必须发扬民主，严格制度，加强监督，纯洁党的队伍等等。

然而，斯大林并未认识到由于经济文化的落后使上述弊病的存在和滋生比恩格斯所预想的还要严重和长久，从而没有遵循列宁的思路，把这项至关重要的工作一贯地进行下去。由于对苏联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误断，他把外国谍报机关派遣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以及党政机关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当作主要的威胁，因此，一味地加强暴力镇压、惩罚和侦察机关，不断地肃清“人民公敌”，清洗干部队伍，滥杀无辜，践踏法制，破坏民主。他也批评和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和腐化等现象，但是并没有认真地从制度、体制、机制、思想教育、作风建设等方面去系统地解决这些问题。相反，他搞的那些清洗镇压、破坏民主、践踏法制的作法更妨碍了对这些弊病的认识和克服。所以，这些现象在苏联党政机关中不仅长期存在，在战后的环境中更加滋生和蔓延。1952年10月召开的苏共报告曾揭露说：有些党组织的领导人，把党组织变成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有些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农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不但不保护集体农庄和公有经济的利益，反而自己盗窃集体农庄财产；有些工业企业的领导人，忘记委托他们管理和领导的企业是国营企业，竟然企图把这些企业变为他们的世袭领地。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领导干部的特权腐败现象已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结党营私、裙带关系之类已是司空见惯，非常普遍，大案要案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党政机关的官僚化也达到顶点。据统计，苏联全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部从1965年的29个增加到80年代前期的160个，这个时期苏联管理国民经济的各种命令、指示和其他大小法规竟达20万种之多。部长会议所属的部、委员会和直属机构正副部级干部有800人之多。一个黑色冶金部就有正副部长19人，一件普通公文的传阅也要几星期乃至数月。所有这些不正是列宁所说的“把我们毁掉”的那些东西吗？

第二，斯大林和苏共忽视了由于经济文化不发达所造成的新国家的不成熟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难题。

斯大林和苏共，过高地估计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水平，又用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一直未认识到社会主义新国家自身的不成熟性以及由此而发生的问题。其实，列宁早在1917年《国家与革命》这部名著中已预见到：“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3]应当科学地理解列宁的这个观点。他绝不是要把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等同于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否定其革命的进步的性质。但是，列宁的观点告诉人们，经济决定政治，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成熟性决定着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不成熟性，从而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对策。1936年的苏联，并没有达到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一种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比较低下，只能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还不能完全消灭广泛存在的社会阶级差别。人们之间不仅存在着贫富程度上的巨大差别，还广泛存在着显著的工农之间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些反映到政治制度上就正如列宁所说的“有趣现象”。一个以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为己任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却要制定和实行一套法规政策来维护这些社会阶级差别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各自的权益。自然这不是新国家的目标，它还必须在生产力巨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步地有秩序地使社会阶级差别归于消灭，走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显然，这是一个极为尖锐而复杂的任务，新国家如果不能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坚持正确的政策，就难免发生失误。超越或者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实际发展就会损害社会主义的本质，乃至站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对面。我们看到，斯大林和苏共未认识到这个复杂的问题，更没有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出一套解决这个任务的有效思路。到了斯大林的后继者那里，天平急速地向党政领导干部倾斜，分配制度的政策变得有利于党政领导的待遇的提高。据统计，在勃烈日涅夫时期，党政领导干部除了享有各种特权之外，其薪金收入已是一般职工的30倍～44倍之多。这就拉大了党政干部与一般群众之间的收入差距，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丧失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1989年～1990年的调查材料表明：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苏共代表工人的只有4%，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只有11%，苏共代表党政官僚和机关人员的达85%。与此同时，苏共还以建设发达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搞“全民国家”，消灭三大差别的名义，不合理地降低脑力劳动者的工资待遇。1940年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差别为1:2.1,1960年为1:1.5,1980年又降到1:1.1。这是违背科技革命和时代潮流，违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严重错误，是凭借政治权力推行的一种倒行逆施，是造成苏联社会生产发展停滞、社会体制僵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些表明，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已走上了背离社会主义本质的蜕变的道路。

第三，斯大林和苏共忽视了在苏联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由于分工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成员存在着蜕变为新的统治阶级的客观可能性。

恩格斯阐明：“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数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是阶级划分的基础。”[4]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个基本观点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观察社会现象的指针。

