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范文10篇

袁世凯范文篇1

袁世凯认为，清王朝原有军队腐化，不具备国家机器的职能。他说：中国军政废弛，匪伊朝夕，其弊端之尤著者，在于营制不一、操法不齐、器械参差、号令歧异。为将者不习谋略，为兵者半属惰游，平时而心志不相孚，临阵而臂指不相使。聚同乌合，散同瓦解。而当时清军的状况是：

一、原有军队腐化，形同虚设

八旗是清入关前原有的军队，始建于满洲户口编制上，是兵民合一的军事组织，但是入关后迅速腐败，1673年三藩事件发生时，八旗几乎不能打仗。清军入关后，新招募的汉人军队——绿营在平三藩的过程中取代了八旗，处于冲锋陷阵的地位，但不久也没落了。

雍正八年以后，开始招募乡军和防军，绿营形同虚设，到鸦片战争时，已经“兵不见将，将不见兵”，纷扰滋事，全无纪律。八旗、绿营的蜕化，是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武装力量在当权后的优越条件下必然走向衰落的一种现象，他们既不能对外御辱，也无力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于是清政府不得不依赖汉族地主武装——湘军、淮军。

虽然湘军、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以及维护清廷统治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其本身的缺点却给了他们致命的打击。《光绪政要》中关于清朝的军事作如下描述：“军需如故；勇额日缺，上浮开，下折扣，百弊丛生”，“各营员皆以钻谋为能事，不以韬矜为实政，是兵官先不知战，安望教民以战”，“同属一军，而此营与彼营之器不同，前膛后膛，但期备数，德制奥制，并作一家”，“攻守之法，又沿旧习，湘楚各军，尚有以大旗刀矛为战具者”。这是清军的如实写照。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清军既不能御辱于外，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更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改革势在必行。

二、外患促使国内有识之士觉醒，练兵呼声日高

第一次鸦片战争败北，朝野震动，中国传统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受到严重的冲击和挑战。

清廷曾经提出了一些加强国防的设想，要求沿海各省制造精良耐用的战船火炮，加强海防。但是清王朝却并没有采取什么重要措施，也拒绝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军事改革只是空谈而已。

光绪二十一年的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骤起，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一步加深。战争的失败，卖国条约的签订，完全暴露了清政府及李鸿章集团过去所办军备的腐朽性和中国海军陆军的不堪一击，朝野上下得出“湘淮窳敝不可用”的结论。同时，战争的失败也给中华民族以极大的刺激，唤起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正如梁启超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战后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提出了众多的挽救民族危亡、要求变法的政治改革方案，而在众多方案中，改革军事、练兵自强则是共同的，创建一支新式军队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同时中外臣工也条陈时务，主张采用西法，创练新军。

此间，最为活跃的就是袁世凯。

综观袁世凯的军事改革，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1、军队编制由单一制向多兵种协同作战转变。袁世凯从士兵的选募着手，严格挑选，以保证军队质量，并采用新式武器。新军一改湘军、淮军以营为单位的单一作战体系，在营的基础上仿照西方军队，内设军、镇、协、标、营、队、排、棚，层层节制；在兵种上，除步兵外，还有炮队、马队、工程、辎重等，多种兵协同作战，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2、世兵制向义务兵制过渡。清初八旗兵、绿营兵都有兵藉，世代相袭，是世袭兵制。湘军开始，改暂兵制，袁世凯军队也是如此，并充分发挥其效能。暂兵制的长处就是军队能随时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挑选素质优异的人员入伍，可以不断吸收社会有生力量，军队时刻处在生生不息的运动发展状态，这对于保持军队旺盛的士气、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大有益处。袁世凯还在原来常备兵的基础上增设了续备兵、后备兵制，这就保证了兵源，避免了乌合之众，这也是后来义务兵役制的开端。同时，在军官的选拔方面，摒弃了军官出自行伍的旧制，废除武举而采用了新式的武备学堂培养将官，且在军官中实行优胜劣汰，保证了军官队伍的年轻化。

袁世凯范文篇2

此前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屡战屡败，武昌起义猝然发动，猝然成功，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但蓬勃之下掩盖着混乱。摆在国人面前的景象是：“盗贼纵横，土匪充斥，失业之民，全国皆是，焚烧劫掠，盗窃淫戮，商民之家被害者日必数起。”[5]，“言外患则日逼南满，俄涎蒙古也，言内忧则会党充塞，匪盗如毛也，再观内部意见丛生，内讧可惧。四崩五裂，论之堪忧，呜呼！天祸吾国乎？”[6]社会动荡，列强环伺，革命尚末成功，清军尚在眼前。面对此景，软弱的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个铁腕人物来完成革命的任务——推翻满清，同时又要这个铁腕人物来帮助他们稳定秩序，迅速统一内政，以防外人干涉。

有谁能够担当这样的重任呢？环顾四海，人们觉得袁世凯是最合适的人选。首先立宪派看好袁世凯。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半年，上海、广东、汉口、天津四商会推张謇晋京，洽谈组织赴美游历报聘团事，同时向清廷进“最后忠告”。张謇绕道彰德拜访袁世凯，一夕深谈，达成默契。张对袁的政治默契，反映了资产阶级立宪派对袁深笃的政治感情和隐约的期待。武昌起义后四天，以立宪派为主体的江浙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就开始制定拥护袁世凯以及收拾大局的计划，即有名的“惜阴堂计划”。他们一方面让拥有实力的袁迫使清帝退位，另一方面则压迫革命党人交出政治权力，由袁任共和政府的总统。在他们的活动下，11月底，各省都督代表会作出决议：若袁君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张謇电告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

不仅立宪派看好袁，就是革命党人也看好袁。在袁的帮助下出狱后，极力鼓吹袁饿反正的论调。他还以“民党代表”的名义，向袁表示：“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总统）不可。”[7]黄兴虽然对袁心存警惕，但就在同一天，他又写信给袁，称“明公之才，高出兴等”，呼恳他“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宋教仁也一再表示拥护袁做总统，并曾对人说：“现在非新旧势力合糅不可，正式大总统非袁公不克当此选。”[8]孙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统后，面对动荡不安的局势，穷于应付，颇感心有余而力不足，遂认为,清帝退位，民国统一,彼此建设之事，自应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孙中山在执行各省代表会议时应允：如果袁君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为什么大家都看好袁世凯？这是因为当时满汉矛盾十分尖锐。满汉矛盾由来已久，反满思想在清朝入关后，便深深地植根于汉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同时它既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投入革命的重要思想基础，又是他们用来动员群众的重要思想。早先孙中山的排满思想不免有些偏狭之见，但同盟会成立后，逐浙将排满与救亡图存，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而大部分领导人和人民群众并末达到孙中山这样的思想境界，在他们民族意识之中仍掺杂着偏狭的种族主义色彩。毫无疑问，宣传革命排满，使辛亥革命带有一定的种族主义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结局，为袁提供了可乘之机。

由于辛亥革命的“反满”色彩，袁世凯很便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竞相争取的对象和稳定政局的强有力的人选。就革命派而言，由于袁的汉人身份及他同满人的某些矛盾，使他们从一开始就希望袁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支持革命事业，至于袁本人，则充分利用革命党人的排满心理，以调和者自居，诱使革命党人和平了结。1909年袁开缺回籍之后，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受到清廷猜疑，而这却使得资产阶级产生袁是清廷对立面的错觉，更有一部分革命党人在狭隘排满的大汉族主义支配下，把袁视为“同种”，并把他与“异族”的清王朝相区别，对其寄予厚望。

综上所述，当时国内背景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需要有一位铁腕人物来帮助他们完成革命的任务——推翻满清，同时又帮助他们稳定统治秩序，迅速统一内政，以防外人干涉。加上浓厚的“反满”气氛下，这样，当时的形势呼唤有一位汉族的强势人物来收拾局面，而袁世凯的个人实力与才干则正好符合这一客观需要，使其得以荣登总统宝座。

参考文献

[1]卿斯美.《辛亥革命时期列强对华政策初探》，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中华书局，第1344页.

[2]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1页.

[3]汪敬虞编.《中国近现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第654页.

[4]见《工农商部统计表》，清末农工商部自1970年起举办统计.

[5]1912年1月19日《申报》.

[6]1912年3月28日《民立报》.

袁世凯范文篇3

[论文摘要]:对于袁世凯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原因，学界众说纷纭，文章中作者试从当时国内背景分析袁世凯出任民国临时总统的历史原因。

武昌起义猝然成功和各省相继独立，共和革命成为中国政坛的主流。然而辛亥革命却以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而收场。对于袁世凯何以能够当选为民国临时总统这一问题，学界众说纷纭，以往有学者对袁世凯出任民国总统的国际背景进行了探讨[1],认为,列强在中国需要的间接统治工具，必然是既衰弱得足以俯首听命，又强得足以镇压人民，而在革命中一触即溃的清廷，已不能充当这样的工具。列强看来，最适合的人选莫过于袁世凯。由此列强支持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出任民国总统。文章则试从当时的国内背景来阐释袁世凯出任民国临时总统的原因，希读者批评指正。

首先，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来自现代生产关系，现代生产关系没有确立，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不可能巩固地存在下去，马克思认为“如果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君主专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暂时的。”[2]辛亥革命推翻清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但资产阶级远没有成熟到足以独立缔造共和制度并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据统计，截至1911年，中国还只有近代厂矿企业562家，资本1.32亿元，其中商办企业只有469家,资本8700余万元。[3]可见，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十分微弱。另从资产阶级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缴纳主要贡赋厘金看，1910年清政府所作的1911年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为2.96亿两，厘金收入仅为4300万两，故在该年财政预算中，其所占份额仅为9.43%。[4]上述事实表明，资产阶级弱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微弱,不能为辛亥革命提供一个有力的经济基础。辛亥革命可以猝然成功，但无坚实的经济基础，势必会影响革命政权的巩固。

此前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屡战屡败，武昌起义猝然发动，猝然成功，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但蓬勃之下掩盖着混乱。摆在国人面前的景象是：“盗贼纵横，土匪充斥，失业之民，全国皆是，焚烧劫掠，盗窃淫戮，商民之家被害者日必数起。”[5]，“言外患则日逼南满，俄涎蒙古也，言内忧则会党充塞，匪盗如毛也，再观内部意见丛生，内讧可惧。四崩五裂，论之堪忧，呜呼！天祸吾国乎？”[6]社会动荡，列强环伺，革命尚末成功，清军尚在眼前。面对此景，软弱的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个铁腕人物来完成革命的任务——推翻满清，同时又要这个铁腕人物来帮助他们稳定秩序，迅速统一内政，以防外人干涉。

有谁能够担当这样的重任呢？环顾四海，人们觉得袁世凯是最合适的人选。首先立宪派看好袁世凯。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半年，上海、广东、汉口、天津四商会推张謇晋京，洽谈组织赴美游历报聘团事，同时向清廷进“最后忠告”。张謇绕道彰德拜访袁世凯，一夕深谈，达成默契。张对袁的政治默契，反映了资产阶级立宪派对袁深笃的政治感情和隐约的期待。武昌起义后四天，以立宪派为主体的江浙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就开始制定拥护袁世凯以及收拾大局的计划，即有名的“惜阴堂计划”。他们一方面让拥有实力的袁迫使清帝退位，另一方面则压迫革命党人交出政治权力，由袁任共和政府的总统。在他们的活动下，11月底，各省都督代表会作出决议：若袁君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张謇电告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

不仅立宪派看好袁，就是革命党人也看好袁。在袁的帮助下出狱后，极力鼓吹袁饿反正的论调。他还以“民党代表”的名义，向袁表示：“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总统）不可。”[7]黄兴虽然对袁心存警惕，但就在同一天，他又写信给袁，称“明公之才，高出兴等”，呼恳他“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宋教仁也一再表示拥护袁做总统，并曾对人说：“现在非新旧势力合糅不可，正式大总统非袁公不克当此选。”[8]孙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统后，面对动荡不安的局势，穷于应付，颇感心有余而力不足，遂认为,清帝退位，民国统一,彼此建设之事，自应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孙中山在执行各省代表会议时应允：如果袁君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为什么大家都看好袁世凯？这是因为当时满汉矛盾十分尖锐。满汉矛盾由来已久，反满思想在清朝入关后，便深深地植根于汉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同时它既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投入革命的重要思想基础，又是他们用来动员群众的重要思想。早先孙中山的排满思想不免有些偏狭之见，但同盟会成立后，逐浙将排满与救亡图存，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而大部分领导人和人民群众并末达到孙中山这样的思想境界，在他们民族意识之中仍掺杂着偏狭的种族主义色彩。毫无疑问，宣传革命排满，使辛亥革命带有一定的种族主义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结局，为袁提供了可乘之机。

由于辛亥革命的“反满”色彩，袁世凯很便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竞相争取的对象和稳定政局的强有力的人选。就革命派而言，由于袁的汉人身份及他同满人的某些矛盾，使他们从一开始就希望袁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支持革命事业，至于袁本人，则充分利用革命党人的排满心理，以调和者自居，诱使革命党人和平了结。1909年袁开缺回籍之后，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受到清廷猜疑，而这却使得资产阶级产生袁是清廷对立面的错觉，更有一部分革命党人在狭隘排满的大汉族主义支配下，把袁视为“同种”，并把他与“异族”的清王朝相区别，对其寄予厚望。

综上所述，当时国内背景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需要有一位铁腕人物来帮助他们完成革命的任务——推翻满清，同时又帮助他们稳定统治秩序，迅速统一内政，以防外人干涉。加上浓厚的“反满”气氛下，这样，当时的形势呼唤有一位汉族的强势人物来收拾局面，而袁世凯的个人实力与才干则正好符合这一客观需要，使其得以荣登总统宝座。

参考文献

[1]卿斯美.《辛亥革命时期列强对华政策初探》，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中华书局，第1344页.

[2]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1页.

[3]汪敬虞编.《中国近现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第654页.

[4]见《工农商部统计表》，清末农工商部自1970年起举办统计.

[5]1912年1月19日《申报》.

[6]1912年3月28日《民立报》.

袁世凯范文篇4

一、何谓批判性思维

对什么是批判性思维，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学者任长松指出，批判性思维是指这样的思维过程，即对他人或自己的判断（观点）做法或思维过程（论证过程）所开展的深入系统的审视与质疑，严谨的比较、分析与评估，以及在此基础上，通过综合，提出新的更科学全面、更系统完整的判断（观点）、做法或论证[1]52。学者刘儒德认为，批判性思维是指对所学的东西的真实性、精确性、性质与价值进行个人的判断，从而对做什么和相信什么做出合理的决策[2]。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提出了“增强历史洞察力”“培养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养成独立思考的学习习惯”“注重探究学习，善于从不同角度发现问题”等要求，这些提法均与发展批判性思维相联系。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不在于给学生多少高深的理论，而是提倡学会对问题进行深刻的探索性思考，并从中获得真知[3]。下面笔者就结合高考第一轮复习中《辛亥革命》一课的教学，谈谈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的几点体会。

二、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策略

为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笔者在复习过程中采用的教学步骤是：第一，选定有利于培养批判性思维的典型议题；第二，精选有利于批判性思维培养的典型史料，基于史料提出并探讨有意义的问题；第三，采取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学习相结合的学习方式。在《辛亥革命》一课中，依据课程标准和江苏省考试说明的要求，结合相关学术研究成果，选定如下几个议题。

（一）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偶然还是必然？

孙中山曾说过“：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武昌起义是一场由突发的士兵起义点燃的，看似偶然，但它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蔓延大半个中国，最终使一个统治二百多年的王朝轰然倒塌，则绝非偶然。如何引导学生认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可以出示以下两则材料。材料1当我们考查19世纪末叶以来湖北出现的新的经济土壤、新的社会阶级和社会思潮，追溯湖北革命党人在长达十年的期间，遵循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在乡邦所作的英勇而坚实的努力，便会发现：武昌首义决非一只从云端掉下来的幸运之果。———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是现代文明所赐》材料2革命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辛亥革命是中国人多年郁积的愤怒的大爆发。那时候，两个冷酷的事实沉重地压在无数中国人的心头。一个是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使人们痛感国家要灭亡了；另一个是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朝政府已是个一味媚外和野蛮专制的政府，人们对这个政府已丧失掉最后一点希望。———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分组讨论：材料1是从哪几个角度来说明“武昌首义决非一只从云端掉下来的幸运之果”？据两则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必然性。这一议题的设计，旨在引导学生从经济、政治、思想和民族危机等方面正确分析革命爆发的背景，得出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并懂得如何反驳革命偶然性的观点，以增强学生的历史洞察力和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

