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案范文10篇

医案范文篇1

【关键词】中医;医案;知识;技术;数据

中医医案是中医临床医师实施辨证论治过程的文字记录，是保存、查核、考评乃至研究具体诊疗活动的档案资料［1］。在中医药学领域中，自古至今，从散在于各种史料中记录的医案雏形，到医案专著，医案一直伴随着中医药学的发展。随着医案记录的不断涌现，医案分析研究也层出不穷，在中医理论的形成发展传承过程中一直充满活力，是中医理论不断发展的摇篮。随着新技术、新方法不断引入中医药研究领域，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对中医医案进行研究已经提上日程。

1中医医案的特征与新技术新方法的引进

中医医案是中医理、法、方、药综合运用的具体反映形式，它不仅是医疗活动的真实记述，而且还反映了医家的临床经验及思维活动。由于医家所处时代不同，个人经历、学识、爱好和修养等各异，因此历代医案的数量、形式、体裁、风格和内容等亦在不断变化中。我国早在2000多年前，名医淳于意就首先注意医案（诊籍）的记载。但秦汉以降，医家崇尚方书，此后直至隋唐五代，医案才逐渐散见于医籍和文史书中，数量少且内容简；宋金元时期医案专著开始出现，医籍附案逐渐增多，医家立案蔚然成风，医案风格异彩纷呈。医案发展至明代，开始有名医医案的专著出版，如江灌的《名医类案》。此期在医案数量增加的同时，质量也有了明显提高，主要表现为内容完整、客观；格式多样、规范；说理透彻、详明；文笔秀美、流畅［2］。明末清初医家喻嘉言在《寓意草》中撰“与门人定议病式”，在韩懋和吴昆等人的基础上，对撰写医案的内容与格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态度应严肃认真，内容应详尽，理法方药应齐备。而张山雷在撰写风格上，或继承明清两代的特点，或对传统医案加以变革，采用中西汇通的观点叙述医案。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医案的数量也呈“爆炸式”增长。如隋唐五代前千百年的医案，数量少且内容简；而仅在清代，医家撰写的医案专著就达200余种，而且门类齐全，风格多样，既有个人医案、医案类书、医案丛书，又有专科医案、专题医案、会诊医案、医案评注及宫廷医案等；近十年公开出版的名老中医医案有近百种之多，每种收录医案数百则到千余则不等。古今医案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3］，向应用中医基本理论研究现代医学疾病的方向发展，注重记载现代医学已诊断明确的病名。常见的记载方式为中西医诊断并列，以利互参。医案记载实验室等客观检查的内容逐日增多，针对检查结果的辨治内容如“微观辨证”等随之出现。现代医案中处方用药的内容变化也较明显，医者不仅根据中医药理论选方用药，而且根据现代医学病理生理和中药药理进展来选方用药，医案中合用西药的现象越来越多。即便现代医案也存在着记载缺杂混乱、现代医学成分过多、文词晦涩、夸张不实等诸多问题［4］。从以上分析可知，从信息科学角度来看，中医医案数据将是混乱又复杂的经验数据。这些导致了中医医案研究的困难。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医学领域分工日益细化，跨专业的沟通变得更加困难，而某个专业领域的信息，可能对相关专业领域是有价值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隐含的有价值的关联，而以常规方式通常检索不到这种关联性。中医医案不仅涉及到临床内、外、妇、儿各科，还包含了中医学中的哲学基础、中医对正常人体和疾病的认识，以及中医食疗、养生和诊疗疾病的原则等方方面面，如何对其中隐含的知识进行解析与发现，必将是今后研究的热点与难点。而且中医药学科内仍然有大量的问题，甚至是一些基本性的问题得不到合理的、科学的解释，研究的空白比比皆是，这些都可能通过中医医案研究得到解决或启示。但以个人之力实难发现其中蕴含的有价值信息，而且以人工逐字研读名老中医医案，容易产生遗漏，来回翻页又很繁琐。要完成普通人不能完成的任务，这就需要有新技术新方法的引进，知识发现技术方法可能就是这样一种重要而有效的方法。

2知识发现方法及其在中医医案研究中的应用

知识发现是指从数据集中识别出有效的、新颖的、潜在有用的，以及最终可被理解的模式的非一般的过程［5,6］。知识发现是多学科交叉的新兴边缘学科。近年来，随着数据获取和数据存储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种数据库、数据集和数据仓库中存储的数据量飞速增长。如何从这些海量数据中提取出有用的知识呢？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knowledgediscoveryindatabase,KDD）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一条解决这种“数据丰富而知识贫乏”困境的有效途径。当前国际上，知识发现的研究主要是以知识发现的任务描述、知识评价与知识表示为主线，以有效的知识发现算法为中心。知识发现过程一般由三个主要的阶段组成：数据准备、数据挖掘、结果表达和解释。知识的发现可以描述为这三个阶段的反复过程。中医医案中的知识发现也不例外。

2.1数据准备要有效地利用KDD进行中医医案知识发现，首先必须进行数据准备工作。目前，在“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引文版）”、“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数据库中，以的形式实现了部分现代医案的数据准备工作。此外仅少数专题性质的数据库收录了一些古今医案。再加上散见于古今医籍和文史书中的医案，中医医案的数据准备工作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中医医案的数据准备中具体要解决的是：设定并明确中医医案知识发现的目标；对中医医案数据加以充分理解；对相关的中医医案数据进行必要的预处理，使其符合KDD算法的要求；选用合适的KDD方法进行数据建模。其中中医医案中的知识发现的目标，可以从指导中医临床应用角度，对医案内容加以分析归纳研究，如对医者临证思维的阐释，对各医家、流派学术思想的探讨，各专科、专病、专症理法方药运用特点的归纳，以供临证学习参照，并可建立智能诊疗系统。也可以就其中蕴含的中医医理、药理进行研究，寻求中医药基础理论的新突破、中药新药的勘探等。

2.2中医医案中的知识发现可能运用的主要技术

2.2.1统计方法从历史上看，统计工作主要集中在测试预先的假说以及使模型适合于数据等。研究上，统计方法通常依赖于一个明确的潜在概率模型。此外，人们假定这些方法是由统计学家来使用的；为了生成候选假说和模型，人的干预是必要的。目前已有中医医案论文中用了频数统计的这种最粗浅的医学统计方法来进行研究，通过这种计量的研究使得结论更有说服力。如姜良铎［7］在董建华的指导下，运用统计学原理对古今700多医家10009则温病医案进行分析，从而总结出温病诊断指标及证治方药规律。

2.2.2聚类分析又称集群分析，是指利用物以类聚的原理，把大量无序的数据分成数类，有助于对大量数据中的规则予以认识，它是一种数理统计方法，可将一些观察对象依据某些特征加以归类，在生物学和医学分类问题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在中医医案研究中，聚类分析能较好地避免分类过程中掺杂的主观因素，能客观地准确地反映研究对象，并从中可能发现其内在的客观规律［8］。如周德生［9］统计了明清时期26部现存医案中的津液亏损病案573例，采用R型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得出津液亏损中每个亚型的几个主要用药，并揭示了明清时期津液理论的某些特征。

2.2.3人工神经网络人工神经网络是指模拟人脑工作机制的一种计算模型，它是由非处理单元组成的非线性大规模自适应系统，以类似于人脑神经网络的并行处理结构进行信息的高级处理。由于它具有自适应性、并行处理能力和非线性处理的优点，所以在医学领域被广泛应用［10］。目前已有学者利用人工神经网络原理实现对病案的分析，用病症分类神经网络来说明知识自动获取方法的实现。它应用人工神经网络的反向传播算法（backpropagationalgorithm,BP），通过研究中医医案，形成专家知识，对BP网络进行训练，从而使网络获得一定的学习能力，将训练所“学习”而来的“知识”运用到新的病症判断中，从而实现对新知识的获取［11］。其虽然只是举了一个例子，但引进了医案分析的新方法。

2.2.4决策树该树的每个非终端点均表示被考察数据项目的一个测试或决策，根据测试结果选择某个分支。为了分类一个特定数据项目，从报结点开始，一直向下判定，直到到达一个终端结点（或叶子）时为止。当到达一个终端结点时，一个决策便形成了。决策树也可解释成一种特殊形式的规则集，其特征是规则的层次组织关系。前已述及，中医医案数据是混乱又复杂的经验数据。而处理大量混乱而复杂的经验数据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是决策树分类技术。利用知识发现中的决策树方法来对这些数据分析，可以为医生提供极具价值的知识，从而对临床医疗方案进行优化。目前已有研究者从医院病案室保存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病案中选取了一些数据作为挖掘的原始数据集，进行了基于决策树的医疗数据分析，得到了良好的效果［12］。同样，我们也可以进行基于决策树的中医医案数据分析，从而优化传统的中医医疗方案。

2.2.5模糊集与粗糙集模糊集是一种表达和处理不确定性的重要方法。不确定性以多种形式发生在今天的数据库模型中，如不精确、不完全、不典型、不一致、含糊，等等。模糊集利用不确定性使系统的复杂性变得可处理。当精确输入不可能或太昂贵时，模糊系统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模型方法。粗糙集合理论中的模糊性就是一种基于边界的概念，即一个不精确的概念具有模糊的不可被明确划分的边界。粗糙集用一个集合的上下界来定义，下界中的每个成员都是这个集合的成员，而上界的每个非成员也一定是这个集合的非成员。粗糙集中的上界是下界和边界区域的并集。边界区域的成员可能（但是不能肯定）是这个集合中的成员。因此，粗糙集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有三级成员函数（是，否，可能）的模糊集。象模糊集那样，粗糙集是处理数据不确定性的一种数学概念。与模糊集类似，粗糙集很少单独使用，而通常是与规则推导、分类、聚类等其他方法一起组合使用。已有学者基于奇异粗集及其元素迁移，研究其在中医药辨证诊治过程和中药方加减中的应用，设计一个基于双向S粗集的中医药辨证诊治知识支持系统，为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医药诊治领域中的应用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13］。我们也可以采用类似方法研究中医医案中蕴含的各医家辨证诊治思维过程，从而把中医药研究引向深入。

2.3结果表述和解释是指根据最终用户的决策目的，对提取的信息进行分析，把最有价值的信息区分出来，并且通过决策支持工具交给决策者。在中医医案研究中，根据设定的中医医案知识发现的目标，例如关于疾病的诊断治法遣方用药的分析，对相关信息进行相应分析处理，由特定知识发现工具来实现。但结果仍需终端用户来判定是否符合中医药基本理论或者通过临床科研实践来进行验证。

3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法及其在中医医案研究中的应用

3.1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法概述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学科的分化越来越细，学科间交流越来越困难，知识总量与人类吸收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一个专业领域的信息可能对另一个专业领域是有价值的，跨学科间一定存在着潜在的未被发现的关联。这就是所谓“知识分裂理论”［14］。在大量分裂的知识或科学文献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系既包括我们通过常规组配检索可得到的显性的联系（或知识），也包括那些常规检索得不到的隐性的联系（或知识）。1985年Swanson偶然发现，两篇医学文献放在一起会揭示出某一个问题的答案，而这个答案是从单独一篇文献得不到的。这预示着在医学文献中存在着大量的未被发现的隐含的关联。Swanson认为，将两类非直接相关的文献结合在一起分析，会形成一种新的知识，而这种新的知识是通过单独分析两类文献中的任何一类而得不到的。这就是他的非相关文献的知识发现思想［15,16］。在大量的文献中，一些文献可能相互引用，文献间存在着人们可利用数据库检索到的显性联系；有些文献互不引用或很少被共同引用，则称这两类文献是相互独立的，也就是非相关的。一些非相关文献通过各自提出的观点联系在一起，形成逻辑关联。这种联系通过常规的数据库检索是检不到的，是未被发现的隐密的联系，是新知识的源泉，可能对科研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7］。常规的联机医学文献分析检索系统（MEDLINE）检索方式是通过给定的题目检索已发表的文献。为了扩展MEDLINE检索功能，克服其局限性，Swanson设计了一个人机交互的软件系统，并制定了相应的数据库检索策略，称为Arrowsmith，用于分析研究非相关的互补文献，更加易于在两组生物医学文献间发现互补性结构［18］。在Swanson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很多研究人员对基于非相关文献的知识发现方法进行了改进。Gordon和Lindsay改进了Swanson的基于单词的词频统计方法，利用基于短语的词频统计方法，引入了四个参数来获得短语的最终词频，验证了雷诺病（Raynaud），鱼油（fishoil）之间的关联［19,20］。Weeber等［21］利用一体化医学语言系统（UnifiedMedicalLanguageSystem,UMLS）的语义类型实现了自然语言与UMLS概念的映射。这种语义筛选的机制能够产生概念的聚类，尤其是中间集合的概念的聚类。Srinivasan［22］将Weeber的语义分析方法和Gordon的词频统计方法结合起来提出基于概念的词频统计方法，将自然语言通过医学主题词表（medicalsubjectheadings,MeSH）与UMLS的语义类型联系起来，并利用Gordon的统计参数，计算概念之间的相关性。

3.2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法及其在中医医案研究中的应用由于中医医案是中医临床医师实施辨证论治过程的文字记录，相互之间几乎互不引用，两篇中医医案相互独立，也就是非相关的，这符合非相关文献的定义。但是其中蕴含的医理可能是一致的，这为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法在中医医案研究中的应用提供了基础。Arrowsmith系统是实现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的软件工具，其主要功能是：从两类非相关文献数据库记录的标题、主题词及文摘当中，提取自然语言并加以分析排列，找到能表达两类非相关文献间关联性的概念、词语等，供研究人员参考。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和参照Arrowsmith系统，结合相关技术研究最新进展，研制可处理中医医案的软件系统。有研究者［23］提出了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法在中医研究中的应用需要依赖的几项关键技术。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软件系统本身并不复杂，但是实现在中医医案研究中的应用同样需要依赖几项关键技术。

3.2.1中医医案数据库的建立面对浩若烟海的中医医案文献，面对因时代变迁而造成众多歧义的中医药概念及词汇，中医医案数据库的建立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中医医案一般没有标题、主题词及摘要，甚至某些中医医案本身就带有摘要性质。同时中医医案形式、体裁、风格、内容的多样性也使中医医案数据库的建立成为困难。我们可以采用先易后难的策略，先从较规范的现代医家医案入手，最终建立中医医案数据库。

3.2.2中医药学中文文本自动分词和词性标注系统研制实施中医药古文献的自动切分与标注，需要一个高性能的切分标注软件。近年来，中文自动分词技术，无论是自动分词的算法方面，还是词表的研制方面，都取得较大进展，技术已经日益成熟。将这些技术应用于中医医案研究当中还需要做一些软件实现或集成的工作。但同时，中医疾病病名、药名、度量衡混乱，亟需稳定化、标准化［24］，中医理论术语的模糊性等，也是软件设计中要解决的问题。

3.2.3停用词表研制因为中医语言的多义性与模糊性，有一些无意义的语词，或者是在特定研究领域内无意义的语词，应该列入停用词表，在抽词的过程加以删除，降低运算的复杂程度，提高结果的准确性。但停用词与停用范围的确定本身也是个要解决的问题。

4结语

章太炎先生指出：“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寻，循此钻研，事半功倍。”要挖掘中医宝库，就要总结前人经验，研究其学术思想；要提高临床疗效，要升华形成新的理论，以推动中医药学科的整体发展。因此，有必要认真研究中医医案。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知识发现技术方法在中医医案研究中的应用，中医药学一定有着更广阔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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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案范文篇2

近20年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国家均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与时间,对中医学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进行了专门研究,其中规范化是实现中医学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关键。中医学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来源于大量的临床实践及对其经验的总结[1],而中医医案则为中医理论提供了第一手宝贵的临床资料,它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科研思维的指导下去研究、建立规范化的中医医案对中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中医医案的价值及现代中医医案存在的问题

中医医案是医生对患者诊断、治疗、疗效、预后等中医临证资料的如实记录,它体现了中医理、法、方、药的综合应用,记载了医家辨证论治、遣方用药和治疗疾病的经验,同时也反映了医家的学术思想和他的创新超越之处。历代医案所记录的真实确切的临床疗效也正是中医学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关键之所在,它不仅是中医理论的有力验证,也是中医理论不断发展的摇篮。

中医医案是中医理论和实践的载体,不仅对中医学术的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且为中医的现代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信息资料,是中医临床工作者进行经验交流、学术探讨的重要途径。对于挖掘中医宝库、研究医家学术思想、提高临床疗效、升华新的理论具有重要意义。章太炎先生曾给予中医医案很高的评价：“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在现代医学飞速发展、并大力倡导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今天,现代中医学正处于转型时期,其名词术语、药物计量单位、治疗范畴乃至临床规范、思维方式都与古代有所差异,中医医案亦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如医案的书写由古代的实录式、追忆式演变为病历式医案,运用了现代医学病名、吸收理化检查资料以及疗效客观化等,使医案全面清晰、贴近现实、更为实用。但中医医案强调个案的个性之异,每一个案乃是一个证,即所谓的“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和生命,这一观点给予临床中医师极大的临床发挥空间,然而过大的发挥空间是不能规范的空间,也是没有确切依据的空间。因此,现代医案存在以下问题：①中医的病名、证名、证候名称比较混乱,缺乏严格统一的标准。由于其外延、内涵等概念比较模糊,故与西医病名做对照时,存在着实际操作上的困难；②中医收集病史资料的基本方法——“望、闻、问、切”四诊,主观因素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中医诊法中两大特色的舌诊和脉诊,从而影响了辨证的准确性；③选方用药等也有一定的出入。中医方剂的组成根据药物作用分成君、臣、佐、使,对药物用量比例也有严格的规定。尽管组成的药物相同,但用量比例不同,其主治功效也就大相径庭,名称也不同。在现代医案中,对方剂的命名、药品名称、用药剂量、比例以及药物计量单位的应用多不规范、不统一,变化多端。

此外,现代的中医医案多注重记录和整理各医家个案证治经验,忽略了中医医案规范化建设,医案书写格式、内容、诊治标准、研究管理等方面出现了混乱和不统一的状态。过于注重个性,则不利于共性的把握,这也是导致现代医案概括结论可重复性甚小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医医案规范化的研究是现代中医文献研究的热点,科学规范的书写、收集整理、利用医案是今后中医师和医案工作者的首要任务。

2中医医案规范化的意义

美国哲学家库恩认为：“规范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其涵义包括下列意思：首先是指基本假定、理论和定律以及把理论和定律应用到各种情况中的标准方法,必要的仪器和技术；其次是科学共同体共同遵守的某些成规、条例,持有相同的对科学成就评价的约定(价值观)；最后是这种规范必须得到共同体的拥护与认可,它是共同体的信念、价值和方法的集合,决定了这一共同体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2]。

从对现代中医医案存在问题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从事中医学研究和临床医生,对于医案所包括的中医基本理论,如证候的命名、概念和方剂的组成原则与变化规律,以及中药学的基本知识等,无统一的认识,甚至基本观点也不统一,几乎是有一个医者就有一种理论,相互间缺少共同认可的成规、条例、信念、方法和价值观,使现代医案呈现散射、无序、混沌状态的反复重叠,很难有突破性的进展,即使取得了成果,也很难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与推广。可见,中医医案的规范化是中医学发展的需要,是中医学现代化、国际化的需要。规范化的中医医案更能客观地记录医家用药证治经验、学术思想；规范化的整理研究医案,可以更加科学系统的从个性中寻求共性,由偶然到必然、特殊到一般,有据可依地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再应用到实践,使中医学进一步完善、发展。

3中医医案规范化的设想

3.1树立并提高规范意识

实现中医医案的规范化,首先要充分认识和理解规范在中医医案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性及其对学科发展的作用。中医医案的规范化能更充分地体现中医医案的严谨性、科学性,也能实现“经验医学”逐步向“实验医学”的过渡,并能严肃科研与临床工作的作风和纪律。其次,不断地提高规范意识。有了规范意识,大家在科研、临床中都能心照不宣地遵守公认的模型或模式,采用公认的方法,依据共同的条例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起来实现共同目标的突破。

