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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5 08:12:42

袁宏范文篇1

一、“道明其本，儒言其用”

儒道关系，或曰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品题。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提出了“名教本于自然”的观点。与汉儒董仲舒“名者圣人所发天意”的观点不同，王弼认为纲常名教是从“无”或“道”这样的精神本体之中产生的。他说：“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①]在此，王弼曲解了《老子》的原意，却肯定了“名”——封建纲常是“朴散为器”的结果，这个“朴”就是“道”、“无”或“自然”，这就为名教寻找到了形上依据。王弼还直接了当地说，“道”是“五教之母”（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古今不同，时移俗异，但是五教之母是不变的。[②]人们只有用道家“自然无为”的原则，才能维护和挽救名教。“竹林名士”的代表人物嵇康、阮籍，由于不满司马氏打着名教的旗号改朝换代、诛杀异己，在玄学理论上则公开诋毁名教，尊崇老庄，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将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如嵇康作《难自然好学论》，要求人们摆脱由当权的统治者“造立”出来的名教的束缚。他说：“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为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涂，故奔骛而不觉。”当然，嵇康、阮籍反对礼教，主要是针对司马氏假礼教而言的。此后，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作《庄子注》，郭象又据此加以发挥，他们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主张，强调自然与名教的统一性。如《逍遥游》篇注文就说：“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认为讲究礼教法制的圣人，他们在精神上却是绝对逍遥自在的。

以上玄学家所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除去嵇康、阮籍要“越”司马氏假名教、将名教与自然对立外，其基本精神都是强调名教与自然的统一性。玄学家们关于名教与自然之关系的论述，对史学家袁宏的名教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明显地反映到他的历史撰述与评论之中。

首先，从《后汉纪》的撰述宗旨来看。袁宏对历史撰述旨趣的认识，与以往史家不尽相同。司马迁撰写《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班固作《汉书》，旨在使当代君主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而袁宏作《后汉纪》，则公然宣称：“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③]明确认为历史撰述的目的，就是为了“通古今而笃名教”。从这种历史撰述宗旨出发，袁宏对《左传》以来的史籍宣扬名教的情况进行了认真考察：

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伦，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④]

在此，袁宏对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和荀悦等著名史家的历史撰述一一进行点评，肯定《左传》“广大悉备”，《史记》“扶明义教，网罗治体”，《汉书》为“通人之作”，《汉纪》“足为嘉史”。但是，如果从“笃名教”角度而言，袁宏对这些史著都不太满意，指责它们“然未尽之”、“韫而未叙”。而这，也正是袁宏为什么要撰写《后汉纪》的原因所在：“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⑤]这就是说，《后汉纪》“通古今而笃名教”，根本上还是为了“弘敷王道”。

袁宏关于历史撰述旨趣的论述，与他对名教与政治之关系的理解是分不开的。他说：

治之兴所以道通，群心在乎万物之生也。古之圣人知其如此，故作为名教，平章天下。天下既宁，万物之生全也。保生遂性，久而安之，故名教之益，万物之情大也。当其治隆，则资教以全生；及其不足，则立身以重教。然则教也者，存亡之所由也。夫道衰则教亏，幸免同乎苟生；教重则道存，灭生不为徒死，所以固名教也。[⑥]

袁宏将名教的作用看得很重，认为它是“存亡之所由”，古圣王就是利用它来“平章天下”的，因此，政治兴盛时要“资教”，政治衰败时更要“重教”。在评论历史上王权更替和治乱兴衰问题时，袁宏说：

夫君位，万物之所重，王道之至公。所重在德，则弘济于仁义；至公无私，故变通极于代谢。是以古之圣人，知治乱盛衰，有时而然也。故大建名教以统群生，本诸天人而深其关键，以德相传，则禅让之道也。暴极则变，变则革代之义也。废兴取与，各有其会，因时观民，理尽而动，然后可以经纶丕业，弘贯千载。[⑦]

这里袁宏明确表达了两个思想，其一是肯定历史的治乱兴衰与政权的废兴取与，都是“有时而然”和“各有其会”的，也就是说，这是历史变易的一种必然之理。因此，从历史上政权更替的两种形式而言，无论是禅让还是革代，也都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之势。其二是强调“大建名教”与“观民”的重要性，名教是用来“统群生”的，是维系社会与政治的一种礼制，因而也是直接关系到历史治乱兴衰的，必须“大建”；而“观民”是观察民众对所建名教的反映，而名教的本质内涵是“德”，统治者推行德政，就必然会得到民众的拥护，而滥施刑法，政权就必然会被“革代”。

值得注意的是，袁宏不但重视从“通古今”中论证名教的重要性，体现了史学家的本色，而且重视探寻名教的天地之性与自然之理，从而使他的名教观具有了明显的玄化倾向。在揭示名教的本质时，袁宏作如是说：

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he，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夫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失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⑧]

这段话有两层含义，一是肯定名教之本是讲君臣父子关系；二是强调君臣父子的高下、尊卑关系是“天地之性”和“自然之理”，因而是永恒不变的。在此，袁宏以“天地之性”和“自然之理”来论说名教，强调名教的自然本性，这显然是以道家自然无为的观念来解说传统儒家的名教观的，明显打上了玄学家的痕迹。吴怀祺先生认为，“袁宏把儒家的礼制，纳入到道家的‘自然无为’的理论体系中去。它既不同于董仲舒的纲常说，也有别于原始的道家的自然无为说。”[⑨]因而是一种玄学名教观。

其次，从《后汉纪》的学术发展观来看。在袁宏以前，西汉初年的史家司马谈撰写《论六家要指》，东汉初年的史家班固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编成《汉书·艺文志》，都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进行过重要总结。从学术分类而言，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以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涵盖先秦诸子学术；班固则在司马谈学术分类思想基础上，接受了刘歆《七略》提出的“十家九流”说，其中“九流”是在司马谈六家基础上外加纵横、杂、农三家而成，而“十家”则是在“九流”之后附以小说家。从学术旨趣而言，司马谈崇尚道家，因而他的学术总结是从道家角度出发的；班固崇尚儒家，他的学术总结当然是从儒家角度出发的。对于司马谈、班固这种“支流区别”、学术归宗的做法，袁宏是给予肯定的，他说：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诸子之言纷然散乱，太史公谈判而定之以为六家，班固演其说而明九流。观其所由，皆圣王之道也。支流区别，各成一家之说。夫物必有宗，事必有主，虽治道弥纶，所明殊方，举其纲契，必有所归。寻史谈之言，以道家为统；班固之论，以儒家为高。[⑩]

上述数语，袁宏一方面对此前中国古代学术分类史进行了总结，肯定了学术归宗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分辨出了司马谈与班固学术旨趣的不同，认为前者是“以道家为统”，后者则是“以儒家为高”的。

与司马谈、班固相比，袁宏关于学术分类的思想不同于班固，而与司马谈大体一致，也是以道、儒、阴阳、名、法、墨六家划分学术家派的。所不同的是，《论六家要指》旨在评述六家之短长，而袁宏的六家之论旨在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如他说：“患万物之多惑，故推四时以顺，此明阴阳家之所生也。天下扰扰，竟故辩加位以归真，此名家之所起。畏众寡之相犯，故立法制以止杀，此法家之所兴也。虑有国之奢弊，故明节俭以示人，此墨家之所因也。”[11]

更为重要的是，袁宏的学术思想旨趣与司马谈、班固皆有所不同，司马谈崇道，班固崇儒，而袁宏论学术宗旨则是从玄学的立场出发的，他说：

尝试论之曰：夫百司而可以总百司，非君道如何情动，动而非已也。虚无以应其变，变而非为也。夫以天下之事而为以一人，即精神内竭，祸乱外作。故明者为之视，聪者为之听，能者为之使。惟三者为之虑，不行而可以至，不为而可以治，精神平粹，万物自得。斯道家之大旨，而人君自处之术也。夫爱之者，非徒美其车服，厚其滋味；必将导之训典，辅其正性，纳之义方，闲其邪物。故仁而欲其通，爱而欲其济，仁爱之至，于是兼善也。然则百司弘宣，在于通物之方，则儒家之算，先王教化之道，居极则玄默之以司契，运通则仁爱之以教化。故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其可知也矣。[12]

从上可知，袁宏与司马谈一样，都崇尚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然而他却更加强调“虚无”、“不为”、“居极玄默”的君王“自处之术”；他与班固崇尚儒家也有相通之处，重视儒家思想在政治实践中的效用，不过在对儒道关系进行表述时，他则明确提出了“道明其本，儒言其用”的思想。“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八个字，堪称为袁宏玄学思想的经典表述，同时也是他从玄学角度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趋势的一种总结，正如吴怀祺先生所说的，“他是以玄学家的眼光认识学术的变化，又反映儒道合流的趋势。”[13]

二、为政“贵在安静”

“有无（动静）”问题，是魏晋玄学关于宇宙本体论的重要品题。何晏、王弼是玄学中“贵无”论的创始者，据《晋书·王衍传》载：“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议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这段话概述了何晏、王弼创立的“贵无”哲学及其思想特征。从这种“以无为本”的观点出发，何晏、王弼探讨了“无”和“有”的关系。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14]因此，人们应该“崇本以举其末”。[15]王弼还明确认为“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16]何晏、王弼“贵无”思想的提出，奠定了魏晋玄学的理论宗旨。与何晏、王弼从道家“自然无为”思想出发鼓吹“崇无”论相反，西晋裴頠著《崇有论》鼓吹“崇有”[17]，则是从儒家立场出发的。在裴頠看来，玄学“贵无”而“贱有”，则必然会破坏礼教与政教。《崇有论》说：“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裴頠也具体探讨了“有无”问题，《崇有论》说：“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在裴頠看来，“无”不能生“有”，万物之生是自生，而以“有”为体，失去“有”也就丧失了“生”，因此“虚无”是不能产生“有”的。应该说，裴頠的本体论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到了向秀、郭象作《庄子注》，则提出了“独化论”，主张有无统一说。就“有无（动静）”之辩来说，《庄子注》的观点是与裴頠一致的，认为“无”不能生“有”，所以《知北游篇》注云：“有之为物，虽千变万化，而不得一为无也。”但是，《庄子注》肯定“有”便是运动变化本身，“有”就是“独化”。在“有”的“独化”过程中，一切事物现象都会即生即灭，“皆在冥中去矣”，也就是《序》文所谓“独化于玄冥之境”。而“玄冥”即是虚无，于是乎，《庄子注》在承认“有”、“化”绝对性的同时，又逻辑地推导出了“有而无之”、“有无”统一的结论，其具有朴素唯物倾向的本体论也就滑向了相对主义。

魏晋玄学关于“有无（动静）”问题的论辩，对于史家袁宏的史学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袁宏的玄学观主要是受到了何晏、王弼“贵无”论的影响。反映在具体治政理念上，则是强调本着道家“自然无为”的精神，以“贵在安静”为治政原则。袁宏说：“古之有天下者，非欲制御之也，贵在安静之。故修己无求于物，治内不务于外。”[18]这是袁宏玄化政治主张的典型表述。在他看来，政治只求静，不务动；只求修己，不求于物；只求治内，不务治外。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清静无为。从这样一种玄学史观出发，袁宏对过往的政治历史进行了评述。

首先，袁宏主张法先王无为之道。众所周知，传统儒家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主张法先王的，袁宏承继了先儒们崇尚古圣的思想，却赋予其中以玄学的内涵。与先儒一样，袁宏评述历史，也是截然将历史分成三代以前和五霸秦汉两段的，认为三代以前是天下大治，而五霸秦汉时天下却得不到善治。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哪里呢？对此，袁宏从玄学的角度作了评说：

自三代已前，君臣穆然，唱和无间，故可以观矣。五霸、秦、汉其道参差，君臣之际，使人瞿然，有志之士，所以苦心斟酌，量时君之所能，迎其悦情，不干其心者，将以集事成功，大庇生民也。虽可以济一时之务，去夫高尚之道，岂不远哉！[19]

在袁宏看来，三代已前与五霸、秦、汉时期统治者的根本区别，是三代已前的君臣“穆然”，而五霸、秦、汉时期的君臣则“瞿然”。换言之，前者推行的是一种无为之道，而后者则是一种有为之道。因此，尽管五霸、秦、汉时期的君臣通过积极有为，也能成一时之功，却与高尚的无为之道相去甚远。很显然，袁宏与先儒不同，他是从玄学的立场去评判和肯定三代以前的政治的。

袁宏认为，先王“穆然”之政在制度上的具体表现，便是推行分封制。法先王，就应该要依循先王所推行的分封制度。袁宏结合周代以来的历史事实，肯定了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分封天下的好处：其一是能“公天下”。袁宏说：“帝王之作，必建万国而树亲贤，置百司而班群才。所以不私诸己，共乡天下，分其力任，以济民事。”其二是能安天下。袁宏认为，分封制之所以能长期推行，很重要一点是它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他说这种体制“虽元首不康，诸侯不为失政；一国之治，天下不为之乱。故时有革代之变，而无土崩之势。”与此相反，“郡县之立，祸乱实多。君无长君之民，尊卑迭而无别，去来似于过客。人务一时之功，家有苟且之计。……一人休明，则王政略班海内；元首昏暗，则匹夫拟议神器。”在袁宏看来，郡县制既缺乏政治推行的连续性，使人贪一时之功；又把国家安危完全维系于君主一人之身，君明则天下治，君昏则天下乱。由此袁宏得出结论：“夫安危之势著于古今，历代之君莫能创改，而欲天下不乱，其可得乎？呜呼，帝王之道可不鉴欤！”上述“公天下”，是从道德层面而言的；而“安天下”，则是从政治效能而言的。除此之外，在袁宏看来，分封制还有一个重要好处，那就是为政“简易”，这显然是从玄学角度而言的。袁宏认为，在分封体制下，天子虽然富有天下，而政事却不出王畿；诸侯虽然为政一方，而政刑却不出封域。因此，这样的政治体制“众务简而才有余，所任轻而事不滞”，简易而有效率。[20]袁宏还明确指出，为政简易与否，是区分三代圣王政治与五霸、秦、汉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准。他认为三代圣王为政都是“顺人心以济乱，因去乱以立法”的，一切本着顺民、实用和简易的原则；相反，后世政治则是“政繁民弊，牧之者忘简易之可以致治，御之者忽逆顺之所以为理。……于是乎变诈攻夺之事兴，而巧伪奸吏之俗长矣。”[21]因此，效法先王政治，最重要一点就是要以简易为治政原则。由此可见，袁宏关于分封制的评述，是蕴含其玄学思想于其中的。

