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范文10篇

因果范文篇1

对于不同的情况，可以采用不同的标准来判断不作为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因为行政主体的依照职权的不作为义务，使得行政相对人损害结果出现。但是若要证明，行政机关即使履行作为义务，也不能避免损害结果的出现时，不能认定为行政主体的不作为义务与相对人损害结果出现具有完全的因果关系。所谓的完全的因果关系，笔者认为是指不能要求不作为主体负全部责任。因为行政不作为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行为，是行政主体在没有任何行为的情况下，损害相对人的权利。没有行为就没有损害。所以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往往与行政不作为相伴的还有其他的行为，像第三人的行为；行政相对人自身的行为，都是可能引起损害结果的直接原因。此时就要求赔偿机关在具体操作的实际案件中，仔细分析，确定责任大小。进行合理的赔偿。第二、在行政主体依照申请没有及时履行制止职责时，他人的行为导致损害结果发生时，我们认为行政主体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有两个条件，第一是有当事人的申请，第二是履行制止义务。两者缺一不可。此处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好确定的，在当事人需要行政主体及时作出义务的情形下，行政主体在负有履行义务的同时不予做出或者怠于作出，而导致损害结果的出现。如果行政主体能及时的做出制止行为，那么就不可能产生现阶段的损害结果。第三、在行政主体依在出现损害结果后，应当履行消除义务但是没有履行减轻损害后果的职责，导使损害后果进一步扩大发展。有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对于已经出现的损害后果没有责任，但是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是当事人的申请，应当附有消除减轻损害后果的义务，尽最大的可能把损害后果降到最低。实际上行政主体却没有履行。我们认为此时也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利要求国家赔偿。通过以上的几种具体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出判断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标准，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取某一种固定的规则标准，并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也不利于行政主体准确规范的行使自己职责义务。因果关系的产生是进行国家赔偿的基础，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因果关系都可以产生国家赔偿。对于因果关系的阻却有一下两种：第一、缺乏因果关系的事实

1、受害人的过错。因为行政相对人的行为从而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或者加重损害结果时，在行政相相对人过错的范围内，完全的或者部分的免去国家赔偿责任，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分配责任的方法。

2、不可抗力。因为不可抗力而造成的损害国家不承担赔偿的责任。具体哪些情况属于不可抗力的范围，法律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列举。理论界大体分为两种情形：

（1）自然灾害等。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逐步提高了对自然灾害的预见能力（像如预测地震，台风等），但是，人类却无法阻止它。而且现实生活中，自然灾害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是产生很多恶劣影响的。

因果范文篇2

一、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的联系与区别

为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先不妨举例说明：

甲遇到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乙，对其轻击一拳，乙倒地死亡。如何认定甲的行为与乙的死亡之间的关系，哲学上有这样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甲行为与乙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偶然因果关系，是偶然巧合，并不符合必然规律；二是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因为乙的病情经不起甲的击打，乙的死亡符合必然规律，且乙的死亡结果证明了这种必然性。这两种观点孰是谁非，应该说都有一定哲学根据。然而这种观点的争论在刑事司法中却是多余的，因为刑事司法的任务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完全用哲学上的观点对等来解决司法的问题，即哲学上有多少种观点，就必须开出多少种司法方案。如果这样，即丧失了司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而法官在定罪量刑时，亦会陷入“久判不决”的尴尬境地。

在上述案例中，司法实践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甲对乙是否负刑事责任，如果要负责任，又应怎样负？虽然哲学上的认识对正确司法有重要指导意义，但这种指导绝不是惟一的。其实，本案司法机关实际要做的工作是：首先，应查明乙之死是否由甲引起。如果乙在甲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服了毒，甲击打乙时恰好乙毒性发作而死亡，那么，甲就不负刑事责任，乙之死亡不是甲的行为所致，即二者无因果关系；其次，应进一步查明甲的行为有无罪过。如果甲并不知道乙的身体健康状况，只是善意地与其开玩笑，而且也不可能预见乙的身体不能承受这种玩笑，那么，这就属于刑法上的意外事件，甲则不负刑事责任。反之，如果甲与乙素有冤仇，明知乙身体有疾患而有意报复，甲就应负故意杀人之罪责；再次，应查明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假如甲不满14岁或精神失常，则不负刑事责任；第四，还应看整个事件是否危害了社会，侵犯了社会关系。如果乙属于在逃犯，甲抓捕乙时乙拒捕，那么，甲为了防卫，即使拳击乙，也可以属于正当行为，不负刑事责任。很显然，甲是否负刑事责任以及负怎样的刑事责任，都应由上述诸多因素综合决定。而哲学上的因果关系问题的作用仅仅在于确认甲的行为是否引起了乙的死亡，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没有必要再区分因果关系是必然还是偶然。这个结论不仅适用于上述案例，而且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

二、刑法中因果关系对定罪量刑的作用和对司法实践的意义

司法公正是包括刑事审判在内的所有司法活动的终极目标，也即是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而要对任何刑事案件做出公正判决，都必须断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具备了刑法上所要求的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具备某种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是行为人对该罪负刑事责任的基础。众所周知，犯罪构成的因素包括主观方面、客观方面、主体和客体，要查明这些全部要件，就必须要求主客观要件相统一地认定犯罪——这是讨论刑法中因果关系时应坚持的最重要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因果关系对定罪量刑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查明因果关系仅仅是为了确认案件客观方面的事实，要解决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问题，还得必须认定案件其他方面的事实。也即是说，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的认识问题，只对案件客观事实的认定起作用，而不对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的确认起作用。从哲学上讲，因果关系的正确认识，所要解决的是认识论上的问题，而刑事责任的认定则是司法实践的范畴，二者不在同一层次。虽然二者表面上是孤立的，但它们却有着内在的辩正联系。因为正确确认了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也就为正确认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奠定了基础。前者是前提，后者是结果。虽然这一结果还有赖于案件其他方面事实的认定，但它对结果认定的指导作用无庸质疑。

二是查明无因果关系存在即可排除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即使其他客观事实存在，也不可能达到主客观要件的统一。哲学观点认为，有因必有果，没有原因则没有结果。这种认识对实现刑法定罪量刑的功能至关重要。如果某种犯罪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没有因果联系，行为人当然不构成犯罪；反之，没有因果联系而判定行为人犯罪，这不但是风马牛不相及，而且也是对刑罚司法功能的本末倒置，亦是枉法裁判、损害司法权威的具体表现。之所以要强调因果关系的认识对定罪量刑的能动作用，其原因也在于此。

综上所述，刑法中因果关系问题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查明因果关系的存在与否，也就是要查明某种行为与某种损害事实之间是否存在“引起”关系。这恰恰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原理最经典的观念：“引起某种现象的现象就是原因，被某种现象所引起的现象就是结果。这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就是事物的因果关联系。”②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各对范畴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的；在人们的辩证思维中，它们也不是单独地存在着，而往往是一系列范畴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一起，综合地发挥着作用。”③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是从不同角度反映客观世界的普遍联系及其规律性的哲学范畴。这两对范畴之间发生相互渗透紧密联系的立体交叉关系是顺乎自然的。刑法中关于“必然因果关系”与“偶然因果关系”的不同认识，正是这种渗透交叉关系在人们认识上的反映。这种哲学原理运用到刑法中，其指导意义就是帮助我们定罪量刑。因为唯物辩正法关于“必然”与“偶然”的原理无一例外地都可以在犯罪现象中得到体现，那么，运用这种原理去认识和研究各种犯罪，毫无疑问地应成为我们的首选。当然，我们要反对在刑法中一味地争论“必然”与“偶然”因果关系。因为这样做，不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指导刑法研究，而是本末倒置地以刑法实例去论证哲学原理，这不是刑法理论本身的任务。在刑法中解决因果关系的认识问题，其首要条件是必须有助于定罪量刑。刑法具有强烈的实践性，脱离实际定罪量刑去讨论因果关系，不仅毫无意义，而且还会造成司法上的不统一。

三、正确认识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确保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国脉所系。刑法的司法实践，亦应遵循这一原则。长期以来，如何正确认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中外刑法理论界争论的问题，存在各种各样的学说。这种争论不仅反映在认识方面的差异，而且也直接反映在刑罚司法实践功能的具体运用方面。因此，正确认识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对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在刑法理论中，第一个系统的因果关系学说是资产阶级刑法学者提出的“条件说”④。该学说针对封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主观归罪”刑法司法现象，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犯罪必须是引起了危害结果或可能引起危害结果的人的行为，将行为人与结果及其因果关系置于突出位置，这是刑法史上的一个进步⑤。该学说有如下特征：一是判断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标准是“如无前者，则有后者”的条件关系，即如无行为人的的行为就不会发生结果。二是任何结果的发生都由许多条件引起，各条件与结果之间均为因果关系，结果与各条件缺一不可，应等量齐观地评价各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三是既然各条件引起结果的作用均等，那么，一旦要求其中某一行为人对结果负刑事责任，则各行为人无一例外。

“条件说”过分强调了条件（因果）关系及其所谓“均等性”对于决定刑事责任的重要性，容易误导人们在刑法的司法实践中走向认识的错误极端，即“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成了决定刑事责任的万能因素”，这就难免从反对主观归罪而走向客观归罪或客观不归罪。鉴于“条件说”容易导致刑事责任偏误的明显缺陷，西方刑法理论学者又提出了“原因与条件区别说”、“相当因果关系说”等理论。这些理论的特征笔者不再赘述，但它们都有明显的缺点。“原因与条件区别说”虽然不会扩大刑事责任范围，却很难避免缩小刑事责任范围；“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基本观点是，在产生结果的诸条件中，只有作为结果“相当”的条件才是原因。它虽然提出了较为普遍的刑事责任适用标准，但仍然存在难以克服的理论矛盾和实践困难，即以主观决定客观，不能科学地回答刑法中的因果关系。

正是由于刑法因果关系的复杂性，我国刑法理论因原来受前苏联的影响，采取的是必然因果关系说，即当危害行为中包含着危害结果产生的根据，并符合规律地产生了危害结果时，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就是必然因果关系；只有这种必然因果关系，才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⑥。由于这种学说导致因果关系的成立范围过窄，后来又出现了偶然因果关系学说。即：当危害行为本身并不包含产生危害结果的依据，在其发展过程中介入了其他偶然因素，并由该因素符合规律地引起危害结果时，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就是偶然因果关系。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该学说与条件说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纵观这两种学说，都还不能完全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定罪与量刑问题。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运用因果关系指导定罪量刑，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们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要正确区分哲学上的因果关系与如何认定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前者是哲学命题，研究范围较为广泛，虽然它对认定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具有认识论上的指导意义，但绝对不能代替后者。否则，就会陷入用刑法司法实践去论证哲学命题了，对司法实践起不到任何作用。

因果范文篇3

（一）刑法因果关系的概念

关于刑法因果关系的概念,存在着各种形形色色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指犯罪实行行为与对定罪量刑有价值的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合乎规律的联系。也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刑法因果关系，是指刑法上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有学者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作为刑事责任的客观根据而存在于刑法之中的，它既是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果关系，同时又是为法律所要求的法律因果关系，是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的统一等。笔者认为，若对以上关于“刑法因果关系”的概念进行解析，则无论修辞形式如何，可以确定上述概念均明确了“刑法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实际该问题的本质是“因果关系”的客观性。无论从一般社会生活经验出发，还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进行分析，都可以明确在客观上存在着被称为“因果关系”的一个考察对象。这也是界定“刑法因果关系”概念的核心所在。

若以界定“刑法因果关系”为根本目的,则必然应先界定“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明确“刑法因果关系”与“因果关系”的联系和区别，才可最后得出“刑法因果关系”的定义。这里涉及到几个问题，一、如何界定“因果关系”？从逻辑学的角度出发，对一个概念下定义，特别是诸如“因果关系”这类极度抽象的概念下定义，定义的内容必然不会凭空产生，立足于科学的方法，应以现有的其他已经确认的科学理论为基石，例如哲学、逻辑学等。简单地说，所谓“因果关系”，若从哲学的立场出发，是指原因和结果之间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若从逻辑学的立场出发，则是指原因是结果的充分条件，原因和结果之间存在着无前者就无后者的条件关系。

二、如何再进一步明确“刑法因果关系”与“因果关系”的联系和区别？这里又涉及到几个问题“：刑法因果关系”与“因果关系”的异同指的是如前所述的“应以现有的其他已经确认的科学理论（这里特指刑法学）为基石”，也就是说，是类似“哲学因果关系”、“逻辑学因果关系”的“刑法学因果关系”呢？还是以“哲学因果关系”、“逻辑学因果关系”为基础的“刑法学因果关系”？