3.2顺应时展,完善规范标准

3.2.1中医术语的规范化

中医术语有它的独特性,进入21世纪,中医现代化和国际化成为中医发展历史上的重要进程之一。而这个过程不仅需要多学科的参与,需要现代科技手段的投入,还需要概念清晰、规范统一的中医术语。在医案规范化的过程中中医术语的规范化也成为关键性问题之一。中医术语的规范化包括：①疾病命名、证候分型的相对规范化。以高等中医药院校全国统编教材《中医诊断学》、《中药学》、《中医内科学》等为蓝本,采用经全国名词委员会中医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中医药学名词》进行规范。尽可能使中医病名、证候分型相对稳定化、标准化、规范化,并尽量与现代医学相同或相近的疾病作以参照。②药名和药量的规范化。医案中的药名应该使用药典上的法定药名,以避免用药不清或混淆用药。对于有使用区域限制的地方用药,应对其主要功效进行特殊标注。另外,由于古今度量衡的标准不一致,且折算方法又比较复杂,有必要把医案的药量进行统一处理,按现有的计量习惯一一标出,这样便于掌握和应用。

3.2.2医案格式的规范化

医案书写格式的规范化是提高中医医案质量的重要一步。具体可包括以下内容：①书写格式。当代医案应包括固定部分和正文部分。固定部分有：姓名、性别、年龄、职业、籍贯、住址、就诊时间。正文部分有：病史、病证(包括西医阳性体征和各种检查报告)、病机、诊断(中西医两种诊断)立法、组方用药、治疗经过,结果及按语。②书写要求。现代医案的基本要求应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和先进性。医案描述客观真实、资料可靠、记录完整详细,从选题、正文至按语,自始至终遵守逻辑学规则。同时在理论上、方法上要有实际应用价值,对于临床、教学有指导意义。要重点突出,立题新颖,与同类医案相比,采用的方法、技术、效果都具有优越性。按语务求对客观事实作出学术上的评价,并从理论上进一步阐发、论述,对于独特理论、经验应予明确提出,给予重点阐述。自我评价要恰如其分,不可过高。

3.2.3医案研究方法的规范化

医案是承载医理的宝贵资源,中医理论要继承和发展,研究医案是一切实可行的道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统计、计算机等技术都不断被引入,客观分析方法中的频数统计、相关关系等分析,从定量分析得出定性的结论更科学,更有说服力。计算机技术中文本挖掘方法的发展与利用,更深层次地挖掘隐藏在大量医案后面的规律。面对这些医案中海量数据的时候,要合理利用这些数据,利用各种先进的技术深度挖掘其中的知识内涵,为中医理论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课题,由山东中医药大学研发的中医医案数据库的建立和统计方法[3],以VisualFoxPro6.0为开发平台,编制中文操作界面及相关数据库,用国际通用的SAS6.12统计软件的非条件Logistic多元逐步回归法进行统计,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3.2.4医案管理的规范化

医案管理包括管理标准、管理手段和管理过程的规范化：①实施ISO9000质量标准对医案管理工作的标准和过程进行规范化。ISO9000标准是国际标准组织在总结世界发达国家先进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经验的基础上编制并的一套实用而有效的管理标准,实施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是科学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②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医案进行规范化管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医案的规范化管理带来了曙光。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大大加强医案的管理力度,提高医案管理的现代化水平,提高中医医案质量管理的标准化、规范化。同时也可大大增强医案的信息性、实用性、科学性,而且还会给查询资料、科研、教学等方面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对医案的规范化管理,具体的做法可按流程分为收集、整理、装订、编码、录入、归档、供应等基本环节,把多个组织结构的工作流程进行组合,并进行编制计算机医案管理系统和实现网络医案管理。③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医案的规范化工作还包括建立完善的监督检查机制。可设全国性的“中医医案规范化领导监督小组”,具体负责中医医案的规范化工作的协调、检查、督促、评审等工作。

3.3建立和健全规范机制

各种规范化过程的最终目标是逐步建立一套完善的规范化管理工作流程,按工作流程进行任务分解,从而建立和健全规范机制。这种规范机制建成的基本要素包括组织结构要合理、健全,人员要广泛,运作要到位、有序、实效。这种机制建设可分为管理和制定两类。管理系统包括规范化工作的领导、规划、协调、检查、督促、评审等,负责制定、规划、论证、完善本专业的规范内容。管理和制定是机制组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两者要相互配合、互相协调,形成程序化、规范化,确保规范的制定和实施。

4结语

中医的发展需要规范,规范又能促进其发展。中医医案在规范化建设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科学性、先进性、多元性、实用性和严肃性为基本原则,要符合中医学的理论,紧密结合临床,尊重中医学的自身发展规律。同时还要汲取西医、中西医结合,尤其是一些边缘学科能够为规范所用的一些成果,使规范真正成为中医学发展的一种途径。中医医案的规范化建设是一个不断完善、深化和更新的过程,这个过程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医学的完善和发展,促进其与国际接轨,实现中医学的科学化、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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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案范文篇3

【关键词】中医;医案;知识;技术;数据

中医医案是中医临床医师实施辨证论治过程的文字记录，是保存、查核、考评乃至研究具体诊疗活动的档案资料［1］。在中医药学领域中，自古至今，从散在于各种史料中记录的医案雏形，到医案专著，医案一直伴随着中医药学的发展。随着医案记录的不断涌现，医案分析研究也层出不穷，在中医理论的形成发展传承过程中一直充满活力，是中医理论不断发展的摇篮。随着新技术、新方法不断引入中医药研究领域，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对中医医案进行研究已经提上日程。

1中医医案的特征与新技术新方法的引进

中医医案是中医理、法、方、药综合运用的具体反映形式，它不仅是医疗活动的真实记述，而且还反映了医家的临床经验及思维活动。由于医家所处时代不同，个人经历、学识、爱好和修养等各异，因此历代医案的数量、形式、体裁、风格和内容等亦在不断变化中。我国早在2000多年前，名医淳于意就首先注意医案（诊籍）的记载。但秦汉以降，医家崇尚方书，此后直至隋唐五代，医案才逐渐散见于医籍和文史书中，数量少且内容简；宋金元时期医案专著开始出现，医籍附案逐渐增多，医家立案蔚然成风，医案风格异彩纷呈。医案发展至明代，开始有名医医案的专著出版，如江灌的《名医类案》。此期在医案数量增加的同时，质量也有了明显提高，主要表现为内容完整、客观；格式多样、规范；说理透彻、详明；文笔秀美、流畅［2］。明末清初医家喻嘉言在《寓意草》中撰“与门人定议病式”，在韩懋和吴昆等人的基础上，对撰写医案的内容与格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态度应严肃认真，内容应详尽，理法方药应齐备。而张山雷在撰写风格上，或继承明清两代的特点，或对传统医案加以变革，采用中西汇通的观点叙述医案。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医案的数量也呈“爆炸式”增长。如隋唐五代前千百年的医案，数量少且内容简；而仅在清代，医家撰写的医案专著就达200余种，而且门类齐全，风格多样，既有个人医案、医案类书、医案丛书，又有专科医案、专题医案、会诊医案、医案评注及宫廷医案等；近十年公开出版的名老中医医案有近百种之多，每种收录医案数百则到千余则不等。古今医案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3］，向应用中医基本理论研究现代医学疾病的方向发展，注重记载现代医学已诊断明确的病名。常见的记载方式为中西医诊断并列，以利互参。医案记载实验室等客观检查的内容逐日增多，针对检查结果的辨治内容如“微观辨证”等随之出现。现代医案中处方用药的内容变化也较明显，医者不仅根据中医药理论选方用药，而且根据现代医学病理生理和中药药理进展来选方用药，医案中合用西药的现象越来越多。即便现代医案也存在着记载缺杂混乱、现代医学成分过多、文词晦涩、夸张不实等诸多问题［4］。从以上分析可知，从信息科学角度来看，中医医案数据将是混乱又复杂的经验数据。这些导致了中医医案研究的困难。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医学领域分工日益细化，跨专业的沟通变得更加困难，而某个专业领域的信息，可能对相关专业领域是有价值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隐含的有价值的关联，而以常规方式通常检索不到这种关联性。中医医案不仅涉及到临床内、外、妇、儿各科，还包含了中医学中的哲学基础、中医对正常人体和疾病的认识，以及中医食疗、养生和诊疗疾病的原则等方方面面，如何对其中隐含的知识进行解析与发现，必将是今后研究的热点与难点。而且中医药学科内仍然有大量的问题，甚至是一些基本性的问题得不到合理的、科学的解释，研究的空白比比皆是，这些都可能通过中医医案研究得到解决或启示。但以个人之力实难发现其中蕴含的有价值信息，而且以人工逐字研读名老中医医案，容易产生遗漏，来回翻页又很繁琐。要完成普通人不能完成的任务，这就需要有新技术新方法的引进，知识发现技术方法可能就是这样一种重要而有效的方法。

2知识发现方法及其在中医医案研究中的应用

知识发现是指从数据集中识别出有效的、新颖的、潜在有用的，以及最终可被理解的模式的非一般的过程［5,6］。知识发现是多学科交叉的新兴边缘学科。近年来，随着数据获取和数据存储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种数据库、数据集和数据仓库中存储的数据量飞速增长。如何从这些海量数据中提取出有用的知识呢？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knowledgediscoveryindatabase,KDD）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一条解决这种“数据丰富而知识贫乏”困境的有效途径。当前国际上，知识发现的研究主要是以知识发现的任务描述、知识评价与知识表示为主线，以有效的知识发现算法为中心。知识发现过程一般由三个主要的阶段组成：数据准备、数据挖掘、结果表达和解释。知识的发现可以描述为这三个阶段的反复过程。中医医案中的知识发现也不例外。

2.1数据准备要有效地利用KDD进行中医医案知识发现，首先必须进行数据准备工作。目前，在“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引文版）”、“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数据库中，以的形式实现了部分现代医案的数据准备工作。此外仅少数专题性质的数据库收录了一些古今医案。再加上散见于古今医籍和文史书中的医案，中医医案的数据准备工作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中医医案的数据准备中具体要解决的是：设定并明确中医医案知识发现的目标；对中医医案数据加以充分理解；对相关的中医医案数据进行必要的预处理，使其符合KDD算法的要求；选用合适的KDD方法进行数据建模。其中中医医案中的知识发现的目标，可以从指导中医临床应用角度，对医案内容加以分析归纳研究，如对医者临证思维的阐释，对各医家、流派学术思想的探讨，各专科、专病、专症理法方药运用特点的归纳，以供临证学习参照，并可建立智能诊疗系统。也可以就其中蕴含的中医医理、药理进行研究，寻求中医药基础理论的新突破、中药新药的勘探等。

2.2中医医案中的知识发现可能运用的主要技术

2.2.1统计方法从历史上看，统计工作主要集中在测试预先的假说以及使模型适合于数据等。研究上，统计方法通常依赖于一个明确的潜在概率模型。此外，人们假定这些方法是由统计学家来使用的；为了生成候选假说和模型，人的干预是必要的。目前已有中医医案论文中用了频数统计的这种最粗浅的医学统计方法来进行研究，通过这种计量的研究使得结论更有说服力。如姜良铎［7］在董建华的指导下，运用统计学原理对古今700多医家10009则温病医案进行分析，从而总结出温病诊断指标及证治方药规律。

2.2.2聚类分析又称集群分析，是指利用物以类聚的原理，把大量无序的数据分成数类，有助于对大量数据中的规则予以认识，它是一种数理统计方法，可将一些观察对象依据某些特征加以归类，在生物学和医学分类问题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在中医医案研究中，聚类分析能较好地避免分类过程中掺杂的主观因素，能客观地准确地反映研究对象，并从中可能发现其内在的客观规律［8］。如周德生［9］统计了明清时期26部现存医案中的津液亏损病案573例，采用R型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得出津液亏损中每个亚型的几个主要用药，并揭示了明清时期津液理论的某些特征。

2.2.3人工神经网络人工神经网络是指模拟人脑工作机制的一种计算模型，它是由非处理单元组成的非线性大规模自适应系统，以类似于人脑神经网络的并行处理结构进行信息的高级处理。由于它具有自适应性、并行处理能力和非线性处理的优点，所以在医学领域被广泛应用［10］。目前已有学者利用人工神经网络原理实现对病案的分析，用病症分类神经网络来说明知识自动获取方法的实现。它应用人工神经网络的反向传播算法（backpropagationalgorithm,BP），通过研究中医医案，形成专家知识，对BP网络进行训练，从而使网络获得一定的学习能力，将训练所“学习”而来的“知识”运用到新的病症判断中，从而实现对新知识的获取［11］。其虽然只是举了一个例子，但引进了医案分析的新方法。

2.2.4决策树该树的每个非终端点均表示被考察数据项目的一个测试或决策，根据测试结果选择某个分支。为了分类一个特定数据项目，从报结点开始，一直向下判定，直到到达一个终端结点（或叶子）时为止。当到达一个终端结点时，一个决策便形成了。决策树也可解释成一种特殊形式的规则集，其特征是规则的层次组织关系。前已述及，中医医案数据是混乱又复杂的经验数据。而处理大量混乱而复杂的经验数据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是决策树分类技术。利用知识发现中的决策树方法来对这些数据分析，可以为医生提供极具价值的知识，从而对临床医疗方案进行优化。目前已有研究者从医院病案室保存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病案中选取了一些数据作为挖掘的原始数据集，进行了基于决策树的医疗数据分析，得到了良好的效果［12］。同样，我们也可以进行基于决策树的中医医案数据分析，从而优化传统的中医医疗方案。

2.2.5模糊集与粗糙集模糊集是一种表达和处理不确定性的重要方法。不确定性以多种形式发生在今天的数据库模型中，如不精确、不完全、不典型、不一致、含糊，等等。模糊集利用不确定性使系统的复杂性变得可处理。当精确输入不可能或太昂贵时，模糊系统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模型方法。粗糙集合理论中的模糊性就是一种基于边界的概念，即一个不精确的概念具有模糊的不可被明确划分的边界。粗糙集用一个集合的上下界来定义，下界中的每个成员都是这个集合的成员，而上界的每个非成员也一定是这个集合的非成员。粗糙集中的上界是下界和边界区域的并集。边界区域的成员可能（但是不能肯定）是这个集合中的成员。因此，粗糙集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有三级成员函数（是，否，可能）的模糊集。象模糊集那样，粗糙集是处理数据不确定性的一种数学概念。与模糊集类似，粗糙集很少单独使用，而通常是与规则推导、分类、聚类等其他方法一起组合使用。已有学者基于奇异粗集及其元素迁移，研究其在中医药辨证诊治过程和中药方加减中的应用，设计一个基于双向S粗集的中医药辨证诊治知识支持系统，为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医药诊治领域中的应用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13］。我们也可以采用类似方法研究中医医案中蕴含的各医家辨证诊治思维过程，从而把中医药研究引向深入。

2.3结果表述和解释是指根据最终用户的决策目的，对提取的信息进行分析，把最有价值的信息区分出来，并且通过决策支持工具交给决策者。在中医医案研究中，根据设定的中医医案知识发现的目标，例如关于疾病的诊断治法遣方用药的分析，对相关信息进行相应分析处理，由特定知识发现工具来实现。但结果仍需终端用户来判定是否符合中医药基本理论或者通过临床科研实践来进行验证。

3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法及其在中医医案研究中的应用

3.1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法概述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学科的分化越来越细，学科间交流越来越困难，知识总量与人类吸收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一个专业领域的信息可能对另一个专业领域是有价值的，跨学科间一定存在着潜在的未被发现的关联。这就是所谓“知识分裂理论”［14］。在大量分裂的知识或科学文献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系既包括我们通过常规组配检索可得到的显性的联系（或知识），也包括那些常规检索得不到的隐性的联系（或知识）。1985年Swanson偶然发现，两篇医学文献放在一起会揭示出某一个问题的答案，而这个答案是从单独一篇文献得不到的。这预示着在医学文献中存在着大量的未被发现的隐含的关联。Swanson认为，将两类非直接相关的文献结合在一起分析，会形成一种新的知识，而这种新的知识是通过单独分析两类文献中的任何一类而得不到的。这就是他的非相关文献的知识发现思想［15,16］。在大量的文献中，一些文献可能相互引用，文献间存在着人们可利用数据库检索到的显性联系；有些文献互不引用或很少被共同引用，则称这两类文献是相互独立的，也就是非相关的。一些非相关文献通过各自提出的观点联系在一起，形成逻辑关联。这种联系通过常规的数据库检索是检不到的，是未被发现的隐密的联系，是新知识的源泉，可能对科研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7］。常规的联机医学文献分析检索系统（MEDLINE）检索方式是通过给定的题目检索已发表的文献。为了扩展MEDLINE检索功能，克服其局限性，Swanson设计了一个人机交互的软件系统，并制定了相应的数据库检索策略，称为Arrowsmith，用于分析研究非相关的互补文献，更加易于在两组生物医学文献间发现互补性结构［18］。在Swanson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很多研究人员对基于非相关文献的知识发现方法进行了改进。Gordon和Lindsay改进了Swanson的基于单词的词频统计方法，利用基于短语的词频统计方法，引入了四个参数来获得短语的最终词频，验证了雷诺病（Raynaud），鱼油（fishoil）之间的关联［19,20］。Weeber等［21］利用一体化医学语言系统（UnifiedMedicalLanguageSystem,UMLS）的语义类型实现了自然语言与UMLS概念的映射。这种语义筛选的机制能够产生概念的聚类，尤其是中间集合的概念的聚类。Srinivasan［22］将Weeber的语义分析方法和Gordon的词频统计方法结合起来提出基于概念的词频统计方法，将自然语言通过医学主题词表（medicalsubjectheadings,MeSH）与UMLS的语义类型联系起来，并利用Gordon的统计参数，计算概念之间的相关性。

3.2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法及其在中医医案研究中的应用由于中医医案是中医临床医师实施辨证论治过程的文字记录，相互之间几乎互不引用，两篇中医医案相互独立，也就是非相关的，这符合非相关文献的定义。但是其中蕴含的医理可能是一致的，这为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法在中医医案研究中的应用提供了基础。Arrowsmith系统是实现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的软件工具，其主要功能是：从两类非相关文献数据库记录的标题、主题词及文摘当中，提取自然语言并加以分析排列，找到能表达两类非相关文献间关联性的概念、词语等，供研究人员参考。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和参照Arrowsmith系统，结合相关技术研究最新进展，研制可处理中医医案的软件系统。有研究者［23］提出了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法在中医研究中的应用需要依赖的几项关键技术。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软件系统本身并不复杂，但是实现在中医医案研究中的应用同样需要依赖几项关键技术。

3.2.1中医医案数据库的建立面对浩若烟海的中医医案文献，面对因时代变迁而造成众多歧义的中医药概念及词汇，中医医案数据库的建立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中医医案一般没有标题、主题词及摘要，甚至某些中医医案本身就带有摘要性质。同时中医医案形式、体裁、风格、内容的多样性也使中医医案数据库的建立成为困难。我们可以采用先易后难的策略，先从较规范的现代医家医案入手，最终建立中医医案数据库。

3.2.2中医药学中文文本自动分词和词性标注系统研制实施中医药古文献的自动切分与标注，需要一个高性能的切分标注软件。近年来，中文自动分词技术，无论是自动分词的算法方面，还是词表的研制方面，都取得较大进展，技术已经日益成熟。将这些技术应用于中医医案研究当中还需要做一些软件实现或集成的工作。但同时，中医疾病病名、药名、度量衡混乱，亟需稳定化、标准化［24］，中医理论术语的模糊性等，也是软件设计中要解决的问题。

3.2.3停用词表研制因为中医语言的多义性与模糊性，有一些无意义的语词，或者是在特定研究领域内无意义的语词，应该列入停用词表，在抽词的过程加以删除，降低运算的复杂程度，提高结果的准确性。但停用词与停用范围的确定本身也是个要解决的问题。

4结语

章太炎先生指出：“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寻，循此钻研，事半功倍。”要挖掘中医宝库，就要总结前人经验，研究其学术思想；要提高临床疗效，要升华形成新的理论，以推动中医药学科的整体发展。因此，有必要认真研究中医医案。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知识发现技术方法在中医医案研究中的应用，中医药学一定有着更广阔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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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案范文篇4