人们看到，苏联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是这种社会变革不可能立即改变苏联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达到完全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并使其不能再生的条件。就是说，社会主义的苏联，还没有超出“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数剩余”的阶段，“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阶段。因此，在苏联社会里，社会分工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苏联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事实上是在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的“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特殊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在苏联社会体制下，这个社会群体比之旧社会的官僚阶层还拥有更大的权力，不仅掌握着国家的政治权力，还掌握着支配和管理全部社会经济的权力。这样，苏联党和人民政府就遇到了一个全新的难题：在阶级差别和社会分工还必然会长期存在的社会条件下，如何使这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执掌国家政经大权的社会群体不由社会公仆变成为社会主人，不蜕变为新的剥削统治阶级。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曾提出过这个问题。他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巴黎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5]自然，后来的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比恩格斯所说的要复杂得多，恩格斯所说的两条办法也是远远不够的。但他要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并从实践经验中找到解决办法的思路，其意义是深远的。问题在于斯大林和苏共对这个问题始终缺乏应有的明确的认识，更没有在实际上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所以，在苏联，这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社会群体的第一代、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由于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能够奉行社会主义原则，代表人民利益，基本上保持了社会公仆的本色。而到了第四代、第五代，事情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后继者原本就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和科学社会主义者，他们进入党政机关，挂上党和苏维埃干部的牌子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是为了在苏联这个经济落后、存在社会分工和社会差别的社会中获得优越的社会地位和优厚的生活待遇。而苏联实行的那套僵死的政治体制和干部制度，高度集中、缺乏民主与监督的权力结构和干部任职在事实上的终身制以及“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口号，更为他们运用手中的权力，实现升官发财，取得特殊利益提供了方便条件和合法的外衣。随着这些人成为苏联社会中那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掌握国家管理大权的社会群体的主体，占据了领导地位，苏联党政机关及其主要工作人员已由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形成为一个高踞群众之上、利用手中权力追求自己特殊利益的“特权阶层”。对于这个“特权阶层”的形成和存在，目前学界已取得共识，当然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笔者认为，恩格斯关于分工的规律是阶级划分的基础的观点，是一把锐利的解剖刀。掌握运用它，能够帮助我们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揭示出苏联失败的真正阶级原因。

这个特权阶层，照俄罗斯学者博哈诺夫在1996年出版的《20世纪俄国史》的估计，大约有50万～70万人，加上其家属共约3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5%。这是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它是由于苏联社会生产力不发达而不可避免发生的争取必需品斗争从而使许多陈腐东西死灰复燃在特定条件下的产物，是在苏联经济、政治、文化不发达土壤里由于认识、体制与政策上的失误而生长起来的一个“寄生赘瘤”。它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干部，实质上是压迫人民的新的统治阶级。其共同的利益在于千方百计地维护和强化给他们带来优越地位和既得利益、阻碍生产力发展、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僵化过时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因此，在苏联垮台前，他们是苏联社会中最强大最顽固最疯狂的反对改革的势力。而当改革已成不可阻挡之势时，他们就运用手中的权力，把改革引上通向资本主义的轨道，并制定有利于自己，将公有资产名正言顺地据为己有的法规政策，成为百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同时又组建代表和维护自己既得利益和阶级地位的政治集团和政党，采取多种方式操纵政治权力，成为赤裸裸的新的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这就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内在的阶级原因和深层次的根源。这样，人们就不难理解，苏联垮台后，在俄罗斯为什么四分之三的新政府官员和三分之二的富翁是原来苏联各级党政机关的“干部”、“同志”了。这是非常需要总结和汲取的历史教训。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

斯大林和苏共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问题上发生的失误，其思想理论的根源就在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就在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偏离。

他们主观地过高地估计了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忽视了国家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因而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主观愿望之上，后来又搞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而对于经济文化不发达以及由此产生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则缺乏充分的认识，更没有切实地加以解决，结果积重难返，毁于一旦。他们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社会，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着矛盾和弊病，从而只是防范来自外部敌对势力的颠覆威胁，而忽视社会主义社会自身的不成熟与存在的旧残余可能发生的腐化变质，结果发生了党政领导集团的变质，导致失败。他们片面地夸大社会革命的作用，政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而忽视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客观作用。唯物主义历史观阐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对于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来说也是不能例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明：实现共产主义，彻底消除阶级差别绝对必要的实际前提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6]在苏联，社会革命的成功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确实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但是这本身决不等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然而他们却把二者混同起来，认为彻底消灭阶级及阶级差别的实际经济前提已经具备，一劳永逸地建立了没有弊病的牢不可破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从而忽视分工规律是阶级划分的基础这一客观规律的作用，不去认真解决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个至关重大的问题，结果导致苏联党政领导集团蜕变为“特权阶层”、新的剥削阶级，使苏共彻底瓦解，苏维埃政权完全失败。

以上论述表明，斯大林和苏共的错误及其后果是惨重的，甚至是可怕的。然而最可怕的是不敢正视这种错误并不善于从这种错误中吸取教训。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说到科学社会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和应用时曾深刻指出：“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暂，长一智’”[7]。对于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不发达国家来说更是这样。这是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留下具体的意见。教条式地照搬他们根据发达国家情况所提出的论断只会坏事。必须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从自己的实践中探索创新，包括从错误中学习。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说过：“任何地方的共产党必须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另一件全然不同的事物即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区分开来”，“必须严格地将观察、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共产主义方法，同我们实际采用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加以区别。”[8]这个共产主义方法就是实事求是，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和苏共的错误就是照搬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具体结论却丢弃了他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终于酿成大祸。苏共失败后，西方思想界曾风行一种观点，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失败。其实，这只是一种皮毛之见，反映了他们的偏见，也反映了他们的愿望。事实是雄辩的，深入分析苏共在社会主义及其国家制度问题上发生的失误，不难看出，它恰恰是背离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恶果。反过来说，它又有力地证明，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的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是不可抗拒的。马克思主义者犯的错误，违背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不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样逃脱不了历史的无情惩罚。

【参考文献】

[1]斯大林论文集：上册[M]．25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12-13．

[3]列宁选集：第3卷[M]．200．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756,12-1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756,12-13．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39．