（二）如何评价南北议和和袁世凯上台？

关于南北议和以及对清室优待的具体内容，教材虽然没有展开，但这对学生理解辛亥革命的意义很重要。政治斗争或社会革命，不是流血越多越好，不是破坏越大越好，在很多时候，妥协也是一种智慧和美德。辛亥革命从一场流血的革命开始，最终成为一场不流血的社会变革，这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传统观点认为南北议和体现了革命的不彻底性：大批旧官僚和立宪派“投机”革命，“篡夺”了革命果实；优待清朝逊帝的做法，也为民国时的君主复辟埋下了伏笔。其实，南北议和是革命党人主动选择的结果，如孙中山回国后曾说过：“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例，何必言兵。”他表示：袁世凯虽不可信，但利用他推翻清廷，“胜于用兵十万”[4]344。辛亥革命的结果是和平转移政权，社会基本稳定，没有革命通常所不可避免的大规模的流血、牺牲、破坏和杀戮。它是一次胜利迅速、代价很小的人道主义的革命。在世界革命史上，这是少见的例子[4]361。在提供相关材料、介绍上述观点的同时，引导学生讨论：清帝退位的同一天，民国政府颁布了《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很多人认为这是对旧势力的让步，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你如何看待这一做法？妥协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政治智慧，这一点学生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的学习中已经有所感悟，这里可以加深学生对此的理解和运用。人教版《历史》必修一没有采用“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的传统说法，而是说“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入袁世凯手里”，这是比较慎重的。以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经验及社会威望而言，袁世凯确实是当时的不二人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孙中山曾多次表示让位袁世凯，一方面表现了他的宽广政治胸怀，不计较个人得失；另一方面也是革命发展的需要。但是，袁世凯作为旧官僚，具有浓厚的封建王权思想。他在掌握最高权力后，千方百计地试图摆脱民主共和政制的牵制，镇压二次革命，解散国会，修改临时约法，抛弃了革命党人用鲜血换来的民主共和政治，最终走上复辟帝制的道路。正如唐德刚所说“：袁只是个老官僚、独人班。他所争的重点实在只是个人的权位和荣誉，而他的对手方，孙、黄那一伙所争的，则是千万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民族使命，两者是不可相提并论的。”[5]所以袁世凯最后走上失败也是必然的。通过对“你如何看待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讨论，引导学生对“窃取”之说进行质疑和探讨，理解孙中山和袁世凯二人在理念与境界上的差别，学生对那段历史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三）如何评价《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辛亥革命的一大成果，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一般而言，教师在本课的教学中都会将其作为重点，呈现具体法律条文，提出如“该宪法体现了西方启蒙思想的哪些观念?其主权归属体现了什么原则？约法规定实行什么政体？其目的何在？”等问题。这当然不可缺少，但不能仅限于此。众所周知，中国历经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缺乏民主法治的传统。清末民初，内有地方割据，外有列强侵扰，正所谓内忧外患，因此总统制应该比责任内阁制更合适国情一些。孙中山先生深知这一点，因而在建国之时就力主实行总统制。可是在防止袁世凯独裁的动机之下，最终《临时约法》中采用了责任内阁制。虽然它的用意在于保护革命成果，但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建立初期，它首开了因人立法之风。因人立法反映出很大的封建人治主义色彩。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在客观上是逼迫袁世凯以后不得不违反《临时约法》[6]242。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一历史问题，可以将这一时期发生的主要史实呈现给学生。1912年2月6日，临时参议院开始审议《临时约法》；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2月14日，临时参议院接受孙中山辞职；2月15日，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3月8日，临时参议院通过《临时约法》；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3月11日，《临时约法》由孙中山正式颁布。在阅读和思考这些主要史实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讨论并认识到，《临时约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不符合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它还首开因人立法之风，而且其制定的程序也有问题。这对约法后来的命运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将其与美国制定1787年宪法的过程相比较，从制宪代表的广泛性、制宪所花的时间和对焦点问题的争论是否充分等方面比较两者的不同，让学生体会到或许正是这些不同才影响到两部宪法的不同命运。

（四）如何认识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王朝，建立起中华民国，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改变了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政治史的发展基调。但是，革命还外在于一般民众，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依然如故，因而，清朝的覆灭并没有使传统社会随之湮灭，而是使它越来越混乱[6]233。所以人教版《历史》必修一说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这其中的“逐渐”意味深长，不能忽视。2012年上海高考历史卷有一道题目，引用民国初年教育总长汤化龙对女子学校和女子教育的言论，让学生谈谈对民国初年社会的认识，就涉及了社会转型时期新旧思想杂陈这个问题。

三、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学生思维的批判性不是简单的反叛和否定。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学生思维的批判性主要表现为，用自己的经验和事实去重新审视，审视观点是否有逻辑，是否有道理[7]。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培养学生一种质疑和探究的精神，是一种走向完善的努力。如果经过批判性思考，认定是错误的观点、做法或论证，当然是要否定的。如果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有疏漏的观点、做法或论证，应该给以补充和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说“，批判”的本质就是审视、分析和评估[1]52。二是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方面，教师应该高度重视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并将其有意识地纳入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经常性地加以渗透。另一方面，高中学生只有在熟练掌握课本知识并形成准确完整的知识体系基础上，才能对新情境、新材料、新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形成自己的批判性思维。总之，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只要我们更新观念，确定目标，长久坚持，就一定能收到成效。

参考文献：

［1］任长松.如何在探究活动中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J］.课程•教材•教法，2014（11）.

［2］刘儒德.论批判性思维的意义和内涵［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2000（1）：56.

［3］刘立新.历史教学应提倡批判性思维［J］.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08（6）：5.

［4］杨天石.帝制的终结［M］.长沙：岳麓书社，2013.

［5］唐德刚.袁氏当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2.

［6］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袁世凯范文篇5

接下来该说说本书男主角，他出使朝鲜，小站练兵，废除科举，可恰恰是他，或许就因他的出卖而失败，不仅如此，刺杀宋教仁，做起来丝毫不手软。唐德刚评价他为“毕竟是近代中国数一数二的治世能臣”，在余看来，他就是一个深谙民意的重要性却摸不透民意的政治老手，成也民意，败也民意。

之所以说他深谙民意的重要性，是因为他懂得为自己造势，利用民意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孙中山暂代临时大总统后随即电袁表示虚位以待，无非迫于“非袁不可”的局势，不然也不会千方百计制定法律来约束“猛虎”了。国民党成立之际，袁为造出与国民党交好的假象，与孙公晤面达13次之多。蜜月期中的孙公还沉浸在三民主义已成二者，自己只要再修多20万里铁路就大功告成的美梦里，何曾想到自己只是袁世凯造势，拉拢民意的一着棋子呢？后来袁更把国民党扫地出门，自己当上终身大总统，可谓飞龙在天了，只是左右逢源，春风得意之时却忘了亢龙有悔，盛极而衰的道理，临了还要像汪曾祺、那样晚节不保，不可悲乎？可他远没有那样幸运，历史对他太苛刻，以至于窃国贼的骂名盖过他先前所有功绩。众人知道他野心勃勃要倒行逆施，却少有人为他辩解，他的洪宪年号实为弘扬宪法之意，只是此中有几分真情几分假意就没人在意了。

追根溯源，袁世凯称帝固有被袁克定坑了的缘故，但当时的政局也起了催化作用。共和这个美国模式原本是被新派人士视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万灵法宝，事实却是，民国成立后，连袁总统也失掉信心了。留学回来对共和制有亲身体会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唐老更是断言“袁世凯对现代政治思想是一无所知”，当时的国民只觉得皇帝换了姓而已，民主？选举？啥玩意儿，能吃吗？再加上总统、内阁分权不清分权制衡这种舶来品来到中国就走样变型，袁有他的智囊团，宋教仁就搞他的政党内阁，双方都在掰手腕，能不乱吗？结果就是内阁还没断奶就夭折，议会那“八百罗汉”把民国搅得天翻地覆。其实早在1908年美国记者托马斯•F•来拉德造访袁世凯就有过报道”虽然袁世凯主张他的国家能真正适应西方的观念和方法，即是大清国也许还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去接纳他们”，只是袁不撞南墙不回头而已。

袁世凯范文篇6

一

中国同盟会产生于我国近代第三次革命高潮的前夜，是一个具有两重性质的政治组织，既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又是一个包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的同盟。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同盟会提出了一个以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国和实际上只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平均地权”为内容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发展。作为反清各派别的松懈同盟，它的成员没有在同盟会纲领的基础上真正地统一和结合起来，只是在各自保留其政治观点的前提下，以“反满革命”为纽带才联系在一起，这就埋藏着必然分化的种子。

“反满”成为同盟会内部各派暂时联结起来的共同基础，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清朝统治的最后半个多世纪，即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年，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极点并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变的时期，也是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和激化的时期。在国内外矛盾的猛烈冲击下，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濒临崩溃，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一天比一天深重。而这一切恰恰发生在清王朝这样一个长期坚持民族歧视政策的异族王朝统治的年代。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清政府是中国积弱贫困和一切苦难的渊薮。于是，“反满”这个曾经长期以来被汉族地主阶级反满派用以激励人们起来恢复“大明江山”的古老旗帜，被资产阶级拣来作为号召和联合一切“反满”力量的大□。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们俨然以地主阶级“未竟之业”的继承者自许，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首先是从异族手里夺回政权，即所谓“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此造端之事业也<%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一般地说，“反满”宣传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这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排他主义和民族优越论，他们鼓吹“反满”，但很少同恢复明王朝或重建另一个汉族王朝联系起来，而是同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联系在一起。正如孙中山所说：“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这就给“反满”这个传统口号赋予民主主义的时代内容，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纲领的重要部分。但是，“反满”的口号过于简单了，它不但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也迎合其他阶级包括地主阶级中的反满派的脾胃，为他们所赞同和接受，成为同盟会这个松懈联盟的思想基础，即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赖以统一起来的重要前提。

然而，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本身包含着深刻的矛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明确地提出了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革命任务，但它并没有为所有的同盟会会员理解和接受。即使在民族革命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的人抱着传统的“反满兴汉”的陈旧观念参加同盟会，他们从“夷夏之辨”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狂热地宣传“排满”，以为只要推翻了清朝，“就是中国人（指汉人）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或者认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着做去，没有别样枝节<%同上书，下卷第795页%>”。章太炎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在章太炎的许多言论中，常常直接从清初汉族地主反满派那里汲取思想，借用语言，认为他们要做的事业“不离吕、全、王、曾之旧域<%章太炎：《光复军志》。“吕、全、王、曾”指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章太炎并不那么欣尝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在他看来，所谓共和、总统之类，只能在革命动乱时起某种“调剂”作用，所以他说“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章太炎自定年谱》载《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第127页%>”，否认“共和”与“专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这些人是同盟会中的“一民主义”者，他们对孙中山极力倡导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表示冷漠。在同盟会中，有更多的人是幻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纯粹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赞同“反满”和拥护民权革命的，但对于同盟会纲领中以“平均地权”为内容的民生革命思想不感兴趣。宋教仁、胡汉民便是如此。宋教仁对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从来不赞一辞，只说“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宋教仁：《我之历史》%>”。胡汉民因为不同意“平均地权”思想与孙中山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他们是同盟会中的“二民主义”者。只有孙中山和他的少数追随者如廖仲恺、朱执信等人才是同盟会三民主义纲领的真正服膺者。他们主张推翻清朝统治，不单因为它是一个满族人做皇帝的政府，而首先因为它是一个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所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不仅如此，由于孙中山等人目击过西方国家里贫富悬殊和“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的现实，又初步接触到早期社会主义的思想学说，于是幻想用所谓“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使中国成为不但能够“媲迹欧美”，而且能够避免资本主义流□的理想国家。他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真正代表者。

综上所述，可见对于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真正能够完整地理解、接受并拥护到底的，只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急进分子，其余的绝大多数会员只是根据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的需要决定弃取，对纲领中的民主主义的急进部分，或者漠然置之，或者反对。这种对于同盟会纲领的不同认识，乃是同盟会必然分化和解体的思想原因。

二

没有建立在共同的政治纲领基础上的思想一致，必然达不到组织上的统一与巩固。同盟会在准备和领导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革命运动中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它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统一的组织系统。组成同盟会的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联合起来了，可是在政治观点，活动地域以及会员成分等方面继续保留着各自的特点。兴中会是孙中山早在一八九四年创立的，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为宗旨的革命团体。随着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成熟和发展，到一九○五年，它已经成为一个初具雏形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组织。兴中会主要代表华侨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它的成员绝大部分是华侨中的中、小资本家，手工业者和学生青年。由于他们侨居异国，较少直接感受清王朝民族压迫的痛苦，所以，一般华侨对于“反清复明之口语，亦多有不知其义者。”他们痛恨清政府腐败无能，迫切希望有一个强盛的祖国作后盾。因此，华侨资产阶级在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是比较富于革命民主主义精神而较少单纯“反满”情绪的一部分。华兴会和光复会是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和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分别建立的两个革命团体。它们成立较晚，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革命纲领，如华兴会的口号是“同心扑满，当面清算<%黄一欧：《回忆先君克强先生》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609页%>”。光复会又叫“复古会”，它的组织龙华会宗旨是“赶去满洲鞑子皇家，收回大明江山<%陶成章：《龙华会章程》%>”，都具有较浓厚的“反满”色彩。同盟会名义上主要是由上述三团体结合而成的，然而除兴中会外，光复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没有加入同盟会，所以“浙江内地多不知同盟会事，仍其旧名为光复会”。华兴会在与兴中会联合问题上意见歧异，有赞成完全联合的，有主张形式上联合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的，还有根本反对联合的，“终莫能定谁是，遂以个人自由一言了结而罢<%宋教仁：《我之历史》%>”。正因为如此，尽管同盟会曾经详尽地拟定了一系列章程和规则，但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从来没有能认真执行过，没有能形成自己的权威的核心领导和一体化的组织系统。

在同盟会的历史中，一九○七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以前，同盟会全力与康梁保皇派论战，内部各派基本上是团结的。这年春天，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与黄兴等人在法属安南的河内设立秘密机关，擘画我国西南边隅的起义活动，并在随后几年中发动了多次的武装斗争，推动和鼓舞了各阶层人民的反抗运动。但是，孙中山的离开日本和武装起义的接连失败，使同盟会内部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各派别之间的矛盾和离心倾向渐趋明朗和表面化。原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等人“重组光复会于南洋荷英两属，遥戴章炳麟为会长”，甚至公然“以反对同盟会干部为号召<%冯自由：《光复会》%>”。留在东京同盟会本部的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则对孙中山百般非难，无端猜疑，有人竟提出要解除孙中山的领导职务。他们对孙中山“一意规南服”，“以小故动众，劳师费财”和不重视联络会党的作法表不满，主张先储备人才物力，一旦时机成熟，则“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一九○七年在东京成立的共进会和一九一一年在上海成立的中部同盟会，正是因不满于孙中山而别树一帜的表现，它说明同盟会组织在旧的裂痕之外又出现了新的裂痕。这种新的裂痕不仅反映了各派在策略思想方面的分歧，而且反映了原有政治观点分歧的加深。例如共进会就十分错误地将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标榜“以推翻清政府，光复旧物为目的<%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01页%>”，这就背弃了同盟会纲领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精华，使自己混同于一般会党。即使那个自称“奉东京（同盟会本部）为主体，认南方分会为友邦”的中部同盟会，也只声称“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见《建国月刊》三卷四期%>”，恰好抛弃了同盟会纲领中最急进的部分——民生主义。虽然共进会、中部同盟会和重新恢复活动的光复会都在会党或新军中做过比较深入的发动工作，在组织和领导长江中、下游各省的革命运动中有过积极的贡献，但它们在组织上重拉山头，另立门户，思想上夸大“反满”民族主义宣传，背离同盟会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是错误和有害的，它使得同盟会组织上的裂痕更加难以弥合，思想上的分歧更加难以泯除，因而使已经陷于涣散状态的同盟会在即将来临的革命高潮中更加软弱无力。

三

一九一一年十月，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推动和领导下，爆发了伟大的辛亥革命。从武昌起义开始的这场大革命，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在这个中国历史的大变动中，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同盟会不是满腔热忱地站在斗争前列指导运动的深入发展，却随时准备同革命的敌人调和妥协。但是革命必须继续发展下去，它向革命的领导者提出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课题，首先是如何结束清朝的专制统治和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在华利益，需要他们解答。这时，同盟会在理论上的分歧和组织上的松散的危害性就全部暴露了出来。