【关键词】中医;医案;知识;技术;数据

中医医案是中医临床医师实施辨证论治过程的文字记录，是保存、查核、考评乃至研究具体诊疗活动的档案资料［1］。在中医药学领域中，自古至今，从散在于各种史料中记录的医案雏形，到医案专著，医案一直伴随着中医药学的发展。随着医案记录的不断涌现，医案分析研究也层出不穷，在中医理论的形成发展传承过程中一直充满活力，是中医理论不断发展的摇篮。随着新技术、新方法不断引入中医药研究领域，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对中医医案进行研究已经提上日程。

1中医医案的特征与新技术新方法的引进

中医医案是中医理、法、方、药综合运用的具体反映形式，它不仅是医疗活动的真实记述，而且还反映了医家的临床经验及思维活动。由于医家所处时代不同，个人经历、学识、爱好和修养等各异，因此历代医案的数量、形式、体裁、风格和内容等亦在不断变化中。我国早在2000多年前，名医淳于意就首先注意医案（诊籍）的记载。但秦汉以降，医家崇尚方书，此后直至隋唐五代，医案才逐渐散见于医籍和文史书中，数量少且内容简；宋金元时期医案专著开始出现，医籍附案逐渐增多，医家立案蔚然成风，医案风格异彩纷呈。医案发展至明代，开始有名医医案的专著出版，如江灌的《名医类案》。此期在医案数量增加的同时，质量也有了明显提高，主要表现为内容完整、客观；格式多样、规范；说理透彻、详明；文笔秀美、流畅［2］。明末清初医家喻嘉言在《寓意草》中撰“与门人定议病式”，在韩懋和吴昆等人的基础上，对撰写医案的内容与格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态度应严肃认真，内容应详尽，理法方药应齐备。而张山雷在撰写风格上，或继承明清两代的特点，或对传统医案加以变革，采用中西汇通的观点叙述医案。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医案的数量也呈“爆炸式”增长。如隋唐五代前千百年的医案，数量少且内容简；而仅在清代，医家撰写的医案专著就达200余种，而且门类齐全，风格多样，既有个人医案、医案类书、医案丛书，又有专科医案、专题医案、会诊医案、医案评注及宫廷医案等；近十年公开出版的名老中医医案有近百种之多，每种收录医案数百则到千余则不等。古今医案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3］，向应用中医基本理论研究现代医学疾病的方向发展，注重记载现代医学已诊断明确的病名。常见的记载方式为中西医诊断并列，以利互参。医案记载实验室等客观检查的内容逐日增多，针对检查结果的辨治内容如“微观辨证”等随之出现。现代医案中处方用药的内容变化也较明显，医者不仅根据中医药理论选方用药，而且根据现代医学病理生理和中药药理进展来选方用药，医案中合用西药的现象越来越多。即便现代医案也存在着记载缺杂混乱、现代医学成分过多、文词晦涩、夸张不实等诸多问题［4］。从以上分析可知，从信息科学角度来看，中医医案数据将是混乱又复杂的经验数据。这些导致了中医医案研究的困难。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医学领域分工日益细化，跨专业的沟通变得更加困难，而某个专业领域的信息，可能对相关专业领域是有价值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隐含的有价值的关联，而以常规方式通常检索不到这种关联性。中医医案不仅涉及到临床内、外、妇、儿各科，还包含了中医学中的哲学基础、中医对正常人体和疾病的认识，以及中医食疗、养生和诊疗疾病的原则等方方面面，如何对其中隐含的知识进行解析与发现，必将是今后研究的热点与难点。而且中医药学科内仍然有大量的问题，甚至是一些基本性的问题得不到合理的、科学的解释，研究的空白比比皆是，这些都可能通过中医医案研究得到解决或启示。但以个人之力实难发现其中蕴含的有价值信息，而且以人工逐字研读名老中医医案，容易产生遗漏，来回翻页又很繁琐。要完成普通人不能完成的任务，这就需要有新技术新方法的引进，知识发现技术方法可能就是这样一种重要而有效的方法。

2知识发现方法及其在中医医案研究中的应用

知识发现是指从数据集中识别出有效的、新颖的、潜在有用的，以及最终可被理解的模式的非一般的过程［5,6］。知识发现是多学科交叉的新兴边缘学科。近年来，随着数据获取和数据存储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种数据库、数据集和数据仓库中存储的数据量飞速增长。如何从这些海量数据中提取出有用的知识呢？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knowledgediscoveryindatabase,KDD）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一条解决这种“数据丰富而知识贫乏”困境的有效途径。当前国际上，知识发现的研究主要是以知识发现的任务描述、知识评价与知识表示为主线，以有效的知识发现算法为中心。知识发现过程一般由三个主要的阶段组成：数据准备、数据挖掘、结果表达和解释。知识的发现可以描述为这三个阶段的反复过程。中医医案中的知识发现也不例外。

2.1数据准备要有效地利用KDD进行中医医案知识发现，首先必须进行数据准备工作。目前，在“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引文版）”、“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数据库中，以的形式实现了部分现代医案的数据准备工作。此外仅少数专题性质的数据库收录了一些古今医案。再加上散见于古今医籍和文史书中的医案，中医医案的数据准备工作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中医医案的数据准备中具体要解决的是：设定并明确中医医案知识发现的目标；对中医医案数据加以充分理解；对相关的中医医案数据进行必要的预处理，使其符合KDD算法的要求；选用合适的KDD方法进行数据建模。其中中医医案中的知识发现的目标，可以从指导中医临床应用角度，对医案内容加以分析归纳研究，如对医者临证思维的阐释，对各医家、流派学术思想的探讨，各专科、专病、专症理法方药运用特点的归纳，以供临证学习参照，并可建立智能诊疗系统。也可以就其中蕴含的中医医理、药理进行研究，寻求中医药基础理论的新突破、中药新药的勘探等。

2.2中医医案中的知识发现可能运用的主要技术

2.2.1统计方法从历史上看，统计工作主要集中在测试预先的假说以及使模型适合于数据等。研究上，统计方法通常依赖于一个明确的潜在概率模型。此外，人们假定这些方法是由统计学家来使用的；为了生成候选假说和模型，人的干预是必要的。目前已有中医医案论文中用了频数统计的这种最粗浅的医学统计方法来进行研究，通过这种计量的研究使得结论更有说服力。如姜良铎［7］在董建华的指导下，运用统计学原理对古今700多医家10009则温病医案进行分析，从而总结出温病诊断指标及证治方药规律。

2.2.2聚类分析又称集群分析，是指利用物以类聚的原理，把大量无序的数据分成数类，有助于对大量数据中的规则予以认识，它是一种数理统计方法，可将一些观察对象依据某些特征加以归类，在生物学和医学分类问题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在中医医案研究中，聚类分析能较好地避免分类过程中掺杂的主观因素，能客观地准确地反映研究对象，并从中可能发现其内在的客观规律［8］。如周德生［9］统计了明清时期26部现存医案中的津液亏损病案573例，采用R型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得出津液亏损中每个亚型的几个主要用药，并揭示了明清时期津液理论的某些特征。

2.2.3人工神经网络人工神经网络是指模拟人脑工作机制的一种计算模型，它是由非处理单元组成的非线性大规模自适应系统，以类似于人脑神经网络的并行处理结构进行信息的高级处理。由于它具有自适应性、并行处理能力和非线性处理的优点，所以在医学领域被广泛应用［10］。目前已有学者利用人工神经网络原理实现对病案的分析，用病症分类神经网络来说明知识自动获取方法的实现。它应用人工神经网络的反向传播算法（backpropagationalgorithm,BP），通过研究中医医案，形成专家知识，对BP网络进行训练，从而使网络获得一定的学习能力，将训练所“学习”而来的“知识”运用到新的病症判断中，从而实现对新知识的获取［11］。其虽然只是举了一个例子，但引进了医案分析的新方法。

2.2.4决策树该树的每个非终端点均表示被考察数据项目的一个测试或决策，根据测试结果选择某个分支。为了分类一个特定数据项目，从报结点开始，一直向下判定，直到到达一个终端结点（或叶子）时为止。当到达一个终端结点时，一个决策便形成了。决策树也可解释成一种特殊形式的规则集，其特征是规则的层次组织关系。前已述及，中医医案数据是混乱又复杂的经验数据。而处理大量混乱而复杂的经验数据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是决策树分类技术。利用知识发现中的决策树方法来对这些数据分析，可以为医生提供极具价值的知识，从而对临床医疗方案进行优化。目前已有研究者从医院病案室保存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病案中选取了一些数据作为挖掘的原始数据集，进行了基于决策树的医疗数据分析，得到了良好的效果［12］。同样，我们也可以进行基于决策树的中医医案数据分析，从而优化传统的中医医疗方案。

2.2.5模糊集与粗糙集模糊集是一种表达和处理不确定性的重要方法。不确定性以多种形式发生在今天的数据库模型中，如不精确、不完全、不典型、不一致、含糊，等等。模糊集利用不确定性使系统的复杂性变得可处理。当精确输入不可能或太昂贵时，模糊系统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模型方法。粗糙集合理论中的模糊性就是一种基于边界的概念，即一个不精确的概念具有模糊的不可被明确划分的边界。粗糙集用一个集合的上下界来定义，下界中的每个成员都是这个集合的成员，而上界的每个非成员也一定是这个集合的非成员。粗糙集中的上界是下界和边界区域的并集。边界区域的成员可能（但是不能肯定）是这个集合中的成员。因此，粗糙集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有三级成员函数（是，否，可能）的模糊集。象模糊集那样，粗糙集是处理数据不确定性的一种数学概念。与模糊集类似，粗糙集很少单独使用，而通常是与规则推导、分类、聚类等其他方法一起组合使用。已有学者基于奇异粗集及其元素迁移，研究其在中医药辨证诊治过程和中药方加减中的应用，设计一个基于双向S粗集的中医药辨证诊治知识支持系统，为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医药诊治领域中的应用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13］。我们也可以采用类似方法研究中医医案中蕴含的各医家辨证诊治思维过程，从而把中医药研究引向深入。

2.3结果表述和解释是指根据最终用户的决策目的，对提取的信息进行分析，把最有价值的信息区分出来，并且通过决策支持工具交给决策者。在中医医案研究中，根据设定的中医医案知识发现的目标，例如关于疾病的诊断治法遣方用药的分析，对相关信息进行相应分析处理，由特定知识发现工具来实现。但结果仍需终端用户来判定是否符合中医药基本理论或者通过临床科研实践来进行验证。

3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法及其在中医医案研究中的应用

3.1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法概述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学科的分化越来越细，学科间交流越来越困难，知识总量与人类吸收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一个专业领域的信息可能对另一个专业领域是有价值的，跨学科间一定存在着潜在的未被发现的关联。这就是所谓“知识分裂理论”［14］。在大量分裂的知识或科学文献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系既包括我们通过常规组配检索可得到的显性的联系（或知识），也包括那些常规检索得不到的隐性的联系（或知识）。1985年Swanson偶然发现，两篇医学文献放在一起会揭示出某一个问题的答案，而这个答案是从单独一篇文献得不到的。这预示着在医学文献中存在着大量的未被发现的隐含的关联。Swanson认为，将两类非直接相关的文献结合在一起分析，会形成一种新的知识，而这种新的知识是通过单独分析两类文献中的任何一类而得不到的。这就是他的非相关文献的知识发现思想［15,16］。在大量的文献中，一些文献可能相互引用，文献间存在着人们可利用数据库检索到的显性联系；有些文献互不引用或很少被共同引用，则称这两类文献是相互独立的，也就是非相关的。一些非相关文献通过各自提出的观点联系在一起，形成逻辑关联。这种联系通过常规的数据库检索是检不到的，是未被发现的隐密的联系，是新知识的源泉，可能对科研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7］。常规的联机医学文献分析检索系统（MEDLINE）检索方式是通过给定的题目检索已发表的文献。为了扩展MEDLINE检索功能，克服其局限性，Swanson设计了一个人机交互的软件系统，并制定了相应的数据库检索策略，称为Arrowsmith，用于分析研究非相关的互补文献，更加易于在两组生物医学文献间发现互补性结构［18］。在Swanson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很多研究人员对基于非相关文献的知识发现方法进行了改进。Gordon和Lindsay改进了Swanson的基于单词的词频统计方法，利用基于短语的词频统计方法，引入了四个参数来获得短语的最终词频，验证了雷诺病（Raynaud），鱼油（fishoil）之间的关联［19,20］。Weeber等［21］利用一体化医学语言系统（UnifiedMedicalLanguageSystem,UMLS）的语义类型实现了自然语言与UMLS概念的映射。这种语义筛选的机制能够产生概念的聚类，尤其是中间集合的概念的聚类。Srinivasan［22］将Weeber的语义分析方法和Gordon的词频统计方法结合起来提出基于概念的词频统计方法，将自然语言通过医学主题词表（medicalsubjectheadings,MeSH）与UMLS的语义类型联系起来，并利用Gordon的统计参数，计算概念之间的相关性。

3.2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法及其在中医医案研究中的应用由于中医医案是中医临床医师实施辨证论治过程的文字记录，相互之间几乎互不引用，两篇中医医案相互独立，也就是非相关的，这符合非相关文献的定义。但是其中蕴含的医理可能是一致的，这为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法在中医医案研究中的应用提供了基础。Arrowsmith系统是实现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的软件工具，其主要功能是：从两类非相关文献数据库记录的标题、主题词及文摘当中，提取自然语言并加以分析排列，找到能表达两类非相关文献间关联性的概念、词语等，供研究人员参考。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和参照Arrowsmith系统，结合相关技术研究最新进展，研制可处理中医医案的软件系统。有研究者［23］提出了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法在中医研究中的应用需要依赖的几项关键技术。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软件系统本身并不复杂，但是实现在中医医案研究中的应用同样需要依赖几项关键技术。

3.2.1中医医案数据库的建立面对浩若烟海的中医医案文献，面对因时代变迁而造成众多歧义的中医药概念及词汇，中医医案数据库的建立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中医医案一般没有标题、主题词及摘要，甚至某些中医医案本身就带有摘要性质。同时中医医案形式、体裁、风格、内容的多样性也使中医医案数据库的建立成为困难。我们可以采用先易后难的策略，先从较规范的现代医家医案入手，最终建立中医医案数据库。

3.2.2中医药学中文文本自动分词和词性标注系统研制实施中医药古文献的自动切分与标注，需要一个高性能的切分标注软件。近年来，中文自动分词技术，无论是自动分词的算法方面，还是词表的研制方面，都取得较大进展，技术已经日益成熟。将这些技术应用于中医医案研究当中还需要做一些软件实现或集成的工作。但同时，中医疾病病名、药名、度量衡混乱，亟需稳定化、标准化［24］，中医理论术语的模糊性等，也是软件设计中要解决的问题。

3.2.3停用词表研制因为中医语言的多义性与模糊性，有一些无意义的语词，或者是在特定研究领域内无意义的语词，应该列入停用词表，在抽词的过程加以删除，降低运算的复杂程度，提高结果的准确性。但停用词与停用范围的确定本身也是个要解决的问题。

4结语

章太炎先生指出：“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寻，循此钻研，事半功倍。”要挖掘中医宝库，就要总结前人经验，研究其学术思想；要提高临床疗效，要升华形成新的理论，以推动中医药学科的整体发展。因此，有必要认真研究中医医案。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知识发现技术方法在中医医案研究中的应用，中医药学一定有着更广阔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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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案范文篇5

关键词：新安王氏内科；中风病；证治规律；益气活血通络；Apriori算法

中风又名“卒中”，现代医学归之于“脑卒中”的范畴，由于其患病年轻化、病因病机复杂性，得到广大临床研究人员的关注。中风病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研究则主要探讨狭义中风的证治规律，即《金匮要略》提到的“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为痹。脉微而数，中风使然”，类似于“肌肤不仁”“口吐涎”“僻不遂”“不识人”“舌即难言”等典型症候群已被整合为中风病相关症候［1］。新安王氏内科在徽州地区流传久远，在治疗中风病上，独树一帜，以培补肝肾为主，兼以活血化瘀，息风通络，豁痰开窍。本研究搜集整理王氏名家第四代王仲奇，第五代王任之、王乐匋等中医医案处方共计252例，运用数据挖掘手段，对证候和药物组成进行关联规则分析，探求其治疗中风病的证治规律。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搜集安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库藏《新安医籍丛刊·医案医话类·第一册·王仲奇医案》《王任之医案》《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王乐匋》，新安王氏医学流派传承工作室所存王氏医家临证处方，将病名明确标为中风病者总计252例病案整理归档，删除不同医案中的相同处方。依照处方中证候及药物特点按照肝肾亏虚证、风阳上扰证、气虚血瘀证、风痰入络证、阴虚风动证5种证型整理成证候和药物数据库，其中痰热瘀闭证与痰蒙神窍证由于例数较少则不做讨论。

1.2纳入标准

①所选医案确定为新安王氏内科处方；②所选医案通过临床明确确诊为中风病；③所选医案中明确提出处方有效者；④药物剂型统一为汤剂。满足以上条件者，依据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中医内科学》第3版中风病证型分类标准及医案包含的基本证型信息，对方药及证候信息进行整理。

1.3排除标准

①医案记录中疗效不明确；②药物剂型不明确，或方药不全；③所选医案中明确提出处方无效；④合并其他治疗方法，如外治、针灸、推拿等。

1.4数据规范化

①所录处方中所载药物统一按照2020年版《中国药典》［2］进行校正，如“元胡”“延胡”统一为“延胡索”，个例地方草药则不予改动；②所录处方中所载证候，统一按照“十二五”教材《中医内科学》第3版［3］及《中医诊断学》［4］予以修改，如“半身偏瘫”“半身不遂”者统一为“半身不遂”。

1.5数据挖掘

通过Excel2010软件对252例病案整理归档的数据库进行频次与频率分析，IBMSPSSModeler14.2中Apriori算法对处方中药物⁃证候之间配伍关联规则关系进行挖掘。

2结果

2.1药物频次

252例新安王氏内科治疗中风中最常用的前10位药物为豨莶草、当归、远志、黄芪、牡蛎、地龙、石斛、红花、鸡血藤、茯神，根据其特点而推导出治法主要为活血化瘀、补气养血、潜阳育阴，具体见表1。

2.2证候频次

252例医案中频次最高的前10位证候为脉濡弦、舌强言蹇、半身不遂、麻木、头晕、口舌歪斜、舌质红，苔薄黄、舌质暗淡，有齿痕，苔白腻、舌质淡红、目眩，具体见表2。项，后项为证候项）。表3证候与药物单项关联分析（支持度≥10％，置信度≥

2.3证候与药物单项关联分析

具体见表3（前项为药物项，后项为证候项）。

2.4证候与药物二项关联分析

具体见表4（前项为药物项，后项为证候项）。

2.5证型频次

252例医案中风阳上扰证、肝肾亏虚证、气虚血瘀证为最常见的中风证型，其频率分别达到25.79％、24.60％、24.60％，痰热瘀闭证、痰蒙神窍证由于例数过少则不作讨论，具体见表5。

2.6证型与药物关联分析

通过关联规则挖掘得到证型与药物或药对之间的关系，例如肝肾亏虚型，常用药物为熟地黄、巴戟天、肉苁蓉、锁阳、牛膝、续断、沙苑子、枸杞子等；风阳上扰证则常用钩藤、地龙、牡蛎、珍珠母、夏枯草、白蒺藜、桑寄生、天麻、野料豆等；气虚血瘀证主要使用鹿衔草、葛根、黄芪、当归、鸡血藤、红花、豨莶草、地龙、秦艽等；风痰入络证则多使用郁金、远志、茯苓、石菖蒲、鹿衔草、天麻、郁金、胆南星、茯神等；阴虚风动证者常用石决明、白蒺藜、白芍、茯神、石斛的等，见表6（后项为证型项，前项为药物项）。