札记范文篇8

【关键词】法律起源/恩格斯/唯物史观

【正文】

法律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这是法理学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科学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分析和阐述也有一个逐渐深化和发展的过程。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恩格斯针对蒲鲁东主义者散布解决工人阶级住宅问题的资产阶级慈善家的改良方案，撰写了一组重要文章，先后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而后以《论住宅问题》为题出版了单行本。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深刻地剖析蒲鲁东主义者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案的理论基础——“永恒公平”论，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住宅问题的解决总是有利于资产者，资产阶级法律不可能解决住宅问题，并从正面科学地揭示了法、法学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内在联系，对法律起源问题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阐述，然而由于受科学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历史局限，恩格斯关于法律起源的论述中仍然包涵着若干没有获得解决的重大存疑。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人类学研究的迅速进展尤其是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关于史前史研究的权威成果，才为解答恩格斯的存疑提供了客观条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在吸取摩尔根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一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问题的杰出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定型之作。

《论住宅问题》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阐述与存疑

《论住宅问题》是恩格斯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尤其是蒲鲁东主义者）论战的产物。法律的起源是这场论战过程中涉及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恩格斯看来，与国家起源相一致，法律起源问题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历史观根本对立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他指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的历史时期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实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但是，这个研究的基本点却很容易被忽略，“人们往往忘记他们的法权起源于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9页。）例如，拉萨尔在他的那本法学专著《既得权利体系》中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要证明法权不是起源于经济关系，而是起源于‘仅以法哲学为发展和反映的意志概念自身’。”（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8页。）至于蒲鲁东主义者A·米尔伯格，更毫无掩饰地宣布法权为“永恒公平”或“永恒正义”的产物。诸如此类的观点，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予以严厉驳斥的“法学家幻想”的典型表现。这些历史唯心主义者不可能对法律起源作出科学的解释。

相反，恩格斯则是以唯物史观研究法律起源问题。他在《论住宅问题》中作出了如下著名论述：“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8-539页。）

来的以及自然地、逐渐地养成的，是人们共知、共信、共行的结果。在往后的历史进程中，在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之后，习惯又发展为习惯法即最早的法律。其四，与法律产生的同时，必然产生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公共权力即国家。在更晚的时期，由于国家立法机关的出现，文字的发达，法律又发展为或多或少的成文习惯法，再进一步便是制定法。通过以上概括不难看出，在这段简短而深刻的论述中，恩格斯以一位伟大思想家的深透洞察力，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史上，第一次表达了关于法律产生的一般规律的学说。

但是，无庸讳言，这段概括性的论述也留下一些重要问题有待阐发。最明显的是：表现为共同规则的习惯产生于“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究竟指哪个阶段？“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后来”又是什么时候？法律与国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二者的内在必然联系是什么？等等。

众所周知，直到19世纪上半叶，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们仍否认原始社会的历史，认为凡缺少具体实证材料的地方就没有历史，只有“史前时期”。“这个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岂只如此，甚至作为整体的历史科学还处于摩西五经的阴影下，被一层神秘的宗教色彩所笼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页。）。稍后，一批学者们相继在这一领域开展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从而大大开阔了人们对原始社会某些领域认识的视野。尽管如此，十分有限的成果还不足以使人们对原始社会总体的认识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因此，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原始社会经济活动的分析，主要还是借助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阐述的那些经济学原理。由此可见，尽管恩格斯对涉及法律起源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他当时对原始社会历史的认识还是模糊不清的，进而也就决定了此时恩格斯有关国家与法律起源的思想尚处于变动不居的过渡的状态。前面说到的若干存疑，也来源于此。

1877年美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以历经40年之久对印第安易洛魁氏族制度的亲身考察而取得的第一手资料为根据，撰写出版了《古代社会》一书。《古代社会》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细胞，并且在保持时间最长的母系氏族制度下是没有任何人奴役人的现象存在的，氏族社会才真正是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这样的研究成果，不仅为打开希腊、罗马上古史的哑谜提供了一把钥匙，而且还由此开辟了研究原始社会的新时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面对这个使人耳目一新的科学成就，马克思便暂时中断了几乎倾注自己全部心血的《资本论》的写作，对《古代社会》进行深入地批判、思考和借鉴，写下了厚厚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在该《摘要》的基础上，同时以自己对原始社会和古代史研究的大量成果为根据，认真审视并弥补了《古代社会》的某些缺陷，撰写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考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过程中，对与之紧密相连的法律的起源问题，集中表述了一系列深刻的新见解，并对以前的存疑做了明确的解答。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科学完整地阐述了法律起源问题

恩格斯以摩尔根关于史前史研究的权威成果为主要依据，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对法律起源问题作了符合实际的科学系统的阐述。国家和法不是从来就有的，依据史前史的研究所提供的具体的实际材料，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曾经有过不知国家和法为何物的社会。法是伴随着阶级的出现而产生，它是氏族习俗的延续和变革，是私有制和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和法也不是永恒存在的。在“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即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阶级的完全消灭，国家和法也就失去存在的条件，将自行消亡。《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还解答了《论住宅问题》中关于法律起源的那段论述所包涵的几点主要的存疑：

1.“某个很早的阶段”和“后来”所指的时间。

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可以看出，“某个很早的阶段”显然指的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阶段。按照摩尔根的分期法，这应属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若按现代史学界的一般分期法，这一阶段应是新石器时代的后期。如同恩格斯所说：“在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人们只是直接为了自身的消费而生产；间或发生的交换行为也是个别的，只限于偶然留下的剩余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1页。）因此，这时还不可能有重复的、经常的交换行为，只有当畜牧部落出现，并从野蛮人中分离出来之后，形成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具备“经济交换的条件”，方才有经常的交换行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6页。）。