袁宏认为，先王“穆然”之政也表现在具体的安边政策上。袁宏通过对三代以上与秦汉以下所推行的安边政策进行对比，认为唐尧、虞舜、三代圣王对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的是“羁縻而弗有”的政策，让他们“习其故俗”，其结果是圣王们“君臣泰然，不以区宇为狭也”，而“天下乂安，享国长久”。与此相反，秦、汉时期的君王们忙于开疆拓土，尽管他们的疆域数倍于圣王时期，却仍然不满足，还要“西通诸国，东略海外”，其结果则是“地广而威刑不制，境远而风化不同，祸乱荐臻，岂不斯失！”[22]袁宏上述关于历代君王治边的议论，在颂扬三代以前古圣王的同时，对秦汉以来作了全盘否定，他不但反对秦汉的拓边政策，甚至反对“西通诸国”的做法，这就等于将这一时期正当的反击匈奴的战争和正常的与域外的交往都一概否定了。如对东汉时期出使西域的著名外交家班超，袁宏就说：“班超之功非不可奇也，未有以益中国，正足以复四夷，故王道所不取也。”[23]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秦汉时期也有不少无谓的战争，是统治者们为了好大喜功、为了能后世留名而发动的，这种战争劳民伤财，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所以袁宏说：“当世之主，好为身后之名，有为之人，非能守其贫贱，故域外之事兴，侥幸之人至矣。”[24]袁宏的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当然，袁宏在安边政策上推崇三代、反对秦汉，从根本上说，还是其清静无为玄学思想的一种反映。

其次，袁宏对历史上统治者因其“多欲”而导致“民疲”提出了批评。袁宏并不一味否定人欲，他说：“夫生而乐存，天之性也；困而思通，物之势也；爱而效忠，情之用也。”[25]认为这些欲望都是不可废去的天理、天性。他还特别对下层百姓的生存欲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说：“夫饥而思食，寒而欲衣，生之所资也。”[26]认为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是正常而合理的欲望。但是，袁宏反对富有天下的统治者纵欲、多欲，他说：“然富有天下者，其欲弥广，虽方丈黼黻，犹曰不足；必求河海之珍，以充耳目之玩，则神劳于上，民疲于下矣。”[27]认为他们的多欲，其结果只能是既让自己劳神，又使百姓疲惫。袁宏还特别对秦汉以来末世君主生活奢侈、大兴土木提出批评，他说：“末世之主，行其淫志，耻基堂之不广，必壮大以开宫；恨衣裳之不丽，必美盛以修服；崇屋而不厌其高，玄黄而未尽其饰。于是民力殚尽，而天下咸怨，所以弊也。故有道之主，睹先王之规矩，察秦汉之失制，作营建务求厥中，则人心悦固，而国祚长世也。“[28]在袁宏看来，统治者要想取悦于民众，使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要尊崇先王旧制，除去多欲之私。由上可知，袁宏与宋学家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不同，他认为正当的人欲本身就是天理的体现，应该给予肯定；他所反对的只是统治者的多欲、纵欲、广欲，认为这样只能是导致民疲、短祚。很显然，袁宏的人欲论，其中也蕴含了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因而是玄学思想的体现。

三、智者顺势而为

关于人物才性的探讨，是魏晋玄学的又一个重要品题。正始玄学家王弼从“贵无”本体论出发，来探讨人的才性问题，提出了人性出于自然、应该顺性“莫为”的观点。他说：“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29]这就是说，万物都遵循必然规律而各得其性，因此人类也应该要顺应万物之自然（即性），采取“可因而不可为”、“可通而不可执”的态度。王弼还从“以无为本”的观点出发，探讨了“体”和“用”的关系，提出了体用不二的观点。他说：“故虽德盛业大而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30]这就是说，圣人有日新之盛德，富有之大业，都是“以无为本”的结果，即是效法天地、自然的结果，因此不能“舍无以为体”。从这样一种体用不二的观点出发，王弼明确认为，圣人虽然也有常人之情，之所以成“圣”，在于其能自觉地“性其情”。何劭《王弼传》说：王弼“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者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这就是说，圣人虽然同一般人一样“有情”，由于他有高超的智慧，所以能在精神上得以超脱，表现在同样的“应物”上，便有与一般人的“累”与“不累”之分。冯契先生说：“王弼这一‘圣人有情’的学说，贯彻了体（“性”）用（“情”）不二的观点，体现了道家的自然原则与儒家的自觉原则的统一。”[31]与王弼一样，西晋玄学家向秀、郭象也认为物各有性，性本自然。《庄子·养生主》注说：“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既然人性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因此，人们应该“安命”。《庄子·人间世》注说：“治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则无哀无乐，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为命，而不施心于其间；泯然与至当为一，而无休戚于其中。”《庄子·秋水》注又说：“夫安于命者，无往而非逍遥矣。”这就是说，既然“性自得”，“命自致”，人们就应该要“冥然以所遇为命”，而这种“安命”，便是逍遥的具体体现。当然，向秀、郭象玄学家的“安命”说与老庄道家的“蔽于天而不知人”之论还是有所不同的。如《庄子·秋水》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对此，注文曰：“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马乎？服牛乘马，可不穿落之乎？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过分，驱步失节，则天理灭矣。”在此，向秀、郭象明确认为所谓落马首、穿牛鼻之“人事”，其实就是“天然”，是合乎自然的必然之性，只是人们在使用牛马时要懂得节制罢了。由此可见，向秀、郭象其实是讲人事的。

综上可知，魏晋玄学家们关于才性的见解虽然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那就是都肯定性本自然，人们应该顺性而为，超然应物。玄学家的才性论，对于史学家袁宏也有重要影响。他评论历史人物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强调“顺性”、“顺势”，认为智者顺势而为。

首先，袁宏认为统治者要懂得顺人之性的道理。在谈到统治者用人问题时，袁宏说：

夫金刚水柔，性之别也；员行方止，器之异也。故善御性者，不违金水之质；善为器者，不易方员之用。物诚有之，人亦宜然。故肆然独往，不可袭以章服者，山林之性也。鞠躬履方，可屈而为用者，庙堂之材也。是以先王顺而通之，使各得其性，故有内外隐显之道。[32]

在此，袁宏告诉人们，如同金水之性有刚柔之别、器具形状有园方不同一样，人的性情也存在着差异，所以才有山林之人和庙堂之材的不同。因此，统治者用人就应该要效法先王之道，“顺而通之，使各得其性”。同样的道理，统治者治民，也要懂得顺民之性情。袁宏说：

在溢则激，处平则恬，水之性也。急之则扰，缓之则静，民之情也。故善治水者引之使平，故无冲激之患；善治人者虽不为盗，终归刻薄矣。以民心为治者，下虽不时整，终归敦厚矣。[33]

在此，袁宏以水作比，肯定了使民缓静的重要性，认为这是顺民性、得民心之政。

其次，袁宏主张人生应该“顺势而为”而不能“过其才”。从玄学的立场出发，袁宏一方面反对过分有为，一方面也没有放弃传统儒家的入世哲学，“顺势而为”而不能“过其才”，则成为他的人生哲学的主旨所在。那么，人生在世为什么只能“顺势”而不能“过其才”呢？袁宏提出了几条理由：其一，“势极则受患”。袁宏认为，人与万事万物皆一样，“势极”则必然会遭受祸患而不能全身。他说：“长木之标，其势必颠，势极故也。势极则受患，故无全物焉。然则贵盛之极，倾覆之所有也，外戚则忧甚焉。”[34]在此，袁宏借外戚凭宠作威发议论，却道出了一个人生哲理，那就是势极必颠，万物已然。袁宏认为，君子懂得倾覆由于势极的道理，所以能够做到“无咎”。他说：“夫吉凶由人，而存亡有地，择地而处，君子所以无咎也。”[35]其二，世道有“三患”。袁宏认为，人生在世，要想有番作为，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这既要取决于自身的才气，更要取决于君主的知遇与重用与否。因此，“顺势”而不能“过其才”也是世道艰难所致。他说：“夫世之所患，患时之无才；虽有其才，患主之不知也；主既知之，患任之不尽也。彼三患者，古今所同，而御世之所难也。”[36]从袁宏的“三患论”可知，既然人的命运是自己主观所无法掌握的，那么最好的办法还是明哲保身，顺势而为。其三，“过其才”者往往有毁败之祸。袁宏是史家，以史为鉴是其本色。他认为，从历史上看，大凡“过其才”者往往不会有好的结果。如东汉名将马援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后汉纪》卷八对此作了论说。袁宏认为马援之所以能成为东汉开国著名功臣，既有其主观原因，那就是“才气志略，足为风云之器”；也有客观原因，当时恰逢乱世用人之际，马援的才气正“遇其时”。但是马援死后颇遭怨谤，袁宏认为与其继续有为而“过其才”，不懂得“顺势”有关，他说：当时“天下既定，偃然休息，犹复垂白，据鞍慷慨，不亦过乎！”袁宏认为，马援以安天下时的作为行于治天下，继续攻伐之事，因而是不智之举。所以他最后说：“善为功者则不然，不遇其主则弗为也。及其不得已，必量力而后处，力止于一战则事易而功全，劳足于一役则虑少而身安，推斯以往，焉有毁败之祸哉！马援亲遇明主，动应衔辔，然身死之后，怨谤并兴，岂非过其才为之不已者乎！”在这里，袁宏从玄学家的立场出发，一方面批评了马援不善功、不懂“顺势”，认为他遭怨谤是自己“过其才”的不明智之举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借马援之事，以对东汉统治者在立国之初便连年发动战争提出批评。有鉴于上述认识，所以袁宏得出结论：只有“顺势而为”，才是智者所为。

参考文献：

[①]《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32章，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王弼集校注·老子指略》。

[③]《后汉纪·自序》

[④]《后汉纪·自序》。

[⑤]《后汉纪·自序》。

[⑥]《后汉纪》卷23，《灵帝纪》。

[⑦]《后汉纪》卷30，《献帝纪》。

[⑧]《后汉纪》卷26，《献帝纪》。

[⑨]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第145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⑩]《后汉纪》卷12，《章帝纪》。

[11]《后汉纪》卷12，《章帝纪》。

[12]《后汉纪》卷12，《章帝纪》。

[13]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第142页。

[14]《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40章。

[15]《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38章。

[16]《王弼集校注·老子指略》。

[17]存于《晋书·裴頠传》。

[18]《后汉纪》卷14，《和帝纪》。

[19]《后汉纪》卷4，《光武帝纪》。

[20]均见《后汉纪》卷7，《光武帝纪》。

[21]《后汉纪》卷6，《光武帝纪》。

[22]《后汉纪》卷14，《和帝纪》。

[23]《后汉纪》卷14，《和帝纪》。

[24]《后汉纪》卷14，《和帝纪》。

[25]《后汉纪》卷17，《安帝纪》。

[26]《后汉纪》卷18，《顺帝纪》。

[27]《后汉纪》卷18，《顺帝纪》。

[28]《后汉纪》卷19，《明帝纪》。

[29]《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29章。

[30]《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38章。

[31]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册，第498—4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2]《后汉纪》卷5，《光武帝纪》。

[33]《后汉纪》卷25，《灵帝纪》。

[34]《后汉纪》卷17，《安帝纪》。

袁宏范文篇2

一、“道明其本，儒言其用”

袁宏关于历史撰述旨趣的论述，与他对名教与政治之关系的理解是分不开的。他说：

更为重要的是，袁宏的学术思想旨趣与司马谈、班固皆有所不同，司马谈崇道，班固崇儒，而袁宏论学术宗旨则是从玄学的立场出发的，他说：

二、为政“贵在安静”

宏认为，先王“穆然”之政也表现在具体的安边政策上。袁宏通过对三代以上与秦汉以下所推行的安边政策进行对比，认为唐尧、虞舜、三代圣王对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的是“羁縻而弗有”的政策，让他们“习其故俗”，其结果是圣王们“君臣泰然，不以区宇为狭也”，而“天下乂安，享国长久”。与此相反，秦、汉时期的君王们忙于开疆拓土，尽管他们的疆域数倍于圣王时期，却仍然不满足，还要“西通诸国，东略海外”，其结果则是“地广而威刑不制，境远而风化不同，祸乱荐臻，岂不斯失！”[22]袁宏上述关于历代君王治边的议论，在颂扬三代以前古圣王的同时，对秦汉以来作了全盘否定，他不但反对秦汉的拓边政策，甚至反对“西通诸国”的做法，这就等于将这一时期正当的反击匈奴的战争和正常的与域外的交往都一概否定了。如对东汉时期出使西域的著名外交家班超，袁宏就说：“班超之功非不可奇也，未有以益中国，正足以复四夷，故王道所不取也。”[23]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秦汉时期也有不少无谓的战争，是统治者们为了好大喜功、为了能后世留名而发动的，这种战争劳民伤财，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所以袁宏说：“当世之主，好为身后之名，有为之人，非能守其贫贱，故域外之事兴，侥幸之人至矣。”[24]袁宏的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当然，袁宏在安边政策上推崇三代、反对秦汉，从根本上说，还是其清静无为玄学思想的一种反映。