3讨论

从药物使用频次可见，王氏在治疗中风时认为中风以肝肾不足为本［5］，因而所用药物中归肝、肾经者居多，如地黄、豨莶草、牛膝、巴戟天、桑寄生、肉苁蓉、锁阳、续断等，皆有滋补肝肾之效。若阴亏者甚则佐以白芍、枸杞子、女贞子敛阴；血亏者则加当归身、鸡血藤等，和络养血［6］。用药频次排名第一的是豨莶草，在252例处方中总计使用了109次，豨莶草性苦寒，入肝肾之经，常用于祛风除湿、强筋壮骨；王氏常用其治疗中风，一取其通经活络之意，凡中风患者，无论内外因，皆有经脉闭阻之嫌，二取蒸制后，其性转温，更可与黄芪、当归、红花鸡血藤等药调补气血、活血通络，犹擅治疗气虚血瘀证之中风［7］。中风病病理因素复杂，风、火、痰、瘀、虚或单一为患，或合而为病。王氏在培补肝肾的基础上，分中经络、中脏腑，四诊合参，随证治之。若邪在于络表，则病较轻，可出现肌肤麻木不仁，麻木则与葛根单项关联，与鹿衔草、地龙二项关联，葛根辛甘活散，可活通气血，尤其可升散阳明之阳气，走指端细微之脉络，鼓气血入之；鹿衔草可补精填髓，地龙可通络，两者一通一补，共奏奇效，由此可知，王氏认为麻木多为中风初期之症，多由肝木不养，肝筋不柔所致。若邪入于经络深处，则出现肢体行动困难，半身不遂等证候，半身不遂与红花单项关联，与秦艽、地龙二项关联，半身不遂者经络血脉不通，红花可活血化瘀，亦可通经疏络；秦艽可治诸风，入厥阴肝经，地龙息风通络，两者合之可息风舒经活络，故王氏认为中经络者，多有血脉闭阻之嫌，气血被阻，则肢体失养，应活血通经，息风活络。中脏腑，则病情较重，会出现猝然昏扑，神志不清，舌强言蹇、口舌歪斜等证候，舌强言蹇与白附子单项关联，与远志、豨莶草二项关联，白附子主中风失音，可祛风止痉豁痰，犹擅治疗风痰入络；远志宁心静气，心开窍于舌，豨签草通络活血，二药合用可通舌窍。口舌歪斜与红花单项关联，与红花、葛根二项关联，葛根走太阴肺经，太阴之经散于舌下，连于舌本，红花循经活血化瘀以通络牵正。头晕者，虚实皆有，头晕与女贞子单项相关联，女贞子可补益肝肾，治肝肾阴虚之头晕；与菊花、牡蛎二项关联，菊花平肝清热、清利头目，牡蛎重镇潜阳，善治肝阳上亢证之头晕。目眩与石决明单项相关联，与石决明、牡蛎二项关联，两者皆是重镇浮越之阳。乏力者多为虚证，与续断单项关联，与巴戟天、牛膝二项关联，续断可补益肝肾，巴戟天温补肾阳，牛膝填骨益髓。行动不便与锁阳单项关联，与续断、锁阳二项关联，二药共起补肾固髓、养阴补肝之效［8］。由证型与药物的关联结果可知，肝肾亏虚型常用药物为熟地黄、巴戟天、肉苁蓉、锁阳、牛膝、续断、沙苑子、枸杞子，有地黄饮子之意，熟地补肾填髓、滋水涵木，肉苁蓉甘温润阴，锁阳补阴固髓，牛膝引妄风妄血下行，续断、沙苑子固肾益精，枸杞子阴阳同补；风阳上扰证常用钩藤、地龙、牡蛎、珍珠母、夏枯草、白蒺藜、桑寄生、天麻、野料豆等［9］，以平肝潜阳、清热息风，加以活血通络；气虚血瘀证主要使用鹿衔草、葛根、黄芪、当归、鸡血藤、红花、豨莶草、地龙、秦艽等，鹿衔草补精填髓，豨签草蒸者可通络活血，葛根作循经之用，黄芪、红花、鸡血藤、红花、地龙等药补气血、通经络、化瘀滞，补中有行，补而不滞，血和络通；风痰入络证多使用郁金、远志、茯苓、石菖蒲、鹿衔草、天麻、胆南星、茯神，茯苓利水渗湿，且引气血下行，菖蒲芳香开窍豁痰，天麻息风豁痰，胆南星清火化痰，郁金行气开郁助诸药化痰浊，远志、茯神安五脏；阴虚风动证常用石决明、白蒺藜、白芍、茯神、石斛，阴虚者，以石斛益胃养阴，白芍柔肝敛阴；风动者，白蒺藜平肝疏肝，石决明潜阳抑肝，以定肝风［10］。

4结论

医案范文篇6

《中药学》是专门研究中药基本理论和中药的来源、产地、采集、炮制、性能、功效及临床应用规律等知识的一门学科，是中医院校的骨干学科，是连接中医基础学科和临床学科间的一门桥梁课，是中医药学宝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药学》传统的教学方法是以教师讲授，学生听讲为主，在对教学效果的评价上主要把学生的学习成绩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因此，学生的学习主要考背记教材，考后短时间就忘记，到毕业考试之际，许多知识还需重新复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量越来越大，更新速度也越来越快，传统教学方法的弊端日益明显，教会学生如何自主学习《中药学》是当前亟待解决的课题。学生自主学习的方法很多，如联系实际学习法、循序渐进学习法、目标学习法、自督学习法等，大多适合于个人的学习方法，而面对信息爆炸的时代，单靠一个人去默默苦读书已不能适应学习的需求，所以合作自主学习法特别适用于高等院校在校大学生，尤其对于《中药学》的学习采用合作自主学习，能共同分享学习成果，每个学生都是学习的主人，而不是被迫学习的奴隶。《中药学》课程的特殊性主要在于中药学的内容非常多，除了要学习理论课，还要学习中药实验以锻炼实验操作技能，同时还要学习中药标本，包括药用植物及中药饮片的辨别。在学习时不仅有老师的讲授、同学与同学之间合作自主学习，也需要同学与老师合作，相互间不仅是知识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在学习过程中渗透着情感的交流，通过合作交流获得知识，并增进情感。《中药学》理论课内容很多，除了教师讲授部分重点、难点等需要掌握的知识点之外，一些熟悉、了解药物的功效应用及药物的研究进展、学术争议等均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学生合作自主学习，如不在教师的指导下合作自主学习，可能为了应付考试及格，很大一部分学生就不会去看，去想这些内容，教材上的这部分内容就形同虚设，没有存在的意义，如何有效的引导学生合作自主查阅文献，与同学分享学习成果是《中药学》理论课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之一。

2引导学生合作自主学习医案、现代研究进展等扩充性资料

《中药学》课程一般安排在学生学习了《中医基础理论》与《中医诊断学》之后，学生在学习中药时便有了上临床的渴望，希望能尽早体会为人治病的收获和喜悦，这时医案教学法在中药学教学中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教师在讲课时选择典型医案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充分调动学生查阅医案，积极主动的参与合作自主学习。教师讲授医案内容的多少、深浅的把握以及引导学生学习的方法等都对合作自主学习的成果产生重要影响。不同版本的《中药学》教材的扩充性资料不同，主要资料有现代研究、本草记载、医案选读等，这些内容虽然考试点不多，但对于做好中医临床却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因此如何引导学生合作自主学习扩充性资料，怎样培养批判性学习思维能力是当今中药学教师思考与讨论的热门话题。宋代教育家朱熹提出“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不疑则不进”，能够质疑，善于质疑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要求学生能够独立思考，用于探索，善于发现问题［2］。因此，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要不断的渗透质疑、批判的学习思维，激发学习灵感，提升思考空间，打破常规思维模式，多渠道尝试、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本教学团队在讲授《中药学》课程前即制定了自主合作学习的学习目标，包括知识目标、能力目标、情感目标三部分，其中知识目标包括医案学习目标、现代研究进展学习目标，对于医案的学习主要是对明清时期医家医案以及现代名老中医或国医大师医案进行分组讨论。如在讲述川楝子时，举出名老中医谢存柱的一则医案:左某，诉2天前突感右上腹剧烈绞痛，呕吐出蛔虫一条。阵发性绞痛。曾因剧烈疼痛昏厥过3次，面色苍白，舌质淡赤、苔白腻，脉弦细。此属蛔厥。治宜杀虫，行气止痛。方用川楝焦楂汤。焦川楝子10枚，焦山楂100g，水煎服1剂后一小时疼痛消失，次日解出蛔虫5条，又续服原方二次而愈［3］。这是谢医生的诊治方法，效果很好，但在讲述中药乌梅时又讲到乌梅丸可用于治疗蛔厥证，两种方法均可治疗蛔厥证，但川楝子为有毒中药，现代研究川楝子提取物对肝脏、肾脏及造血系统均产生毒性，且与剂量呈正相关［4］。而乌梅丸则相对安全，是否可先尝试用乌梅丸治疗，治疗效果不好时再选用川楝子，以防对人体造成伤害。总之，在学习古今医案时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将所学中医药知识运用到古今医案的学习中，而不是一味笃信古今医家医案，要学会变通、灵活应用中药。对于现代研究的学习通常是教师给学生指定学习题目，如“十八反与十九畏现代有哪些观点，在现代临床上有哪些新突破?威灵仙为祛风湿药，现代临床常用于治疗各种癌症，其理论根据是什么，清热解毒药能相当于抗炎药或抗病毒药使用吗”等问题，让同学们去查阅资料，将查阅结果制成ppt，讲述给同学们和老师，老师对同学所讲内容进行点评，不仅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增强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及与同学、老师交流学习的勇气和胆量，同时也逐渐培养了学生的批判性学习思维，教会学生终生学习的学习方法。龚小雪，陈继婷［5］认为学生自讲，老师点评的的教学方法，实现了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体现了师生之间平等、融洽的新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也可促使学生在学习和工作中能互相帮助，互相配合，相互支持，共同提高，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

3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合作自主学习，拓展知识面，提高学习效果

我校《中药学》课程为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已建立网络学习平台，学生可以通过此平台学习教研室每个老师对自己最擅长讲授或研究较多的章节的讲解，弥补单一教师对单一班级的不足，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听到多位教师的讲授，学生对《中药学》的知识面得以拓展，学习兴趣也有很大提高。网络平台上还有学生平时学习的习题库，学生在课余时间上网或用手机下载或拍摄下来，随时随地都可以考考自己或与室友合作自主学习，你考我，我考你，相互考试，相互提高学习效果。网络平台上还有参考文献和名医验案，学生可以在网络上查阅这些参考文献，也可以自行查阅名医验案在学生讨论区网上讨论或与教师交流学习心得，实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网络平台还有可供自我测试的试卷，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自行测试学习效果。

4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中药植物与中药饮片

我国有3000多种药用植物，中药品种多达10000余种，我校有部分学生来自山区，接触药用植物的机会较多，对于药用植物辨识的学习不拘于《中药学》教材的内容，在寒暑假可组织对中药植物有兴趣学习的同学，采用合作自主学习法，让学生收集中药植物或饮片图片，定期进行小组讨论，不认识的可请教代课教师或我校部级教学名师王德群教授，同时向代课老师汇报收集体会。在收集中药植物的同时，同学们首先在植物药的生长地与当地居民进行交流，每一味中药的当地名称已知晓，但可能与药典名称有出入，学生可以根据药用植物的性状、特征等来推断该植物所属科属，进而小组成员自行查阅资料，进行判断，找出该植物药的通用名称，不断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总之，通过学生的自主合作学习，极大的激发了学生学习中药学的学习兴趣，课堂气氛更加活跃，学习热情明显提高;拉近了学生与学生以及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距离，充分体现了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增强了学生的团队意识，逐渐养成批判性学习思维，为申报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项目提供一些思路。目前对于自主合作学习的模式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我们将进一步积极探索更加有效的自主学习模式。

作者:王玉凤 张亚辉 李凤 吴元洁 谭辉 杨青山 单位:安徽中医药大学

参考文献

［1］朱娅晶.合作式自主学习初探［J］.双语学习，2007，12:69.

［2］陈嘉.浅谈提升我院非英语专业医学学生专业英语学习兴趣的做法和体会［J］．贵阳中医学院学报，2015，37(5):90．

［3］刘大鹏.名医临床效验小方(第1版)［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86.

医案范文篇7

近代硕学梁启超曾说：“中国凡百学问都带有一种‘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神秘性，最足为智识扩大之障碍。”而其所举之例，即是“医学”。的确，中国传统医学较之于任何一种其他古代精密科学（如天文、算学）或实用技艺，都更具有传统文化的特征。或毋宁说，只有传统医学才能够体现传统文化“可以意会，难于言传”的韵味。

时至今日，当人们从不同角度对传统科技文化进行评价与研究时，一方面惊讶地发现：在近代西方科技繁荣昌盛、普及全球之后，唯有中国传统医学仍然具有不衰的生命力；但与此同时，人们又在不断地以西方科学的目光与标准来审视、衡量、评价、要求、改造这唯一具有生命力的传统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医者意也”所代表的传统医学之神韵棗这种与近代科学格格不入、“最足为智识扩大之障碍”的基本性格，自然就会受到更多的非难。

作为医史研究，特别是医学思想史研究，理应对这句古来医家常挂嘴边，当代中医也还在以不同方式强调其重要性的话加以注意。本文即从剖析“医者意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多种含意与表现形式入手，以求理解中国传统医学的“神韵”所在；沿着医学的轨迹，而不是文人的雅兴来探索传统医学的一些本质性问题。

出典与含义

“医者意也”初见于《后汉书·郭玉传》。其记述如下：

郭玉，和帝(89～105在位)时为太医丞，多有效应。而医疗贵人，时或不愈。帝乃令贵人羸服变处，一针即差。召玉诘问其状。对曰：“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摄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怖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

这段记述，有两点值得注意之处：一是文中所言之“意”，并无后世所要表达的种种深远含意，而不过是指医家的注意力。即郭玉以为“医疗贵人，时或不愈”的原因在于心怀恐怖，自然处处先思保身，焉能一心疗病。

值得注意的第二点，是文中所涉郭玉、程高、涪翁师徒三代，皆是针石之医。尽管“针灸”与“药物”可以说是构成中国传统医学治疗方法体系的左膀右臂，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发展水平与地位并不相同。从总体趋势上讲，“药物疗法”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取得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无论是从历代遗留之浩如烟海的中医著作，还是从当代中医的实际运用状况看，除针灸专科外，绝大多数的中医都是致力于药物的研究与使用。恰如左膀右臂，虽然它们并无明显差异地存在于人体之上，但左右手的能力及运用频繁程度，却有天壤之别。然而又如在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身上看不到左右手有如此明显的功能差异，且人类的“右利”之势古今亦有所不同一样，药物疗法的绝对优势亦非成于一朝一夕。

从中国传统医学最重要的经典棗今本《黄帝内经》（即《素问》与《灵枢》），主要是讲述针灸疗法即不难看出，针灸学在汉代不仅已然相当成熟，而且与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郭玉对于针法技艺微妙之处的释说，与今本《黄帝内经》中的一些相关论述极为相近。如郭玉说：“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而《灵枢》第一篇“九针十二原”概括针法之要时则有：“小针之要，易陈而难入。粗守形，上守神。粗守关，上守机”等语；同书“小针解”篇对“上守机”的解释为：“知守气也”。那么，“上工”（高明之医）“守神”、“守机”、“守气”的针刺技法与“粗工”（匠人之医）“守形”、“守关”有何区别呢？请看《素问·宝命全形论》对我们通常大加赞誉的“虚者实之，满者泄之”棗通过补虚泄实、调整阴阳，以恢复健康的中医基本治则是如何评价的：

“今末世之刺也，虚者实之，满者泄之，此皆众工所共知也。”

而上工“法天则地”之技在针法中的具体表现为：

“经气已至，慎守勿失，浅深在志，远近若一，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

读过上述经文，自然会导出这样一个问题：针法的治疗效果究竟与施术者的个人素质有多大程度的关联？甚至会有人问：在施以针刺的过程中，除了技艺因素外，是否还需考虑施术者与患者间，有可能存在某种“气”的交流？即是否存在某种能量通过“针”，从施术者一方传递到受术者身上，从而对治疗效果产生影响的问题。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问题都能通过实验弄清，目前似不应仅仅依据感觉轻率地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要之，通过郭玉与今本《黄帝内经》的有关论述可以了解到：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对于医家悟性、灵活性等个人素质的强调，首先是出现在针法的相关记述中。相比之下，药物治疗在此时还处在强调“验方”之传授与使用的阶段。《汉书·艺文志·方技》中有“经方”类，其意即是“经验之方”。无论是文人儒士，还是医家，历来对“经验之方”都是十分重视的，因而才会有

大量或简或繁的方书问世。致于说后世在药物疗法方面也出现了“古方不能治今病”，主张“宁失其方，毋失其法”的新思想，那正是本文后面将要讨论的问题。即“医者意也”观念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表现形式的问题。

“意”之内涵的转变

自郭玉倡言“医者意也”后，历代皆有援引以为据者，但援引者大多不是针法医，所欲阐发的旨趣也与针法无关。实际上，热衷此说者主要是一些注重药物理论与应用的医家，显示出医疗技艺重心从针灸疗法向药物疗法的转移。伴随着上述从针到药的转移，医者之“意”自然会因两种疗法性质不同而有所区别。换言之，“意”的内涵在悄然之中发生了种种改变，表述的思想内容已与出典风马牛不相及。为要弄清“医者意也”这只旧瓶所装新酒的味道如何，则必须先看看是何人、于何时、向此瓶中灌入了何酒。

就管窥所及资料而言，在郭玉之后较早言及“医者意也”的是南朝名士陶弘景（456～536）：

“故陶隐居云：医者意也。古之所谓良医，盖以其意量而得其节，是知疗病者皆意出当时，不可以旧方医疗。”

陶氏于医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将旧传《神农本草经》加以扩充、注释而成《本草经集注》。故上述之语显然是就方药而言。其后有隋唐间人许胤宗，“每疗，无不愈。”故人问曰：“公医术若神，何不著书以贻将来?”胤宗答道：

“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夫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疾，不亦疏乎！假令一药偶然当病，复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脉之深趣，即不可言，虚设经方，岂加于旧。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

在唐代医家孙思邈（581～682）的著作中，则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一观点：

“张仲景曰：欲疗诸病，当先以汤荡涤五脏六腑……故用汤也；若四肢病久，风冷发动，次当用散；……次当用丸……。能参合而行之者，可谓上工。故曰医者意也。”

“若夫医道之为言，实惟意也。固以神存心手之际，意析毫芒之里，当其情之所得，口不能言；数之所在，言不能谕。”

“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

从总体上讲，医家真正大谈“医者意也”是在宋代之后。试观以下诸例。

《太平圣惠方》序称：

“夫医者意也。疾生于内，药调于外，医明其理，药效如神，触类而生，参详变易，精微之道，用意消停。”

《夷坚乙志》记述北宋张锐以一种药治愈两人全然不同之病，因有人问其故：

“敢问一药而治两疾何也？锐曰：此于经无所载，特以意处之。”

南宋刘开《刘三点脉诀》自序云：

“夫脉者天真要和之气也……大抵持脉之道，非言可传，非图可状，……学者当以意会而精别之。”

南宋崔嘉彦《崔紫虚脉诀秘旨》自序，与上文全同。又《历代名医蒙求》苏霖序（1220）云：

“昔人序本草，尝有言曰：医者意也。盖谓医为人之司命，必致其意。……况医之道，有神圣工巧之殊；药之性，有君臣佐使之别；人之受病，则寒热燥湿，强弱盛衰，千变万态，不可言。既苟非精其意而通其妙，乌能已人之疾。”

南宋严用和所著《严氏济生续方》自序云：

“医者意也，生意在天地间，一息不可间断，续此方，所以续此生。”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说：

“古人以神圣工巧言医，又曰：医者意也。以其传授虽的，造诣虽深，临机应变，如对敌之将，操舟之工，自非尽君子随时反中之妙，宁无愧于医乎？今乃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何异刺舟求剑、按图索骥，冀其偶然中，难矣。”

明王文禄《医先》云：

“医者意也，度时致病者意起之，立方医之，若天时圣教不同也。……是以医贵审运气，察人情，及致病之原。”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五云：

“葛可久以气未足，初秋，取桐叶饮之，立下，此以意悟者也；……以命门无脉，而知为鬼，此以博识者也；……诊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此以理推者也。意难于博，播难于理，医得其意，足称国手矣。”

“夫医者，意也。以医取效，岂必视方哉？然须博通物性，妙解脉理而后以意行之，不则妄而轻试，足以杀人而已。”

《惠民局本草诗签》蒋溥序云：

“故河汾氏之言曰：医者意也，药者瀹也。先得大意，后以药物疏瀹之，此可谓善言医者矣。”