“后来便成了法律”，这里的“后来”，需要从这段论述所讲的法律产生的政治特征，即“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的出现来判断。关于公共权力或国家出现的历史时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说得十分清楚，那就是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出现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形成一个不从事生产而专营产品交换的商人阶级，从而使人类“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

2.经济关系究竟如何决定习惯质变为法律。

与10余年前写作《论住宅问题》时的情景不同，当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再次谈及古雅典和古罗马法律产生原因时，直截了当地指出：“古雅典和古罗马这两种立法，都是纯粹由于经济强制，作为习惯法而自发地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3页。）这里的“经济强制”的提法，应予以充分的重视。它指的是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末期，雅典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由债权债务关系引发的富有的债权人对贫穷的债务人，强制实行以当事人的人身和他的妻及子女作为债务抵押和偿还的一种奴役制。可见，“经济强制”实质上就是不同利益的阶级之间的对抗。对此，恩格斯引述马克思在《摘要》中的一些论断作了分析。他说，正是由于“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成富人和穷人”，正是“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的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才使氏族制度的机关“逐渐脱离了自己在人民、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1页。）与这一变革相适应，反映氏族成员平等关系及“权利与义务没有任何差别”的习惯，也就必然要质变为反映债权债务关系的习惯法。

3.“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

札记范文篇9

【正文】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是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重要内容。我们知道马克思研究有三个阶段即哲学研究时期、经济学研究时期和人类学研究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他的重点是发现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确立他的基本哲学思想，对人类学的研究基本没有涉及，而在社会形态的演进上其重点是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区别；在第二个时期，他在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矛盾及发展趋势都深藏于经济的事实的基础上，重点从事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为了考察劳动者和他的劳动资料的分离过程，考察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历史起源，就必须追根溯源地探讨所有制的演进过程，这就必然地涉及到对人类学的专门的研究。《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就是这一研究的产物。这一著作是马克思这一时期的主要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是理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观点的关键，也是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研究转向的基础。本文在重点研究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基础上，对这种转向的原因也略作分析。

一、马克思人类学研究的从属性

马克思这时的人类学研究是从属于他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研究的，所以他的重点还不是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形态，而是所有制形式，首先考察的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资料的分离过程。马克思一开始就指出：“如果说雇佣劳动的前提和资本的历史条件之一，是自由劳动以及这种自由劳动同货币相交换，……；那么，另一个前提就是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即同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可见，首要的是，劳动者同他的天然的实验场即土地相脱离，从而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及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0～471页。）在这里马克思要考察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成的历史条件，而它的第一个前提是“自由劳动同货币相交换”，即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是马克思要考察的一个方面，因为劳动力的商品化是剩余价值形成的基础；而另一个历史前提则是自由劳动和实现它的客观条件的分离，它即是劳动力商品化历史形成的另一个方面，而它的实质在马克思看来是所有制形式的演进过程，这种演进过程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形成。因此，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是从属于他的《资本论》的研究的。

为这一研究目的所决定，马克思重点考察的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而这一分离的起点是：“小规模的自由土地所有制和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的解体”。在这里研究的目的成为决定研究分离的起点的内在规定；因为，小规模的自由土地所有制和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是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所有制，从历史阶段上看，前者事实上是后者的产物之一，但对于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分离来说，两者都是这种分离的起点。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分离的过程，从一方面看，也就是形成劳动力商品化的历史前提的历史进程。这一分离过程与它的起点相一致，也有两种形式：一是从“公有财产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中发生分离，二是从“独立的财产所有者”中发生的分离；无产阶级则是这一分离过程的最终历史结果。从另一方面看，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分离过程的研究实质上也是对所有制发展的研究。一种是亚细亚的形式，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这种统一被称为“原始统一”；一种是“独立的财产所有者”所体现的统一，它本身也是原始统一解体的产物。这两种统一之所以放在一起考察，是因为它们都是劳动者和他劳动的客观条件分离的起点，由于在这两种所有制形态中，劳动者是与劳动资料自然统一在一起，因此，劳动者“有一种独立于劳动之外的物质生存基础”，这样劳动者不仅是作为劳动者，而首先是作为所有者或社会成员（共同占有者）的资格彼此发生关系。小规模的自由土地所有制和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都具有劳动者是与劳动资料自然统一在一起这一特点。后来马克思在他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中说：“劳动者和劳动条件之间的原有统一（我们不谈奴隶关系，因为当时劳动者自身属于客观的劳动条件）有两种主要形式：亚洲公社（原始共产主义）和这种或那种类型的小家庭农业（与此相结合的是家庭工业）。这两种形式都是幼稚的形式，都同样不适合于把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不适合于提高社会生产力。因此，劳动和所有权（后者应理解为对于生产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破裂和对立就成为必要的了。这种破裂的极端的形式（……）就是资本的形式。原有的统一的恢复，只有在资本创造的物质基础上，并且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在这个创造过程中经历的革命，才有可能实现。”（注：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的原有统一的解体到这种统一的恢复，被理解为人类社会的历史运动过程，其最终结果是共产主义的实现。