三、智者顺势而为

首先，袁宏认为统治者要懂得顺人之性的道理。在谈到统治者用人问题时，袁宏说：

在此，袁宏以水作比，肯定了使民缓静的重要性，认为这是顺民性、得民心之政。

参考文献：

[①]《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32章，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王弼集校注·老子指略》。

[③]《后汉纪·自序》

[④]《后汉纪·自序》。

[⑤]《后汉纪·自序》。

[⑥]《后汉纪》卷23，《灵帝纪》。

[⑦]《后汉纪》卷30，《献帝纪》。

[⑧]《后汉纪》卷26，《献帝纪》。

[⑨]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第145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⑩]《后汉纪》卷12，《章帝纪》。

[11]《后汉纪》卷12，《章帝纪》。

[12]《后汉纪》卷12，《章帝纪》。

[13]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第142页。

[14]《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40章。

[15]《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38章。

[16]《王弼集校注·老子指略》。

[17]存于《晋书·裴頠传》。

[18]《后汉纪》卷14，《和帝纪》。

[19]《后汉纪》卷4，《光武帝纪》。

[20]均见《后汉纪》卷7，《光武帝纪》。

[21]《后汉纪》卷6，《光武帝纪》。

[22]《后汉纪》卷14，《和帝纪》。

[23]《后汉纪》卷14，《和帝纪》。

[24]《后汉纪》卷14，《和帝纪》。

[25]《后汉纪》卷17，《安帝纪》。

[26]《后汉纪》卷18，《顺帝纪》。

[27]《后汉纪》卷18，《顺帝纪》。

[28]《后汉纪》卷19，《明帝纪》。

[29]《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29章。

[30]《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38章。

[31]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册，第498—4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2]《后汉纪》卷5，《光武帝纪》。

[33]《后汉纪》卷25，《灵帝纪》。

[34]《后汉纪》卷17，《安帝纪》。

袁宏范文篇3

体会白描手法和比喻的运用。

学习并归纳文言虚词“之”的用法。

教学重点疏通文意，积累语汇。

教学难点生字的识记；作者写景中表达的情感。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内容

1题目满井，明清时期北京东北郊外的一个游览地。袁宏道于万历二十年中进士，但不愿做官，而去访师求学，游历山川。万历二十六年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职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让他进京，。他只好收敛游山玩水的兴致，来到北京，被受予顺天府教授。第二年升为国子监助教，本文就写于这年的春天。

2作者袁宏道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号石公，湖广公安人。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都有文学成就，被称为“公安三袁”。

3生字燕yān廿niàn砾lì鹄hú娟juān鬣liè

茗míng蹇jiǎn呷xiā浃jiā曝pù

通假字：堕，通“隳”

4读课文，疏通课文，列出疑难句，师生合作解决。

东风时作：作，起。土膏微润：膏，肥沃。娟然如拭：娟然，美好的样子。泉而茗者：茗，茶。这里名词用作动词，品茶。未知之：不知道这情况。而此地适与余近：适，正好。恶能无纪？恶能，怎能。纪，纪事。

5赏析研讨

a开头怎样描写北国早春的特点？这样写的作用？“余寒尤厉”、“局促一室”，没有春天的气息。用欲扬先抑的手法，把渴望出游的心情暗示给读者，也为下文描写的满井春色起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

b怎样描写满井春景？表达作者怎样的情感？先写长堤高柳，大地回春，空旷辽远，一派生机。接着写河面冰雪融化，“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再写春山之态“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又写“柳条将舒未舒，麦田浅鬣寸许”，突出早春的特点。游人有“品茶者”，“饮酒者”，“骑驴者”，虽不盛，已是热闹非凡。更有晒太阳的鸟、吸水的鱼，悠然自得。最后作者总结：“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运用白描手法，不渲染、不雕琢语句、简洁明快地直接写出北方春寒料峭的特点。

运用新奇生动的比喻描写春景。

在描写中表达作者的欢快，恬适的心情。景中有情，情中有景。

袁宏范文篇4

刚才，郭宏市长传达了袁纯清书记的讲话。从中我们可以强烈的感受到，袁书记的讲话是一篇关于山西当前改革与发展的宏篇巨作。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思路清晰，路径明确，目标宏伟，使人精神大振。袁书记的讲话全篇贯穿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具有非常强的思想性、理论性、实践性，非常符合山西人民的愿望，是指导我们今后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讲话的基本内容，深刻领会讲话的实质，全面贯彻落实好会议的精神。下面我讲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深刻领会、准确把握袁纯清书记的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省领导干部大会精神上

在29日召开的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上，袁书记在回顾总结我省近年来的工作和全面把握省情的基础上，客观评价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成绩，深刻剖析了我省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对全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做了全面的安排和部署。可以讲，袁书记到任山西短短两个月就掌握了第一手情况和大量的详实的数据，分析判断有血有肉，有理有据，安排部署立意高远，主题鲜明，通篇贯穿了一个主题就是大发展，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一种意识就是解放思想，向全省发出了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总动员令。袁书记在讲话中用了“三个必须”描述了山西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第一个必须就是：着眼于十二五规划，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从山西省情实际出发，进一步明确发展方向，完善发展思路，突出发展的重点；第二个必须是：必须扭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以转型发展为主线，以赶超发展为战略，以跨越发展为目标，推动又好又快发展；第三个必须是：要动员全省人民解放思想，凝集共识，增强信心，埋头苦干，为开创富民强省新局面而努力奋斗。那么，如何深刻领会、准确把握讲话的精神实质呢？我认为：

一是解决好如何大发展的问题。转型发展是主线、是载体，而跨越发展才是实质、是目标。转型发展是世界潮流，它不仅仅适合山西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样也适合全国的、全球的经济社会发展。大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小到一个市县、一个企业，谁能及时转型、成功转型，谁就能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否则将被淘汰。因此转型发展并非是我们山西首先提出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从一个人口大国和经济欠发达国家一跃成为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在世界舞台上享有充分话语权的第三世界领头雁，就是我国经济社会成功转型的具体实践，同时也经历了实实在在的跨越发展的过程。因此，跨越发展、更好更快的发展，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之举，才是转型发展的根本出路，才是人民群众的期盼要求，才是发展的发展。所以跨越发展才真正是我们今后工作的实质和奋斗目标。

从原来的“转型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到现在提出的“转型发展、跨越发展”，是我省解放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升华，其实质就是在发展中促转型，在转型中谋跨越，努力使自己不被淘汰，抢先占领未来发展的制高点。省委对我省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定位是：“以建设国家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为基础，努力建设全国重要现代制造业基地、东西部现代物流中心和生产性服务业大省，早日建成中部地区经济强省和文化强省”。“十二五”期间的主要经济指标简单的讲，就是要翻一番。省委提出的这个目标是一个宏伟的设想，而且通过努力拼搏、科学谋划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就这个目标而言，我市的差距还相当大，必须保持年均15%以上的增长速度。围绕着省委的定位和目标，侯马的发展问题就要求我们重新来认识。要在提速上下功夫，在跨越上谋出路。要千方百计招商引资，想方设法项目落地，快马加鞭推进建设，热情周到服务到家。要针对侯马的特点及优势，结合我省的发展重点和产业政策，扬长避短，错位发展，寻找出发展的商机。就我市目前的实力而言，如果难以做到“人有我优”，那么一定要做到“人无我有”。要按照经济规律、市场规则，进行市场细分，认真分析，用好“拿来主义”。当不了“老板”就从“伙计”做起，没有“拳头产品”，就从“来料加工”做起，但最终我们要当“老板”，要有研发能力，要有自主知识产权，要形成自己的品牌。今后凡是国家、山西省的产业政策，尤其是项目，一律降低准入门槛，简化审批手续。要下大力气、大功夫，实行大招商、招大商，大力实施开放引进战略。必须抓住今天，把握明天，放眼未来，在侯马发展的历史长河下，留下我们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是解决好如何解放思想的问题。如果说转型发展是主线、是载体，跨越发展是实质、是目标，那么解放思想就是前提、就是关键。袁书记在分析山西经济社会存在的三大问题时指出：“我省面临的最要紧的问题是干部队伍对大发展思想准备不足”。我认为，袁书记此言是对我省干部队伍现状的真实写照，也是一种非常客气的表达方式。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三十多年了，还要准备多久？这实际上是思想僵化、观念保守、精神颓废、作风不实的表现。我们有些干部不去想大发展，不敢干大发展，不善做大发展，缺乏胆识、信心和魄力，稳重有余，闯劲不足，似乎这样才能让人感觉本人深沉，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心虚的表现、知识面不宽、学习不够的表现。还有些领导干部只当官不做事，并津津乐道、经常挂在嘴边、认为是做官的格言：“事情干的越多，出错的概率就越大，不做事也不出错，上级对他也没有看法，提拔的时候也挑不出毛病”。还有些干部心浮气躁，在一个新的工作岗位上工作还不到两年，就托关系、找人情、送简历、要求提拔、或者要求转岗，要求到他认为权力更大实惠更多的部门去工作，使人非常厌恶。我记得在一次会上讲过：钱挣多少是个头，官做多大是个头？所以说只有淡泊名利、踏实干事，人民才会铭记你，孔繁森官不大，全国人民都敬仰，雷锋是个普通一兵，全国人民都在学习。而我们有的同志一辈子想不明白，在“求官”的路上上下求索一辈子，到老连个知心朋友都没有，你说这是何苦呢？等想明白了也晚了。所以说，一定要从思想根源上解决为什么当官、做官为什么的问题，把心思用在工作上，用在为人民服务上，用在发展上，用在社会进步上，这样你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侯马的发展，如果没有思想真正的解放、到位的解放，那只能是纸上谈兵，低水平徘徊。只有甩掉包袱，抓住机遇，快步前进，才能实现侯马的跨越发展，才能使侯马人民的生活更美好。思想上的障碍是发展道路上的最大绊脚石，要从对资源的依赖、市场的依赖、技术的依赖、品牌的依赖、资金的依赖、上级的依赖、政府的依赖等等一系列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各级各部门就必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该想办法的想办法，该做决策的做决策。不怕想错做错，就怕不想不做。想错了，做错了，我们还可以纠正重来，也是一个经验的积累，防止以后犯类似的错误，袁书记讲“负的可以变正”的就是这个道理。但你什么都不做，就是零，零永远是零，变不成正数。所以我们各级各部门要主动服务于经济社会建设。要少说不能办，多说怎么办，把企业的事、项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去办，就没有办不成的事。要克服“小富即安、小进则满”的保守思想和“年年有进步、年年留余地”的亚健康情结。要在发展理念、发展模式上不断创新，不停歇的解放思想。2008年我在江苏省挂职的时候，江苏省己经成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先省份，他们并没有自满也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开展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进一步明确发展思路，保持昂扬的斗志和快速发展势头。而我们已经落后于人，快进能否赶上还要打个大大的问号，慢进则退那绝对是事实，绝不是危言耸听。如果没有紧迫感，按照四平八稳、持盈保泰、留有余地的思维方式，再过三十年，那时的江浙就是今天的美国，而那时的山西就是现在的非洲。到时候我们的后人翻开今天的历史，会怎么评价我们？他们会说，那么好的机会、那么好的政策你们当时在干什么？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仍然落后，你们该承担什么责任？该对历史说些什么？这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认真思考。

解放思想，要善于用别人的思想丰富自己的路径。要勇于创新，实现弯道超车；要“无中生有”，敢为天下先；要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钻研，把政策的原则性、宏观性与实际工作的现实性、独特性巧妙灵活的结合起来。在座的都是我们掌握一定社会管理职能的领导干部，要善于破解难题，化解矛盾，为跨越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途径。

三是解决好如何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问题。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干部作风的虚实好坏，素质的高低优劣将直接影响我们事业发展的成败与快慢。

要在干部作风建设上下功夫。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首先要实现干部作风转变的跨越。当今社会，百舸争流，竞相发展，家有梧桐树，不见得能引得凤凰来，只有梧桐成林、环境宜人才能真正把凤凰引来、留住、繁衍。我们侯马虽然有区位交通的优势，但是无资源、缺资金、少项目，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所谓的区域交通优势这种优势将越来越不明显，所以我们要实现跨越发展，就必须打造全省乃至全国的一流环境。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功能之外，重点在软环境提升上下功夫，要有一流的表现。我们每位领导干部就是软环境优劣的一面镜子，就是一棵梧桐树。所以，我们要做到勤思勤为，立说立行，公道为民，廉洁务实，作风正派，办事硬朗，不等待、不观望、更不能瞎折腾。安排部署的工作，认准的思路要只争朝夕，勇往直前，要敢于与不良行为、陈规陋习作斗争，要敢于碰硬，冲破人情世故关，对于破坏环境的人和事，发现一个，查处一个，严惩一个。特别是执纪执法部门，要深入研究我市创优发展环境的具体办法。这里提出一个要求，所有具有执纪执法职能的部门，要立刻认真研究我市创优环境的办法，在十日内拿出实施意见，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要在提升干部素质上下功夫。只有过硬的作风，没有科学发展的思路、正确的政绩观、名利观、权力观和破解难题高效行政的能力，是实现不了跨越发展的。要按照市委关于建设学习型机关的要求，使每一位领导干部成为学习型、知识型、实干型的领导干部。市委组织部、宣传部要针对性地建立长效机制，不断加强干部培训，改进各级中心组的学习方式，丰富学习内容，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眼界，不断创新思维。要跳出侯马看侯马，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要深入调研分析市情，准确掌握国家、省、市政策，充分考虑国内外背景，科学谋划侯马跨越发展的思路和办法，从而使我市在“十二五”期间，彻底摆脱目前窘迫的困境，步入科学发展的快车道。