《圣济经》陈兰森序(1789)云：

“医者意也，以意体之，方无不当。”

清代龙绘堂所著《蠢子医》原序（1882）云：

“甚矣，医道之难也。医者意也，不可以妄试；不可以轻尝。”

清代臧达德《履霜集》自序（1814）云：

“盖医者意也。借望闻问切四者，以一己之心理而揣度夫病理；援五行生克之标榜，而定其所伤何部。以形式而言，似属谈空，细绎之固有至理在焉。”

清代李光庭《乡言解颐》卷三云：

“汉郭玉曰：医之为言意也。唐许允宗曰：医者，意也。思虑精则得之。望闻问切而不能知，或强不知以为知，遂以意为之，鲜有不败事者。东坡云：学书纸费，学医人费。”

十分明显，这些医家强调的“意”，早已不是在针法操作时需要集中的“注意力”；而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即：医学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而尤以诊脉、用药为难；治病不可生搬硬套、墨守成规；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方能正确辨识疾病，并找到适合的治疗方法。由此不难看出，中国传统医学在外表上虽然总是呈现出一种极强的继承性，令人觉得古今一脉并无多大变化，但实际上今古中医之不同远胜相同。其原因就在于历代医家虽然在口头上总是将诸如今本《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一些古代医学著作奉为圭臬，称为经典，但旧有的名词、概念往往早已被多次赋予新的解释与内涵；同时，这些新旧概念又被无数次地加以重组棗再建体系。这就是传统医学发展的历史、自我改造的历史，或者说是“革命”的历史。如果没有这种自我改造，中国传统医学肯定不会具有今日所见之强大生命力。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想到人类早期各地区、各种文化间的相同之处远远多于不同；针刺放血、草药治病等医疗技艺与知识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至今也并未彻底消亡，但何以不具与现代医学相并存的力量，即完全不难理解。“医者意也”内涵的改变，自然是上述变化的一种体现；而医家以“意”改造医学的过程，简直可以说就是传统医学发展的过程。从宏观的角度讲，中国传统医学之所以能够从低水平、原始的经验医学发展成为一个“伟大的宝库”，正是因为有许多堪称“古代科学家”的人，肯于将其与生俱来的聪明才智用在这种曾被贬斥为“君子不齿”的贱业上，才使得医学的知识含量、理论水平得以逐步提升，终在宋代以后成为被儒家认同的学问体系棗“格物穷理之一端”。此外，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思维特征，古代医家以“意”构建自身传统医学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以本民族思维特征与生活经验，构建一种实用技艺与学问体系的过程。因而可以说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性格，乃是由中国人固有之“意”所规定的。

以下我们不妨从微观的角度，认真分析一下那些“善于用意”的医家，是如何将“意”不断注入医学这个学问体系的。

三、药物与“意”

儿时随父在郊外玩时，常要教我认药、采药，并讲故事。印象最深的一个故事是：一日，某师对其弟子言：“去采一种不是药的草回来，即可毕业。”弟子领命而去，以为不难。谁知数日后却空手而归，泣对师言：“看来弟子是不能毕业了。”师曰：“何也？”答曰：“遍观草木，虽有不识，但无一非药。故难复师命。”师笑曰：“汝业已成，可去。”

听讲者自然要问：“既有不识，焉知为药？”其实这正是故事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即：自然万物的药用功效，可由一些基本的抽象原理而获知。例如“诸花皆升，诸子皆降”；以及见于今本《黄帝内经》的“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色赤如心”，“味咸入肾”等等，皆可作为分析药物功效的原则棗演绎原理，即可获得具体知识。然而有关人类何以会对自然界的“药物”有所认识的问题，“医学史”却另有解释。

中国自古就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以识药物的传说。现代医史著作在解释药物知识的形成途径时，基本上也都是沿袭这一模式。即“氏族成员由长时期采集逐渐转化为种植的过程中，对植物的咀咽尝试已多，积累了一些用植物治病的经验”；“在此过程中，他们曾发生过不少的中毒遭遇，但从中也积累了不少药物知识”；“由于饥不择食，人们经常误食某些有毒的植物，因而发生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等情况。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人们逐渐认识某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某些植物对人体有害，某些植物可以治病。这样便初步积累了一些关于植物药的知识。”尽管这种改造“神农尝百草”而成的“中毒识药说”自身存在着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中毒，往往只会给人留下“此物不可食”的经验），但因其立足点是“知识来源于经验”，故极易被接受。经验，无疑是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但我们还应该知道，类比与联想的思维方式（即被巫术研究者称为“相似律”与“接触律”的思维规律）亦是言说药物功效的重要途径。例如，在古代文献《山海经》中记载：昆仑之丘的沙棠，身体轻浮，故可以御水，食之可以不溺；蘨草是上帝女儿化身，故食之即可为人所爱，服之媚于人；蓇蓉“黑华而不实”，故食之使人无子等等。又如生长在身体外部的赘疣，在古人头脑中并不认为是源出体内的皮肤疾病，而被看成是外物所附，因而食用皮肤光滑的鱃鱼（泥鳅）可以达到“食者不疣”的效果。在今本《黄帝内经》为数不多的几个方剂中，有一个治疗失眠的药方叫作“半夏汤”，其制做方法是：

“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为一升半，去其滓，饮以一小杯。”

为何要用千里以外的流水？煎煮的燃料与药效有何关系？如果沿着“科学”的轨迹去思索，那将永无答案。即便是对于其中的药物棗秫米与半夏，至多也只能给出一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回答：因为它们是药，因为古人认为这两种东西能治失眠。然而如果我们知道当时对于失眠的病理解释是“阴阳之气不通”；如果我们能对古代的思维方式有所了解，那么就不难对这一切都做出某种合理的解释：千里以外的流水，具有“流动”的性质；苇是管状空心之物，具有“通”的性质；秫米（粘米）与半夏能熬出粘的汤汁，具有“滑”的性质，这些性质的集合构成了“半夏汤”的效能棗纠正体内“阴阳之气不通”的病态。因而作者断言：“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

前引孙思邈有关药物不同剂型适用范围的解说，也是同理。汤者，荡也；散（sǎn）者，散（sàn）也；丸者，缓也。总之，古人并不仅仅是从一种药物所含的“有效成份”去思考其作用；或者可以反过来讲，一切相关因素都是“有效成份”。因而他们决不会像今人，为了销售、保存、服用之便，而将治疗外感风寒等急性病的药物也制成丸药。由于原始文献的记载极为简略，故要逐一推敲每种药物功效建立过程中的思维过程与原理是不可能的，但诸如此类的线索确实可以使我们了解到，除实践经验外，类比方式可谓古代建立药效之说的最重要途径之一。这种类比（或称比类）与联想的思维方法，被古代医家称之为“意”。

北宋的苏轼就药与意的问题曾有这样一段记述：

“欧阳文忠公尝言：有患疾者，医问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风,惊而得之。医取多年柁牙为柁工手汗所渍处，刮末，杂丹砂、茯神之流，饮之而愈。今《本草注·别药性论》云：止汗用麻黄根节，疾故竹煽为末服之。文公因言：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

又如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中有关药理的解说，亦可谓旨趣相同：

“王原叔内翰云：医药治病，或以意类取。至如百合治病，似取其名；呕血用胭脂红花，似取其色；淋沥滞结，则以灯心、木通，似取其类。意类相假，变化感通，不可不知其旨也。”

这种“以意用药”或以意解药的表现，也可说是“感应论”在医学中的具体运用。有研究者指出：“感应原理是中国人思考方法中的基本原理之一，尤其是天人相感论构成了他们思想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献中的典型记述，如秦汉时期的《吕氏春秋·有始览》云：“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春秋繁露·同类相动》言：“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类之相应而起也。”至北宋赞宁（919～1001），总结前人发现的种种“感应”现象，撰写了《物类相感志》。从“磁石引针”、“琥珀拾芥”开始，列举了77种“物类相感如斯”的现象。接着又按身体、衣服、饮食、器用、药品、疾病、文房、果子、蔬菜、花竹、禽鱼、杂著等十二门，分别记述了物类相感的种种特殊现象共计448例。在现象罗列方面，可谓登峰造极。到了理学家手中，这些现象被形而上为一个基本原理：“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

要之，“感应”的思想方法具有既可产生巫术，也可产生科学的两面性。例如认为“兔唇”是“由妇人妊娠见兔，及食兔肉使然”，显然是基于“相似律”或“接触律”而来的巫术“禁忌”，但被认为富含许多科学内容的古代“胎教”，实际乃是建立在同样的思维基础之上。明代的李时珍，是驰名中外、妇孺皆知的“著名古代科学家”，但在他的《本草纲目》中同样可以见到此类显然不是源于实践的“用药知识”。例如，“铳楔”用于“难产”（击发的功用，引起分娩的效果）；梳子能治“乳汁不行”（梳子具有“通”的作用）。前者肯定于事无补；后者“通”的作用虽不可能转移到乳房，但“梳乳周回百余遍”的过程，却能起到按摩（物理治疗）的作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不管这些技艺是荒谬无稽，还是确有实效，其发明原理却是一样的；二是这种简单、原始、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法，并不仅仅广泛应用于人类文明发展早期。从以上所举之例不难看出，唐宋时期药物学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有赖于这种思维方式被进一步广泛运用。

四、脉诊与“意”

“病家不必开口，便知病源何在。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分文不取！”

此乃舞台上医家亮相时常用的开场白，也可说是“神医”展示技艺、获取患者信任的看家本领。如何才能作到“病家不必开口，便知病源何在”，最主要的手段不外望色观形、闻声诊脉。即略去“望闻问切”四诊之中的“问”，仅靠其他三法获取信息、做出诊断。然如此这般仍不足说明医家的技艺超群，必令其无由望色、观形、闻声，单靠诊脉做出诊断才算高明。于是便有汉和帝命郭玉隔幛诊手之故事，甚或悬絲诊脉之笑谈，以示脉诊之神奇。脉诊是否果真如此神奇，不是此处所要讨论的问题，唯由前引许胤宗、刘开等人言论可知，“医者意也”之感慨，与“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持脉之道，非言可传，非图可状”的亲身体验有着密切关系。在此，又要提出与前一节中相类似的比较问题，即：其他医学体系中也有脉搏诊察，但却没有任何神秘性，何以中医的脉诊如此难于把握？欲要回答此问题，首先需要知道：中医的脉诊方法，古今有所不同；早期的诊脉之法或许并不很难掌握；沿用至今的、需要心领神会的脉诊技艺，乃是在医家对“古脉法”不断加以改造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所谓古脉法，是指已弃而不用的早期诊脉方法。例如成书于东汉时期的《难经》在谈到各家脉法时说：“脉有三部九候，有阴阳，有轻重，有六十首，一脉变为四时，离圣久远，各自是其法，何以别之？”足见在《难经》成书时，这些脉法已然成为过去的历史了。详细介绍种种古代诊脉方法的具体内容，将远离本文主题，有兴趣者请参阅拙著《岐黄医道》。从总体上讲，古代的诊脉方法都是以“经脉”与“气”的理论为基础，但具体运用却有所不同。例如，由于“十二经脉”之中皆有动脉，故通过这些动脉分别诊候所属经脉的病况，乃是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故而有可称“分经候脉”的诊脉方法；有以为人之“头、手、足”与“天、地、人”相应的观念，故有在头、手、足之“三部”、各取三处动脉进行诊察的“三部九候”法；又因认为人身之气与天地四时阴阳之气的运动变化相关，故有“四时脉法”等等。在这些诊脉方法中，有一种通过比较“人迎”（颈动脉）与“寸口”（手腕部的桡侧动脉）之大小，来判断疾病归属于某一经脉的方法，或许与今日所见诊脉方法有最密切的关系。此法集中表现在构成今本《黄帝内经》的《灵枢》之中，而在《素问》中只有两篇略略言及此种脉法。

简单地讲，“人迎、寸口诊脉法”就是以“寸口”作为人体内部（阴）的诊候之处，以“人迎”作为人体外部（阳）的诊候之处；依据阴阳学说的基本原理，阴阳平衡即是健康无病，故正常人的脉象应该是：“两者相应，俱往俱来，若引绳大小齐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当某一方的脉搏大于另一方时，即说明阴阳失去了平衡；或者应该反过来讲：当阴阳失去平衡的时候，脉搏就会出现一大一小的现象。不难看出，这是阴阳学说在医学领域的一种具体运用。然而，仅仅是笼统地辨别阴病、阳病还不够，医家还需要知道病在何经脉、何脏腑，故在这种脉法中还规定：

人迎大一倍于寸口，病在足少阳（胆）；一倍而躁，在手少阳（三焦）。

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阳（膀胱）；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阳（小肠）。

人迎三倍，病在足阳明（胃）；三倍而躁，病在手阳明（大肠）。

寸口大于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阴（肝）；一倍而躁，在手心主（心包）。

寸口二倍，病在足少阴（肾）；二倍而躁，在手少阴（心）。

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阴（脾）；三倍而躁，在手太阴（肺）。

这种源于阴阳理论，而且能够做到与“三阴三阳”、“五脏六腑”配合完璧的诊脉方法，显然不可能是源于实践经验；是否真的能够应用于临床，亦颇值得怀疑。

稍后，《难经》中采用了“独取寸口”的脉诊方法。即以关骨（腕后高骨，现称：桡骨茎突）为界，将原本只用于候内（阴）的“寸口脉”分为寸、尺两部；关前名“寸脉”，属阳，取代了人迎脉；关后名“尺脉”，属阴，独揽了原寸口脉的地位。《难经》的诊脉法中虽然有寸、关、尺之名，但却只有寸、尺两部脉，“关”尚只是阴阳的分界。然而不管怎么说，这已然与今日所见之脉诊方法极为相似。在此后不久的医学著作中，即可看到作为分界的“关”变成了“关脉”。换言之，定式化的诊脉法在东汉末期既告成立，沿用至今未见大的变化。之所以说上述“人迎、寸口诊脉法”有可能与今日所用脉诊方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启承关系，是因其与《难经》的诊脉法间存在着极强的理论共性。两种方法均是立足于阴阳对比与上下划分的取脉方式上，其区别不过在于：前者取阴阳之脉的方法是在人体的上部（颈动脉）和手部（寸口脉）取两处动脉加以比较；后者则将这种思想与方式，进一步简化与浓缩到桡动脉一处。而定式化的“寸、关、尺”三部诊脉法，虽在形式上与《难经》的诊脉法极为接近，但在理论方面却存在着以“脏腑配位”置换阴阳学说的本质变化。即左手寸、关、尺主候心、肝、肾；右手依次候肺、脾、命门。而无处不在的阴阳理论则又由“左手主血（阴），右手主气（阳）”得到了体现。

其实，脉学中最令人难以把握的是“脉象”。《史记·扁鹊传》云：“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看来扁鹊可谓脉学鼻祖。然而在扁鹊的诊脉方法中，“脉象”并不太复杂，大、小、“损”（慢）、“至”（快）等脉象均不难把握。即便是在今本《黄帝内经》中，脉象也还是不太复杂。纵观《灵枢》全书，只有“邪气脏腑病形”一篇中含有真正可以称得上讲述脉象的专节；且涉及的脉象不过是“大、小、缓、急、滑、涩”六种。但到了晋朝太医令王叔和的《脉经》，脉象已变得相当复杂，包括：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计24种。虽然每一种脉象都有形象的描述，但对于临床医生来说，那真是叫作：“在心易了，指下难明”！

脉学的发展与药学一样，包含着类比思想的运用。例如，两手寸口脉的前部之所以主候心、肺，是因为这两个脏器位于人体的最上部；中间的左右关脉分候肝、脾，是由于这两个脏器位居人体的中部；而寸口脉最后面的尺脉，对应的乃是人体最下面的脏器：左右两肾。另外，各种脉象所对应的疾病，基本上也是类比而来。如“浮脉”（如水漂木，举之有余，按之不足），为阳，主病在表；“沉脉”（如石投水，必得其底）为阴，主病在里，等等。而脉学与药学的不同在于，脉诊的操作需要医家的灵敏感觉与体会。从这一点讲，“意”的内涵又回到了郭玉所言“心手之际”的最初含义。

近代西方医学对于中医脉诊的评价自不待言，就连以中国传统医学为基础、建立起“汉方医学”的日本医家亦觉得脉诊过于虚幻、难于把握。因而江户以来的日本近世医家，实际使用的乃是一种叫作“腹诊”的查病方法，即通过触摸腹部，以获取全身疾病信息的诊断方法。两相比较，不难看出中国人的性格之中含有一种对“意”字当中所含要素的特别崇拜。“读书万卷，何如指下三分；谨守成规，岂过心灵一点？”对于脉诊的如此赞誉，不过是这种心态的一种表现。

五、医案与“意”

明代江瓘（1503～1565）自幼习儒，功名不利而业商。曾因呕血遍延名医，却屡治不效。乃自学其道，竟成名医。感《褚氏遗书》“博涉知病，多诊识脉”之论；念山居僻处，博历无由，故辑古来名医奇验之迹，撰成《名医类案》十二卷。此书被誉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而完备的医案著作，流传至今。在《名医类案》的再刻序文中，可见以下论说：乾隆庚寅（1770）杭世骏序云，“医者意也，云云”；张一桂序云，“医者意也……夫法所以寄意，而意所以运法”。又清代名医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李治序中亦有类似之语：“夫医者意也；方者法也，神明其意于法之中，则存乎其人也。……彼《灵》、《素》诸书具在，而心领神会，则又存乎其人也云尔。”看来，医案也与“医者意也”的问题有关。

医案”即病历（casehistory），是患者情况与治疗经过的记录。从本质上讲，医案是一种“医事档案”和“医学资料”，故其用途亦不外这两大方面。就中国而言，医案作为档案的历史与运用，至少可以追溯到《周礼·天官冢宰》中有关医政管理者（医师）之职责的说明：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

《史记·仓公传》载有汉代医家淳于意的“诊籍”，其中详细记述了医案25则。这是汉文帝四年（－176），淳于意因罪被解往长安之后，为回答“诏召问所为治病死生验者几何人也，主名为谁？”的垂问，而提供的说明材料。其后，至宋代“许叔微《伤寒九十论》，则可视为医案之始有专著。金元时医家每以医论、医案杂处。明清以还，医案学作为独立学科逐渐形成，医案著作大量出现”。曾有人统计，清代的医案有近300种。此时的医案，大多是医家自录行医身验之作，或后人爬梳前贤记述而成，其目的在于供来人参考。故其性质主要是作为一种“医学资料”。

清末以来的医家对于“医案”这种医学资料，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极大的重视。例如“前清名医周澂之（即周学海）云：宋后医书，惟案好看，不似注释古书多穿凿也。”章太炎亦言：“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寻，寻此钻研，事半功倍。”民国时期，不仅“医界均重研读医案”，而且将其引入教材，如“施今墨创华北国医，编《医案讲义》；张山雷执教黄墙中医学校，亦以讲解医案为课程。”目前，北京中医药大学亦在高年级中开设了医案这门课程，确实有达到了“逐渐形成独立学科”的味道。

然而在现代医学著作中，却似乎没有“医案”类的著作，因为没有哪个医生会认为有必要将自己一生治病的经验与案例写成书；教学中也不会特别介绍某个医生如何“灵活处理”具体问题，有哪些“心得体会”。然而中国传统医学却有成千上万的“医案”类著作；不仅教学中会有这门课程，甚至总有人力图否定仿效现代医学形成的院校教育与基本教材；以为只有耳提面命、随师学艺的传统方式，才是真正能够学到中医精髓的唯一途径。这不能说不是中西两种医学体系的又一重要区别。

中医“医案”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从《叶熙春专辑》之“编写说明”的如下之语，可以看出编辑出版“医案”亦具有明显的“政策性”意味，被当作继承名老中医经验的一项具体措施：

“一九六五年，为了继承名老中医经验，在省卫生厅直接领导和叶老亲自指导下，叶老的同事和学生杨继荪……等同志共同整理了《叶熙春医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受到读者欢迎。行将完稿的《叶熙春医案续集》却毁于十年动乱，……近年来在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继承整理祖国医学遗产的工作中，……省卫生厅再次成立‘叶熙春学术经验整理小组’，对叶老的学术思想、临床独到经验进行了总结，编成本辑。”