没有强有力的思想革命作先导，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重大缺陷。同盟会革命党人曾经理直气壮地驳斥保皇派所谓革命必将造成内乱，召来瓜分的谬论，坚决地主张革命，热烈地讴歌革命，他们的信心只是建立在革命将会有秩序地进行并“毫不参以排外的性质”这样一种软弱者的幻想之上；他们猛烈地抨击保皇派抹杀满汉矛盾，否认民族压迫的存在进而否认民族革命的必要，而自己又错误地把中国看成只是“汉族的中国”，夸大了满汉矛盾，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结果放过了两个最危险的敌人——帝国主义和汉族封建势力。正是在这种错误认识的指导下，他们把外国资产阶级当作“朋友”，企求同情和支持；把汉族官僚引为“同志”，希望同他们一起来推倒满族皇帝。当然，这只能是一厢情愿。

“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它怎么能够“毫不参以排外（即反帝）性质”呢？帝国主义列强又怎么会因为起义当局迫不及待地发表几篇声明，做出“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保护”<%曹亚伯：《武昌起义》%>等等保证，就“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呢？它们看透了革命党人的软弱和起义者内部的矛盾，便一面伪装“中立”，一面则全力扶植袁世凯来绞杀革命。十一月，袁世凯依仗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北洋武力，当上了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大权在握。此后，他玩弄清帝于指掌，使用反革命的两手，或停或打，或诱或压，迫使南方革命派节节退让。他下令冯国璋野蛮地焚掠汉口、猛袭汉阳，同时又两次派人潜入武昌，试探起义军对“议和”的态度，厚颜无耻地说什么：“余爱中国之民，较之共和党人主持急进者有过之无不及。故我兢兢者非为名誉权利起见，但欲为中国恢复秩序，和议有成”<%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6页%>。

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两面政策，像一帖催化剂一样加剧了起义阵营和同盟会内部的分化。那些暂时投机革命的立宪派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地主阶级反满派首先从起义阵营和同盟会中分离出去，投到袁世凯的怀抱。他们反对革命的深入发展，仇视任何一点民主表现，却又装扮成拥护共和的模样，高唱“革命军起，革命党销”的取消主义调子，企图从内部迫使起义者向袁世凯屈服。南北议和开始不久，立宪派头子张謇就写信给黄兴：“总之，军事非亟统一不可，而统一最要之前提，则章太炎所主张销去党名为第一。此须公与中山先生早计之，由孙先生与公正式宣布，一则可融章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免海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张孝若：《南通张季□先生传记》第172页%>”这是要孙中山放下革命旗帜，缴械投降。当时在上海有个名曰“共和建设讨论会”的立宪派组织，竟胡诌“各军政府、军政分府动则恃功假名，骄淫横恣，拂逆舆情，草菅民命，怨毒所积甚于晚清”<%《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第11页%>。这反映了中国大资产阶级对人民革命运动的极端仇恨的阴暗心理。而、孙武之流的同盟会叛徒则被袁世凯收买利用，充当了袁氏窃国阴谋活动的走狗，对革命事业起着特殊的破坏作用。

以宋教仁、黄兴为代表的大多数同盟会革命党人，希望利用袁世凯和他拥有的北洋武力来迫使清帝退位，以便结束革命。他们对袁世凯既幻想又不安。袁世凯刚“出山”，武昌方面的党人便天真地认为“彼既是汉人，如有一线天良，决不能为满奴出力。若能夺得荫昌兵柄，与民军一致，我辈亦可利用。”<%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137页%>黄兴也认为象袁世凯这样的汉族实力派，如果能满足他的欲望，他会无所顾惜地推倒清朝，否则他就会象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那样搞垮革命，那时“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00页%>。还有人被袁世凯的其势汹汹吓昏了头，说什么“项城赞成共和则中国存，项城保持君主则中国亡，存亡中国之权悉系于项城之手”<%廖少□，《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第30页%>。在这种种错误思想影响下，武昌方面的革命党人同意了与袁世凯议和，并做出“先倾覆满清者公推为大总统”这样一种不光彩的暗示，给袁世凯一颗定心丸。随后又在汉口召开的起义各省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的决议。这说明南方起义阵营已经做好了妥协投降的准备。虽然当时确有少数起义军将领和同盟会会员是坚决主战、反对议和的，他们曾正确地指出“袁贼借口议和，阴谋进取”，认为“和议决无可信之理，我军决不可听”<%《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六号%>。但是这些来自各地的主战呼号和袁军在山陕等地违约进攻的枪声并没有能使南方起义当局的头脑清醒起来。

武昌起义后的第二天，孙中山在美国典华获悉“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喜讯，便启程赴英，打算“先从外交方面致力”。孙中山当时的兴奋和喜悦是可以理解的，他认为“近日中国之事，真是央央大国之风，从此列强必当刮目相见”，“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十二月二十七日，孙中山怀抱着美好的愿望回到上海。这时南北议和已在进行。孙中山在对欢迎群众讲话时明确表示反对与袁世凯议和，强调“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主张“运用革命武力统一全国，彻底扫除北方的专制余孽”<%邵元冲：《中华民国开国史》载《建国月刊》十五卷四期%>。但是他的这些正确意见没有得到仅仅对谈判感兴趣的同盟会其他领导人的赞同。孙中山后来回忆说：“民国建元之初，予极力主张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目的，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谕再三，辩论再四，□无成效，莫不以予之理想太高。而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议和也。<%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华书局一九六○年新一版第一册第156页%>”孙中山虽然被选为南京临时政府的第一任大总统，但正如他自己的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不能实行主义而徒拥虚名”的空头衔。他是靠声望，而不是靠权力，才得以继续给时局以影响。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同盟会中央由上海迁至南京，并决定“易秘密为公开”。同盟会由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改变为“公开的政党”，反映了内部各派对当时形势与前途的不同认识和估计。宋教仁等人认为现在“武力革命”已经结束，同盟会“应改为公开之政党，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府之地位，不宜复带秘密之性质”<%《胡汉民自传》，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抄本%>。他们以为专制推倒了，“共和”成立了，同盟会应该学西方那样，从事公开的、堂堂正正的议会斗争了。少数左派党人则正确地认为：“革命之目的并未达到，让权袁氏，前途尤多危险，党中宜保存从来秘密工作而推广之，不宜倾重合法的政治竞争而公开一切”<%《胡汉民自传》，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可见，在同盟会应否“公开”的问题上，存在过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和严重的斗争。同盟会终于由秘密而公开，表明右倾势力开始占据支配地位。在“同盟会公开时代之总章”列举的九项政纲中，大都是缺乏民主革命精神的抽象条文。许多立宪派和官僚政客纷纷混入党内，与革命素无关系的黎元洪也成了同盟会的“协理”之一。这时的同盟会已经蜕化成为一个丧失秘密时代的进取精神的小政团，它较之当时雨后春笋般林立着的其他党团已经毫无夺目之处了。

四

一九一二年四月，“南北议和”终于以南京临时政府和革命党人的退让妥协并交出政权而结束。清帝“逊位”了，孙中山也不得不离开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国内出现了短暂的和平局面。但是袁世凯深知这只是实现其窃国野心的第一步。他一面把自己打扮成民国的“保护人”，别有用心地对革命党人说：“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无论何种政党，均宜蠲除成见，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46页%>有人问他是否打算效拿破仑帝制自为，他假惺惺地答称：“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51页%>还故作姿态，三番五次电催孙中山、黄兴来京“商榷救国大计”。可是另一面却在积极扩充军备，伺机武力消灭南方革命势力袁世凯在暗里磨刀，宋教仁、黄兴等人却陶醉在会议竞选的胜利中，大做其“政党内阁”、“新旧合作”的美梦。宋教仁常说，现在南北统一，共和确立，因此非新旧势力“糅和”不可，无需再谈论什么“铁血的精神”，而应当“拿出政治的见解”来合法地奋斗。为了适应这种合法斗争的需要，同盟会必须“改弦□□，另谋发展，努力接近袁氏，借图进取”<%马震东：《袁氏当国史》第157页%>。黄兴也抱有同样的想法。他希望袁世凯能够依照南京“临时约法”的规定，首先组成“责任内阁”，然后再用“化旧为新”的办法进一步组织“政党内阁”。他逢人便劝其入党，甚至劝说袁世凯来当同盟会的领袖。可是袁世凯明确表示过对“政党内阁”不感兴趣。怎么办呢？黄兴却有妙法，说他愿意在“大总统与国民党之间取调停态度，其办法即阁员之半数请大总统竭力劝其入国民党”<%马震东：《袁氏当国史》，第105—166页%>。你袁世凯不让政党组阁，那就让你的阁员加入我的党。这就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心目中的所谓“政党内阁”！一九一二年八月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公党而组成的国民党，正是为了适应这种“政党内阁”的需要而胡乱拼凑起来的政客集团。它的主要社会基础是那些幻想在袁世凯的军阀统治下获得发展机会的中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和指望在袁世凯脚下分取一杯羹的腐烂政客。这样一个“只图党势之扩张，不求主义之贯彻”的议会党，不但完全抛弃了同盟会秘密时期的民主革命精神，而且较之公开时代的同盟会也是一个倒退。绝大多数党员根本不知“革命”为何物，而是一群在官场中追名逐利的政治掮客。甚至章太炎也无限感慨，说“纯粹的革命党，现亦变成官僚派了”。只要能够捞取金钱和官职，他们可以出卖灵魂，出卖一切。“我们政治上的人，不讲做官讲什么呢？”<%邹鲁：《回顾录》第81页%>这就是他们的处世哲学。

诚然，孙中山当时也有过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轻信了袁世凯的许多漂亮“诺言”，以为袁既已承认共和，又有临时约法来约束他，他怎么能“反悔”，怎么会自绝于人民呢？孙中山还错误地宣称“十年不予政治”。但他对于临时约法并不满意，对宋教仁等人沉溺于议会竞选、背弃同盟会革命传统而改组国民党的错误做法，也是一贯反对的。他被人推为国民党的理事长，但“于党事则一切不问”。除孙中山外，廖仲恺、朱执仪等人也坚决反对同盟会改组，曾吁请孙中山采取坚决措施来整顿同盟会组织，清除不纯分子。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的歹徒枪伤致死。宋教仁是当时国民党的实际领袖，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政党内阁的狂热鼓吹者，因而被袁世凯视为最露骨最危险的政敌。宋的被杀显然是袁世凯准备进一步向“共和”制度开刀和用武力消灭南方势力的信号。但是这一严重事件竟没有引起党人应有的警觉。他们还在那里高喊所谓“法律解决”，指望张謇等人的“调停”。而宋教仁这个西方制度的盲目追求者直到临死还在默祷“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于不拔之宪法，则仁死犹生”。<%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册，第154页%>迷恋“议会制度”的人们的悲剧正在这里，真是至死不悟。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立即由日本回到上海，主张立于“先发制人”的主动地位，实行“武力讨袁”。但他的正确主张照例得不到支持，就连他多年的老战友也不以为然。黄兴认为现在民国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当孙中山准备去南京起兵讨袁时，黄兴又说他“不善戎伍，措置稍乖，贻祸匪浅”，极力阻拦。

袁世凯看透了南方党人的分歧和无能。五月二十四日，他气势汹汹地警告：“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49—50页%>在袁世凯的战争威胁面前，孙中山再也无法组成一条统一的反袁战线了。所谓“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然而“宋案”和“二次革命”从反面教育了人们。孙中山更加坚定了“非去袁不可”的决心。他在给南洋侨胞的位中说：“此次失败以后，自表面观之，已觉势力全归乌有，而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以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为国民制造革命党”。他满怀胜利信心地表示：“吾辈既以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面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胡去非：《总理事略》第188页%>。革命的失败也教育了那些处在动摇和彷徨中的人们，使他们得到新的觉悟，越来越怀疑袁世凯所谓“永不使君主制度再行于中国”的“诺言”，从而使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护国”运动获得远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参加者。

“二次革命”中，尽管国民党表现得那样软弱无能和不堪一击，袁世凯还是嫌它有些碍手碍脚，遂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悍然下令解散国民党，同时追缴了四百三十多名国民党笈议员的证书徽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停止活动。这时的国民党已经四分五裂，凌乱不堪，什么政友会，相友会，癸丑同志会、欧事研究会、超然社等小团体纷纷出现。许多人心灰意冷，隐居书斋，另一些人则甘心充当袁氏帝制阴谋的可耻帮凶。惟有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坚定的左派党人，没有被袁世凯的得势于一时所吓倒，毅然抛弃国民党的破烂旗帜，恢复同盟会秘密时代的革命精神，重组“中华革命党”，提出“第三次革命”的响亮口号，成为反帝制运动的领导力量。

同盟会从一九○五年成立到一九一二年蜕化为国民党，只有七年历史，犹如“昙花一现”。它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出现和消失，集中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旧民主革命时期由上升到衰落的政治生涯。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在这次革命中，资产阶级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它的革命性发挥到了极点，但同时也是它政治上走下坡路的起点。同盟会的每一次分化，都是一次倒退，这是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衰退在组织上的表现。辛亥革命后不久，民族资产阶级便逐渐丧失领导作用，让位给正大步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

袁世凯范文篇7

一

中国同盟会产生于我国近代第三次革命高潮的前夜，是一个具有两重性质的政治组织，既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又是一个包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的同盟。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同盟会提出了一个以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国和实际上只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平均地权”为内容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发展。作为反清各派别的松懈同盟，它的成员没有在同盟会纲领的基础上真正地统一和结合起来，只是在各自保留其政治观点的前提下，以“反满革命”为纽带才联系在一起，这就埋藏着必然分化的种子。

“反满”成为同盟会内部各派暂时联结起来的共同基础，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清朝统治的最后半个多世纪，即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年，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极点并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变的时期，也是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和激化的时期。在国内外矛盾的猛烈冲击下，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濒临崩溃，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一天比一天深重。而这一切恰恰发生在清王朝这样一个长期坚持民族歧视政策的异族王朝统治的年代。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清政府是中国积弱贫困和一切苦难的渊薮。于是，“反满”这个曾经长期以来被汉族地主阶级反满派用以激励人们起来恢复“大明江山”的古老旗帜，被资产阶级拣来作为号召和联合一切“反满”力量的大□。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们俨然以地主阶级“未竟之业”的继承者自许，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首先是从异族手里夺回政权，即所谓“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此造端之事业也<%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一般地说，“反满”宣传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这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排他主义和民族优越论，他们鼓吹“反满”，但很少同恢复明王朝或重建另一个汉族王朝联系起来，而是同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联系在一起。正如孙中山所说：“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这就给“反满”这个传统口号赋予民主主义的时代内容，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纲领的重要部分。但是，“反满”的口号过于简单了，它不但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也迎合其他阶级包括地主阶级中的反满派的脾胃，为他们所赞同和接受，成为同盟会这个松懈联盟的思想基础，即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赖以统一起来的重要前提。

然而，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本身包含着深刻的矛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明确地提出了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革命任务，但它并没有为所有的同盟会会员理解和接受。即使在民族革命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的人抱着传统的“反满兴汉”的陈旧观念参加同盟会，他们从“夷夏之辨”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狂热地宣传“排满”，以为只要推翻了清朝，“就是中国人（指汉人）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或者认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着做去，没有别样枝节<%同上书，下卷第795页%>”。章太炎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在章太炎的许多言论中，常常直接从清初汉族地主反满派那里汲取思想，借用语言，认为他们要做的事业“不离吕、全、王、曾之旧域<%章太炎：《光复军志》。“吕、全、王、曾”指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章太炎并不那么欣尝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在他看来，所谓共和、总统之类，只能在革命动乱时起某种“调剂”作用，所以他说“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章太炎自定年谱》载《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第127页%>”，否认“共和”与“专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这些人是同盟会中的“一民主义”者，他们对孙中山极力倡导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表示冷漠。在同盟会中，有更多的人是幻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纯粹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赞同“反满”和拥护民权革命的，但对于同盟会纲领中以“平均地权”为内容的民生革命思想不感兴趣。宋教仁、胡汉民便是如此。宋教仁对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从来不赞一辞，只说“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宋教仁：《我之历史》%>”。胡汉民因为不同意“平均地权”思想与孙中山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他们是同盟会中的“二民主义”者。只有孙中山和他的少数追随者如廖仲恺、朱执信等人才是同盟会三民主义纲领的真正服膺者。他们主张推翻清朝统治，不单因为它是一个满族人做皇帝的政府，而首先因为它是一个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所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不仅如此，由于孙中山等人目击过西方国家里贫富悬殊和“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的现实，又初步接触到早期社会主义的思想学说，于是幻想用所谓“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使中国成为不但能够“媲迹欧美”，而且能够避免资本主义流□的理想国家。他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真正代表者。