笔者尝试明晰以上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在明确因果关系客观性的基础上，存在论范畴内的问题已经解决，剩余方法论的问题，应以有利于题论的目的为标准。立足于本文立场，刑法因果关系的目的在于解决刑事责任的归属，故于此，仅须明确因果法则的客观性即可，至于如何成立“因果关系”，依刑法规范确定。对于第二个问题，笔者认为，虽然刑法学作为一门自成体系的法律科学，有其自身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但根据学科分类的特点,以及各学科研究对象的差异,刑法学无法解决诸如“什么是因果关系”之类的问题。此类问题应归属于作为各学科基础的逻辑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刑法因果关系”是以“哲学因果关系”、“逻辑学因果关系”为基础的“刑法学因果关系”。再结合对第一个问题，则“刑法因果关系”以客观的因果法则为基础，二者的关系是“，刑法因果关系”的内涵大于“因果关系”而外延反小，其属于因果关系，是因果关系的一种。

纵观上述三种对“刑法因果关系”的定义。第一种观点不仅在界定“刑法因果关系”较“因果关系”在内涵上的扩大，更力图诠释什么是“因果关系”。该论点中，所谓“合乎规律的联系”是一种内涵少而模糊的说法，因为如何理解“合乎规律”必然是本定义的核心所在，但因对“合乎规律”的理解，从不同的理论立场出发，必然得出不同的结论，故本定义可谓“开放性概念”，与刑法的明确性原则不符。若依该定义的界定方法，必然导致对“刑法因果关系”概念界定方式上的混乱。第三种观点中，从存在和规范二元论的立场出发，指明刑法因果关系是“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的“统一”。结合本文的立场，虽该定义运用的方法论和本文一致，但结论导致因果问题和归责问题的混淆，所谓“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的“统一”，其所蕴涵的原理是错误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第二种定义最为中肯，定义“刑法因果关系”，仅须立足于存在论的立场，以“因果关系”的客观性为基础，明确“刑法因果关系”考察对象的内涵和外延，故笔者认为，所谓刑法因果关系，是指刑法上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二）传统机械刑法因果关系论

在展开本节的论述之前，毫无疑问应首先对“机械刑法因果关系论”作一个说明，即何谓“机械刑法因果关系论”，可以肯定的是，此说法是“机能刑法因果关系论”针对传统的刑法因果关系论提出的。所谓“机能刑法因果关系论”，是认为对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构建应从刑法的目的、任务的角度出发，正确区分因果关系问题(事实问题)和归责问题(规范问题)，从规范的角度赋予刑法因果关系新的意义。笔者认为，所谓“机械刑法因果关系论”是认为“刑法因果关系”就是“哲学因果关系”“、逻辑学因果关系”的理论。此类理论的本质在于忽视因果理论和归责理论的差异所在，认为只要确定刑法因果关系就能够确定刑事责任的归属。

这样的因果关系理论主要有：条件说、原因说、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相当因果关系说等。条件说认为，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着“若无前者就无后者”的条件关系时，前者就是后者的原因。原因说主张从导致结果发生的条件中，以某种规则为标准挑选出应当作为原因的条件，只有这种原因与结果之间才存在因果关系。必然因果关系说认为，从哲学的角度出发，当危害行为中包含着危害结果产生的根据，并合乎规律地产生了危害结果时，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就是必然因果关系，只有这种必然因果关系，才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偶然因果关系说认为，当危害行为本身并不包含着产生危害结果的根据，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偶然介入其他因素，由介入因素合乎规律地引起危害结果时，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就是偶然因果关系，介入因素与危害结果之间是必然因果关系，必然因果关系与偶然因果关系都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根据一般社会生活经验，在通常情况下，某种行为产生某种结果被认为是相当的场合，行为与结果之间就具有因果关系。

二、围绕因果法则的刑法模式的反思

（一）作为因果关系论基础的条件理论

条件理论认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不一定要出于人的物理力量，而人也不必一定是单独造成结果发生的第一动力，只要在因果流程进行当中，人的活动成为基本的、主要的力量，而给予其他中间因素以动力，而最后亦发生犯罪结果，就足以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其判断因果关系的公式为：“若没有这个始作俑者，结果并不是就不发生，流程中间因素的序列并非就因此发生变动，则行为和结果显然都不能归咎于这个人。相反，若没有这个始作俑者，结果就不会发生，或者循完全不同的途径发生，则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结果是这个人的行为所造成的。”简单地说，若非A仍B，则A不是导致B发生的原因。若非A则非B，则A是导致B发生的原因。

笔者认为，条件理论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所在。较为重要的一点是，该“条件理论”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一个理论不可能够凭空提出，无论从任何立场上讲，科学的理论必然有其严谨的理论基础。但在这里，究竟什么是“若非A仍B，则A不是导致B发生的原因。若非A则非B，则A是导致B发生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条件理论是一种“逻辑规则”，笔者认为这是较为准确的说法。更进一步的问题则是，该“条件理论”是什么样的“逻辑规则”呢？若对其进行解析，则有：“若非A仍B，则A不是导致B发生的原因。”。1.设“A为原因”为p，B为q。则无论前提如何，此判断所得出的结论为“q时，┐p。”。实际上，这不是以任何逻辑规则为前提得所能出的结论。2、设“A非原因”为p，B为q，此判断所得出的结论为“q时，p。”这是以必要条件假言命题即p←q为前提所得出的结论，此判断与“若非A仍B”矛盾，故是无效结论。结论是“若非A仍B，则A不是导致B发生的原因。”并非一个有效的逻辑判断。“若非A则非B，则A是导致B发生的原因。”。1、设“A为原因”为p，B为q。此判断所得出的结论为“┐p时，┐q”。

这是以必要条件假言命题即p←q为前提所得出的结论。2.设“A非原因”为p，非B为q。此判断所得出的结论为“p时，q”。这是以充分条件假言命题即p→q为前提所得出的结论。结论是“若非A则非B，则A是导致B发生的原因。”是以“A是B的充分必要条件”这一逻辑规则为前提所进行的判断。故此，所谓“条件理论”是指“若A是B的充要条件，则A是B的原因”。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所谓“条件理论”是以逻辑学为基石对“因果关系”进行界定。由此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条件理论”并不涉及任何法律评价，仅为单纯的逻辑规则。“条件理论”很可能将并非刑法学考察对象的客体列入其中，扩大刑事责任的范畴，得出与刑法的目的和任务不符的结论，故不是科学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

（二）以哲学为基础的因果关系论

使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建立在哲学因果关系理论的基础之上，是我国刑法学界在研究因果关系的主要特点。通说认为，在辩证唯物主义因果论看来，引起一定现象发生的现象是原因，被一定现象引起的现象是结果。这种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联系，就是因果关系。辩证唯物主义因果关系的理论同刑法学因果关系的理论，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因此，刑法因果关系理论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只有把辩证唯物主义因果关系理论的基本原理与刑法学所研究的犯罪现象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科学地解决刑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因果关系具有以下性质：1.客观性，2.相对性，3.时间序列性，4.条件性和具体性，5.复杂性。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应当建立在这些命题之上。在此前提下，我国刑法学界关于因果关系主要有两种学说：

1.必然因果关系说。该说认为，刑法因果关系，仅仅是指危害社会行为同危害社会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当危害行为中包含着危害结果产生的根据，并合乎规律的产生了危害结果时，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就是必然因果关系，只有这种必然因果关系，才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所谓合乎规律地产生了危害结果，一般理解为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危害结果。刑法因果关系只有必然因果关系一种形式，偶然因果关系是不存在的。

2.偶然因果关系说。该说认为，根据刑法因果关系的复杂性，既有主要的、作为基本形式的必然因果关系，也有次要的、作为补充形式的偶然因果关系。但危害行为本身并不包含着产生结果的根据，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偶然介入其他因素，并由介入因素合乎规律地引起危害结果时，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间就是偶然因果关系，介入因素与危害结果间就是必然因果关系。在偶然因果关系中，先前的危害行为不是最后结果的决定性原因，最后结果对于先前行为来说，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可能这样出现，也可能那样出现。

对于以上以哲学为基础的刑法因果关系学说，笔者认为，其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这种学说的认定标准不具有明确性和可操作性，与刑法的明确性原则不符。人们很难判断行为中是否包含着结果产生的根据，也很难断定行为导致结果是否合乎规律。因为，所谓的“根据”、“规律”等说法的具体所指并不明确，即使这些说法在哲学上具有明确的定义，不过若无法与刑法学原理相兼容，则在刑法学的范畴内，仍不具有功能性。即使从哲学的角度上看，仍然有许多的“根据”和“规律”还没有被人们认识和掌握。应当肯定的是，我国刑法学界所认为的“辩证唯物主义因果关系的理论同刑法学因果关系的理论，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其依据是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但是，并不能得出“因此，刑法因果关系理论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这一结论。因为，同样运用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逻辑学等学科的因果关系理论同刑法学因果关系理论，同样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我们也可以说“刑法因果关系理论要以逻辑学理论为指导”，因此，从刑法学之外的立场根本不可能得出刑法因果关系理论要以什么理论为指导的结论，只有根据刑法学自身的理论系统，应以什么理论为基础对因果关系进行界定才能和刑法学原理相符，才是可取的理论。

（三）因果理论与归责理论的纠结

在前面关于刑法因果关系的重要性的论述中，已经明确的是，刑法因果关系直接关系到作为刑法学基本原则之一的“罪责自负”原则。其重点在于“，作为考察对象的危害结果发生时，要求某个主体对此负刑事责任，就必须查明他所实施的行为与该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是在危害结果发生时使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刑法因果关系是认定刑事责任归属的前提条件，从刑法的目的、任务和机能的角度上看，确定刑事责任的归属是判断刑法因果关系的最终目的，解决了刑法因果关系问题，只是确立了行为人对特定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但不等于解决了其刑事责任的归属问题。也可以说，在刑法的范畴之内，刑事责任归属是有价值的，而因果关系则是无价值的。在此前提下，应认为可以从刑法规范本身入手去解决刑事责任的归属问题。简单地说，所谓“刑法因果关系”就是“因果关系”的一类，抛开刑法的目的、任务和机能而言，其没有任何意义。要点在于在客观的“刑法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去考察如何通过刑法学理论去确定刑事责任的归属。

因果范文篇4

【关键词】隐含因果翻译结构

在实际语言中,人们在表达抽象的、复杂的概念时往往借用简单句型和具体事物的词语加以语法化和隐喻化,用谓语动词把思维模式中的“因”与“果”十分精练地连接起来。这种非常简练的语言,有利于展示和表达心理功能。笔者通过归纳研究发现,简单句中隐含着既有表达原因和结果的因果句;也有表达推测(假设、条件、目的等)和结果的因果句,还有表达手段(方法)和结果的因果句。我们且把前者叫做标准因果句,中者叫做准因果句,后者叫做手段因果句。在本质上,它们都是表达因果关系的句子,并且都是以事实为前提、以推理为手段的逻辑思维发展的产物。

1隐含因果句的结构分析

1.1因果关系的确认

隐含因果句的翻译,关键在于其因果关系的确认。语言结构的特点是以容易理解和方便表达的心理现象和心理功能而进行描述的。理解语言应该遵循这一基本思想。确认基本句子结构是否表达因果关系,也应该遵从这个基本原则。确认一个简单句是不是表达因果关系,可从语形和语义结构上去分析。

1.2句子语形结构分析

通过对语言环境里简单句子结构主要成分或语言表层形式的分析,不难得知简单句的主要结构为SV、SVC、SVO、SVOC、SVOO五种基本句型。动词是唯一的连接物。当主语是无意志的事物,由动词连接两个或多个“积木”结构(无意志的名词、合成名词、名词性词组、名词化结构等),而动词多由leadto,resultin,giveriseto,keepfrom,preventfrom,dependon,cause,ascribe,evolve,allow,permit,enable等表现,这类句子常常成为隐性因果句。例如:

Decentralizationallowedeachsubsystemtohaveitsowncontrol.

实行分散控制,每个子系统都有自己的控制器。

Hisinvolvingofamurderledtohisarrest.

他涉嫌一个谋杀案而被捕。

1.3句子语义结构分析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结构是以语义为中心的,因此,要真正弄清语言结构是否表达因果关系,还须用认知—功能理论探索语言内部语义结构。只有弄清了语言内部结构各概念意义之间的语义关系,才能真正把握它的本质。

例1.Thisgloriousachievementrepresentstheprincipleofself-reliance.

这个光辉成就体现了自力更生的方针。

这是语法翻译法译得的译文,译者重在译出语言的形式。但译文似显生硬。我们不妨从句子的语义结构和功能来分析,这种分析是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原文句子的主语是Thisgloriousachievement(这个光辉成就),宾语是theprincipleofself-reliance(自力更生的原则)。从逻辑上分析,主语表达的语义功能是“结果”,宾语表达的语义功能是“手段”。因此,原文隐含的功能应该是:通过宾语表达的“手段”,实现主语达到的“目的”或“结果”。从翻译的认知—功能途径,似可译为:“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才取得了这一光辉成就。”2隐含因果句的翻译

对句子的理解是一种连续理解过程。因果结构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是稳定的。因此各个部分语义的确立是相互依存的,需要相互参照,才能确立句子表达的因果关系。传统语法把因果关系的句子称为因果复句。在英语和汉语里,因果复句分为:因果式复句、推断式复句、假设式复句、条件式复句、目的式复句等。这些复句,英汉语言有对应的结构,也有非对应的结构。但简单句中隐含的因果句究竟属于哪种因果关系,就需要我们进行分析并确立之后,才能译成相应关系的句子。

2.1标准因果句

通过研究和分析,我们把隐含原因和结果的简单句,叫做标准因果句。我们知道,在显性因果句里,因标和果标构成其语表形式。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里,往往存在三种形式:句子里既有因标,也有果标;只有因标,没有果标;只有果标,没有因标。可是在隐性因果句里,既无因标,也无果标。但我们可根据句子的逻辑意义理解出来,译成汉语,虽没有因果连接词,但也符合汉语“文字有意则成句”之说。

例8.Therotationoftheearthonitsaxiscausesthechangefromdaytonight.