与此书一样收录于“近代名医学术经验选编”的《金子久专辑》，其编辑者“收集到未发表的金氏医案抄本四十八冊，以及所有已刊行的医案等”，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可想而知。由此可见政策因素的巨大作用。除人民卫生出版社这样的专业出版社外，一些综合性出版社亦对编辑本地区名医的医案，怀有兴趣。例如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临证偶拾》，“收载张羹梅医生有效医案八十余例”；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吴佩衡医案》，“是从他生前写下的临证验案及会诊记录中，选择了有代表性的一部分验案编辑而成”。另外，尽管当代中医亦是以院校教育为主，但仍保持有各种形式的师徒关系。或由弟子尊师、爱师之心愿；或因藉虎皮以出书、扬名之需要，为老师整理、出版医案之事自然也就越来越多。然而除去这些“政策性”、“社会性”因素，决定医案类著作大有市场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还是中国传统医学的固有特点。即由“体”与“用”（理论与临床）间存在着的矛盾、差距所决定。近代医家何廉臣所编《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的“夏应堂序”中对此有所说明：

“盖以医虽小道，辄寄死生，不读书不足以明理，徒读书不足以成用；不读书不知规模，不临证不知变化。良以体质各异，病变不常，呆守成方，必多贻误。虽饱若孝先之腹笥，亦徒成赵括之兵书耳。案者治病之实录，临证之南针也。”

概言之，医案所以受到青睐，是由于从中可以找到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那么，这些具体办法又是从何而来呢？明代医家聂尚恒在“奇效医述小引”中的说明可为代表：

“余究心于斯术，数十年来博取而精研之，深思而透悟之，自觉有如于神妙者。因病制方，不胶于古方；得心应手，不拘于成说。”

用现代之语说，这就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分析的能力、分析的过程，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意”。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综合、轻分析的特征；在医学中则表现为重整体状况，轻具体病症。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片面的成因，在于一般史学家、哲学家所能了解的大多是诸如汉代的阴阳五行、宋明的理气等一些类似“终极真理”的学说，极少能够深入我们今日所谓科学技术的领域，去观古人如何处理具体问题的过程。例如明末清初的医家吴有性在研究瘟疫病的过程中，“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不仅“格”出了：瘟疫与伤寒不同，乃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自口鼻而入以致病的“基本原理”；而且从“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等现象，分析出：“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并推论：如果能知道何物能制其气，则“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

较之于“医者意也”，当代医家更喜欢用“辨证施治”一词来表达中医的神韵，或者称其为中医“活的灵魂”。其要不外首先是对一位患者的具体病情加以详尽透彻、触及本质的分析，然后灵活地选择最佳治疗方案，而不是按图索骥地绳于经典、墨守成规地套用成方。的确，古今医家都极少妄发否定“古训经典、验方成法”之言，但他们的创新意识与创造结果，却在医案中得到了某种体现。他们引用经典之说来证明自创之法的合理性，用经学家的话说，这叫“六经注我”；与古训相悖时，则缄口不言，用史学家的话说，这叫“皮里春秋”。只有看清这一点，才能了解中医学内部“旧瓶新酒”的变化、发展过程；了解医案中蕴涵的医家之“意”为何；了解医案的价值何在。

谈到医案与辨证施治，则还有一事不妨顺带说明。即当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之后，自然引出国人对于两种医学体系之异同、短长的思考与比较。就异同而言，通常认为“西医辨病，中医辨证”是其重要区别之一（这或许可说是“辨证施治”一词赖以成立的根本原因）。虽然中医界力陈“辨证”之科学与重要，但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或者说“很难说清”。而医案的“档案”性质似乎在此又得到了某种发挥棗让事实作为中医的科学性、辨证的必要性的证明！高辉远等整理的《蒲辅周医案》似乎就隐含着如此苦心。其“整理的几点说明”中谈到：

“整理形式仍以中医为主，多采用中医病名，……如中医一个病，可能包括西医的几个病，同是中医的眩晕，而西医则有美尼尔氏综合征或高血压之分。西医一个病，也可能包括中医几个病，同是西医的乙型脑炎，而中医则有暑温或湿温之分……”：“蒲老治病的特点，特别强调辨证论治这个原则……”云云。

医案对于中医来说，无疑是一种教材。无论是自我研读，还是课堂授业，都不仅起到传播技艺的作用，而且还兼有通过“有验之事、可验之法”向后学与社会证明这个医学体系之可信性、增强信任的潜在功能。

六、反对者的意见

并非所有医家都支持“医者意也”的说法，然反对者的出发点却并不相同。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唐代医家孙思邈虽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医者意也”（见本文第三节的引用），但书中又有“医自以意加减，不依方分，使诸草石强弱相欺……”的说法。无独有偶，《是斋百一选方》章楫序（1196）亦称：

“古人方书，一药对一病，非苟云尔也。后世医家者流，不深明夫百药和剂之所宜，猥曰医特意尔，往往出己见，尝试为之，以故用辄不效。甚者适以益其病，而杀其躯者有之。”

这显示出古今医家对于“医方”的基本看法有所不同：古人称方书中所载医方为“经方”，即行之有效的经验之方，故只能照本宣科地加以利用，不得随意加减；今日固然仍有此类人物存在，但为数极少，而大多数的医家只不过是将方书作为临证处方的参考。换句话说，中医师展现在众人面前的“随意遣药、灵活组方”之画面，并非古代文物，而是后世医家的新作（当然，这个“新”只是相对于汉唐而言）。对此有所了解之后，反观六朝隋唐时期大量方书涌现这一医学发展的时代特征，自然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其二，则是对许胤宗“书不可著”观点的批评。如《幼幼新书》李庚序（1150）云：“或者乃谓，医特意耳，不庸著书，……或是一偏之论也。”又如《圣济总录纂要》吴山滔序（1681）亦云：“虽然医者意也，书不可尽废。”此乃显而易见之道理，不必多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对于源于感应论之“药物理论”的批判。在前引《东坡志林》有关“以意用药”的事例（参见注33），以及欧阳修“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的感想之后，还有一段苏轼的反驳之词：“予因谓公：以笔墨烧灰饮学者，当治昏惰耶？推此而广之，则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贫；食比干之馂余，可以已佞……公遂大笑。”

苏轼的话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他表露出一种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悖的“科学倾向”。但遗憾的是，这种“科学”的倾向比较少见；且当出现时，受诘者亦不过是一笑了之。同样，定式化的医方固然具有刻板保守的一面，但在某些场合也有追求规范的性质。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科学倾向”。例如被“医者意也”的支持者朱震亨斥为“何异刺舟求剑、按图索骥”（参见注18）的《和剂局方》，实为宋代官药局生产成药的规范。试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规范，成药又当如何生产？因而有人认为：《和剂局方》具有典型的药典的基本特征和功能，堪称我国药学史上第一部划时代的药典学著作。

今天，即便是对“医者意也”充分理解、满怀眷恋者，亦难免有下述感慨与批评：

坦率地说，“医者意也”是缺乏现代科学性的，它很容易暴露出种种破绽，甚至流于荒诞不经，然而回到中医的源流上来理解，又会感到它不仅仅是文人用来说故事的题目，而且代表了古典中医的一种思想方法。……时至今日，随着中医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在越来越精细严密的医学科学分析和技术要求面前，中医的思想传统已经失去了存身的基础，经典表述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如果有谁还对你说“医者意也”，那么他一定就是最后的中医。反对中医现代化，绝对是不切实际的愚蠢念头，谁敢与科学较劲呢？

这种思想方法真的失去了存身的基础，无法与科学较劲吗？

七、科学的难点

承认中医能够治病，甚至能治疗一些连现代医学都感到棘手的疑难病症，这对于大多数具有种种直接或间接感受的中国人来说并不困难。遗憾的是成千上万乐于承认这一事实的专家学者，却无法以自己掌握的最先进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手段，对这种感受的科学性、合理性加以证明，无法对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原理、本质、“所以然”做出说明。这就是“科学的难点”。

中医之所以能够治病，固然与几千年之经验积累有密切的关系。但通过前面的论说，不难了解到中医的许多内容并非都来源于实践经验，而是与一些被近代自然科学排斥在外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按道理讲，从这些被认为是属于“交感巫术”的思维方式出发，理应只能产生出伪科学与伪技艺棗不真的认识与无效的操作。但在中医这片土地上，却结出了实实在在的果实。对于这样一种客观事实，哲学家或科学史家给予了必要的承认：“科学与方术在早期是分不开的”；“无论这三者（巫术、宗教、科学）的实在关系如何，巫术好像终归是宗教与科学的摇篮”，只不过“科学比巫术有更清晰的洞察力，它谦卑地学习自然的法则，通过服从这些法则而取得控制自然的能力”。

医案范文篇8

近代硕学梁启超曾说：“中国凡百学问都带有一种‘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神秘性，最足为智识扩大之障碍。”而其所举之例，即是“医学”。的确，中国传统医学较之于任何一种其他古代精密科学（如天文、算学）或实用技艺，都更具有传统文化的特征。或毋宁说，只有传统医学才能够体现传统文化“可以意会，难于言传”的韵味。

时至今日，当人们从不同角度对传统科技文化进行评价与研究时，一方面惊讶地发现：在近代西方科技繁荣昌盛、普及全球之后，唯有中国传统医学仍然具有不衰的生命力；但与此同时，人们又在不断地以西方科学的目光与标准来审视、衡量、评价、要求、改造这唯一具有生命力的传统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医者意也”所代表的传统医学之神韵棗这种与近代科学格格不入、“最足为智识扩大之障碍”的基本性格，自然就会受到更多的非难。

作为医史研究，特别是医学思想史研究，理应对这句古来医家常挂嘴边，当代中医也还在以不同方式强调其重要性的话加以注意。本文即从剖析“医者意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多种含意与表现形式入手，以求理解中国传统医学的“神韵”所在；沿着医学的轨迹，而不是文人的雅兴来探索传统医学的一些本质性问题。

出典与含义“医者意也”初见于《后汉书·郭玉传》。其记述如下：

郭玉，和帝(89～105在位)时为太医丞，多有效应。而医疗贵人，时或不愈。帝乃令贵人羸服变处，一针即差。召玉诘问其状。对曰：“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摄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怖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

这段记述，有两点值得注意之处：一是文中所言之“意”，并无后世所要表达的种种深远含意，而不过是指医家的注意力。即郭玉以为“医疗贵人，时或不愈”的原因在于心怀恐怖，自然处处先思保身，焉能一心疗病。

值得注意的第二点，是文中所涉郭玉、程高、涪翁师徒三代，皆是针石之医。尽管“针灸”与“药物”可以说是构成中国传统医学治疗方法体系的左膀右臂，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发展水平与地位并不相同。从总体趋势上讲，“药物疗法”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取得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无论是从历代遗留之浩如烟海的中医著作，还是从当代中医的实际运用状况看，除针灸专科外，绝大多数的中医都是致力于药物的研究与使用。恰如左膀右臂，虽然它们并无明显差异地存在于人体之上，但左右手的能力及运用频繁程度，却有天壤之别。然而又如在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身上看不到左右手有如此明显的功能差异，且人类的“右利”之势古今亦有所不同一样，药物疗法的绝对优势亦非成于一朝一夕。

从中国传统医学最重要的经典棗今本《黄帝内经》（即《素问》与《灵枢》），主要是讲述针灸疗法即不难看出，针灸学在汉代不仅已然相当成熟，而且与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郭玉对于针法技艺微妙之处的释说，与今本《黄帝内经》中的一些相关论述极为相近。如郭玉说：“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而《灵枢》第一篇“九针十二原”概括针法之要时则有：“小针之要，易陈而难入。粗守形，上守神。粗守关，上守机”等语；同书“小针解”篇对“上守机”的解释为：“知守气也”。那么，“上工”（高明之医）“守神”、“守机”、“守气”的针刺技法与“粗工”（匠人之医）“守形”、“守关”有何区别呢？请看《素问·宝命全形论》对我们通常大加赞誉的“虚者实之，满者泄之”棗通过补虚泄实、调整阴阳，以恢复健康的中医基本治则是如何评价的：

“今末世之刺也，虚者实之，满者泄之，此皆众工所共知也。”

而上工“法天则地”之技在针法中的具体表现为：

“经气已至，慎守勿失，浅深在志，远近若一，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

读过上述经文，自然会导出这样一个问题：针法的治疗效果究竟与施术者的个人素质有多大程度的关联？甚至会有人问：在施以针刺的过程中，除了技艺因素外，是否还需考虑施术者与患者间，有可能存在某种“气”的交流？即是否存在某种能量通过“针”，从施术者一方传递到受术者身上，从而对治疗效果产生影响的问题。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问题都能通过实验弄清，目前似不应仅仅依据感觉轻率地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要之，通过郭玉与今本《黄帝内经》的有关论述可以了解到：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对于医家悟性、灵活性等个人素质的强调，首先是出现在针法的相关记述中。相比之下，药物治疗在此时还处在强调“验方”之传授与使用的阶段。《汉书·艺文志·方技》中有“经方”类，其意即是“经验之方”。无论是文人儒士，还是医家，历来对“经验之方”都是十分重视的，因而才会有

大量或简或繁的方书问世。致于说后世在药物疗法方面也出现了“古方不能治今病”，主张“宁失其方，毋失其法”的新思想，那正是本文后面将要讨论的问题。即“医者意也”观念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表现形式的问题。

“意”之内涵的转变

自郭玉倡言“医者意也”后，历代皆有援引以为据者，但援引者大多不是针法医，所欲阐发的旨趣也与针法无关。实际上，热衷此说者主要是一些注重药物理论与应用的医家，显示出医疗技艺重心从针灸疗法向药物疗法的转移。伴随着上述从针到药的转移，医者之“意”自然会因两种疗法性质不同而有所区别。换言之，“意”的内涵在悄然之中发生了种种改变，表述的思想内容已与出典风马牛不相及。为要弄清“医者意也”这只旧瓶所装新酒的味道如何，则必须先看看是何人、于何时、向此瓶中灌入了何酒。

就管窥所及资料而言，在郭玉之后较早言及“医者意也”的是南朝名士陶弘景（456～536）：

“故陶隐居云：医者意也。古之所谓良医，盖以其意量而得其节，是知疗病者皆意出当时，不可以旧方医疗。”

陶氏于医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将旧传《神农本草经》加以扩充、注释而成《本草经集注》。故上述之语显然是就方药而言。其后有隋唐间人许胤宗，“每疗，无不愈。”故人问曰：“公医术若神，何不著书以贻将来?”胤宗答道：

“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夫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疾，不亦疏乎！假令一药偶然当病，复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脉之深趣，即不可言，虚设经方，岂加于旧。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

在唐代医家孙思邈（581～682）的著作中，则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一观点：

“张仲景曰：欲疗诸病，当先以汤荡涤五脏六腑……故用汤也；若四肢病久，风冷发动，次当用散；……次当用丸……。能参合而行之者，可谓上工。故曰医者意也。”

“若夫医道之为言，实惟意也。固以神存心手之际，意析毫芒之里，当其情之所得，口不能言；数之所在，言不能谕。”

“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

从总体上讲，医家真正大谈“医者意也”是在宋代之后。试观以下诸例。

《太平圣惠方》序称：

“夫医者意也。疾生于内，药调于外，医明其理，药效如神，触类而生，参详变易，精微之道，用意消停。”

《夷坚乙志》记述北宋张锐以一种药治愈两人全然不同之病，因有人问其故：

“敢问一药而治两疾何也？锐曰：此于经无所载，特以意处之。”

南宋刘开《刘三点脉诀》自序云：

“夫脉者天真要和之气也……大抵持脉之道，非言可传，非图可状，……学者当以意会而精别之。”

南宋崔嘉彦《崔紫虚脉诀秘旨》自序，与上文全同。又《历代名医蒙求》苏霖序（1220）云：

“昔人序本草，尝有言曰：医者意也。盖谓医为人之司命，必致其意。……况医之道，有神圣工巧之殊；药之性，有君臣佐使之别；人之受病，则寒热燥湿，强弱盛衰，千变万态，不可言。既苟非精其意而通其妙，乌能已人之疾。”

南宋严用和所著《严氏济生续方》自序云：

“医者意也，生意在天地间，一息不可间断，续此方，所以续此生。”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说：

“古人以神圣工巧言医，又曰：医者意也。以其传授虽的，造诣虽深，临机应变，如对敌之将，操舟之工，自非尽君子随时反中之妙，宁无愧于医乎？今乃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何异刺舟求剑、按图索骥，冀其偶然中，难矣。”

明王文禄《医先》云：

“医者意也，度时致病者意起之，立方医之，若天时圣教不同也。……是以医贵审运气，察人情，及致病之原。”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五云：

“葛可久以气未足，初秋，取桐叶饮之，立下，此以意悟者也；……以命门无脉，而知为鬼，此以博识者也；……诊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此以理推者也。意难于博，播难于理，医得其意，足称国手矣。”

“夫医者，意也。以医取效，岂必视方哉？然须博通物性，妙解脉理而后以意行之，不则妄而轻试，足以杀人而已。”

《惠民局本草诗签》蒋溥序云：

“故河汾氏之言曰：医者意也，药者瀹也。先得大意，后以药物疏瀹之，此可谓善言医者矣。”

《圣济经》陈兰森序(1789)云：

“医者意也，以意体之，方无不当。”

清代龙绘堂所著《蠢子医》原序（1882）云：

“甚矣，医道之难也。医者意也，不可以妄试；不可以轻尝。”

清代臧达德《履霜集》自序（1814）云：

“盖医者意也。借望闻问切四者，以一己之心理而揣度夫病理；援五行生克之标榜，而定其所伤何部。以形式而言，似属谈空，细绎之固有至理在焉。”

清代李光庭《乡言解颐》卷三云：

“汉郭玉曰：医之为言意也。唐许允宗曰：医者，意也。思虑精则得之。望闻问切而不能知，或强不知以为知，遂以意为之，鲜有不败事者。东坡云：学书纸费，学医人费。”

十分明显，这些医家强调的“意”，早已不是在针法操作时需要集中的“注意力”；而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即：医学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而尤以诊脉、用药为难；治病不可生搬硬套、墨守成规；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方能正确辨识疾病，并找到适合的治疗方法。由此不难看出，中国传统医学在外表上虽然总是呈现出一种极强的继承性，令人觉得古今一脉并无多大变化，但实际上今古中医之不同远胜相同。其原因就在于历代医家虽然在口头上总是将诸如今本《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一些古代医学著作奉为圭臬，称为经典，但旧有的名词、概念往往早已被多次赋予新的解释与内涵；同时，这些新旧概念又被无数次地加以重组棗再建体系。这就是传统医学发展的历史、自我改造的历史，或者说是“革命”的历史。如果没有这种自我改造，中国传统医学肯定不会具有今日所见之强大生命力。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想到人类早期各地区、各种文化间的相同之处远远多于不同；针刺放血、草药治病等医疗技艺与知识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至今也并未彻底消亡，但何以不具与现代医学相并存的力量，即完全不难理解。“医者意也”内涵的改变，自然是上述变化的一种体现；而医家以“意”改造医学的过程，简直可以说就是传统医学发展的过程。从宏观的角度讲，中国传统医学之所以能够从低水平、原始的经验医学发展成为一个“伟大的宝库”，正是因为有许多堪称“古代科学家”的人，肯于将其与生俱来的聪明才智用在这种曾被贬斥为“君子不齿”的贱业上，才使得医学的知识含量、理论水平得以逐步提升，终在宋代以后成为被儒家认同的学问体系棗“格物穷理之一端”。此外，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思维特征，古代医家以“意”构建自身传统医学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以本民族思维特征与生活经验，构建一种实用技艺与学问体系的过程。因而可以说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性格，乃是由中国人固有之“意”所规定的。

以下我们不妨从微观的角度，认真分析一下那些“善于用意”的医家，是如何将“意”不断注入医学这个学问体系的。

三、药物与“意”

儿时随父在郊外玩时，常要教我认药、采药，并讲故事。印象最深的一个故事是：一日，某师对其弟子言：“去采一种不是药的草回来，即可毕业。”弟子领命而去，以为不难。谁知数日后却空手而归，泣对师言：“看来弟子是不能毕业了。”师曰：“何也？”答曰：“遍观草木，虽有不识，但无一非药。故难复师命。”师笑曰：“汝业已成，可去。”