要在干部队伍从严管理上下功夫。正确的思路，只能意味着将会有良好的结局。严格的控制力和强大的执行力，才是实现目标的必要保障。对于领导干部，就是要以实绩和成败论英雄，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要形成干事创业光荣、碌碌无为可耻的导向，做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人很能干，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该提拔的提拔，该上的上。人不错，表现也挺好，但是工作上缺乏办法，平平庸庸，平平淡淡，那你就让位，换一个适合你的岗位。庸者不用说，包括思想不健康、不能廉洁自律，甚至吃拿卡要等，这些领导干部，百姓不认可的，那你只好下了。要加强干部队伍考核，着力加大执行力建设，将平时工作表现与年度工作考核相结合，认认真真落实末位淘汰制，使每一位努力工作取得实绩的干部得到认可，实现其人生价值。这里，我要特别给大家讲一下，要坚决杜绝“大龄干部现象”。何为“大龄干部现象”？就是快退休的，或是自己认为快到任或是快被“一刀切”还有一半年的这些干部，出现工作不上劲，思想不集中，管理松懈，不愿得罪人，甚至放弃管理，对属下违规违法现象视而不见，得过且过，甚至滋生贪污腐化不廉洁行为，致使晚节不保。我在这里重点要强调这个问题，在干部的使用上，我们不搞“一刀切”，但决不让不干工作混日子、为了明哲保身阻挡侯马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的现象存在，虽然不搞“一刀切”，但并不意味着不做应有的调整，对于市上安排的工作，缺乏起码的执行力的，对于不适合、不适应本职工作的干部，不论你资历多深，年龄多大，是否到龄，只要影响侯马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该调整的必须立即调整，没有什么理由，不干工作，就是唯一的理由。不要认为不干工作，就不是错误。在上一次全市经济分析会上，我已经讲过，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干工作也是一种腐败，等同于谋财害命，决不能因为个人的原因，影响全市发展的大局。要鼓励干部在干事创业中敢闯敢冒，在导向上、制度上激励干部大胆试、大胆闯。允许在闯的过程中有失误，但绝不允许墨守成规，不去闯，不去试。组织部门要尽快制订干部业绩累积评价体系，与年度考核相结合，使我们的考核结果更具有实用性，与干部奖惩升降直接挂钩。

二、按照已经确定的全方位、高起点、大跨度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总体目标，加快推进我市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跨越发展

袁书记的重要讲话，提出了今后加快山西发展的一系列新思想、新思路、新举措，对于全面推进我市各项工作，努力实现跨越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要在建设新型工业大市上下功夫，实现新突破。袁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推进工业新型化，要突出产业结构多元化、合理化、高端化。我市在临汾来讲，工业基础优、城市化水平高，要在推进工业新型化中率先崛起、领先起跑，要强化“大企业、大产业、大项目、大民营、大招商”五大支撑，力争在十二五末，全市工业增加值突破100亿以上，形成两个以上的百亿企业、三个百亿园区和三个50亿以上的企业。

一是打造大企业。要实施大企业、大集团带动战略，到十二五末，我们要确保平阳重工、北方铜冶炼达到100亿，力争使汤荣、建邦、侯马电厂达到50亿以上，扶持国新能源、风雷机械、中化寰达、华强钢铁、晋韵钢铁、普天电缆、侯运、宝特、模范等企业包括我们随后引进的一些企业，至少有10户达到10个亿以上规模，使我市的工业经济体系初具规模。

二是发展大产业。就二三产业而言，要重点培育装备制造、有色冶金、钢铁铸造、电力型材、轻工制造、现代物流、现代服务业、煤化工等八个产业。要以园区建设拉动产业发展，冶金、焦化工业园区要加快规划布局，促进新利焦化与省国新能源的合作，建邦、华强、晋韵要做到新项目尽快上马开工建设。在“十二五”期间形成一百万吨的铸造机加能力，达到百亿园区。浍南装备制造园区，要全面推进园区招商，依托平阳重工发展需求，引导配套协作企业落户浍南工业园，使之尽快形成第二个百亿园区。第三个百亿园区就是以宝特、方略两大现代物流企业为龙头，积极打造口岸保税经济园区，重点是为我市26个专业二级市场提供支撑的轻工制造企业入驻园区，形成二级市场向一级市场的转换。目前，我市招商办已经初步完成了宝特周边开发建设近3000亩的口岸经济园区项目书的编制的工作，与陆航基地的合作正在积极地洽谈当中，与中石油的石油液化项目、侯北废钢加工、配送项目签订了战略性的协议，发展前景十分看好。我们要力争在十二五内把口岸保税物流园区建设起来。

另外，我重点谈一下现代服务业、信息产业、轻工制造业以及煤化工业。

关于现代服务业和信息产业。要按照新型工业化的内涵要求，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我市的传统产业，从根本上提升我市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装备制造能力和企业管理水平，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和转型发展。要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业，强化企业在电子商务投资中的主体地位，营造有利于电子商务推广应用的社会环境，加强政策法规、信用服务、安全认证、标准规范、在线支付、现代物流等支撑体系建设。尤其是加大对我市现有的信息产业企业的扶持力度，既要加大对501、502等企业的支持，也要加大对电信运营商金融、保险、中介服务业的监管和支持，做大做强这些企业。要注重对现代服务业信息产业项目的招引力度，尤其是国内外大型信息产业企业，比如移动、联通、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力争纳入这些企业的发展链条。

关于轻工制造业。一是要抓住我市商贸物流发达的优势，顺势而为，合力推进。要出台鼓励扶持轻工制造业的政策，我市现有的26个专业市场均为二级市场，这些市场的繁荣给侯马带来的不仅仅是巨大的经济效益，更大的是社会效益，体现在扩大社会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和谐、辐射周边县市上，形成了商贸物流率先发展的模式，要使地区性优势保持长久，就要努力推动二级市场向一级市场发展，通过大力扶持轻工制造业项目，为形成富有活力和较强竟争力的特色市场，提供有力支持。二是要确定产业承接和招商引资的方向和重点。围绕食品、服装、鞋帽、针纺、五金、塑料、不锈钢制品、建材等一系列轻工产品，鼓励现有市场兴办企业，鼓励民间投资兴办企业。尤其是要主动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的行业商会接洽对接，实行点对点招商、上门招商等一系列的方式，争取轻工制造产业的项目落地侯马。

关于煤化工产业。袁书记提出，发展现代煤化工有较高的比较效益，有很大的增值空间。加快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步伐将成为我省紧扣煤炭资源优势，推动资源转型，实现结构调整新跨越的一个重要抓手。对我们侯马而言，一方面，要掌握信息和政策走向，招引一批科技含量高、效益好、规模大、污染小的煤化工项目；另一方面，要紧紧依托我市装备制造、商贸物流、科教文卫等方面的优势，实行错位发展，密切关注全省煤化工产业的发展方向，扣准发展脉博，分析发展需求，围绕煤化工产业生产领域所需的装备、设备、配件、物资，在煤化工产业上、下游产业链条各个环节上寻求商机；围绕煤化工产业流通领域的特殊需要，充分发挥我市在海关、商检、口岸、交通、物流、市场、保税等方面的优势，提供全方位、多层次、便捷的商贸物流和进出口服务；围绕煤化工产业在技术、人才、劳务等方面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教育、职业培训、技术研发等服务。在全省现代煤化工产业兴起之日，寻求我市围绕煤化工产业配套加工和现代服务业兴起之机。

三是建设大项目。坚持大上项目，上大项目，在抓好现有项目的同时，要做好项目的筛选、对接、储备等一系列工作，争取使我市更多的项目列入国家和省的重点工程的大盘子里去。

四是扶持大民营。要牢固树立“内资、外资都是资本”的理念，不管你是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抓紧制定优惠政策，让本地民营企业与外资、外商享受同等待遇。积极有效地解决民营企业融资、土地、立项环保等瓶颈问题，想方设法把本地民营企业家留在侯马，把走去的企业家再吸引回来，扶持他们做大做强，为家乡的建设做出贡献。

五是实行大招商。要着力优化发展环境，全力打造投资洼地，大招商、招大商，引进大企业，建设大项目，不断提升我市的核心竞争力。我们不仅要巨星闪耀，我们还要群星璀璨，有大企业，大项目的引领拉动，有中小企业的跟进，到“十二五”末，侯马将成为临汾工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形成临汾工业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

我们之所以提出一个这样的跨越发展设想，是因为省委、省政府的战略决策给侯马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政策环境，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经过“十一五”时期的不懈努力，我们的软硬环境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内生动力显著增强，为今后几年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充分的条件。首先，侯马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在全省的首家设立，先试先行成为现实，土地修编规划编制工作基本结束，已经报省政府待批，城市用地规模比上一轮提高了近20%，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正在编制，国家园林城市、省级环保模范城市的成功创建、效能建设持续深入的成功开展等等，为我们的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工作提供了一个优良广阔的平台。其次，城市路网建设基本完成，使城市控制区面积拉大了将近一倍，达到了32平方公里，供水管网、天然气管网改造和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工程的相继完工，使城市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全覆盖工程的全面铺开，城市环境和硬件设施水平的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民生工程任务的完成，都对招商引资工作、侯马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新一中竣工并投入使用，成功的成为省级示范高中，人民医院异地建设并成为全省首家县级三级医院，职中的异地新建，这些都将使我市的社会功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可以说，这几年的工作使我市的基础大大夯实，远远好于周边县市，再加上我市的传统优势，我们没有理由不加快发展，失去这次机会我们将犯历史性的错误。

三、以加快实质性推进我市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各项工作为抓手，全面开创我市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袁纯清书记在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上特别指出，要深入推进综合配套改革，对重点县市、区域，省里将视情况给予政策扶持。这将是我们新的发展最重要的支撑，同时也是我们发展的最后机会。如果其他县市在这个大环境下得到了和我们同样的政策，我们将会失去比较优势，必须先走一步，自去年我市被批准设立为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以来，我们在财政体制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土地创新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重点领域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和论证工作。目前，省直管县财政已经获批，正在加紧完善和推进落实中。最近，省发改委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些行政管理政策、财政税收政策、产业链设计政策、金融试点优先权、外贸、土地等方面优惠政策的指导性建议提纲。市委正在抓紧研究，将尽快提出政策要求，争取得到省委、省政府的批复。这一系列先试先行的优惠政策将释放出巨大的效益，成为侯马率先发展、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重要支撑，在畅通资金流、人才流、信息流、商贸流中，再造聚集洼地，提升侯马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推进我市加快形成区域经济核心区、城乡统筹示范区和社会和谐样板区。公务员之家

我在这里重点强调的是，城乡一体化重点在乡，目的是城，不是简单的将农民安排到城里居住，更不是将农村搬迁到城市中，而是将农村向城镇化转变，将农民塑造成新型农民，将传统农业发展提升为现代农业。现代农业要以促进农民不断增收为主导，紧紧围绕特色种养、龙头企业、经合组织这三个重点，制定促进精品农业快速发展的政策，出台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办法，深入推进种植、养殖业结构调整，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实现规模效益。就我市目前的情况而言，要重点扶持香菇、药材、水池莲菜、第五代大棚蔬菜等设施农业、规模农业和效益农业，以及奶牛、生猪、肉兔、蛋鸡等养殖业“百千万”工程。鼓励发展生态、观光、旅游农业，使精品农业真正“精”起来。积极引导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健康发展，更好地成为本地农民致富发展的良师益友。要全力帮助全良肉食、晋良兔业、昌明速冻食品等农业龙头企业解决当前面临的困难，使之尽快做大做强，成为农民增收的大本营。

袁宏范文篇5

一、深刻领会、准确把握袁纯清书记的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省领导干部大会精神上

侯马的发展，如果没有思想真正的解放、到位的解放，那只能是纸上谈兵，低水平徘徊。只有甩掉包袱，抓住机遇，快步前进，才能实现侯马的跨越发展，才能使侯马人民的生活更美好。思想上的障碍是发展道路上的最大绊脚石，要从对资源的依赖、市场的依赖、技术的依赖、品牌的依赖、资金的依赖、上级的依赖、政府的依赖等等一系列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各级各部门就必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该想办法的想办法，该做决策的做决策。不怕想错做错，就怕不想不做。想错了，做错了，我们还可以纠正重来，也是一个经验的积累，防止以后犯类似的错误，袁书记讲“负的可以变正”的就是这个道理。但你什么都不做，就是零，零永远是零，变不成正数。所以我们各级各部门要主动服务于经济社会建设。要少说不能办，多说怎么办，把企业的事、项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去办，就没有办不成的事。要克服“小富即安、小进则满”的保守思想和“年年有进步、年年留余地”的亚健康情结。要在发展理念、发展模式上不断创新，不停歇的解放思想。我在江苏省挂职的时候，江苏省己经成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先省份，他们并没有自满也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开展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进一步明确发展思路，保持昂扬的斗志和快速发展势头。而我们已经落后于人，快进能否赶上还要打个大大的问号，慢进则退那绝对是事实，绝不是危言耸听。如果没有紧迫感，按照四平八稳、持盈保泰、留有余地的思维方式，再过三十年，那时的江浙就是今天的美国，而那时的山西就是现在的非洲。到时候我们的后人翻开今天的历史，会怎么评价我们？他们会说，那么好的机会、那么好的政策你们当时在干什么？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仍然落后，你们该承担什么责任？该对历史说些什么？这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认真思考。