地球自转,才有白昼和黑夜的变化。

例8由谓语动词cause连接两个名词化结构,每个名词化结构都相当于一个子句。前一个子句表示原因,后一个子句表示结果,两者成为因果关系。cause在语形上仍充当谓语,可是在语义上虚化,无实义,只相当于因果连词。

2.2准因果句

我们把推断式(以事实为根据推断事物之间的关系)、假设式(以假设为根据推断某种结果)、条件式(以条件为根据推断某种结果)、目的式(述说某种行为及目的)和手段式(用方法或手段获取某种结果)等的因果句叫做准因果句。根据这些因果句的共性和差异,我们把推断式、假设式、条件式和目的式称为推断式因果句;把后者叫做手段式因果句。虽然他们的共性或本质都是表示因果的,但又不同于直接隐含原因和结果的标准因果句,所以我们叫它们为准因果句。翻译时需要我们认真进行分析才能确立句子属于哪一种因果句,以便给出相应的译文。

例3.Theloweringcloudspresagethestorm.

乌云低垂,暴风雨就要来临。

隐含因果关系在英语句子中极为常见,认真学习和研究英语中的隐含因果关系,有助于我们对原文进行深层次的、正确的理解,并忠实而完整地再现原文所含信息,同时,也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翻译质量、水平和技能。

参考文献:

因果范文篇5

关键词:事实因果关系;法律因果关系;归因;归责

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争议持久，众说纷纭。英美法系国家采用“事实———法律”双层次模式，而“事实原因”、和“法律原因”的判断又有诸多学说。大陆法系则存在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理论。我国刑法因果关系认定的传统学说为“必然因果关系说”与“偶然因果关系说”，但面临理论与实践困境。美国刑法因果关系认定模式具体内容为何，其与大陆刑法刑法因果关系认定思路有无共通性，如果有，两大法系共享理性何在，这对于修正和完善我国刑法因果关系传统理论具有重大意义。

1英美刑法因果关系认定模式

因果关系，在英美刑法中，它是特定伤害或者其他影响引起的犯罪行为，并和犯罪意图相结合，构成有罪的因素。下文主要探讨的是狭义的因果关系，即结果犯中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虽然因果关系并不是构成犯罪的物质要素，但却是决定刑事责任的一个重要因素［1］。英美法系采用的从事实原因到法律原因的双层次模式，在法律原因中又有诸多学说观点。1．1事实原因。1．1．1but－for原因。“but－for规则”的适用是刑法中考虑因果关系的首要步骤［2］。此规则与“条件说”即“如果没有A的行为，就没有B结果的发生”极为相似，要求原告承担举证责任。例如，A意欲杀B，在B的茶水中投毒，B在饮茶前，突发心脏病死亡。那么，我们不能说A的投毒行为导致了B的死亡［3］。判断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因果关系，“but－for“规则将与案件无关行为予以排除，缩小了原因的范畴。除开极少数例如并发因果等情况之外，若在案件中，控方不能出示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被告人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那么被告人无须对最后的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1．1．2实质原因。实质原因诠释着“法律不问琐事”，并弥补了“but－for标准”的不足［4］。日常生活中，“多因一果”的案例较为普遍，实质原因也就应运而生。它只寻找对危害结果起实质影响力的因素，对其他无关紧要的原因予以排除。例如，在大雪夜晚，甲抢劫醉酒后的乙，并将其衣服脱光，拖至山坡上。清醒后乙起身寻求帮助，刚起身走到大道上，被超速行驶的丙撞死［5］。此案引发的争议是:究竟是甲还是丙造成乙死亡的结果?［6］此案例体现了实质因素的作用。它相较于“but－for标准”加入了社会评价的因素，根据人们的一般观念来判断是否具有“实质性”作用，排除无关事项，缩小了在适用“but－for标准”时圈定的范围［7］19。1．2法律原因。为了弥补在认定行为与结果因果关系时可能出现的缺陷，英美法系提出了法律原因。按照法律规定，从各原因中筛选出成为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部分，但至今对于法律原因的认定尚未出现成文规定。从范围上来看，法律原因是包含在事实原因之中的。1．2．1近因说。近因是指在造成损害的结果中，对损害负有主要作用的原因。它是导致危害结果的实质性原因，但并非在时间、空间上与结果最为接近。近因是一种事实原因，只有当行为当然或盖然地引起结果的发生，且行为与结果的因果链条没有被介入因素打破时，才能被认定为近因。对于近因的判断模式，英美刑法进行了长期摸索，但最终发现，很难赋予其一个确定的内涵，因此，英美法庭在适用该规则时只能借鉴先例，在政策和公平考量的基础上，判断行为人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分析近因主要是判断让被告对一个伤害或死亡结果承担法律责任是否公平与正义。这不是一个科学性质的问题。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公平和正义的问题。1．2．2预见说。预见说在因果关系学说中极为常见，各派观点基本都会有所染指，也均不同程度地利用它来弥补理论上的某些缺陷。被害人遭受的结果必须处于行为人制造的危险范围之内，行为人才对损害结果承担责任。可预见的认定是以一个理性人应该预见的范围为标准，其根本目的在于限制责任。但有学者认为，该理论并非是对因果关系的概念的说明或补充，而是和它共存的另一种选择。也有其他学者认为，追究责任只限定于具备该要素的人，主观要素记忆责任认定理论的存在是没有必要的，需要考察行为人对结果的发生是否能够认识。所以，部分人认为，预见说用主观认识代替了客观判断，这是从实际上否认了研究因果关系的必要性，将主观罪过与客观因果混淆在一起，相当于确定了因果关系就确定了责任。笔者认为此种解读有失偏颇。1．2．3刑罚功能说。近因说、预见说都是从某一个微观层面来阐述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而刑罚功能说则是从一个宏观层面来进行论理。此说认为，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从众多因果关系中确定同刑事责任有联系的原因，因此应当要体现刑罚的目的及功能。刑罚之所以要惩罚犯罪，其最本质的原因是罪刑相报的思想早已根植于我们心中，是确定具体案件中因果关系的本源标准。警察为了制止准备撕票的绑匪进行杀人行为时，与绑匪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在此过程中因为偏差开枪打死了被害人。从刑罚功能说来看，被害人的死亡应归结于绑匪的行为，如果没有绑架预备撕票行为，被害人就不会死亡，被害人的死亡最终的责任应归结于绑匪而不是警察。

2英美因果关系认定模式的基本逻辑及其品质

英美法系在因果关系采用“事实———法律“双层次判断模式是学者们普遍认可的。在判断模式上，英美法系的事实关系与大陆法系因果学说的条件说相仿。法律原因与相当因果关系、客观归责在认定模式上相似。虽不同的法域，学说各异，但究其实质，均采用“归因———归责”模式予以认定。2．1“事实———法律”的双层次体系。英美法系将“事实原因”与“法律原因”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加以考察，动态地分析了刑法因果关系所要解决的结果归责问题，其刑法中因果关系的确定“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公共政策，法官和陪审团对被告人的伦理可责性作出的价值判断，以及法官和陪审团在特定案件中的正义直觉。事实原因检验的是行为是否是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法律原因则是判断行为是否是结果发生的近因。英美刑法受哲学的影响较小，他们认为刑法研究因果关系主要是为了确定引起危害后果的行为，以此追究刑事责任的基础，而不是像哲学中的因果关系，在客观存在中寻求一般原理。因此，对追责问题受人们日常观念影响较大，一般遵循先例。在“事实———法律“判断模式中，第一层次的判断有两类，一类是通过“but－for规则”，即如果行为不存在，结果就不发生，那么该行为就是结果的事实原因。另一类是补充性标准的实质因素。如果行为不适用“but－for规则”，但该行为是引起结果的实质因素，那么行为人的行为将被认定是结果的事实原因。以上两类均属于存在论范畴。第二层次则是进行法律原因的判断，是对事实原因认定过于宽泛而进行的限缩。法律原因又分为近因说、预见说、刑事政策说等等。2．2“事实———法律”与大陆法系。“归因———归责”的暗合因果关系的概念是限制刑事责任的概念刑法。归因最终为归责服务。何为责任?即由于未好自己的工作，而应承担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事实原因是没有做好分内之事，根据不同的事实原因承担相应的后果。从存在意义上来说，我们依据法律的规定，寻求不利后果的承担者，这就是归责的体现。大陆法系因果关系的认定，从早期仅对原因进行事实层面分析的条件说，历经相当因果关系说再到客观归责理论，如今对原因进行规范化的认定已成为共识。从实质上来看，大陆法系因果关系发展巡历与英美法系”事实———法律“模式本质上无异，均遵循着”归因———归责“的二元认定模式。条件说认为，“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就认为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但存在认定范围过广的弊病。为了缩小条件说认定的范围产生了相当因果关系说，其在日本处于通说地位。该说根据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来判断行为产生结果是否属于相当场合，确定行为与结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说将条件说中简单的因果关系判断予以否定，以一般人的社会经验作为标准进行判断，突破了单纯的因果关系，而试图进行一种规范的评价。早在1949年梅兹格在其刑法教科书第三版中，已经指出所谓“相当性理论”，实属归责理论，而非因果论。对比两大法系，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各学说判断标准有所不同，但却遵循着几乎一致的判断模式。英美法系的事实原因与大陆法系的条件说均是在解决因果关系的本体问题，为结果的归属提供客观基础;而英美法系的法律原因与大陆法系的相当因果关系、客观归责理论又相仿，他们从单纯解决事实问题转换到结果归属的研究。从以上发展历程上来看，两大法系均遵循着“归因———归责“判断模式。

3启示:我国刑法因果关系认定模式的困境和出路

我国通说采用的必然、偶然因果关系说存在诸多弊病，长期深陷毫无意义的哲学思辨，而忽视我们研究因果关系问题最终的目的———解决归责问题，导致在司法实务中无法正确高效地解决问题。因此，有必要借鉴域外法系采用的“归因———归责”判断模式，在我国现有犯罪构成体系下，构建新的因果关系认定模式。3．1我国刑法因果关系认定模式现状。在我国，刑法因果关系传统理论采用必然因果关系与偶然因果关系。因为从一开始就受到哲学因果关系的影响，所以一直沉浸在“必然性”还是”偶然性“哲学区分的黑洞中。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只停留在事实层面，而忽略了其规范作用。从哲学的视角来看待因果关系，关注的重点会立足在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内部矛盾，注重抽象的理性思辨。必然因果关系说认为只有行为必然造成危害结果的发生时，才能被认定存在因果关系。而偶然因果关系说则认为在有介入因素存在的场合，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有根本的、决定性的主要原因，也包括非根本的、非决定性的次要原因。在处理简单案件时，传统学说不会暴露过多问题，但一出现存有介入被害人行为、他人行为、行为人行为等多种行为的情形，其弊病就显而易见了。3．2“归因———归责”模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我国通说主张以耦合的四要件，即犯罪客体、犯罪主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观方面为犯罪构成体系，四要件缺一不可。在遵循“归因———归责”双层次因果关系的分析模式时，依然也要在中国通说犯罪构成语境下进行重构。那么，因果关系的判断仍旧属于犯罪客观方面的考查范围。我们结合两大法系的共有模式，进行两个层次的重构。第一层次是对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进行判断，将行为与结果发生有关的所有事实和与归责有关的行为都纳入刑法因果关系论的研究范畴。首先进行归因，根据条件说“没有前行为就没有后结果”的逻辑进行判断，筛选出符合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危害行为。这种行为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多个，但都必须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对于存在介入因素存在的场合，可以先不必考虑介入因素作用力的问题，在第一步判断中先将其囊括在原因当中，因为还需同时满足剩余三个要件才能入罪，所以此时所指向的对象并非是最终的责任承担者。因果关系在中国语境下只是归责的客观基础，通过一般的逻辑判断后，可能会有大量的行为被认定为原因，此时若不加以区分，会出现刑事责任的范围过大的局面，因此，就进入下一阶段的判断———归责。第二层次是因果关系的价值评价，这是建立在第一步的基础之上而进行的。从价值或者规范的角度区分哪些行为是犯罪构成所关注的，哪些是具有刑法规范品质意义的因果关系。这里对于区分的判断标准笔者提倡采取大陆法系想当因果关系的折中标准。同时，除开相当性之外，还需要增加包括作为义务与防止的可能性以及公正的价值观念。前者主要是针对不作为犯而言，后者是对于纷繁复杂的个案，我们难以对公正有定论，因此将国家刑事政策、刑法的目的、刑法的基本价值准则等等纳入到公正所考察的范围之中。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可以发现法律对于行为人的主观问题上有极为详细的分类讨论。刑法第14条至16条规定的是故意犯罪、过失犯罪以及意外事件，在司法实践当中，行为人实施的行为经过第一层次的判断后，我们还需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意向，其对造成的危害结果是希望、放纵还是未曾预料，以此来判定其是故意、过失或者不存在期待可能性。我国的刑法典中实际上已经为我们指明了一条道路，即首先分析行为与结果的客观联系，这是第一层次的客观归因;进而对行为人的主观意图进行考察，这属于第二层次的主观归责。由此来看，按照这样一种从归因到归责的判断模式，能为司法人员在实务中提供一个既易于操作又具有法理依据的分析范式。研究刑法因果关系的目的，主要目的在于确认危害结果是由谁实施的行为引起的，以及这种行为构成什么犯罪，以便提供成立这种犯罪的刑事责任的客观依据。研究英美刑法、大陆刑法因果关系的最终目的，也是为我国刑法因果关系提供参考和借鉴的价值，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模式重构，解决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才是研究刑法因果关系的任务。构造新的刑法因果关系，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践，指导司法活动。