综上所述，可见对于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真正能够完整地理解、接受并拥护到底的，只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急进分子，其余的绝大多数会员只是根据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的需要决定弃取，对纲领中的民主主义的急进部分，或者漠然置之，或者反对。这种对于同盟会纲领的不同认识，乃是同盟会必然分化和解体的思想原因。

二

没有建立在共同的政治纲领基础上的思想一致，必然达不到组织上的统一与巩固。同盟会在准备和领导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革命运动中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它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统一的组织系统。组成同盟会的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联合起来了，可是在政治观点，活动地域以及会员成分等方面继续保留着各自的特点。兴中会是孙中山早在一八九四年创立的，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为宗旨的革命团体。随着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成熟和发展，到一九○五年，它已经成为一个初具雏形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组织。兴中会主要代表华侨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它的成员绝大部分是华侨中的中、小资本家，手工业者和学生青年。由于他们侨居异国，较少直接感受清王朝民族压迫的痛苦，所以，一般华侨对于“反清复明之口语，亦多有不知其义者。”他们痛恨清政府腐败无能，迫切希望有一个强盛的祖国作后盾。因此，华侨资产阶级在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是比较富于革命民主主义精神而较少单纯“反满”情绪的一部分。华兴会和光复会是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和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分别建立的两个革命团体。它们成立较晚，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革命纲领，如华兴会的口号是“同心扑满，当面清算<%黄一欧：《回忆先君克强先生》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609页%>”。光复会又叫“复古会”，它的组织龙华会宗旨是“赶去满洲鞑子皇家，收回大明江山<%陶成章：《龙华会章程》%>”，都具有较浓厚的“反满”色彩。同盟会名义上主要是由上述三团体结合而成的，然而除兴中会外，光复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没有加入同盟会，所以“浙江内地多不知同盟会事，仍其旧名为光复会”。华兴会在与兴中会联合问题上意见歧异，有赞成完全联合的，有主张形式上联合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的，还有根本反对联合的，“终莫能定谁是，遂以个人自由一言了结而罢<%宋教仁：《我之历史》%>”。正因为如此，尽管同盟会曾经详尽地拟定了一系列章程和规则，但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从来没有能认真执行过，没有能形成自己的权威的核心领导和一体化的组织系统。

在同盟会的历史中，一九○七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以前，同盟会全力与康梁保皇派论战，内部各派基本上是团结的。这年春天，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与黄兴等人在法属安南的河内设立秘密机关，擘画我国西南边隅的起义活动，并在随后几年中发动了多次的武装斗争，推动和鼓舞了各阶层人民的反抗运动。但是，孙中山的离开日本和武装起义的接连失败，使同盟会内部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各派别之间的矛盾和离心倾向渐趋明朗和表面化。原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等人“重组光复会于南洋荷英两属，遥戴章炳麟为会长”，甚至公然“以反对同盟会干部为号召<%冯自由：《光复会》%>”。留在东京同盟会本部的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则对孙中山百般非难，无端猜疑，有人竟提出要解除孙中山的领导职务。他们对孙中山“一意规南服”，“以小故动众，劳师费财”和不重视联络会党的作法表不满，主张先储备人才物力，一旦时机成熟，则“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一九○七年在东京成立的共进会和一九一一年在上海成立的中部同盟会，正是因不满于孙中山而别树一帜的表现，它说明同盟会组织在旧的裂痕之外又出现了新的裂痕。这种新的裂痕不仅反映了各派在策略思想方面的分歧，而且反映了原有政治观点分歧的加深。例如共进会就十分错误地将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标榜“以推翻清政府，光复旧物为目的<%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01页%>”，这就背弃了同盟会纲领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精华，使自己混同于一般会党。即使那个自称“奉东京（同盟会本部）为主体，认南方分会为友邦”的中部同盟会，也只声称“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见《建国月刊》三卷四期%>”，恰好抛弃了同盟会纲领中最急进的部分——民生主义。虽然共进会、中部同盟会和重新恢复活动的光复会都在会党或新军中做过比较深入的发动工作，在组织和领导长江中、下游各省的革命运动中有过积极的贡献，但它们在组织上重拉山头，另立门户，思想上夸大“反满”民族主义宣传，背离同盟会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是错误和有害的，它使得同盟会组织上的裂痕更加难以弥合，思想上的分歧更加难以泯除，因而使已经陷于涣散状态的同盟会在即将来临的革命高潮中更加软弱无力。

三

一九一一年十月，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推动和领导下，爆发了伟大的辛亥革命。从武昌起义开始的这场大革命，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在这个中国历史的大变动中，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同盟会不是满腔热忱地站在斗争前列指导运动的深入发展，却随时准备同革命的敌人调和妥协。但是革命必须继续发展下去，它向革命的领导者提出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课题，首先是如何结束清朝的专制统治和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在华利益，需要他们解答。这时，同盟会在理论上的分歧和组织上的松散的危害性就全部暴露了出来。

没有强有力的思想革命作先导，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重大缺陷。同盟会革命党人曾经理直气壮地驳斥保皇派所谓革命必将造成内乱，召来瓜分的谬论，坚决地主张革命，热烈地讴歌革命，他们的信心只是建立在革命将会有秩序地进行并“毫不参以排外的性质”这样一种软弱者的幻想之上；他们猛烈地抨击保皇派抹杀满汉矛盾，否认民族压迫的存在进而否认民族革命的必要，而自己又错误地把中国看成只是“汉族的中国”，夸大了满汉矛盾，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结果放过了两个最危险的敌人——帝国主义和汉族封建势力。正是在这种错误认识的指导下，他们把外国资产阶级当作“朋友”，企求同情和支持；把汉族官僚引为“同志”，希望同他们一起来推倒满族皇帝。当然，这只能是一厢情愿。

“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它怎么能够“毫不参以排外（即反帝）性质”呢？帝国主义列强又怎么会因为起义当局迫不及待地发表几篇声明，做出“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保护”<%曹亚伯：《武昌起义》%>等等保证，就“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呢？它们看透了革命党人的软弱和起义者内部的矛盾，便一面伪装“中立”，一面则全力扶植袁世凯来绞杀革命。十一月，袁世凯依仗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北洋武力，当上了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大权在握。此后，他玩弄清帝于指掌，使用反革命的两手，或停或打，或诱或压，迫使南方革命派节节退让。他下令冯国璋野蛮地焚掠汉口、猛袭汉阳，同时又两次派人潜入武昌，试探起义军对“议和”的态度，厚颜无耻地说什么：“余爱中国之民，较之共和党人主持急进者有过之无不及。故我兢兢者非为名誉权利起见，但欲为中国恢复秩序，和议有成”<%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6页%>

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两面政策，像一帖催化剂一样加剧了起义阵营和同盟会内部的分化。那些暂时投机革命的立宪派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地主阶级反满派首先从起义阵营和同盟会中分离出去，投到袁世凯的怀抱。他们反对革命的深入发展，仇视任何一点民主表现，却又装扮成拥护共和的模样，高唱“革命军起，革命党销”的取消主义调子，企图从内部迫使起义者向袁世凯屈服。南北议和开始不久，立宪派头子张謇就写信给黄兴：“总之，军事非亟统一不可，而统一最要之前提，则章太炎所主张销去党名为第一。此须公与中山先生早计之，由孙先生与公正式宣布，一则可融章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免海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张孝若：《南通张季□先生传记》第172页%>”这是要孙中山放下革命旗帜，缴械投降。当时在上海有个名曰“共和建设讨论会”的立宪派组织，竟胡诌“各军政府、军政分府动则恃功假名，骄淫横恣，拂逆舆情，草菅民命，怨毒所积甚于晚清”<%《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第11页%>。这反映了中国大资产阶级对人民革命运动的极端仇恨的阴暗心理。而、孙武之流的同盟会叛徒则被袁世凯收买利用，充当了袁氏窃国阴谋活动的走狗，对革命事业起着特殊的破坏作用。

以宋教仁、黄兴为代表的大多数同盟会革命党人，希望利用袁世凯和他拥有的北洋武力来迫使清帝退位，以便结束革命。他们对袁世凯既幻想又不安。袁世凯刚“出山”，武昌方面的党人便天真地认为“彼既是汉人，如有一线天良，决不能为满奴出力。若能夺得荫昌兵柄，与民军一致，我辈亦可利用。”<%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137页%>黄兴也认为象袁世凯这样的汉族实力派，如果能满足他的欲望，他会无所顾惜地推倒清朝，否则他就会象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那样搞垮革命，那时“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00页%>。还有人被袁世凯的其势汹汹吓昏了头，说什么“项城赞成共和则中国存，项城保持君主则中国亡，存亡中国之权悉系于项城之手”<%廖少□，《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第30页%>。在这种种错误思想影响下，武昌方面的革命党人同意了与袁世凯议和，并做出“先倾覆满清者公推为大总统”这样一种不光彩的暗示，给袁世凯一颗定心丸。随后又在汉口召开的起义各省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的决议。这说明南方起义阵营已经做好了妥协投降的准备。虽然当时确有少数起义军将领和同盟会会员是坚决主战、反对议和的，他们曾正确地指出“袁贼借口议和，阴谋进取”，认为“和议决无可信之理，我军决不可听”<%《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六号%>。但是这些来自各地的主战呼号和袁军在山陕等地违约进攻的枪声并没有能使南方起义当局的头脑清醒起来。

武昌起义后的第二天，孙中山在美国典华获悉“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喜讯，便启程赴英，打算“先从外交方面致力”。孙中山当时的兴奋和喜悦是可以理解的，他认为“近日中国之事，真是央央大国之风，从此列强必当刮目相见”，“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十二月二十七日，孙中山怀抱着美好的愿望回到上海。这时南北议和已在进行。孙中山在对欢迎群众讲话时明确表示反对与袁世凯议和，强调“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主张“运用革命武力统一全国，彻底扫除北方的专制余孽”<%邵元冲：《中华民国开国史》载《建国月刊》十五卷四期%>。但是他的这些正确意见没有得到仅仅对谈判感兴趣的同盟会其他领导人的赞同。孙中山后来回忆说：“民国建元之初，予极力主张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目的，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谕再三，辩论再四，□无成效，莫不以予之理想太高。而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议和也。<%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华书局一九六○年新一版第一册第156页%>”孙中山虽然被选为南京临时政府的第一任大总统，但正如他自己的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不能实行主义而徒拥虚名”的空头衔。他是靠声望，而不是靠权力，才得以继续给时局以影响。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同盟会中央由上海迁至南京，并决定“易秘密为公开”。同盟会由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改变为“公开的政党”，反映了内部各派对当时形势与前途的不同认识和估计。宋教仁等人认为现在“武力革命”已经结束，同盟会“应改为公开之政党，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府之地位，不宜复带秘密之性质”<%《胡汉民自传》，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抄本%>。他们以为专制推倒了，“共和”成立了，同盟会应该学西方那样，从事公开的、堂堂正正的议会斗争了。少数左派党人则正确地认为：“革命之目的并未达到，让权袁氏，前途尤多危险，党中宜保存从来秘密工作而推广之，不宜倾重合法的政治竞争而公开一切”<%《胡汉民自传》，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可见，在同盟会应否“公开”的问题上，存在过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和严重的斗争。同盟会终于由秘密而公开，表明右倾势力开始占据支配地位。在“同盟会公开时代之总章”列举的九项政纲中，大都是缺乏民主革命精神的抽象条文。许多立宪派和官僚政客纷纷混入党内，与革命素无关系的黎元洪也成了同盟会的“协理”之一。这时的同盟会已经蜕化成为一个丧失秘密时代的进取精神的小政团，它较之当时雨后春笋般林立着的其他党团已经毫无夺目之处了。

四

一九一二年四月，“南北议和”终于以南京临时政府和革命党人的退让妥协并交出政权而结束。清帝“逊位”了，孙中山也不得不离开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国内出现了短暂的和平局面。但是袁世凯深知这只是实现其窃国野心的第一步。他一面把自己打扮成民国的“保护人”，别有用心地对革命党人说：“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无论何种政党，均宜蠲除成见，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46页%>有人问他是否打算效拿破仑帝制自为，他假惺惺地答称：“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51页%>还故作姿态，三番五次电催孙中山、黄兴来京“商榷救国大计”。可是另一面却在积极扩充军备，伺机武力消灭南方革命势力袁世凯在暗里磨刀，宋教仁、黄兴等人却陶醉在会议竞选的胜利中，大做其“政党内阁”、“新旧合作”的美梦。宋教仁常说，现在南北统一，共和确立，因此非新旧势力“糅和”不可，无需再谈论什么“铁血的精神”，而应当“拿出政治的见解”来合法地奋斗。为了适应这种合法斗争的需要，同盟会必须“改弦□□，另谋发展，努力接近袁氏，借图进取”<%马震东：《袁氏当国史》第157页%>。黄兴也抱有同样的想法。他希望袁世凯能够依照南京“临时约法”的规定，首先组成“责任内阁”，然后再用“化旧为新”的办法进一步组织“政党内阁”。他逢人便劝其入党，甚至劝说袁世凯来当同盟会的领袖。可是袁世凯明确表示过对“政党内阁”不感兴趣。怎么办呢？黄兴却有妙法，说他愿意在“大总统与国民党之间取调停态度，其办法即阁员之半数请大总统竭力劝其入国民党”<%马震东：《袁氏当国史》，第105—166页%>。你袁世凯不让政党组阁，那就让你的阁员加入我的党。这就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心目中的所谓“政党内阁”！一九一二年八月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公党而组成的国民党，正是为了适应这种“政党内阁”的需要而胡乱拼凑起来的政客集团。它的主要社会基础是那些幻想在袁世凯的军阀统治下获得发展机会的中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和指望在袁世凯脚下分取一杯羹的腐烂政客。这样一个“只图党势之扩张，不求主义之贯彻”的议会党，不但完全抛弃了同盟会秘密时期的民主革命精神，而且较之公开时代的同盟会也是一个倒退。绝大多数党员根本不知“革命”为何物，而是一群在官场中追名逐利的政治掮客。甚至章太炎也无限感慨，说“纯粹的革命党，现亦变成官僚派了”。只要能够捞取金钱和官职，他们可以出卖灵魂，出卖一切。“我们政治上的人，不讲做官讲什么呢？”<%邹鲁：《回顾录》第81页%>这就是他们的处世哲学。

诚然，孙中山当时也有过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轻信了袁世凯的许多漂亮“诺言”，以为袁既已承认共和，又有临时约法来约束他，他怎么能“反悔”，怎么会自绝于人民呢？孙中山还错误地宣称“十年不予政治”。但他对于临时约法并不满意，对宋教仁等人沉溺于议会竞选、背弃同盟会革命传统而改组国民党的错误做法，也是一贯反对的。他被人推为国民党的理事长，但“于党事则一切不问”。除孙中山外，廖仲恺、朱执仪等人也坚决反对同盟会改组，曾吁请孙中山采取坚决措施来整顿同盟会组织，清除不纯分子。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的歹徒枪伤致死。宋教仁是当时国民党的实际领袖，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政党内阁的狂热鼓吹者，因而被袁世凯视为最露骨最危险的政敌。宋的被杀显然是袁世凯准备进一步向“共和”制度开刀和用武力消灭南方势力的信号。但是这一严重事件竟没有引起党人应有的警觉。他们还在那里高喊所谓“法律解决”，指望张謇等人的“调停”。而宋教仁这个西方制度的盲目追求者直到临死还在默祷“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于不拔之宪法，则仁死犹生”。<%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册，第154页%>迷恋“议会制度”的人们的悲剧正在这里，真是至死不悟。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立即由日本回到上海，主张立于“先发制人”的主动地位，实行“武力讨袁”。但他的正确主张照例得不到支持，就连他多年的老战友也不以为然。黄兴认为现在民国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当孙中山准备去南京起兵讨袁时，黄兴又说他“不善戎伍，措置稍乖，贻祸匪浅”，极力阻拦。

袁世凯看透了南方党人的分歧和无能。五月二十四日，他气势汹汹地警告：“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49—50页%>在袁世凯的战争威胁面前，孙中山再也无法组成一条统一的反袁战线了。所谓“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然而“宋案”和“二次革命”从反面教育了人们。孙中山更加坚定了“非去袁不可”的决心。他在给南洋侨胞的位中说：“此次失败以后，自表面观之，已觉势力全归乌有，而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以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为国民制造革命党”。他满怀胜利信心地表示：“吾辈既以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面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胡去非：《总理事略》第188页%>。革命的失败也教育了那些处在动摇和彷徨中的人们，使他们得到新的觉悟，越来越怀疑袁世凯所谓“永不使君主制度再行于中国”的“诺言”，从而使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护国”运动获得远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参加者。