二、按照已经确定的全方位、高起点、大跨度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总体目标，加快推进我市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跨越发展

另外，我重点谈一下现代服务业、信息产业、轻工制造业以及煤化工业。

三、以加快实质性推进我市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各项工作为抓手，全面开创我市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袁宏范文篇6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政治经济学；产业

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由数量型经济向质量型经济过渡，质量提升成为重中之重，这就需要我们寻找新的理论加以补充。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性”是相契合的，因此我们应该重视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1研究现状

1.1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从微观层面看，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经济体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进而提升产品或服务质量（张鸿等，2019；袁晓玲等，2019）；从中观层面看，高质量发展主要是指产业和区域发展的质量（袁晓玲等，2019）；从宏观层面看，高质量发展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张鸿等，2019），意味着供需平衡、供需结构的匹配以及供给侧适应需求侧变化的能力[1-2]（袁晓玲等，2019）。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看，高质量的发展实质是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统一[3-4]（周文、李思思，2019；张俊山，2019）。

1.2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5]（任保平、何苗，2020）。在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资源环境约束等问题日益突出；在国际上，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加、我国对外贸易技术赶超空间收窄[6]（钞小静、薛志欣，2020），各种问题彼此交织、互相强化，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质量（张俊山，2019）。当前，中国将经济发展的关注点从规模和速度转移到质量和效益上，高质量发展对于经济健康运行来说已经必不可少[7]（高培勇，2018）。

1.3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实现高质量的发展要树立“大质量”观[2]（袁晓玲等，2019），宏观层面上，改进技术效率、提升技术进步与改善配置效率；中观层面上，实现各个产业间的供给平衡，重塑产业价值链；微观层面上，强化管理效率、完善服务效率与提升生产效率[6]（钞小静、薛志欣，2020）。高培勇（2018）认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构建一套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等，使之成为主导经济工作的基准尺度[7]。通过文献梳理，学者们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角度对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实现路径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但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解读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阐释高质量发展问题，以期丰富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体系，并对其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2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内涵

高质量发展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西方经济学的一切研究都基于“经济人”的理论假设，侧重于采用数量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和预测经济生活的运行，其一切经济行为都是为了自身利益，但是片面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往往会无视普通劳动者的感受，不能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这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在一定程度上是相悖的。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们可以看出执政党一直很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共产党更加注重人民在新时代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要。高质量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促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正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才推动了社会进步。生产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要适当调整生产关系，使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以免阻碍生产力发展。当一国的生产力发展到能够有效满足人民各方面的需求，能够促进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就说明经济得到了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质量”一词是由“质”和“量”组成。唯物辩证法认为，量变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开始，它为质变做准备，当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实现质变，质变又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现在中国经济的数量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正在转变发展方式，为质变做准备，以期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3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困境

产业结构有待升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第一产业产值增加77754.1亿元，GDP贡献率为9.5%；第二产业产值增加384255.3亿元，GDP贡献率为43.3%；第三产业产值增加553976.8亿元，GDP贡献率为47.3%。而对于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而言，它们第一产业贡献率约为1%，第二产业低于30%，第三产业则要高于70%。这表明我国产业结构存在不合理问题，经济发展对第一产业的依赖过大，第三产业比重较小。产业创新水平有待提升。早先由于中国的科技水平较为落后，企业主要通过对外国技术与产品的模仿与学习，凭借低投资、低风险的优势获得较快发展。但随着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的缩小，企业技术引进的空间越来越狭窄，先进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也越发明显。对于某些高新技术产业，一旦国外对我国企业进行“卡脖子”，那么其发展将会遭受重创。另外，国内制造业面临的低端路径依赖也会对我国产业创新造成一定阻碍。过剩产能有待出清。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产能增加并超过需求增长幅度，造成了产能过剩局面；再加上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期，面临的国际形势复杂严峻，需求进一步萎缩，使得产能出清更为困难。如果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一直不能有效解决就可能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因为当整个行业的供给量大于需求量时就会使产品价格下降，即使是效益好的企业长此以往也将难以为继。此外，产能过剩行业占据大量社会资源会挤占新兴产业的发展空间，甚至有可能产生信用风险，波及其他更多领域。

4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策略

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中国经济虽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其生产的大部分是低附加值产品，在高新技术方面缺少一定话语权。因此实现产业结构现代化，推动产业向中高端发展已成为必然选择。一是增加第三产业占比，实现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提质增效，形成经济发展新格局。二是推动产能过剩行业出清，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大高新产业培育力度。三是要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结构现代化，在质量提升过程中增强国际话语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当前的国际竞争重点在于高科技产品竞争，只有掌握先进技术才能占据优势，推动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一是政府应该增加科研投入费用，鼓励企业和个人进行创新，对于有重大创新的公司和个体实施奖励。二是加深企业与高校的合作，凭借院校科研优势，深化产学研融合，校企协同创新。三是实行积极有效的人才政策，加大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力度，造就一大批高水平的人才创新团队。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增强竞争力。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打击，经济形势严峻，为了尽快恢复经济，我国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同时牢牢把握国际市场，扩大在世界市场的发展优势，形成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强调打通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就是要发挥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更好地对接和推动国内国际市场，使其互通有无。这一战略有利于我国更快适应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张鸿，刘中，王舒萱.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探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9（23）：183-186.

[2]袁晓玲，李彩娟，李朝鹏.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现状、困惑与展望[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9（6）：30-38.

[3]周文，李思思.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阐释[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10（4）：43-60.

[4]张俊山.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析[J].经济纵横，2019（1）：36-44.

[5]任保平，何苗.我国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困境及其路径选择[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0（1）：40-48.

[6]钞小静，薛志欣.以新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0（1）：49-56.

袁宏范文篇7

含有清高的意味。但是正因为清高，和现实脱了节，所以书生也是嘲讽的对象。人们常说

“书呆子”、“迂夫子”、“腐儒”、“学究”等，都是嘲讽书生的。“呆”是不明利害，

“迂”是绕大弯儿，“腐”是顽固守旧，“学究”是指一孔之见。总之，都是知古不知今，

知书不知人，食而不化的读死书或死读书，所以在现实生活里老是吃亏、误事、闹笑话。总

之，书生的被嘲笑是在他们对于书的过分的执着上；过分的执着书，书就成了话柄了。

但是还有“寒酸”一个话语，也是形容书生的。“寒”是“寒素”，对“膏粱”而言。

是魏晋南北朝分别门第的用语。“寒门”或“寒人”并不限于书生，武人也在里头；“寒

士”才指书生。这“寒”指生活情形，指家世出身，并不关涉到书；单这个字也不含嘲讽的

意味。加上“酸”字成为连语，就不同了，好像一副可怜相活现在眼前似的。“寒酸”似乎

原作“酸寒”。韩愈《荐士》诗，“酸寒溧阳尉”，指的是孟郊。后来说“郊寒岛瘦”，孟

郊和贾岛都是失意的人，作的也是失意诗。“寒”和“瘦”映衬起来，够可怜相的，但是韩

愈说“酸寒”，似乎“酸”比“寒”重。可怜别人说“酸寒”，可怜自己也说“酸寒”，所

以苏轼有“故人留饮慰酸寒”的诗句。陆游有“书生老瘦转酸寒”的诗句。“老瘦”固然可

怜相，感激“故人留饮”也不免有点儿。范成大说“酸”是“书生气味”，但是他要“洗尽

书生气味酸”，那大概是所谓“大丈夫不受人怜”罢？

为什么“酸”是“书生气味”呢？怎么样才是“酸”呢？话柄似乎还是在书上。我想这

个“酸”原是指读书的声调说的。晋以来的清谈很注重说话的声调和读书的声调。说话注重

音调和辞气，以朗畅为好。读书注重声调，从《世说新语·文学》篇所记殷仲堪的话可见；

他说，“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闲强”，说到舌头，可见注重发音，注重发音也就

是注重声调。《任诞》篇又记王孝伯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

《离骚》，便可称名士。”这“熟读《离骚》”该也是高声朗诵，更可见当时风气。《豪

爽》篇记“王司州（胡之）在谢公（安）坐，咏《离骚》、《九歌》‘入不言兮出不辞，乘

回风兮载云旗’，语人云，‘当尔时，觉一坐无人。’”正是这种名士气的好例。读古人的

书注重声调，读自己的诗自然更注重声调。《文学》篇记着袁宏的故事：

袁虎（宏小名虎）少贫，尝为人佣载运租。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

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所诵五言，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乃是

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大相赏得。

从此袁宏名誉大盛，可见朗诵关系之大。此外《世说新语》里记着“吟啸”，“啸

咏”，“讽咏”，“讽诵”的还很多，大概也都是在朗诵古人的或自己的作品罢。

这里最可注意的是所谓“洛下书生咏”或简称“洛生咏”。《晋书·谢安传》说：

安本能为洛下书生咏。有鼻疾，故其音浊。名流爱其咏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

《世说新语·轻诋》篇却记着：

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刘孝标注，“洛下书

生咏音重浊，故云‘老婵声’。”所谓“重浊”，似乎就是过分悲凉的意思。当时诵读的声

调似乎以悲凉为主。王孝伯说“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胡之在谢安坐上咏的也是

《离骚》、《九歌》，都是《楚辞》。当时诵读《楚辞》，大概还知道用楚声楚调，乐府曲

调里也正有楚调。而楚声楚调向来是以悲凉为主的。当时的诵读大概受到和尚的梵诵或梵唱

的影响很大，梵诵或梵唱主要的是长吟，就是所谓“咏”。《楚辞》本多长句，楚声楚调配

合那长吟的梵调，相得益彰，更可以“咏”出悲凉的“情致”来。袁宏的咏史诗现存两首，

第一首开始就是“周昌梗概臣”一句，“梗概”就是“慷慨”，“感慨”；“慷慨悲歌”也

是一种“书生本色”。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举的五言诗名句，钟嵘《诗品·序》里

所举的五言诗名句和名篇，差不多都是些“慷慨悲歌”。《晋书》里还有一个故事。晋朝曹

摅的《感旧》诗有“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两句。后来殷浩被废为老百姓，送他的心爱

的外甥回朝，朗诵这两句，引起了身世之感，不觉泪下。这是悲凉的朗诵的确例。但是自己

若是并无真实的悲哀，只去学时髦，捏着鼻子学那悲哀的“老婢声”的“洛生咏”，那就过

了分，那也就是赵宋以来所谓“酸”了。

唐朝韩愈有《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开头是：

纤云四卷天无河，

清风吹空月舒波，

沙平水息声影绝，

一杯相属君当歌。

接着说：

君歌声酸辞且苦，

不能听终泪如雨。

接着就是那“酸”而“苦”的歌辞：

洞庭连天九疑高，

蛟龙出没猩鼯号。

十生九死到官所，

幽居默默如藏逃。

下床畏蛇食畏药，

海气湿蛰熏腥臊。

昨者州前槌大鼓，

嗣皇继圣登夔皋。

赦书一日行万里，

罪从大辟皆除死。

迁者追回流者还，

涤瑕荡垢朝清班。

州家申名使家抑，

坎坷只得移荆蛮。

判司卑官不堪说，

未名捶楚尘埃间。

同时辈流多上道，

天路幽险难追攀！

张功曹是张署，和韩愈同被贬到边远的南方，顺宗即位。只奉命调到近一些的江陵做个

小官儿，还不得回到长安去，因此有了这一番冤苦的话。这是张署的话，也是韩愈的话。但

是诗里却接着说：

君歌且休听我歌，

我歌今与君殊科。

韩愈自己的歌只有三句：

一年明月今宵多，

人生由命非由他，

有酒不饮奈明何！

他说认命算了，还是喝酒赏月罢。这种达观其实只是苦情的伪装而已。前一段“歌”虽

然辞苦声酸，倒是货真价实，并无过分之处，由那“声酸”知道吟诗的确有一种悲凉的声

调，而所谓“歌”其实只是讽咏。大概汉朝以来不像春秋时代一样，士大夫已经不会唱歌，

他们大多数是书生出身，就用讽咏或吟诵来代替唱歌。他们——尤其是失意的书生——

的苦情就发泄在这种吟诵或朗诵里。

战国以来，唱歌似乎就以悲哀为主，这反映着动乱的时代。《列子·汤问》篇记秦青

“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又引秦青的话，说韩娥在齐国雍门地方“曼声哀哭，

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后来又“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善跃捨瑁ツ茏越

薄U饫锼岛鹚淙荒艹У母瑁*也能唱快乐的歌，但是和秦青自己独擅悲歌的故事合

看，就知道还是悲歌为主。再加上齐国杞梁的妻子哭倒了城的故事，就是现在还在流行的孟

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悲歌更为动人，是显然的。书生吟诵，声酸辞苦，正和悲歌一脉相