参考文献:

［1］刘士心．美国刑法中的犯罪论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9，33．

［2］CaptainDanielD．Maurer．WorkingwithProximateCause:An“Elements“Approach［Z］，TheArmyLawyer•DaPam27－50－463，2011:9．

［3］沈琪．英美刑法中的近因判断及其启示［J］．比较法研究，2014(2):163．

［4］韩强．法律因果关系理论学说史评述［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5)．

［5］陈聪富．因果关系与损害赔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1．

［6］H•L•A哈特，托尼•奥诺尔．法律中的因果关系(第二版)［M］．张绍谦，孙战国，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231．

因果范文篇6

关键词：因果关系刑法因果因素介入因素

2005年8月13日，成年男子张甲、张乙和方某一起从事体力劳动后饮酒，酒后同去水塘里洗澡（均会游泳），其间，三人互相拉扯、嬉闹。方某先上岸，用泥土扔向张乙、张甲，张乙与方某嬉闹，方某又跳入水塘内，扑向张乙，张乙遂将方某按入水中，在方某头部尚未全部浮出水面时，张甲又将方某按入水中，此后，方某一直未再浮出水面。方某尸体被打捞上岸后，经法医鉴定系溺水死亡。

在这个案件中，方某的死亡与张甲，张乙之间的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呢？牛传勇在其《戏水致人死亡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一文中指出张甲和张乙应该负有过失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而在《刑法因果关系对本案定性的影响——兼与牛传勇商榷》一文中，李泉、张汉荣针对牛传勇的论述发表了他们的观点，他们觉得方某被张乙按压入水后，并不必然会遭到张甲的按压。因此，张乙按压行为与方某的溺水死亡之间存在的是偶然的因果关系，前因并不必然导致结果的发生。仅以偶然因素来判断张乙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是缺乏法理基的。

要认清案件该如何归责，必须理顺刑法的因果关系。这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因果关系，如何去判断因果关系的存在与否。在这个问题上可谓是百家争鸣，在大陆法系有条件说，原因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甚至还可以分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和不区分必然偶然的因果关系说；而在英美法系有因果关系的双层理论学说。

在我国，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一般是指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所存在的一种内在的，客观的，现实的联系，简单来说就是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一个人对某种危害结果有无罪责，其决定条件之一就是他的行为与该结果有无因果关系，这就是刑法上所说的罪责自负。

一、刑法因果关系的特征和概述

想要界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有必要先了解哲学上的因果关系。在哲学上，引起其他现象产生的现象是原因，结果是指被引起的另一现象，这种在现象之间存在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就是因果关系。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哲学上的因果关系在刑法领域的具体应用，它们存在一定相同的特征，如客观性，相对性，顺序性和复杂性，但是我们应该区别对待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有几个方面是要注意一下的（以下说的因果是指刑法上的因果）：

1.客观性

有人认为哲学上的因果关系有客观性，而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则是主客观的统一，因为只有在罪过支配下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才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刑法因果关系所解决的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只要存在这种关系则可以认为是存在因果关系，这是客观的，不以行为人的主观意志转移。如，一个窃贼在盗窃时被发现逃跑，在逃至一个路口时被一辆汽车撞死，这时候车辆的撞击和窃贼之间就存在因果关系，不用考虑司机的主观是否存在罪过。

2.相对性

因果关系是相对的，因可以变为果，果也可以转化为因，世界是由一条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链组成的。只有把客观世界无限因果链中的一个现象孤立出来后，才能呈现出原因和结果的确定性，体现出因果关系的具体的相对性。如，母亲生了儿子，儿子长大了杀了人，在这条因果关系链中，存在着母亲的生育行为，儿子的杀人行为，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如果我们不孤立出具体的儿子杀人这个现象，则母亲的生育行为也成为了被害人死亡的原因了。

3.顺序性

正如我们所说的，因果关系是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所以原因是对结果有创造力的主动性方面，具有始发性，而结果则是被引发出来的被动性方面，具有后继性。在判断因果关系时，我们可以从一点出发。

4.复杂性

研究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对于定罪量刑是具有司法实践的现实意义的，如一因多果中，我们要分清楚主要结果与次要结果，直接结果与间接结果；在多因一果中的共同犯罪，责任事故等等中的各行为人对其行为该如何承担责任；还有多因多果中典型的集团性犯罪该如何处理，这些都是涉及到其中复杂的因果关系的，只有区分好其中的因与果才能做到准确的定罪量刑。

虽然存在着整体与部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刑法因果关系毕竟是不同于哲学的具体的学说因果关系，所以它存在着自己特殊的地方，其内容具有特定性和法定性。刑法所说的因果关系是具有刑法属性的因果关系，它是刑法上存在的一个程度的要求，而具备何种程度的因果关系才被认为是具有刑法意义，这取决与国家的意志，法律的规定，而刑法因果关系作为责任根据要素，被规定在刑法中，因而被赋予了一种法律的属性，具有强制性，不容随便定义或者变改。笼统地说就是不是所有的因果关系都是刑法的因果关系，只有刑法规定的危害行为与刑法规定的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才构成具有刑法意义的因果关系。如，甲用刀刺杀乙，这时候甲的杀人行为所引起的具有刑法因果关系的危害结果是乙的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而不是乙的衣服被刺破了或者是乙的血洒在地上弄脏了地板，这些都不是刑法上的危害结果，都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二、刑法因果关系的各种学说

正如上面提到的，因果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各种学说各执一词，众说纷纭，难以得出统一的意见。

必然因果关系说与偶然因果关系说

必然因果关系说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因此，刑法因果关系说的研究对象只有必然因果关系，没有偶然因果关系。如果某人的行为在事件发生的具体条件下不是必然不可避免地发生这种危害结果，那么尽管这个人的行为表面上与所发生的危害结果有着某种联系，也不能认为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偶然因果关系说认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包括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必然的和偶然的因果关系。必然因果关系说与偶然因果关系说的争论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一直存在，可以说是刑法因果关系论的传统之争。在早期必然因果关系占据上风，其理由仅仅是因为偶然因果关系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果关系“孤立”，“简化”的原则。据其兴起的理由来说，偶然因果关系更具有实际意义。可是必然和偶然之间的争辩很大程度上依赖着哲学上的理解，到底如何区分必然与偶然之间的关系呢？当我们回归到哲学上来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根本就没有可能完全区分必然和偶然，必然和偶然在哲学上是对立统一的，必然中有偶然，偶然的结合同时也蕴含着必然。如甲抢劫乙，乙逃跑至一个路口时被过往的车辆撞死，这时候车辆的撞击是偶然的，但也是必然的，因为无论是乙还是其他人，在那一时刻那一地点冲出路口是必然会被这一特定的车撞死的。所以，必然因果关系说与偶然因果关系说的区分是有瑕疵的。

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与原因说

条件说认为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没有前行为就没有后结果的条件关系时，前者是后者发生的原因，在数个行为导致一个结果的情况下，如果除去一个行为结果将发生，除去全部行为结果将不发生，则全部行为都是结果发生的原因。原因说也称为“条件与原因区别说”，其否认条件说中条件等价的理论，认为只有在因其结果产生的条件中只有对结果发生具有重要关系者才能成为原因，其他的只是单纯的条件而不是原因。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并非所有对结果发生作用者均为结果之原因，而是只有构成要件相当之条件或结果相当之条件，才能成为刑法因果关系的原因。条件说承认了条件对危害结果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其将条件与原因等同起来，这必然会无限地扩大刑事责任的范围。原因说确实是将条件与原因区分开来，但是其却完全不考虑条件对于结果的作用，这将会造成大量放纵犯罪的情况出现。而相当因果关系虽然克服了条件说的某些缺陷，也成为了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理论的主流观点，但是何谓相当，本质上都是以人的主观认识为标准进行判断的，难免有主观臆断的弊端，结果将会有违于因果关系本身具有客观性的基本特征。

直接因果关系与间接因果关系

甲愤于之前被偷了放在窗台上的烧鸡，于是将一只放有毒药的烧鸡放在窗台上，乙偷了拿给丙吃，丙毒发身亡。这时候乙给烧鸡丙吃是丙死亡的直接原因，甲的下毒行为是丙死亡的间接原因。直接因果关系所表明的内容是危害行为没有介入中间环节而直接产生危害结果，对刑法上直接因果关系必然要追究刑事责任。对间接因果关系是否也必然追究刑事责任，则涉及“因果关系的介入和中断”问题了。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其与必然偶然之间的关系，必然与偶然，直接与间接是从不同的角度，依不同的标准对因果关系形式的划分，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

介入因素说

在间接因果关系中，存在着一个“因果关系的介入和中断”的问题，对于这个介入的情况，《犯罪通论》认为，介入因素符合三个条件时，可以中断原来的因果关系：一是必须是介入了另一个原因，即这一原因中确实存在与危害结果质的同一性，本身包含结果产生的实在可能性；二是介入因素必须是异常的；三是介入因素必须是合乎规律地引起了危害结果的产生。我们觉得这个理论过于复杂繁琐，具体操作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们采用了韩友谊教授的观点――介入因素说。

当A行为已经实施并开始起作用时，B行为发生并且完全代替A行为独立的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此时B行为为介入因素，当该介入因素为一般人意想不到的时候，因果关系割断。

首先，介入行为必须是完全代替前行为独立的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如，甲故意伤害乙并致其重伤，乙被送到医院救治。当晚，医院发生火灾，乙被烧死。此时火烧的介入因素完全代替了甲的伤害行为导致了乙死亡的发生。

其次，该介入因素必须是一般人根据一般的生活经验是意想不到的。一般人，即不特殊人群，非具有专业只是的人。一般生活经验，是指和生活相关的现实的非空想的经验。这里的预料是具体的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因为抽象的预料凡事都可以有可能发生，一切都可预料。所以这里说的预料必须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按照一般人的生活经验来预料其是否会发生所介入的行为。如，甲投毒杀乙，当毒还没有发作时，丙一枪打死了乙。此时的丙的行为的发生是一般人根据一般的生活经验是无法预料到的。

需要注意的是，介入因素说与条件说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不同的学说，它们是相互冲突的。确定适用介入因素时则排除适用条件说的可能性，就好像间接正犯和共犯一样，是相区别，相排斥的。介入因素说是为了弥补条件说所产生的，它们判断的依据标准并不一样。区分介入因素说与条件说的适用标准就在于该介入行为是完全代替前行为独立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还是与前行为一起共同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如，甲与乙都对丙有仇，甲见乙向丙的食物中投入5毫克毒物，且知道5毫克毒物不能至丙死亡，遂在乙不知情的情况下又添加了5毫克毒物，丙吃下食物后死亡。此时无论甲的行为还是乙的行为都与丙的死亡具有因果关系，因为它们对于丙的死亡是共同起作用的，适用条件说。

当确定适用介入因素说时，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则被割断，前行为只需为其因果关系割断前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承担责任。如，甲欲杀害其女友，某日破坏其女友汽车的刹车装置。女友如果驾车外出15分钟之后遇一陡坡，必定会坠下山崖而死。但是，女友将汽车开出5分钟后即遇到山洪暴发，泥石流将其冲下山崖摔死，此时甲属于因果关系的割断，甲只需对其故意杀人未遂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三、案情分析