马克思认为，在所有者即是劳动者的这两种形式中，“根据这个前提是从共同体出发，还是从组成公社的各个家庭出发，个人或是把其他个人看作财产共有者即公有财产的体现者，或是把其他个人看作同自己并存的独立的财产所有者即独立的私有者，而在这些独立的私有者之外，原来囊括一切和包罗所有人的公共财产本身，则作为特殊的公有地与这些数量众多的土地私有者一起存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1页。）。从后面马克思的分析看，财产共有者的情况包括两种形式，是指的亚细亚的和古代的（即古希腊罗马的）形式，第二种指的是日耳曼的形式。这三种形式马克思是把它们作为在空间上或先或后曾经并存，但在时间上顺序相进的三种土地所有制的形式来分析的。所谓它们在空间上或先或后曾经并存，是因为这时马克思主要是依据人类学的资料进行所有制历史的研究，例如亚细亚的形式就是依据印度等东方民族的人类学资料，但同时又结合了古文献的，例如古代的形式就主要是依据古文献的资料。但马克思认为这种情况并不影响它们的排列顺序，这是因为在不同所有制的情况下，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分离程度呈现出历史性的差别。在亚细亚的形式下占有的主体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占有的对象即“劳动的主要客观条件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自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3页。）。“个人的财产”“本身直接就是公社财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5页。）亚细亚的形式具有原始的性质。古代的所有制形式“是原始部落更为动荡的历史生活、各种遭遇以及变化的产物，它也要以共同体作为第一个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4页。），“公社（在这里它已经是历史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6页。）。占有的对象则是“耕地”，“耕地表现为城市的领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5页。）它“存在着国家土地财产和私人土地财产相对立的形式，结果是后者以前者为媒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1页。）。在日尔曼的形式下，占有的主体“只是作为独立单位的家庭”，“每一个单独的家庭就是一个经济整体，它本身单独地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中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1页。）。“公社便表现为一种联合而不是联合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0页。），占有的对象?是“个人财产”。它们的相互关系是，最古老的是亚细亚的或东方的形式，其次是古代的即古希腊罗马的形式，第三种是日尔曼的或封建的形式。这里有必要指出，在马克思看来奴隶制关系和农奴制依附关系在这种所有制的演化中，只处于从属的地位，只是作为考察“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8页。）的一种情况进行的。

二、马克思将各种所有制作历史排列的原因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哲学研究阶段，对所有制演进的研究主要是根据古文献资料进行的，而在这时，则主要是根据对落后民族的文化人类学资料进行的（同时也结合了古文献资料），因此这三种所有制形式作为现存形态来讲或前或后曾经实际上在空间上并存，但马克思把它们看着在时间上顺序相进的三种土地所有制的形式的根据是什么呢？前面已经指出了马克思研究的目的是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分离过程，但作这样排列的原因则是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相互联系的方式，而不同的方式的形成又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劳动者以怎样的面目与劳动资料发生关系，即是以整体的形式，或者是以个体的形式，占有劳动资料；同时劳动者整体的联系形式如何，都是考察所有制形态的内容。劳动者整体的内部联系越紧密，其所有制形态就越古老。这样马克思的研究事实上就从经济学的研究进到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从对所有制的研究进到社会形态的研究，因为对劳动者本身以何种方式相互联系实质上也就是研究当时的社会关系。这样所有制形态研究就与社会形态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因此这同时又是对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形态的研究。对资本主义前社会形态的研究，成为马克思考察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马克思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思想的研究，《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节也是主要的依据文献。从这一点看，《资本主义以前生产的各种形式》的内容又超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前的所有制形式的考察，在方法论上看是从一般到个别。也就是说，亚细亚的形式虽然被看着典型的形态，但他是在“例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3页。）的举例说明的情况下分析的。在一般的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人类的第一种社会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在马克思的用语中有“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自然长成的社会”、“自然形成的部落社会”或“天然社会”等，它描述的都是刚刚从自然界分化出来时的社会状态。在这种社会中，社会共同体是所有制的前提和基础，是所有制的“首要前提”。马克思说：“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共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2页。）这是与马克思在这之前研究的历史形成的社会相区别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其中确立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所有制形态是区分社会形态的基础和前提。而这种观点的确立，又是马克思研究人类历史，也就是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结果，这是因为这时马克思基本上没有涉及到人类的史前史。这时马克思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形成的社会。（注：关于自然形成的社会和历史形成的社会的区别，请参看我的《原始社会和社会发展的原动因》，载《哲学研究》，1989(6)；《再谈原始社会和社会发展的原动因》，载《哲学研究》，1991(3)；《马克思论自然形成的社会》，载《江海学刊》，1991(1)。）关于自然形成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提出，他们指出：“私法和私有制是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形式的解体过程中同时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0页。）并认为，这时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有同样的动物性质”，自然界是作为“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的意识是“纯粹动物式的意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5页。）但那时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依据历史学的资料进行分析的，在这里则主要是依据文化人类学的资料进行分析的。那么什么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呢？首先从社会关系来看，“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2页。）。“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体（血缘、语言、习惯等等的共同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2页。），家庭是这种共同体的基础，而共同体又是由血缘、语言?、习惯等等的共同性联系起来的，这里已经提出了自然形成的社会和历史形成的社会的区别。后来恩格斯对这种社会的血缘亲属关系的性质作了说明：“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形成的原始形式。”（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389页，注50a。）其次，这种共同体又是人们占有的前提：“……，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体，（……），或者也可以说群体，是人类占有他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和占有再生产这种生活自身并使之物化的活动（……）的客观条件的第一个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2页。）。这种占有的特点是，“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2页。）。“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2页。）。在这里个体从属共同体，或者说“要以他本身是共同体的天然成员为媒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9页。），并通过共同体实现占有。这也是与历史形成的社会相区别的。再次，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的基本生产方式是“游牧”，也就是一种生产性的劳动。“因为我们可以设想，游牧，总而言之流动，是生存方式的最初的形式，部落不是定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在哪里找到草场就在哪里放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2页。）。他认为游牧前的生产形式，“是非常短暂的，在任何地方也不能被认为是事物的正常状态，甚至也不能认为是正常的原始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92页。）。这一观点后来马克思在其晚年的人类学研究中依据新的人类学材料改变了，认为采集猎狩经济才是人类生存方式的最初形式。最后，自然形成的社会的财产具有特殊性。所有制的对象是一定的财产，主要指的是一定的生产资料，而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这种财产又有它的特殊性。在一般的社会中，所有制的对象总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在人类面前是作为即成的人类劳动的结晶出现，而这种即成的人类劳动的结晶又构成生产力的实在的内容，所以马克思指出，生产力表现的是人类在历史中的联系，也就是不同时代的人类在劳动的历史形态上的联系。自然形成的社会则不同，所有制的对象具有特殊性。马克思说：“财产（即单个的人把劳动和再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属于他的条件，看作客观的条?件，看作他在无机自然界发现的他的主体的躯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3页。）“这些前提本身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表现为劳动的自然的或神授的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2页。）