传。但是声酸必须辞苦，辞苦又必须情苦；若是并无苦情，只有苦辞，甚至连苦辞也没有，

只有那供人酸鼻的声调，那就过了分，不但不能动人，反要遭人嘲弄了。书生往往自命不

凡，得意的自然有，却只是少数，失意的可太多了。所以总是叹老嗟卑，长歌当哭，哭丧着

脸一副可怜相。朱子在《楚辞辨证》里说汉人那些模仿的作品“诗意平缓，意不深切，如无

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就是所谓“无病呻吟”。后来的叹老嗟卑

也正是无病呻吟。有病呻吟是紧张的，可以得人同情，甚至叫人酸鼻，无病呻吟，病是装

的，假的，呻吟也是装的，假的，假装可以酸鼻的呻吟，酸而不苦像是丑角扮戏，自然只能

逗人笑了。

苏东坡有《赠诗僧道通》的诗：

雄豪而妙苦而腴，

只有琴聪与蜜殊。

语带烟霞从古少，

气含蔬笋到公无。……

查慎行注引叶梦得《石林诗话》说：

近世僧学诗者极多，皆无超然自得之趣，往往掇拾摹仿士大夫所残弃，又自作一种

体，格律尤俗，谓之“酸馅气”。子瞻……尝语人云，“颇解‘蔬笋’语否？为无‘酸馅

气’也。”闻者无不失笑。

东坡说道通的诗没有“蔬笋”气，也就没有“酸馅气”，和尚修苦行，吃素，没有油

水，可能比书生更“寒”更“瘦”；一味反映这种生活的诗，好像酸了的菜馒头的馅儿，干

酸，吃不得，闻也闻不得，东坡好像是说，苦不妨苦，只要“苦而腴”，有点儿油水，就不

至于那么扑鼻酸了。这酸气的“酸”还是从“声酸”来的。而所谓“书生气味酸”该就是指

的这种“酸馅气”。和尚虽苦，出家人原可“超然自得”，却要学吟诗，就染上书生的酸气

了。书生失意的固然多，可是叹老嗟卑的未必真的穷苦就无聊，无聊就作成他们的“无病呻

吟”了。宋初西昆体的领袖杨亿讥笑杜甫是“村夫子”，大概就是嫌他叹老嗟卑的太多。但

是杜甫“窃比稷与契”，嗟叹的其实是天下之大，决不止于自己的鸡虫得失。杨亿是个得意

的人，未免忘其所以，才说出这样不公道的话。可是像陈师道的诗，叹老嗟卑，吟来吟去，

只关一己，的确叫人腻味。这就落了套子，落了套子就不免有些“无病呻吟”，也就是有些

“酸”了。

道学的兴起表示书生的地位加高，责任加重，他们更其自命不凡了，自嗟自叹也更多

了。就是眼光如豆的真正的“村夫子”或“三家村学究”，也要哼哼唧唧的在人面前卖弄那

背得的几句死书，来嗟叹一切，好搭起自己的读书人的空架子。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

己”，似乎是个更破落的读书人，然而“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

的。”人家说他偷书，他却争辩着，“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

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

来”。孩子们看着他的茴香豆的碟子。

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下腰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

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这一群孩

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破落到这个地步，却还只能“满口之乎者也”，和现实的人民隔得老远的，“酸”到这

地步真是可笑又可怜了。“书生本色”虽然有时是可敬的，然而他的酸气总是可笑又可怜

的。最足以表现这种酸气的典型，似乎是戏台上的文小生，尤其是昆曲里的文小生，那哼哼

唧唧、扭扭捏捏、摇摇摆摆的调调儿，真够“酸”的！这种典型自然不免夸张些，可是许差

不离儿罢。

向来说“寒酸”、“穷酸”，似乎酸气老聚在失意的书生身上。得意之后，见多识广，

加上“一行作吏，此事便废”，那时就会不再执着在书上，至少不至于过分的执着在书上，

那“酸气味”是可以多多少少“洗”掉的。而失意的书生也并非都有酸气。他们可以看得开

些，所谓达观，但是达观也不易，往往只是伪装。他们可以看远大些，“梗概而多气”是雄

风豪气，不是酸气。至于近代的知识分子，让时代逼得不能读死书或死读书，因此也就不再

执着那些古书。文言渐渐改了白话，吟诵用不上了；代替吟诵的是又分又合的朗诵和唱歌。

最重要的是他们看清楚了自己，自己是在人民之中，不能再自命不凡了。他们虽然还有些

闲，可是要“常得无事”却也不易。他们渐渐丢了那空架子，脚踏实地向前走去。早些时还

不免带着感伤的气氛，自爱自怜，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这也算是酸气，虽然念诵的不是古

袁宏范文篇8

一、基本概念比较

小学语文教学法研究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它研究的对象、任务决定于这门学科的性质以及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和内容。

（一）小学语文教学法的性质

任何一门学科的性质问题都是对该学科进行研究的首要问题，小学语文教学法也不例外。对它性质的认定，综观六本教材，尽管各自的表述不完全相同，但它们均给予明确而具体的界定：小学语文教学法是由语言科学和教育科学两大门类接缘而产生的一门应用理论学科。小学语文教学法的应用性是它的基本性质。

关于小学语文教学法是不是一门科学，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高本、叶本、袁本、崔本认为小学语文教学法是一门应用学科，而周本认为它是说明小学语文教学目的任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一门科学。小学语文教学法是一门学科，还是一门科学，高本认为，这首先要辨清教学法和教学方法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前者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后者则是这一学科的局部内容，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其次要认清的是，它有自己的理论主张，有自己的概念和范畴，它的各个部分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并初步形成一个认识体系。它吸收了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依据对小学语文教学实际的研究，发展成为独具特征的学科，但作为一门科学，它还在形成之中。高本的分析丰富、深化了人们对小学语文教学法性质的认识。

（二）小学语文教学法研究的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一个孕育、产生、发展的过程，而独立存在的标志之一，就是研究对象的确立。

关于小学语文教学的研究对象，高本提出，小学语文教学法是以小学语文教学的本质和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研究小学语文学科的性质、目的、任务、教材、教学过程、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效果的检查和评价。周本强调，教学大纲中说明语文要教什么，教学法就应该把怎样教的问题加以阐释。叶本提出，小学语文教学法研究的对象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分析说明小学语文教材体系、内容和特点，二是研究小学语文教学法。

笔者认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问题，实际上是一门学科研究范围问题，小学语文教学法重点是研究小学语文教学的规律，既包括小学语文教学的一般规律，也包括识字写字、阅读、听话说话、作文、基本训练等特殊规律。

（三）小学语文教学法的任务

崔本根据中师语文教学大纲的规定，明确提出，学科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小学语文教学法的基本知识，具备从事小学语文教学的初步能力。袁本提得比较笼统，只是讲，这门学科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毕业以后，能够比较顺利地担任小学语文教学工作，成为优秀的小学语文教师。要求提得比较高。

笔者认为，在中等师范阶段学习小学语文教学法，基本属于入门课，主要使学生了解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和小学语文教材的内容，知道怎样备课和上课，使之能在小学顶岗上课，如果要使学生成为较高水平的小学语文教师或者成为优秀的小学语文教师，那应该是专科程度的具体目标。

（四）小学语文教学法的学习方法

小学语文教学法，是一门应用理论学科，因此，袁本、崔本、周本、高本、叶本都十分强调学习方法，都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作为学习小学语文教学法必须贯彻的基本原则和学习这门课的基本方法。袁本明确提出理论与实际并重。袁本、崔本和叶本还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如何来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笔者认为，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作为学习小学语文教学法的基本方法，这是为本学科性质所决定的。在学习方法上，应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思并重，知行合一。

二、教材体系比较

纵观六本教材的体系，其共同点在于：教材结构的前后组织遵循从基本理论到具体操作的顺序。教材首先在绪论部分阐述学科的性质、研究的对象、教学任务、学习方法，然的着重论述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和小学语文教材的几个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再对识字、阅读、听话、说话、作文、基本训练作专题叙述。在理论揭示的基础上阐述具体问题，较好地体现了学科的理论性和应用性的双重特征。笔者认为，小学语文教学法教材的理论框架、内容体系已初步形成，其学科独立性日益增强。

六本教材在编排体系上的不同之处表现在：第一，教材基本线索的差别。有的教材各章节之间有明显的线索，以贯穿各章，统领全书。如崔本、翟本注重以教学大纲的精神为指导，除了列专章（第一章）论述，还将教学大纲精神渗透到每章每节之中，崔本直接援引大纲的有关论述，就达27处之多。此外，为了便于学生全面了解大纲的内容，还附录了大纲全文。周本最后一章（第十一章）用一节的篇幅从六个方面阐述教学大纲的主要精神。袁本、高本也注重渗透大纲的精神，但未能像崔本、周本那样安排专章进行阐述。笔者认为，师范生在学习小学语文教学法的各项具体内容之前，先学习教学大纲这一章，可以了解大纲的基本精神，有助于明确小学语文教学法的理论指导，是学习“小学语文教学法”十分重要的一环。因此，教学大纲应成为教材的主心骨。袁本则强调小学语文教学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并以此为主线，贯穿全书。其他教材缺乏明确的线索。第二，教材的篇章构成有所不同。小学语文教学，包括汉语拼音、识字写字、阅读、听话说话、作文五个方面的内容。周本、高本、翟本、崔本、叶本分若干章进行阐述。而袁本则把上述内容纳入两章来阐述，用小学语文的课堂教学（一）和小学语文的课堂教学（二）列出。袁本作这样安排，主要后面有“语文课外活动”一章。第三，文章内容的构建方式不同。周本、崔本、翟本、高本采用比较自由的编排方式，崔本、袁本、叶本皆按一定的逻辑进行构建。如崔本体现得比较显著，语文教学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按照“教学意义要求→教学过程→教学内容和方法→教学应注意的问题”这样的逻辑顺序编排，这是比较科学的。因为任何教学方法都受教学目的要求和内容制约，教学方法只有与教学目的要求和内容相适应，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三、理论探索比较

小学语文教学法教材建设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探讨，有宏观的、中观的和微观的。理论中最根本的、最为基础的有三个：一是对小学语文性质的阐述，二是对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阐述，三是对小学语文教学原则的阐述。因为这三个理论问题对整个小学教学具有决定性、导向性的作用。以下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比较，从而了解教材理论探讨的状况。

（一）对小学语文学科的性质的阐述

综观六本教材，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共同之处表现在：一是都强调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和思想性。二是都能遵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教委所颁发的语文教学大纲对语文学科的性质的规定。所不同的地方表现在：一是对语文学科的性质的阐述详略的程度不一样。高本、叶本阐述是很详尽，其他几本阐述得比较简单。二是对语文学科的根本属性看法不一样。有的本子认为工具性是语文学科的根本属性，有的则认为，工具性和思想性都是语文学科的根本属性。

（二）对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阐述

小学语文教学目的是语文教学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语文教学的全部工作都是受它制约、被它决定、为它服务的。

六本教材对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阐述其共同特点有：一是都强调要全面完整地理解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二是都能遵循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教委颁发的教学大纲对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规定。三是都能从个性（特定的教学目的）和共性（共同的教学目的）的关系进行分析。

六本教材对小学教学目的的阐述所取的角度不同，高本认为要正确理解小学语文学科的教学目的，就要了解确定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前提和根据，着重从新时期对人才的总要求，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任务和小学语文科学具有的教育、教养、发展的作用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袁本从理解语言和运用语言的关系、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特殊任务和共同任务的关系、学生今后的发展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崔本在阐述小学语文教学目的时，紧扣小学语文教学目的中语言文字训练、思想教育和一般发展三个方面的内容，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全面、详尽地分析听说读写的关系，听说读写基本训练和思想教育的关系，培养能力和发展能力的关系，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关系，突出了“正确地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这个核心，抓住了全面实现语文教学目的的关键。叶本则从培养语文能力、学习和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笔者认为，人们对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认识，既基于语文科的客观性质，又基于主观要求，小学语文学教学法教材，对这个问题的阐述，要特别强调准确、全面地认识小学语文教学目的。崔本和袁本体现得比较好。

（三）对小学语文教学应遵循的教学原则的阐述

教学原则是教学理论的一部分。前，有少数小学语文教学法讲义提到教学原则，但内容比较单薄。小学语文教学原则真正成为大家普遍探讨的课题，是80年代以后，这是一个进步。

综观六本教材，对小学语文教学原则阐述其共同点有：一是都能根据小学语文学科的性质、教学目的以及学习规律提出教学原则。二是都能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提出教学原则。三是都能从“结合”上探讨每项教学原则。

对教学原则探讨的不同之处，表现在思考的角度不同：周本从普通教育阐明的各个学科应遵循的六个教学原则中提出三个教学原则：启发性原则、因材施教原则、循序渐进原则。叶本依据小学语文学科性质、教学目的，提出四个原则：语文教学和思想教育相结合、语文教学和发展学生的认识能力相结合、传授语文知识和培养语文能力相结合、教学的整体性和训练的阶段性相结合。崔本依据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基本精神，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提出四个结合。袁本未提出教学原则，但从完成语文教学任务这个角度，提出要处理好四个关系，即学习语文和认识事物的关系、语文教学和思想教育的关系、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关系、教与学的关系。高本则从语文学科的本质、功能以及内部关系，提出四个原则：文道统一原则，客观事物观察、思维、语言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双基和培养能力相结合的原则，听说读写互相促进的原则。

小学语文究竟有哪些教学原则，国内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各有不同的角度，各有不同的提法，大体有十多种提法。经过10多年对教学原则的探讨，已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高本所提出的四个教学原则有代表性，能放到一定关系上、一定的矛盾上加以探讨，并能从本质上反映教学规律。