本案的张甲与张乙的行为对于方某的死亡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呢，我们认为需要分情况考虑。张乙将方某按入水中，在方某头部尚未全部浮出水面时，张甲又将方某按入水中，此后，方某一直未再浮出水面。如果在张甲按方某入水之前，方某已经死亡的话，此时只有张乙的行为与方某的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而张甲的行为对于方某的死亡来说没有因果关系；如果张甲是在张乙按压的程度上再加上一定的按压致使方某窒息死亡的话，此时张甲张乙的行为共同导致了方某的死亡，因此应当适用条件说，前行为与后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都具有因果关系，所以张甲与张乙的行为对于方某的死亡都具有因果关系。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如果张甲按压的时间长到就算没有张乙的行为也足以致使方某死亡的话，这时候张甲的行为会完全代替张乙的行为导致方某的死亡，其实不然，这个案件具有它的特殊性，假如方某的死亡需要浸在水中10分钟，张乙按了5分钟，这时无论张甲是按了5分钟还是50分钟都好，导致方某死亡的都只能是张乙的5分钟与张甲的前5分钟，所以无论怎么说，当张乙按压时方某没有死亡的话，后来方某死亡的结果必然是由张乙与张甲共同作用导致的，这里不存在代替与被代替的问题，所以不适用介入因果关系说。而且这里所说的共同作用并不是刑法所说的共同犯罪，因为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是故意，而这里的主观要件显然是过失，不可能构成共同犯罪。对于他们的危害行为应当按其各自的罪过程度分别处理。所以，无论方某是在张甲的按压行为之前死亡的，还是在张甲按压行为之后才死亡的，张乙的按压行为对于方某的死亡都具有因果关系。而对于张甲的行为我们则需要分情况分析，对于这种因果关系并不确定的情况，我们认为其刑法因果关系难以判断。

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与原因说

条件说认为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没有前行为就没有后结果的条件关系时，前者是后者发生的原因，在数个行为导致一个结果的情况下，如果除去一个行为结果将发生，除去全部行为结果将不发生，则全部行为都是结果发生的原因。原因说也称为“条件与原因区别说”，其否认条件说中条件等价的理论，认为只有在因其结果产生的条件中只有对结果发生具有重要关系者才能成为原因，其他的只是单纯的条件而不是原因。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并非所有对结果发生作用者均为结果之原因，而是只有构成要件相当之条件或结果相当之条件，才能成为刑法因果关系的原因。条件说承认了条件对危害结果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其将条件与原因等同起来，这必然会无限地扩大刑事责任的范围。原因说确实是将条件与原因区分开来，但是其却完全不考虑条件对于结果的作用，这将会造成大量放纵犯罪的情况出现。而相当因果关系虽然克服了条件说的某些缺陷，也成为了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理论的主流观点，但是何谓相当，本质上都是以人的主观认识为标准进行判断的，难免有主观臆断的弊端，结果将会有违于因果关系本身具有客观性的基本特征。

直接因果关系与间接因果关系

甲愤于之前被偷了放在窗台上的烧鸡，于是将一只放有毒药的烧鸡放在窗台上，乙偷了拿给丙吃，丙毒发身亡。这时候乙给烧鸡丙吃是丙死亡的直接原因，甲的下毒行为是丙死亡的间接原因。直接因果关系所表明的内容是危害行为没有介入中间环节而直接产生危害结果，对刑法上直接因果关系必然要追究刑事责任。对间接因果关系是否也必然追究刑事责任，则涉及“因果关系的介入和中断”问题了。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其与必然偶然之间的关系，必然与偶然，直接与间接是从不同的角度，依不同的标准对因果关系形式的划分，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

介入因素说

在间接因果关系中，存在着一个“因果关系的介入和中断”的问题，对于这个介入的情况，《犯罪通论》认为，介入因素符合三个条件时，可以中断原来的因果关系：一是必须是介入了另一个原因，即这一原因中确实存在与危害结果质的同一性，本身包含结果产生的实在可能性；二是介入因素必须是异常的；三是介入因素必须是合乎规律地引起了危害结果的产生。我们觉得这个理论过于复杂繁琐，具体操作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们采用了韩友谊教授的观点――介入因素说。

当A行为已经实施并开始起作用时，B行为发生并且完全代替A行为独立的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此时B行为为介入因素，当该介入因素为一般人意想不到的时候，因果关系割断。

首先，介入行为必须是完全代替前行为独立的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如，甲故意伤害乙并致其重伤，乙被送到医院救治。当晚，医院发生火灾，乙被烧死。此时火烧的介入因素完全代替了甲的伤害行为导致了乙死亡的发生。

其次，该介入因素必须是一般人根据一般的生活经验是意想不到的。一般人，即不特殊人群，非具有专业只是的人。一般生活经验，是指和生活相关的现实的非空想的经验。这里的预料是具体的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因为抽象的预料凡事都可以有可能发生，一切都可预料。所以这里说的预料必须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按照一般人的生活经验来预料其是否会发生所介入的行为。如，甲投毒杀乙，当毒还没有发作时，丙一枪打死了乙。此时的丙的行为的发生是一般人根据一般的生活经验是无法预料到的。

需要注意的是，介入因素说与条件说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不同的学说，它们是相互冲突的。确定适用介入因素时则排除适用条件说的可能性，就好像间接正犯和共犯一样，是相区别，相排斥的。介入因素说是为了弥补条件说所产生的，它们判断的依据标准并不一样。区分介入因素说与条件说的适用标准就在于该介入行为是完全代替前行为独立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还是与前行为一起共同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如，甲与乙都对丙有仇，甲见乙向丙的食物中投入5毫克毒物，且知道5毫克毒物不能至丙死亡，遂在乙不知情的情况下又添加了5毫克毒物，丙吃下食物后死亡。此时无论甲的行为还是乙的行为都与丙的死亡具有因果关系，因为它们对于丙的死亡是共同起作用的，适用条件说。

当确定适用介入因素说时，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则被割断，前行为只需为其因果关系割断前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承担责任。如，甲欲杀害其女友，某日破坏其女友汽车的刹车装置。女友如果驾车外出15分钟之后遇一陡坡，必定会坠下山崖而死。但是，女友将汽车开出5分钟后即遇到山洪暴发，泥石流将其冲下山崖摔死，此时甲属于因果关系的割断，甲只需对其故意杀人未遂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因果范文篇7

「关键词」侵权法，因果关系，证明，认定

现代侵权法以自己责任为一般原则，该原则的核心为行为人对且仅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负责，其基本要求之一就是侵权责任的成立必须以行为和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前提。侵权行为法上的因果关系乃是侵权损害中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相互联系，它是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因果关系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此类因果关系乃是从已经发生的损害结果出发，逆向查找损害发生的原因，具有逆反性的特点；同时此类因果关系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但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司法人员的主观因素在内，这就使主观与客观这一对哲学矛盾在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上尤为突出。

一、世界两大法系因果关系学说之比较

（一）大陆法系因果关系学说

大陆法系，以德国、法国、日本为代表。他们将因果关系区分为责任构成因果与责任范围因果关系，责任构成因果关系性质上讨论的是侵权责任的构成问题，而对于责任范围因果关系则属于损害赔偿责任范围问题。对于因果关系的判定，大陆法系国家主要有“条件说”、“原因说”、“义务射程说”、“相当因果关系说”以及“法规目的说”等，其中最为通行的是“相当因果关系说”，我国现代民法及司法实践中也倾向于此种说法。

相当因果关系说为1888年德国富莱堡大学教授Johamn.Von.Kries提出的，后成为权威性学说性。所谓相当因果关系是由“条件关系”及“相当性”构成，即某一原因仅于现实情况发生某结果时，还不能断定有因果关系，须依一般观念，在同一条件存在就能发生同一结果时，才能认定该条件与该结果间有因果关系，也即在“条件说”的基础上再引入“相当性”对条件说进行必要的限制。诚如王伯琦所言：“无此行为，必不生此害；有此行为，通常即足以生此损害，则有因果关系。无此行为，虽必无此损害，有此行为，通常亦不生此中损害者，即无因果关系。”判断相当性的标准有三种学说：一、主观说，此说主张应以行为人行为时所认识或所能认识的事实为标准，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二、客观说，此说认为应当由法官以社会一般人对行为时及行为后的结果有否预见为标准，作出客观判断；三、折衷说，此说以行为时一般人拟预见或可能预见之事实以及虽然一般人不能预见而为行为人所认识或所能认识的特别事实为基础，判断因果关系有无。其中，我国大多学者亦支持客观说，即在通常情形下依社会一般见解认为有发生该项结果的可能性亦认为有因果关系。

（二）英美法系因果关系学说

英美法系对于侵权行为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采取的是一种两分法的思维程序。英美法把因果关系区分为两类，一为事实上的原因，二为法律上的原因，也称为近因.其对于因果关系的判定也是分两个步骤的，事实因果关系由陪审团认定，而法律因果关系由法官认定。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只涉及客观事实问题并不直接影响侵权责任，在认定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时，应明确侵权行为是否在事实上与侵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后再对事实上构成损害原因的侵害行为或应由侵权者负责的事件是否成为侵权人对由此引起的损害应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原因作出判断。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的认定比较宽松，只要符合无A即无B则认为A与B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的认定比较严格，它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认定的基础上，还要从法律的规定、司法政策以及公平正义、案情发展的逻辑及一般人的感觉等方面综合考虑。

因此分析可知，两大法系对侵权中因果关系的认定的区别在于：①从两大法系的渊源而言，大陆法系因果关系理论建立在问题的宏观把握和一般性法规上，通俗讲就是框架性较强。而英美法系基于其固有的判例法和经验主义，法官的自由裁量的空间较大；②在理论结构上，大陆系坚持一元论立场坚持法理逻辑上的和谐统一，而普通法系是由判例积累而来，其因果关系采用两分法，将因果关系分为事实上与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认定；③具体判断上，大陆法系是由法官一人的认识为标准，而英美法系是用二分法，事实上的认定由陪审团做出判断有否因果关系，法律上的因果则由法官司把握认定；④在证明方法上也有所不同。大陆法系国家在理论上划分较详细，因此他的证明也有多种原则，对一般侵权适用“盖然说”，对特殊侵权如环境污染案等则法官推定因果关系存在。而英美法法系国家适用判例法所以无明显划分，坚持以相同的认定理论作为因果关系认定的一致标准。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其对于因果关系的截取并无统一的科学标准，尤其对于法律因果关系判断的各种规则、标准之间时有冲突甚至前后矛盾，这给法官和法官指导下的陪审团认定因果关系的主观随意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换言之，法律因果关系的认定以及侵权责任的归结均最终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外，其它一切所谓的规则或标准都是虚无的。

二、我国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

侵权行为是一个外来词语，其原涵义一般是指一种为社会所不容许的违反公共行为规则致人损害的行为。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据此，我国民法界通常认为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对受法律保护的权益实施侵害，并对造成的后果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为五项：须有加害行为、行为须具有违法性、须致生损害、须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须有过错。特殊侵权责任即严格责任的认定要件仅为三项：加害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所以，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是归责的主要依据，尤其是在特殊侵权中可以说是直接依据。因此可见，在我国民事侵权行为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所谓因果关系，是指自然界和社会中，客观现象之间所存在的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任何现象都是在一定条件下由另一种现象引起的，引起后一现象出现的现象就是原因，后一现象则是结果。这种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联系，就是人们所说的因果关系。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如果某一损害事实是由某一违法行为引起的，某一违法行为就是某一损害事实发生的原因，则可以认定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确定因果关系时应注意以下三大问题：第一、审判实践中，法定处理侵权损害纠纷，往往都是从损害结果，即已发生的损害事实入手，去分析、寻找查明这一损害结果是自然因素造成的，还是人的行为造成的。如果是人的行为造成的，则要查明是谁的行为，其行为是否合法，并以此为根据进一步确定是否应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第二、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有时简单明了，一因一果，显而易见。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因果关系错综复杂，损害结果的发生可能是人的行为造成的，也可能是自然因素，也可能是二者结合造成的；在人的行为中，可能是一人的行为造成的，也可能是数人的行为共同造成的，也可能是行为人的行为和受害人的行为共同造成的。第三、要注意分析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直接原因是指必然引起某种后果发生的原因，如以拳击人致人伤害、以铁器砸门致人损害。间接原因是指一般不会引起某种损害后果发生，但因为其他原因的介入而造成损害发生的原因。间接原因的情况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地认为行为人应全部负责或行为人皆不负责，而应该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分析，总之，对于间接原因，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行为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而不应由其负全部责任感。

三、因果关系的证明

因果关系认定的主观随意性和认定规则、标准的虚化，就要求对因果关系的证明进行适当的界定。

（一）证明的主体

对于证明主体，在一般情况下，证明事实因果关系的存在应由原告方负担，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在国外侵权行为法中，对于因果关系的证明有所谓的举证责任倒置的立法和理论。尽管我国同样存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如民法通则123条、127条的规定，但该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系就过错证明责任之倒置，而非因果关系责任倒置。即我国现行立法中并无关于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二）证明的方法