“二次革命”中，尽管国民党表现得那样软弱无能和不堪一击，袁世凯还是嫌它有些碍手碍脚，遂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悍然下令解散国民党，同时追缴了四百三十多名国民党笈议员的证书徽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停止活动。这时的国民党已经四分五裂，凌乱不堪，什么政友会，相友会，癸丑同志会、欧事研究会、超然社等小团体纷纷出现。许多人心灰意冷，隐居书斋，另一些人则甘心充当袁氏帝制阴谋的可耻帮凶。惟有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坚定的左派党人，没有被袁世凯的得势于一时所吓倒，毅然抛弃国民党的破烂旗帜，恢复同盟会秘密时代的革命精神，重组“中华革命党”，提出“第三次革命”的响亮口号，成为反帝制运动的领导力量。

同盟会从一九○五年成立到一九一二年蜕化为国民党，只有七年历史，犹如“昙花一现”。它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出现和消失，集中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旧民主革命时期由上升到衰落的政治生涯。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在这次革命中，资产阶级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它的革命性发挥到了极点，但同时也是它政治上走下坡路的起点。同盟会的每一次分化，都是一次倒退，这是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衰退在组织上的表现。辛亥革命后不久，民族资产阶级便逐渐丧失领导作用，让位给正大步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

袁世凯范文篇8

中国同盟会产生于我国近代第三次革命高潮的前夜，是一个具有两重性质的政治组织，既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又是一个包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的同盟。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同盟会提出了一个以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国和实际上只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平均地权”为内容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发展。作为反清各派别的松懈同盟，它的成员没有在同盟会纲领的基础上真正地统一和结合起来，只是在各自保留其政治观点的前提下，以“反满革命”为纽带才联系在一起，这就埋藏着必然分化的种子。

“反满”成为同盟会内部各派暂时联结起来的共同基础，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清朝统治的最后半个多世纪，即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年，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极点并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变的时期，也是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和激化的时期。在国内外矛盾的猛烈冲击下，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濒临崩溃，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一天比一天深重。而这一切恰恰发生在清王朝这样一个长期坚持民族歧视政策的异族王朝统治的年代。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清政府是中国积弱贫困和一切苦难的渊薮。于是，“反满”这个曾经长期以来被汉族地主阶级反满派用以激励人们起来恢复“大明江山”的古老旗帜，被资产阶级拣来作为号召和联合一切“反满”力量的大□。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们俨然以地主阶级“未竟之业”的继承者自许，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首先是从异族手里夺回政权，即所谓“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此造端之事业也<%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一般地说，“反满”宣传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这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排他主义和民族优越论，他们鼓吹“反满”，但很少同恢复明王朝或重建另一个汉族王朝联系起来，而是同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联系在一起。正如孙中山所说：“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这就给“反满”这个传统口号赋予民主主义的时代内容，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纲领的重要部分。但是，“反满”的口号过于简单了，它不但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也迎合其他阶级包括地主阶级中的反满派的脾胃，为他们所赞同和接受，成为同盟会这个松懈联盟的思想基础，即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赖以统一起来的重要前提。

然而，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本身包含着深刻的矛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明确地提出了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革命任务，但它并没有为所有的同盟会会员理解和接受。即使在民族革命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的人抱着传统的“反满兴汉”的陈旧观念参加同盟会，他们从“夷夏之辨”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狂热地宣传“排满”，以为只要推翻了清朝，“就是中国人（指汉人）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或者认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着做去，没有别样枝节<%同上书，下卷第795页%>”。章太炎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在章太炎的许多言论中，常常直接从清初汉族地主反满派那里汲取思想，借用语言，认为他们要做的事业“不离吕、全、王、曾之旧域<%章太炎：《光复军志》。“吕、全、王、曾”指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章太炎并不那么欣尝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在他看来，所谓共和、总统之类，只能在革命动乱时起某种“调剂”作用，所以他说“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章太炎自定年谱》载《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第127页%>”，否认“共和”与“专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这些人是同盟会中的“一民主义”者，他们对孙中山极力倡导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表示冷漠。在同盟会中，有更多的人是幻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纯粹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赞同“反满”和拥护民权革命的，但对于同盟会纲领中以“平均地权”为内容的民生革命思想不感兴趣。宋教仁、胡汉民便是如此。宋教仁对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从来不赞一辞，只说“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宋教仁：《我之历史》%>”。胡汉民因为不同意“平均地权”思想与孙中山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他们是同盟会中的“二民主义”者。只有孙中山和他的少数追随者如廖仲恺、朱执信等人才是同盟会三民主义纲领的真正服膺者。他们主张推翻清朝统治，不单因为它是一个满族人做皇帝的政府，而首先因为它是一个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所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不仅如此，由于孙中山等人目击过西方国家里贫富悬殊和“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的现实，又初步接触到早期社会主义的思想学说，于是幻想用所谓“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使中国成为不但能够“媲迹欧美”，而且能够避免资本主义流□的理想国家。他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真正代表者。

综上所述，可见对于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真正能够完整地理解、接受并拥护到底的，只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急进分子，其余的绝大多数会员只是根据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的需要决定弃取，对纲领中的民主主义的急进部分，或者漠然置之，或者反对。这种对于同盟会纲领的不同认识，乃是同盟会必然分化和解体的思想原因。

二

没有建立在共同的政治纲领基础上的思想一致，必然达不到组织上的统一与巩固。同盟会在准备和领导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革命运动中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它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统一的组织系统。组成同盟会的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联合起来了，可是在政治观点，活动地域以及会员成分等方面继续保留着各自的特点。兴中会是孙中山早在一八九四年创立的，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为宗旨的革命团体。随着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成熟和发展，到一九○五年，它已经成为一个初具雏形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组织。兴中会主要代表华侨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它的成员绝大部分是华侨中的中、小资本家，手工业者和学生青年。由于他们侨居异国，较少直接感受清王朝民族压迫的痛苦，所以，一般华侨对于“反清复明之口语，亦多有不知其义者。”他们痛恨清政府腐败无能，迫切希望有一个强盛的祖国作后盾。因此，华侨资产阶级在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是比较富于革命民主主义精神而较少单纯“反满”情绪的一部分。华兴会和光复会是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和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分别建立的两个革命团体。它们成立较晚，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革命纲领，如华兴会的口号是“同心扑满，当面清算<%黄一欧：《回忆先君克强先生》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609页%>”。光复会又叫“复古会”，它的组织龙华会宗旨是“赶去满洲鞑子皇家，收回大明江山<%陶成章：《龙华会章程》%>”，都具有较浓厚的“反满”色彩。同盟会名义上主要是由上述三团体结合而成的，然而除兴中会外，光复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没有加入同盟会，所以“浙江内地多不知同盟会事，仍其旧名为光复会”。华兴会在与兴中会联合问题上意见歧异，有赞成完全联合的，有主张形式上联合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的，还有根本反对联合的，“终莫能定谁是，遂以个人自由一言了结而罢<%宋教仁：《我之历史》%>”。正因为如此，尽管同盟会曾经详尽地拟定了一系列章程和规则，但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从来没有能认真执行过，没有能形成自己的权威的核心领导和一体化的组织系统。

在同盟会的历史中，一九○七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以前，同盟会全力与康梁保皇派论战，内部各派基本上是团结的。这年春天，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与黄兴等人在法属安南的河内设立秘密机关，擘画我国西南边隅的起义活动，并在随后几年中发动了多次的武装斗争，推动和鼓舞了各阶层人民的反抗运动。但是，孙中山的离开日本和武装起义的接连失败，使同盟会内部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各派别之间的矛盾和离心倾向渐趋明朗和表面化。原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等人“重组光复会于南洋荷英两属，遥戴章炳麟为会长”，甚至公然“以反对同盟会干部为号召<%冯自由：《光复会》%>”。留在东京同盟会本部的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则对孙中山百般非难，无端猜疑，有人竟提出要解除孙中山的领导职务。他们对孙中山“一意规南服”，“以小故动众，劳师费财”和不重视联络会党的作法表不满，主张先储备人才物力，一旦时机成熟，则“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一九○七年在东京成立的共进会和一九一一年在上海成立的中部同盟会，正是因不满于孙中山而别树一帜的表现，它说明同盟会组织在旧的裂痕之外又出现了新的裂痕。这种新的裂痕不仅反映了各派在策略思想方面的分歧，而且反映了原有政治观点分歧的加深。例如共进会就十分错误地将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标榜“以推翻清政府，光复旧物为目的<%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01页%>”，这就背弃了同盟会纲领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精华，使自己混同于一般会党。即使那个自称“奉东京（同盟会本部）为主体，认南方分会为友邦”的中部同盟会，也只声称“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见《建国月刊》三卷四期%>”，恰好抛弃了同盟会纲领中最急进的部分——民生主义。虽然共进会、中部同盟会和重新恢复活动的光复会都在会党或新军中做过比较深入的发动工作，在组织和领导长江中、下游各省的革命运动中有过积极的贡献，但它们在组织上重拉山头，另立门户，思想上夸大“反满”民族主义宣传，背离同盟会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是错误和有害的，它使得同盟会组织上的裂痕更加难以弥合，思想上的分歧更加难以泯除，因而使已经陷于涣散状态的同盟会在即将来临的革命高潮中更加软弱无力。

三

一九一一年十月，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推动和领导下，爆发了伟大的辛亥革命。从武昌起义开始的这场大革命，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在这个中国历史的大变动中，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同盟会不是满腔热忱地站在斗争前列指导运动的深入发展，却随时准备同革命的敌人调和妥协。但是革命必须继续发展下去，它向革命的领导者提出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课题，首先是如何结束清朝的专制统治和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在华利益，需要他们解答。这时，同盟会在理论上的分歧和组织上的松散的危害性就全部暴露了出来。

没有强有力的思想革命作先导，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重大缺陷。同盟会革命党人曾经理直气壮地驳斥保皇派所谓革命必将造成内乱，召来瓜分的谬论，坚决地主张革命，热烈地讴歌革命，他们的信心只是建立在革命将会有秩序地进行并“毫不参以排外的性质”这样一种软弱者的幻想之上；他们猛烈地抨击保皇派抹杀满汉矛盾，否认民族压迫的存在进而否认民族革命的必要，而自己又错误地把中国看成只是“汉族的中国”，夸大了满汉矛盾，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结果放过了两个最危险的敌人——帝国主义和汉族封建势力。正是在这种错误认识的指导下，他们把外国资产阶级当作“朋友”，企求同情和支持；把汉族官僚引为“同志”，希望同他们一起来推倒满族皇帝。当然，这只能是一厢情愿。

“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它怎么能够“毫不参以排外（即反帝）性质”呢？帝国主义列强又怎么会因为起义当局迫不及待地发表几篇声明，做出“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保护”<%曹亚伯：《武昌起义》%>等等保证，就“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呢？它们看透了革命党人的软弱和起义者内部的矛盾，便一面伪装“中立”，一面则全力扶植袁世凯来绞杀革命。十一月，袁世凯依仗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北洋武力，当上了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大权在握。此后，他玩弄清帝于指掌，使用反革命的两手，或停或打，或诱或压，迫使南方革命派节节退让。他下令冯国璋野蛮地焚掠汉口、猛袭汉阳，同时又两次派人潜入武昌，试探起义军对“议和”的态度，厚颜无耻地说什么：“余爱中国之民，较之共和党人主持急进者有过之无不及。故我兢兢者非为名誉权利起见，但欲为中国恢复秩序，和议有成”<%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6页%>。

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两面政策，像一帖催化剂一样加剧了起义阵营和同盟会内部的分化。那些暂时投机革命的立宪派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地主阶级反满派首先从起义阵营和同盟会中分离出去，投到袁世凯的怀抱。他们反对革命的深入发展，仇视任何一点民主表现，却又装扮成拥护共和的模样，高唱“革命军起，革命党销”的取消主义调子，企图从内部迫使起义者向袁世凯屈服。南北议和开始不久，立宪派头子张謇就写信给黄兴：“总之，军事非亟统一不可，而统一最要之前提，则章太炎所主张销去党名为第一。此须公与中山先生早计之，由孙先生与公正式宣布，一则可融章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免海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张孝若：《南通张季□先生传记》第172页%>”这是要孙中山放下革命旗帜，缴械投降。当时在上海有个名曰“共和建设讨论会”的立宪派组织，竟胡诌“各军政府、军政分府动则恃功假名，骄淫横恣，拂逆舆情，草菅民命，怨毒所积甚于晚清”<%《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第11页%>。这反映了中国大资产阶级对人民革命运动的极端仇恨的阴暗心理。而、孙武之流的同盟会叛徒则被袁世凯收买利用，充当了袁氏窃国阴谋活动的走狗，对革命事业起着特殊的破坏作用。

以宋教仁、黄兴为代表的大多数同盟会革命党人，希望利用袁世凯和他拥有的北洋武力来迫使清帝退位，以便结束革命。他们对袁世凯既幻想又不安。袁世凯刚“出山”，武昌方面的党人便天真地认为“彼既是汉人，如有一线天良，决不能为满奴出力。若能夺得荫昌兵柄，与民军一致，我辈亦可利用。”<%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137页%>黄兴也认为象袁世凯这样的汉族实力派，如果能满足他的欲望，他会无所顾惜地推倒清朝，否则他就会象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那样搞垮革命，那时“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00页%>。还有人被袁世凯的其势汹汹吓昏了头，说什么“项城赞成共和则中国存，项城保持君主则中国亡，存亡中国之权悉系于项城之手”<%廖少□，《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第30页%>。在这种种错误思想影响下，武昌方面的革命党人同意了与袁世凯议和，并做出“先倾覆满清者公推为大总统”这样一种不光彩的暗示，给袁世凯一颗定心丸。随后又在汉口召开的起义各省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的决议。这说明南方起义阵营已经做好了妥协投降的准备。虽然当时确有少数起义军将领和同盟会会员是坚决主战、反对议和的，他们曾正确地指出“袁贼借口议和，阴谋进取”，认为“和议决无可信之理，我军决不可听”<%《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六号%>。但是这些来自各地的主战呼号和袁军在山陕等地违约进攻的枪声并没有能使南方起义当局的头脑清醒起来。

武昌起义后的第二天，孙中山在美国典华获悉“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喜讯，便启程赴英，打算“先从外交方面致力”。孙中山当时的兴奋和喜悦是可以理解的，他认为“近日中国之事，真是央央大国之风，从此列强必当刮目相见”，“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十二月二十七日，孙中山怀抱着美好的愿望回到上海。这时南北议和已在进行。孙中山在对欢迎群众讲话时明确表示反对与袁世凯议和，强调“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主张“运用革命武力统一全国，彻底扫除北方的专制余孽”<%邵元冲：《中华民国开国史》载《建国月刊》十五卷四期%>。但是他的这些正确意见没有得到仅仅对谈判感兴趣的同盟会其他领导人的赞同。孙中山后来回忆说：“民国建元之初，予极力主张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目的，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谕再三，辩论再四，□无成效，莫不以予之理想太高。而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议和也。<%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华书局一九六○年新一版第一册第156页%>”孙中山虽然被选为南京临时政府的第一任大总统，但正如他自己的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不能实行主义而徒拥虚名”的空头衔。他是靠声望，而不是靠权力，才得以继续给时局以影响。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同盟会中央由上海迁至南京，并决定“易秘密为公开”。同盟会由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改变为“公开的政党”，反映了内部各派对当时形势与前途的不同认识和估计。宋教仁等人认为现在“武力革命”已经结束，同盟会“应改为公开之政党，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府之地位，不宜复带秘密之性质”<%《胡汉民自传》，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抄本%>。他们以为专制推倒了，“共和”成立了，同盟会应该学西方那样，从事公开的、堂堂正正的议会斗争了。少数左派党人则正确地认为：“革命之目的并未达到，让权袁氏，前途尤多危险，党中宜保存从来秘密工作而推广之，不宜倾重合法的政治竞争而公开一切”<%《胡汉民自传》，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可见，在同盟会应否“公开”的问题上，存在过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和严重的斗争。同盟会终于由秘密而公开，表明右倾势力开始占据支配地位。在“同盟会公开时代之总章”列举的九项政纲中，大都是缺乏民主革命精神的抽象条文。许多立宪派和官僚政客纷纷混入党内，与革命素无关系的黎元洪也成了同盟会的“协理”之一。这时的同盟会已经蜕化成为一个丧失秘密时代的进取精神的小政团，它较之当时雨后春笋般林立着的其他党团已经毫无夺目之处了。