这是马克思对史前社会的一般看法，而亚细亚的所有制形态，即存在综合单位的高级所有者，则是上述形态的一种“情形”，马克思认为“跟这种形式完全不矛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3页。）。也就是说，自然形成的社会和亚细亚的所有制形态是作为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来对待的，前者是在后者抽象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亚细亚的情况下，公社有着作为其整体代表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君主，其部落的团结一致则由部落的家长或者由各个家长结为联盟。所以，亚细亚的社会形态是第一种社会形态的例证。

在对三种所有制形式的比较研究中，马克思认为，亚细亚所有制又是更古老的所有制形式：“这种共同体的成员彼此间虽然可能有形式上的差异，但作为共同体的成员，他们都是所有者。所以，这种所有制的原始形式本身就是直接的公有制（东方形式，这种形式在斯拉夫人那里有所变形；直到发展成对立物，但在古代的和日尔曼的所有制中仍然是隐蔽的——尽管是对立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98页。）并认为在这种所有制同现代社会之间存在着“整整一系列的经济制度”，而“这些社会形态的基础”是“一种公社所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412页。）第一次把亚细亚共同体看作“原始共产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412页；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465～466页。）。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22页，注1。）当然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里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不是指的奴隶所有制和农奴所有制，不像某些教科书所解释的那样，而是指的古代的和日尔曼的所有制形式即劳动者本身以何种形式占有劳动的客观条件，虽然按照马克思在这里的观点，奴隶制和农奴制是原始的公有制的“必然的和当然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96页。）。

第二种所有制形式则已经是“原始部落更为动荡的历史生活、各种遭遇以及变化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4页。）了。它以城市为中心，“耕地为城市的领土”。公社首先是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以保护自身的生存和财产，“这是公社以所有者的资格而存在的一个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5页。）。在第一种形式下，个人只是占有者，但在第二种形式下，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则分开了。“这种社会的基础在于它的成员由从事劳动的土地所有者即小块土地所有者所构成的。”这是一方面，而它们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小私有者，又是由于他们作为这个社会的成员，社会和国家是他们对外的联盟和代表。军事组织、国家、社会是个人成为那种个人的前提。在这种社会中“纯粹自然形成的部落性质由于历史的运动、迁徙”所破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5页。）公社“在这里它已经是历史的产物，因而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人们的意识里都是一个产生出来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6页。）。在马克思看来，以第一种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和以第二种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区别在于，前一种社会直接与自然界相联系，在第二种社会中社会已经具有历史的性质，是“历史的产物”。在这里具有了历史运动生成的性质。

第三种所有制形式是日尔曼形式。“中世纪（日尔曼时代）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0页。）从亚细亚的以土地（乡村）为基础到古代或古希腊罗马的以城市为基础，再到日尔曼的以乡村为基础，人们的生存基础发生了一个循环。“虽然他们的自在的统一体体现在他们的家世渊源、语言、共同的过去和历史等等当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0页。）但由于各个家庭为遥远的路程所隔离，“因此，公社便表现为一种联合而不是联合体，表现为以土地所有者为独立主体的一种统一，而不是表现为统一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0页。）。在这里公有制事实上已经解体，这是因为共同体作为占有的主体的情况已经不存在，社会已经分解为以家庭为单位。这是在社会关系上发生的变化。同时，“在日尔曼人那里，也有一种不同于个人财产的公有土地，公社土地和人民土地。这种公有地，是猎场、牧场、采樵地等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0页。）“公有地只是个人财产的补充，并且只有在把它当作一个的共同物来保卫，……，它才表现出是财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1页。）在这里与前两种所有制形式不同，“不是个人财产表现为以公社为媒介，恰好相反，是公社的存在和公社财产的存在表现为要以他物为媒介，也就是说，表现为独立主体互相之间的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1页。）。