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满足于一般认知的证明要求，客观存在于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事实联系性。一般认为，侵权行为法上的因果关系是哲学因果关系的一种，但又不能等同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哲学上因果关系旨在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掌握事物运动的普遍规律，从而对此加以把握，而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旨在“通过结果（损害）回溯寻找原因（加害行为），达到发现责任承担者的目的”。对侵权行为法上因果关系的证明过程分为两个步骤。首先，证明哲学上因果关系的成立，在此基础上证明事实因果关系的成立。哲学上的因果关系好证明，事实因果关系的证明（即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可用必要条件理论加以实质要素补充是较好的选择。必要条件理论用以下四种方法认定：①反证检验法。即如果没有A现象，B现象还会出现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则二者无因果关系，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则A可能成为B的原因；②剔除法。排列各种可能的原因现象，然后逐一剔除，如果某一现象被剔除后结果仍然发生，则该现象就不是原因；③替代法。即用合法行为替代可能成为原因的某一违法行为，观察结果是否仍会发生，如果被替代后损害结果仍然发生，则被告的违法行为就不是原因，反之则是原因。④实质要素补充认定法，即如果违法行为实际上足以引起损害结果的发生，那么它就是引起损害结果的原因。

（三）证明的程度

对于因果关系的证明程度，有学者认为，“要求对因果关系之存在进行充分的证明，以完全揭示出原因现象与结果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但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的证明性质属于民事证明，民事证明仅要求“高度盖然性证明”（又称为优势证据规则），而刑事证明的要求为“充分证明”（又称为排除合法怀疑规则）。

所谓盖然性，是指一种可能而非必然的性质，高度盖然性，即根据事物发展的高度概率进行判断的一种认识方法，是人们在对事物的认识达不到逻辑必然性条件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种认识手段。当然，在司法实践中，仍要反对法官的主观臆断。通过优势证据因果关系在许多情况下是可以确定的。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设备和新产品不断问世，经济活动日趋复杂，致损的原因并不是通过一般的常识便能判断的，而需要有高度的科学知识才能判断，更由于加害人往往控制了致损原因，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当事人又很难或者无法获得优势证据，此时对于因果关系的确定只能运用推定。在世界各国已有了多种关于因果关系推定的理论和学说。笔者认为，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案件中，如果加害人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法官则可推定因果关系存在；在环境污染、产品责任及某此有害物体致人损害的案件中，可参照美国统计学和疫病学市场份额责任理论进行推定。如我国在环境保护法中的因果关系的认定可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即被告不能证明自己与环境污染危害无关如行为人排放的污染物不可能产生受害人遭受的污染，就推定因果关系存在。因为环境侵害的行为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受害人，而是以环境为媒介；环境侵害是通过污染物在环境中迁移、转化来进行，有复杂的作用机理，加之很多污染后果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如果在环境民事诉讼中沿用一般的因果关系论将会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救济。

四、进一步科学认定我国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

我国民法研究的起步较晚，有关侵权行为法的研究更为滞后。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侵权行为法中的一些问题仅仅被置于民事责任的题目下进行粗略的研究。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对于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我国民法界对于大多持必然因果关系，这种观点的指导思想是强调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我国学者的对因果关系的观点深受前苏联民法理论的影响，前苏联学者认为：“因果关系永远是现象的这样一种联系，其中一个现象在该具体条件下必然引起这种后果。”依据此理论，因果关系可区分为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时，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反之，如果行为与结果是外在的、偶然的联系，则不能认定二者有因果关系。该观点主张对因果关系的判定有三方面要求：第一、主张要严格区分原因和条件，认为原因和条件不能混为一谈，原因是必然引起结果发生的因素，条件则不是必然引起结果发生的因素，条件只为结果发生提供可能性、原因则为结果的发生提供现实性，所以条件与结果之间这偶然因果关系，而原因与结果之间为必然因果关系；第二，主张区分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指对结果产生原因力较强的原因，而次要原因是对结果产生原因力较弱的原因。但对原因力大小的标准难以明确，只能在具体案件中具体分析；第三、主张严格区分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直接原因是指与损害结果在时间和空间上直接相关联的原因。间接原因是指与损害结果在时间或空间上没有直接关系，而是通过介入因素，对损害结果进行作用的原因。其中直接原因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而间接原因与损害结果之间则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

经过多年法律实践遵循必然因果关系说，会发现必然因果关系说存在不足之处：第一、强调必然因果关系，拒绝偶然性的因果关系，从而否定了因偶然性而发生的损害的赔偿责任，而每个人对偶然性和必然性理解不一，未免使因果关系的认定带有主观性；第二、仅考虑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否定间接因果关系的赔偿责任，从而缩小了侵权行为责任的承担者的范围；第三、从哲学上讲，必然性是事物之间的确定性的联系，必然性不是感性经验的对象而是理性思维的对象。因此，以必然性作为因果关系的标准会使其难以掌握，缺乏操作性。在实践中，如果将必然因果关系贯彻到底，不仅难以解释许多法律现象，亦会使许多无辜者得不到保护。

近年来，陆续有学者对必然因果关系理论提出质疑，并相应的引入了一些新的学说。新学说的导入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于继受于大陆法系，而另一种倾向于借鉴英美法系。主张英美法系的学者主张采用“两分法”，即对因果关系的考察和认定分二步进行，首先确定被告的行为或者依法应由他负责的事件在事实上属于损害发生的原因；其次确定已构成事实上原因的行为或事件是否在法律上成为对该损害负责的原因。主张继受大陆法系因果关系理论主要是借鉴大陆法系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借鉴英美法系因果关系理论主要是借鉴其对事实因果关系的认定理论。其以必要条件理论及实质要素理论为框架，建立一套简法明快、朴实实用的因果关系认定技术，力图客观、快捷地实现侵权行为法上因果关系之确认法，很值得借鉴参考。

法律事实趋近于客观事实，若苛求两者完全相等则会束缚司法程序，让更多结果受害者不能得到原因对象上的补偿。但我们又不能太过于放权于司法程序，否则这样将使司法程序混乱，也不能达到司法公正的效果。因此，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现行民法体系而言，可以采取“相当因果关系”说中“由法官以社会一般人对行为时及行为后的结果有否为标准，作出客观判断，即在通常情形下依社会一般见解认为有发生该项结果的可能性亦认为有因果关系”的观点。

我国民法原则上属于大陆法系，因此大多数学者均主张我国民法侵权因果关系理论应抛弃必然因果关系理论而改采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并且在众多审判案例中已有体现。1989年1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就记载有“张连起、张国莉诉张学珍损害赔偿纠纷案”，该案因被告全权人在施工指挥中违章操作致原告之子受伤，后因伤势恶化引起败血症死亡的侵权赔偿案件，在该案中，被告的行为对于原告之子的受伤毫无疑问具有必然因果关系，而被告对原告之子的死亡并不具有必然因果关系。审理此案的法院仍然认定因果关系成立，被告应对原告之子的死负责。北京某村村民因不堪领导的辱骂，第二天离家出走，并在外死亡。当地公安局勘察后做了结论：不属刑事案件，因饱受疾病死亡。后该村民的子女向当地法院起诉，请求侵权损害赔偿。法官最后以“被告的行为与乙的死亡存在‘一定因果关系’为由支持了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从以上判决结果来看，两法院都采纳了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这表明了我国在因果关系问题上的认识已经打破了方法论上的禁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结语

因果范文篇8

仅当危害行为是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并产生了合乎规律的结果，两者之间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然而司法实践中很难判断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偶然因果关系说则认为，行为虽不是结果发生的直接原因，但其他因素偶然地介入，并由于这因素引起了合乎规律的结果，两者之间就是偶然的因果关系，介入因素就是这一因素与结果之间是必然因果关系。两种因果关系都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从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因果关系是人们意识之外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之间客观存在的联系。而从唯心主义的观点来看，在外部世界各种现象之间，客观的、人们意识之外的因果关系是不存在的;因果关系就是本文们为认识各种现象而有意识地在诸现象之间建立的一种假定关系。”②两者因果关系的区别在于主体是否能够预见，然而能否预见实际是唯心主义的，否定了偶然和必然的客观性。

二、有关刑法因果关系的主要观点

条件说认为，若行为是结果存在不可缺少的，则它是犯罪结果发生的原因。二者之间，若存在“若无行为，则无结果”的关系，就当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排除法是条件说思维上所重视的。逻辑上若A不存在，B发生，就可将事实排除于原因之外，若A不存在，B不发生，则A是B的必要条件。批判者认为条件说支持所有的发生的条件都是罪因，显而易见，其漏洞之一就是会扩大处罚范围，例如A追B，B在逃跑途中被车撞死，则A需要对B的死亡负责。但是本文认为B在逃跑途中被车撞死这是不可预见的，A在B死亡的结果上没有主观恶性，则无需负责。其次，批判者认为即使主张由故意与过失限定处罚范围，但是在结果发生之后，处罚范围还是会被扩大。例如A追赶B，并希望B在逃跑途中被车撞死;结果B真的在逃跑途中被车撞死，则A需要对B的死亡负责。但是虽然有想法，而没有实际犯罪行为，本文认为还是不应该被处罚。再者，批判者认为有实行的危害行为的进行，其是结果的条件，然而介入了其他因素或行为，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如此，前实行条件也需要对危害结果负责。本文认为可以结合相当因果关系说进行解答。相当因果关系说利用一般社会生活经验判断，若行为同结果具有相当关系，即其为结果发生的原因，存在着主观说、客观说、折中说的不同。客观说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基础，主观说认为应当以行为人所认识的事实为标准;折中说则结合两者判断因果性的存在。按照相当因果关系中的客观说，B在逃跑途中被另一个未事先联络的杀手C开车撞死不是客观的，所以A与B的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按照相当因果关系的主观说，由于A对B在逃跑途中被杀手C开车撞死没有预见性，所以因果关系不存在。根据相当因果关系的折中说，由于一般人和A都对B在逃跑途中被另一个未事先联络的杀手C开车撞死不存在可预见性，所以A的伤害行为和B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存在。关于相当因果关系说，存在对受害人特殊体质问题，本文主张相当因果关系的折中说。单方面的听取行为人的观点，必然会给诡辩者更多机会，增加现行司法实践的难度，然而对行为人的全盘否决，缺乏可信度。对于复杂多样的介入因素，本文认为还需要联系行为发生的特定条件下的客观联系，即不能离开客观条件判断因果关系。对此张明楷教授在《刑法学》中提到四个方面的因素:(1)行为人实行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危险性的大小;(2)介入因素异常性大小;(3)介入因素对结果发生的作用大小;(4)介入因素是否属于行为人的管辖范围。对介入因素的判定，可联系客观归责理论。

因果范文篇9

关键词：因果关系原因和条件内外因关系逻辑

破坏分子发现炸药仓库的守护卫兵在后半夜两次交接班时警惕性较差，遂利用这一疏漏，接近仓库点燃引爆物引发仓库爆炸，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破坏分子“点燃”引爆物的行为无疑是仓库“爆炸”的原因。有人认为，保卫工作的“疏漏”也是“爆炸”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还有人根据内外因原理认为，“炸药能够爆炸”（具有爆炸的性能）是内因，破坏分子“点燃”引爆物是外因。内因是根本的、决定性的原因。如果仓库内存放的只是一堆石子而没有炸药，就不会出现爆炸的结果。这一说法看似可笑，但与所说的“温度不能使石头变成小鸡”的例子是颇为类似的。

人们普遍认识到，现实中的因果关系是复杂的，存在“一因一果、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等情况。人们还从不同的角度把原因分为“直接—间接、主要—次要、重要—一般、偶然—必然”等等。但由于这些划分标准没有给予严格界定，这就引起许多不必要的争议。本文试图通过对概念进行严格定义，建立起“基本因果关系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对复杂因果关系作出解释。

一、基本因果关系模型

哲学上把现象和现象之间那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叫做因果关系，其中引起某种现象产生的现象叫做原因，被某种现象引起的现象叫做结果。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引起”和“被引起”却有大不相同的看法，结果出现了许多复杂的因果关系表述形式。但是表述越是复杂，越容易出现模糊和混乱，给地认识因果关系造成困难。所以对因果关系，学界至今还没有建构起比较完整的框架。

笔者以为，要想在因果关系上有所突破，应当借用数理逻辑的思想，从基本假设和定义出发，建构起“基本因果关系模型”（理论），以此为基础对复杂因果关系给予解释。

作为建构模型基础的基本假设和定义，都必须从现实世界中归纳出来。模型本身，也应当反映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因果关系。学研究的主体（基本单位）是个人，研究的是人的活动（体现了与外界的关系）。笔者从经济学得到启发，把通常所说的“事物”分解为动态的“事”和静态“物”两类。“物”是哲学研究的主体，“事”则是“物”的动态变化过程，它体现了主体“物”之间的关系。所以，“事”是由“物”参与产生的，而静态的“物”则可以独立存在。

但是为了利用人们熟知的哲学术语，我们做如下定义：

静态的“物”叫做“事物”，是哲学研究的主体，用A、B、C等表示；“事物”的变化叫做“现象”，是哲学研究的内容，用♂A、♂B等表示；“引起”用“→”表示；A现象“引起”B现象，即现象A是结果B的原因，用“♂A→♂B”表示。