四

一九一二年四月，“南北议和”终于以南京临时政府和革命党人的退让妥协并交出政权而结束。清帝“逊位”了，孙中山也不得不离开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国内出现了短暂的和平局面。但是袁世凯深知这只是实现其窃国野心的第一步。他一面把自己打扮成民国的“保护人”，别有用心地对革命党人说：“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无论何种政党，均宜蠲除成见，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46页%>有人问他是否打算效拿破仑帝制自为，他假惺惺地答称：“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51页%>还故作姿态，三番五次电催孙中山、黄兴来京“商榷救国大计”。可是另一面却在积极扩充军备，伺机武力消灭南方革命势力袁世凯在暗里磨刀，宋教仁、黄兴等人却陶醉在会议竞选的胜利中，大做其“政党内阁”、“新旧合作”的美梦。宋教仁常说，现在南北统一，共和确立，因此非新旧势力“糅和”不可，无需再谈论什么“铁血的精神”，而应当“拿出政治的见解”来合法地奋斗。为了适应这种合法斗争的需要，同盟会必须“改弦□□，另谋发展，努力接近袁氏，借图进取”<%马震东：《袁氏当国史》第157页%>。黄兴也抱有同样的想法。他希望袁世凯能够依照南京“临时约法”的规定，首先组成“责任内阁”，然后再用“化旧为新”的办法进一步组织“政党内阁”。他逢人便劝其入党，甚至劝说袁世凯来当同盟会的领袖。可是袁世凯明确表示过对“政党内阁”不感兴趣。怎么办呢？黄兴却有妙法，说他愿意在“大总统与国民党之间取调停态度，其办法即阁员之半数请大总统竭力劝其入国民党”<%马震东：《袁氏当国史》，第105—166页%>。你袁世凯不让政党组阁，那就让你的阁员加入我的党。这就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心目中的所谓“政党内阁”！一九一二年八月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公党而组成的国民党，正是为了适应这种“政党内阁”的需要而胡乱拼凑起来的政客集团。它的主要社会基础是那些幻想在袁世凯的军阀统治下获得发展机会的中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和指望在袁世凯脚下分取一杯羹的腐烂政客。这样一个“只图党势之扩张，不求主义之贯彻”的议会党，不但完全抛弃了同盟会秘密时期的民主革命精神，而且较之公开时代的同盟会也是一个倒退。绝大多数党员根本不知“革命”为何物，而是一群在官场中追名逐利的政治掮客。甚至章太炎也无限感慨，说“纯粹的革命党，现亦变成官僚派了”。只要能够捞取金钱和官职，他们可以出卖灵魂，出卖一切。“我们政治上的人，不讲做官讲什么呢？”<%邹鲁：《回顾录》第81页%>这就是他们的处世哲学。

诚然，孙中山当时也有过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轻信了袁世凯的许多漂亮“诺言”，以为袁既已承认共和，又有临时约法来约束他，他怎么能“反悔”，怎么会自绝于人民呢？孙中山还错误地宣称“十年不予政治”。但他对于临时约法并不满意，对宋教仁等人沉溺于议会竞选、背弃同盟会革命传统而改组国民党的错误做法，也是一贯反对的。他被人推为国民党的理事长，但“于党事则一切不问”。除孙中山外，廖仲恺、朱执仪等人也坚决反对同盟会改组，曾吁请孙中山采取坚决措施来整顿同盟会组织，清除不纯分子。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的歹徒枪伤致死。宋教仁是当时国民党的实际领袖，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政党内阁的狂热鼓吹者，因而被袁世凯视为最露骨最危险的政敌。宋的被杀显然是袁世凯准备进一步向“共和”制度开刀和用武力消灭南方势力的信号。但是这一严重事件竟没有引起党人应有的警觉。他们还在那里高喊所谓“法律解决”，指望张謇等人的“调停”。而宋教仁这个西方制度的盲目追求者直到临死还在默祷“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于不拔之宪法，则仁死犹生”。<%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册，第154页%>迷恋“议会制度”的人们的悲剧正在这里，真是至死不悟。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立即由日本回到上海，主张立于“先发制人”的主动地位，实行“武力讨袁”。但他的正确主张照例得不到支持，就连他多年的老战友也不以为然。黄兴认为现在民国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当孙中山准备去南京起兵讨袁时，黄兴又说他“不善戎伍，措置稍乖，贻祸匪浅”，极力阻拦。

袁世凯看透了南方党人的分歧和无能。五月二十四日，他气势汹汹地警告：“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49—50页%>在袁世凯的战争威胁面前，孙中山再也无法组成一条统一的反袁战线了。所谓“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然而“宋案”和“二次革命”从反面教育了人们。孙中山更加坚定了“非去袁不可”的决心。他在给南洋侨胞的位中说：“此次失败以后，自表面观之，已觉势力全归乌有，而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以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为国民制造革命党”。他满怀胜利信心地表示：“吾辈既以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面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胡去非：《总理事略》第188页%>。革命的失败也教育了那些处在动摇和彷徨中的人们，使他们得到新的觉悟，越来越怀疑袁世凯所谓“永不使君主制度再行于中国”的“诺言”，从而使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护国”运动获得远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参加者。

“二次革命”中，尽管国民党表现得那样软弱无能和不堪一击，袁世凯还是嫌它有些碍手碍脚，遂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悍然下令解散国民党，同时追缴了四百三十多名国民党笈议员的证书徽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停止活动。这时的国民党已经四分五裂，凌乱不堪，什么政友会，相友会，癸丑同志会、欧事研究会、超然社等小团体纷纷出现。许多人心灰意冷，隐居书斋，另一些人则甘心充当袁氏帝制阴谋的可耻帮凶。惟有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坚定的左派党人，没有被袁世凯的得势于一时所吓倒，毅然抛弃国民党的破烂旗帜，恢复同盟会秘密时代的革命精神，重组“中华革命党”，提出“第三次革命”的响亮口号，成为反帝制运动的领导力量。

同盟会从一九○五年成立到一九一二年蜕化为国民党，只有七年历史，犹如“昙花一现”。它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出现和消失，集中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旧民主革命时期由上升到衰落的政治生涯。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在这次革命中，资产阶级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它的革命性发挥到了极点，但同时也是它政治上走下坡路的起点。同盟会的每一次分化，都是一次倒退，这是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衰退在组织上的表现。辛亥革命后不久，民族资产阶级便逐渐丧失领导作用，让位给正大步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

袁世凯范文篇9

[关键词]陈宦；幕僚；特点

春秋战国以来，幕僚问题一直是中国的一种典型而有特殊意义的政治现象，尤其是天下大乱、军阀割据之时。太平天国之后的近代中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军阀或者军政集团，也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幕僚群体，目前学术界着重研究近代四大幕僚群体——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四人的幕僚以及其他著名人物的幕僚，如刘建强的《曾国藩幕府》，梁勤的《曾国藩幕府》，朱安东的《曾国藩幕府研究》，欧阳跃峰的《人才荟萃——李鸿章幕府》，牛秋实的《李鸿章幕府》，黎仁凯的《张之洞幕府》，张学继的《袁世凯幕府》，阎团结的《试论冯玉祥幕僚的特点》。这些著述为研究陈宦的幕府提供了较为清晰的借鉴思路，也成为本文的写作起点和基础。本文针对陈宦主政四川期间的幕僚群体的两个特点及其影响进行一些探讨，以推进对陈宦和近代幕僚群体的研究。而值得指出的是，陈宦1915年2月20日被袁世凯内定为四川军政负责人后，他就开始组织自己的幕僚团队——建立会办行营的五大处：参谋处、军务处、秘书处、军需处、副官处，其聚集的有名字记载的幕僚就有50人之多，到1916年7月他被各方政治势力赶出四川之后，其近百人的幕僚团队解体了，所以本文选取1915年2月－1916年7月这段时间来研究陈宦幕僚团队的特点及其影响。

首先，陈宦幕僚的成份复杂，新旧杂糅、进步势力与落后势力并存，具有异质性。

从职业与出身看，陈宦的幕僚中既有从各种新式学堂毕业的人员，甚至留学归国人员，又有取得一定科举功名的人员。从各种新式学堂毕业的人员有：张联菜(1880—1966)，字馥卿，山东淄博人，先后就读于北洋武备学堂(1903—1905)、北洋保定陆军大学第一期炮兵科(1906—1908)。胡鄂公(1884—1951)，字新三，湖北江陵人，先后就读于郝穴预备中学堂(1906—1908)、北京江汉学堂(湖北旅京中学堂)(1908—1909)、保定高等农林学堂林业科(1909—1911)。邓汉祥(1888—1979)，字鸣阶，贵州盘县人，先后就读于昆明高等师范学堂(1905—1906)、贵州陆军武备学堂(1906—1909)、湖北陆军中学(1909—1911)。季自求(1887—1944)，字天复，江苏南通人，曾经先后就读于南通中学堂(1902—1903)、江南将备学堂(1903—1906)。李炳之(1882—1968)，字彪臣，河北正定人，先后就读于北洋保定武备学堂(1903—1905)、北洋保定陆军大学第一期(1906—1908)。雷飙(1873－?)，字时若，湖南邵阳人，曾经就读于湖北武备学堂(1903—1905.8)。刘郁芬(1880—1943)，字兰江，河北清苑人，先后就读于直隶省陆军小学、保定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孔繁锦(1881—1951)，安徽合肥人，毕业于清末陆军讲武堂。其他如王彭年、张庆云、刘延杰、赵锡龄等人均接受过新式学堂教育。留学归国人员有：刘一清(?一?)。字杏村，湖北武昌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步兵科(1906.7—1908.5)。熊祥生(1880—1942)，字吉安，湖北孝感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炮兵科(1906.7—1908.5)。王炳坤(1876—1926)，字寿乾，安徽肥东人，曾经在日本留学了五年(1904—1909)。刘虎臣，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06—1908)。取得一定科举功名的人有：骆成骧(1865—1926)，字公辅，四川资中人，1893年中举、1895年中第一名进士(状元)，陈宦的老师——他曾经担任过陈宦母校京师大学堂第一提调。他还是陈宦在四川期间的幕后高级政治参谋，曾经在日本考察过两年宪政(1906—1908)。何积祜，湖南道县人，清末举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曾祖父何凌汉为探花，其祖父何绍基为进士(1836)、翰林编修，书画家，学者，其叔祖父何绍业、何绍祺、何绍京均为书画篆刻家。邓文瑗，蓝天蔚岳父，举人，河北著名书法家，尤其擅长于钟鼎文。楼蔷庵，浙江诸暨人，书法家。修承浩(1875～1953)，字翰青，湖南沅陵人，1902年举人，曾经担任过广西宜山县、富川县知事，广东阳江厅同知，云南都督府副秘书长。张之江(1882—1966.5)，字子姜，河北盐山县人，1899年考取了秀才。

从政治立场看，陈宦的幕僚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大派：“帝制派”(旧派、北派)和“反帝制派”(新派、南派)，两派围绕支持袁世凯还是支持护国军这个政治立场问题进行了剧烈的斗争。“帝制派”(旧派、北派)以张联菜为首，包括冯仲书、李炳之、熊祥生、刘虎臣、张庆云等人，大部分是北方的北洋派。“反帝制派”(新派、南派)以刘一清为首包括胡鄂公、邓汉祥、雷飙、王彭年、冯玉祥等人，大部分有过反清革命历史。曾任陈宦成武将军公署军务处参谋的张之江回忆说：“陈的左右分新旧两派，旧系以参谋长张联菜为首，是倾向拥袁世凯的；新系以总参议刘一清为首，是同情护国军的。”曾任陈宦成武将军公署军需处参谋的王彭年在1960年7月回忆道：“及筹安会起……凡筹安会傀儡场合，皆不令我参加。我等积极密谋，如何反袁，一时帝制派，反帝制派形成两大壁垒，暗斗颇剧。”1916年4月20日晚，“反帝制派”“集会于邓汉祥宅，讨论进止”。“反帝制派”采取各种措施推动陈宦宣布四川独立反袁，如屡次向陈宦分析时局、以轻重利害向他进言，最终促成陈宦决策宣布四川独立并和袁世凯断绝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四川独立反袁统一战线；担任反袁联络官，东进南下秘密联合其他反袁政治势力，为四川独立创设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以张联菜为首的“帝制派”除了游说陈宦拥护袁世凯之外，还狂热地与护国军激战于泸州、綦江，如熊祥生和李炳之就与蔡锷部激战于泸州，导致护国军收复的泸州得而复失，损失惨重。刘虎臣与戴勘激战于綦江，曹锟说他“率领全团分赴合川、垫江防剿土匪，匝月以来，勤劳卓著”。熊祥生还在1916年3月27日致电袁世凯反对袁世凯退皇帝位：“忽奉撤消帝制之电，全体官兵同深愤懑……早歼巨憨，仰慰圣怀。我军休养数日，锐气全复，骤闻帝制撤消之命，官兵心无凭依，颇滋疑虑。乞诸公竭力耸动，勿轻听人言，遽变大计。务恳收回成命，以给人民之望，而系天下之重……副司令熊祥生叩。”李炳之在1916年5月10日得到陈宦在5月3日致电北京劝袁世凯退位的电文之后，马上发表《拥护中央决不听鼓(蛊)惑电》表示效忠袁世凯：“陆军部段总长，参谋部王总长钧鉴，借用唐次长定密。顷阅陈将军通电，恳求主座(即袁世凯一引者)退位，殊深骇异。吾辈始终以拥护中央为心，断不听信鼓惑谣言，现职旅第一团驻扎在重庆，其第二团之两营虽驻成都，军心可靠，请勿为念。惟此后本旅一切行动……仍恳钧座指示方针，俾资循率。毋任叩祷。李炳之叩。”尽管如此，“帝制派”还是没有阻挡住四川独立反袁的步伐。陈宦幕僚成份复杂，新旧杂糅、进步与落后并存，具有异质性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民国初期的社会是一个处于新旧交替的转型期社会，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仍然是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但是政治层面与器物层面上出现了西方近代化因素。比如军队开始利用西洋、东洋的操典、器械。第二，这和陈宦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有关，久经官场的陈宦为了减少政治风险、左右逢源、进退有据，特意在幕僚中既安排拥袁的“帝制派”，又安插同情蔡锷的“反帝制派”。正如刘一清所说：“其他调用人员，亦夹杂有不少民党分子，如修承浩、雷飙等系蔡锷所荐。陈处处含有两套手法，能说他无所容心，是偶然巧合吗?”第三，这和陈宦的经历、背景、嗜好、情趣、价值取向有关。陈宦接受过几十年的儒家经典教育，并且考取过秀才、廪生、拨贡，但他又曾经就读于新式学堂，如湖北武备学堂、京师大学堂，而且追随锡良推行新政达8年之久，1911年初曾经到德国考察军事。可见，他本身就是一个新旧杂糅的人物。

其次，陈宦的幕僚具有浓郁的地缘与业缘色彩，体现了其地域主义与任人唯亲的用人特点。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团队具有浓郁的血缘、地缘、业缘色彩，陈宦的幕僚也具有浓郁的地缘、业缘色彩。

血缘关系在中国宗法社会中是一种最悠久、最亲密和影响最深远的人际关系，政治人物往往把血缘中的忠诚、团结带人政治领域，用人首选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员。但是血缘关系有限，况且因为地缘和血缘具有密切的联系——正如费孝通指出：“在稳定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两者是不可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与地缘的因素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所以政治精英选拔人才之时，也会考虑地缘关系。同省的人相对于他省的人更具有紧密的地缘关系，长期生活于同一环境的人，其大致相近的语言、风俗习惯，使彼此有一种熟悉感、亲切感，他们的情感容易沟通，有较强的乡土认同感。在中国的地缘关系中，省界观念最为强烈。戴季陶指出：“某省者，某省人之某省也。此省界存在于国民心脑中，实一牢不可破之怪物也。中国之国民，其爱省之心实较爱国为切……然知中国人省界之深也。试以政治之分野观察之，某省而忽出一显吏，则其相援引者，必以半以上为同省之人。太平天国战后，曾国藩执政。湘人掌权，于是国内湘人同时为督抚者十五人，其它之幕僚属员无论矣。此一事也，湘人至今以为美谈而自负焉，省界现象也。合肥李氏执政中枢，而皖人附骥登龙者复盛焉。即日之政界，其若干省有执权者居枢要，则若干省之人皆得簧缘以进，而其它省无执政者之若干省，则群嫉而忌之焉。此亦有省界之现象也。”