三、马克思分析的双层线索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围绕所有制的演变有两条主要的线索：一条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相互消长的关系，一条是所有制和公社（社会）在演进中的相互关系。前一线索直接从属于他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后一线索的研究事实上超出了这一研究范围。

1.公有制和私有制相互消长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相互消长的关系是他考察的一个重点。他认为在第一种所有制形态下，在亚细亚的所有制的形态中，只有公有制，只有私人占有；在古代的所有制的情况下，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相并立，私有财产以公有财产为媒介而存在；在日尔曼的形式下，私有财产是基础，公有财产是私有财产的补充。这里出现的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而商品交换的发展“一方面导致劳动对其生存条件的所有权关系的解体，另一方面又导致把劳动本身列入客观生产条件［的关系的解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513页。）。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了。

2.所有制和公社（或社会）的相互关系。与这种公有制和私有制相互消长的关系相适应，是占有主体即公社（社会）的演化过程。所有制和公社（社会）的相互关系是他考察的又一条线索。马克思这里的考察既是共同体解体的历史过程，同时又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自主的个人”出现的历史前提：“人的孤立化，只是历史过程的结果。最初人表现为种属群、部落体、群居动物——虽然决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政治动物。交换本身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化的一种主要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9页。）这里，也指出了“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8页。）的研究方法是错误的。

通过这两层线索，马克思勾画了一条劳动者与他的生产条件的分离过程即土地的私有制从公有制中分离出来的过程。同时这又是所有者主体的演化的过程，劳动者集体以整体的何种形式，或者以独立的个体（以家庭为单位）出现，也就是社会（公社）在所有制中具有何种地位，对所有制的历史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而这同时又是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

四、马克思中期的人类学研究转向晚年的人类学研究的原因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所有制的研究，是他哲学研究时期和人类学研究时期的中间阶段，是他晚年转向人类学研究的基础。我们知道马克思晚年走向人类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建立能够分析东方社会和史前社会的理论，而这种理论研究已经超出了他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虽然在总体上是从属于他的经济学研究的，但在这时他的研究范围由于理论本身的逻辑，已经进到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的方向。马克思开始认识到“猴体”毕竟与“人体”有着重大的区别。

正是在这个阶段的研究，使他注意到了非经济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公社（社会）在所有制形态演变中的作用，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发展规律方面的特殊性。这一点也是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称之为对“我的实际方法描述得这样恰当”的评论文章的意义的关键。这篇文章指出：“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23页。）马克思也指出这就是自己的辩证方法。

札记范文篇10

无须讳言，我国的史前社会研究，特别是有关国家起源或者说文明起源的研究，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基本上遵循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提出的理论模式，从而构建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历史。但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困惑，即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古史实际相结合。显然，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本以欧洲古史为例，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诚如第一版序言所说的那样，“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遗言。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个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①因此，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应该从中国古史实际出发，走出固有的理论模式。（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首先，我们觉得，有必要正确认识奴隶社会两种形态，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条件；

也许人们还记得，1859年1月，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第一次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并与古代的并列，“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②。对于这段话的理解，是否可以用两分法，把“亚细亚的”和“古代的”视为古代文明世界奴隶社会的两种形态，虽然还在继续讨论之中。不过，我们从后来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第八章，论述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时，则着重地指出“由于这种野蛮状态，他们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既没有达到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隶制”，③起码有两点应该是明确的：第一点，古代文明世界的奴隶制有两种形态，其一为“古代的劳动奴隶制”；其二为“东方的家庭奴隶制”，第二点，无论是“古代的劳动奴隶制”，还是“东方的家庭奴隶制”，从文意上看，都应是经过奴隶制初期发展阶段，尔后，才“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在稍后几年出版的《美国工人运动》（原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后以单行本发行）一文中，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他说：“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即与其说是群众被剥夺了土地，不如说他们的人身被占有。”④至此，就更加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已经不仅仅是地域概念问题了，实际上它还包含着两种不同形态的意思在里边，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所说的“在奴隶经济（不是家长制的奴隶经济，而是后来希腊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经济）作为致富手段存在的一切形式中……”⑤观点是一致的，即强调奴隶社会有两种形态，分为以“家长制的奴隶经济”为基础的“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和以“希腊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的劳动奴隶制”。

其实，以“家长制的奴隶经济”为基础的“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和以“希腊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作为两种发达的奴隶社会不同的表现形态，主要还是受到了所处的地理环境作用和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总是离不开一定的自然条件的。普列汉诺夫就曾说过：“由于生产斗争的自然条件不同，因此人类共同生活的形式也渐渐地具有不同的性质。到处相同的民族生活方式让给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雅典社会的制度不同于中国的制度；西方的经济发展过程根本不同于东方的经济发展过程”⑥，并且，还认为“古代社会代替了氏族社会组织；同样，东方社会制度产生以前的社会组织也是氏族社会组织。这两种经济制度的类型，每一种都是生产力在氏族组织内部增长的结果，生产力的这种增长最后必然要使氏族组织解体。如果这两种类型彼此有着很大的区别，那么它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在这种情形下，地理环境给了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以一种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在另一种情形下，地理环境给了另一种根本不同于第一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⑦。