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因果关系可以用开关的“开、关”与灯泡的“亮、灭”来表示。我们用导线把电池、开关、灯泡三个元件串联起来，构成一个简单电路，静态的开关、灯泡、电池、导线就是“事物”，开关状态的变化（开和关互变）与灯泡状态的变化（灭和亮互变）就是“现象”。“开关由关到开”与“灯泡由灭到亮”两个现象之间就具有“因果关系”。

“开关开”与“灯泡亮”（或“开关关与灯泡灭”）就存在“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可以用符号“♂A→♂B”。我们把它作为“基本因果关系”的模型。下面就以“基本因果关系”为基础，讨论现实世界中复杂的因果关系。

二、区分原因和条件

我们把与结果发生有关的所有先前情况统称为“先前因素”，探索因果关系就是要确定哪些（个）先前因素是原因，哪些先前因素是条件。

与因果现象实际发生的过程正好相反，人们在探讨因果关系时往往是先知道结果，而后才去探讨其原因，这一过程称为“执果索因”。“执果索因”中必须利用“逻辑推理”，推断哪些现象可能引起结果的出现。

如果几个现象必须全部出现，结果才出现，即对于结果来说（注意，是对于特定结果来说的），这些现象缺一不可，那么这些现象就称为“串联现象”；如果几个现象中只要有一个出现，结果就必然出现，那么这些现象就称为“并联现象”。“串联现象”和“并联现象”是相关现象的两类基本关系。串联和并联“混合”的现象，可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略）。在一个电路中，串联开关的每一个都必须“由关到开”，才会出现灯泡“由灭到亮”的结果，所以对于灯泡“由灭到亮”来说，每一个串联开关“由关到开”的现象就属于“串联现象”；类似地，并联开关只要有一个“由关到开”，即可出现灯泡“由灭到亮”的结果，所以对于灯泡“由灭到亮”的结果来说，并联开关的每一个“由关到开”的现象，就属于并联现象。

我们之所以强调“对于特定的结果来说……”，是由于对于不同的结果来说，现象之间的关系就根本不同。例如对于灯泡“由亮到灭”来说，任何一个串联开关“由开到关”都可以引起这一结果，所以对于灯泡“由亮到灭”来说，每一个串联开关“由开到关”的现象，正好属于“并联现象”。同理还可以得出，对于灯泡“由亮到灭”来说，每一个并联开关“由开到关”的现象，正好属于“串联现象”。

在强调一遍，“串联现象”和“并联现象”的划分，是在“执果索因”过程中对“可能引起”结果的现象从上进行的划分，而现实中究竟是哪个现象“引起”了结果的发生，则必须从其它方面入手解决。为此，我们必须引入时间因素（参数）。

我们先研究“串联现象”。假设有n个“串联现象”，我们对它们发生（成就）的时间次序进行排列，分别为第1、2、3……n个现象。由于对结果现象来说，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必要的，缺一不可。而直到第n-1个现象出现，结果都没有发生，即它们都没有“引起”结果发生，所以都不是结果发生的原因。而第n个现象一出现，结果就发生了，根据“因果关系定义”，它就应当是结果发生的“原因”，其它n-1个现象则只是因果关系发生的相关“条件”。同理，“并联现象”中任何一个现象的出现都足以引起结果的出现，所以并联现象中最先出现的那个现象就“引起”了结果现象的出现，所以它就是结果发生的“原因”。

可见，时间因素对于因果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认为，从逻辑上说，原因和条件并无区别（因为逻辑不考虑时间因素）。只是由于它们出现的时间次序不同，才区分出“原因”和“条件”。

三、逻辑推理与因果关系的区别

逻辑推理与因果关系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1、如前所述，逻辑推理与因果关系的最根本的区别是，逻辑推理不考虑时间因素，而因果关系却必须考虑时间因素。例如“父母结合”后“生出儿子”，在因果关系中，“父母结合”是原因，“生出儿子”是结果，二者不能颠倒。但从逻辑推理上说，男女结合却不一定能够生出儿子；反过来说，只要有“儿子出生”这一“条件”，则必然能够推出“父母结合”这一结论。写成逻辑推理形式，就是“因为儿子，所以父母”。由于有人把“因为……所以……”框架下的逻辑推理都看做“因果关系”，结果儿子倒成了父母的原因，闹出大笑话。从这一情况可以看出，用“因为……所以……”形式表述的关系，也可能不是因果关系。

2、逻辑推理的条件是有限的，而在任何一个因果关系中，“条件”实际上是无限的。在逻辑推理中，有时一个条件即可推出一个结论，有时多个条件才能推出一个结论。但即使多个条件推出一个结论，这些条件的个数也都是有限的。但现实中的因果关系却大不相同，与结果现象有关的条件实际上是无限（多）的，无法把它们穷举出来。例如在我们的简单电路中，导线的性能，元件的材料，以及是谁拉动了开关，他为什么要拉动等等，都是因果关系发生的相关情况。在研究中，我们只能够限定范围，对那些“不言而喻”的条件也只能“略而不提”，对那些超出界限的情况也不再研究。总之，现实中“原因和结果的关系”，要比逻辑推理中的“条件和结论的关系”复杂许多倍。

3、逻辑推理中（主要指演义推理），条件必然蕴涵结论；但在因果关系中，原因并不必然蕴涵结论，而只有在“条件”都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原因的出现才引起了结果的发生。例如在电路中，n个串联开关中，只有在前n-1个开关都发生了“由关到开”的变化之后，即在特定条件都已经“成就”之后，第n个开关“由关到开”才能够成为灯泡由灭变亮的“原因”。如果我们预先把n个开关进行编号，或者设想它们的颜色各不相同但功能完全相同，最后一个发生“由关到开”变化的那个开关是红色的，那么只要前面n-1个开关中只要有一个没有发生“由关到开”的变化，那么红色开关“由关到开”的变化就并不能“引起”灯泡由灭变亮的结果。所以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个因果关系都是具体的，都是特定的原因引起了特定的结果。也许只有在实验室条件下（在实验室中可以严格限定条件），原因和结果的关系才是确定不变的：相同的原因必然引起相同的结果，不同的原因引起不同的结果，就象人们在白开水中加入砂糖则必然使白开水变甜，而加入食盐则会使白开水变咸一样起清楚明确。通常人们认为，“同果必然有同因”，“异果必然有异因”，这一原理也只有在实验室条件下才是有效的。

4、因果关系是“现实”关系，只有在原因现象和结果现象已经发生之后，我们才说，原因A和结果B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逻辑推理”是一种“理论”推导，它不需要任何现实性做支撑，条件就必然蕴涵结论。演绎推理的逻辑结构是：

若A包含于B，并且B包含于C，则A包含于C。就象初等数学中A＜B并且B＜C，那么A＜C一样。

但是因果关系却不具有这种传递性。即A是B的原因，并且B是C的原因，却不能得出A是C的原因。即结果原因的原因，不是结果的原因，就象西欧封建中的等级关系那样：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当然，也有人把原因的原因看作结果的原因，就象我的祖先的祖先，也是我的祖先一样。但如果这样理解因果关系，那么秦始皇统一也许就是两千多年来一切社会事件的原因，一切事物的最终原因就都是界本身。这样理解因果关系，就丧失了研究的意义。如果严格套用因果关系定义，可以看到这些理解并不符合因果关系定义。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由于理论必须符合现实，它才能够解释和预测现实。逻辑推理尽管是理论上的，也许正是由于它是理论上的，所以可以用于推测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并由现实予以证实和证伪。实际上人们也正是这样利用逻辑推理来探索因果关系的。结果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经常把因果关系中的“结果”与逻辑推理中的“结论”相混淆，例如有人把公安机关侦破刑事案件的结论称为“结果”。问“杀人案有结果了吗？”答曰“有，是张三谋财杀人！”这里的所谓“结果”，实际上是指找到了“杀人结果”的“原因”，它应当属于逻辑推理的“结论”而不是现实中因果关系的“结果”。再如我看到李四到就诊，由于就诊人都是因为有病，所以我就可以根据李四就诊推断他患了病，既由“就诊”这一条件得出了“有病”这一结论。但在平时，我们会说“因为我看见李四就诊，所以李四有病”。这样的表述，“就诊”好象成了“有病”的原因，正好颠倒了其中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在分析“因为……所以……”这样的表述时，一定要搞清它是逻辑推理，还是因果关系。

四、复杂因果关系

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会说，有时出现“多因一果”，有时出现“一因多果”，还有时出现“多因多果”。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些情况呢？

1、“多因一果”关系分析：

从逻辑上说，多个条件得出一个结论的情况很多，但只要引入时间因素“降到”现实中来，可以看到所谓“多因”，实际上只有一个是原因，而其它因素都是条件，就象串联开关和并联开关中只有一个的变化是原因，而其它都是条件一样。还有一个简单例子是有人认为“父和母都是儿子的原因，并且不分先后次序”，即两个原因“引起”一个结果。但这是由于没有正确概念产生的缺陷。严格说来，原因现象和结果现象都应当是动态的，而父、母及儿子都是静态的“物”，不符合“原因”和“结果”的要求。父母的“结合”与儿子的“出生”才是动态“现象”，它们才符合因果关系定义的要求。所以正确的因果关系表述应当是，“父母结合是儿子出生的原因”，原因和结果之间仍然是“一因一果”关系。

另外，笼统地看待结果却具体地探索原因，也会出现所谓的多因一果。例如，笼统地认识，会得出“社会秩序混乱”这一结果，应当说这是一个非常宏观的“现象”。如果在同一层次上分析原因，应当有一个宏观的术语表示“原因”。但实际上，到现在人们甚至还没有试图用一个宏观术语来表述这一宏观原因，于是只好谈论（许多）具体原因，由于具体原因很多，实际上无法统计，人们注意到这一情况，所以认为“多因一果”情况大量存在。但如果在同一层次上认识，就可以认为“社会秩序混乱是人的活动造成的”。只要在同一层次认识问题，就仍然是一果一因。

还有一种复杂的因果关系“链条”（一连串的因果关系），人们往往把中间环节中出现的“结果”都作为最后结果的“原因”，于是就出现所谓的“多因一果情况”。例如，人们往往把一个人所有的“直系祖先”都看作产生这个人的“原因”。但是如前所述，把一个人的“出生”作为结果，父母的“结合”应当是原因，而祖父母的结合则是“父亲”出生的原因，外祖父母的结合则是“母亲”出生的原因……

有人认为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布什战胜克里而连任总统，是亿万选民投票的结果，其中每一个投布什选票的选民都是布什当选为总统这一结果的“原因”。所以是亿万原因引起了一个结果。但如果我们引入时间因素，设想每个选民在不同的时刻投票，那么决定选举结果的是其中某一个选民的选票，他的票使克里的支持者再没有反败为胜的可能，他的投票才是布什当选总统的“原因”，而此前投票的其他选民则只是这一结果出现的条件（尽管也是非常必要的条件），此后投布什选票的选民，实际上在“布什当选总统”这一结果现象中没有起到作用（如果把选票总数作为“结果”，当然每个选民都起了作用）。但在这一事件中，原因和条件的区分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所以也没人进行这一分析。

2、“一因多果”关系分析

“一因多果”的情况与“多因一果”的情况正好相反。首先，现实世界中存在连续因果关系，人们往往把最初因果关系之后，结果作为原因又引起的结果都看做最初原因的结果。例如一个（对）祖先可能有许多直系后裔，如果把每个后裔都作为“结果”，就出现“一因多果”的情况。

其次，宏观地认识原因而微观地认识结果，则是“一因多果”的更为普遍的情况。例如把世界上“人口太多”看作原因，它当然会引起许多具体结果。因为人口有几十亿，每个人都要活动，都会引起相应的结果，于是也出现一因多果的情况。一因多果可以用宏观模型“总电闸断开”与“每个用电器停电”之间的关系表示。这显然是在不同层次上认识问题造成的。如果我们限定在同一层次上分析问题，就可以说，“总电闸断开”是原因，“全局停电”是结果，仍然是一因一果的关系。

3、“多因多果”关系分析

“多因多果”的现象，实际上是一因一果关系的复合。只要从结果中分解出单一结果，则不难在原因中分解出对应的单一原因。例如，厨师在做汤时使用了很多作料，汤的味道鲜美可口。鲜美可口的味道是由许多单一的“味道”组合而成的，我们可以把它分解为单一味道分别加以。我们假定该汤的味道有苦、辣、酸、甜、咸五种，再分别探讨，这五种味道是如何产生的。也许我们发现做汤前只加入了两种调味品，即食盐和五香粉。食盐是单一调味品，它产生了“咸味”；但五香粉是一种混合物，它由几种调料混合而成，只要再继续分解，就可以找出是哪种物质产生了苦味，哪种物质产生了辣味等等。于是在“物质”和“味道”之间就建立了一一对应关系。