陈宦的幕僚团队也有这种省界现象，其幕僚中两湖同乡很多，如刘一清、胡鄂公、熊祥生、王彭年、王芗臣、马贶生、修承浩、雷飙、何积祜、王奎楼等人。

陈宦幕僚群体的业缘色彩也很浓。所谓业缘，“就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师生、上下级、同学、同事、结义兄弟、有共同兴趣爱好者等一种较为广泛的关系。这种业缘关系，虽然有亲疏之分，但情感融洽，志趣相投的，也可以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甚至可以与血缘、地缘关系相提并论”。陈宦幕府中很多人与他具有业缘关系：刘一清是他的老部下，陈宦为新军第二十镇的统制时，他是其正参谋，陈宦为黎元洪幕僚时，刘一清是其同事，陈宦为参谋本部次长时，刘一清为参谋本部的第一局局长。张联桑、李炳之、季自求、伍祥祯、冯玉祥、刘郁芬、张之江、邓汉祥、王彭年、孔繁锦均为其老部下。胡鄂公是其在黎元洪幕府中的同事。何积祜、楼蔷庵、邓文瑗是其诗文唱和之友。

袁世凯范文篇10

南北议和与同盟会改组

民国成立，在新的形势下，如何适时调整自己的奋斗目标和策略，推动历史前进，成了考验同盟会领袖们的重大课题。有的史家至今仍在指责他们“软弱”，把政权轻易地让给了袁世凯。这有失公允。政治家必须审时度势，南北议和，让权于袁世凯，是基于以下形势的无可奈何的选择：

首先，军事力量对比十分不利于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控制着训练有素的北洋六镇7万多精兵，再加上仍然忠于清帝国的禁卫军和其他新军，总兵力达14万多人。而南京临时政府方面，号称革命的各色民军很多，绝大部分是会党乃至绿林队伍改编而成。虽然人数上远多于北方，武器装备、训练、指挥和纪律等都远逊于对方。

其次，经济力量对比悬殊，南京临时政府已到了难于支撑的边缘。双方在财政上都困难重重，但袁氏出任清帝国内阁总理后毕竟仍牢牢控制着东北和华北大部，中央财政的基础仍在，原有的征税系统没有打乱，军费比较充足。于是，除了维持正常运作外，袁氏还有余力一再出手，拿出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两白银收买清帝国的王公大臣和革命党人。与此同时，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却为维持临时政府所必需的经费在国内外频频伸手求援。他在私下谈话中坦率地承认：“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欲以招商局为担保，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亦为此。然而，虽经种种筹划，而时光荏苒，交涉迄无结果……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1]当时各省虽然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但起义军、民团等急剧增加，支出浩繁，自顾不暇，不但无力支持中央政府，反而要求拨款。再加上关税收入被列强在“中立”的名义下冻结，临时政府在经济上显然已走进了死胡同。

另一重要原因是人心思定。“排满”是触发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驱除鞑虏”成了同盟会政纲的头一条。占国民绝大多数的汉人，既对清廷腐败不满，更恨它是“异族”统治。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发“逊位诏”，在许多人心目中，“异族”统治已经结束，其他便无关紧要了。用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故当时民众心理，俱祝福于和议。逆之而行，乃至不易。”[2]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选择和谈与让权于袁世凯都算不上是什么了不得的错误。

问题倒在于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古老国家宣布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以后，一个政治组织及其领袖究竟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行动方向？这一方面的任何重大决定对历史的发展都有难于磨灭的影响。孙文曾一再责备人们不听他的话而招致民国初年的大失败。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同盟会本来是个松散的革命联盟，有多个派系。辛亥革命后，它迅速分化。以留在同盟会旗下活动的政治领袖来说，主要有两个趋向。

以孙文为代表的一部分人选择直接推动经济建设（主要是铁路建设）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在交卸了总统职务后，孙氏反复宣扬的主张有这么几个要点：1.“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3]这是他的总的指导思想。2.“外人素爱和平，断不敢侵略我边圉，奴隶我人民。”[4]这是他处理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基本出发点。3.“鄙人拟于十年之内，修筑全国铁路二十万里。”“今日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5]4.如何看待袁世凯？“当南北战争时，袁项城表示君主立宪，与吾人意见不合，故不能合作共事。后袁赞成共和，南北统一，袁与吾人意见已同。惟南方人士，尚有疑其非出于真意，目民国为假共和者，余则决其出于真诚之意。”[6]在另一场合，他又表示：“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7].

以上说的都不是孙文一时的感想，而是他深思熟虑后的决策。更准确地说，这是民国元年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后的行动纲领。其核心思想是信任和支持袁世凯领导政府统治全国，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特别是铁路建设上。

作出这样的抉择，实际上是走上非政治化的道路。1912年3月，同盟会总部在南京开会员大会，制定了《中国同盟会总章》和九条政纲，选举孙文为总理。8月，同盟会又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政治组织联合，合并为国民党，公推孙文为理事长。这些都是像同盟会这样以进行军事斗争为主要任务的秘密革命组织，在新的形势下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化的必要步骤。但这时的孙文坚决表示：“决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9]理事长一职，他旋即委托宋教仁。

同盟会-国民党内颇多成员持另一种态度。以宋教仁和其他国民党领袖为代表，他们在尊重孙文、黄兴等人的前提下，也各自独立地阐明自己的主张。其要点是：

1.民主、自由尚未实现。与孙文的乐观论调相反，他们毫不含糊地说：“今试语皙族曰：‘亚东有伟大民国，合七族以建极也。’闻者能相承否……又自语曰：‘吾为民国国民，凡欧美民国国民之自由之康乐，吾弗歆羡焉矣，吾既与齐肩矣。’尝熟审而不邻于夸诞否？”[9]

“天赋人权，无可避也。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设共和政体。”[10]强调自由、平等等“天赋人权”，把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放在中心位置，实际上否定了认为三民主义只剩民生主义尚待努力的错误认识。

2.为了给民主、共和制度奠立良好的社会基础，他们力倡思想观念的变革和改良社会风俗.他们认为：“数千年君权之影响，迄今未沫，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因此，应该“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11]或者是：“以人道主义及科学知识为标准而定改良现今社会之条件。”[12]他们所说的人道主义指的是个人的独立、自由、男女平等、贵贱平等、婚姻自由等现代人权。几年后，《青年杂志》创刊，新文化运动兴起，

大声疾呼“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3]为基本宗旨，与他们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3.以政党内阁为基本政治主张，推进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建设。用宋教仁的话来说是：“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14]以此为指导思想，他们相应地有三个措施：

一是区分秘密的革命组织和公开活动的政党。在当时多达320个政党和类似的政治团体中[15]，联合了宗旨相近的组织，组成了全国第一大党-国民党，总部设在北京，在各省和海外各地建立了支部。

二是致力于竞选活动。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的第一次选举中，国民党有392人当选为参、众两院议员，而居二、三、四位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计才有223席。国民党成了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当时登记的选民号称有四千多万，只占全国人口的10％；妇女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选举过程也产生了收买选票、军警到场威迫、计票舞弊等不法行为。不过，如果考虑到有的问题（如妇女选举权）即使在当时的欧美亦未解决；有些则是几乎所有国家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中都出现过的现象，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有一个完善过程，就应肯定这终究是中国走向民主的第一步，与完全不必通过国民依法定程序授权的专制统治相比，无疑显示了历史的进步。

三是运用各种政治权利和大众传媒，对袁世凯及其政府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监督。议员们总的说来对履行自己的职责是认真的。从内阁组成人选到大借款和各大政治事件，一一进行了认真的辩论和质询。再加上民国初建，大体保障了新闻自由，他们与传媒合作，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活动进行了认真的监督。例如，袁世凯的作为就被报刊斥之为中国历史上“游民政治”的继续，“袁世凯之用人，乃并男盗女娼者而亦用之……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16].他的破坏民主与法治的种种作为，无一不受到严厉的谴责，从而使这一时期成为20世纪中国罕见的拒绝神化政治人物的年代。

孙宋两种取向差别很大，后来孙文曾一再指责国民党人当时不听他的话而招致革命事业的失败.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发展铁路及其他交通工商事业，发展教育，都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确实极为重要。问题是政治家在这些事业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如果一个政治家以直接经营包括交通在内的工商事业为主要职责，那么，其身分已转化为实业家。政治家活动的主要舞台应在政治领域，他们应在这个领域扫清工商业发展的障碍，构筑自由、安全、法治、廉洁、民主的社会环境，让工商企业家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干。对于政治家认为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重要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等），亦应通过制定优惠政策等措施，指引和鼓励企业家去建设和经营。因此，一个政党或政治组织如果以直接经营包括铁路在内的工商企业为基本纲领，显然意味着社会角色的混淆。从这个角度看，民国初年孙文提出的基本主张是不足取的，幸亏国民党的多数成员没有听从他的主张，否则这个组织的处境将更加困难。

当时，国民党虽然仍尊孙文、黄兴为领袖，但实际工作是由宋教仁主持的。与同盟会一样，国民党也有不同的派系。宋教仁显然是有重大影响的一派领袖，且显示了团结全党的潜力。应该如何评价他的政治主张呢？

应该肯定，他把秘密革命组织改组为共和制下公开活动的政党是正确的。章太炎等人鼓吹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片面的，但革命党确实需要改组为民主政党，方能适应巩固和发展民主共和政制的需要。同盟会本来以组织武装起义为自己全部活动的中心。民国建立后，除非准备武力扫平一切政敌，否则同盟会的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不能不进行全面的改革。

不能简单地把消解党派看作反民主势力的政治阴谋或个别人昏愦的奇谈怪论。这个错误主张其实包含着一些合理因素。例如，张謇是消解党派的积极支持者。在政权移交给袁世凯以前，他就致函黄兴，申述他的理由：“军事非亟统一不可；而统一最要之前提，则章太炎所主张销去党名为第一……一则可融章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可免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愿公熟思之；此为民国前途计，绝无他意也。”[17]当时义军蜂起，良莠不一，非严加整顿，军令、政令均无法统一；财政亦不堪重负，正面临崩溃的危险。他没有就事论事，而冀图从现代国家中政党与军队关系的高度去思考问题，如仅就此而言，这是一个正确的原则。如进一步要求整个社会都“销去党名”，那就有过犹不及之嫌。不过，无论是哪种情况，这都反映了一些有识之士已敏锐地感到：原有的政治组织必须改组。同盟会等五团体联合组成国民党，正是适应这个历史趋势的正确措施.

在组建国民党过程中，确实出现过一些偏差。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不以政治思想的分野为基础，硬拉当权的政府官员入党，拼凑所谓“政党内阁”。当时数以百计的政治团体，纲领和政策相同或接近的比比皆是，一人跨越几党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总长伍廷芳是共和政体的坚定支持者。但他既是与国民党对立的共和党和后来的进步党的理事，又是国民共进会的会长，国民公党的名誉总理（这两个组织后来都与同盟会合并，组成国民党）。同时交叉参加同一政治倾向的多个政党更是司空见惯，这反映当时的政治领域存在“咸与维新”的某种浑沌状态。面对这一状况，如能确切认定“普及政治思想，作育从政人才，确为当今急务”[18]，此不失为争取与联合各方力量、推进民主政治的大好时机。

不过，如果不以培植自由、民主思想为基础，不清醒地考察政治分野，为追求表面的影响而降格以求，不但给世人留下丧失原则的恶劣印象，且为反民主势力张目。当时，建立民主政制的主要阻力来自袁世凯及其追随者。但国民党的有些领袖居然把长期追随袁世凯的前清官僚、时任国务总理的赵秉钧和各部总长等所谓“国务员”拉入国民党，然后心满意足地宣称已组成了“国民党内阁”。出面办这件事的是黄兴，但得到孙文的首肯和支持。孙文曾志得意满地说：“黄克强抵京后，主张政党内阁，调和各派意见，袁总统均甚赞成。余出京时，邀国务员加入国民党之议始起。今阅报，国务员已入加本党。是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民党与政府之调和，可谓跻于成功。嗣后国民党同志，当以全力赞助政府及袁总统。”[19]这种麻痹斗志的声音，与当时严格批评监督政府的舆论颇不协调。

尤令国民党尴尬的是有些“国务员”坚持独立人格，坚决拒绝了这种做法。“财政总长周学熙语人云：‘财政总长地位为一时的，周学熙三字为永久的，因一时之地位令永久之个人入党，昧良无耻，莫逾于此。’故对黄兴强招入党之举，坚拒到底。”[20]

另一偏差也是由孙黄两人造成的。1912年9月25日，《政府公报》民国元年第149号公布了袁世凯、孙文、黄兴、黎元洪《协商订定内政大纲八条》：“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21]对八条稍加考量，不难发现它有一大特点：没有显示民主共和制度的特点。如果把它放在清末的新政时期，当时的朝廷和大臣也会欣然接受。

与国民党既定的政纲相比较，被孙文抛弃的恰恰是为民主共和制度奠立牢固基础的部分，一是只字未提国民党孜孜以求的政党内阁和议会制度，二是忽略了国民党五条政纲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发展地方自治”。提出这一条为的是“将以练国民之能力，养共和之基础，补中央之所未逮也。”而其终极目的则是“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22]要是说孙文在公开场合还说点“尊重议院”[23]之类的话，与袁世凯的13次会谈中，则根本没有把这一重要问题摆到议事日程上。

后来，孙文曾自我辩解，“乃于民国建元之初，予则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实行三民主义，而吾党之士期期以为不可……此予之所以萌退志，而于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和议也。”[24]所谓“革命方略”就是夺取政权后至实行宪政之前，要有一个实行“训政”的过渡时期，“在此时期，行约法之治，以训导人民，实行地方自治。惜当时同志不明其故，不行予之主张。”[25]如此说来，在民国元年，他应该是实行地方自治，推进民主政治的先行者。

但是这些辩解迄今无法找到足于证实的可靠史料。反证倒有不少。首先，“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和议”的根本原因是财政支绌，说其中包含着革命领袖之间路线斗争的玄机，恐难服人。其次，当时他反复宣扬的是一民（民生）主义，更具体点则是修20万里铁路，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巩固，实际上已排除在他视野之外。再次，当议及政治时，他满脑子都是中央集权。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一天，向海内外宣布五条“政务之方针”，依次是“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矢口不谈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巩固。

综合以上情况，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孙文当时提出的纲领和实际行动，都与中国历史行程对一个政治家的要求不相符合。这是他在辛亥革命后的一个重大失误。

张振武案

20世纪中国的一大问题是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努力一再受挫。继清末立宪运动后，理应随辛亥革命而至的民主共和制度也是昙花一现。有的史家甚至据此推出一个结论：议会制民主根本不适合中国，民初的政争宣告了议会民主在中国的破产。

其实，当时的政争没有发展成为推动中国公民提高自由、民主、法治意识，巩固民主政治制度的坚韧、持久的斗争，是孙文等人认识错误、处置不当的后果，而与议会和民主制度是否适用于中国风马牛不相及。

以掀起轩然大波的张振武案为例。张氏是武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曾任湖北军政府的军务部副部长。副总统黎元洪推荐他出任大总统顾问（张拒绝）、东省屯垦使、蒙古调查员等职，暗地里却于1912年8月13日密电袁世凯，要求“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并乞一律处决”。理由是：“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26]于是，袁世凯和陆军部长段祺瑞下令，于8月15晚将张振武及随行的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逮捕，次日凌晨1点枪决。

这次事件，立即激起轩然大波，舆论和各界人士纷纷声讨，参议员迫使袁世凯公布了黎元洪的密电。中国同盟会本部决定革去黎元洪的协理一职，并将他开除。

湖北20位参议员的联名质询，一一批驳强加给张振武的五项罪名。他们更义正辞严地说这是维护法治和破坏法治之争。张振武即使真是有罪“亦当捕送审判厅，供证具完，公开定谳，始得宣告处刑。”张氏退役已久“何以须用军法”？“军法会议亦必各官齐集，及一干人证到案，经审问、辩诉、判决之程序，始得执行刑罚。何夤夜邀袭，旋捕旋杀！”“共和国全赖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惟司法官乃能执法律以生杀人，大总统不能出命令以生杀人。”“约法所载大总统有特赦之权，并无特杀之权。盖有罪者，大总统可以特权生之，无罪者，无论何人，不得以特权死之。”可偏偏“大总统、副总统乃口衔宪章，意为生杀……无可缄默，不能不一探其究竟也。”[27]

这是一场民主、法治与专制的较量。这场较量不是孤立的。就在张振武案发生前夕，黎元洪即以宣扬无政府主义为由查封曾坚决支持革命、反对清帝国的《大江报》。黎元洪没有经过法院审判下令封报已属荒唐，更为荒谬绝伦的是竟明目张胆地宣布捉到该报负责人后要“就地正法”！当时执掌各级政府实权的大都是前清文官、武将。在当时力量对比下，根本不可能全部铲除、替换他们。唯一正确的办法是遵循法定途径，通过各级议会监督、质询、弹劾……再加上新闻舆论持续不懈地揭露、批评，各界人士用各种方式不断施加压力让他们受到约束、牵制和教育，争取其中多数能逐步纳入新制度的运作轨道，少数则依法得到制裁。