笔者认为，在探讨小学语文教学原则时，应明确三点：第一，要深刻认识语文教学原则同一般教育学的教学论中讲的一般原则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第二，所提出的教学原则要能从本质上反映教学规律。第三，语文学科的教学原则，应该是语文科所独有的，或者是非语文科所特有的但在语文教学中有特殊的重要性。

四、应用研究比较

小学语文教学法不仅具有理论性，而且具有应用性。应用研究主要包括对教学实践问题的思考、解答和教学理论的具体化、操作化两方面。

六本教材在应用研究方面其共同点有：一是都能及时吸收、反映新时期我国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新经验和新成果。多数教材重点选择介绍了影响较大的、具有时代意义的黑龙江省“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李吉林的“情境教学”实验，丁有宽的“读写结合”实验。二是都能重视理论的操作化研究。六本教材都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有针对性地选用了一些教学实例，并努力将零散的材料加工概括，上升为规律，以便举一反三。

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反映教改实验的方式有别。有的教材将改革实践置于教材的不同章节进行介绍（如崔本、翟本、袁本），有的则置于教材后面列专章介绍（如叶本、周本、高本）。第二，对教改实验的研究程度不同。多数教材缺乏对引用的教改实验的深入挖掘。而叶本不仅客观地介绍各种教改实验，而且加上主观的评析，对某一项教改实验提出值得思考的一些问题。如对“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实验，提出了四个研讨的问题。

五、教材特色比较

不同特色教材可以多方面、多层次反映学科发展的状况，适应不同类型和程度的教师和学生的需要，下面试对教材的时代性、师范性、实用性、可读性等方面作一些比较。

教材的时代性。小学语文教学法是否站在提高人的素质高度，用全新的教育观点来阐述教学理论、知识和方法。袁本、高本、崔本体现得比较好。尤其是崔本，它是在小学语文教学改革深入发展的崭新时期编就的，更能体现新的教育观点，如在“小学语文应遵循的原则”一节里，明确地提出：语文教学要“树立大语文教育观”。

教材的理论性。六本教材中，袁本、高本理论性较强，著者从教育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角度对一系列语文教学问题进行分析，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其他几本教材虽对某些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分析，但只是一般化的阐述，教材整体的理论性次之。

教材的师范性。综观六本教材，叶本和崔本的师范性体现得比较突出。首先表现在定位确当，教材的内容在深度和广度上基本上符合师范生的实际。还表现在恰到好处地选取小学语文教材和小学语文教学活动的优秀教学实例加以分析，既可提高师范生的理论水平，也有助于提高从教的能力。

教材的可读性。六本教材中，叶本、崔本条分缕析、行文流畅、语言质朴，可读性最强。翟本、高本、周本语言精练，层次清楚，可读性较高。袁本重在阐发、论证，逻辑性强，对于师范生可读性较差，但对有一定语文教学经验的读者，如担任这门课的语文教研员，又有着较强的可读性、启迪性。从编排体例看，叶本在正文前加了“自学提示”，每章后附有“思考与练习”，袁本、崔本、高本仅附有思考题。相比较而言，叶本、崔本更为规范，适合学生学习。

教材的实用性。叶本、崔本较好地处理了教学理论和实际的关系，完全摆脱了学究味，从纯理论的圈子里走了出来，着力于面向教学实际，将第一线的丰富的教学经验，融入教材，语言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师范生学得进，记得住，用得上。

六、新世纪教材建设构想

80年代以来，我国小学语文教学法教材在理论框架、知识结构、教学内容、编排体系等方面的探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从总体上来说尚缺乏全局的、宏观的改革。面向新世纪，构建教材新体系，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有恢宏的气魄，有强烈的现代意识、未来意识、创新意识。

在指导思想上要确定一个总体目标：即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努力探索构建具有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的教材新体系。

如何探寻构建教材新体系，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处理好我国传统教学法、现代外国教学法、新时期语文教学法三者之间的关系，走出一条博采从长、综合创新之路。笔者有如下几点思考：

（一）在保留传统教材精华的同时，大力吸收最新的有价值的教研、科研成果，使教材面向21世纪，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这里有四个问题应予以重视：

一要渗透大纲的精神。

新教学大纲（即九年制义务教育语文教学大纲）总结了建国以来语文教学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既从客观上对语文学科的性质、教学目的以及教学原则作了理论阐述，又从微观上阐述了具体教学内容、方法、要求。新大纲应成为小学语文教学法教材的统领，要把新大纲的精神有机地渗透到每章每节之中。

二要体现教育新观点。

建立“大语文教育观”，这是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个新课题，这个观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应在教材各章各节中有明显的体现。

加强学法指导，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是当代一种全新的教育观。学法指导的研究是小学语文教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是当前世界教学改革和教育科研的热点，教材要十分重视反映学法研究的新成果。

三要融入教学新经验。

教材既要重视继承行之有效的传统经验，又要有意识地吸收近年来教学改革的新经验。80年代以来，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呈现一片喜人的景象，各种教学改革流派在竞争中发展，各种教学实验课题在实践探索中硕果累累，教材要充分反映。

四要增添教学新内容。

教材要相对稳定，又要适当更新。相对稳定，有利于教师把握、驾驭教材，积累经验，提高教学质量。适当更新，是为了适应时代要求，满足教学实践的需要。为了使师范生能适应新世纪的需要，在保留同类教材的基本内容基础上，又要注意补充鲜活的内容。

（二）建立小学语文教学法科学的理论框架。

建立科学的理论框架应加强下述工作：

一要广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

小学语文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它与哲学、教学育、心理学、语言学、文学、修辞学、逻辑学等关系密切，要综合运用诸多学科的理论成果，这样才能体现小学语文教学内容的科学性。

二要体现教学理论的先进性。

教材在探寻和剖析小学语文教学诸多方面的问题时，要用系统科学的方法从理论上加以分析。用系统论的理论阐释小学语文能力的结构和形成，用信息论的理论解释听说读写能力的不同特点，用控制论的理论说明如何合理地安排课堂结构。

三要体现叶圣陶先生语文教学思想。

叶圣陶先生以他的渊博学识、丰富的实践，洞察语文学科内部的规律和外部的联系，从1919年起就语文教学与研究工作发表了许多有卓识的见解，特别是叶圣陶《语文教育论文集》的有关论述，对我们编好教材有许多新的启迪。

（三）建立小学语文教学法科学的结构体系。

小学语文教学法在内容顺序的编排上，应按照学科知识内在的基本逻辑顺序组织教材，要体现学科内容的系统、完整。具体编排时，可按逻辑顺序组成三个板块。第一板块侧重小学语文教学的几个基本概念，起到统领全书的作用。这一板块充分体现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精神。第二板块着重阐述汉语拼音教学、识字写字教学、阅读教学、听话说话教学、作文教学等，这一板块，既要从理论上深入浅出地阐述小学语文不同教学内容的教学特点，又要对基本的教学方法进行分析。第三个板块，主要介绍小学语文教学常规，论述小学语文教师的修养，分析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发展的趋势。第一板块的基本理论和第二板块的实践操作交相辉映，第三板块是前两个板块的扩展延伸。三个板块浑然一体，构造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结构系统。

（四）构筑中师特色鲜明的新型教材体系。

袁宏范文篇9

从2000年的《卧虎藏龙》到2011年末的《龙门飞甲》，是中国武侠电影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开创了一种新的面貌、气象与格局。2000年以后，中国电影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电影市场愈发火热起来。从2002年之前的不足十亿，到2010年的突破百亿，中国电影用八年时间完成了超过10倍的增长，基本每年保持30%的增速，中影集团老总韩三平预言，在将来的七到十年，中国电影票房将达到350亿到400亿[1]。在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中，武侠电影占据了一个很显著的位置，每年上映的华语大片，大部分是武侠电影，还有一些中小成本武侠电影。武侠电影之所以如此受宠，作为类型片，它有明显的模式和规则。陈墨在《武侠电影漫谈》中谈到，武侠电影的三个基本元素，一是武，二是侠，三是传奇。这三个元素，就是武侠电影的规则与模式，观众已经完全熟悉此三元素，但观影的期待心理，又促使他们不停地寻找这三个元素。陈墨说，武打、侠义、传奇使华人观众如痴如醉，心旷神怡，也就是观众的期待心理得到了落实及武侠电影本身的刺激与精彩[2]。

新世纪以来，由于市场浪潮的刺激，许多导演投入到武侠片的拍摄之中，再加上政策的宽松，许多港台导演北上，与大陆的资金人力汇聚，更是增加了武侠片的拍摄力量。大陆如张艺谋的武侠三部曲，冯小刚的《夜宴》，陈凯歌的《无极》，港台的如徐克的《七剑》、《狄仁杰》、《龙门飞甲》，陈可辛的《投名状》、《武侠》，张之亮的《墨攻》，于仁泰的《霍元甲》，李仁港的《见龙卸甲》、《锦衣卫》、《鸿门宴》，袁和平的《苏乞儿》，叶伟信的《叶问》系列，陈德森的《十月围城》等等，这些都是武侠电影票房中的佼佼者。

二、探析新世纪以来武侠电影的新特征

新世纪以来的武侠电影，出现了大量的作品，笔者一直是武侠电影的忠实观众，在此结合自己的观影经验，试析新世纪以来武侠电影的一些新的特征。

（一）风格多样化

新世纪之后的武侠电影，受李安《卧虎藏龙》成功的影响，追求大制作、大场面、大明星，动辄投资数千万，甚至上亿。但在这些大片中，没有统一的风格，而是风格各异，就是一个导演，拍出来的作品也是形态迥异，大相径庭。李安的《卧虎藏龙》，追求一种写意的状态，拍出的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武侠世界，像李慕白与玉娇龙的竹林大战，余秀莲与玉娇龙的房顶夜逐，皆具有灵动飘逸之感。张艺谋的《英雄》，动作戏被称为革命，它已经不是两人对决，而是一曲卓绝的舞蹈，画面唯美与绚丽，造就了张艺谋武侠电影的独特美感与风格。冯小刚的《夜宴》，就是一幕幕华丽舞蹈。写意的同时，写实也是一些武侠电影导演的追求。陈可辛的《投名状》，无论是场景的选择、动作场面的设计，演员的表演，全都是写实的，一种历史的苍凉感跃然于画面之上。何平导演的《天地英雄》，就如他的《双旗镇刀客》，在广褒的西部旷野追求一种朴实的画面风格。导演自己的各异风格，在徐克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七剑》，就是灰头土脸的写实派武侠电影，但在2010年上映的《狄仁杰》中，他又使用了大开大合的色彩，场景，一反《七剑》的风格。怪不得人们称他为徐老怪。

（二）叙事更广、更宏大

新世纪武侠电影的叙事更加的宏大，宽广，不似以前的只是一些所谓的武林恩怨、争龙夺宝，而是注入了更多的人性化思考。《卧虎藏龙》就有一种大气象，他的故事从秀丽的江南，发展到政治勾结的北京城，接连牵涉到风光雄浑的大漠，这种转战南北，是以前那些武侠电影所不具备的。而且《卧虎藏龙》中，对于中华民族的那种情感的含蓄与委婉表现得恰如其分。《英雄》中，大场面包装下的各个人物对于国与家的理解与个人爱恨的炽热，体现的都是一种大情怀。《投名状》中，关于庙堂的残酷描述，兄弟情义的背叛与无奈，表达了创作者对于人生的思虑。《十月围城》中，社会各个阶层、各路人马，共同出力保护为国为民的孙中山先生，每个人物的出场就是一条叙事的线索。《墨攻》中对于墨家“兼爱”、“非攻”精神的展现与发扬。《剑雨》中，将武侠精神与禅意的结合，把江湖人物内心和灵魂的救赎这种精神意蕴添加到了武侠的精神之中，而且处处穿插着佛教的禅意的元素[3]，很是自然，并不生硬。《霍元甲》中，李连杰对与“止戈以武”的探讨，着力表达了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三）向老片寻找素材、灵感

武侠电影发展到今天，名载史册的大师与经典作品数之不尽，为我们当今的电影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新世纪以来好多电影人对经典作品或翻拍、或寻找素材、或借助其影响力，这从一方面反映出如今电影人创新能力的欠缺、对票房市场的过分看重。《投名状》翻拍自武侠电影大师张彻的名作《刺马》，但陈可辛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加入了更多当代的元素，从而面貌是焕然一新。于仁泰版《霍元甲》，就是对于80年代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的重新演绎，加入了李连杰自己多年习武及拍摄武侠电影的思考与人生感悟。袁和平执导的赵文卓版《苏乞儿》，一方面是对周星驰版的致敬，最主要还是借助于周版的强大影响力，来为自己赢得良好的票房成绩。彭氏兄弟的《风云2》名为刘伟强的《风云》的续集，招回原班人马，实则还是为了市场、为了票房，但除过绚丽的特技外，故事可谓是漏洞百出、牵强附会。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终极版，直接对自己1993年的《东邪西毒》进行了重新剪辑配乐调色，进而又在市场上是一片大卖。周星驰计划翻拍李小龙的名作《猛龙过江》，而徐克又根据《新龙门客栈》拍出了《龙门飞甲》，这俨然已成了武侠电影的一种趋势。这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值得电影人深思。