五、不同学科对因果关系的不同认识和定义

我们前面是从上对因果关系进行定义的分析的，但是不同学科对因果关系往往有不同的定义和认识。最典型的就是“上的因果关系”和“现实中的因果关系”就大不相同。

例如，果园主人为了防止有人偷果子，故意喷洒了巨毒农药，导致偷果子的人中毒死亡。按照我们的严格分析，对“死亡”来说，“喷洒农药”、“偷果子”、“误食”是“串联现象”，最后一个现象“误食”，应当是死亡的“原因”，而“喷洒农药”、“偷果子”则是因果关系发生的相关条件。但在法律上，追查责任的标准是相关当事人的“过错”大小，由于果园主人违反了农药使用规定，主观上有过错（民事上不分故意和过失），所以就认为果园主人“喷洒农药”的行为与偷果人中毒“死亡”的结果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于是判决果园主人承担主要民事责任，甚至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在现实生活中，为了对付老鼠，我们可以从市场上购买一个鼠夹子，放置在老鼠经常出没的地方，最后确实逮住了老鼠。对于这一结果来说，我们往往说，“安放”鼠夹子的行为是原因，“逮住”老鼠是结果。但这样说并不严格符合“因果关系定义”。根据我们的分析，“安放”鼠夹子时，结果并没有发生，所以不应该是引起结果的原因。最后的因素是老鼠“接触”到了夹子鼠，它才是引起结果现象发生的原因。

在法律上把有可能导致结果发生的情况都称为“原因”。例如在公路边挖沟修管道，没有作出明显标记，致使晚上骑自行车经过此处的行人摔倒。如果行人是正常行使无过错，就认为挖沟人应承担全部责任，尽管按照因果关系定义，行人的行为是原因，而挖沟只是引起结果发生的有关“条件”。

六、回到问题

利用因果关系基本模型，可以对日常生活中与因果关系有关的情况作出分析和解释。例如所谓的主要原因，是把“条件”都作为原因，根据它的重要程度所作的区分；间接原因，则是原因的原因或条件的原因而已；偶然原因是考察原因（或条件）的来源，把来源“偶然”的原因称为“偶然原因”；根本原因是探讨原因的原因，直到在特定范围内无法再继续探讨为止。有人把根本原因称为“终极原因”，但是如前所述，如果不限定范围，任何事物的终极原因都是界本身。所以脱离一定范围，终极原因的探讨就毫无意义。

学家总想探讨社会的终极原因，这一想法是值得赞赏的。但是既然要探讨终极原因，就应当限定范围，确定探讨到什么程度为止。美国学家诺思就探讨到“人口的自然增长”。应当说，在社会的界限内，这一原因确实可以称为“终极原因”，因为再往前探讨“人口自然增长”的原因，就是人的生物属性，这就超出了社会科学的范围。笔者认为，古代社会的长期停滞根源于特定的地理条件，也是归结到在社会科学范围无法解释的界限为止……

还是回到我们的炸药仓库爆炸的问题上来吧！在炸药仓库爆炸事件中，根据我们已经阐述的原理，破坏分子“点燃”导火线的行为应当是原因；“炸药能够爆炸”是“不言而喻”的前提条件。保卫工作的“疏漏”，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因素，所以可以分两个阶段进行分析。首先，它被破坏分子发现，使他产生了引发爆炸的特定目的；其后，在破坏分子具体实施爆炸时，又被其直接利用接近仓库。从激发了破坏分子的犯罪目的看，保卫工作疏漏是条件的原因，也可以称为“间接原因”；从被破坏分子利用接近仓库的角度看，保卫工作疏漏又是仓库爆炸的直接“条件”。

“内因外因”则是以某一事物作为界限，把界限内的各种因素（条件）都称为内因，把界限外的事物都称为外因。笔者以为，把内因看成主要的、第一位的原因，也许在人们发挥主观努力上具有作用，但却难以对其进行严格的科学分析。用所谓“内外因关系原理”解释现实生活，则往往闹出大笑话。例如用石头去砸鸡蛋，结果当然是“鸡蛋破碎”。在“用石头砸”和“鸡蛋破碎”这两个现象中无疑存在因果关系，甚至可以说“砸”是“碎”的最直接、最主要、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而没有人把“鸡蛋本身不够坚硬”作为“鸡蛋破碎”原因。

因果范文篇10

济宁正元化工有限公司（下文称正元公司）自2010年4月起由原济宁市市中区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负责监管。魏某时任该监察大队大队长和污染控制科的负责人；石某时任该监察大队工作人员（2011年5月起任信访科副科长），自2010年8月负责信访案件的查处并承担监察大队的工作；李某甲时任该监察大队工作人员，自2010年6月负责危险废物的监管及危险废物的申报登记工作。2010年9月至2011年5月间，群众多次举报正元公司偷排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魏某、石某作为省厅2010年第四季度重点案件的承办人，石某作为负责信访工作的人员，均没有对举报内容进行认真查处。期间，魏某作为部门负责人，石某、李某甲作为承办人，三人在办理该公司案件的过程中查处不力，并且在对该公司做出行政处罚后明知济宁正元化工有限公司未经允许擅自恢复生产后也未采取任何措施，致使该公司违法偷排危险废物的行为没有受到及时查处和制止。而且被告人魏某、石某二人明知该公司申报危险废物产生量为零的登记不实，未核实就上报，致使该公司偷运偷排危险废物的行为长期脱离省市重点监控，最终导致两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公共财产共计94万元的经济损失。2014年12月30日，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上述三人犯环境监管失职罪为由向任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判决要旨

一审中，三人均要求判处无罪：其中，李某及其辩护人意见认为其行为与本案事故之间无直接因果关系。对此，一审法院判认为被告人魏某、李某明知该公司2011年第二季度申报危险废物为零吨与事实不符，仍上报省市环保部门。三被告人未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间接导致了两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且未认真履职行为与两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具有因果关系，其行为均已构成环境监管失职罪。一审判处魏、石、李三人犯环境监管失职罪，免予刑事处罚。李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情评析

“环境监管失职罪”由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为：“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行为。”而从魏某等犯环境监管失职罪的案例可以看出：本罪的相关认定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存在争议的。无论是本罪的主体范围是“身份说”还是“公务说”的研究，还是本罪的主观方面是否限于过失的研究，或是关于本罪的客体是“单一客体说”还是“复杂客体说”，亦或是关于本罪的客观方面的分析研究都存在一定的争议。这也使得环境监管失职罪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入罪少，适用难的困境。有学者说：“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作为归责的依据，要将所发生的结果归责于行为人，就要求行为人的实行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因果关系作为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如何认定因果关系对是否构成一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也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点问题，从各种环境监管失职案的判决来看，犯罪人否认其失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来妄想逃脱罪责的情况十分普遍。比如本案中，李某及其辩护人意见认为其行为与本案事故之间无直接因果关系，要求判处无罪。

一、本罪因果关系的特点

在相关司法实践中，由于环境监管失职罪的危害结果往往是各种因素特别是被监管者的污染行为等的共同作用下导致的，并非环境监管人员的失职行为直接造成。比如在上述案例中，造成了两次重大污染事故、共计94万元的经济损失的危害结果不单是由于魏某等三人的环境监管失职行为的缘故，更是由于济宁正元化工有限公司违法偷排危险废物、谎报危险废物登记等违法行为，是两种行为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所以其因果关系相较于一般犯罪而言，具有其自己的特征：首先，认定本罪因果关系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对其所负有的环境监管职责的不履行。环境监管失职罪中行为人都是在负有的环境监管的职责下，应该作为而不作为，能作为而怠于作为，具体来说就是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其职责，最终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这里的职责应当包括法定职责、岗位职责和受委托、委派职责。其次，从本案可以看出，在造成本罪危害结果产生的因果关系链条中，环境监管人员的失职行为往往只是其中之一的行为。换句话说，就是本罪的危害结果不一定是完全因为其犯罪主体的失职所造成的，而是由于环境监管人员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导致被监管人有机可乘违反相关规定，或被监管人违反相关规定却因环境监管人员的失职未得到制止而最终导致了本罪危害结果的发生。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分别行为最终引发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所以本罪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并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是属于多因一果的关系。另外，本罪中监管者的失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无直接因果关系，具有间接性的特点。本案中魏某等监管者的失职行为只起到间接引发危害结果发生的作用，其直接原因是与失职行为有关的正元公司的排放危险废物行为，所以本罪行为人的失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又具其间接性的特点。再者，环境监管人员的失职行为并不一定能引起本罪危害结果的发生，若没有危害结果的发生，也就不存在环境监管失职罪了，所以其失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偶然性。综上所述，本罪因果关系的特殊性就在于其以特定职责为前提，并具有多因一果、间接性和偶然性,这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难以认定环境监管失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二、关于如何认定因果关系的理论争议

理论界对渎职罪的因果关系有着不同的认定模式，比如：必然、偶然因果关系理论认定模式，高度盖然性因果关系认定模式，条件因果关系认定模式，客观归责理论认定模式，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认定模式，近因说理论认定模式，监督过失理论认定模式等。鉴于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特殊性，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值得借鉴：1.主张根据高度盖然性说来分析本罪的因果关系。有学者主张根据高度盖然性法则对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进行肯定性假言判断，即假设行为人在环境监督管理过程中尽职尽责的话，就十之八九不会产生财产减损或人员伤亡的危害结果，那么就应肯定行为人的失职行为与所发生的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同时该学者反对进行必然性判断，即用否定性假言判断来进行反推论证是错误的。另外，对于假定即使当时环境监管人员认真履行了其职责仍旧无法避免危害结果产生的情况，也应根据行为人的失职行为是否制造或增加了法益侵害，来确定失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同时反对行为人以即使其认真履行职责也不能避免危害结果的产生为由主张其失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很明显这不能成为行为人妄想逃脱刑罚的借口。2.主张运用客观归责理论来分析本罪的因果关系。持该观点的学者是在承认本罪属于监督过失犯罪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分析。在该种情形下，本罪的危害结果的发生是由于被监管者的环境污染行为直接导致的，而不是由监管者的失职行为导致的。他们认为：“失职行为人不是直接对危害结果承担责任，而是对其引发的被监管人的污染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对环境污染结果承担的是间接责任”。所以应该以环境监管人员的失职行为能否引发被监管人的污染行为为标准来判断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即客观归责理论。如果环境监管失职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出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那么则认为失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应当被处以刑罚。3.主张运用条件因果关系说来分析本罪的因果关系。持该观点的学者是将环境监管失职罪作为过失渎职罪的一种来分析其因果关系的，主张用限定的条件说来合理、合法的认定失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且对“到底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被认定为‘因’,适格的条件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标准”进行了具体探讨。主张认定为‘因’的条件应该具备客观性和必要的标准，这里的客观性指失职行为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必要性指环境监管人员如果没有失职行为，能够尽职尽责的话，危害结果就不会发生。而且是在行为人负有特定义务的前提条件下，行为人未履行职责或未正确履行职责。只有符合了上述标准的条件，才能被认定为具有因果关系。4.主张以相当因果理论来分析本罪的因果关系所谓相当因果关系是指：根据普通人的生活经验，某种行为在相当场合下能产生某种结果，即认定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这里的“相当”是指该行为产生该结果是通例而非异常。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即使本罪的危害结果不是行为人的失职行为直接造成的，但是作为直接原因的环境污染行为是因为监管者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的失职行为才引发或促进的，此种情况下，应该认定监管者的失职行为与危害结果直接具有因果关系。因为如果环监管者能够履行或认真履行其监管职责的话，污染行为在通常情况下是不会发生或不那么容易发生的。即：“环境监管人员的失职行为通过被监管对象的污染行为，始终对危害结果发生作用。故我们仍然能够肯定失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相当性”。

三、如何认定本案的因果关系

在认定过程中，我们应当通过分析刑法因果关系的相关理论学说，结合环境监管失职罪的具体案例对本罪的因果关系进行具体分析，以此来得出准确的认定结论。结合本案案例，作为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和污染控制科的负责人魏某、负责信访工作的石某在多次接到污染济宁正元化工有限公司偷排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的群众举报后均没有对举报内容进行认真查处。三人办案中查处不力，在对公司做出行政处罚后明知该公司未经允许擅自恢复生产后也未采取任何后续措施。在明知该公司危险废物申报登记为零的情况下，没有核实就上报，致使该公司偷运偷排危险废物等违法行为长期脱离省市重点监控。可以看出：首先，魏某、石某、李某三人均负有环境监管职责但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其职责；其次，三人的失职行为使得被监管对象济宁正元化工有限公司继续违法污染环境；再者，该公司的污染行为导致了两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给公共财产造成了共计94万元经济损失的危害结果；另外，如果魏某等三人认真履行其环境监管职责的话，十有八九就不会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或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所以在本案中，认为其行为与本案事故之间无直接因果关系的辩护意见应该不予支持。

作者:唐于琴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二版）[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页.

[2]杨书文.过失型渎职罪中的因果关系研究[J].人民检察，2006年第10期，第27页.

[3]高铭暄，马克昌.中国刑法解释（下）[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6页.

[4]周光权.结果假定发生与过失犯[J].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60页.

[5]彭凤莲.监督过失责任论[J].法学家，2004年第6期，第62页.

[6]杨楠，陈广计.渎职侵权职务犯罪因果关系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研究[J].载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