因此，当时以湖北20位参议员为代表的质询和《民立报》等报刊的报导和评论，体现着保卫民主和法治的正确斗争策略。民主共和制度能否巩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类斗争的广度、深度和策略。在张振武一案中，孙文采取什么态度呢？张案发生在8月16日，孙文按原计划于18日北上会见袁世凯。当时很多人劝他取消行程，他不但不接受，还说：“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眼光。”[28]到了北京后，袁氏稍加解释，他便轻信了，而且力促颇有疑虑的黄兴立即赴京。他在给黄兴的电报中写道：“到京以后，项城（袁世凯）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亦略相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29]

这些材料表明，孙文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支持还是破坏民主、法治制度的严肃斗争。只有把各方人士的政治活动都纳入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让制度管着这些人的手脚，民主共和制度才有可能巩固。这是制度问题，而孙文却把它看作某个人“可疑”或可信的问题，所以他根本没有发表过谴责此案的任何声明，丧失了一个民主主义政治家应有的斗志。

此案的结果是：部分参议员提出弹劾案，要求免去国务总理陆征祥、陆军总长段祺瑞之职。但没有取得法定的多数。早有去意的陆征祥呈请解职，袁世凯批准其辞呈。实际上是不了了之。而同袁世凯会谈之后的孙文，在周游各地时，一再为袁氏唱赞歌：“在前清官场中，项城有真实能力，勇于干事，迥异常庸……后袁赞成共和，南北统一，袁与吾人意见已同。惟南方人士，尚有疑其非出于真意，目民国为假共和者，余则决其出于真诚之意。”[30]“因南北人心，一致趋于共和，前途必无危险，……以政治言，袁总统及国务院与各省都督，皆能胜任愉快。”[31]在清末新政期间，袁世凯确有出类拔萃的表现，但这不等于他可免于监督，违法时不必追究。

“二次革命”后的政治转折

未在张振武案中受到应有惩戒的袁世凯及其追随者，半年后悍然刺杀宋教仁；孙文又一次处置不当，民主共和制最终被推到名存实亡的境地。

宋案简单说来是：1912年12月中旬至1913年2月上旬举行第一次国会选举，众议院596席中，国民党获269席；参议院274席，国民党占123席，成了两院的第一大党。宋教仁及其他国民党领袖力主实行政党内阁，深为袁世凯等忌恨。3月20日晚10点45分，宋教仁与黄兴到上海火车站乘车赴南京，宋被人连放三枪，击中要害，至22日凌晨4时47分绝命。24日零时30分至凌晨，先后在上海公共租界捕获凶手应桂馨、武士英，并搜获应桂馨与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来往密电和函件一大批。凶手及罪证均移交江苏省上海地方审检厅负责审理。

宋教仁之死无疑是对国民党的一大打击，但如处理得当，未尝不是揭露袁世凯及其追随者的罪恶，赢得民众的同情与支持，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一大机会。可是，由于孙文进退失据、处理不当，反而使支持民主的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国民党内外存在着法律解决和武力解决的激烈分歧。

当时民国初建，出现了20世纪中国罕见的政务比较公开、司法相对独立的年代。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在收到租界会审公堂移交的证据后，把罪犯应桂馨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之间来往的秘密电报和函件的要点以“通电”的形式向海内外公布，把罪犯与袁世凯及其追随者的密切关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迫使赵秉钧不得不发出公开电报为自己辩解。与此同时，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虽然赵氏拒绝到上海应讯，但一个地方法院传讯总理和地方官员公布政府最高官员与杀人罪犯密切来往的证据，实乃20世纪中国司法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事。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袁世凯被迫批准他辞去总理，由段祺瑞。1914年2月他出任直隶总督兼民政长，9天后被毒死在总督衙门，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袁世凯“杀以灭宋案之人证者”。这个过程说明，遵循依法追究的原则，案件本身固然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而人们法治观念的提高和国民党威望的上升更是难以估量的。

可是，孙文没有选择依法解决的途径，而是附和武装反抗的主张，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损失。

中国的政治文化有两个重要的传统：一是君师合一，以圣贤经传为工具，箝制臣民思想。另一是利禄引诱与生死、荣辱威胁相结合，纵横捭阖；有人称之为“游民（流氓）政治”。两者交相为用，每当改朝换代或者大变动关头，后者更成为各项黑风恶雨的主要推动力量。民国招牌挂起来后，袁世凯全面继承了这两手。除了适应民主选举的新形势，出现了贿选、迫选这些威胁、利诱的新形式外，了无新意。暗杀宋教仁，不过是袁世凯直接雇用下层流氓所干的高层流氓政治。

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早在宋案发生之前，一些有识之士已指出，唯一道路是用法治取代这些中国的传统政治。著名记者黄远庸就曾指出，袁世凯“所为，实无以异于晚清末造”。“即其命令观之，则纯然清时代之空文上谕，道德与法律绝对不分……至于假公器以牢笼私人，则官制官规，束之高阁；藉特权以行肆赦，则大典大法，置之土苴。”正确的对策是：“今无论排袁或袒袁者，记者皆认其能为国家发议论之人，亦但求公等勿高谈勿放论，亦但求公等国有一条之法，必责令袁总统守之，勿被买收，勿受运动，勿被其含混过去，此即所以爱国家者，亦即所以爱袁公也。”[32]宋案发生后，是不是应该依据新情况，放弃法治道路呢？看一看当时的实际情况，答案就一清二楚了。

宋案发生时，孙文正在日本，5日后才回到上海，当即与黄兴、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人商量对策。

孙文提出的主张是起兵讨伐。他在1915年给黄兴的信中谈到：“犹忆钝初（宋教仁）死后之五日，英士、觉生等在公寓所讨论国事及钝初剌死之由。公谓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时天仇（戴季陶）在侧，力持不可。公非难之至再，以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文当时颇以公言为不然，公不之听。”[33]随之而来的是两个问题：

一是此举在军事上有没有胜利可能？孙文认为这不成问题，胜利在握。他在同黄兴辩论时写道：“若兄当日能听弟言，宋案发表之日，立即动兵，则海军也，上海制造（局）也，上海也，九江也，犹未落袁氏之手。况此时动兵，大借款必无成功，则袁氏断不能收买议员，收买军队，收买报馆，以推翻舆论。此时之机，吾党有百胜之道，而兄见不及此。”[34]而黄兴的答复则是：“即从用兵论，忆最初弟与先生曾分电湘、粤两都督，要求其同意，当得其复电，皆反复陈其不可。今当事者俱在，可复询及之也。”[35]

宋案发生距南京临时政府的结束，刚好一年，通过一年的整顿、裁撤，起义的民军大都已遣散，军事力量对比对国民党一方更加不利。即使孙文认为是忠于自己的都督或其他官员，也不敢轻易参加这样的军事冒险行动。完全支持孙文这一时期的决策的陈其美有一封信谈到其中大概：“中山先生乃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独立，吾人又以上海弹丸之地，难与之抗，更不听之……中山先生当时屡促南京独立，某等犹以下级军官未能一致诿。”[36]至于孙文提到的海军既不是作战的主要力量，也不太可靠（袁世凯出钱收买，他们便乖乖地归顺了）。武力反抗必然失败，这是势所必然，任何冷静观察当时形势的人对此都不会有所怀疑。

有的人认为，胜败特别是革命战争的胜败，不是军队数量对比决定的，武昌起义以弱胜强，一呼百应，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所以，宋案以后的武力反抗所以失败，确是没有听从孙文指挥的恶果。这个论断的前提是正确的，后面的推论就靠不住了。原因是尽管国民党人喜欢把这一次军事冒险称为“二次革命”，其实当时人心思定，并不存在爆发革命的客观形势。上海总商会的通电说得好：“前年武昌起义，海内响应，人民苦于专制，急求改革，不惜牺牲生命财产，克成共和……而秩序渐安，人心渐定。当此春夏之交，正商业进行之际……讵意风波迭起，谣诼朋兴……各埠成交之货物，纷纷函电止退……或者谓法兰西过去时代，恐慌倍蓰于今日，商人所见者浅，未能远谋。然师人者当以覆辙为殷鉴，毋宁舍短而用长……窃谓宋案审判于法庭，借款、选举取决于议院，自有法律为范围，岂尚血气为胜负。商人在商言商，不知附和，若有所破坏而无建设，乱靡有定，胡所底止。”[37]

当时英国驻华公使馆给英国外交大臣的报告，证明这种求安定的情绪具有普遍性：“除江西和江苏的军队之外，运动似乎没有得到中国任何重要人物的支持。群众的态度依旧是冷淡的……国内大部分有文化的人士准备支持（至少在口头上）一个集中的强有力的政府的政策……而全国的商会和行会对推翻临时大总统的企图表示厌恶方面也没有落后。甚至在广东，商界人士、少数官员和一部分军队竟敢表示上述意思；我冒昧地认为，这样说并不过分：全国强烈地赞成恢复安定的统治，相信这种统治只有在袁世凯的指导下才可能实现。”[38]在反抗彻底失败后，英国公使馆的另一份报告又重申：“运动没有得到中国任何重要舆论团体支持的迹象……在运动的全过程中……虽然大部分劳动群众仍持冷淡的态度，但那些与商业和贸易有关的个人及企业强烈表现出对中央政府的胜利抱有同情。”[39]

从7月12日在江西起兵宣布独立到9月2日南京被北军攻占，11日熊克武在四川失败，“二次革命”在不到两个月内便彻底烟消云散了。

第二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此举对民国政治发展带来什么后果？全国复归平静后，10月6日，袁世凯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11月4日，他以参与“构乱”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也被一律取消议员资格。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的政治影响急剧削弱，陷入颇为孤立的困境。

早在举兵之前，报刊就在议论“国民党之窘蹙”[40].当时，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基本上是有保证的。各政党和公共人物的言行，几乎无时不受到大众传媒的跟踪、监督。国民党内的分歧和已付诸行动或拟议中的对策，无不一一见诸报端；一些领袖武力解决的主张于是广为人知，而又与人心相悖。

上海《民立报》是同盟会-国民党自己的报纸。该报负责人之一徐血儿，是最严厉谴责袁世凯和赵秉钧为暗杀宋教仁的“元凶正犯”和“民贼”的记者。1913年5月29日凌晨，宋案闹得风声鹤唳之际，有“中华民国工党”领袖持“中华民国国民军”的旗帜，率领七八十人进攻上海江南制造局，当即被击退并打死和被俘数人。徐血儿立即在《民立报》发表文章指出：“夫大革之役，天与人归，可一而不可再。今日已为民国，苟对于民国而谋乱，即是自绝于国，罪在不赦。即政府为恶，法律与国会，终应有解决之能力，无俟谋乱，以扰苍生。故谋乱之事，为商民所疾视，亦明达所屏弃也。”[41]这些话谴责的主要不是那几十个乌合之众，而是针对孙文等武力解决派的。

各地商界固然极为反对，一些反对专制统治或同情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亦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云南都督蔡锷，公开声明：“查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决……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谁为祸首，即属仇雠……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锷等才力纵薄，必不忍艰难缔造之民国，破坏于少数使用佥壬之手也。”[42]

江苏都督程德全是查办宋案的中坚。他在谈到此案时说：“迨凶犯缉获，又商议法庭，搜查证据……德全在责任上虽属无可旁贷，在法律上已自惭越俎之嫌。嗣此案交付法庭，德全不复过问。”“宋案当听法庭解决，借款当听国会主持。”在表明坚决维护法治的态度后，他明确地表示，鉴于“人民已有枕席不安之状”，为“维持秩序，凡有煽惑兵队，扰乱治安之举，无不以军法从事。”[43]

这些主张是当时社会各界的主流意见，孙文等人拒绝接受。于是，国民党得到一个恶谥：“暴民专制”。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就指出，这是它的“自杀之政策”造成的。孙文除了讲十年修20万里铁路这类大话空话（80多年后的今天，全国铁路还不到7万公里）外，主要的一条是“及改组国民党时，又不能尽如宋逐初（教仁）之志，行大改革”，[44]即坚决地把革命组织改造为现代民主政党。因此，一遇到自己的重要领袖被暗杀，不是全面冷静地考虑在现有情况下，如何推进民主和法治制度，而是按照原初状态的革命组织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行事：用暗杀和刀枪去解决法律和政治问题。

还要指出，孙文甚至把这种错误的政治文化用于对付自己的同志。参与当时决策讨论和襄助黄兴南京举兵反抗的章士钊写道：当时真正称得上“亲信部队”的只有南京第八师，“癸丑（1913）夏间之所剩者，该师人数不过三千。……夫革命功成，而革命队伍之零落涣散，至如此极，中山先生不得委为不知。”对这一硕果仅存的部队，孙文也使用了令人震惊的手段：派人“携番银两万，买收营连长而人，令其屠杀师旅长自代而起义”！这些师、旅长闻讯只好表态：“吾师以内讧毁，不如以全部讨袁亡”，被迫在条件不备的情况下，仓促起义。章氏感慨万千地说：孙氏“己身当时所定指挥方式，并不是令出惟行，而止于贿买杀人，自乱步武。倘孙先生之所谓指挥而如量施行也，则太平天国北王、东王自相残杀之往事，定然重演一遍。”[45]

袁世凯借机反而口口声声要维持法治、秩序和共和制度。北洋将领声称：“要知四万万同胞为求幸福而革命，非为拥戴一二伟人而革命。我军人为保卫四万万同胞而赞成共和，非为推戴一二伟人而赞成共和……乱天下者，与天下共击之。我辈军人向不入党，只知有国，不知有党……如有倾覆政府，破坏共和之人，我军人枕戈而待，不敢言劳。”[46]他们似乎成了军队国家化、保卫共和制度的先锋！国民党不但在军事上失败了，在政治上也失败了。在袁世凯称帝时，梁启超、蔡锷成为反对这一倒行逆施的主帅，国民党领导的力量成为他们的附庸绝非偶然。

此外，笔者还要强调一下，江苏省辖下的小小的上海地方检察院，两次发出传票，要国务总理赵秉钧到院作供。这是20世纪中国绝无仅有的传讯在职总理的案例。这也很可能是整部中国文明史中，迄今为止绝无仅有的一例。同时，赵秉钧虽然没有到上海接受传讯，也不能不作出正式答覆：“惟民国立国精神，首重司法独立，而尊重司法官意思，即为维持司法独立之道……现在秉钧旧疾复发，曾在法国医院调治，当有诊断书可证，已于四月三十日，呈明大总统，请假十五日在案，自未便赴沪。用特援引刑事诉讼法草案第三百零三条之规定，请在秉钧所在地询问。”[47]针对对他的指控，他也作了可以自圆其说的答复。更重要的是，从赵氏表明的态度看，不能说依靠法律解决的路已经走完。

结语

民主和法治的威胁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不守法的执政者。权力本来有自我扩张的冲动。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去束缚、监督和牵制，它会毫不犹豫地侵犯公民的权利和其他公共机构的权力。

另一方面是不守法的反对派。任何号称民主的制度，没有反对派履行竞争、监督、牵制的职能，必然蜕化为专制统治。多元是民主、自由的内在要求，但反对派也必须依法运作，否则必然出现另一种专制-无法无天的“暴民专制”（“群众专政”）。民国初年的畸形儿要矫形，需要特别高明的医生-反对派。不幸，当时的反对派-国民党在孙文的带领下不是以民主、法治去矫治专制，却以暴易暴，在政治文化上与专制暴君同流合污，用包括暗杀在内的非法武装手段去对待非法乃至意见稍有不同的自己人。

从历史发展的全局看，宋案当然是袁世凯及其支持者犯下的罪行；但以此为由称兵进行“革命”，也是民国史的一个不明智和非常不幸的开端。此举给袁世凯提供了堵塞军队国家化、不准干预政治的道路的借口，从而错过了逐步改造当时的各种武装力量，使之向现代国家军队转化的机遇。民国时期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虽然可以从社会经济结构中找到其深层次的根源，但从政治文化层面看，却是“二次革命”为开端的。从此，有军便有权，公理、正义、“革命”-成了掩盖纵横捭阖的各种肮脏交易的外衣，兵连祸接，社会动荡，国困民穷。梁漱溟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当记者，曾认真观察过民初政治生态的变化。1922年1月，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48]这位过来人的意见，值得人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