听讲者自然要问：“既有不识，焉知为药？”其实这正是故事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即：自然万物的药用功效，可由一些基本的抽象原理而获知。例如“诸花皆升，诸子皆降”；以及见于今本《黄帝内经》的“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色赤如心”，“味咸入肾”等等，皆可作为分析药物功效的原则棗演绎原理，即可获得具体知识。然而有关人类何以会对自然界的“药物”有所认识的问题，“医学史”却另有解释。

中国自古就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以识药物的传说。现代医史著作在解释药物知识的形成途径时，基本上也都是沿袭这一模式。即“氏族成员由长时期采集逐渐转化为种植的过程中，对植物的咀咽尝试已多，积累了一些用植物治病的经验”；“在此过程中，他们曾发生过不少的中毒遭遇，但从中也积累了不少药物知识”；“由于饥不择食，人们经常误食某些有毒的植物，因而发生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等情况。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人们逐渐认识某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某些植物对人体有害，某些植物可以治病。这样便初步积累了一些关于植物药的知识。”尽管这种改造“神农尝百草”而成的“中毒识药说”自身存在着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中毒，往往只会给人留下“此物不可食”的经验），但因其立足点是“知识来源于经验”，故极易被接受。经验，无疑是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但我们还应该知道，类比与联想的思维方式（即被巫术研究者称为“相似律”与“接触律”的思维规律）亦是言说药物功效的重要途径。例如，在古代文献《山海经》中记载：昆仑之丘的沙棠，身体轻浮，故可以御水，食之可以不溺；蘨草是上帝女儿化身，故食之即可为人所爱，服之媚于人；蓇蓉“黑华而不实”，故食之使人无子等等。又如生长在身体外部的赘疣，在古人头脑中并不认为是源出体内的皮肤疾病，而被看成是外物所附，因而食用皮肤光滑的鱃鱼（泥鳅）可以达到“食者不疣”的效果。在今本《黄帝内经》为数不多的几个方剂中，有一个治疗失眠的药方叫作“半夏汤”，其制做方法是：

“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为一升半，去其滓，饮以一小杯。”

为何要用千里以外的流水？煎煮的燃料与药效有何关系？如果沿着“科学”的轨迹去思索，那将永无答案。即便是对于其中的药物棗秫米与半夏，至多也只能给出一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回答：因为它们是药，因为古人认为这两种东西能治失眠。然而如果我们知道当时对于失眠的病理解释是“阴阳之气不通”；如果我们能对古代的思维方式有所了解，那么就不难对这一切都做出某种合理的解释：千里以外的流水，具有“流动”的性质；苇是管状空心之物，具有“通”的性质；秫米（粘米）与半夏能熬出粘的汤汁，具有“滑”的性质，这些性质的集合构成了“半夏汤”的效能棗纠正体内“阴阳之气不通”的病态。因而作者断言：“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

前引孙思邈有关药物不同剂型适用范围的解说，也是同理。汤者，荡也；散（sǎn）者，散（sàn）也；丸者，缓也。总之，古人并不仅仅是从一种药物所含的“有效成份”去思考其作用；或者可以反过来讲，一切相关因素都是“有效成份”。因而他们决不会像今人，为了销售、保存、服用之便，而将治疗外感风寒等急性病的药物也制成丸药。由于原始文献的记载极为简略，故要逐一推敲每种药物功效建立过程中的思维过程与原理是不可能的，但诸如此类的线索确实可以使我们了解到，除实践经验外，类比方式可谓古代建立药效之说的最重要途径之一。这种类比（或称比类）与联想的思维方法，被古代医家称之为“意”。

北宋的苏轼就药与意的问题曾有这样一段记述：

“欧阳文忠公尝言：有患疾者，医问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风,惊而得之。医取多年柁牙为柁工手汗所渍处，刮末，杂丹砂、茯神之流，饮之而愈。今《本草注·别药性论》云：止汗用麻黄根节，疾故竹煽为末服之。文公因言：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

如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中有关药理的解说，亦可谓旨趣相同：

“王原叔内翰云：医药治病，或以意类取。至如百合治病，似取其名；呕血用胭脂红花，似取其色；淋沥滞结，则以灯心、木通，似取其类。意类相假，变化感通，不可不知其旨也。”

这种“以意用药”或以意解药的表现，也可说是“感应论”在医学中的具体运用。有研究者指出：“感应原理是中国人思考方法中的基本原理之一，尤其是天人相感论构成了他们思想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献中的典型记述，如秦汉时期的《吕氏春秋·有始览》云：“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春秋繁露·同类相动》言：“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类之相应而起也。”至北宋赞宁（919～1001），总结前人发现的种种“感应”现象，撰写了《物类相感志》。从“磁石引针”、“琥珀拾芥”开始，列举了77种“物类相感如斯”的现象。接着又按身体、衣服、饮食、器用、药品、疾病、文房、果子、蔬菜、花竹、禽鱼、杂著等十二门，分别记述了物类相感的种种特殊现象共计448例。在现象罗列方面，可谓登峰造极。到了理学家手中，这些现象被形而上为一个基本原理：“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

要之，“感应”的思想方法具有既可产生巫术，也可产生科学的两面性。例如认为“兔唇”是“由妇人妊娠见兔，及食兔肉使然”，显然是基于“相似律”或“接触律”而来的巫术“禁忌”，但被认为富含许多科学内容的古代“胎教”，实际乃是建立在同样的思维基础之上。明代的李时珍，是驰名中外、妇孺皆知的“著名古代科学家”，但在他的《本草纲目》中同样可以见到此类显然不是源于实践的“用药知识”。例如，“铳楔”用于“难产”（击发的功用，引起分娩的效果）；梳子能治“乳汁不行”（梳子具有“通”的作用）。前者肯定于事无补；后者“通”的作用虽不可能转移到乳房，但“梳乳周回百余遍”的过程，却能起到按摩（物理治疗）的作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不管这些技艺是荒谬无稽，还是确有实效，其发明原理却是一样的；二是这种简单、原始、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法，并不仅仅广泛应用于人类文明发展早期。从以上所举之例不难看出，唐宋时期药物学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有赖于这种思维方式被进一步广泛运用。

四、脉诊与“意”

“病家不必开口，便知病源何在。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分文不取！”

此乃舞台上医家亮相时常用的开场白，也可说是“神医”展示技艺、获取患者信任的看家本领。如何才能作到“病家不必开口，便知病源何在”，最主要的手段不外望色观形、闻声诊脉。即略去“望闻问切”四诊之中的“问”，仅靠其他三法获取信息、做出诊断。然如此这般仍不足说明医家的技艺超群，必令其无由望色、观形、闻声，单靠诊脉做出诊断才算高明。于是便有汉和帝命郭玉隔幛诊手之故事，甚或悬絲诊脉之笑谈，以示脉诊之神奇。脉诊是否果真如此神奇，不是此处所要讨论的问题，唯由前引许胤宗、刘开等人言论可知，“医者意也”之感慨，与“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持脉之道，非言可传，非图可状”的亲身体验有着密切关系。在此，又要提出与前一节中相类似的比较问题，即：其他医学体系中也有脉搏诊察，但却没有任何神秘性，何以中医的脉诊如此难于把握？欲要回答此问题，首先需要知道：中医的脉诊方法，古今有所不同；早期的诊脉之法或许并不很难掌握；沿用至今的、需要心领神会的脉诊技艺，乃是在医家对“古脉法”不断加以改造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所谓古脉法，是指已弃而不用的早期诊脉方法。例如成书于东汉时期的《难经》在谈到各家脉法时说：“脉有三部九候，有阴阳，有轻重，有六十首，一脉变为四时，离圣久远，各自是其法，何以别之？”足见在《难经》成书时，这些脉法已然成为过去的历史了。详细介绍种种古代诊脉方法的具体内容，将远离本文主题，有兴趣者请参阅拙著《岐黄医道》。从总体上讲，古代的诊脉方法都是以“经脉”与“气”的理论为基础，但具体运用却有所不同。例如，由于“十二经脉”之中皆有动脉，故通过这些动脉分别诊候所属经脉的病况，乃是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故而有可称“分经候脉”的诊脉方法；有以为人之“头、手、足”与“天、地、人”相应的观念，故有在头、手、足之“三部”、各取三处动脉进行诊察的“三部九候”法；又因认为人身之气与天地四时阴阳之气的运动变化相关，故有“四时脉法”等等。在这些诊脉方法中，有一种通过比较“人迎”（颈动脉）与“寸口”（手腕部的桡侧动脉）之大小，来判断疾病归属于某一经脉的方法，或许与今日所见诊脉方法有最密切的关系。此法集中表现在构成今本《黄帝内经》的《灵枢》之中，而在《素问》中只有两篇略略言及此种脉法。

简单地讲，“人迎、寸口诊脉法”就是以“寸口”作为人体内部（阴）的诊候之处，以“人迎”作为人体外部（阳）的诊候之处；依据阴阳学说的基本原理，阴阳平衡即是健康无病，故正常人的脉象应该是：“两者相应，俱往俱来，若引绳大小齐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当某一方的脉搏大于另一方时，即说明阴阳失去了平衡；或者应该反过来讲：当阴阳失去平衡的时候，脉搏就会出现一大一小的现象。不难看出，这是阴阳学说在医学领域的一种具体运用。然而，仅仅是笼统地辨别阴病、阳病还不够，医家还需要知道病在何经脉、何脏腑，故在这种脉法中还规定：

人迎大一倍于寸口，病在足少阳（胆）；一倍而躁，在手少阳（三焦）。

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阳（膀胱）；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阳（小肠）。

人迎三倍，病在足阳明（胃）；三倍而躁，病在手阳明（大肠）。

寸口大于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阴（肝）；一倍而躁，在手心主（心包）。

寸口二倍，病在足少阴（肾）；二倍而躁，在手少阴（心）。

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阴（脾）；三倍而躁，在手太阴（肺）。

这种源于阴阳理论，而且能够做到与“三阴三阳”、“五脏六腑”配合完璧的诊脉方法，显然不可能是源于实践经验；是否真的能够应用于临床，亦颇值得怀疑。

稍后，《难经》中采用了“独取寸口”的脉诊方法。即以关骨（腕后高骨，现称：桡骨茎突）为界，将原本只用于候内（阴）的“寸口脉”分为寸、尺两部；关前名“寸脉”，属阳，取代了人迎脉；关后名“尺脉”，属阴，独揽了原寸口脉的地位。《难经》的诊脉法中虽然有寸、关、尺之名，但却只有寸、尺两部脉，“关”尚只是阴阳的分界。然而不管怎么说，这已然与今日所见之脉诊方法极为相似。在此后不久的医学著作中，即可看到作为分界的“关”变成了“关脉”。换言之，定式化的诊脉法在东汉末期既告成立，沿用至今未见大的变化。之所以说上述“人迎、寸口诊脉法”有可能与今日所用脉诊方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启承关系，是因其与《难经》的诊脉法间存在着极强的理论共性。两种方法均是立足于阴阳对比与上下划分的取脉方式上，其区别不过在于：前者取阴阳之脉的方法是在人体的上部（颈动脉）和手部（寸口脉）取两处动脉加以比较；后者则将这种思想与方式，进一步简化与浓缩到桡动脉一处。而定式化的“寸、关、尺”三部诊脉法，虽在形式上与《难经》的诊脉法极为接近，但在理论方面却存在着以“脏腑配位”置换阴阳学说的本质变化。即左手寸、关、尺主候心、肝、肾；右手依次候肺、脾、命门。而无处不在的阴阳理论则又由“左手主血（阴），右手主气（阳）”得到了体现。

其实，脉学中最令人难以把握的是“脉象”。《史记·扁鹊传》云：“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看来扁鹊可谓脉学鼻祖。然而在扁鹊的诊脉方法中，“脉象”并不太复杂，大、小、“损”（慢）、“至”（快）等脉象均不难把握。即便是在今本《黄帝内经》中，脉象也还是不太复杂。纵观《灵枢》全书，只有“邪气脏腑病形”一篇中含有真正可以称得上讲述脉象的专节；且涉及的脉象不过是“大、小、缓、急、滑、涩”六种。但到了晋朝太医令王叔和的《脉经》，脉象已变得相当复杂，包括：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计24种。虽然每一种脉象都有形象的描述，但对于临床医生来说，那真是叫作：“在心易了，指下难明”！

脉学的发展与药学一样，包含着类比思想的运用。例如，两手寸口脉的前部之所以主候心、肺，是因为这两个脏器位于人体的最上部；中间的左右关脉分候肝、脾，是由于这两个脏器位居人体的中部；而寸口脉最后面的尺脉，对应的乃是人体最下面的脏器：左右两肾。另外，各种脉象所对应的疾病，基本上也是类比而来。如“浮脉”（如水漂木，举之有余，按之不足），为阳，主病在表；“沉脉”（如石投水，必得其底）为阴，主病在里，等等。而脉学与药学的不同在于，脉诊的操作需要医家的灵敏感觉与体会。从这一点讲，“意”的内涵又回到了郭玉所言“心手之际”的最初含义。

近代西方医学对于中医脉诊的评价自不待言，就连以中国传统医学为基础、建立起“汉方医学”的日本医家亦觉得脉诊过于虚幻、难于把握。因而江户以来的日本近世医家，实际使用的乃是一种叫作“腹诊”的查病方法，即通过触摸腹部，以获取全身疾病信息的诊断方法。两相比较，不难看出中国人的性格之中含有一种对“意”字当中所含要素的特别崇拜。“读书万卷，何如指下三分；谨守成规，岂过心灵一点？”对于脉诊的如此赞誉，不过是这种心态的一种表现。

五、医案与“意”

明代江瓘（1503～1565）自幼习儒，功名不利而业商。曾因呕血遍延名医，却屡治不效。乃自学其道，竟成名医。感《褚氏遗书》“博涉知病，多诊识脉”之论；念山居僻处，博历无由，故辑古来名医奇验之迹，撰成《名医类案》十二卷。此书被誉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而完备的医案著作，流传至今。在《名医类案》的再刻序文中，可见以下论说：乾隆庚寅（1770）杭世骏序云，“医者意也，云云”；张一桂序云，“医者意也……夫法所以寄意，而意所以运法”。又清代名医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李治序中亦有类似之语：“夫医者意也；方者法也，神明其意于法之中，则存乎其人也。……彼《灵》、《素》诸书具在，而心领神会，则又存乎其人也云尔。”看来，医案也与“医者意也”的问题有关。

医案”即病历（casehistory），是患者情况与治疗经过的记录。从本质上讲，医案是一种“医事档案”和“医学资料”，故其用途亦不外这两大方面。就中国而言，医案作为档案的历史与运用，至少可以追溯到《周礼·天官冢宰》中有关医政管理者（医师）之职责的说明：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

《史记·仓公传》载有汉代医家淳于意的“诊籍”，其中详细记述了医案25则。这是汉文帝四年（－176），淳于意因罪被解往长安之后，为回答“诏召问所为治病死生验者几何人也，主名为谁？”的垂问，而提供的说明材料。其后，至宋代“许叔微《伤寒九十论》，则可视为医案之始有专著。金元时医家每以医论、医案杂处。明清以还，医案学作为独立学科逐渐形成，医案著作大量出现”。曾有人统计，清代的医案有近300种。此时的医案，大多是医家自录行医身验之作，或后人爬梳前贤记述而成，其目的在于供来人参考。故其性质主要是作为一种“医学资料”。

清末以来的医家对于“医案”这种医学资料，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极大的重视。例如“前清名医周澂之（即周学海）云：宋后医书，惟案好看，不似注释古书多穿凿也。”章太炎亦言：“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寻，寻此钻研，事半功倍。”民国时期，不仅“医界均重研读医案”，而且将其引入教材，如“施今墨创华北国医，编《医案讲义》；张山雷执教黄墙中医学校，亦以讲解医案为课程。”目前，北京中医药大学亦在高年级中开设了医案这门课程，确实有达到了“逐渐形成独立学科”的味道。

然而在现代医学著作中，却似乎没有“医案”类的著作，因为没有哪个医生会认为有必要将自己一生治病的经验与案例写成书；教学中也不会特别介绍某个医生如何“灵活处理”具体问题，有哪些“心得体会”。然而中国传统医学却有成千上万的“医案”类著作；不仅教学中会有这门课程，甚至总有人力图否定仿效现代医学形成的院校教育与基本教材；以为只有耳提面命、随师学艺的传统方式，才是真正能够学到中医精髓的唯一途径。这不能说不是中西两种医学体系的又一重要区别。

中医“医案”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从《叶熙春专辑》之“编写说明”的如下之语，可以看出编辑出版“医案”亦具有明显的“政策性”意味，被当作继承名老中医经验的一项具体措施：

“一九六五年，为了继承名老中医经验，在省卫生厅直接领导和叶老亲自指导下，叶老的同事和学生杨继荪……等同志共同整理了《叶熙春医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受到读者欢迎。行将完稿的《叶熙春医案续集》却毁于十年动乱，……近年来在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继承整理祖国医学遗产的工作中，……省卫生厅再次成立‘叶熙春学术经验整理小组’，对叶老的学术思想、临床独到经验进行了总结，编成本辑。”

与此书一样收录于“近代名医学术经验选编”的《金子久专辑》，其编辑者“收集到未发表的金氏医案抄本四十八冊，以及所有已刊行的医案等”，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可想而知。由此可见政策因素的巨大作用。除人民卫生出版社这样的专业出版社外，一些综合性出版社亦对编辑本地区名医的医案，怀有兴趣。例如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临证偶拾》，“收载张羹梅医生有效医案八十余例”；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吴佩衡医案》，“是从他生前写下的临证验案及会诊记录中，选择了有代表性的一部分验案编辑而成”。另外，尽管当代中医亦是以院校教育为主，但仍保持有各种形式的师徒关系。或由弟子尊师、爱师之心愿；或因藉虎皮以出书、扬名之需要，为老师整理、出版医案之事自然也就越来越多。然而除去这些“政策性”、“社会性”因素，决定医案类著作大有市场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还是中国传统医学的固有特点。即由“体”与“用”（理论与临床）间存在着的矛盾、差距所决定。近代医家何廉臣所编《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的“夏应堂序”中对此有所说明：

“盖以医虽小道，辄寄死生，不读书不足以明理，徒读书不足以成用；不读书不知规模，不临证不知变化。良以体质各异，病变不常，呆守成方，必多贻误。虽饱若孝先之腹笥，亦徒成赵括之兵书耳。案者治病之实录，临证之南针也。”

概言之，医案所以受到青睐，是由于从中可以找到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那么，这些具体办法又是从何而来呢？明代医家聂尚恒在“奇效医述小引”中的说明可为代表：

“余究心于斯术，数十年来博取而精研之，深思而透悟之，自觉有如于神妙者。因病制方，不胶于古方；得心应手，不拘于成说。”

用现代之语说，这就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分析的能力、分析的过程，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意”。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综合、轻分析的特征；在医学中则表现为重整体状况，轻具体病症。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片面的成因，在于一般史学家、哲学家所能了解的大多是诸如汉代的阴阳五行、宋明的理气等一些类似“终极真理”的学说，极少能够深入我们今日所谓科学技术的领域，去观古人如何处理具体问题的过程。例如明末清初的医家吴有性在研究瘟疫病的过程中，“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不仅“格”出了：瘟疫与伤寒不同，乃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自口鼻而入以致病的“基本原理”；而且从“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等现象，分析出：“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并推论：如果能知道何物能制其气，则“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

较之于“医者意也”，当代医家更喜欢用“辨证施治”一词来表达中医的神韵，或者称其为中医“活的灵魂”。其要不外首先是对一位患者的具体病情加以详尽透彻、触及本质的分析，然后灵活地选择最佳治疗方案，而不是按图索骥地绳于经典、墨守成规地套用成方。的确，古今医家都极少妄发否定“古训经典、验方成法”之言，但他们的创新意识与创造结果，却在医案中得到了某种体现。他们引用经典之说来证明自创之法的合理性，用经学家的话说，这叫“六经注我”；与古训相悖时，则缄口不言，用史学家的话说，这叫“皮里春秋”。只有看清这一点，才能了解中医学内部“旧瓶新酒”的变化、发展过程；了解医案中蕴涵的医家之“意”为何；了解医案的价值何在。