其次，既然“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是两种形态或曰两种类型，那么，它们的国家产生和发展，也必然有所不同；从“古典古代“来看，恩格斯当年根据所能见到的材料，全面、系统地研究了雅典、罗马和德意志人的国家产生的全过程，最后得出了结论：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在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闭关自守的贵族，贵族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社会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最后，“在战胜了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中间，国家是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⑧

，从而提出了国家在氏族制度废墟上兴起的“三种主要形式”。

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三种主要形式”，确切地说，应该是“古典古代”国家产生的“三种主要形式”，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意义。从普遍意义上讲，它反映了国家产生的一般规律；从特殊意义上讲，它又只是代表了三大实例，也就是说，有“三种主要形式”，当然还应该有不主要形式或曰次要形式，以及其它形式等等。为什么这样说呢？

以往，我们在考察“古典古代”国家产生的过程中，发现国家产生的形式总是与国家发生的政体形式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性，雅典是“民主共和国”、罗马是“共和国”、德意志是“王国”，

⑨不必细说，而且，我们据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如何保全各种君主制度，莫洛修人的王室、斯巴达人的王室，可以借鉴。⑩特别是斯巴达人的早期二王君主制，在希腊城邦中，包括意大利各族各邦在内，也还是比较盛行的。11等到了公元前9世纪前后，远古的克里特文明被毁之后，岛上又出现了许多奴隶制城邦国家，它们的政体形式，大体上与斯巴达政体形式相同。12这种情况，促使我们进一步的认识到，国家产生的形式，实际上决定了国家发生的政体形式，而国家发生的政体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讲，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国家产生的形式，两者之间，可以说是相辅相承，密不可分的。

在世界上古史上，不但“古典古代”的情况，当是如此；就是“亚细亚古代”的情况，也是如此。从尼罗河流域到两河流域，再到印度河上下，以及包括我们古代中国在内，所看到的国家发生的政体形式，是各种各样的，说明国家产生的形式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能一概而论之。

要之，从史前社会发展到文明国家的出现，本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果说军事民主制是它的必经阶段的话，正好处在氏族社会末期和国家产生的前夜，这种过渡的政治制度或曰政治形态包括：

A．出现了与氏族民主制相并列的军事首长的个人权力，但它习惯上是由一定的氏族或家庭选举产生，其权力还没有达到国家统治权力的程度；

B．军事首长的权力还必须服从于人民大会这个氏族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力机关；

C．普遍地存在着与军事首长权力的加强同时，议事会权力的上升，人民大会权力的下降趋势。反映这一时期的重要时代特征是，战争极其频繁。

这三层不同权力的设置与划分，构成了过渡时期的政治形态特点。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各自代表了氏族或部落各集团的利益，这一点越往后，特别是到了国家产生的前夜就更加明显了。我们根据过渡时期的政治形态，国家政体的产生应有多种形式，即：

军事首长权力→未来王权政治→君主政体；

议事会权力→未来贵族政治→贵族政体；

人民大会权力→未来民主政治→民主政体。

从上述的模式中，可以看出由军事民主制的政治形态，派生出三种国家政体类型，而它们和它们之间的交叉又会产生更多更繁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承认这一具体事实，才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国家产生的形式，特别是“亚细亚古代”国家产生的具体途径，从中找出其内在的联系性，找出其规律性的统一。

再次，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国家形成的标志问题，这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也是难点；

我们以为，尽管“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国家产生的形式有所不同，但是，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从客观的角度上讲，却只能有一个，不会有“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两个标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讨论或衡量一个国家形成的问题。

按照恩格斯的意见，国家形成的标志即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总共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13

前者构成了“国家的基层单位”，后者“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我们拿这两点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去讨论或衡量“古典古代”社会，当然没有问题，也无须我们再作讨论。因为本来恩格斯就是从“古典古代”社会的历史实际出发得出的结论。

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两点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去讨论或衡量“亚细亚古代”社会，例如像我们中国古史实际，就显现出有它的局限性。关于这一点，已经引起不少的学者注意。我们认为，作为讨论或衡量一个国家形成的标志，不妨以“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为主，以“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为辅，因为作为国家形成的主要标志，就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恩格斯本人在论述雅典国家的产生时，也是强调这一点的。近人的论著，如德国罗曼·赫尔佐克《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一书，也提出真正可作为识别国家的标准的，乃是长期设立的统治机构，14这个统治机构，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公共权力”，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差别。

同时，我们还认为，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公共权力”或曰统治机构，也就是“国家形式”，它包括了两个方面，即国家管理形式和国家结构形式，国家管理形式，主要的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政体”；国家结构形式是指国家的整体和部分之间，中央机关和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形式。我想如果把这一个标志两个方面作为讨论或衡量国家形成的问题，即可以补充恩格斯有关国家形成的标志，又可以诠释“亚细亚古代”国家形成的问题。

最后，我们认为，国家起源研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考古课题，只要我们把这两个方面更好地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有望取得突破，超过前人。

注释：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下同。

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③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3页。

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87页，人民出版社

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72页，人民出版社

⑥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44页，三联书店，1974年版。

⑦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78页，三联书店，1962年版

⑧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5-166页。

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5页、第126页、第148页。

⑩参见普鲁塔克：《毗卢斯传》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Ⅴ，章十一，商务印书馆，1965年8月第1版，下同。

11参见普鲁塔克：《阿尔泰磋克西》（Artax）24、《世界上古史纲》下册，第85页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

12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Ⅱ，章十。

13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16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