（四）3D武侠电影的起航

随着美国电影《阿凡达》在全球席卷三十多亿美元的票房，3D电影被认为是未来电影新的形式，而《阿凡达》也被称为影史革命之作。3D技术的大热，自然引起中国电影人极大的兴趣，纷纷尝试。武侠电影作为一种以武术、传奇、宏大的场景等运动性极大的场面调度为主的电影类型，若是与3D相结合，自然是如虎添翼。由袁和平执导的《苏乞儿》中，有二十多分钟的打戏，用3D效果呈现，二十多分钟的戏，110人花了半年时间制作，出来遭所有人痛骂。之后阿甘导演的《魔侠传之唐吉可德》，号称亚洲全片3D立体电影，上映后不受观众欢迎，主要还是3D技术的不成熟。2011年末徐克执导的3D电影《龙门飞甲》上映后，成熟的3D效果得到了大众的认可，获得了极高的票房佳绩，中国从此也有自己的3D电影了。对于前几部3D武侠作品的失败，尹鸿谈到，中国的电影技术尚在稚嫩时期，但总要有一个开始和尝试，否则谈何进步？他一直持支持的态度，期待3D技术为武侠电影带来新的生命力。

袁宏范文篇10

6月23日，xx农民xxx听到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的消息后，百感交集，简直不能置信：“收容（制度）被废了？真的被废了？！”

xxx今年70岁，xx省潜山县梅城镇人。1999年8月，她的儿子徐英东在北京被收容，至今下落不明。徐英东属狗，如果还活着，今年该32岁了。

4年来，70岁的母亲一直在北京和xx两地寻找儿子。希望能到收容站交点钱“赎”儿子回家，但一直没能找到。无数次的进京奔波加上长期的精神压抑，xxx变得迟缓了。“收容”两个字，已经成了她心头最深的痛，现在乍听收容被废止的消息，说着说着，她就在电话里哭了起来：“那就好，那就好，大家都会平安了，日子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

6月18日，向全国人大上书建议对收容遣送办法启动违宪审查的许志永正在天津，在天津收容遣送站和一位自愿投奔到收容站的山东农民交谈，新闻联播突然播发了收容遣送废止的消息，许志永说自己刹那间非常惊诧——“没想到会这么快。”

“没想到这么快”，几乎成为每一位接受采访者的口头禅，无论民间或者学界。

6月16日下午2时，5位国内著名的法律专家走进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11号的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这里将进行一场重要的专家论证会。他们分别是：北京大学行政法教授姜明安，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教授马怀德，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应松年、袁曙宏，中国人民大学宪法学教授韩大元。

国务院法制办的几位领导亲自接待他们，一边点头致意一边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交到了5位学者手中。法制办领导提醒专家们：时间很紧，你们几位抓紧时间多谈谈。

专家论证会开到了下午5时，参加会议的几位学者说，那天谈得挺好，气氛很活跃，对学者提出的意见，国务院法制办的领导非常重视，做了翔实的记录，不少意见直接体现在事后正式出台的管理办法里面。

两天后，6月18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又过了仅仅两天，6月20日，总理签署国务院第381号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施行时间自今年8月1日起，1982年5月国务院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

瓜熟蒂落

收容遣送制度实施了20年，代替它的新法规为什么没能早些时间出台？新的管理法规出台迅速，有没有以牺牲立法质量为代价？

这些问题成了新法规出台后从学术界到民间都很感兴趣的话题。

国务院法制办在这个问题上似乎颇有些委屈。6月23日，国务院法制办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对记者说：“很早了，至少有十年我们都在研究这个问题。”而此前的新办法草案专家论证会上，法制办领导也谈到，国务院也一直在考虑改革现行收容遣送制度的问题，也在各方调研征求意见。但一个制度废除容易，如何替代则须好好思量。中国人民大学韩大元教授告诉记者，收容遣送制度的改革问题，两年前国务院就已开始准备，的确并非仓促之作。

6月5日，记者曾就收容遣送办法的修改问题致电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一位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那一段时间里全司的人“非常忙”，好像有开不完的会，一直在加班加点。

袁曙宏教授说，救助办法虽然制定得很快，但国务院非常慎重，开了很多座谈会，征求了管理部门、救助部门、专家学者和有关社会团体的意见，考虑了方方面面的因素。

据了解，起草小组下载和翻阅了大量的国外资料作为参考，有学者称，“有些东西比我们了解的还多。”

“尽管时间短，但草案本身已很成熟。”马怀德教授说当时拿到草案的第一感觉是“耳目一新”。与会的学者普遍比较认可草案的彻底性，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姜明安教授说，如果立法的技术条件达到，一个月起草一个办法也无可厚非。他认为将有偿的收容遣送转变为无偿的救助，立意的转变相对立法技术来说更加重要。

民政部门的矛盾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思斌是民政部专家组成员，“为收容遣送的事，八九年前我就说，这样下去不行，得改啊。”王思斌说，民政部不是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但也确实有为难之处。

作为主管收容遣送的民政部门的确没有停止过改革的呼声。2000年对于广东省取消收容遣送收费的做法，当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民政部表示十分支持。

当时民政部一位司长态度鲜明地说，收费是腐败滋生的土壤，不仅路费、伙食费不能收，连床铺费都不能收———你把人抓起来、关起来、强行送回原籍，凭什么要我出钱？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作为政府的一项行政职能，应当由政府掏钱。

负管理之责、却又不具有法律规定的强制权，民政部门在收容遣送问题上骑虎难下，也因此在社会上背了很多骂名，甚至有时候也不得不接受自己良心的拷问。

几年前，一处收容站不幸发生了一起恶性伤亡事故，当时民政部的一位领导对一位学者说他也很难过，也认为这些做法非常不妥。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政部相关部门曾经提出改革建议：要么把收容的强制权收归民政统管，要么就干脆不要让民政管。最后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

在这次新救助办法的起草中，民政部贡献了很多经验和教训。

从强制到自愿

新出台的救助办法剔除了收容遣送旧办法中80％－90％的内容，可以说对旧法进行了整体颠覆。学者认为，新办法最大的突破就是“变性”

——将强制收容转变为自愿救济。正如袁曙宏教授所言：对这些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既要给他救助，给他饭吃，给他地方住，又不能侵犯他的人权，这是现在这个制度设计的重点。

旧办法中暗含的强制原则已经被彻底废弃，完全坚持自愿。马怀德教授说，我们过去说收容遣送有毛病，主要就是指这一块儿。现在的求助完全是一种自愿行为，求助人可以来去自由。

因为不需要强制，公安自然退出救助体系，意味着此体系不需要以强制力作为依托。公安机关目前仅有和其他公务机关一样的告知的义务，即告诉可能需要救助的人哪里有救助站可以投奔，但去不去将由流浪乞讨人员自由决定，公安不再有任何权力将任何人强制送往救助站。

北京的城市流动人口都害怕听到这样一句话———“小心把你送到昌平筛沙子。”

昌平是北京治安收容站的所在地，筛沙子的目的是让你挣够路费才能回家。但什么时候能挣够，无从知道。这样的行为在以前是有法律依据的，1982年公安部、民政部在收容遣送站的实施细则中规定：“收容遣送站组织被收容人员进行生产劳动的收入，主要用于被收容人员的伙食补贴和遣送路费。”而新办法规定———救助站不得向受助人员、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收取费用，不得以任何借口组织受助人员从事生产劳动。如果没钱回家，将由救助站提供乘车凭证。

不可否认，原来的“收容站创收”背后也有其制度性原因———经费不足。因为没有确定的“皇粮”，便开始“靠山吃山”。马怀德教授认为，救助办法明确将救助工作所需的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这非常非常重要”。韩大元教授更是建议，是否可以考虑作出单独的财政预算来保障资金投入。他认为，尤其是收容站变为救助站后，资金的需求注定将更大，财政保障尤显重要。

可以看到，政府也正在为救助的社会化打下伏笔，办法规定“国家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救助流浪乞讨人员”。这是大势所趋，也是限制公权力可能滥用的改革方式。几位学者普遍认为，民间救助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现在为时尚早。姜明安认为，对流浪乞讨人员提供救济并非是必须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在国外，这种“公共物品”很多是由非政府组织的公益团体、慈善机构提供的。但是，政府也并不是什么都不管，在现代社会，政府往往是和民间一道从事这种福利事业的。他说：“没有政府的支持，民间从事这项事业，可能会因为缺钱或其他条件缺陷而发生各种困难。”他觉得，政府已经具备了大量现有的收容站和人员，这些资源必然先要利用起来。

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对救助机构的责任加强了，相反减轻了受助者的义务。比如第14条：“救助站工作人员应当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和有关规章制度，不准拘禁或者变相拘禁受助人员；不准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或者唆使他人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不准敲诈、勒索、侵吞受助人员的财物；不准克扣受助人员的生活供应品；不准扣压受助人员的证件、申诉控告材料；不准任用受助人员担任管理工作；不准使用受助人员为工作人员干私活；不准调戏妇女。”而此前，更多的不准是用来要求收容者的。正如马怀德解释：“以前屁股坐在收容站的位置上，现在是坐在了救助人的立场上。”袁曙宏也认为，以前老百姓被当作管理的对象，现在成为服务的对象。

新办法体现了政府理念的变化，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从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

一个曾经望而生畏的地方突然间可能变成为流浪乞讨人最愿意投靠的温暖之地，这种极端的变化，或许也需要老百姓花些时间慢慢去适应。

新办法是否还会“变形”？

1982年的收容遣送办法在立法本意上也是以救济为主，但在20年的制度行走中它不幸发生了异化。特别是将收容对象扩大到“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经济来源”的“三无”人员。而在执行中，“三无”的确定标准变成了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三证”的有无。地方收容遣送规定的变本加厉，让收容遣送的救助原意丧失。

民政部官员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在收容的人员中，真正属于救济的对象不到15％，有的地方甚至只有5％。收容的大部分是拿不出‘三证’的城市流动人员。”

更多的人对重新确立的救助办法保持了可以理解的警惕。怎么能保证它不会再度沦落？救助站会不会新瓶装老醋又变形为收容站？

6月23日，民政部社会福利与事务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上告诉记者，细则的起草工作正在进行中。

中国人民大学的韩大元教授认为，现在很多时候是实施细则出了问题，随意违背行政法规的精神，扩大适用范围错伤无辜。所以必须拿出精力来继续盯紧实施细则的制定。韩大元还建议，国务院应该尽快清理与新办法相抵触的地方法规和部门规章，不能拖太久。

新旧办法性质的截然变化，让马怀德感觉到，再度变形的可能性很小。“旧办法有明显的治安管理功能，因为有强制力的介入，很容易走样。新办法纯粹体现救助功能，强制力的退出，让执行很难钻空子。”

马怀德认为经过制度如此激烈的变革，人们的心理也发生了巨大转折，无论是收容人员、他们的家属和收容站人员，这种变化使各种人对新办法的实施充满复杂的心理戒备，很难再去重蹈覆辙。

姜明安也认为几个原则的确定从根本上排除了制度变形的可能性。治安管理职能剔除、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无偿原则、不再有强制性劳动、皇粮的保证让救助站不再有盈利创收的压力。但对于监督问题，姜明安认为条款还是有些美中不足。救助办法第15条规定：“救助站不履行救助职责的，求助人员可以向当地民政部门举报；民政部门经查证属实的，应当责令救助站及时提供救助，并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纪律处分。”姜明安认为这一条款只考虑了应该救助不救助的情况，还应补充“不应收的被收，可以由家属投诉；进去后被虐待的，可以由本人或家属投诉”。

姜明安觉得办法中投诉机制仅规定民政部一种渠道未免单一，毕竟救助站由民政部门主管，他们之间难免有藕断丝连的关系。姜明安认为应补充“民政部门不受理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告民政部门不作为。民政部最好能建立专门的机构受理和处理关于救助的投诉和申诉”。

救助站会否养懒汉？

另一个担忧是：救助站会不会又变成一个养懒汉的地方？大批如农村的五保户和生活困难的人群是否会因此大量拥入城市在救助站“安居乐业”？求救自愿的原则会不会让城市从此充满了衣衫褴褛的流浪汉？

办法特别强调救助站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是一项“临时性”社会救助措施。临时就意味着这不是一个可以依靠一辈子的避难所，也意味着这个制度不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学者们普遍理解，救助站只是解决一时之困，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可以免费获得救助站的帮助，但最终还是要在救助站的劝说和说服下回到原籍。从技术层面来讲，救助站只须提供能够保证基本生活需要的条件即可。办法将救助对象被界定为“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事实上，学者们认为，如何确定符合这一标准本身也确实有甄别的困难。

“农村现在没有保障制度，而更多的流浪乞讨人员主要来自农村，要完善这方面的制度，让每一个生活无着落的人在城市和农村都一样，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都一样，这样他就不会流浪，流浪的就很少。我们只能讲从制度上尽量减少，使这些人不因为生活无着而流浪，没有帮助而流浪。”袁曙宏教授对记者说。

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必然会给城市治安管理带来一些可以预见的麻烦。马怀德及几位学者在不同场合一直建议制定一部统一的《保安处分法》，这种观点认为可以把收容遣送、劳动教养等一系列制度改造成为保安处分制度，用以实现法律的社会福利、社会教育和犯罪预防的功能。

摘牌

6月22日上午10时，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130号“沈阳市收容遣送站”的牌子被摘下保存起来。这座从1948年10月1日起一直从事收容遣送工作的建筑完成了它的“收容遣送”使命，并将开创“救助管理”的新的历史。

6月24日上午9时，随着“深圳市收容遣送站”和“深圳市收容遣送站待遣分站”两块招牌的摘除，深圳市在全省率先告别了长达41年的“收容遣送”历史。据统计，41年来深圳市收容遣送站共收容遣送收容人员490万人次，其中内收380多万人次，港遣100多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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