谈到医案与辨证施治，则还有一事不妨顺带说明。即当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之后，自然引出国人对于两种医学体系之异同、短长的思考与比较。就异同而言，通常认为“西医辨病，中医辨证”是其重要区别之一（这或许可说是“辨证施治”一词赖以成立的根本原因）。虽然中医界力陈“辨证”之科学与重要，但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或者说“很难说清”。而医案的“档案”性质似乎在此又得到了某种发挥棗让事实作为中医的科学性、辨证的必要性的证明！高辉远等整理的《蒲辅周医案》似乎就隐含着如此苦心。其“整理的几点说明”中谈到：

“整理形式仍以中医为主，多采用中医病名，……如中医一个病，可能包括西医的几个病，同是中医的眩晕，而西医则有美尼尔氏综合征或高血压之分。西医一个病，也可能包括中医几个病，同是西医的乙型脑炎，而中医则有暑温或湿温之分……”：“蒲老治病的特点，特别强调辨证论治这个原则……”云云。

医案对于中医来说，无疑是一种教材。无论是自我研读，还是课堂授业，都不仅起到传播技艺的作用，而且还兼有通过“有验之事、可验之法”向后学与社会证明这个医学体系之可信性、增强信任的潜在功能。

六、反对者的意见

并非所有医家都支持“医者意也”的说法，然反对者的出发点却并不相同。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唐代医家孙思邈虽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医者意也”（见本文第三节的引用），但书中又有“医自以意加减，不依方分，使诸草石强弱相欺……”的说法。无独有偶，《是斋百一选方》章楫序（1196）亦称：

“古人方书，一药对一病，非苟云尔也。后世医家者流，不深明夫百药和剂之所宜，猥曰医特意尔，往往出己见，尝试为之，以故用辄不效。甚者适以益其病，而杀其躯者有之。”

这显示出古今医家对于“医方”的基本看法有所不同：古人称方书中所载医方为“经方”，即行之有效的经验之方，故只能照本宣科地加以利用，不得随意加减；今日固然仍有此类人物存在，但为数极少，而大多数的医家只不过是将方书作为临证处方的参考。换句话说，中医师展现在众人面前的“随意遣药、灵活组方”之画面，并非古代文物，而是后世医家的新作（当然，这个“新”只是相对于汉唐而言）。对此有所了解之后，反观六朝隋唐时期大量方书涌现这一医学发展的时代特征，自然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其二，则是对许胤宗“书不可著”观点的批评。如《幼幼新书》李庚序（1150）云：“或者乃谓，医特意耳，不庸著书，……或是一偏之论也。”又如《圣济总录纂要》吴山滔序（1681）亦云：“虽然医者意也，书不可尽废。”此乃显而易见之道理，不必多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对于源于感应论之“药物理论”的批判。在前引《东坡志林》有关“以意用药”的事例（参见注33），以及欧阳修“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的感想之后，还有一段苏轼的反驳之词：“予因谓公：以笔墨烧灰饮学者，当治昏惰耶？推此而广之，则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贫；食比干之馂余，可以已佞……公遂大笑。”

苏轼的话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他表露出一种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悖的“科学倾向”。但遗憾的是，这种“科学”的倾向比较少见；且当出现时，受诘者亦不过是一笑了之。同样，定式化的医方固然具有刻板保守的一面，但在某些场合也有追求规范的性质。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科学倾向”。例如被“医者意也”的支持者朱震亨斥为“何异刺舟求剑、按图索骥”（参见注18）的《和剂局方》，实为宋代官药局生产成药的规范。试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规范，成药又当如何生产？因而有人认为：《和剂局方》具有典型的药典的基本特征和功能，堪称我国药学史上第一部划时代的药典学著作。

今天，即便是对“医者意也”充分理解、满怀眷恋者，亦难免有下述感慨与批评：

坦率地说，“医者意也”是缺乏现代科学性的，它很容易暴露出种种破绽，甚至流于荒诞不经，然而回到中医的源流上来理解，又会感到它不仅仅是文人用来说故事的题目，而且代表了古典中医的一种思想方法。……时至今日，随着中医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在越来越精细严密的医学科学分析和技术要求面前，中医的思想传统已经失去了存身的基础，经典表述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如果有谁还对你说“医者意也”，那么他一定就是最后的中医。反对中医现代化，绝对是不切实际的愚蠢念头，谁敢与科学较劲呢？

这种思想方法真的失去了存身的基础，无法与科学较劲吗？

七、科学的难点

承认中医能够治病，甚至能治疗一些连现代医学都感到棘手的疑难病症，这对于大多数具有种种直接或间接感受的中国人来说并不困难。遗憾的是成千上万乐于承认这一事实的专家学者，却无法以自己掌握的最先进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手段，对这种感受的科学性、合理性加以证明，无法对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原理、本质、“所以然”做出说明。这就是“科学的难点”。

中医之所以能够治病，固然与几千年之经验积累有密切的关系。但通过前面的论说，不难了解到中医的许多内容并非都来源于实践经验，而是与一些被近代自然科学排斥在外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按道理讲，从这些被认为是属于“交感巫术”的思维方式出发，理应只能产生出伪科学与伪技艺棗不真的认识与无效的操作。但在中医这片土地上，却结出了实实在在的果实。对于这样一种客观事实，哲学家或科学史家给予了必要的承认：“科学与方术在早期是分不开的”；“无论这三者（巫术、宗教、科学）的实在关系如何，巫术好像终归是宗教与科学的摇篮”，只不过“科学比巫术有更清晰的洞察力，它谦卑地学习自然的法则，通过服从这些法则而取得控制自然的能力”。

医案范文篇9

关键词：学术型研究生；中医经典；临床思维

随着国务院《中医药发展战略纲要（2016—2030）》的颁布，我们又迎来了一个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大好时期[1]。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关键在于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必须以高素质人才构建新的竞争优势，以创新激发新的发展动力……建成一批中国特色、国际一流的研究生培养基地”。中医药高等教育已经是中国特色，要达到国际一流，必须提升中医药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和层次[2]。然而，自2014年之后中医临床规培教育制度推行以来，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逐年下滑。由于学科的特殊性，中医学术型研究生也得具备一定的临床思维能力，这就需要导师、学校都意识到培养学术型研究生中医临床思维的重要性，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升学术型研究生的临床思维能力。

1中医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现状

现代医学研究生教育分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2个类型培养，自2014年以来，我国全面推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与中医专业型研究生教育相结合的中医临床规培教育制度，这一举措促进了中医专业型研究生临床能力的提高，却造成了中医院校的学术型研究生数量的递减和培养质量的下降。出于各种原因，优秀的中医学本科生更倾向于攻读专业型学位，这直接影响了学术型研究生的学术创新与学科的学术发展[3]。此外，中医学术型研究生还承担着较重的科研任务，如果想达到毕业要求，他们至少需要在科研上投入1年以上乃至2年的时间，这就大大挤压了学术型研究生去临床实践的时间，学术型研究生的专业基础、临床思维、临床技能都得不到锻炼。虽然中医学术型研究生大多选择高校和科研机构为自己的就业去向，但在中医药事业被高度重视的大背景下，要继承好、发扬好中医学精髓，中医药人才降了需要具备以中医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中医相关的其他科学知识研究中医中医药的科研创新能力，对中医经典功底、中医临床能力的要求更高。

2提高研究生经典水平的措施

中医经典理论为形成、建立中医药理论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对确立辨证论治体系有着巨大贡献，它虽然成书年代较早，但在现在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医经典在总结了古代名医治验精华的基础上，又经数千年来人民的实践和检验。经典学习是提高临床能力的基石，是解决临床问题的钥匙，只有掌握了经典，才能举一反三，才能解决临床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2.1办学术论坛

中医经典孕育了中医学的学术思想、特色理论以及诊治疾病的原则、思路和方法，为中医学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同时，中医经典是指导临床实践的理论法宝[5]。但是，从目前中医院校教学计划上，尤其是从经典课时的安排上，可以看出学生投入在经典学习上的时间远远不足。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对研究生的成长十分有益。参加学术讲座论坛、学习中医经典、研读各家学术思想，都有助于培养研究生的中医思维。中医思维是整体思维、辨证思维，大部分学生都没有中医师承或者家传的背景，仅在大学里进行的中医传统文化熏陶与经典教学，并不能满足专业要求，更遑论中医思维的培养与形成。因此，如何通过学习经典培养学术型研究生的中医思维也是重中之重。学校可以定期邀请中医大家进行授课，或者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学术论坛等活动，为学生营造良好的中医经典学习氛围，引导学生重视、热爱经典。此外，在专业教师的指导、解读下，学生才能避免在学习经典的道路上走弯路、绕远路。

2.2诵医学经典想要学好中医，就必须在阅读、背诵

经典上狠下功夫。研究生阶段更应加强对经典的学习。中医历来重视背诵经典。《医宗金鉴·凡例》中说：“医者书不熟则理不明，理不明则识不清，临证游移，漫无定见，药证不合，难以奏效”。阅读经典，可以让中医研究生对医学的感悟更加深刻，对经典条文的理解更加透彻。熟练记诵了经典条文，可以提高研究生们的临床技能，可以更好地指导临床运用。背诵不仅是“书熟”的重要途径，也是临证自信心的根本来源。中医研究生若想夯实中医基础，必须熟谙中医经典著作，在诵读经典中强化中医经典理论的学习，在理解、解读中医经典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探寻经典的真谛。导师可以组织研究生定期定量背诵中医经典如《伤寒论》《金匮要略》《医宗金鉴》等，营造出学习经典、背诵经典的良好氛围，引导学生热爱经典，并定期组织学生开展经典论坛讲课或比赛，让学生在准备的过程中充分查阅相关知识，让专业教师参与讨论并讲解所属专业的相关知识，对研究生的经典水平有着显著的提升。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全国中医药大会及《中共中央国务院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要求，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于2020年10月开展了首次全国中医经典能力等级考试试点联考工作，以考促学，推动中医学类专业学生中医经典的学习与运用能力。虽然中医经典能力等级考试联考目前仅在部分中医药高校开展，但此举的意义重要非凡。中医经典等级测试的开展，对中医学类专业学生的经典学习水平有了更加准确的量化评定标准，是国家推动中医学类专业学生提升中医经典的学习与运用能力，进而全面提高中医学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又一重要举措。

2.3勤医案学习

医案即病案，是医生诊治疾病时对病情、辨证、立法及处方用药和疗效的记载。它最早起源于西汉著名医家淳于意所创“诊籍”[6]。医案作为重要的临床资料，不仅可以模拟、还原当时的诊治经过，我们更可以将医案中的经验进行分析、归纳，以方测证，推敲医者的临证辨证思路，并将其上升为理论。医案是中医学理论在临床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与体现，医案学习是夯实研究生中医理论知识基本功、培养锻炼研究生临床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分析、讨论中医流派的经典医案，不仅可以让研究生融会贯通以前学过的基础知识，更可以充分发挥研究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让研究生主动去思考、揣摩医案之外的东西，提高研究生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其思维辨证能力[7]。中医经典的学习离不开医案，与枯燥的经典条文相比，医案更显得活泼生动，贴近临床，其趣味性和现实指导意义更深。学术型研究生虽无太多时间扎根临床实践，但通过学习医案亦可掌握疾病的辨病方法及理法方药，启发中医临床思维，进一步强化研究生对经典的理解，让研究生做到能用经典、会用经典、熟用经典[6]。

2.4重师承教育中医因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师承教育

自古以来就是中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父子相传、师徒相承”的师承教学模式在培养中医人才的中医临床思维、临床实践能力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师承教育是中医教育不可或缺的培养模式，想要培养出优秀的中医学人才，必须要采取中医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的复合培养模式。家传师承是传统师承教育的主要模式，该模式培养过程中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学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跟师父出诊临证，口传心授、注重临床是师承教育的标志性特征。在院校教育的背景下，研究生在上学期间跟导师出门诊，某种意义上也是古代师承教育的延续。虽然学术型研究生承担着较重的科研任务，但他们更应利用好有限的时间，更努力地学习体会导师的中医思维、辨证方法及临床经验，做到细观察、勤提问、详记录、敏思悟，通过对多种疾病的临床观察体验，使自己的中医临床思维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培养。

3结语

医案范文篇10

1《杏林医学月报》概述

《杏林医学月报》在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时任校长陈任枚先生支持下创办，由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杏林医学社负责，社址在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内。1929年1月创刊，出版至1937年7月，每月1期，除了1929年2月、12月因故停刊外，共出版了101期。初期创办人有马荫遐、陆益三、江堃、张阶平、徐祥云、李鸣始，均为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首届毕业生。1930年1月始，刊物主编由张阶平、江堃担任。《杏林医学月报》创办于中医药危难之际，秉承杏林医学社“改良国药，改进国医，融贯古今，沟通中外”的宗旨，办刊志在“研究我国医药之实用，宣传我国医药之文化，介绍医药学说，交换医药知识”[2]。正如发刊词中所言，“本报之设，实为我新中医界之喉舌……普及教育，提倡社会之卫生，改制药剂，挽回利权之外溢，尤当与中西医学先进之士，共同研究也”[3]9-10。《杏林医学月报》出版时间长、期数多，“神交千里，闻名遐迩，立论稳重，内容丰富”[1]372，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医界重要的学术和舆论阵地。

2主要内容

《杏林医学月报》内容丰富，从第12期开始设置栏目，基本固定为社论、评论、论坛、辩论、言论、研究、学说、释古、辨古、考据、讨论、验方、方剂、药物、专著、医案、卫生、常识等。期刊栏目能够展示期刊的总体结构，帮助读者快速了解其办刊思路，体现其学术价值。根据报道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类。

2.1时事评论类

时事评论类栏目主要有社论、评论、论坛、辩论、言论等，收录中医药界同仁关于中医学现状和发展的探讨、中西医学比较及政府关于中医政策的评论。如余锡亨发表《中西医药潮之评论》、梁长荣发表《论教育部取缔国医学院》、卢朋著发表《论中医勿失其故步》、邓鹤芝发表《汉医式微之原因及其今后之认识与努力》等。

2.2学术探讨类

学术探讨类栏目有研究、学说、释古、辨古、考据、讨论等，既包括理论学说、经典释义、文献研究等理论研究，也包括疾病临床诊治、个人临床经验等临床研究。理论研究如《论人身之火》《风雨与疫气之关系》《论温病之源流》，临床研究有《黑热病证治指南》《厥证辨》《论肺痨之原因》《治汗概论》，其他还有《论王清任医林改错》《医学大辞典手少阴与手厥阴条下更正》等。

2.3方药研究类

方药研究类栏目有验方、方剂、药物等。这类栏目有对单味药物的研究，包括药物名称、科属、性味、功效、用药宜忌，如《茯苓新研究》《垂丝柳解》《荆芥治产后痉厥》《续随子（一名千金字）治水肿之宜忌》《莱服之功用》，也有对验方应用及药物汇编整理的研究，如《方剂学之系统及其编纂与研究之方法》《辨养阴清肺汤之利弊》《经验生草药性》。

2.4专著医案类

专著医案类栏目有专著、医案，提供丰富的医家专著和医案的连载，以期促进中医药学术交流。如卢朋著《中国医学源流略述》、李健颐《鼠疫新篇》、张确余《研究风寒温笔记》《伤寒方证对参》、陈应期《医学实录》等。其中部分专著，如卢朋著《中国医学源流略述》、李健颐《鼠疫新篇》均是在期刊首发后，才出版单行本。2.5卫生保健类卫生保健类栏目有卫生、常识，主要为大众提供卫生保健科普常识，如《谈谈齿牙卫生》介绍刷牙的重要性、牙粉的选择及漱水的改良，《食物相犯与宜忌之认识》介绍食物搭配食用的宜忌等。

3学术特点

3.1学术内容丰富

《杏林医学月报》以刊载学术论文、医籍连载、医案专栏等方式执守中医、学术汇通。据统计，1929年1月－1937年7月共载文1402篇[4]，学术探讨内容丰富，既有中医发展方向研究、经典著作阐发、中医临床诊治、方药探讨，也有中西汇通探讨。专著连载、医案专栏更是荟萃了当时诸多著名医家的临证经验，如陈应期《医学实录》、陈渔洲《藻潜医案》、李秋铭《存本草堂六科方案》等都是连载较完整的医案。为《杏林医学月报》撰稿的多为省内外知名医家，如张锡纯、陈应期、陈渔洲、陈芝高、邓靖山、何奎垣、刘琴仙、张恭文、张确余、梁长荣、李健颐、李秋铭等[4]。其中梁长荣、李健颐为福建人，张锡纯为河北人，余者皆为广东医家。另外，撰稿较多的还有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教师，如卢朋著、甘伊周、梁翰芬等。众多名医的撰稿，保证了本刊较高的学术水准。

3.2探讨中医科学化

面对西医的冲击，不少医家意识到中医必须与时代接轨，如果不加以革新，中医将面临更大的危机。他们大力倡导中医科学化，《杏林医学月报》刊载了许多倡导中医革新及汇通中西医的文章。梅永茂撰文《中医界今后应有之觉悟》，认为中医药在危机之时，亦是中医的绝好教训，今后需“刻励求进，渐趋于科学之轨道”，并指出中医最少须有以下之觉悟，“1阐明古书精义，2科学化，3证诸实验，4归入教育系统，5新的建设”[5]。谭活水在《今后中医应走之途径》提出，中医科学化应从几个方面着手：人体解剖宜实习；人体生理宜实质化验考征；卫生新法宜实施详究；病理解剖宜以动物实质试验；药理宜透解方可授服；诊断法宜参用机械；处方用药宜审慎将事[6]。张恭文连载《中西合璧实用生理学》一文，从中西汇通的角度，将西医的解剖位置及生理构造与中医生理功能相结合，阐述了五脏六腑之生理学。

3.3记录中医药界抗争资料

1929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了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及消灭中医的六项措施。《杏林医学月报》随即在3月第3期发行特刊《特载医药潮中之呼声》。主编马荫遐、张阶平分别撰写文章《写在全国中医药界一致反抗中央卫生会议议决废止中医药案之呼声之前》和《写在全国中医药界一致反抗中央卫生会议议决废止中医药案之呼声之后》。特刊还详细刊载了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纪、各代表赴京请愿情形、全国医药代表会请愿团之报告，及上海中医药团体之通电、广东新中医学会通电、中国医学会通电等来自全国各地医学会、医药团体的通电宣言，表达了当时中医药学界维护中医的强烈意愿，掀起了奋起抗争的舆论热潮。1929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又通令，要求中医学校等组织一律不得称医院、学校，而改称医室、传习所。布告发出后，《杏林医学月报》即向教育部蒋梦麟致电：“南京教育部蒋部长钧鉴，部令中医学校为传习所，实为毁灭国粹，扬西抑中，恳即收回成命！”[3]208同时发表《本社重要宣言》，刊登广东中医药团体学校联呈教育部电、浙江中医专门学校致各医药团体电、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学生会致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电、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学生会致国府蒋主席电及各团体的宣言。1933年6月，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提议废弃国医国药，凡属中医不许执业，全国药店限令歇业等，引发了废止中医的激烈争斗。《杏林医学月报》陆续刊登《驳废止中医药的谬论》《中政会主废国医药后》《对日本奖励栽培汉药与氏废除中国医药之感言》《对氏废除国医药之评议》等评论文章，对的提议予以驳斥。《杏林医学月报》忠实地记录了民国时期中西医学的碰撞和中医存废之争，同时发挥期刊的喉舌作用，为中医药抗争积极发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3.4记录医政新闻

《杏林医学月报》从第25期开始，陆续刊登中央国医馆筹备情况，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草案、理事会章程草案，中央国医馆宣言，中央国医馆发起人名录，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及理事会章程，及中央国医馆的医令等，对中央国医馆进行了详实的报道。《杏林医学月报》第65期登载《苏省颁行中医暂行条例》，第67期登载《苏省取缔七十余县改组中医谨约同日领证义》，第80期转载《邹福松医师电疗误毙老妇纠纷详情》及各方报道。这些资料对了解当时的医疗政策和医疗新闻具有重要的价值。